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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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辽金元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一阶段，北方地区的文化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都城的转移，其文化中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同时，北方地区的民族构成也变得更加复杂，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开始杂居并通婚，由于汉族文化处于先进地位，很多少数民族受其影响而日益汉化，其语言、风俗及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与汉族趋同。

书面文化发展迅速、保留民族文化特质，是辽金元夏时代的文化特点

书面文化发展迅速，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都创立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由于资料的散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很少流传下来。但从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寻到一些印记。如元代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中收录了一首《醉义歌》，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共有120句，是仅存的辽代长篇诗歌。《醉义歌》原作现已不存，但从汉译文中也可以看出，原诗中多用典故，艺术成就颇高，可见契丹的语言和文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此诗亦为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交流的生动例证。女真的本土文化也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当时的文化作品数量也不少，但因缺乏翻译和有效保存，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些文字片段。在元世宗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就有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一首赞美祖先的颂歌。蒙古族人民在创建书面文字之前，有大量的口头文化作品。在创建了统一的文字和语言之后，书面文化在反映蒙古人民的时代和生活上被运用得越来越多，著名的历史文学长卷《蒙古秘史》便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保留民族文化特质。在辽金元夏民族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有三种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自然与文化环境，二是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三是不同民族的价值选择，其中以自然与文化环境最为关键。生态环境（包括自然与文化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形成的初期，一个民族对文化内涵的选择很难超越自然环境的范围，这种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环境对族群的原始文化特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并反过来积淀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尽管辽金元夏各族群经历了近千年的民族迁徙，与西南各族群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长期混居，自然环境与经济方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根源于辽金元夏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特质依然是其稳定的核心与基础。

辽金元夏时代，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辽金元夏文化起步虽晚，但进步较快。辽金元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多民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各民族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借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元素，从而促使游牧民族文化从落后走向成熟。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民族虽然发展相对滞后，但在与各种文化的交融中却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得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由此而兴，并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为巩固统治，辽金元夏四朝统治者皆十分重视中原文化，他们对儒家思想尤为看重。通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和运用，四朝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辽政权的成立基于契丹族游牧文化的基础之上，而辽政权的发展离不开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金（女真族）建国之前一直为辽政权所统治，在建国后又占领了辽和北宋，与南宋王朝形成南北对峙之势。在这一过程中，金政权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由此形成了金文化。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辽金夏元文化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面貌。

文化建立在联想之上而以人类的智慧为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以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为基础。“万物有灵观”不仅成为辽金元夏统治集团的哲学基础，而且也成为民族走向文明的哲学基础。辽金元夏各领域的文化是同汉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二者虽有文化传统的差异，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却存在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在民族历史上处于相对隔绝状态的辽金元夏统治者传承了游牧民族文化中最原始、最本真的文化因子，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遗留”保存在族群始祖创生神话与传统文化中。

民族文化交流与风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都城形态

文化具有地域性，其繁荣发展需要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赋予自身创新发展的活力，中国南北方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民族文化的地域差异。中国南方，温暖湿润，水草丰美，多为鱼米之乡。而北方尤其是长城以北及西北地区，气候相对干旱，植被较为稀疏，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地广人稀的地理面貌也造就了四朝主体民族粗犷大气、率真勇敢的民族性格和质朴豪迈的民族文化。

四朝文化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文化，并在与中原汉族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并认同了儒家文化。辽金元夏民族文化传统属于游牧文化，在未南下、未与汉族进行广泛交往并逐步从事农耕之前，其都城文化同样受到游牧文化影响，他们的居所多以终饰主，且具有流动性。在南下并与汉民族进行交流、交往的过程中，他们的生产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农耕文化的影响，其都城建制也改变了过去的流动风格，开始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任何时代，都城既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辽金元夏时代的文化演替，也莫不围绕都城而展开。辽代实行“五京制”，其都城设施与建筑风格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特色，带有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与汉民族都城高大、巍峨和庄严的风格截然不同。然而，在与北宋达成“和议”的一百多年间，辽代的都城文化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出现了相对固定的都城治所，即上京。同时，辽的都城仍然保留着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将都城固定于上京的同时，还保留了另外的“四京”作为陪都。后来建立金朝、西夏和元朝的女真人、党项人和蒙古人，同样在都城文化的发展中体现出与辽代相似的特点，即对农耕地域占据范围越大，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接受就越深，其都城文化也更为固定，同时也开始注重都城的庄严气势和神圣权威。此外，在建筑纹饰、都城格局、建筑风格等方面，他们大多还保留着民族传统的文化元素，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文化交融趋势。

文化交流与风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建筑形态。一方面，辽金元夏在自身特有的文化基础上对其他文化的精髓加以吸收借鉴，形成独特的风格。如硬山式建筑，用彩色琉璃埠头进行装饰，其奢华程度远超越其他宫殿；国家的重要寺庙则将高浮雕二龙戏珠的雕塑与绘画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装饰风格。丰富多彩的建筑标志着辽金元夏的建筑文化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这也说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艺术融合有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朝都城文化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瑰宝，对中国后世的都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四朝主体民族中的文化基因也延续了下来，成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作者为安顺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②吴琼、周亚成：《游牧文化中的生态环境观浅析》，《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③[元]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篇2

电影的民族性，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如何在银幕上体现民族文化的问题。首先，只有民族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其次，着眼于历史，斟酌于当下，电影也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并学会运用现代意识对传统东方文明进行观照与超越。

一、传统与现代的冲撞

作为一种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必须让现代文化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并茁壮成长。海峡两岸和香港的电影不足以真实地反映这一成果，所以更需要借助国产电影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实现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提高。

武侠电影《蝶变》是导演徐克的处女作，其中蕴含了浓郁的民族性且完全符合商业性的各种要求。而且从文化角度分析，武侠电影能够充分体现“东方主义”意蕴，区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间的差异，捋清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间的界限，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现代科技与古代神话间的矛盾。导演许鞍华在这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她自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却在上大学时选择了英国文学专业，随后又留学英国进修电影学。经历过时代的变迁，被中西文化熏陶后的许鞍华更能感知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并能赋予电影宏观的背景文化。为了尽量凸显中华民族的艺术文化特色，许导通常会细致入微地描写人伦亲情和传统伦理道德观，所以其作品的人文价值颇高，艺术感染力极强。

站在反思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角度，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在电影创作中加入了更多的忧患意识和反叛意识，电影人自此开始正面审视现实，理性挖掘民族文化。受成长与生活经历的影响，“第五代”导演本身就具备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但却接受着现代文化的洗礼，两种意识在相互碰撞后开始慢慢产生融合，进而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所以他们对审美的追求便与前人有很大的不同。张艺谋与陈凯歌堪称这一代导演的代表，他们身上流露出极强的自觉性，不但懂得反思民族传统文化，更敢于引进西方先进的外来文化，用电影作品完成对新旧文化间矛盾的调和与展示。

20世纪80年代的导演界可谓人才辈出，他们没有被战争的硝烟波及，且赶上了改革发展的大好时期，形成了一套独立性极强的主体意识思维。所以，诞生于这个时期的电影不但佳作颇多，而且艺术个性鲜明，充分体现了独属于这个年代的审美标准。另外，从多部优秀电影中笔者发现，很多新锐导演在这个时候大展身手，不仅在创作水平上赶超前人，而且令同时代人都望其项背，这就是跨文化交流促成的超越意识，是国产电影向前迈进的重要里程碑。

