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如何运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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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杠杆和支点

财政是职能部门代表政府管理辖区域内所有资金资源所进行的一种管理活动，用发展的眼光来说，当地政府不但是要守住现有的钱，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在保证国有资金安全的基础的前提下如何发展，可以用资本经济的眼光来管理国有资产，就是把政府管理的资金土地矿产资源拿到市场经济大潮中进行市场运作，政府管理的资金土地矿产资源的不断壮大是需要通过经营运作来实现，进而来实现财政增收、资金起到牵牛鼻子作用的爆炸式运作方式。简单一点的说，就是在市场化的经营运作中把国有资产、资源进行保值和增值。“经营财政”同时也是一个广泛的理论体系，不仅仅是经营国有资产资源，还有整个社会生产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和对经济发展由于经营财政资金、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所起的作用。就好比阿基米德说：“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

二、怎么运用财税的政策增加财政收入

可以整合各种经济扶持政策，把绩效评估体系建立起来，讲究投入和产出，这样就可以算出来政策对经济促进到底实际有多少作用。如果想通过经济杠杆作用要把财政资金的牛鼻子充分的发挥出来，我们政府先期还必须投入一定的启动资金，另外我们也可以用政府贴息、政府担保的形式来参与进来，形成一种由政府来先期投入带动，从而带动民间资本进来运作，达到政府牵头进来运作，民间资本参与的良好运行模式，进而达到提高财政资金的牵牛鼻子作用，从而来达到促进地方经济振兴和快速健康发展的既定目标。

我们政府可以规范金融优惠政策整理合并财税政策，将当前所有政策中的的财税政策进行综合合理分析验证，撤销那些没有用的条条框框。要法制化、规范化那些合理的优惠政策。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政策手段是财政，强大稳固的财政是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的重要保障。当前逐步缩紧的宏观调控，面对更加紧张严厉的的土地管理政策，如果我们政府想保障以后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政府要站在时展的制高点，用长远发展的目光来发展当地经济，造福子孙后代。当地政府财政部门一定要充分发挥财政应有的职能，使当地的财政实力不断快速增强，逐步建立良好的经济发展新局势，为目前资金相对短缺的形式下，发展好当地的经济开好局、起好步，大好良好的基础。

三、怎么来解决资金的来源

（一）拓展财政收入渠道，提高政府使用资金收到回报的率

可以用资本经济的眼光来管理国有资产，就是把政府管理的资金土地矿产资源拿到市场经济大潮中进行市场运作，政府管理的资金土地矿产资源的不断壮大是需要通过经营运作来实现，要想把国有资产收益最大化，当地政府可以在中央政策的指导和群众的监督下，采取财政专户资金存款银行招、投标等方式进行资本运作。

政府可以在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信贷资金，同时必须有防范财政风险的意识，使银行信贷资金被我们手中稳妥地利用，还可以利用社会的资金参与进来建设当地的基础建设，壮大地方经济。

积极大范围整合不同类别、不同部门和同一部门内的财政性资金，当地政府可以把税收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政府性债务资金使用管理权利都归属到财政。把政府的预算的资金统一筹划安排运作监管和资金调度，加强政府统筹资金的能力，将分散于不同领域的资金整合起来完成大建设。

进一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支出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资金的使用绩效评价和管理机制。依据经济发展规律，政府在进行资金资源整合规范的时候需要按照改革要求研究建立绩效考评方法和考评细节条件，对有关重负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进行严格的考核评价。

逐步完善财税相关体制，完善转移支付体系，构建基层财政的奖励和惩处机制。尤其是针对事业经费中按人头发钱的支出比重大、但实际用在发展支出比重小的现状，完善补助发放机制，鼓励基层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压缩行政成本，必须清理那些用途不明和效果不明显的项目，集中好有限的资金办好群众的大事。通过财政经费压缩，一步一步建立良好的财政应用体系，把财政的钱实实在在地用于促进统筹发展和为老百姓服务必须由体制上作为保证。

（二）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国有资产发展体系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第一目前各行政事业单位存量资产所有权属变更，统一变更为一个所有；第二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变更后对所有国有资产进行统一分配；当地政府必须运用市场经济的杠杆、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尽力让国有资产充分动起来，实现国有资产快速增加。目前，因为建设工程大、耗资多，如果只靠财政投入，那么很多高速、大桥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很难实施。那么有效的办法就是，项目建设初期，政府在前期先投入小部分资金，然后可以招募有实力的社会资金参与进来，把股份转让后退出。政府投资公司应以融资为手段，代表政府来形式其权利，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还可以用合适的方式实现这个项目增值后，通过转让股份的形式，让社会资金来操作完善项目，然后用转让股份的资金来运作其他的项目，把政府的死钱变成活钱，逐步壮大政府资金的规模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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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 (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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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结合轨迹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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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结合轨迹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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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开创了区域货币，各成员国放弃自己的货币，采用统一的货币——欧元，同时带来了各国调整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化，货币政策交由欧洲中央银行（ECB）制定，各国只拥有财政政策的制定权。因此，在经济目标上就存在两个层次：一是欧盟整体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要实现整体与个别的统一，就必须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着力研究各自的财政政策如何制定以实现欧盟整体经济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协调统一，这一目标也成了长期以来围绕欧盟的主要问题。

