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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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蓬勃发展的旅游文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传承的大舞台

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人们述说着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承炎黄子孙的道德观念，传递着中国大地纯朴的民风、民情，展示着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当人们的文化需求朝着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旅游的“联姻”，使旅游文化呈现出新的亮点，有了展示的大舞台，旅游文化获得创新的发展，如：壮乡的民歌节“三月三”，贵州天柱的“赶歌坪”，苗族的“踩山节”，西双版纳的“泼水节”，四川自贡的“花灯节”，山东潍坊的“风筝节’,南方地区的南海“波罗诞”，粤北地区乳源过山瑶的“盘王节”等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因子，汇集、渗透在旅游文化的各个方面，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更深厚的文化内容，使旅游业的发展更具有审美、生态、多样、健康的土壤，对外迎八方宾客，展示自身地域风土人情，和精神风貌，对内又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植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才能不断地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更具生命力，这些古老、悠久、博大精深的神奇文化才能源源不断地为旅游文化产业这个大舞台注入新的活力。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多城市产业领域都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地域性民间传统文化已逐渐成为时代背景下引领城市发展的方向，是提升城市品位和价值的共同选择，在此背景下，粤北山区韶关作为一个传统的工业城市。也在积极探索、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城市的传统文化价值，努力提升成为城市文化品质，开拓城市竞争力的路径，借文化旅游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例如：

（一）2011年10月在韶关举办了“广东省国际旅游文化节”，此项活动内容丰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既体现了国际性，又充分展示了岭南文化风情的是来自于全省各地民间艺术表演，有河源的《船灯》、高州的《高州木偶》、珠海的《鹤舞》、潮舞的《布马舞》、清远的《布袋木狮舞》、普宁的《英歌》、韶关的《粤北采茶戏》等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集中展演，吸引了几万名观众的目光。除主会场活动之外，包括仁化、南雄、乳源等县（市、区）在内的各分会场的活动异彩纷呈，分会场乳源的民间艺术展示中，举办了盛大的“瑶绣艺术节”200名“绣娘”和瑶族男女青年参加了绣艺和瑶族服饰表演，500多观众现场观看了瑶绣的针法和盛装展示，为旅游文化节添彩，年近七旬的瑶绣传承人邓为10多名瑶族姑娘讲解瑶绣内涵。近几年来瑶绣发展势态良好，后劲十足，为此“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方面打下坚实的根基，“瑶绣”成为此次旅游节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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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遗产，其自身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艺术、科技和社会四方面。这四方面的价值并非模糊而笼统的，而是具体清晰的，在不同的文化遗产对象上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当然，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会仅仅限制在这四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上都有体现,尤其是思想上和经济上的价值不能忽视。只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认识文化遗产的价值的具体性质，才能对文化遗产做出正确的评估，从而对其进行充分地保护和利用。

关键词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价值；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26-02

一、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

文化遗产就是指的人类在历史活动中的遗留物，它的历史性是其自身的典型特征，反映历史、证实历史、传承历史和补全历史是它的首要价值。

（一）文化遗产反映历史的价值

中国是有5000年文明历史古国，但有典可稽、有据可考的只有4000年。4000年前我们先民的活动肯定不是空白的。可苦于没有文献记载，有的也只是传说，从而就使得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成了一个谜团。可是，牛河梁的发现却改变了这一切。距今10000至5000年的时候，古气候进入全新世。冰河时代结束，冰山溶出涓涓细流，当时的渤海海面比现在高出3米左右。辽河西部包括大凌河流域，阳光温暖，雨水充足，植物繁盛，宜农宜牧，一派江南景象。红山人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家园，构筑牛河梁圣地，为辽西奠定了历史前导地位的基础。《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炎帝黄帝，他们的活动中心在中国南北各地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中，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与之相应。应该说牛河梁遗迹是真切的先史时期社会生活和历史的记录，这也是它自身重要历史价值所在。

（二）文化遗产的证实历史价值

人类的历史事迹，主要依靠的就是文字记录。虽然文字记录让人类进入了信史时代，可由于多种原因，文字记录会遇到许多问题，如记录不足，或人为改动，或文献缺损等。而在这时，文化遗产则可以弥补文字记录的缺陷，因为文化遗产是实实在在的人类遗存，是确凿的历史资料和证据。所以文化遗产既可以反映人类历史，也可以证实人类历史。从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早在商代，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个边远地区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非常的崇拜老虎，并命名之虎方国。现如今在江西的大洋洲程家村附近所发掘的青铜器上，也会经常看到虎的形象。并且在大洋洲内发现了大量历史遗迹。关于商代的虎方，史籍并无记载，但这些文化遗产有力的证实了这段历史，起到了真正的证实历史的价值。

（三）文化遗产补全历史的价值

文化遗产可以真实的记录和补全历史记述上的谬误。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曾被认为荒蛮之地，直至上个世纪中叶至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原始社会至文明社会早期的文化遗产的大量出现，不仅非常全面的发映出这一段历史的发展状况，同时也纠正了史书籍和文献上的记述不足。夏家店文化、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的历史遗存，使人认识到了自己对北方少数民族文明的认识过于片面和不足。所以也使人们认识到，通常被广为熟知的黄河流域不再仅仅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通过南北文化的交汇接触，使得黄河流域这一地域更似是把各民族之间的文明汇聚在一起的“熔炉”。其中红山文化，它在众多的北方草原早期考古学文化中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十分显著的位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单元。红山文化作为文化遗产,它的遗产价值在于完整地体现了历史的价值。①

二、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

文化遗产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价值，具体包括艺术审美感知价值、艺术审美体验等。

（一）文化遗产的艺术审美感知价值

感知即是感觉和知觉的结合。感觉就是一系列客观的事物通过人自身上的各种感觉器官在人的大脑中所留下的主观印象，是对事物所具有的个别属性的反映。在审美过程中所带给人的感觉是人在审美活动中的一种特殊感觉，这种感觉是直接作用在我们本身的。同样，文化遗产的艺术审美价值就反映在了它自身的审美感知价值上。

例如，古埃及法老陵墓的埃及金字塔，它们被创建于公元前2600年前，现今共存在100多座，它们大多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西南部的沙漠中，被列于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其中、最壮观和有名的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门卡乌拉金字塔，它们无不都给人们的审美感知带来的巨大冲击力，无怪乎埃及金字塔成为了古埃及文明最有影响力和最持久的象征。

（二）文化遗产的艺术审美体验价值

审美体验，往往是在伴随着在观赏文物的过程中而产生的，它是接触到文物后产生的知觉和感觉，这种知觉和感觉的好坏也是取决于文化遗产的审美体验价值的高低。当人们遇到罕见精美的文物时，都会产生赞叹不已、留连忘返的感觉。这就是文物所带来的审美体验让人产生了深入的审美活动。

