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07-18 09: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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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此背景下，财富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壮大，居民可用于投资的资产显著增加。现阶段，居民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基金、债券、股票、房产等。除此之外，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所熟知，进入大众理财的视野。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财富管理并非通过单一的投资渠道就可以完成，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经验丰富的从业者根据投资者不同人生阶段的财务需求，设计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保障资产在不同经济周期及生命周期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并最终实现传承。
篇2
面对市场上资金出海投资风潮，多位国际国内宏观和投资理财专家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不赞成盲目向海外投资；至于如何选择投资标的，他们建议回归价值投资。
不担心人民币剧烈贬值
令人担忧的是，上月的人民币汇率在短期12个工作日内贬值了1.5%，接近过去8个月的贬值幅度。期间美元指数升值了3.4%，而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并没有太大波动。市场预期，人民币贬值将会继续，而且形势严峻。
不过，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零售银行研究与投资策略主管唐君豪对《投资者报》记者说：“人民币相对美元或温和贬值，但整体将维持相对稳定。”
“花旗预估未来6～12个月，美元兑人民币可能升至6.85，隐含约1.2%的贬值幅度。从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的角度看，我们不认为人民币汇率受到严重高估。” 唐君豪说。
在他认为，尽管美联储或在年底加息，但中国央行推迟降息降准措施，适度减轻因息差所导致的资本外流压力。“资本管制措施趋紧减少投机性资金流出，人民币贬值预期稍微缓和。而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以及中国债券市场向国际机构投资者开放，皆可能让资本重新回流。”
不建议盲目海外投资
人民币走弱瞬间刺激了国内民众对于以美元为主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大量资金兑换成外币或流出境外投资，令人民币持续受压，但盲目逃向国外是否能够保值增资？经记者了解，包括国际投行在内的很多专家也并不赞同盲目出海，认为仍需考虑资金来回的成本和实际的需求。
星展银行（中国）个人银行部投资及保险产品部总监孔淑妍建议有资金出海打算的客户可以考虑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能承受的外汇风险是多少？二是需要更多外汇是否有为未来需求的打算，如为孩子的教育资金提前锁定汇率？三是选择怎样的投资途径？
在孔淑妍看来，全球资产配置更适合于有一定投资经验，投资期较长的投资者，由于没有一个货币可以保持永远强劲，所以只需转移投资组合的一部分去捕捉市场机遇。“外汇投资是个相对概念，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贬值不代表兑其他货币皆是。如果投资者可以承受较高的风险，那么在外币的配置上更加丰富，也更具操作弹性。”
虽然多元化全球配置策略是对冲单一资产风险的务实选择，但在业内看来，多元化也有诸多容易被忽视的误区。
“人民币未来还是有缓慢贬值的压力，但是急速贬值的情况并不存在，我们预计年幅度大概在3到5个百分点。所以对于一般的投资者而言，由于国内的投资品种仍比较丰富，并不赞成盲目的往海外扩张，建议流动资金在千万元以上的客户可以考虑海外资产配置。”包商银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邱思甥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牌价每天都在变化，并且未来可能波动幅度也较大，如果没有明确的长期用途，比如海外留学置业，仅选择中长期的美元存款作为投资仍存在一定换汇风险。”北京某市场人士表示。
国内国外都有机会
对国外的资产配置，孔淑妍认为，如果仅是在不同市场分别投了10只股票，这样的资产配置并不是多元化。“一个优秀的资产配置应该是不同资产类别在不一样市场的平衡组合，包括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另类投资等，最终以达到在最低风险下收益最高，而在最高收益是风险最低。
而相对于国内多数投资者，中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崇艺建议，高净值投资者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财富成果，可以看看香港首富李嘉诚、中国首富王健林在干什么。“美国的股票、债券、期货、创业基金等适合专业机构投资人，而个人建议投资能够看得懂的房地产或房地产基金。” 杨崇艺表示，中国的国内以房地产为代表资产价格偏高，资产投资收益率急剧下降，而美国商业经营性物业的投资回报率是中国的3倍以上，可以选择国企背景和正规持牌的金融机构所推出的房地产基金。”
篇3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截止到2001年底，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控制着300亿美元的国外资产(这个规模接近1990年拉丁美洲的全部资本输出总量)，拥有2万名外国员工，国外销售额达到330亿美元。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也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之一，华为、万向、正泰等公司不同程度地走向国际市场。报告认为，中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将不断上升。但是，若把中国的跨国公司置于世界范围，就目前全球约6.5万家跨国公司，85万家海外分支机构，雇员有5400万人，销售额19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达到6.6万亿美元水平比较，中国的跨国公司规模、水平和能力与其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相比，极不相称。
中国的跨国公司总体看有以下明显的弱点：
(1)跨国公司数量少。到2001年底，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数4000家左右，经原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数为6513家，而目前全球有65万家的跨国公司共计85万家海外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我国的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仅占全球跨国公司数的0.6%左右，海外分支机构数则占全球海外分支机构数的0.77%。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2002年中国GDP总值为1.2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6，中国的对外贸易2002年已上升到全球第5位，我国的制造业在世界排名第4位，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且中国的世界出口市场份额 2000年为6.1%位居第4。这样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而却只有这么少的企业走向世界，去分享世界市场，显见，中国的跨国公司发展是滞后的。
(2)跨国公司规模小。中国的跨国公司规模，无论是公司外国雇员人数还是海外资产数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据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外国雇员人数和海外资产数计算有下表：
外国雇员数(人)
海外资产(百万美元)
总数
平均人数
总额
平均
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
发展中国家最大25家跨国公司
中国最大12家跨国公司
2，355，217a
245，718
20，000
98，134
9，829
1，667
1，410，771b
130，381
30，000
61337.87
5215.24
2500.00
此表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计算整理而得。
a.其中不包括排名第8位的日本Toyota Motor的海外雇员数；
b.其中不包括排名第16位的德国Daimler Chrysler公司和排名第23位的德国E.On公司海外资产数。
中国目前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平均每家雇员数仅为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平均外国雇员人数的1.70%，即便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最大25家跨国公司而言，也只占其17.96%。跨国公司中外国雇员数的多少，除了说明其规模大小外，还反映公司的国际化程度和管理模式及管理水平。就跨国公司海外资产数量来看，也有明显的差距。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的海外资产规模为发展中国家的25家最大跨国公司平均拥有海外资产数的 47.94%，而仅为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海外资产数的4.08%。显然，中国的跨国公司就海外雇员人数和海外资产数拥有量看都是小规模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时必然处于弱势地位。
(3)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FDI)水平低，生产销售能力差。中国跨国公司对外进行FDI的水平，无论是相对于我国的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还是相对于全球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处于低水平，有如下资料：
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
平均每家跨国公司
(家)
(亿美元)
FDI(亿美元)
全球(2001)
中国(2000)
中国(2001)
65000
66000
1.0154
2620
116.3
0.0447
2800
79
0.0282
显然，2001年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水平仅为世界水平的2.8%左右，而同年，我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达到470亿美元(2000年为410亿美元)，引进FDI与对外FDI之比，发达国家为1:1.33，发展中国家为1:0.19，中国为1:0.03。低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跨国公司规模小的主要原因，这也就直接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的生产销售能力：
该表由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资料计算整理。
*其中不包括排名第22位的新加坡的Singtel公司。
中国跨国公司平均销售额水平仅占全球最大 25家跨国公司平均数的6.02%，占发展中国家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平均数的41.78%。
从中国跨国公司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尽管发展速度比较快，但跨国公司的数量少、规模小、能力差是其基本特点，在全球跨国公司大家庭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不利于中国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使自己更有效的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就跨国公司的主流理论，还是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培养和发展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都是一个急迫的任务，也具备了其基本客观条件。
1.经济的全球化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舞台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是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相互促进的事物，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论动机如何，也是人类智慧的充分体现。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的客观要求，必然使各国走向国际市场，只是经济强国先走一步，多占一份市场份额，但这使得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由此形成，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它因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产生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这种趋势。显然，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应该乘势而上，因为客观上已经具备了一个重要的成长和发展的条件。作为一般的规律，跨国公司是一国经济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自身经济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果、对外经济合作以及吸收外资等方面已经显示中国经济深入地融人世界经济之中。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的公布，2000年中国出口世界市场所占分额已为6.1%，位居世界第四位，而在“1985-2000年根据出口市场的份额的获得成果的20个优胜经济体”中，中国遥遥领先而位居第一，达4.5%；同时在出口结构中，2001年，中国所有产业的出口中外国子公司所占份额为50%，在制造业中占44%；中国吸收FDI方面，2001年，在全球FDI流入量比上年下降51%的背景下，中国流入FDI达4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5%。2002年，中国实际引入FDI计53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3%。2003年1至7月，我国实际引入FDI共33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7％。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客观上已经较深入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如何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积极主动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是一个紧迫的课题，也面临极好的机会和条件。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的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2.各国的开放政策更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进入，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经营条件。
