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的根源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生态问题的根源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1 问题的缘起

1962年，美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公开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客观上促就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由此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类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愈发地强烈。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召开，来自11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和国际组织代表首次在一起共同探讨环境问题，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并改善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共同努力。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该文件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理论出发点，制定了一份内容详实的行动计划，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基于此，美国于1993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负责制定并执行相关战略，欧盟也于1996年通过了一部关于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基本法。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为治理环境问题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努力，虽然部分国家和地域的生态环境得到相应的好转，但是总体情况仍是不容乐观。如何从根本上治理生态环境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了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难题。

早在十九世纪，生态环境问题就已经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学术创造的年代，英国已经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德、俄、日等国也纷纷通过资本主义革命或者改革加入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工业革命使得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地提高，但是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考察了工业革命后工业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并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到社会问题之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提出了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原则。近年来，社会上总是充斥着一种“马恩过时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已经不能用来处理目前的现实问题。然而，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诸多事物的基本观点、基本看法思入了时代深处，突破了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并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指出其现实意义，不仅能够有效驳斥“马恩过时论”，而且对于指导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也十分必要。

2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这都星散在他们各个时期创作的经典文本之中。但是，由于受到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关注几乎为零。直到上个世纪后期，生态学的研究日益兴起，学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挖掘和阐释才逐步走向正轨。发展至今，生态学已经成为了西方的重要流派之一，其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反复阅读，梳理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发展脉络，归纳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他们普遍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生态环境是天然对立的，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具有明显的“增殖获利”原则，其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而非货币，正是因为资本要求将集中起来的货币不断地投入到生产和流通之中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其运行路向可简化为：“生产――流通――获利――生产”。这种循环过程，使得资本不断地被投入到生产，尽可能地去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所以，资本无时无刻都处于增殖变化的运动过程之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海德格尔将资本这种增殖逻辑称之为资本的“进步强制”，资本的“进步强制”一方面从客观上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但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必然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但是，资本在发展过程当中却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有着深刻的内在危机：资本逻辑使得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毫无止境地盘剥自然，引起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2]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的增值逻辑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其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资本家成了“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而“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3]。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曾对德国有机化学家李比希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考量，并创造性地吸收了其“物质变换”的思想。所谓“物质变换”，就是指两种不同物体之间物质、材料的相互交换，“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5]。事实上，资本的扩张往往以牺牲自然和劳动力作为前提，人们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将自然资源变为增殖的载体。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本是无可厚非，但是，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的开发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人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不断地掠夺自然，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较长的循环恢复时间决定了人们无止境地盘剥只能是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3 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治对策

目前，世界各地都在积极探寻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行途径，部分发达国家还取得了一些成绩，生态环境状况得到了不少好转。但是，仔细考察这些国家的治理措施后，不难发现其治理思路无非只是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却无法遏制生态环境问题的反复出现，长久以往，势必又会造成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要使得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解”，就必须得“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去改变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性冲突的根本因素。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笔者认为，要根治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克服资本的偏执性增殖。资本的增殖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得人与自然关系不再和谐。因此，要克服资本的偏执性增殖，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是不是社会主义就不会有生态环境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过程中，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也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问题是由社会主义道路所导致。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驾驭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所以，“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6]，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二，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到资本增值逻辑的驱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忽略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问题日渐堪忧。而今，要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治理，就必须转变过去的发展方式，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要完善政府对生态环境的管理职能，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探寻并制定一系列对生态有益的规章制度。各级的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也要加大执法力度，对生态破坏严重的单位和个人要及时予以遏止。

第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在科学技术被资本“绑架”的时代，科技成了“资本化”的人的帮凶，使得自然不堪重负，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科学技术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为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也可以引起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生态破坏“火上浇油”。科学技术到底是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关键就是看人在怎样地运用科学技术。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作用，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对于人类历史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重要力量。所以，要改善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就必须要克服资本的偏执本性，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作用，将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同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6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69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

[7]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22

篇2

沈从文生于1902年，卒于1988年，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原名为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著有《老实人》、《阿丽思中国游记》等小说集，《云南看云集》、《不知为什么忽然爱上你》等散文集，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于浪漫主义，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浓郁地方色彩，彰显乡村人性所特有的风格和特点，这与沈从文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态度密切相关。本篇文章主要对生态视野下的沈从文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论述，对生态问题的补救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希望能够对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构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沈从文的生态思想

对沈从文的生态思想进行分析，主要需要从沈从文生态思想的具体内容和沈从文生态思想的形成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以下为对这两个方面的具体分析。

（一）沈从文的生态思想

沈从文的生态思想具体分析，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为生态自然观、生态哲学观、生态伦理情怀以及生态正义观。

1. 生态自然观

沈从文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能够在沈从文的《蜜柑》等小说集、《云南看云集》等散文集中清晰可见，热爱自然、向往自然也是沈从文生态思想中的重要要素。沈从文所提出的“神即自然”思想，也能够彰显沈从文对大自然的独到见解，是沈从文对自然的深刻体会[1]。

2. 生态哲学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世界的核心问题，也是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中，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在沈从文的思想观念中，将“人与自然契合”作为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将生态哲学观念融入于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2]。

3. 生态伦理观

沈从文的个人经历和生活环境为其文学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沈从文对生命意识也随着其文学的创作不断升华，达到“博爱”和“生态良心”等思想境界[3]。

4. 生态正义观

沈从文对征服统治欲望的批判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塑，在其文章当中十分常见，沈从文的文章也带有一定的批判文学主义色彩，也同样是沈从文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是沈从文生态正义观的具体表现[4]。

（二）沈从文生态思想的形成

沈从文生态思想的形成与沈从文的文化水平以及生命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直接影响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风格以及生态观念。

1. 文化渊源

湘西是沈从文生长的摇篮，也是沈从文生态思想孕育的重要场所，沈从文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点的作家，他积极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作家的文学创作方式，进行自我创作手法的创新，沈从文生态思想并不是对其他思想的生搬硬套，而是具有对当前现实社会的一种批判和怀疑态度，具有超前的眼光[5]。

2. 生命体验

沈从文有着学生、军人和作家等多重身份的经历，同时在乡下的生活和城市成活的对比，也为沈从文带来了更多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经历，为沈从文文章中心思想的写作和文章中生态思想的渗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沈从文创作中的生态意蕴

沈从文创作中的生态意蕴主要表现为“乡下人”意识：生态的标尺；“桃花源”：诗意栖居之所；“失乐园”：贫血的荒原；女性：生态的表征四个模块。

（一）“乡下人”意识：生态的标尺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具有独特特点和风格的作家，被称之为“艺术家的小说家”，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沈从文创作中乡下人的意识主要来源于沈从文独特的生态视角，正如当代文学家罗成琰先生对沈从文的评价：“在所有现代中国作家中，始终保持着‘乡下人’的意识，拒绝被都市所同化[6]。”沈从文“乡下人”的意识，使得沈从文更加热爱生命、热爱自然。

（二）“桃花源”：诗意栖居之所

“桃花源”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所描述的场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7]。”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世人所向往的场所，桃花源同样也是沈从文所向往的生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生态文化中的最高法则。

（三）“失乐园”：贫血的荒原

人们向往“桃花源”，却由于当前社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破坏，逐渐成为了“失乐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贫瘠的土地、虚伪的人性和繁忙的都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逐渐减少、人之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自然成为了人们征服和掠夺的对象，在这一点中，《腐烂》、《黄昏》等文章中都有所表现，描写了出一幅当前社会中生态破坏之景。

（四）女性：生态的表征

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天然的同一性，自古以来人们就习惯把大地比作母亲。沈从文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女性崇拜情结，对女性有着一定的尊重情感。沈从文认为，女性和自然同为一体，女性同样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对女性多有赞扬之情。在沈从文的笔下，有很多文章中，都借助青山绿水或者绚丽晚霞，来展现女性的柔美和清丽，在晚霞中是那么的婀娜多姿，引发联想。与女性的和谐相处，正如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在现实社会当中，女性却遭遇着不同的待遇，甚至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例如在小说《丈夫》中，女性的命运是卑贱的，是处于屈辱和服从的地位，是对女性不公平的一种表现。

三、生态之境的重建：生态问题的补救之方

生态之境的重建，首先要分析生态问题的文化根源，其次在明确问题的基础上，寻找生态问题的补救方法，以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生态的平衡构建。

（一）生态问题的文化根源

文化力量和文化氛围的构建对于生态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生态问题从根源上来讲，也是一种文化问题，是由于人们对生态保护的认知能力较差所造成。正如著名的生态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所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文化体系的构建对于生态文明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影响。

沈从文较为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生态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忧虑情感和居安思危的态度。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能够感受到沈从文对社会的希望，对人与人之间冷漠的斥责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渴望。沈从文将文学创作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融为一体，这种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沈从文看来，都市现代文明是导致生态失衡的内在根源。如果说，鲁迅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武器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批判的话；那么，沈从文则以湘西本土文化为参照，对都市现代文明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二）生态问题的补救方法

