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与德育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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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当前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面临着这样的形势：一是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跨地区业务办理需求愈发迫切。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城和跨地区就业的限制，完善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的政策措施，探索解决人员流动时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问题的有效办法。二是社会各界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信息化建设

2.1形势分析

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要与这些要求相适应，为跨地区的人员流动、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社会保险待遇享受及跨地区的管理服务提供技术支持；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通过网络及时准确地了解劳动保障的各项政策和办事程序，为他们提供方便的网上直接办理各项劳动保障事务的服务；通过网络架起劳动保障部门与广大劳动者之间联系的桥梁，及时地了解社情民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主动应对安全的挑战，在化建设中同步实现安全。在此形势下，加强信息化建设与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的互动研究是必要的。

2.2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工作需要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要求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保障化建设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这一理念。三是安全变得愈发重要。劳动保障系统管理着数以万亿计的资金和数以亿计的人员，牵涉到每一个劳动者和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出不得半点问题。同时，随着公共服务系统的建设和应用，系统的用户范围将急剧扩大，通过互联网的访问和传递将逐步增多，系统面临的风险逐步增大。

2.3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保障化建设必须适应劳动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

需要将系统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劳动保障各项业务；将系统的覆盖人群从城镇参保人员和就业职工扩展到进城务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农村参保人员等，部分地区的覆盖人群还要从从业人员逐步扩展到全体城镇居民，甚至全体城乡居民；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各项劳动保障业务之间、劳动保障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业务之间的协同办理，为建立劳动保障工作长效机制提供技术支撑。社会经济和劳动保障事业的发展对劳动保障化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也为劳动保障化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化也关乎国计民生。

3对策分析

3.1建立健全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保障制度及运行机制

逐步实现就业比较充分，分配格局比较合理，劳动关系基本和谐稳定，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的发展目标。劳动保障化建设要适应劳动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努力满足事业发展中的新要求。这就迫切需要将系统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劳动保障各项业务；将系统的覆盖人群从城镇参保人员和就业职工扩展到进城务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农村参保人员等，部分地区的覆盖人群还要从从业人员逐步扩展到全体城镇居民，甚至全体城乡居民；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各项劳动保障业务之间、劳动保障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业务之间的协同办理，为建立劳动保障工作长效机制提供技术支撑。

3.2技术与劳动保障业务的有机结合，不断提升劳动保障化水平

通过形成财政投入为主体的经费保证机制、实施三项重点行动计划、理顺化工作机制、健全劳动保障化标准和规范体系、建立和完善化规章制度、加强化队伍建设、加强对化建设的宣传等措施，重点完成金保工程一期建设，开展金保工程二期建设，强化数据中心建设，实现全网整合，突出公共服务功能，切实提高各项劳动保障业务化水平。社保的网络是面向多种不同应用的网络，需要无故障，无中断地运行；社保的网络要能够面向未来，能够应对未来的应用的增加，有很强的扩容能力；社保数据的长期保存需要建设稳定的数据中心，还要抵御病毒和黑客，并建立灾难备份的机制等。随着劳动保障系统建设的日趋完善以及基础数据的积累，宏观决策问题显得更加重要。

3.3利用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等技术支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宏观决策

通过统计分析和查询手段实现预警功能。劳动保障工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势必要求劳动保障化建设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这一理念。通过化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通过网络及时准确地了解劳动保障的各项政策和办事程序，为他们提供方便的网上直接办理各项劳动保障事务的服务，通过网络架起劳动保障部门与广大劳动者之间联系的桥梁，及时地了解社情民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毛丛群，赵新龙.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权利体系探讨[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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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绪红.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J].农业经济.2009，12.

[4]姜璐.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浅析[J].商品与质量.2012年S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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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米靖(1975-)，男，内蒙古固阳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天津　30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JA0800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12-03

职业教育要为人们的未来工作做准备，它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深入分析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为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与规划、体制与机制以及课程与教学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的内涵

“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

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应当涉及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招聘、给付报酬、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确立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以及市场中介服务、信息交流等相关内容。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特性。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由于职业教育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获取、流动与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职业条件的要求”与“劳动力交易条件”来区分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标准也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倡导的。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公司之内)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或初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入条件。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此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20世纪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被视为是对个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且这种投资会受到由此投资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即个体在学费和时间上的投资会因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性收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个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即能够使个体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规律，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制度性保障

