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投资的分配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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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业绩报酬提取模式

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一般会同时作为股权投资企业的出资人，对股权投资企业进行一定比例(通常为1％)的出资。作为受托管理机构，股权投资企业除按年支付受托管理机构一定比例(通常为股权投资企业募集资金规模的1.5％～2.5％)的管理费外，还会从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中提取一定的业绩报酬(通常为20％)奖励给受托管理机构。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业绩报酬的提取一般有先回本后分利模式和逐笔分配模式。

实践中，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业绩报酬的提取较多采用先回本后分利模式。在该等模式下，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在分配时，需先返还各出资人的认缴出资额，在各出资人收回认缴出资额后，受托管理机构方可提取业绩报酬。

在逐笔分配模式下，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在每次分配时，均提取一定的比例支付给受托管理机构，但股权投资企业进行最终清算时，受托管理机构获得的业绩报酬总额应为股权投资企业存续期间获得投资收益的一定比例(通常为20％)。此种模式相对于先回本后分利的模式，受托管理机构提取业绩报酬的时间提前。为了实现受托管理机构对股权投资企业的有效管理，一般较少采用该等模式。

如上所述，受托管理机构一般会对股权投资企业进行出资，其作为股权投资企业的股东或合伙人，上述业绩报酬的提取实质是其作为股东或合伙人对股权投资企业的利润获得分配。但该等分配与一般的公司或合伙企业按照各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同时获得分配不同，其根据不同出资人的性质在不同的分配时点设置不同的分配比例，是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般分配模式下的特殊约定，因此该等分配在操作上比较复杂，股权投资企业需在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及股权投资企业与受托管理机构的委托管理协议中进行比较明确、具体和具有操作性的约定。

利润分配的主要法律法规及其规定

《公司法》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规定

《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合伙企业法》关于合伙企业利润分配的规定

《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

《合伙企业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合伙企业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分配。

股权投资企业相关规定

目前，《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对于股权投资企业收益的具体分配未进行规定，根据股权投资企业的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等文件进行约定。

对于国家资金参股的股权投资企业，《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创业投资基金对受托管理机构实施业绩奖励采取“先回本后分利”的原则，原则上将创业投资基金增值收益(回收资金扣减参股基金出资)的20％奖励受托管理机构，剩余部分由中央财政、地方政府和其他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根据上述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管股权投资企业为公司制还是合伙制，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对其利润分配方式进行过多限制，对股权投资企业利润的分配可通过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约定。因此股权投资企业作为一种特别的投资机构在其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中约定特别的分配方式在整体上应不会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股权投资企业分配时点和分配数额的特殊性，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法律限制。股权投资企业投资收益的界定及分配时间

普通的公司或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方式

对于普通的公司和合伙企业，其可分配的应是其净利润扣除上述法律规定的公积金(如有)后的余额(“可分配利润”)。在分配时，该等可分配利润已通过财务会计进行核算，并已反映在公司或合伙企业的财务报表中，可进行分配。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其对公司或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时间并未进行限制，一般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大会作出决议即可进行分配，但前提是该等利润应为通过财务会计核算后可进行分配。股权投资企业作为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或合伙企业，其收益的分配应符合公司和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的一般操作规定。

股权投资企业一般采用的分配方式及存在的问题

在上述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业绩报酬提取的两种模式下，股权投资企业一般会约定按照单个投资项目、在单个投资项目退出后进行分配，且分配的是该投资项目投资收回的全部款项扣除投资本金和相关费用后的金额(“投资收益”)。按照股权投资企业的该等分配方式，其与一般的公司或合伙企

业利润分配规定相比，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1)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是针对单个投资项目，而一般公司或合伙企业的可分配利润是针对整个企业，两者数额可能存在差异；

(2)在投资项目退出时，该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可以单个进行核算，但截止到单个投资项目退出时股权投资企业的利润可能尚无法进行财务会计核算(投资项目退出时间为月中，但一般会按整月编制利润表)，则无法分配该期间的利润；

(3)可能单个投资项目退出后未亏损，但截止到单个投资项目退出时该股权投资企业通过会计核算处于亏损状态，则不能进行利润分配，此时的投资收益亦不能进行分配；

(4)在单个投资项目退出实现投资收益时，投资本金应不属下可分配利润的范畴，对投资本金无法通过利润分配的方式返还给各出资人，但在实践操作中，投资本金一般亦会在投资退出时进行返还，则该等返还可能只能通过减资等方式返还；

(5)在股权投资企业解散并清算时，计算在股权投资企业存续期间受托管理机构最终应获得的业绩报酬总额时应以所有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为计算基数，而非股权投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可分配利润。因此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按照股权投资企业各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分配清算财产，则受托管理机构在股权投资企业存续期间获得的业绩报酬之和与事先约定的业绩报酬总额――即股权投资企业投资收益的一定比例(通常为20％)可能存在一定差额。

鉴于股权投资企业是按照单个投资项目、在单个投资项目退出后进行分配，在计算单个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时，应同时计算截止到单个投资项目退出时整个股权投资企业的可分配利润，可依法进行分配的部分应是截止到单个投资项目退出时整个股权投资企业的可分配利润，而非单个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因此在实践中若约定在单个投资项目退出时，按照单个投资项目分配单个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则该等约定可能因不符合公司或合伙企业利润分配的一般规定而无法进行实践操作。

股权投资企业收益分配原则约定

由于股权投资企业按照其一般分配方式进行分配时会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在约定具体的分配方案时，一般需对股权投资企业收益的分配进行原则性约定。

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业绩报酬总额的限定

如上第(5)所述，由于股权投资企业分配方式的特殊性。受托管理机构在股权投资企业存续期间获得的业绩报酬之和与事先约定的业绩报酬总额可能存在一定差额。在实践中，一般事先会对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获得的业绩报酬总额进行原则性限定，即对股权投资企业最终清算进行分配后，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获得的业绩报酬总额应为股权投资企业存续期间所有项目投资收益的20％。当出现高于或低于20％比例的情形，可能发生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与股权投资企业其他各出资人之间的返还调整。该等约定其实是对股权投资企业分配模式项下单个投资项目投资收益与股权投资企业可分配利润之间差额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与股权投资企业其他各出资人之间的利润分配返还调整，即可消除股权投资企业按照可分配利润进行分配过程中的上述差额问题。

钩回条款

钩回条款一般是指在股权投资企业清算后，若受托管理机构获得的业绩报酬总额超过事先约定的数额，或股权投资企业未能向全部出资人返还出资，则受托管理机构需将其获得的超额业绩报酬进行返还。钩回条款实质是股权投资企业受托管理机构获得的业绩报酬总额超过限定额度时，由受托管理机构对股权投资企业其他各出资人进行的返还调整。

篇2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以下简称新准则)依据对投资单位产生的影响；将长期股权投资分为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和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四种类型。当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时，长期股权投资应采用权益法核算；而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权益性投资，即对子公司的投资和投资企业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新旧准则关于成本法和权益法的适用范围比较见表1所示。

通过表1可以看出，旧准则中的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采用权益法，而在新准则中则采用成本法。可见，新准则减少了长期股权投资适用权益法核算的范围，更强调了成本法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中的运用，目的是减少投资企业的利润受到被投资企业(子公司)盈亏的影响。另外，新准则规定：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子公司，投资企业应将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投资企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的成本法核算，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按照权益法进行调整。

二、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对母公司及合并报表净利润的影响

按照新准则投资企业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对母公司和合并报表净利润是否会产生影响以及多大的影响，以下分别针对控股子公司盈利和亏损两种情况，通过新旧准则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比较，分析子公司盈余对母公司和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的影响。

[例1]A公司于2009年1月1日以货币资金9000万元设立了B公司，占B公司净资产75％，B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等于公允价值，A公司能够控制B公司。假设A公司与B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期间一致，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A公司2009年除B公司分来利润外，净利润为500Zi"元。B公司2009年度实现净利润1000万元，宣布按持股比例分配给A公司450万元现金股利。B公司按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旧准则下A公司的会计处理：

(1)A公司按权益法进行的会计处理。

2009年1月1日，确认投资成本。

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9000

贷：银行存款

9000

2009年12月31日，按实际占有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并按宣告分配的现金股利冲减。

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750

贷：投资收益

750

借：应收股利(银行存款)――B公司450

贷：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450

(2)A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子公司个别报表进行调整的会计处理。

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抵销。

借：股本

12000

盈余公积

100

未分配利润

3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B公司

9300

少数股东权益

3100

内部投资收益项目与子公司利润分配项目的抵销。

借：投资收益

750

少数股东收益

250

贷：提取盈余公积

100

对股东的分配

600

未分配利润

300

在旧准则下，A(母)公司报表采用权益法对B(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母公司报表上的净利润为1250(500+750)万元；在企业合并报表上的净利润与A公司个别报表的净利润一致。

新准则下A公司的会计处理：

(1)A公司按成本法进行的会计处理。

2009年1月1日，确认投资成本。(与权益法处理相同)

2009年12月31日，按实际收到股利数，确认投资收益。

借：应收股利(或银行存款)

B公司450

贷：投资收益450

(2)A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中编制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的会计处理。

按照子公司本期实现净利润进行权益法核算。

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750

贷：投资收益

750

对子公司本期分配利润进行母公司权益法核算处理。

借：投资收益

450

贷：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450

(3)A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子公司个别报表进行调整的会计处理。

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抵销。

借：股本

12000

盈余公积

100

未分配利润

300

贷：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9300

少数股东权益

3100

内部投资收益项目与子公司利润分配项目的抵销。

借：投资收益

750

少数股东收益

250

贷：提取盈余公积

100

对股东的分配

600

未分配利润

300

结论：在新准则下，A(母)公司只有在B(子)公司发放红利时才确认投资收益，A(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不再包括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子公司当期已实现而未分配的利润。在A(母)公司报表上的净利润为950(500+450)万元；而在合并报表上的净利润是1250(500+750)万元，比母公司报表多出300Zi元，这30097元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B(子)公司当年已实现而未分配的利润。按母公司和按合并报表的净利润为基础进行股利分配，会产生较大的差异。

[例2]B公司2009年度亏损1000万元，不分配现金股利。其他条件与例1相同。

旧准则下A公司的会计处理：

(1)A公司按权益法进行的会计处理。

2009年1月1日，确认投资成本。(与例1处理相同)

2009年12月31日，确认投资损失。

借：投资收益

750

贷：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750

(2)A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子公司个别报表进行调整的会计处理。

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抵销。

借：股本

12000

未分配利润

1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一B公司8250

少数股东权益

2750

内部投资收益项目与子公司利润分配项目的抵销。

借：未分配利润

1000

贷：投资收益

750

少数股东收益

250

旧准则下A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在A公司报表上的净亏损为250(500-750)万元，在企业合并报表上的净亏损与A公司报表的净亏损一致，即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的净利润项目差异为零。

新准则下A公司的会计处理：

(1)A公司按成本法进行的会计处理。

(与例1处理相同)

2009年1月1日，确认投资成本。

2009年12月31日，B公司由于亏损没有发放股利，A公司采用成本法核算，不需要作会计处理。

(2)A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中编制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的会计处理。