跨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进行跨国经营，最关心的是进入的效率和经营的成本。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充分意识到利用国际资源的重要性，尤其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WTO的规则也要求成员国清除壁垒，加大开放力度。所以，各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政策更加宽松、透明，管制减少，而自由化程度提高。如下表：
该表引自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
a 包括目的在于加强市场职能以及增加激励措施的放宽的改变；
b 包括目的在于增强控制以及减少激励措施的改变。
上表显示，2001年有71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法律进行了208项修改，这其中90%以上(即194项)旨在使投资环境更加有利于流人FDI。此外，2001年还有多达97个国家参与缔结了158项双边投资条约，使得这类条约的数目达到2099项。显然，各国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的宽松透明的趋势，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机会，使跨国公司的进入效率更高，经营成本也相应会更低。所以联合国贸发会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政策自由化是推动国际生产扩大的主要动力之一，这当然也是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3.国际直接投资的机会较好，形式多样，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行动的条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有多种，目前在世界经济全球性衰退，特别是北美、日本和欧洲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股市下滑的背景下，给中国的企业对外进行FDI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有关的国家需要刺激消费，扩大生产，增加就业以振兴经济，也就需要外来的支持，相关的进人成本也就会降低，中国的企业乘机低成本地进行新建工厂、并购企业、合资控股等对外进行FDI，都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就近几年非常流行的FDI并购形式来分析，2001年全球跨国并购额已为5940亿美元，但较2000年下降了一半，并购的案例数也从2000年的7800件下降到2001年的6000件。其主要原因是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乏力，削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对投资的能力和意向。但在这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中国经济风景独好的形势下，可以说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进行联合或并购成本较低的时候，也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较好时机。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虽然跨国并购数量和规模大幅下降，但仍然是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在过去的两年中，从亚洲地区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从新建投资转向以并购为主，2001年规模达到25亿美元，占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左右”。由于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独放异彩，这必然与引资国及其企业的合作带来机会，这就是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为跨国公司的—个重要条件。
4.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和状况，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条件。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也不断强大起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不断增强，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无疑起着支持和促进作用。
(1)国家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上升，是中国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和后盾。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起突破1亿万美元，2002年达到1.23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第6位；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5098亿美元，也位居世界第6，2002年进出口总额达62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8%；我国的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和电视等的产量是位居世界第一，农产品中的谷物、肉类、花生、水果等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不仅许多总量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经济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引人瞩目。从1998年到2002年这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从1989年到 2001年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9.3%，比世界经济增长快6.1个百分点。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具有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
转贴于
就国家竞争力而言，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在2002年的《世界竞争力年报》中的排位，中国国家竞争力位居世界31位(2001年为33位， 2000年为30位，2002年后退的主要原因是新增加的两个国家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参与排名，这两个国家部分指标好于中国)，如下表所示：
IMD：《200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
显然，中国作为一个基础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与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比较，竞争力的差距也在缩小。而从我国工业发展及竞争力状况，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力》的资料有：
此表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1／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表A2.16和表2.4整理。①共对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位。
此表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表A2.17和表A2.8整理。
①共对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位；
②中国在所有经济排位中没有进入前10位。
中国已经具有了较强大的综合国力，且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和工业的行业竞争力处于中上水平，并且还在不断提高，这些都为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为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2)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币值坚挺，为中国跨国公司提供了投资条件。我国的外汇储备截止到2003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额多达3465亿美元，同比增加了42.7%。具体一点看，从2002年底到2003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从2800亿美元增长到3450多亿美元，仅半年时间就增加了600多亿美元，而且，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的外汇储备还将显著增加。理论上，外汇储备量与人民币汇率呈正线性相关关系(有研究表明，相关系数r=0.98)，外汇储备量的增长会促使本币汇率上升，即货币对外升值，而表现为币值坚挺态势。另一方面，进行国际直接投资，需要支付款项和转移资本，即需要外汇。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利伯的观点，国际直接投资通常会从汇率坚挺的国家流出，他证明了如果跨国投资企业拥有相对坚挺的货币，则在汇率上可获得所谓的通货溢价的额外收益。同时从经济整体看，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会影响国家的外贸出口规模。所以，从政策上，为了释放某些压力，防患一些风险，同时也为了充分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应该允许企业自己保留更多的外汇，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去投资，进行跨国经营。显然，丰富的外汇储备，坚挺的人民币汇率对海外投资是一个有效的刺激。
(3)中国产业实力的提高，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实体依据。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按工业竞争力指数 (CIP)的标准，中国工业竞争力排名世界第37位。
资料来源：长城战略研究所《2002年科技发展报告》。
根据长城战略研究所的《2002年科技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已达35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制造业产品达2.2亿美元。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增加值占CDP比重基本维持在40%左右。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生产能力迅速扩张。根据初步统计，我国有上百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位居首位，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产品占世界份额的50%以上。我国制造业中的部分企业将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实体。只要以中国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在 21世纪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全力以赴发展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条件，将中国制造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过渡到竞争优势，便能迅速成长起一批中国的跨国公司。
中国的企业要成长为具有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还面临许多问题，毕竟中国经济的真正快速发展才仅仅20多年，且脱胎于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世界科技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没有停止，一直在快速前进。中国企业要成长为跨国公司，还必须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广泛深入地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必须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使其高效透明，必须扩大企业规模，壮大企业的实力。
参考资料：
[1]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R].2002—09—17.
[2]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5。
[3]司岩.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证与战略[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2.
篇4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在2012年再度提速，其标志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从中间价上下0.5%，扩大到上下1%，同时利率浮动区间也有所扩大。更重要的是，2013年11月，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推出了完成余下金融改革的蓝图。自那以来，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化得到大力推动。最近，中国央行（PBoC）在2015年8月改革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根据前一日在岸收盘价制定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这样的时机选择，既是因为中国有意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也是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身的估计，人民币似乎达到了接近“公允价值”的汇率水平。
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方面的进展，甚至比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进展还要快。国际化方面，人民币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作国际上的发票货币和结算货币。实际上，自2009年开展试点以来，人民币贸易结算已迅速增长，目前占到中国贸易的22%之多。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使用仍然较为有限，并且集中于主要涉及私人部门的点心债券（Dim Sum Bond）市场。人民币加入SDR之后，官方对其作为储备货币的使用必将增加。
