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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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关于统计学

统计学是一门实质性的社会科学，既研究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也研究统计方法。统计学是继承和发展基础统计的理论成果，坚持统计学的社会科学性质，使统计理论研究更接近统计工作实际，在国家和社会得到广泛发展。

二、统计学中的几种统计思想

2.1统计思想的形成

统计思想不是天然形成的，需要经历统计观念、统计意识、统计理念等阶段。统计思想是根据人类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开展各种统计实践、统计理论研究与概括，才能逐步形成系统的统计思想。

2.2比较常用的几种统计思想

所谓统计思想，就是统计实际工作、统计学理论及应用研究中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统计思想主要包括:均值思想、变异思想、估计思想、相关思想、拟合思想、检验思想。现分述如下：

2.2.1均值思想

均值是对所要研究对象的简明而重要的代表。均值概念几乎涉及所有统计学理论，是统计学的基本思想。均值思想也要求从总体上看问题，但要求观察其一般发展趋势，避免个别偶然现象的干扰，故也体现了总体观。

2.2.2变异思想

统计研究同类现象的总体特征，它的前提则是总体各单位的特征存在着差异。统计方法就是要认识事物数量方面的差异。统计学反映变异情况较基本的概念是方差，是表示“变异”的“一般水平”的概念。平均与变异都是对同类事物特征的抽象和宏观度量。

2.2.3估计思想

估计以样本推测总体，是对同类事物的由此及彼式的认识方法。使用估计方法有一个预设：样本与总体具有相同的性质。样本才能代表总体。但样本的代表性受偶然因素影响，在估计理论对置信程度的测量就是保持逻辑严谨的必要步骤。

2.2.4相关思想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在变化中，经常出现一些事物相随共变或相随共现的情况，总体又是由许多个别事务所组成，这些个别事物是相互关联的，而我们所研究的事物总体又是在同质性的基础上形成。因而，总体中的个体之间、这一总体与另一总体之间总是相互关联的。

2.2.5拟合思想

拟合是对不同类型事物之间关系之表象的抽象。任何一个单一的关系必须依赖其他关系而存在，所有实际事物的关系都表现得非常复杂，这种方法就是对规律或趋势的拟合。拟合的成果是模型，反映一般趋势。趋势表达的是“事物和关系的变化过程在数量上所体现的模式和基于此而预示的可能性”。

2.2.6检验思想

统计方法总是归纳性的，其结论永远带有一定的或然性，基于局部特征和规律所推广出来的判断不可能完全可信，检验过程就是利用样本的实际资料来检验事先对总体某些数量特征的假设是否可信。

2.3统计思想的特点

作为一门应用统计学，它从数理统计学派汲取新的营养，并且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数学方法，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但在统计思想的体现上与通用学派相比，还有着自己的特别之处。其基本特点能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1）统计思想强调方法性与应用性的统一；（2）统计思想强调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3）统计思想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4）统计思想强调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统一。

三、对统计思想的一些思考

3.1要更正当前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认识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统计学家高尔顿曾经说过：“统计学具有处理复杂问题的非凡能力，当科学的探索者在前进的过程中荆棘载途时，唯有统计学可以帮助他们打开一条通道”。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可能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此外，有些人认为方法越复杂越科学，在实际的分析研究中，喜欢简单问题复杂化，似乎这样才能显示其科学含量。其实，真正的科学是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不是追求复杂化。与此相关联的是，有些人认为只有推断统计才是科学，描述统计不是科学，并延伸扩大到只有数理统计是科学、社会经济统计不是科学这样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的，至少是对社会经济统计的无知。比利时数学家凯特勒不仅研究概率论，并且注重于把统计学应用于人类事物，试图把统计学创建成改良社会的一种工具。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中的某些近代概念，如GNP、人口增长率等等，均是凯特勒及其弟子们的遗产。

3.2要不断拓展统计思维方式

统计学是以归纳推理或归纳思维为主要的逻辑方式的。众所周知，逻辑推理方式主要有两种：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是基于观测到的数据信息(尤其是不完全甚至劣质的信息)去产生新的知识或去验证一个假设，即以所掌握的数据信息为依据，归纳得出具有一般特征的结论。归纳推理是要在数据信息的基础上透过偶然性去发现必然性。演绎推理是对统计认识能力的深化，尤其是在根据必然性去研究和认识偶然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

3.3深化对数据分析的认识

任何统计研究都离不开数据分析。因为这是得到统计研究结论的必要环节。虽然统计分析的形式随时代的推移而变化着，但是“从数据中提取一切信息”或者“归纳和揭示”作为统计分析的目的却一直没有改变。对统计数据分析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同样的数据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分析结论；二是我们所面对的分析数据有时是缺损的或存在不真实性；三是我们所面对的分析数据有时则又是海量的，让人无从下手。虽然统计数据分析已经经历了描述性数据分析(DDA)、推断性数据分析(IDA)和探索性数据分析(EDA)等阶段，分析的方法技术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但与人类不断提高的要求相比，存在的问题似乎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必须深化对数据分析的认识，围绕“准确解答特定问题并且从数据中获取一切有效信息”这一目的，不断拓展研究思路，继续开展数据分析方法技术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陈福贵.统计思想雏议[J]北京统计,2004,(05).

篇2

刘睿智(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075)

一、引言

根据Hambrick和Mason[1]的高阶管理理论，组织的行为策略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决策过程，更受到了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特征的影响。而已有的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中较少考虑到管理者特征对其的影响，仅有少量文献主要集中在探讨管理者性别以及年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2-3-4]，而并没有系统考察管理者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且现有研究多假设管理者为理性经济人，而实际企业管理者由于自身知识背景、年龄以及性别差异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因此，研究管理者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会更符合企业的实际状况，对理解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更好的指导意义。

Watts和Zimmerman[5]就提出管理者的薪酬计划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三大动机之一。随后的诸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假设。但是该类研究并没有考虑到薪酬动机下的盈余管理程度受管理者特征影响。由于管理者个人特质的不同，在面临盈余管理决策时，其对于风险的判断以及收益的权衡将会截然不同，进而影响到其盈余管理程度。因此，基于薪酬动机研究管理者特征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将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状况，同时也为理解企业管理者个人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提供较好的切入点。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Hambrick和Mason[1]的高阶管理理论认为，组织的行为策略与绩效都显著地受到企业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影响，包括管理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以及社会关系。正是由于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差异，造成了其在认知能力上的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行为策略，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的未来经济绩效。

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作为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会计选择问题，也会涉及到道德问题。同社会学中的年龄与行为分析相类似，随着企业管理者年龄的增大，其体力与精力也会逐步下降，理解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随之下降，其行为会更趋于保守，且会更为珍惜目前阶段所获得的财富与声誉，安于公司目前阶段的现状，而不愿承担较大的风险获取更高的收益。Huang等[4]就详细分析了CEO的年龄与企业的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CEO年龄的增大，企业会显著减少其迎合分析师预测的盈余管理行为，其财务重述的水平也显著较低，企业的盈余质量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可以合理预期随着管理者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大，企业会进行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因为该行为会让其承担更多的风险，降低个人的效用水平。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管理者性别对于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多，且主要是基于风险分析的视角。Groson和Gneezy[6]的研究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是风险回避者，而公司的决策行为都是受到企业的管理者风险偏好的影响。这种特质反映在企业的会计选择行为上应该就是其采用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减少自身所面临的法律风险。Francis等[2]研究了公司CFO由男性变更为女性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的变化，即与男性CFO相比女性CFO出具的财务报告会更为保守，且市场对于女性CFO在位期间公司出现的负面盈余信息反应不足，这更激发了女性CFO采用更为保守的会计政策，减少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Peni和Vähämaa[3]的研究同样也发现CFO为女性的公司会有较高的盈余质量，盈余管理行为较少。因此，若在公司高层管理团队中，女性管理者的增加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的财务报告更为保守，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女性管理者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而管理者的学历背景、教育程度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目前鲜见于文献。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是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因素。Castle和Jane[7]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处理公司业务的能力越强，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从而对公司的绩效有较为正面的影响。根据叶上葆等[8]的推论，由于高层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经营能力越强，公司并不需要进行过多的盈余管理行为来维持业绩，但是其实证分析只证实了继位管理者的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出现盈余管理行为，并没有直接得出教育程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的结论。而根据Hambrick和Mason[1]的分析，企业高层团队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价值观与认知偏好，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但并没有显著证据表明，高层团队的受教育程度一定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是，他们进一步分析指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的管理团队，其绩效一定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由此可见，良好的高等教育虽然不一定必然导致高绩效，但是通过教育所传导的正确的价值理念必然会抑制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越低。

由于管理者薪酬水平与业绩相联系，从而导致了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动机，管理者在业绩压力之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通常会采用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来满足业绩要求。但是考虑到管理者团队的背景特征，其薪酬契约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产生相应的变化。正如H1的分析，由于高龄管理者安于企业现状，为了保持声誉，不愿承担风险，特别是在现有中国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较多，且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尚未普遍施行，管理者的薪酬与业绩的关联较弱，因此，薪酬对于高龄管理者团队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但另一方面，可能正是由于制度建设的不健全，企业高层管理者可能会进行较多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通过业绩操控抬高股价，伺机出售其所持公司股票，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是通过离职前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企业业绩，为离职后谋取更好的退休福利。因此，笔者认为薪酬对于年龄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明确。

而管理者的性别差异对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女性管理者作为天生的风险回避者，其通常不会通过盈余管理来满足业绩要求；而男性管理者则恰恰相反，其可能会实施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笔者认为薪酬激励会使得女性管理者更加谨慎，使得男性管理者更加激进，从而对性别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起正向的调节作用。从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看，良好的高等教育必定会产生正确的价值观，减少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报酬激励的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抵消，而报酬的正向激励以及资本市场的积极反应都会进一步强化管理者减少盈余操控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4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年龄与盈余管理行为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H4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性别与盈余管理行为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H4c：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教育程度与盈余管理行为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高管界定

笔者借鉴Hambrick和Mason[1]等的研究，将高管团队定义为公司现任监事会及董事会成员(包括董事和独立董事)、总裁、副总裁、CEO、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董事会秘书等。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笔者以2001—2014年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由于计算应计盈余管理模型的需要，实际的样本区间为2000—2014年。并按照以下标准选择样本：(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以及在研究区间内被证监会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行业年度少于15家的行业年度。(3)剔除上市时间不足1年的上市公司样本以控制IPO效应。(4)剔除管理者特征披露不详以及企业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最终获取样本数为1975个。文中管理者特征所需数据来自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司高管简历、通过手工搜集计算获得。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三)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水平。根据夏立军[9]的研究，Dechow的修正Jones模型最能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因此，笔者也采用该分行业分年度模型计量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采用证监会2001年行业代码，除制造业细分到二级行业，其他行业都采用一级行业代码)。