《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简称“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简称“公约”）先后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国债占GDP的比例以及如何惩罚作了严格、具体的规定。但是，在欧盟发展过程中，马约和公约都受到过怀疑，原因是一些大国在没有严格遵守规定的时候，惩罚措施却没有实施。尽管如此，马约和公约的作用还是被部分体现出来，它使得欧盟各国有了一个标准去遵守，最终实现整体与个别发展的统一，当然，要真正完全实现马约和公约规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Keynes（1923）[1]认为，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可能会导致财政可持续性缺失，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收入不足以支付发行新债所需的费用，财政将面临可持续性问题，这可能是关于财政可持续性的最早论述。1995年，Caporale[2] 首次以欧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累积债务进行平稳性检验，继而得出一国财政是否平稳的结论。

成新轩（2003）[3]曾对财政政策是否需要协调以及经济效应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这种协调有利于经济的良好运行以及稳定发展。王保安（2004）[4]分析了欧盟财政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无论是赤字率还是债务率都是成员国谈判决定，而不是科学指标测算出来的，并且只有赤字率指标对成员国有强制约束力，债务率只具有参考意义。王磊，骆传朋（2008）[5]曾指出由于对公约的修改，使得人们对于欧盟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担忧，但是其修改不仅可以增强其灵活性，也有助于欧盟成员国充分运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因而修改是可行的。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债危机扩散的风险急剧升温，一些国家的债务评级先后被调降，如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同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债务危机也日益迫近，市场压力以及希腊亟待救助的事实，使得欧盟财政一体化在解决这次危机的过程中也再次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

多年来，欧盟财政条约和公约内容也一直为中国所关注，研究欧盟财政政策状况及要点，对中国财政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本文从欧盟成员国财政赤字的相关性分析出发，指出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现状及可能的发展方向，最后，就中国该如何汲取欧盟的经验教训来制定自己的财政政策提出了一点看法。

1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Eurostat2000和2006-2009年的欧盟各成员国财政数据，对成员国财政赤字作了相关性分析，实证结果见附表。

根据与欧盟整体财政赤字水平的相关性实证结果可知：

欧元区国家与欧盟财政赤字显著相关。

德国与欧盟整体财政赤字水平，在1%显著水平下并不显著相关，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而德国与大多数其他欧盟国家的相关性不显著，显示出德国财政政策的相对独立性，这与德国是欧元区经济龙头老大的地位分不开。

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波兰、芬兰、葡萄牙、希腊与欧盟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这些国家大多是欧盟成员国中的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水平和欧盟相关性也较高。当然，希腊、葡萄牙因为债务评级下降，欧盟帮助其偿债使得这两个国家和欧盟财政赤字保持了较高的相关性。

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塞浦路斯、匈牙利、马耳他、奥地利、斯洛伐克即使在5%，甚至10%显著水平下与欧盟仍然不是显著相关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中多数不是发达国家。

冰岛、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所以与欧盟财政赤字显著不相关。

另外，由欧盟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可知：

法国、荷兰、波兰、比利时等欧盟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财政赤字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显示出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希腊与英国、法国均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与另外几个发达国家也都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这反映了希腊由于国家负债数额巨大，欧盟主要国家因为援助希腊而保持了相互之间较高的财政相关性。

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匈牙利、马耳他、斯洛伐克和其他不发达国家相互间即使是在5%显著水平下也都不显著相关，说明这些相对不发达国家之间还未能实现财政协调。

在财政赤字对GDP占比方面，根据2008和2009年的数据显示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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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作者明确指出：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采行其实反映了人们对财政赤字的认识转变，亦即从“赤字有害”到主动利用财政赤字。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理论界对于财政赤字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赤字有害。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通货紧缩成为经济运行巨大压力的宏观经济状况，决策层审时度势，果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举措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考虑到社会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接受问题，把扩张性财政政策称作积极财政政策。相应地，赤字财政也一改多年来“有害”的常态，开始以“积极”的面目出现。这就涉及到究竟应当如何评判赤字财政的问题。作者认为：评价赤字财政有害无害，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笼统地、简单地作结论。财政赤字的“是”与“非”、“好”与“坏”，要看宏观经济状况，只有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下，财政赤字才属于“是”和“好”，因为它通过国债这种国家信用工具把城乡居民暂不使用的资金转变为政府资金使用出去，弥补了总需求缺口，刺激了经济。

既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必然会发生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赤字，相应地也就产生了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问题。在没有财政节余可以动用，且财政不允许向银行透支的条件下，当前我国发生的财政赤字全靠增发国债弥补。由此，财政赤字也就成为增发国债的同义词。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还是有害，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同时也取决于增发国债的规模是否合理。在合理规模之内是有利的，超越了合理规模则是有害的。相应地，也就引申出发债规模的度的把握问题。

至此，作者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由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采取的主要政策举措（增发国债）——引申出发债规模度的把握——进而探究国债市场化建设问题，环环相扣、逻辑连贯，一条清晰的主线、脉络跃然书中，展现于读者面前。

二、在具体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分析、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告别“短缺经济”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冲击，使得国内本已存在的后短缺经济的新问题显性化，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迹象明显；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经济增幅下降，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等等。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之所以把运用赤字财政进行调控作为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是因为，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就可以直接扩大社会需求，时滞短，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财政政策更为主动和主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含义的。