现代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与学校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呼应与联系，但这种呼应和联系是有限的。许多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劳动岗位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学校教育的性质，这种呼应从来也不是完全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机制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存在五种制度来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别是培训合同制、培训包制度、产业技术委员会、产业顾问机制、准入机制。

所谓培训合同，是澳大利亚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学徒制和培训者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训学徒之间的合同。通常是在一个雇主和一个新学徒之间签订一份培训协议，在这份协议下，雇主为自己的新学徒提供实习和培训，以达到双方议定的具体职业或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培训协议要在相关的州或领地的培训当局注册。这种培训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此种职业教育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急剧增加。

培训包是一套由国家认可针对职业技能的培训、认证和评估的标准、原则和资格。由产业部门开发，其目的在于适应产业群或产业的需要。之所以说培训包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重要联系体制，就是在于这套体系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出来，它直接使得职业教育的结果与产业需求沟通。

产业技术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业趋势和未来技术需求以及培训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国家认可的培训产品和服务(包括国家产业培训包)的开发、执行和持续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9个产业技术理事会，分别针对服务产业、运输和物流产业、资源产业、电子和能源产业、社会服务和健康产业、农业食品产业、创新和商业产业、机械工业、建产业而设。

产业顾问机制是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改设为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之后出现的新机制，主要由澳大利亚国家产业技术委员会来负责组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部长会议提供关于劳动力规划、未来培训的优先领域以及解决各类培训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高水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各注册培训组织和团体培训公司在内的相关利益。

准入机制是劳动力市场入门的标准与要求，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这一机制覆盖了大量的企业和部门，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标准和受教育者未来的资格要求。

从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需要政府设计和出台多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去自主地调整与适应。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政府、行业、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协作与参与才可以顺利完成。

(二)职业教育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特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应当提供更为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个体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职业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终生发展做准备，不能成为只是面向某种职业的定向的、人门水平的、狭窄的技能培训。这一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已经充分昭示。因此，职业教育除了提供给专门的职业技术之外，还必须提供给个体较为宽泛的普通知识和技能。

从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职业教育应当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以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跨越多个工作领域进行发展。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指出，通常企业并不对狭窄的职业主义感兴趣。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雇主更倾向于他们能够接受那种强调阅读写作能力、数学技巧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课程，接受那种强调学会如何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课程。

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提供精专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三)职业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机制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教育部门所培养的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尽管要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但许多受教育者并不会在受培训的那个行业领域中就业，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现象，不容职业教育忽视。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教育能够提供的合格的劳动力的数量，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个劳动领域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会直接影响进入到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小。第三是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和工资水平，因此，这也是影响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然，职业教育会对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细节如何?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它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项表现。

(一)职业教育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在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也就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的问世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劳动力的市场流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影响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彻曼(Sicherman)和盖勒(Galor)于1990发表了《职业流动的理论》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现象，并且讨论了这种现象对于个体职业生涯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力资本、不同个体的工资差异以及升迁、辞职和跨公司的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接受“回归教育”会为职业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来说，学校教育都会增加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劳动力收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职业教育也得到举世公认的赞誉。通过本页的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水平与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资格证书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专职性工作的就业率对于那些高水平资格证的人来说更高；相反，失业率就会低。因此，总体而言，对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且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公司和企业内部的培训与职业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贝克尔(Becker)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贝克尔指出，特殊培训不增加员工流动的可能性，企业可以占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因而企业愿意进行特殊的培训投资。由于当雇员被雇主解雇时，特殊培训的投资收益将会丢失，因此，特殊培训总是与低离职率相伴随。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员工在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而由于其他企业并不承担培训成本，他们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吸引受培训的员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训的成本得不到培训投资的收益，企业不愿意承担一般培训的成本。但是，也可以发现，尽管贝克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都明确提出任何培训课程计划都具有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混合起来的特点。

真正将培训与职业流动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据培训目的对培训进行了分类，将劳动力在进入要求准入资格的劳动力市场后的正规培训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核心培训(Core Train-ing)；其二为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谓核心培训，旨在适应由技术和组织发展带来的工作变化，以提升劳动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由于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不断面临着知识和技术落伍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在技术类的职业领域中会比较高，因此，提供培训就成为减少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核心培训对于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劳动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训，可能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能力不会下降。巴坦认为，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不需要核心培训，主要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