在赤峰地区发现的红山玉龙，它充满了浓重幻想色彩，并且它的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圆润流利，生气勃勃。红山玉龙身上负载的神秘意味，更为它平添一层美感。细细观赏，你会越发认识到它不愧是人类的瑰宝，中华龙文化的滥觞，具有独特的审美体验价值。

三、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提高，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尤其是对于具有历史、艺术、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自然就带有了较为巨大的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它的收藏和旅游资源价值方面。

（一）文化遗产的收藏价值

那些具有历史、艺术、文化价值的文物，向来被人们视为贵重的珍品。人类的收藏历史，已有数千年。无论是国内国外，人们都会刻意地去搜求那些有历史、文化、审美、经济价值的文物。在古代，著名的词人李清照就非常喜好收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唐太宗李世民也对王羲之的书法情有独钟。国外的20世纪伟大的艺术品收藏家甘兹夫妇，他们所收藏的珍品被誉为20世纪最出色的私人珍品系列。甘兹家族成员在1997年通过纽约佳士公司将所收藏的珍品进行公开拍卖，其中有58件艺术大师作品最终拍卖金额高达2.06亿美元，创造了个人藏品拍卖最高世界纪录。甘兹夫妇最热衷于收藏毕加索作品，毕加索不同时期所创作的作品差不多都有收藏。他们对收藏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并把自己的收藏过程形容为“与毕加索的恋爱”。我国举办的《鉴宝》文艺节目，自开办以来收视率还不断攀升，《鉴宝》在CCTV-经济频道中各季度综合评估始终排名第一。

（二）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价值

当今社会，旅游出行以是人们生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旅游业不但可以丰富人们精神生活，还被冠为“无烟工业”和“永远的朝阳产业”之美誉。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把它视为重要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支柱产业。旅游的开发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两者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只要处理得当，两者都可以协调发展。以旅游业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的马尔代夫，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便着力于发展旅游产业。其旅游业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终于超越了渔业纵身成为马尔代夫最为倚重的产业。从1980年代中期到2004年，旅游所带来的收入对马尔代夫的GDP贡献率一直保持在了30%以上，其间接的贡献率更是高达了60%—70%。另外，梵蒂冈、摩洛哥、泰国、瑞士等的旅游业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2013年间，通过对五一小长假的全国各省市区的旅游收入情况的统计来看，其中已公布收入数据的12个省市当中，山东省以166.6亿元的旅游总收入排名第一，同比增长13.1%，同时也成为了接待旅游人数最多的省份，达到了2309万人此。经计算，“十五”期间全国文物系统财政拨款只占GDP的0.08%，而同期的全国文物系统对国民经济收入贡献占GDP的0.143%，即是同期财政收入的8.1倍，即投入一元就会产出8.1元利益。旅游业为什么有如此魅力？这要从旅游的内涵找原因。人们旅游的目的就是要观看、感受异域风景、文化、古迹，品尝异域的特色食品，购买异域的特产。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古迹，可以说，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旅游资源方面上，是旅游产业的重要基础。

文化遗产的价值，对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通过解读和研究文化遗产，我们人类可以更好地去了解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使得人类得以健康持久的发展下去。通过研究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对于保护文化遗产有了更深的理解，保护文化遗产也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和发展基础。

注 释:

①孙永刚，黄文博.试论红山文化的遗产价值[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②人民网人民网旅游频道 iszed.com/life/2013-05/09/content_8028672.htm.

③工人日报 ent.sina.com.cn 2006-4-4.

④《发现中国》weibo.com/u/2565398471?wvr =3.6&lf=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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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化发展———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形式及内涵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邯郸市十六个县(市)的民风习俗各有不同，反映在文化形态也各有特色，生长于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各具浓郁的地域烙印和民俗风格。其中，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萌生之初到流延至今，始终根植于农村的沃土之中，存续于农民的繁衍之中，与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表达着农民的情感，寄托了农民的祈愿，以其特有的形式长久地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能够自然地架构起农民群众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亲切感。这从邯郸市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艺人员大都来自本乡本土，每次演出全村群众几近倾巢而出观看，外出务工人员也从千里之外赶回家乡参与其中，即可见一斑。比如，每年的元宵节，永年县的国家级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抬花桌”，采取传统的舞蹈技巧，在鼓乐伴奏下，艺术氛围浓郁，演出气势壮观，使得围观者人山人海，喝彩不断。这种兴始于唐代初期、不断丰富完善、传承下来的民间舞蹈艺术，在永年县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更加彰显了地域特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文化品牌。从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中进行特色文化建设的思考中可以看到，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各县(市)将传承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特色文化建设，既贴近农民的生活，符合农民的文化习俗，还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利于农民群众自主地发挥创造性。这是因为，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些文化遗产从产生到流传，千百年来生长于广大农民群众之中，农民群众对身边这些“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耳闻能详，极易掌握并从生活中汲取营养赋予其时代新内容。其次，农民群众对反映当地民风民俗、表演技能的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深厚情感。千百年来祖祖辈辈靠着口传身教一代代地传承、光大，并不断地植入自身理解、情感和信仰，久而久之，形成了以人为核心的一种精神寄托，这就从思想与情感上为农民群众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提供了源动力。农民群众主动地发挥其创造性，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养，使其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思想与观念，并为新农村文化建设保障了主体的培养，而这种积极主动参与的主体力量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骨干和动力。各级政府对此给予积极引导和资金支持，为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弘扬创造良好条件，不仅有利于在农村中建设文化艺术团体与培养农民文化人才，有利于活跃健康向上的农村文化生活，还能突出各县(市)带有厚重地域色彩的文化特色，无疑是宣传本地优势、提高本地知名度的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同时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