生态问题的补救，首先要保证自己能够拥有一个纯真、自然的心态，能够真正做到“皈于自然”。生态思想即为人类在科学认识自然界中一切事物之后，所形成的特定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点，沈从文虽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生态思想学习和相关哲学的思考，但是沈从文所著的文章当中，富含着诗情画意的诗篇和富含哲学思辨思想的散文，仅仅通过文章的阅读，便能够感受到沈从文思想中的生态思想以及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一直都是沈从文坚守的信念和追求，也是沈从文生态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在明确当前生态问题的基础上，对人们的思想和认知进行健康的教育和深入的指导，使人们能够具备更多的生态意识，形成一定的生态情怀，正如沈从文一样，更加热爱大自然，渴望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构建更多的“桃花源”。

结束语

沈从文的文章具有一定的生态学视角，在沈从文所著的文章当中，富含着诗情画意的诗篇和富含哲学思辨思想的散文，沈从文将“人与自然契合”作为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将生态哲学观念融入于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仅仅通过文章的阅读，便能够感受到沈从文思想中的生态思想以及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在当代生活中，我们需要具备沈从文一样热爱大自然，渴望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具备一定的生态情感和生态意识，正如沈从文一样，更加热爱大自然，渴望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构建更多的“桃花源”，创建文明、和谐和发展的社会新形象。

（作者单位：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龚丽娟.和谐・诗意・虚无――东方文化生态视野中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审美理想之比较[J].广西民族大学，2010，（04）：105-106.

[2]纪秀明.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综述（1979-2010）――兼论生态文学与批评在中国的演进[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123-124.

[3]张丽军.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142-145.

[4]刘恒健.生态自然美及其有无之境――兼论生态美学视野中的自然美[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5）：104-106.

篇3

关键词

石漠化；生态修复；生态道德

贵州省喀斯特地貌分布面积大且老、少、边、穷人口集中，脆弱的生态环境加上突出的人地矛盾，致使石漠化日趋严重。近年来，当地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带领民众开展了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虽初见成效，但石漠化地区的生态修复任务仍很严峻。经过对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广大山区民众进行实地的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得知，在石漠化地区开展的生态修复进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生态道德问题的产生。本文通过对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的广大山区民众进行实地的问卷调查，获得来自一线的反映民众真实心声和生态道德状况的资料和数据，了解其现有的生态情感状况，对于生态修复的理解与认知水平，从而确定在生态修复过程中出现的生态道德问题，从哲学、政治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觉去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尝试从优化生态修复措施入手，针对问题根源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设性建议。

1调查概况

①本调查覆盖了贵州省9个地、州、市的78个岩溶县。调查以问卷为主，结合调查组成员的实地调查，个别访谈等方法。本调查共发放《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民众生态道德现状的问卷调查》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46份，有效回收率为94.6%。对有效问卷的946名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统计如下：性别分布：男278人，女668人。年龄分布：18岁以下251人，18~45岁442人，45岁以上的253人。学历分布：高中以下122人，高中或中专180人，大专及大专以上644人。

2贵州石漠化生态恢复进程中的生态道德问题现状及其缘由

②通过实地调研，结合调查问卷的前期数据分析，贵州石漠化生态恢复进程中的生态道德问题现状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低（见图1）。（2）对环境资源及其保护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3）生态环境保护意愿不高，情感不稳定（详见图2）。（4）生态环境保护行为不稳定（见图3）。（5）对目前生态修复工程及生态补偿认同度较低（详见图4）。通过实地调研，结合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显示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民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低。结合大量的资料和实地调研结果显示，在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产生以上生态道德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1）民众接受的生态道德教育明显欠缺；（2）对生态修复工程及其意义缺少基本的认识和理解，更多地民众认为这是政府和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事情，意识不到生态修复对于其所在的生活环境有着何其重要的意义。一系列生态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贫穷，在于民众无法从生态修复项目中获得能让其信服的物质上的经济支撑。

3解决生态道德问题的建设性对策

3.1寓生态道德教育于生产、生活中针对当地民众生态道德教育欠缺的问题，传统的文本教育或说教显然缺乏力度，也无法体现其真正的教育价值。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必须找到能与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有紧密切合点的生态道德教育内容，在引导民众生产、生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绿色生产”、“低碳生活”的更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环保理念，从而实现生态道德教育的真正目的。

3.2优化生态修复措施，提高民众认同度要扭转民众对于生态修复及其重要意义的偏颇认识，亟需改革和调整生态修复措施和方式，要让民众从生态建设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不仅要让其看到生态环境的良好转变，更要让其增加经济收入。因此，石漠化生态修复模式目标必须由扶贫型向质量型转变，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使自然恢复与社会、人文有机耦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三者的有机结合和综合效益最大。

篇4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079-02

一、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一般理论

（一）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一般理论

1.城镇化的内涵

城镇是相对于农村而言的，是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总称[1]。中国的“城镇化”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看法认为，城镇化就是工业化发展引起的人口和用地规模的扩大，城镇化人口密度增加，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成区不断扩大；广义的理解则认为，城镇化就是社会化、工业化集聚区域的城市要素逐渐增加的过程，同时包含着人们的精神文明层面的巨大进步的过程。

2.生态环境的内涵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生态环境是生态和环境两个名词的组合。生态是指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当代环境概念泛指地理环境，是围绕人类的自然现象总体。环境总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实际上是人类的环境。当代环境科学是研究环境及其与人类的相互关系的综合性科学。生态与环境虽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但两者又紧密联系、“水融”、相互交织，因而出现了“生态环境”这个新概念。

（二）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依据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自文化始祖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后，经不断演化，“天人合一”的学说就在儒道两家的文化中盛行开来。这种观点认为，天即自然，人与自然组成了世界上的有机统一体，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整体内是动态和谐的、对立发展的。从生态角度讲，“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强调发展应当注重整体性，“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与所处的外界环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自然发展的规律十分重视整体的平衡，多余的就会丢弃，而缺少的部分也会得到及时的补充。现在，我们实施的注重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各领域全面发展的战略，实际上就是在实践古人的“天人和一”的整体性发展理念。自然的法则是神圣的，人只有遵循法则，改造自然才会取得“上天”的准许；否则，就会受到它的严厉惩罚。古人在这个方面显然比今人的认识要深刻，“天下大生谓至德”，放眼整个地球，我们应学习古人对自然的“取之有时”、“取用有度”的绿色生态主张，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生态的平衡。

2.的生态哲学思想

在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2]。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界。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3.科学发展观中的生态哲学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3]。协调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原则，揭示了怎样发展的问题，既包括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又包括人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既包括产业及行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又包括地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克服单纯以经济收入或经济增长衡量发展水平的观点，特别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及根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

1.资源短缺问题日趋突出

（1）城镇用地失控。近年来，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与“人口城镇化”出现大量水分因而城镇化发展质量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过快，城镇发展空间严重失控，这是“冒进式”城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由于对土地的审批不严、管理力度不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土地资源闲置、浪费现象，造成大面积的撂荒地，致使不少地方出现“土地危机”现象，土地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2）城镇供水紧张。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多，对水的需求量增大，生活污水相对增多。生活用水排放设施的缺乏，使大量的生活用水排入河流，渗入地下，污染了地下水。大量的污染工业布局在城镇周围或水源地，对城市供水造成巨大威胁，细菌等微生物污染、工业废水等无机物污染、工业污染排放等潜在的有机污染，造成城镇供水的三大污染物。

2.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1）城镇空气污染。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空气污染成为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4]。2013年全国大面积出现的雾霾、阴霾，就是因为天空气体中充斥着汽车尾气、工业废气。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居民生活排放出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以及由其他污染物的反应中形成的带有光和热的光化污染。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巨大，人体持续暴露于空气污染中，会引起身体的不适。当空气污染物达到一定浓度时，将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甚至会导致疾病和死亡。

（2）固体废弃物污染。近年来，城镇工业废弃物、生活垃圾有增无减，而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严重落后于城镇的发展和功能需要，废弃物的细粒，增加了大气中的粉尘含量，加重了大气的尘污染；无序堆放的固体废弃物中的有害成分由于挥发及化学反应，产生有毒气体，导致大气污染。由于对中央财政上缴比例过大，地方财政的压力增大，特别是县、乡（镇）财政连吃饭都保证不了，哪有财力来治理和防范环境污染和破坏。甚至对明显的污染企业和作坊，因其是本地的财力来源而放任自流，明显加大了对环境治理和防范的难度。

（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1.生态环境的制度根源论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只有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树立新的生态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生态环境资源得到合理和有效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对于生态环境问题只有从制度的层面上加以透析，才能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走出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出现的边治理边污染、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来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2.生态环境的科技根源论