2.解释变量

笔者以高阶管理理论为基础，实证考察管理者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选取管理者团队的平均年龄(Age)、平均学历(Edu)以及团队中男性所占比重(Gender)为解释变量。同时考察了管理层激励(Inc)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

对于管理层薪酬激励，笔者借鉴Bergstresser和Philippon[10]的股权激励公式，但是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实施股权激励公司较少，因此，本文在计算薪酬激励占比时并不考虑管理者已被授予但尚未执行的股权数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Inc=0.010×Price×Shares/(0.010×Price×Shares+

Salary)

(3)

其中，Price为股票年末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Shares为管理层持股数量，Salary为管理层工资数额。

3.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笔者选取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规模(Size)以及企业成长能力(Growth)等变量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不同企业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同时，笔者还设定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不同年度中经济情况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

(四)检验模型

为了考察管理者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管理者激励措施与其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交互影响，笔者构建如下回归模型来验证H1—H3：

以上数据显示全国房地产市场综合实力百强企业的市场份额即CR100从2011年的26.2%增加至2017年的47.7%，增长率为82.1%。从10强和百强企业的数据对比分析来看，二者均表明全国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在不断增强，但10强企业的市场份额的提升速度稍快于百强企业，这说明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大企业规模增长有所加快，市场集中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不过，按照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标准，当前全国房地产市场仍处于竞争型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虽有所增长但仍处于偏低水平，这是对中国房地产业市场结构的一个基本判断。

DA=β0+β1Tmc+β2Lev+β3Roe+β4Size+β5Growth+

∑Year+∑Ind+ε

(1)

构建如下回归模型验证H4：

DA=β0+β1Tmc+β2Tmc×Inc+β3Inc+β4Lev+β5Roe+

β6Size+β7Growth+∑Year+ε

(2)

其中，Tmc为管理者背景特征，在回归分析中分别代入管理者性别、年龄以及学历程度。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1汇报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在进行描述性统计之前，笔者对文中的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了上下1%分位数的Winsorize处理。

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975)

通过对表1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表征样本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DA均值为0.034，表明企业的操控性盈余管理水平仅占到企业资产总额的3.4%，平均水平较低，而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极差达到3.784，这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就本文的自变量而言，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平均年龄达到46.970岁，这一年龄段的管理者正处于“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既拥有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管理经验，又拥有持续学习和不断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最小值39.370岁和最大值54.660岁来看，不同企业的高管平均年龄具有较大差别，表明不同企业之间在高管人事安排上有所差异。

2.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2变量间相关系数表(N=1975)

注：本表报告了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与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置于表的左下方和右上方；*、**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与Spearman相关系数，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与管理者特征变量之间均有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管理者特征确实对企业盈余管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管理者团队平均年龄和团队中男性管理者所占比重与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而管理者的平均学历水平以及接受的薪酬激励水平与其呈现一个负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H2与H3。同时还可以看到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500，可以断定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表2报告的相关性分析仅为单变量分析结果，考虑到有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其他因素，因此可能具有测度误差。更为严谨的结论有待回归检验的结果呈现。

(二)回归结果分析

1.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

由于盈余管理行为包括正向与负向两个层面的盈余管理行为，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均表示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因此，本文将盈余管理分为大于零组与小于零组，分别进行回归，以控制不同方向上的盈余管理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表3和表4分别报告了大于零组和小于零组的回归结果。

表3盈余管理水平大于零组回归结果(N=798)

注：括号内数据为经过稳健调整的t值。下同。

表4盈余管理水平小于零组回归结果(N=935)

通过表3可以看出，企业管理者的年龄对企业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有一个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013，显著性水平为5%，这表明，随着企业管理者年龄的增大，其所在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逐渐下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企业盈余质量大幅提高。H1得到验证。同时可以看到，管理团队的平均学历水平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03，且显著性水平同样为5%。这表明，随着企业管理团队平均学历水平的提高，企业同样有减少正向盈余管理水平的倾向，盈余质量大幅提高，H2得到验证。

对于企业管理团队中男性成员所占比重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影响方向为正向，但是其统计学意义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H3只能得到较为微弱的经验证据支持。究其原因，笔者推断，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中，团队高管大部分成员为男性，女性占比较少，因此，团队中性别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另外，就管理者的薪酬激励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而言，我们观测到了一个显著性水平为1%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46，与已有研究[11]相一致。表3中列(5)的回归中，我们将所有管理者特征变量放入同一模型，以进一步考察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上述结论均成立，并且，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进一步表明上述结论的稳健性。而控制变量中，仅有企业规模与盈余管理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均在1%水平上显著。虽然这与政治成本假设不一致，但是在中国背景下，企业可能为了获得政府支持，更有动机进行利润操控，提高利润，以从政府干预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通过表4可以看出，企业管理者的年龄与负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08，在10%水平上显著。即企业管理者团队的平均年龄越大，其负向盈余管理水平越弱，管理者的年龄对盈余管理程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与H1相一致。但是教育水平与负向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并不支持H2。由表4列(2)的回归结果可知，平均教育水平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77，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管团队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其越可能进行负向的盈余操控。表4中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H3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解释原因与正向组的解释原因相一致。表4中列(5)的回归结果与前4列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H1，H2与H3没有获得支持。在负向盈余管理组中，其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负向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与债务契约假设相一致，即越高的负债比率，企业越可能为避免债务违约而进行盈余管理行为。而其他控制变量与负向盈余管理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在不同的回归模型中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2.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

由于本文选用了包含时间变量的企业面板数据，因此，可以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企业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效应进行控制，同时，考虑到企业在不同年度可能会受到不同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笔者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构造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另外，由于样本数据之间可能会存在异方差以及截面相关、序列相关等问题，普通模型的回归会造成衡量的偏误，因此，笔者采用Driscoll和Kraay[12]稳健性回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控制。为了验证H4，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管理者年龄、教育水平和性别比重与薪酬激励的交乘项。由于交乘项的存在，模型(2)具有一定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构造交乘项以降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同上文的分组，表5报告了薪酬的激励对于正向盈余管理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表5回归结果：考虑薪酬激励作用(N=496)

通过表5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管理者的平均年龄与平均学历水平仍旧与其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均为1%)，性别与盈余管理水平的回归结果仍不显著，进一步证实前文结论的稳健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管理者学历水平与其薪酬激励的交乘项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其正向的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47，在10%水平上显著，H4c得到验证。这表明当企业的管理者团队的薪酬水平显著提高时，原先管理者团队对于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强了。但是，企业薪酬激励水平对管理者年龄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影响虽然存在，但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H4a，由于薪酬的此种调节作用虽然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正如假设分析中所阐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抵消，因此，造成其最终的结果并不显著。而企业薪酬激励水平对管理者性别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影响也并不显著，H4b没有得到验证。笔者进一步考察了薪酬激励对于管理者特征与负向盈余管理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回归结果略去没有汇报。

(三)稳健性检验

篇3

统计学作为经济类、管理类学生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它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是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教师应当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高职高专教育和普通本科教学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本科院校在具体授课过程中主要以理论为主，而高职高专院校则以实践为主，强调学生学有所用。

前者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学习基础好、接受能力强的学生，而后者针对的对象则是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相对弱的学生，这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本文意在分析高职高专统计学教学的一些特点以及应该采用的教学方法。

一、用通俗简洁的语言进行教学

统计学是一门对客观实际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找出事物的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预测或决策的学科。它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一直被学生认为是枯燥而难学的课程。

传统的统计学教学过于注重统计指标的计算统计理论的演绎，使学生深陷繁复的计算中，对于如何运用统计方法和统计工具解决实际问题则很少讲到。教师在具体授课过程中一般都津津乐道于统计学基本概念的阐述和统计公式的推导，使用的语言都非常专业化、学术化。对一部分学生来讲，他们认为教师的语言是晦涩难懂的。由于高职高专院校招生分数相对较低，高职高专院校的生源质量与一般本科院校相比总体水平偏低，参差不齐异常突出。

针对这一现实状况，对高职高专学生的教学要用简洁、通俗的语言。这是高职高专教学最基本的要求。语言一定要简洁、通俗，只有这样才符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且这种语言形式要贯穿讲课的始终，不管是讲授统计思想、统计概念还是讲授统计公式。可以把公式具体化，删繁就简，挑选重点有代表性地着重讲解，而没有必要对每一个公式都推导其来龙去脉。还可以通过不断地举例来解释说明统计概念的实际意义，使学生活学活用。另外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应该多用些提问句、疑问句，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培养学生提问问题的能力。

教师还要和学生互动，一起探讨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统计学的灵魂在于与经济管理类各实质学科相结合，用统计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所以教师在讲课时可以与学生熟知或学过的课程联系，这样更加便于他们理解、掌握所学的统计学知识，并且能把所学过的知识融会贯通其中。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就是教师通过分析案例，激发学生参与讨论、分析，让学生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理解理论知识。这个方法在高职高专的授课过程中运用得非常广泛，普遍反映效果良好，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

在高职高专统计学教学过程中，使用案例教学法。

首先，要做好准备工作，就是精心选择适当的案例。所谓的适当是指：一要和所讲述的理论知识联系密切；二要难度适中，但要有综合性，不能只针对某个具体定义而编写，因为案例太容易就没有挑战性，不深入讨论就学不到东西，太难就会让一部分学生知难而退，不参与讨论；三是尽量选择学生感兴趣的题材，所选的案例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而不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其次，要组织好案例教学的课堂教学。教师的角色需要发生变化，要从教师的角色转化为一个普通学生，让自己参与其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放手让学生自由讨论。当学生提出问题时，不要直接作答，而是引导学生互答问题和辩论，让学生通过讨论、分析，自觉地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自觉地归纳总结。第三，还要注意在案例课结束以后，要让同学们写总结，把课上所运用的理论知识，在讨论中领悟到的东西，以及自己归纳总结的东西书面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好的教学效果。

三、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以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利用黑板、粉笔的教学模式。利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把授课重点转向过去传统教学顾及不到但实际上更加重要的方面，即从过去主要针对统计学概念和方法的理解转向使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各种统计方法的实际应用。

多媒体教学的关键是教学课件的制作。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作为教师应该自觉地学习并掌握教学课件的制作：

首先，要学会运用PowerPoint,并且充分运用PowerPoint的动画功能，这些动画功能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其次，由于运用多媒体演示课件或幻灯片信息的流量大、速度快，接受起来有些难度，学生可以不再记笔记，而是将不明白的作标记，课件可以让学生课下拷贝，以便于复习。