传承形式的完善———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契机，加强农民文化队伍的建设与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依靠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得以保护、延续的特点。传承人是历史的活化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立之本，如果未能在传承人的有生之年将文化遗产给予全面有效地保护并传承下去，就会发生人亡艺绝的现象，并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可弥补的损失。这就启发我们，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就是要将农村的主人———农民放在首位，建设起一支来自于农民、服务于农民的文化队伍，让他们在承继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接受新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树立起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与文化活动来丰富自身生活。而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具有与农民之间距离较近且易于为农民所掌握的特点，故将其元素和组合纳入农民文化队伍的建设与培养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首先，传承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建设一支农民自己的文化队伍。我们现在对于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建设主要采取的是“帮扶”政策，鼓励专业演艺人员、创作人员走入农村，开展“文化下乡”活动，通过举办文艺展演、组织培训等形式帮助建设与培养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尽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直接受益的只是占农民少数的文化队伍，况且“文化下乡”活动不能长期不间断地在农民身边，内容也缺少地域性、民间性。而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在农村，乡土气息浓郁，具有贴近农民生活的强大优势，只需传承人教授、政府组织就可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创新，这样就便于建立、发展一支农民自己的留得住的文化队伍。其次，传承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筑和谐社会。每逢农村传统庙会、集市节日或国家法定节假日，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出现在农村的固定地点进行表演，极大吸引了本乡本土村民及三乡五里乡民前来观赏。农民的这种高昂热情有利于将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推广，农闲时期农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练习、交流、创新和排演，节庆时期则进行演出，并在传授、交流、演出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联系乡民情感的纽带，既是对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再者，传承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农民群众发挥自我能动性。农民对于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耳濡目染，如数家珍，在表演现场浓烈的氛围中，往往能和着民间乐器的旋律、伴着表演队伍的舞动而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来、唱起来、舞起来。这种认知和参与程度正是农民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顺应这种大势，政府给予积极的帮扶政策，专业人士给予有力的艺术指导，充分展示农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华，其能动性将会得以极大发挥，并在继承过程中自觉为古老的文化遗产输入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注入新活力。这种政府引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会从根本上使农村文化建设、农民文化队伍和农民文化生活更加兴旺发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以自身独特的优势，成为了新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主人———农民群众之间的纽带，在其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来加强对农民群众的培养，使他们在思想、行动及观念上奋发向上，以达到提高农民整体思想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构筑和谐社会的目的。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与农民生活联系紧密、群众参与性广、受众感染性强等特点，有着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主动参与的优势，在保护与传承中有利于建设、培养一支农民自己的文化队伍，在政府帮扶政策和专业人士指导下，农民可以自主发挥创造性，形成与时俱进、积极向上并具有新内涵与新形式的新文化。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避免了“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冲突，无疑是对其予以保护与传承的一种有效措施。

本文作者：王冉郑扬工作单位：邯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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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152-02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项目在现代社会中显得不堪一击。蕴涵民族精神家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亡或正在从现代人的生活中消失，如何保持和弘扬独立的民族精神， 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我们必然的文化诉求。岭南醒狮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 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深受西方现代体育的冲击， 以及人们传统观念的转变， 节庆表演和龙狮竞赛是它走进人们视野的主要方式。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 世界文化多样性越来越体现出民族特色， 因此， 以弘扬岭南醒狮文化为契机， 使更多优秀传统体育项目在休闲时代背景下发挥其休闲娱乐、调心和健身价值， 为丰富世界体育文化宝库做出应有的贡献。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的“福永醒狮”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表演特点。通过举办全国性的醒狮赛事，以及频频参与国内外各种醒狮赛事交流活动，现正领着“福永醒狮”走向世界，正像福永杂技一样。

一、福永醒狮文化产生的渊源

据宝安县志和福永镇志记载，福永地域早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0）就已有广泛的狮舞活动。因地处珠江三角洲、紧邻珠江口，福永物产丰富，商贾云集。一些渔民便以竹、木、布或纸扎成狮子，敲锣打鼓，庆祝丰收和祈祷出海平安。舞狮也逐渐作为一种喜庆和祈福的活动兴盛起来。

刚开始的福永舞狮，舞步简单，既不具备观赏性，也无技术含量。20世纪40年代，一代武林高手李坤山，在香港找到开私人武馆、以传授舞狮技艺和武术为生的何思杰拜师学艺，在其悉心指导下，将武术融合在舞狮里，学成后回到福永组织舞狮爱好者组织建醒狮队，传授他们醒狮技艺，经过多年的发展创新，从而使福永的醒狮多了惊、奇、险，还有了自己的套路。李坤山与何思杰便是福永舞狮的第一代代表人。后来，第二代醒狮代表人林汝旺、马聪，及第三代的林派安等人在醒狮原有的高、尖、精、新的动作上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福永特色的醒狮。第四代的曾润棠、邓锦平等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加入现代的舞狮风格，使舞狮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前提下，更具观赏性。

福永醒狮逐渐形成了区别于佛山等地狮舞的风格，桥头、塘尾、福永、怀德、白石厦5个村的醒狮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自清嘉庆年间以来，这5个村就已有醒狮武术的传统，一直保存至今。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村委对醒狮活动高度重视，并拨出专款扶持醒狮队的发展，使福永醒狮队伍不断壮大，每个村参加醒狮队的人数或接近、或超过一百人。

二、福永醒狮表演内容

舞狮在福永最早是作为一种喜庆和祈福的活动，深受当地群众喜爱，随着时代的变迁，舞狮活动渐渐被当地百姓赋予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具有更深层次的民间生活习性。逢年过节、婚姻嫁娶、宅第落成、开张庆典，必敲锣打鼓，舞狮助兴。醒狮蕴含着神性、灵性，被人们敬仰、膜拜。

（一）“开光点睛”

福永的醒狮在80年代前基本是由当地德高望重的老艺人制作，90年代后则多是从佛山等地购入，不管是自己制作还是购入，凡新狮初舞，按照传统的俗规，都要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叫做“开光点睛”。仪式一般是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在龙王庙或杨候公庙进行，天亮前结束。（据说怕人天亮起床开门后遇到狮子路过，跟狮子“犯冲”。）现场庄严肃穆，由法师主持 “点睛”，“点睛”前要先“净手”，然后烧香拜神，法师绕狮子三圈，号下三道灵符贴在狮角两侧靠近后脑三寸处，据说这是防止妖魔鬼怪跟踪。此时“点睛”正式开始，法师抓起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公鸡，挤出鸡冠血滴入旁边的朱砂盆，此时的醒狮匍匐在地，法师用朱砂红笔边“点睛”边念叨咒语，按照眼睛、额头、鼻、嘴、耳、腰身、后脚的顺序进行狮子“点睛”，只见朱砂红笔在法师手中飞舞，片刻功夫便完成“点睛”。被 “点睛”后的醒狮在地上蠕动，蓦然腾起，舞动它那美妙的身姿，行三拜九叩大礼。即刻全场欢腾，锣鼓雷鸣，爆竹大响。随后，被“点睛”的狮子迈动欢快的步伐来到村头榕树底下，采榕树叶子，即“采青”。“采青”之前，狮子的嘴巴要用红绳封好，用三尺红布扎住狮子角，称“封红挂角”。据说因为狮子是兽，怕它吃人，咬东西，必须让它采青吃饱，这样就不会伤害人类和牲畜。“狮子”采青“时要肃静，不能发出声音，采完青后，狮子再行三拜九叩礼，此时锣鼓爆竹声再度响起，至此整个“开光”仪式结束。据上年纪的老人讲，怀孕的妇女、家中有白事者和生辰八字与当日相克者不得参加“开光”仪式，否则会“犯冲”。

（二）表演程序

（1）表演前的仪式。醒狮表演前除了准备一些服装、道具、乐器外，还要先选择一块空地，烧香拜神，以赋予狮子灵气。待鼓声三更响起，狮子起身，巡场地一圈，向四面人群、东南西北四角行三拜九叩礼，礼毕，狮子返回原地继续睡觉。待鼓声五响，酣睡的狮子此时拘泥作态，擦洗伸懒腰，至此，一只威猛的“百兽之王”跃然起舞。

