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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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医病因学理论，是研究各种致病因素的概念、形成、性质、致病特点及其所致病征的临床表现的理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体现了人们对于病因的初步认识。与传统中医学理论形成的规律一致，病因学说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萌芽时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3个阶段。《金匮要略》的病因说有承前启后之作用,在中医的病因学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孙广仁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把病因分为六、疠气、七情内伤、饮食失宜、病理产物和其他病因，这些病因思想在《金匮要略》中均有所体现。除了论述多种病因外，张仲景还进一步把临床众多的病因予以归类，使病因学理论由博返约，对后世病因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现择要如下：

1.病因的分类

在《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张仲景开篇就将病因进行了分类：

“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藏府，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

南宋陈无择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因致病说，使病因学理论进一步概括化和系统化。

2.对六及其发病的认识

《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

“问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阴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末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大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

该段条文结合《内经》中的理论，论述了季节气候的异常变化所致疾病的情况，为后世六为病的学说奠定了基础。

“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馨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湿伤于下，雾伤于上，风令脉浮，寒令脉急，雾伤皮肤，湿流关节，食伤脾胃，极寒伤经，极热伤络”。

金代张从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病因分为天地人三邪，天邪为天之六气，即风寒暑湿燥火；人邪为人之六味，即酸苦甘辛咸淡；地邪为地之六气，即雾露雨雹冰泥。天邪侵袭人体上部，人邪侵袭人体中部，地邪侵袭人体下部。张子和的这种分法显然是受到《金匮要略》的影响。

3.对疠气的认识

“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

此段条文对阴阳毒的论述与后世所论之烂喉痧相仿，为温热病的论治有一定指导意义。

4.对病理产物的认识

4.1 痰饮。《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

“问曰：四饮何以为异？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痛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周仲英主编的《中医内科学》中的四饮划分显然是继承了张仲景的学术理论。

4.2 瘀血。《惊悸吐血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

“病者如热状，烦满，口干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状，是瘀血也，当下之。”

4.3 结石。《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

5.对饮食失宜的认识

《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为害，自非服药炼液、焉能不饮食乎？切见时人，不闲调摄，疾疢竞起；若不因食而生，苟全其生，须知切忌者矣。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难疗。凡煮药饮汁以解毒者，虽云救急，不可热饮，诸毒病，得热更甚，宜冷之。《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论述了果实菜谷的禁忌及其食物中毒的治疗方药，后世的本草学著作中多列有果实菜谷。

6.对七情内伤的认识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妇人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7.其他病因

篇2

1  理论研究

1.1  病因学说概述

   

温病病因学理论研究从不同的层次展开。刘氏[2]将温邪归纳为除具有从外感受、性质属热的特点外,还具有表象性、整体性、定位性、辨证性和物质性等特点。杨氏[1]总结了历代医家对温病病因的认识,并将温病病因学说总结为“六气”过则为灾说、感受寒邪说、“伏阳”致温说、非时之气说、外感六与六化热说、时邪说、戾气说、温热病毒说、邪毒说等9种。在此基础上,又不断有新的病因说提出,如荀氏[3]提出“潜血杂气说”,其“是指具有嗜血习性并常潜伏血脉且藉血染易的一类特殊致病因子,包括有现代传染病学里乙肝、丙肝、丁肝病毒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疟原虫等以经血传播为主的诸类病原体。”治疗时“时刻注意血分药物通络达邪的应用,以期彻底清除伏潜于血之邪,”以便“见病知原,循因论治”。姜氏等[4]通过临床观察实践提出“环境毒”致病说,将在环境中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危害,甚至能引发多种热病的各种异常因素的总和统称为“环境毒”；指出毒邪从口、鼻、耳、皮肤等进入人体后,侵袭不同的脏腑,造成管道不通,机体排毒不畅,最终引起各类不同的热病。

1.2  病因体系探颐

   

温病病因的物质性虽更接近病因本质,但因其：①未能揭示温病病理变化的特性,②难以和中药性味功效相结合[5],所以对审证求因的辨证论治帮助不大,因而不能融入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没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温病病因体系的现代研究中,疠气病因的重要性已逐步达成共识,如李氏[6]对温邪主导温病传染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不属于温邪的疠气是温病传染流行的根源所在,建议组构温病的温邪和疠气二元病因体系；并认为外感病因是六和疠气,六是气象变化形成的物理性致病因素,意义在于辨证求因、审因论治[7]；疠气是生物性致病因素,从本质上说明传染和流行的发生,两者必须结合。病机不仅讨论发病和病理传变,还应剖析怎样在人群中播散及预后、转归、复发等,务求掌握其动态演变过程。黎氏[8]则认为,外感病因与机体状态相互作用决定外感病的证候表现,将外感病因分为直接病因(病原及物理因素)、防御应对机制(免疫调控等)、中医传统病因(相当于西医的综合反映病因)和证候病因(即病因的辨证归纳)等4个层次。在病因与辨证相关性方面：李氏[9]认为,中医对外感病因的认识依托于临床证候,是在辨因之后形成的理性模型,对外感病因的确定源于对病机的分析,中医病因与发病有相关性,而非决定性。

1.3  六病因气象医学研究

   

“六”是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病邪的合称,是自然界气候反常(六气太过不及或非其时而有其气)或气候正常,并影响到人体的调节适应机能及病原体的孽生传播而成为致病的邪气[10]。如从气象医学的观点认识“六”,风邪可能是传染性微生物的气溶胶；寒邪、暑邪、火邪与温度有关,同时也同致病性微生物的作用有关[11]。中医学是将气象因素、生物性致病因子及机体反应特征结合起来论证疾病的。“六”作为致病物质或致病条件,是物质性、条件性、人体反应性的综合概念,是指直接或间接受“六气”(自然气候)影响,既包括受气候影响的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致病原,亦包括受气候影响的机体免疫状态、病理生理状态[12]。郭氏[13]则认为,“六”既是外感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也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条件。从现代病原学角度来看,它虽然包括生物(细菌、病毒等)致病因子在内,但不同的气候变化对病原体的孳生繁殖、疾病的传播以及机体的抗病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研究探讨“六”致病的科学性及定量标准,如朱氏[14]等对10年来黄疸性肝炎发病与气象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临床湿热症状的出现与8天前的湿度、雨量和阴天呈正相关,与晴天负相关。提示中医学认为黄疸因感受湿热外邪所致,这一理论具有科学意义。

   

由此可见,六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季节性的环境致病因素,二是病原性生物的致病因素,三是审证求因后的病因概括[15]。

1.4  疠气说与微生物病因

  

温病病因学说与现代病原微生物学有很大的差异,其优势与特点在于除戾气病因之外,还看到了人体与气候因素,不象西医学的病因体系中只有病原体[16]。但就疠气病因说而言,吴氏所言杂气类似于导致感染性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时疫之邪类似于致病微生物中导致各种急性传染病的病原体；以口鼻为门户侵入人体,潜伏于膜原,吴氏所言伏于膜原的“邪”,“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客观的致病物质,故其“邪伏膜原”之说与传染病学中所说的潜伏期近似,所谓“膜原”类似于病原体潜伏部位的假说[17]。如果用微生物学的知识取代比较含糊的戾气与时行之气,那就是比较完满的传染病的病因学了[16]。

2  实验研究

  

温病病因学实验研究是通过模拟温邪的形式及致病机制,以探讨温邪是由哪些因素构成,是单一因素致病,还是复合因素致病。张氏[18]通过外湿环境使大鼠自然发病,通过对免疫、内分泌、肠道细菌、能量代谢、病理形态等指标分析,认为外湿的科学内涵是季节气候环境、生物致病因子及机体反应性相结合的综合概念。可见,外感湿邪与病毒、细菌等病原体的感染有直接的关系[19]。目前研究较为成熟的是湿热证模型[20],运用传统中医理论造模,对模型从病理、生化、免疫、微量元素等多角度、多侧面探讨。普遍认为采用多因素复合造模法效果好,提高空气温度与湿度的同时感染鼠伤寒沙门氏杆菌以模拟外感湿热[21-23]。如佟氏[21]探讨高温环境,同时予高脂、高糖饲料,并感染不同的病原微生物学因素对大鼠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高温环境下,机体免疫系统呈现应激状态[24]。湿热环境能使兔在内毒素刺激下杀菌/通透性增加蛋白mrna表达减少,并认为这可能是湿热致病和湿热缠绵难愈的病理机制之一[25]。

   

温病的病因及机制有一定的分子生物学基础。人的生命活动很复杂,包括发育、分化、细胞周期调节、内环境稳定、对刺激的反应、衰老等,但其本质都是不同基因随时间空间而有选择地表达的结果。同一种细胞在正常和疾病状态时,基因表达亦有差异。病理变化是由基因表达的改变所致,中医的病因及致病机制是这种病理变化的体现。因此可以认为,温病的病因及致病机制的“内涵”是基因表达的改变[26]。在实验研究方面,应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

3  临床研究

3.1  湿邪与病毒感染

   

唐氏等[27]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成人呼吸道病毒感染患者临床症状多见有湿证的表现,证明呼吸道病毒感染与湿有一定的相关性,初步证实病毒感染可降低患者的免疫功能,并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和清除失衡,而化湿方药具有直接杀灭病原微生物的作用,还能双向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对抗自由基损伤。陈氏等[28]通过329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观察研究,表明谷丙转氨酶(alt)升高者辨证为湿热证占92.4%,其中急性肝炎100%属湿热证,湿热的进退与alt升降呈正相关。徐氏[29]发现,流行性出血热(ehf)患者可出现各种心律失常,但以心动过缓最为常见,表现为迟脉。ehf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因其出血及流行性又称为“疫斑”,疫斑中出现迟脉与湿密切相关,湿为温病中迟脉形成的主要病理因素,在疫斑患者出现迟脉时,其辨证治疗应围绕“湿”而采取利湿、化湿、燥湿等法。

3.2  湿热与脾胃病

   

