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银行行业前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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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6.066

1 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现状

2007年3月，中国银行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本土私人银行，是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开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高净值人群与家庭数目迅速增加，为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目前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在中国高净值客户财富管理市场中占据着市场主导地位。我国商业银行面向高净值人群提供以银行理财产品和高收益产品为主的私人银行服务，发展非常迅速。2014-2015年，在12家披露业绩数据的私人银行中，9家的管理资产规模增速超过20%，其中2家的增速更是超过40%。私人银行正在成为银行零售业务甚至全行收入增长的重要引擎。

2 国外私人银行业发展的经验借鉴

2.1 发展历史悠久

欧洲国家与美国建国普遍较早，商业活动与财富积累促进了高净值人群的出现与增长，私人银行业务应运而生。国外私人银行大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金融危机，提升了私人财富管理的专业能力，并更重视客户需求与风险管理。经过多年发展，国外私人银行开拓了广阔的市场，积累了庞大的客户量，使得私人银行能够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有利于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2 成熟的制度保障

国外私人银行重视和尊重资产的私密性，瑞士、新加坡等国家有专门的法律或协议保障客户的隐私权。国外私人银行业务发展较好的地区普遍税率较低，且缴税杂项较少。低税有助于吸引高净值人群在相关地区的投资意愿，增强该地区私人银行业务的竞争力。同时，国外较为成熟的监管环境有利于高端私人财富的管理活动的有序开展，其中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制定了专门的行业行为准则和相应的注意事项，以明确经营条件、规范行业发展。

2.3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国外私人银行注重对人才的后续培养，新加坡在2003年成立了新加坡财富管理学院，为本国私人银行业的发展培育能针对国内和国际客户服务的人才。私人银行业务有着严格的选拔标准，美国从业人员一般会拥有工商管理硕士、法律博士等学位证书和注册公共会计师、注册财务分析师、律师等专业的资格证书。长期的业务发展也培养了从业人员良好的职业习惯和素养，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道德品质赢得客户的信任。

3 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的问题及前景分析

3.1 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的问题

从外部环境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一直以来，我国在法律层面对于财产权和隐私权方面的重视不足，客户存在对安全方面的担忧。分业经营限制了私人银行为客户提供综合化个性化产品解决方案的能力，外汇管制限制了投资产品的数量与商业银行对境外投资的能力。我国虽没有资本利得税，但相关内容已被纳入所得税和增值税中，依然会形成税收负担。同时，我国私人银行业缺乏相应的行业准则和规范。从内部管理角度来看，私人银行内部的操作流程繁杂，内部人员良莠不齐，工作效率较低。高素质的专业人员的匮乏易引发管理上的风险，导致客户对于私人银行信任度的下降。在金融产品方面，创新能力较弱，同质化趋势明显，难以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在客户服务方面，仍以产品销售为主导，尚未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尚未建立清晰的客户服务管理流程。

3.2 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前景分析

在外部环境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凭借其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积极主动的推动行业规范准则的形成。从多方面入手进行内部改进：首先，应加强对于优秀财富管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力度，用良好的薪资待遇吸引人才，以良好的培训体系和晋升机制留住人才。其次，优化平台系统，完善其内部管理流程，使私人银行业务各部门内部及与银行部门间工作充分协同，提升管理效率。同时，私人银行也应该提升自身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加强产品创新，转变原有的产品销售为主导的模式，以客户为中心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从产品销售为主的服务模式向服务收费为主的模式转变，实现业务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篇2

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近年来全球富裕人群的数量和财富总额均大幅减少。与全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富裕人群数量却在逆势增长。未来数年,中国的私人财富市场潜力巨大,中外资银行纷纷抢滩中国的私人银行业务。对于中资银行来说,金融危机为其带来了短期的机会窗口,未来两年是中资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关键时期。

一、私人银行业概览

私人银行是专门针对富人进行的一种私密性极强的服务,其会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做投资理财产品,对客户投资企业进行全方位的投融资服务,对富人及其家人、孩子进行教育规划、移民计划、合理避税、信托计划等服务。比较常见的私人银行服务包括离岸基金、环球财富保障计划、家族信托基金等。

二、全球私人银行市场分析

私人银行市场规模的计算主要是测算高资产净值人士(HNWI,也称富裕人群)的数量及其财富总额。所谓高资产净值人士,在国际上一般指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士,在中国一般是超过1000万人民币。这里的可投资资产包括个人的金融资产(现金、股票、银行理财产品等) 和投资性房产,不包括自住房产、非上市公司股权及耐用消费品等资产。

根据凯捷顾问公司与美林集团联合的《2009年世界财富报告》,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全球最富裕群体人数和财富总额均大幅减少,富豪人数的缩减创13年以来的最大降幅。2008年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高资产净值人士的数量约为860万人,比2007年减少14.9%。他们的财富总额降至32.8万亿美元,比2007年40.7万亿美元减少约19.5%。名下"净值"至少3000万美元的"超高资产净值人士"受挫更重,这种超级富豪2008年人数比2007年减少24.6%降至7.8万人,他们的财富总额减少约23.9%。报告显示,这场空前的经济衰退抹去了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把高资产净值人士的数量和财富总额均拉至低于2005年的水平。

从国别人数分布排行榜上看,美国、日本、德国依然依次占据前三名位置,而中国内地继07年超越法国后08年进一步超过英国,首次名列第四为36.4万人,显示出了强劲的增长动力。

相对来说,亚太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小于欧美,未来市场也能够保持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预计在未来十年中,亚太区富裕人群的整体财富将以年均8.8%的速度攀升,高于7.1%的全球平均水平;而中国的财富成长率增速每年约12%,高于亚太区的平均水平。

IBM全球咨询部曾经根据金融市场成熟度和富于人群的专业化财富管理水平对主要国家的私人银行发展进行了研究。其中金融市场成熟度的评定是根据世界银行报告进行综合评估和排序,富裕人群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则指通过专业化私人银行进行财富管理占总净值财富的比例。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中国的高资产净值人士分布处于全球前列的地位,但是其金融市场成熟度和运用私人银行服务的比例还较低,拥有巨大的潜力发展私人银行业务。

事实上,从2008年起,许多全球财富管理公司已经纷纷入驻中国市场。由于中国的富裕人士相对年轻,47%介于46~55岁,只有4%中国富裕人士的财富是继承而得。这些特性导致中国富豪在追求最大回报率同时具备相对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也具有惊人的成长潜力。

三、中国私人银行市场分析

在国内,贝恩咨询公司也对中国的私人银行市场进行过类似的分析,其运用贝恩公司的模型计算出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千万人民币的富裕人群数量。从近三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富裕人群的数量持续增长,已经从2006年的18.1万人增长到2008年的30.2万人,预计2009年将增长到32.1万人。

按照地域分布,2008年全国共有5个省市的富裕人群超过2万人,包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富裕人群数量处于1-2万人之间的有6个省市,包括河南、福建、山东、河北、辽宁、四川;其余省市的富裕人群数量少于1万人。广东省的富裕人群数量最多,其次是上海和北京。

此外,在贝恩公司针对富裕人群的调研中还发现了如下的市场特征:

第一,中国富裕人群中约80%投资态度趋向保守或中等风险;

第二,中国富裕人群中约60%选择由自己或家人进行日常理财,约20%采用商业银行的普通理财服务,仅有5%左右选择使用私人银行业务;

第三,职业和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是针对中国富裕人群细分时最有用的指标;

第四,中国富裕人群选择私人银行的重要标准包括:客户经理的服务和私人关系、品牌和信任度、理财顾问的专业性。

四、中外资银行的业务竞争力比较分析

巨大的市场潜力使得众多中外资银行纷纷抢滩中国的私人银行业务,从2007年中国银行建立第一家私人银行开始,在过去的两年中相继有近20家中外资银行陆续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市场明显地形成了中资和外资两大阵营,两者的竞争力也大不相同。

中资银行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本土化服务及客户关系、在岸产品市场、政策监管、网点覆盖、金融危机对中资品牌的提升。

在本土化服务及客户关系方面,中资行强调本土化服务的细致,能够与客户建立起良好的客户关系;外资银行的服务尚未完全本土化,令众多中国客户感觉疏远。

在岸产品方面,中资行凭借对本土客户的多年服务积累了良好的基础,外资行由于无法全面展开人民币业务产品设计的优势难以体现。

在政策监管方面,银监会对私人银行业务的规范虽然尚未出台,但预计对外资行的限制会大于中资行。

在网点覆盖方面,中资行通过多年的经营覆盖了大量的城市,而外资行所能够覆盖的城市极其有限。

在金融危机对品牌的影响上,外资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糟糕表现令人失望,有70%中国客户表示对外资品牌的选择将更为谨慎,这对中资行的发展提供了阶段性的优势。

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投资建议的专业度、私人银行领域的品牌、离岸产品市场、银行资源整合能力。

在投资建议的专业度方面,外资银行的投资顾问经验和背景强大,享有声誉,客户经理的专业性也高于中资行。

在私人银行领域的品牌方面,外资行依靠其在全球市场上的悠久历史享有更高的私人银行品牌知名度,中资行在此处于劣势。

在离岸产品市场方面,外资行在境外的经验明显多于中资行,产品也比中资行丰富。

在银行资源整合能力方面,受企业文化和组织架构影响,外资行更加容易进行跨部门合作。例如,多数外资行有自己的投资银行部门,当客户对自己的企业有资本市场融资需求时,外资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会联系投资银行部门,帮助客户思考私募或是上市策略。这种跨部门合作不但为两个部门都创造了更多业务机会,而且提高了客户的忠诚度。

五、中国私人银行业的未来展望

对于未来私人银行业务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本文有如下观点:

第一,基于潜力巨大的中国私人财富市场,中国的私人银行业拥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正如市场分析部分所述,中国经济多年来持续快速的发展造就了大量的富余人群,私人财富市场潜力巨大。与此同时,由于私人银行的概念在中国尚未普及,私人银行服务在富裕人群中的市场渗透率还比较低,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以客户为中心、建立咨询驱动的业务模式是未来成功的重要因素。私人银行区别于传统银行服务的特征在于其以客户为中心、高度细分的差异化服务,以咨询驱动的业务模式正能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国际经验也表明,咨询驱动的私人银行的业务模式要高于中介等其他模式。

第三,金融危机为本土银行带来了短期的机会窗口,未来两年是中资银行私人银行服务发展的关键时期。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外资金融机构屡屡破产或濒危的报道让本土的富裕阶层对外资银行的安全性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很多中国的富裕人群相信中资行破产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在政策监管与支持等方面相对于外资行存在一定优势。但是长期而言,外资行在专业、品牌、离岸投资等领域仍然有众多的竞争优势,并且不会放弃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中资行的发展“窗口期”会在最近两年,需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积极占领并稳固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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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yman.The Future of Private Banking: A Wealth of Opportunity March,2008.

[4]招商银行&贝恩公司 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2009.

[5]招商银行&贝恩公司 高资产净值人士调研分析,2009.

[6]IBM商业价值研究院.以客户为中心创新业务模式:建立咨询驱动的本土私人银行,2007.

[7]鲁彦,王晓鹏.对国内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探究[J].科技信息,2008,(6).

[8]延红梅.积极开展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访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J].中国金融,2008,(1).

[9]连建辉,余小林.私人银行业务:国际经验及现实启示[J].中国金融,2008,(1).

[10]王元龙,罗军等.中国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研究[J].学术研究,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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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施继元,杨月娟.中资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策略探讨[J].海南金融,2008,(12).

篇3

去年10月,法国巴黎私人银行正式在上海开业。当时巴黎银行亚洲区私人银行行政总裁龙基利表示,法国巴黎银行在中国的重点并非是在零售业务,而是高端客户群,目标客户群是流动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富豪阶层。在时隔近一年的时间中,法国巴黎私人银行在大陆的运营一直稳步发展。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国巴黎私人银行,近日,《华人世界》记者采访了法国巴黎私人银行北亚区总裁华伯乐先生和法国巴黎私人银行上海分行业务主管兼高级副总裁王刚先生。

理财产品要丰富

《华人世界》:私人银行业务作为对富有个人和家庭的高端服务,在国外经历过了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系列成熟、完整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法国巴黎私人银行的理财业务也是非常的出色,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法国巴黎私人银行的个人理财涉及到哪些业务?

华伯乐:法国巴黎私人银行的理财产品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服务产品,一是投资咨询,这是在亚洲地区开设的一个服务,主要是对不同产品的投资咨询服务;二是开设财富管理顾问服务,我们将利用信托等手段,为客户做出适合他的金融规划;第三个业务是专户委托投资结合理财,其中包括信托和受信服务、税务与遗产规划服务、企业和资产配置顾问服务,这些都将采用客户和银行相结合的方式,一起规划客户的理财前景;四就是私人融资服务;此外我们还为客户提供现金管理服务,包括资金的调拨,储蓄业务等。

要找有优势的公司

《华人世界》:中国大陆现在也有部分外资银行开设高端人士的个人理财业务,请能谈一下法国巴黎私人银行的优势和竞争力在哪里?

华伯乐:作为法国巴黎银行集团(BNP Paribas)资产管理业务的一部分, 法国巴黎银行私人银行是一家环球性的银行,巴黎私人银行管理的资产为1300万亿欧元,以收益计算,是全球第四强银行。在竞争力方面,首先,法国巴黎银行私人银行是一家环球性的银行,有一支国际化的服务团队,能够把国外的成功经验带到中国来。其次,优质服务的前提是需要一个好的从业团队,法国巴黎银行私人银行的理财专家平均从业年龄超过5年以上,他们都有良好的工作经验,资深的教育背景。在法国巴黎银行私人银行中,我们每位理财专家所服务的客户不会超过50个,以便更好地服务顾客。

更主要的是我们是一个既有国际化,又能和本土相互结合的银行。每周我们会有2次全球性的经济培训。在宏观产品和微观产品上在一些项目的建立上,在法律法规上,我们都有区域银行给予很大的支持。这几点应该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要学会分散投资

《华人世界》:法国巴黎私人银行下属有不同的附属公司,在投资方面涉及的特别广,有艺术品、房产、郊区物业等,可以说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请问你们当初设定这些业务时,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考虑的?

华伯乐:法国巴黎私人银行开设了很多的业务,是为了更好地分散客人的投资风险。比如在艺术品方面,我们在欧洲的专业艺术品顾问拥有20多年的经验,他们可以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建立广网络,协助客户进行艺术品投资,分散资产,提高资产增值。

我们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都已经为客人提供结构性股票与衍生工具、信贷相关产品、债务抵押证券、私人股本、商品及对冲基金等各项服务。目前,我们就服务的广阔性来说,在香港排名第6,在台湾名列第2 。我们希望在中国大陆能扩大服务内容,这样可以让我们把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受客户欢迎的服务产品推荐到大陆来。《华人世界》:作为法国巴黎银行私人银行北亚区总裁,您是怎么来看中国高端阶层理财市场的?就法国巴黎银行私人银行私人理财业务能给这些高端人士一些什么样的指导?

华伯乐:中国市场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有趣的阶段,对中国人来说,现在的一些有钱人,还都是第一代积累个人财富的人,他们喜欢把自己创造的财富分两部分来投资,一部分主要是放在自己经营的业务上,但也会把一部分多余资产放在一些物业投资方面。这群富有人士习惯投资到不动产方面,可能他们感觉不动产升值快,可操作性强。其实,不动产有一定的不确定的因素,有可能因为一些政策和外界的各种因素,让他们的损失很大。法国巴黎银行私人银行作为国际性的银行,在这点上有自己的一定优势,可以建议他们分散自己的投资风险。

作为私人银行来说,首先我们会介绍给客户一定的理财经验,借鉴已经在海外成功的经验。但鉴于中国国内的一些政策的控制,提供的服务还是比较有限的,还不能覆盖客人的需要。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对复杂的创新投资产品与服务需求日增。我们将继续善用资源提供度身定造的财务方案,以配合客户不断提升的要求。此外,这个策略上的转变标志着我们不断创新的精神,我们的产品平台和创新产品将涵盖所有投资类别。

要有正确的理财心态

《华人世界》:最后一个问题是问王刚先生的,王刚先生,您好,作为法国巴黎私人银行上海分行私人理财的业务主管,在高端人士理财方面有哪些好的建议?