书中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概括与评价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技改贴息取得了良好效果，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增加了就业机会等。

三、从宏观调控的战略角度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在经济增长乏力、增长速度下滑时，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把社会的闲置资本利用起来，从而刺激经济，变下滑为上升。这种做法是在当今世界市场失灵现象反复出现、经济活动复杂化和国民经济景气循环的不规则化条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的调节，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其包括的总体政策含义是，在主要确保金融稳定、安全运行的同时，相对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中，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书中同时指出，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和加快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由此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组合，因而必须加强研究，探索如何避免政策相互掣肘与效果彼此抵消，如何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把握政策的合适力度与实施时机，进而保持经济系统的动态稳定性。

四、通过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刻体味积极财政政策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相关问题亟待探索，诸如资源配置趋向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对投资、对消费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宏观调控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时政策手段的运用。书中辟出专门章节，对财政支出的合理安排、收入分配的调节、三农问题、基于供给调整的税收政策、出口退税以及财政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其相应的政策结论是：合理安排财政支出，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通过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具有不可持续性；支持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鼓励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增值税的完善、内外企业税负的统一，远期目标是实现“税费归位”；完善出口退税的管理机制，保证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改革预算管理制度、逐步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篇7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长，2018年GDP总量首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万美元这个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门槛线。作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调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新常态，同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外部还经受着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的外部宏观环境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重要转变，这种内外结构与环境的变化也将是我们在未来“十四五”期间的持续的特点。2018年，我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20906亿元。而1978年则分别为1132．26亿元和1122．09亿元，可见增长迅猛。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的“收”与“支”的能力、体量、结构与影响都和发展阶段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结合这些宏观趋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被认为是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创。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主张要从本国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出发分析最适合自己的技术、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财政政策。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结合我国经济正在同时进行的四个结构性过程阐述财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的五大分类来论述财政政策，第四部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以及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执行过程，最后是总结。

二、四个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过程与财政政策

从结构上看，我国目前正在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各自所对应的财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第一，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即经济结构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另一方面，产业之间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产业链内部向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级。

第二，经济转轨过程，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转变过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与次序纠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场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逐渐实现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向市场单轨转变。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转轨次序与速度，改革的倒逼机制是否有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Wang,2015)。

第三，经济开放过程，即从原来相对比较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是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我国在贸易全球化方面进展突出，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币已经进入SDR，我们现阶段也在重点研究和推行与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相关的汇率与资本流动管制问题。除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之外，还有技术流动。我国总体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在对现有国外技术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创新这两个方面的比重不断调整，关于国际与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调整。

第四，大国崛起过程，即我国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地缘政治方面的弱国逐渐向世界强国的崛起与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事实上，不仅是我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诉求。因为现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在不少方面已经滞后于这个时代了。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在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而财政政策与这四个结构性过程均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就显得尤为复杂。具体而言，对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财政政策体现在相关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相关方面，税基也在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这些都与产业政策高度相关，后面会更具体地展开。对于经济转轨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国的补贴与税收政策，消除和纠正那些低效的或者无效的补贴，优化税收结构，更好地纠正政府的“乱为”，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对于经济开放过程，我们的财政收支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财政政策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缠绕在一起，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而且作为大国也会影响国际。对于大国崛起过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那些与国防与经济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的财政支持，比如，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的芯片断供问题、华为的问题，又比如与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相关的问题，等等。

现在有不少学者反对我国的积极的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针对第二个过程，认为那会强化政府的“乱为”，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术界达成共识比较多的是减税政策，可是减税的前提应该是切实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只能增加政府债务，从而提高通胀可能并增加宏观风险。无法降低政府开支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实际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财政支撑的，其他三个结构性过程同样也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需要政府开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开支。因此，现阶段似乎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减少政府的低效开支，优化支出结构，进行结构性的开支削减，再来讨论如何进行结构性减税，否则税只可能越减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显然并非独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国正在经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即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而在非农部门中存在一个“垂直结构”，即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几个核心的上游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市场结构偏向垄断，产业偏向资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费性制造业和消费业则已经放开，国有企业已经大量退出，并且由民营企业主导，进入壁垒比较低，市场结构更接近充分竞争。上游产业为下游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所以存在投入—产出表的供应链关系。这里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转轨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下游民营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参与贸易的全球化，持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而正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与“垂直结构”，使得大国崛起这个结构性过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并承受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的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对于我们分析宏观财政政策将很有帮助。譬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上游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下游的民营企业，但是2008年之后则相反。这是因为，2008年之前，中国下游产业放开，国退民进，下游部门的民营企业利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过程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下游民营企业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对于上游国有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进而上游国企的利润率也就不断提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总体而言，无论是下游的民营企业还是上游的国有企业，所上缴的税收在这段时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的国企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营企业利润率的状态。这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下游民营企业面对的外需相对下降，因此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对收缩，一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从而降低了对上游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它们面对市场变化的调整速度可能比民营企业更慢，而且面对整体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承担的“保就业、保增长”等政策性负担就变成显性的约束，裁员率低、破产率低、投资减少率低，这就导致僵尸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产业，而且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我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来实施，间接地通过“垂直结构”影响到产业链中的其他部门。对于这个扩张性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果评估，目前文献中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考虑“垂直结构”，而“垂直结构”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类产业划分与财政政策