温病湿热证,由于临床较为多见,诸多学者亦对其实质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依据清代温病学家薛生白关于“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湿热病证以脾胃为中心,其证包括发热、胸闷、纳呆、头重、腹胀、恶心、便溏、小便黄赤、汗出不畅、舌苔黄腻、脉濡数或滑数等。一般认为湿热既是病因,又是证候类型。目前的临床研究集中于对湿热证患者相关指标的检测,力图从免疫功能、微量元素水平、自由基水平等层面揭示湿热证的本质。有研究认为脾胃湿热与hp感染[30]、炎症的活动性密切相关：其p50表达缺失,使结肠黏膜增殖周期发生紊乱；tgf-α表达增高,促进上皮细胞增殖,使病变缠绵难愈[31]。

3.3  火邪与脑病

    丁氏[32]认为,火热是脑病的重要致病因素,是热性脑病过程中的病理改变,因此清热泻火是其治法；并分析了中风病与温病在发病基础、病理因素、证候、病位、传变,治法方面的相似性[33]。

3.4  温毒、热毒与心系疾病

    病毒性心肌炎的病因主要是外感时邪温毒、湿热温毒[34]。其临床表现和病因病机特点显示,该病具备温病的一般特征。从临床表现来看,尽管该病表现复杂(可见发热、咳嗽、腹泻、头晕、乏力、胸闷,甚至胸痛、水肿、气喘、气急、黄疸等诸多见症),但发热一症的出现是恒定的,几乎必具。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为感染性疾病,而且符合温病的三个特征：①从外感受；②由表入里,由卫及气及营、血；③必有发热见证[35]。

    王氏等[36]提出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热毒致病的理论,其病机为热毒伤及血络,属实证或本虚标实,其现代生物学内涵与炎症因子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有关。丁氏等[37]指出,目前气候环境、饮食结构、工作生活习惯、体质等较以前有所不同,易导致火热之邪,同时体内脂毒、糖毒、浊毒、瘀毒蓄积蕴结,变生热毒,邪气亢盛,败坏形体,损伤心及心络,导致冠心病、高血压、病毒性心肌炎等多种心系疾病。临床及实验研究资料证明：以清热燥湿、解毒通络法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清热解毒通络、滋阴和营法治疗冠心病、不稳定心绞痛,清热解毒法治疗高血压,清火化痰解毒法治疗过早搏动,益气补心、养阴解毒法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均取得良好效果。并认为热毒学说深化、发展了对心系疾病本质的认识,经过长期的临床与系列实验研究验证,已成为指导心系疾病防治的一个重要学说。它的核心是重视热毒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积极应用清热解毒的方法阻止疾病的发生及发展,以减轻脏腑气血的损害。

3.5  伏邪与其它

    杨氏等[38]对以伏邪学说指导治疗的部分急、重、疑难病症如白血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艾滋病等进行了重点介绍,并认为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对疾病防治的深入研究,伏邪学说有重新认识和研究的必要,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应得到重视。

3.6“环境毒”与急性放射损伤

   

冯氏[39]认为,急性放射损伤属于中医温病范畴,有起病急、传变快、热象偏重、易动血等特点,结合临床表现分析,有发热、口渴,甚至肌肤灼热等热象。并认为射线属外感热邪,与中医温病病因特征类似,具有直中脏腑,易损伤气血、耗损肾精之重要特点,而肾精耗损为病变的中心,也是导致辐射远后期癌变等效应的重要因素。当前,急性放射损伤的治疗以清热解毒、益气养阴等为主。

4  展望

   

综上可知,近年来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温病病因,不仅丰富和充实了温病的病因学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温病病因本质,为临床辨证提供了客观依据。实验研究中运用传统中医理论造模,对模型从病理、生化、免疫、微量元素等多角度、多侧面探讨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本质及其内在的相互关系。临床应用上温病与内科疾病虽然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疾病,致病因素的差异是其关键所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可出现诸多相同的病机与证候。温病学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基础,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较为完善的论治方法,故可借鉴于内科疾病的治疗,以加深对相关内科疾病的理论探讨与临床研究,从而提高对相关疾病的防治水平。但也应该看到,对温病病因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尤其表现在实验研究方面：①实验条件。气候因素在动物造模中的设定值得商榷。中医学中对气候环境与疾病的作用大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动物实验中,大多动物都处于应激状态。②实验动物的选择。大、小鼠的散热机制很不发达,尤其汗腺少,不适应高温高湿环境,在湿热类模型中,环境气温高于32 ℃,基本上可以认为实验是失败的。尽管实验研究中的检测指标林林总总,但仍应牢记中医学的病因概念是包含了机体的反应性在内,不能单纯凭几个指标确定。目前的分析性研究为数不少,但缺乏整合性研究,应该将已有的成果进行综合,并建立起相应的数学模型,以明确各指标与病因致病的相关性,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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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1 毒邪学说的发展概况

毒邪作为中医病因学说之一,从《内经》时代开始,即已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后世医家多有充实与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临床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病理机制研究的深入,对传统毒邪的认识得以深化和拓展,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内容包括毒邪的界定、历史沿革、病邪性质、致病特点、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方面。近3年来,有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毒邪致病的机制探讨方面。毒邪学说已成为现代病因学与治疗学研究中新的视点与热点。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毒邪学说经历了兴起、昌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悄然沉寂之势。究其原因,涉及了从中医疾病观到当代疾病谱变化的方方面面。

2 毒邪学说的困境与分析

2.1 与疾病可知、可治理论的矛盾 《内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缔造了中医学的疾病观。目前大家所公认的“疾病可知、可治观”,即由《灵枢》的“拔刺雪污论”发展而来。《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由“拔刺雪污解结决闭论”奠定的“疾病可治、可知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在2 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但疾病的可知是有限制的,受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疾病的可治性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患者机体的承受能力、依从性、疾病的发展阶段、医者的专业水平、医疗技术的现状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即全面地论述了影响疾病可治性的诸多因素。清·程钟龄《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更是从医家、病家、旁人、药中、煎药5个方面总结了100种影响疾病治疗的不当言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诊断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疾病的不可知、不可治,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来考察毒邪学说的作用,会发现毒邪学说对临床缺乏有效指导,一种对实践没有有效指导作用的理论,当然不会被看作好的理论。

2.2 辨证论治体系的缺失 纵观中医学2 000余年发展史,一种学说的确立,均以相对完善的理法方药体系,亦即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以温病学为例,其学说萌芽于《内经》、《难经》、《伤寒论》,发展于唐宋元明,形成于清。其形成即以叶天士《外感温热病篇》确定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为标志。而《中医脑病学》不能脱离《中医内科学》独立,正是因为其辨证论治体系还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辨证体系。一种产生于临床实践的中医学说,只有当其可以据之以立法、组方、遣药,即指导实践时,才可称作完善。毒邪学说在理论上已基本完备,毒邪的内涵与外延、历史沿革、病因病机演变、临床特征、涵盖的疾病种类与预后等已阐明。但确定为毒邪致病后,应采用何种治则治法,选用何方,或如何组方,方中如何加减用药,基本上是空白。这也是导致毒邪学说逐渐没落的重要原因。

2.3 涵盖疾病谱的难治性 毒邪学说涉及的疾病范围广,种类多,涵盖了内外妇儿各科,有广义疾病范畴如心系疾病、恶性肿瘤,常见病、多发病如急性脑血管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少见病、疑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肝豆状核变性、成人斯蒂尔病,危重急症如急性心肌梗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还包括放射性肺炎、化疗毒副作用、运动性疲劳等难以归类的疾病,总数超过100种。上述疾病,或多或少的具备迁延性、复杂性、难治性、致残性、致死性等特征,无论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时都有束手无策的无奈感,其中很多疾病根本不存在治愈标准。 3 毒邪学说的前景展望

随着时代的发展,诊疗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医学观念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新的医疗实践,提出了诸多全新的问题,中医学理论在认识、分析、解决新问题方面的不足难以回避。虽然毒邪学说存在诸多不足,却因临床实际的需要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甚至有泛滥的趋势。要规范毒邪学说的发展,拓展辨证论治的适用范围和能力,应当为毒邪学说准确定位并将之有机融入中医基础理论中。

3.1 毒邪的中医病因病机定位 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毒邪有内外之分。一般认为外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并造成毒害的一类病邪。内毒是指由内而生之毒,系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机体内的生理产物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内毒多在疾病过程中产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产生新的病证,多标志着疾病进入危重阶段[1]。因而外毒可归入外邪中疫疠之邪的范畴,内毒可与痰、瘀并列作为特殊的内生病邪。虽然毒邪可由六化生,或与痰、瘀并见,但多同时具备猛烈性、火热性、传染性、特异性、顽固性5个特性[2]中的3个以上,且毒邪决定着病情的发展方向与预后,因而毒邪作为独立的致病因素更符合临床实际。外毒致病,多损伤皮肉筋脉,并出现神志异常,与肺、心、肝关系密切。内毒之生,多与肺之宣肃、脾之运化、肾之开合异常密切,故应主责肺、脾、肾三脏。

3.2 中医治疗学研究 毒邪为病,其治当以祛除毒邪为主,兼以扶正。故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分别适用于不同阶段,但吐法当今近于不用,温补二法在毒邪炽盛时有助邪之弊,故祛毒治法,以汗、和、下、消、清为常用,其中汗、下使毒邪有出路,和、消、清可认为是广义的解毒法。有了治则治法的指导,进一步应探讨针对毒邪为病的方药,虽然关于具体疾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丰富,但在普适性方面不足。今后的研究,首先应整理具有解毒祛毒功效的中药,因《神农本草经》朴实有验,可从此入手。其次,整理发掘具有解毒作用的方剂。但毒邪学说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超越西医具体疾病的藩篱,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出现如同王清任诸逐瘀汤之与瘀血学说的系列方剂。

4 小结

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短短20多年间,毒邪学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获得了长足进步,为当代中医药辨治层出不穷的疑难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但毒邪学说的理论体系尚未最终形成,当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的理法方药体系真正构筑起来的时候,中医药学防治疾病将再获利器。

篇4

除了指咳吐之痰外,中医学的“痰”尚有重要的病因学涵义。“痰”的病因学涵义在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初步形成,并在后世不断发展。其形成与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赋予“痰”致病的属性,其次是将“痰”微小化。痰的病因学涵义的形成,为很多病证尤其是一些疑难病症从痰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开辟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1 中医学“痰“的概念

