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德育的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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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系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一定的场所，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传授高深文化知识，研究高深学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经沧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响着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 “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 鲍风，《儒家智谋》，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蒋方，《中国文化史九绎》，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单远慕，《中原古代教育》，《天中学刊》，1996年第4期；

4、 郭洪纪，《儒学的教育伦理与官师治教的承传》，《山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5、 朱永新，《书院精神对于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江苏高教》，1994年第2期；

6、 胡青，《文化传统与中国古代教育》，《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7、 江应中，《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和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摭探》，《黑龙江高教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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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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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文轻武、重文轻理，甚至完全不教授自然科学。

4、学生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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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农业。早期农业生产方式经历了从刀耕火种、石器锄耕(耜耕)到铁犁牛耕的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耕作方式经历了从集体劳作到个体生产的变化。土地制度则经历原始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国有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私有制三个发展阶段。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而精耕细作则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

关于古代手工业。商周时期，手工业由官府垄断。到了春秋战国，随着土地私有化和小农经济的形成，官府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形成实力雄厚、产品精美的官营手工业和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民间手工业并存的局面。民间手工业包括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国古代手工业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工艺精湛，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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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23.5

一、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史

中国的数学既有系统的理论又有丰硕的成果，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进制记数的国家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人民就有了分数的概念、整数四则运算和九九表。秦、汉时期成书的《周髀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数学著作。约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成书的《九章算术》包括246个应用问题及其解法，涉及初等代数等各个方面，为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期，中国数学理论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赵爽和刘徽的工作开创了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的先河。赵爽是证明数学定理和公式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对《周髀算经》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刘徽对《九章算术》做了注释，不仅解释和推导了书中的公式、方法和定理，而且在论述过程中有所创新。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刘徽创立的割圆术，为进一步研究圆周率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算法。

隋朝时期，唐初王孝通撰《缉古算经》，主要是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的分工与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

此外，隋唐时期还创立出二次内插法，为宋元时期的高次内插法奠定了基础。二、古希腊数学发展史

泰斯勒是公认的希腊数学鼻祖。他在数学方面的贡献是开始了命题的证明，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飞跃。

毕达哥拉斯学派企图用数学解释一切，他们以发现勾股定理（西方叫做毕达哥拉斯定理）闻名于世。

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数学中还有以芝诺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他提出四个悖论，给学术界以极大的震动。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学派，认为线段、面积和立体，是由许多不可分的原子所构成。

公元前四世纪以后的希腊数学，初等几何等已基本成为独立的科目。因此叫做初等数学时期。

三、中国古代数学与古希腊数学的经典之作比较

古希腊数学的经典之作是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原本》。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所采用的公理、定理都是经过细致斟酌、筛选而成的，并按照严谨的科学体系进行内容编排，使之系统化。《几何原本》分13篇，含有467个命题，精辟地总结了人类长期积累的数学成就，建立了系统的科学体系。

而中国的经典之作是《九章算术》。全书分为九章，列举了246个数学问题，并在若干问题之后，叙述这类问题的解题方法。《九章算术》系统地总结了西周至秦汉时期我国数学的重大成就，对中国数学发展的影响，和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远的。

结论：《九章算术》和《几何原本》在世界数学史上都堪称经典，它们分别以其算法实用性和逻辑演绎的思想方法闻名世界。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四、古希腊数学与中国数学特点的比较

古希腊数学的特点如下：

1、希腊人将数学抽象化，坚持使用演绎证明；

2、希腊人在数学内容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创立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与球面三角、数论，推广了算术和代数，但只是初步的，还有不足甚至错误；

3、希腊人认为数学是一种美；

4、希腊人认为在数学中可以看到关于宇宙结构和设计的最终真理，并认为宇宙是按数学规律设计的，并且能被人们所认识。

中国数学的特点如下：

1、中国数学最基本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2、中国数学教育与研究始终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3、中国的数学论著深受历史上各种社会思潮等的影响；

4、中国数学是以几何方法与代数方法的相互渗透表现为数形结合；

5、中国数学理论表现在运算过程之中。

结论：古希腊数学属于公理化演绎体系，着眼于"理"--首先给出公理、定义，然后在此基础上有条不紊地、由简到繁地进行一系列定理的证明；中国数学属于机械化算法体系，着眼于"算"--把问题分门别类，然后用一个固定的方程式解决问题的计算。