在教学实践中，还可以选择一些分析软件，例如Excel办公软件。Excel是《计算机文化基础知识》中的一部分，高职高专的课程普遍把《计算机文化基础知识》这门课程安排在大一上学期，而《统计学》这门专业基础课则安排在大一下学期或大二开设。所以在学习《统计学》时，学生都已对Excel的使用比较熟悉，在具体授课时教师只需把其中的统计分析功能介绍给学生，再演示一些实例，学生一般很快就能掌握，另外，还可以通过让学生操作来检查教学效果。

四、注重实践操作

高职高专教育是培养行业基层技术型应用人才的一种教育形式，因此，高职高专教学中实际操作技能培训的学时所占的比例相对高于普通的学历教育，即其教学目的应在于强化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技能。但是现实情况是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培养目标和普通本科院校的培养目标重叠，重理论轻实践，实际操作能力很差。

高职高专的学制一般为3年，而学生的基础较差，理论上也很难实现预期的培养目标。这使得很多高职毕业生难就业，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山东英才职业技术学院每个专业都建有相对应的实验实训室。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实验室，让学生通过上机操作来巩固所学知识。

此外，教师还要充分利用学校给学生联系的实训基地，让学生真正地接触现实，了解所学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还可以就具体问题，模拟问卷调查，从得到的调查数据里运用统计知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例如：工商管理专业在教学过程中就曾组织过学生就生活费的花费问题做过调查，在具体调查过程中考查学生都是用了哪些统计方法，效果很好。

参考文献：

姚波。建构以市场为导向的高职专业模式[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3,（2）.

篇4

2结果与讨论

2.1进水水质分布特性分析

天津市2012年全年污水处理厂进厂原水主要水质指标BOD5、CODCr、SS、NH3-N、TN和TP的统计分析结果和正态性检验。根据表1给出的Kolmogorov-Smirnov统计量、Shapiro-Wilk统计量、偏度和峰度结果，可以对各项水质指标的分布进行正态性检验，当样本容量N＜1000时，以Shapiro-Wilk检验为准。经过Shapiro-Wilk检验，各项水质指标显著性水平(Sig．，significancelevel)均小于0.05，表明各项指标不服从正态分布。从偏度和峰度系数可以看出，各污水水质指标的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均大于0，由此可判断各项水质指标数据分布均呈正偏态分布。因此，在数据统计时，对各水质指标分布的平均值、中间值及最频值分别进行了统计分析。表2列出了各月浓度中间值。

2.1.1进水BOD5分布特性

进水BOD5浓度逐月变化规律和概率。BOD5分布在20～360mgL，各月浓度平均值均大于中间值，各月中间值分布在95～140mgL，其中8月浓度最低，3月浓度最高。由表2可知，中间值最小值为98.0mgL，最大值为136.3mgL。进水BOD5平均值为125.2mgL，中间值为115.0mgL。概率分布较高的浓度范围在50～150mgL，其累积概率为75.8%，达到累积频率95%时，BOD5为253.0mgL。

2.1.2进水CODCr分布特性

进水CODCr逐月变化规律和概率分布，各月浓度中间值如表2所示。CODCr分布在30～900mgL，1—7月各月浓度平均值大于中间值，8—12月平均值小于中间值。各月中间值分布在280～370mgL，其中8月浓度最低，3月浓度最高。中间值最小值为283.0mgL;最大值为364.7mgL。进水CODCr平均值为334.5mgL，中间值为330.5mgL。概率分布较高的浓度范围在150～400mgL，其累积概率为77.1%，达到累积频率95%时，CODCr为575.0mgL。

2.1.3进水SS分布特性

进水SS浓度逐月变化规律和概率分布如图3所示，各月浓度中间值如表2所示。SS浓度分布在20～540mgL，各月SS浓度平均值均大于中间值，中间值分布在130～155mgL，随季节变化不明显。中间值最小值为134.3mgL;最大值为152.0mgL。从图3(b)可以看出，进水SS浓度平均值为162.6mgL，中间值为142.0mgL。概率分布较高的浓度范围在40～280mgL，其累积概率为89.3%，达到累积频率95%时，SS浓度为323.0mgL。

2.1.4进水NH3-N分布特性

进水NH3-N浓度逐月变化规律和概率分布，各月浓度中间值如表2所示。NH3-N浓度分布在5～90mgL，各月浓度平均值均大于中间值，中间值分布在15～30mgL，其中8月浓度最低，5月浓度最高。中间值最小值为15.6mgL;最大值为28.3mgL。进水NH3-N平均值为26.0mgL，中间值为24.0mgL。概率分布较高的浓度范围在5～50mgL，其累积概率为93.9%。

2.1.5进水TN分布特性

进水TN浓度逐月变化规律和概率分布如图5所示，各月浓度中间值如表2所示。TN浓度分布在3～85mgL，各月中间值分布在20～35mgL，除2、4、5月以外，各月浓度中间值均小于平均值。其中8月TN浓度最低，3月浓度最高。中间值最小值为23.5mgL;最大值为33.6mgL。进水TN平均值为33.6mgL，中间值为30.0mgL。概率分布较高的浓度范围在6～66mgL，其累积概率为97.1%。

2.1.6进水TP分布特性

进水TP浓度逐月变化规律和概率分布。TP浓度分布在0.5～20mgL，各月中间值分布在3～5mgL，各月浓度中间值均小于平均值。其中8月TP浓度最低，4月和5月浓度最高。中间值最小值为3.4mgL;最大值为4.2mgL。进水TN平均值为4.2mgL，中间值为3.8mgL。概率分布较高的浓度范围0～7mgL，其累积概率为95.7%。

2.2进水水质指标相关性分析

污水中污染物的组成非常复杂，分析各污染物间相关性，了解各污染指标间的相关程度，可以减少监测次数与项目，还可保证监测数据的真实可靠性。针对污水处理厂2012年全年进水水质指标BOD5、CODCr、SS、NH3-N、TN和TP，采用最小二乘法对监测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确定各指标间的一元线性关系是否存在，建立回归方程，得到各污染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各指标间的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R2)。各项指标间线性相关关系均较好，除CODCr与TN的相关关系相对弱些(R2=0.893)之外，其他指标间R2均大于0.900，其中BOD5与TP相关性最为显著，R2为0.983。由此可见，天津市污水中污染物组成相对稳定，无明显剧烈变化，监测结果也没有明显突变，各水质指标间的相关关系也较为稳定和显著。

2.3进水营养物质的比例关系

2.3.1进水BOD5CODCr

污水处理中常用BOD5CODCr来衡量污水的可生化性。当BOD5CODCr为0.4～0.6时，污水可生化性较好，适应于生物处理，当BOD5CODCr为0.2～0.4时，表明污水中存在难生物降解性污染物，当BOD5CODCr＜0.1时，可生化性差，必须进行预处理后才可进行生化处理。BOD5CODCr为0.05～0.9，平均值和中间值均为0.4，全年BOD5CODCr分布在0.4～0.6的概率为39.4%，分布在0.2～0.4的概率为50.2%，BOD5CODCr＜0.1的概率为1.0%，说明天津城市污水可生化性较好，虽然存在一定的难生物降解性污染物，但仍适应生物处理。

2.3.2进水BOD5TN

反硝化反应的顺利进行需要有充足的碳源，如果碳源不足会严重抑制反硝化反应，降低系统总氮去除率;相反如果进水碳源过高会增加系统耗氧量，严重抑制硝化反应，降低硝化效率，相应系统总氮去除率也不会太高，因此需维持进水的BOD5TN。一般来说，当污水的BOD5TKN为4～6时，可认为碳源充足。BOD5TN的概率分布如图8所示。由图8可见，BOD5TN的平均值为4.5，中间值为3.8，BOD5TN＜4的概率为54.4%，分布在4～6的概率为28.7%，表明多数情况进水反硝化碳源不足，应注意合理控制外碳源投加量。

2.3.3进水BOD5TP和TNTP

污水的BOD5TP是评价采用生物除磷是否可行的主要指标。进水的CP必须足够高(特别是聚磷菌厌氧条件下)。若该比值过低，聚磷菌在厌氧池放磷时释放的能量不能很好地被用来吸收和贮藏溶解性有机物，影响该类细菌在好氧池的吸磷，从而使出水磷浓度升高，一般认为BOD5TP＞20有较好的磷去除率。比值越大，才能保证聚磷菌有着足够的基质需求，除磷效果越好。BOD5TP的概率分布如图9所示。BOD5TP平均值为36.4，中间值为35.1，BOD5TP＞20的累积概率为77.9%，表明进水在大多数情况下均可以满足生物除磷的需求。一般来说，当污水中BOD5∶N∶P达到100∶5∶1时，即可满足微生物生长对氮、磷的需求。由图10可以看出，TNTP平均值为9.7，中间值为9.1，分布在5～15的概率为73.6%，且TNTP＞5的概率为81.6%。由BOD5TP和TNTP值可以判断，氮磷可满足微生物生长的需求。

3结论

(1)天津市污水中BOD5、CODCr、SS、NH3-N、TN和TP全年浓度均呈正偏态分布，月中间值分布在95～140、280～370、130～155、15～30、20～35和3～5mgL。各污染指标随季节变化呈现出较一致的规律性。

篇5

如表1，反映2004年至2009年我国建筑企业部分指标的发展情况。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建筑企业单位数从2004年的59018个发展到2009年的70817个，虽然在2005年有所下降，但是总体趋势都在增加；从业人员从2004年的2500.3万人发展到2009年的3672.6万人，增加比例都在上升，总体的从业人员也在不断上涨；行业总产值从2004年的29021.45亿元到2009年76807.74亿元，增加61%，年均增长率约为10%；再从建筑行业利润总额看，增长速度很快，从2004年的7192468万元增加到2009年27187552万元；从企业劳动生产率指标看，从2004年20887元/人到2009年37640元/人；利税总额从2004年16554384万元增加到2009年53724409；企业增加值从2004年的56157837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156198171万元。

二、我国建筑企业知识型员工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首先，通过对我过建筑企业知识型员工159份有效问卷按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工龄、岗位特征做一个人口统计情况分析，如表2所示：

从性别分布来看，159名被调查者中大部分是男性员工，占据66.0%的比例，女性员工只有54人，占据34.0%的比例。这种分布显著反映了目前建筑企业的知识型员工男性多于女性比例的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行业的环境和工作属性特殊性的原因，符合了客观实际情况。

从年龄分布来看，A建筑企业知识型员工主要集中在35以下年龄段，分别占据78.0%，说明大部分员工年龄偏小，年老员工引进方面很少。这与该企业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的因素有关。