提到痰,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产生于气管或支气管,由其黏膜分泌,经由口鼻咯吐而出的黏稠、混沌的液状物质,即平时所说的“吐痰”之痰。而中医学所论之“痰”,除了上述涵义之外,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病因学涵义,即指稽留在体内脏腑、组织、肌肉、经隧、脉络、关节内的无处不到,无物可证,无形可见,能引起某些特殊病证的致病因子[1]。痰能阻滞机体气血,流窜经络,妨碍脏腑功能,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

2“痰”的病因学概念形成

从文字学角度加以考证,《说文解字》(成书于100年到121年)及《释名》(成书于194到203年)中均无“痰”字记载[2]。《内经》全书中也无“痰”字。我们现在看到的,“痰”字出现较早的医学典籍是《神农本草经》和东汉张仲景(150～219年)的《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多数学者认为其在秦汉之际或先秦已有原始资料,但成书不早于东汉。在《神农本草经》中有“胸中痰结”、“留饮痰癖”之类的记载。其云:“巴豆,主伤寒,温疟,寒热,破症瘕结聚,坚积,留饮,痰癖,大腹水张,荡练五脏六腑,开通闭塞,利水谷道,去恶内,除鬼毒蛊注邪物,杀虫鱼。”“恒山,味苦寒。主伤寒,寒热,热发温疟,鬼毒,胸中痰结吐逆。”在《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篇中则记载:“膈上病痰满咳嗽吐。”从上述内容上可见,当时的“痰”指的是呼吸道之痰。有学者推论,张仲景书中之“痰”字,系后世传抄者或刻书梓人所为。其文献依据为: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载有惠苑《华严音义・风黄淡热》之文:“《说文集略》曰:‘淡为胸中液也’,骞师注《方言》曰:‘淡字又作痰也。’”另外,晋・王叔和《脉经》、唐・孙思邈《千金翼方》中,痰饮俱作“淡饮”称[3]。但是,《校订神农本草经》序文中指出:“其经文或以痒为养,创为疮。淡为痰,注为蛀,沙为砂,兔为菟之类,皆由传写之误,据古订正,勿嫌惊俗也。”因此,可以认为不论称之为“淡”、或“痰”,秦汉时期之“痰”,其所指为呼吸道之痰,“痰饮”、“痰癖”为与呼吸道之痰有关的一种病症。

魏晋南北朝时期,《脉经》、《名医别录》、《肘后备急方》、《本草经集注》等著作中虽然“消痰”、“去痰”、“除痰”、“治痰”、“破痰”的药物记载逐渐增多,但其所指之痰,仍为吐痰之痰。但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痰实”、“痰热”、“痰厥”、“痰壅”等词汇,如《名医别录》云:黄芩“治痰热,胃中热……”《本草经集注》云:芒硝主治“腹中痰实结搏”;《肘后备急方》云:“其病亦是痰壅霍乱之例,兼宜以霍乱条法治之”等,其本意是对吐痰之病证进行虚、实分类或寒、热分类,但这种提法为此后“痰能致病”思维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肘后备急方・治胸膈上痰・诸方第二十八》中云:“治卒头痛如破,非中冷,又非中风方……此本在杂治中,其病是胸中膈上。痰厥气上冲所致名为厥头痛,吐之,即瘥。”将痰相关之病证从咳嗽、胸腹部疾患扩充到头部之头痛,可以说是“痰可无处不到”观念的端倪。

从咳吐之痰发展到病因学涵义的痰,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赋予其致病的属性,这始于隋代的巢元方。在其所著《诸病源候论》(成书于610年)有云:“痰者,由水饮停积在胸膈所成。人皆有痰,少者不能为害,多则成患”;“水饮停积,结聚为痰,人皆有之。少者不能为害,若多则成病”,明确提出“痰能成患”。并且,痰的部位已不仅仅局限在胸膈、心下等,开始具备无处不到的性质,如痰能到各个脏腑:“夫风邪所伤,是客于皮肤,而痰饮渍于脏腑,致令血气不和,阴阳交争。若真气胜,则邪气退。邪气未尽,故发疟也”;痰可上注于目:“阴阳之气,皆上注于目。若风邪痰气乘于腑脏,腑脏之气,虚实不调,故气冲于目,久不散,变生肤翳。肤翳者,明眼睛上有物如蝇翅者即是”;痰可逆上到咽喉:“咽中如炙肉脔者,此是胸膈痰结,与气相搏,逆上咽喉之间,结聚,状如炙肉之脔也”;痰可乘经络:“夫心痛,多是风邪痰饮,乘心之经络,邪气搏于正气,交结而痛也”。总之,痰生成以后,随风、随气的运行可在机体内无处不到,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其次是痰的微小化,认为痰是体内生成的病理产物,咳吐出来后可以肉眼看到,没有咳吐出来虽然肉眼看不到,但是仍存在于体内。这种属性是在对咳吐之痰形成机制和痰的致病性、流动性的认识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因为“由气脉闭塞,津液不通水饮气停在胸腑,结而成痰”(《诸病源候论》),痰是津液不通的产物,而津液是微小的,故痰亦具有相同属性。因而,痰可以随气升降,无处不到,结聚在经络、血脉、脏腑后会导致疾病。可以说,在《诸病源候论》中确立了痰无处不到性质的同时,痰的微小性已经有了基础,只不过我们在古籍中找不到明确的论述。金元时期以后的医家,明确论到痰的这种属性的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是清代沈金鳌。在其所著《杂病源流犀烛》中将痰譬喻为云雾,其云:“人自出生,以致临死,皆有痰……而其为物,则流动不测,故其为害,上至巅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身内外皆到,五脏六腑俱有。试罕譬之,正如云雾之在天攘,无根底,无归宿,来去无端,聚散靡定。”现代以来,不少医家和学者基于痰的微小性的认识,研究其本质,提出了血浆脂质即是“微观之痰”、淀粉样变似“痰”、异常糖类与糖复合物为“痰”等[4]。

3“痰”的病因学概念形成的临床意义

目前临床上,具有形体肥胖,面色晦暗无光或光亮如涂油,皮肤油垢明显,前阴、腋窝或手、足常泌液渗津,体表皮下可触及肿块或结节,溃疡、糜烂或流黏稠脓液,大便黏腻不爽,舌体胖大、舌苔腻滑等体征者多考虑为痰证。这些体征具有黏滞不爽、凝聚成块、感觉秽浊等类似咳吐之痰性质的特点。从中可看出病因学涵义的痰概念及相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基于中医学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在理论上总结和发展临床实践的结果,而这些理论形成之后又反过来指导临床实践。因此,不仅具有咳痰症状的肺系病从痰论治,其他呕吐、反胃、痞满、呃逆、遗精、遗尿、健忘、耳鸣、心悸、胸痹、不寐、癫、狂、痫、眩晕、瘿瘤等多种病症都可从痰论治,并且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又形成“百病皆由痰做祟”、“怪病从痰论治”等学说,为从痰论治疑难杂症提供了理论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病因学涵义的痰概念的形成,使化痰药物的功能涵义也发生了变化,目前被认为具有化痰作用的药物很多。化痰药物,在《神农本草经》中仅记载巴豆、恒山两味药;在《名医别录》中记载化痰作用药物,如朴硝、茯苓、白术、细辛、柴胡、兰草、蕤核、吴茱萸、黄芩、前胡、厚朴、大黄、巴豆、芫花、荛华、旋复花、半夏、恒山、盐等10余味药;而在《证类本草》中化痰药物则有矾石、芒硝、朴硝、石胆、白石英、赤石脂等170余味药。化痰药物的增加,固然与对药物种类及作用认识不断增加有关,但也与痰的涵义扩展密切相关。因为,有些药物虽然已记载于之前的古书中,但并无化痰作用的记载,而实际上药物对咳吐之痰发挥的作用,是比较容易观测和体验得到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唐宋之前记载的化痰药是针对咳吐之痰的,而在此后的化痰药的功能则不仅仅局限于此,这在临床应用化痰药物时,是要留意的。

总之,“痰”的病因学概念形成是依据临床实践不断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的结果,为很多病证尤其是一些疑难病症从痰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开辟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1]乔振纲,韩冠先.实用中医痰病证治[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

[2]孟庆云.痰病原道说解//潘桂娟.中医痰病研究与临床Ⅰ[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序1.

篇5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统一性的认识。整体观念将机体作为一个多层次结构的有机整体的思想与系统论思想不谋而合，首创系统论思想的贝塔朗菲也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中医学认为机体各个脏腑官窍之间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作为个体的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具有统一性，这也是系统论思想在中医思想中的体现。具体表现为：①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在生理上，构成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与功能上是完整统一的，即中医学以五脏一体观来认识人体；在形神关系上，中医学认为人的形体与精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割的，即形神一体观。②人体的生命过程受到大自然的影响，自然界的气候与环境均与机体疾病的产生、变化与康复有直接的关联，因此，《灵枢·邪客》中就有“人与天地相应也”的说法，即天人一体观。③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其生理、病理还会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等社会因素。采用数字“一”来概括中医整体观念，便于学习者掌握中医学的特点，又符合中医系统论的思想。

2“二分天下”：两个着力点——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法，是中医学用来阐释机体的生命活动、疾病的发生原因和病理变化，指导疾病的诊断与防治的基本着力点，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具体到中医学中的简单数字上，就是用阴阳，即项数为2的二元极性类的总类这一双变量均衡的动态模型来分析问题。中医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结果。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事物的发生并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因此，中医学不但以阴阳来描述事物的属性、变化，还将其用来阐释机体的病理变化与病因的属性、分析四诊资料与概括疾病症候、确定治疗原则、归纳药物性能以及指导养生等。把握中医学中的数字“二”，可以接近中医思维的核心。

3“三生万物”：三个量化点——三分法

中医学在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完善的思维方式基础上，进一步将阴阳在定性的辨证基石之上作出量值辨证，即把阴阳各分为三，这一点也类似于系统论中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情况划分系统类型的思想。中医学以阴阳三分法表示事物的属性，一阴分为太阴、少阴、厥阴；一阳分为太阳、阳明、少阳，既体现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德经》）的发展变化模式，又为疾病的量值辨证提供了主体框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丰富了三阴三阳六经辨证，为后世医学留下了以阴阳定性辨证为纲，以三阴三阳量值辨证为目的框架。此外，这种三分法还在经络学说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和进一步拓展，手足经络的命名也是基于此三分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十二经脉等概念。数字”三“为学者提供了量化指标。