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对城乡环境污染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在目前人类可以实现的生产力水平下，一个生产过程往往只能利用某种原料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作为废料排放到环境中去。生产技术水平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就高，排放到环境中去的污染物数量就少；反之，生产技术水平低，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就低，排放到环境中去的污染物数量就多。因此，与科学技术落后相联系的污染治理技术水平低下，也是环境污染严重的因素之一。

3.生态环境的文化根源论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缺失公正的伦理观、片面的道德观、缺位的政绩观，是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哲学思想根源。人的出现对自然界而言，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效果，既有可能加速，也有可能延缓自然的演变过程。要使人类的行为作用于自然界时产生正面地、积极的影响，就必须按照自然规律来遵循自然；而一旦反其道而行之，则会得到大自然的惩罚，人类的活动应遵循自然规律并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不可能逃离自然规律的控制。

三、推进解决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一）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保证治理措施的有效实施

随着中国环境的日益恶化，体系较完备的法律系统，对城乡环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显得越来越重要。环境的保护不仅要靠政府的大力支持，严格、明晰的标准也是很重要的。完善立法，扩大法律保护生态环境的范围；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责任制度，明确规定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制度。

（二）建立高效的综合环境管理体系，强化环境行政权力

在中国，建立有相应的责任机制。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监管水平，加强部门配合，强化执法检查，从源头预防和全过程监管并重，对违反生态环保法律法规的案件，坚决处理、绝不手软，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三）有效推进自愿性行动，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在城镇协同治理背景下，城镇生态环境更加注重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各方能充分实现其权利，从而达成共赢的良好局面[5]。未来城镇生态环境的目标是建立和谐、文明、创新的新型生态城镇。这样的目标必须倚仗社会各个群体的团结合作，所以这里的“共治”是多方面、多群体、多方向的协同治理。大力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教育，努力营造生态环境保护的舆论氛围，牢固树立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充分运用媒体和广告网络等多种手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 张涛.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冲突及协调[J].鄱阳湖学刊，2013，（3）.

[2] 王雪松.生态哲学思想及启示[J].江淮论坛，2009，（3）.

篇5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1-0065-08

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errogation of western Green Thoughts towards the anti-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y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by revealing the lack of theory in ecology centr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logy Marxism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technology tendency of ecology centralism， but also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ight theory. It believes ecology centralism root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personal value and attitude to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historism and ide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also criticizes tha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explores ecological problems only from the view of value， instead of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values are interdependen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insists that nature only ha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to mankind，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bstract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pursuit of human overall interests and human long-term interests is only fantasy. The defense of ecology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natural alienation to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dvocating by changing the social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eliminate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also points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sisting on preexist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nature， insisting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and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makes accurate pos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bout western Green Thoughts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advocate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Key words： view of nature； ecology centrism；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面对全球性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西方绿色思潮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生态性，他们试图用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以此走出生态困境。生态学者通过揭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展开了有力的辩护[1]。本文旨在系统地论述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及其理论特质。

一、生态学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以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为代表，他们在自然观上坚持自然价值论以及自然权利论，反对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与自然和谐共处[2-4]。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上述主张受到了生态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不仅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困境，而且揭示出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特征，生态学者同时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探寻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理论困境。生态学者指出，自然价值论面临着如何从事实认知推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难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自然的价值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自然价值的客观存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般的伦理关系。基于此，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完全可以从“是”中推导出“应该”来，因为 “实然之道蕴含着它的应然之道”[5]。生态学者指出，生态中心主义者把价值等同于事实，这是他们最根本的理论困境。事实和价值存在着联系，并非截然两分，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把它们等同起来，是不可取的。不仅如此，生态中心主义必须论证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客观性。为此，生态中心主义者把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价值等同于它们的存在本身，这种论证方法不仅犯了前面所说的把价值论等同于存在论的错误，而且把自然作为评价主体去评价价值的内在属性，这是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的。除此之外，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客观性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研究和严密的推理基础上，而是归结于人的直觉，这种作法很难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除了上述难题外，生态中心主义还需面对如何定义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挑战。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这两个概念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定。在定义自然价值概念时，他们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一种“内在价值”和“客观价值”；要么认为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和属性；要么认为自然价值就是生态系统的创造性。对于什么是自然权利，他们强调非人类存在物具有与人平等的，包括生存权利和自利在内的道德权利，这种道德权利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可见，生态中心主义者把本属于人的价值和权利概念不仅做了宽泛的解释，而且推广到非人类存在物上，但这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具有后现代特征。生态中心主义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反对科学技术，使其理论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对此，生态学者展开批判性分析。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反对，具有后现代反主体的特征。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并没有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生态自然放在中心地位，势必会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其一，在对待人类理性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指认生态危机缘起于人类理性的骄横和对自然的控制，提出必须消解人类理性和批判“控制自然”观念。生态学者一方面强调不能消解理性主义，而是应该探讨如何正确地发展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的优势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指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侵犯，而是在掌握自然律前提下的有意识的合理控制。其二，在对待科学技术方面，生态中心主义者目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使用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他们反对科学技术，主张放弃技术，使人类退回到前技术时代。生态学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的反技术主义倾向，强调应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看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可以说，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根本不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这种制度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的危机。

第三，生态学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主张。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提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自然价值”和“道德权利”。对此，生态学者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咎于个人对环境的价值观和态度，这种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即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根本没有看到自然的社会历史性；把生态问题唯心主义地归结为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看不到生态问题背后所隐藏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因此无法真正找到产生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学者指出，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中去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伙同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实施非正义的“生态掠夺”等才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罪魁祸首。生态学者不仅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探寻，而且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方式。对生态中心主义者来说，未来社会生态问题的解决只需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即用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看待自然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培养一种对大自然的“生态意识”。福斯特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并非改变人类的价值观，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打破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全球权力关系，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解决生态问题，在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制度下，即使个体的生态道德得到明显提升，也无益于生态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同样，戴维・佩珀也认为，生态中心主义过分地迷恋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把它们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动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现有社会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巨大力量才是解决生态问题所面临的巨大阻力。

总之，在生态学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抽象地和非历史性地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因而无法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生态学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

生态学者不仅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而且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主要以墨迪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诺顿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6-7]。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都具有鲜明的内在缺陷，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它不仅依然是一种与资本紧密联系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且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第一，生态学者揭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在生态学者看来，无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如何鼓吹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它依然是抽象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根本无益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坚信“生态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是相容的，它有可能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这种内化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有可能与资本相结合加剧生态问题的产生。此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在现有资本全球权力框架中，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打着人类整体利益的旗号，实则维护着以资本为核心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人类整体利益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它是一种裸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不仅如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要求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范围内是无法真正落实于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的。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长远利益虚无缥缈，无从实现，而且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实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主义”，加剧了生态问题的恶化和社会不公正。生态学者强调，探寻生态问题需要全球性视野和全球性行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对虚无缥缈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追求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他们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主张只可能是纸上谈兵。

第二，生态学者指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实质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自然问题上，近代机械论明确指出，自然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按照客观数学规律运行的冷漠的和无趣的世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认为自然对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认为自然只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完全忽视了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特征。由此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在对待自然方面仍然是一种近代机械自然观。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近代机械自然观继承了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的认识传统，指认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主客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人翁地位，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控制自然，但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终究要受到理性思维的制约，否则生态问题随之出现。可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利益和需求基础上的，控制与被控制的主仆关系，它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上，近代机械自然观十分推崇科学技术的作用，甚至把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同于社会的进步，但是它没有关注到科学技术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注意到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它坚信只要以人类理性的方式操控自然，在F有制度框架下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就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学者指出，无论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还是近代机械自然观，他们都是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观念和科学技术的效应问题，根本看不到“控制自然”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与资产阶级“控制人”的观念紧密结合的，因而不能正确地理解“控制自然”的真正内涵，无法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评价，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近代机械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第三，生态学批判性地分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危机。在生态学者看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一样，缺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它们仅仅从抽象的价值观层面探寻生态问题，忽视了价值观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因而无法建立科学的生态自然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建立在资本利益之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它在探讨生态问题时，只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另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全球权力关系范围内，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生态学看来，人类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的全球权力分工。如果不变革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不打破这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权力关系，一切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都只是枉然。基于此，生态学者指出，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能离开人类立场，对此，格仑德曼、戴维・佩珀和休斯都作出了分析。格仑德曼认为，人类在分析生态危机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绝对不能够放弃“人类的尺度”。 戴维・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8]休斯发现人类中心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断言就是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9]，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能够为保护自然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批判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内在缺陷，指出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抽象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不仅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反而会引发生态危机。人类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打破资本全球的权力关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

三、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基于对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生态学明确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并不是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生态意蕴，以此为基础，生态学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