（2）表演的套路。福永舞狮多由起鼓开始，伴奏乐以打击乐为主，一般有大鼓、大小锣、大小钹等，鼓为司号，不同的节奏编排引导不同的狮舞动作招式。配以鼓乐：大鼓一个，大小钗各一对，大小锣各一面，绣有各色图样文字的旗帜24面，各职司人员几十人，轰轰然登场。舞狮的鼓法有“三星”、“五星”、“七星”之分。舞狮的基本步法注重马步，多以四平大马为主，配以跳跃步法、麒麟步法、交叉步法、弓步、丁步、虚步、靠步、反步、仆步等多种步法，舞者穿上灯笼裤，狮头与狮尾协调配合，狮子的动作与鼓乐的节奏配合，鼓乐节拍明朗，轻重快慢有序，与舞狮动作环环相扣，相映成趣。

（三）表演特点

（1）狮头在表演时一般运用眼睛的闭合来展现表情（喜、怒、哀、乐），而福永醒狮舞除以眼睛闭合表演以外，还充分利用了口型的张合，来表现狮子的喜、怒、哀、乐，同时，用呼吸配合来展现其形态的多姿，还用颤抖来表示狮子被激怒时的情形，这和周边的醒狮截然不同。

（2）福永醒狮舞通常以梅花桩设计，以三山五岳的跨度，每山间隔1.4米，表演时狮头狮尾一一跨过，而福永醒狮舞狮头托在狮尾双肩迅速一起跨过，充分表现其功底深厚精湛，动作难度之大。

（3）福永醒狮舞配以桩、柱、钢线作为道具，以此象征崇山峻岭及铁索桥，每场比赛或表演都编排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来演绎。狮子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喜、怒、哀、乐、醉、动、静、惊、疑、猛等不同的表情和神态，同时配合各种技巧和陈式的表演，包括“出同”、“上山”、“巡山会狮”、“采青”、“入同”、等细节。舞狮过程中以“采青”、“舞柱“、内容最为丰富，这是舞狮过程的。“采青”又分为“采高青”、“水青“地青”、“蟹青”、“桥青”、“登青”等类型，技艺表演有狮子上楼台。狮子戏球，狮子花灯等。除这些之外，福永醒狮舞还可表演狮子过三山。美女梳头，少女纺花，狮子过长桥，狮子落平阳，七星伴月，蜘蛛阵，斗蟹阵等套路。

三、醒狮舞的重要价值

（一）历史价值

福永醒狮舞具有几百年的历史，是当地村民精神信仰的传承和寄托，这对研究福永当地村民民风、民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艺术价值

醒狮的狮头、狮身、狮尾的制作，花纹图案富有传统工艺美术特色，舞狮注重马步，多以四平大马为主，配以跳跃步法，麒麟步法，交叉步法等，狮头与狮尾协调配合，狮子的动作与鼓乐的节奏配合，展示狮子的喜、怒、哀、乐、动静、移、睡、卧、行、跃等绝活，并配合得丝丝相扣，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三）社会价值

醒狮在福永街道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地群众、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也十分喜欢观看，在重大节目和庆典活动中表演，对增强民俗内涵，加强交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

（四）健身价值

醒狮表演有伏、卧、腾、跃、跳等动作，动作灵活，节奏强烈，表演者必须有深厚的武术功底，光是基本功就得练很长一段时间，长期坚持训练，能增强体质，凝聚人心。

四、结束语

“福永醒狮”活跃在福永百余年，凝结着福永人民的深厚情结，浸润着福永的自然、历史和人文底蕴。因此醒狮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民族情结，保护和传承醒狮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2008年“福永醒狮”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化遗产保护名录，目前正在创造条件，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化遗产保护名录。珍惜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为了子孙后代更好地生存， 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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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保护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保存城市的记忆和遗产，保存自己民族的源和血脉以及浓郁的文化传统。

那么，历史文化遗产是否存在经济价值呢？经济价值是指任何事物对人和社会在经济上的意义。经济学上所说的“商品价值”及其规律则是实现经济价值的现实必然形式。历史文化遗产是千百年前在自然状态的土地上，经人类开发出来的产品，包含人类劳动的物化，具备经济价值的功能与特性，对人和社会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即具有经济价值。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经济的经营。

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悠久历史的载体，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体。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其意义重大：

1.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有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类或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从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至今，我国的历史遗存丰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人类发展历史，喻古明今，有利于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

2.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古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

在文化研究进程中人们发现，历史古城、古建筑、构筑物等隐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如我国山西大同市的古城墙，大同早在作为北魏拓跋氏的都城的时候，就已经修筑有规模宏大的城池。到了明朝初期，由于是京畿屏藩，军事位置十分险要，因此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将军徐达在旧城基础上增筑，形成今天世人所看到的大同镇城。最后形成的大同镇诚呈大致正方形，边长达到1.5公里和1.75公里，周长6.5公里，面积2.63平方公里，以巨大的条石为基础，城墙内芯为三合土夯筑，外包每块重达17斤的青砖，城墙高14米，垛墙上又砌长5米、高0.8米、厚0.5米的砖垛，垛间距0.5米，共580对垛子，据说代表了大同当时所辖的村庄数。大同镇城遗迹保留对研究北魏及明清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文化是进步的动力，是历史的积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现代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发展旅游经济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正是这些人类前进中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尤其是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文化遗产保护得越好，其利用价值也就越大，旅游业和其它相关产业才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旦历史文化遗产因过度开发或保护不力而丧失殆尽，旅游业和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对发展我国的旅游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之加强保护，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历史文化遗产的持续破坏不断提升其经济价值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所受到污染与损害已经触目惊心。人类的生存环境，除了直接面临着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的自然生态的威胁外，还存在着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等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作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商业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旅游资源开发给人类的居住环境和文化遗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破坏，以致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问题成为世人普遍关注的焦点。因此，利用经济学的供给规律来分析：由于历史文化遗产是稀缺资源，甚至是衰退资源，故它的供给弹性为零。在这种情况下，供给曲线与坐标横轴垂直，其斜率无穷大。这时，无论价格如何变动，供给量均不会变动。在历史文化遗产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人们需求量的增大，不仅有相对应的价格，而且价格还随着需求量的增长而增长。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保护稀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支付意愿将不断上升，亦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文化遗产将不断升值。

三、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不足，难达共识

虽然社会总体上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保护意义的认识不断提升，但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不同人群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存在差异，导致认识和利益要求相互矛盾甚至尖锐对立。如在城市建设中对一些古迹遗址的去留问题上，在一些已经消失的历史文化景观要不要新建的问题上意见相左。这种状况导致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因为缺乏共识而难以处理。

2.历史文化遗产家底不清

许多历史文化遗产沉睡在地上地下。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碰到历史文化遗产时，讲不清道不明，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本没有调查、登记，更谈不上公布文保单位及对其进行合理规划。

事实上，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怠慢，就是对其经济价值的低估，在很大程度上将制约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历史文化遗迹的经济作用