4”四诊合参“：四个切入点——四诊法

望、闻、问、切是中医诊察疾病的基本方法，中医通过四诊合参，诊察疾病外在的症状与体征，进而揭示疾病的病因、病机，从而为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四诊合参是以望、闻、问、切为切入点，并将四诊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法，而综合四诊、全面系统地了解疾病，进而做出判断与治疗的做法本身就是系统论的方法。如《难经·六十一难》中所言：“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数字“四”提示了中医医生确诊时的四个切入点。

5“五彩缤纷”：五个支撑点——五行学说

中医学把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领域，以五行学说来阐释机体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体表与内脏的有机联系，以及机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五行学说贯穿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机体的生理病理，并指导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是整个中医理论的支撑点之一。同时，以五行为中心，配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和机体结构的五脏构成了解读中医学的基本框架，如表1，即五行与自然界的五音、五味、五色、五化、五气、五方、五季和机体的五脏、五腑、五官、五体、五神、五志、五声、五变相互对应，加强了对中医学整体观念的论证，使中医学所采用的整体系统方法进一步系统化，数字”五“在五行学说中多次出现，形象地总结了中医学说的重要支撑点。

表1五行与自然界和机体的相互对应

6“六七情”：多个落脚点一病因学说

中医学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分析致病因素时要注意综合客观条件与临床疾病的症状、体征，全面推求病因，为治疗提供依据，体现了系统论思想的中医病因学，将常见病因形象的总结为外感六——风、寒、暑、湿、燥、火（热）和内伤七情——过喜、过怒、过优、过思、过悲、过恐、过惊。常见数字“六”、“七”高度概括了中医学中的致病因素。

此外，中医学中还有其他的简单数字也体现了中医学的系统论思想，如机体健康和疾病关系的五运六气学说；经络系统中沟通、渗灌十二经脉的奇经八脉；《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描述男子、女子生长发育规律时间性节律的“七”、“八”，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葵至……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同时，同一简单数字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如“四”和“五”既可以用于提示四诊合参与五脏一体，又可以用来描述中药的四气五味，虽含义不同，但并不影响其传达概括中医学概念的整体思想。

篇6

此期，中医护理学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积累了大量专科护理经验。

巢元方编写的《病源候论》一书，以病情观察为主进行研究，使该领域得到了丰富与发展;孙思邀编写的《千金翼方》一书，以各科临床为对象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三大方面，一是护理，二是食疗，三是养生，为我国现代护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唐代医家王烹编撰的《外台秘要》对于临证护理中的病情观察有独特见解，书中详细记载了伤寒、肺结核、疟疾、天花、霍乱等病证病情观察方法和内容，还对传染病人提出了护理探视制度。尤其是这一时期出现最早关于护理的敦煌壁画，在中医汗牛充栋的典籍里没有为我国护士留下只言片语，但在沙漠深处古代的艺术家却在苦难和战火中用壁画的形式保留了护士的渊数，其中的女医童护士极其生动地再现了中医护理原貌5宋金元时期(公元960一1368年)中医护理丰富与发展。

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三因学说”是对宋代以前病因总结，也对后世病因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对病因病症护理提出了措施和方法。

金元时期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朱震亨4位著名医学家，在中医护理方面提出一系列护理方法和护理措施，极大地丰富了中医中药在护理方面的应用。

《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开宝本草》、《脚气治法总要》等一系列医学著述相继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专科护理的发展。随着相关研究的日益深入，专科护理知识体系也逐渐完善起来。陈自明所著的《妇人大全良方》一书中，对妊娠前后的护理提供了不少资料。另外《医说》等著作基于分类视角研究和归纳了一些疾病的护理方法。

篇7

1蒙医学与中医学对病因的认识

    1.1蒙医学对病因的认识

    蒙医病因学认为，身体内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赫依、希拉、巴达干、血、黄水、“粘”虫是引起疾病的根本原因。其中赫依、希拉、巴达干，被称为基本病因，是一切疾病的根本原因。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三者（蒙医称为“三根”）处于平衡状态，共同维持健康的生理活动。但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气候、饮食、起居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三根有增多或减少的变化，由于人体有自我调节的功能，所以仍然保持着相对平衡，人体处于健康状态。只有当外部影响超过了人体自我调节的限度，导致其生理功能出现障碍或紊乱时，人体才处于病理状态。由此可知，蒙医学中所指病因，只是引发疾病的潜在因素。除了先天性疾病和遗传性疾病，外部因素在发病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在蒙医学中把致病的外部因素分为饮食、起居行为、气候和其他四类。一是饮食过多、过少、不当会引起三根的变化；二是日常起居行为包括居住环境、居住条件、衣着、各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及语言、情绪变化和心理活动等，都会弓I起三根的相应变化；三是四季气候的异常变化影响人体；四是其它因素，主要指各种突发事件，包括跌打损伤、大出血、意料之外的心理打击、接触传染源等意外原因。

    1.2中医学对病因的认识

病因病机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经》中详细论述了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变机理等，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说。关于病因，《素问·调经论》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把病因按其传变概括为三个途径：“千般疚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人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宋代陈无择明确提出了“三因学说”。在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在以往病因分类的基础上，将病因分为外感性、内伤性和其他等三大类致病因素。六邪气是“外所因”，情志所伤是“内所因”，而虫兽所伤、跌仆金刃以及饮食劳倦等是“不内外因”。从而把致病原因与发病途径结合起来，这种分类方法较之以往更为合理、明确，因而对后世影响较大，延用至今。

现代中医学理论中把病因归为六（风、寒、暑、燥、湿、火六种外感病邪）、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疠气、饮食劳逸不及或不节、外伤、痰饮疲血六类。由此可以看出，蒙医学和中医学的病因理论在实践中经过长期发展和演变，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形态。但总的来说，二者仍然有很多相似之处。

2两种医学病因理论的比较

    2.1致病因素之一：气候变化

    人生活在自然界，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外因，疾病的发生无不受自然规律的影响和制约。中医“六”病因与蒙医所说的气候方面的外因相似。蒙医认为，气候变化的太过、不及或反常导致“三根”的不正常变化而导致疾患，特别是热病中的疫热与气候异常有很大的相关性。蒙医学上把一年分为六时，即初冬、隆冬、春季、盛夏、季夏、秋季。把一天也分为六时，即清晨、上午、中午、下午、、半夜。疾病与季节和时辰有关，如赫依病多在夏季发作，日暮、黎明时发病；希拉病主要多在秋季发生，中午、半夜时发病；巴达干病多在春季发生，、上午时发病。中医外邪致病也有明显的季节性。同时，地域有高下，气候有差异，邪因地而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东方生风”、“南方生热”、“中央生湿”、“西方生燥”、“北方生寒”，都含有邪气因地域方位之不同而异的特点。蒙医则没有这种明显的地域特点，只局限在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而导致“生满病”而巳。

从病理机制看，中医强调，外邪致病各随其脏气所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吴昆注云：“风寒暑湿燥热，不当其位，是天之邪气也。风气入肝，寒气人肾，暑热之气人心，湿气入脾，燥气人肺，是害人之五脏也。肝与春季相应，风气通于肝，风邪伤肝，春多肝病；肝开窍于目，主筋，故其病又多有目、筋的证候表现。故《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风客气，精乃亡，邪伤肝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风伤筋”。

蒙医则认为，不同季节气候有不同的性质。即春季温暖、盛夏燥热、季夏雨季湿润凉爽、秋季腻热、初冬寒冷、隆冬非常寒冷，周而复始。一天中的不同时辰不同性质的气候变化交替出现，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清晨和下午呈凉性、上午和呈温性、中午和半夜呈热性。作为致病因素之一的气候变化所引起的疾病，就是与气候的这种性质有关。这种性质蒙医称为“十七效能”，具有抑制（相反的）或增多（相同的广三根“的二十种特性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的“三根”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出现变化，一天之内也有所增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往往影响着疾病的蓄积、发病和痊愈。因此蒙医强调季节养生的重要性。气候的变化是大自然的规律，为了保持健康，人们要学会适应气候变化。如《四部医典》曰：“季夏骄阳之光渐炎烈，只为耗力宜进甜凉食……春秋泻吐下赞润物，低剩反常酌情可施诊。”

    2.2致病因素之二：情志变化

情志又称情感，它是人们精神心理活动的综合反映，在一般情况下属于正常的精神生理现象。所谓“七情六欲，人皆有之”。但如果情志波动超越了常度，过于剧烈或持久，则将引起身体生理功能的紊乱，从而导致各种疾病。七情便成了致病因素。人的情志变化有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病理因素，都是导致人们情志变动的重要因素。

中医学上把七情作为内伤，蒙医则视为外因。人们的起居行为可以概括为“身、语、意”，身体包括体力劳动、环境、穿着和临时性生理活动〈如呼吸、哈欠、睡眠、饥饿、口渴、放屁、等，不可强忍或强作〉；语就是言语，喋喋不休或沉默寡言都会导致疾病；意就是情绪变化或心理活动。这种外因一般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或心理变化，是一种常态化的行为，相对平稳’长期作用于人体才能引起疾病，如经常生气或抑郁的人。还有一种情况是，情志变化是突如其来的、比较剧烈的反应，这种外因包括在其他外因中。从病理的角 度看，蒙医学认为心理活动与饮食、气候变化一样，是通过影响人体”三根“的特性，引起三根的偏盛、偏衰或紊乱，进而影响三根之优势部位导致各种疾病症状。如人体的心脏、骨骼、大肠、耳、皮肤等部位是赫依的优势存在部位，因而由于某种外因引起赫依增多就容易侵犯这些部位。同样希拉增多容易引起肝脏、胆囊、血液、眼和小肠的病变，巴达干增多容易累及肺脏、脾脏、肾脏、胃、膀胱、精府等脏腑以及肌肉、脂肪、骨髓、等部位。

中医学则认为，情志与五脏相应，病则首伤五脏。情志活动归属五脏而称五志，脏腑气血是产生情志活动的基础，情志活动又是脏腑气血功能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情志过用则会伤及五脏。