从学历分布来看，本科学历的知识型员工占据47.8%的比例，占接近总人数的一半，其次是大专学历员工占据28.3%，而研究生及以上和高中（中专）的学历的员工少。这反映了建筑企业知识型员工的学历层次偏高，这与建筑企业工作信息化和项目准确化的需求因素有关。

从婚姻状况分布来看，已婚和未婚的知识型员工占据的比例相当，分别占据50.9%、49.1%，这与该行业的发展情况有关。

从工龄分布来看，1年-5年知识型员工分别占50.3%，占据一半的比例，6年-10年占据14.5%，说明A建筑企业的处在发展阶段，大部分知识型员工都是最近10年引进的。

篇6

【中图分类号】 R 179 G 479 B 8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03-0232-03

我国近年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以上，机动车拥有量高速增长，道路交通事故（Road Traffic Accident, RTA，下称交通事故）亦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交通事故也日益成为影响中学生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部分地区甚至已成为导致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2-3］。有研究报告，中小学生年交通伤害发生率高达10.05%，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4］。本研究以横断面研究方法描述中学生交通安全知识、态度和行为特征，为预防控制中学生交通事故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抽取济南市区7所中学（4所初中，3所高中）在校学生8 920名为研究对象。共回收问卷8 861份，其中有效问卷8 524份，有效应答率为95.6%。男生4 128名，平均年龄(15.6±1.8)岁；女生4 396名，平均年龄(15.6±1.8)岁。

1.2 方法 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方法，调查员在班主任的陪同下进入班级，介绍研究目的和意义，并发放交通安全知信行问卷。学生填写完毕（20～30 min）后，由调查员当场回收。

交通安全知信行问卷中有关知识部分由32个问题组成，分为一般安全知识、步行安全知识、骑车安全知识和乘车安全知识等4个方面。4个方面的得分为对应题目得分的总和，满分分别为20，11，12，11分，总分为54分。各项交通安全知识的合格率以平均得分减1个标准差(x-s)为合格。

1.3 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 数据资料采用EpiData 3.0软件录入，应用SPSS 10.0软件包进行资料的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交通安全知识 男、女生各项交通安全知识平均得分都在75%以上，除步行安全知识外，其他各项平均得分女生均高于男生，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92，4.60，7.52，4.97，P值均＜0.01），见图1（由于各项安全知识的满分不一致，故图中所示得分为实际平均分转换为百分制后的得分）。除步行安全知识以外，女生各项交通安全知识合格率均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46，31.67，64.00，33.33，P值均＜0.01)，见图2。

按性别分层后，同性别不同年级学生各项交通安全知识合格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男=49.64，24.34，12.68，16.12，30.14，χ2女=49.18，30.94，13.32，26.27，34.46，P值均＜0.05)。除骑车安全知识以及男生乘车安全知识以外，其他各项交通安全知识合格率均随年级升高呈上升趋势，经趋势χ2检验显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男=8.28，13.25，4.49，χ2女=17.51，4.34，4.66，9.95，P值均＜0.05)。

2.2 交通安全相关态度 90%的学生认为交通安全教育对预防交通事故非常重要，女生比例高于男生；70%的学生认为交通安全教育是减少交通违章最有效的措施，女生比例略高于男生；认为交通事故的原因在于中学生自身的比例女生高于男生；对中学生责任事故原因认识上，更多的女生认为原因在于不遵守交通规则。见表1。

按性别分层比较，不同年级男生对交通安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年级越低，认为交通安全教育很重要的比例越高，经趋势χ2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5，P=0.020)；不同年级女生对交通安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17，P 0.006)，尽管年级越低认为交通安全教育很重要的比例越高，但经趋势χ2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04，P 0.152)。随着年级升高，男、女生认为交通事故原因在于中学生自身的比例下降，而认为原因在于驾车或骑车的对方以及交通管理者及其他的比例上升，经趋势χ2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5.42，14.20，P值均＜0.05)。随着年级的升高，男、女生认为中学生责任事故原因在于中学生不懂交通规则的比例降低，而归因于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比例增高，经趋势χ2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29.44，25.35，P值均＜0.05)。 br>

2.3 交通行为 10.8%的学生每周违反交通规则次数在5次以上，男生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3.83，P=0.000），见表2。

男生各种交通违章行为的比例均高于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男、女生排在前3位的违章行为均为骑自行车带人、闯红灯、边骑车边听耳机。见表3。

按性别分层后，除“骑自行车双手离把”女生不同年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项交通违章行为年级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且随着年级的增高，男、女生各种交通违章行为经常发生的比例呈上升趋势，经趋势χ2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调查还发现，有28.2%的男生承认骑过摩托车，女生为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97.24，P=0.000）；11.3%的男生驾驶过机动车，女生为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71.60，P=0.000）。

3 讨论

中学生各项交通安全知识平均得分在75%以上，说明总体上中学生对交通安全知识各方面有较好的了解。但不同性别和年级的学生交通安全知识的掌握情况有所不同，女生优于男生，高年级学生优于低年级学生。上述结果和李延红等［5］研究结果相似。儿童青少年随着年级/年龄的增加，认知能力提高，接触到的知识和信息更趋丰富，交通安全知识随年级/年龄增高的现象符合其认知发展规律。性别之间的差异可能为：女生认为交通安全教育很重要的比例较高，因而对交通安全教育更加重视，平时会更注意交通安全相关知识和信息；女孩家长在交通安全教育和监护方面更加重视和积极［6］。上述结果提示，在交通安全教育中，应对低年级中学生以及男生有所侧重。

对待交通安全态度上，多数学生的态度比较积极、正确，性别、年级分布特点表现为女生和低年级学生更重视交通安全教育，更倾向认为交通事故原因在于中学生自身，认为责任事故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不遵守交通规则，说明女生交通安全态度优于男生，低年级优于高年级学生。李延红等［5］曾报道，中小学生交通意外伤害信念女生优于男生，年龄分布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情况，即10～岁和12～岁年龄组较好，7～岁和15～岁年龄组较差，其中15～岁年龄组最差。

研究发现，10%～20%的中学生不遵守交通规则［7］，女生交通行为表现优于男生，低年级学生交通正确行为明显高于高年级学生，且随着年龄组增高，交通错误行为呈上升趋势［5］。本研究中，约80%的学生每周违反交通规则的次数在2次以下，说明多数学生很少违反交通规则。男生各种交通违章行为经常发生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女生，且随着年级的增高，男、女生各种交通违章行为经常发生的比例均呈上升趋势。关于年级和交通危险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有研究认为，青少年各项骑车危险行为基本随年级升高而降低［8］，可能与研究对象中的高年级学生为大学生，而和其他青少年相比，大学生的文化等素质更高，因而交通行为更规范有关。男、女生经常发生的前3位交通违章行为依次为骑自行车带人、闯红灯、边骑车边听耳机。

上述中学生交通安全知信行的研究结果揭示出一种矛盾的现象，即中学生随着年级的增高、交通安全知识提高的同时，交通行为以及交通安全相关态度却向相反方向发展，变得更差和更消极。上述知识、态度和行为随性别和年级变化特征，可能与男、女生理心理特点以及随年龄增高自我意识增强、性格更趋向叛逆有关。国外相关研究发现，儿童道路安全知识的提高不会必然引起行为的改善［9］，教师和家长必须区分清楚儿童道路安全知识和行为的关系，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懂得多的孩子就一定更安全。

此外，调查还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男生骑过摩托车，甚至有11.3%的男生驾驶过机动车。有数据表明，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和私人汽车保有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私人轿车数量增长率最高，已占全国汽车总量的20.20%［1］。这意味着汽车将大量涌入家庭，更多的中学生有机会尝试驾驶机动车，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中学生驾驶机动车引发的事故可能会快速增加。

(致谢：感谢济南市教育局及有关中学师生在研究中提供的无私帮助！)

4 参考文献

［1］ 王正国,尹志勇,肖凯.我国2002～2003年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华创伤杂志,2004,20(11):641-644.

［2］ 韩晓军,朱静,蒋庭魁,等.浙江省1995～1998年0～14岁儿童意外伤害死亡分析.疾病监测,1999,14(11):428-429.

［3］ 张佩斌,陈荣华,邓静云,等.江苏省1994～1995年0～14岁儿童意外死亡前瞻性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8,19(5):290-293.

［4］ 王旭霞，何庚声，郝爱华, 等.甘肃省中小学生道路交通伤害流行病学分析.疾病监测,2004,19(9):353-355.

［5］ 李延红,卢伟,周顺福,等.上海市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的现况调查.环境与职业医学,2002,19(3):155-159.

［6］ ZEEDYK MS, KELLY L. Behavioural observations of adult-child pairs at pedestrian crossings. Accid Anal Prev, 2003,35(5):771-776.

［7］ 郭亚文,徐大麟,周祖华,等.上海市静安区中学生健康相关行为监测结果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006,27(4):334-336.

篇7

【中图分类号】 R 395.6 G 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0)05-0554-03

Working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order/LIU Jian*, DUAN Hai-hong, WANG Yong-guang, et al. * Hangzhou No.7 People's Hospital, Hangzhou(31001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working memory and executive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order,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effective intervention and training. Methods 33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order were recruited from 607 students of grade 3-5 by using PRS and PSMATs, then 30 healthy controls were matched according sex, age and grade. Both the LD children and the control were examined with Working Memory Test and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 The results were then compared between LD and healthy control.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 the space reaction time was less than the LD children, but the correct percentage of speech memory test in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LD group(P

【Key words】 Learning disorders;Memory;Aptitude;Comparative study;Child

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ies, LD)儿童是指智力正常儿童在阅读、书写、拼字、表达、计算等方面的基本心理过程存在1种或1种以上的特殊,推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某种功能障碍所致。目前有关LD发病率的报道差异很大,为3%～28%。国内静进等[1]的报道为6.6%,男女比例为4.3∶1。

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WM)[2]是一种同时对信息进行储存和加工的容量有限的暂时记忆系统,是高级认知功能的基础,它包括短时储存(short-term storage)和执行加工(executive process)2个成分,与语言理解能力、注意及推理等联系紧密。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是一种重要的高级认知加工过程,是为了实现一项特殊目标而将不同的认知加工过程灵活地整合起来、协同操作的功能。许多研究显示,阅读困难(reading disabilities, RD)儿童与阅读正常儿童之间在阅读、写作以及其他认知功能方面的差异可以归因于WM的缺陷。数学困难则常表现出与执行加工、策略选择以及算法知识等高级技能有关的WM缺陷。本研究旨在探索学习障碍儿童的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特征,在教育过程中进行有效的干预和训练,提高学习障碍儿童的认知能力, 为改善他们的学业提供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杭州市西湖区2所普通小学,对三至五年级的在校学生,共计607名进行整群调查筛选,其中男生288名(47.4%),女生319名(52.6%);三年级学生188名(31%),四年级学生220名(36.2%),五年级学生199名(32.8%)。