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象一颗颗璀璨的宝石，镶嵌在华夏大地。它们不仅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中熠熠生辉，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同样会闪闪发光。

（一）增添城市形象的光辉

历史文化遗迹就是城市的一道光环，同其他成就相结合，城市的形象会更加高大与辉煌。例如，山西省的平遥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名城，身价倍增，旅游、商贸及其它产业相继发展，这个晋中小城的兴旺发达，指日可待。因为，其著名的历史文化古迹不仅扮演过英雄史诗，而且汇集着那些年代的文学艺术和多种科学技术知识。其次，文化积淀丰厚，表示文明程度高。文明城市意味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风淳朴，热情友好，无论投资、通商、旅游、文化交流，人们都乐意前往。

篇6

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的重点是满族萨满神调，它是满族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经过多年言传至今。（1）满族萨满神调保留了比较完整和生动的自然宗教特点，具有鲜明的北方地域特色。形象地记录了人类童年时期的发展轨迹，反映了上古先民对世界的认知过程，表达了他们与自然斗争的意志和力量，也揭示了他们的迷惘与失误；（2）是原始歌的载体，借神话宣传原始教义，代表了部分原始文化，宣传某种道德伦理观念，在精神层面起到了很好的教化作用；（3）作为一种原始的艺术形式，是后世艺术的渊源，有的唱腔被满族民歌吸收，东北的“二人转”、东北大秧歌等艺术形式都是受其影响发展起来的，是北方文化形成的基础之一。

篇7

由于《老宜昌》报道的内容丰富，历史脉络清浙，文字清新可读，成为众多市民争相捧读的历史读本。不仅老宜昌人爱不释手.城区一所小学还将文化权威人士:借力思想解读文化。“老宜昌”系列中，特邀宜昌地方文化学者李发刚、寇士础、罗洪波等参与，组成专家团队，使得报道更权威。宜昌有一批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长期以来研究宜昌历史文化，是传承宜昌文化的“人力资源”。

报纸利用这种“专家优势”，既保证良好的传媒“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这组报道中，情感的流淌自然而真诚。譬如《宜昌百岁老人回忆旧式蒙学》、《百岁老人见证宜昌百年交通变迁》等等，勾起老宜昌人的集体记忆，牵动无数读者心底的温情。

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的集中发酵，无疑会唤醒城市公民的文化归属感，使得人们更加热爱自己生活的城市。正如宜昌市委宣传部阅评小组所言:“作为传媒，为一座城市留下文化记忆既是一种文化坚守，也是应该肩负起的文化担当。

我们在宣传新宜昌的时候不能忘记‘老宜昌’，记忆‘老宜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新宜昌。”新闻价值:激发市民尊崇文化与文化人，创新传媒手段，放大传播价值《三峡商报》在这次大型的宜昌文化报道中升级传播形式，不断地放大传播价值—文化报道中凸显新闻价值，从而大大提高媒介自身的价值、品位和地位，赢得受众。

本次大型文化报道有这么几种形式值得注意:其一，从单一的文化报道，到组合式规模化的专题报道，后来延伸到的现场活动报道及实地踏访报道，《老宜昌》颠覆了以往文化报道静态化、平面化和固定化的模式，形成报纸上下的有效互动，激活了版面，吸引了眼球。其二，《老宜昌》文化讲坛延伸了报道的纬度。

将文化报道的多样化样本进行扩充，再次跟踪报道《老宜昌》文化讲坛，以期将这组文化报道做得有声有色，做出文化报道的另一个高度。其三，《老宜昌》将关注的视线转向各县市区，记者专程踏访各地的特色文化遗址，从而解读文化变化之源，挖掘隐藏乡野的文化达人、民间艺人，为我们展示多维多彩而内涵深厚的宜昌区域性文化。

篇8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67-01

一、川剧“活态”传承的现状

“活态”传承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进行传承与保护的一种方式，用文字、音像、视频等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方方面面，以此来达到对川剧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随着城市化改造，一些传统村落正在不断消亡，非遗文化产生的源头在发生改变。大量传承人离开原生地，他们也从此与“根”断裂。前文化部部长蔡武曾表示，“非遗”的传承链条正在中断，60年间传统剧种损失了三分之一，传统文化目前的生存境地已危在旦夕。

二、川剧“活态”传承的价值

川剧“活态”传承的关键在于“活”，结合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加以融合创新，完好地继承和发展民族艺术文化的精髓。川剧是传承本土民族文化艺术的核心，是对充满着民间生活情调和地域风情的蜀地文化的重塑。

川剧是四川省优秀的文化资源。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对国家和四川省“十三五”规划中，遵循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文化创新，遵循协调发展理念，构建优秀文化传承体系等战略部署的实践探索，也是服务地方精神文化需求、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川剧“活态”传承的途径

（一）以创新形式开展川剧文化艺术的传播

其一，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体的迅速发展成为川剧新的发展途径，通过电视节目的展演并加以创新，不断丰富川剧戏曲类节目的种类及内容；改革或翻新传统的川剧戏曲剧目，结合时代编写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新剧，使川剧以全新的面目走向大众的视野。

其二，把川剧戏曲引进校园，将川剧艺术搬上高校课堂，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还为广大在校师生提供了多彩的校园生活和展现自我的舞台，为延续川剧的“活态”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三，针对川剧的地域性发展，在西南地区或成都本地设置川剧文化生态保护基地，实行“一带一”的政策，加强与周边地域间的文化交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活”起来。

（二）对川剧传承人的事业扶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即传承人，他们最大的价值是其对信息的传递，将传统技艺继承下来，传承下去。从被忽视到被关注，传承人身份的认定，是基层民间艺术家得到上层文化的重视。传承人们不仅要有使命感，还要通过传习手段引导社会的关注与保护，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川剧的根本便是“活态”传承。从“活态”传承的角度出发，为川剧的延续寻找一份新的途径，为川剧更好地发展谋求一条新的道路，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完善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统。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邓运佳.中华梨园一枝花――川剧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3]郭峰.川剧[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4]厉震林，倪震.双轮美学――中国戏剧与中国电影互动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

[5]刘文峰.中国传统戏曲传承保护研究（上）[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6]于学剑.当代戏曲创新思考[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7]姚於，王斌.川剧之困―――天下第一戏现状报告[J].新西部，2012.