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加入自己的成长经历，致使很多影片都充斥着浓郁的个人色彩，例如童年回忆、生活经验和情感历程等。《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和《恋恋风尘》是侯孝贤的三部得意之作，更是他的“成人仪式三部曲”。《童年往事》细致刻画了一家三代人的变化，里面有年轻人前卫时尚的现代化思想，有父母一代守旧的焦虑与彷徨，还有老一辈祖母牢不可破的思想情愫，真实地再现了侯孝贤的人生经历，堪称一部经典的自传体电影。而影片《恋恋风尘》更是取材于真实故事，只是在经过艺术处理后变得更具生活意义。类似这样的影片不在少数，其中《东东的假期》也十分经典，里面一一讲述了朱天文儿时所发生的故事和生活的细节，从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已经成为“新电影运动”的重要目标。

生长在历史夹缝中的“第五代”导演都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思觉悟和主体意识。他们所处的时期是特殊的，虽然没有经历战争的苦难，但却体验着生活的不易。一场突如其来的“”给这一代人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创伤。在经历这场“小浩劫”的时候，“第四代”导演已经处于成熟期，可“第五代”导演却是在满身伤痕之后才变得成熟，所以同样的烙印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要更加深。因此，“第五代”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历史反思的角度进行电影艺术的创作，电影《黄土地》便是最好的见证，而《红高粱》则上升到一种更加超脱的状态。其实，无论经历过怎样的艰辛境遇，都不应该放弃希望，都应该以超强的生命意识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为这些电影人提供了更强大的精神支持，为他们的自我意识发展保驾护航，成就了一代极具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导演。

二、跨文化国产电影的多元化融合

回顾世界电影的百年历史，其与生俱来的两种属性即电影是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统一体，同时具备审美价值和商品价值，且集娱乐性和艺术性于一身。时代的浪潮推动文化与社会同时转型，国产电影要想取得更高的成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避免落入商品化的俗套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创作就要完全固守陈规，摒弃所有商业属性和娱乐功能。电影创作是要以资金投入为前提，以票房收益为基础目的的，如果将其比喻成一只在天空中飞翔的雄鹰，那么艺术性与商业性就是它的一对翅膀，缺一不可。纵观近百年的电影史，里面不乏优秀的作品，但却无法将其单纯地称为娱乐片或艺术片。原因就在于，任何一部经典名片都是艺术与审美的高度统一，不但具备极强的观赏性，而且娱乐效果显著。

国产电影的起步较晚，且经历过一段艰辛的探索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小有所成，这一点十分值得欣慰。商业性与艺术性的良好融合在陈可辛的电影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甜蜜蜜》和《金枝玉叶》等作品的相继上映更成为新兴电影崛起的一个重要开端。与此同时，很多资历深厚的导演也开始觉醒，例如，李安在充分感受到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后开始进行自我调整，然后推出了“家庭伦理三部曲”。最开始上映的《推手》并没有博得美国观众的好感，票房收益自然平平。因此，在进行《喜宴》的创作时，他便更注意对其商业性的突出，尽量让中国独特的东方文化披上娱乐性的外衣。同时，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李安导演还特邀夏慕斯总裁参与剧本的修改与完善。在如此用心的准备之下，《喜宴》终于打破之前的困境，赢得了来自于海外观众的热烈掌声，这就说明，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能够帮助电影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与台湾、香港的电影相比，内地电影的发展速度则略显缓慢，且仍处于文化转型的动荡期。内容粗糙、平淡无奇已经成为部分内地电影的通病，所以其不但没有足够忠实的“粉丝”，而且业绩惨淡。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左右，我国内地电影市场一度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很多大型的电影院常年处于亏损的状态之中。这就给电影人敲响了警钟，只有娱乐性与艺术性达到高度统一，才能解决当前国产电影的发展困境，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大展拳脚。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虽然李安导演成长于“东方主义”的肥沃土壤，但却能悉心接受来自于西方文化的精髓，所以他的作品堪称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虽然李安导演慢慢将创作重心转移到打开国外市场上，但他却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中国文化的奇观，例如中国书法、太极推手和烹调艺术等。聚焦于国际性的电影主题，李安导演发现“家庭”问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核心，而以“东方主义”为情感基调创作的“家庭”类电影便成为体现中西文化矛盾的最佳载体，从不同的故事情节中完成对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和消解。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令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而李安导演在创作题材上的选择则显得尤其符合当代人的心理诉求，所以这样不但能够在国内站稳脚跟，更可以从世界舞台上寻得一席之地。而且，李安导演尤其擅长使用电影语言让故事情境变得戏剧化，并将其作为整部影片架构的支撑点，又不乏幽默与温情的存在，这便是其作品的魅力所在。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导演开始将眼光投向好莱坞，其中不乏成功之人。港台导演吴宇森就是他们中间比较抢眼的一位，他的代表作品有《变脸》《终极标靶》和《断箭》等。《变脸》是一部十分杰出的动作片，不但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而且创造了非常好的票房业绩，同时令好莱坞认识到中国电影人的实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有位记者向他询问进驻好莱坞的捷径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合中西方文化，吴宇森则给出了如下回复：“只有对当地文化和思想行为进行深入的了解，才可以创作出一部能够获得普遍好评的国际性电影。但我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只单纯地追求与我们的相同之处，与地方和民族属性毫无关系。换言之，无论是生活在内地、香港还是台湾，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具有民族精神，都坚持‘东方主义’。而就西方而言，他们的文化主流与东方有很大的差异，但却也懂得‘仁义’二字，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来表现‘乐于助人’的品质。因为中国人多内敛含蓄，而外国人则更加奔放豪爽。”再度审视影片《变脸》 ，则可发现里面的相通点便是“家庭观念”。而吴宇森导演话中之意便是在提醒中国电影人进行电影创作的过程中应该在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相互融合上多下工夫。

三、结 语

科技的高速发展，令电影的拍摄技巧越来越精湛，画面也呈现出奇观化的特点。目前，电影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加之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令其迈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首先，审美观上的多元化表现尤为突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蒙太奇式的电影美学；与它并驾齐驱的还有纪实性电影美学，代表人物有克拉考尔与巴赞；而综合美学也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这一点从布里安・汉德逊的电影便能看出。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电影美学观须与高科技同步发展，国产电影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合传统美学与现代电影思维，解决跨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已经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课题。其次，电影制作的多元化现象。好莱坞电影擅长将壮观的画面展现在观众面前，其制作成本之大可想而知，但传统的国产电影则刚好相反，其比较侧重于低成本的小制作。因此，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国产电影首先要向好莱坞学习，从大制作角度出发，同时还要兼顾小成本的投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此外，内地与香港、台湾之间也要加强交流，制造更多合作的机会，这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同制作理念、技术标准和文化价值观相互碰撞，自然会迸发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火花。这是一场深刻的电影改革，是对传统“东方主义”的一种挑战，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是深远的。强强联合将不再是一句口号，以世界为范围的电影合作会越来越频繁，当然挑战与机遇永远都是并存的。

新世纪的到来，令创作中国电影的主题变得越来越个性化、风格化。作为一门艺术，电影诞生于艺术家之手，是人类创造力与审美意识的结晶。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台湾，对于电影的创新从未停止过，并从艺术表现手法、影视语言、摄影技术、表演风格等多方面展开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可谓艺术之火，生生不息。换言之，创新是艺术生命源源不断的动力，无创新便无艺术可言。这就促使中国电影人在继承“东方主义”的同时，合理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向着“赶超前人、超越自己”的目标不懈努力，并在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笔者相信，中国电影将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有所收益，并且“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张兵.叶锦添“新东方主义”电影美术意象构成[J].电影文学，2013（15）.