综上所述，漫长的数学历史发源于古希腊的公理化演绎体系和中国的机械化算法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的主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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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提到：“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以“寒…瘦”论孟郊和贾岛的艺术风格，遂成千古定评。“寒”，当然也可作穷窘解，但显然苏轼指的是整个诗的风貌的“寒”。

“寒”是一种诉诸视觉的形状。有谁感到过寒的诗和看见过瘦的诗呢?没有。以此索解，了无蹊径。但它确实又是可感又具体的，它触发我们的想象，引起我们的美感联想。在我们想象中，会呈现盂郊和贾岛的诗的某些画面、某种境界的美，然后惊异地感到，用“寒…‘瘦”来描述这种画面和境界所体现的美，实在是再恰当也不过。那我们就从“郊寒岛瘦”开始解剖这个语言现象。“寒”，显然不仅仅指诗的内容多写穷苦生涯，“瘦”，也不只是指缺乏辞采，而是指诗的整个风貌，指表现诗的风貌的一种意境的美的类型。

苏轼没有对“郊寒岛瘦”作明确的说明，但从他的两首《读孟郊诗》中，可以看到他对“郊寒”的或一所指。诗是“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如煮彭鲲，竟日嚼空螯。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烧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在诗中他用了三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孟郊的诗：有如清水浅流，明沏而湍急；又如小鱼、彭觊，虽有滋味而乏丰腴膏肉；复如寒虫鸣号，给人以萧索之感。这三个比喻，都没有明确的界说。小鱼、彭觊之比，似指诗的内容不够丰满；清水激湍之喻，似指境界之清冷急促；而寒虫悲呜之形容，则似指郊诗感情基调之悲苦凄凉。显然这是苏轼对孟郊诗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以一系列的联想出现的。每一个联想，虽可能由于诗的某一风格因素所引发，但其实又是对于诗的整个风貌的印象。大概就是由这一个个的印象造成一种“清冷”的总印象，也就是他所说的“要当斗僧清”的“清”。从“清冷”，又进一步转移，产生“寒”的感觉。

我们可再证以其它人的论述。对盂郊诗的风格特色有这种感觉的人还不少。例如，贾岛在《投孟郊》诗中，提到“容飘清冷余，自蕴襟抱中”。…他注意到孟郊诗的清冷意境，并指出这种清冷意境与他的襟抱有关。

欧阳修说：“堪笑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 ‘萤飞露湿吟秋草”这样的境界给人的感觉是“清冷”。用这样的意境来说明盂郊与贾岛的诗的风格，显然也出于联想。范唏文更引孟郊的《长安道》说他的诗“气促而词苦”。所谓“气促而词苦”，主要也指感情基调的悲苦凄凉。这种情调给人的感觉，当然也是“清冷”。

张戒说郊诗“寒苦”。魏泰说郊诗“寒涩穷僻”，…意思都相近，都指郊诗给人的悲苦凄凉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感情上和清冷是相通的，与苏轼的所谓“寒”，也很相近。这些都足以从不同方面证明，“寒”这个字，是指诗的一种清冷的意境的美，是指由这种清冷的意境引起诗评家们的感情共鸣，触发他们的美感联想而产生的一种清冷凄凉的“寒”的感觉。它是可感的具体的。至于“瘦”，当然也和“寒”一样，是由诗的意境触发诗评家们的联想，而产生一种“瘦”的形象感觉。苏轼没有进一步论述贾岛的诗，不过，从他对“郊寒”的概括方法可证明这一点。

读贾岛诗，会感到他的诗内容不丰满，想象不丰富，境界狭窄，虽也有少数诗篇如《剑客》慷慨激昂，但大多数诗篇感情清冷，表现着寂寞孤独的情怀，如《秋暮》：“北门杨柳叶，不觉已缤纷。值鹤因临水，迎僧忽背云。白须相并出。暗泪两行分。默默空朝夕，苦吟谁喜闻。”全诗境界是迫促狭窄的，想象并没起飞，只写得垂泪苦吟的诗人独立于秋日之中，连周围景物也寥寥无几，引不起读者对诗的意境的丰富联想。