至于开放资本账户，中国显然已通过配额制度向投资资金开放，这既包括资本流入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配额制度，也包括针对离岸人民币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特别配额制度，以及资本流出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配额制度。更近些时候，中国简化了外汇监管，使企业能够更自由地处理外汇资产。按照IMF的分类，中国40个资本账户子项中，总共已有35项完全或部分可兑换，只有5项仍不可兑换。目前，对资本流动剩下的最大限制在于对外投资和个人外汇兑换。对外投资不久前已通过连通上海和香港股市的沪港通部分开放。
国内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一系列新的自由化措施自2014年3月开始施行，包括继续推行利率自由化，并在银行业引入更多竞争。最新也是决定性的一步，是 2015年10月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同时，中国银监会（CBRC）放松了对私人资本投资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比如投资于消费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而且，上海自贸区成为政府促进金融改革的新宠。这一试点项目旨在引领全面的利率自由化，允许从国外跨境借款，并准许自贸区居民进行海外投资。
展望未来，即便资本账户已经相当开放，但真正的问题是它是否会完全开放，以及随着自由化的推进，资本流入和流出会发生什么变化。经济文献中的共识是：中国将继续作为净债权国，其净海外资产头寸占GDP的比例将基本保持稳定。这一预测的重要性在于，人民币在中期内也应会继续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但当境外投资者被允许在中国投资任意想要的金额，同时中国居民能够将资金转往海外以使储蓄部分多元化，毫无疑问总的资本流入和流出会大量增加。净海外资产头寸或许能保持稳定，但总资本流动规模可能变得十分庞大，这本身就会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因此，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能维持资本账户多大程度的“有管理的”可兑换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既要一个风风光光的国际货币，又要相对稳定的金融市场。
杠杆率大幅飙升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伴随着杠杆的大量产生。这一切源于公共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它们为了实施2008-2009年的庞大刺激计划，从银行借款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此后刺激计划已变成中国经济政策的新常态。当经济增长在2012年和2013年再次放缓时，中国政府的对策是推出更多基建项目以提振经济。同时，企业借款人也感到可以利用这一新常态。由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足以容纳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举债，大量企业，尤其是较小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影子银行满足融资需求，并规避对银行贷款日益收紧的监管。结果，过去几年公共部门和企业的债务急剧增加。虽然银行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贷款人，但影子银行已变成重要的融资来源，占未偿债务总额的逾四分之一。
虽然缺乏中国公共债务总额的官方数据，但中国审计署2013年底的一份全面官方报告让我们对情况有所了解。当时，中央政府债务为GDP的21.8%，包括中央政府的一般财政债务（GDP的16.7%）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债务（GDP的5.1%）。同时，地方政府总债务（不包括审计署报告不涵盖的国企债务和养老金或有债务）达到GDP的31.5%。因此，总公共债务为GDP的53%左右。麦肯锡（Mckinsey）最近一份报告所述的情况与此相近，显示公共债务达到GDP的55%。即使公共债务存量看起来相对得到控制，也不应忽视一些不健康的特征，比如期限错配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高利率（为6%-8%，中央政府债务利率一般为4%-5%）。
篇5
FOF是2017年市场聚焦的话题，自证监会公募基金FOF指引以来，不少公募基金都在思考自己的FOF发展之路。
作为国内最早树立全球化资产配置路线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之一，上投摩根基金认为，FOF业务的精髓在于资产配置，而把全球配置特色与多年投资中国经验相结合，为投资者提供新的、长期投资解决方案则是上投摩根基金设定的FOF发展方向。
为了迎战公募FOF的放行，上投摩根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对相关产品的投资配置和体系建设有何设计与想法？应关注FOF产品线投资者的需求，《投资者报》记者也特别采访了上投摩根FOF团队及相关负责人。
全球配置专家
“发挥FOF产品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的特色，体现上投摩根在全球投资中的优势，这是我们未来FOF产品发展的大思路。”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展十余年来，上投摩根基金在投资中国和投资海外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这些优势会在FOF发展中延续。
净值表现是最好的说明。2017年以来，上投摩根基金旗下国内投资产品和海外投资产品全面开花。截至6月22日，上投摩根核心成长基金2017年以来取得23.33%的业绩回报，同期上投摩根大盘蓝筹基金亦取得22.31%的优异表现。海外投资方面，截至6月21日，上投摩根亚太优势基金（QDII）、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基金（QDII）、上投摩根中国世纪基金（QDII），今年以来业绩回报分别达19.57%、18.60%和15.34%。
从国内市场到全球市场，丰富而表现优秀的产品矩阵是上投摩根备战FOF产品的信心来源。而在FOF产品的研究和投资方面，上投摩根基金亦做了精心准备。
据悉，目前上投摩根基金内部已组建了一支精干的FOF研究、投资团队，且在正常运转，内容包括建立FOF基金研究系统，构建FOF投资流程等。据了解，上投摩根基金在FOF业务的准备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投研团队搭建，包括人员梯队、投资经验、软件制度，如FOF基金研究系统，FOF投资流程等；二是产品投资运作尝试，在既有领先尝试下，去年底又成立了上投摩根全球多元配置基金（QDII FOF）；三是产品设计尝试，在股东方摩根资产管理几十年FOF投资研究的影响下，上投摩根较早开启了FOF研究和设计，而除了QDII FOF，还有专户等渠道的FOF产品；四是投资者教育，上投摩根告诉记者，公司长期坚持投资者教育，沟通资产配置、长期投资的投资理念。
“在近期的上投摩根全球多元配置基金的投资运作中，我们完全建立了从长期资本市场假设、大类资产配置、优质基金产品选择到动态调整的FOF投资流程。这只产品投资范围包括摩根资产旗下众多优质投资策略，构建产品的投资组合。” 上投摩根相关负责人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资料显示，上投摩根全球多元配置基金主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基金做投资，到现在净值一直处于盈利状态，自2016年12月19日成立以来，截至6月21日，已实现累计净值增长7.2%。
大类配置+精选“武器”
如何将海外成功的FOF投资经验复制到中国？在上投摩根看来，对配置的要求非常高。“FOF的研究其实很像是在一群武器中寻找合适的组合。备选基金就是各类武器，如何搭建自己的武器组合，应对未来的投资挑战，就是进行FOF投资的过程。”
基于对市场长期的判断，上投摩根会先进行资产选择，根据对未来市场的研判，确定大类资产配置，找到配置目标资产，同时结合市场情况和资产类别，分析投资策略与趋势，再深入研究各“武器”的性能特点，尽可能发挥最大功效。上投摩根基金告诉记者，为打造一套完整的内部研究系统，公司已从绩效、资产配置、归因分析、估值分析、行为分析等角度对基金产品进行全方位分析和研判。
基金的投资策略是什么，基金的超盈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基金更适合何种市场环境，基金的投资前景如何？在上投摩根看恚大类资产配置是FOF投资的起点和最高原则，只有先了解大类资产配置，才能更好地选择底层基金，并且要对基金产品的“武器”性能有深刻的了解。
而历史数据显示，在投资里，选择哪类资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投资是否成功，这个重要性甚至高于选择该资产类别中哪一只具体的产品。为此，上投摩根基金每个季度都会上投摩根全球资产长期展望，对全球各类资产下一阶段的投资前景进行分析、预判，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大类资产配置。
“FOF投资是研究、挑选、配置优秀的基金产品。我们通过360度全方位的研究，分析底层基金产品的风格、投资策略、估值、盈利归因等，力求将大类资产配置的思路完整地执行下去，使最优秀的基金管理人执行最优秀的资产配置战略，从而争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内外兼顾 深化内部基金研究
不过，FOF作为新尝试，国内基金的配置对公募仍是挑战，上投摩根向《投资者报》表示为了迎接FOF的战略机会，公司在研究和投资方面也做了部分安排。
“未来FOF产品的主要投资方向是内外兼顾，主动管理产品以内部为主，也可以寻找合适的外部产品，”选择这样的发展方式，上投摩根表示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公司旗下产品线较齐全，包括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海外投资产品等在内的几十只产品，覆盖了从股票、债券、海外资产等各类资产，基本满足各类资产的配置需求；二是通过寻找合适的外部产品，也可以有效地布局某些公司现在没有覆盖的资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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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证监会正式并实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2号――基金中基金指引》，正式开启公募FOF的大幕，行业格局将随之变革。
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截至目前，中国公募基金产品数量达到3300多只，已超过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且基金细分类别繁多而复杂，收益特征多种多样，给投资者的选择带来了困难。
在华夏基金总经理汤晓东看来，随着资产荒的加剧，公募基金需要满足投资者多样化资产配置、有效分散投资风险的需求。投资者很难有精力和专业知识寻找和管理自己的基金，而FOF产品可以解决他们的困扰。
从海外市场看，目前全球对冲基金FOF管理的资产已达4500亿美元。美国共同基金中FOF规模占比超过10%，当前中国公募基金规模已接近8万亿元，如按同比例计算，未来中国公募FOF规模有望达到1万亿元左右。
FOF的出现意味着理财市场的进阶和大众资产配置时代的到来：在经济下行周期，单一类型资产的投资风险上升，投资者需要靠合理的资产配置来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
值得注意的是，FOF的作用是资产配置、二次平缓风险、追求长期的投资效率的提升，但FOF不是“万能药”，它很难给投资者带来超额回报。一旦投资者发现真正的运作不如预期，甚至可能出现投资失败，那时对FOF发展的影响是致命的。 箭在弦上
诸多公募基金正在积极准备FOF产品及相关程序。
据《财经》记者了解，国内首批FOF基金经理资格考试结束。包括平安大华、鹏华、建信、华安等在内的多家基金公司均有人员参与了此次考试，其中，部分基金经理已经通过了考试，正在准备产品申报。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FOF最核心的功能在于其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多数基金公司初期推出的FOF系列产品将以资产配置型FOF为主。一些公募基金公司透露将以量化基金作为首要考虑的投资标的，部分公司的FOF团队基本组建完成。
“公募FOF是否真正分散风险，取决于底层资产的分散程度，FOF并不是简单的一篮子基金，如果买10只股票基金，10只基金全部重仓某个行业，可能还不如买一只跟踪宽基指数的基金产品分散程度要好。而量化基金本身具有分散投资的特点，可以作为FOF投资理想的底层配置标的。”长信基金FOF投资总监邓虎表示。
据博时基金总经理江向阳介绍，博时基金早在2014年已着手开发FOF业务，意识到以FOF为代表的多元资产管理业务市场前景广阔，及时调整了投研架构，设立了多元资产管理部，专门负责国内市场FOF产品和业务的研发与投资管理，并按从低到高的风险特征，开发出了全方位的FOF产品线。
据《财经》记者了解，华夏基金目前专门成立了资产配置部门，已经准备了目标风险、目标收益、优中选优等一系列FOF产品方案。
10月19日，华夏基金宣布与全球领先的MOM/FOF管理人――罗素投资进行排他性的战略合作。华夏基金投资总监阳琨表示：“FOF层面的基金经理一定要创造价值，不是简单地选几个好的基金。当下要做的FOF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新产品，而是投研体系升级换代的系统工程。”
据建信基金FOF业务投研负责人、量化衍生品及海外投资部总经理梁珉向《财经》记者透露，建信基金将首先布局以目标风险控制为基础并加载养老概念的系列FOF产品。未来的核心策略是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实现多元资产配置下的最优收益。
海外的FOF管理模式分为三种：FOF管理人端、内部管理人和第三方投资顾问。目前国内公募基金亦多采用此类模式。
其中，内部管理人模式适合于产品线完善的大型基金公司，如国外的富达基金、先锋基金等。这类公司旗下产品特点是种类丰富，投资风格多元化，风险控制能力突出，是FOF产品首选标的基金。短期内，内部管理人模式将更有优势，它既不会产生业务上的摩擦，也不会有双重收费的问题。
天弘基金副总经理周晓明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基金公司来说，公募FOF目前最重要的选择是“外采”还是“内采”，天弘基金首只FOF产品将以“内采”的方式来做。以天弘容易宝和旗下其他一些简单清晰的基金产品为主要投资标的。内部已经准备了多套FOF的策略。
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部负责人魏凤春亦告诉《财经》记者，博时倾向于先采取内部FOF方式，测试现有FOF投资模型是否有效，再考虑将投资范围拓展到全市场乃至全球，实现更多元化的资产配置。
对于产品线尚不完备的次新基金公司而言，发展内部型FOF显然是“难为无米之炊”，因为内部型FOF要求股票类、债券类、海外资产类、股指期货等大类资产的产品线较为丰富和完备。 挑战和难题
10月24日，基金业协会《关于基金中基金（FOF）的基金经理注册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基金中基金的基金经理注册登记相关流程进行了细化，并对FOF基金经理任职要求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指引》明确指出，“规定基金中基金管理人应当设置独立部门、配备专门人员，且基金中基金的基金经理不得同时兼任其他基金的基金经理。”
事实上，FOF市场由于自身的特殊性，管理FOF与管理传统公募基金可谓天壤之别。FOF投资要求具备大类资产配置能力，而一般的投资经理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
市场一些机构原做单只基金管理的，因为单只基金管理不好做，就开始做多策略管理，转型做FOF。在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严弘看来，这其中的角色转换很难。因为出发点不一样，容易出现一些利益方面冲突的问题。管理单只基金和管理FOF的机构，必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分界。
这对很多小基金公司来说是个挑战。如果公司发行的FOF规模过小，另外聘请FOF基金经理的话，将会有一个人力成本的问题。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很多基金公司都为此招兵买马。
根据《指引》，公募FOF在投资策略上有“双二十”的限制：除了FOF持有单只基金的市值不得高于FOF资产净值的20%以外，新增同一管理人管理的全部FOF持有单只基金不得超过被投资基金净资产的20%（ETF联接基金除外）。