确认A公司在B公司出现亏损1000万元中占有的份额750万元。

借：投资收益

750

贷：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750

(3)A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子公司个别报表进行调整的会计处理。

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抵销。

借：股本

12000

未分配利润

1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8250

少数股东权益

2750

内部投资收益项目与子公司利润分配项目的抵销。

借：未分配利润

1000

贷：投资收益

750

少数股东收益

250

结论：在新准则下，A(母)公司按成本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只在B(子)公司发放红利时才确认投资收益，B(子)公司当期亏损不影响A(母)公司报表的净利润，仍然是500万元不变。而在合并报表上按权益法进行调整，合并报表上反映亏损250(500-750)万元，母公司和合并报表有较大的差异。

三、子公司盈余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影响分析

由于《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没有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基数作出相应的规定，在旧准则下，上市公司是选择母公司还是选择合并报表的净利润进行股利分配，不会产生差异；而在新准则下，截至2007年末，我国约有96.52％的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子公司已实现而未分配利润中归属于母公司的部分，是构成了合并报表净利润与母公司报表净利润差异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差异为上市公司带来股利分配的操纵空间。

(一)作为“超分配”和“不分配或少分配”股利的工具一方面上市公司为满足大股东利益最大化，套取现金的需要，在子公司有利润，但尚未全部分配的情况下，选择利润高的合并报表作为股利分配基数，进行“超分配”；另一方面，在子公司亏损的情况下，选择利润低的合并报表作为不分配或少分配股利借口。(1)上市公司选择合并报表净利润大于母公司报表净利润，进行超额分配。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利分配方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决策事项。由于股东大会的表决实施资本多数原则，所以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往往成为大股东变现工具。(2)上市公司选择合并报表净利润于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不分配或少分配。我国上市公司“暂不分配”的情况经常出现。

(二)作为再融资的手段证监会2008年在《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中规定了上市公司再筹资的条件，将“最近三年以现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20％”修改为：“最近三年以现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为了达到再融资的目的，当母公司报表利润较少时，上市公司会选择合并报表的数字，进行超能力派现，用以前年度累积盈余来实现分配，甚至动用资本金派现，造成一方面分配股利，一方面增发融资，股利分配与公司的资金使用需求不一致，违反了公司存在及发展的资本保全理论，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具有破坏性。

四、规范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建议

篇3

广东超声电子(000832)在2007年的“合并报表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为10784.04万元，而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79.04万元，董事会决议并获得股东大会同意后，以2007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屑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为决策依据。这样虽然维护了股东利益，但违背了新会计准则按母公司净利润进行分配的要求。

(一)广东超声电子长期股权投资状况　超声电子(000823)主要从事印制线路板、液晶显示器、超声电子仪器、超薄及特种覆铜板的研制生产和销售，是国内电子行业中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强的高新技术企业。超声电子共有控股子公司6家，分别为印制板行业和液晶显示器行业企业，均与其主营业务密切相关，超声电子长期股权投资情况如图1所示。

(二)广东超声电子利润分配状况　广东超声电子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230439万元、销售成本190643万元、费用23874万元，分别占全年计划的97.42％、97.67％、99.01％，较去年同期增长22.26％、21.88％、22.09％，主要财务数据如表1所示。

二、广东超声电子利润分配决策分析

从超声电子2007年利润表中可以看到，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784万元，是母公司个别报表中净利润数额的17.62倍。该结果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内部交易抵销处理；二是合并利润表与母公司个别利润表中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差异。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原则，公司最终选取以“合并报表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作为利润分配的依据。

(一)内部交易抵销处理影响对利润差异原因作进一步分析，内部交易的抵销处理包括：内部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抵销处理；内部债权与债务的抵销处理；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的抵销处理；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抵销处理以及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持有对方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的抵销处理等。超声电子控股子公司共有6家，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两家，其关联方企业均与超声电子主营业务相关。超声电子2007年年报中附注的第十一点“关联方及其交易的披露”详细披露了母公司在管理费用、产品销售、材料采购等项目的性质与金额。也就是说在其合并报表中已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进行抵销处理。其中，2007年超声电子与控股子公司并无发生内部交易，与非控股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并不需要在合并报表中进行抵销处理。参考超声电子2006年年报，可以看出合并报表的净利润仅为母公司净利润的1.1倍。2006年报表依然按照旧的会计准则编制，合并报表与母公司报表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是一致的，两者差异主要由于内部交易的抵销处理而形成的。同时，比较2006年和2007年超声电子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的披露情况，两年均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交易。因此，可以推断出内部交易抵销并不是2007年合并利润表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与母公司报表净利润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对利润分配的影响 与旧准则相比，新准则中的第2号《企业会计准则一长期股权投资》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仍采用权益法和成本法，但两者的适用范围发生了重大改变。除了增加对同一控制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理外，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适用范围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母公司编制合并报表时，对于具有实际性控制的子公司(实质控股大于50％)的长期股权投资所采用的核算方法是权益法，即母公司按应享有子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份额，在确认为投资收益的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而母公司在编制个别报表(母公司报表)时，采用的是成本法，即按子公司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中母公司应享有的部分确认投资收益，除了投资企业追加投资、收回投资等情形外，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保持不变。而旧准则中，对于具有实质性控制的子公司，母公司无论是合并报表编制还是个别报表编制均采用权益法。这也是新旧会计准则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重要变化之一。其目的是：在母公司的日常核算及其个别财务报表中对该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可以使信息反映更加全面、充分；避免在于公司实际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之前，母公司垫付资金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等情况；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有关规定相协调。新会计准则正是由于核算方法的不同，使得合并利润表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净利润”与母公司利润表中的净利润存在较大的差异。

(三)实质重于形式对利润分配的影响 超声电子在2006年的利润分配是基于合并报表中的“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进行分配，且在2007年度公司向十名机构投资者定向增发5250万股股份，募集资金3，62亿元。为公司新项目实施技改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并承诺继续按合并报表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净利润”进行分配，既遵循了会计的一致性原则，又坚持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股东利益的保障和承诺的实现。

三、广东超声利润分配方案决策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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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企业指具有独立报告主体和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企业。一个报告主体既可以是一个法人，也可以是包含若干法人的经济意义上的一个联合体。按合并后主体的法律形式不同，企业合并可分为吸收、新设与控股合并；按最终控制方是否发生变化，又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企业合并在同一控制下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以权益性证券发行的方式作为其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应当按照其享有的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初始投资成本。权益性证券发行面值总额与初始投资成本之间形成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不足冲减的，应调整留存收益。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下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方应按确定的企业合并成本确认初始投资成本，该成本包括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合并方支付的资产以及承担的债务。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其中权益法核算范围包括联营或合营企业投资（持股量一般介于20%-50%之间）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根据投资企业享有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的份额的变动进行调整。成本法核算范围包括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对参股企业投资（持股量一般介于0-20%之间）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此方法下投资按成本计价。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

(一)权益法核算

所有者权益的份额是权益法核算的关键。所以权益法的重要核心是要关注被投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情况。权益法下，投资者应以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变动情况为依据，对其长期股权进行后续核算，并在此核算调整的基础上调整相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被投资企业实现盈利或亏损时，被投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也随之出现相应的增减变动，此时投资企业就以其所享有的所有者权益的份额比例来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同时确认相应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被投资企业发放现金股利或分配利润时，被投资单位的所有者权益就一定会减少，那么此时投资企业也就应当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并按其享有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的份额来确认应收股利。

(二)成本法核算

成本法核算是以原始确认入账价值作为后续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成本法下，原始入账价值一经确认，在后续计量中，就不需再改变，但可以进行减值。但以下两种情况例外：一是继续增加新的投资份额，二是出售部分或全部投资。在这种核算方式下，重点应该放在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分配利润。也就是说，紧密关注被投资单位是否已经发放现金股利或分配利润，一旦发放，投资方就应立即按所享有的份额确认应收股利，同时再确认相应的投资收益。除此之外，被投资方的其他任何经济活动，都与投资企业无关。

三、长期股权投资股息所得的纳税筹划方法

虽然在新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将股权投资收益全部计入“投资收益”中，但实际操作中，还是按照税法上的两大分类：股息性所得和股权转让所得。股息收入投资从投资实体获得属于征收企业所得税，所得税，原则上应避免双重征税。税法规定，如果被投资方的所得税税率低于投资方的所得税税率，此时除了明文规定的定期减税、免税投资收入以外，应当扭转的税前收入，必须纳入投资应纳税所得额，且必须上缴企业所得税。会计方面规定，投资方企业在年末，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区分成本法和权益法），核算应当获取（或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或亏损）的份额，并计入投资收益（或损失），然后调整投资的账面价值。在税收法律上，无论业务投资会计会采取何种核算方法，在分配利润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收益的实现。

(一)保留低税地区被投资企业的利润不予分配

如果被投资单位未分配利润，即使被投资单位有很大的利润，也不能确定为投资方企业取得的股息收入。在我国所得税相关法律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投资企业处于盈利状态且其使用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那么投资企业对其自身的投资者可能就会延迟分配利润或返还股息、股利等。为此，投资企业可以以投资额对被投资企业进行控股，从而影响被投资企业的利润分配方式。这种方法对于投资企业可以实现延期纳税或全额避税；以被投资企业的分布，可以减少现金流出，但这部分资金支付利息，是添加免息贷款，以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有关规定指出，企业利润在不分配的情况下，在企业内部积累，且不用上交相关税费。这样，虽然股东没有得到表面上的现金股利，但股东所持的相关股份或股票等账面价值上升，使股东相关利益增加。目前，我国对股票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如果股东将股票价格下跌，只有交易金额支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收负担大大低于个人所得税、股息和股息税的负担。如果投资企业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是必要的。

(二)关于先分配后转让的纳税筹划

如果企业积累利润不分配，就会提高转让股权的账面价值，使其股息利润变成应该全额合并为应纳所得额的股权转让所得，而这些股息性所得，却是本就应该享受免税或需要补税的利得。企业在转让占有其95%以上的企业或清算全资公司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改组改制中若干所得税业务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8]97号）中的相关规定。被投资方的累积盈余公积和累积未分配利润中应当分配给投资企业的份额应当计入投资企业的股息性所得。被投资企业在有因税后提存而产生的股东留存收益或未分配利润等，其投资方转让股权时，一并转让该投资方的以不高于被投资企业账面分配利润的股权转让人的实际资本为准的留存收益，且此部分股权属于投资企业的股权盈利，不计入股权转让的价值。此时，企业转让占有其95%以上的企业或清算全资公司时，分配优先、转让次之的核算方法对于纳税筹划来讲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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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2003年后出现了较大的发展。截至2007年底，全球私募基金管理的资产金额已达2万多亿美元，预计在未来5～7年中，这一数字将达到5万亿美元。从1999年至2006年，国外的金融机构逐步将PE概念引入中国，积极开展PE投资业务，在对平安保险、南孚电池、恒安国际、永乐家电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及国内金融机构的投资中均获得了巨额的投资回报，从而吸引了国内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特别是2007年，国内A股市场火爆，新《合伙企业法》的正式实施，加之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纷纷出台，中小创业板发行活跃，促使中国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呈持续增长态势。