这一部分将着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结合产业升级过程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因为产业升级中的诸多产业政策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不仅关注总量指标，而且更加关注各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的产业结构等结构性的指标。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将产业分为五大类，具体包括: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换道超车型产业(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2018)［9］。按照这五大类划分以后，针对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分析在每一类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财政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对五大类产业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从而确定财政的相应收支结构。

1．针对战略型产业。比如战斗机的研发时间很长，资本也非常密集，从经济效益来说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不见得很高，但是这些产业和部门涉及国防安全，需要维持必要的财政投入，而且特别是随着前面提到的第四个结构性过程，即大国崛起过程，这样的财政投入会不断提高。再比如中美贸易战中，高端芯片上我们被卡住脖子了，会使得整个产业链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涉及经济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对此增加财政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2．针对追赶型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出口加工区的产业政策成效总体是显着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存量已经相当高，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提供的显性的政策优惠空间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注重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产业向高附加值端升级，这些是产业政策或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的方向。

3．针对领先型产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企业主要靠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力。所以，如何在财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调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自主研发就成为关键之举。相应的，测度与评估我国研发投入上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就十分重要，而这并不仅仅是微观实证问题，也需要合适的宏观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垂直结构”，上下游所有制结构是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也是非对称的，下游更加突出竞争性，而上游则更加呈现出垄断性特征。与此同时，“垂直结构”又结合着产业升级，从农业向非农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政策，包括R＆D的补贴，很多时候是向国企集中的上游产业倾斜的，这个政策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传递到民营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开始传导的。换言之，我们是需要考虑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

4．针对转进型产业。一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的转移。二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一些产业，比如“四万亿”之后的我国的平板玻璃、电解铝、钢材等等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而其中有些产业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这些产业的部分产能适度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就可以实现双赢。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低效产能无法及时去除的问题，也就是僵尸企业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我们国家越是上游的产业，僵尸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些企业一直享受财政补贴，对战略性产业或许是必要的，但对部分非战略型上游行业，就不应将“战略性”作为提供保护补贴的借口，而是要降低进入壁垒，允许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打破国企垄断，消灭僵尸企业，提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第二类是产业本身技术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因为政策补贴等原因，导致在国内供过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产业上，我们实际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但产能特别高，而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农业，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产业引入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并不是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

从产业国际转移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为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对中国也意味着将有更大的世界市场，进而拉动中国其他产业的出口，提高GDP.当然，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的具有生产性的政策。同时，这不是通过扩大内需产生的“乘数”效应，而是通过扩大长期的外需产生的“乘数”效应，周期会更加长，还有，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通过外需的乘数效应才可能会被政策部门进行内生化考虑，这与新加坡不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需要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5．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研发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密集，而且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高端新兴产业，比如我们的网络支付产业、5G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水平明显“超车”了。结合之前讲到的“大国崛起”过程，如何更好地在财政上对于这些产业予以服务，在相关人才培养上如何在财政上给予倾斜，走向国际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这些虽然主要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去阐述，但是即使是一项貌似产业中性的总量的财政政策，对于以上五种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常常是非中性的，从而对于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四、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与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1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央地关系如何调整，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如何调整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原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产品市场的促进效果明显，但要素市场改革本质是一体化的问题，各地区利益存在差异，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改革。同样道理，不同的税种，央地两级各自分到的税收收入比重，都会影响税收执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速度，那么追求晋升的官员会理性地选择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提高GDP,政府开支就会内生地拉高;即使被迫减税，地方政府也会有激励地去增加收费，或者通过增加地方债务的方式去拉高投资。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那么就显然不利于减税。如果失业率与维稳问题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高压线，那么在僵尸企业比例较高、民营企业相对弱小的地区，地方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补贴僵尸企业，即使导致资源错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确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的效率足够高，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些都与地方官员任期、考核方式等决定的激励机制有关，与政治体制有关［14］。总之，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分析强调，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着特点。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共存。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即便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些产业内部可能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线的上端。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结合经济结构，结合外部宏观环境，结合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评估政策效果。以上这些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视角。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刘学文、王勇:《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篇8

一、 财政政策的定义和目标

（一）定义

财政政策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的调控措施。该调控措施以提高就业水平、减轻经济波动、减轻通货膨胀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的，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实现目标。言而总之，财政政策是系统化的财政措施。

（二）目标

1、加强人民民主政权

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财政的本质就是为国家或政府职能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2、促进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

财政和经济就如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主观能动的反映经济基础的状况，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同样财政对确定分配关系、稳定物价、发展对外贸易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财政政策无论是对微观经济效益还是宏观经济效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

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这就两者要同时发展，共同提高。

4、促进社会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门、各种所有制企业、集体、个人及个体经营者之间的财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的。

二、 财政政策分类和工具

（一）财政政策的分类

根据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财政政策可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据情况自动发生的经济波动不需要外包稳定政策是自动稳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经济状况的波动来产生调控作用。如税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动稳定政策。与自动稳定政策刚好相反，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则需要通过外部经济力量。

根据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如减税、增支，以增加社会总需求。相反，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通过增税、减支进而减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财政分配方式，减少社会总需求。

（二）财政政策的工具

税收工具，税收作为国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因此也成为实施财政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公债工具，所谓的公债也是债券的一种，它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向国内外举借债务来取得的收入。