贾岛的诗，寂寞孤独的情绪是很突出的，像有名的《题李凝幽居》那样表现孤寂冷落感情基调的诗所在皆是。不丰满，狭窄，寂寞冷落，使他的作品给人造成单薄、孤寂的感觉。从这种感觉再联想到瘦削，产生属于体积的“瘦”的感觉。

我们还可证以其他人的评价。欧阳修说贾岛“枯寂气味形之于诗句”。陆时雍说贾岛的诗“气韵自孤寂。”气味和气韵，都指诗的意境所蕴含的色彩、气氛、情思。说他的诗气味、气韵枯寂，就是说他的诗表现出一种枯槁冷落的诗的意境。枯寂，是“瘦”的另一种说法，不过，“瘦”侧重于从神上说，枯寂侧重于从韵味上说罢了。无疑，“瘦”也是指一种类型的意境的美，同样是可感而具体的。

从以上简略的解剖中，我们可看到，“寒…‘瘦”所描述的，是诗的境界的美的类型。它是可感的，具体的，传神的。它建立在我们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上，诉诸于我们的想象。触发我们的美感联想，而非建立在概念、分析、推理、判断的基础上，引发我们去进行理性的思辨。

评论诗歌风格的许多用语，如雄浑、飘逸、清远等，都有这样的特点，它们不同于义界明确，高度抽象的科学概念。为论述方便，我们姑且给它们一个名字，称之为“形象性概念”。

从对“寒”“瘦”的分析中，我们可看到，这类概念文字产生的过程没有离开情感与灵感。为更清楚地说明这个思维过程，我们不妨来看看司空图对二十四种诗歌风格的解释。司空图把用以描述不同风格的形象性概念，看作是某种意境类型的传神体现。例如，他描述“纤穰”这种风格——采采流水，莲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

这是两个美的境界，头一个境界：明丽的流水，茂盛的春天。首先把我们引进明媚的春光中，我们仿佛看到明亮的阳光在微波上跳跃，绿草如茵；仿佛闻得到沁人心脾的春的气息，给人以鲜明的色彩，舒畅的感觉。接着，他又把我们带进幽静的春的lll谷中，让我们进一步领略这种色彩鲜明、生机盎然，然而又是细腻的美。他在万绿丛中缀以红妆，让美人在春光澹荡的山谷中时而出现。他认为这就是“纤穰”之美。

至此还没结束。他又为我们描绘第二美的境界：我们眼前是柳阴莺啼，和风拂袖，水波明媚。我们又进入一个美的境界。这样一个境界给予我们的美的享受，和上一个境界同是色彩鲜明，生机盎然。事实上还可以描绘出第三个、第四个，以至更多的美的境界，以说明“纤裱”之美。

我们无须对司空图的诗歌风格论作进一步的引述，从他对“纤辕”和“清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每一个标志风格的形象性概念中，看到具体的美的意境，并力图把它描述出来。如果把他的这种做法加以简单图解，那就是：

形象性概念美的意境而实际上，这正好是我们所要探讨的产生形象性概念性的语言文字的思维过程的还原。他所描述的境界，正是形象性概念所由产生的依据。把它倒过来，正好表现诗评家们在运用形象性概念评论诗的风格时的思维过程：

美的意境形象性概念而由于这个美的意境不是某一首诗的特有意境，而是一种美的意境类型，是在概括许多诗的意境的共同之美的基础上产生，因此这个思维过程的恰切表述应该是：

个别的诗的美意境(感性个别)美的意境类型(共性概括)形象性概念这就是说，诗评家们从大量的感性材料开始，从某一诗人一首一首的诗的具体而生动意境中，产生美感，接着这些一个个美的意境在大脑中集中，进行类比、概括，从其画面、色彩、气氛感情基调的相近或相似点，融合出一种美的意境类型(共性概括)；然后取其传神之点，就像画人画眼睛一样，用形象性概念表现出来。