与此同时，各类金融机构均非常看好PE前景，在分业经营和监管的框架下，积极地以不同方式开展PE业务。

首先，在目前现行政策体系背景下，信托模式将成为未来中国PE市场的主流，信托型私募股权基金将获得空前的发展机会。2007年实施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以及2008年2月银监会下发的《信托公司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表明，受托资产管理职能将正式成为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银监会支持和鼓励信托公司从事私人股权投资。事实上，一些先知先觉的信托投资公司很早就介入PE业务，如华宝信托、深圳国投、上国投等都先行开展PE业务，且有投资公司并上市获得丰厚回报的成功案例。

其次，券商直投已经启航，直接投资业务将成为我国券商的主要业务领域和重要利润来源。2001年，证监会叫停了券商已形成大量不良资产的直接投资并进行清理；直到2007年9月，才允许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试点，并要求以不超过净资本15%的自有资金设立直接投资专业子公司，实现母、子公司之间的法人隔离。2007年10月，中信证券旗下专门负责直投业务的全资子公司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注册资本为8.31亿元，通过对一家能源类企业和中信房地产的投资活动，对外投资额一举达到6.5亿元。

第三，保险公司的直接投资之门开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全国社保基金不仅在证券市场当中有一定的份额，在私募股权上也开始进行投资和运营。在过去5年内，社保基金分别投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京沪高速铁路各100亿人民币，获得高达300%至400%的回报；此外还对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和其他产业投资基金进行投资。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将总资产的10%投资于市场化私募股权基金的计划已获得有关部门批准，预计将有超过500亿元的社保基金投资于市场化PE。在保险公司方面，自2004年允许保险公司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以来，保险公司加大了对资产市场投资的力度。2006年1月，国务院相继批准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项目，这意味着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私募方式投资产业基金，间接拥有所投资企业的股权。其中，集信托、证券、资产管理公司为一体的中国平安，已计划在平安资产管理公司旗下设立专门营运PE的子公司，并计划在2008年内将200亿保险资金投入到经过遴选的项目中，为发展私人股权投资业务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大型商业银行将逐步从间接股权投资向直接股权投资过渡。由于政策限制，商业银行主要通过间接方式借道混业经营来进行直接股权投资，主要的活动有：2006年，中国银行参股渤海产业投资基金；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与科技部、财政部组建10亿元左右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2007年，工商银行通过控股公司工银香港成为阿里巴巴的投资者，曲线开展PE投资；建设银行则将发展股权投资财务顾问、IPO及再融资财务顾问、重组与并购财务顾问、项目融资财务顾问等与私募股权业务相关的投行业务作为其投行部门的业务重点。商业银行开展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不仅直接为银行带来了投资收益，还为银行带来了销售费、托管费、服务费等中间业务收入，同时又帮助客户取得高额回报，市场反响良好。

商业银行开展股权投资的意义

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通过对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商业银行逐步进入保险业、证券业，迅速构建了综合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提升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扩大市场份额，并逐步缩小与国外银行的综合能力的差距；通过海外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可以逐渐熟悉国际金融业的运作，引进海外金融机构的先进管理经验，逐步向全球化发展。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品牌知名度。商业银行在对其他商业银行进行股权投资时，可以通过经营管理技术的输出提高被投资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此外，在混业经营发展的趋势下，对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资，也输出了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整合优化，扩大商业银行的品牌知名度。

商业银行发展股权投资的建议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我国创业板即将推出，预计PE关注的焦点将从次贷危机重创的美国和欧洲转移到中国，未来三五年将是中国PE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此，商业银行应抓住机会，重视PE业务的发展。

制定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科学发展规划

建议商业银行根据本行发展情况及战略，研究自身在开展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方面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模式，制订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方面的长期发展战略，在业务范围、组织架构、人才发展、资金来源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做出战略性安排。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转型阶段的高速发展时期，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为PE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商业银行可根据自身的资源情况，选择有利于自己快速发展的盈利模式，拓展业务渠道，创出品牌，抢占发展先机。具体而言，商业银行PE业务有以下几种盈利模式：一是为公开上市前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提供IPO前的金融支持，获得一定比例股权，待公司上市股权增值后退出；二是为日益活跃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并购与重组提供顾问，并对价值被明显低估的公司进行投资；三是对企业不良资产处理的参与；四是通过杠杆收购获得有潜力公司的股权，通过输入管理而改善公司经营状况，提高公司业绩。

商业银行开展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模式

从国际上的PE发展情况来看，由于有限合伙可以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专业管理人与承担有限责任的投资者更好地结合，因此国外85%以上的PE投资基金都采用有限合伙制，有限合伙人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包括大的金融机构、退休基金和养老基金。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发展PE的主要障碍是商业银行是否有资格作为一般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在我国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中，增加了关于“有限合伙”的规定，但对于商业银行能否成为一般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投资PE，监管机构还没有认可。目前，资金充裕的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开展PE业务：

金融企业股权投资

随着商业银行股权投资限制的逐步放宽，其股权投资的策略也应随政策的调整而分层次、分步骤地进行。商业银行应根据资本充足率情况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从战略角度和财务角度综合考虑股权直接投资事项，继续加大收购区域性商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力度。首先，选择有价值的城商行进行差异化投资，扩大服务网络。其次，间接与直接股权投资并举，积极投资保险公司，加快综合化布局。第三，在适当时机，选择适当的外资合作伙伴，加快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第四，在具体操作中，恪守循序渐进、服从全局、分散投资的原则。股权投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业务领域，在组织架构、人员配置、投资管理等方面都需要逐步完善。

信托型PE

近年来，随着信托公司开始转战高端理财市场，信托产品逐渐成为中高端客户认可的主流投资方式。开发以“高风险、高收益”为特征的新型信托产品已成为信托公司业务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而私募股权投资以其特殊的盈利模式和高回报的历史业绩，将成为该类信托业务创新的主攻方向。在目前有关PE的法规、税收政策不完善的情况下，与一般意义上的私募股权投资相比，信托制PE在资本节约、低交易及运营成本、避免双重征税、有效防范受托人道德风险和灵活的退出机制等方面具有其比较优势，是未来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债转股”模式

该模式的成功关键主要是在于借款方的财务情况和其持有股权公司的情况。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在找到合适的目标公司后，自己构造一个“壳公司”，通过“壳公司”对目标企业进行投资，最终通过“壳公司”获得目标公司股权或收益。具体模式可有两种：一种是选择非常可靠的合作伙伴模式，如选择当地政府的创业投资基金，事先订立好投资、退出和收益分配方式的协议，先由合作方投资设立“壳”公司，然后由商业银行贷款给“壳”公司，再由“壳”公司投资目标公司而获得股权，在目标企业上市或股权价值增值后由“壳公司”处理股权而实现退出。另一种模式是股东合作模式，由商业银行主要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或孙公司按股权比例投资成立“壳”公司，与股东各方事先订立好投资、退出和收益分配方式的协议，进而由商业银行贷款给“壳”公司，然后对目标企业进行投资，等待目标公司上市或股权增值后，再由“壳”公司处理股权而退出。

PE管理人

争取成为有限合伙人之前，商业银行可以与国内外的PE机构或产业基金合作，成为PE投资的管理人，在业务合作的同时，收取可观的管理费或顾问费。

篇6

引言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limited partnership private equity fund），即由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而共同设立，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不参与基金的管理运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直接管理基金的投资运作，并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股权投资基金类型。由于该组织形式将有限合伙人（投资人）排除在投资决策机制之外以及“穿透税制”的特性，使其从产生之日起便与风险投资行为伴生[1]，时至今日成为现代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类型之一，特别是在股权投资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有限合伙制已经成为主导的基金组织形式。

为推动股权投资产业的发展，我国《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对于有限合伙型基金的确立预留了法律空间[2]，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2条第3款创设了普通合伙之外的有限合伙形态，国家和地方政府为确保有限合伙形态与现行的其他相关制度顺畅对接，陆续出台系列配套措施，如允许合伙企业开立证券账户、允许有限合伙作为首次公开发行公司股东、明确合伙人的纳税细则等等，至此，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进入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舞台。2007年至今，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落地已经三年，三年的市场验证凸显本土化特性的诸多问题，诸如有限合伙人（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信息严重不对称、普通合伙人资质难以确认，无限责任实现路径不清晰，尤其是对普通合伙人（管理人）配套约束制度的缺失，导致“出资人”和“出智人”失去了平衡，扩大了成本，动摇了有限合伙制度中的投资人与管理人的信任基础，限制了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持续发展。

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域外成功与域内失落的制度效果反差，使得笔者开始审视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成功路径。本文首先从有限合伙的两大核心制度——决策机制和利润分配制度切入，解读有限合伙组织形态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原理层面正当性，进而观察我国现行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缺陷所在，最后，提出笔者对于如何完善该项制度的自我见解，并主张只有一方面保证管理人专业能力的发挥，另一方面保障投资人资金的安全，在“管理人中心主义”前提下重新建立“资——质”平衡，才能真正实现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持久发展。

一、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核心制度架构

股权投资基金的盈利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运营效率，而运营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所选择的组织形式及其相应的成本的高低。然而，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又与基金本身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联系和逻辑上的关联性。无论公司型基金、信托型基金还是有限合伙型的组织形态都仅是股权投资基金的“外衣”，只要其在决策机制、风险控制、利润分配及避免双重征税等实质方面契合了股权投资基金制度的内在特性，能够实现投融资快捷、安全，实现投资人和管理人利益诉求，自然就会成为一条有效的路径。有限合伙的核心制度有效的满足了股权投资基金的诉求。

有限合伙组织形态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伴随着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其责任形式二元性与经营管理权限一元性特征，衍生出二个核心制度：投资决策制度、利润分配制度。这二个制度通过基金内部机构设置和权限划分，确立了基金管理人独立决策权、激励相容的分配规则，既满足了投资者的投资预期，又使基金管理人的人力资本得以回报。

（一）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决策制度

就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而言，在权力配制方面，所有权即利润分配和参与重大决策由作为货币资本提供者的有限合伙人和人力资本提供者的普通合伙人共同享有，管理权和监督权则分别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单独享有。在机构设置方面，有限合伙型基金通常合伙人会议来共同行使全体合伙人的共享权力，而在股权投资基金领域除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治理结构外，均以《委托管理协议》或《有限合伙协议》的形式确立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

有限合伙型基金中的普通合伙人，即基金管理人享有对于基金运营的广泛控制权。普通合伙人虽然对于有限合伙的出资比例甚少并且可以劳务出资，但是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经营决策，诸如投资对象的选择、投资前的评估、尽职调查、投资时机的决定、投资定价及数量、投资协议的签订、投资后的管理、退出等权限，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否则完全由普通合伙人自行决定。

日常投资决策权由普通合伙人组建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享有。投资决策委员会通常由普通合伙人组成，有时还会吸收部分外聘行业专家、财务专家及法律专家等专业人士，外聘专家要求必须具备行业、财务或法律背景。毋庸置疑，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通合伙人的自主决策权，客观上可以起到保护有限合伙人利益的作用；同时，外聘财务、法律等专业人士参与基金重大事务的决策，不仅可以增强投资决策的科学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有限合伙人滥用权力，三方参与者相互制衡，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各方利益，有利于基金的运营发展。