篇4

作为银行众多业务中的一种，私人银行服务通常由国际级金融机构提供，开户门槛最低为50万美元，私人银行家完全可以为您提供贴身的服务，站在客户个人的立场上为其设计产品解决方案，私人银行注重的是资产管理。

最近一两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即将全面开放，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瞄准了国内高端客户金融业务的巨大商机，进而纷纷进驻国内市场。国内银行也开始瞄准高端理财客户……

“洋先生”管账是把好手

“洋先生”支持者说

李女士是国内某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她于2000年申请了国际金融机构的私人银行服务，有一个专门的客户经理为她打理资产。她说这个机构的私人银行服务一般至少要有100万美元以上的流动性金融资产。

当她谈到国外私人银行的服务时大加赞赏。她说：“我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我的个人情况详细制定我的投资计划，他们会把我的收入情况、生活习惯偏好、投资意向，这个意向是保守型的还是激进型的，全部考虑进去来制定出计划。而且计划非常详细，不是一个大方向的概念，而是细分到每个步骤怎么实施，我的钱用到哪儿了，心里非常清楚。在国内是很难找到这么好的服务，国内所谓的高端理财也就只能向客户提供一些零散的服务而已。”

私人银行业务在国内应该说是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高收入群体在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就是这个高收入群体存在对私人银行服务的强烈需求。据调查显示，国内有66%的高收入群体对个人理财服务感兴趣，3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需要个人理财服务……

在选择账房先生时，是选择“洋先生”还是“土先生”，银行客户是各有说辞。

富人的“避风港”

私人银行业务是私人财富管理金字塔的“塔尖”，也是富人们的“避风港”。有人说，私人银行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即豪门家孩子从继承遗产开始到接受教育、打理庞大的继承财产，然后协助接管企业、运营企业，一直顾问到他又老又病，辞世前安排自己的遗产。私人银行业务主要强调资产管理能力，涵盖了从合理避税、遗产管理、教育信托、现金管理到继承人教育安排，甚至包括提供企业等实体并购案的建议及标的，代表客户到拍卖场竞标古董等各方面业务。

除此之外，私人银行业务还以人性化服务为特色，私人理财顾问甚至可以帮客户订机票、缴物业费，甚至替客户干一些订奶、遛狗之类的事情，总之是一切以客户为中心。

私人银行开户金额的最底限通常是100万美元，通常每一笔交易的金额都是以几十万美元为单位。在瑞士银行，客户至少要有100万美元的银行可接受资产才能在这里开户。在花旗银行，需要100万美元，才能在私人银行部开户；美国最大的私人银行摩根大通的开户金额为500万美元，汇丰银行私人银行部是100万美元；在摩根士丹利私人银行部门，最低净资产限制是2500万美元，客户还必须拥有1000万美元的流动资产，开户的最低限额为500万美元。

而要获得“家庭办公室”级的顶级服务，个人金融资产一般不能低于1.5亿美元。在花旗银行，当客户的资产达到或超过1亿美元时，他将获得风险较高但获利颇丰的投资机会，如参与私人资本运营或企业投资，以及参与花旗自营业务的机会。

“洋先生”怎么管账

百达银行

百达银行在财富管理上最具特点的就是家庭办公室，在提供该服务的过程中，百达特别关注的就是始终站在客户家庭整体及个人成员的利益立场上。客户往往是拥有大量而广泛的分散的私人财富；家族企业业主；家庭情况复杂，有多个住所的国际家庭；寻求高度个性化的服务。家庭办公室提供的主要产品包括：

1、投资咨询：在投资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对客户提供协助；

2、全球托管与投资报告：无论客户指定了多少的投资经理，全球托管都会为客户持续监控投资目标、评估投资经理、迅速做出决策等行为提供所需的全部信息；

3、继承规划：为那些因为在家庭财产继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找到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4、纳税统筹与报告：帮助家庭最大限度地减低税负，细致而持续地对纳税进行统筹。

5、财务规划：包括对家庭生意的规划、重组、出售以及分散家庭风险，规划和安排保险保障等。

6、家庭治理：帮助解决家庭成员在因目标和需求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如加强财富管理教育、参与慈善事业等。7、管理与记账：建立利润损失表与资产负债表、处理人事管理的行政事务、对个人项目进行行政支持、账单支付、安排电子银行便利等。

8、便捷服务：是对其他服务的必要补充，缓解客户在财富管理中耗时费力工作所形成的压力。包括：住房与办公场所的买卖与维修，帮助家庭成员寻找适当教育机构，安排旅行、培训国内员工等。

瑞银集团

采用“整个企业”（或“一个企业”，OneFirm）模式而不是各自为政的业务单元来发展财富管理业务，是瑞银集团财富管理的一个基本特征。

客户将会轻而易举地获得瑞银集团的财富管理服务，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也无论背后是哪个或者哪些部门支撑着这些服务。这“整个企业”的方法将会为通过客户介绍、产品交换、业务间的配送服务而实现的跨区销售提供方便，从而大幅度提高瑞银集团的收入。

例如，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帮助瑞银集团成功地获取了财富管理客户对结构金融产品和替代产品的需求信息，对涉及到的所有业务都带来了额外收入。

财富管理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间的联动，其目标定位是超高端客户，这一客户群的需求与机构客户相类似。在前些年市场激烈波动的背景下，他们对实现资本保值愈发感兴趣。于是，瑞银集团的资产管理业务部门为这一客户群专门开发了一些产品，比如绝对回报债券基金。借助这些具有针对性的产品，再将客户的家庭办公室同瑞银集团的投资管理专家结合起来，就能够成功地获取大量的新增资产。

汇丰银行

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团之一的汇丰银行，其私人银行业务主要向客户提供投资和财产管理两大方面的服务，其中投资服务根据客户的偏好，分为全权委托投资，即根据客户要求组织投资组合，由银行运作该投资组合；选择性投资服务，即银行专注于发现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并向客户提供高回报产品或投资工具的投资机会；投资建议服务，即客户直接参与投资的决定，银行通过了解客户的要求，提供投资的建议，总之围绕一个主题：专注于为客户提供保护当前或未来财产的方法。

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上的产品和服务做得十分细致周到，采用了主动咨询、资产组合管理、同时还有包含了对冲基金和房地产基金的替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投资人的投资风险，而互助基金也能够带来与分散化的资产组合一样的好处，它不但可以用主要币种购买，而且可以每天买卖，因而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主要有股权基金、固定收入基金、货币市场基金。

对于那些金融利益超越了证券、银行与投资管理的客户，德意志银行私人财富管理部还提供了许多类型的专业服务。比如说，家庭办公室服务、艺术品咨询、房地产服务、财务规划、信托服务和慈善事业服务等。

花旗银行

财富管理是花旗集团的主要业务之一，也是花旗集团的特色。花旗集团中专门从事财富管理业务的部门是全球财富管理部，私人银行业务是该部门一项极具发展潜力的业务。

花旗集团两种不同的财富管理模式

“土先生”能管好账吗？

长袖善舞的账房先生

私人银行家往往具有10年以上的专业经验，学历出众，长袖善舞。资产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和法律及税务相关知识和经验，是成为一个出色的私人银行家所必备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学业和职业背景，往往具备工商管理硕士（MBA）、法律博士(JD)等学位，注册财务分析师（CFA）、注册公共会计师（CPA）、律师等专业资格，如果对艺术品和奢侈品有足够的知识和良好的品位就更加锦上添花了。有些私人银行家本身就出自富裕家庭，有些甚至有自己成功创业的经验，因为上述两种背景可以使私人银行家更好地了解客户及潜在客户，如富豪家族的继承人或新兴的高科技创业人士等的不同心态与需求，更有效地同他们沟通。

私人银行家为赢得客户的信任和青睐，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几乎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帮助客户投资各类金融产品，他们还会帮助客户购车、买房，打理他们的税务，甚至有为客户遛遛狗的服务，到客户年老的时候，还要为他们的事业继承以及子孙后代的财产问题殚精竭虑，出谋划策，很多百万富豪甚至拥有多达十几位私人银行家为其理财投资。

私人银行业务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员工的个人游戏，同客户的关系也往往是高度个人化的。客户的信任，不仅是对银行家专业能力的信任，更是对其人品和职业操守的信任，在这个行业里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巨富客户们显然绝不希望某天早晨醒来，忽然发现有关自己财产的任何事出现在小报的“八卦”版上。

私人银行家的生活既奢侈又卑微。一个优秀的私人银行家的年收入能够达到百万美元，其中2/3来自佣金、股票期权和奖金。他们出差在外几乎毫无例外都乘坐头等舱，住最好的酒店，在最豪华的饭店用餐。然而他们也要随时听候客户的召唤。他们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到机场接人、安排鲜花或是预订水果篮，以及时时追踪客户的投资订单。

“土先生”支持者说

建设银行贵宾理财的一位客户对记者说：“外资银行在私人银行业务上确实比中资银行经验较丰富，但我觉得本土银行更了解我们这些客户的理财偏好、特点和需求。而且我们与客户经理沟通也更加方便，很容易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况且本土银行的服务网点多，办起业务来也比较方便。能把钱投给自己国家的银行，也总算是肥水没流外人。”

看来国内银行还是有着自己特有的优势，但不管怎么说，国民给了这些“土先生”情感倾向，还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对得起人家的“宠爱”。拿什么来说话？自不必说，客户的回答应该成为你们努力的方向。

相对来说，国内各银行提供给高端客户的服务则简单一些，虽然现在国内理财服务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可投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包括有人民币理财产品、外币理财产品、销售开放式基金、保险产品和信托产品、个人黄金投资、外汇买卖、房地产等等，但受资本账户管制以及对冲性金融产品缺乏、人民币存款利率未放开（目前大额外币可以协议利率）、相关私人银行人才匮乏等因素影响，国内银行对高端客户提供的服务与国外银行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自从招商银行4年前率先推出国内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贵宾理财品牌――金葵花理财以来，越来越多的中资银行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准私人银行业务，或者说是“贵宾理财”。但目前内地银行提供的高端理财产品与私人银行业务相比有着本质区别，中资银行的高端客户所能享受到的服务与严格意义上的私人银行服务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国际通行的高端私人客户门槛，一般都在100万美元以上，也就是个人金融资产至少要达到人民币800万元，这一标准远高于目前商业银行贵宾理财业务的门槛。正是由于门槛的不同，才在相当程度上造成目前中资银行在高端私人业务上，较为零散、缺少系统的局面。就理财业务范围而言，目前中资银行的贵宾理财仅局限于以存款为主的货币理财，以提供理财产品为主，并配以机场等场所的贵宾服务、生活紧急援助服务等。而真正意义上的私人银行服务却完全不仅限于此，从投资规划、合理避税、遗产管理、教育信托、现金管理、继承人教育安排等，都有所涵盖。“中资银行的‘贵宾理财’只是向高端客户提供一些‘超市模式’的零散服务，而真正的私人银行则是为客户提供满足其收益与风险预期的个性化财富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向记者表示：在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的竞争中，国内银行最大的优势就是：网点多、人员多。但是，在“私人银行”业务的竞争上与外资银行相比起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优势的。国外的私人银行业务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历史，但是对于国内银行来说，私人银行服务是一个新鲜事物，过去并没有实践经验，完全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外资银行则有着丰富的经验，直接带到中国来。国内银行受产品和人才匮乏的限制，以及制度和政策建设等条件的制约，很容易会在对高端客户的争夺中失去竞争力。

无独有偶，《走进私人银行》的作者，现供职于招商银行总行研究部的连建辉博士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国内大多数银行的理财服务还仅停留在营业厅柜台服务阶段，习惯的做法就是提供无差异性的理财服务。与国外银行相比，国内银行的理财服务水平和质量存在很大的差距。国内私人银行业务要达到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就中资银行的私人金融业务而言，可以说，目前都还显得比较稚嫩，而高端私人银行业务的开展就更有些“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了。有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中资银行在贵宾理财上，存在着业务概念狭窄、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等问题。为应对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寻求合作，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或许是最佳选择。

“土先生”也能走上洋路

洋先生优势

服务：贴身、系统，几乎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出身：很多私人银行家就出自富裕家庭

经验：产品和人才丰富，有上百年的私人理财服务史

感情：私人银行家更多的是客户的朋友，甚至彼此作为家族友谊代代相传

土先生优势

硬件：网点多、人员多，门槛相对低

地域：对中国客户的理财偏好、特点和需求更了解

客源：年底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利用时间差，已抢占不少优质客源

借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完全可以把“洋先生”的经验“拿来主义”。

私人银行业务作为对富有个人或家庭的高端服务，在国外经过了许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系列成熟、完整的产品和服务体系。私人银行最显著的特点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服务涵盖资产管理、投资、信托、税务及遗产安排、收藏、拍卖等广泛领域，由专职财富管理顾问提供一对一服务，产品组合个性化，服务态度人性化，投资水平专业化。

目前我国年收入在7.5万元以上的居民家庭已经超过5000万户，约为1.755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13.5%。随着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在社会经济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高收入群体。根据麦肯锡的估计，2001年中国年收入介于4000-6500美元之间的大众富裕家庭为1600万户，今后几年的增速将在20%-30%之间，到2010年这一数据将达到6100万户。

对国内银行来讲，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如何实现由传统的零售银行业务向个人理财业务的跨越，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理财业务到现代财富管理意义上的私人银行业务的跨越，是国内银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国内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仅仅依靠银行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有力扶持。作为政府部门，主要是积极创造条件，卸除或缓解套在国内银行身上的各种枷锁，为私人银行服务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与金融消费环境，当务之急是积极推进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鼓励扶持国内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在谈到国内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时，《走进私人银行》的作者，现供职于安徽省银监局的孙焕民博士对记者说。

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国内银行的这种竞争劣势，就要加快产品创新步伐，大力开发和推出适合高净值客户所需要的跨市场、复合性、多元化的产品。此外，还应该在营销服务方式、组织管理体系以及理财专家队伍建设等方面下苦功夫。

私人银行起源与发展

篇5

这并不是工行第一次与PE合作，早在2008年，其就已经涉足PE，与优势资本合作成立Pre-IPO基金。

5年之后，有迹象表明，工行与PE机构的合作更加深入。

那么，A股最盈利的公司缘何会放下身段，与PE公司展开合作？

一切要从头说起。

工行的华丽转身

作为四大行的“老大”，工行2012年的半年报可谓靓丽耀眼：

8月30日，工行公布的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工行实现净利润1232.41亿元，同比增长12.5%。基本每股收益0.35元，比2011年同期增加0.04元；每股净资产2.91 元，比2011年末增加0.17元。截至上半年末，工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3.56%，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38%，分别比2011年末提升了0.39和0.31个百分点

然而，靓丽的年报背后所隐藏的问题，让其行长杨凯生不得安眠。

“在高速增长多年以后，银行业普遍面临增速下降的问题，同时，其净利润也明显不高，而逐年增高的不良贷款余额也让银行同时面临压力。”某出身银行业的PE合伙人告诉《融资中国》记者。以工行为例，根据其半年报，工行上半年净利润增速为12.5%，远远低于前些年平均30%以上的水平。

对此，工行行长杨凯生公开表示，工行净利润增速下滑受两个因素影响，其一，宏观经济低迷；其二，工行主动调整收入、信贷结构。

在净利润下滑的大背景下，工行主动调整收入结果，以新的业务增长点来增加整个公司的收入，同时，减少其信贷比的收入，增加其他业务收入。

以股本融资和并购重组业务带动产业转型，这就是工行为自身设计的转型路径。

“PE主理银行”

工行追求的股本融资，简单来说，就是“PE”投资。

种种迹象显示，工行最近越来越放下身段，主动展开了各大PE机构的接触，继续完善其当年“PE主理银行”的设计。

“我们去年一个月就曾发行6只基金。”工行私人银行部某员工曾私下里告诉《融资中国》记者，未来，他们还将继续加大在这一业务领域的投入，不过，由于今年经济形势不好，他们对PE基金的审核比较严格。

这直接体现在工行2012年的年报中，“受资本市场震荡调整影响，基金销售及托管、第三方存管等业务收入同比减少。报告期资产托管、担保及承诺、部分个人理财和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然而，这只是暂时现象。重金布局此业务的工行，显然不会善罢甘休。

资料显示，早在2008年，工行投行部就已经设定了“PE主理银行”的规划，决定以财务顾问的角色深入私募股权领域（PE）。

对此，工行还为此组建了自己的分析师团队，同时，还举行投行部的全员大培训，培养和储备合格的资金管理人（GP），形成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