[2]蔡圣勤，周新.李安电影中的东方主义[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4）.

[3]朱骅.传统文化・东方主义・中国电影――再谈电影《红高粱》[J].社科纵横，2006（10）.

篇3

莲花在诗词中比较常见，常用的称谓就有十多个：荷花、荷华、芙蓉、水芙蓉、芙蕖、泽芝、水芝、六月春、中国莲等。东汉郑玄的《毛诗笺注》：“荷，芙蕖之茎也。”此“茎”指支撑荷叶的梗柄，细长的梗挺立着，撑着阔大的荷叶，表现出极大的负荷能力，故得名荷。莲花不但名字多，它的每一个部位，古人都为之取名。《诗经・陈风》中也有“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菡萏”的句子。

莲花同时也是佛教的重要意象。很多佛与菩萨都以端坐于莲台上的形象示人，观音菩萨也常常手执莲花，这显示出佛教的庄严，也体现出莲花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六朝时期不仅是诗歌的兴盛期，也是佛教与中原文化进一步融合的时期。六朝时期文人隐居者多，大多醉心于山水诗歌，远离政治中心，这也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六朝文人的诗文中，佛教不再是空洞的说理，而是夹杂了许多哲学范畴的“意象”来对佛法进行深刻地阐释。而莲花作为佛教重要的象征之一，也频繁出现在六朝诗作中，显示出六朝文人对佛法的理解与对莲花本身高洁特性的欣赏。

一、佛教中的莲花意象

净洁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恰好喻指着佛教对出世的理解，透露出浓厚的出世思想。莲花在佛教中更多的是意指西方美好的极乐世界。《阿弥陀经》中对西方净土的描述有这样一段：“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可见莲花是西方极乐世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莲花的微妙香洁，也正寓意着佛法的高深与玄妙。另外，莲花在佛教中也常常用来喻指修行过程，突出表现了佛教的教义教理。佛教认为人生的过程是苦的，历来有“八苦”之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这些都是人生的苦。而造成苦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各种欲望，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要想达到彼岸，就必须通过修行来消除这些无妄的欲望，并最终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而莲花恰恰是佛教中代表“修行”这一过程的意象，莲花从淤泥中生长出来，但是却又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这也正是人修行的意义。人从苦中来，但又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修行来摆脱各种苦痛。佛教素来有小乘、大乘之分，小乘主张用佛法度己，像莲花一样远离尘世的淤泥，做到真正的高洁素净， “不著世间如莲花，常善入于空寂行”;大乘则主张度人，而度人就不能离开世间，修行时也要保持与世间的联系， 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强调莲花本就是生长在淤泥之中，寓意修行之人也本是世间之人。尽管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在对待修行的问题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但都以莲花素洁的品质比喻佛法修行、脱离苦海的精神境界。

二、莲花意象与六朝诗歌

早在六朝之前，莲花作为一个文学意象已在诗歌中出现。《诗经・郑风・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这里的景色描写中不著一字，而水边美景、莲花娇艳、莲花与扶苏的相映成趣，如在眼前。再如《诗经・国风・泽陂》：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诗经・简兮》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可见，早在《诗经》中，就已经有了很多用莲花比喻心上人的类比手法的运用。以上三首诗虽没有对莲花的形体、颜色、姿态进行过多地着墨，只是一种写意的白描，但也营造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独特美感。

到了魏晋时期，莲花作为一种意象在诗作中开始常常出现。如曹丕《杂诗》中的“兰芷生兮芙蓉披”、《秋胡行二首》中“芙蓉含芳，菡萏垂荣”的句子，都是对莲花从审美方面的描写，也都主要表现了莲花灵动的特征，读来感觉形象亲切。与曹丕同一时期的诗人曹植、刘祯、王粲等人，也写了大量关于“莲花”的作品。如曹植的《公宴诗》中“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的描写，《芙蓉池诗》中 “逍遥芙蓉池，翩翩戏轻舟”写出了文人们泛舟莲池中的形态;刘祯的《公宴诗》：“芙蓉散其华，菡萏满金堂”; 王粲的《诗》中对莲花“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的描写也都体现出莲花灵动的特征。不过这时的诗人们还只是停留在对“莲花”这一意象表面上的描写，只是单纯地把它同桂花、兰花等植物一同来写，并没有发掘出莲花更深层的特性与意义。除了诗歌作品，曹植还专门写过《芙蓉赋》，开头四句“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灵。结修根于重壤，泛清流而擢茎”道出了莲花生于淤泥，却不与淤泥同流合污的美好精神，也提到了莲花“灵”的特征。此外，傅亮、闵鸿、潘越等也都做过《芙蓉赋》，如 “乃有芙蓉灵草，载育中川，竦修干以凌波，建绿叶之规圆”（傅亮《芙蓉赋》），“有自然之丽草，育灵沼之清濑，结根系于重壤，森蔓延以腾迈”（ 闵鸿《芙蓉赋》），“伟玄泽之普衍，嘉植物之并敷，游莫美于春台，华莫盛于芙蕖”（潘越《芙蓉赋》）。从这些对莲花的描写中，都可以看出六朝文人对莲花独特的认识，也都反映出莲花“灵动”的特点。

孙昌武在《禅思与诗情》中提出了六朝时期佛教对文人思想和诗歌创作的影响：“从历史上看，自东晋普遍习染佛说之后，佛教即开始影响于诗歌创作，禅思想和习禅生活早已进入诗的内容。”这就说明，佛教中的“莲花”意象与六朝文人诗作中的莲花“意象”确实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如对莲花“灵动”这一特点的感知上，便体现出佛教对六朝诗歌的影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上到下的过程，东汉时在皇帝的倡导下传入中国，在六朝时期成为文人士大夫间的一种风尚，并逐步扩大影响力，直到渗透到普通老百姓之中。佛教在六朝时期的发展是飞速的，并受到了崇尚“魏晋风度”的文人士大夫们的欢迎与推崇，这更多的是来自于佛教讲究的“出世思想”契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心理，让他们在个体与社会的对抗中找到了心灵寄托的场所，而这种心灵寄托，也同时表现在这些人创作的诗文中。在六朝之前，莲花的意象尚且停留在“比兴”之中，没有成为独立的审美意象，而在六朝之后，莲花便逐渐从“比兴”中脱离出来，真正成为带有一定思想意义的文学意象。

这种对莲花审美意象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莲花的描写更具体丰富，不再停留在单纯地与其他植物并举的阶段，而是更细致地描摹莲花的形态特征。如潘越在《芙蓉赋》中“舒绿叶，挺纤柯，结绿房，列红葩，仰含清液，俯濯素波，修柯婀娜，柔茎苒弱”的描写，已经具体到莲花叶子的颜色、花朵的形态、整体的样子这些细微之处。再如夏侯湛的《芙蓉赋》中，不仅提到了莲花“紫饰红敷，黄螺圆出，垂蕤散舒，缨以金牙”的外形之美，还有着“味甘滋而清美，同嘉异乎橙橘”对莲子味道的具体描写。另一方面表现在描写荷花的手法更加巧妙，不仅有传统的比喻手法，更有着白描、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如梁文帝在《采莲赋》中对莲花的描写，“紫荆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黄螺”，充分运用了比喻的手法，不仅描绘了荷花的样子，还特别把莲叶比作翠盖，把莲子比作黄螺，都显得生动形象，充满美感。再如陆云《芙蓉诗》中的“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并没有直接描写荷花，而是通过荷叶上的露珠，让人对荷花产生无限的遐想，这也是荷花描写中的创新之举。