同时，有限合伙人的出资也并非意味着对企业资产控制权的丧失。《合伙企业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应当设立合伙人会议，但却规定了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事项，因此，全体合伙人通过召开合伙人会议的形式对于这些事项进行表决不仅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更有效率，有助于基金的运作。对于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重大变更事项，应当有包括有限合伙人在内的合伙人会议作出决定，而这些事项并非是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事项，因此，有限合伙人参与这些事项的表决，并不属于执行合伙事务，因而也就没有丧失有限责任保护的危险。

（二）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利润分配制度

对财富高速增资的渴望是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产生的直接动因，也是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参与其中的根本目的所在，有限合伙制度保证了智力出资者获得较高的利润分配，实现对基金管理人的经营激励，促进股权投资基金运作效益的提升。因此，在有限合伙型基金募集时，就应当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利润分配方式；《合伙企业法》亦规定，“合伙协议应当载明利润分配方式”、“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及报酬提取方式”[3]。通常而言，有限合伙型基金在退出每一个投资项目之后所得的收益（即扣除管理费及运营成本后的利润部分），就应当在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国际通行的基本分配规则是，将投资收益总额的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作为其执行合伙事务的报酬；其余的80%由全体有限合伙人按照其出资比例分配。此种分配规则充分认可了普通合伙人即基金管理人对财富增值部分的分配权，最大程度的激发了管理人运用专业技能实现财富增值的热情，缓解了成本问题。

二、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缺失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国的有限合伙型基金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由于缺乏有限合伙制度本身赖以存在的信用环境以及信用义务制度的缺失，导致其正常发展及功能有效发挥遭遇严峻的现实困境。最初采纳有限合伙制的一些股权投资基金，甚至在运营一段时间以后最终折戟沉沙。

曾经轰动一时的长三角地区首家有限合伙型基金——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东海创投”）即为典型。成立于2007年7月的东海创投，由10名合伙人组成，其中有限合伙人9名，包括佑利集团等8家民营企业和1名自然人；普通合伙人1名，即北京杰思汉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确保有限合伙人的资金安全，东海创投设立了“联席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全体合伙人均为联席会议成员，会议主席由出资最多的佑利集团的董事长胡旭苍担任。联席会议的决策规则是：以每500万元作为一股，每股代表一个表决权，每一项投资决策须获得全表决权的2/3才能通过。由于普通合伙人出资最少，只占基金规模的1%，因此也就在事实上成为有限合伙人聘请的经理，并无最终决策权。这种运作模式的弊端很快便显现出来，致使东海创投无法正常决策，运行陷入僵局，最终导致在成立仅7个月之后，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分道扬镳。

东海创投失败的惨痛教训昭示我们：《合伙企业法》中关于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规范的缺失，致使有限合伙人过于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而不能完全信任普通合伙人。应当说，有限合伙人的此种担心的确有其合理性，因为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基金管理人拥有对基金运营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绝对的控制权，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致使有限合伙人难以对其行为进行观察和监督，由此导致了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事实上的不对等地位，普通合伙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也就不可避免[4]。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有限合伙人的利益，防止普通合伙人滥用管理权，英美衡平法创设了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规则，即“普通合伙人应当殚精竭虑、忠诚于合伙企业的事务，不利用职权牟取私而损害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同时还应当以高度的注意与谨慎履行职责，千方百计地谋求合伙企业利益最大化。”而我国《合伙企业法》尚无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完整规范，无法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进一步影响了有限合伙型基金的运作效益。

三、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机制的变革路径

首先，确立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即普通合伙人应当对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这是完善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必经道路。所谓明确信义义务范畴，是指要求普通合伙人应当对有限合伙人恪守诚信，并专注于增进有限合伙人的最佳利益，而不得使自己处于与有限合伙人利益相冲突的地位。具体包括：1.对于其因基金管理而取得的利益或商业机会，都应当向有限合伙人如实披露，并获得其同意；2.应当避免自己在管理基金的同时与基金进行交易，或代表他人从事有损有限合伙人利益的行为；3.避免与基金构成竞争。其次，明确信义义务的主体，实践中多数有限合伙型基金中的普通合伙人通常由专业的基金管理机构担任，并由基金管理机构指派专职的投资管理人员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这些投资管理人员只对基金管理公司负有信义义务，而并不直接对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如果在投资基金领域严格遵循此项原则，则可能导致在基金管理人与有限合伙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管理人员为履行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而损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为防止此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证监会专门制定了《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投资管理人员应当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及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管理人员应当坚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5]。该等规定颇具合理性，亦应当准用于有限合伙型基金的投资管理人员。

其次，细化并明确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的可能路径。一则，建立普通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普通合伙人以“智力”出资而享有有限合伙的控制权，最重要的风险控制制度就是无限连带责任，无论普通合伙人是个人还是机构，需要建立普通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以确保有限合伙人清晰判断商业风险。二则，明确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的诉讼权。《公司法》中当股东发现管理层出现了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况，法律赋予其“股东诉讼权”，以便能够追溯管理层责任，该规定应同样适用于有限合伙人中的普通合伙人。三则，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保证基金管理人的职业生涯。当基金管理人非因道德问题而触发了无限责任，应为其“重生”提供合理的制度路径，保证普通合伙人职业生涯的持续性。

再次，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监管，经由发展信用评级措施，实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信用体系，以构建行之有效的声誉机制。国内的评级机制已经有了雏形，比如杂志、报刊等公共媒体已开始建立，另外像清科研究中心这样一些专业调查公司，以及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等中介组织都已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但仍需大力发展。首先，建立政府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或者扶持本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并明确监管责任；其次，推广评级标准，尽快对我国的投资机构、企业给出信用评级，并与审计等其他机构相结合，加强合作，将信用评级纳入监管体系。

最后，确立适度的政府监管制度。适度监管是指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以保证基金的市场调节为前提，不得以通过监管而压制、限制了基金机构竞争和发展的活力。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模式，但是这种宽松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放任。2009年3月26日美国出台了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该方案旨在加强对金融市场尤其是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这些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求股权投资基金包括对冲基金的管理人在SEC进行注册；二是要求股权投资基金以保密方式向证交会定期报告管理资产量、贷款额以及其他重要信息；三是加强了对衍生产品的信用风险的控制，从产品开发人到承包商必须在该产品中保留部分经济利益，防止风险的全部转嫁；四是成立专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对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监控。我们应吸收国外的经验，从保护金融市场安全角度，建立政府适度监管制度，明确监管的重点：（1）规定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中普通合伙人的最低资质；（2）加强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规范性与透明性，增强行业自律的强度与水平；（3）行业政府主管部门建立日常监控系统，确保金融市场的安全。

注释: [1]有限合伙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地中海沿岸从事海上贸易的一种新型商业经营方式_康孟达（Commenda）契约。其产生原因有二：一是为了规避教会禁止借贷生息的法令；二是希望通过契约的约定将投资风险限定于特定财产。根据康孟达契约，一方合伙人（通常被称为Stans的投资者）将商品、金钱、船舶等转交于另一方合伙人（通常被称为Tractor的经营者）经营，冒资金风险的合伙人通常获得3/4的利润，且仅以其投资为限承担风险责任；从事航行的企业家则以双方投入的全部财产独立从事航海交易，其获得1/4的利润，并对外承担经营的无限责任。

[2]《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第1款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法律规定的其他企业组织形式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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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limitedpartnershipprivateequityfund），即由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而共同设立，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不参与基金的管理运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partner），直接管理基金的投资运作，并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股权投资基金类型。由于该组织形式将有限合伙人（投资人）排除在投资决策机制之外以及“穿透税制”的特性，使其从产生之日起便与风险投资行为伴生[1]，时至今日成为现代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类型之一，特别是在股权投资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有限合伙制已经成为主导的基金组织形式。

为推动股权投资产业的发展，我国《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对于有限合伙型基金的确立预留了法律空间[2]，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2条第3款创设了普通合伙之外的有限合伙形态，国家和地方政府为确保有限合伙形态与现行的其他相关制度顺畅对接，陆续出台系列配套措施，如允许合伙企业开立证券账户、允许有限合伙作为首次公开发行公司股东、明确合伙人的纳税细则等等，至此，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进入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舞台。2007年至今，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落地已经三年，三年的市场验证凸显本土化特性的诸多问题，诸如有限合伙人（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信息严重不对称、普通合伙人资质难以确认，无限责任实现路径不清晰，尤其是对普通合伙人（管理人）配套约束制度的缺失，导致“出资人”和“出智人”失去了平衡，扩大了成本，动摇了有限合伙制度中的投资人与管理人的信任基础，限制了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持续发展。

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域外成功与域内失落的制度效果反差，使得笔者开始审视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成功路径。本文首先从有限合伙的两大核心制度——决策机制和利润分配制度切入，解读有限合伙组织形态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原理层面正当性，进而观察我国现行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缺陷所在，最后，提出笔者对于如何完善该项制度的自我见解，并主张只有一方面保证管理人专业能力的发挥，另一方面保障投资人资金的安全，在“管理人中心主义”前提下重新建立“资——质”平衡，才能真正实现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持久发展。

一、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核心制度架构

股权投资基金的盈利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运营效率，而运营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所选择的组织形式及其相应的成本的高低。然而，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又与基金本身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联系和逻辑上的关联性。无论公司型基金、信托型基金还是有限合伙型的组织形态都仅是股权投资基金的“外衣”，只要其在决策机制、风险控制、利润分配及避免双重征税等实质方面契合了股权投资基金制度的内在特性，能够实现投融资快捷、安全，实现投资人和管理人利益诉求，自然就会成为一条有效的路径。有限合伙的核心制度有效的满足了股权投资基金的诉求。

有限合伙组织形态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伴随着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其责任形式二元性与经营管理权限一元性特征，衍生出二个核心制度：投资决策制度、利润分配制度。这二个制度通过基金内部机构设置和权限划分，确立了基金管理人独立决策权、激励相容的分配规则，既满足了投资者的投资预期，又使基金管理人的人力资本得以回报。

（一）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决策制度

就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而言，在权力配制方面，所有权即利润分配和参与重大决策由作为货币资本提供者的有限合伙人和人力资本提供者的普通合伙人共同享有，管理权和监督权则分别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单独享有。在机构设置方面，有限合伙型基金通常合伙人会议来共同行使全体合伙人的共享权力，而在股权投资基金领域除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治理结构外，均以《委托管理协议》或《有限合伙协议》的形式确立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

有限合伙型基金中的普通合伙人，即基金管理人享有对于基金运营的广泛控制权。普通合伙人虽然对于有限合伙的出资比例甚少并且可以劳务出资，但是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经营决策，诸如投资对象的选择、投资前的评估、尽职调查、投资时机的决定、投资定价及数量、投资协议的签订、投资后的管理、退出等权限，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否则完全由普通合伙人自行决定。

日常投资决策权由普通合伙人组建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享有。投资决策委员会通常由普通合伙人组成，有时还会吸收部分外聘行业专家、财务专家及法律专家等专业人士，外聘专家要求必须具备行业、财务或法律背景。毋庸置疑，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通合伙人的自主决策权，客观上可以起到保护有限合伙人利益的作用；同时，外聘财务、法律等专业人士参与基金重大事务的决策，不仅可以增强投资决策的科学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有限合伙人滥用权力，三方参与者相互制衡，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各方利益，有利于基金的运营发展。