蒙医重三根理论，情感的变化虽属于外因，但能够直接影响三根，如喜导致人体内赫依的增多，而心脏是赫依优势存在的部位，赫依增多首先会影响心脏。发怒导致人体内希拉的增多，而肝脏是希拉优势存在的部位，希拉增多会影响肝脏等，这与中医学七情致病的“喜伤心”、“怒伤肝”的理论可谓殊途同归。由此可知，虽然不同的民族因其体质、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社会环境的不同，情志对人体的作用和影响有所不同，但总体上说影响的部位和出现的症状应该是大同小异，只是不同的医学体系的解释方法不同而已。

2.3致病因素之三：疠气

疠气，是一类具有很强传染性的病邪。对此中医早有详细记载。明代名医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到：“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就是说疠气是一种自然界的毒疠之气，与普通的六邪气不同，它具有传染性强、易于流行、发病较急、病情严重、一气一病〈即一种疠气导致一种传染病〉、症状不同的特点。疠气可致传染性疾病方面，古人对其发病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蒙医称其为“粘”病，粘（音nian）是译音。蒙医学病因理论中属于六个总病因之一。蒙医认为“粘”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致病小虫，相当于现代医学的微生物一类病原体。“粘证”是具有急、烈、顽固等特点的一种病证。粘证多见于温热病中，在寒性病中亦见，其病种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细菌性痢疾、霍乱、白喉等传染性疾病，还包括不具传染性的一些感染性疾患。在蒙古地区瘟疫被称为“Zhar”，在蒙语中意为广而告之，说明当时对瘟疫传播迅速的特点有了相当了解。蒙医很早就认识到不同的“粘”侵犯部位不同，出现不同症状，所以一般按其侵犯部位命名。

2.4致病因素之四：痰饮瘀血

中医学病因中的痰饮疲血与蒙医理论中的病因黄水和血相似，但对具体病理变化和导致的病患以及症状描述有很大差别。中医认为痰饮是由外感六，或饮食、七情内伤等，使肺脏、脾脏、肾脏以及三焦等气化功能失常，水液代谢障碍，导致水津停滞而成。蒙医学则认为病态的黄水和血是由三根功能紊乱导致七素的正常分解生成发生异常所致。

血液是保障润身养命的基本物质。由于过多食用热、锐性和辛、酸、咸味食物，或在烈日下长时间曝晒，或高温作业、暴怒、过度用力、刃伤、跌打震荡等均能导致血热性疾病，出现双目及颜面潮红，全身发热，头痛，口舌及齿龈糜烂，鋰血、胸刺痛，尿色赤而气味大，大便发黑等症状。反之，长期缺乏营养，或大量失血等可导致血液偏衰，患者出现头晕心悸，口唇发白，耳鸣，眼花，月经不调，脉象空虚等症状。

黄水，是人体重要成分之一，存在于全身各处，尤其在肌肤及关节较多，正常时具有润泽皮肤、关节的功能。在蒙医理论中认为，黄水是血液代谢的产物，食用腐败变质和不易消化之食物，或长时间在寒冷潮湿的环境中生活，使赫依、巴达干增多，进而导致寒性黄水病的发生。反之，生活在干旱环境中，长期食用锐性、热性食物，或用力过度、过于劳累，震伤，挫伤等，引起血、协日增多，导致热性黄水病的发生。黄水病患者主要出现皮肤粗糙，湿疹，瘙痒，全身浮肿，黄水疮，肩毛头发脱落，关节疼痛，脉象抖动等症状。

2.5致病因素之五：饮食劳逸与外伤

饮食习惯对发病有一定影响，如饮食不节、过度，暴饮暴食则伤脾胃而致伤食或食滞；过食生冷易损脾。有阳气而致腹痛、泄泻；过食辛辣、油腻，易生湿热、生痰；饮酒过量，易生湿热，伤人气血。劳逸失常也是影响发病的因素，坚持劳动和体育锻炼的人，气血充盛，抵抗力强，不易生病。但持续性过度疲劳则伤气，即所谓劳则伤气。而过度的安逸少动则会引起气血不运，食欲不振、肥胖、多湿少气等。饮食劳逸，在蒙医中分别可归类于饮食和起居范围内。外伤，在蒙医里是其它外因，一般来说都是突发性的，是伤热的主要外因。而且既然是外因，它是通过三根起作用的，即外伤引起七素的损伤，如肌肉损伤、失血过多或动筋伤骨，引起三根的紊乱而出现各种症状。

另外，由于年龄性别不同，发病也有差异。如小儿脏腑娇嫩，气血未充，故易寒易热，易虚易实；妇女”产前多热，产后多虚“等。在蒙医理论中，认为不同年龄的人”三根“所占比例不同，如儿童”巴达干“占有优势，容易患巴达干病，青壮年”希拉“偏盛，易患希拉病，老年人则“赫依”增多，易患赫依病。年龄是发病原因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3蒙医学与中医学对病因认识的特点

作为传统医学的蒙医学和中医学，在阐释人体生命活动规律时都强调，人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体脏腑组织器官在组织结构上不可分割，生理功能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人生活在自然界，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形成人体局部与整体统一，人与自然统一的天人内外统一体。这一观点反映在病因学方面‘是从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破坏、机体本身整体联系失调两方面来认识致病因素。因而，自然界气候变化，情志失调，饮食劳倦都作为致病因素来研究。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中医学提到的病因，一般是某些疾病的诱发因素，是引动某些致病因子而导致疾病的。这些病因脱离病证而独立存在，其医学认识论的意义与客体的本体论意义是有巨大差异的。“而在蒙医学中，认为导致疾病的外部原因数不胜数，因而便转向人体之内，把正常的三根作为基本病因，同时把外部因素作为发生疾病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医与蒙医比较而言，注重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主要以疾病的临床表现为根据，强调辨证论治，虽然有时也通过分析疾病的症状、体征来推求病因，并作为治疗依据，但应用很少。蒙医则通过分析疾病的临床表现和发病因素，先确定病因及病变部位，再针对病因和发病部位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法。这种差别在蒙药及其方剂的功能分类上亦有鲜明的体现。

中医学以五脏为中心，从脏腑的功能特点以及与经络、诸窍的关系，以阴阳失调、气血失常为主线’进行综合分析，以明辨寒热虚实为要务。蒙医学中以三根的平衡失调为基本病机，强调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三根发生异常变化，或增多，或减弱，成为各种临床症状的内在原因。病机多围绕三根的运行规律、优势存在部位，结合病人的年龄、体质等具体情况得到合理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中医学还是蒙医学都强调机体抗病能力的重要性，也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疾病的发生取决于内因和外因的对比以及斗争结果。蒙医学把正常状态的三根视为基本病因，也是强调了三根之间、三根与七素之间的平衡状态是人体健康的根本保证，其实质是一种预设的病因。从“六基症”来看，蒙医在病因方面内在化倾向非常突出，外因无论如何，最后的结果总是由内因决定。

篇8

1 毒邪的含义、分类和特性

毒的本意，是指毒草。《说文解字》曰：“毒，厚也。”厚有程度重之意。在古代医药典籍中，毒具有多重含义，或言病邪，或言病证，或言药物，或言治疗等。《内经》中首先提出了寒毒、热毒、湿毒、燥毒、大风疴毒等概念，《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少阳在泉，寒毒不生……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太阴在泉，热毒不生……太阳在泉，燥毒不生。”又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素问・刺法论》又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的记载。可见《内经》毒邪的概念，是根据其本义，指有强烈致病作用、对人体毒害深的邪气，是有别于六的特殊病因。《伤寒杂病论》中有阴毒、阳毒为病的记录，《金匮要略・百合狐惑病证治》说：“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至《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六中有关蛊毒、药毒、饮食中毒及蛇兽毒和杂毒病诸候的记载，不仅丰富了致病毒邪的内涵，同时使有关病因学理论进一步发展。近代温病学中，温热疫毒致病的理论已占据主导地位。现代中医学家对毒邪学说也不断地丰富和阐述，认为“毒”为邪气(包括六、七情、痰饮、瘀血等)蓄积不能疏散，郁久顽恶，厚积超过常态而形成。

毒邪有内外之分。外毒由外而来，从《内经》之“大风苛毒”，“五疫之毒”至《诸病源候论》之中的蛊毒、药毒、虫兽毒等，以及近代温病提出的温毒、疫毒致病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所谓毒邪，是从外界直接感受的，为外来毒邪。刘更生［1］认为，外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并造成毒害的一类病邪。内毒是指由内而生之毒，系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机体内的生理产物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如粪毒、尿毒、痰毒、瘀毒等。内毒多在疾病过程中产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产生新的病证。内毒之生，多标志着疾病进入危重阶段。《中医大辞典》内毒条下载：“内毒，指内发的热毒。表现为痈疮、发斑或吐血、衄血，神志不清，舌绛，苔焦甚或起芒刺，脉浮大而数或六脉沉细而数等”［2］。“毒”作为一个独立的病因，有其特殊致病特性，如暴发性、剧烈性、危重性、传染性、难治性、顽固性等。四时之气往往是毒邪产生的先决条件，所以不能把毒邪与六截然分开，毒邪也具有类似六的属性，故临床上可称为风毒、湿毒、温毒等。

2 肾病从毒论治的理论依据

2.1 毒邪是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急性肾炎或慢性肾炎急性发作多因风毒所致。风热毒邪壅于咽喉或皮肤疮毒内陷，导致肾炎的复发、迁延不愈。风为阳邪，毒属阴，风毒为阳中兼阴邪，善走表而又易于入里，故风毒侵袭不仅局限于卫表，而且易伤脏腑，客营血；既能从阳化火，又能从阴寒化，临床可见风毒在卫表，恶风发热，肢节疼痛，肌肤奇痒；风毒留滞肌肉经脉，气血互阻，酿成疮疡疔疖；毒入血分者见吐血、便血、溲血等；客于肾者，小便不利，肢体水肿或尿血尿浊。