经常项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对社会公共的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购买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和政府补贴。

三、财政政策与税收的关系

经过以上的分析，税收在财政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在紧张性财政政策中都有着很大的调节作用，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不仅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也是政府执行社会职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不仅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财力支持，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

税收在财政政策中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税收可以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而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第二，税收可以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实现公平分配。

在宏观调控方面，税收是一种自动稳定政策，在税收体系，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反应相当敏感的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政府预算平衡，税率无变化，经济低迷，国民产出将减少，税收收入会自动下降。税收乘数的大小与财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税收乘数表明的是税收的变动（包括税率、税收收入的变动）对国民产出（GNP）的影响程度。

其中b 为边际消费倾向。

税收乘数为负，税收和国家输出增加或减少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税时，国民产出减少，减少量为税收增量的b/（1-b）倍。假定边际消费倾向b为0.8，则税收乘数为-4。可见，如果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政策，虽然可以减少收入，但将成倍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篇9

日本内阁府于2011年2月14日公布上一年度经济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9%，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统计局当年1月公布的数据，58786亿美元。日本居美国、中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三。这也是1969年以来，日本经济首次退居世界第三。对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文章，以及诸如“此次新排名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描述的报道不仅常见于报端，亦可在专业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在内的GDP并不能真正反映国国家之间富裕程度，国际上衡量国富国穷的指标是人均GDP，中国大陆的人口是13.35亿、而日本人口仅为1.2亿，很显然“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十一分之一，中国还是一个‘穷国’的事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也不可能有质的改变。

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长达30年的高速成长，但是从产业经济・经济开发的视点看，中国的三次产业构造状况以及产业发展水平都远未达到先进发达国家水平。而反观我们的邻国日本，在战后东京尚为一片焦土的状况下以及长崎和广岛在遭到灭绝人寰的原子弹爆炸之后，仅花了十年的时间就达到了战前经济水平。日本在经济复兴之后，经历了长达18年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并于1969年，GDP就超越了当时的前苏联和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一排位直至2010年，长达41年之久。在这过程中，日本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特定产业法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5年到1973年间，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被称为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是加入西方富人俱乐部的唯一亚洲国家，而在学术界，日本又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切都源于它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

本论文试图以高度成长期时的日本财政政策为切入点，探讨日本财政政策如何为经济服务，又是如何促使日本产业政策展开的。日本经济自明治维新以来，尤其在战后复兴的高度成长期时，基本上是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并逐步对外开放的经济模式，同时它也是不同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一种自由原则，但是一定程度又为国家所操控的“混合经济”。在资金供给、技术供给以及劳动力供给处于短缺状态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着较多的政策手段，并可以通过资源的投入和分配，引导资源的使用途径，控制经济的发展方向。日本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形式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制订远景经济规划并予以行政指导外，已具有操作性的基本政策体系在经济复兴期已具其形，高度成长期时，政府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灵活有效的行政手段，诸如政策税制、政策金融、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政策，这些都使得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具备了可能性。本论文也正是以日本的财政政策为论述的焦点，以期其在高度成长期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又如何使得当时作为核心产业的重化学工业得以快速成长的机理得以解明。日本的财政政策是如何产业升级和产业构造的高度化的，这些都是被期待着得以解决，这一问题的解决对现今同样处于高度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十二五”规划，中国产业的创新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财政政策及其财政政策手段的涵义

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作为财政政策的手段，它是指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财政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种财政手段和措施，它主要包括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财政支出、国债和政府投资。

在这其中，税收可以通过调整税率和增减税种来调节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来调节个人收入和财富，实现公平分配。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一般性支出。它包括购买性和转移性支出，这两类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有不同之处。购买性支出从最终用途看，它包括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文教科卫等财政支出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开支，政府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方向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转移性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特别是调节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的手段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是国债和政府投资。在这其中，国债是国家按照信用有偿的原则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实现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实施时，除了与其他财政政策手段协调外，还特别要与货币政策相协调。政府投资是指财政用于资本项目的建设性支出，它最终将形成各种类型的固定资产。政府的投资项目主要是指那些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外部效应大、产业关联度高，具有示范和诱导作用的基础性产业、公共设施，以及新兴的高科技主导产业。

三、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财政政策

（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

关于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划分方法可能因视角不同而有所区别，本文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视点出发，把从日本昭和二十年开始的战后经济复苏，直至今日平成二十三年之“3・11”大地震后的从“震啸核”后经济重建为止的六十六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复兴期（1945-1955年）、高度成长期（1955-1973年）、安定成长期（1973-1985年）、泡沫经济期（1985年-1991年）、低成长期（1991年-现在）。财政政策目标是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所要实现的目的，它的确立因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而异。作为财政政策核心内容的财政政策目标，在日本高度成长期是如何实现的，围绕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总结对于现今尽管有着诸多不同，但同处于高度成长期的中国经济来说，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

日本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之上，经历了十年就达到并超过了战前的生产能力。从1955年到1963年和从1964到1973年的日本实际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10%左右，远远领先于其他先进发达国家，并于1969年以GNP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骄人业绩快速成长起来，这意味着在1955年，日本就开始了从战后复兴向高度成长的过度过渡。