同时，有限合伙人的出资也并非意味着对企业资产控制权的丧失。《合伙企业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应当设立合伙人会议，但却规定了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事项，因此，全体合伙人通过召开合伙人会议的形式对于这些事项进行表决不仅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更有效率，有助于基金的运作。对于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重大变更事项，应当有包括有限合伙人在内的合伙人会议作出决定，而这些事项并非是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事项，因此，有限合伙人参与这些事项的表决，并不属于执行合伙事务，因而也就没有丧失有限责任保护的危险。

（二）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利润分配制度

对财富高速增资的渴望是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产生的直接动因，也是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参与其中的根本目的所在，有限合伙制度保证了智力出资者获得较高的利润分配，实现对基金管理人的经营激励，促进股权投资基金运作效益的提升。因此，在有限合伙型基金募集时，就应当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利润分配方式；《合伙企业法》亦规定，“合伙协议应当载明利润分配方式”、“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及报酬提取方式”[3]。通常而言，有限合伙型基金在退出每一个投资项目之后所得的收益（即扣除管理费及运营成本后的利润部分），就应当在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国际通行的基本分配规则是，将投资收益总额的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作为其执行合伙事务的报酬；其余的80%由全体有限合伙人按照其出资比例分配。此种分配规则充分认可了普通合伙人即基金管理人对财富增值部分的分配权，最大程度的激发了管理人运用专业技能实现财富增值的热情，缓解了成本问题。

二、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缺失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国的有限合伙型基金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由于缺乏有限合伙制度本身赖以存在的信用环境以及信用义务制度的缺失，导致其正常发展及功能有效发挥遭遇严峻的现实困境。最初采纳有限合伙制的一些股权投资基金，甚至在运营一段时间以后最终折戟沉沙。

曾经轰动一时的长三角地区首家有限合伙型基金——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东海创投”）即为典型。成立于2007年7月的东海创投，由10名合伙人组成，其中有限合伙人9名，包括佑利集团等8家民营企业和1名自然人；普通合伙人1名，即北京杰思汉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确保有限合伙人的资金安全，东海创投设立了“联席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全体合伙人均为联席会议成员，会议主席由出资最多的佑利集团的董事长胡旭苍担任。联席会议的决策规则是：以每500万元作为一股，每股代表一个表决权，每一项投资决策须获得全表决权的2/3才能通过。由于普通合伙人出资最少，只占基金规模的1%，因此也就在事实上成为有限合伙人聘请的经理，并无最终决策权。这种运作模式的弊端很快便显现出来，致使东海创投无法正常决策，运行陷入僵局，最终导致在成立仅7个月之后，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分道扬镳。

东海创投失败的惨痛教训昭示我们：《合伙企业法》中关于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规范的缺失，致使有限合伙人过于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而不能完全信任普通合伙人。应当说，有限合伙人的此种担心的确有其合理性，因为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基金管理人拥有对基金运营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绝对的控制权，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致使有限合伙人难以对其行为进行观察和监督，由此导致了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事实上的不对等地位，普通合伙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也就不可避免[4]。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有限合伙人的利益，防止普通合伙人滥用管理权，英美衡平法创设了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fiduciaryduty）规则，即“普通合伙人应当殚精竭虑、忠诚于合伙企业的事务，不利用职权牟取私而损害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同时还应当以高度的注意与谨慎履行职责，千方百计地谋求合伙企业利益最大化。”而我国《合伙企业法》尚无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完整规范，无法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进一步影响了有限合伙型基金的运作效益。

三、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机制的变革路径

首先，确立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即普通合伙人应当对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这是完善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必经道路。所谓明确信义义务范畴，是指要求普通合伙人应当对有限合伙人恪守诚信，并专注于增进有限合伙人的最佳利益，而不得使自己处于与有限合伙人利益相冲突的地位。具体包括：1.对于其因基金管理而取得的利益或商业机会，都应当向有限合伙人如实披露，并获得其同意；2.应当避免自己在管理基金的同时与基金进行交易，或代表他人从事有损有限合伙人利益的行为；3.避免与基金构成竞争。其次，明确信义义务的主体，实践中多数有限合伙型基金中的普通合伙人通常由专业的基金管理机构担任，并由基金管理机构指派专职的投资管理人员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这些投资管理人员只对基金管理公司负有信义义务，而并不直接对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如果在投资基金领域严格遵循此项原则，则可能导致在基金管理人与有限合伙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管理人员为履行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而损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为防止此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证监会专门制定了《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投资管理人员应当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及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管理人员应当坚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5]。该等规定颇具合理性，亦应当准用于有限合伙型基金的投资管理人员。

其次，细化并明确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的可能路径。一则，建立普通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普通合伙人以“智力”出资而享有有限合伙的控制权，最重要的风险控制制度就是无限连带责任，无论普通合伙人是个人还是机构，需要建立普通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以确保有限合伙人清晰判断商业风险。二则，明确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的诉讼权。《公司法》中当股东发现管理层出现了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况，法律赋予其“股东诉讼权”，以便能够追溯管理层责任，该规定应同样适用于有限合伙人中的普通合伙人。三则，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保证基金管理人的职业生涯。当基金管理人非因道德问题而触发了无限责任，应为其“重生”提供合理的制度路径，保证普通合伙人职业生涯的持续性。

再次，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监管，经由发展信用评级措施，实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信用体系，以构建行之有效的声誉机制。国内的评级机制已经有了雏形，比如杂志、报刊等公共媒体已开始建立，另外像清科研究中心这样一些专业调查公司，以及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等中介组织都已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但仍需大力发展。首先，建立政府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或者扶持本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并明确监管责任；其次，推广评级标准，尽快对我国的投资机构、企业给出信用评级，并与审计等其他机构相结合，加强合作，将信用评级纳入监管体系。

最后，确立适度的政府监管制度。适度监管是指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以保证基金的市场调节为前提，不得以通过监管而压制、限制了基金机构竞争和发展的活力。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模式，但是这种宽松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放任。2009年3月26日美国出台了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该方案旨在加强对金融市场尤其是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这些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求股权投资基金包括对冲基金的管理人在SEC进行注册；二是要求股权投资基金以保密方式向证交会定期报告管理资产量、贷款额以及其他重要信息；三是加强了对衍生产品的信用风险的控制，从产品开发人到承包商必须在该产品中保留部分经济利益，防止风险的全部转嫁；四是成立专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对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监控。我们应吸收国外的经验，从保护金融市场安全角度，建立政府适度监管制度，明确监管的重点：（1）规定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中普通合伙人的最低资质；（2）加强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规范性与透明性，增强行业自律的强度与水平；（3）行业政府主管部门建立日常监控系统，确保金融市场的安全。

注释:

[1]有限合伙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地中海沿岸从事海上贸易的一种新型商业经营方式_康孟达（Commenda）契约。其产生原因有二：一是为了规避教会禁止借贷生息的法令；二是希望通过契约的约定将投资风险限定于特定财产。根据康孟达契约，一方合伙人（通常被称为Stans的投资者）将商品、金钱、船舶等转交于另一方合伙人（通常被称为Tractor的经营者）经营，冒资金风险的合伙人通常获得3/4的利润，且仅以其投资为限承担风险责任；从事航行的企业家则以双方投入的全部财产独立从事航海交易，其获得1/4的利润，并对外承担经营的无限责任。

[2]《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第1款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法律规定的其他企业组织形式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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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3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3―0085―05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from 355 listed companies on GEM during the period October 2009 to December 2012，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 and companies’ dividend policy among the GEM listed companies by introducing a logistic model and a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E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ash dividend policy. The more the PE shareholding， the more the cash dividend payout. Simultaneously， the PE also works in cash dividend payout level， high shareholding ratio of PE will upgrade cash dividend standard. The conclusion is that PE shareholding can enhance supervision and incentive effects，and also improve listed companies’ cash dividend policy.

Key words： private equity； the GEM ；listed companies； cash dividend

一 引 言

现代企业中股利政策、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并称为上市公司三大财务管理决策，在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股利分配政策是风险投资者尤其投资于创业板这种高风险、尚处初创期的中小型高科技公司的投资者们较为关注的问题，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投资者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本身都密切相关，私募股权投资作为公司上市的原始股东，其对上市公司在投融资及股利分配方面的影响不可忽视。

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通常采用基金运作模式，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投资人出售股权筹集资金，通过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获取收益，并通过上市、并购或管理层收购及柜台市场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退出。私募股权投资在我国发展相对较晚，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私募股权投资事件是2004年美国新桥资本入主深圳发展银行。随着2009年10月深圳创业板市场成功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开始在我国飞速发展，其对我国公司IPO上市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许多上市公司尤其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中都能见到私募活跃的身影。本文主要探索私募股权投资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影响关系，拟从私募持股是否会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及私募持股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影响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在此背景下研究私募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影响作用，对于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运作、保障市场的健康、稳健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理论分析与假设

对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分配或者不分配股利与哪些因素相关；二是分配股利的金额与哪些因素相关；三是股利分配方式与哪些因素相关。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探讨。在股利理论的研究中，成本理论对近年来现实中股利政策的解释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1]。股利成本理论将股利政策与问题和公司治理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股利政策的影响还需考虑研究对象所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以及会计信息等[2，3]。

在股利政策影响因素方面，Lintner[4]最早选取不同行业的样本公司进行股利理论研究，揭开了股利理论研究的序幕，之后诸多学者分别从公司财务状况、成长性及股权结构等方面对股利政策影响因素作了深入探讨。研究普遍认为公司盈利能力、公司规模、负债比率及公司成长性等因素对股利分配政策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盈利能力、公司规模及偿债能力等与股利发放显著正相关，而成长性越好的公司股利发放会越少，这是由于公司会将更多利润盈余转为投资而不是发放股利[5-7]。面对刚刚起步的创业板来说，对其股利政策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部分学者认为创业板公司成长性对现金股利发放水平同样表现出抑制作用，公司盈利能力、货币资金充足率及盈余积累水平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也有显著影响[8，9]。

公司股本结构对股利政策影响的研究显示，公司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具有影响，但是对于影响的结果说法不一。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发放现金股利是限制控股股东滥用控制权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控股股东是不愿意发放现金股利的。另一观点则认为，基于减少成本、维持良好声誉、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及上市套现等考虑，控股股东更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10，11]。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不同股权性质构成对股利政策也有影响。其中国家股和法人股占比以及股权集中度等因素与每股股利和股利支付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2]。而经济性质、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以及集团控制性质显著地影响了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13]。私募股权投资作为一种股权结构安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其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及经营业绩，强化公司的约束机制，而且私募股权机构介入企业管理越深，其投资的上市公司股价表现越好[14-16]。显然，当私募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时，它是否将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有待研究。

本文正是基于这一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的，我们认为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因素除企业规模、公司财务状况及成长性外，还包括了股权结构中私募持股的影响。私募既有追逐资本高盈利的本质属性，也有适时退出的风险投资特性，故其有督促公司进行股利分配的内在动机，且更倾向于现金股利的分配方式。因此，本文提出了下文实证检验的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H1：私募持股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倾向及意愿更强，私募股东会督促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行为。