1.2 工具

1.2.1 学习障碍筛查量表(PRS)[3] 该量表原为美国Myklebust编制,由言语和非言语2个类型5个成分共24个题目组成。分为5个分测验(理解记忆、语言表达、时空知觉、运动能力和社会行为)和言语部分、非言语部分、全量表总分3个部分。以言语得分在20分以下、非言语得分在40分以下为筛查标准。

1.2.2 小学生多重成就测验(PSMATs)[4] 是由范晓玲和龚耀先教授编制的,适用于四至六年级小学生,评定小学生相对学业水平,分为语文分量表(注音、词汇、阅读、语法、文学常识)和数学分量表(数概念、数运算、数应用、几何、数推理),研究显示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3 再认测验 采用计算机呈现方式。(1)言语再认作业:预警信号500 ms后,依次呈现5张图片各500 ms,图片中有1个汉语数量词,从一至十随机选,间隔3 000 ms后呈现第6张图片500 ms,图中有1个汉语数量词,要求被试立即判断是否与前张图片中有相同的数量词,如相同,按右侧反应键;不相同,按左侧反应键。(2)空间再认作业:预警信号500 ms后,随机呈现5个9方格围棋盘图片,中间有1粒围棋子,位置不同。每个图片呈现500 ms,第5个图片后延迟间隔3 000 ms,又呈现第6张,要求被试判断是否与前5张相同。如相同按右键;不相同按左键。进行实验时按言语再认作业空间再认作业顺序进行。完成一个作业后休息5 min。

1.2.4 Wisconsin卡片分类测验[5] 采用威斯康新卡片分类测验-简化版(Modified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M-WCST):共有52张卡片,包括4张指示卡片和48张分类卡片,被试者根据指示卡片对分类卡片进行分类,分类规则有颜色、形状、数量3种,测试者不能告诉被试者分类规则,但是会告诉其分类正确与否,被试可根据主试的反应来推测应按何种原则分类;连续6次某种分类正确则指示其转入另一种未知分类规则。记录分类正确数、错误数、持续错误数、随机错误数、正确分类数和概括水平。持续错误数可以反映工作记忆、选择性注意、概念形成、转换和可塑性等方面的问题,与额叶抽象概念的转移、颜色、图形知觉、认知弹性有关。

1.3 方法 2007年5-12月对2所学校的三至五年级607名小学生整群进行小学生多重成就测验(PSMATs)的评定,同时由班主任老师对每个学生进行学习障碍筛查量表(PRS)的评定,根据2个测验的评定成绩进行初步筛选,符合筛选标准的:PRS量表言语得分在20分以下、非言语得分在40分以下者或PSMATs测验成绩低于同年级2个标准差的作为可疑学习障碍儿童。可疑学习障碍的儿童由专业精神科医生,根据DSM-Ⅳ诊断标准:A、存在某种特定学校技能障碍的证据,标准化学业成就测验评分明显低于相应年龄和年级儿童的正常水平,或相应智力的期望水平,至少达2个标准差以上;B、特定学校技能障碍在学龄早期发生并持续存在,严重影响学习成绩或日常生活;C、不是由于缺乏教育机会、神经系统疾病、视觉障碍、听觉障碍、广泛发育障碍或精神发育迟滞等所致。排除标准:(1)学习经历正常,不是因为缺乏正常的教育机会所致;(2)排除精神发育迟滞,智力测验IQ≥70;(3)检查无明显的视觉、听觉障碍;(4)不是继发于情绪障碍,注意力多动障碍及器质性脑病。根据以上标准进行个别访谈,确定研究组样本。确定的研究组样本,在经过儿童家长和本人知情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时在正常学生中随机选择年级、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的学生入组作为正常对照组。最终确定研究组儿童33名,正常对照组儿童30名。采用盲法,针对以上入组小学生进行言语和空间再认测验和威斯康星卡片分类(WCST)测验。

1.4 实施和质量控制 整个研究过程,采用标准化评定工具,施测人员均经过专业培训,同时对班主任老师也进行课题评定量表的讲解和培训,每所学校有1名心理健康老师协助开展筛选和评定工作,这些可以较好地保证研究项目的顺利实施。

1.5 统计分析 全部资料均在SPSS 11.5统计软件包上处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比较研究组与对照组儿童在认知功能、工作记忆测验成绩差异。

2 结果

2.1 小学生PSMATs和PRS得分 不同年级小学生多重成就测验(PSMATs)和学习障碍筛查量表(PRS)的评定结果见表1。

2.2 学习障碍儿童的检出情况 根据学习障碍筛查量表(PRS)的筛查标准,言语得分在20分以下或非言语得分在40分以下的人数共有40人,其中,男生22人,女生18人,总检出率为6.59%。根据小学生多重成就测验(PSMATs)的语文、数学得分,低于2个标准差的人数共有29人,总检出率为4.8%。对以上筛选的学生进行访谈诊断,确定了33人作为研究样本,占总人数的比例为5.4%。

2.3 研究组与对照组间威斯康星卡片测验(WCST)成绩比较除随机错误数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他正确反应数、正确分类数、概括力水平对照组均高于研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2.4 研究组与对照组工作记忆再认测验成绩比较 对研究组和对照组间的再认测验成绩比较显示:空间再认反应时对照组显著低于研究组(P0.05);言语再认正确率对照组显著高于研究组(P0.05),见表3。

3 讨论

3.1 学习障碍儿童诊断与筛选 学习障碍的诊断与评估,除了收集详尽的病史资料和进行临床检查以外,国际上一般都采用标准化、个体化学习技能或成就测验,结合智力测验来进行诊断。美国Mylebust 1981年编制的学习障碍筛查量表(PRS)已经翻译成多国版本,国内静进、周平教授分别以英文、日文修订版的学习障碍筛查量表(PRS)作中国化修订,显示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目前,国内还没有应用广泛的学业成就测验和学习技能诊断测验,范晓玲教授编制了三至六年级小学生多重成就测验(PSMATs)[4],进行了初步研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程灶火教授[6]编制了小学生学习技能诊断测验,初步研究显示了一定的信、效度指标,这些评定工具的修订和编制,对于学习障碍儿童的临床评估诊断,具有良好的支持作用。

本研究采用PRS和PSMATs测验进行较大样本的筛选,在筛选基础上再进行访谈诊断,确定了33人作为学习障碍儿童,占总人数的比例5.4%,与有关LD发病率的报道相类似。

3.2 学习障碍儿童的认知功能研究 大量研究发现,儿童的WM能力与其学业成绩密切相关,多数研究认为RD儿童的言语WM能力显著低于视空间WM能力,这一差异被认为是RD儿童语音储存系统缺陷所致[7-8]。数学困难则常表现出与执行加工、策略选择以及算法知识等高级技能有关的WM缺陷。研究结果显示,再认测验中空间再认反应时成绩研究组高于对照组,言语再认反应时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言语正确率研究组低于对照组,而空间再认正确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析原因,可能由于本研究的空间再认测验难度要高于言语再认测验,在反应时方面研究组花费了较多的时间进行再认加工,使得空间再认正确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对容易的言语再认测验中2组反应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从而造成正确率研究组低于对照组。

Grant和Berg编制了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验(WCST)[9],测验可以发现儿童对刺激卡片和目标卡片的相似性抽取能力;目标卡片的维度改变后,儿童抑制先前规则以发现新规则的能力。因此一些研究中发现儿童不能灵活转换的持续性错误,通常被认为是维度改变前所形成的规则成为抑制新规则的优势规则,工作记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研究WCST测验成绩比较除随机错误数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他正确反应数、正确分类数、概括力水平对照组均高于研究组(P值均

本研究入组的样本仍偏少,今后继续扩大样本,针对学习障碍儿童的亚型进行认知功能特征的研究。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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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程灶火,陶金花,刘新民,等.学习技能诊断测验的初步编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5):44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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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EELER ML, SWANSON HL. Does strategy knowledge influence working memory in children with mathematical disabilities? J Learning Disab, 2001,34(5):418-434.

篇8

音诗画的交响。电视散文的形式美是受观众喜爱的基本原因。无论是对自然山水的礼赞、对人间真情的歌颂,还是对历史遗迹的感怀,观众总能从亦真亦幻的画面、隽永的语言和舒缓曼妙的音乐的交相辉映中,进入某种物我交融的意境,感受博大的人文精神。其实欣赏电视散文,从形式美上说是欣赏音诗画的交响。

音诗画本是三门独立的艺术,三者意境相通,但无论哪一种艺术都既有其优势又有其局限。画面塑造的形象具体可感,但单纯的一幅画又往往难以让人理解物象的延展性意义和它的深层内涵;诗表现的形象空灵、深邃、意蕴悠长,许多用画刻意表现的情感、风骨只需一两句诗就把它点化了,可单纯的诗毕竟又会因缺少义理的凭借,或者欣赏者文学素养的限制而影响其审美效果;音乐表现的形象常常令人陶醉,但用音乐来表现具象是不现实的,可它的非语义性和表现性,又使它在表演艺术和像电视这样的综合艺术的许多领域,成为不可或缺的情感催化剂。但是要把这三种艺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中创造出新的艺术,就不能不对这三种艺术各自的特点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以便扬长避短、合而为一,通过综合运思,实现音诗画的交响。音诗画的融合,最难处理的是诗与画的关系。电视的先天优势是记录实在的影像,而散文表现的许多是作者意念中的形象。这一实一虚怎样融合?作者认为应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两者融合才和谐。

电视散文本来就是诗与画的延伸,二者的创作规律是相通的。除了勾连情节必不可少的叙事性语言外,电视散文的创作,应尽可能避免对事物表象的直接描摹,努力挖掘事物的深层内涵,表现由联想牵出的意向,才能实现与画面语言的呼应与自然对接;电视画面的拍摄,除了展示客观环境必不可少的场景外,也只有尽量摒弃对具象原生态的实录,转向对隐含意蕴的虚像的创造,实现与文字元素的“虚里接”,才能使两者水融,共同营造开启情感阀门的意境。如作者的山水吟《在水一方》――石漫滩水库掠影曾经获得本台组织的风光片大赛优秀作品奖。