第一，生态学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在生态学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自然概念和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自然异化的观点都包含着一种生态学的关注。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现代性的自然概念。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关于自然的概念具有浓厚的现代气息，它可以追溯到皮科、培根以及黑格尔，并延伸到尼采。马克思还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对待自然的现代性观点，即把自然看作是具有某种功用性的物体，它可供人类利用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欲求。在这个物质世界中，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控制自然”。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拟人的，它自身没有目的，只是人类将其需要和欲求强加于它，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不是以一种肆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不仅强调自然概念的现代性，而且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戴维・佩珀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戴维・佩珀看来，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人类通常与自然处于一种统一和斗争状态中，自然往往以一种与人敌对的姿态存在着，人类既依赖于自然生存，又要与自然作斗争。劳动是人类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人类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毫无保留地把自身的力量倾注于自然，其Y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相互改造，即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他们自己，即人类的自然。随着我们对自然改造的不断深入，我们开始懂得应该去了解自然规律，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发展了自己的智力。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自然的异化意味着自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自身分离，它被视为一个社会产物的失败，自然的异化其实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异化。要消除自然的异化，就必须消除社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规范自然对整个社会的用处。生态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认自然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主张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这种对自然异化的观点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关系一元论基础之上的。

第二，生态学者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自然维度，而且具有文化维度。对此，詹姆斯・奥康纳作出了详细的论述。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要充分重视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能动性和自主运作性是自然的特性，自然界虽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它具有自身的运动规律，自然本身的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詹姆斯・奥康纳不仅强调自然的自身运动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强调自然界的自身运动规律和内在属性还会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除此之外，詹姆斯・奥康纳认真考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和文化维度。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而且自然系统的内部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将会对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自然系统的内在发展趋向和内在规律也会影响到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并产生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看，詹姆斯・奥康纳指出，文化在前苏联那里只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这就直接导致了前苏联理论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劳动等概念缺乏一个文化的视角。从文化视角来看，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它们都与一定的文化规范和文化价值观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不仅是劳动力，而且包括劳动协作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下进行，并受到这些文化传统的影响。此外，詹姆斯・奥康纳还考察了社会劳动的自然和文化维度。他指出，人类的生产劳动既受到自然的影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又受到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文化实践。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劳动被赋予了自然的特征，自然的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是社会劳动的建构基础，而文化规定和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

第三，生态学始终坚持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生态学者看来，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相互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制约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通过社会劳动调节和控制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学者所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正是建立在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辩证联系的基础之上的，以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辩证统一为其理论特征。生态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自然界及其自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及其自然规律具有先在性、客观性、制约性。人类只有不断地认识自然，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才会使自然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通过社会劳动把自然带入到他们的视野。人类不断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而且坚持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生态学者指出，“人类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10]，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一方面，人类作为拥有生理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像其他所有生物体一样，能够仅仅存在于自然环境中，人类不仅依赖于自然界并且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还可以通过劳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同样也是社会存在物，他有别于其他生物体，人类通过“有计划的意识”活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而且这种“物质变换”也发生在人类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生态学者强调，人类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类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人类与人类之间也会发生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人类的关系始终贯穿在马克思的整个著作中，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辩证统一的。

总之，生态学者通过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社会历史性以及人类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实现了人类-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自然-人类、人类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学者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体现了其鲜明的理论特征。

四、评论

生态学者揭示和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缺陷。基于此，他们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并提出用自然和文化维度重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等概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坚持的是立场，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第一，生态学对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作了准确的定位。生态学把生态中心主义看作是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绿色思潮，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建立在资本利益基础之上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认为它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后现代性质体现在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科学技术，反对理性主义，主张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等方面；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之所以说是一种近代机械论自然观，是因为它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类相对立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其自然仍然是与资本结合在一起的。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一方面是因为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抽象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W技术的运用，它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强调生态危机的解决仍然需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立场，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另一方面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对自然的控制是建立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人类的利益和需求基础之上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反对经济增长，不主张对工业实行限制，主张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论述与西方绿色思潮的自然观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生态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第二，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之上，要么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的制约和限制，要么强调人对生态系统的控制和利用，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根本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那里是一个有机体，人类社会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人和自然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因此生态学反对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主张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所研究的自然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异化产生于人类社会中，具体地说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中。解决自然异化的根本方法在于实现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因此生态学指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要打破现存的资本全球权力关系和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单纯从价值观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之道，提出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和非生态性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理论导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方法，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向度，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当展。

第三，生态学者主张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建构起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他们不仅突出自然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主张文化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和协作方式，进而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视，把自然、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化、自然等领域的研究视域，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肯定地说，生态危机与我们忽视自然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轻视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生态学所建构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思考生态危机颇具启发性。

五、结语

总而言之，生态学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辩护，针对的是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反生态性的诘难，其辩护的实质是强调基于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以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生态学者与西方绿色思潮关于自然观的争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绿色思潮自然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性质；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然异化的实质，倡导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来消除自然的异化、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生态自然观研究[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4.

[2]劳伦斯・布伊尔.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M].岳友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3]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M].2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

[4]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5]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6]杨通进，高予远.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

[7]周玉玲.生态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篇6

一、生态学及其生态学

生态学(Ecology)这一词来源于希腊文oikos 本意为住所或者是“栖息地”,若进一步详细解释为“关于居住环境的科学”主要是一门研究生物的生存条件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名词,最早由德国动物学家E.海科尔在1866年的著作《普通生物形态学》中提出,书中明确的提出: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与自然界经济有关的知识,即研究动物和植物与它们的无机和有机环境之间的全部关系的科学,是对达尔文所提出的生存竞争条件的那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生态(EcologicalMarxism)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这个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的一个活跃生长点,其基本的出发点是用生态学理论去不补充和发展,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它对社会变革的现实途径和策略以及未来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广泛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对当今社会尤其是科学发展理论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从几个方面对“生态学”进行分析:

1.“生态学”的产生有其重要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得人们越发对现存环境的不满,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兴起增强了人们的生态意识,为“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生态学”的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为了寻求解决生态问题,一些西方思想家将生态问题与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对工业文明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生态学”。

2.“生态学”虽然从产生到现在历经的时间很短,但作为当代西方重要流派,它不仅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也与其特定的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它有重要的思想渊源: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有生态学、生态危机理论等。人与自然地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无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相处的最合适和最佳方式,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进行展望的同时,也批判了工业革命及其异化生产队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并从不同层面对人与自然地关系作过深刻的研究和说明,他们主张在自然界实现人道主义,强调按照最符合人类本性也最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去改造和利用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既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实现部分,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马克思曾说“那些现实的、有形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和实现是以人必须首先承认自然规律为前提的,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时忽略了自然规律为的存在,那就只能导致对自然地破坏,最终人类只能自食其果从而会限制甚至是取消社会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对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统治与人对人的统治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曾说“把妇女当作共同乐的牺牲品和婢女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退化,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自然的类的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的劳动是不以一切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人类生活实现的永恒地自然必然性。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人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恩格斯说“动物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

总之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正如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作出如此经典的论述“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形态,在此基础上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劳动在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以上我们从多个方面对“生态”的理论进行详细的分析,从中更好的理解“生态学”的内涵。

二、“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

对生态危机成因的研究时“生态学”理论中较为有深度和特色的部分,它对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归于科技和工业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分析,特别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深刻的剖析。长期以来,人们常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或者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认为科技的发展,生产力高度化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使其背负上“原罪”的的性质,“生态学”反对把科技在现代化中的消极效应当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反对其“生态危机”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使用科学技术的错误方式造成。

举个例子:“刀子”产生本身并无过错,只是当它沦落为用于“谋财害命”的手段时,它才是有罪的,而它用于“饮食”方式更多的只是方便和美化菜肴。“生态学”认为,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定位技术的生态与人类学的后果,就必须对它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不是一概而论,简而言之科学和技术仅仅是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地手段,科学与技术本身并不代表日益增长的对外部自然的“权力。它们本身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重要,只是当人们用其当作掠夺自然地的工具时才突显出来,而追求其源,表现在它们对于控制紫日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人的行为的潜在影响。这种人的行为是包围着人类整体的一种社会秩序中发生地,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中的合理性被当作是人自我控制的工具,其中包含和谐的要素,超越出于不安全和恐惧感而对自然事件施加相异和敌对力量的倾向,追终其因是“人”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因而,科学只是一切先进技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它不可能超越纯粹技术的层面。也就是说,它不能为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一切所必须做出的判断、选择和评估形成一个客观基础作出贡献,所以不能单纯把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归于科学技术本身,更不能离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罪恶”,而追其根本原因,生态危机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实际上时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本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控制自然地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详尽的了解“控制自然观念”才能最终找到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控制自然观论”的思想理论根源及其形成过程在“生态学”创始人――威廉・莱斯的作品《自然的控制》中得以体现,他认为在宗教传统的束缚下人类对技术最初的经验形成的内心期望和恐惧助长了一种宿命论,依靠它人们逐渐地接受了人类创造性的成果,同时又担心着从它手中爆发出无法控制的邪恶,特别是犹太基督教保持着“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在所有地上的事物中只有人才具有精神,这样他不必畏惧自然中某些反对者的阻挠。因而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的统治权的思想――人是地球的主人,统治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在宗教神话的无限“权力”中得以确立,同时,莱斯在书中还特意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是培根哲学的最基本要素。