[8]孙晓涛.论地方戏曲保护和传承与增强文化核心竞争力[J].四川戏剧，2012（2）.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李梦诗，女，湖北宜昌人，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2014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篇9

关键词：数字信息化；文化遗产；精神价值传播；文化产业；开发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253-02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已经显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过程中取得的诸多成就。但是，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所日益面临的问题也很突出，尤其表现在文化领域。对文化问题的忽视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本文拟对文化遗产的现代精神价值传播和文化产业开发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策略性思考。我希望能通过数字信息化这些现代工业社会的媒介传播方式，让人们关注文化的问题。尤其是让那些“默默”的文化遗产走进人们的视野，而且通过数字信息化技术促使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型，成为和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文化产业。

二、地域性传统文化遗产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地域性传统文化遗产的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过度开发，单方面提倡旅游价值；（二）文化遗产价值自身没有充分的和公众交流；（三）缺少合理的数字信息化的文化产业。

对文化遗产的价值，一方面，我们运用各种措施来进行研究和保护；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对其进行经济价值的开发。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实际上，旅游业的发展已经在某些程度上成为文化遗产的威胁。例如，“日益增多的游客和边远城镇的快速发展。”{1}同时，还有自然气候对文化遗产的威胁。“因为开发造成景观和环境破坏，遗产破坏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规划、管理，已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关注的重大课题。”{2}

为了应对传统文化遗产所面对的上述问题。“2004年6月，在敦煌召开了专家会议，重申文物保护的中国原则。所谓中国原则是指中国国家文物局和美国加州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共同制定的从2000年开始执行的一系列文物保护法则，赋予文物保护以神圣的地位，并颁布了一道跨学科的管理程序。例如研究确定最大游客容量……等。”{3}

然而，尽管上述世界性文物保护的措施特别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例如限制游客数量或者其他方法，并不能长远的解决文化遗产的问题和其所附带的文化价值。

因为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时间性决定了，有些文化遗产必定要面临时间的考验，例如敦煌石窟和壁画，这些石窟的物质遗存难以经受自然因素的考验。再者，文艺遗产除了自身的文化价值之外，其更重大的价值在于和人进行精神世界的沟通，才能体现文化存在意义。如果进行游客的限量，那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上述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引发了文化遗产的第二个现状和问题。即文化遗产自身的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和现代公众进行精神方面的交流。

我们知道，随着20世纪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后现代社会的解构思潮。使我们现时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和崇尚解构思想的潮流中。我们满足于图像时代，我们同时满足于浅薄和扁平的大众文化。在文化领域丢失了传统的深度精神空间。

为了重行塑造文化领域的深度精神，生存和道德的价值观，加强文化遗产的媒介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然而，对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利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大一部分传统文化遗产的自身价值没有在视觉文化和图像时代得到有效的传播和展示。传统文化遗产好像仅仅是人们用来旅游消费的产品。

许多传统文化遗产面临被大众文化解构和冲击的问题。同时传统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精神不能和大众进行价值观方面的交流，要么被大众娱乐文化淹没在现代媒介传播中，要么就是在专家学者的象牙塔里，成为默默的藏品。

第三个面临的问题是：缺少现代数字信息化的文化产业。文化遗产的转型是现代社会所必须的一个途径。然而，大多数文化遗产保持在“实地旅游”或者文物研究者的阶段。不能合理的利用其文化价值和产业的开发，使文化遗产成为现代公众视野的边缘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希望从数字信息化媒介角度，来思考文化遗产的现代精神价值传播和文化产业的转型。

（一）利用现代视觉文化的各种数字信息媒介，采用田野考察来实现图像集成系统，实现立体图像复原系统以及图像媒介的网络数据化。

文化遗产中重要的对象之一便是遗址文物，这些文物遗址具有不可再生的特征。例如中国的四大石窟及其壁画，或者一些著名的寺观壁画等。也包括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目前对这些文化遗产主要采取文字和图像以及文档管理的办法进行研究。这些文化遗产的主要流通渠道在于学者，书籍和博物馆之间。

还有一些问题是，一些文化遗产的图像处理非常简单。不能全方位的反映该文物遗址的直观特征。“考古发掘和研究相互分离，和博物馆管理相分离。大多数情况是，研究者可能采取了学者和学者之间的二手资料。”{4}更不用说博物馆和观众之间所存在的距离感。

因此，文化遗产信息流通不良，是现在实现文化遗址文化价值的最大障碍。事实上，在现代数字媒介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上述问题的有效解决。

首先，通过田野考察，采取全方位的图像采集系统。实现视觉化的图像搜集资料。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考古学阶段，考古学所运用的传统方法实际上对文化研究有重大价值，但是不能在大众文化范围实现有效的传播，是很多文化遗产成为学术专家的研究对象，而不能实现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广泛传播。

目前，对文化遗产的图像采集提升到了三维高精度的手段。“例如非接触式测量，其可分为飞行时间测量法，三角测量法等。飞行时间测量适合于大型文化遗址的三维重建；三角测量法适合于小型文物的三维信息采集。还有线激光扫描和面结构扫描等。浙江大学自主研发的结构光三维扫描设备达到0.2毫米的扫描精度。这些数字信息化技术已在国内多家文化遗址保护应用，完成了数百件文物的三维信息获取工作。”{5}

同时色彩信息的获取同样采用了高精度的三维扫描设备。“例如浙江大学开发了专门的色彩信息获取技术，包括面向壁画等大型平面文物的获取设备与面向三维重建的纹理获取系统。”{6}

作者所引用的上述数字信息化技术已经为文化遗产的图像采集准备了必要的技术前提。首先针对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特征，这些数字化的图像采集不仅实现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更为文化遗产的再生价值做好了准备。例如我们可以利用采集的图像，实现三维图像的网络数据库建设，能使众多的文化爱好者和研究者及其大众享用这些资料。

这种努力首先为众多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资源共享；再者可以利用三维图像来模拟现实文化遗址的情景。形成新的视觉性的图像式文化遗产。不仅起到保护作用，而且如果实现图像资源和图像式文化遗址。最后，可以全面的通过网络媒介实现文化遗产和大众之间的沟通交流，从而缩短大众和文化遗产之间的沟通距离。

（二）构建网络虚拟博物馆、网络虚拟旅游平台，实现文化信息互动

传统的中国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资金的提供和扶持。传统博物馆也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例如传统博物馆和大众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感，人们常常觉得那是专家和学者们光顾的地方，和大众没有关系。随着现代信息社会观念的增强，大众对博物馆的要求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人们想从博物馆这些具有高级精神含量的地方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和文化。

对一些大城市来说，博物馆如果采取开放的姿态和观众进行信息交流，会逐步实现大众的所需。但是对一些小城市来说，或者对与不同地域的公众来说，还没有足够的博物馆设施来供大众参观。那么，如何实现博物馆的实际功能，使博物馆里那些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精神价值发挥其意义呢。我认为除了传统博物馆对公众的开放之外，还应当建立现代化的数字化信息博物馆体系。{7}

这个数字信息化博物馆不是建立单个博物馆，而是从大格局理念作为起点。分为南方，北方，或者分级别逐个建立从县、到地、再到市级、再到一线省市级，逐步上升到北方和南方文化的领域。这样形成一个强大且细致的数字信息化博物收藏系统。从而实现文化信息的融通和交流。

通过数字化信息博物馆体系，可使各行各业，各地域的公众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可以随便进行博物馆参观、交流。这样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发挥了文化遗产所附带的精神价值，这对传统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回归将会起到重大影响。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博物馆建设，或许缺乏的是如何进一步与现代社会的虚拟媒介接轨，实现最大范围内的资源共享。