这样一个思维过程，虽然从感性个别至意境类型，再到形象性概念的每个阶段，都伴随有抽象思维，但主要是运用形象思维，这个思维过程始终没离开感性形象、想象和美感联想，甚至感情和灵感，离开想象和美感联想，就无法概括出意境类型，也难以传神地用形蠹性概念把它表述出来。由于诗评家们运用形象性概念评论诗人风格时独特的思维过程，随之形成了形象性概念的几个特点：

是传神。它只是把某种类型的意境的美传神地描述出来，让我们凭借自己的审美经验去领会、去想象、去再创造。它不是详尽地描述，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画面，告诉我们如此而已，更无其它。它更不是理论的辨析，引导我们去思考、分析、判断。

“郊寒岛瘦”这个“寒”字，“瘦”字，没有传神妙法，是难于创造出来，它能把诗人的风格特征恰切地、生动地、形象地描述出来。也只有传神，才最适于表述不同的诗歌风格。

二是美感联想。形象性概念由于它可感而具体的、传神地表现出某种类型的意境的美，它也就能触发我们的美感联想。寒或瘦，雄浑或飘逸，古淡或清奇，一个形象性的概念，往往会揿动我们心中的电钮，我们审美经验中积累起来的画面就会出现，就会想象起某种美的境界来；“寒”就是这样，“瘦”就是这样，“飘逸”是那个样子，“雄浑”是那个样子……在这里，美感联想占重要地位，用逻辑推理，很难说明形象性概念的确切含义的。诗没有温度，当然不能给人以寒热之感，诗也非生物，自然也不会有肥瘦形状。而美感联想。却能把寒和瘦的境界呈现于我们面前。

篇7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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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中的大器，在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后，符合了大众对于音乐的新理解。这种“新形式”的古筝民乐表现形式，有着不一样的艺术风格与特点，在研究如何将民乐乐器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

顺应时代潮流，发掘民族音乐精华

传统的古筝音乐不但对演奏者水平要求高，观众也需要有相当水平的文化积淀和音乐素养，这在高节奏且讲究快餐文化的今天，很难吸引更多的听众，成了小众之器，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因此，在现代古筝音乐演奏中，演奏者身穿靓丽的衣服，跟随旋律的变化来扭动身体，节奏简单、明快，使观众很快就能进入到音乐当中，享受其中的乐趣[1]。

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而现代古筝音乐在保留原有优美的音乐效果、深邃内涵的同时，增强了新的时代魅力。很多人熟知的《沧海一声笑》就是用古筝演奏出来的，古朴的韵味符合了现代社会的需要。

借鉴现代的流行元素，保留了原有的特色

1.保持原有风格的同时融入了西方式结构

国内现在包含古筝乐器的成功乐队无一例外地证明，只有摆脱传统音乐理念的限制，将西方与现代的流行元素，与传统古筝中的演奏技巧、精神内粹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现代的古筝作品，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又结合了新的表现手法和技术特点的时代作品。在题材上依然采用了传统常用的题材，如人物传记、自然场景等。在旋律上，虽然降低了高音为主的地位，加了大量弱化元素，但高音仍然是现代古筝曲目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

在创作与演奏技法上，现代古筝音乐仍然保留了传统的五声音阶。虽然融入了大量现代音乐元素，但是不同的流派保持着自己鲜明的风格特色。新的作品保持了原有的美感，同时加强了对细节音的处理，这在散板音符处理上尤为突出。在筝曲的结构上，很多都采用了三曲式的西方曲式结构。

在演奏技术上，适合现代表演的技法得到了保留，而那些过于舒缓、沉重的技法却很少出现在音乐会和新的作品上。托、抹、勾、撮四种技术保持不变，而不符合现代演奏要求的“劈”却很少被使用，而长音更符合现代音乐作品的需要，使用频率相比传统得到了更高幅度的应用。这些演奏技术的改变，也反映了古筝这一传统乐器为符合时代需求而发生的转变。