（二）高度经济成长期的产业发展及其财政政策

至1955年为止，日本在完成战后复兴的同时，也确立了它经济自立的基础。从那以后，合成树脂、合成纤维等产业部门直接导入欧美最先进的技术，另外在石油化工，钢铁行业设备的现代化、大型化、生产的规模化也都在加速进行。本文中的生产的规模化主要是指生产的规模弹力性如果大于1，就称之为规模的经济性，即每单位的生产成本随着工厂或企业的规模的扩大而成比例地降低；如果小于1，就称之为规模的不经济性。钢铁和化工等的重化学工业部门，规模的经济性效果比较明显。日本政府也对冶金钢铁、石炭、电力、肥料等已经步入合理化轨道的产业，活用税收特别措施和财政投融资等财政政策手段予以支援。

由于外资法的实施，先进的外国技术得以顺利引进，这样战后日本经济自立的基础也逐渐趋于稳固。1955年以后，因为日本政府活用财政政策手段，使得随着技术革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随着技术革新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新的需求创造，这是战后日本得以高度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财政政策的乘数效果的一个明显例证。另外伴随着技术革新的发展，各企业单位以及各经济自治体不仅使得设备投资得以大规模进行，亦通过乘数效果扩大了民众的消费需求，而由此又促成了投资的进一步增加，这样就形成了投资引起再投资的生产扩大的模型。但是这一模型并不意味着生产扩大可以无止境地进行下去。

以池田内阁在1960年发表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为契机，以及以高度成长为前提的消费行动模式在日本国民的思维中逐渐形成定势，由内需的急剧扩大引起的输入激增使得国际收支恶化，为应对国际收支恶化而采取的金融紧缩政策，又造成了经济不景气。在高度成长期，这种由内需扩大到国际收支恶化再到金融紧缩从而引发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不断出现。从1965年秋到1970年夏，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输出扩大和经济景气的回复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电子机械、汽车等产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此以后，日本的国际收支也由于贸易收支的巨额赤字而赤字化了。民间的设备投资也变得活跃，除了钢铁部门的超大型高炉建设外，石油化学、重化学工业等行业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重化学工业使得日本的输出迅猛增长，避免了国际收支赤字，为日本经济整体的高度成长得以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政府通过提出适当的目标以及税制上的优惠政策，使日本产业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得以快速实现，在1970年日本的生产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率已达62%，同年的输出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率更是达到了76%。另外，日本政府为了培养新兴产业，发展成长产业，采取了包括财政手段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措施。如为发展当时的石油化学工业，日本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为确保该行业的运作资金，允许他们从日本开发银行融资；法人税的减少和进口机械的关税降低；设备折旧周期的缩短；鼓励引进外国技术等。

四、结束语

在高度成长期，日本政府对于重电机行业，汽车行业等，则较少采用减税和从财政投融资方面予以援助的手段来强化国际竞争力，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的重电机行业、汽车行业已是处于良好发展状态之中的高收益产业。当然在高度成长期，为促使产业经济的发展，除了财政政策手段，还有其他原因，但财政政策手段在高度成长期对日本产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无视的。对于同处于高度成长期的中国来说，尽管有着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不同的产业发展状况，但是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的财政政策在推动日本产业构造的高度化、促使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时所起的作用却是多有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小宫隆太郎,奥野正宽,铃村兴太郎合.日本的产业政策[M].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

2、小野五郎.实践的产业政策[M].通商产业调查会,1992.

3、福川伸次.产业政策[M].人事院公务员研修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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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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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8707

1991年，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开始发行，欧元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2002年，欧元开始正式流通，标志着欧盟基本实现了货币一体化。在欧洲逐步实现货币一体化、欧元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欧盟各成员国不得不放弃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将货币政策的控制权全权交由欧洲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成为了欧盟货币政策唯一的制定者。作为宏观调控最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欧洲货币一体化下呈现出了不可避免的矛盾：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以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政策目标，具有统一性；而财政政策则由各成员国制定，以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政策目标，具有分散性。要解决这对矛盾，根本上要协调好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而从政策的层面上讲，则是要在货币一体化的条件下做好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的协调。

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了欧盟的重视，并先后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马斯特利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公约》和《马约》对各成员国在财政赤字、国债比重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约束，如《公约》和《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累计公共债务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60%，年度预算赤字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是《公约》和《马约》的约束力或者说各成员国对《公约》和《马约》的执行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当危机来临之时，各成员国更多的是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不顾欧盟的整体利益，出现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趋势，要真正发挥《公约》和《马约》的作用，达到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协调与统一，还要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

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随后危机持续蔓延，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相继爆发债务危机，这种危机气氛很快也波及到了欧洲的主要核心国，德国、法国，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主要的评级机构先后下调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信用评级，而欧洲经济受到危机的影响，一度下滑，失业率攀升。此次欧债危机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可以说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延续，这次欧债危机也再次警醒我们货币一体化条件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也使我们重新研究与分析货币一体化条件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研究（一）研究成果回顾

在对欧债危机演化路径的研究方面，李腊生等在研究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时，提出了区内国家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假设，认为欧债危机主要是由于欧元区国家竞争性的财政支出而导致的[1]。李羡於梳理了欧债危机的演变过程，提出欧元区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本次欧债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控制政府财政支出等建议[2]。