湿毒、瘀毒是慢性肾炎迁延难愈的重要因素。湿毒重浊、粘滞，易损脏腑，腐血肉，生恶疮癌肿。湿毒犯肾，开合失司，可见通身浮肿，二便俱闭。瘀毒为多种病邪致病后，影响血分，形成瘀血，久而化为瘀毒，表现为面色黧黑或晦暗，腰痛固定或刺痛，肌肤甲错，皮肤瘙痒等。痰毒由湿邪痰浊久积而成。兼有痰和毒的两种致病特征，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痰多、胸脘满闷、心悸眩晕、苔腻脉滑等；尿毒症时因痰蒙神窍、毒邪攻心而见神识迷蒙、昏迷、昏愦；亦可见继发性癫痫发作。这些均为痰毒与湿毒、浊毒兼夹为患。在慢性肾病的后期，由于脾肾衰败，湿毒无以排泄而贮留，形成溺毒，表现为头目昏蒙，面色晦滞，呕吐频仍，烦躁不安，二便俱少等。湿毒、瘀毒是在慢性肾病中加速脏腑虚损、阴阳失调的两大因素，常常导致病情的突然恶化，危及生命。因浊毒流布全身，怫郁不解，夺粪而出，是为粪毒。临床常见口臭口糜，大便臭秽，入于脾胃及肠腑，粪毒弥漫，清不升，浊不降，故恶心、呕吐、呃逆；大肠主津，为传送之官，粪毒往往与糟粕及食积、痰饮、瘀血等病邪结聚于大肠，壅塞出入道路，气机郁滞不畅，易致腑气不通，毒聚而热生，热炽津伤，则肠失濡润，以致腹满肠燥便秘，灼伤血络则便血。

药毒对肾脏的损害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提出的“马兜铃肾病”应引起临床的警惕。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说：“凡药物云有毒及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现代研究表明，常见的能引起肾功能损害的药物主要有木通、防己、槟榔、雷公藤、土牛膝、草乌、全蝎、蜈蚣、巴豆等。有毒之品，合理使用可以疗疾，若无充分依据和用药经验，须避免盲目使用。

2.2 肾病的现代医学发病机制与毒邪相关：现代医学认为，机体免疫炎症贯穿于肾病发病机制整个过程。肾小球肾炎的发生始动因素多以感染(细菌、病毒等)为起点，这种“外毒”因素侵入机体后，由于机体免疫炎症反应，机体在清“外毒”的同时，而把“自我”(肾小球基底膜)组织当作“非我”物质而产生相应的清除效应。清除效应的结果就是免疫损伤的过程，最终则是造成肾脏的免疫性炎症。机体把肾小球基底膜当作“邪毒”目标而攻击，即使在“外毒”因素的消失下，仍继续进行攻击活动。《内经》云：“亢则害”。这种炎症反应已经过度并造成机体的自我损伤，因而可称之为“内生邪毒”。蛋白在机体内供给自己营养及为精微物质，倘若蛋白离开自己应该循行的轨道，“离经之血便为瘀”，这种精微物质就不能称职，而且已为害，即尿中之蛋白对肾组织产生破坏作用。尿蛋白漏出过多，导致肾小球压力增高，迁延日久，使肾小球动脉逐渐硬化而使肾小球萎缩，同时还会加重了肾小管负担，久之则导致肾小管变性萎缩。这种“离经之蛋白”已成为肾脏损害的“邪毒”因素，已经形成了“内生邪毒”，这种免疫性内攻击之“邪毒”与离经之蛋白之“邪毒”互为因果，从而造成机体的恶性循环，使病情缠绵难愈。肾衰无论是急性还是慢性，其发病机制也都与外源性毒物或内源性毒物相关、尿毒症时，“内生邪毒”表现更严重些。

2.3 肾病的现代医学治疗蕴涵着从毒论治理论：现代医学论证了肾病主要病理环节是免疫炎症反应，所以采用具有抑制机体免疫和炎症作用的激素类和细胞毒类药物两大类，这两类药物都具有较为明显的毒副作用，以细胞毒类药物更为显著。这两类药物的作用机制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具有抑制机体正常的细胞和体液免疫作用，广泛用于肾病治疗中，特别是对肾病大量蛋白尿上两类药物具有较为显著的临床疗效。这其实就是“从毒论治”的理论之一“以毒攻毒”方法的具体运用，因为只有药物之偏性才能纠正机体之病。这两种药物不仅从中医或西医均认为是“有毒”或“剧毒”之品，而之所以能清除机体的免疫反应而达消除尿蛋白之目的，其机理就是运用“以毒攻毒”之方法。肾衰时使用肾必胺、开同等药物及优质低蛋白，是抑制内生毒邪。运用麦淀粉、爱西特等药及血液净化，是祛去体内毒邪。这些现代医学治疗无不蕴涵着从毒论治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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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肾病从毒论治的临床

3.1 针对导致肾病的不同毒邪可以采用不同的解毒排毒法：根据毒邪性质不同，可采用不同解毒方法。应该注意的是脏腑虚衰是毒邪久留不去的原因之一，故祛邪解毒不忘扶正，在临证时要灵活辨证用药。以风热毒邪为主，治宜祛风清热解毒，方选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或五味消毒饮，以透毒外出。常用药物有金银花、连翘、牛蒡子、芦根、蒲公英、蝉蜕、桔梗、地肤子等；湿热瘀毒明显者，治宜凉血化瘀、利湿解毒，方选血府逐瘀汤，常用药物有桃仁、红花、乳香、没药、土茯苓、益母草、泽兰、泽泻、琥珀等；溺毒症状突出者，如《重订广温热论》所说：“溺毒入血，血毒攻心，甚或血毒上脑，其症极危，急宜通闭开窍，利溺逐毒。”治以通腑泻浊解毒，方选大黄泻浊汤，常用药物有大黄、生牡蛎、蒲公英、白马骨、槐花等，可配合益气健脾温肾等法，逐毒与扶正并举。痰毒者，化痰蠲毒，以流畅血脉，醒神开窍。痰本乎湿，早中期患者多痰湿合病，常利湿化痰泄浊并举，常用黄连温胆汤加减：半夏、陈皮、茯苓、竹茹、枳实等；痰毒瘀毒互结于血分，治痰治瘀必然有利于血液畅行，痰化瘀消，则浊毒无所依附，无由攻心犯脑。无虚痰难生，治痰重在健脾运湿，温阳化痰，脾健则湿去痰消，阳旺则气充津畅，痰无以生。尿毒症期痰毒蒙蔽神窍，则宜芳香化浊，豁痰醒神，方选温病三宝或苏合香丸、指迷茯苓丸；汤剂如菖蒲郁金汤、涤痰汤之属。粪毒，通腑泄毒，内外兼治。经内服与灌肠给药，以通腑导浊解毒，通过腹泻因势利导，直接祛除毒邪，排出毒素，是重要的排毒管道。以大黄、芒硝、玄明粉等为代表药物。

3.2 根据现代中药药理研究采用攻毒药物：近年中药与免疫功能研究发现，不少清热解毒中药具有清除抗原、抑制抗体、抑制活性免疫细胞产生及抑制过敏介质的释放等作用［3］。由此研究而发现的中药雷公藤，其对于肾病具有肯定的疗效，临床有效率达80％以上；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雷公藤具有较强的非特异性抗炎作用与免疫抑制作用，动物试验也表明其对多种肾病模型的病损具有逆转作用；但就雷公藤这味药来讲，中医认为其不仅有大毒［4］，而在古代多为外用药，俗称“断肠草”，而现代把雷公藤做为治疗肾病蛋白尿的专药，其实就是“以毒攻毒”疗法的产物。无独有偶，当代名老中医如张琪、徐嵩年、林鹤和等，就贯用具有攻毒抗癌之白花蛇舌草、重楼、半枝莲、半边莲等清热解毒类药来消除肾病之蛋白尿［5］，这类清热解毒类药，其清除“内源性之毒”，就是通过抑制炎症介质、细胞因子等多种环节而发挥作用的。

4 结语

篇9

中图分类号：R-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4-0748-03

“六”是自然界气候反常，并影响到人体适应、调节机能以及病原体孳生、传播的致病邪气，属于中医病因学中的外感病因。而“六”之一的“湿邪”就是常见的重要致病因素。当正常湿气太过，超出人体适应和调节能力时，则由常而转变为邪。由于长夏湿气太过或冒雨涉水或居处卑湿，长期水中劳作，导致湿邪由外侵袭人体而发病，因其从外而来，故称为“外湿”，这是相对机体“内湿”发病而言。现代医学理论认为[1]，“外湿”不可单纯地理解为周围环境湿度过高，实际上它包含了能导致湿病的微生物、物理、化学、营养等多种致病因素。

根据中医六外湿形成的理论，选择符合六病因学说的造模因素，在前期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造模温湿度，模拟不同自然气候环境，使模型大鼠分别在相应环境中发病，观察所致的症状、体征及所出现时间。并根据湿邪的致病特点及表现，结合临床实际情况，选择与其相关的各项指标进行检测。在建立外湿致病动物模型的同时，也为空气微生物的采样、培养等作好准备。

1材料

1.1实验对象健康Wistar大鼠，体重（180±20）g，雌雄各半（分笼饲养），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动物中心提供。

1.2主要仪器人工气候箱（SHH-500GS型，SHH-250GS型，重庆市永生实验仪器厂），加湿器（YC-D201型，北京亚都人工环境科技公司）。

2方法

大鼠84只，造模前测体重，观察精神状态、活动情况、饮食饮水量、毛色、皮肤关节及二便等情况。实验开始，将大鼠随机分为7组，每组12只，分别为外湿（高湿常温）组、寒湿（高湿低温）组、湿热（高湿高温）组、寒冷（常湿低温）组、温热（常湿高温）组、外湿无菌（简称无菌组，常温高湿并加入紫外线照射）组，以及正常（常湿常温）组，具体情况如下。