石漫滩水库的美景许多电视媒体都拍过,把它作为融山水于一体的美景名胜来赞美,而《在水一方》的创作却融入了作者和摄像记者敏锐的美感感知力,从石漫滩水库山水系列的表象中,体悟到了“农家山水的本真”,画面中薄雾里的鸡鸣、农家袅袅的炊烟、湖面荡舟的渔人等多个场景,使得《在水一方》具有了浓郁的农家山水特性,声画效果产生的丰富联想,引导观众思绪超出屏幕之外的天地,让人浮想联翩,超出文字解说之外的联想。这种本真的审美价值和蕴涵的人文精神在本片中显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也使得本片回味悠长。

同期声的完美运用。电视诗歌散文是各种艺术表现手段的有机组合:有字幕――作者的文稿,有解说词――诗歌散文的朗诵,有画面――自然景观、作者的行动、生活场景,有同期声――使观众身临其境,有音乐――抒发更深层次的情感。这种表现手法的组合,构成了电视诗歌散文的丰富多彩、意蕴深远。在越来越多的电视诗歌散文作品中,同期声成为其声音的主题构成。大量同期声的运用,使以叙述为主题的电视诗歌散文呈现出鲜明的纪实风格。

同期声使电视散文具有感染力。在电视诗歌散文作品中,运用好同期声能打破音画对位的单一模式,增强电视诗歌散文的现场感和感染力,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真实感,增添了表情达意的效果。在抒情写意的片子中,同期声的运用使得人们对事物的感受更加细腻。由于片子加入了未加修饰的同期声,就引起了作品声画内部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状态,产生了新的电视声画的整合机制,从而更加自然、更加本质地表现出生活的原态。如在电视散文《用爱倾听》的创作中,我们通过运用同期声和大量的现场声来表现片中的真挚情感。该片通过细腻的手法讲述了一个收养聋哑女童并努力使她接受教育的感人故事,歌颂了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女间平凡真挚的爱。但片中通过同期声的巧妙运用,透过聋哑女童稚嫩的脸庞以及呀呀的学语声来展现。慈爱的母亲一遍遍一声声,不厌其烦的手势、话语昭示了一位母亲伟大的爱。当聋哑女童的一句“妈妈”脱口而出时,流泪的岂止这位母亲,同期声的魅力也同时打动了观众的心。这画龙点睛的同期声和母女间的普通生活场景现场声无疑是片中的重点和亮点。通过声音的叙述、画面的描写,使电视散文的声音和画面达到了“声画”一体的效果,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同期声增强了电视散文的叙事功能。电视散文大多采用幕后解说,叙述时间的发展过程、描述人物内心活动、抒发作者的主观感情、揭示事件蕴涵的意义。而随着同期声在电视散文中的大量运用,不仅改变了电视散文以解说为主的状况,同时也带来了电视散文中纪实语言的革命。在有些电视散文作品中同期声的使用,部分甚至全部承担了电视散文中的叙事功能。在电视散文《过年》中,大量运用小镇父女做年夜饭、舞龙舞狮和小镇的戏台表现家乡过年的热闹情景,从而表现了家乡古老的年俗和浓浓的乡情,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

篇9

描述和评价一个网站通常应使用流量特征指标、链接特征指标和速度特征指标等三大特征指标，其中流量特征指标包括访问量、点击率;链接特征指标包括总网页数、总链接数、外部链接数、外部网络影响因子和链接到网站的站点数;而速度特征指标则包括网站建设速度、网站利用效率和网站平均显示时间。通过特征指标的比较，可以判断不同网站品质的高低。本文将运用统计软件SPSS对两广地区（广东与广西）的大学网站三大特征指标的数据分布规律进行比较研究，确定两地区大学网站的异同，以此为网站建设战略的选择、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指标

研究对象：本文将网站――中国精彩网址（）所的广东地区的大学和广西地区的大学的网站作为研究对象，广东地区用1表示，广西地区用2表示。

研究指标：基于可行性的考虑，本文将访问量、点击率、总网页数、总链接数、外部链接数、外部网络影响因子、网站建设速度、网站利用效率作为研究指标，共8项。访问量：此值是测度网站受欢迎程度的有效指标;点击率：网站的信息内容及服务对用户的吸引力越大，此值愈大，总网页数值越大，说明网站的规模和信息量越大;总链接数：包括内部链接量和外部链接量，内部链接量反映网站的自组织能力，外部链接量则反映网站的影响力;外部链接数：此值反映的是网站利用程度的高低和影响力的大小;外部网络影响因子：是测度网站影响力的最佳指标之一;网站建设速度：反映网站的建设速度;网站利用效率：量度网站利用效率和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

二、指标数据获取工具和方法

访问量、点击率的数据是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发起，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中搜提供技术支持的国家级互联网网站排名项目“中国网站排名网（.cn）”的“三月平均访问量”和“三月平均点击率”来获取。

总网页数、总链接数、外部链接数的数据通过搜索引擎AltaVista获取，以中山大学为例，检索式分别为：

Host：

Link：

Link： -Host：

外部网络影响因子的数据由检索得到的外部链接数与总网页数相除得到。

网站建设速度、网站利用效率的数据则是通过使用“互联网档案馆（） ”的“Way Back Machine（时光倒流机器） ”获取其相对年龄，然后用总网页数和总链接量分别与之相除得到。

各个特征指标的统计特征值通过统计分析工具SPSS16.0获取。

网络具有很强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为了减小由此带来的数据误差，我们争取在两天内完成了数据的搜集

三、研究思路

本研究依照下面思路进行：

⒈获取特征指标的数据（限于篇幅，文中不显示这些数据）。方法和工具如上所述。

⒉填充缺失值：使用SPSS的菜单“TransformReplace Missing Values……”进行。基于很多的原因，通常我们在研究中收集到的数据并不能完整，部分记录存在缺失数据的情况，即存在空白数据，为了方便进行统计分析，需要将这些缺失值填充替代，以便形成完整的数据序列。SPSS提供了很多种填充缺失值的方法，本研究选用Series mean法，即采用变量所有的非缺失值的均值对缺失值进行填充。

3.获取特征指标的统计特征值：使用统计分析工具SPSS的菜单“AnalyzeDescriptive StatisticsExplore……”进行。在统计学中，对数据分布的规律，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描述和测度：一是分布的集中趋势，即反映各数据集中在什么水平上;二是分布的离散程度，即反映各数离开中心值的趋势;三是分布的偏态和峰度，即反应数据分布的形态特征。集中趋势是指一组数据向某一点集中的情况，测度集中趋势也就是寻找数据一般水平的代表值或中心值，常用的度量集中趋势的特征值有数值平均数（算术平均数、调和平均数、几何平均数）和位置平均数（中位数）。离散程度是指一组数据差异程度的情况，常用的度量离散程度的特征值有全距、平均差、标准差和离散系数。偏态和峰态是指一组数据分布的形状是否对称，偏斜的程度以及分布的扁平程度，常用的度量偏态和峰态的特征值有偏度和峰度。本文选取了算术平均数、最小值、中位数、最大值、全距、标准差、离散系数、峰度和偏度等9项统计特征值用于对特征指标的数据分布规律的描述，SPSS的输出结果见下表。

⒋绘制特征指标的数据分布的频率直方图：使用SPSS的菜单“GraphsHistogram……”进行。在统计学中，为了直观和形象地显示某个变量的数据分布规律性，通常会使用图形。统计学中使用的图形类型很多，本研究选择使用频率直方图 （限于篇幅，图略去），其中横轴表示所考察的特征指标，并标出各区间上、下限，纵轴表示频率，以每一组区间为底，以该区间上的频率为高画一个长方形。

5.绘制P-P概率图，确定特征指标的分布函数：使用SPSS的菜单“AnalyzeDescriptive StatisticsP-P…[2] [3]”进行。在统计学里，通常会利用P-P概率图来确定一个变量的分布函数。所谓P-P概率图，是以变量的累计概率为横轴，以指定理论分布的理论累计概率为纵轴描出的散点图。如果待确定变量来自于指定理论分布总体，则所有的点分布在一条直线附近。本研究分别以13种的概率分布，即Beta（贝塔分布）、Chi-square（卡方分布）、Exponential（指数分布）、Gamma（伽玛分布）、Half-normal（半正态分布）、Laplace（拉普拉斯分布）、Logistic（逻辑斯谛分布）、Lognormal（对数分布）、Pareto（帕雷托分布）、Student t（t分布）、Weibull（威布尔分布）、Uniform（均匀分布）对两地区大学网站的各个特征指标进行拟合，确定其数据分布函数。（限于篇幅，图略去）

6.分析数据，对比研究。

7.得出结论。

四、数据分析及对比研究

⒈从表和频率直方图我们发现两地区的大学网站八个特征指标的数据分布都不符合正态分布规律。无论是广东地区还是广西地区，其大学网站的八个特征指标的数据算术平均数均大于中位数，峰度全大于0。除点击率外，所有特征指标的数据的分布偏度均大于1。

⒉从图P-P概率图发现，只有用对数正态分布对所有特征指标的数据进行拟合，P=P概率图上所有的点才呈现分布在一条直线附近。

⒊流量特征指标的对比研究。广东地区的大学网站平均访问量为24.24人/百万人、平均点击率为4.89页/人，而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两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13.24/百万人和4.51页/人，根据两地区的大学网站的两项指标之间的差距，我们能很确切地指出，广东地区的大学网站的受欢迎程度和信息内容及服务对用户的吸引力要高于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不过，广东地区的大学网站访问量的离散系数要远高于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的。从这一点看，广东地区不同的大学网站的受欢迎程度差异要远大于广西地区的。

⒋链接特征指标的对比研究。①广东地区的大学网站总网页数的平均值为5353.53，离散系数为1.67，而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同样指标的平均值为5589.35，其离散系数是1.29，说明广东地区的大学网站平均规模和信息量相对要小一点，但是广东地区不同的大学网站的规模的差异较之广西地区的要大。②广东地区的大学网站总链接数、外部链接数、外部网络影响因子平均值分别为3465.04、2478.20与3.35，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上述特征指标的平均值为2180.18、1352.78与0.63，在绝对量上，前者分别是后者的1.6倍、1.8倍与2.2倍，两者具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表明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在自组能力以及影响力方面较之广东地区的要逊色许多。广东地区的大学网站总链接数的离散系数要小于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的，而另外两个指标的离散系数就要高于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的，这样的差异说明广东地区不同的大学网站自组能力差异要小于广西地区不同的大学网站，但就影响力而言，广东地区不同的大学网站的差异相对广西地区的要大，

⒌速度特征指标的对比研究。广东地区的大学网站网站建设速度、网站利用效率平均值分别是112.13与42.33，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同样的特征指标平均值为77.30与25.88，两者具有显著差异，这些差异说明广东地区的大学网站建设速度较之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的要快，利用效率相对也高。两指标的离散系数也都是广东地区的大，相对广西地区，广东地区不同的大学网站的建设速度和利用效率差异要大一些。