此后，工行陆续展开了与鄱阳湖产业基金、优势资本等机构的合作。

“2010年，仅在房地产基金领域，工行就募集了4只基金。”某参与此项目的律师告诉记者，工行近年在PE领域的布局颇为勇敢，但同时也埋藏了隐患。

据了解，工行私人银行投资PE的方式包括项目制和组合制两种。项目制是指，所投资的PE可能只有一个Pre-ipo项目，集中风险比较高，好处是项目看得很清楚。组合制则把资金投给某个团队，投资于多个项目。

“银行和PE的机构合作模式比较普遍，而因外资行没有监管许可，只能向客户推荐PE，让他们直接去投资，但资金和银行无关。如此，客户经理就会招揽私活，直接介绍客户给PE。”一位私人银行客户经理如此告诉《融资中国》记者。

因此，无论是项目制还是组合制，均给不入银行名单的PE基金留下了机会。“现在，市场上保守估计有四、五千家PE基金，即使银行挨个审查，但是他们的能力依然有限，而且银行了解一些PE机构的途径还是一些机构的排名，作为商业机构，这些排名的客观性值得商榷。”一位PE基金的LP告诉《融资中国》记者，在当前市场上，无论是第三方理财还是私人银行都号称专业，然而，真正的理财师在全国约一百多名，这让各大机构的专业性大打折扣。

并购大赢家

除了PE业务之外，工行青睐的投行业务，还有并购重组。

资料显示，早在2010年，工行就已经完成数十个境内外并购项目，在充分利用并购贷款等固有融资产品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运用股权私募、产业基金、信托融资等方式设计并购资金解决方案。

“我们正在打造一支200人的并购业务团队，既有较高专业能力，又有一定市场影响力。”2012年，工行投行顾问专家段文卫曾对《融资中国》记者表示，2012年，预期工行涉及的并购交易规模将达到500亿，并购贷款达到200亿。

如果情况属实，工行将成为2012年名副其实的并购大赢家。

然而，这并不是工行的终点。

篇6

截至2005年6月底，无论从资产和净收入，还是资产份额来看，印度国家银行无疑都是印度最大的银行。印度国家银行在国内拥有9108家分支机构和4677家附属机构，在2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5家分支机构，而且还在印度储备银行没有分支机构的地区代表中央银行行使职能。印度国家银行目前已经从事了银行、保险、信托和证券所有四个方面的业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全能银行。主要的附属的非银行公司有：印度国家银行资本市场有限公司、印度国家银行资产管理私人有限公司、印度国家银行保理和商业服务私人有限公司、印度国家银行贴现和贷款公司、联合投资公司和印度国家银行人寿保险公司。

印度国家银行占印度国内总存款和贷款份额的18％，而占印度外汇交易市场份额的35％，占政府交易(代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收付资金)的60％；跟印度80％以上的大公司有很强的业务联系；拥有国内最多的个人客户。因此，是国内批发金融业务和零售金融业务的主要提供者。

印度国家银行的经营业绩也不错。2004～2005财年，不良资产率只有2．65％，资产回报率为0．99％，资本回报率为18．10％，资本充足率为12．45％，其中核心资本就超过8％。国际上好评如潮，信用评级高。印度国家银行目前成为被穆迪公司评级超过其评级的全球惟一一家银行。正因为如此，2004年，印度国家银行本来打算发行3亿美元五年期债券，由于各方反应良好，债券发行量达到了4亿美元。

标准普尔公司2004年10月份认为：“印度国家银行在过去五年里贷款质量在持续提高。印度国家银行是政府持股为主的全能银行，它的适应能力在继续加强。它的外币计价债券被评为‘BB’和‘B’，仅次于印度债券评级”。惠誉评级也持同样的观点，“由于印度国家银行的半地位和全能银行业务，它能吸收到巨额稳定的低成本存款”。

这些评论当然很有道理。但是，印度国家银行的良好表现除了与其特殊地位和经营特性相关以外，还与印度银行业改革的大背景、其采取的各种内部改革措施和正确的战略调整有关。

两次上市

印度国家银行是在几家私人银行的基础上通过国有化方式组建而成的，在成立之初，代表政府的印度储备银行占有93％的股份，只有7％的股份属于原来的私人股东。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国家银行与其他公有银行一样，其负面作用越来越大。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开始了第一轮银行改革。1993年，在开禁允许设立新的私人部门银行的同时，也率先允许印度国家银行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以适应新的竞争形势。1993年底，印度国家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在孟买证券交易所公开招股，1994年初正式上市，国有股权比例稀释到66％，这样印度国家银行成为印度次大陆最大的公开上市公司，也是孟买指数的最大成份股，占到8％的权重。这次招股特别引入了境外的机构投资者(FII)，本身也是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要表现，包括富达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1996年10月，该行又在纽约交易所以存托证(GDR)的方式公开发行股票，筹得了3．7亿美元的资金，从而加快了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这次筹资由雷曼兄弟公司和美林证券作为协调人，原计划筹资3．5亿美元，是当时印度历史上在海外筹资规模最大的一次。发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到2005年9月，印度储备银行持股比例为59．73％，外国投资者占19．34％其中，纽约银行保管的存托凭证占7．88％、外国机构投资者占11．46％。

这两次招股虽然使国有股的比例被稀释了，但是代表国家的印度储备银行仍然占有绝对控股的地位。银行受政府的干预，会产生很多的不良资产，为何境内外投资者还对印度国家银行如此有信心呢?这是因为投资者看好的是其他一些因素：一是投资者看好成长中的印度经济；二是拥有私人银行无法比拟、遍布全国城乡的网络优势；三是在政府业务方面拥有垄断地位，如税收收缴、养老金管理以及国有企业的外汇业务。当然，这种改革本身就一个强烈的信号，即政府会放松对银行业的控制，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

尽管上市后国有股一股独大，似乎与原来差别不大，但作为公开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发生了变化，受到更为严格的市场约束，印度国家银行不得不开始创新之路。同时，由于监管环境的变化和新兴银行的竞争，印度国家银行也不得不探寻求变之道。印度国家银行委托加拿大的一家管理顾问公司为他做出诊断，并按照其中的内容实施。

技术创新

印度国家银行认识到与国外银行技术力量的巨大差距，开始从两个方面来加强自己的技术力量。

第一，加大巨额技术投资，购买技术和设备，充实银行基础设施。

1999年10月，印度国家银行为了提高零售和企业服务水平，任命了“技术规划”顾问，负责提供技术更新建议。2002年5月，印度国家银行决定进行大规模技术更新来确保优质银行服务，同年6月，印度国家银行为了更好地引导技术更新，还专门建立一家信息技术分公司。

2003年4月19日，印度国家银行与世界头号金融自助业务供应商NCR签订协议，计划在未来一年半内配置1500台电脑，加强银行技术实力，使ATM机达到3000多台，遍布全印度。2004年4月，印度国家银行与Reliancelnfocomm公司签订协议，为100台ATM提供无线接入服务。

第二，联合国内外银行，在已有的基础上扩大现有的网络服务的功能和范围。

2003年1月，印度国家银行跟ICICI银行(印度第二大银行)和HDFC银行(印度第二大新一代私营商业银行)达成ATM双边共享谅解备；忘录，为客户带来了便利，而且降低了跨行存取的费用。2003年11月27日，该行还与UTI银行(2004年1月24日达成具体协议)达成ATM双边共享谅解备忘录。2003年8月，印度国家银行在让自己的ATM网络与Master(万事达)卡国际网络对接后，又与Visa(威萨)国际网络进行连接，为顾客提供子跨国服务。

2004年7月10日与印度银行达成ATM双边共享协议，并于几天后生效。2004年9月20日，该行与Andhra银行签订了ATM双边共享协议。2005年5月10日，该行与Punjab国民银行签订了ATM双边共享协定。

几年来，印度国家银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截至2005年3月21日，共有5290台自动提款机，所有分支

机构实现了联网，其自动提款机占国内提款机总数的31％。2004～2005财年，通过提款机，共进行了2338．8万笔交易，提取现金总额达到313．28亿卢比，比前期增加了203％。2005年被英国《银行家》杂志授予 “2005年技术奖”。

业务创新

金融创新是银行处世立身之本。印度国家银行抓住印度银行业改革为各银行发展提供的发展契机，立足已有的金融产品，积极创新，始终站在印度银行金融创新的潮头，为银行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零售银行业务。2001年10月份，印度国家银行主席Janki Ballabh在一次新闻上说，零售银行业将是印度国家银行工作重点。零售银行业务和手续费收入作为印度国家银行大战略的一部分。第一，住房贷款是银行零售战略的重中之重。房贷产品多样，如再贷款、浮动和固定利率房贷。截至2005年3月底，个人信贷余额累计达到4645．1亿卢比，房贷占零售贷款53．79％，2004～2005财年新增790．6亿卢比房贷，年增长率达46％。第二，瞄准银行卡业务。2003年6月，印度国家银行主席A K Purwar提出该行将努力成为第一大信用卡公司。早在2002年6月，印度国家银行推出了最高限额为50万卢比的小商业信用卡，加快了信贷评审程序，更快更易地来满足小商业和工业企业、零售商、工匠、小行业和微小企业的信贷需求。2004年印度国家银行与Visa国际联合发行“Vishwa Yatra”外国旅行卡。此卡是以美元计值的预付旅行卡。该卡可被全球一千三百万个商户终端所接受。持卡者可以在除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外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以任何一种货币结算。第三，发展汽车金融业务。2003年5月，印度国家银行和Maruti Udyog签订了汽车金融协定，为中低层消费者提供汽车贷款。没有不明收费，也没有提前还款罚款，而且还可以得到经销商的让利。

网上银行业务。截至2005年3月31日，该行2225分支机构可提供这项业务，有超过50万用户，并且充分利用网络银行提供银行以外的增值业务。印度人口多，交通设施严重滞后，给出行者带来很多不便。鉴于此，印度国家银行考虑到自己客户的困难，联合印度铁道部门于2003年9月1日起推出在线预定火车票业务。在2005年9月前，所有的网络银行客户都可以免费办理此业务。

农业和中小工业金融。印度国家银行是农业贷款的先驱者，在农村有巨大的银行网络。在这方面金融创新很多，如快速贷款模型、合同农业等。特别是在2001年9月，印度国家银行推出了农民买地贷款。2004年3月，印度国家银行与VST拖拉机公司签订新的信贷协议，向购买VST拖拉机的消费者提供贷款，来推动农业机械化进程。在中小企业贸易贷款方面的创新也颇多，成立了专门的集中处理贷款单位，维护与管理中小企业关系，为中小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产品，指导它们融资。

金融产品创新。近年印度国家银行一个享有盛誉的存款产品就是在2000年10月21日推出的印度千禧年存款。这是一种旨在吸引非居民存款的五年期外币存款。币种包括美元，英镑和欧元，年息高于伦敦利率市场的80至165个基本点，存款户可以选择半年付息和到期付息两种，也可以背书转让。此外，最近该银行还推出了送礼支票业务，为那些想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却不知道他们喜好的客户提供便利。全国各分支机构都可出售和兑现面值为101、201、501和1001卢比的支票。这项业务不但不收任何费用，而且还免费提供一个精美信封。

打造全能银行

印度银行业改革，不但没有进行银行分业，反而沿袭了从前的习惯，仍旧混业经营。印度国家银行目前已经从事了银行、保险、信托和证券四个方面的业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全能银行。此外，它还通过兼并来扩大自己的实力，增加某项业务的市场份额。2000年印度储备银行修改了相关法律，符合标准的银行可以参与建立合资保险公司，可以从事保险业务。2004年3月，印度国家银行出资3．7亿卢比跟BNP paribas(百富勤)的全资子公司――法国Cardif S．A．(出资1．3亿卢比)合资创建了印度国家银行寿险公司，进军寿险业务。

2004年7月14日，该行与法国SG资产管理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印度国家银行占印度国家银行共同基金私人有限公司63％的股份，法方占37％。2005年2月3日，该行与印度洋国际银行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Mauritius毛里求斯银行达成最后协定，购买印度洋国际银行有限公司51％多的股权和控股权，并希望该收购能加强印度国家银行在毛里求斯的零售业务。2005年7月，印度国家银行打败了三家竞标者，购买了UTI资产管理公司，将成为印度拥有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银行业。

拓展海外市场

印度国家银行还非常善于利用国内外金融市场来筹集资本，扩张海外业务。2004年3月，印度国家银行由花旗银行作为牵头行，筹集2．5亿美元外币借款来资助其拓展海外业务。花旗银行负责了此次款项的筹借工作。2004年年初，印度国家银行发行了4亿美元外币债券。2004年11月12日，印度国家银行在新加坡股票交易市场上发行10亿美元的中期票据。2005年2月，印度国家银行宣布下一个财年发行300亿～400亿卢比的次级债，并计划在亚洲、非洲进行收购行动。2005年5月，印度国家银行计划向零售客户发行10年期500亿卢比债券，这个创纪录的零售债券正在发行。

2004～2005财年，印度国家银行的海外业务的收入为5千万美元，占该行总利润的5％。该行打算在未来三年内扩大海外业务，使其利润占该行总利润的比率达到25％。目前，印度国家银行在国外已有67家海外分支机构。2005年2月，印度国家银行收购了印度洋国际银行有限公司51％的股权，这是该行首次在海外进行收购行动，并且打算每一个月开一家海外分支机构。另外，该行还有10亿美元海外收购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篇7

亚洲金融合作联盟的含义

亚洲金融合作联盟（英文名称为Asia Financial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缩写为AFCA)是一个由中国民生银行、包商银行和哈尔滨银行发起倡议创立，是亚洲国家的中小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的区域性金融合作组织。联盟以“抱团发展、创造多赢、共同超越”为宗旨，以“自愿、公平、独立”为合作原则，以“由小到大，由松散到紧密”为合作方式，致力于为联盟成员提供合作平台，促进联盟成员合规经营，帮助联盟成员突破发展瓶颈，为经济、金融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目前，参与亚洲金融合作联盟的中小金融机构共包括33家。

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表示，“亚洲金融合作联盟是为了联盟成员之间实现共同发展，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战略合作，成员单位之间共同承担风险、共同享受成果、共同超越自身。”他还表示，联盟成员的合作不仅仅是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还可包括证券、金融租赁和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他同时希望有更多的成员，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合作，并在联盟成员遇到困难时，大家能相互搀扶，共同发展。

成立亚洲金融合作联盟的原因

近年来，历经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走弱，加之利率市场化的潜在冲击，商业银行在2012年着手“深挖洞、广积粮”，建立亚洲金融联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国际、国内经营环境的变化。

于外，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改变了金融机构的生存环境。经济一体化一方面扩大了全球市场，另一方面也使得危机呈现加速放大效应。2008年以来的危机不断传播，从地产危机到金融危机，从金融危机到财政危机，下一步甚至可能从财政危机演变到货币危机。当前美国经济增长乏力，欧洲则陷于债务危机，危机改变了世界，触动了变革。亚洲不能独善其身，中国也不再长袖善舞。

于内，中国正经历着艰难的经济转型期，金融机构的发展面临重重挑战。激烈的竞争、严格的监管、低迷的经济都将极大地影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生存环境。何况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经历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市场挑战，科技系统等问题也时刻困扰着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变局即将来临之前，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亚洲金融合作联盟的诞生就可谓恰逢其时。

事实上，无论是较小的资产规模和较弱的传统信贷业务竞争力，还是相对落后的中间业务发展、资金转移定价能力、利率风险管理能力，都决定了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中小金融机构可能面临更大的负面影响。显然，合作是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自身、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表示，成立亚洲金融合作联盟主要是基于欧盟和自身发展的启示。“正是有了欧盟，欧盟成员才在世界上有发言权，才有竞争力。对我们大多数中小金融机构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合作组织，中小金融机构就没有什么话语权，抗御风险的能力将大打折扣，我们的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都会受到制约。”他同时表示，“在中国民生银行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规模比较小、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遇到过很多困难，我们深深感觉到，如果当时有一个这样的合作组织，我们就不会显得那么无助。”

“成立联盟应该说是为成员单位搭建起信息交流的平台，搭建起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我们将通过联盟间的合作，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把自身做强，在做强的基础上做大，继而使联盟能在中国乃至世界金融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晋商银行董事长上官永清如是说。