RH：表示空气中实际含量占同等温度下饱和含水量的百分比值；T：表示温度。

外湿组：RH=90％±4%，T=（21±2）℃，每日刺激8h（其余时间为正常组温湿度）；寒湿组：RH=90％±4%，T=（6±2）℃，每日刺激8h（其余时间为正常组温湿度）；湿热组：RH=90％±4%，T=（33±2）℃，每日刺激8h（其余时间为正常组温湿度）；寒冷组：RH=50％±4%，T=（6±2）℃，每日刺激8h（其余时间为正常组温湿度）；温热组：RH=50％±4%，T=（33±2）℃，每日刺激8h（其余时间为正常组温湿度）；无菌组：RH=90％±4%，T=（21±2）℃，每日刺激8h（其余时间为正常组温湿度，且在大鼠进入不同环境前，将该环境进行2h紫外线照射）；正常组：RH=50％±4％，T=（21±2）℃，每日持续24h。

以上各组，其鼠笼底部均铺垫2cm厚锯末（每日更换）。动物均自由进食，每日观察精神、活动、毛色、关节及二便等情况，定时记录进食量、饮水量、体重等，持续观察30天。

3结果

3.1饮食减少造模次日外湿组、湿热组开始出现进食及饮水量减少，而温热组饮水量明显增加。综合整个造模期间平均饮食、饮水量，结果见表1。

外湿及湿热组饮食量较正常组明显减少，差别有显著性意义（P＜0.01)；无菌组、温热组、寒食组饮食量也有所减少(P＜0.05)。外湿组饮水量最少，无菌组与寒湿组次之，而温热组饮水量加大，且与正常组比较均有显著性意义(P＜0.01）；湿热组较正常组饮水也有所减少(P＜0.05）。

3.2体重增长速度减慢体重增长相对减慢是高湿度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实验结果表明，造模5天左右，湿热组、外湿组体重增长百分比较其它组减慢，且在整个造模阶段，高湿度组动物体重增长始终处于最低水平。至造模结束，7组体重增长速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正常组（81.70%）、寒冷组（79.72%）、寒湿组（72.87%）、温热组（70.56%）、无菌组（63.45%)、外湿组（42.02%）、湿热组（41.86%）。

3.3关节肿大足背皮肤水肿破溃造模3天后，湿热组大鼠出现足背水肿，并继而皮肤发红、破溃；5天后外湿组大鼠开始有足背水肿；15天后，湿热组、外湿组大鼠几乎全部出现程度不同的足背水肿或破溃；而在造模第8天、9天、11天，寒湿组、无菌组、寒冷组也分别出现足背水肿及部分破溃，症状时轻时重；温热组、正常组始终未出现上述情况。至第16天及18天时湿热组、外湿组陆续出现趾(指)关节肿大，以后肢较重，且多发生在第2～5趾；寒湿组、寒冷组也有少数大鼠关节红肿，活动受限。

3.4大便不成形或稀便正常大鼠粪便呈颗粒状，中等硬度。分别在造模第2天、第3天、第5天后，湿热组、外湿组及无菌组大鼠相继出现粪便性状改变的情况，不成形或稀便，伴有黏液样分泌物，且湿热组大便臭秽难闻。而在第8天、第10天，温热组、寒湿组部分大鼠也出现大便不成形情况。在30天造模期内，湿热组、外湿组、无菌组动物全部出现稀便或大便不成形的症状。

3.5精神状态毛色及其它情况造模3天后，外湿组、湿热组动物最早出现精神萎靡、嗜卧懒动、夜间活动减少、呼吸粗重。外湿组、湿热组及温热组毛发疏松粗糙、晦暗无光泽，且以外湿及湿热组为重。在30天造模期内，各组未出现死亡情况。

4讨论

人工气候箱是具有光照、加湿等功能的高精度冷热恒温设备，它采用先进的微电脑可编程控制方式，可设置气候箱的多项参数(温度、湿度、光照度等)来模拟自然气候，为实验提供一个理想的稳定气候环境。因此，笔者的整个造模过程中，能够始终较恒定地保持所需要的温湿度，且由于气候箱自动的升降各项参数并需要一定时间（例如：每加温5℃需要15min），即在温湿度转换过程中，可以使动物机体功能得以调节，逐步适应，从而避免因气候突然大幅度改变而造成的疾患。

外湿是六中常见的致病因素，用现代科学方法探讨其致病机理的研究还不完善，而复制外湿致病动物模型是研究六湿邪侵害人体的关键。所谓“中医证候动物模型”，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选择符合中医病因学说的造模因子，建立符合中医临床病证各项指标要求的稳定、可靠、可重复的动物模型，并且经复健治疗，能纠正该动物疾病的模型[2]。基于上述判断标准，根据《内经》及后世医家关于外湿形成因素的论述，即“气候潮湿，涉水淋雨，居处卑湿及长期水中作业”等均易招致湿邪为患的观点，在以往相关课题研究中，笔者不断探索和总结，利用人工气候箱模拟潮湿环境，尤其是小环境的高湿度，观察大鼠在此环境中的症状表现及体征，根据外湿证候选择相关客观指标进行检测证实，以期初步建立符合中医六理论的外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致病机理。

实验结果表明，外湿组、湿热组在造模次日起呈现饮食、饮水量减少，以湿热组最重；寒湿组进食尚可，但饮水减少；且几乎所有高湿度组均出现饮食、饮水量的减少。脾为湿土之脏，湿气通于脾，脾主运化，其性喜燥恶湿。因此，湿从外受，常易困脾，湿土之气两相感召，脾之升降失调，健运失职，不能运化水谷，因此出现纳差的情况，而水湿之气有余，故少饮。整个造模阶段，湿热组、外湿组、无菌组大鼠体重增长缓慢，显然是高湿度组别显著特征之一，这与脾胃受损，纳食减少紧密相关。感受外湿，易伤在表之形体，濡渍肌肉，气血运行不畅，肌肉失养而消瘦。可以认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所云：“湿伤肉”在此得到科学印证。精神萎靡，活动减少，皮毛疏松粗糙，晦暗无光泽等，则与高湿濡渍，或高温伤津，以及气血失荣有关。外湿、寒湿组大鼠陆续出现趾(指)关节肿大，类似于人体痹证，说明外湿侵袭，流注关节。同时，大鼠后肢较前肢更易接触笼底锯末（锯末因高湿环境，含水率较高），因此后肢关节肿大较严重，且足背皮肤易水肿、破溃。寒湿组、外湿组及湿热组大便性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表现为不成形或稀便，部分有黏液样分泌物。其原因为湿邪困脾，运化失职，水谷不分，或外湿直趋大肠，传导失司而致。由此，“湿胜则濡泻”理论在实验中得以证实。

此外，模型动物的主观症状尚难以描述，诸如头身沉重、肢体麻木、腹满等症则不能反映。但模型是对客观实体的特征和变化规律的一种定量的抽象，它不可能也不必要具备原型的一切特征，因人与动物的差异，只能是以抽象的形式反映其主要特征。另外，虽然有些体征或症状并非只有外湿所造成，但通过一系列综合指标可以反映外湿致病特点，而作为六外湿的观察项目。由于本实验模型已反复验证，并不断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更准确接近实体，观察指标也更精确反映外湿致病特点，可以认为是一种较为稳定、可靠的外湿致病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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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医学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对情志病症的理论认识和医疗实践，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兹按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简述如下:

1先秦――两汉时期

有关情志及其与健康和病症的关系问题，在先秦诸子的一些著作中，已多有涉及。关于情志致病的思想，在《管子》、《左传》以及汉初的《淮南子》等古籍中，也有不少记载。并进一步认识到不同的情志刺激对人体有着不同的影响。

《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对情志病症开始有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认识。《内经》中有关情志病证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从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和预防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为中医情志病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东汉末年，张仲景为诊治多种心理病证和情志病证确立的理、法、方、药，弥补了《黄帝内经》临床部分的不足，被后世医家尊为规范。因此可以说，到了仲景时期，中医对情志病症的认识已达到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的临床医学新阶段。

2晋――五代十国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医对情志病证的认识更为广泛和深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由于((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在这一时期取得很大成就，因此，《内经》中有关情志病的理论也得到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例如王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注释中把“悲怒喜忧，想慕忧结……病生于内”等情志活动明显作为“病生于内”的致病因素之一，为后世中医病因学“三因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2在情志病症的临床研究方面也有进展。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重要的医学著作中，如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侯论》以及王煮编纂的《外台秘要》等都分门别类记载了许多情志病症。此外，关于中医的心理治疗和养生保健也有论述，

2.3在药物学和方剂学方面，这一时期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本草著作和方书，在这些书籍中，收载了大量治疗情志病证有效的方药，药物和方剂的进一步积累，丰富了情志病证的治疗与内容。

3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陈无择七情学说的提出，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推动了中医对情志病证的进一步认识。南宋医家陈无择编著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有关中医病因病机学方面的重要专著。他提出“内则七情，外则六，不内不外，乃背经常。”他的“三因学说”突出了情志因素的致病作用，他还创立了“七气汤”、“大七气汤”、“小定志丸”、“营蒲益智丸”等方剂，为中医认识和诊治情志病证提供了新的方法，开拓了新的思路。

金元四大家为中医情志病症学说充实了新的内容。刘完素创立了“火热论”，认为五志过极亦能化火。李皋以“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立论，他认为情志不和，内伤脾胃是导致病症发生的重要原因。他在论述“阴火”产生的病机时，也强调情志因素，、张从正对七情病机及其临床表现在《内经》的基础上重新做了归纳，在临床治疗方面重视心理因素，是杰出的中医心理治疗大师，宋代严用和的《济生方》中有许多关于情志病症的精辟论述，并创立了治疗思虑过度，劳伤心脾所致健忘，怔仲的名方--一归脾汤。陈师文等人编著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也收载了不少治疗情志病症的方剂，其中以逍遥散一方尤为著名，成为中医治疗情志病症应用最广的一个方剂。综上所述，中医对情志病证认识的发展，到了宋金元时期，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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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28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1－0054－03

抑郁症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现代西医学对该病在生化、免疫、分子生物学等微观水平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时至今日对其病因和发病机制仍不明确，目前仍建立在现象学描述的初级发展阶段。同时，现代医学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抑郁症是由病因多样性所导致的症状组合，严格来说它并非一种疾病(disease)而是一种症状综合征(syndrome)。抑郁症除了与情志刺激有关外，还可能与自然、气候、外感、体质等宏观因素有密切关联，对于这种关联，西方医学目前尚未能系统地观察并合理的解释。