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董书慧分析了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提出了实现财政协调可供选择的3种路径：财政联邦制、财政一体化模式、统一管理与分散自主相结合的财政体系[3]。黄立新梳理了欧元诞生以前欧盟在实现国家财政政策协调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指出在货币一体化后，欧元区内缺乏一个有效的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各成员国税制与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以及各成员国经济结构、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将是阻碍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主要因素[4]。苏苏等从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赤字相关性的角度对欧元区财政政策的协调进行分析，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各成员国基本是遵守《马约》和《公约》的，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成员国特别是一些大国不顾《马约》和《公约》的约束扩大赤字，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5]。刘力军认为，政府未能从国家长远的利益出发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而是从短期利益出发，各国竞相扩大财政支出，是本次欧债危机的根源[6]。

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尼古拉斯・韦龙认为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和对银行的监管，这些制度性因素是欧债危机深层次的原因[7]。彼得・威斯特阿维认为欧元区缺乏统一的机构来制定财政政策，使得各国的财政政策难以做到从欧元区整体利益出发、从国家安全与长远利益出发，缺乏协调统一，最终导致了欧债危机[8]。

（二）不足与创新

以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欧债危机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全方位地对其原因进行探索，多是浅层次的分析，而少有从一个角度来深入分析欧债危机的，更少有从财政政策协调的角度来深层次地论述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的。第二，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主要是规范分析，实证分析较少。第三，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欧元区本身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方面予以理论上的论述，少有结合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来进行探索的。

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将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与对欧债危机演化路径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两个维度的互动进行研究；二是在对欧元区财政协调的研究方面引入了实证分析，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来分析欧元区的财政协调问题。

二、理论分析（一）欧元区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一体化开始于二战之后，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在这个进程中，欧洲大陆一直在谋求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当欧元登上历史舞台后，欧洲一体化进程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欧元区实现经济与货币的一体化。然而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体化并没有向经济与货币一体化一样如此顺利，尽管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在某些世界性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欧盟对外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并不能说明欧元区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致性，相反，实际上欧元区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体化是远远要落后于他们在经济和货币上的一体化的，而这种制度上的政治一体化跟不上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在政策层面则表现为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财政政策的分散性矛盾。

在欧元区，各成员国放弃了自己的货币政策，仅保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欧洲中央银行以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控制货币的发行；财政政策由各成员国制定，各成员国以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因此各成员国在制定财政政策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降低本国的失业率、控制本国物价的上涨、维持本国的收支平衡，而少有考虑欧元区整体发展的。在这种制度的安排下，如果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缺乏相应的协调与统一，出现危机也就不再意外了。

（二） 欧元区财政协调的“失灵”

尽管欧盟为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协调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通过《马约》与《公约》建立了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基本制度框架。再比如建立了欧盟统一的财政预算制度，这种预算制度明确规定财政来源主要由自有财源（包含对农产品的进口差价税、糖税、按共同关税税率征收的关税）和各成员国上缴的摊派（由各成员国按其GDP的一定比例上缴）构成。此外，还成立了欧洲关税同盟，确立了欧洲税收一体化的一些基本原则[8]。

但是由于欧元区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不一致，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仍然缺乏一个有效的财政协调机制，或者说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在财政协调方面所做的努力对欧元区以及各成员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难以起到有效的调控。相反，各成员国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即各成员国以本国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收支平衡等综合效应的最大值为政策目标[9]，都希望以最小的调控成本而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免费乘车者”的政策思维最终将使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协调“失灵”。这里的财政政策协调“失灵”指的是当欧元区当各成员国的利益与欧元区的整体利益相冲突时，各成员国未能提出既兼顾本国利益又符合欧元区整体利益的财政政策，而是选择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顾欧元区整体利益来制定本国财政政策的情况，当这种“失灵”开始“泛滥”之时，引发的必将是欧元区经济社会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此次欧债危机正是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失灵”的表现。

（三）财政协调“失灵”与欧债危机演化路径

尽管签订了《马约》与《公约》，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成员国最终还是打破了《马约》与《公约》的约束，或者说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失灵”的弊端最终爆发，并演变成了欧债危机。下面我们将从理论上梳理欧债危机背后财政协调机制是如何“失灵”并最终引发危机的。

1.降低失业率成为主导的调控目标

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欧元区各成员国面对着经济乏力、失业率攀升的现象，纷纷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然而由于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控制，各成员国所能实现的只有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的四大基本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中，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各成员国只能寄希望于欧洲中央银行，而又由于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着如奥肯定律中所说的一定的函数关系（即如果失业率降低了，经济增长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因而各成员国调控的主要目标成了充分就业。

2.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主导的调控手段

欧元区各成员国普遍经济较发达，社会福利较好，由于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刚性作用，再加上为了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降低失业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便成为了欧元区各成员国最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政策选择。对于欧元区其中的一个成员国来说，为了达到降低失业率的目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了最佳的选择，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物价上涨、赤字扩张等不良后果，各成员国纷纷选择了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处理。

3.从财政协调“失灵”到债务危机

当欧元区各成员国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财政协调机制，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能配合欧洲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债危机的避免不是说不可能。然而不幸的是，欧元区缺乏这样一个有效的财政协调机制，在国家利益最大化面前，财政协调似乎已经“失灵”，欧元区各成员国纷纷选择了如何使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财政扩张政策。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无论是增支还是减税，其结果都是赤字的扩张和债务的增加，随着《马约》与《公约》中对国债比重和赤字规模等方面的约束纷纷被突破，一场大规模的欧债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实证分析（一）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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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相机抉择市场体系