联盟宗旨

“抱团发展、创造多赢、共同超越”作为亚洲金融合作联盟的宗旨有其特殊的内涵。董文标解释，“‘抱团发展’既是基于中国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比如说利率市场化、竞争的日趋激烈、市场风险越来越大，这些都要求我们抱团；同时又是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身要求。因为只有抱团，只有创造一个全新的机构、一个全新的局面，才能在大风大浪面前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创造多赢’的内容繁多，主要表现有：建立一个风险基金，使大家都感觉到后边有一座泰山，很安全很可靠；打通我们的柜台，疏通我们的渠道，使我们更流畅，更完美；建立一个共享的信息平台，使我们在信息年代能掌握更多信息，了解更多情况，在我们整个投资和决策中间，更有准确性，更少犯错误；建立一个共同的科技平台，通过集中采购，其价格就会降下来，同时只有我们有强大的科技团队，才能不断地对科技平台进行升级，迅速升级，才能真正创造我们的未来。‘共同超越’，就是只要通过我们这样的合作，就能产生出很多思想火花，而这些思想火花的碰撞就一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包商银行董事长李镇西表示，“发展也需要抱团，合作就是要抱团。”哈尔滨银行行长高淑珍认为，“抱团发展首先体现在每个联盟单位主动寻求发展的愿望。因为主动去跟别人合作，去跟别人共同分享发展的经验，这本身就是一种获取发展的机会。这样就能够应对未来金融市场的变化，包括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所以我们只有主动的去合作，去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才能够应对市场格局不断变化的挑战。”

合作领域

亚洲金融合作联盟将在多个领域开展新的合作。初期合作将在战略研究、风险管理、科技系统、运营管理四个管理领域以及金融市场、信用卡和私人银行三个业务领域展开。

管理领域的合作

第一，在战略研究方面，近期将以“小微金融可持续发展策略”、“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战略”两个课题为基础，提出适用性、前瞻性建议，在成员间共享，并在银行组织体系、管理模式、管理工具等方面进行广泛交流；中长期将专注于中小商业银行的管理咨询，为成员单位提供管理咨询服务，发挥联盟组织公共平台作用，并逐步提供发展战略规划、战略绩效管理、客户战略管理等深层次战略咨询服务。

第二，在风险管理方面，当务之急是成立风险合作协调小组，全面负责风险合作的日常工作，统筹协调合作事宜，并通过刊物、培训等方式，强化成员间在风险管理上的统一理念。成员间在联盟的框架下扩大相互授信风险敞口额度，尽快建立协议框架下的风险合作基金，打通危机状态下的快速融资通道，初步建立风险合作基金的危机响应机制，同时通过建立“不良资产周转池”，以打包转让、拍卖、资产证券化等市场运作方式，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风险管理中新资本协议的实施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在数据采集和系统推广上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重要的是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如果没有联盟成员的经验和数据支持，一般的银行很难满足协议实施的要求。

从中长期看，实现风险合作基金的公司化运作，完善流动性安排的风险应急能力，扩展基金在风险转移、资本支持等方面的功能；实现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司化运作，加强不良资产的处置功能，进一步扩展其优化风险资产配置的功能，是联盟风险合作的终极目标。

第三，在科技系统方面，尽快建立集中采购联盟，建立共同灾备中心，降低科技开发和运维成本是联盟成员最紧迫的需求。同时联盟成员可以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共同开发科技系统、互联互通搭建统一支付平台、共享中国民生银行核心系统等方式，密切科技领域的合作。从中长期看，成立合资科技公司、共同制定科技规范和标准、成立科技联盟论坛、实施后台集中运营等，都是实现深层次科技合作的重要手段。

第四，在运营管理方面，近期目标是在成员间建立“柜面通”系统平台，实现各成员间个人账户通存通兑、公共事业代收代缴费、对公账户通存以及信用卡还款业务的互联互通，并就运营流程再造、运营风险管理、运营管理专业培训、运营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咨询交流，在集中采购、风险信息运营案例等方面内容实现共享。中长期目标是建立“后台运营作业平台”，丰富银行产品，实现成员单位开发共享，在条件成熟时，通过成立“运营作业公司”，以公司化运作方式，对成员的后台运营作业进行作业外包；共同建立统一支付平台，实现流程、作业、通道、服务、管理、风险控制工具的全方位统一。

中国民生银行副行长赵品璋表示，在条件具备时，可以建立统一的“后台集中作业平台”，以后台“运营作业外包”或“运营作业公司化”模式实现集约经营目标。

业务领域的合作

首先，金融市场业务的合作，短期内可以通过互相增加授信、银行间市场债券承销、债券交易、资金融通、理财业务的交流沟通，成员间结售汇业务合作和市场信息的互通等多种方式搭建成员间稳固的金融市场业务合作平台。从中长期看，通过合作共同创新金融产品、开发金融工具、制定市场标准、培育金融市场人才方能扩大联盟在金融市场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次，在信用卡业务上，中国民生银行将不遗余力地向联盟成员提供智力支持，共建还款渠道，并基于中国民生银行现有的信用卡品种，通过打上联盟和合作银行的标志，达到联名发卡的效果，一方面可以解决成员单位无法发行双币卡的当前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扩大联盟及发卡银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可继续深入探讨发行联名卡或者成立合资信用卡公司的方式，加深双方在信用卡业务方面的合作。

第三，在私人银行业务上，中国民生银行将依托产品优势，打造私人银行特色产品的共享机制，利用联盟成员的销售渠道，建立销售一体化平台，实现交叉销售和特色销售。中长期，联盟成员可在非金融渠道、培训和人才交流方面实现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交流。

董文标表示，“通过创立联盟风险基金，打通柜台，疏通渠道，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使投资和决策更有准确性；通过合作的力量更好地化解经营风险、更好的实现优势互补、更好地提高服务质量，实现共同超越。”

服务小微，实现共赢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此联盟的银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小微企业贷款领域都颇有建树，如中国民生银行、包商银行和哈尔滨银行。在小微贷款业务方面，联盟银行之间也开展了多项合作。比如，各银行将从重点关注的中小金融机构及小微金融发展战略等具体课题研究入手，联合研究、共同小微企业主信心指数。这些合作及其分享最终必将带来成员单位的共赢。

以小微企业金融业务为例，联盟成员间将通过建立培训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交流，提升整个组织的微型金融服务水平。针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计划提供智力咨询类型的服务和支持，在行业分析、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积极合作为小微企业客户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具体来说，小微企业是联盟成员的主要服务对象之一。高淑珍表示，“联盟在小微金融领域开展合作主要是为了金融战略发展领域实现资源的共享和技术的分享。”她同时表示，“中小银行通过联盟相互获取各自优势的技术理念和发展经验，能够使小微企业金融产品实现本地化、客户化，能够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

针对“同行是冤家”问题，即对联盟大多数成员来说，如何避免大家共同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争抢同一类客户的矛盾。洪崎表示，“竞争的层面存在，但是合作的层面更多。对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也有我们的一些心得。各家商业银行在做小微企业金融业务时也有他们的经验，有他们的理解，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经验技术都奉献出来。”

李镇西表示，“小微企业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我国小微企业的发展前景不仅广阔，而且需要做的工作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都做不完。”他还表示，“成立联盟，我们可以共享各自经验，取长补短，共同来把小微企业这个市场做好。参加联盟，就是要认认真真地向中国民生银行和其他成员单位学习。事实上，各家金融机构合作的定位是不一样的，方式也不一样。同时，不仅模式不同，而且市场定位有大有小。联盟成员之间不仅不是竞争对手，更应该是合作的伙伴。”

联盟组织制度

一个新的组织机构的运行要尽快进入有效运行状态，同其他组织机构一样必须有制度、章程作保障。4月24日下午，33家亚洲金融合作联盟成员的董事长、行长们对《亚洲金融合作联盟章程》进行了激烈、认真的讨论。确定亚洲金融合作联盟将由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监事会和秘书处组成，理事会是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联盟成员组成。董文标表示，“理事会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护成员单位的利益，实现成员利益的最大化。”

理事会下设常务理事会，是联盟最高权力机构的执行机构，在理事会闭会期间领导联盟开展日常工作，对理事会负责。常务理事会秘书处是联盟日常办事机构，负责联盟日常运作和财务管理，推进联盟成员各项业务合作，并对联盟成员合作协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理事会下设监事会，对联盟的运作、财务等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理事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任顾问或设立顾问委员会。

联盟采取准入制度，所有合法合规经营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均可自愿申请加盟。具体由多家联盟成员推荐，经过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加盟。联盟成员的退出采取自愿原则，但当联盟成员出现长期不参加联盟活动、不缴纳会费等情况，亦可启动退出程序。

建立广泛合作机制

33家中小金融机构走到一起，成立亚洲金融合作联盟，为的是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让中小金融机构能更有序的保持自身发展、更好地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更全面地给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成为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护航舰。

面对如何建立灵活有效的风险协调和分担机制的大框架方面，赵品璋表示，只要条件具备，联盟将建立风险合作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加快联盟成员的不良资产处置，实现机构资产的优化，提高资本充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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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几个重要问题的分析

（一）改革模式的选择：渐进式或激进式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利率市场化的方式有渐进式和激进式两种。理论上讲，当一国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市场监管非常有效时才有可能实现迅速的利率市场化，例如，企业能很快调整财务政策和经营理念，政府行政手段高效快速等，否则则需要一个长期的条件形成过程。而这一条件的细节要求则会相当的苛刻。事实上，即使是金融体系相对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在利率改革时也都是采用渐进的方式。因为，激进的方式虽然可在短期内消除利率管制的诸多不利影响，但极易造成宏观经济大幅震荡，这种损伤可能需要极长的时间来恢复。拉美三国（智力、阿根廷、乌拉圭）都在短短两三年内放开了利率管制，本意是促进金融业竞争，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然后改革迅速失败，其主要原因是管制可以短时间放开，但是制度建设却需要时间。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渐进方式，先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然后逐步过渡到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放开，而且遵循了存贷款利率逐步放开的原则，通过2004和2012年两次调整，才达到今天的放开程度。另外，选择改革突破口也很关键，比如，美国以CD为突破口，而日本则国债发行利率为起始。借鉴他们的经验，我国首先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市场利率。同时，日本在1985年实施大额定期存款的利率自由化，1993年10月实施流动性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这种在存贷款利率上，先大额交易后小额交易，先长期后短期的思路，同样值得我们在后续改革中加以借鉴。

（二）关注利率风险

利率管制放开以后，金融机构直接面对客户协议定价，利率水平不在恒定不变，各个银行之间的存贷款利率形成差异，一旦企业为了改变整体效益而忽略对利率水平的控制能力，或者市场利率水平发生较大波动，使得金融机构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时，就形成利率风险。

我国在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刻，尤其要考虑金融机构的风险应对能力，特别是风险管理能力较为薄弱的中小金融机构。中小金融机构在利率管制放开后，可能会提高存款利率来吸纳存款，同时为了为了盈利水平，又可能降低风险管理标准，盲目向高风险企业放贷。美国在上世界80年生银行业危机就是很好作证。出于内在盈利的冲动，在外在管制缺乏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快速向高风险资产流动，特别是银行业，资本成本的提高导致盈利能力下降，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小银行风险应对能力较弱，率先倒闭，形成行业危机。

从众多国家的实践来看，在危机应对时，有两条经验可供借鉴。第一，放开管制不等于没有管制，银行业道德风险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约束银行行为有利于规避危机；第二，在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时，解决好金融机构和存款人之间的损失分担问题，即所谓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三）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条件

在比较成熟的金融市场，银行不再是唯一的筹融资渠道，人们可以选择多种金融工具，这样，在利率市场放开后，风险和冲击将被更好的摊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金融市场是不够发达的。我国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但是不可否认，金融体系仍然是不够健全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又一重要基础，实际上，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不断完善本国金融市场体系又是一种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比较美、日成功的经验，反观拉美三国失败的教训，较为发达的货币和资本市场有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

三、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建议

（一）存贷利差下降，资本成本压力增加

市场的主体并非理性，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很可能通过价格手段来维持生存。高成本的存款迫使银行将贷款投向更高收益的领域，然后高收益通常意味着高风险，比如小微企业的贷款。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银行业危机”正是这种非理性竞争带来的结果。通过调高存款利率来抢夺市场份额的行为，在增加资金来源的同时，也增加了资本成本的压力，不一定带来预期的收益。

由此，中国的银行业不得不面对转型的痛苦和巨大的成本压力。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型恰恰体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中国银行业必须改变经营理念，走差异化的道路寻找新的突破口和利润点，不仅要以存贷款价格吸引客户，更要体现优质的服务，以及运用高质量风险管理的优势，来占领市场。存款利率短期会有上升，但是长期将会稳定，而且贷款利率也不会持续下降。市场并非理性，但也不是盲目的，风险厌恶将使资本向更加稳健，收益更加稳定的领域流动。

（二）风险管理机制有待完善

完善的内控机制是商业银行有效防范利率风险的保障。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如何应对利率风险给预期收益带来的下行压力，对我国的商业银行来说，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不像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那样，中国的银行业还没有做到能够熟练的识别，预测，计量和控制利率风险。

从现实来看，由于我国利率市场一直没有放开，商业银行风险利率危机意识不强，对利率风险管理的技术还只是停留在缺口管理、敏感性分析等定性阶段。中国银行业要提高风险把控能力，实现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重新定位，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加强信贷组合管理，优化信贷资产质量。利率的波动将迫使商业银行考虑风险资产，如何重新审视和定位中小企业优质资产，“三农”和消费信贷等新领域客户。第二、优化风险管理框架和机制。在面对系统性风险时，有一整套完善的从上而下的风险管理系统，有效传递信息，制定风险管理战略，以及必要时对资产结构进行调整。第三、从国际经验来看，成熟的量化管理模型，有助于商业银行很好的识别、计量、分析、预测利率风险。VaR计量模型是现今国际公认的较为实用的风险计量模型，其衡量的是市场正常波动下，某项金融资产或资产组合的最大损失的可能性。利率市场化后，利率将呈现出不断波动的趋势，给定一定的置信水平和时间区间，可以用VaR模型预测最大损失。

金融危机后，人们对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态度表现的更为审慎，巴塞尔协议对利率风险有着全面的解释，虽然并未将利率风险作为第一支柱风险，但是处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关键期的我国，如何引导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将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自我转型以及整个改革的效果。

（三）专注金融创新，推动中间业务发展

利差收窄逼迫银行业由传统的依靠利息收入向依靠金融创新发展。金融创新带来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中间业务与传统的存、贷业务比较，具有风险低、收益较稳定、不需占用自有资金等优点。美国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期间，中间业务迅猛发展，非利息收入占比不断提高，由1980年的19%提高到43%。国际大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一般占到收入的40%-50%。中间业务收入的提升加快了银行产品的创新，产品的创新又带来了更优质便捷的服务，例如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银行等等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客户体验，为银行带来新的利润点。

比较我国，中间业务收入对银行营业收入的贡献度仍然较低，2011年对14家上市银行的调查显示，国有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为20.30%，股份制商业银行为13.73%，建设银行发展最快，为21.91%。主要归咎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金融创新能力仍然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创新投入和重视程度不够；其次，基层网点认识偏差，无法理解发展中间业务的重要性，传统经营理念无法扭转；最后，中间业务收入单一，收费偏低，中间业务收入仍然依靠结算类、代收代付等等，新兴业务发展缓慢，银行卡、资金托管业务收费偏低，价格竞争激烈。

如何有针对性的发展金融创新，推动中间业务发展，从长期来看，将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决定我国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前景。首先，要加大产品创新，细分市场，对个人客户，要着力发展电子银行、信用卡和分析业务，贵金属业务等；对公司客户，要依托企业网银、企业年金、现金管理平台等产品。其次，加强营销理念，加快服务创新，对中低端客户要通过理财顾问、交叉营销来满足顾客，对于优质高端客户，要通过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来锁定客户。

（四）直接融资渠道竞争的压迫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银行极大地承担着社会融资的中介作用，但是其繁琐的贷款审批程序和高额的资金成本也是众所周知的。改革以后，整个金融市场将通过更加客观科学的方式为资本定价，资金需求企业，也可以自由的选择更多的融资方式，例如放行公司债等直接融资方式，通过债券市场融资，或者通过商业信用等方式融资。直接融资对投资人来说收益高，对筹资人来说成本低，相比间接融资而言，更具有吸引力。

