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方式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辩论的方式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价段：反驳陈词。

反方二辩：……当电脑裁判满怀自信步入赛场后，过分地强调准确，将严重弱化体育比赛的观赏性和参与性……

正方二辩：……观赏的是什么？是一种体育美，美的基础是什么？是真。公平就是对真的一种保证。如果连公平都得不到保证，欣赏性从何而来？……

正方二辩用了两个简洁的设问和一个反问就把体育比赛的观赏性与体育比赛的真实性之间的关系讲得清楚明了，使对方观点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圆满地完成了反驳使命。需要注意的是，简洁是正面说理反驳致胜的关键。

二，针锋相对，以牙还牙

辩论场上，倘若对方辩友妙语连珠，千万不要慌张。针锋相对的思想就是让观众把给对方辩友的掌声加倍偿还回来。方法很简单，就是在对方精彩的言辞引导下，立即找到一个相似的却对己方有利的事实出来，回敬之，则给人技高一筹之感。看看下面一段反驳，大家就清楚它的成功了。

论题：信息战能取代传统武力战。

阶段：反驳陈词。

反方二辩：……我请问对方辩友：在取得信息优势之后，就一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吗？难道说，为了信息战的火眼金睛，就不要传统武力战的金箍棒了吗？

（掌声）……

正方三辩：金箍捧当然可怕，但却阻挡不了唐三藏紧箍咒的信息流。

（热烈的掌声）……

这样反驳不在于展示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在于表现辩手临场的机智。要想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辩手要在平时注意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是加强自身的心理素质的培养，做到在对已不利时保持冷静与乐观。当然，这样的较量回合太多也不好，一来给人跑题的印象，二来有哗众取宠之嫌。

三，顺水推舟，将计就计

这一招与前一招一样，都是借对方之力攻其自身。所不同的是，前面以牙还牙是借对方语言的魅力。而这一把顺水推舟是借对方逻辑的力量。说白了，就是用对方的论据证明我方的论点。还是看一段实例吧。

辩题：信息战能取代传统武

阶段：自由辩论。

正方一辩：……面对铺天而来的软件炸弹、逻辑炸弹，亲爱的对方辩友难道还能对着敌人说："亲爱的敌人啊，我们的祖宗家法不可变，让我们打一场传统武力战吧!"你知道敌人在哪吗？

反方三辩：而对方辩友所说的威力无比的软件炸弹、逻辑炸弹不正说明信息网络不可靠，所以我们不能把国家安全系于"信息战"这一根绳上吗？（掌声）

正方一辩本来是想说有了信息战，传统的武力战英雄再无用武之地；可到了反方三辩那儿，却得出信息网络不安全，不能单纯依靠之的结论来。搞得正方一时无语以对。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关键在于透彻的逻辑分析。如果我们能设计一个二难问题，也就可以"顺水推舟"了。反方三辩用的实际就是一个二难问题：如果信息战没什么威力，那么从战争选用最有效的手段出发，传统武力战显然不会被淘汰；如果信息战威力强大，而它又是一场网络之争，那么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单纯依赖网络本身又是危险的，传统武力战还是不会被淘汰。经过这样的逻辑设计之后，反方当然可以"将计就计"了。

四，巧作类比，一针见血

在很多情况下，单纯的说理正面反驳枯燥无味，而且艰涩冗长。而运用类比，既能活跃气氛，又能使反驳生动形象，易于理解。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个实例：

辩题：信息战能取代传统武力战。

阶段：自由辩论。

正方二辩，请问未来战争的制高维是什么？……

反方四辩：信息……

…………

正方三辩：……高位势支配低位势，高层次决定低层次，对方辩友既然已经承认未来战争的制高维是信息，也就是说，对方辩友也承认：信息就是未来战争的主导了？

反方二辩：对方辩友的逻辑就是建房子只要最高层，不要下面的基础、（掌声）

反方二辩短短一句语，就把正方精心设计的圈套给破解了，这不能不说是类比的功劳。类比反驳简单好用，但要注意：①类比的两对象要相似性强，免得观众、评委在极短的时间内反应不过来。②类比的格调要高，切忌想到什么就比什么，以免起反作用。③类比的事物一定要大家熟悉，否则毫无效果。

五，未雨绸缪，先发制人

一般情况下，反驳在后，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里，我要介绍的一招是反驳在先。一即我料定你的论点了，在你发言之前，我就先把你的这个论点驳得体无完肤，当你再抬出这个论点时，已如吃现成饭般索然无味。

在电脑大赛电视论辩赛总决赛的大决赛中，一、四辩陈词采用了多媒体图像支持，使得观众能边听陈词，边看事先准备好的图像资料。大决赛的辩题是：电脑的智能化可能导致人脑的简单化。我们（华中理工大学队）作为正方料定对手会把人脑的简单化定义为大脑结构的退化以及功能的丧失。而我方则将人脑定义为意识与物质的统一体，?quot;内宇宙"，将人脑简单化定义为：思维的单一化、情感的淡漠化，信仰的虚无化等等。为避免概念上的争论不休，我们冒险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术，在多媒体光碟中，我们事先做了这样的图案：上面是一行醒目的字："人脑就是这个吗？"下面一幅是人脑的结构图。当我们一辩陈词结束后，我们欣喜地看到对方一辩陈词过程中的图像里，果然有"人脑就是……"下面也是一张人脑结构图。由于声像要配合，对方一辩也不敢擅改辩词。这样一来，对“脱离人脑的社会性本质谈人脑”的致命弱点，在其一辩中就已暴露无遗，我方从此掌握先机，处处主动。

上面，我介绍了我队使用"反驳在先"的实例，可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原因是：①我们赛前透彻地分析了辩题，完全做到了知己知彼。②赛制决定了一、四辩不能随意修改辩词，看似死的东面被我们活用了。③我方立论圆满，大家易接受。否则会弄巧成拙，让对方后发制人。注意了这三条，大家也可以放心运用"反驳在先"的"绝招"了。

六，迂回进攻，抓住主线

辩论场上处处讲究主动，如果只为反驳而反驳，就必然会显

得被动，处处跟着对手跑，即使反驳得很精彩，也非上乘。怎样才能既有力地驳斥对方，又不知不觉地把对方牵到对我方有利的领域中讨论呢？意识到对方在说什么，我方说什么才有利是首先应当做到的，头脑清醒、反应敏捷的辩手这会儿就会有上佳的表现。

辩题：象形文字比拼音文字更适用于电脑。

阶段：自由辩论。

正方四辩：事有不能与不为之别。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为长者折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象形文字更适用于电脑，对对方辩友而言，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为何能而不为呢？请对方辩友正面回答！

反方三辩：对方辩友优美的词句，如果拿到电脑上让它去分词，它如何能也，为也呢？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个辩题中，正方显然在感情上占优势,所以正方有希望笼而统之打"煽情战"；但反方在具体的技术事实上占优势，所以反方希望谈具体的技术细节。依据这种思路，反方三辩找到一个很特殊的角度既巧妙地反驳了对方，又回到了"分词"这一具体技术领域，可谓一箭双雕。

七，排炮齐射，气势磅礴

辩论场上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一方先把时间耗完。那么另一方如何把握这个有利时机呢？这个时候，经历了整场自由辩论，能说得清的道理早已说清，观众也已疲惫。所以此时重要的是气势，而不是道理。此刻是宜驳不宜立；宜排比短句，不宜繁琐辩理。请看下面反方是如何进“缺席审判”的：

辩题：信息战取代传统武力战。

阶段：自由辩论之"缺席审判"。

反方三辩：对方辩友孤立地看战争，殊不知不同的政治动因要采用不同的作战方式。

反方四辩；对方辩友一厢情愿地看战争，认为只许你打我，不许我打你。

反方三辩：对方辩友静止地看战争，殊不知不同的战争进程也有不同的战争方式呀！

反方二辩：对方群友片面地看战争，看不到信息战也是脆弱的呀!

反方四辩：对方辩友脱离条件地看战争，认为索马里人也可以打一场信息战。

篇2

作者简介：张贺清（1990-），女，安徽安庆人，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3）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9-0032-02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新课改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探究精神、实践能力和合作能力。要求必须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改变以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为主要教学方法的现状，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倡导注重学生学，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适应新时代、新课程要求的创新教学方式。教学方式变革是新课程改革的核心和命脉，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也只有通过教学方式的变革才能转化为鲜活的教育实践。

一、教学方式的内涵

学术界对于教学方式的界定往往是从它与教学方法的关系入手。有学者认为教学方式是教学方法系统的组成部分，包含于教学方法之下，是教学方法的活动细节和构成要素。相比于教学方法，教学方式更注重教师日常教学活动中的具体行为，更注重教师是如何将某一教学方法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如《教育大辞典》对“教学方式”的界定是：教学方法的活动细节，教学过程中具体的活动状态，表明教学活动实际呈现的形式，如讲授法中的讲述、讲解、讲演；练习法中的示范、摹仿等。[1]另外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教学方式是教学规律与教学方法之间的中介，是教师在教学中所采用的一系列教学行为与活动方式、方法的结合。[2]

对既有观点进行考察，发现纵使在定义的表述上学者们存在一定的分歧，教学方式包括教的方式和学的方式这点却是公认的。本文也认为教学方式包括师生双方的行为，但本文研究的教学方式偏重教师的教学行为。教学方式是指在学校教学情景中，教师为达到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成效所采取的一系列教学行为和活动方式。这包括显性的教师行为以及内隐的教师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教学方式变革是指由旧的教学方式向新的教学方式的过渡。在新的教学方式中，教师扮演的是组织者、激发者、引导者，学生从原先的知识被动接受者成为学习的主体、教育活动的参与者、探究者、实践者。总之，新的教学方式更注重学生主体价值的发挥，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成为自我学习的组织者和监督者。

二、教学方式变革的必要性

1.现行教学方式变革的现状

（1）对传统教学方式的依赖。一项对180名教师教学方式进行的实证调查表明：其中对传统教学方式的依恋心理“无所谓”者占11.7%；认为“依恋”者占73.8%；认为“不依恋”者占14.5%。[3]这组数据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传统教学方式在现行教学实践中仍然大行其道。一方面，传统教法轻车熟路、省心省力，而且其中不乏经典不朽的东西，如因材施教等。高考导向也使部分教师担心新教学方式影响升学率，加之新的评价机制没跟上，造成部分教师对新的教学方式持观望态度。另一方面，有些教师缺乏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改革意识不强，不思进取，对新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一律采取消极的态度。长期以往，这部分教师在改革的热潮中就显得能力不足，有心而无力。传统教学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教师主宰课堂，学生成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控制者，对教学的目标、内容、方法、进程、结果和质量评定都实施严格控制，教学过程僵化。并且教师片面注重知识的传授和灌输，忽视学生其他素质的发展。这就与新课改所提倡的知情意三维教学目标背道而驰，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

（2）采用新教学方式的单一化、滥化。在专家广泛的宣传下，当前也有不少教师开始逐渐地接受新课程的理念，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但是由于自身素质的不足和相关机制的欠缺，在使用新的教学方式时往往呈现单一化、模式化的倾向。他们认同对话、讨论、探究、体验、自主、合作等新的教学方式的先进性，于是将其当做拿来便用的万金油，直接照搬现象十分普遍。须知在实际教学中，为取得较好的教学成效，往往需要优化几种教学方式，而不是单一使用某一教学方式。而且在教学方式的具体实践中又不能忽视实际教学情境的多变性，完全根据预先设定的步骤进行教学。要想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综合运用几种教学方式务必要考虑课程类别、学科性质、知识结构特点以及教师自身能力和学生接受水平。

篇3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4.008

1引言

当前国家和社会对心理学的应用需求前所未有，心理学的学科和专业教育也对应用心理学、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学术期刊都要顺应时展潮流，承担起心理学“改变现实”的使命。

2017年初，《心理技术与应用》了“改变现实的心理学”专题论文征稿启事，征集关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快报”“评论文章”，以及将心理学原理、方法、技术运用于各行业领域或日常生活的应用方案或实际案例、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等。之所以征集这类投稿，是要强调心理学在改变和改善现实方面的重大使命，推动心理学研究成果在国家政策、企业管理以及个人生活等层面的应用。这种征稿导向是办刊定位的要求，《心理技术与应用》定位为一本应用心理学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各应用心理学领域的前沿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运用心理学原理、方法和技术探讨经济、社会、管理、健康、教育等领域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心理技g与应用》2016年第4期我撰文阐述了这一定位，强调我们要发表那些“旨在‘理解’并（或）‘改善’的应用心理学原创研究成果”（辛自强， 2016， p194）。