一、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概论

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意味着某些财政政策没有自动稳定的作用，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对经济产生调节作用，一般来说，需要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或紧缩货币缺口，是政府利用本身财力有意识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相机抉择的主要内容是：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总供求基本平衡时，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根据财政政策早期理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从字面上看，这种政策就如同水泵里缺水不能吸进地下水，需要诸如少许引水，以恢复抽出地下水的功能。按照汉森的财政理论，汲水政策是对付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其一，汲水政策是一种诱导景气复苏的政策，是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恢复能力为前提的治理萧条政策；其二，汲水政策的载体是公共投资，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作为启动民间投资活跃的手段；其三，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不进行超额的支出，只要使民间投资恢复活力即可；其四，汲水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萧条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补偿政策是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调节景气变动幅度的财政政策，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补偿政策相对于汲水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其，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的干预政策，它不仅在使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可用于控制经济过渡繁荣；其二，补偿政策的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有所得税、消费税、转移支付、财政补偿等；其三，补偿政策的财政收支可以超额增长，而汲水政策是不能超额的；其四，汲水政策的调节对象是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经济波动，而每次经济波动，政府都实施了相机财政政策，交替使用“松”或“紧”的手段来作用于经济周期，这些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实际国情、相机抉择原则自身特性、及运用相机抉择原则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实际效应呈现不同程度偏离预期路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相机抉择产生调控效应偏差的原因

(一)要素市场体系尚不健全，调控手段难以有效运用

一是由于各种要素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资本、土地等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和管制，要素价格非市场化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准确或扭曲；二是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尚未根本消除，为追求行业部门和地区发展而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分割加剧，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三是部分要素市场还处在初期阶段，运转尚不规范，对宏观调控反应迟缓。

(二)市场主体地位尚不清晰，调控对象难以理性反应

一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产权制度和退出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显现不够，作为宏观凋控的主要调控对象，企业的反应并非完全按理性预期“出牌”，例如，由于赖账机制的存在和许多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企业借贷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过低，导致利率政策失效。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镇居民作为市场主体显现也不够，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县乡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真正打破、农民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调控对象，公众也难以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例如，利率调低并未影响个人储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赤字消费的示范并未有效引导和刺激公众的消费需求。

(三)我国实际国情的影响

运用相机抉择原则以实现预期凋控目标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国特有的国情。目前，我国部分经济现象与一般经济理论相不一致，例如，在人均需求较低时，宏观经济就出现了产品过剩危机，当生产性投资日益高涨，却未能带动消费需求增长，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中国却出现银行惜贷现象，这一方面缘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初步阶段；另一方面与我国实际国情相关联。我国长期存在区域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由于东西部之间经济水平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资金又通过市场渠道流回。资金运用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城乡之间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一方面是城市投资生产的消费品难以向购买力较弱的农村市场扩展；另一方面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镇，扩大城镇投资和总供给能力。因此，消费总量扩张和结构升级受到制约，导致我国在低水平收入条件下的消费产品过剩，显然，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手段来平抑区域与城乡差异的有效性受到制约。

(四)相机抉择自身特性的影响

相机抉择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一般描述为政府为追求给定的最终政策目标，可以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约束，而是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取舍，最优地制定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的调控政策与措施，并加以实施其自身特性决定了在运用过程中产生实际效应偏差的可能性。

一是滞后性。由于相机抉择是见机行事，缺乏预警机制无疑决定了调控时机把握、调控方向确定、调控目标选择等环节在时间r的滞后性。相机抉择是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经济波动到何程度需要调控，何时调控，如何选择调控方案和调控目标等都取决定于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判断，但是当经济运行形态比较清晰时往往调控时机已错过确定方向、选择目标、出台政策。采取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也具有时滞性，因此，相机抉择的事后调控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效应偏差。另一种情况是当经济运行形态还不太清晰时就抢抓时机，无疑会导致调控方向与目标的不确定性。

二是振动性。由于相机抉择具有滞后性，一般是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情况比较严重时再调控，政策力度容易过大过猛，再加上调控政策的实际效应发挥也具有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过度，经济波动振幅过大，从而会对下一轮经济波动起负面影响。如此周而复始，不仅容易出现调控效应偏差，而且容易出现经济大起大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三是随机性。由于相机抉择是灵活取舍，具有随机性，能在公众中形成确定的预期，容易导致公众的观望和等待。进一步强化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的时滞性。一旦公众停止观望，政策效应容易在短时间集中释放，经济会产生大起大落，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持币待购”和“群体抢购”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

显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由于相机抉择固有的自身特性提高，相机抉择运用的科学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从开始建立至今不过二十多年，宏观调控与经济预警体系还有待健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和措施手段的熟练程度和准确程度还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的预期与反应也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等等。相机抉择在运用中产生偏差也是一种必然，实际上，要解决相机决择财政政策的科学合理运用问题，关键在于控制和压缩政府支出规模。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真正建成，政府收支不受社会公众、不受市场和资本的约束、规范和监督。这也就需要加速深化财政公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政府预算制度，使得政府的财政政策建立在健全的体制之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