篇9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权威金融机构、专家学者都对中国银行业的健康状态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认为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定时炸弹”，在以后的几年中可能引发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的进程加深，银行业的风险也将增大，如何完善我国的银行危机处理制度已经成为当前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一、我国最后贷款人制度

（一）最后贷款人制度法律框架及职能行使

我国关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主要在《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办法》中规定。

在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曾多次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对问题银行进行救助。例如：1997年，为了救助威海市城市商业银行提供了紧急流动性支持；1998年为了解决海发行的挤兑危机提供了40亿元紧急贷款支持；1999年郑州城市合作银行出现支付困难，央行与政府合作全力对其进行救助。

除了对这些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给予再贷款支持外，人民银行还对信托和证券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主要用于撤销、关闭金融机构的偿付性支持。如在2005年华夏证券重组过程中，人民银行为其提供了16亿元的再贷款支持。

（二）我国最后贷款人制度评述

从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实践中可以看出，我国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最后贷款人”职能。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配套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中央银行承担了大量的准财政功能，再加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缺位，中央银行肩负着稳定和改革的双重任务，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被扩大。

1.资金安全

在资金安全的问题上，《管理办法》规定申请紧急贷款应依据《担保法》提供担保，但事实上，问题银行可提供担保的资产很少，多数情况下无法提供合格的担保。实际操作中我国申请最后贷款的金融机构往往采用政府信用担保的方式，有的甚至根本不作担保。在贷款利率上，在期限内也并未规定惩罚性利率。从本次危机中可以看出，美联储为危机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均要求严格的担保，并且有高额的惩罚性利率，大大增加了金融机构还贷的压力。

2.贷款期限

在贷款期限上，《管理办法》规定了最长长达两年的期限，逾期还可以延长一年。最后贷款人制度所要解决的是因银行短期的流动性不足而发生的危机，从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建立目的来看，这个期限显然过长。

3.贷款用途

在贷款的用途上，《管理办法》规定仅限用于兑付自然人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并优先用于兑付小额储蓄存款。显然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目的，与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不符，而属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功能。而正因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缺位，才使最后贷款人职能被扩大，人民银行的角色出现错位。

4.贷款条件

在贷款条件上，从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实践来看，出现危机金融机构往往都能得到人民银行的资金支持，存在着“逢险必救”的现象，角色错位为“最先贷款人”和“最后埋单人”，这种无限救助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这与最后贷款人制度应遵循的“建设性模糊”原则不符，不利于防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按照“建设性模糊”原则，中央银行应使其救助条件不确定，形成对银行的压力，促使其谨慎行动。

5.救助效率

在救助效率上，对一家金融机构的救助，往往涉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监管当局，协调成本高，信息不共享，耗时长。例如在对南方证券的救助中，从2003年7月南方证券出现风险到2005年4月宣布关闭，人民银行对其的资金支持从最初的15亿元增加到80亿元。而英格兰银行在救助巴林银行时，从收到报告到做出处理决定用了两天时间，美联储在救助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银行时也都是迅速做出决定。从最后贷款人的功能来看，救助越及时，成本越低。而在我国，往往各方利益博弈而延误了最佳救助时间。

在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人民银行谨慎实施，应当摆正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明确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规则，让陷入清偿危机的机构退出市场，对于保障存款人资金安全的职能交由存款保险机构履行。在对于向海发行这类存在经营不善，资不抵债，违法发放贷款，股东抽逃资金等情况的无法挽救的银行，应当果断予以关闭，而不应代为行使存款保险公司的职能。

二、公共资金注入

（一）发行特别国债

上个世纪末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仅仅为3.71%，远远低于1988年巴塞尔协议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且存在巨额的不良资产。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和国际银行业以及与自身资产扩张规模、速度的严重偏离。

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1998年国家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利率为7.2%），由四大行用1998年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后一次性增加的可用资金购买。这是国家多年来首次以此种方式直接注资国有商业银行。但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的办法，只是作为一次特殊性措施。在当时，国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者，政府发行特别国债可以化解商业银行的风险，提高资本充足率，也是为了对其所承担的“第二财政”的职能的支持。

（二）外汇储备注资

外汇储备注资是一种罕见的注资方式。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制的过程中，我国采取了外汇注资的方式有其特殊原因。

1.采取外汇注资的原因

21世纪初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5%，要实现股份制改造上市，就需要提高资本充足率，补充资本金。但在当时我国财政资金不足，加上其他的隐性财政负担，财政自身无力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为了达到对商业补充资本金的目的，我国不得不选择了特殊的外汇注资的方式。

2.外汇注资的模式

为了向商业银行注资，国家在2003年12月成立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其主要职能是向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出资额为限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为此，其也被称为“金融国资委”。

2004年1月6日，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各注入225亿美元（计1800亿元人民币），使中国建设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由6.51%上升至11.29%，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由6.98%上升至10.04%，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其不良资产率。2005年4月底，工行也获得了汇金公司150亿美元的注资和财政部资本金权益1240亿人民币注资，各占工行50%的资本金。2008年11月6日，汇金向农行注资190亿美元，同时财政部向农行注资1300亿人民币，双方各占农行50%的资本金。

3.外汇注资的效果

经过国家注资，我国四大国有商业均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外汇注资，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在为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外部审计、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增大国有银行的透明度和公众监督力度、加快股份制改造、建立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及上市等方面均创造了有利条件。相对财政直接注资，外汇注资所需要的时间短。

（三）对公共资金注入制度的评述

外汇注资是一种罕见的注资方式，相对于财政直接注资，外汇注资所需要的时间较短，是我国在当时情况下的无奈之选。但也应该看到，外汇注资是一种特殊的注资方式，有其固有的缺陷。

首先，从货币供应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主要表现为人民币，而注入的资金为美元，货币配置存在错位。而且，银行在发放外币贷款时，也会形成货币量的扩张，对人民币的供应量形成冲击。

同时，外汇储备是我国对外国资源的所有权，适用外汇注资意味着我国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减弱，减弱了外汇储备对经济的缓冲作用，同时也增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可见，我国选择外汇注资是一种无奈之举，由于外汇储备不属于财政部管理，其本质是国家财政向中央银行的透支，这危机到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造成的弊端不容忽视。

（四）政府向银行业注资的特殊性

在西方国家，银行多为私人银行，在发生危机时政府鼓励银行进行自救和互救，只有在危机可能蔓延的情况下，才将注资作为特殊紧急措施实施。在次贷危机中，西方各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为金融机构进行了注资，注资的主要形式主要是政府直接购买私人银行的优先股或者普通股。

而在我国，国有银行是银行业的主体。在一项各国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比例比较中，中国的国有制银行的银行资产比率达98%，位列第一，而英国、美国、日本的此项数据均为0%。虽然从2006年开始，中国开始引入外资股东进入国有银行，但入股比例单家上限为20%，多家合计上限为25%。在我国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模式中，银行发挥了金融支持的作用，金融和财政的制度难以分开，国有银行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资产。正因为政府指令和行政干预造成银行经营目标无法实现，国家作为出资人理应向银行进行注资。

就注资的手段来看，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方式向银行注资，划拨中央银行的钱和财政的钱本质也是一样的。本质都是国有资产在不同国有部门间的转移，这是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和银行体制所决定的。

就注资的期限来看，由于银行的私有性质，决定国外政府对银行的注资是一种临时措施和短期行为。但对于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到上市的过程中，政府不断为其注入资本金。从长远来看，国有银行成功股改上市后，随着业务和经营的扩大，国家作为股东仍有继续为其注资的可能性，政府注资的行为很有可能在以不同的形式长期存在。

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

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置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际上诸多国家处置不良资产的有效措施。

（一）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

资产管理公司的组建和发展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有益探索和金融管理架构的重要进步，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及金融业的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999年，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边组建、边立法、边剥离、边处置（同时进行债转股），先后共接收不良贷款13939亿元。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口承接相应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即华融接受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长城接受农业银行不良资产，东方接受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信达接受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资产。

2000年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业务范围，收购不良资产的范围、额度及资金来源，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2001年，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对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重组与处置的资产范围、处置资产的方式、评估与交易价格、处置资产的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2004年4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了《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投资、委托和商业化收购三项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允许资产管理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开展追加投资、委托和商业化收购处置不良资产等三项新业务。

（二）剥离不良资产的方式

1.账面价值转让

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是采用“账面原值划转法”剥离不良贷款，即资产管理公司按面值承接不良贷款，处置不良贷款形成的最终损失暂时体现在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负债表上。账面价值转让属于政策性剥离，是方便、迅速、稳妥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不涉及不良资产的评估，有利于银行快速完善其资产负债表。

2.商业化剥离

2004年6月信达以30.5%的折扣收购建行和中行的不良资产1289亿和1498亿。2005年4月工行的2460亿损失类置换成等价的金融债券后划入财政部和工行共管基金账户，并委托华融资产公司处理；2005年6月工行的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按账面价值置换为央行票据，再以账面价值的26.38%的平均中标价出售给四大AMC。近年来，在大量接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同时，资产管理公司采取了拍卖、债务追索、破产清算、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多种方式对接收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置。

（三）收购不良资产的资金

1.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票据

在我国当时财政无力承担处理不良资产造成的损失时，由中央人民银行进行分担。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模式里，可疑类资产的账面处置是由央行发行票据支付50%的对价购买，其余50%的损失由原资本金和拨备冲销。具体处置是由央行以招标方式选择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允诺的回收率和央行支付对价之间的差额由央行负责弥补。

例如工商银行于2005年6月7日以无追索权方式按账面价值4590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出售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将所得款项用于购买人民银行发行的五年期特别央行票据。

2.中央银行的再贷款

1998年后，再贷款从原来以信贷控制为主的职能转向了金融稳定的职能。换言之，现在的再贷款更多体现了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比如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供再贷款支持，使之有能力全额收购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但国有商业银行剥离至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大多为损失类和可疑类资产，不良资产处置的回收率较低，而资产管理公司没有能力偿还中央银行再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将形成中央银行再贷款的坏账。

（四）资产管理公司制度评述

1.由政策剥离到市场化运作转变

由于我国国有商业因历史原因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最初若使用市场化机制处理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不利于迅速化解银行危机。故我国在最初处理不良资产时，选择了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别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的不良资产按账面价值直接剥离给相应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置的非市场化做法。

但非市场化的处理方式现金回收率低，处置效率低，成本高。随着我国四大银行实现了股份制改造，按账面价值转让这种方式需要避免。我国有必要采取更多的市场化手段来处理不良资产，例如利用资本市场来进行不良资产处置，已成为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趋势，既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原有的不良资产通过证券化操作来回收资金，加以处置，也可以通过资产置换将不良资产转化为可以变现的企业债券或者股权，从而为通过资本市场转让处置不良资产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资金来源上，也应当通过市场化方式从市场上筹集资金，如吸收股权投资、发行金融票据、可转换债券、筹集长期借款、参与同业拆借等。

处理不良资产需要政府引导，但引入市场化机制建立一个竞争、开放的问题资产处理模式可以增强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成本，减轻财政负担，也有利于道德风险的防范。

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曾成立过的RFC和RTC等清理不良资产的公司都是以破产清算为目标的，它完成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使命后即关闭。这些都得益于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这与中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差距较大。故根据我国国情，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还有长期存在的必要。如何实现资产管理公司从政策性业务向商业化经营模式转变，也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2.资产管理公司发展前景

近年来，我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加快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改革的步伐。

2006年3月中旬，财政部向四家AMC下发《财政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发展意见》。《意见》明确提出AMC改革的具体步骤分为：核定损失、分离政策性业务、组建新公司并引入战略投资者，并提出AMC的转型方向为“现代金融服务企业”。并指出AMC可开展信用评级、风险管理咨询、征信服务等多种金融服务业务，并允许其进入一般证券业务、控股商业银行。

在《意见》的指导下，四大AMC基本完成了商业化转型。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于2007年商业化收购了深圳商业银行35亿元不良贷款，并于2010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其业务已经进入证券、保险、基金等领域。华融、东方、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也运用多种商业化手段处理不良资产，以实现不良资产价值回收的最大化。可以说，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国家“十二五”规划指出，要促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同时要继续深化国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强化内部治理和风险管理，提高创新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些都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的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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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意义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衍生于信贷业务，主要承担为客户进行融资的任务。资产管理业务则通过对客户委托的资金进行资产配置和投资管理，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主要着眼于为客户进行投资理财。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联合起来即体现出商业银行的投融资管理能力，一方务实另一方相对务虚，但最终都对实体经济和国民经济贡献巨大。考虑到两项业务很大程度上是商业银行的蓝海业务，两者的融合协同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

组织机构设置有统有分，体现出不同银行的理念思维。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于投资银行部门和资产管理部门实行不同的机构设置方式，有的是两个部门设置为一体，这种模式以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为代表。有的则将两个部门分开单独设置，或者将投行部放在公司业务部门下面成为二级部，这以工商银行为代表。机构一体化设置的银行，更多考虑发挥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业务互相支持、联动发展的优势。例如希望借助投资银行业务的历史渊源，支持资管业务的做强壮大。而分开设置的银行则更多关注发挥传统公司金融业务的特点，借之以维护重要的客户关系。

例如有客户是银行的重要存贷结算大客户，给这些客户充当投融资方面的财务顾问，负责承销支持其发行的债券，可以促进银企关系进一步紧密，这里的投行业务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维系客户的手段在使用。但总的来说，投行和资管部门不同的组织机构设置模式，实际上体现的是银行发展战略和业务逻辑。究竟是积极布局新兴战略性业务，还是继续集中支持传统业务做大做强，依据的是各家银行的业务传承、形势判断和未来的业务策略。

投行业务范围仍受限制，业务联动需要积极实践。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是从投资银行引进的，鉴于国内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度环境，其业务范围仍受到一定限制。目前，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主要包括债券承销、财务顾问、项目融资、资产证券化等，而投资银行行业最为看重的IPO保荐、证券经纪等一些与资本市场与资本运作相关的高风险高收益业务，商业银行并未获得相关许可。

在此期间资本市场发展日新月异，从2003年《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实施开始，证券发行制度正式由通道制过渡到保荐制，2004年5月深交所推出中小板，2009年10月推出创业板，显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步伐迅速加快。尤其是今年国务院明确IPO将由审批转向注册制之后，证券承销保荐的业务机会大大增加，可惜商业银行的承销主要局限于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发行，更为广阔的IPO发行和证券经纪却难以涉足。

在此背景下，为扩展业务发展的空间，投行和资管业务就必须加强联动。一般而言，论及部门和业务联动协同，采取一体化机构设置的银行能够有效整合部门内部的资源优势，发挥天然的协同效应，业务效率相对稍高。而分开设置的银行，由于部门银行问题存在沟通成本，且不同部门业务定位不同，相应的业务侧重点和风控体系不同，对业务的理解也存在差异，这使得投行和资管业务的协同发展难以齐头并进，容易错失市场机会。

投行业务模式相对单一，需要资管业务配合以促进提升。就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的品种来看，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与财务顾问是投行业务收入的两个主要来源，尤其是前者一直热度不减。债务工具承销的对象包括在交易所协会注册备案，银行间市场发行的短融、超短融、中票、私募债、资产支持票据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信用债产品。

银行主要为融资对象提供发行方案设计、顾问咨询、报送审批、簿记、发行安排、包销等服务，财务顾问则为企业提供投融资方面的建议咨询，帮助其提供金融解决方案，以此赚取中间业务收入。自2013年以来，商业银行投行业务中的财务顾问业务收费一直受到外界批评，不仅监管部门有“七不准”规定，国家有关部委还启动了收费检查，这对财务顾问业务形成压制之势。当然主要原因是部分银行的财务顾问业务缺少实质服务内容，存在“息转费”现象，业务层次较低，高端财务顾问较少，进而引发外界诟病。