（三）形成数字信息化的文化产业

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之一。具体的例子非常多，例如敦煌文化的价值不仅给当地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是敦煌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国形象的一张名片。但是，文化遗产有一个地域性的问题，除了那些备受关注的著名文化遗产之外，还有很多为公众所不熟悉的文化遗产。对这些文化遗产的开发对文化建设来说显得很迫切。

例如一些作者提出“虚拟交互体验模式”。以敦煌为例，“莫高窟的数字化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工作较早也较全面，形成了旅游模拟，虚拟旅游、文物信息保护等一系列系统。”{8}这对文化产业链条的形成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国目前像敦煌这样大规模的采用数字信息化来发展文化产业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资金的问题；其次是当地文化产业的管理者，不能有效的认识到现代数字信息化对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所起到的作用。

事实上，对数字信息化媒介的认识应该被足够的重视，因为在现代图像媒介的社会，数字信息化是重要的“活动的”文化传播方式，它区别于传统的文字媒介，也能使那些沉睡的文物、文化遗产主动的走进人们的视野。

注释：

①陈述彭.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490页，地理研究，第24卷第4期，2005年7月.

②同上,490页.

③同上,490页.

④鲁东明,刁常宇.数字化技术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共生,旅游学研究，110页.

⑤同上,详细见111页.

篇10

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437项中，中原经济区所辖的30个地市共有101项（如表1所示），占7.03%。中原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品位价值、为旅游开发提供了高价值、高品位的基础，使中原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拥有巨大的开发价值。

类型全，名气大

在中原经济区的10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涵盖了10个大类中的9项，除了传统医药这个类型没有。如图1所示。但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河南有5个传统医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齐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中原经济区的文化旅游具有了切实的可行性。资源的多样性也必然会带来开发的多样化和综合化。

历史悠，底蕴深

中原经济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中原经济区的非物质文化在远古时代就有呈现。如以“河图”、“洛书”、“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易文化”，以少林拳、太极拳等为代表的中国武术文化，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最早的文字文化等，都能在中原找到它的印迹。中原经济区非物质文化所体现的根源性，说明中原文化既是民族之根，又是文化之源。

篇11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教育”手段。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现有正规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目标的有效实现；另一方面，则需要选择恰当的方式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成为学校和学生新的负担。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责任落在教育之上的时候，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合理纳入现有的教育体系和框架，是值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和教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为此，我们以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素质教育之间找到其结合点，当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而“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

一、“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从空间分布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一定区域产生的，与该环境息息相关，该地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习惯、习俗都从各方面决定了其特点和传承。地域性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实存在的最为突出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与各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紧密相关，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而言，“人”指在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区域上生活的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群。

对传承人群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地域，就是自己的家乡，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人家乡日常生产与生活甚至集体意识的一部分。所以，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时候，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教育对象(传承人)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这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定义，在教育对象发生变化的时候，其所指，即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在空间上具有地域性，而在传承上则具有活态性，不仅具有特定的空间，还有特定的人群。对于传承人群的甄别而言，只有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区域为家乡的特定人群，才是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群；反过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而言，只有分布在特定人群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才具有格外重要的文化意义和传承价值。这两者的统一，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存在与传承人群的结合点，就是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在于成功实现对其的传承和发展，而这必须以人为核心和基点。但在保护过程中，选择什么人，选择何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教育传承，是保护行为能够实施的必要前提，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又决定了教育传承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主体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其核心在于它是特定人群代代相传的活态的文化样式，它与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甚至就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或生活方式。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做好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等工作，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对其的活态传承和发展。显然，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非全社会都能参与，而应当由特定人群来完成。特定人群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群。综合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地域性与延续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域世代居住，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域为家乡的人群，是进行教育传承的理想对象和恰当人选。

在教育传承过程中，那些来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域的传承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理解的优势。因为传承者是以自己家乡的文化遗产样式作为传承内容，所以对于作为该文化样式产生背景的当地文化传统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诸多微妙内容，都能够迅速领会和理解；对于各种习俗的特殊功能、意义，也都能够有准确、深刻的把握。二，语言的便利。传承者可以自如地运用自己的母语方言，与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随意交流。在他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生僻的土语生词妨碍相互意思的表达，对于言语中通过某些句式的特殊运用、语气的变化等所表达的微妙情绪，传承者也都能够有比较准确的领会。三，文化认知的便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独特的文化样式，不仅具有特殊的表现形态，更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传承者在家乡多年的耳濡目染，使其能够了解和领会家乡文化传统中那些外人所难以明了的文化意味，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时候，他们不仅可以传承技艺、习俗等外在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传承与外在形态共生的那些文化意味和内涵，从而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壳化”。

在实践过程中，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进，传承人的权利与利益逐步显现出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仅能够得到文化层面的尊重，也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选择过程，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各方利益的博弈与均衡。显然，在各种利益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效果至关重要，从文化权利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传承地域的人群共同的文化财富，其传承权只能是传承地域的传承人群所享有。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贯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属地性原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传承地域、传承人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避免了因保护介入而导致的教育传承与原文化空间的脱节现象，保证了教育传承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内容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地域文化差异非常明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刚刚启动、经费和人力都相对短缺的现实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实践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是在若干个具备了一定条件的学校特别是高校开展试点，在同一空间内的受教育者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域，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受教育者自身的地域文化背景而对其施以同样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则不免在保护一部分人群的文化权利的时候，却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群的传承权利，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在传承内容的选择过程中，是不是传承对象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有效而操作性极强的甄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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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传承渠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过程中，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引入，意味着教育内容的来源从以往的教育者提供拓展到了受教育者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生活空间，教育者从单纯的施与者转变为引导者，而受教育者则从单纯的接受者转变为自主性极强的传承者。在学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实践过程中，教学内容的来源根据学生的家乡可以作出相应的选择。从尊重个人文化选择权利的角度来看，依照家乡来选择教育传承的内容，显然是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价值预期与文化事象演变规律的行为。

按照家乡选择教育传承的内容打破了“大一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在学生承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教师显然不能够为来自各地的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学内容，这就为学生走出教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走进教室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学校教育体制内拓展和丰富了学生的知识获取途径。

作为教育传承的主体，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效果只有传承人能够评价，这种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其实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评价方式又是不一样的，这为实现对学生的评价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三、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学生素质拓展的意义

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教育传承过程，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一)知识拓展

与学生在书本中接触到的体系化的知识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跃在民间的自成体系的知识与思想的综合体。它涉及到学生家乡自然与人文的多个方面，可以说是一门“活态的”乡土教材。通过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生在接受统一的知识教育之外，还能接触到家乡的地域文化，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不仅承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将与之相关的地方文化、地方性知识也一并传承了下来，而后者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和语境。