五、结论

通过对两广地区的大学网站三大特征（流量特征、链接特征和速度特征）指标的数据分布规律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⒈两地区的大学网站各个特征指标的数据分布形状相似，全为右偏、尖峰分布，而且，除点击率外所有指标的数据分布都是高偏分布。

⒉两地区大学网站所有的特征指标的数据均大致符合对数正态分布。

⒊广东地区的大学网站八个特征指标除总网页数外，其算术平均数均大于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的，算术平均数反映了一组数据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广东地区的大学网站总体来说，无论是建设的速度，受欢迎的程度，还是网站利用效率或者影响力都要高于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的。

⒋广东地区的大学网站八个特征指标除总链接数外，其离散系数均高于广西地区的大学网站的，离散系数显示了一组数据差异程度的情况。因此，可以说，相对广西地区，广东地区大学网站的发展不是那么均衡，不同大学的网站建设速度、利用效率以及其影响力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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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随着“90后”进入大学校园，这一群体更加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90后”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在思想、行为和心理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他们既是经济物质大幅发展的受益者，网络时代的优先体验者，同时也是腐朽与浮躁意识的受害者。

沟通能力涉及到大学生在校学习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人际关系以及综合能力的培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根据我校对“90后”大学生进行心理测评的调查数据显示，“90后”大学生在合群性、独立性等方面均存在不少问题，将近40.1%的“90后”大学生不愿主动与陌生人说话，认为这是一件难事；14.3%的“90后”大学生独立性值低于大学生正常值，有明显的依赖心理。“90后”大学生面对新的环境，表现出独立生活能力差、依赖性强的特点，对大学的学习方式不适应等，以上情况容易导致迫切的交往需要与社交恐惧、强烈的求知欲与学习能力不足等多方面的矛盾。

为了更好地对“90后”大学生进行教育培养，高校教育工作者应从“90后”大学生的沟通特征着手，根据其特点“对症下药”，寻求新的教育方式和方法，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90后”大学生的沟通特征

（一）“90后”大学生沟通的行为特征

1.沟通手段多样化

调查数据显示，几乎所有“90后”大学生都倾向于网络、手机沟通，而不习惯于书信、面对面等传统的沟通手段。“90后”大学生普遍使用网络移动终端，在网络沟通工具的选择中，大部分学生使用频率较高的是QQ、人人、飞信等，目前最具人气、最火爆的微博、微信等也为“90后”大学生所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

2.沟通语言网络化

“90后”大学生是比较容易接受、适应新鲜事物的群体。在沟通语言的选择中，既喜欢使用“网络体”，如凡客体、3Q体等，也不排斥使用传统文字，对于网络流行词汇接受得比较快。在调查中，95.3%以上的“90后”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会频繁地使用网络流行词汇。

3.沟通对象特定化

“90后”大学生的沟通对象大部分集中在同学和朋友等同龄人中，40.8%的“90后”大学生会选择与家长和长辈沟通，21.2%的“90后”大学生愿意选择与老师交流自己内心想法。在沟通对象的性别方面，大部分“90后”大学生对性别没有明显差异，但从调查数据比较上看，与异流占一定程度的优势。

4.沟通技巧单一化

在日常生活中，“90后”大学生与家长或长辈交流，尤其是谈及学业相关话题时，多数会报以“知道了”、“不错”、“还行”等作为敷衍；还有因为同学之间感兴趣的话题不同、观点不同造成话不投机的尴尬局面而不能畅所欲言。这也明显表现出“90后”大学生在沟通技巧上相对单一，内心有想法，但是由于难以抓住话题的切入点，缺乏一定的沟通技巧等很难实现有效沟通。

（二）“90后”大学生沟通的心理特征

1.沟通态度个性化

调查数据显示，相当比例的“90后”大学生认为班级活动必须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才会参加，可见，“90后”大学生对于集体活动往往会结合自己的“审美要求”考虑是否参加；参与调查的“90后”大学生中，选择与家长交谈时简短回答“寥寥几句”的占49.1%；也有一部分“90后”大学生选择了与家长“滔滔不绝”地交谈，占17.8%。总体而言，“90后”大学生会有选择性地参与集体活动，对家长或长辈的态度良好，但与家长或长辈沟通中会突出表现自己个性化的态度和方式。

2.沟通意愿强烈化

问卷调查显示，86.5%的“90后”大学生愿意响应班级的号召参加集体活动；在与家长或长辈沟通过程中，没有学生选择不回答家长的问话，即在与家长或长辈沟通交谈中都会有所表达。从问卷调查也可以看出，“主流”的“90后”大学生并不喜欢“落单”，还是比较认可集体活动，并且参与积极性较高，与社会大众给“90后”大学生贴标签的“沉默”、“孤僻”、“与别人合作是他们的软肋”并不很相符。

3.沟通表达情绪化

影响沟通的因素很多，例如空间距离、对象、个性、方式等，而大多数的“90后”大学生认为交谈氛围和交谈对象对沟通交流的影响最大，虽然交谈方式也会对沟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只有部分学生特别在意。在接受调查的“90后”大学生中，大部分学生认为与老师的沟通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25.3%的“90后”大学生表示，在与老师沟通的过程中能够很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紧张感；61.6%的“90后”大学生感到与老师的沟通中有紧张感，但还是能够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仍然存在少部分学生不敢与老师沟通，或者在沟通中很紧张，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这部分学生可能存在潜在的沟通障碍，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4.沟通类型多元化

在沟通类型的选择上，选择随和型的大学生占35.8%；偏好幽默型的占36.6%。调查数据显示，随和型和幽默型两者占较大比例，说明大部分的“90后”大学生认为自己的沟通类型还是积极的，在人际交往中不存在较大的问题，但是仍有一小部分的“90后”大学生选择傲慢型，存在一定的问题。大部分“90后”大学生进入大学新环境后会与以前的同学和朋友进行定期的交流，多是为了表达各自对于大学期间学习和生活的一些看法。调查中，选择因为比较寂寞才与人沟通的占34.1%，而选择因为个人爱好的占54.1%。上述数据表明，大多数的“90后”大学生乐于与他人交流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乐于与以前的同学和朋友抒发自己进入新环境后的不同感受，也说明了“90后”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迫切需要。

二、针对“90后”大学生沟通特征的应对

（一）实现由被动等待到主动出击的转变

“90后”大学生在平时沟通中多处于被动角色，他们不太愿意主动在公开场合发言，有一些心事也不愿意主动与家长、老师沟通。当下，高校教育工作者应当深入研究当前“90后”大学生的沟通行为及心理特征，不断创新教育模式和方法，真正站在“90后”大学生的立场去关爱每一位学生的健康成长，多走进学生的寝室，多参与学生的集体活动，实现由以往被动等待到主动出击的转变，只有真正融入到学生之中，才能真正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所感，才能更好地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此外，还要积极探索富有新意的教育载体，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学生参与集体活动，增加人际沟通的时间，尽量减少人机交流的时间，让“90后”大学生在集体活动中锻炼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使“90后”大学生在学校的帮助下实现个人社会化和个性化的双向互动，从而在大学期间实现人格独立，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实现由整齐划一到激发个性的转变

进入大学，面对的是“百家争鸣”的多元化环境，而不是中学式的标准化教学，这正是激发“90后”大学生个性的最佳时机。课堂是大学教育的重要阵地，在学生成长成才中，更是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大学教育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大学教师不仅需要深入钻研前沿理论与热点问题，还需要在课堂表现形式上下功夫，努力实现课堂内容变实、课堂形式变活、课堂对象变主动的积极效果。

调查显示，“90后”大学生呈现出思想活跃，思维方式开阔，想象力和话语权较强；追求新鲜体验，高度支持原创，讨厌抄袭和模仿；依赖性较强、自理能力差，缺乏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等特点。针对以上“90后”大学生的特征，不仅在课堂内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尊重学生的需求，在课堂外也要搭建新平台，寻求新载体，并结合个性化教育的原则对“90后”大学生进行教育管理。通过制定个性化培养计划、给予经费支持、提供硬件设施等途径，鼓励在专业学习、学术创作、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方面有兴趣和特长的各类大学生，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实现个性发展。

（三）实现由单向灌输到多向沟通的转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90后”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平等意识在不断增强，陈旧的单向灌输式沟通方式亟需向双向沟通，甚至多向沟通转变。师生需要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才能有效地进行交流，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及时研究和把握“90后”大学生的新特点，真正做到打开学生的心扉，不仅传播教育思想，也要在交流中得到学生的信任，让学生敢于抒发真实的想法。

由于“90后”大学生喜欢参与有创意的集体活动，并且在沟通对象的选择上倾向于同龄人，所以在教育形式的选择上引入团体辅导也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团队辅导以团体为对象，运用适当的辅导策略与方法，通过成员间的互动，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激发个体潜能，增强适应能力。团队辅导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小游戏和小活动，使得原本陌生的个体能够很快地相互认识，并且形成团队意识，既增强个体的自信心，也激发团队归属感。在观察、体验、表达、互动中，个体可以深入了解人际关系如何形成，人际沟通如何进行以及各种微妙的人际反应，学习人际交往的技巧，增进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四）实现由网下引导到网上疏导的转变

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加强对网络的教育、监控和引导，同时利用网络载体打造交流的平台。首先，要了解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沟通方式，并能有效地加以运用；其次，要关注网络上的焦点新闻和流行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在沟通的过程中和学生有共同语言。高校教育工作者可以选择“90后”大学生热衷的QQ、人人网、飞信、微博、微信等方式与学生增进了解，建立信任关系。在利用网络载体进行引导的同时，也要通过组织各类集体活动让沉溺网络的学生走进现实生活，增强与身边同学的交流合作。在了解学生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引导工作，更好地利用网上疏导模式，注重人文关怀，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

“90后”大学生是幸福的一代，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经受过风雨的洗礼。“90后”大学生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成长，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不同于70后、80后群体，实际上我们很难对其进行好坏优劣的价值判断，因为他们的思想行为特质是与整个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的，是适应于国情与时代而存在的。但正是因为“90后”大学生独特的成长环境塑造了他们不同的沟通方式和特点，在大学教育中，如何更好地对“90后”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如何寻求新的工作途径和方法，成为当前最为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面对这样的教育受众，高校教育工作者要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更应该“投其所好”，创新教育方式和方法，从而更好地为培养“90后”大学生成长成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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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89（2013）06-0008-03