如果说私募持股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分配股利，那么私募股东对该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有多大？本文进一步探讨私募持股的上市公司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程度。因此提出另一假设：

假设H2：私募持股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存在影响，私募持股越多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就越高。

三 研究设计

本文的实证检验意在研究两个问题：一是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是否具有影响；二是私募持股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又存在怎么样的影响。这分别对应了假设1和假设2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股利政策变量。在假设1的检验中，被解释变量表示为是否分配现金股利，本文只考虑上市公司是否发放现金股利，采用虚拟变量DIV衡量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状况，如果上市公司上市当年支付现金股利则为1，否则为0。在假设2的检验中，为了检验私募持股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选取创业板中所有存在私募持股的上市公司，用每股现金股利DPS衡量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旨在衡量上市公司的私募持股状况。本文选取私募股权投资（PE）表示上市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参与情况，具体通过查找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中是否有私募持股。在对假设2的检验中需要研究私募对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水平的影响，因此选取私募持股比例（PER）表示私募股权投资的参与程度，具体为公司上市时前十大股东中私募持股比例，若存在多个私募持股，则比例为所有私募持股比例相加而得。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取借鉴王会芳[8]及董艳和李凤[16]的研究结论，囊括了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主要因素，度量指标主要从企业规模、财务指标、成长性等方面选取。衡量公司规模及财务状况主要从总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营运能力等方面考虑，表示公司规模（SIZE）以总资产取对数来衡量，偿债能力以资产负债率（LEV）、流动比率（Current Ratio）来衡量，盈利能力以净资产收益率（ROE）、每股收益（EPS）来衡量，留存收益水平以每股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来衡量，货币资金充足率（Cash）以货币资金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 公司成长性指标选择公司上市当年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 Growth）。

2.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9年10月23日至2012年12月31日间355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了一家上市申请被退回的公司），实证检验私募持股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由于创业板公司上市时间较短且不存在金融行业公司，因此无需对样本进行其他处理。其中，私募持股变量的取值为公司上市当年的前十大股东中是否有私募投资机构的股权投资，股利政策取值为公司上市当年年报公布的现金股利分配情况。本文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情况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整理而得；私募数据则由清科数据库（Zero2IPO Database）整理，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以及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年报汇总，实证分析采用计量软件工具SPSS17.0及EXCEL2007完成相关计算工作。

（二）模型选择

本文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采用logistic模型对假设1进行实证检验，然后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假设2。由于创业板数据时期较短，故所有数据为混合截面数据，为创业板公司上市当年的年报公布数据。

1.对假设1检验的模型构建

上市公司是否发放股利是一个二元选择问题，因此可使用logistic模型，用以检验私募持股对现金股利发放倾向的影响。该模型是对股利政策实施进行“是”与“否”的判断或决策，对这类问题进行研究的特点是被解释变量虽然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但其自身却是一个只有两种选择且不连续的二分变量，即可以用0和1来表示，故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的汇总情况来看，355家创业板公司每一年度都保持了较高的现金股利发放比例，355家公司中有325家实施了现金股利分红，占比达到了91.3%，与整个沪深主板市场相比，创业板公司股利分配水平明显偏高，而表3描述统计也显示现金股利分配水平普遍较高，股利分配均值为0.92，平均每股股利为0.26元。表2显示私募持股在创业板公司中是比较常见的，从本文统计的前十大股东中私募占比来看，私募持股比例将近过半，而在所有私募持股公司中实施现金股利政策的公司多达93.2%，这与创业板公司市值偏小、私募参与活跃有关。同时，在所有上市公司中，私募持股比例均值为4.54%，私募持股最大的高达37.45%，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可见，私募持股对创业板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具有一定程度影响的。表3中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显示，公司总资产（取自然对数）的样本数区间为2.47～3.77，标准差0.22，数据显示样本公司总资产普遍偏小，样本间差距不大；样本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显示，公司资产负债率最大值仅52.55%，均值为14.94%，流动比率均值为11.48，显然，创业板公司负债水平普遍较低，流动性较好；盈利能力方面，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均为正值，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7.93%，样本公司平均每股收益为0.82，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每股留存收益均值为1.59，显示公司每股留存较多；货币资金充足率均值为58.7%，显示创业板公司货币资金普遍较为充足；营业收入增长率为上市当年的数据，均值为25.59%，各样本公司收入增长率波动较大。

（二）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

从表4相关性系数来看，在10%的显著水平下，股利支付倾向与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每股留存收益及货币资金充足率显著相关，每股股利与总资产规模、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性指标都存在相关性，这表明实证检验的控制变量选取对被解释变量具有解释能力。每股收益与每股现金股利、净资产收益率、每股留存收益相关系数较大，模型中不会使用该指标，故下表中没有列示。同时，由于部分指标不会出现在同一模型中，故不需要考虑其多重共线性问题。

相关性检验显示股利政策指标与私募指标无法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变量间不存在显著性影响，或由于显著性水平的设定及相关性系数统计的原因导致，下文将通过回归方程对股利政策及私募之间关系作进一步分析。

（三）回归分析

为避免控制变量间的多重共线干扰，本文只选取部分指标进入logistic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在logistic模型的回归分析中，选取总资产、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留存收益、货币资金充足率及营业收入增长率为控制变量。对假设1的实证结果显示（表5），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私募持股情况对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具有显著正影响，也即私募持股的上市公司存在更强烈发放现金股利的倾向。在对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来看，资产负债率显示的偿债能力对公司发放股利没有影响，这与其他研究结论基本吻合，主要由于创业板公司负债水平一般较低、公司偿债能力普遍较强。而本文中营业收入增长率对公司发放股利也不具显著影响，这可能与本文只选取公司上市当年数据有关。

在多元回归模型的估计中，本文遴选了存在私募持股的176家上市公司，研究不同私募持股比例对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故选取了与每股股利相关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私募持股比例、总资产、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净资产收益率、货币资金充足率及营业收入增长率等指标进行实证检验。F检验值为11.174，修正的R平方0.318，结构显示模型整体较为显著，实际检验中能解释因变量30%以上的变化。从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及显著性水平来看，在10%的显著水平下，私募持股比例对每股股利具有显著正影响，也即私募持股越高的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水平也越高。

五 结 论

本文基于创业板355家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私募股权投资和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角度实证检验了私募持股与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研究结论表明：

1.私募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存在影响。在当前A股市场中分红水平普遍较低的现状下，创业板公司却保持了较高比例的现金分红，虽然存在多方面影响因素，但高比例私募持股的股权结构特征对创业板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

2.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及支付水平均与私募持股显著正相关，私募持股比例越大对上市公司分红的影响越大。这主要由于私募股权投资本身就是为了追逐资本利润，一旦公司上市成功，私募就会寻求适时退出来进行下一个资本运营方案，这些特性就注定私募持股的公司更偏好发放现金股利，以达到私募的获利退出。

3.私募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的筛选监督及激励机制是存在的。私募持股有利于发挥股东对公司股利政策的监督效用，较高的私募持股比例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外部私募机构会监督公司决策层积极实施股利政策，对上市公司发放股利产生积极作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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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股权投资所得是指企业通过股权投资从被投资企业所得税后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金中分配取得的股息红利性质的投资收益。按中国现行税法规定，凡投资方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的，其分回的投资收益应按规定还原为税前收益，并人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应依法补缴企业所得税。因此，正确核算投资收益是准确计算纳税人应纳税所得额的重要环节，也是进行企业所得税检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一、现行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规定存在的差异

现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发生对外投资，根据持股比例的多少有两种不同的核算方式：成本法和权益法。简单说来，在用成本法核算时，投资收益为从被投资企业实际分回的税后利润；在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情况下，则不论企业是否收到该项投资收益，投资收益账面金额都随着被投资企业净资产的增减而增减，并相应增加或减少税前会计利润。

中国现行税法明确规定，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中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在会计账务上实际作利润分配处理时(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这种核算方式既不同于权益法也不完全同于会计上的成本法，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二、不同核算方式的企业对投资收益的账务处理不同

由于现行会计制度与税法规定存在差异，导致企业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也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应纳税所得额的确认时间与确认金额上，笔者分别针对采用不同核算方式的企业对投资收益的不同账务处理方法，就企业所得税检查管理进行分析。

(一)成本法下的会计处理

1.在成本法下，会计核算是在分回股利时确定投资收益的，这与税务上确认投资收益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采用成本法，一般情况下不存在时间性差异问题。但在处置投资时，按会计制度确认的收益或损失会计上可以相应增减投资收益的账面价值，而按税法规定，每一纳税年度课税前扣除的投资损失不得超过当年实现的投资收益和投资转让所得，超过部分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如，a企业因经营需要，将所持有的b公司股票10000股出售，售价为每股8元，支付相关费用500元，收回股款存人银行。该项投资成本为10万元，企业曾计提减值准备5000元(假设a企业该年度收回投资收益为10000元)。

出售股票净收人为：8xl0000—500=79500元，a企业应于处置时作：

借：银行存款79500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5000

投资收益15500

贷：长期股权投资100000

可见，会计上可确认投资损失15500元，大于a企业当年实现的投资收益10000元，因此，超过部分不得税前扣除，但可无限期结转至以后纳税年度。这就造成企业账面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存在着时间性差异，需要在申报纳税时进行税前调整。

2．会计制度规定，投资方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仅限于被投资单位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计净利的分配额，企业分回的超过被投资单位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计净利润的部分，应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而根据税法的规定，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上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会计账务，实际作利润分配处理时(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如，a公司2004年1月投资于b企业，占b企业15％的股份，会计上采用成本法核算投资收益。2003年3月，b企业宣告发放2003年股利，a公司应分得15万元。因该项股利是从a公司投资前被投资企业的净利润中分得，会计处理中应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分录如下：

借：应收股利15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

也就是说，会计处理中a企业并未将这部分应收股利视为投资收益。然而根据税法规定，投资方企业则应确定投资所得的实现。因此，如果a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高于b企业，则需要将这部分应收股利还原为税前收益，计算补缴企业所得税。

可见，在对采用成本法核算长期投资的企业进行检查时，不仅要重视投资收益科目，对投资成本的增减变化、投资损失的确认金额及应收股利科目的借方发生额都要进行相应的综合检查，从而对应纳税所得额给予准确的计算与核实。

(二)在权益法下。对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更是存在着时间上和金额上的差异

1．确认时间上存在差异。在权益法下，企业应于期末按照被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及投资比例确认投资收益，但按税法规定，如果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大于被投资企业，这部分投资收益需待被投资企业实际分得利润或于被投资企业宣告分派利润时才计入应税所得。也就是说，随被投资企业净资产增加而增加的投资收益，并不是企业分回的利润、红利收入，因此，不应计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如果将来收到分回的利润，虽然不再增加投资收益，但应计算补交所得税。这就使得投资方账面体现的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存在着时间性差异。例如a公司(所得税税率为33％)投资于一中外合资企业b(所得税税率为30％)，占该企业40％的股份，2003年该合资企业实现净利润700万元，并于2004年5月份宣告发放股利，a公司分回股利280万元。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制度，a公司应于2003年末根据b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确认投资收益，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一b企业(损益调整)280万