无独有偶，《心理学报》2016年5月公告，设立“以小拨大：行为决策助推社会发展”专栏并征稿。该专栏旨在立足中国现状，集中报告既有用又有趣的行为决策研究发现，重点评介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发现在提升人民的健康、财富、幸福等领域可提供的“小”技法和可发挥的“大”作用。

行为决策无疑是应用研究的重要领域，不仅如此，整个心理学都面临着“现实转向”的问题（林崇德， 辛自强， 2010），必须更多关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心理学只有承担起“改善现实”的使命，才能展现出自己的力量和价值，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实际上，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开始因应这种现实需求，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现在全国有60多个单位可以招收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简称“应用心理”专硕），专硕教育蓬勃发展。例如，我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自2015年招收第一届应用心理专硕以来，每年考录比均超过10比1，一跃成为学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这些年在推进并不断反思专硕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是教学要适应专业学位教育的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心理学都面临挑战：若没有现实的关怀，不能承担“改善现实”的使命，心理学就难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虽然2010年我的恩师林崇德先生和我曾经撰文讨论过发展心理学的“现实转向”问题，但我又历经几年才开始慢慢领悟，心理学现实转向的最大难点是方法论的转向和变革，只有在方法论层面改变心理学研究当下一些未必妥当的习惯模式，才可能真正实现学科的现实转向。改变“现实的心理学”，才可能有“改变现实”的心理学。要开展旨在改变现实的心理学研究，我们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做哪些变革呢？本文略述管见以抛砖引玉。

2八个方法论问题

（1）研究的价值导向

研究通常被区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前者侧重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寻求描述、预见、特别是解释性的知识；后者侧重回答“应该如何”“如何做好”的问题，旨在基于证据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方案或建议。就价值定位而言，前者以“求真”为导向，侧重提升人类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后者以“至善”为导向，帮助人类依循客观规律改变或改善现实。不理解客观规律，就难以有效改变现实，反之，以改变现实为目标的研究，也推动着对客观规律的探究，因此，二者相辅相成。

然而，只是讨论二者的辩证关系可能于事无补。当下的现状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旨在理解的学问和旨在改变的学问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鸿沟是学科历史和知识发展逻辑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偏见、学术评价体系造成的。心理学从创始人冯特开始，就充满偏见，冯特将心理学定位于基础科学，反对弟子研究应用问题。1879年冯特建立实验室这个事件，严格讲，只是标志着实验心理学的开端，把它当成整个“科学心理学”的开端，似乎显得实验心理学有些傲娇。发展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的很多分支学科，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学科起源和历史。以心理咨询为例，虽然它要从心理学这一母体学科中汲取学术营养，但是它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轨道，表现为形成了独立的知识体系、研究范式和师承关系。

无论如何，现在是改变彼此偏见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认识到“理解”与“改变”的学问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辛自强， 2015）。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心理学的应用价值一再被提升到新的高度，正是巨大的应用空间，不断为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我们做基础研究的人应该向做应用研究和应用工作的人表达充分的敬意，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改变现实，让世界和生活变得更美好。反过来，没有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就无法合理地、系统地进行“改变”。心理学家卡尼曼因为对人类决策心理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与合作者都承认，他们研究的那些规律小商小贩早就在应用。然而，是他们这些学者让我们明白了小商小贩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没有他们的基础研究工作，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决策的本质，也谈不上有意识地用以指导决策。在应用工作中被个体自发使用的知识，只有被提炼、检验并系统化，才能成为自觉的知识，成为科学知识。今天，我们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但他“发现”之前，美洲大陆早就有人居住。虽然“发现”一词的使用，流露出些许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然而，“是哥伦布把美洲大陆这个知识和人类科学的‘主流知识’联系在了一起。‘孤岛式知识’是不行的（万维钢， 2014， p239）。”

当前很多学术期刊已经试图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衡发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日益兼顾旨在理解的成果和旨在改变的成果。就研究者个人而言，我们可以有所侧重，也同样可以兼顾两个方面。即便发表基础研究的论文时，我们也不应只是在论文“讨论”部分最后顺便提几句研究的应用价值了事，而是要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的发现离实际应用究竟有多远，具体如何将自己的成果做“工程化”的转化。例如，我们可以要求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研究一做一个小的基础研究，研究二将其结果转化为行动方案或项目，甚至实施该项目，并做项目评估。总之，我们要更多强调研究的应用价值，推动改变现实的研究。

（2）问题提出方式

研究始于问}。常用的问题提出方式有两种：有什么问题没有研究过？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当前，我们往往只采用前一方式提出问题，而对后一方式考虑不多。

开展科学研究，必须思考并说明某个问题是否被研究过。科学的创新本质决定了研究者必须探讨新问题，用新的方法探讨问题，寻求新的发现。为了确定自己研究的创新性，要开展系统的文献综述，论证研究的新意，只要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在某一方面超出了现有文献，就说明了研究的创新性和必要性。例如，很多论文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关于变量A和B的关系已经被研究过，关于B和C的关系也有说法了，而关于A和C的关系，或者关于A、B、C三者的关系没有人研究，于是需要开展研究。对于纯粹的学术问题，我们确实可以这样提出问题。

然而，我们不能只从推导文献出发提出问题，还要从观察和反思现实开始提出问题，要不断反问“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大致有三个层面的涉及心理学的现实问题需要关注。一是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面临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如医患信任、农民工身份认同；除了负面问题外，还有很多是“如何变得更好”的问题，如民众获得感的增加、国民素质的提升等。二是各行业实践领域的问题。心理学可以广泛应用到有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包括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各类企业与行业、各类人群与团体。具体问题不胜枚举，如企业员工激励、投资心理分析、人才测评与选拔等。三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心理学更直接的应用是解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如心理健康问题、智力开发问题等。

总之，我们的研究不能只是通过查阅和推导文献提出问题，而是要更多关注现实，研究实际问题，退而言之，至少要清楚地阐明所研究问题的现实立足点。现实问题可以是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也可以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特定问题。所谓研究的“本土化”，就是要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非让研究停留在验证西方理论的层面。强调研究的应用导向和本土化思想是内在一致的。对我国当前的实际问题或现实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属于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提出基于证据的思路和方案，这算作应用研究；若能直接开展行动来解决问题，则属于应用实践。应用研究应该是接地气的研究，接本土地气的研究。

（3）变量选择

我们鼓励旨在改变现实的研究，鼓励关于实际问题的研究，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首先就是变量选择问题。我们认为，在一项心理学研究中既要有主观变量，也要有客观变量，因为心理学是研究主观变量与客观变量关系的科学。

心理学中的变量有两大类：主观变量和客观变量。主观变量是“心理”自身的、反映心理感受、心理活动等方面的变量，如情绪、推理等。客观变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心理活动的产物，如行为表现、作业或作品、痕迹等，常用的变量包括行为发生情况（行为频次）、行为速度（反应时、问题解决时间）、行为强度（如博弈任务中的投资额度）、作业正确率或错误模式、作品质量、行为轨迹等；二是心理活动伴随的生理活动、生理表现方面的变量，如眼动特征、呼吸与心跳频率、腺体和血流特征、电生理特征（皮肤电、脑电等）、化学递质等；三是心理活动的外部条件，包括刺激特征（刺激的频次和结构、刺激的时间和强度、作业和任务类型）、环境条件等（如城乡背景、社会阶层、家庭结构、文化类型）。这三方面的客观变量，涵盖了心理活动的外部条件、行为和生理表现，笼统地说就是“刺激”（S）和“反应”（R）。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的科学，但鉴于心理变量本身是主观变量，被试心理无法直接由研究者观测（研究者可以对自身心理活动进行自我观测，但这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窘境），只能通过被试的主观内省和自我报告（如口语报告技术、自陈量表）来测量。这种测量虽然可以直逼内心，但有很强的主观性。在这种局面下，心理学反而在客观变量的操纵和测量方面进展巨大，因为客观变量的测量在客观性、精确性上更符合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要求。上个世纪初，行为主义者正是要用客观变量定义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用客观测量限定其研究方法。回顾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我们在客观测量方法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相比之下，迄今为止主观测量方法的进展仍然乏善可陈。

不仅是测量方法问题，心理学研究要“有力量”，要担当改变现实的使命，必须考虑客观变量，要么研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要么研究心理对客观世界的作用。例如，心理物理学探讨人们对各种物理量的主观感受问题，试图在物理量（客观世界）和心理量（主观世界）之间建立函数关系。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应用价值。卡尼曼的研究只不过是将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探讨金钱的主观效用问题，但研究结果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如果卡尼曼只研究主观变量，他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有心理活动并不能改变客观世界，心理活动要藉由行为及其产物来改变客观世界，因此，我们要更多关注心理的行为表现、行为后果。总之，心理学研究要么关注心理的前因（客观刺激），要么关注心理的后果（行为），只有说明心理的前因与后果，才能得到有现实解释力的发现，才能让心理学研究“有力量”。

一言以蔽之，心理学是研究主观变量和客观变量关系的科学。没有主观变量不是完整的心理学（如早期的行为主义），只有主观变量是没有力量的、存在科学性风险的心理学。例如，现在很多研究所选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主观变量，甚至再加个主观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如此统计来统计去，是很难说清其中的因果逻辑的。不仅如此，这类研究结果也很难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只是就主观论主观，无法说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联，研究结果难以与现实对接。这种对客观变量，包括行为变量的忽视，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警觉。Baumeister，Vohs和Funder（2007）从1966年、1976年、1986年、1996年以及2006年这五年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中，每年大致选择2期，分析了实证研究报告中的共304项研究，统计这些研究是否包含实际行为变量（对行为的操纵、对行为的观测都可以算数），结果表明，在1976年，近80%的研究使用了行为变量，1986年后这个比例迅速下降，2006年已经低于20%。虽然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和行为的科学，但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耐心去现场观测和操纵真实的行为了，而是严重依赖被试在问卷和量表中的自陈报告，依赖在电脑上完成实验。由此，Baumeister等人用这样的文章题目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心理学作为自陈报告和手指活动的科学”。

（4）样本选择

心理学研究样本的选择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对大学生样本的过度依赖。二是对超大样本和单个被试的研究不足。为此，我们要充分重视样本性质（少用大学生被试）和规模（大样本、超大样本、单个案）的多样性。

对于心理学研究过度依赖大学生被试问题的诟病由来已久，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好转，而且问题似乎更严重了。大学生能否代表人类或某个总体，这可能要看问题的性质。例如，对于一些通则式规律（如格式塔学派发现的“完形”规律）的研究（辛自强， 2013），随便找个被试都可以证明规律的存在及其普适性，甚至无需从样本推论总体。但心理学研究更多探讨概率性题，需要从样本推论总体，显然在很多情况下，大学生不能代表全人类。我有一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该论的推理研究，每个子研究的被试都是一所国内著名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结果做的“很漂亮”，但总让人感觉这不是人类推理的一般状况。过于依赖同质样本，甚至根据某一标准选出一批“区组”被试，这有助于实验得到阳性结果，但却不利于结果的现实应用，因为现实中的人群更为复杂多样，个体间差异很大。因此，在论文评审和发表时，我们应该鼓励样本的多样性，鼓励选择合适的样本。必要时，可适当限制那些对大学生样本过度使用的论文（这大多是出于研究者找被试的方便或惰性），心理学不能都做成“大学生心理学”。我在和同事讨论专硕毕业论文的评审导向时，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学生必须到大学校园外边找被试。只是猫在象牙塔里做研究，难以体现应用导向。

心理学家习惯的样本量往往是几十到几百人的规模（即一般的大样本），也有些在上千人的规模，但很少涉及更大或超大的样本，也不太喜欢对单个被试或个案的研究。全世界范围内由社会科学家开展的大型调查项目有很多，最著名的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它最近一次的调查从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取样，样本量达到7、8万人。但心理学家很少主持这么大的调查项目，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方法，激发了对一些超大型样本的研究。例如，彭凯平（2014）课题组基于大数据理念，通过搜索某年度新浪微博的所有数据来分析中国人幸福感的时空规律。心理学家应该更多关注那些大型调查数据以及官方统计数据的使用，关注大数据方法。除了大数据、超大样本，心理学还应重视“被试量为1”（即N=1）的研究，也就是单个案研究。它包括个案研究和单被试实验，前者大致是对个案的描述性、观察性研究，后者是对单个被试的实验研究。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单个案研究的价值。在心理学的早期历史中，对单一被试或者少量被试的研究曾一度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不仅心理物理学研究使用少量被试，艾宾浩斯记忆研究的对象只是研究者本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研究的被试是一条或几条狗，华生对情绪的研究也只是采用很少的被试（如小艾伯特），精神分析学派、格式塔学派也都依赖个案或少量被试。心理学家广泛使用实验设计、大样本和推论统计这些方法是很晚近的事情，这种转向要归功于英国统计学家费舍《实验设计》一书在1935年的出版。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心理学期刊虽然还发表一些单个案的研究，但是这类研究的数量迅速减少，它们转而发表更多的对大样本做统计分析的研究成果，有控制的群组设计逐渐成为主流范式，研究者依赖统计分析确定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是否显著。这次转向后形成的方法学规范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当我们将群组比较的结果推广到个体层面时未必妥当，因为行为作为一种现象发生在个体层面而非群组层面；心理学作为行为科学， 必须理解 “个体” 如何与环境互动（Barker， McCarthy， Jones， & Moran， 2011，p18）。因此，单个案研究的价值在今天需要被重新强调。