作对员工的资格要求比较低。

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不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变化进行准备，而是为了员工生涯中的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比如在组织中的提升)。因此，职业培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决定和影响员工未来的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这一方面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培训可以提升个体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筛选(Screening)理论，即雇主在雇用员工之初，并不会掌握每位员工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过培训员工，来发现员工职业能力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明确受训人员的职业能力，从而使职业培训这种活动实际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参与培训次数多的员工被提升的机会也就比较大。当然，职业培训是否一定能够确保提升，这还要依赖于组织当中的提升制度。罗森堡姆(Rosenbaum)讨论了三种提升机制，即竞争性流动机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赞流动机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锦标赛流动机制(toumament regime)，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强调的是“效率”还是“机会”。

竞争性的流动制度中，“职业前景”是推动每位员工维持生产力和防止懒惰的重要工具。尽管提升的机会是有限的，但员工能够参与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训课程中，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效率”第一的过程。

赞的流动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选择总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训成本很高。提升的机会有限，而且并不依赖于是否参与培训。因此，赞流动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效率”，而是“机会”。

锦标赛流动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既强调“效率”又不忽视“机会”。它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雇主会如同锦标赛中的事先确定奖金一样，提供某种“员工奖励”或“获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承诺，以此激励员工创造好的业绩。这种流动体系主要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有许多员工获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训，但雇主会决定哪位受过培训的员工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完全离开组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业培训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员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内部提升的机会，即职业培训只是提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提升”。

(二)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与职业流动

随着对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越来越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过职业需要的过度教育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过度的职业教育一定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即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或个人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工作的需要，即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失效。我国有学者总结出过度教育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通常从事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第四，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

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对于职业流动有重要影响。首先，当雇主对于员工的生产率不确定时，过度教育可以作为这个工人潜在的生产率的指示器，从而为雇主使用员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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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劳资关系是否和谐是新型社会主义发展推进的一个重要表现。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体制的改革，劳动关系的变更，劳动者与资方或管理方的冲突日益明显，劳资冲突不断升级。在不同的企业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劳资冲突问题，而在近几年的劳资冲突事件中，民营企业的成为了劳资冲突的主要场所，国内主要的重大劳资冲突问题都集中在私企和外企等民营企业中。

一、劳资关系问题的相关界定

劳资关系问题是多个学科交叉研究的问题，经济学，管理学及社会学都对劳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和界定。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劳资关系问题有以下的界定：一是马克思的劳资冲突论。马克思认为劳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关系，劳资双方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二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论。崇尚自由竞争的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加任何限制的劳动力市场会提高生产效率，并能使劳资双方的利益和谐一致。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秉承了这种市场自发调节的观点，认为工会或工会运动对市场机制的运行和发展具有负作用或反面影响。三是劳动力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工会作用论。一种观点认为，现实中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有许多缺陷，工人常常被迫接受在自愿选择情况下不可能接受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因此工人们需要联合起来，通过工会和集体谈判等机制抵制雇主的专横和不合理行为。应用在现代的企业之中，企业主与雇工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现阶段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互利合作关系。这种观点认为，现阶段的劳资关系:一是在政治上平等。民营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都是国家公民，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不存在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问题。二是新型雇佣关系。民营企业的职工一般都有自己的财产，他们在民营企业单劳动既是维护自己和家庭成员生活的需要，又有增加个人收入的因素。在管理学方面，早期的查尔斯・巴贝奇提出通过“利润分享计划”争取工人的合作；费雷德・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劳资双方的注意力不应放在盈余的分配上，而应放在发现和应用科学管理的“自然规律”上面，通过合作产生最大盈余；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则强调工人士气等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揭示了劳资关系冲突并非是单一的经济动机导致，与此对应的冲突管理对策也应多样化。在社会学中，劳资关系主要是针对劳方与资方的冲突。在这里劳方所指代的劳动者具有社会人的性质，劳动者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都被考虑进去，如年龄特征、性别特征、素质特征、所有制特征、产业特征、职业特征、地区特征、身份特征等，劳动者的行为是由动机引发的，动机是由劳动者的内在需要唤起的，人是复杂的，人的需要是各不相同的，人性也是因人而异的。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职业声望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劳动者的社会心理状态对工资决策的影响、人际关系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等。这些社会变量，例如职业声望、人际关系等，会涉及到他人的评价、态度与看法，他人的这种评价、态度与看法的产生过程，以及劳动者获得他人的评价、态度与看法的过程都离不开劳动者与他人的互动。