贷：投资收益—圾权投资收益280万

因b企业尚未宣告发放股利，则a企业会计上确认的收益不应并入应纳税所得额，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该项税款应于以后实际宣告发放股利的年度缴纳。

2004年b企业宣告发放股利时，a公司应作：

借：应收股利28o万

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损益调整)280万此时企业账面虽不体现投资收益，但应并入应纳税所得额，还原为税前所得后计算补缴企业所得税。

2．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往往并不将其全部税后利润用于股利分配，而常留用一部分，以备再生产使用，从而使得投资企业在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收益通常大于下年度实际宣告分回的股利。如上述例1中，假如a公司本身2004年度账面会计利润为0，b企业于2004年5月宣告发放股利为210万元，则a公司只需就210万元还原为税前收益，计算补缴企业所得税，即：[210万，(1—30％)]x(33％一300%)=9万元。

但假如b企业于2004年5月宣告发放股利为350万元(其中包含b企业用以前年度留存收益转增资本)，a公司则需就350万元还原为税前收益，计算补缴企业所得税，即：[350万/(1-30％)]x(33％一30％)=15万元。这种分配方式就使得投资企业在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收益小于下年度实际宣告分回的股利。

这种差异有可能作为时间性差异在以后年度被投资方用留存收益转增资本时逐步转回，也有可能随着被投资企业发生亏损造成被投资方未分配利润的减少而无法收回。所以，在检查按权益法核算股权投资的企业时，更不能仅仅检查投资收益科目的发生额，必须按照被投资方宣告分配的利润作为依据，还原为税前收益后计算补缴企业所得税。

此外，会计制度上允许企业计提减值准备，允许按照权益法核算的企业确认投资损失，允许摊销股权投资差额，但这些在税法上都是不允许税前列支的项目，需要在核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调整。

二、企业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存在着上述差异，所得税申报表中的投资收益并不仅仅是会计账面的投资收益，在申报企业所得税时要根据税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纳税调整。然而，在日常的税收管理中，由于受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对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收益核算易产生征管上的漏洞。

1．主管税务机关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由于投资企业和被投资企业往往分属于两个主管税务机关管理，彼此会计信息不能及时沟通，使投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难以掌握被投资企业的盈利状况及利润分配处理情况，投资方企业不能及时根据被投资企业的盈利和亏损确认所得和结转弥补。

2．被投资方利润分配不及时。对投资方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的，投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是否需并入应纳税所得额中申报补交企业所得税，取决于被投资企业是否按时作利润分配处理或对外宣告分派股利，即只有在被投资企业的年终收益进行利润分配处理或对外宣告分派股利时，投资方企业才能将长期股权投资收益还原为税前受益，并人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中补缴企业所得税，否则就不能并入到投资方应纳税所得额中补缴企业所得税。如果被投资企业不及时进行利润分配，就会影响投资企业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3．监督管理不到位。受目前税收管理模式的限制，投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因难以掌握被投资企业的年终收益是否已进行利润分配处理或已对外宣告分派股利，尤其对被投资企业应分配而未分配的利润、应分派而未分派的股利，会使投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对此收益分配失去必要的监督管理，从而产生税收征管上的漏洞。

4．部分企业纳税意识不强。对投资企业和被投资企业投资收益的税收处理，会因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强，疏于管理，不严格按照双方的投资协议和章程及时对投资收益进行分配，造成企业所得税款不能及时入库。

三、加强投资收益税收征管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强化对投资收益，特别是“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的税收管理。

1．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税收管理政策，建立投资企业和被投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之间必要的税收信息沟通渠道，密切掌握被投资企业的利润实现情况及利润分配处理情况。

篇10

在2002年末，甲公司按乙公司2002年净利的80％确认投资收益，会计分录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80000

贷：投资收益80000

按乙公司宣告的现金股利的80％确认应收到的股利，

借：应收股利4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40000

由于甲公司2001年初购得长期股权投资时股权投资差额为240万元(800-700x80％)，每年摊销额为24万元。在2002年摊销24万元后，2002年末“股权投资差额”科目的摊余金额为216万元【240×(10-1)÷10】，大于该项投资发生的80万元减值。根据财政部印发的《关于执行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四)》中的规定，2002年末投资减值的会计处理为：

借：投资收益8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股权投资差额)800000

此时，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一乙公司”账户余额为700万元(800+8-4-24-80)，“投资收益”账户金额为-96万元(8-24-80)。

该年末编制母、子公司的合并会计报表时，将在抵销分录中全部抵销“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账户的余额。而“投资收益”账户金额由三个部分构成，即拥有子公司净利中的份额8万元、股权投资差额摊销-24万元、投资减值转销-80万元。那么，“投资收益”账户金额应如何抵销呢?是三部分一起抵销还是只抵销一部分?由于《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实务中主要有两种会计处理方法。

一是仅抵销母公司投资收益中的子公司净利份额。仍承上例，母公司在子公司净利中所拥有份额为8万元(10×80％)；少数股东损益为2万元(10×20％)，年末少数股东权益为141万元【(500+90+82+33)×20％】。抵销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母公司所持有的份额，以及抵销母公司在子公司净利中拥有的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利润分配有关项目的数额，可做如下一笔综合分录：

借：投资收益80000

少数股东损益

20000

年初未分配利润 300000

实收资本

5000000

资本公积

900000

盈余公积820000

合并价差

136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7000000

提取盈余公积

20000

应付利润

50000

少数股东权益

1410000-

长期股权投资差额是母公司投资时的初始成本高于应享有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份额的金额，可能是由于子公司按公允价值计算的所有者权益高于账面价值，或子公司存在未入账的商誉。由于子公司存在着低估的资产或未入账的商誉，在计提折旧或摊销费用等时，也按低估的资产价值确定其折旧或摊销额，从而使子公司虚增了利润并虚增了净资产，母公司的利润也会因此虚增。通过对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可以调低利润，避免利润和净资产的虚增。在抵销分录中，只对母公司在子公司净利中拥有的8万元投资收益进行抵销，而不对母公司“投资收益”账户中24万元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额进行抵销，就是要将该股权投资差额摊销的24万元保留在母公司“投资收益”账户中，从而留在了合并利润表当中。这样，可以修正子公司虚增的利润，使得合并利润表中反映的利润更加客观、真实。

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是指该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大于其未来可收回金额的部分，这种减值表明被投资的子公司净资产发生了减值。这样的减值损失未能在子公司的个别利润表中反映，而必需反映在合并利润表当中。因此，在抵销分录中没有对母公司“投资收益”账户中80万元的减值损失进行抵销，应将它保留在母公司“投资收益”账户中，以便并入合并利润表，调低企业集团的整体利润，合理反映企业集团的整体经营成果。

这一处理方法较好地遵循了配比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合并利润-经过了合理的调低，使合并利润表更真实地反映企业集团整体经营成果。同时，由于合并利润的下降，又使合并利润分配表中未分配利润项目的金额下降；未分配利润项目金额的下降，又可以使合并资产负债表更稳健地反映企业集团整体的财务状况。 二是全部抵销母公司投资收益。仍承上例，少数股东损益、少数股东权益的金额与上述第一种方法相同，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全部投资收益为96万元。抵销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母公司所持有的份额，并抵销母公司全部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利润分配有关项目的数额，做如下综合抵销分录：

借：少数股东损益

20000

年初未分配利润

300000

实收资本

5000000

资本公积

900000

盈余公积820000

合并价差

2400000

贷：投资收益

960000

长期股权投资

7000000

提取盈余公积

20000

应付利润

50000

少数股东权益

1410000

篇11

在企业的财务资产管理中，长期投资性资产是企业整体资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的重要内容。新会计准则对企业长期股权投资部分的资产管理有明确规定，即投资企业对于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资产部分的管理，应当遵循成本核算的方法，并在编制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资产核算管理的合并财务报表时，按照我国权益法的相关要求进行调整。通常情况下，在管理资产过程中，投资企业多是利用对于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来实现对于子公司的投资收益管理回报与控制的目的。因此，进行投资企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分析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既可以提高投资企业对于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管理水平，又可以保证投资企业的投资利益，还可以促进企业的财务管理与运营发展。下文将结合新会计准则中，对于投资企业进行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的具体要求与规定，从投资企业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控制”判断、成本确定、权益转换、合并财务报表、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以提高投资企业对于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实务处理管理水平，推进企业运营发展与进步。

一、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中的“控制”判断

在进行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处理时，投资企业如何“控制”判断以及确认，是其处理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企业运营管理中，投资方具有对被投资方施加重大影响的权利，通常被投资单位称为是投资企业的子公司，而投资企业对于子公司的控制权利，则是指在投资企业的子公司运营与财务管理中，投资企业有权利决策或影响子公司的财务以及运营，并从子公司的运营活动中获得相关利益。因此，对于投资企业以及子公司来讲，进行实质控制权的确定，不仅对投资企业进行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方法有着直接的影响，还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中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确定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企业财务管理的相关会计准则，只对投资企业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控制”权利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使得企业会计人员在进行一些股权关系的公司控制权益判断处理时，难以进行判断处理和界定。比如，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规定，就有“合资协议或者是章程规定，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成员中，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可以控制的子公司派出的董事会成员数量超过全部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实质上就形成对于公司的财务与经营政策的控制决定权利”的相关规定。对于这此类规定，在投资企业对于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中，实务处理的章程或者是协议不可能另投资企业一方说了算，而实际执行中则是由大股东对于子公司的财务与运营政策进行掌控。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发生，可进行“控制”权利明确，以实现对于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中的“控制”权利明确和判断。

二、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中的成本确认

在进行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过程中，成本确认的问题主要是指对于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管理中投资企业的初始投资成本的确认。对于这一问题，在企业的新会计准则中有明确规定，投资企业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实务中。所谓的初始投资成本主要是指除了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成本以外，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以及成本部分，在投资时期内应当按照以下的要求规定，确认初始投资成本。第一，对于投资企业通过支付现金形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部分，在进行初始投资成本确认中，要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进行初始投资成本确认，其中包括与企业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所直接相关的费用与税金、支出等部分；第二，在投资企业以权益性证券发行方式所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部分，在进行初始投资成本确认时，需要按照权益性证券发行的公允价值来确认实施；第三，对于投资者进行投入的长期股权投资资产部分，在进行初始投资资产的确认中，要依照投资合同或者是协议规定中价值进行确认实施；第四，对于企业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方式所获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也应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相应规定进行初始投资成本确认。此外，以债务重组形式的初始投资资本确认，按照债务重组的要求进行确认。

三、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中的权益变动

在投资企业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理中，对于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中，除了追加或者是回收的长期股权投资部分外，通常情况下，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部分账面价值是保持不变化的。但是，在以下几种情况投资企业应对长期股权投资子公司的权益进行调整处理，以便于投资企业以及子公司的正常运营和管理。