总之，六朝文人诗作中的莲花意象不仅体现了莲花这一意象不断发展的过程，也体现了佛教中莲花意象对文人创作的积极影响。莲花在六朝的诗文中，变得更加灵动可感，对莲花的描写也更细致入微，这都使莲花作为一种固有意象体现出了别样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篇4

两岸文化交流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与新问题，对两岸社会融合将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引起关注。

1、出现了偏离“认同”核心价值的“物质化”倾向

文化认同与文化价值认同一样，都可以使两岸人民产生强烈的“自己人效应”。所不同的是，文化价值认同比文化认同有更强烈的情感因素、更深刻的理性思考、更主动的践行。文化认同只能使两岸产生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血缘联想，价值认同却能使人产生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的政治联想。两岸文化交流有着心灵对话与情感沟通的重要作用，但两岸文化交流的终极价值是要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塑出两岸新的文化认同，结成促进两岸全面融合的新的文化纽带。“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势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②由文化认同走向价值观的整合，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统一。

因此，两岸文化交流必须牢牢把握“认同”这个核心价值。但从两岸交流的实际情况看，文化交流不但明显滞后于经贸交流，而且文化交流出现了偏离“认同”核心价值的“物质化”倾向，如两岸文化交流中的重文化市场轻文化内涵，重文化消费轻文化整合，重经济文化轻精神文化等现象。两岸文化交流的泛物质化倾向，不利于两岸社会融合，不利于寻求两岸文化价值认同中的共识与差异，更无法达到两岸文化交流的最终目标，即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包容差异、互利共赢、心灵相通中形成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最终实现统一。

2、对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存在认知差异

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两岸中国人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共同的传统价值观念，共同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毋庸讳言，台湾在历史上经历过荷兰、日本等殖民主义的统治，多少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949年政权退台后，台湾民众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文化是相对独立的，与母体文化有着不尽相同的新特征。但这些从自己母体文化发展逻辑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差异性特征，并不能改变自己从属于母体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正是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和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文化，才有今日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因此从根本上讲，台湾文化并没有生成一种与中华文化完全不同、存在着本质差别的文化，台湾文化与大陆各民族、各区域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可有些台湾同胞却认为，台湾文化来源于中华文化但已经形成了自主的台湾文化，或者说跟中华文化已经没有关系，否认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将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对立起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认知上的偏差，主要在于执政后，在教育文化领域中宣传“台湾文化主体性”，大肆推行“去中国化”。

出现这样的认知偏差后果非常可怕，否认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否认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实际上就使两岸文化交流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发生了变化，这会对两岸的文化教育交流带来困难，对两岸的文化融合形成阻力，对构建两岸共同的文化认同十分不利而且有害。

3、对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的传承及现代化存在认知差异

对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的传承存在认知差异。部分台湾民众因20世纪60--70年代大陆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上曾走过一段弯路，认为传统文化在大陆支离破碎，质疑大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就大陆而言，赞赏台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但并不赞同岛内某些并不理性的指责；更不主张打着各种旗号，进行中华文化正统性之争。

对中华文化现代化存在认知上的差异。两岸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较为一致的认同，但自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两岸选择了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走上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于两岸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期间两岸又都曾在意识形态宣教上有过一定程度的极端做法，导致两岸对中华文化现代化发展产生认知差异。台湾将大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大陆也并不赞同台湾过度依赖所谓西方民主、自由，过于强调本土文化的做法。

两岸文化交流中的这种矛盾虽与异质文化间的冲突有本质的区别，但不利于两岸敌对情绪的缓解与不信任感的消除，也会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入推进。

4、对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存在认知差异

中华文化是连结两岸同胞的文化脐带，在两岸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的特殊历史年代，对维系两岸同胞的民族情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背景下，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与整合，在增进两岸同胞了解、加深两岸同胞信任、促进两岸社会融合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两岸文化交流也有推动消除两岸政治歧见、推进政治和解的功能；两岸文化交流特殊的溢出效应，对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在内的两岸全面交流起到独特的作用。

然而两岸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有差异。大陆并不赞同将两岸文化交流泛政治化的做法，但同时认为两岸理应尊重并充分发挥文化交流在消解两岸政治歧见、弱化两岸敌对情绪、促进两岸统一方面的作用。而台湾在蓝绿对峙的政治生态及美国压力下，某种程度上希望两岸的文化交流是脱政治性的、“柏拉图式”的交流，或者希望两岸文化交流的溢出效应仅限于经济、社会领域。等“”势力更是将两岸文化交流污名化，将其视为大陆“吞并”台湾的前奏，当然不会理性看待两岸文化交流对两岸政治关系促进的正面意义。

若两岸长期就两岸文化交流的功能无法聚同化异，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与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5、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存在认知差异

目前两岸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还远远不够，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多为区域性、局部性、短期性，缺乏统筹性、全局性、长远性的规划，更谈不上科学的规范性。由于交流机制的长期缺位，两岸文化交流中政策措施的不对等、交流规模的不对称、交流领域受限等问题无法得到很好处理，所引发的如学历采认、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市场规范、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等现实问题，都亟待通过稳固的交流平台，通过制度性的文化交流逐步解决。因此适时商签两岸文化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正常化、制度化，已成为两岸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6、对民主等政治价值观念与祖国统一的关系存在认知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两岸统一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早年台湾拒绝同大陆统一的理由是强调两岸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岸的生活质量不同，甚至担心统一了大陆会把台湾的财富拿走。

伴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两岸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有差异但生活水平越来越接近时，台湾岛内出现了另外一种拒绝和平统一的理由：大陆的民主制度不如台湾的民主制度先进和优越。从台湾的学者到普通民众，从蓝营到绿营，对大陆的政治体制不认同甚至有攻击言论，对台湾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十分认同并将台湾的政治制度看成是绝对优越于大陆。

但大陆对这一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民主制度与和平统一没有必然联系；大陆目前的民主政治是适应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需要的。

二、基于两岸社会融合的两岸文化交流的途径

两岸社会的大融合，需要不断扩大两岸民间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但要厚植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要加强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增强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认同。”为此作者基于两岸社会融合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的建议。

1、树立共生与发展理念，构建两岸文化价值认同

有学者指出：“实现两岸和平发展，促进祖国统一进程，根本路径就是透过两岸共同发展，培植两岸共同利益，形塑两岸共同价值，加快两岸同胞情感趋融、价值趋近、认同趋合的进程，加快两岸一体化进程，建构两岸共同体。”两岸文化价值认同，诞生于两岸同胞频繁交流的实践活动中。透过两岸经济合作、人员往来，形成共同的生活圈、生活方式，促成两岸语言、价值的趋同化、同步化。

近年来，大陆的和谐社会理念、科学发展理念，都获得了台湾民众广泛的认可。因此，不仅应当让台湾民众了解大陆同胞在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应当让他们了解大陆民众价值观的最新变化，使两岸民众互相认可与接受，为两岸最终的统一奠定心理基础。