二、社会分层、流动与劳资关系问题

中国目前正处在两个转变之中：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有学者将这种结构变迁视为是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即中国由一个总体性社会向一个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转变；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转轨同时并进、相互推动，这成为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一大特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是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社会分层结构是决定整个社会运行和变迁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构成社会不平等、形成社会认同和社会运动、决定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同一类社会现象所作的两种视角的分析和描述。社会分层是从静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质变过程，而社会流动是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两边过程。社会分层研究和社会流动研究互为表里、不可或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构成了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社会分层与劳资关系问题。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的生产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不联系劳动者本身所处的社会阶层、社会环境研究其社会关系，那么就会失去其根本。许峰（2004）则对民营企业劳资关系的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一是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具有层次性。在民营企业中，业主、雇员、雇工是垂直性的分层结构，在劳资关系上，同样呈现出较强的层次性。二是民营企业劳资关系总体上具有一致性。业主、雇员、雇工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取向。三是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具有不平等性。从表面上看，业主与雇员、雇工的组合是自愿的，但由于日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企业业主在用工上有更多选择权，雇员更多的是被迫的合作。四是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具有不平衡性。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企业中，利益关系相对比较协调，各方利益能较好实现，而在小企业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业主与雇员利益冲突较多，有的甚至比较激烈。劳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其形成和社会分层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一，在经济实力上，劳动者处于经济实力弱，社会地位地下的阶层；而资方（管理方）处于有利的主导性经济地位。在现实社会中，每个社会的阶级阶层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群体利益，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各阶级阶层之间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的摩擦、矛盾和冲突。不管人们称不承认，这些摩擦、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两个阶层在经济利益上造成了最大的矛盾分歧，资方希望获得最大的效益和利润，而劳方则追求自身的劳动实现应有的价值，得到相应的回报，并且在劳动过程中，得到自身劳动价值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两阶层的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导致最终劳资冲突的爆发。其二，在社会地位上，从民营企业中来看，劳动者主要来源于农村地区，不论是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或者是当今的第二代农民工，从来源的实质上讲，二者都属于农民阶层，与解放初期界定的工人阶层在地位上而言，经历了一个地位由高到低的下滑过程。在社会转型时期，从纵向比较看，他们由工人到农民阶层经历了较大的“地位落差”；从横向比较看，民营企业劳动者与社会中上层的“地位差距”在加大，上行遇阻，流动几率变小。就分层制而言，从长期趋势看，市场化因素是影响劳动者地位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但是在现阶段，“权力与市场混合体制”则是塑造工人阶层的地位的最重要的结构化因素。此外，从动态方面看，“权力与市场混合体制”的不同形态在不同的时期给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带来一定的可变性。但是在现阶段，工人地位相农民地位的下滑导致了，权力与市场利益的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劳动者的地位的上升变得更加的困难。其三，在意识形态上讲，劳动者的出身及地区来源就决定了在意识和知识的储备量上，比起管理层或者是其他阶层的人员，其对自我权力和维权意识的不了解。劳动者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对于自我的保护和关注都是在遭受到绝对的不公平和外界对于其处境的关注时才会意识到，而自身能动性和维权意识的调动是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获得发言权的主要途径。其四，从自我实现人的角度，不同的知识水平的个体，对于自我实现的需求不同。而对于劳动者而言，其个人实现具体化就是在工资、在企业中所获得的归属感等，如果劳动者不能在企业中获得相应的报酬和自我的实现与归属感，对于企业的满意度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2．社会流动与劳资关系问题。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总体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流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改革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社会流动的渠道逐渐开通，社会流动的速度加快。在劳资关系问题中，笔者将流动分为企业外部流动和企业内部流动两个方面：在企业外部流动，说到底也是劳动者在社会中的阶层的流动，向上或者是向下的流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力量，推动社会结构的分化，促使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显著。费兹曼学者主要采用职业收入分析法对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分层研究，他认为劳动者靠市场竞争生存，但受教育不足限制了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认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是水平的社会分工，而是垂直的社会地位分层，但受教育不足使他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后来成为企业经营者，日常工作也不总是很体面。在民营企业中，劳动者本身的受教育程度限制其向上的流动，即使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其流动速度与流动的机会均低于其他阶层。因此，其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受阻，劳动者为争取其向上流动的机会与平等待遇，与资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的发生。在企业内部流动方面，企业内部流动主要在于劳动者职位的晋升。职位晋升作为对劳动者进行激励的重要手段，职位的晋升能够促进劳动者更加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劳动过程中，创造更高的劳动价值。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者的精神压力。针对我国当前的民营企业的企业晋升制度的现状，基层劳动者的晋升到达一定的程度便会静止，如车工晋升到车间主任或其他，而进入管理层则具有更多的困难。而部分民营企业的家族制，对于普通劳动者的晋升更是增加更大的障碍，基于种种不平等的流动机制，同样也会造成劳动者与资方矛盾的恶化，从利益的不平等到地位的不平等，甚至机会的不平等，使得劳资冲突更加的凸显。