第一，投资企业在进行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相关权益的变动处理中，如果被投资单位实现利润或是发生运营亏损时，投资企业不对于子公司账务进行处理，而只有在子公司宣告分派现金的股利或者是利润的情况时，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中的当期投资收益情况进行确认，或者是处理子公司相关权益的变动；第二，投资企业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收益部分只局限于被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企业投资后所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部分，而从中所获得的现金股利或者是利润中超出上述数额的那一部分，在对于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过程中，会作为投资中的初始投资成本进行收回。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中，投资企业能够对于被投资单位也就是子公司所实施的长期股权投资控制部分，由原来的权益法核算管理转变为应用成本核算法进行核算管理，这一核算管理方法与国际财务核算管理中应用的方法比较一致，但是在实际处理应用中，却与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长期股权投资控制核算管理原则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在进行单独的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成本核算管理的方法能够实现反映投资股利分配方面的信息，而公允价值的相关法则，则能够反映投资的经济价值，同时，在进行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管理中，成本核算方法的应用还能够实现投资企业确认投资收益质量，因为投资企业所核算形成的财务成本以及业绩真实性更大，在进行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的操作空间更小，这也就更具有积极作用和意义。

四、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实务处理中的披露信息分析

投资企业在管理子公司长期股投资过程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应做好对协议及附件的信息披露工作。披露内容应包括：子公司的企业名称以及注册地、业务性质、投资企业持股比例、投资企业表决权等有关信息内容；被投资单位想投资企业进行资金转移能力所受到严格限制的具体情况，以及长期股权投资管理过程中，当期和累计的没有进行确认的投资损失金额情况；子公司投资所相关的或有负债情况等。

五、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事物处理中的合并财务报表

投资企业在管理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过程中，核算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时，应使用成本核算法进行核算管理，而在编制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财务报表过程中，应当依照权益法的相关内容以及规定，进行编制调整。比如，在企业的新会计准则中规定，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投资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投资公司在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应当相互抵销，同时对投资公司在子公司中的相应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也进行抵销。此外，对于投资企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在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享有份额的差额部分，也要求在购买日对于具体数额项目进行列示，如果进行列示的商誉项目发生减值变化，减值变化的商誉项目应注意按照经过减值测试后的金额数目进行列示。而在投资企业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实务处理过程中，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在购买方以公允价值进行合并成本确认后，在购买日对作为合并所对价付出的资产以及发生、承担负债等情况，按照公允价值进行核算，其中公允价值与相应的账面价值差额部分归计到当期损益中。同时，还应注意对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确认，确认过程中，购买方的合并成本中比所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份额所大出的差额部分，应当作为商誉进行确认，并废除原有的“合并差价”。值得注意的是，在企业新会计准则中，初始确认后的商誉是不允许进行摊销的，需要通过减值测试确认减值损失。企业新会计准则的这一规定，与企业合并中合并商誉自身的特征相符合，规定合并商誉本身不在企业可以摊销的资产范围之内，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相趋同。此外，购买方进行合并成本中比合并过程中所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小的差额部分，在经过复算审核后，也应归计到当期损益中。

在进行合并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投资企业则应当按照购买日的公允价值情况作为基础，进行子公司财务报表的核算调整与管理，对不同财务内容按照成本核算的相关规定实施编制核算。其中，在合并资产负债表编制时，应对因企业合并所取得的被购买方的各项可辨认资产以及负债、或有负债等情况以公允价值方法标准核算列示；在进行个别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投资企业对于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使用成本核算法进行核算，而在进行合并财务报表编制过程中，先在投资公司依照权益法对于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投资收益情况进行调整转换后，再将调整转换结果在合并工作底稿中进行显示，同时作为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基础，进行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总之，妥善分析和处理好长期股权投资资产问题，有利提高投资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实务处理以及管理水平，对于促进企业规范化、合理法发展进步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和意义。

篇12

一、引言

母公司处置子公司的股权通常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丧失对子公司的控制权，另一种则是不丧失控制权。对后者而言，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相关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中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范。那么，这种业务的处理原则是什么？具体的会计处理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就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二、相关会计准则和规定分析

由于没有相关准则的具体规范，母公司处置子公司股权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的会计处理一直是一个模糊的地方，直到《财政部关于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处置部分对子公司投资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2009〕14号）出现，相应的处置才有了较为明确的原则，即“母公司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这里虽然没有提到权益易这个名词，但事实上这种处理方法就是权益易的理念。

其实，早在2008年财政部的《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2008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2008〕60号）一文中，首次提到了权益易的概念，但遗憾的是在其中并没有明确说明权益易的处理方法适用于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母公司部分处置子公司股权。财政部2009年回复证监会会计部的文件虽然明确了采用权益易的理念，但是却没有清楚地指出这种处理方法就是权益易。那么，究竟什么是权益易？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处置子公司股权的会计处理方式应当作为权益易吗？

我国虽然在零散的官方文件中使用到了权益易这一概念，但目前为止还未对这个重要的概念做出定义。为了更好地了解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参照国际会计准则。事实上，权益易（equity transaction）这一概念出自《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合并财务报表和单独财务报表》2008年的修订版（以下简称IAS27），其中，在“合并程序”（Consolidation procedures）的第三十段给出了定义：“母公司拥有的子公司权益发生变动但未导致丧失控制权的，视为权益易（亦即所有者之间的交易）。”并指出具体的会计处理原则是既不确认损益也不确认新的商誉。该事项具体的会计处理是：1.在母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中，应当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处置，确认相关处置的损益，即出售股权取得的价款或对价的公允价值与所处置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处置部分的投资收益或投资损失计入处置投资当期母公司的个别利润表；2.合并报表的角度，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取得的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的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这么处理的初衷是因为在企业合并中，控制权的取得是一项关键的经济事项，该事项导致了对企业合并中取得所有资产（含商誉）以及承担的负债的初始确认，其后发生的权益变动若未导致控制权的丧失，则不影响这些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不确认损益是为了防止母公司通过对子公司拥有权益的变动来操纵合并报表中的利润，尽可能地防止人为修饰报表的情况。

三、权益易的特点

（一）权益易的主体是会计主体及其所有者

作为特定的经济事项，权益易的行为主体，即权益的所有者。从个别报表视角看，权益是资产减去负债的余额，反映的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并不单独反映个别所有者的权益总额，基于个别主体的权益易表现为个别主体与其所有者之间的交易，如个别主体收到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以及资本收益的分配等。从合并报表的角度考虑，由于我国合并财务报表运用的大体是主体理论，从主体理论的视角出发，将合并主体的所有者分为母公司的控股股东（拥有控制权的所有者）和少数股东（不拥有控制权的所有者）两大类，因此，权益易的范围包括控制性所有者之间的交易和控制性所有者与少数股东的交易。

（二）权益易的客体是资本或权益

资本和权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会计理论中，资本是指所有者投入生产经营，能产生效益的财产，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项基本要素，是企业创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包括实收资本和资本溢价；后者则是指所有者在会计主体中应享有的利益，是一种抽象概念，其数额大小并不直接对应享有相应数额的货币资金。权益不仅包括投入资本，还包括留存收益以及直接计入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等。从交易的客体角度分析，权益易可分为两类：资本交易和权益交易。资本交易是会计主体与其所有者之间所发生的有关资本投入及收益分配方面的交易，是一种数量增减的交易；权益交易则是会计主体的所有者之间转让权益的交易，是一种存量交易。

（三）权益易将导致交易主体的权益存量或结构发生变化

会计主体与其所有者发生权益易，将导致权益总量发生增减变动，但不影响会计主体的损益变动，例如所有者投入资产增加会计主体的注册资本，会增加会计主体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项目，但并不会对损益构成影响。所有者之间的交易，如果属于权益易，则同样不会造成损益的增减变动。对于后者而言，其更多的属于人为规定，将所有者的某些行为划分为权益易，例如拥有母公司控制权的所有者增减子公司持股比例但并不导致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虽然母子公司的个别报表中确认损益，但是通过合并报表抵销分录的编制，调整为权益易的处理，可以防止母公司利用这种并不“伤筋动骨”的交易对合并报表损益产生影响，保障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四、案例详解

【例】甲公司2012年6月30日以8 600万元取得乙公司股权份额的80%（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当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等于账面价值为9 800万元；截至2012年末，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自购买日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金额为11 000万元。2013年12月31日甲公司以2 600万元出售其持有的25%以后继续享有对乙公司60%的股份，当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自购买日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金额为12 000万元。假设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均为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取得的净利润。不考虑其他因素，假定甲公司按照10%的比例提取盈余公积。

【详解】2012年购入时长期股权投资入账价值为8 600万元，购买日的商誉为8 600-9 800×80%=760万元

2013年12月31日，出售其中25%的甲公司报表中的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2 6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2 150（8 600×25%）

投资收益 450

当日合并报表中的分录为：

第一步：一旦跨年度，就要考虑到出售日年度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期初数的调整，调整后要和上年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年末数保持一致，这里体现出了一定的连贯性。所以，具体应该是因为截至2012年年末，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自购买日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金额为11 000万元，其导致的长期股权投资因为权益法核算下的账面价值的变动计入年初留存收益当中。

这个分录应该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1 760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864[（11 000-9 800）×80%×90%]

盈余公积——年初 96

资本公积 800[（12 000-11 000）×80%]

出售年度以前年度的净利润份额确认为“未分配利润——年初”与“盈余公积——年初”，这样就能和上年的数据保持连贯性。

第二步：编制分录将甲公司个别报表中确认的投资收益转入资本公积。这是处置子公司投资不确认损益的抵销分录，权益交易的特点在此体现。

借：投资收益 450

贷：资本公积 450

第三步：因为权益易不影响商誉，所以商誉还是购买日形成的商誉，故要编制分录恢复包含在出售部分股权中的商誉。

借：长期股权投资 190（760×25%）

贷：资本公积 190

第四步：抵销出售部分因权益法持续计量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调整。

借：资本公积 440

贷：长期股权投资 440[（12 000-9 800）×20%]

最终，在编制长期股权投资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销分录前：

1.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8 600-2 150+1 760

+190-440=7 960（万元）

2.长期股权投资按照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持续计量下的包含购买日商誉的价值=12 000×60%+760=7 960（万元）

如果方法1和方法2计算的结果不相等，则说明上述分录编制有误。因为方法2反映的是抵销分录编制的最终目的。

投资收益=0（万元）。符合权益易的原则，合并报表中不确认损益。

资本公积贷方合计=1 000（万元）。最终交易实质影响的是所有者权益项目。

总之，会计分录只是手段，一切都是为了目的服务。编制上述抵销分录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体现权益易的原则，不确认损益，不改变购买日形成的商誉；二是满足合并理论，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应当按照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持续计量。从上述抵销分录可以看出，抵销分录的编制是紧紧围绕这两点展开的。

五、结语

权益易作为国际会计准则中出现不久的会计理论，官方在第一时间将其引入我国会计实务，反映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理念。虽然其应用范围在零零散散的文件中有说明，但没有形成体系，在我国也没有官方的定义和适用范围的界定，因而还不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权益易原则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反映特定经济行为实质的理论，建议有关职能部门尽快完成对权益易原则的定义和使用范围的界定，并以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的形式公布，以便总结共识，统一使用口径，更好地推动我国会计事业的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464-465.

[2] 潘焕娣，牟宏伟.权益易原则的应用——基于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处置部分对子公司投资的会计处理[J].财会研究，2012（8）：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