总所周知,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背后影射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知识的增长会改变人与自然地关系,从而使物质的稳定发展为可能,即知识可以使人们的思想文雅、大度、适度和柔顺,而无知使人们粗暴、专横和抗逆,知识的进步免除了人与自然关系引起的不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如的问题上也提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他们认为控制自然是劳动过程进化的一个要素,在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控制表现为科学和工业的富有成效的结合,自由的实现在于“社会化”的人相互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安排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不允许它的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他们,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本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因为要在一种对他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态上所有的自然物质才能推动各种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从上面短短几句话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控制自然论理论理解的十分的深刻,在控制自然观念的支配下,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的持续不断地控制所扭曲,人的自然是被一种抵抗合理控制的内在机制控制的,社会注定是无休止地追求满足无止境欲望的手段的场所。而其因此所带来的广泛的无穷的对抗和争斗。

总之,上述详尽的分析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也深化了其对“环境”的影响,要想深刻的理解环境和生态危机等问题,不能简单的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片面的分析,也不能单纯的把其最根本的原因仅仅的归结为控制自然论。虽然我们从此角度来考虑能从侧面揭示生态危机等问题的成因并为我们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环境,生态等问题提高深刻的启示,但是把“控制自然论”中的“宗教”问题也异化为“危机”根源却是狭隘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只是人们对这一必然过程的一种反映,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观念,更进一步讲,“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其产生的根源更应该从人们对“控制自然”的方式去寻找,从多种因素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探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控制自然论”对我们最终寻求生态危机成因的根源意义重大。

篇7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篇8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对我国“生态危机”的理性回应。三十多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然而，与此同时，我国的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通过法律调整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以缓和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紧张关系？怎么发挥政府对处理这种紧张关系的应有作用？怎样保证彻底解决我国现在存在的“生态危机”的问题，以实现“生态文明”？以上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我国生态危机和经济法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并非最早在我国出现。早在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生态危机在这些国家才逐渐暴露出来，并且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这些国家的学者在探究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时，由于他们观察的角度不一样，他们所确定的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也是各异。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主要是有“反人类中心主义说”、“科技异化说”、“消费异化说”和“资本主义制度说”。反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环境（主要为动植物）紧张关系，而忽视了人和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紧张的利益关系；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中性，只是人类在改造生态环境和人类生产力的工具。同理，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被用于去化解生态危机。科技异化说没有看到生态危机背后的社会制度根源；消费异化说把消费异化拔高到是生态危机根源的位置，忽视资本主义社会所蕴含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说则是在西方生态学继承西方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基础上，透过生态环境的危机问题，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从而引起生态危机的产生（陶庭马，2011）。资本主义制度说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制度。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的核心则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张扬利已主义的文化，强调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的充分竞争，最终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使得个人资本的趋利本性充分显露出来，导致社会大生产所涉及到的要素不断被商品化。在这种循环中，自然资源（作为财富的基本来源）被市场经济主体不可控制性地掠夺，引起市场失灵，进而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

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不可能直接具有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弊端。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并且逐渐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以私有制为基础，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毕竟需要一定的发展历程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上述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不能及时的被克服与修复。这造成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表现为市场经济主体无序的恶性竞争成为常态，污染物和废弃物的任意排放成为市场主体的惯常行为，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成为市场主体赚取利润不可避免的途径。这些最终导致我国生态危机的出现并且使我国生态危机在逐渐的严重化。因此，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是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立过程中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弊端，引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肆意的破坏，最终造成生态环境处于危险的境地和崩溃的边缘。

我国生态危机与经济法的关系

经济法作为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李昌麒，2007）对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有着天然的“应对”和“暗合”。正是基于经济法对市场失灵规制作用，间接地对解决我国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调节的途径。

（一）经济法通过克服市场失灵而防止生态危机的发生

对经济学家而言，市场失灵用于描述市场分配资源特别无效率的状况。广义地说，竞争性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即由市场竞争所形成的资源配置会达致不可能再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好的程度；所有互利的交易都将由市场实现（盖瑞・J・米勒、王勇译，2002）。但是，充分、有效率的市场经济被实现是受到一定条件制约的。这主要包括三个条件，即：市场充分竞争、市场上的物品全部是私人物品以及零交易费用。三个条件缺乏任何一个，就不可能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曼昆、梁小民译，2003）。然而，在实际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这样的条件达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市场经济的失灵相伴于市场经济的行动而生，只是程度或者规模的不同而已。

正是由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为了全局性、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就必须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活动做必要和适度的调整，包括了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层面。正如金泽良雄指出，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主要是为了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经济循环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通过市民法进行的自动调节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是为了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制定之法”。国家从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制定并且实施相关的经济法律以保证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及可持续的发展。正是经济法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适当的规制，这才能够保证市场主体将生态环境作为交易成本一部分，而不是使市场主体视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掠夺作为获取高额利润的途径，最终促使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

（二）经济法通过克服政府失灵而阻止生态危机的恶化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权力具有公权的属性。就我国国家权力的架构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权力赋予国家行政部门行使。在市场的运行机制中引入国家公权力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失灵能够被有效地控制。然而，正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如果政府干预市场的公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地制约和规范，那么这就有可能导致政府失灵的出现，也即国家干预失败，即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政府利用干预市场的权力而变向的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之中，进而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运行效率低下、政府干预过度、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政府不受产权约束、预算分配偏离社会需要和权力寻租等几个方面（李昌麒，2007）。因此，从市场角度看，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干预”是需要的干预和适度的干预；从国家权力角度来看，需要和适度恰恰是对国家权力的干预（穆虹，2009）。

正是由于政府在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会发生权力行使偏离的情形，也即政府失灵。为避免政府在干预市场经济时政府失灵的出现，这就需要经济法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进行限制。只有通过经济法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的限制，才能保证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好“管家”的角色。这种角色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为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约束或者调整即不存在失职的情形，也没有越权的状态。因此，在政府适度的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情况下，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保证市场能够发挥出其所应有的理性分配资源的功能，进而防止或者“治愈”生态危机。

经济法应对我国生态危机的基本路径

经济法应对我国生态危机的基本路径就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相平衡为目标，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经济法律的内容，最终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互动、协调、良性的发展。

（一）通过经济法对市场失灵的控制来应对生态危机

国家从需要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防止市场失灵。市场规制一般也将其理解为对市场秩序的调控，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反倾销和反补贴几个层面。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的调节和控制（杨紫 等，2012）。因此，虽然国家对市场失灵的规制有着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但是针对经济法应对生态危机这个角度讲，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起着应对生态危机的“主力军”的作用。立法机关为应对生态危机而修改经济法中的规定时，应当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为目标，坚持经济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相适应。具体而言，在经济法中涉及宏观调解规则的完善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法中要制订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资源所具有的稀缺本性与生态环境成本的价格体系。将生态环境的成本成为市场主体进行市场交易成本的一部分，进而约束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第二，经济法中应当设立排污许可的制度和排污产权交易的制度。通过排污制度的法律化，建立减少排放污染物的机制。通过市场交易的行为，使减少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利润；第三，经济法中应当构建生态补偿或者环境污染补偿的制度。通过这种制度，使因损害环境而受益的区域或者人群向对与之相对应的受到损害的区域或者人群予以的相应的利益补偿；第四，经济法应当完善鼓励有利于维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平衡的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最终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维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二）通过经济法对政府失灵的控制来应对生态危机

为避免政府在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市场调控时的政府失灵，必须通过经济法对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进行规制。经济法规制政府失灵的重要途径主要是通过对经济法中相应的规范性内容的调整，转变政府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所起到的职能、完善政府参与到市场经济中的程序和赋予并明确政府制定有利于保护生态政策的权限。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经济法中的规定应当明确，为了确保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政府应当由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型的政府向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转变，最终使政府不再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当中，进而促使政府的把工作重点放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的平衡上；第二，经济法应当赋予政府制定国内经济产业发展方向、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财政补贴、鼓励生态经济产业发展的税收和投融资等政策的空间。这有利于调动政府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宏观经济层面引导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少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行为中对资源的不必要消耗和对环境的不必要污染；第三，经济法应当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行为的权限和程序。立法中应当明确政府在参与市场经济时所做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够以盈利为目的。此外，政府应对市场失灵时做出的任何一项决策的过程都要有相应的程序来加以约束，以防止政府误用或者滥用权力。这样才能够使政府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做好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促使市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1.陶庭马.生态危机根源论[D].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1

2.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7

3.[美]盖瑞・J・米勒.管理的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M].王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二版）[M].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M].满达人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篇9