在很多情况下，单个案研究往往以更直观的方式启发研究者确立富有生态效度的研究结论。例如，一种临床干预方法若有效，它应该是在一个又一个个案身上“应验”过的，这种方法有效性的结论是在个案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然而，群组研究中，是以变量为中心在很多个案身上统计出的平均结果，这个结果未必适用于每个个案。因此，有学者认为，单被试实验更能证明某种“实践的有效性”（如咨询实践的疗效），而非刻意在实验室内考察“研究的有效性”（Yarnold， 1992， p179）。当然，单个案研究不仅是个样本量的问题，而有着与群组设计完全不同的推理逻辑，下文再论。

（5）实验的生态效度

虽然可能以偏盖全，但大多数人认可，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诞生，是以实验室建立和实验法的运用为标志的。实验法通过操纵自变量、控制无关变量、观测因变量这样的逻辑，确保得出因果性结论。心理学实验往往是操纵客观变量，然后观测它对主观变量的影响，或者通过操纵客观变量间接操纵主观变量。“操纵”就代表着某种力量，心理学实验的结果可以启发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操纵心理、改变现实。然而，每一项心理学实验的因果力（内部效度问题）和推广价值（外部效度问题）可能并不相同，这里重点讨论外部效度、特别是生态效度问题。因为心理学要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必须确保实验结论能外推到现实生活中，这取决于至少如下两个因素。

一是实验处理效应的稳健程度。一项实验中设置的条件、处理、干预方法的效应有即时效应和延时（短期、长期）效应的区分。很多实验操纵有即时效应，但是否有延时效应呢？大多数研究者并未考虑，也未报告。如果一项研究能够不仅证明实验处理的即时效应，也能证明其延时效应，这就有助于实验结果的推广应用。早年间，可口可乐公司为了与百事可乐公司竞争，研究过配方改良问题。百事可乐更甜一点，可口可乐带点酸味。可口可乐公司做过实验，让消费者品尝各品牌的一小杯可乐，结果大多数人认为百事可乐更好喝。可口可乐公司根据所谓实验结果改良了配方，使之更像百事可乐，销售结果却惨遭失败。失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在实验室里喝一口，与拿回家去喝一瓶的感受是两码事。很多心理学实验发现了各种暂时的效应，但其推广价值存疑。有人开玩笑说，“目前大多数的心理学实验，是‘喝一口的心理学’，而不是‘喝一瓶的心理学’（万维钢， 2014， p246）。”实验处理效应不仅表现在持续性上，还表现在强度上。当采用特别敏感的观测指标时，或者使用特定的检测方法时，很多实验得到了阳性结果，但是这种实验处理的效应未必足够强劲和稳健，因而难以重复和推广。例如，近几十年，社会心理学领域有关启动效应的研究呈现井喷状态，但其结果的可重复性不断被质疑，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启动效应往往很微弱（张h， 辛自强， 2016），其可被重复观察到的难度增大，更不用说在现实生活中推广应用了。

二是实验场所问题。实验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 也可以在现场， 也就是一种心理和行为通常发生的真实场所中进行。实验室环境容易操控，但人为性很强，容易得出“伪结果”（人为，就是“伪”；辛自强， 2012， p122）。社会心理发生在社会生活中，教育心理发生在学校中，消费心理发生在商场中，到这些真实的场景中做现场实验有助于提高心理学研究的生态效度和应用价值。例如，我们一项关于信任的实验，是在北京到烟台的K285次列车卧铺车厢里完成的，以旅客为被试（辛自强， 辛素飞， 2014），火车是移动的优质实验室。更令人震撼的是下面这项研究。研究者在美国一家游乐园，以11万余名游客为被试，考察了他们是否愿意购买乘坐过山车时由实验员为其拍摄的照片作为纪念。自变量为定价方式（包括明码标价和自愿付钱）、捐赠与否（一半游客被告知照片销售收入的半数将捐赠给慈善机构）。结果表明，当游客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付钱时，同样的慈善因素让企业获益更多，因为游客通过自愿付钱表达了自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可（Gneezy， Gneezy， Nelson， & Brown， 2010）。这种大规模的现场实验得出的结论显然比实验室实验更有说服力，更有生态效度，而且这项实验做下来还多赚了很多钱。

大家热议的心理学实验“可重复性危机”，究其原因是很多结果是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而且所发现的实验处理效应很微弱，缺乏持续性，这种不稳健的效应自然难以重复，也难以发挥心理学改善现实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鼓励对实验延时效应的考察，鼓励现场实验（如教育实验、社会实验），鼓励长期干预研究。心理学不能过分追求实验室研究的“小巧”，而应该展示实验干预的强大力量，甚至直接开展社会改造实验。

（6）统计方法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统计方法本身，而是统计实践问题。统计方法只是研究的工具，研究目的不同，对于统计方法的需求和应用实践就有所差异。我在统计方法的学习方面，只是一知半解的水平，这里仅“随意”罗列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第一，描述统计的重要性。描述统计是推论统计的基础，没有描述统计结果，推论统计的结果是很难理解的，因此论文要充分报告描述统计结果。如果一项研究被纳入元分析研究，也通常要求提取其描述统计结果以便做元分析。从传播效果上看，描述统计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政策制定者、实践者、一般公众来说，用平均数、百分数、简单的图表来描述的结果，可能比复杂的变量关系模式图、拟合指数之类结果，更容易被理解，也更有力量。

第二，“统计上显著”还不够。心理统计的核心逻辑是“零假设显著性检验”，即p值方法，根据p值大小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零假设。如果统计得到的p值比临界值小，比如小于005，就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而接受备择假设。这时我们只能表述某种结果“在统计上显著”，如果显著，则意味着随机因素不能解释这个结果，而只好归结为某种“必然性”（仍是统计上的必然性）。然而，p值的大小，并不能说明研究结果的重要性或变量关系的强度。它只表示p值越小，拒绝零假设时可能犯错误的机会或概率越小。效果量（effect size）则表明了我们专业上所关心的效果和效应的大小，比如实处理效果如何，变量关系强度如何，这是p值所不能传递的信息（辛自强， 2010）。因此，现在学术期刊都要求既报告统计检验结果是否显著，又报告效果量指标，如d、η2（Eta平方）、r2（决定系数）等。而且，我们应该更重视效果量指标，因为对于很多实验，特别是干预实验，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只是差异显著还是不够的，而且差异程度要足够大。否则，这种干预方法的现实应用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不足。假如我们在每位老人身上投入了1千元，用于实施某种干预课程提高其幸福感，虽然最后实验组老人幸福感与对照组统计上有显著差异，但如果高出的程度，还不如直接发放给每位老人1千元的作用，那干预项目就没有真正的价值了。对于效果量如何算“大”，虽然有些建议性的解释“标准”（Kotrlik， Williams， & Jabor， 2011），但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临界值，这要根据以往类似干预研究的效果量大小、政策需求、项目要求等来解释。顺便说一句，同样是效果量指标d，在单被试实验中要求的效果量通常比群组设计中大得多。例如，在群组设计中d值为08已经算是 “较大的” 效果量了，而在单被试实验中，这只能算“较小的”，d值在2、3以上也是常有的（Barker，

McCarthy， Jones， & Moran， 2011， p161）。

第三，兼顾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与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当前心理学普遍使用的是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如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这些方法侧重描述变量关系，没有将个体看作整体，而是假设个体是可互换的单元，除了随机误差之外，他们在行为发展上不存在质或量的差异，即总体具有同质性。而事实上，在心理学中，总体中的个体常常是异质的，因此应该重视以个体为中心的完整分析（辛自强， 2013）。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它的任务是确定心理和行为发展的个体差异或异质性。它假定就变量如何相互关联而言，总体是异质的，样本中可能存在异质性的个体亚组。通过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如聚类分析、配置频次分析、模式发展的探索式分析、基于模型的聚类分析等，可以识别被变量的关联模式描述的个体亚组，识别基于纵向轨迹模式的个体亚组，识别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个体亚组，以考察模式结构的稳定性和个体的稳定性（详见杨之旭， 辛自强， 2016）。以干预项目为例，可以用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揭示干预效果的一般趋势，而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可以识别出符合与不符合一般趋势的亚组并分析其原因，兼用两种方法将有助于全面评估干预项目的效果。

第四，“中介”和“调节”的是与非。在大陆心理学专业期刊里检索可见，2000年前后的时候，对研究结果做中介和调节模型分析的文献寥寥无几；2016年仅文章标题提到“中介”模型的文章就超过200篇，提到“调节”模型的超过100篇。现在打开任何一本心理学专业期刊，目录上到处都是“中介分析”“调节作用”之类的字样。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让我们严肃地讨论三变量关系问题，无疑有助于科学认识的深化，很多研究者确实在这些方面做出了重要发现和贡献。但是，也有更多文章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是做了点这方面的统计而已，离得出可靠的理论模型还差很远。尤其是中介模型，它意味着三变量形成一条“因果链”，而因果关系的确立有着严格的标准，如时间顺序、操控逻辑，通过问卷、量表测出的一堆主观变量之间何来顺序和操控逻辑呢，因此也很难确定中介关系。无论是中介还是调节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其建立都不是简单的统计问题，必须有理论和逻辑的考量（辛自强， 2012， p279）。目前这类套路化、仪式化的统计分析方式，已经在限制我们的思考，限制我们发现知识的能力。如果不能通过研究达成确实的认识，建立有效的模型，就谈不上应用的问题。

（7）推理逻辑

当前的心理学研究过度依赖“假设-演绎”的方法，而对于如何观察现象，从经验资料中归纳假设（假说），形成理论认识这一归纳过程重视不够。这种推理逻辑使用上的偏畸，不利于培养研究者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想象力。

心理学研究通常使用的是“假设-演绎”的逻辑。其思路是基于假设演绎出对经验事实的预测，然后考察实际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否符合预测，若符合，则确证了假设的合理性。因为，很多事实单纯凭猜测，能预测到的机会是很少的，然而，我们居然根据一个理论假说准确预测到了，这足以确证理论假说的合理性，甚至真理性。这种演绎过程的逻辑较为完备，可以验证已有假设，但不利于发现新知识（新假设），因为假设-演绎的结果是事先就料定的了：如果假设验证了，就确认了这个知识；否则，我们只知道这个假设不对，但并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

科学研究的关键是发现并提出假设，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象有敏感性，善于根据零碎的线索做出归纳、猜想，从而形成理论假说。“虽然归纳本身常常难以保证逻辑上的完备性，然而，它对于科学发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演绎，甚至更重要。因为对少量事实的归纳，是我们发现规律性，提出科学假说的基础。很多新思想的出现，往往是受到了某个事实的启发，受到了某个类比的启迪，受到了某个隐喻的暗示（辛自强， 2012， p297）。”

心理学研究对统计方法的过度依赖和套路化使用，强化了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在学科中的地位，而无意中抑制了归纳逻辑的使用，不利于科学猜想和科学发现。实际上，其他一些方法更好地体现了科学发现的逻辑，心理学应该予以重视。例如，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创立，就是对常规研究方法的反叛，即反对通常使用的“假设-演绎”逻辑――基于理论形成假设，然后用新资料来检验。扎根理论研究中，要尽量避免将研究者已有的理论范畴强加于资料之上，而是通过对资料的灵活归纳，从资料中生成理论，这一研究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归纳过程（Glaser & Strauss， 1967）。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建构出的概念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但是由资料中萌生出来，而且也被资料暂时性地验证过了。是故该方法建立的理论，可曰“扎根的理论，或者植根于经验资料的理论”，这样建立的理论是一种情境化理论，更具有生命力和现实解释力。