“这就逼迫基金公司外采。对于小基金公司来说，如果考虑外采，虽然丰富了产品线，但FOF基金赎回费率又成了问题。”北京一家基金公司FOF产品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
公募FOF还面临一些基本的挑战――投资者教育和流动性管理问题。
“公募FOF追求的是稳健的收益曲线和最佳的风险收益比，大量个人投资者追求短期收益的特点会导致市场大幅波动。如果FOF的产品设计不是很合理，一旦资金转而追求更高弹性的股票型基金或直接撤出市场，造成短期流动性管理压力，这也可能成为公募FOF的滑铁卢。”魏凤春说。
在魏凤春看来，低波动、绝对收益是公募FOF的特点，但相比于海外成熟市场，中国市场的投资工具仍较为有限，且投资者较为看重短期业绩回报，这使得FOF展现其特点的难度大于国外。
FOF产品本身侧重资产配置，需要产品的创新来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如果仅仅只停留在概念设计和产品营销上，FOF产品的需求将很难拉动起来。美国主流FOF产品中的目标周期、生命周期产品在国内尚未真正开启。
亦有基金经理抱怨对冲工具少、市场深度不足。“任何一个策略都有它的周期性，要想取得一个比较长期稳健的收益回报，多元化、分散化投资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国内市场的对冲工具不多，多元投资就很难实现。”一位基金经理告诉《财经》记者。 资产配置专业化
近年来，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投资者对理财的需求不断上升，除了传统的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券商、信托等各类机构纷纷开展资产管理业务，逐步形成大资产管理的格局。
“投资者的逐渐成熟，市场期待更科学的资产配置方式。”汤晓东告诉《财经》记者。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华夏基金做了很多战略布局。比如10月，选择与罗素投资，进行排他性战略合作。稍早前的7月，选择与磐安公司合作，设计出了一系列风险均衡策略产品――睿磐系列。
汤晓东给华夏基金定的战略目标是：争取到2020年，资产管理规模达到2.5万亿元。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未来将在三方面重点布局：第一，养老相关的资产管理；第二，给机构提供定制化的服务；第三，给散户提供组合投资的解决方案。
“其实，这几点都跟FOF有关，FOF对整个资管行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汤晓东告诉《财经》记者，随着FOF时代的开启，基金行业的格局可能为之发生改变。
眼下全面去杠杆的市场环境下，国内资产管理市场已经进入了加速机构化的时代。“机构委外资金持续增长，与之相关联的资管模式已经开始呈现分工细化的趋势。现在机构的资金充足，FOF是很好的消化资金的方式。”华南一家基金公司总经理告诉《财经》记者。
此前，FOF在国内主要是以私募产品为主，市场绝大部分份额一直由第三方理财机构掌控，从收益表现和风险分散效果上看均不尽如人意。而此前国内公募基金公司的FOF经验大多来自于专户业务。但是公募的FOF才是趋势。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钟蓉萨此前表示，基金公司未来应该在FOF上积累经验、积累教训，提高自身的产品设计能力和资产配置能力来为养老金服务。
去年8月，《基本养老保险金投资管理办法》正式，首次明确规定了地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对于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养老产品的投资比例不能超过养老基金净资产的30%。
“养老金对于大类资产配置的需求会强于对股票单一资产投资的需求，最需要多元资产的配置。因此发展公募FOF满足养老金的资产配置需求适逢其时。”汤晓东告诉《财经》记者。
美国的经验显示，养老金是FOF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并促进了FOF产业的快速发展。截至2015年底，目标日期基金和生活方式基金两类基金净资产合计占共同基金行业总值的63.9%，而来自DC计划和IRA计划的资金规模占两类基金净资产的比例为72.2%，即美国整个FOF行业中，46%的资金来源于养老金。
有机构预测，随着中国养老金改革的深化，未来十年中国养老金平均增长速度将超过15%，预计到2025年总规模有望达到45万亿元，届时FOF产业规模将突破2万亿元。
汤晓东告诉《财经》记者，未来养老产业相关的产品规模将会占到华夏基金总规模的一半以上。现在华夏基金总规模上万亿元，企业年金760亿元左右。将来养老产业的规模，华夏一家都可以上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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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显得越发激烈，而跨国投资领域也将逐渐演化为经济竞争的主战场，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跨出国门，进军到海外投资市场，然而我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时间还很短，跨国经营的经验也不足，风险意识淡薄，不能有效应对海外投资面临的各种风险，致使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频频遭遇失败，面临巨额亏损，而这些巨额亏损企业往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国企“走出去”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应对机制，因此加快建立有效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率显得颇为需要。
一、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结构
我国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当中，由于跨国投资的多目标性、国际经营环境的特殊性、汇率的不断变动，以及国内总部决策的影响等，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遭遇的主要风险为：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管理风险和金融风险。
二、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风险也日益凸显，项目投资失败案件也屡屡发生。而导致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是目前的风险防范机制存在以下不足：
1、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稍显盲目，缺乏战略决策机制。客观充分的调查研究，包括对政策支持性、技术可行性、效益可靠性以及市场环境，和自身能力等的认真调查和研究分析，是保证投资成功的重要环节。但是，很多国有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并未对投资项目做充分深入的调查研究，开展科学有效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战略决策机制不健全，决策缺乏谨慎性。
2、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滞后。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护法，而是以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形式对审批、税收和外汇管理等少数几个方面进行了规定，而且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一般由一个或几个部委制定，缺乏系统性。而且我国从2002年底才开始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负责承保，但此保险业务才刚刚起步，还处于摸索阶段，海外投资保险业务尚未全面展开，投资保险制度也不够规范。
3、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审批体制不够合理，监管机制不够到位
（1）审批体制很不合理。我国海外投资立法中过于集中于前置审批程序，职能交叉和混淆而形成的多头管理现象还很突出。这种审批制度不仅耗时长，效率低，而且会使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上升，更甚者错失投资良机。
（2）监督机制不到位。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中往往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管理，国有企业对海外投资国有资产的财务、经营状况的后续监管缺乏持续性较强的管理措施。
4、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国际化人才匮乏。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要想提高成功率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致使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人才缺乏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缺乏有效地激励机制。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有企业还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报酬模式，另一方面，海外投资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和考核往往由上级党政机关来决定，而非民主选举，此外国有企业内部也不注重对国际化人才激励培养。
5、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尚未建立起及时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国有企业海外经营存在的沟通风险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内母公司和海外分支机构的沟通协调不及时有效，另一方面是海外分支机构和东道国的沟通协调不及时充分。
三、构建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为了更好的配置有限的资源，提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率，增强对抗风险的能力，国有企业很有必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1、重视对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建立高效敏锐的风险预警机制。我国国有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前，首先应当对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环境等进行综合系统的考察和评估，分析判断东道国的总体形势，以做到慎重地选择目标市场国，实现投资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此外，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应建立高效敏锐的风险预警机制。加大对海外投资市场的风险控制力度，加强对海外经营市场的分析和预测，提高对海外市场的形式变动的敏感度和反应能力。
2、致力于长期投资，积极实施海外投资本土化战略。当跨国企业的利益与当地利益比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各项风险发生的概率。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应当致力于长期投资，积极实施本土化战略，具体战略有与当地投资者合资或合作经营，适当提高当地融资比重以及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
3、加快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由于对国外的法律法规不够熟悉，我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常常面临东道国的法律风险。因此，健全的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可以极大地帮助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顺利开展。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立法，另一方面还要尽快健全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保护机制。
4、规范国有企业行政监管机构职能，构建海外资产长效监督机制。监管机制的建立健全是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造成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不合理的主要障碍是多头管理的现象还是很严重。针对此，我们可以规范我国国有企业行政监管机构的职能，实行统一由商务部对海外投资项目进行归口管理，而其它各部门进行配合。此外我国国有企业还需建立海外资产长效监督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国内董事会对海外投资项目的监管，另一方面要加强国有企业内部的监管。
5、树立“以人为本”管理理念，建立健全海外人才激励机制。现代企业之间竞争的最终体现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始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管理理念，做好国际化人才的培育、吸收和储备工作，最大程度地降低国际化的人力资源成本和风险。一方面我国国有企业应规范薪金结构，完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还要积极拓展人才渠道，建立科学公正的应聘机制。
6、加强国有企业海外分支机构和国内母公司及东道国的沟通协调机制。要尽快建立起母公司和海外分支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及其协调运转机制，国内母公司和海外分支机构都应设立专门部门来沟通和协调国际业务的处理。针对和东道国尤其是与东道国当地员工的沟通问题，国有企业海外分支机构也应采取有效措施，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
总之，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步伐的不断加快，加强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但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国有企业应在海外投资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借鉴他国经验，尽快建立并完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以期能够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应对能力，提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率，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齐荣光,梁权.从中铁建沙特巨亏看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理[J].会计之友,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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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银行已经利用跨国并购来实现增长之外的一系列战略，包括配置过剩资金、走向全球化、获取能力和实现业务多元化。
寻求增长