相较于其他国外，该流派能够深刻揭示生态危机根源，认识到“资本主义面临着它根本无法解决的危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核心理论”没有过时，“共同福祉”乃是全人类奋斗的目标；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智慧，较丰富地吸收了儒、释、道等的哲学思想，并认为“过程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和理论之间有着深层次的联系”；认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在社会主义中国，当今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这些方面都能够说明有机理论在很多重要的认识上是积极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有机产生于西方学术传统及文化背景，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我们绝不能对有机无原则地全盘肯定，绝不能把有机的“第三条道路”实践方案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1]

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要按照“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要求，做到辩证看待、清楚区分有机的积极性和局限性。因为有机在描述共同福祉时，把“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以及地球生态系统”做了特别强调，那么把生态作为重要研究内容的有机对于生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就是我们剖析有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有机是否真正读懂了的生态思想？

1 是否存在生态思想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国外对于是否存在生态思想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不存在或者不重视生态思想：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依然具有“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影子，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生态方面的内容只是只言片语、零零散散，生态方面没有核心内容可被继承或联系；奥康纳（James O’Connor）等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只有稍微提到生态方面的内容，但这些内容不是过于空洞就是过于抽象，对于中心思想而言，生态这方面的内容没有实质性的意义[2]；岩佐茂等认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当前面临的许多污染还未出现，那时提出的生态观念与当前已完全不同，不够深刻，不够有洞察力。[3]另一类观点则非常肯定存在生态思想。这类观点由于实践的检验，已经让许多学者认识和接受，有机就属于这一类观点。但与这一类观点中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有机不认同“一切尽在马克思那里”的看法，有机认为对于“人与自然”为讨论中心的生态思想仅仅是夯实了优质的基础，如果“一切尽在”的话，就没有扩展和深化中生态思想的必要了。有机的这种看法并非独创，是生态社会主义流派中福斯特的生态学诠释的延续，甚至直接引用了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提出的人类与自然关系“新陈代谢断裂”论据来证明马克思著作具有生态思想。[4]但是这不能说明有机关于是否存在生态思想这个问题看法上与生态社会主义一致，因为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还存在认识上的暂时分歧。[5]

毫无疑问，是存在生态思想的，也正是如此，被有机给予高度评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才有了正本清源、可供挖掘的宝藏。生态思想正是在被长期关注和探索下，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维度之一。事实证明，正在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R，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中国在实践上所取得的重大的成就，正是在“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才有可能完成的。[6]

2 资本主义是否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

有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与我们的观点一致”。有机延续莱斯（Willian Leiss）、拉比卡（George Labica）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评估”眼界有限，只能看见局部和眼前的利益，“自由市场”为争夺利润而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变得具有盲目性，导致阿格尔（Ben Agger）指出的“过度生产和消费”，从而在生态方面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有机笔下“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如克沃尔（Joel Kovel）形容的“癌细胞扩张”，只注重利润，造成“岌岌可危的生态状况”，存在着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说的“生态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客观事实。有机认为“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根本的联系”，资本主义已演变为“危及人类生存的致命弯道”。有机在“资本主义是否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这个问题上，与生态社会主义有着较强的契合度，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生态危机的总根源，与生态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到“工业化、城市化”等表面现象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和积极性。此外，“资本主义是否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是生态社会主义着墨最多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见一致，没有分歧，所以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与有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7]。

3 生态思想是否没有贯彻到底

有机虽然一方面承认存在生态思想，但另一个方面又认为关于生态思想仅仅是提供了可供挖掘的基础，并没有一直贯彻下去。有机还试图寻找生态思想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因，提出在《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只是想“试图利用黑格尔哲学的范畴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并没有想“很好地贯彻到底”。实际上，这种认识体现出有机对还存在一定的误解。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发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改造世界的劳动发生了“异化”，而这种“异化”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相互对立的关系――“当生产过程与自然循环发生对立时，生态危机也就由此爆发”。由于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出于时代任务的考虑，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首先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改变资本主义世界，而后才是全人类的解放――建设社会主义世界。[8]

4 “马克思的现代主义追随者”是否继承生态思想

有机认为：马克思受到欧洲现代主义的影响，具有现代主义深刻的烙印；但马克思作为一个时代的伟人，能洞见到后现代思想，将包含生态学思想的后现代思想融入。有机对于“经典”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前提下的。在有机的理解中，“经典”仅是“马克思的现代主义追随者”，是只继承了现代思想，而忽视了包含生态学思想的后现代思想的追随者，“经典”既不承认马克思思想包含着生态思想，也没有把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而只是把自然界概括为“阶级斗争的背景”“唯物主义的‘质料’”。客观地说，有机眼中所谓的“经典”的确存在过，但只是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国度的特殊思想倾向，但是在当前中的生态思想在被不断挖掘和理论在不断推进的情况下，比较“经典”而产生超越感的理解方式对于完整地理解和推进理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9]。

5 应如何从根本上避免生态危机

篇10

众所周知，人类水灾频繁，自古以来水灾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水灾的根源有二：一是暴雨引致江河流量激增，这是气象因素。二是长期以来，江河上游滥伐树木，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河道淤塞；加上大量的围河造田，减少了沿江湖泊的蓄洪能力，这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人为因素，也是水灾问题的根源所在。

人类要消灭水灾的有效措施，就是既要修筑堤坝和进行水利工程以调节江河的流量，以应对因暴雨引起的洪峰；同时也要做好水土保护工作。换言之，我们需要在江河上游那些植被曾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重新植树造林，重建植被。这样，被雨水冲到江河去的泥沙就会减少，河道淤塞的情况就能改善。加上清挖江河的泥沙，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等补救措施，以便能逐步恢复江河流域的自然风貌。做好环境生态保护工作，以便能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这就是人类消灭水灾的有效措施。

这一有效的措施，在世界各国已开始推行和落实，并已初见成效。当前，我国黄河及长江上游严禁伐木，封山育林，数百万伐木民工改为植树民工，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种树造林，重建植被。政府同时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多种些树，并给予一些经济的实际利益，因此农民种树的积极性很高。近年来，黄河和长江上游一些原来光秃秃的地方渐见绿化，江河里的泥沙量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其他减少水灾威协的措施，例如退耕还林退耕还湖，清理河道泥沙，修建水利工程也在积极落实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千百年来困忧着人类的水灾问题，通过正式立法，以执行各项保护环境，重建植被和水土保护的措施，情况可望日渐改善，水灾问题最终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广东肇庆鼎湖水坑一小学五年级：植奇栋

篇11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农村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极大地冲击了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正在逐步地、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瓦解着中国农业的基础条件，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着系统的破坏和颠覆，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进行着无声的迫害和驱赶。

1.1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制约农业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根本上侵蚀了农业耕作的基本物质基础，致使农业生产减产，农产品质量下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1.1.1　水污染触目惊心，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2004年，长江、黄河等七大水系的412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30.3％和27.9％。27个重点湖库中，Ⅴ类水质湖库占22.2％，劣Ⅴ类水质湖库占37.0％[1]。地下水硝酸盐污染在城郊的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特别严重。根据中国农科院在北方5省20个县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的调查，在800多个调查点中，45％的地下水NO[，3][-]－N含量超过11.3mg／L，20％超过20mg／L，个别地点超过70mg／L[2]。

水污染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非常突出，它可以导致农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可以导致农作物有毒物质富集，降低农产品质量，甚至完全丧失使用价值；可以导致渔业受损，如2004年7月，淮河发生重大污水事件，污水所到之处，鱼虾绝迹；可以迫使部分地区改变农业种植结构，如安徽省宿州市杨庄乡多年来一直以水稻种植为主，但由于灌溉的是奎河的污水，质量差，有怪味，当地农民只好改种小麦，可是，小麦又岂能逃脱污染！

1.1.2　土壤污染加重，作物受到显著影响

目前，全国约1300万～1600万hm[2]耕地受到农药污染，近1／4陆地的表层土壤受到多种有毒污染物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约25％的土壤处于警界状况，污染比较严重的土壤占5％。

土壤污染使作物遭受严重污染。在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中， 江苏调查区蔬菜和稻米中铅超标率分别达60％和46％，江苏高邮调查区稻米中汞超标56.6％；广东调查区蔬菜样品中硫丹硫酸盐、异狄氏剂醛和七氯的检出率分别为94.2％、86.8％和85.1％[3]。由于土壤污染，全国每年粮食减产100亿kg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达125亿元[4]。

1.1.3　草地破坏严重，牧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

我国草地退化严重，生态功能下降，生态承载力减小。2004年，全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且每年以200万hm[2]的速度递增。全国草原鼠虫害总面积为6887万hm[2]，其中，鼠害面积为3893万hm[2]，虫害面积为3922万hm[2]。2004年全国鼠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61.98亿元。

2004年，全国共发生草原火灾489起，受害草原面积2.51万hm[2]。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5省区遭受雪灾冻灾，受灾群众100多万人，受灾牲畜1500多万头（只），因灾死亡牲畜9.93万头（只），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1]。