又如个案研究，也有助于形成假说和理论。如果单从统计推论的角度看，基于少量的个案获得的研究结果，无法摆脱个体差异的影响，难以推广到更大的总体上。不过，统计推论并不是获得一般性认识或规律性认识的唯一途径。如果在一个案例基础上推断出的一般性认识（如模式、法则），可以在其他案例身上得到验证或重现，就可以增强我们对理论的信心。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在个案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假说，尚没有被任何一个已知反例挑战或驳倒，那么它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若一项个案研究为理论假说的建立、反驳与修正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当然有重要价值。

综上，心理学研究不仅要重视统计方法及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的使用，也要重视基于个案归纳理论假说，扎根于经验资料建构情境化的理论。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重视假说的验证，又要重视新假说的归纳和新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才能增强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原创性，使研究成果更贴合实际（包括我国实际），提升其现实解释力。

（8）理论建设

科学研究并非只是为了积累事实，而且要建构理论。一部心理学的历史，除了经典的实验，就是观点各异的理论。要想在心理学历史上留下点什么，要么开展一项堪称经典的实验，要么创立一个伟大的理论。我国心理学要增加国际影响力，增强现实解释力，就必须重视原创理论的建设，而非停留在验证国外理论或现有理论的境地。建设理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并非只有心理学的“大家”或大师才可以建立理论。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研究中建立理论。了解了心理学理论的类型或形态，就会知道自己应该建立哪种理论以及如何去做（对这块内容的详细论述，见辛自强， 2012， pp326-345）。

第一，描述事象的理论。描述事实和现象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功能之一，这种描述就可以构成一种简单的理论。关于事实的理论可以描述一个事物的属性，也可以描述变量的关系。例如，米勒描述了短时记忆的容量，就是在描述一个事物的属性；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描述了记忆保存量和时间的函数关系，这是关于变量关系的理论。除了描述事实之外，还可以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简单概括，从而形成一种理论观点，如问题解决的“试误说”“顿悟说”等。能用一个术语或理论描述一种前人未曾发现或者未曾言明的现象，这是巨大的理贡献。

第二，类型学理论。它用于区分并描述事物的不同类型。建立类型学理论首先要确定分类的维度，在此基础上划分并定义类型，然后描述该类事物的特征，并将这种类型划分用于实际观察，或者用实际观察结果检验这种类型划分。分类的标准或维度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双重维度或多种标准。例如，场独立与场依存、A型与B型人格都是单维上的类型划分；荣格对性格类型的划分，则采用内-外倾向和四种心理功能（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两个维度结合划分出了8种性格类型。艾森克从外倾-内倾、神经质、精神质三个维度确定人格类型。类型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人类分析思维的表现。初步的认识是对事物的直觉把握，很少清晰分出维度。而分析出维度和类型使得我们可以深入认识每一类事物的具体特征。这种类型的划分可以通过思辨完成，也可以借助统计学的方式进行分类或类型的验证，如因素分析、聚类分析都有这种功能。

第三，过程理论。类型学理论侧重在空间上将事物划分为不同类型，以分析不同类型的特点。而过程理论主要与时间维度有关。这种过程，在心理学中主要体现为认知过程或信息加工过程、学习过程等。过程理论在时间维度上刻画事物变化的流程、经历的不同状态等。例如，早期行为主义者提出的刺激-反应（S-R）公式反映了一种最简单的“过程”；新行为主义者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加入了有机体变量（O），提出了S-O-R的公式，这时过程的味道有所增加；后来，信息加工理论又将O分解成更多的环节，这样认知过程的意思就很明显了。由于每次认知活动都耗费一定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必然是时间过程。无论是认知还是学习，都是主体应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过程，对外部刺激的处理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这里的时间，大多是小尺度上的时间，多要以毫秒、秒、小时、天等来计量，而且只衡量时间的长度，一般不关注时间的方向。

第四，发展理论。过程理论通常只关注时间的长度本质，而发展理论往往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如月、年）探讨事物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过程、演化过程，这里的时间是有方向的，不可逆转的。例如，对于发展心理学家、进化心理学家来讲，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心理如何随时间而发生和变化。发展理论通常有两种方法描述发展：关于发展的极性变量与里程碑顺序。“仅仅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数量方面的差异变量可以称之为极性变量（polar variable）， 而那些性质上不同的转折点可以称之为里程碑顺序（milestone sequences）。极性变量与里程碑顺序之间的差异是连续和非连续变量之间差异的扩展和发挥（卢文格， 1998， p52）。”通常，从极性变量的层面认识事物，是更直接、更直觉的把握方式；而看到并解释清楚里程碑式的间断性发展或直接说出阶段的本质差异，则是更深入，也更困难的一步。例如认知发展研究，测量学派的通常做法是设计若干题目考察某个年龄儿童的通过率，会做的题目越多说明能力越高。在这个意义上，能力是可以累积的，因为研究者并不区分做对这道题和那道题有什么能力上的本质差异，做对每道题都得到同样的单位分数。而皮亚杰看到了这种分数差异背后的结构问题，认为那些在某个任务上表现良好与不好的孩子在认知结构上有根本的不同，由此，他提出了认知发展的结构观，对发展做了里程碑式的、阶段的描述。

第五，结构理论。“阶段”通常被泛泛地用作“发展水平”的同义语，然而，在最严格的意义上，阶段指代由特定的结构决定的发展水平质的差异。结构是由要素之间的一系列联系或关系组成的，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整体，并赋予要素以意义，使要素成为整体中有意义的部分。要素之间的关系变化了，结构也就变化了；但是要素本身变化，结构不一定变化。结构是组织的形式而非内容。这么看来，“发展是由决定要素之间联系的基本规则的获得或变化组成的（卢文格， 1998， p32）。”在心理学中，皮亚杰是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用逻辑数学结构成功刻画了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这种做法后来被科尔伯格、塞尔曼等人推广到道德推理、观点采择研究中。然而，并不是每个心理学家，都像皮亚杰那样理解结构，结构也并非只用于刻画发展阶段，即不只是“发生的”结构。心理学中的“结构”还有很多其他形式，像机械的结构（如弗洛伊德的人格“三我”理论）、统计学层面的结构（如人格与能力的因素结构）。

第六，功能理论。“结构”和“功能”往往是一个事物或系统的两个方面，它有结构，也必然有功能。正所谓结构是系统内部要素的关系，功能是系统与其之外的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定义只是在最抽象的意义上界定了“结构”和“功能”的内涵。就像“结构”一词具有多种含义那样，心理学家所说的“功能”的含义也至少有两类。一方面，指心理功能。这里的“功能”有时被称作“机能”，有机体有各种心理方面的机能，或者心理功能。例如，在认知心理学中，智能就被定义为一系列的功能，包括符号或信息的输入、输出、存储、复制等。另一方面，指心理的功用。心理的功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心理这个系统对其外的环境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某种心理机能对其他心理机能或系统所起的作用；某种心理机能对现实生活的作用或应用价值。简单说，心理的功用， 就是心理功能的功能。 例如， 美国的那些机能主义者（如詹姆斯、杜威、安吉尔等）认为，心理或意识的主要机能是选瘢最终是为了适应环境以求生存。

此外，心理学中的很多理论都属于“影响因素”理论，用于描述或解释事物发生的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有的理论属于“层级”理论，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事物划分为不同层次或等级，并阐明每个层级的特点以及层级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心理学研究和理论总是涉及世界的两个维度：时间（发展与过程）与空间（类型、层次、结构、功能、关系）。从时间方面来说，关于短时间尺度的是认知与学习过程理论，关于中等时间尺度的是毕生发展理论，关于宏观时间尺度的是心理进化理论与心理变迁理论。从空间方面来说，要么是关于元素的理论（描述事象的理论、类型学理论），要么是关于一个系统内部要素关系的理论（结构理论），要么是关于系统之间关系的理论（功能理论、影响因素理论、层级理论）。理论建构总是与时间或空间有关：以之为对象，在不同层次和侧面上进行理论建设。心理学研究要强化现实性与应用导向，就必须重视理论建设。我们要记住勒温的名言――“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理论更实用了。”

3小结：必要的方法论变革

为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心理学的巨大需求，心理学研究者需要深入反思所奉行的方法论，以及所遵从的研究模式，做出必要的理念与方法调整。本文罗列的上述八个方面的方法论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研究理念的变革。我们要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衡发展，兼顾旨在理解的学术成果和旨在改变的学术成果，尤其要重视后者；提出问题时，不仅要根据文献选定尚无人研究过的问题，更要从现实出发，研究尚没有解决的实际问题。

其次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变革。在变量选择方面，一项心理学研究既要有主观变量，也要有客观变量，以探讨两方面关系为己任；在被试选择方面，减少大学生样本的使用，增加样本的多样性，而且，除一般的大样本外，还要加强超大样本和单被试的研究；在研究生态效度的提升方面，需要增强实验处理效应的稳健性，重视现场实验；在数据统计层面，重视描述统计和效果量指标，兼顾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与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注意中介和调节模型的理论分析。

最后是理论思维的变革。 在推理逻辑方面， 不仅要重视统计方法及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的使用，更要重视归纳逻辑的使用，如基于个案归纳理论假说，扎根于经验资料建构情境化的理论，增加研究者的现实敏感性与想象力；在理论建设方面，掌握各种形态理论的建构方法，敢于并善于提出原创性理论。

总之，我们要在方法论的上述三个层面上，变革心理学学术研究共同体遵奉的一些不当规范和实践模式，通过改变“现实的心理学”，建设旨在“改变现实”的心理学学科，增强研究成果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价值。

⒖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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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最新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把“以学生发展为本”作为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提出“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研究、勤于动手”,“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应用,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以及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新课程指导纲要突破了以往历次教学改革着重从教师教的角度研究变革教的方式,转为从学生学的角度研究变革学的方式。也就是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既要加强学生的基础性学力,又要提高学生的发展性学力和创造性学力,从而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因此,本人在教改实验中,就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作了如下几方面的探索。

一、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新一轮课程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改变学生的学习状态,教师在教学中,更重要的是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就学习数学而言,学生一旦“学会”,享受到教学活动的成功喜悦,便会强化学习动机,从而更喜欢数学。因此,教学设计要促使学生的情感和兴趣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保证施教活动的有效性和预见性。现代教学理论认为,教师的真正本领,主要不在于“讲授知识,而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让他们兴趣盎然地参与到教学全过程中来,经过自己的思维活动和动手操作获得知识”。在平时的教学中,我注意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学目标,结合学生的特点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努力创设一种和谐、愉悦的教学氛围和各种教学情境,精心设计教学过程和练习。在课堂上给予学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动手操作的权利,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二、变“学数学”为“用数学”

新课程提倡学生初步学会从数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理解问题,并能综合应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解决问题,发展应用意识。但数学应用意识的失落是我国数学教育的一个严重问题,课堂上不讲数学的实际来源和具体应用,“掐头去尾烧中段”的现象还是比比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股票、利息、保险、有奖储蓄、分期付款等经济方面的数学问题,已日渐成为人们的常识,如果数学教学仍旧视而不见,不管实际应用,恐怕就太不合时宜了。

如教学“几何图形的立体知识”时,我有意识地把一些几何图形带到教室里,并用真实的图形进行演示,让学生在头脑中牢固地树立空间的概念,顺利地从过去的平面几何中把概念发散,进行到立体几何阶段。有了立体几何的牢固知识后,便可以更好地把立体几何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譬如,计算几何体的体积、几何体的拆分等。经常这样训练,使学生深刻地认识到,数学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多么重要,学数学的价值有多大,从而激发了他们学好数学的强烈欲望,变“学数学”为“用数学”。

篇5

1．1 研究对象 我校2008级护理专业全日制本科生83名，男7名，女76名；年龄19~22岁，平均(20.6±0.5)岁。授课教师3名，其中讲师2名、助教1名。

1．2 方法

1．2．1 教学内容及方法 《护理伦理学》是我院护理学专业本科学生必修课程之一，共27学时。教学内容以尹梅主编的《护理伦理学》为主，并参考国内其他同类教材。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内容进行教学，采取讲授法、小组讨论、应用多媒体等多种方式教学。期末成立教学考核小组，对教学内容、方法及考核方法统一认识并按计划实施。