同时，努力寻求两岸文化的共通之处，包容两岸文化的差异，寻求两岸文化价值的对接。为此，可以加强两岸在文化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交流。目前，大陆涉及台湾民间民族文化遗产（如祖庙、祖墓、寺庙、礼仪、民间音乐、工艺和民间建筑等）需做好普查、抢救、传承工作。此外，台湾提出将阿里山、日月潭等公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大陆要鼎力支持。两岸“要共同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挖掘和提炼有益思想价值，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2、正确梳理台湾本土认同感，将台湾乡土情怀引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本土认同感、乡土情怀，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与正当的情感诉求，与中国国家认同是并行不悖的。台湾与大陆长期分离，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要充分了解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现实政治文化生态，客观地看待台湾民众的历史悲情，不要简单地把“台湾意识”理解为“”意识。因此，大陆要在学理上梳理本土化的合理成分，将乡土情怀引导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3、加强历史记忆，构筑两岸共有的精神家园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构成两岸同胞国民身份的核心和安全保障，是增强台湾同胞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认同的核心内容。为拉近两岸民众的情感，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一方面，要强化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此同时，还可以采纳一些台湾学者的建议，选择一些合适的历史文化议题，如、、等，“以藉此培养两岸民众共同的历史记忆”。

另一方面，要逐步消解两岸间差异性的历史记忆。通过加强两岸的文教交流，来不断消解两岸的差异性历史记忆。

为进一步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的整合，可以考虑设立两岸社会文化交流合作基金，资助不同层次的政党、城市、学校、工会、协会、学会交流，扩大两岸文化交流范围与基础。

4、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可秉持“先易后难”的原则。努力构建制度化的互动体系

“协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新台阶”。“文化ECFA”的协商签署，已经成为两岸的共识。有学者提出可先谈框架后充实补齐细则。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文化管理机构的对话机制、文化交流的可持续性机制、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机制、文化专业人才的培育机制。两岸可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协商签署“文化ECFA”事宜。但目前在双方尤其是台湾方面认为商签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两岸可秉持“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就具体的文化行业和文化产业如教育、影视、出版传媒等商签交流合作协议。

事实上，两岸交流合作一直秉持“先易后难”的原则在推进。如在国共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提出了“积极促进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的7项建议；在2009年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的6大类29项“共同建议”中，有5大类26项涉及两岸文教、文创产业和新闻交流的内容。在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的22项“共同建议”中，有10项涉及两岸文教交流合作的内容。上述建议内容有许多已取得积极进展。

5、设立文化办事机构，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机制

篇5

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eal economy, but also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this paper, a clear station of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 "Twelfth five-year" planning is presented. In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modern logistics,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ition of transporta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to modern industry provide guarantee and serv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D922.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落实“十二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总体要求，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组织推进。

1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适度超前，继续保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规模和速度，确保国家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建和续建项目顺利建成并发挥效益，完善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

公路方面：以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为龙头，加强省际连接线（“断头路”）建设。修订国家公路网规划，强化国省道改造，力争“十二五”末路网整体结构优化升级，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水运方面：有序推进沿海港口建设，完善煤油矿箱等主要货种港口布局，加强资源整合，推进以临港工业为依托的沿海港口新港区开发建设。

民航方面：优化机场布局，增强机场保障能力。

邮政方面：加强邮政基础网络建设和增强快递发展能力，基本完成空白乡镇邮政所补建。

2加快推进结构调整。2010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一条主线、五个努力”的总体思路，明确了加快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十二五”要把结构调整作为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推进，务求实效。

（1）深化综合运输体系建设。

（2）深化现代物流发展。

（3）深化科技进步和信息化建设。

（4）是深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行业建设。

（5）深化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3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深入实施“科技强交”战略，统筹推进创新能力建设、重大科技研发、成果推广应用和标准化建设。围绕交通运输建设、管理的共性和核心技术，继续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注重消化吸收前沿技术，加强基础性、引领性重点项目研发，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

4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交通运输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重要领域和民生工程。要加快构建衔接顺畅、方便快捷、经济可靠的运输服务体系，保障重点物资和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运输畅通。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发挥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在城市交通运输系统中的骨干作用，建设“公交都市”示范工程，缓解中心城市交通拥堵。加强和规范出租车市场管理。

农村公路是农村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坚持扩大成果、完善设施、提升能力、统筹城乡的原则，着力改善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农村交通运输设施条件，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交通运输基础，推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组织实施以西部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为重点的全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建设工程，进一步改善农村公路网络结构，增强整体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公路抗灾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加大农村公路桥梁新改建、渡改桥、安保工程等专项工程的实施力度，强化质量管理。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着力推进长期稳定的农村公路养护公共财政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现管养规范化、常态化。统筹城乡客运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稳步提高农村客运班车通达率，鼓励城市公交向城市周边延伸覆盖。

5深入推进交通运输改革开放。按照中央大部制改革的部署要求，继续积极落实好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职责，加快职能转变，推进综合运输法制体系建设，逐步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交通运输行政管理体制，努力消除制约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体制机制。

6持续推进行业文明和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推进和深化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开展好“学树建创”活动。

二、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推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交通运输既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构成，又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在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中，要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为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1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是实体经济稳健发展的必要条件

现代物流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新兴复合型服务产业。交通运输是现代物流发展的关键环节和主要载体，在现代物流链条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篇6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250-02

尽管对旅游的概念，学术界虽然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旅游是人们暂时离开居住地前往异地且不在异地长期居留的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旅游是一种基于愉悦的、人们跨越地理空间的一种流动，旅游者就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因此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旅游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

一、旅游与跨文化传播

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三类。第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往与互动建构意义的象征性过程行为；第二，信息的编码、译码在来自不同语境的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第三，由于参与传播的双方的符号系统导致的文化差异，传播因之而成为一种符号的交换过程[1]。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的涵义，我们可以结合旅游的特点，将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认为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互动的过程及产生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而言，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人们对陌生文化的体验，也是对自身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认识。考虑到文化与人的关系，可以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交流主体作为分析的维度之一，将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分为：旅游者之间、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旅游者与旅游工作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此外，旅游是一个连续而又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跨文化传播也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与特征。

二、旅游三个阶段中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及影响

（一）旅游前：文化差异吸引下的跨文化传播需求

人们从产生旅游的想法到选择旅游目的地并付诸实践，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踏上旅游行程，付诸旅游之前的过程定义为旅游前阶段。旅游前阶段主要包括：产生旅游的需求，具备旅游的条件，选择旅游目的地三个方面。

在产生旅游需求方面，跨文化传播主要体现在文化差异对游客所产生的吸引力上。反结构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现代社会人们产生旅游需求的原因，即打破原有的日常模式而重建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2]。而旅游作为一种“现代仪式”正符合这一解释，这种反结构现象最终产生的动力之一便是不同地域、群体、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旅游者对新奇文化的追求是旅游具有“跨文化”属性的重要原因[3]。

关于旅游者所具备的条件，纳尔逊·格雷本提出了“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及“文化自信”两个方面。他认为经济收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文化自信的关键不在于收入，而在于所属的阶层，特别在于旅游者受教育的程度。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交流、互动有很大的关系。通过时空的转换，旅游可能唤醒一种源自文化认同增强或者是批判性思考的文化反省过程，可以刺激文化感受力的复苏[4]。

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方面，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游客在旅游之前对于异文化的感知和认识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获得。大众媒介通过传播有关各旅游地的景色面貌、风土人情使旅游地以外的人了解到异文化。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不顾旅途遥远，纷纷来中国旅游，不可否认，很大程度上人们是从大众媒介获取的目的地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并受到客源地与目的地文化的差异性吸引。

（二）旅游过程中：基于人际交流的跨文化沟通、交融及冲突

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它是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亲身的、直接的、互动的、即时的、感知的交流与传播。旅游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途中；二是到达目的地。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行中这一阶段，涉及到的主要是游客之间以及游客与旅游工作者的跨文化传播，在旅行的路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结识，由于具有相同的目标，人们之间关系是平等的，在这种情境下的跨文化交流更倾向于文化间的沟通和交融，而很少发生冲突。而后一个阶段跨文化传播的情况则更加复杂，既包括游客间也包括游客与当地人、游客与当地自然、文化环境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但不论是那个阶段，在旅游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主要涉及了文化的沟通、交融及冲突。