1.1.4　土地沙化迅速、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减少、质量下降

沙化土地发展迅速。截至1999年底，全国沙漠和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万km[2]，占国土面积的18.2％；沙化发展速度快，20世纪90年代前5年达2460km[2]／α，后5年则达到3436km[2]／α。土地沙化导致了土地生产力的严重衰退，沙区每年损失土壤有机质及氮、磷、钾达5590万t，折合化肥2.7亿t。

水土流失区域差异大，部分地区仍在加剧。根据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结果，2004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km[2]，占国土面积的37.1％。水土流失遍布各地，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水土流失[1]。我国水土流失的治理任务十分艰巨，按目前治理速度计算，全国水土流失初步治理一遍，东部地区需30年，中部地区需50年，西部地区则无法预期[5]。40多年来，全国因水土流失损失耕地260多万hm[2]，平均每年损失6万hm[2]，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以上，带走氮、磷、钾约4000多万t，相当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化肥的全年产量。土壤肥力下降已成为发展粮食生产的严重障碍。

1.2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威胁农民生命财产安全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威胁农民的饮用水、食品安全，导致多种疾病发生，减少农民经济收入，加剧农民贫困。

1.2.1　农村饮用水污染严重，导致多种疾病爆发

我国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其中1.9亿人的饮用水中有害物质含量超标。一些地区的农村饮用水存在高氟、高砷、苦咸、污染及血吸虫等水质问题，严重影响农民身体健康。据调查，目前全国农村有6300多万人饮用水含氟量超过生活饮用水标准。长期饮用高氟水，轻者形成氟斑牙，重者造成骨质疏松、骨变形，甚至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往往给农民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在氟病区，由于氟斑牙、驼背病等屡屡发生，直接影响青少年入学、参军、就业和婚嫁。我国农村引用苦咸水的人口有3800多万，长期引用导致功能紊乱，免疫力低下。

1.2.2　农产品农药残留广泛存在，农民食品安全受到威胁

尽管无公害农产品作为强制性标准已是食品安全的最低标准，但仍有大量的食品达不到这些标准。农产品农药残留的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全国大约10％的粮食、24％的农畜产品和48％的蔬菜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动物的各种疫病更是令人担心[6]。与城市食品安全监测相比，农民的自产粮食（包括自产蔬菜等）农药残留几乎无人关注。

1.2.3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重农民经济负担

环境污染对农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据郑易生等人估算，1995年全国农业污染损失至少为819.6亿元，相当于当年5196万农民的纯收入[7]；郭士勤等人估算，1998年全国农业污染损失达125亿元，相当于当年2294万农民的纯收入[8]。1995年和1998年两个年度，全国农业污染损失分别为当年农业税的2.9倍和1.7倍。在2004年7月淮河污水事件中，仅盱眙县就有半数水产品（价值3亿元）化为乌有，损失非常惨重！

生态破坏威胁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农民贫困的重要根源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生态破坏而防治斑潜蝇的成本高达4亿元[5]。有害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1200亿元经济损失。1993年5月，发生在西北地区的特大沙暴，造成4省区72个县（旗）116人死亡或失踪，264人受伤，12万只牲畜受损，505万亩农作物受灾，仅甘肃、新疆两省区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近4亿元。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几乎都分布在水土流失地区，水土流失是贫困地区难以脱贫的重要原因。

1.2.4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扰乱农村稳定

环境污染诱发并加剧社会矛盾。就一国内部而言，某些个体或群体为了谋取自身利益，在生产和消费中过多排放污染物，导致了外部不经济性的产生，侵犯了其他群体的健康和生存发展的权利，从而引起群体间的社会矛盾。如2005年4月， 浙江东阳市画水镇因竹溪工业功能区污染导致严重冲突，造成30多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较重，数十辆汽车被砸，学校停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干群关系紧张，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生态破坏迫使部分地区大量移民，影响农村稳定。自20世纪80年代起，作为世界4大流动沙漠之一的腾格里沙漠每年以15m的速度向南、向东推移，先后有数万亩农田被吞噬，近百个村庄被湮没，使当地群众成为“生态难民”。将在未来10年内被迫生态移民20万，山西省将在未来5年内被迫生态移民40万。 大量的生态移民严重扰乱了农村的正常秩序，也给接受移民地区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从更加贴近现实的角度来看，农村环境问题比那些以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形式施加于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

2　加剧“三农”矛盾的农村环境问题根源剖析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致因很多，最突出的是人口压力过大、滥垦、滥牧、滥伐、滥采、滥用水资源、粗放式农业生产、畜禽养殖和农村生活污水乱排、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村企业污染加剧、农民环境意识低下等因素。

2.1　人口压力过大，诱发并加剧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和需求急剧膨胀，加剧了对生态环境要素的改变，加重了以水土流失为核心的生态环境问题。2000年，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密度为79人／km[2]，远远超过了世界上较为公认的干旱地区8人／km[2]、半干旱区20 人／km[2]的承载力标准[9]。为了维持人口增长、收入提高所造成的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人们不断提高资源利用强度、扩大资源利用范围，从而导致乱垦、滥伐、过牧等现象，使环境因不断超载而遭到破坏，出现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在人口增加、需求不断上升和当地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出现了“需求上升—土地超载（如过垦、过牧）—环境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土地生产力下降—资源投入量增加（扩大垦殖、放牧范围等）—需求上升—土地超载……”的恶性循环[10]。

2.2　“五滥”是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因素

所谓“五滥”，是指滥伐、滥牧、滥垦、滥采、滥用水资源。第一是滥伐。滥伐林木使大量最宝贵的荒漠植被遭到破坏。青海柴达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200万hm[2]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滥伐造成植被破坏，使1／3以上的土地沙化。第二是滥牧。沙区草场牲畜超载率为50％～120％，有些地方甚至高达300％。超载放牧使草场大面积退化、沙化。内蒙古草原牧草平均高度由20世纪70年代的70cm下降到目前的25cm，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变成了“老鼠跑过现脊梁”。第三是滥垦。许多地方在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无计划、无节制地开垦，导致土地沙化。1958年到1973年，内蒙古曾出现两次开荒热，造成130万hm[2]以上土地沙化。第四是滥采。沙区滥采中药材、搂发菜以及无序采矿工程建设的问题十分突出，使大量植被破坏，直接导致土地沙化。近几年因搂发菜破坏草原面积达1300万hm[2]，其中400万hm[2]以上已经沙化。第五是滥用水资源。 部分地区还沿用大水漫灌的落后方式，造成土地盐渍化。据甘、宁、青、新四省区统计，已有1500万hm[2]以上土地盐渍化。由于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有效的管理，大面积农田被迫撂荒，形成土地沙化。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上游不断超量采水，下游270km河道断流，造成35万hm[2]胡杨林枯死，1万hm[2]以上农田被迫弃耕，6万hm[2]以上草场退化。“五滥”给我国农村带来了生态灾难。

2.3　粗放式农业生产导致农村面源污染

农田化肥投入逐年增加，化肥是造成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我国化肥用量为4339.5万t，超过世界总用量的1／3，居世界之首；2004 年全国化肥使用量已高达4412万t。据估算，除N[，2]外，化肥氮的损失中对环境质量有影响的各种形态的氮素总量约为其施用量的19.1％。2002年，我国农田化肥氮通过损失进入环境的数量达471.8万t。这些氮导致地表水的富营养化、地下水的硝酸盐富集以及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2]。过度使用化肥导致了严重的非点源污染和水体的富营养化，如太湖非点源污染一半以上的氮磷来自化肥使用。

我国是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农药是造成面源污染的另一主要原因。1990年起，我国农药生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近10年来，农药使用量每年基本稳定在23万t左右，各种制剂约120万t， 已注册登记投入使用的农药有效成分品种约600多种。据1998—2000年统计数据分析，全国平均农药使用水平为12.73kg／hm[2]。目前我国使用的农药中高毒农药品种仍占相当高的比重。据统计，2000年我国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的高种用量占整个农药用量的37.4％。长期、大量和不合理使用农药导致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农产品污染。

2.4　畜禽养殖、农村生活污水已成重要污染源

畜禽养殖污染已不容忽视。几乎每个大城市周边都有许多养鸡场和养猪场，排放大量粪便与有机废水。早在1995年，我国牲畜总排污量就已达25亿t，是工业固体废物年排放总量的3.9倍。只有少量的牲畜排泄物在排入水体前处理过。

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污染加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居住由分散趋向集中，生活污水和垃圾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逐渐凸显起来。我国农村每天约产生35万kg的生活垃圾。尤其是近年来的东部沿海地区，来自城市、乡镇和农村的COD 排放物每年约为800万t，高出工业排放总量的35％，且以年增长高于10％的速度递增[6]。

由于资金、技术有限，人口分散、污染物难以集中处置等多种原因，村镇生活废弃物处理厂的建设及容量都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不少村镇的生活污水都是直接排入河流，路边和河沿成为堆放垃圾的主要场所，使得农村污染较之城市更加严重。