就总体而言，商业银行现有的投行业务品种仍属于稀少，很多业务源自于信贷业务，对传统业务的依赖较多，而一些新兴、市场需要的并购重组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融资、高端财务顾问等业务还处于培育发展初期，尚未形成规模。商业银行投行部门业务也在思考如何创新业务模式，如何转型，而活跃的资管业务无疑提供了大片蓝天。如果将资产管理业务恰当的引人投行业务经营，借助于资管业务模式多样化和灵活性的特点来为其包装和重构，则投行业务必定会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资管产品创新不足，需要投行业务为其提供创新源泉。资管业务作为新兴业务，产品端需要通过可行的产品设计来归集客户资金，投资端则要求通过适当的资产配置为客户获取收益，分享各个市场的红利。近些年，监管部门积极推动资产管理行业市场化改革和综合化经营，这对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泛资产管理时代的后来者，国内银行的资管产品线尽管已经相对此前丰富不少，但仍难以跟上市场变化的节奏，满足不同层级客户的需求。

相比较而言，商业银行投行业务天生就是负责创设金融产品“开药房”的，能够与资管业务有效对接起来。当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日益深入，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趋势越来越强，商业银行如果充分利用投行业务能够有效采集市场需求的特点，在兼并重组、并购金融、股权投资、结构化融资、另类投资、资产证券化等领域发力，并通过适当的方式与资管业务进行对接，则既解决了投行业务模式单一的问题，破除其发展瓶颈，也可为资管业务产品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源泉，满足市场参与各方的需求。

投行和资管业务的联动协同

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无论是在业务模式、风险控制、管理文化、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都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区别较大，具有其独特的特点。虽然现在这两项业务在银行业务体系内部还处于万物生长的初期，但却代表未来银行转型发展的蓝海，具有极大的业务想象空间。当下商业银行需要根据其历史传承发挥各自的机制优势，加强投行部门与资管部门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完善整合投行和资管业务平台，积极与行外第三方机构进行业务合作，持续不断创新推出产品和服务，以赢得各方认可。

拥抱资本市场，推行“资管投行”业务理念。较长时间以来，我国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直接融资份额较小，但这一局面正在发生转变。2014年国务院陆续资本市场新“国九条”、放开地方政府发债、敲定证券发行注册制、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加速等措施，促进了国内资本市场的活跃。不难看出，领导层的一个思路是支持经济增长、调节经济结构、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的放松货币信贷政策，通过信贷放水方式进行，借助“发证券”补充“发货币”功能实现政策预定目标成为政府的重要选项。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直接融资比重大幅提高，相关的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升级发展中长期的现象。这意味着商业银行无论是投行业务还是资管业务，必须要紧紧拥抱资本市场，将自身的投融资功能与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进行对接，创新发展新的业务模式、业务品种，以此来积累人气。这方面一个值得考虑和实施的模式是“资管投行”，这意味着需要加强资管和投行的粘合度，资产管理不再被动地接受现有市场上的股票债券等成熟产品，而是将触角深入到企业的生命周期内，借助于资产管理筹集的资金，通过投资银行的功能主动去创设产品服务于企业经营活动，满足企业的投融资需求。

就商业银行投行业务来说，除了债券承销，当前以收取财务顾问费为主的模式存在一定发展瓶颈，很难做大业务规模并支撑商业银行经营转型，突破口在于以资管投行来带动投资银行业务转型。在资管投行业务模式下，资产管理业务募集筹措的资金通过投资银行领域的并购融资、兼并重组、股权投资、资产证券化等工具投入企业，嵌入实体经济活动，既解决了低利率环境下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面临的优质高收益资产配置不足的问题，扩大了资产来源，又为投资银行的发展注入了活水，通过帮助其创设金融产品，开辟业务空间，直接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适当控制非标资产的规模，推动资管业务发展转型。资管投行的一个体现是资产管理为投资银行的解决方案提供资金支持，通过资产管理的投资资产配置安排，支持投资银行业务的金融解决方案与服务方案，帮助投资银行创新建立业务模式，但应该考虑有所侧重有所选择。目前，国内银行投资银行业务所衍生的资产很大一部分是非标资产，而银行理财向大资管转型，其中一个核心内容是减少非标资产的比例，同时增加标准化资产的配置，投资由相对不透明走向透明，由被批评的影子银行走向阳光。

当下监管部门正在推动银行理财产品从预期收益率型产品主导转为净值型，以打破产品的刚性兑付和信贷替代性质。资产管理过多的关注配置非标资产可能会延长这一过程，也不利于资管业务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资产管理最终的竞争力还是需要通过交易银行业务来体系，定位于在各类标准化的国内外资本市场寻找交易机会，找到自身价值，当然这也是资管业务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

“融资融智”相结合，充分利用“轻资产”特征发展交易银行业务。当前各家商业银行都在推进转型发展，传统业务在度过发展的黄金周期后面临放缓，真正承担起银行转型发展任务的关键角色是投行和资管业务。与传统业务不同，投行和资管业务本身带有“融资、融智”性质，属于轻资产业务，理论上能够以较少的资本消耗取得更大的收益回报。在许多国际先进银行，以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等轻资产业务为代表的业务已经超过传统的金融业务，并表现出较大的活力。

鉴于此，根据国内经济新常态的现实，我国商业银行的投行和资管业务应以积极抓住资本市场的重大业务机会，包括并购重组、国企改革、定向增发、股权投资、市值管理、结构融资、资产证券化等，加强资本市场的投资研究，打造“投资银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创新设计适应轻资产业务特点的内部授信和风控体系，大力发展投融资与交易一体化的轻资产交易型银行。

创建直营式资管业务模式，全面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在业务实践中是面对面服务于客户，而资产管理业务产品端通过销售渠道募集资金，投资端直接进行资产配置，两端与客户的互动相对间接。资产管理业务可以探索直营式模式经营，直接面对客户经营。产品端与客户面对面采集需求，直接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定制产品，尤其私人银行客户和对公客户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模式进行。

目前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也开发了一些类似性质的产品，例如针对某类特殊群体客户的理财产品，但这种方式在实践过程中更多是一个概念，销售对象并未严格区分，针对性仍不够强。直营式资产管理类似定制的方式，固定下来期限，固定下来对象，一对一或有限的一对多进行，产品和客户最大化缩短接触距离。直营式资管模式本质上是重视客户的体验，增加客户在资产管理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参与度，从而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这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解决了监管部门关注的资产管理期限错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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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9-0086-04

电子支付是经济社会进入电子化、信息化时代的必然产物，也是现代支付体系中最活跃、最具有发展前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支付方式的出现和电子支付服务的兴起不仅影响和改变着商业银行的服务方式，而且对商业银行的核心支付功能将带来挑战。依据Xavier Freixas and Jean Charles Rocher(1997)梳理当代银行理论后划分的四类银行核心功能标准，支付服务正是商业银行四大核心功能之一。19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工具的丰富完善，商业银行作为借贷中介(资产转换)呈现“脱媒”之势，而今，随着电子支付方式演进和第三方支付组织出现，商业银行作为支付中介也面临“支付脱媒”的挑战。

一、电子支付的方式、产品和组织创新

(一)电子支付的方式

从电子支付的起源来看，美国早在1918年就建立了专用的资金传送网；1967年在伦敦，世界上第一台自助柜员机(ATM)投放使用；1970年在美国出现了电子资金转账(EFT)技术；到1985年世界上出现了电子数据交换(EDI)技术并在电子支付中得到广泛应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第23号公告《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的定义，“电子支付是指单位、个人(以下简称客户)直接或授权他人通过电子终端发出支付指令，实现货币支付和资金转移的行为”。电子支付以网络应用协议规定的格式发出支付指令。电子支付包括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销售点终端交易、自动柜员机交易和其他电子支付等类型。业内把电子支付按照发起终端、网络应用协议、支付工具、交易模式等细分为多种类型，其中以支付指令转输渠道分类，可分为卡基支付(银行专有网络)、网上支付(互联网)、移动支付(移动通信网)和电话支付(固定电话网络)等。见图1-1所示。

据人民银行支付报告，2007年我国卡基支付办理的支付业务达136.1亿笔，金额111.5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4.7％和57.9％。就网上支付而言，根据艾瑞咨询的《2007～2008年中国网上银行行业发展报告》研究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网上银行交易额规模实现爆发式增长，达245.8万亿元，环比增幅高达163.1％，据其预测，2011年我国网上银行交易额将达1136.2万亿元。见图1-2所示。

从全球来看，支付系统供应商ACI与金融分析公司Global Insight研究电子支付的报告指出：2005年全球电子支付年交易量达到2100亿美元，2010年将翻1倍，复合增长率是各地区GDP增长率的4倍。2004年至2009年，全球各种类型电子支付交易复合增长率达到12.9％，而同期报告数据所覆盖的79个国家的平均GDP增长率则为3.2％。

(二)电子支付产品创新

近年电子支付产品和工具不断创新。一是对于传统卡基支付工具的创新和替代。在韩国已推出USB信用卡，代替传统的银行卡支付工具，这样可利用成千上万具有USB接口的上网计算机，也解决了传统银行卡收单机成本较高的问题。二是移动支付工具的创新。20世纪90年代初期，移动支付在美国出现，近年迅速发展。在韩国，移动支付吸引了大量手机用户，每个月有超过30万韩国人在购买新手机时，会选择具备特殊记忆卡的插槽，用以储存银行交易资料，并进行交易时信息加密。在日本，Keitai(日本手持设备流行称谓)往往具有多种功能，比如取现、信用卡、公交卡以及身份识别信息等等。日本手机支付最有力的推动者NTFDoCoMo和电子产品巨头SONY共同推行“钱包手机”，内嵌Felica芯片，支持各种零售、电子票务、娱乐消费等非接触式支付，手机支付的发展已开始改变日本的传统消费习惯。三是网上银行的功能和服务创新。招商银行的个人网银在支付功能基础上附加支付报告等理财功能，工商银行企业网上银行各功能达260多项，能满足各种类型企业需求，一些银行还在网上银行推出VIP贵宾服务。四是固定电话支付创新，一些银行把卡基支付和普通电话相结合，推出转账电话，以替代成本较高的POS机具，使一些小商店都可能利用转账电话进行刷卡支付。中国电信与银联合作在部分省市推行家庭转账电话，方便家庭支付。David S.Evans and Richard Schmalensee (2005)在《银行卡时代――消费支付数字化时代革命》一书中指出：电子支付将出现更多的方式和工具，如生物识别、带芯片的智能卡、非接触无线技术、账户到账户的A2A支付等。随着技术的进步，电子支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方便、更安全、更快速、更数字化。

(三)电子支付的新组织：第三方支付

1、第三方支付的兴起。据称，第三方支付源于美国的独立销售组织(Independent Sales Organization，ISO)，指收单机构和交易处理商委托ISO做中小商户拘发展、服务和管理工作的一种机制。据社科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潘辛平(2008)定义：第一方是消费者，第二方是商户，居中完成两方之间资金转移的应当就是第三方，即独立于电子商务商户和银行的，为商户和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消费者可能是其他商户)提供支付服务的机构。并举例说明：如贝宝(Paypal)、支付宝、银联电子支付(Chinapay)、财付通、快钱、环讯IPS、首信易支付、易宝支付、联动优势、捷银等等。在帅青红等(2006)定义的第三方支付模式，是指所用的支付网关或系统是由第三方机构建设的，而不是由银行或银行联合建设。换言之，网上服务支付是由第三方机构提供的，而不是商业银行或传统支付系统的提供者。根据该定义，银联电子支付(Chinapay)应不列入第三方组织。

国内最早的第三方支付商之一是1999年3月创立的首信支付平台，随后第三方支付不断发展，2005年达到一个阶段――国内相继成立了50多家第三方支付公司。由于同质化恶性竞争，不少实力偏弱的公司迅速消失或被并购，现存10来家较有代表性的公司在竞相发展。

在国外，较为著名的是1998年成立的PayPal，为一家没有任何金融背景的IT技术公司。它使有电子邮件的人可能通过E-mail实现支付，不但适合在线

竞价交易业务中个人或中小商户的收付款需求。而且减少人们使用信用卡收付款的风险。2002年PayPal被eBay收购，2007年底PayPal在世界上45个国家拥有1.4亿用户，交易额达474.7亿美元。

2、主要服务模式。据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划分，第三方支付主要有5类服务模式，一是支付网关模式，这是支付产业发展最成熟的一种模式，以首信易支付和ChinaPay为典型代表。支付网关模式的主要价值在于集成了银行的支付功能，商户只要与一家支付网关相连便可支持绝大部分银行，使单独逐个谈判的m*n种关系简化成(m+n)种关系。二是移动支付模式，指使用移动设备，通过短信、WAP或NFC等无线方式完成支付行为的一种新颖支付方式，该模式有待3G网络发展成熟真正得到发展。三是信用增强型虚拟账户支付模式，以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和易趣的安付通为代表。其通过虚拟账户和信用中介担保增强了电子交易商务的信用，促成了电子交易的产生。作为拍卖网站的内部支付公司，支付宝和安付通属于非独立的信用增强型虚拟账户支付模式，主要服务对象为其母公司。四是虚拟账户型支付模式。此类以PayPal为代表，有独立的账户，支付时先为账户充值。用PayPal账户汇款，如果收款人没有PayPal账户，电子邮件就会提醒收款人注册一个PayPaI账户，有人也称这种销售模式为“邮件病毒式”的商业拓展方式，从而使得PayPal越滚越大，不断占有市场。PayPal支付能为商户带来新的客户和销售增长，所以较受欢迎。另外，PayPal在交易费用、争议成本管理、欺诈损失等方面确实比直接受理的维萨、万事达或美国运通卡更有效率。对消费者来说，PayPal支付最大优势是安全隐秘，支付时无需输入卡号和密码，只要输入邮件地址及对应密码：支付页面由PayPal提供，没有第三方能够接触到用户的信用卡、银行账户等个人资料。五是按需支付的综合性支付模式，以易宝支付为代表。航空分账系统和电话支付的应用，充分利用了现有电话银行的广阔市场基础，把在线和离线市场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二、银行服务边界的改变和支付脱媒挑战

从技术发展史上看，任何一场技术革命，包括蒸汽动力、铁路系统、电力系统、电报系统、电话系统、无线电广播系统、电视播送系统以及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应用和普及，在改变商业方式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组织和商业模式。电子支付的发展也改变了商业银行的服务边界，同时带来银行“支付脱媒”的挑战。

1、服务成本和方式的改变。大多数研究表明电子支付降低了银行经营成本，使银行业务扩张更加容易。但是电子支付服务方式在减少人工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传统网点的面对面交易可获得更多的交叉销售和非利息收入。电子支付的边际成本几乎接近于零，电子支付的发展使不同国家的银行的成本收入比下降。电子支付技术的发展使得银行业务扩张除了依靠传统物理网点外，为提供“AAA服务”的虚拟网点开辟了巨大空间。研究表明，以电子支付为基础的电子银行基本替代银行物理网点是银行业发展的必然。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看，银行作为经营货币信用的市场组织，物理网点为其显著的代表。虽然，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形的物理网点仍将是银行组织的基本形态，但是，随着现代技术革命推动银行服务标准化、远程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物理网点面对面的服务方式将逐步被虚拟的网站、呼叫中心、后援中心所替代，多数银行物理网点将转换成为办理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的“富人俱乐部”。没有物理网点的银行可以保持较小规模，规模小可以使其具备传统银行难以比拟的开拓精神、创新能力和经营灵活性。当网络依存的一代成为社会主流时，基于电子支付的电子银行将成为银行的基本组织模式。

2、服务边界的扩展。一是建立在旧有技术基础之上的服务壁垒的消除。原先以各大银行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服务壁垒由于支付技术条件和金融政策的推动而逐步消除，行际合作成为可能。如已经推行的不同银行客户在各银行间的通存通取业务；基于人民银行大额系统的网上银行跨行转账从以前的落地业务成为实时转账等等。二是业务运行在更广泛和功能更强大的全球化支付服务体系之上，提高服务效率。借助于全球支付组织如VISA、MASTERCARD、SWIFT等，全球的实时转账支付成为可能，使金融行业给客户带来便捷服务的同时也能获得丰厚的手续费收入。三是借助于某一独特的支付产品，中外银行合作更深人。如深受企业集团客户欢迎的现金管理系统。可打破行际隔离实现资金归集。中资银行在借助自身支付平台做好对国内集团企业服务的同时，通过与国际银行合作联通先进现金管理系统，对集团企业的服务从国内分支机构扩展到国外。