配置过剩资金是我们在进行跨国并购研究时最常被提及的原因。（参阅图1）在过去5年中，中资银行获得的资金比其发放的贷款还要多。自2003年到2007年，存款以16%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达到40万亿人民币，而同时贷款的年均增长率为13%，达到28万亿人民币。（参阅图2）2007年的存款总额比贷款总额高出30%，是15%存款准备金率的两倍。非有机增长战略可以使银行将过剩资金运作起来，这在中国人民银行对贷款实行限额管理以放缓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变得尤为适用。
作为一项附加益处，中资银行在配置过剩资金时可以利用估值套利。中资银行的市盈利大大高于平均年值，使得世界其它地区的银行变得相对便宜。（参阅图3）
许多大型中资银行期望成为全球性银行，而不仅仅限于声望。中国各行业的公司在海外市场变得日益活跃，并成为真正的全球挑战者。
BCG最近一份报告《2008年BCG100新全球挑战者：快速发展经济体百强企业如何改变世界》发现，来自快速发展经济体的前100家企业中，中国拥有41家。相比之下，印度位居其次，拥有20家百强企业。
许多中国的全球挑战者均已在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进行并购活动，其他企业则通过推广其业务模式来追求增长。中资银行自然希望继续和投资于新市场的中国企业合作。
中国贸易部门和银行监管机构是银行进行国际扩张的有力支持者。但是，中国政府并非盲目支持跨国并购，而是谨慎支持中资银行的海外投资。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银监会)认为国际扩张对于银行业的发展和竞争力非常重要，但同时也认识到这是一条非常复杂且极其危险的道路。
银监会已经为考虑进行国际投资的中资银行制定了指导原则并警示这些银行进军海外的步伐不要过快。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希望银行先学会走路再学跑步，其严谨态度反映了海外扩张的现实。
近期事件使中资银行具有更充分的理由进行海外交易。随着金融危机从“华尔街”蔓延到“大众街”，经济指数显示其影响已经超越了银行业，中资银行可以找到开展跨国交易的更多理由。
虽然当前的金融危机能提高中资银行进行海外收购的成功机率，但是也不能忽视并购活动中通常需要的谨慎感，同时也不能轻视筛选交易的重要性或鼓励银行搜寻最弱目标。《战略家的目标》报告发现，与陷入困境的目标相比，健康的目标更有可能在经济增长低于平均水平时期对收购者的股价产生积极影响。
偏离主业隐忧
然而，有太多的变数影响买家成功交易的能力。中资银行将面临来自分析家和投资者的共同质疑，以及一些特别严重的担忧。
跨国并购为银行提供了一个利用其过剩流动性和高估值倍数，获得有价值的专长，并与投资海外的中国企业步调保持一致的机会。但是同时，许多股东对中资银行进行跨国并购的计划充满担忧。
首先，可以理解的是，大多数中资银行股东关注于国内增长――近几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在10%至12%之间。经济快速扩张为业绩优异的银行推波助澜。除此之外，中国消费者对银行业的许多需求仍未得到满足，这些需求也将产生大量新的收入来源。
从全球范围来看，银行业收入预计将在2006年到2015年间增长1.1万亿美元。中国银行业的收入预计占这一增长18%，约为2000亿美元。
这一增长规模的机遇并非没有竞争。事实上，随着中国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参与者将进入该市场，并在其出售的产品和服务上放手一搏，同时也会导致经济环境变得更加拥挤但富有活力。
考虑到国内市场的高度吸引力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一些投资者认为跨国并购偏离了主业并将使银行付出昂贵的代价。许多股东希望银行关注基本业务：坚实的资产负债表、强劲的股权回报和净利息利润、更成熟的能力（如在风险管理等领域），以及开发更广泛且更具竞争力的国内产品服务。
跨国交易和国内增长并非互相排斥，但是投资者清楚地了解到这些交易吸引了管理层的大量关注并占用了公司的大部分资源。一家银行能否经得住将其资本和顶尖人才从国内运营转到国际投资的考验呢？中资银行真的需要投资海外才能获得成功吗？
许多投资者对海外并购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同时还担心中资银行不能从这些交易中获取价值。这些交易如何为银行的整体利润率、增长和股东总回报作出贡献？银行是否拥有足够多的股权以获得所需的能力或施加影响？
更详细地说，投资者对于银行执行并购交易的能力也有所担心。他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来评估这些交易的潜在价值和风险？他们是否能够识别并解决复杂的整合与文化问题，为实现协同效应和技能转移铺平道路？
制定并执行跨国并购战略
如果银行的理据是要进行优质的财务投资，则目标必须要有良好的历史增长与高回报收益。（参阅图4）中资银行对于这些业绩指标有着很高的期望值。
从2001年到2006年，中资银行的收入以每年3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其有形股本回报率（ROTE）同期内平均约为13%。总体来说，估值套利机遇很有可能在筛选目标时起到一定作用，在银行将并购作为财务投资时尤为明显。2007年中资银行的静态市盈率平均为37，几乎高出国外银行平均值的3倍。
致力于获取能力的中资银行应当关注于多专长银行和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机构，它们一定会找寻实现技能多样化的机遇。一家典型的中资银行批发银行业务8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贷款和融资。相比之下，一家典型的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批发银行只有不到20%的收入来自于贷款和融资。投资银行业务占到中资银行批发业务收入的2%，而在这类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批发银行收入中却占到48%。（参阅图5）
走向全球化以支持中国企业客户也将银行推向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特别是那些拥有高水平来自中国海外直接投资（ODI）的国家和地区。除了香港以外，这些伙伴还包括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新加坡和美国等。中资银行也可以定位于交易量较大而来自中国的ODI较少并存在增长空间的市场。这就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市场，如巴西、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
无论是何种战略理据制定了筛选流程，中资银行同样需要考虑监管问题。哪些市场有利于外国投资？那些市场的壁垒很高？比如，美国允许外国公司拥有100%所有权，但是重大交易仍需要获得监管当局的批准。
政治气候也影响海外投资的可行性。2007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加剧，多家财富基金（由政府控制的联合投资组织），为蒙受损失的银行提供资本。不久，外国政府参股主要银行引起了一片批评声和保护主义呼声，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财富基金没有详细地说明其运作过程或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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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3. 003
[中图分类号] F239.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4- 0006- 04
0 引 言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中国全面走向了世界。伴随着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作为共和国脊梁、微观经济重要基础的国有企业，积极实施了 “走出去”战略，开展了境外承包工程、收购资源、并购企业、境外上市等国际化营运活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上升，中央优势骨干企业成为了我国境外投资的主力军，全球正在兴起一股“中国海外投资潮”。
审计署境外审计司司长章轲在《以十精神引领境外审计工作再上新台阶》的报告中提到：“数据表明，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持续增加，2012年底已经达到79家，仅次于美国。截止2011年底，我国13 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累积达到4 247.8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2万亿美元。另一个数据表明，截止2011年3季度末，包括外汇储备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工程承包在内的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已经高达4.7万亿美元。”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中充当了主力军的国有企业，其境外业务在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境外业务的审计监督，是适应境外业务总体规模不断增大的需要，是维护国家资产完整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也是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
仅2011年审计署审计公告结果显示，20多家企业中，有7家国有企业海外业务存在信息失真、投资失误、合同诈骗、转移资产等问题。如2011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总行向其境外子公司无依据转移收入28.31万美元。由此，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关注境外资产和投资的权益和安全情况，监督国有资产境外投资的相关情况，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企业审计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央企境外投资存在许多问题及不足。如中国铁建沙特轻轨项目造成 41 亿元人民币亏损、中海外波兰 A2 高速公路项目若完工将预亏 3.95 亿美元、利比亚战乱中国企业涉损合同额达 188 亿美元等，这些亏损事件无不折射出国有企业海外经营风险意识薄弱，风险管控欠缺。从这些投资失利中，国家审计应看到在开展相关境外审计项目时的突破点及关注点。
从审计角度来看，审计最基本的职责是保证资产安全完整性，而危机爆发前的美国，对次级贷款的审核不严格，对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把握不足都说明现行的注册会计师风险导向审计模式在保证境外资产的安全完整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建立一套科学适用的境外国有资产审计新路径——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对维护国家海外资产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有企业境外项目实施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可以帮助审计人员针对企业风险对管理和控制提出改进建议，以实现监督国有资产境外投资的相关情况，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1 理论基础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政治体制中重要的监督部门，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国家审计发展历史，主要是国内经济业务审计历史。随着境外业务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境外业务审计已经展开，但与对国内业务审计相比，由于制度、技术人才等因素制约，国有企业境外业务审计范围、力度和频度等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审计要适应现代化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需要，依法、独立预防查处国有企业境外业务拓展中的问题，促进其健康运行。
在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时内部控制审计应运而生。内部控制审计是保证内部控制有效执行、控制企业风险的重要途径， 风险导向的内部控制审计从风险管理角度出发，通过识别、分析、评估企业的风险，给出企业内部控制的薄弱点和重点，有重点地进行审计，既可以节约审计资源，又能保证审计的有效性。
内部控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一个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和一个使其得到良好运行的机制。这其中就需要对内部控制建立和实施进行恰当的监督，通过监督活动，不仅便于评价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还可以发现现行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当发现相关内部控制缺陷时，应及时提出改进意见，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对其利益相关者的损害。审计监督站在独立、客观与公正的立场上，是内部控制监督的核心要素。
国家审计对于相关部门内部控制的关注有其必然性。从理论上来看，源于公共受托责任的国家审计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审计准则，对政府部门履行公共责任，配置管理和利用公共资源的有效性、合理性、科学性进行审查、分析、考量和评价，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高效发展目标的实现。从审计实践来看，国家审计机关对于相关部门内部控制的关注，有利于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将有限的审计资源集中在内部控制薄弱的环节。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1）内部控制的发展推动审计的发展。在内部控制健全有效的部门，其所提供的会计和其他经济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就高一些，发生错弊行为的可能性相对低一些，可靠程度较高。审计对象的可靠程度高，开展审计工作的难度就小，所做的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就少，所用成本低， 有助于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
（2）内部控制的完善推动审计工作范围、 重点的变化。 理论界对内部控制与审计的关系的描述有一个公式：T=S+R-SR，其中，S表示审计的范围，R表示内部控制的可靠程度，T表示审计结论的可靠程度。这个公式说明审计结论的可靠程度取决于审计的范围和内部控制的可靠程度。内部控制可靠程度越高，审计证据就越可信，对其的依赖和利用程度也就越高，审计风险相应降低，这时就可以缩小审计的范围，进而减少审计的时间、成本，审计效率和审计结论的准确率就高。在审计时，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均衡关系，审计人员往往确定一些重点审计领域，在存在内部控制的情况下，寻找审计的重点领域将相对容易很多，审计人员可以根据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部门管理中的失控现象及内部控制确定的各项业务重要性排序，决定审计的重点领域。
《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也提出：国家审计应关注国家财政安全、金融安全、国有资产安全、民生安全、资源与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揭示存在的风险，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对策性建议，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开展企业审计时，注重揭示影响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风险，深入分析企业经济活动与国家方针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维护企业安全，促进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