(二)技能习得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其丰富的蕴藏，而其在各自社区里的存续状态和传承机制，则是我们尤其需要给予尊重的。少数民族和各地民间社会所创造的文化传承方式，诸如师徒传承、家系传承等等，人们维系和保持自身生活方式及文化的办法，还有它们在各自社区里发挥功能或展演、展示的活动方式等，都是适应其各自族群或社区的社会文化生态而自然形成的。在教育传承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教学内容体现为一种技能：歌舞、戏曲、工艺等。作为技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技能，还融合了地方性的知识、观念和价值选择，因此它是知识与技能的综合体。学生承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通过学习，掌握这种极具地方性的技能。在学生的学习时期，这种技能只作为课堂知识学习的补充，而进入社会生活以后，特别是学生在家乡生活的过程中，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的习得，也让学生学会了一种生活或生产技能，从而为学生提供了职业选择的可能。

(三)素质提升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延续民族传统，维护文化多样性，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在同一时空内承传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多种文化样式共同呈现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涵盖着风俗民情和民族特征，对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有效延续。同时，来自不同地域、民族的学生在同一空间内进行传承活动，对学生树立民族尊重和融合的观念能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要了解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对其他同学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解，由此而产生文化平等与融合的多样性观念，从长远来看，具备文化多样性观念的公民正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篇12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悠久的文化历史和灿烂的农耕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依附于分体的人、群体或者特定的场所存在，是一种“活态”的文化。蓝印花布的 记忆就是这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技艺之一。 南通作为“中国蓝印花布之乡”，较完好的保存了传统蓝印花布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南通蓝印花布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图案艺术性强，是中国蓝印花布的典型代表，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一） 中国民间蓝印花布的现状

蓝印花布作为人们生活用品与南通的农耕文明相伴做过了数百年的灿烂历史。中国种植棉花历史悠久，随着棉花种植的普及和纺织业的革新，而蓝印花布又与印染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蓝印花布的制作工艺简单，它用纸板代替传统的木板刻画出丰富的吉祥图案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的需求。这种简便的制作工艺，就适应了民间染织业的蓬勃发展。在民间蓝印花布的用途主要是被广泛使用在蓝印花布的被面、包袱、头巾、门帘、围裙等等的家庭纺织中。

在近代，随着外来的“洋布”传入中国市场和国外的染料的进入，而且价格也在逐渐的下降。这样人们的眼光就会被鲜艳的“洋布”所吸引，而被人们认为色调单一的、粗俗的蓝印花布就逐渐的被人们所淘汰。而后，民间的艺人们为了生存把蓝印花布的模板进行改版，进行五彩印刷才逐渐的重新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江南的南通忧郁经济基础灯方面的原因，蓝印花布的作坊一直延续到见过以后，传统的染色工艺由于作坊的存在得以延续下来。由于蓝印花布有着优质的棉布、独特的工艺、鲜明和谐的蓝白之美逐渐吸引了许多的国外的商客的目光。在改革开放后，蓝印花布的出口外贸使得蓝印花布业有了新的发展。民间的蓝印花布被现代的工业产品所代替也使得蓝印花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工艺、艺术价值能弥补大机器生产的冷漠，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与物质需求。

随着人们经济生活的明显提高，许多的传统工艺又重新的得到人们的喜爱出现在国内市场。南通的蓝印花布业时常出现在各种工艺美术的博览会和展销会上。南通的专业人员设计开发的新产品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2006年5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批准授予南通为“中国蓝印花布之乡”、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为“中国蓝印花布艺术传承基地”。2006年6月，“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宝物名录。

（二）蓝印花布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它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态的“保存”，更多的应体现为对那些作为传承载体的传承人得活态保护。①

南通蓝印花布的制作工艺简单，但是他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复杂性。要有效的保护蓝印花布，除了那些已有的作品外，还应该对它的传承人、制作工艺等也要很好的保护。南通的蓝印花布的制作全是人工完成，制作过程主要有：1、裱纸、设计纹样刻画版：在民间的蓝印花布上一般都是蓝白两色的点、线、面的结合纹样，有时也单独使用。纹样的题材、内容跟丰富。2、挑选坯布、脱脂：一般使用质量好的棉布制作，普通的通常用做纯色的印染；温度、时间也有一定的要求。3、刮浆：用石灰拌黄豆粉，两者按制定的比例调和，加水调成糊状，通过花版刮在布上。4、染色刮灰：把刮浆后的布放入染缸进行染色，待完成后把浆刮下。5、清洗、晾晒布。蓝印花布这种纯手工的民间制作工艺以质朴无华的蓝白艺术闻名。南通蓝印花布在纹样的设计上的创新，纹样越来越丰富，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而且这些简单的蓝白纹样的设计中，充分的表现出了喜庆、吉祥等艺术造型，例如：“龙凤呈祥”、“凤戏牡丹”、“喜上眉梢”等。作为蓝印花布的传承人就应当为蓝印花布的制作工艺有熟练的掌握严格按照传统的工艺、材料等制作产品，传承人的使命是恢复和继承。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传承人得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表演艺术；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艺等都与个人或者群体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很大的区别。笔者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的重点与核心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也就是活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要收集那些物质形态的载体，关键是要对那些掌握工艺技巧的人的保护，使得这种技艺能够继续延续下去；而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采取有效地措施使现有的物质形态保存。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的保护面临的困境日益严重。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许多产生于农耕文明的技艺的发展迅速的改变，甚而逐渐消亡。在这其中传承认和传承活动难以延续是最为突出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民俗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无人继承，逐渐的面临消亡。例如许多民族的地方语言逐渐被普通话所代替，无人继承；许多现代的青年人对传统的手工艺不屑，不愿意学习继承，使得那些掌握精湛技能的传统手工艺者无人传授。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它的特性看出，它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存在着，并被继续的延续下去；二是它是一种具有民间性的文化遗产，民间是它主要存活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就表示了它具有生活性的特性。通过这些特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的培养应主要从两方面培养。一是在社会生活中培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口传身教”为最主要的传授方法。在现在科技的冲击下折中方法已经很难维持他的主要地位。因此让继承人在生活中逐渐接受是最简便和直接的方法。二是通过学校的教育来完成。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大范围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工作，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工作重点应放在年轻人的身上。在新时代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重新找到传统生活的情趣和被淡忘的文化记忆。

综上所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为根本的就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呼吁。而对与传统的手工艺的保护，其根本的意义和作用却在于通过传统手工艺这一系统文化载体的重建和完善，以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和对古老传统的敬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改变了人们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使文化遗产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得到了突显，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给了人们一种关照生活的新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当前生存状态的思考。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只有在文化的多样性中才能寻求人类的统一。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性就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根基。 （作者单位：苏州高博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郑巨欣 主编. 《民俗艺术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2] 陈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人文观念的改变[J ]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3] 中国期刊网 《江海之滨，终朝采蓝――南通蓝印花布工艺的传承与创新》

[4] 中国期刊网 李永 《探究南通民间蓝印花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