2.出现了“新筝”结构

古筝的结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保持固定结构，而“新筝”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情况。与原有的相比，“新筝”的声音更大，拥有浑厚的低音，更加清亮的中音，琴弦由原来的二十一个增加到五十个[2]。筝码位于整个筝板的中部，可以在不改变古筝原有的技法前提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加以训练便可以演奏。音域从大D延伸到小b，解决了原有变奏的困难，增强了乐曲的表现力。还增加一个移弦的装置，提高了演奏时移码的准确性，使普通的演奏者也能弹出优美的筝曲。

3.学习了西方的曲调结构

传统的筝曲多为小型曲式结构，而现代筝曲的主题内容更为丰富，这就要求结构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采用更合适的曲式结构。因此，新的筝曲作品很多采用了二原则、三原则和双重结构划分的形式。新的筝曲没有一味地反复，避免了给听众带来厌烦感，而是根据情景再现，将原样再现，简单再现和动力化再现相结合，这种模式在一、二级曲式结构都得到了普遍的运用，这种结构是曲调的西方曲调结构[3]。

古筝曲调、结构的创新与发展

1.新的定弦模式

传统的古筝定弦序列通常为五声音阶，但是一些筝曲作曲家大胆创新，创作出了包括七声等新的定弦方式作品。具体如：在保持八度一个周期的定弦时，根据主题的需要使用新的音阶；在与其他变体组合时，其中一组为传统的音阶，而另一组根据作品需要改变，形成鲜明的对比，让观众印象深刻；采用模式化的定弦，以半音数一个音阶，按照比例形成非八度循环周期；自由组合模式，没有固定的模式是最大的特点，具体的使用完全根据作品的需要而定，多种调戏的组合，大量地运用了变音等[4]。

这些新的定弦应用丰富了古筝的调声运用，扩散了运用的范围，使筝的“调”站在了新的高度，将传统调式和西方调式的限制消除，并成功地融合在一起。作曲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自由创作作品的整体风格与特点，让原有单一的调式变得丰富而又充满了饱满的效果。

2.运用了现代节拍

现代的筝曲大多采用小节解放的理念，在具体的小节安排上根据音乐的旋律来安排，第一个小节中都有强力拍节存在，让整个曲子拥有了强弱分明的循环。有的还采用了跨小节记谱的方法，将符尾直接穿过小节线，造成强音转移的效果[5]。

现代的筝曲节拍样式更多，改变原有中只有1/4、2/4和4/4的拍子类型，大量使用三拍子，八分之一音符也出现现代的筝曲演奏当中。

长音演奏方面，在传统的摇指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游摇、扫摇、多指摇、多弦摇，摇指时中指演奏单音等，揉合了长音和音效两种音响，丰富了表现力。借鉴了琵琶演奏技法的轮指，以及带有颗粒特质的快速抹托等长音技法，这些技法的使用为古筝长音演奏带来了新的音响。

3.音色的创新

现代筝曲的音色多种多样，有的清脆悦耳，有的模糊不清，有的就像在近处鼓动，也有的有远在天际的感觉。由于借鉴了西洋打击乐的技法，更有了现代架子鼓似的震撼力。现代的筝曲相比原有那种低沉感有了更大的音乐力度，有的甚至达到四个层次的力度标记，有的在一个乐段就会出现明显的强弱变化，有的在上下层次作出声部不同的力度变化。

4.演奏形式也增加了新的形式

现代的筝曲演奏除了传统的独奏形式外，还采用了协奏、重奏多种形式，伴奏的乐器也增加了钢琴等西洋乐器。采用这种形式的音乐会，可以更加突出古筝的乐器魅力，大大提高了音乐的张力。在与其他乐器合奏时，古筝一般位于主角的位置，发挥各自的专长，让观众沉浸在艺术的乐曲里。

结论

古筝在融进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尤其是与西方乐器和音乐风格相结合，既保留了原有的音乐魅力，又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艺术风格，使这一中国传统的乐器和演奏乐器，在新的时代中焕发了新的光芒。

参考文献：

[1]阎爱华.当代古筝艺术发展之轨迹[J].艺术百家，2002，3（1）：29-32.

[2]闫苏.由“新民乐” 产生引起的思考[J].聊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3 （3）： 106-109.

[3]郁茜茜.浅谈中国筝乐的发展[J].艺术百家，2006，4（7）：55-57.