本文欲就内经有关抑郁症症状的条文，从病因学角度分类归纳，以期借助经典提高对抑郁症病因的认识广度与深度。内经“郁”的概念，首先是针对五运六气之郁，是因为运气的太过不及，导致气机升降失调，“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即成暴郁”。在论述自然界木、火、土、金、水五郁的同时，对应论述了人体小天地五脏六腑有相应之郁发生。张景岳在《类经・运气类》注云：“天地有五运之郁，人身有五脏之应，郁则结聚不行，乃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不化，而郁病作矣。”所以内经之“郁”为广义之郁，其概念涉及天、地、人。而现今中医所言郁证，主要指个体情志之郁，为狭义之郁。虽然内经之“郁”不等同于目前习用的情志之郁。但是，因为内经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的前提之上，故内经之“郁”与情志之郁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内经中涉及“悲”“忧”“不乐”“烦冤”等的论述，除心理、情志因素所导致之外，更多的进一步归结于阴阳、五行、运气、脏腑、气血等方面的失调所导致。笔者认为，这正是我们现今认识抑郁症病因应该系统学习和借鉴的。内经虽然没有抑郁症的病名，却把情志抑郁作为一种症状有机的出现在各证侯体系之中，使之与天地自然、四时五行、脏腑阴阳的规律相统一，使我们更容易在宏观层面把握抑郁症的病因学原理。

1　五脏致郁

内经将情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具有“五志”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

《素问・示从容论篇》云：“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云：“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索问・藏气法篇》云：“肾病者……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另外，《素问・宣明五气篇》云：“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

可见，内经认为五脏均皆参与神志活动，五脏的功能失调，尤其是心、肝、肾、脾之虚，可以导致情志障碍，产生诸如“体重烦冤、悲、不乐、忧”等抑郁症表现。

2　心主神明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心在神明和情志活动的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均起主导作用，在抑郁症的发病原因中也不例外。

《灵枢・口问》云：“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灵枢・天年》云：“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灵枢・口问》云：“人之太息者，何气使然?岐伯日：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张介宾在《类经・疾病类》解释为：“情志所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其所由，则无不从心而发，……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统该意志，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

可见，在抑郁症的病因研究中，在整体把握病机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心主神明的作用，心气衰、神不足则容易抑郁。

3　情志致郁

内经认为五志是五脏的正常情志反应，五志互相制约、动态平衡，故在一定范围内即属于正常，但不可偏废。

《素问・五运行大论篇》：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素问・举痛论篇》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灵枢・癫狂病》云：“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所作描述颇似躁狂抑郁交替的双相抑郁。《灵枢・本神》云：“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

其中“忧”、“自悲”、“恐惧自失”、“喜忘其前言”均可以为抑郁症表现。情志与五脏功能相联系进行说理，把抑郁症状同全身五脏系统有机联系起来分析，是内经对抑郁症最具实用价值的论述，体现了高超的系统论思想。同时，掌握了五志之间的生克关系，可以指导我们利用以情治情的方法治疗抑郁症。

4　饮食与精神

内经认为，五味通过对五脏不同的归属特性而对情志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具有“酸人肝、辛人肺、苦人心、咸人肾、甘入脾”的属性。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云：“昧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

药食性味可以影响五脏功能，进而影响情致。而合理的饮食性味选择，可以调节脏腑功能，进而纠正情志的偏颇。内经通过五行理论，把药食性味与情志、五脏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进而使我们能够在人体整体水平上科学地指导郁症的治疗以及饮食调养。

5　外邪致郁

《素问・风论篇》：“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噎干善怒，时憎女子。”《灵枢・厥病》：“风痹砾，……烦心头痛，时呕时悦，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灵枢・五邪》：“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

可见风邪可以导致善悲、不乐、烦心、太息等抑郁症的症状。将外邪与抑郁症发病联系起来，通过祛除六外邪的方法改善抑郁症的症状，无疑是内经给予我们的宝贵思想，不可忽视。

6　体质与郁

内经认为，抑郁症发病与个体的先天禀赋、体质有密切的联系。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木形之人，……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灵枢・本藏》：“心小则安，邪弗能伤，易伤以

忧；五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忧；五脏皆大者，缓于事，难使以忧。”《灵枢－通天》：“少阳之人，谛好自责，”“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

论述了木形之人、少阳之人、心小之人易患抑郁症状。阴阳和平之人则不易。内经不仅提供我们对先天禀赋易郁的认识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认识同时提供给我们预防和治疗的思路和方法，所谓。审有余不足，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此所以调阴阳，别五态之人者也。”

7　运气致郁

五运之郁是《内经》运气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单独论述自然界变化，而是着重强调了自然乖变和人体相应生理病理改变的对应关系。五郁之发，是因为五运之气有太过不及，有胜复之变，对应引起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郁滞阻塞等一系列变化，从而导致人体之郁，乃至出现抑郁症状。

《素问・气交变大论篇》：“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素问・气交变大论篇》：“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素问・本病论篇》：“又或遇戊申戊寅，……久而化郁，即白埃翳雾，清生杀气，民病胁满，悲伤。～阳明不迁正，……甚则喘嗽息高，悲伤不乐。”《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太阳之复，……甚则人心，善忘善悲。”

可见，五郁之发、五运六气太过不及、胜复之变等每每导致悲、忧、烦、怨等抑郁症症状出现，运气之郁与情志之郁有着密切的联系。运气学思想，对于预防抑郁症的发生、治未病有积极意义，同时对抑郁的病因学、流行病学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8　六经功能失调致郁

六经理论是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六经能否正常开合枢转与情志有密切的联系。

《灵枢・根结》云：“太阴为开，厥阴为合，……合折，即气绝而喜悲。”《素问・刺腰痛篇》云：“阳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顾，顾如有见者，善悲。”《素问・刺疟篇》云：“足太阴之疟，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

《伤寒论》丰富发展了六经辨证思想，小柴胡汤治疗少阳病证“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栀子豉汤治疗“反覆颠倒。心中懊憔”，均是后世治疗抑郁症状的经典方剂。

9　气血逆乱致郁

《灵枢・天年》：“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素问・调经论篇》：“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灵枢・五乱》：“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谓大愧。故气乱于心，则烦心密嘿，俯首静伏。”

可见，气血充盈、血气和合则神气安宁、情志畅达，如气血不足、气血逆乱则可以产生忧、悲、烦、怒等抑郁症表现。

10　阴阳失调致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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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应激是机体通过认识、评价而察觉到应激原的威胁时引起的心理、生理机能改变的过程。

一、心理应激模型的制作

中医心理应激动物模型的制作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中医的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目前较为成熟的动物模型有“怒伤肝”和“恐伤肾”两种。须惠仁等采用夹尾刺激的方法复制中医肝郁证大鼠模型，但根据中医发病学原理以及其造模的方法，有学者认为该模型应属于急性“怒伤肝”大鼠模型。赵晓林等以束缚制动作为应激源制作“怒伤肝”模型，形成慢性激怒应激反应，此种模型从制作的方法来看，比较符合中医情志致病的特点，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此外，岳文浩等采用电刺激猫“怒吼中枢”(groaningcenter,GC)和破坏大鼠双侧膈区的方法复制中医“怒伤肝”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恐伤肾”的模型目前有3种：第一种为猫吓鼠致恐伤肾模型；第二种为人吓猫致恐伤肾模型；第三种为爆竹吓狗致恐伤肾模型。以上3种方法从制作的思路上来讲，比较符合中医病因学理论，体现了中医理论的特色，作为研究心理应激的实验动物模型较为合适。

二、心理应激的研究分析

专家认为，中医的七情学说与现代应激理论在认识的方法上有着相通之处，其扼要模式是一致的(S-Rs-外界刺激，R-人体心理性的、生物性的多层面的反应)，只是二者所观察层面倾斜的不同而已。中医学注重主观体验的描述而表达为七情，应激理论多侧重于躯体反应的生物学微观指标的检测，二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参照。

目前中医有关心理应激的研究多从肝、肾两脏入手。李峰等依据中医理论，结合现代研究认为在心理方面，中医虽然有“心主神明”之说，但是对于情绪变化，尤其是在调节情志因素(心理应激)引起的各种变化时，人体调节应激反应的核心是肝脏，肝脏通过对气机、血液和情志等的影响，调节人体的应激反应。王朝勋等根据中医理论结合现代生理学研究认为，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与大脑皮层的兴奋及抑制、植物神经特别是交感神经功能、内分泌系统功能等多种因素有关。

在有关“恐伤肾”病理机制的研究，沈雁等观察了3种不同类型的恐伤肾动物模型后发现，惊恐对小鼠、猫和狗的和脑垂体等组织在形态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电镜观察证实，小鼠的成熟过程受阻，脑垂体促性腺激素细胞等均有胞浆内细胞器变性、坏死，细胞核固缩、核溶、坏死等表现。

由此认为，恐伤肾的病理形态上的改变主要在垂体—性腺轴。王米渠等以猫吓孕鼠造成恐伤肾模型，分为一、二、三级恐吓组进行恐的情绪遗传的实验研究，并移植在遗传行为学研究中，计算二便数量作为恐的情绪度的客观表征。同时创立了独立钢管的行为测试方法，以动物在情绪性的应激紧张状态下站立于钢管顶端的时间作为衡量情绪性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在插入猫叫刺激后，一、二、三级恐吓组和非恐吓组的亮盒排便反应均有显著性差异，尤其是一级恐吓组二便粒次数量明显高于非恐吓造模组，其大便颗粒亦较非恐吓组小鼠大便颗粒小。在独立钢管试验中，在插入猫叫刺激后，虽然各组独立时间都相应延长，但一、二、三级恐吓组与其他组比较，在统计学上更具有显著性差异。

此外，王慧等观察了镇静安神类的中药对心理应激反应大鼠心血管和内分泌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此类中药可拮抗大鼠在应激状态下的血压升高，降低心肌缺血基础上的心律失常发生率，缩短心律失常的持续时间，并使血清中的皮质醇和催乳素水平趋于正常。说明镇静安神类的中药具有抗应激的作用，且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调节作用有关。三、展望研究

从现代应激理论入手，结合中医的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探讨中医证候及脏象的本质不仅是一条新的科研思路，而且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应着重以下几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