1．2．2 考核方法 课程开始时即向学生介绍考试的具体措施和评分标准。“情景演示-辩论-总结”式考核方法主要是关于《护理伦理学》知识应用的考核：考核主要包括3个部分: 一是案例情景演示（40分）：以宿舍为单位，4~6名学生组成1个小组。要求学生选择目前教材上或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伦理问题，设计方案，充分拓展思维，将案例以小品或者情景剧演示出来，然后表明此案例中的伦理问题。②辩论环节（40分）：该组同学针对案例中所呈现的伦理问题进行辩论，辩论过程中各自表明自己对此伦理问题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解决方法，时间不超过10 min。然后回答其他组的学生对本组情景演示以及伦理问题的意见或者看法。③总结：（20分）：课程结束后，小组根据自己的表演和辩论以及回答问题情况等详细地整理记录下来，以作为书面作业。

1．2．3 评价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对创新式考核方法的满意程度、对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等。全部考核完毕后，组织学生进行集体答卷, 共发放问卷83份, 收回83份, 有效率为100%。

2 结果

调查结果：对创新考核方法的满意程度：满意74.7%，一般14.5%，不满意10.8%；是否赞成考试改革：赞成66.3%，一般24.1%，不赞成9.6%；对强化护理伦理理论知识的理解的帮助：有帮助72.3%，一般16.9%，没帮助10.8%；对分析和解决护理工作中的伦理问题的帮助：有帮助68.7%，一般18.1%，没帮助13.2%；对提高沟通交流能力的帮助：有帮助69.9%，一般21.7%，没帮助8.4%；对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的帮助：有帮助67.5%，一般20.5%，没帮助12.0%。

3 讨论

3.1 《护理伦理学》考核方式改革是时展的必然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整体护理模式的深入开展，护士在临床护理过程中与患者的交流也越来越多，护士的角色不再简单的是“打针、发药” ［1］。 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容易造成诸多弊端：考试题型中客观性试题比例大，而综合性思考题、分析论述题少，其鼓励的是学生对知识的死记硬背，不利于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形成。因此传统的闭卷考试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另外，课程结束时进行闭卷考试仅仅是一次性考试，很容易让学生产生误导，使其认为平时可以不认真参与学习，只要临考前“抱抱佛脚”，考试60分过关就行。这些弊端若不克服，势必影响护理人才的培养［2］。从改革实施的实际效果来看，《护理伦理学》课程的考核改革确实可以从多方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考核学生多方面的能力，从而培养适应护理学发展的人才。

3.2 “教学互为一体”可促进《护理伦理学》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 传统是采用在课程讲授完成后，通过一次性的理论考核给护生记本门课程成绩，根本无法考虑其教学的实际效果［3］。在新的考核方式中,教师从多方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仅能发现学生的优点和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能从考核过程中发现自身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达到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成长、相互提升的效果。在考核评价过程中始终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既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又改变了以往教师期末“一卷定分”的考核方法,全面提高《护理伦理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3.3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 新的医学模式将护患交流提到了重要日程［4］，而以往的闭卷考核都是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的掌握，学生沟通交流的机会很少，几乎是没有的，因此使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而在新的考核方法中不论是情景演示还是辩论的环节过程中需要与同学进行沟通交流,这种模式正好提供给学生展示自己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提高其沟通交流能力，为将来更容易地面对临床复杂的护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4 能较全面的评价学生掌握护理伦理知识 《护理伦理学》课程的考核方式，贯穿了护理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以及护患关系、护护关系的沟通及处理原则等，提高了学生在一门课程的学习中将多门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首先选择案例环节，需要学生查找相关资料、分析案例,并思考如何才能将案例更好地展示出来；在情景演示过程中学生运用相关学科( 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 知识的能力；在辩论环节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护理伦理学》案例的综合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

3.5 有助于学生将护理伦理知识和实践相结合 《护理伦理学》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 通过情景演示和辩论把枯燥的理论考核变成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同时在考核前帮助学生选用或制作教材上以及现实发生过的案例，然后让学生分析、判断、解决护理案例中的伦理问题，在此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技巧, 加深学生对《护理伦理学》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做一名合格护士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3］。

4 小结

经过实践发现，“情景演示-辩论-总结”式考核方法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和应用《护理伦理学》知识，它的目的不单是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将来的护理工作中能很好地面对并解决护理伦理学问题。《护理伦理学》考核方式的改革，探索顺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是让学生从应试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 孙艳华.浅谈护患之间的沟通技巧［J］.中外健康文摘，2009,6(4): 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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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要培养能够良好适应新经济和新金融的金融人才，需要金融学的教育教学能采取有利于达到未来社会人才需要的知识能力以及素质等方面要求的措施，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并革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对课程教学的方式和内容进行适时调整与创新。金融学课程的教学方式选择应以现代的教学设计理念为主导，对原有教学过程里的弊端实施改革和创新。笔者认为当前的金融学教学中，教学内容过于封闭，教学方式处于单向模式，为我国金融学教学主要的弊端。所以，金融学课程的教学转变方向一方面要在教学内容上将封闭性向开放性改变；另一方面为教学方式要由灌输式到互动式转变，使从前的被动教育变为更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主动教育，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方向发展，使知识教育成为智能教育，如此才可适应新时代对金融人才的培养要求。

二、现有的金融学教学方式

我国现有的金融学教学方式上各专家学者有些具有差异性的表述，有人从教学设计中的形态出发，认为教学属于以促进学习方式来对学习者施加影响的一系列事件，不过教学设计属于系统化的规划教学过程。有人自教学设计的本质出发，提出教学设计属于为促进教学活动的程序化以及精确化、合理化，而实施的现代的教学技术。另外还有人自教学设计功能对其进行界定，提出教学设计为运用系统的方法对教学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目标确定并设立解决方案与评价试行的结果与对方案实施修改的整体过程。对于当前金融学的教学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是进行研究的目的是统一的，就是探究更适合的金融学教学方式以提升金融学的教学质量。教学是有目标的活动，而教学方式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方法。所以，教学方式是否适合对教学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意义。总之，笔者认为我国金融学的教学方式仍以传统的填鸭式灌输教学为主，需要进行转变。

三、金融学教学方式的转变方向

对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进行分析后，对当前社会经济需要的金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的需要，我们应明确金融学教学方式的转变方向。

（一）教学目标的创新

从教学的理念来说，把应用型的院校培养目标同学生学习的特点进行实践结合，高层次的金融应用型人才同传统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对比，具有的明显优势为用系统化的能力培养模式取代了系统性的知识培养模式。但同面向岗位与职业培养教育出的技能型的人才比较的话，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所面向的是行业方向，要学生拥有较为综合的专业知识与良好的文化素质，其需要更强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即应用型的本科教育同普通的本科教育比较起来，更为强调应用性与技能性；但同高职高专的层次比较，就更强调具有一定基础的教育和能够有一定后续的发展，其体现强化基础和凸显应用的人才培养相关要求。

（二）教学内容的创新

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要把教材体系变成符合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目标的符合教学实际需求的课程教学相关体系，让教学内容具备动态性。金融学的教材通过全国很多专家的反复商讨、斟酌和修改，在总体上可很好地体现思想性、系统性和严谨性要求，具备非常强的时代性与很高的权威性。可传统金融学的教学过程里常常存有弊端，比如教学内容具有静态性，处于传统教学模式中时通常一门课只讲一本教材（也可能增添部分参考书目），就可用三五年，可是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处在快速改革和发展期的我国银行业需要的是能与时俱进，拥有可与时代需要匹配的人才，所以当前的金融学教育教学很难跟上相关业务创新的脚步，与此同时也不能反映银行的业务品种包含的丰富变化。可以说好教材应涵盖此课程所拥有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和相对比较完整的金融理论体系，可即便教材持续进行更新，对于发展迅猛的金融行业与大量的金融信息，只拥有学习教材得来的知识或资源，会非常落后和不适应，所以课程教学的过程里教师需要将教学内容做适时的更新补充和整合与深化，因此要求教师进行课程信息资源的设计要多元化，多渠道使用不同的教学资源，让教学内容更有动态性。

（三）教学方法的创新

金融学的教学方法应能够充分发挥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实施开放的互动式教学，必须正确处理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和学生为主体的关系，尤其要强调和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主体作用。使学生可在金融学教学活动中主动学习，主动参与和思考，并进行选择，以获得相关的理论与知识。学生实现主体发展的方式通常是需以活动作为中介的，只有当学生真正投身在各种活动中的时候，他们的主体性才可获得比较充分的发挥与发展。金融学学科教师应在教学中，在课堂中准备开放式的教学内容，创造能够进行师生互动以及生生互动的机会，所准备的内容既可同书本知识有密切关系，也可同学生所重视和关注的实践生活中经济金融的热点话题有关。金融学课堂教学活动通常为一种具有动态发展性的教学互相统一的师生互相影响与活动的具体过程，其本身含有教和学俩个方面的内容，自教学活动本质的要求来看，教师的教是主导，而学生的学是主体，课堂应自教师的教落实到学生的学上。而教学效果好还是坏，更重要的评判标准，具体来说是看学生是否学到了所需知识，其智能是否有所提升，是否调动起了学生学习的主动型和积极性，有无使学生自学的能力得以提高等等方面的情况。而从开发学生潜能的意义上来说，金融学教学的过程应为教师同学生间的不断交流和互动的生成过程，应成为所有学生可发挥学习主动性和独立性以及创造性的重要过程。但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的课程教学沿用的传统的教学模式仍更重视教师课堂的讲授，仍是以教师讲授作为教学中心，以学生做学习笔记和对教师传授范围内的知识进行记忆的方式来做为学习的目标。这个过程中，学生基本上是处在被动的地位，其思维空间被极大地限制了，难以获得良好的效果，更谈不上符合当前金融业需要人才的培养标准了。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讲台下听与记的这种单向的教学方式不能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综合培养，不能体现现代教育教学的科学理念，对获得良好教学效果非常不利。现代的教学设计要充分体现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而不再是把教师当作课堂教学的中心，要坚持将学生的主体地位切实体现，将学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其主动性与创造性，倡导教师和学生间，学生与学生间的交流或互动。教学实践可使用的方法有很多，如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或参与式教学法、讨论法以及专题讲授教学法等等多种方法实施开放的互动式教学。

（四）考核方式的创新

在金融学教学过程中，要体现考核方式的创新。金融学的考核评价应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评价，要渐渐减少闭卷考试在考核中占的比重，甚至发展到一定时期可以完全取消闭卷考试，而是用其他更灵活有效的评价和考核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评价，也可用撰写论文、编写金融案例或者讨论发言及新闻分享等方式进行考核。这样能够对提高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且现代的教学评价要求体现对学生以激励为主要导向的新的评价观，以赏识为主，促使学生在金融学学习上获得发展，因此当前的教学评价机制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完善，让其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学和评价教学的作用。

四、结语

总而言之，要培养能够良好适应新经济和新金融的金融人才，就必须使金融学的教育教学能采取合适的教学方式，以达到培养未来社会所需要人才的需要，应及时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并革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对课程教学的方式和内容进行适时调整与创新。金融学课程的教学方式选择应以现代的教学设计理念为主导，对原有教学过程里的弊端实施改革和探索。当今的金融学课程教学方式的转变方向应以重视教学方式的转变为主，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评价方式等方面都应有所创新，才能符合当前时期金融行业发展需要人才的培养需要。

参考文献

[1]蒋满霖，曹友林.新形势下对金融学教学改革的几点认识[J].企业导报，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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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说，法商学院的学生身上既具有当代普通高校大学生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更有该群体本身鲜明的特点。

1．家庭经济环境较好，但学习基础薄弱

独立学院的学生具备了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家庭收入能够承担比普通高校高两三倍的学费。大多数学生的家境是比较好的，其中部分学生甚至自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有的学生还开着跑车上学，选择上大学对于他们来说，父母的意愿更多于自己的意愿，从而造成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动力。第二，学习基础薄弱。由于部分学生基础弱，缺乏自信，加上学习动机不明，动力不足，这类学生容易出现得过且过、松懈厌学等情绪。

2．社会能力较强，并渴望得到认同

法商学院的学生虽然在高考成绩上不如一本、二本的学生，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很多学生从小家境较好，生活优越、见多识广，因此他们兴趣广泛，多才多艺，而且头脑灵活，善于走出校园，社会交往和适应能力很强。在学校的各项比赛、晚会等活动中，许多学生能自主联系赞助商，成功解决活动经费的问题，并且擅长驾驭型的组织活动，从中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在这些活动中，他们经常主动邀请老师以评委或嘉宾身份参加活动，以肯定他们的能力。

（二）法商学院教师群体的特殊性

1．教师教学任务重

随着高校的扩招，法商学院在校学生的数量逐年增多。但是，与学生数量的逐年增加相比，法商学院师资的数量却没有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法商学院师资的数量增长与独立学院学生数量的增长不同步，师资数量的增长远远滞后于学生数量的增长，使得法商学院的师资数量日益呈现紧缺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商学院教师教学任务的加重。法商学院教师的超负荷工作，难以保证独立学院的教学质量，不利于独立教学改革的进行。