篇9

要提高古典诗词课堂教学效益就必须优化教学手段，实践证明将现代教育技术引入古典诗词课堂是优化其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因为现代教育技术是借助了录音、录像、投影、音响、电视、联网电脑等多媒体高科技的教学设备、改变了传统教学黑板加粉笔单一模式的新型教学模式，它能针对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环境等，从声、色、光、形等方面多功能、多层次、多方式、多技巧地进行组合和展示，并具传输快捷、操作简练、准确生动等传统教学不可比拟的优势，故能设计出最佳教学方法，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效益的目的。笔者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讲授《念怒娇·赤壁怀古》后，对现代教育技术在古典诗词教学中的上述独特魅力感悟颇深。

1、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能提供生动的教学素材，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想提高学生理解古典诗词的能力，就必须激发其学习的兴趣。中等职校学生的文化基础往往较差，而且大多还带有失落和自卑的情感心理，“厌学”情绪较为普遍，不少学生更是把学习古典诗词视为畏途。因此激发其学习兴趣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还因循传统古典诗词“讲读一一分析—背诵”的教法，势必加重学生“厌学”心理，导致其学习信心的彻底丧失，因此，在教学中要善于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提供一些生动直观的教学素材，将古诗词文字蕴含的想象和感悟诱发出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我在导入《念怒娇.赤壁怀古》时，先播放《三国演义》片头曲，营造一种课堂氛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歌词本身的意境与本课有着莫大的联系，这样导入新课会给学生焕然一新的感觉又比较自然。在领悟周瑜的形象时，则演示周瑜《火烧赤壁》一段场景，这是本堂课的所在，学生会在感官的满足中，在心灵的震撼中，获得对周瑜的深刻认识，对于作者苏轼追慕周瑜伤古怀己的心境也就更加了然，文字不攻而破。

可见，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将图像、文字和声音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给学生提供具体可感的形象，可以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参与，从而跨越古典诗词文字表现形式跳跃性和思想内容时空差异性的障碍。那些精彩的荧屏、变幻的图片、简练的旁白、悦耳的范音和音乐势必增添古典诗词教学的魅力，长久地吸引着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卸下害怕学习古典诗词的心理负担。

2、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呈现教学内容，能增加课堂的容量，丰富训练形式

传统的古典诗词教学在40分钟之内，教师想完成一种古典诗词的训练己是非常困难，更不用提多种，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呈现相关内容和训练要求就能实现多种训练形式的结合，完全可以以鲜明的形象强化学生对诗词感知的真切感，以真切的情感调动学生参与认知活动的主动性，以广远的意境激发学生拓展诗词的想象力，以蕴涵的理念诱导对诗词理解的认识力。由于《念怒娇·赤壁怀古》所涉及到的人物、历史、画面都是那样的非同凡响、豪放激越、慷慨壮阔，传统的教学课堂很难将其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课文创作背景、作者文字介绍、全词朗读和吟唱的欣赏、火烧赤壁场面的演示、滚滚长江雄壮美景的展现、历史人物的再现、知名专家的评论、拓展练习的内容和要求……都能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展示和完成。这样既增加了课题的容量，也有利于对学生进行观察、想象、语言表达、思维和创新等综合能力的培养，教师只要对媒体、声像进行合理的剪接，有秩序、有层次、有目的地运用，就能节省课堂时间，扩大学生的视野，加快学习和训练的节奏，使教师真正成为教学的中心指挥者，而不是高谈阔论的权威，一课多练的教学目标就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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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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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道德教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道德教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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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课程渗透“德教”的可能性