3、支付服务竞争与银行“支付脱媒”。

(1)银行支付服务的扩展和补充。第三方支付组织的出现，大部分体现的是对银行支付服务功能的延伸和补充，与银行呈现合作关系。其一方面连接银行，处理资金结算、客户服务、差错处理等一系列工作。另一方面又连接着众多的客户，使客户的支付交易能顺利接入。第三方支付的一站式接入服务使银行与商家双方都避免了一对一接入的高昂成本，一些组织还为卖家和买家提供了一个信用担保机构，既可以约束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保证交易过程中资金流和物流的正常双向流动，增加网上交易的可信度。同时还可以为交易提供技术支持和其他增值服务，进行了商业银行不能做和不愿意做的服务创新。

(2)独立支付第三方组织对银行支付功能带来挑战。有自己独立交易体系和账户的第三方组织，已经出现对银行核心支付功能的挑战和部分业务的替代。如PayPaI有自己的账户，支付时要对账户先充值，已独立地存在于银行支付体系之外。对于发卡机构及银行来说，PayPaI的威胁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paypal虚拟账户的存储功能截流了储户的银行存款，PavPal甚至还发行PayPal借记卡，这些对银行都形成较大威胁。二是PayPal推广账户余额支付，对信用卡和签名借记卡的交易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3)虚拟货币带来的银行支付脱媒。除第三方支付组织外，伴随电子支付出现的虚拟货币也给银行带来“支付脱媒”的挑战。建立在虚拟货币基础上的支付，是与现有银行支付系统并存的支付系统，且其支付的规模、范围还没有被现有的金融体系所统计。但对真实的服务和商品交易的完成承担着实际的支付功能，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已经替代了银行的支付系统。如腾讯的Q币，以预付款方式与QQ号绑定在一起，存储和支付的账户即QQ号，用户通过腾讯的网络系统即可实现支付转移，已具备一定规模的但功能有一定局限的与银行支付系统相当的“支付系统”。此外，一些购物超市发行的内部购物IC卡也在局部系统替代了银行支付功能。

商业银行所独具的支付功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机构和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挑战和威胁，随着除商业银行之外的新机构和新支付服务功能的被逐渐认同，商业银行的社会支付功能将会逐渐被替代，传统的中间业务领地将不断萎缩。

三、政策建议

1、电子支付在降低银行服务成本的同时，也使IT和电子商务企业以及具备内部发达网络系统的机构进入支付服务领域成为可能，支付服务市场将面临更多机构的抢食。一方面，商业银行支付服务手续费收入将会减少，业务转型更显迫切，要不断开辟新的创造价值的中间业务来弥补支付业务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有关管理部门要规范支付市场，强化管理，促进支付市场的安全、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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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贷猛增推动经济复苏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中国政府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四季度至2010年的4万亿元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逐步实施的带动下,随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带来银行配套资金的大量释放,信贷狂潮持续了整个2009年前半年。据统计,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投放创历史纪录高达9.59万亿元,全年信贷增速高达34%。其中,1月、2月、3月、6月为贷款新增的高峰期,四个月新增贷款合计为6.14万亿元,占总新增贷款比例的64.63%。

2009年商业银行的巨量信贷投放改善了全社会及企业的流动性状况,助推了企业生产的企稳回暖,提升了企业景气和企业家信心程度。银行信贷资金在推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拉动了国内GDP的增长。200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3.5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其中投资拉动占比为80%。毫无疑问,银行杠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复苏的最大功臣。

以量补价难以遏制利润增速下滑

由于执行反危机的降息政策,银行整体息差水平比2008年显著缩小。中国内地人民币业务净息差为2.21%,较上年下降0.49 个百分点;中国内地外币业务净息差为1.44%,较上年下降1.45 个百分点,但与上半年相比降幅明显收窄。

净息差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1)人民币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大幅下降。2008年9〜12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降息,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分别下降了1.89和2.16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存款利率,存贷款利差收窄。基准利率下调对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利率水平的影响在2009年充分体现。与此同时,市场利率大幅下行。2009年,人民币七天SHIBOR利率平均值为1.24%,较上年下降1.68个百分点。一年期央票收益率平均值为1.50%,较上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外币市场利率大幅下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市场利率震荡走低。2009年,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目标区间,欧洲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维持在1%的水平,英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维持在0.5%的水平。截至2009年末,六个月美元LIBOR为0.43%,较上年末下降1.32个百分点,六个月EURIBOR为0.99%,较上年末下降1.98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贷款结构变化显著,贷款收益有所下降。―是2008年下半年起贷款基准利率快速下调,直接限制了商业银行贷款收益水平的提升。二是新增贷款结构欠佳,上半年新增贷款中低收益的票据贴现占比达到23%。虽然中长期贷款占比有所提升,但仍不足以弥补贴现对贷款收益率的影响。三是市场流动性充裕,机构间竞争更趋激烈,贷款定价水平达到历史低位。这些因素使得银行净利差刚性收窄,银行不得不采取“以量补价”策略,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以努力实现银行收入水平、利润水平的增长。银监会2009年年报显示,200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684亿元,资本利润率16.2%,资产利润率0.9%,利润结构中净利息收入占到了63%。可以得知支撑盈利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信贷规模接近34%的增速扩张。从各大银行年报数据中可以看到,银行以量补价的策略未能奏效,利润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进入统计数据的17家银行中,工行、中行、华夏、深发展、兴业、民生、浙商、渤海这8家银行2009年资产利润率较2008年获得提升,广发基本持平,其余都是略有下降。从全行业来看,净利润增速从2008年的32.85%下降到14.36%,以量补价难以遏制住利润下滑。

银行资本充足率快速降低,补充资本压力巨大

2009年上半年银行业“以量补价”策略的实施,使得部分资本状况一般的银行在资本充足指标方面下滑明显,接近监管底线。随着银行信贷规模的快速增长,各银行的贷存款比例处于高位,大部分银行接近75%的监管上限,小部分银行比如中信、光大、深发展、民生已经超出监管范围之外,分别为79.62%, 80.35%,79.14%,76.56%。

天量信贷投放使得各银行资本消耗严重、未来资本补充压力较大。在对17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进行对比考察后发现,各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与2008年相比,工行下降0.85%,农行下降0.49%,中行下降1.74%,建行下降0.86%,交行下降1.39%,分别降至9.9%、7.55%、9.07%、9.31%、8.15%。股份制银行中深发展和浦发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处于较低水平,分别为5.27%和5.06%,接近监管红线;而渤海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下降幅度最大,从2008年高水平的13.17%下降到2009年的7.43%。

2009年各类商业银行积极通过发行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以补充附属资本。截至2009年11月,有24家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合计发行规模2655.5亿元;两家银行发行混合资本债,合计发行规模100亿元。其中发行量最大是国有商业银行,其发行量占到了77.10%。建设银行2009年分别于2月、8月、12月发行三期次级债,合计发行规模800亿元,是2009年发行债券规模最高的商业银行。

由于银监会于2009年10月下发了《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持有其他银行发行的资本工具余额不得超过其核心资本的20%的规定,并对银行间存量互持的次级债采取以7月1日为红线的“新老划断”方式扣减的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次级债券和混合资本债券的需求量,使得商业银行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补充资本,包括二级市场配售、定向增发、引入战略投资者、H股上市等。

2010年中国大型银行的资本缺口压力仍然很大,纷纷宣布了筹集新资本以充实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计划(表1)。上市银行增发无疑会成为2010年资本市场的重头戏。然而,上市银行增发仍然蕴含着风险。就银行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银行并不完全是真的资金紧张,而是信贷结构和资产结构严重失衡。因为,2009年的天量信贷,绝大多数都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开发商,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等获得的信贷支持相当有限。在这样的信贷结构下,银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很难发挥,经济复苏的基础也很难牢固。因此,大规模的融资完成以后,银行能否给实体经济以最大力度的支持呢?如果银行继续按照现在的经营思路,继续把信贷资金投向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开发商,那么,融资不仅不能化解银行的风险,反而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监管政策收紧,银行疲于应付

伴随着银行贷款的高速投放,为防范风险,2009年下半年以来,围绕提高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信贷投放速度和投放结构以及新业务开拓等方面,银监会进一步提高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加强了监管力度,以防潜在风险,特别是《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是很大的。

资本新规具体包括:将资本充足率达到10%作为审批商业银行新业务、新机构准入及提升监管评级时的硬性指标要求;对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充足率的行为有所限制;对银行间交叉持有的次级债计入附属资本进行更严格的限定。在将次级债计入该银行附属资本的过程中,将2009年7月1日定为标准时点,按照“新老有别”的原则将银行交叉持有的新发行次级债从附属资本中扣除等。上述监管新规,将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受到资本充足率硬性约束限制的程度,并将影响其信贷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银监会监管收紧对于银行业的影响非常大,银行拨备覆盖率明显提升。从各大行2009年年报可以看到,17家银行中除了农行和中信没有达标之外,其余全部达到了150%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44.1%,比年初上升22.7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除了资本监管加强外,贷款新规也对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面临着经营和监管的双重挤压。中国银监会2009年出台的《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以及2010年2月正式颁布实施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在业界被统称为贷款新规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都使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符合监管要求的过程中显得左右为难。这些新规的出台,在帮助银行实行贷款全流程管理、规范贷款操作行为、防范潜在信用风险、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的同时,也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观念更新、管理措施跟进、目标客户维护以及人员素质提升等提出了严峻考验。《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初衷在于通过加强贷款支付的管理,强化贷款用途管理,减少贷款挪用风险,避免银行贷款进入股市、楼市而非实体经济领域。而大客户的接受度不高,这给银行维护客户关系、推进《办法》的实施带来了困扰。银行试图通过用流动资金贷款代替固定资产贷款,以及化整为零的变通方法也在《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下再一次受阻。

后危机时代银行业风险分析

存款活期化,贷款中长期化,错配风险集聚

存款活期化。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活跃和经济的企稳回升,存款进一步活期化的趋势明显。从储蓄存款的定、活期结构来看,2009年居民储蓄存款中,活期存款占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下半年活期存款新增额高于定期存款新增额。说明储蓄存款的稳定性趋于下降,存款活期化趋势日益明显,流动性风险加大。

新增贷款长期化。2009年上半年,在投资结构上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票据融资占比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中长期贷款大幅上升,与前期相比,显示流动性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通过对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2009年贷款构成的研究发现,从2009年7月贷款构成中新增中长期贷款规模达到了当月新增贷款规模的2.38倍,9月份更是达到3.41倍,新增贷款长期化趋势非常明显,这种情况和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密切相关,因为绝大部分中长期贷款投向了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投资项目。但是在20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为支持宏观经济持续回升,银行新增中长期贷款的规模必须得以保证,因此,商业银行将面临较为严重的资金流错配风险。

从中长期贷款的部门流向来看,中长期贷款过多地集中在了企业部门。目前,企业部门获得的中长期贷款占76.2%,从2007年底流向居民部门的中长期贷款比重持续下降,直至2009年二季度之后有所回升。

再观察企业和居民消费两个部类中长期贷款的占比。首先,居民消费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了绝对的份额,虽然近年来持续下降,但仍高达88%。居民消费性贷款主要是住房按揭贷款,其比重如此之高与中国的消费信贷市场的欠发达有关,但居民消费性贷款如此高比重集中在中长期贷款尤其是住房按揭贷款上,实际上大大压抑了居民的其他消费支出。其次,企业部门的贷款快速的向中长期贷款集中。2005年第一季度非金融性公司的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只占34.5%,到2009年四季度这一比重上升到了50%。企业获取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设备购置等,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中时,会有大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企业部门贷款中如此高比例的中长期贷款实际上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

信贷投放集中。观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贷款投向不同行业的比重发现,中长期贷款集中配置在制造业、交通运输行业、房地产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以及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行业,这五大行业所占的中长期贷款比重分别为17.1%、20.8%、32.2%、16.7%以及8.1%,共占中长期贷款的94.8%。如果将交通运输、电力和水的生产以及水利算作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的话,这部分中长期贷款占到总的中长期贷款的45.6%。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中长期贷款过度地集中在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行业,这本身就极大地提升了中长期贷款的风险。

中国银行体系中中长期贷款比重上升过快,与存款期限匹配性差,同时,中长期贷款过度集中地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这些都系统性地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也制约了下一年度中长期贷款份额的上升空间。反思中长期贷款过度集中的投放特征,实际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模式的风险。

中国经济虽然呈现了高速的增长,但我们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这都系统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且增长速度越快,风险就越大。同时,中国目前间接融资规模过大的金融结构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上述提到的中长期贷款在整个贷款中的占比过高,中长期贷款投向过度集中。因此,要系统性地降低中长期贷款的风险,依靠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是不够的,也是无法实现的,最终的转变还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贷款主体“亲政府化”,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激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现

在贷款向市政建设、公共事业项目集中的同时,贷款主体自2008年末和整个2009年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贷款主体向国有大型客户集中,二是2009年以来的新增贷款中的主要投向之一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于当前国内信贷业务具有的较高收益能力以及国内商业银行经营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各商业银行对于信贷市场的争夺非常激烈,信贷市场占比仍是衡量商业银行经营地位的核心指标之一。在中央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商业银行自然不能错过通过信贷扩张改变竞争地位的机遇。政府融资平台一方面具有政府信用背景,另一方面,融资平台涉及的工程中不少是地方的重点项目和投资热点,所以加大对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贷款就成为银行必然的选择。

银行贷款集中投向大国企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向中小客户倾斜,但是出于对规模、成本和资产质量的考虑,大部分商业银行仍把信贷资金向大客户集中。从各大银行2009年年报数据可以看出,华夏、广发、深发展、兴业、民生、恒丰、浙商的客户集中度都比较高,其中广发在图11中比较显眼,单一客户贷款比率达到了10.21%,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达到了56.43%,全都超过了监管要求,贷款集中性风险较高。

从本次投资增长的结构来看,国有企业投资大幅增加,相反,民营企业及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反而出现下滑,因此贷款集中度大幅增加。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策、政府刺激计划,短期内在应对危机上确实能够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资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如果操作失当也可能蕴含着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居民部门作为最终消费者其收入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政府投资能不能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能不能切实转化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成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反周期政策在经济衰退时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复苏,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就将再次挤压过剩产能,并导致严重的银行呆坏账风险。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滑时期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之后所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可谓前车之鉴。

地方政府过度融资把银行引入风险境地

2009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扩大融资、投资的重要机遇期。2009年地方融资平台的借贷规模猛增2倍以上,即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大部分是在过去一年形成的。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与之相联系的道德风险将严重侵蚀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来自中国监管部门的资料显示,2009年末,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超过3000多家融资平台获取的各项银行贷款余额已经累计7.38万亿元,其中2009年新增投放3.05万亿元,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到了各行一般贷款余额较大的比例,如图12,2009年末光大银行平台贷款余额占到了一般贷款余额的33.1%,兴业银行为29.4%,平台贷款集中度比较高。地方政府在投融资冲动下,基本没有考虑本级政府实际可承受能力。由于地方政府贷款建设的项目,大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用项目本身产生的效益来归还银行贷款,要用当地本级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来归还。巨大的还款压力对一些相对财力较弱的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诸多影响,引发各种风险因素。短期来说,由于投资和信贷政策的收紧,地方政府的一些投资项目可能难以继续融资,从而导致工程烂尾,进而造成银行的坏账;中长期来说,地方政府融来的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类投资一般都有回收期长而且低收益甚至无收益的特点,即项目本身的还款能力相当弱,主要靠财政收入偿还,而地方财政收入又是不稳定的,不仅对经济周期敏感,而且因土地收入已占20%以上,直接受着房地产市场冷热的影响。此外,极端情况下,某些地方政府违约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近年地方政府较普遍的以财政对借贷进行担保的做法,严格地说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些情况有可能成为银行体系信贷质量方面的长期隐患。

多数银行平台贷款增量集中度超过25%,兴业银行平台贷款增量集中度超过60%,比较突出。如此高的集中度可能会提升银行未来的不良贷款率,进而影响盈利。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多为中长期的基建类贷款,而建设周期通常长达2〜3年,因此在随后两年有进一步融资需求,当偿还本金高峰来临时,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对银行业2012〜2014年的盈利将产生较大的影响。按照中金公司的估算,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将在目前7.38万亿元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后续贷款约为2万亿〜3万亿元,直到2011年达到峰值,为9.8万亿元,之后逐步回落,2014年为4.9万亿元,接近于2008年底的水平。从2012年起偿还本金的金额显著上升,2013年达到峰值,为2.3万亿元。假设2013年融资平台贷款的不良率为3.36%,关注类贷款比率为13.45%,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拨备比例为100%,对关注类贷款拨备比例为5%,则2013年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将分别达到2359亿元和9437亿元。如果商业银行将这些不良贷款在2010〜2012年提前拨备,则需拨备2831亿元,相当于银行业2010〜2012年拨备前利润的6.6%,对银行业2010〜2012年净利润的影响为7.9%。如果累计超过地方政府偿债率警戒线的还本付息金额全部变为不良贷款的假设,对银行业2010〜2012年净利润的最大影响为33.1%之间(如表2)。