文化沟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游客离开自己的原文化而投入到异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一经接触，不论他们愿意与否，或者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在交流某种信息[3]。不同文化之间在不同主体的作用下实现着沟通和交流。在进藏旅游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与藏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着沟通和交流，这即使得藏文化接触到新鲜的血液，的文化也对世界各地文化产生影响和启迪，不同文化之间通过沟通交流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文化交融：既包括文化的融合也包括文化的涵化。文化融合主要指旅游者所在地文化与旅游地文化的互相接纳和融汇的趋势。一方面，跨文化旅游者常常主动适应旅游地文化，在对旅游地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旅游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并在旅游行为完成后将旅游地文化精华融入自身文化系统。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地也会主动接受、容纳和融汇来自旅游者的文化因素，致使旅游地文化渗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因素[5]。文化涵化是指两种异质的文化相接触，某一文化的个人或群体与另一文化群体的信息交流，经过一段时间，两者相互来往适应，彼此在原有的文化模式上发生意识行为演变[6]。当客源地与目的地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尽管时间较短，但都会产生借鉴的过程，但一般是强势文化更深刻地影响着弱势文化。在进藏旅游的过程中，文化间的交融表现得也很明显，在拉萨的青年旅社、网吧、艳遇墙就是为了迎合旅客需求而做出的变化。而进藏旅游的各种游客，无论是出于观光看风景的心态，还是出于让心灵朝圣需找归属感的心态，总会潜移默化地对自己之后的人生产生影响。

文化冲突：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冲突是旅游中跨文化传播的必然现象。文化因素之间的相异表现在语言、非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是引起文化误解和冲突的潜在基础[7]。这种冲突的产生主要受文化主体的个人主观因素影响。比如对旅游地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极度不适应，对旅游项目、旅游产品的极度失望等等。其实际也是文化休克的表现。文化休克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8]。在，有很多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特别是禁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很容易引起文化休克和文化冲突。

（三）旅游结束后：传播主客体文化互动下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旅游结束后的跨文化传播主要聚焦于跨文化传播产生的不同影响。对游客而言，跨文化交流之后一方面在旅游过程中，人们摆脱了日常平凡的琐事，在新的环境中人们可以完全放松并从日常生活的麻木中苏醒过来，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同时跨文化交流之后通过对其他地域文化的了解，人们也更清醒地对其周围文化进行准确定位。另一方面，游客很有可能进入一种反文化休克期的状态[9]。当旅游者结束在异地的旅游，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旅行者会感觉到本土文化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在本土文化环境中一时无法找到熟悉暗示，无法融入本土文化。

对当地文化而言旅游过程中不同文化的沟通、交融与冲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地的文化。文化是稳定的，也是发展变化的[1]。旅游的跨文化传播既有可能引发当地人思想和行为的变化，也有可能保护甚至振兴当地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化。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而受惠于旅游的发展，对的文化和当地建筑的保护也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结论

旅游的核心动因是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伴随着旅游者的空间流动而发生着客源地文化与目的地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沟通和传播[10]。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在整个旅游过程中，跨文化传播无声无息地贯穿始终，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成员，也影响着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民族的文化。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结构，不同文化之间的可以相互吸收借鉴，使得文化更具活力更加繁荣。同样，文化中一些既有的内容也可能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被消解、同化。

参考文献：

[1] 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4.

[2] 张晓萍，黄继元.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J].思想战线，2000（2）：49.

[3] 梁旺兵.跨文化视角中的旅游客主交互与客地关系研究——以桂林、西安为例[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6：16-17.

[4]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2.

[5] 刘丹青，黄蓉.论跨文化旅游的文化后果及其解决[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93-95.

[6] 龚晨枫.跨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传播[J].商业营销，2009，（7）：97.

[7] Larry Samovar and Richard Por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P.82

篇7

[5]张起钧.烹调原理[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20.

[6]郭剑波，陈红丽.青田华侨华人与中欧文化交流[J].八桂侨刊，2009，（4）：50-51.

[7]方晓.西班牙华人移民的研究初探——以巴斯克地区为例[A]王晓萍.欧洲华人华侨与当地社会关系：社会融合？经济发展？政治参与[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161-162.

篇8

关键词：

英语翻译；中西文化；文化差异；影响

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发展的越来越快，促使世界各国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发展与交流日益密切。每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都特别深厚，从而使各国之间的文化各不相同、各具特色，语言的差异需要正确的翻译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各国进行面对面交流时，需要把自身文化与外国文化进行转换与交流，从而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因此翻译在文化交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今，英语这一门语言已经被广泛使用在各国交流中，它成为许多国家文化交流的通用语言，因此英语的翻译准确性以及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重视英语翻译，从而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1英语翻译的重要意义

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经济与文化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与交流也日益密切，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在不断增长，从而不断的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英语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文化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因此英语翻译不仅能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还能在各国文化沟通与交流时向外国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世界各国了解我国的文化。同时也能了解更多西方文化，丰富我国的传统文化，使其不断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英语翻译在促进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也是文化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桥梁，从而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让彼此更加了解不同的文化涵养，从而促进本民族传统文化，也能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英语翻译对促进中国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准确无误的英语翻译不仅能使我国传统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优点而改善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还能向西方了解更多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从而扩大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范围。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做到引进来，走出去，才能使传统文化快速发展。英语翻译能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正确的翻译各国文化的本质，不仅能实现文化共享，还能推动世界各国文化的相互交融。我国属于友谊之邦，希望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与文化互动，通过英语翻译能大力加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各国建立深厚的友谊，从而促进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2英语翻译中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

2．1地域文化的影响：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的地域文化也各具特色，不同的地域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英语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地域文化背景，才能使英语翻译的内容具有准确性和可靠性。不仅能使人们能充分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还能使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交融与传播，从而实现文化共享，促进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发展。

2．2历史文化的影响：

历史文化的发展的不同也会影响英语翻译的质量与效果，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经过时间的洗礼与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具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因此，在英语翻译时，翻译官要充分了解中西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熟悉中西文化存在的差异，从而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使人们更详细的了解中西文化。如果翻译官不重视中西文化的历史发展，不仅无法让人们理解相关文化信息，甚至可能会出现历史知识储存不够而被人认为无知。因此，翻译官必须要重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从而更好的诠释文化信息。

2．3宗教文化的影响：

在人类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地区的宗教文化各不相同，人们信奉的宗教也是不一样的。我国人们所信奉的宗教不仅仅是我国的宗教文化，如儒教和道教；还有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佛教。这三大宗教目前在我国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为我国的宗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外国的宗教文化思想与我国的宗教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有基督教文化与哲学思想共同形成的，因此翻译官在翻译时要考虑到宗教文化的差异而对人们对不同事物的理解与认知，从而确保翻译的精确性。

2．俗文化的影响：

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风俗文化，在我国风俗文化较为丰富，比如南北之间的风俗文化，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风俗文化等等。不同的民族与地区的风俗文化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风俗文化大多都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与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形成了该地区的民族特色。因此，在英语翻译中，翻译官要重视不同地区风俗文化的影响，了解当地的人土风情，而确保文化知识的传播以及加大传播速度。