当前，大学教育更注重知识教育，其次是能力培养，相对忽视人格、道德、品质的培养和教育。尽管现行大学制度下，进行德育教育的科目看似不少，但那种说教方式的教育往往起不到良好的效果，甚至反而引起学生反感，流于形式。德育教育有显性和隐性方式，显然潜移默化的隐性德育教育更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文学通过象征式的意象思维，更易于引发联想，更有美感，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是适合隐性德育教育的方式。德国哲学家希勒说“：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诗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4](118)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学课程，其形象性和审美性对人心灵的净化，对人的影响恰恰高度契合了德育教育的隐性形式。其经典作品往往是文学家生活经历、情感信念、生命体验、人文情怀等等的艺术外化。在观照、欣赏古代文学的过程中，在审美体验中，使人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自身的生命价值，提升人的道德修养，潜移默化地陶冶、升华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古代文学教育的优良传统。这种渗透不是靠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自然、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产生感染力，从而使德育教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目前，古代文学教学也遇到了困境，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断隔，重视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等都使古代文学有些边缘化。要摆脱古代文学之困境，最根本的还是抓住古代文学作为文学的人文性特点。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描写对象、接受对象是直接或间接的人，文学写出特定社会关系中人的命运，人的感情，人的个性，甚至人的灵魂。脱离了社会与人生，文学也就失去了她的艺术魅力。古代文学作品作为古人艺术思维的结晶，不仅仅具有艺术特质，更重要的是包含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有抓住了文学的这种本质，以古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引导感染学生，激发其学习兴趣，让古代文学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水平，同时实现学生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在笔者进行的教学调查中，有的学生写到：“学习古代文学……看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当我学习《诗经》的时候，看到劳动人民的淳朴和男女之情的纯洁。“”当我学习屈原时，我了解了那是一种怎样的无奈，那是一种如何在‘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时代生存的痛苦。当他投汨罗江时，那是一种如何的悲壮和惋惜。”可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渗透情感教育、德育教育是完全可行，且是有其特殊优势的。

古代文学“德教”的可操作性

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德教”渗透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爱国主义，对国家及民族的深厚的情感，包括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等；集体主义，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传统美德，包括敬老孝亲、诚信守义、崇德修身、崇俭抑奢、社会公德等；意志品质，包括立志笃行、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好学不倦、勇对挫折等。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其可操作性主要体现于：首先，找渗透点。教师可以在备课时寻找渗透点。作家生平经历、经典作品都可作为寻找渗透点的目标。如上古神话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艰苦奋斗、抗争精神等结合；屈原与爱国主义联系，但要注意屈原的爱国与现在意义的爱国、爱国主义之间的差别；《论语》与为学、修身、立志、孝悌等；司马迁发愤著书与立志、励志等。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渗透点不宜太多，多则散，起不到好的效果；也可多点合一，如讲解屈原、陆游、辛弃疾等可与爱国情感结合。其次，深入讲解。教师要在教学中对所选中的德育渗透点深入讲解。如笔者在讲《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神农尝百草》等上古神话时，便将女娲、大禹、神农等带有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与他们的斗争精神、超卓智慧、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结合起来；在讲宋濂《送东阳马生序》时，将诚实守信、克服困难坚持求学等品质教育融入其中，将教书与育人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中接受精神洗礼。再者，读诵鉴赏。古代文学是人文学科，体现了强烈的人文性，可以使学生们在审美的过程中逐渐被感动，受到教育。因而，让他们利用课外时间阅读、背诵、鉴赏是提高审美能力、潜移默化升华精神境界的重要方式。中国古代士人特别讲求“立人”，讲究培养君子人格，讲究诗人需有诗心。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背诵、鉴赏古代文学作品时，努力投入到作品所呈现的艺术境界、精神境界中，努力摆脱物质欲望冲击下的浮躁、庸俗、功利之心，保持高雅的精神状态，寻求诗心，寻求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5](152)精神领域。面对世俗的纷扰，坚守自己的理想；在审美境界的熏染下，保持内心纯真美好，提升道德修养。最后，提高升华。即通过写出来、说出来达到进一步巩固的目的。“写”包括读后感、小作文、小论文等“；说”包括讨论、演讲、甚至试讲等。如有的学生在学完《鲧禹治水》神话后写到：“洪水神话反映了古代人民治理洪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执着信念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精神，以及斗争中所体现的人类智慧，至今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芒。”从质朴而坚定的语言中可以看出，学生借助想象的翅膀，遨游于穿越时空的审美诗意世界，深切地体会到古人生存奋斗的艰辛和精神力量的可贵，从而深受鼓舞，升华了情感，提高了精神境界。因而，在充满审美性、形象性、感染力的古代文学教学中进行德教是完全可操作的。

本文作者：水汶作者单位：铜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