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劳动者拥有绝大多数的人数，却得不到大多数的权利和地位的平等机会，这是促进劳资关系问题爆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协调劳资关系方面，对于劳动者社会阶层地位和社会流动的关注，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劳资冲突，建设和谐的劳资关系，需要政府、工会、企业及社会其他各个阶层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汤美芳．近年来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综述[J]．宁波党校学报．2006（5）

[2]刘美君．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劳动力的区别[J]．网络财富．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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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5-01

一、农村劳动力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很大的相关性。根据对相关农业调查结果的分析显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农民收入有重要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较高，教育水平较高的农业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也较高，在文盲较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很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影响收入水平的高低，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劳动力收入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地区农民收入是保障教育发展的前提，收入低的地区无法保证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而收入高的地区则可以较好的保证受教育的程度和时限，使农村劳动力有一个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也影响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从而对农民收入造成影响，受教育程度高、文化素养好的农村劳动力很少从事农业生产，占农业生产比重较低，大多进入第二、三产业发展，收入较高；而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事较低级的农业生产，影响了收入的增加。

二、农村劳动力培训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很大的相关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是农村劳动力继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技术与经营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而极大地影响着农民的收入。目前我国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程度不是很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加。相关资料显示，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收入一般要高过未接受过培训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无论从事的是否为农业生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都有益于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没有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在生产经营理念和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限制，从而制约着收入的增加。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更加倾向于在企业和服务业等非农领域创收，而没有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只能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培训与否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的就业，从而影响着农民收入。有过培训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上更有优势，在就业方向的选择上表现明显，他们大多有能力选择规范严格素质较高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自主选择性较强，不用依赖通过各种关系来找到就业机会，他们有能力选择就业地区，可以选择经济发展环境好、交通便利的中心发达地区就业。培训使他们增强的就业能力、提升了自身素质，有着广泛的就业选择空间，这就更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会有力的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经济发展的越好，农民收入越高，就会更加重视培训工作，就能通过劳动力培训持续地提升劳动生产经营的效率，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步伐。所以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有利于农村经济长期繁荣发展和农民收入增加，应当加大培训的力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培训的能力和水平，使农村劳动力的整体培训水平产生质的飞跃。

三、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与农业发展其他关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在经济学的视域下，农民收入主要决定于农业的劳动生产效率，进而对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的水平产生影响，在其他因素（如土地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以增加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与否和提升程度，有赖于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培训程度，所以，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就可以积累农村农业的人力资本，提高农村农业人力资源的效率，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保障农民收入增加的基础。

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加快调整农业经济结构，从而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农业经济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供应和价格也不稳定，农民收入有下滑的趋势，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这其中既有农业自身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培训程度较低、农民自身素养水平偏低造成的，这是因为没有必要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就不能准确的分析判断市场需求，市场预见能力差，同时缺乏组织对应市场生产农产品的能力，更加没有运用优质农产品生产所需技术与知识的能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而又艰难。所以，我们要不断加大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的投资力度，为提升农民文化科技水平、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奠定坚实基础。

加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进程，从而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提高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后的就业是农村劳动力的双向选择，这样的机制造就了不管是城镇就业还是农业内部的就业都需要有必备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相关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能力越高、素质越强，越倾向转移，就业机会和空间越大，收入也越高。同时，城镇化进程也需要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转化为市民，关键在就业，这要取决于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的程度，农村劳动力整体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是决定由农民变为市民的关键。素质提高了，能力增强了，既容易就业，有了生存基础，又可以融入城镇，有了发展空间。所以，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