结语：

综上所述，在英语翻译中，翻译官要充分考虑到中西文化存在的差异而带来的影响，也要重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以及宗教文化和风俗文化给翻译带来的影响，从而实现不同语言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促进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以及可持续发展，也能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

作者：李陵霜 单位：重庆市武隆县火炉镇中心小学校

参考文献

［1］王晓晓．英语翻译中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分析［J］．海外英语．2016（09）．

［2］伍燕杰．浅谈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翻译的影响［J］．读书文摘．20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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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大院线公司的万达，21日与北美第二大院线集团AMC签署并购协议，总交易金额达26亿美元。这场交易，被外界称为中国民营企业迄今在美国的最大一起并购，也是目前中国文化产业最大的海外投资，引发舆论热议。

位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文化贸易却是严重逆差，在中美电影贸易方面尤其明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亡命天涯》《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大片登陆中国市场。宏大的场面、震撼的特效、引人入胜的剧情以及精彩的表演都令影迷们深深着迷。在中国，人们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之为“美国大片”。目前好莱坞进口大片几乎已占据中国电影票房的半壁江山。人们普遍担忧，中国电影在强势的好莱坞面前，将不堪一击。美中文化交流将会呈现单向而非双向的态势。

好在两国官方和民间致力于文化双向交流的努力一直在进行当中，中美电影行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在不断加深。中美双方还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据悉，这一协议的签订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将在每年20部海外分账电影的配额之外增加14部分账电影的名额。开放外国电影引进来的同时，中国影业也在逐步探索“走出去”的可行性。

万达的成功并购，不仅显示了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实力以及资本运作的能量，更显示了中国企业致力于拓展美中文化双向交流的眼光与企图。并购之后，万达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

电影院线的概念源于好莱坞，是电影放映行业一种具有垄断性的经营体制。经营者为发展和保护其经营利益，在某些城市或地区，掌握相当数量的电影院建立放映网络，借以垄断某国某一电影公司新版影片。万达通过终端渠道环节能介入外国市场是很好的行动，会为中国影片在北美上映提供更多机会，也是一个输出中国文化与价值的机会，万达的一大步，也可看作中国电影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一大步。

但是，也应看到，中国文化的输出，不能仅靠资本控制渠道，必须负载文化的内容，要从文化创新等多处入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事实上，中国不少文化产品尚处于国际文化交流的“低端”和“表层”，难以进入西方主流文化圈，难以产生像《泰坦尼克号》《功夫熊猫》这样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中国文化产品不得不面对“影响力”和“传播力”有限的现实。

正如有媒体评论所称，近年来中外文化产业合作、交融明显增强，中国文化产业从业者也普遍认识到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就必须学会讲“中国故事”，而且要用一种老少咸宜、超越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的国际化方式来展现和表达。

西方人讲述“中国故事”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借鉴，去年在中国收获1亿美元票房的《功夫熊猫2》，就是用美国人的幽默感“混搭”中国山水风光和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了太极和五行拳等功夫、针灸、算命、皮影以及中国特有的亲情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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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产物,是人们千百年来生存斗争的创造结晶,也是民族群体逐渐摆脱自然的控制走向成熟和自由的重要标志。中西文化各自生长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洗刷和社会积淀,各自张扬着迥异的文化个性,迸发出独特的历史魅力。自人类文明创建以来,中西文化经历了无数次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每一次东西彼岸的文明碰撞与交融,都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增进了本土文化的生命力,为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铺垫良好的基础。

随着21世纪“全球化”的认知与普及,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文化的深层领域得以彻底地反映与体现。中西文化作为最具代表性民族异质,通过文化交流、彼此借鉴、相互渗透,互为补充,最终不断突破本民族的地域及内容限制走向世界,实现文化融合的过程。若想实现由文化本土化向文化全球化转变,就必须进行文化整合与民族文化创新。文化整合是民族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动力,同时民族文化创新还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对当今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多元共存的整合原则,力求在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找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连接点,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构建。

一、中西文化的整合前提

文化冲突和文化整合是文化变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方面。文化冲突是文化整合的基础和铺垫,文化整合是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难以消除的文化隔离和个性差异,才使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渗透成为不可阻挡的文化趋势。众所周知,“内陆外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文化更具典型的农业特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塑造了中华民族旨在求安足而不在求富强的内倾型文化。(钱穆,1994,124-125)而“陆海相间”的地理结构赋予西方丰富的社会活动,健全的民主政治和开拓的民族精神使西方文化更具开放性和外向性特点。地域的隔离加深了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中国强调礼治,崇尚集体,重视伦理,天人合一的文化观,这种价值体系与西方强调法治,崇尚个体,重视民主,天人对立的文化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充分体现了中西社会时代水准的不同以及生活方式、礼仪习俗、语言文学和宗教艺术等精神领域的迥然。然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封闭的自我繁殖, 而总是要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通过彼此间的文化渗透,使本土文化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 从而完成民族文化内部的更新与转型,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西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频繁,我们只有通过探究文化差异的渊源,思索中西文化的特质和精髓,通过相互借鉴、彼此“扬弃”,使“娴静”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跃动”的西方文化相映,使东方的责任意识与西方的权利意识相辅,生成绚丽多彩的人类文明(马冬,2006,8)。

二、中西文化的历史整合

古老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与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们的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从丝绸之路到唐僧取经,从到成吉思汗的西拓,从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郑和下西洋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在千年间的文化整合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灿烂果实曾经对西方文明的进步作出不朽的贡献。然而,近200年来,随着的爆发,西方列强凭借从中国引进的罗盘和火药轰开了中华封建帝国紧闭的大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绳索将中国裹挟进资本统治的世界秩序,深重的灾难使沉睡的中国人不得不透过破碎的国门,重新正视来自西方异邦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从而将中国文化置身于崭新的参考系。近代中国从“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从的东方化到今天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闭关锁国的历史阴影。在西方,无论在《马可波罗游记》还是鄂多立克的《东游录》都体现了西方人对东方礼仪之邦的文化敬仰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殷切情怀,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用深邃的西方科学知识和神圣的宗教理论对中国的输入,到西方列强以武力为后盾对中国文化征服和经济掠夺,在漫长的中西文化历史整合过程中,两大迥然相异的文明形态的对立与冲突乃至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命运发展演变,无不给人类社会的繁荣和进步以深刻的启示,从隔绝到沟通,从冲突到交融,任何文明的成熟和壮大都离不开文化土壤的滋养,都无法脱离异质文化的整合。

三、中西文化的整合原则

经济全球化向文化全球化的转变对中西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全球化语境下,东西方文化究竟能否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是消极的认同还是积极地整合,民族文化如何进行创新才能够融入文化全球化成为有识之士的研究中心。环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正是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和整合的发展才使两个民族在艰难的交流中的、个性深化,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开拓打下坚实根基。中西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表明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无论对民族生活道德准则的理解,还是对人类价值体系的认同,全球文化都是会通中西的整合过程。中国文化拥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然而“悠久”不足以拒斥一切,“历史”不足以充当救命稻草,在文化交融中的学习借鉴绝不是步他人之后尘,更不能形成调和中西文明的折中以至全盘西化的激进。只有强调对立中的统一和矛盾中的和谐,才能通过相互碰撞,互为启发,挖掘他族的优势,将中西文化的多样性视为“全球化”时代的本色,将交往与对话作为中西文明相互碰撞的主旋律,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宽容气度和开放襟怀,理解异质文化的优势,吸纳不同文化的精髓,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通过兼收并蓄、包容万流,取长补短,中西会通,消除全球语境下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实现民族文化向现代化的转换,共同建构全球文化“和而不同”的新格局。