2．师资的年龄结构不尽合理

法商学院青年教师年龄大部分在35岁以下，母体高校委派的教师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导致独立学院师资的年龄结构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现状。其中，法商学院的青年教师大都来自高校应届毕业生，为法商学院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但是，由于青年教师在学习过程中，大都是在从书本到书本，在书本中探讨教学内容，缺乏生产、管理、服务的实践，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较差。此外，由于青年教师在高校的学习过程中，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其整个学习过程与现实生活相脱离，不利于独立学院青年教师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导致其教学重点倾向于理论知识的讲授而忽视学生实践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不利于独立学院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法商学院教学管理的特殊性

1．教学管理重点与教学改革的不一致性

法商学院作为独立学院在教学管理上十分重视教学秩序的管理，具体来说对于课堂的形式、时间、课时、纪律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师进行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的空间与自由。

2．教学评价与教学改革的不一致性

针对教学管理的重点，在教学评价上更多的以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为首要的评价因素，也即是以上课时间，课堂管理，教学任务的完成为评价重点，教学效果更多的以学生的主观评价为主，这样无形中给教师进行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中增添了极大风险与压力。

二、法商学院金融学本科教学方式方法转变过程中的主要困难

一方面，从教师角度来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观念滞后、能力不足和精力有限。具体表现为：

（1）陈旧教学观念根深蒂固，观念滞后。

相当部分老师对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的认识停留在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上，认为只是教学手段、教学技术问题，没有认识到教学方式方法关系到新型人才培养的战略问题。

（2）教师实际能力提升空间小，能力不济。

相当部分老师接受培训、实践以及科学研究等提升机会少，在合理、正确组织实施新的教学方式方法上存在能力不足。

（3）教师精力有限，不愿意投入。

近年来，随着法商学院招生规模的扩大，教师普遍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及教务工作，导致部分教师或无心或不力尝试教学方式方法上的改革。另一方面，从学院管理的角度来看存在的难题是僵化的教学管理不利于教师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具体表现为：（1）对教学方法的创新大多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上，在实践上缺乏必要的措施和激励机制。目前教师面临的状况主要是开展教学研究回报率低，开展教学方式方法创新风险大，这使得教学方式方法创新研究并未形成一种氛围。（2）对教师教学方式方法应用能力的培养不足。教务管理的重点在于保持教学秩序，强调教师准点上下课、学生到课率、课程作业、课堂管理等，缺少系统化的教师教学方式方法应用能力的培养，最终是否掌握基本教学方式方法，主要靠教师的自行摸索。

三、对法商学院金融学本科教学方式方法转变的几点建议

（一）转变教学方式方法应该以学生为本

1．教学方式方法应更加注重对学生的引导

法商学院的大学生思想活泼，价值选择多样，教师的当务之急是和他们平等讨论，以全新的教学方式方法去吸引学生，引导他们从多种选择中整理出一个核心价值观，而不是“灌输”什么观念。

2．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不能回避学生反映的问题

任何改革都无法保证一定成功，只有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好的保证改革的效果，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作为教学改革的一种尝试必须直面学生在改革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有好的效果。

（二）转变教学方法方法应该以教师为主体

完成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就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充分信任、紧密依靠广大教师，努力营造出教师大胆创新，积极转变的态势。

1．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学观念。

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教学方式方法对教学的重要影响。教师只是起到引导和辅助作用，采用良好的教学方式方法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得到生动活泼、创造性的发展才是教学的最终目标。

2．把握好学生学习的认知能力，注重学科融合互补，加强通识教育。

教无定法，教无定规。可以采用“导入式”、“导学式”、“参与式”、“讨论式”、“互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灵活处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安排好课堂结构，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做到上下呼应，使课堂生动活泼，激发学生的思维和创造性。同时，要从学科的整体发展与综合化出发，合理构建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整合、重组课程无疑是构建培养方案时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要做到将人文精神的培养渗透到所有课程和实践环节的教学中去，完成通识教育的基本目标。

（三）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应该以教学管理改革为保障

1．转变思想观念与管理理念、提升教育管理思想

教学管理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照搬，这就要求教学管理人员在思想上由传统的管理理念向现代的管理理念转变。教学管理部门应充分发挥政策指导、检查监督的职能，逐步将教学管理的中心工作由教学过程转移到教学目标管理、教学质量管理、教学制度管理和教学结果管理为主的体制上来。教学管理人员要树立新的管理意识，要由过去的约束型管理转变为引导型管理，由指挥转变为服务，树立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现代教学管理意识。

2．建立激励与约束检查机制，促进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的积极性

（1）建立激励制度

增加教师进行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的积极性。例如，实行教学改革评估与奖励，培养、选拔创新课程带头人，实行课程建设奖励、教学成果奖励等。

（2）建立约束检查机制

调动教师进行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的积极性。例如对教师进行教学方式方法的运用坚持进行检查制度，坚持领导听课制度，开展督导组听课制度，教学方式方法工作评价考核、奖励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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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瓷包装萌芽期

包装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十分低下，仅靠双手和简单的工具采集野生植物，捕鱼狩猎以维持生存。人类从对自然界的长期观察中受到启迪，学会使用植物茎条进行捆扎，学会使用植物叶、果壳、兽皮、动物膀胱、贝壳、龟壳等物品来盛装转移食物和饮水。这种几乎没有技术加工的自然方法，已是萌芽状态的包装。

2、陶瓷包装发展期

在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过程中，积淀千年的中华文明开始逐渐发生质的变化。汉代以后，瓷器渐渐取代了陶器，率先飞进寻常百姓家。自唐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瓷器作為中国的独有商品远销国外。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贸易蓬勃发展的必然要求对精美的瓷器进行适当的包装以满足远距离运输交易的便利，先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运输瓷器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书写出中国陶瓷包装史上的华彩乐章。处于发展时期的景德镇，其陶瓷包装主要方式可以概括為“细者装桶，粗者茭草”。

2.1、桶装包装

桶装包装作為主要方式广泛应用于陶瓷领域，这是顺应海上运输方式的蓬勃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海运的发展也是由主客观因素决定的。客观上，首先是受内陆“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的制约。丝绸之路要经过戈壁滩的沙漠和高热地区，由于干燥的原因，装瓷器的木桶会干裂，捆绑的束草也会干碎，加上陆运的颠簸松动，会使瓷器从骆驼背上甩落下来而造成损失。

宋末元初，经济的迅速恢复，版图的日益扩张，都进一步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大发展，景德镇当之无愧地成為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瓷业中心，这一时期无论是远销海外的出口瓷，还是进贡朝廷的御瓷、供奉官府的细瓷，都是装进特制的木桶内。此外，工匠们还用精心筛选过的豆麦或谷稻壳填满其中，然后用船和车运往海外目的地。乾隆以后，随着清王朝的日渐衰落，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包装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己大不如前，海外贸易是一落千丈，桶装瓷器的方法由于成本较高，渐渐的被稻草包装所取代。

2.2、稻草包装

稻草包装顺应了广大平民為用户的背景条件，渐渐地取代了桶装瓷器包装方式的地位，成為景德镇“八业三十六行”中必不可少的行类，在清代后期的100余年期间兴盛不衰。稻草的使用称得上是陶瓷包装史上一项伟大的发明，它以价格低廉、取材简单，便于包扎的特点，满足了时下以经济使用為主体的昌南人，乃至国人的需求，成為近代景德镇陶瓷包装的主要方法。直至现在在景德镇的大件厂及一些砖瓦厂以生产廉价产品為主的工厂里仍以这种方法进行陶瓷器物包装。

2.3、其他包装方法

除了桶装、稻草包装方法外，先民们还使用过其他的包装方法来保护瓷器，用以应对不同环境下瓷器运输。

3、陶瓷包装改革期

近代的中国是一个饱受战乱、贫穷、苦难的国家，从到二次世界大战，一次次的战争将中国彻底拖垮，国民经济跌入谷底。景德镇作為一个江南古镇地处僻壤，尽管受到的创伤稍小，瓷业生产却也不复当年之盛，多数从事瓷业生产的匠人另寻它路，只有少数人依旧苦苦支撑，这时的景德镇己不再是世界的瓷业中心，品质与数量早己被欧美国家所超越，就在欧美国家广泛使用瓦楞纸等新的包装材料和包装技术对瓷器进行包装时，就在其从审美和心理角度诠释陶瓷包装艺术时，景德镇在坚持使用传统包装方法的基础上，也在探求适合自身发展的包装之路。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外陶瓷市场的不断扩大，城市环境卫生的改观，人们生活需求的变化和提高，稻草包装已明显落后于时展的要求，一批以赵水涛為代表的敢于创新青年人，秉承着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彻底改变严重影响陶瓷销售和景瓷声誉的陈旧包装方式，投入到现代陶瓷包装设计的浪潮中，开始探索符合景德镇地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全新包装理念。在他们的积极推动和引导下，人们对陶瓷包装改进的认识不断提高，景德镇陶瓷包装改进被市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陶瓷彩印包装设计得到推广，為景德镇包装的改进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陶瓷包装从安全性需求到审美文化需求的演变

1、清末以前的陶瓷包装阶段

清末以前的陶瓷包装方式无论是桶装还是茭草体现的都是单纯的安全性需求，在生产技术和设计意识都较低的古代社会里，人们缺乏审美层次对包装的认识，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关注的仅仅是产品本身的质量，缺乏从审美层次对产品外部包装设计加以认识，这说明在封建的时代，人们对于设计的理解过于单一。

2、清末以后的陶瓷包装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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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我国对外贸易形势更加严峻

国际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需求骤减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严重受阻。2009年我国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6％，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又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困难。“中国制造”屡遭贸易摩擦，2009年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反倾销和反补贴，“337条款”以及特保案等。2009年前三季度，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等在内的贸易救助调查88起，涉案总额达102亿美元。2009年1―8月，G20成员对我国共发起贸易救济调查73起，同比增长27％。贸易保护不仅是对某一行业的限制，其负面效应还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到被制裁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造成整个产业链发展减缓。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结构严重失衡

在当今世界产能过剩，全球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背景下，需求拉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和出口形成最终需求，投资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最终需求，缺乏消费和出口的投资只会形成闲置生产力和产能过剩。“十二五”期间重点强调需求结构的调整，让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结合2009年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国内投资占GDP 42％，同比增长33.3％；而前三季度消费增幅只有15.1％，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出现严重结构失衡。

二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0

(一)过分依赖投资导致产能过剩

2009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46％，而消费则下降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投资和消费的严重失衡，意味着大量投资实现的生产力会出现过剩。我国目前已有许多产业存在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产能大量过剩，数据显示2009年国内钢铁产量约为6.6亿吨，但国内需求仅为4.7亿吨，存在25％左右的过剩产能。而国内水泥总产量达17亿吨，存在约3亿吨过剩产能。

单纯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能发挥有效作用。但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后，买方市场占主导，投资增加的供给不能为市场所吸收而形成无效供给。在消费不足、出口萎缩的情况下，投资增加只会导致能源、材料的供给跟不上投资需求，进而对工业生产、物价水平和银行风险等造成负面影响。

(二)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金融危机给就业造成的压力，明显影响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2008年我国私人消费占GDP 35％，比2000年的48％下降了13个百分点。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均在80％以上，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因为收入相对下降而并非过度储蓄。2009年10月，我国本外币存款达60万亿人民币，其中城乡居民存款接近24万亿，占总存款的比重比五年前下降一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国有企业和政府收入增速却高于GDP增速。这说明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为民所用，“国进民退”最终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三)对外贸易依存度过大

外贸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容易受制于国际市场的变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急剧下降。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加剧了出口加工贸易的倒闭和产业工人失业。2009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额9461亿美元，同比下降23.5％。2009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即负向拉动作用。在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大幅下滑及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情况下，我国依赖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会导致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滑坡。

三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

(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换代的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巨大，而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因为增加居民收入是扩大消费需求的直接手段，只有居民收入持续提高，消费需求才能持续增长，产能过剩的压力和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才能得到缓解，从而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提高居民收入必须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变现有的分配结构。在初次分配中，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为39.74％，较1995年的51.44％下降了11.7个百分点。而目前我国家庭收入最高的20％阶层和最低的20％阶层的收入差，从2000年的3.6倍扩大到2008年的5.7倍。所以要扩大消费需求，首先应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应加大对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二)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