由此可以看出，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可以缓解国有企业境外业务时面临的审计范围、力度和频度等方面的困境，为进一步开展相关项目审计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2 关注投资风险点的风险导向内部控制审计新路径的构建
2.1 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
随着国有资本参与境外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和能力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普遍不足，应对风险的能力也相当有限，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今天，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面临的风险隐患也逐渐开始暴露并释放出来。2011年3月爆发的利比亚事件更是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推上了风口浪尖，使人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境外投资存在的不可忽视的风险隐患及其伴随的巨大破坏力。这些风险的积聚和爆发不仅导致了国有资本境外投资的巨大亏损，也使得境外国有资产管理陷入深深的困境，甚至给国家整体形象以及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可以说，国有审计在进行境外审计时必须高度关注其投资风险问题，决不能将其与境内投资风险一视同仁。也因此，对国有资本境外投资风险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显得尤为紧迫。
通过分析、归纳得出主要有以下风险。
2.1.1 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因投资者所在国与东道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东道国政局不稳定、政策法规发生变化给投资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政治风险通常包括战争、内乱、征收、征用、没收、国有化、汇兑等发生的风险，有突发性、复杂性、多样性的特征，一旦发生将给投资者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政局动荡风险。2011年发生的利比亚战争，使在利比亚进行投资与建设的中央企业遭遇了极大风险，如中石油、中石化两家石油公司在利比亚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勘探设备和车辆均遭受“洗劫”，损失相当严重。在利比亚重建中，尽管在经济、技术和资金方面，中国参与利比亚重建必不可少，但由于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曾有的立场使得利比亚高层或普通百姓难以理解和接受，以及利比亚战后政治派别林立，东西部政治权力的争夺激烈，新的政治环境将更加复杂，对参与重建的中国企业来说，可谓面对巨大的利润和同样巨大的风险。
2.1.2 经济风险
近年来，世界经济环境愈发复杂，欧美债务危机恶化，发达经济体低速增长，全球实体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加大，对央企境外投资影响巨大。突出表现为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未来金融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主要包含利率、汇率、股票、债券以及衍生品风险等。金融风险中，又以汇率风险、衍生品风险、金融危机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最为显著。以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为例，2008年以来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有多家央企爆出了金融衍生品业务巨亏的消息。中国远洋所持FFA（远期运费协议）约浮亏40亿元，东方航空因航油套期保值导致公允价值损失约为62亿元，与之类似，国航燃油套期保值合约公允价值损失也高达68亿元。粗略估计，东方航空、中国国航、上海航空3家国有航空企业，就曾因金融衍生品交易而导致发生的账面亏损总额己达131.7亿元。
2.1.3 政策法律风险
政策法律风险主要是受东道国政策法律约束及东道国政策法律变化给投资企业带来的影响，以境外投资中的跨国并购为例，各国出于保护本国利益、维护国家经济等需要，通常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对跨国并购行为进行制约。
其中，合同风险是最为重要的风险，潜伏于合同洽谈、起草、签订、履行等各个环节之中。例如中铁建沙特项目。2009年2月，中国铁建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城乡事务部签署了《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该项目合同总金额为120.7亿元人民币。本次项目工期要求为2010年11月13日开通运营，达到35%运能；2011年5月完成所有调试，达到100%运能。但是，2010年10月26日中国铁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同时公告，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王国麦加的轻轨项目预计将发生41.53亿元的巨额亏损。这也是中国建筑企业有史以来在海外项目上的最大亏损。究其原因，也是合同风险管控不到位所造成。
2.1.4 自然灾害风险
自然灾害风险是指自然灾害的不可预见性和摧毁性，带来的损失与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极大。2010年巴基斯坦发生洪灾，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在该国承建的杜伯华水电站项目坝区营地受洪水袭击，使百余名中方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受困，虽中巴政府积极展开营救，仍造成少量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更无法估量。
2.1.5 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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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交易，是指在跨国间贸易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外币债权和外币债务的过程。由于在交易发生的时间和相互间的交易结算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不同货币之间汇率的兑换比例的波动便会对公司在跨交易结算之时产生一定的损失或者收益，由此便会对跨国公司的业务带来不确定性，汇率的波动便会对跨国公司的外汇交易产生重要影响，由此会存在特定的交易风险。
（二）汇率波动对跨国公司的影响
在对外贸易过程之中，由于公司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外币债务和债权，外币与本币之间汇率的波动，便会导致企业无法在交易之前确定进出口货款的本币额度，这也增加了企业财务预算的困难和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这种汇率的波动也为企业带来如下潜在的风险：海外资产和本国证券之间汇率风险、海外分支机构在财务报表合并过程中产生折算风险以及折算损益、企业在资产市场的价值波动所导致的对海外分支机构进行经营绩效评估时的不确定性等。
二、跨国公司外汇风险管理的现状
（一）跨国公司外汇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我国跨国公司的外汇业务随着国际贸易和企业国际化成本双向流动的加剧，正逐步表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但由于我国大多数跨国公司没有风险意识和危机感，在国际业务管理方面缺乏经验，而且对外汇的风险认识不到位，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银行现有的外汇保值工具相对单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公司的外汇交易风险。
（二）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案例
第一，华为公司外汇基本情况概述。表1为华为公司2011～2013年的汇兑损益情况表。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为公司近年来的汇兑损益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得益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另一方面由于华为公司在近些年不断加强对外汇风险的有效监控，使得公司在兑换成本币时对外贸易时的大额外币货币性负债的价值得到了提升。
第二，华为公司的外汇风险现状及其管理。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华为公司为了开拓国外市场，实行了以市场开拓为主攻点的战略，从而忽略了汇兑风险和经营效益的实际风险，这也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近年来，随着公司国外业务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逐渐认识到了外汇风险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一方面通过时刻关注国际上有相关业务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不断加强用科学的金融预测手段，提升外汇交易时预测的广度与精度。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公司的盈余不会由于汇率的影响产生剧烈波动，增强了在对外贸易过程中财务管理以及合同管理。在签订外汇交易合同时，尽量与合作方协商实现保障双方利益外汇保值条款或者采用固定汇率以实现此目的。此外，华为通过加强相关业务骨干的培养，增强了公司在外汇交易中所处的优势地位。
第三，对华为公司外汇管理分析及总结。华为公司结合自身的发展状况，在明确了外汇风险管理必要性的前提下，通过组合各类汇兑风险管理措施，有效地增强了公司应对外汇风险的抵抗能力，降低了公司外汇的交易风险，确保了公司在外汇交易中的优势地位，实现了盈利水平的稳定增长。
三、应对跨国公司外汇交易风险的对策
（一）加强风险防范意识
风险防范意识的建立是企业实行外汇风险管理的重要保障。企业需要尽早建立外汇风险管理的相关制度，建立相关的管理机构，健全相关的人员、制度等的配置，不断将这一风险防范意识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从而实现外汇风险管理与企业发展的紧密结合。
（二）设立专业的管理机构
我国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内部外汇风险的管理都是由财务部门执行的，但由于财务人员在对外贸易中对各国政策和相应汇率的变化并不十分敏感，使得公司难以有效且充分地进行风险防范和控制，造成在执行相关外汇管理职能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企业就非常有必要吸引专业的金融及财会人员，就外汇市场和外汇收支制定有效的管理预案和管理机制，并且通过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及时动态性地分析预测汇率的波动情况，来提升决策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三）结合我国企业特点进行管理
由于不同企业的经营规模、性质及所属行业的差别，不同企业在面对外汇风险管理的策略选择上不可一概而论。不同的企业必须依据自身实际建立符合自身的外?R风险监管体系，制定符合企业的外汇风险应对策略。
（四）加强会计的风险核算
由于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在确认期间和计量上的脱节，传统的会计处理方式会导致企业行为发生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盈余波动，不仅有损企业形象，而且加重了企业的财务管理成本。在企业新的会计准则下，企业可以通过套期保值来规避外汇风险。而加强企业的会计核算，则可以减小汇率波动对企业盈余能力的影响。
（五）充分利用金融工具进行管理
伴随着新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出台，以及国际资本的日趋市场化和自由化，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借助一定的金融工具来降低外汇风险，以应对国内外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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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银行国际化扩张的动因
尽管银行国际化的历史已经很长了，但目前国际化的规模却是史无前例的。比如，在中世纪，麦第奇银行(Medici Bank)8个办公室仅有57名雇员。而今天的花旗银行在93个国家的3500个办公室雇用了81000名员工。
目前跨国银行国际化模式脱胎于1960-1980年中期的海外分支机构迅速成长。但最近几年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率明显慢了下来。
不同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导致银行国际化的重要原因。如罗伯特・阿尔伯(R.z.Ahber)将其比较优势理论和银行国际化联系起来，认为效率高的银行在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银行国际化的步伐往往较快。金融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各个国家银行业的比较优势和效率存在巨大差别，各国银行间存贷利差的不同是导致银行业国际化的主要原因。
银行海外扩张的第二个动因源于银行特有的比较优势。与在一个地方提供综合服务相比较，实行服务空间多样化可能提高银行的效率。
跨国银行国际化扩张的动因还在于不同母国政府对银行所实施的规制或税负标准不同。例如，某个特定国家的银行国际化扩张活动猛增可能是该国的规制减少了银行在本国获利机会。正如Darby所描绘的那样，美国银行的战后海外扩张“是大银行挣脱狭隘束缚的一般斗争的一部分”。
在另一方面，国际化扩张也受到了东道国提供的比母国更优惠政策的吸引。虽然依据不同税负规制特征可以解释跨国银行国际化扩展的差异程度，但用这种方法很难解释海外分支机构的大体增长情况。例如，美国的银行规制可以解释美国银行国际化扩张的动因，但不能同时解释外国银行几乎是同时在美国进行的迅速扩张。
二、跨国银行国际化扩张的进程
在过去的150年中，跨国银行拥有的财富发生了起伏跌宕的变化。19世纪末，银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投资是司空见惯的事，尤其是对殖民地的投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银行的海外扩张步伐倒退了。但到了70年代，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的迅速增加，银行的国际化扩张又重新兴起。最近几年来，随着跨国并购的加速，银行的国际化活动达到历史高峰。
在过去的50年中，银行海外设立子公司和分行的空间分布很不均匀。海外分行被认为是比较成熟的国际化扩张形式。根据Brealey和Kaplanis(1996)的研究，大约在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银行的海外分行数目迅猛增长，但1985年后显著下降。相比较而言，在90年代，银行的海外并购数目增长最为迅速。
不存在综合性银行国际化运营的时间序列数据，而且现存的资料不具有可比性。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如何给银行下定义。Salomon Brothers在法兰克福是银行但在伦敦不是。第二个原因涉及到银行的国籍，例如，Morgan Grenfell应归属于德国银行还是英国银行。如果属于德国银行，那么它是否应该脱开母行德意志银行而单独计数?