四、民族文化的创新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冲突,民族比较和文明交融的时代。经过百年的的中西文化渗透和民族交往,中华民族对西方文明有了比较理性和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对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利弊得失有了客观的判断和选择,同时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剖析和反思也变得更为深入和科学,这些都为民族文化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创新是中华民族富民强国的巨大动力,是中国保持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稳步提高,中国的强盛前所未有,中国的地位举世瞩目。中国人民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同时,不断地创造新的文化,完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创新,从理论创新到制度创新。正如,十六大指出:“在文化创新中一定要立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营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王小凤,2007,70-71)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必须摒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妄自尊大,克服无视西方文化的封闭思想,抓住文化全球化的契机,首先从思想理念进行创新,采取与时俱进的积极态度开拓文化理念的新境界;其次是文化观念的创新,创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化观念,使民族文化建设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是文化体制的创新,遵循文化管理机制,参与中西文化的整合,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文化产业,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先进文化,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

总之,中西文化的融合是民族文化创新的关键,中华民族只有通过弘扬民族主体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将中西融合之道建立在多元化的统一、独立与开放相交融的基础之上,承认中西文化的差异,追求中西文化的和谐,放眼世界,广采博纳,审慎辨析,融会贯通,通过各种形式的中西交流、文化借鉴、互补渗透,自觉地转换文化立场,有意识地超越的既定模式,摆脱原有文化的传统积淀和历史束缚,在平等的世界交往中,形成中西社会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冬.中外文化交流及语用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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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2-0012-01

中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岁月的洗礼下，积淀下了不少宝贵财富。一个地区文化的形成于发展会深深的打上本地区的烙印，中原文化特征的形成，既是这个地区文化长期累积的过程，也是以自己的文化底蕴为基础，对周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时间和地理环境的空间的结合体，是文化内在逻辑演变和文化空间形态变迁的统一。为了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党和政府就要积极探索，寻找扩大中原文化影响力的有效措施，为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产生推动作用。

一、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1.类型多样性

在中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中原地区自身独特的地理优势，更促进了各种文化在此地的交融。多样性是文化因子富集和活跃的标志，更是文化生命力的基础，在交融与发展之中，中原文化的多样性特点日渐突出，现在的中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十八类别，文化的多样性涵盖了整个文化系统的大部分，充分证明了中原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高度。

2.空间广布性

空间的广布性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文明均衡的覆盖到域内的人群。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也是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人口稠密，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十分发达，借助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中原文化的辐射效应十分强大，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中原文化的身影。以史为证，全国古都河南占据四个，以洛阳、郑州、开封、安阳为中心，中原文化辐射到了整个河南的重要城市，历史古都有着深深的文化烙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痕迹，在空间上，四大古都形成了一个文化辐射网络，使得中原文化在河南境内的辐射范围基本没有死角。

3.群体覆盖性

群体的覆盖性是指文化的分层界限不明显，即很多文化产品不是垄断性的，中原文化的根本特点是族群共享性。中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发生碰撞与交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中原特色文化，中原文化具有很强的群体覆盖性，几乎无孔不入地深入中原人民的生活之中。中原的戏曲文化来源于生活，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民众在生活劳作中，借助戏曲来表达自身的情感，不拘泥于一定的形势，表达形势多样。中原的民俗文化特色鲜明，体现在饮食、服饰、礼仪等诸多方面，这些民俗文化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文化的共享性大大增加了中原人民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使得中原文化永远年轻，充满活力，这种文化的共享性增加了民众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和谐中原的建立。

4.精神传承性

精神的传承性是指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能够稳定的进化和代际延续下去。中原文化的成熟首先表现在有一个突出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整合各家思想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以红色文化为核心的现当代文化。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就是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夏、商、西周的文化发源于河南，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的思想，究其根本也是发源于河南，在今天，诸子思想仍在传承，大到治理国家，小到修身齐家，正是文化的传承性使得文化的财富可以造福一代代人民。

5.稳定开放性

内在结构的稳定是文化在交融碰撞时保持独立性的根本前提。河南占据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文化的重要聚集地，然而中原文化能够在众多文化冲击下保持中原文化特色，靠的就是中原文化的稳定开放性。中原地区几经朝代变迁，在岁月的磨砺中，逐渐形成了中原文化特有的结构与制度，正是文化的结构稳定性才保证了传播过程的稳定。

二、如何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

1.“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河南政府要充分利用河南的地理优势，举办文化交流会，积极申请承办国际知名赛事，积极宣传河南，吸引更多的外国友人走进河南，了解河南；河南政府可以从中原特色文化出发，例如将“梨园春”推向世界舞台，将河南戏曲送上世界知名歌剧院，将少林功夫借助于电影等多种形式进行传播。

2.文化节会与经贸交流相结合

河南政府要充分利用中原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举办多种类型的文化节，达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交流，以文化交流推动经济发展。文化节可以分为民间节会、寻根节会、特色节会等，例如：信阳茶文化节、安阳殷商文化节、鹿邑国际老子文化节、开封国际清明文化节等。河南举办文化节时应注意选择与中原经济区建设相吻合的项目，逐步实现“官办节会”向“民间节会”的转变，进一步提升文化节的档次与质量。

3.品牌建设与活动推广相结合

中原文化内容丰富，涵盖面非常广。在进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河南政府要充分考虑中原文化的品牌效应，努力打造文化品牌，牢牢树立品牌意识，这样的文化发展更具有长久性。文化的传播与推广需要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与手段，中原文化的传播更应该借着传媒技术不断发展的东风，进一步扩大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河南政府可以将“梨园春”打造成中原戏曲文化品牌，抽出专项基金进行扶植与发展，扩大河南戏曲文化的影响力，还可以将“少林寺”打造成中原功夫品牌，在世界范围内举办交流会，开设武馆，进行宣传，吸引更多人来学习少林寺功夫，扩大功夫文化的影响力。

三、结语

中原文化具有类型多样性、空间广布性、群体覆盖性、精神传承性与稳定开放性等特征，在新时期，河南政府通过多种手段，实行多种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政策，定能够不断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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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与声音”是天津美术学院国际艺术教育学院的主干课程，其分组式教学、主题作品创作和课程汇报均体现了国际艺术教育学院的教学理念和办学宗旨，将价值取向植入课程教学，通过教学强调文化坚守和文化融合，培养具有独创性、创新意识及创造力的现代复合型艺术人才。在此次展示中，学生自由组合，形成10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团队，拍摄动态影像并进行艺术处理，如配音、中英文字幕处理、影像处理及剪辑，用Photoshop、Premiere和After Effect等软件进行创作，运用科技手段实现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而展示以“中西方文化交融”为主题则意在打开学生的思想境界，让大家站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角度，带着中国立场、东方文化的观念走出国门，赴英留学。YICHI小组从具体案例出发，深人解读中西方文化背景，发人深省；圆曲小组关注中国文化储备，借用日常事物进行创作，将看似一般的生活用品升华到中西文化；25小组强烈的创新性完美地诠释了艺术的特征，从中西方艺术的差异中找寻创新点；壹volution小组体现出了团队精神，同时也非常重视个人能力的发挥；红双喜小组的作品充满正能量；茶叶蛋小组则从小小的“囧”字插座切入重视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必要性，利用虚拟互动、动静结合等方式，通过制度、文化、习俗等板块突出中西方文化差异，并从中寻找创新点，同学们都坚守着自己的文化立场，坚持面对面、平等地进行文化交流，理性地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并表达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促进文化融合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