2009年12月我国居民消费保持了15％的增速，在公共和准公共消费领域的投资比重明显提高。从长远来看，应加大对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其他民生性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和生产，这对于拉动个人消费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居民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必然减少，其谨慎预期就会弱化，消费倾向就会提高。总体上，我国政府机构离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现在应让政府支出结构向公益性回归，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加快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注意力从对GDP的关注转移到对人民生活需求的建设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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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业发展的规模和质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到关重要的影响。为了建设富强、更美的农村，让更多的农民富裕起来，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

一、我国农业经济粗放型增长的原因分析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从总体来说仍然是以产值增长为目标，以增加投入为手段，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点的粗放型增长。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

我国大多数地方农田作业以手工劳动和机械作业并存。2013年全国水稻机械种植、收获水平预计分别超过35%、74%，同比提高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玉米机收水平预计超过49%，同比提高7个百分点。虽然我国近年来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有所提升，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2.资源消耗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以水资源利用为例，由于我国许多地方比较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而轻视农业水资源管理，一些先进的农业节水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措施得不到大范围推广。主要灌区的渠系利用系数只有0.40.6，也就是说约有一半的水被无谓地浪费。另外，我国每立方米水的粮食生产能力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生产单位粮食用水是发达国家的2到2.5倍。据科技部门统计，现在全国每年有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而实际得到推广应用的只占科技成果的30%～40%。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7%～35%，而农业发达国家已达到60%～80%。

3.产品深加工不足，转化率低，农业经济的规模效益低

目前，我国农产品作为初级原料和经过初加工后销售的份额占总产量的80%以上，而深加工后成为真正商品的还不足20%，农产品产后产值与采收时自然产值之比仅为0.38：1。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发展要求适度规模经营的趋势与现有农户家庭分散经营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加入WTO后，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大农业对中国小规模经营农业的冲击将会很大。据统计，我国人均耕地不到2亩，仅为美国的1/9，加拿大的1/20，排在世界第110位。在我县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中，人均耕地面积低于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的占23.7%，低于0.5亩的占16.5%。

二、我国农业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可行性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经济建设实践，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从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已初步具备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条件，走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的集约型发展路子是完全可能的。一是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基础。二是农业发展的国际经济背景是农业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发展的间接动因。三是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稳步增加，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为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我国采取国家投资与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投资相结合的方法，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农村交通、通讯、水电等公共事业发展较快，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城乡经济、文化交流，实现了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加快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措施

1.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技兴农战略

（1）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增加发展的后劲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2011年安排用于农业科研、农业技术与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资金合计187亿元。同时积极探索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体系。一方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在国家政策引导下，鼓励以企业、个人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投入。有效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支持农业科技发展。2006年农业企业科研投入从2000年的7.7亿元，迅速提高到了35亿元（现价），几乎相当于当年政府农业科研投资的30%，扣除物价因素后年均增长超过26.9%。

（2）加快农村教育的步伐，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源显示，我国文盲达到8507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员普查相比，文盲率由15.88%下降为6.72%，下降了9.16个百分点。虽然文盲人口大幅度减少，但是绝大多数文盲人口仍然集中在农村。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者所占比例极低，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却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城，受教育程度稍高的农村青年大部分离开农业生产部门，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与现代集约化农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相距甚远。因此，必须在加强正规教育、职业教育的同时，辅以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不断提高农村从业人员素质和文化水平，以适应现代集约农业对人才的要求。

（3）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把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分成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科技管理和科技企业等部分，对农业科技机构进行分类重组；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加强以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为重点的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稳定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研机构，加强农业科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

2.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

（1）在加强农业立法的基础上，做到严格执法

市场经济是以法制为基础的经济，法律手段是农业保护的重要手段，能确保农业保护连续、稳定的实施。1993年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法律，以及一系列涉及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文教卫生的法规和条例。在加强农业立法的基础上，政府还应做好农业执法和司法工作，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2）在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主的前提下，适度干预和调控农产品市场

政府可以建立以初级集贸市场为基础，批发市场为中心，结构完整、功能互补的市场网络；健全市场规划，维护市场正常经营秩序，规范交易行为；建立市场信息传播网、大宗农产品储备制度和相应的价格保护坐标系；加强对农用生产资料的市场监管，以有效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从而实现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3）发展并完善农业保险事业

着力提高农保企业的管理水平，此外，加大设备的投入，以加强调查取证，实现科学测量。对灾害发生频率、严重程度等不同的地区，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实际的保险费率和赔付率，对已发生的灾害，及时调查确认灾害等级，按时给予赔付。加强宣传教育，要求双方做到诚信。农业保险的高风险赔付率，使得单靠商业性的运作很难持续发展。各级地方政府要切实保证补贴落到实处，以维持农业保险的持续发展。同时，还应加强农业保险法规的建设，从各个方面对农业保险进行规范和约束，把农业保险的发展纳入正常化轨道。

3.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普遍采用的经营方式，它能够促进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农业经济效益。为此，我们应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龙头企业产品国际竞争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不要局限在农业食品产业体系，应不断深化和扩展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各参与主体的紧密合作。还应充分发挥政府在技术推广、人员培训上的人才、资金、信息优势，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民文化知识和科技知识培训，加快农业新技术转化步伐，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篇11

尽管大城市已把“撤县并区”作为促进城市化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新的管治框架，但对“撤县并区”这种管治方式的内涵还是有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些官员甚至以为，只要“撤县并区”，城市竞争力就得到提高。如何准确把握“撤县并区”，它能否对全球化、城市化产生促进作用，目前还很少能见到深刻的讨论，本文拟从大城市管治方式转变来探讨这些问题。

1大城市管治转变

城市区域是中心城区发展的基础，中心城区也是城市区域发展的保证。对中心城区和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追求不断对大城市管治提出新的要求。换句话说，大城市采用何种管治方式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大城市管治中的核心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更关系到城市区域的城市行政结构。

许多理论揭示了大城市管治的内在机制。制度经济学强调竞争和合作是产生大城市管治变化的两种基本力量(ostrom,1986;ostrom,schroederwynne,1993;ostrom,gardner,walker,1994。)。他们认为大城市管治实际上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由中心城区操纵的城市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区域的发展要靠中心城区来带动，这种管治方式称为“集中式管治”(centralizedgovernance)；另一种管治方式称为“分散式管治”(decentralizedgovernance)，即让城市区域内众多的城镇，相互竞争，共同促进城市化。强调中心城区不要过分干预城市区域内其他城镇，而让市场机制来协调城市区域发展。他们还认为，“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方式都有其内在的弊端。前者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后者又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盲目发展。多中心管治(multi-centergovernance)方式则吸取了两者优点，为大城市比较理想的管治方式。多中心管治既承认城市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又突出了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协调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正是从“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朝多中心管治转变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政府对城市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调节一方面要求城市之间的合作，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它们各自利益，利用竞争机制促进城市区域的发展。中心城区既要引导郊区县（市）的资源合理应用，同时又要使郊区县（市）真正走上与中心城区竞争的轨道。为了顺应这种公平竞争的要求，解决资源不均的矛盾，大城市在经营和组织城市区域发展的方面，都把资源共享和合作作为大城市管治的核心。

在市县关系方面，中心城区既不是采用计划和分配的办法为自己扩大地盘，也不是放任与不管，而是在集中和分散之间取得整合。城市多中心管治赋予给市县的是一个平等互助的关系。各个城镇权限重新分配和调整。例如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业、土地使用权利等问题上以城市区域的市场机制为准则。如果一个发展项目来到一个效区县（市），那么这个县（市）就要从整个城市区域出发，合理安排这个项目，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压低标准来抢夺这个项目。当一个项目来到中心城区时，中心城区也应该遵守区域共同发展准则，不能不加选择性地包揽一切。因此，城市多中心管治是一个现实的合作过程，它容不得中心城区政府统管一切而增加管理成本，也容不得各自为政，不择手段地为各自获得发展。

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面，中心城区除了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外，还通过建立专门机构直接对周边地区进行协调。在不打破各自的行政区划界限基础上将一些次要的城市功能活动转移到郊县。同时中心城区提升自己的功能，使得中心城区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城镇的功能和城市化过程。中心城区把复杂的城市分解成若干专业性强的、用地量大的功能，分散到其城市周边地区去带动边缘地区发展，同时，又不剥夺周边地区的发展权，既为本身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了本身的协调能力，同时也调动了周边地区的积极性，引导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整个城市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分工。

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变化说明，大城市过去维持的“集中式”管治不能适应越来越大的全球化压力，而对全球化形成了挑战，导致周边城市无法同中心城区展开合作。

“分散式”管治虽然适应了全球化需要，但同时对城市化形成了挑战。分散式管治鼓励了中心城区在更大范围的展开，如城市开发区、房地产业、城市交通会在更大范围内发展，使城市发展规模无法约束，产生了“摊大饼”。“分散式”管治方式虽然提高各个“各自为政”的城镇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削弱了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而正在发生的城市“多中心管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城市化目标的重大变革。它主张各个城市之间开始进行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下，维持竞争，目标是提高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2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的转变

中国大城市管治面临着一个集中和分散的两难困境：大城市区域既需要“乡村城市化”机制来调动小城镇力量和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乡村城市化”本身又在影响中心城区的作用，造成城市人口在空间上更加分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的摊子铺的更大，城市管理权限的分散，产生所谓“镇镇像村，村村像镇”，继而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上述的两难困境是影响中国大城市管治转变的内在原因，换句话说，中国大城市管治是在这一矛盾中发生转变的。

2.1“市带县”阶段

城市区域发展的起步阶段总是依托中心城区，是集中市域范围内有限的财力、物力等区域资源来促进城市化进程。1980年代，中国大城市正是采用了这种“增长极”战略，开始改革大城市管治方式。大城市进行了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市带县”的措施就是“集中式”的管治方式的体现。“市带县”促进城市区域资源的集中，同时带动县（市）工业的发展。

在“市带县”的浪潮中，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城市化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许多城市中制造业转移到郊区县（市），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进行联营和合作，城市中的许多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纷纷“下乡”支持乡镇工业发展。郊区县（市）利用城市区域内廉价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积累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部分县（市）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对乡村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进一步规范了县（市）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乡镇工业企业的素质。

在“市带县”的政策下，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得到发展。

可以说，当时的城市化主要是中心城区的拉动，即大量中心城市资源直接或间接涌入小城镇。有些倾斜性政策甚至把中心城区资源转移给小城镇，以牺牲中心城区力量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所以，到1990年代末，有些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产业格局中，乡镇工业和城区工业各占半壁江山。

“市带县”管治下的城市化主要不是在城乡竞争中实现的，而是靠城市拉动或主动让位来实现的，这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是“市带县”管治方式存在着另一种弊端。例如，“市带县”本身就是使城市郊区县（市）享受扶持发展政策，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市）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竞争。中心城区需要集中区域资源才能继续保持以往的带动能力，这就需要县（市）自身发展，简单说，“市带县”的同时也需要“县带市”。在中心城区向郊区县（市）提供单向支持的同时，中心城区的政策仍然保持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产业制度的差异使国营企业的资源流向乡镇企业，中心城区的“造血功能”受到限制。中心城区扶持市县发展的政策越倾斜，县（市）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就越少，而这又会削弱城市区域的整体能力。再如，地理位置临近城区的郊区县（市），具有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论实力并不一定需要中心城区拉动，却吸引了中心城区更多的资源，无形中扩展了城市发展规模。而最需要拉动的边远县（市）却很少得到“市带县”的好处。

2.2“撤县建市”阶段

1990年代，为了推动城市化，国家开始扶持县（市）对县域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表现为“撤县建市”政策。城市管治的方式开始朝着“分散型”方向发展。前后约100个大城市的郊县进入了中国城市行列，直到最近，“撤县建市”才有所停止。

“撤县建市”实质上造成了那些本身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的郊区县（市）直接或间接的脱离中心城区的管治。“撤县建市”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县在资源分配中的权力，而且在原有的县（市）级权限上注入了新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大城市分散式管治局面。

1990年代以来，积累了一定实力的郊区县（市）开始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当这些县级市拥有了经济活动广阔的权利空间时，它进行的经济活动常常与中心城区互相重复。国际投资，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外输出使郊区县（市）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与中心城区相比，临近城区的新建市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区域交通条件，以及更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它们的发育开始对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以及中心城区的地位产生冲击。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逐步发展到成为了地区的竞争对手。有些县级市拥有与本身地位不太相称的人事权、财权。他们与中心城区互相攀比，相互压制，所谓“开发区”热就是一个例证。城市和郊县之间相互依存度开始大幅度减小，城市对县（市）的带动力量急剧缩小。