第三个原因牵涉到如何选择适当的标准对国际化活动进行测量。一些研究者使用联邦储备银行成员行在海外建立的分支机构的数目(排除了代表处)，而《银行家》等杂志所提供的有关外国银行在英国的资料是指外国银行在英国至少有一个办公室的银行数。计算银行办公室的个数而不管办公室的规模的统计方法无论如何也只能算是对跨国活动的粗糙测量。例如，花旗银行在伦敦的一个点上有将近6000个雇员，而其他1／5的在伦敦的外国银行却有3个或不到13个雇员。由于跨国银行的附加值很可能与雇员的多寡相关，以雇员数目来测量国际化活动可能受到青睐。但是雇员资料略显粗糙，而且跨国银行并购了国内的银行或证券公司，其解释力将大打折扣。另外一个可能的办法是通过测量跨国银行的资产来测量国际化活动。这也有它的缺陷，它强调了跨国银行的借贷作用而低估了它的投资作用。
尽管有这么多局限性，大多数对跨国银行国际化活动的研究还揭示出以下规律：(1)经过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一段时间的蛰伏后，大约在1960年到1980年中期，跨国银行国际化扩张出现了一次迅猛发展。之后，扩张速度放缓。(2)1960年后的扩张具有弥散的特点，大多数经济体既以母国身份同时以东道国身份参与了银行国际化扩张。(3)各国的参与度不同，美国领导了这次扩张，日本和欧洲大陆银行紧随其后。尽管在早期，国际化在英国、美国和中东进展迅速，但在1980年，增长点移向亚太地区、南美和欧洲大陆地区。(4)从1990年起，跨国银行掀起了国际并购的浪潮，大大地减少了一般银行的数量，但涌现出一批巨无霸式的跨国银行。
(一)国际化扩张的迅猛增长(1960-1985)
美国和欧洲各国战后对银行海外分行的态度的转变具有代表性，在直到1960年的几十年间，危机和战争导致美国和欧洲各国收缩在海外的运营机构。美国银行在海外的分行从1920年的181家下降到1958年的119家。在此期间，只有7家美国银行有海外分行。
促使欧洲和美国的跨国银行重新走上国际化扩张道路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遭受重创的欧洲、日本经济与国际贸易的日益恢复与发展，二是1958年底欧洲主要货币实行自由兑换及欧洲美元市场的建立。与此相伴，银行在欧洲的国际化扩张的步伐加快。伦敦重现国际金融中心的光芒，像苏黎士、巴黎、卢森堡、法兰克福这样的欧洲城市的国际金融业也日益兴旺起来。
随后，跨国银行国际化扩张在1960-1980年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跨国银行的海外分行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目的是为在欧洲市场套利的各类跨国公司提供支持。战后至1980年初期，由于有庞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作后
盾，美国的跨国银行国际化扩张的势头一直遥遥领先。
到1975年126家联邦储备银行成员银行在海外设立703家分行。1985年这个数字更达到864家(表1)。分行的增加与海外资产的增加相一致；1972年海外资产为770亿美元，到1981年上升到3910亿美元。
美国银行在伦敦的存在与此相类。1932年只有7家(联邦储备银行成员银行)在伦敦拥有一处办公室，直到1959年情况保持不变，那一年这些银行在英国的存款总额不到10亿美元。之后，在伦敦的美国银行数迅速上升。到1975年在英国的分行数达55家。存款额升至700多亿美元。到1985年，成员银行在英国共有68家分行。
美国以外的跨国银行的国际化的长期资料缺乏，无法比较。但自从1960年开始，这些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也大量涌现，1960年只有65家非美国银行在伦敦有办公室，但到197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99家，1985年更达到384家。
有关OECD国家外国银行的研究表明，英、美以外的跨国银行分行数分别从1960年的122家上升到1970年的346家，再到1981年的732家。在21年中，德国的外国分行从24家上升到148家，法国从33家上升到131家，日本从34家上升到94家，瑞士从8家上升到107家。
(二)跨国银行国际化扩张的减缓与转向(1985-1990)
1980年初发生的拉美国家国际债务危机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世界经济衰退，各国的跨国银行相应调整了各自的国际化步伐，国际化扩张的区位分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银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的实力进一步增强，美国则明显下降。到1980年中期跨国银行的国际化扩张速度下降，当然，很大程度是美国银行收缩的结果。表1显示，美国海外分支银行的数目从1985年的864家下降到1992年的703家。
1980年跨国银行在主要东道国扩张的速度明显放慢，表2显示，与8年前462家银行相比，1993年总共有512家银行在伦敦设有办公室。与前25年的近13％增长率相比，此时的年增长率仅有1.3％，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伦敦的美国银行数从68家下降到49家。
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还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参与度已被日本、中东和欧洲的跨国银行在英国的扩张所抵消，这种转移集中反映了英国贸易对象已从美国和欧洲共同体转向了亚洲。
联邦储备银行关于外国银行分行数目的数据表明，美国联邦储备成员银行的收缩并非局限于在英国的扩张，而且在其他欧洲工业国家也更早更严重地发生了。在另外一方面，美国银行已经增加了在日本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商业存在(见表2)
在1981-1993年间，英国、美国和中东的外国银行办公室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在南美洲，欧洲大陆和亚太地区的份额呈上升趋势。就母国而言，英国和美国银行减少了海外办公室数，而日本和亚洲银行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这里不能不单独强调一下日本银行的国际化扩张。日本银行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在1950年代，日本只有5家银行在海外设立了分行，但在随后的国际化扩张的进程中，在扩张的速度、强度和范围等方面都有惊人的表现。其实，1978年根据资产额排名的世界100家最大的跨国银行中，日本拥有23家，居世界之首，美国当时拥有14家，居其次。由此可见，早在70年代末日本银行国际化程度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相当可观的。
(三)跨国银行并购时代的到来(1990-)
198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不但席卷发达国家而且也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卷入其中。于是，众多发达国家的金融领域向外资银行开放，跨国银行的国际化扩张开始向其他发达地区扩散。与此同时，包括转型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以放松金融管制为特征的金融自由化运动，其直接效应是带来了外国资金的大量流入，尽管外资金融机构进入还受着诸多限制。90年代的银行国际化扩张一改以前在东道国设立分行的单一形式，开启了通过并购进行国际化的浪潮。
图1显示1990-2003年间的从发达国家流入新兴经济体的银行FDI中的大多数去了拉丁美洲。相当一部分去了欧洲的转型经济体，这些国家由于长期实行银行国有制，银行规模庞大但效率欠佳。小部分去了亚洲，更少的部分去了非洲和中东。
如果将银行FDI在全球各个地区的投资分开来看，人们会发现银行FDI流入各个地区不尽相同。
亚洲承接银行FDI的时间集中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的3年内，之后数量骤减，尽管在2003年有一个明显的回升。排除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离岸金融中心以及台湾(它的突出表现是由于荷兰银行对其银行进行的收购行为)，大部分银行FDI(250亿美元)为南韩所承接，而印尼、泰国和菲律宾承接的银行FDI并不多。正如Lardy(2001)解释的那样，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外国金融公司的开放，目的是获得新的资本注入和先进的管理技术。
然而，亚洲各国虽然在吸引银行FDI方面初战告捷，但这个势头并没延续几年，主要是监管当局不同意诸如汇丰银行收购汉城银行这样的许多重要交易。外资银行驶入亚洲的水平因此远远落在危机时期预期水平之下(Lardy.2001)。
外资银行进入中东欧是在1997年，而且自此经久不衰。引资最多的是波兰和捷克，分别承接了大约60亿美元和4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克罗地亚和匈牙利，两者大约承接了9亿美元。这些转型经济体在90年代屡遭金融危机的重创，不得不寻求外国战略投资来重振本国的银行系统。
拉美是承接以并购形式进入的银行FDI最多的地区。除了1999年(巴西危机)和2002-2003年(阿根廷和巴西危机)期间略有中断，这个进程从1994以来一直在持续。这再次是由于“龙舌兰酒危机”后拉美各国对外国银行资本态度的转变以及随后在1990年中期实施的外资所有权法律的自由化。
非洲和中东在吸引银行FDI方面乏善可陈，主要有以下事实：各种危机频发、外资进入自由化的滞后以及经济增长乏力等。
三、跨国银行国际化扩张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因素
依据折中理论，影响跨国银行国际化扩张国别选择的决定因素有母国因素、公司自身因素、以及东道国因素。根据本文的研究视角，在这一节本文将专门探讨东道国因素对银行国际化扩张区位选择的影响。有四个主要因素驱动了银行的国际化：管制的放松、经济一体化、利润机会和信息成本。
(一)监管机遇
政府规制对跨国银行如何配置它们的海外活动有着深刻影响。例如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控制跨国并购的程度，直接的方法包括对并购进行明确地限制或阻止整体收购，间接的方法如不对金融体制间的差距进行协调或对
国内银行的活动加以限制。Boot认为，政府可能希望国内最大的银行机构为本国所拥有。在这种情形下，有理由相信外资银行进入这样的东道国很难，因为整体并购意味着东道国失去了对外国投资者的优势。
1990年后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业迎来了FDI的。这主要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市场的管制，允许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对本国银行并购导致的。
在欧洲转型经济国家直到1990年中期才开始利用外国战略资本国对本国效率低下的国有银行进行改革(私有化)。与此相似，拉美国家对跨国银行的态度的变化始于1990年中期“龙舌兰酒危机”之后。而亚洲各国直到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后才通过了允许外资银行存在的法律。大量的有关外资银行进入的文献显示，管制环境一般来说对银行FDI的区位选择有更强的影响力。GOl-berg和Grosse(1994)在对外资银行在美国的区位选择的经济变量的研究中发现，外资银行更可能在对其限制较小的州建立分行。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相关证据表明东道国的管制环境限制越少，外资银行的进入水平越高。在最近一项有关规制壁垒对银行跨国并购的影响的研究中，Buch和Delong(2001)对2300多个商业银行并购的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规制环境影响国际化并购的决定。
(二)日益提高的经济一体化水平
在文献中经济一体化通过至少3个变量进行测量：地理距离、双边贸易额和双边FDI量。Buch(2003)考虑了双边的文化特征，他发现语言在解释西班牙银行国际化程度时有着重要意义，但对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的国际化则没有解释力。
银行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一体化水平能够提高银行对东道国银行系统的参与度。对这种现象的传统解释是银行跟踪它们的客户来到海外为客户提供无缝隙的金融服务。
非银行FDI的水平是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非银行FDI呈现出与银行FDI相似的情形。检验经济一体化与银行FDI之间关系的正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混合的，即在发达国家内部两者高度正相关，但在转型经济体则不那么明显。
大多文献集中在对美国和那些银行FDI注入和流出量很大的国家间经济一体化水平。Goldberg和Saunders(980)对1970年美国银行的海外扩张进行了研究，发现美国对英国的出口水平与英国的银行FDI高度正相关。Goldberg和Saunders(198 la，1981b)发现，上面的这个结论同样也适用于在同一时期进入美国的外资银行。同时还发现，非银行FDI对银行FDI起重要的决定作用。Goldberg和Johnson(1990)通过选取1980年范围更广泛的国家及时更新了Goldberg和Saunders(1980)的早期研究。他们发现非银行和银行FDI之间高度正相关，同时确认了双边贸易额对银行FDI的积极作用。Grosse和Goldber(1991)研究了1980年外资银行进入美国的决定因素，更新了Goldberg和Saunders(1981)的研究工作，并且再次发现东道国的非银行FDI和贸易额是重要的决定因素。Miller和Parkhe(1998)对美国银行国际化扩张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与上面一致，即非银行FDI与银行FDI正相关。