房地产信贷激增,房地产及与之相连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2009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明显回暖,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比往年有大幅的增加(如图14),与房地产相关的银行信贷规模也在大幅上升。一直以来,房地产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自2006年以来银行贷款在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平均达到21%)。截至2009年底商业银行发放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达到2.5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6.32%,同比增长29.75%。2009年新增房地产开发贷款5796亿元,占各项新增人民币贷款的6.02%。2009年房地产开发市场显示出比2007年更火爆的状况。与房地产景气度同向发展的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也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截至2009年底,住房个贷余额达到4.7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1.91%,同比增长41%;新增个人住房贷款1.4万亿元,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14.5%。

金融过度支持有可能会激化房地产业危机,特别是长期宽松的信贷政策,过低的利率政策会不断刺激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增加房地产的消费性需求。从各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房价上涨,继而出现风险,基本都与银行的进入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房价短期内快速飙升,基本上都是银行金融支持的结果。可见,银行信贷的非理性扩张和收缩会严重影响房地产资金供应,致使各种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不断堆积金融风险,给房地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

当前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信用风险,主要体现在土地储备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等三个方面:第一,土地储备贷款存在隐性风险。1997〜2009年随着我国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土地开发面积也在快速增长,但土地购置面积一直大于开发面积,造成大量土地闲置。而这些闲置土地大量囤积在部分土地开发商和房地产开发商手中,占用了大量的资金。第二,销售的不确定性使房地产开发贷款面临极大风险,经济繁荣时期销售猛增,一旦经济衰退销量会大幅下滑。以2008年为例,房地产市场的突出表现是销售非常低迷,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全部下降。开发商销售不畅,资金回笼减缓,资金链趋于紧张,现金流量情况恶化,短期偿债能力下降。由于房地产市场风险转化为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中蕴含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第三,高房价收入比使个人住房消费信贷违约风险开始上升。房价收入比是指房屋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以2009年北京房产均价13224元和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26378元为例,一个三口之家,两个成人的全部年收入来购买一套90平米的房子需要22年,购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需要20年,购买一套70平米的房子需要17年。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在迅速增长,可能居民房价收入比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下降,但目前高企的高房价收入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未来购买力的透支,使得个人住房消费信贷潜在的违约风险不容忽视。

“脱媒”压力下银行理财产品疯长,资产表外化潜藏风险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资本市场越来越成为资金融通的重要渠道,对传统的银行经营带来挑战,银行存款减少,分流向资本市场的脱媒现象愈演愈烈,居民和企业对于银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面对脱媒的压力,银行不得不寻找新业务途径,而理财业务从2004年上市后就成为各行竞相角逐的市场。2006〜2008年间,银行理财产品发售数量一路上涨,到2009年更达到了7566款,募集资金达到了5万亿元,2010年1〜4月信托理财产品发行规模高达1.88万亿元,银行理财业务呈现“井喷”式发展。

在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初创期,投资方向基本为银行间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等固定收益工具。在风险管理方面,与初期的外币理财产品相比,人民币理财产品则更为规范,客户资金与银行自有资金相互隔离。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理财产品属于商业银行熟悉、专注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依靠银行自身的平台就可以完成产品销售、资产配置、投资决策、清算分配等职能。

此后,由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走低以及资本市场的走强,商业银行纷纷探索新的理财产品运作模式。一是借助信托平台进入股票市场、产业投资市场。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将理财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则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股票和实业投资。在这种投资路径打通后,理财产品形式上的创新层出不穷,比如新股申购、信托收益权转让以及由债券、股票、信托融资等产品组合而成的资产配置产品等。二是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结构性理财产品,实现覆盖全球市场的投资管理。尤其是QDII的推出,打通了人民币海外投资的通道,扩大了资源配置的半径,理财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与利率、汇率、股指挂钩的产品。

自2008年二季度开始,风险相对较低、收益相对稳定的信托贷款类产品大幅增加,占主导地位。进入2009年三季度以后,一系列紧缩资金流动性的宏观政策让银行“钱包”收紧,加息即通胀预期又让投资者对存款缺乏兴趣,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大幅增加,并保持快速增长,2009年11月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达到了1600亿元。其中,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市场份额占全部理财产品市场的80%左右。在信贷规模紧缩时期,商业银行借助信托平台实现了对企业的变相贷款,通过与信托公司的合作,盘活了存量贷款或分流了增量贷款,间接地使信贷规模得以扩大。据了解,多家开发商直接走贷款通道屡屡受阻,很多银行通过信托贷款的方式,用理财产品将资金引到房地产领域。这已成为不少银行贷款以外盈利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开发商曲线获得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

此外,银信合作理财也成为银行间信贷腾挪的手段。2010年对信贷投放节奏控制严格,四个季度的比例基本控制为3∶3∶2∶2,因此银行必须对信贷投放做好充分计划,比如有哪些信贷马上要发放,有哪些资金可以回收,碰到额度紧张时,就会向总行申请进行信贷资产转移。不过,除了额度控制的因素外,银行还可以进行结构调整。现在信贷利率较高,所以一般转移出去的信贷利率会比较低,比如下浮10%,这样银行就可以用腾挪出的信贷额度投向利率较高的信贷。

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规避资本监管、计提拨备等要求,通过设计发行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将存量贷款、新增贷款等转出表外。虽然贷款已转出资产负债表,银行依然承担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却因此减少资本要求,并逃避相应的准备金计提。不容忽视的是,一旦理财产品未来出现支付风险,银行就会对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这样看似风险低的表外融资立即转为表内,构成商业银行的一大隐形风险。尽管理财产品背后的运作采取银信合作模式,但客户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其视为银行行为,因此一旦信托公司不按照信托协议管理、运用信托资金而出现问题,银行则会面临极大的声誉风险。

可以看到,银行理财在我国仍处于粗放式发展的初级阶段,产品同质化、大众化特征较为突出,部分银行在理财业务上一味追求业务规模而忽视风险管理。例如产品研发上,未能按照利益和风险适应性原则设计产品,没有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进行投资组合,没有运用科学合理的测算方法预测收益率;在产品销售上,没有进行客户风险偏好评估或评估流于形式,没有准确了解客户财务状况、投资目的、投资经验及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在风险管理上,没有设置科学的风险监测指标并建立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体系。

然而,从长远来看,理财业务将会随着国内居民财富迅速扩张而产生巨大的需求,也与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战略相符,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理财业务发展的特点建立与完善理财业务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宽货币、紧信贷下催生债券市场泡沫,银行体系集聚巨大利率风险

“宽货币、紧信贷”是2009年下半年到现在金融运行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为:货币供给较为宽松,人民币贷款则持续收缩;银行资产非贷款化倾向加剧,大量银行资金涌入债券市场。由于货币不进行实质性紧缩,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管理宏观问题,宽货币、紧信贷下银行体系孕育着巨大的利率风险。

外汇占款投放过多导致“宽货币”,银行资金面宽裕。外汇占款是我国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我们可以根据央行编制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分析货币的投放情况。“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有:国外资产及国内信贷。负债方则是储备货币、发行债券和政府存款。通过考察2009年以来“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我们发现在国外净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则一直上升。如图16,2009年12月,国外净资产占比已经达到82%,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现在。这说明,随着国内信贷收缩,银行体系购买外汇资产并相应投放外汇占款已经成为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我国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框架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在结售汇制度下,为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银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居民和企业的外汇。只要国际收支双顺差稳定扩大,企业、居民不断结售汇,银行就要不断收购外汇资产,发放本币。

常规货币政策失灵,政府通过紧缩信贷的方式调控宏观经济。受制于现行的汇率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外汇占款持续增加,给银行体系带来了大量的流动性,也同时提高了银行信贷投放的能力,促成了2009年银行信贷猛增。到下半年,政府当局已经意识到了流动性过剩对于宏观经济的危险性,宏观调控开始转向。

然而,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难以达到引导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央行票据进行对冲银行过剩流动性,但随着央票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冲效果正在不断减弱,而且,庞大的央票发行规模也给人民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息支出成本。除发行央行票据外,人民银行还可以通过调高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达到锁定银行过剩流动性的目的,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的确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始终会有一个上限,在目前已经高达16%的水平上,进一步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并不十分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目前如此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银行机构的流动性依然充裕,2009年末,银行业整体的超额准备金率仍维持在3%左右。另外一个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调整,或许可以在缓解通货膨胀预期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对于信贷投放所能起的影响比较微弱。而且,在目前经济复苏前景尚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的大幅升息恐怕还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由以上分析看来,常规性的货币政策很难实现引导货币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强化和窗口指导、直接控制信贷规模等银行信贷紧缩手段发挥了主导作用。从2009年以来,监管当局在提高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资本结构以及计算方法的管理。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资本约束,对银行信贷能力形成了很大的制约。其次则是通过窗口指导,对各行实行贷款限额控制,从而直接控制银行信贷规模。

宽货币紧信贷下大量资金涌入债券市场,银行业积聚利率风险。在人民币流动性总体较为宽松、贷款增速受限的情况下,银行资产非贷款倾向加强,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加大人民币债券投资力度,把大量资金投资投向国债及央票。以广州银行为例,2009年投资收益占到营业收入的一半以上,投资收益全部来源于债券投资利息收入。

2010年年初以来中国债市能形成一波牛市,便拜赐于“宽货币、紧信贷”的杰作。三年期央票2.7%的利息率,认购率居然达到了两倍。从长远来看,“宽货币、紧信贷”的格局将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银行的资金必然需要寻找出路,债券投资的配置压力很大,造成众多资金积压在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使得债券市场收益率节节走低,并且我国市场收益率有近一步走低的趋势。

由于短期利率尚未市场化,长期利率又受银行信贷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失真,使当前国内债券市场风险在价格上得不到真实反映。目前中国利率尚未市场化,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都还未充分反映未来的通胀风险,然而随着生产成本上升向消费物价的传导使通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较大机会持续上行。并且实际利率在较长时间内较大幅度地体现为负时,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利率上行必然对银行的资产价格带来影响,如果管理不当会造成银行业巨大的利率风险。因此,通胀趋势及其背后的利率变化风险将是近期银行业的担忧所在。目前中国债券定价对通胀的麻木,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完全体现未来的利率风险。商业银行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对长期利率飙升带来的冲击有所准备。

2010年商业银行经营转型拐点

2010是中国经济转型年,也是银行业转型拐点。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和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内商业银行经营发展面临新的市场发展环境。如何顺应市场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经营转型,提升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盈利能力和运营水平是银行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走资本集约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银行在高速发展中基本经历着融资、扩张、再融资这种传统的业务模式,对资本消耗甚巨,使得资本稀缺性日益突出,成为制约银行业务发展的瓶颈。金融危机后,监管当局对资本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资本的约束也越来越严格,银行将面临更胜以往的资本压力。在这一背景下,银行业发展资本消耗少、盈利水平高的零售业务与中间业务,经营方式由外延粗放型转变为内涵集约型,提高中间业务贡献度是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实现内含价值增长的内在需求。能否通过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进而加快转变以批发性信贷业务为主导的传统经营模式,以及以利差收入为主导的传统盈利模式,成功实现转型,对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战略选择。

2009年10月,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对外界表示,招商银行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二次转型阶段。招行的二次转型是以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贷款定价、控制财务成本、增加价值客户、确保风险可控为目标,通过继续推进并深化经营战略调整,促进经营方式向内涵集约化转变,保证盈利的持续稳定增长,不断巩固和发展招行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招行提出了相应的竞争策略:集中力量发展零售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和非利息收入这三块业务,推进以低资本消耗的方式来发展业务,扩大低资本风险、高收益业务的规模,并且提高贷款的定价能力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事实上,招商银行“二次转型”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招行所独有,而是所有规模扩张中的银行或迟或早都要面对的问题。

国际大型银行在10年前就基本完成了从批发业务向零售业务的转型,业务增长的动力不是资产业务而是非资产业务、不是批发业务而是零售业务。例如,花旗银行业务结构主要包括全球零售银行业务(消费者金融)、公司与投行、全球财富管理三大类,其中零售银行与投行业务起决定作用,利润贡献度占比超过8成。美国银行业务结构包括全球消费与小企业银行业务、公司与投资银行业务,股权投资及其他业务等四大类,其中前两项业务对盈亏起决定作用,利润占比高达70%以上。汇丰银行则形成了个人金融、私人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公司、投行和市场四大类主营业务。德意志银行则全力发展投资银行、资本市场、个人理财、资产管理、清算交易等新兴金融业务。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近几年尽管发展比较快,但是以息差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盈利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利息收入仍然占据全部收入的绝对比重。2009年,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比平均不到10%,最高的中国银行为19.82%,但是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差距很大,未来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深化组织架构改革,提升风险管控水平

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是决定业务经营转型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内部组织架构、业务运营模式与业务经营转型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保证业务经营转型的市场效率。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模式以事业部制居多,通过扁平式、矩阵式、网络型等组织形势替代传统的科层组织,呈现出“大总行、大部门、小分行”的特点,其优点在于成本费用大幅降低,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大大提高,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我国银行业应该积极借鉴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经营经验,改革“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缩短运营管理层次,提高市场响应速度,提升组织效率。

目前,国内许多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加快这方面的转型,如民生银行对私业务和对公业务已经开始事业部制管理。民生银行公司业务事业部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把高风险的公司业务从总行――分行――支行“三级经营、三级管理”的体制改革为事业部“一级经营、一级管理”的体制,通过实施专业化评审、进行专业化营销和组建专业化团队来全面提升对客户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从而有效地控制风险、提高收益。事业部制在业务线内部,减少了协调成本,强化了决策和上级对下级的业务支持,能够形成区域优势和快速反应;在业务线内部有利于产品创新、产品多元化,有利于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外由于业务线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减少了管理层次和管理环节,经营管理的效率得到提高。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最重要的是能借助专业化的团队,延伸服务链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此外,构建与业务转型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安全稳健发展,对于银行经营转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实施业务经营转型时,由于业务品种、经营范围和盈利来源等出现新的变化,风险控制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切实强化对市场、资本、风险、成本和价值的认识,通过风险的系统化控制和全方位管理,实现业务经营转型的可持续发展。

加快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的转型

面对中小企业市场旺盛的融资需求和大型优质客户市场挤压形势,银行业要逐步转变和淡化传统的“大户”战略,果断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转型。中国劳动力相对富余,短期内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会改变,所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优势的中小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必然带来巨大的物流、资金流,其中隐含着除信贷之外更大的金融业务空间。面对这一基本的经济结构,银行机构应努力发挥为中小企提供金融服务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中小银行应该在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城市商业银行由于从业人员本土化、与客户地域联系密切、熟悉客户资信与经营状况,可以对地方中小企业进行监督,与国有大银行相比,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达到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以充分保障放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提供服务的效率。另外,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决策机制灵活,更能符合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可以降低双方的成本而提升价值,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城商行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集中自己的资源,搞好特色经营,避免与大银行的同质化竞争,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出发,结合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寻找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不断扩大自身的发展空间,实现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城市商业银行的定位还应当是所在的城市,为所在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才是最为核心的竞争力。虽然国家放开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域经营限制,但城市商业银行还是要耐得住这份寂寞,冷静思考一下自身的优势,不能盲目搞扩张。条件成熟的可以适当在外地设立一点分支机构,同全国甚至国外一些银行建立业务关系,以便更好地开展业务,但最重要的还要保持在所在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抓住碳金融发展机遇,加大金融创新

面对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的生存压力,世界各国或协作、或独立地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措施。这必将导致产业和金融资源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低碳已经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公益性概念,而是一个潜力难以估量的发展机遇。服务于温室气体减排形成的碳交易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等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其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到该市场的各个交易环节。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经过几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已渐趋成熟,出现了参与国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财务状况更加复杂等显著变化。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了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依然保持强劲增势,低碳行业的收入增长幅度仍然达到了75%,仅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已经接近2007年全年总额。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