在中心城区与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郊区县（市）激烈竞争过程中，中心城区不仅不能左右县级市，而且中心城区的某些功能也受到了县级市的左右，最突出的是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由于没有规范的协调机构和管理制度，市县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土地市场，由此造成了市县之间互相攀比和重复投资的局面。许多边缘区乡集镇不听命于中心城区的安排，也不受所在县（市）的监督，而利用本身的地缘优势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在城市分散式管治中形成了独特的城中村。

郊区县（市）为了抢占中心城区本身所应有的市场地位和在城市区域中的正常支配地位，降低开发成本，由此扭曲了本来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了城市地域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中心城区“摊大饼”式开发。

灵活的政府和办事效率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撤县建市”赋予了县（市）灵活程度较高的制度条件和管理过程，促进了县（市）参与经济全球化。

2.3“撤县并区”阶段

“分散型”管治对中心城区的健康发展形成挑战后，政府开始放弃“撤县建市”的管治方法，国家转而鼓励大城市实行“多中心”管治，目前的“撤县并区”就是中心城区和郊县（市）之间的相互竞争的必然选择。“撤县并区”不再是由中心城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城区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城市区域的角度来选择中心城区可能的城市发展目标；而且，“撤县并区”摆脱了郊县单凭本身的资源和市场，在县（市）范围内独自操作、组织经济活动。

“撤县并区”其实是多中心管治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也是在“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后的一种平衡。大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只有靠合作和竞争方式维持城市区域的竞争能力，“撤县并区”正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顺应共同发展的需要，推动市县在城市区域发展上有效合作。因此，“撤县并区”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大城市管治的本能反应和共同愿望。在“撤县并区”过程中，市县之间事实上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而是共同面对全球化压力，协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城市已开始朝“多中心”管治方式转变。

1990年代，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率先进行了“撤市并区”。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省会城市，更面临着能否在这场大城市的相互竞争中保住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问题。省会城市兴起了提高城市区域竞争力的热潮。杭州市在2001年2月将市区边缘的已经“撤县建市”的萧山、余杭“撤市并区”，市区面积也由此从原来的683km[2]扩大到3068km[2]。南京将江宁县撤县并区后，最近又将江浦县和六合县分别与浦口区和大厂区合并，从而使市区面积由2000年的1000km[2]扩大到目前的4737km[2]。合肥将原来的郊区进行了调整，市区面积由原来的458km[2]扩大到558km[2]。南昌市也计划将五个郊县纳入市区。许多地级市也纷纷扩大本身的管治范围，加强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大城市工业结构调整阶段，“撤县并区”策略的实施有助于消除就业“城乡错位”情况，中心城区的“下岗”职工可以到乡镇企业寻找出路。也为城乡经济的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城市经济主要依托全球化对整体城市区域的市场需求；城市区域市场对中心城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大城市区域的经济只有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中心城区才具有竞争力。“撤县并区”既增强了中心城区政府的功能，而且增加了郊区县（市）的参与。他们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心城区的竞争力。可以说，“撤县并区”是通过合作来提升大城市发展。

从“撤县并区”的政策内涵看，原郊县政府在大的城市区域发展问题上应服从中心城区的安排，发展策略应当由中心城区来调控而不是由原郊县本身来制定。其次，原郊县的发展决策主要还是由郊县本身制定执行。中心城区遵重郊县自制，只负责协调而不是包揽其发展。郊县政府在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自制权。

3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城市曾经实行过的集中式管治体制，分散式管制方式，正逐步转变成多中心的城市管治，城市化不仅仅依赖中心城区或者农村城镇，而是依靠两者之间的合作，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

“撤县并区”是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之间相互作用和制衡的结果。全球化形势下，单从强化中心城区出发或单从所谓的“农村城市化”都不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撤县并区”就是市县之间合作的具体表现。衡量“撤县并区”的作用，关键在于建立市县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和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因为城市化问题不仅仅是城市边缘区问题，更多的是大城市腹地问题。一个大城市常带好几个县（市），解决了市区临近的几个县（市），更远的县（市）的发展协调问题还会出现。

要真正实现“撤县并区”战略效果，在“撤县并区”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不能再次回到“市带县”或“撤县建市”的老路。例如，在“撤县并区”之前，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撤县并区”和城区面积行政调整之后，中心城区面积的扩大，尤其是目前大城市市区行政面积扩大，容易造成粗放式开发。如果没有一个城市区域整体的市场机制。就会减少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率。也就是说，“撤县并区”的同时要防止“郊区化”。中心城区政府不能只关注开发成本低的郊区土地资源，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城市“空心化”。

“撤县并区”改变了原郊县政府运作的环境，在“撤县并区”后，某些郊区县（市）在城市开发过程中有了与中心城区同样、但比其他县（市）发展更多的机会。中心城区不能够盲目干涉或插手一些区级经济开发的机会，如果任何发展中的小问题都要得到中心城区的层层审批，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仅影响办事效率，减少投资者的兴趣，而且会减低原郊县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导致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总之，城市化和城市地位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管治方式或者说是城乡制度安排上的竞争。大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大城市的管治方式。谁能在这样的竞争中，成功地调动市县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建立适应现代城市区域发展的城市管治结构，谁才具有竞争力，城市化才具有动力。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1garreaujoel.1991.edgecity:lifeonthenewfrontier.newyork:doubleday.

2klingrob,spencerolin,markposter.1991.postsuburbancaliforni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篇12

作为一个设计者，不经意间发现一有趣的城市现象，（图1），此方案为上世纪80年代作品，虽后经修修补补，但大的设计框架没变，专业角度推其设计理念师出于中国传统造园之法。其路径设计方案，人们常有好好的路不走，却走旁边或直接穿越而过，其地面的草坪、植物，或小品等，皆人为损毁。思之有年，悟非人为之祸，吾等设计者理念之误。

于是联想起风景园林教育的停办，与景观学教育的兴起与设立，从另方面说明了我国园林景观教育的困惑与思考。今天我国景观学教育迫切地需要包容并举的理顺与建立新的景观设计理论，特别是城市景观“路径”的设计原理、设计手法是问题的核心之一，驱使我们在设计与教学把这些疑惑能说清，讲明。从而在城市景观设计时，从更高的角度思考其定位与不同情况的方法尺度的把握。

1 ‘’的消失―-包括老人，城市的老人为了孩子们的幸福，也被打包拉上了“城市快速干道”

英国一项研究称，世界都在进入“快生活”，全球城市人走路速度比10年前平均加快了10%。排名前几名的大多是经济迅猛发展的亚洲城市，而中国居民步伐最快的城市是广州，世界排名第四。对中国人的“快生活”方式，BBC曾略带调侃地说，请人吃饭，中国人爱说“您慢用”；吃完饭送客，会说“您慢走”。现在，这些话成了单纯的客套。

从“漠视时间的民族”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速度，曾经的‘’已成为奢望，这个词似乎代表一种悠闲的生活。国人学会了日本人生活中的“三快”：吃饭快、大小便快、走路快。一环套一环的“快”成为中国人现代生活标志。

紧张的“快”生活是中国这代人避免不了的命运，就像正在快速成长的青少年，“中国人现在成了世界上最急躁、最没有耐性的地球人。随着工作、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现代城市人所面临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有压力就有期望，不光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心理需求改变也被强烈的提出。快餐式的工作与生活带来快餐式的精神消费，不玩高深与记忆，只求痛快淋漓的宣泄（如同网络中的闪文化）。

城市人直接快速的精神消费方式的变化，使景观设计理应顺应时代的变化成为自然；同时“快”这一生活理念也融入了现代景观设计理念中，直白的景观相对于含蓄的传统中国园林，最终成为一种城市景观的新设计模式。

2 惯性思维误区――用“私园”的设计手法造“公园”

，

此处私园相对公园而言，指中国古代在城市中，为享受田园与野趣所创造的东方园林，其理论与所创造的园林实例都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下，及处于较封闭的状态下，为极少部分人服务，既不对大众服务（阶层），又不能面向大量人群（数量）；另外，除皇家园林外，小的苏州园林面积都不大，设计者常为在不大面积里，为创造出移步移景的新意与惊喜，最重要的手法之一就是路径的设计，常常是不大的范围中九转十八弯，七上八下，绝不“直接”、“一目了然”。

城市公园（apublicpark）：由政府或公共团体建设经营，供公众的休息游玩的公共区域。可以说，公园相对私园是公开的，人流数量大，不限阶层的公开区域，同时公众意识、集会、广场的概念的加入从而使公园的设计理论上，特别是路径的处理方式上（图2），城市路径的导向性与流畅性受人流量的影响，公开而直接，从而使景观设计有了根本的不同。达到现代城市景观的设计目的：直白的视觉表达，休闲自己疲惫的身心。

3 理念的转变――现代建筑教育的基础：构成设计

笔者认为，80年代之前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形式主义或造型方式一直在国内被当时社会意识主体所刻意的忽略，只有简单的“社会主义形式”（如建国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等）和中国传统建筑的复兴形式（如中山陵等）。

80年代后十年，如吴良镛，彭一刚等老一辈大师还奋战于建筑教育的第一线，从今天看来，这些执牛耳的大师，其受教于梁思成等大师，身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国学功底深厚，参与并制定了传统建筑资料的整理与古建筑设计思想体系的建立。其对传统建筑理念的思考深度与广度，对我国传统建筑教育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如吴良镛《广义建筑学》、彭一刚《公共建筑设计原理》与《中国古典园林分析》等书常作为教材必读使用，是其弟子膜拜之导师。从而使中国建筑界由于受其时代局限的影响，园林设计以传统文化的中国古典园林为准绳。形成一种“慢”的生活模式。

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渐开，国人眼界大开。特别是90年代以后，建筑设计理念经过十年的变化与更新，因70年代末中国的构成基础教育的引入，构成教育作为众多与艺术设计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中不可缺的一环的地位，逐渐得到国内的设计体系的认可（图3）。设计理念的多元化，建筑构成手法的多样化，这种设计思维的反复认识促进了我国整体建筑设计能力的提高，现今已完全与国际接轨。

但也出现了一丝不可避免的不协调之处，因历史原因和中西方文化基因的差异与缺失，构成设计基础是外来户，对于我国的本土文化意识来说是入侵，使国人在接受上有天然的心理抗拒。大建筑体系中的现代建筑设计与规划设计还好说，设计师们没有多少传统的负担。传统民居与园林设计思维与方法在我国的知识界、设计界中依然在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抗与交融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90年代中后期，我国改革开放已取得一定成就，经济具有了一定的实力；80年代后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建筑师已经成长起来，更加理性的看待东西方思想的碰撞，兼容并取，从人、社会、建筑理论着手建立了新的城市景观设计理论。

4 现代城市景观路径的趋势之一――德国式的景观设计为例

景观设计是一门新兴的工程应用性科学。它包括视觉景观形象、环境生态绿化、大众行为心理等三个重要元素。视觉景观形象是大家所最熟悉的，它主要是从人类视觉形象感受要求出发，以艺术设计方法为基础，根据美学规则，利用空间实体景物，应急如何创造赏心悦目的环境形象。

作为多年建筑基础教育者，本人偏好德国式城市景观风格。德国之所以在当展出自己独特的景观设计理念和方式，是从包豪斯就开始确立的一整套构成基础教育体系分不开的。刚改革开放，国民了解德国是从德国制造的工业用品开始的，如西门子。人们的视觉印象是现代，带着一种冷峻的、精密的几何化图案化，如“大巧若拙”的容克贵族。

今天的德国景观设计师从本源构成学角度来阐述一种超凡脱俗的现代德国城市景观风格，把构成设计原理发展到极致。（图4）不用多么复杂而高深的理念，在设计空间上，通过一系列由点、线、面叠加的构筑物、道路、场所创造了一个与传统公园截然不同的公共开放空间，充分尊重当前时代中人的精神需求，用材料精密的加工创造出简洁丰富的作品，让人充分感觉到德国文化理念中钢性中不失柔和与弹性的一面。

在路径设计上，简洁而直接，能用直线绝不曲线，提供一种现代人所需求的直白而快捷的现代休闲模式。从而形成一种“大巧不工”德国城市景观风格；情感热烈深沉而不矫饰喧嚣，智慧隽永明快而不邀宠于形。

21世纪，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景观设计已经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对此，我们设计师要紧跟时代中人的精神需求，思考与创造以人为本的城市景观设计，同时学习国外经验，与我国传统园林手法形成互补，促进东方园林与近现代构成设计原理的有效融合，建立一套我国特色的新城市景观设计理念。

参考文献

[1]李季.论现代景观设计中视觉艺术的发展趋势[J].科教文汇,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