在美国之外，有关经济一体化对银行FDI作用的研究与众不同。Brealey和Kaplanis(1996)对银行FDI进行了研究，发现外资银行商业存在比较多的国家是那些贸易额和非银行FDI比较大的国家。Yamori(1998)发现这同样适用于日本银行的FDI决定；而Wezel(2004)和Buch(2000)发现德国银行FDI也同样受东道国的非银行FDI和贸易水平的影响。Focarelh和Pozzolo(2000)使用来自OECD国家的260家大银行的样本数据发现，银行FDI的区位选择与双边贸易额以及非银行FDI之间有积极的关系，但同时发现，与利润机会相比，这些因素对银行FDI决定的影响相对较小。
正如Clarke et al(2002)指出的那样，这些研究结论，即银行FDI与非银行FDI的正相关，并不一定能证明“客户跟踪”假说，许多其他变量，如内生于东道国市场的因素对银行FDI和非银行FDI都有吸引力，可能对这种相关性有同等的解释力。Seth，Nolle和Mohanty(1998)通过研究外资银行的借贷模式直接检验了“客户跟踪”假说，并且发现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些银行的大部分借款并没有借给在东道国的母国客户。就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这种关系更不明显。由于缺乏金融服务的支持，非银行FDI在这些东道国的投资受到限制；Clarke et al(2002)认为正是银行FDI的进入为吸引更多的银行FDI打好了基础，这意味着反向因果关系，即银行FDI引致了非银行FDI和贸易流。关于这个结论实证证据不多，但Miller和Parkhe(1998)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非银行FDI并不一定引致银行FDl(虽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确实如此)。凶此在完全证实客户跟踪假说之前，需要对非银行和银行FDI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开展研究。
(三)利润机会
利润机会可能是银行国际化最基本的决定因素。这涉及到母国特征因素、银行本身凶索以及东道国因素。就东道国因素而言，利润机会受东道国的国家风险、银行业规模、人均收入以及总收入的影响。
很多文献证明了这一点。Brealey和Kaplanis(1996)，Yamori(1998)，以及Buch(2000)都发现，东道围的人均GDP和银行FDI之间高度正相关。Claessens，Demirg C-Kunt和Huizinga (2000)利用80个国家1988-1995年问的数据发现，利润最高税负最低以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吸引的银行FDI也最多。在另外一方面，Wezel(2004)发现人均GDP与银行FDI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却发现金融危机风险越低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越多，这表明银行FDI有经济社会稳定的偏好。
Focarelli和Pozzolo(2000)发现银行FDI的区位选择主要的推动因素是东道国经济的预期增长率。他们验证这一点的方法是，假定那些初始投人水平低、通货膨胀低、教育水平高而且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是未来经济增长可能性最大的国家。他们的结论表明，银行FDI的国别选择受制于这些国家的利润机会，尽管他们也发现其他因素如距离、语言和经济一体化也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他们还使用诸如资产回报率和成本一收益率这样的变量来测定东道国银行业的利润。
(四)信息成本
篇12
中信产业基金总裁田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公司秉承“专业创造价值，投资改变世界”的使命，致力于打造“最值得信任的世界级资产管理公司”。
“大仲马说，人类所有的智慧加起来只有两个词――忍耐和等待，用这两个词来形容PE行业再恰当不过。”田宇说，“由于PE投资注重长期性，这个行业往往具有工作强度大、学习压力大等特点，要求团队不仅要坚持正确的投资理念，还要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和良好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等待收获丰厚的价值回报，以回馈社会、投资人和股东。”
田宇把自己给中信产业基金的培训内容写成一本书《智慧人生》，序言中写道：“在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无论是管理者本身的思想认识，还是文化本身，都深受中国经典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东西方企业莫不如此……在人生每个阶段，每个事件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古代圣贤的智慧法则可循。用哲学与文化的思想来反观我们的世界，其实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伦理、思辨的氛围里。”
重视行业研究，专注价值创造
“我们认为PE投资最大的作用是发现公司价值及推动公司价值创造。”田宇说。
对此，田宇表示中信产业基金一直以来强调“以专业创造价值”。PE投资需要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并择机实现价值，这需要PE机构具有精专的投研能力、广泛的市场资源和深刻的市场洞察。
田宇介绍说， 中信产业基金非常重视行业研究，强调无专业沉淀，对于价值的挖掘就几无可能。投资团队涵盖工业能源、金融、医疗、消费零售、商业服务和科技等多个行业的深度研究。
中信产业基金团队有超过100名专业投资人士，汇集了市场顶尖水平的投资人，在各核心领域拥有丰富扎实的经验并完成了大量项目投资。公司核心投资专业人员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有93%，其中86%的人员拥有PE机构、投行、咨询公司的工作经验。团队成员多数拥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完美地结合了本土经验和国际视野。截至2016年6月，投资委员会成员累计投资项目金额达到1078亿元。公司自创立之初不断提高行业研究水平，积累行业知识、经验和网络，将投资团队成员打造成为各行业的专家。
“专业创造价值是我们的立足之本。”田宇说，“这里的价值，既包括为我们的投资者创造优异的财务回报，也包括帮助被投企业不断成长。除创造价值外，以控股型为主的投资策略要求我们对所投资企业乃至行业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资本和市场机会上帮助杰出企业家和企业实现行业领先。”
在经济增长“新常态”下，从基金管理模式发展方向看，PE投资将越发强调价值创造的重要性。“在详尽的行业研究后，我们找到这个领域内的顶尖人才、行业专家，与被投企业一起携手共赢，已经成为中信产业基金与被投企业协同创造价值的模式。”田宇说。
田宇表示中信产业基金拥有一支出色的投后管理团队和专家顾问队伍，包括来自国际一流企业的资深高管，对行业和公司都有着深刻的洞察、丰富的运营经验和管理驾驭能力，通过提升被投企业运营水平，推动其成功实现转型，从而创造实际价值。很多投资案例得到了被投企业和相关行业的广泛认可。
控股型投资的先行者
在基金管理行业“融、投、管、退”的4个步骤中，因为优秀的投资业绩和良好的公司治理，中信产业基金在“融”的方面几乎没有障碍。迄今为止公司得到了中国人寿等几十家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国开金融等百余家国内优秀投资机构，以及淡马锡、瑞典国家养老基金等国际一流投资机构的青睐和持续追加投资。
田宇说，中信产业基金在既定的投资策略下，密切关注市场趋势，同时正确把握国家政策导向来决定投资方向。PE行业在中国整体发展时间不长，国内私募股权基金大多数都会选择以参股型投资为主的投资风格，控股型投资并不多见，业内对此投资手法的运用也缺乏经验，而中信产业基金较早进入到了控股型投资领域，并通过30多个项目的成功案例积累了丰富的产业运营经验，并储备了优秀的专业职业经理人。
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凸显，传统产业整体效益出现下滑等问题突出。中信产业基金通过产业资源整合和资本化运作，实现产业的优化与集中，整合产业链条、增强核心竞争力，以资本为纽带推动重点产业协调发展，实现资金、人员、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更快地提升企业价值，这对投资机构的资源整合能力及投后运营能力都明显有更高的要求，也领先于国内同类机构的投资管理水平。
私募股权投资最后要完成价值的实现，并且要保持股权的流动性，需要多元化的退出渠道。而针对每项具体的投资，都需要基金管理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据市场状况设计最适当的退出战略，例如公开上市、战略转售或并购、股份回购等。中信产业基金通过在资本市场方面的专业技能、行业的广泛网络等为被投企业的资本运作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同时实现基金的项目退出和平稳运作、持续发展。
环保产业平台领跑业内，“PPP”模式助力经济提质增效
中信产业基金一直致力于环保产业投资，目前已形成的5个环保产业平台在各自的专业化领域发展非常迅速，多数企业已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或领先企业，包括：中国水环境集团（城镇水环境治理及投资运营综合服务领域的领军企业）、康恒环境（城镇固废治理及投资运营综合服务领域的领先企业）、铂瑞能源（清洁能源多联产领域的领先企业）、欧远科技（工业废气治理及投资运营综合服务领域的领先企业）及工业危险废弃物治理企业平台等。在国家倡导的以PPP模式投资环保基础设施领域，已经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水环境防治方面，中国水环境集团设计、建设、运营和投资的贵阳市母亲河――南明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改变以往“条块分割、多头治水”的传统治理模式，先行先试采用PPP模式，取得了长治久清的良好效果；在广受关注的洱海水环境治理项目中，中国水环境集团创新运用“海绵农田”；“环境友好型、土地节约型、资源利用型”下沉式再生水系统等多项控制性先进生态工程技术，对湖泊流域的内、外源进行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为同类湖泊治理提供示范和借鉴。
在固体废弃物处置方面，康恒环境公司占据了行业核心技术的领先地位，掌握国际领先的瑞士Vonroll垃圾焚烧炉炉排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和国产化，已占据国内超过40%的垃圾焚烧设备供应市场；以设计、建设、运营和投资先进的城市固废综合治理模式――城市固废静脉产业园（循环经济模式），实现废弃物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和清洁化的处置，引领了行业发展。
在工业废气无序排放防治方面，铂瑞能源公司充分发挥在清洁燃烧和节能方面的领先技术优势，以设计、建设、运营和投资多联产清洁能源项目，为大量工业企业提供蒸汽、电力等基础能源，促进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工业废气无序排放的防治环境。目前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河北、湖北、四川、福建等多个省份实施、布局多个项目，已经建设高效利用机组超过1600MW，在提升空气质量、优化能源效率等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话田宇：
PE投资必须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加实在的帮助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资本现在成了全球资产市场的重要买手，中信产业基金很早就参与或领导了德国普茨迈斯特、新加坡柏盛国际等项目的并购，中信产业基金在海外资产并购领域的布局思路是什么，未来的区域和行业侧重是怎么样的？
田宇：作为立足于中国市场的PE机构，中信产业基金的海外投资已经初步开始布局，未来将逐渐扩大，将海外投资项目带到中国发展或进行行业合作。我们认为，PE投资必须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加直接和实在的帮助，如扩展新的产品或渠道、引进先进技术、发展海外业务和进行有价值的收购兼并等等。因此我们的海外投资也是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经济周刊》：最近基金行业协会正在开展一场全面覆盖的监管风暴，出现了万人赶考的局面，一些知名基金的从业资格被吊销，您怎么看监管加强对这个行业的影响，您觉得行业监管严格性和基金投资自主性的平衡点应该怎么去设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