2.5　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村企业污染加剧

城市工业生产的“三废”和市民生活产生的废物，未经妥善处理排入大自然，污水通过河流广泛渗流到农村。同时，许多能耗大、污染重的化工、造纸等企业，在城镇中难以立足，利用农村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和农民致富心切，以联营、设分厂、扶助、技术转让等名义，纷纷下乡进村。因此，乡村企业多为电镀、印染、造纸、化工、炼焦、炼磺和制苯等重污染行业。这些企业往往技术落后、装备陈旧。

此外，我国乡村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哄而上，没有配套的技术经济政策引导，具有盲目性和随机性，缺乏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布局不合理，不利于污染集中治理。目前，乡村企业呈现“多、小、散”的格局，工艺陈旧、设备简陋、能源消耗高，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污染防治设施。另外，乡村企业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无力承担污染治理费用。目前，乡村企业污染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11％增加到45％，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接近或超过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4]。数量如此庞大的污染物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

2.6　环境教育严重滞后，农民环境意识普遍低下

我国农村教育水平低，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据研究，超过1／3的农民不知道农药对人体和环境是有害的，有65％的农民不了解虫害天敌或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概念，84％的农民会超过规定标准剂量用药[2]。农民受长期生活习惯的影响，观念上难以改变，很多地区的农民至今还是靠砍伐林木作炊事燃料。农民环境保护法制观念薄弱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

3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

农村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加强农村环境保护要“对症下药”，要针对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从农村环境政策体系、城镇化、农业发展模式、农村人口、农民环境意识等多方面寻求农村环境保护的综合对策。

3.1　加强农村环境政策体系创新

现有的环境政策是在工业和城市污染防治的基础上建立的。由于农村和城市环境特点不同、环境问题的致因不同，现行的环境政策在农村的作用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对现有环境政策体系进行创新。一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促使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进行利益补偿。当前，城市产生的污染向农村转移，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对农村进行生态补偿，这对农村非常不公。应将城乡之间的生态补偿上升到区域整体之间，并介入政府行为，增加可操作性和政府的认同。二是逐步建立引导性环境政策体系。我国农村生产生活单位日益细化，对大量分散的生产行为进行环境监督不切实际。所以，政府管制性环境政策向引导性环境政策转变是农村环境保护的必由之路。要用市场经济等手段引导农民自觉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现阶段，加强对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宣传，引导市场消费需求，一方面促使农民自觉采取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引导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进行监督，是引导性环境政策的成功范例。

3.2　城镇化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措施

城镇化是农村生态环境减压的有效途径。传统农业对以土地为核心的地表自然生态系统施压过重，从而导致环境超载，引发、加重生态环境问题。区域生态环境空间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需要在地域空间上合理聚集，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因而，需要通过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非农产业，引导农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以及空间转移，使当地农村居民把生存或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放到非农产业上，从而减轻农业人口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

城镇化是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最佳选择。城镇化是非农化的必然结果，非农化必须以城镇化作为支撑。出于协作和效益的要求，非农产业的发展趋向于在地域上集聚。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是非农产业理想的集聚地。非农产业向城镇的集中可以共享基础设施，方便协作，如财政支持、多方筹集资金，建立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避免乡村工业发展导致“户户点火、村村冒烟”的局面。

3.3　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

推广现代生态农业可以促进农业持续发展，保证食品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现代生态农业以生态学原理为理论基础，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促进生态与经济的平衡与发展，将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列为首位，是现代农业技术集成的产业化经营体系，是多资源利用的生产体系。现代生态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农业集约化经营可以合理高效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所谓农业集约化经营，就是在一定土地面积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技术措施和劳动力，精耕细作，努力从单位土地面积上产出较多的农产品，进而达到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实行集约化经营，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运用先进技术，增强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因地制宜调整生产结构，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从而走出一条速度和效益并重的发展路子。

3.4　多途径有效控制乡村企业污染

必须从多途径推进乡村企业的污染防治。第一，要加强乡村企业的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乡村企业应合理布局、相对集中，以利于污染集中控制。第二，要严肃执法，坚决依法打击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坚决取缔、关停“15小”企业。第三，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循环经济。乡村循环经济应在三个层面发展，一是提高企业内部物质循环利用；二是建立企业之间的物质循环链；三是发展行业之间的循环经济链，尽量减少乡村企业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延长乡村生态系统中的“能源”循环周期，实现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利用和良性循环。第四，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资源开发充分、附加值高、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绿色产品”。

3.5　以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为重点，加强农村水污染防治

要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保护饮用水源，以饮水安全为目标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取缔直接排入水源保护区的排污口，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将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三峡库区及上游、黄河小浪底水库及上游、南水北调工程、太湖、滇池、巢湖作为流域污染治理的重点。

3.6　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农村人口数量的增加，应控制在不同时间跨度的空间适度承载力范围内，通过控制区域人口增长速度，减少总需求量，或降低总需求量的增长率速度，从而减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压力。要切实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引导农民破除陈规陋习，提倡文明习俗。

篇12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面临着空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如果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不远的将来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将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生态批评的主要诉求是重审人类文化，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思想家沃斯特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生态批评以当代生态整体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讨文学、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雄辩地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化的危机。反对简单地将生态问题还原成经济问题或技术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仅靠自然科学技术或经济手段远远不够，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极广泛的参与和引导。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打破基于二元论、机械论的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对策。

生态批评家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是根植于西方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所以要想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多视角、深层次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分析和批判。

一、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是工具价值。因此，人类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只能是人的利益。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关怀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和生命伦理相对立。

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是人类中心主义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科学史家林恩·怀特是第一位抨击基督教的生态思想家。1967年，他发表了颇具影响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怀特认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技术，赋予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掠夺、统治自然的神圣权利。首先，从教义上看，基督教把人看成是上帝创造的最高产物，是自然的绝对主人，对人来说任何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归他统治的。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造人时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的所有动物及地球上的每一个爬行动物。”这段话暗示了人的超自然性。人通过命名所有的动物而确立了对他们的统治。其他生物除为满足人类的目的外没有任何价值。其次，基督教通过摧毁其他宗教的万物有灵论，通过自然的祛神化手段，实现了人类把自然视作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物质而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的目的。人类曾经怀着敬畏之情看待自然，但这种感情遭到基督教的排斥。基督教禁止将自然赋予神性，摧毁了古代宗教的万物有灵论。从此，人类剥削自然的禁令也随之消失了。自然被祛神秘化为以后的科学世界观奠定了基础，科学世界观将自然看作是非神秘性的、消极的，适宜于被人操纵、控制的。可以说，科学技术主宰自然的思想基础就是基督教的祛神化的自然观。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期间，基督教统治自然的思想影响深远，主宰着欧洲与美洲的历史、文化、艺术及科技等方面。人类中心主义，人的优越性，人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是最常见的主题。在欧洲，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活动的目标是征服自然。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现代科技开始壮大。培根的名言“knowledgeispower”，翻译成“知识就是权力”似乎更贴切，其实质是，科学为人类统治自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成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笛卡尔哲学。笛卡尔哲学认为，人与其他存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理性和语言能力，人的优越性证明人统治自然的合理性；动物由于缺乏这些品质，只能被看作是自动机器，只有人兼有物质的肉身和理智。笛卡尔凸显人与自然的区别、人对自然的优越，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吻合，其目的是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提供哲学思想上的依据。在其文章中，怀特还提出了仅靠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的片面性。

西方现代科学源于基督教，其目的是强化人对自然的统治，因此，现代科技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恶化，相反，赋予了人类主宰自然的无穷力量。怀特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一个是跳出基督教的圈子，从其他宗教寻找生态智慧，另一个是挖掘基督教的生态资源，绿化基督教。人类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人必须从主宰地位退出，赋予万物主体性，用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平等的观念代替人对自然的统治的人类中心思想。

二、科学技术——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根源

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在张扬人性、提倡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科学技术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反宗教和倡理性的革新进程，赋予科学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重大意义。对很多人来说，科学是现代的宗教，是永远正确的，永不犯错的。但事实是当代科技不仅成为统治自然的工具，而且也变成统治人和社会的工具。科技的发展不仅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造成了严重的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技术导致自然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性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从而导致整体生态系统的崩溃。

生态批评家指出：科学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导致生态危机，而且成为统治人、压迫人的工具，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这一切都归因于现代技术的四个特征：技术的齐一化；效率的追求；非人化和技术失控。首先，技术的齐一化，即现代化大生产制造标准化产品，均质化的民族文化，单一二的工业化使得个性丧失，地区差异消失。其次，对效率的追求使得人的价值被忽视，数量替代质的东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另外，技术社会的关系是专业化和功能化，真正的人际关系受到威胁。技术创造各种方法操纵人，人被客体化，人成为物体。最可怕的是技术的失控。当各种技术形成一个复杂、交错的网络时，它们仿佛有了生命，成为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最终控制了人与自然，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人文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