要实现有效的教学领导，就需要在学校内部形成一种教学领导共同体。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和芬克（Dean Fink）指出，“领导的未来必须嵌入在众人的心灵中，而不能站在个别英雄的肩膀上”[1]。因此，为推动有绩效的教学领导，就必须在学校共同体内部创造与实施一种分布式领导的文化，而不是在每个学校训练与发展一小部分领导精英。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学校教育管理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校长个人权力过重，不会也不想给学校教师赋权，也没有培养学校教师领导能力的想法与动机；另一方，学校教师也抱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心态，把教学领导看成是校长一个人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校长独自推进教学领导，没有充分运用学校成员集体的领导能力，也会因为校长的离职或调职影响工作的开展。为此，就必须在学校培育与建构教学领导共同体，实现分布式领导，营造一种合作、积极、彼此信任的组织文化；要求共同愿景的分享与践行；要求责任共担与合理赋权[2]。

有效的教学领导需要依托于教学领导共同体的建构。为此，深层剖析与探讨教学领导共同体的内涵与特征，有利于我们明晰教学领导共同体的组织架构以及活动开展方式，有助于教学领导的有效推进，从而促进学校整体效能的提升。

一、教学领导共同体的内涵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有待于校长和教师转变自己的角色与行为，把工作重心从关注学生学习成绩转移到学校教学品质与整体效能的提升上来。基于此，学校面临的改革任务就是，要把过去那种行政式的、旨在督促教学规范的组织内涵，转化为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提升学校整体效能为核心要义的组织。教学领导共同体是指一个由教学领导者共同构成的团体，彼此在教学领导的过程中沟通、交流与分享，共同完成学校教学发展目标与任务，在成员之间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关系，最终促进个体的成长以及学校整体效能的提升。教学领导共同体在交流与互动的团体活动中，有力地凝聚了多方的智慧与力量，共同为达成学校发展目标努力。

为更好地把握教学领导共同体的内涵，我们必须明确学校教学领导主体。领导的内涵是丰富的，因此还没有统一公认的领导观念，但是“设置有意义的方向、对影响或者权力的运用实质上是所有有关领导的观念的核心部分”[3]。这就表明：领导者必须要在组织设置方向、愿景和目标，在与组织成员的互动中，充分运用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力。当今社会倡导民主与平等，文化多元与价值多样已经深入人心，这就要求学校管理组织从过去的“垂直化”管理走向“扁平化”领导，不仅发挥强制性的权力作用，更要强化专家型权威等非强制性的权力。也就是在一个组织中，一个团体或几个人发挥自身权力与影响，实现领导功能，促进组织愿景地实现。领导的内涵也就发生了延伸与扩展，它不再是某一个人的专制管理，而是走向一群人的民主领导。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我们注重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学品质提升，这就要求我们迈向转型领导，建构教学领导共同体。因此，学校教学领导主体，就是指在学校情境中利用影响力和权力实施教学领导，构建民主、合作、信任、赋权的教学文化，促进学校教学发展，实现学校发展愿景的个人和团体。这些个人和团体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学校的教学改革，发挥着各自应有的教学领导作用。

教学领导主体的具体构成包括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人员以及专家学者，他们在组织系统内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可能运用制度化权力，也可能运用专家型权威，来影响或左右学校的教学改革，内在性地形成了学校教学领导主体系统。学校教学领导主体系统实质上就是教学领导共同体，在学校层面上，他们透过整体地发挥团体的影响力与权力，来推动学校的课程与教学改革。但实际上，各领导主体距离学校改革的核心事务有“远近”之别，而且各自担负的职责也不尽相同。1.充分发挥学校管理人员的引领作用。学校管理人员包括校长、中层人员以及基层行政人员，其中校长是学校发展的负责者和人，拥有学校发展与规划的法责权、奖惩权等制度化权力，主导着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命脉，同时又要充分发挥自身专家型权威的人格魅力，在学校改革中扮演示范与引领的作用；而中层人员一般拥有较资深的教学经历，可以通过向新进教师传承教学经验，促使学校教学文化的累积与延续；基层行政人员拥有一定的制度化权力，能够为学校改革发展计划的推行保驾护航。2.积极鼓励教师教学的有效实施。学校教学领导应该着眼于三个层面：教学方案的规划、执行与实施。教师作为教学方案的一线实施者，对学校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违背教师意愿或没有教师参与的教育改革从来就没有成功过”[4]。教师通过自己对学校发展目标与任务的理解与建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将教学理念与计划渗透其中，并对教学效果做出自己的评价。3.合理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在传统学校教育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学生的存在，而学生恰恰是课程与教学的感悟者，“学生是难以觉察的，无论从过去到现在，学生所面临的课程内容始终都是新的，他们不可能对新旧课程进行一个比较，因此无法感受课程变革对他们的意义”[5]。尽管“很少有教育者认为学生是改革的人。但人们已经开始慢慢意识到学生也能够在教育改革中发挥作用……如果学生们发现这些准备进行的课程活动与自己无关的话，他们将不愿意参与”[6]。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就能够很好地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的有效生发。4.有效发挥家长和社区人员的促进作用。学校正在由一个封闭的工厂转型为一个开放的学习型组织，学校教育与社区、社会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教学环境的培育与建构，这些都离不开社区人员与家长的支持。当社区人员和家长变成学校改革的拥护者、教学资源的提供者、学校发展的谏言者，他们就有效地纳入了学校教学领导共同体，真正参与到了学校教学领导的事务中去。5.积极采纳专家学者的合理建议。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长期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工作，掌握了丰富的教育理论知识，能够为学校的教育改革计划提供理论支撑，并为其提供顶层的制度设计，从宏观上把握学校发展方向。此外，专家学者还能够为学校生成与滋养教学文化提供哲学支撑，促进学校形成自身办学哲学，实现学校的特色化发展。同时，在学校发展遭遇瓶颈与挑战的时候，专家学者能够为学校把脉，提供咨询建议，为学校改进建言献策。

二、教学领导共同体的特征

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学领导共同体，就应该理解和把握教学领导共同体的基本特征。

（一）学校愿景的合理性

教学领导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依托于学校发展的共同愿景，并在此基础上凝聚组织成员的愿望，激发群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与分享经验，引领学校发展的方向。为使得学校发展愿景明确合理，就必须考虑学校发展的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师生实际等历史与现实条件。学校领导者要结合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学校所处社区的环境和条件、学校实际发展状况以及师生合理要求，广泛听取包括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人员以及课程与教学专家在内的共同体组织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在理性倾听沟通对话之后，确立共同且明确的学校发展愿景，让愿景得到大多数组织成员的认同，如此，学校成员才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齐心协力地促进共同愿景目标的达成。

（二）共同体的开放性

为促进学校可持续特色化发展，始终紧紧把握学校发展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变化，真正意义上的教学领导共同体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无论是人员组成还是组织运行，都要采取随机应变的姿态。就其人员机构而言，教学领导者一般包括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家长和社区人员以及课程教学专家等，共同体也应该能够随时接纳新的成员参与进来，产生新的话题与思想，而每个成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不同的教育情境，成员的角色与身份也可能随着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组织运行的方式与方法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灵活多变的，以集体协商对话与个体学习观摩等形式，通过正式会议与非正式会议的方式，深入推进教学领导共同体的良性运营，实现有效的教学领导。

（三）共同体内部的和谐共生性

把教学领导当作是不定期的教学管理活动，这不但曲解了教学领导的内涵，而且也使得教学领导成为学校教育教学中的一个短暂的插曲和风景。教学领导共同体把学校看成是一个学习与生活交织共生的世界，是一个既能够增加教师与学生的智慧，同时又能够丰富其情感世界的场域。在学校教学领导共同体中，其组织目标指向学校整体效能的提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教师的专业发展与幸福生活，还是学生的学业成就与生活体验，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升与达成，组织成员不仅能够得到知识的分享，同时也能够获得思想的交流与情感的满足，这样就实现了组织目标达成与个体需求满足的内部和谐共生。

（四）成员行为的主体间性

所谓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以交往和对话为手段，以理解为目的所达成的一致性和共识[7]。学校教学领导共同体是教学领导者共同确立意义、构筑关系的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其人际关系是一种“借助交互主体式的实践构筑的共同体关系”。在教学领导过程中，校长透过权力和影响力来激发教师的生命意识，帮助教师实现自主的专业成长，而教师则在课堂教学中，利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来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学生的学习成就也影响着教师以及校长的教学领导内容和方式，家长和专家、学者因其处于学校教育教学的不同关注层面，也会相应地参与学校事务管理，与师生在相互尊重与关心的前提下，通过宽容、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从而实现自身对教学领导地有效参与。

（五）学校发展的促进性

教学领导包括理念、行为与结果三个层面，建立理念引领、行为跟进与结果保障的教学领导路径，有利于学校教学领导的整体推进，实现卓越的教学领导。在确定合理与明确的学校发展愿景、确保共同体的开放性、激发成员行为的主体性以及实现共同体内部的和谐共生性等教学领导共同体的规划与运营过程中，也为学校发展确定了适切的学校文化和远大的未来蓝图，制定了一系列合理的制度规章和正确的行为规范，从而为学校整体效能的提升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学校教学领导共同体的文化引领、行为规约与制度保障，慢慢浸润与濡化为学校基质，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有效地推动着学校可持续特色化发展。

参考文献：

[1]Andy Hargreaves， Dean Fink. The Seven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Leadership[DB/OL].http：//www2.bc.edu/-hargrean/docs/_seven_pri-nciples.pdf.

[2]陈学军.学校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可持续学校发展[J].教育发展研究，2010，（8）：37-42.

[3]Leithwood K J，Chapman D C，Hallinger P，Hatr A，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M]. 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1-25.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37.

[5]于泽元.课程变革与学校课程领导[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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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51年就提出了儿童有哲学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孩子们提出的各类问题中，意外地发现人类在哲学方面所具有的内在察赋……”[1]但是儿童哲学作为概念是由美国哲学家李普曼在其1969年的著作《HarryStottlemeire’sDiscovery》中首次提出的。随后，美国哲学家马修斯把这个领域系统化，使之成为与科学哲学、艺术哲学等相并列的学科。由于两位先驱对儿童哲学研究的志趣不同，“儿童哲学”这一概念也有着两种不同的定义：第一种是马修斯所主张的“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ofchildren），他认为“运用哲学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2]，儿童的思考“有许多几乎是天真而又素朴的，也可能是最有哲理性的问题。”[2]因此，“儿童的哲学”可以界定为儿童关于世界(即常说的宇宙人生)的观念，既包括儿童的好奇、困惑、探究，也包括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与阐释[3]；第二种是李普曼所主张的“给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forchildren），他认为“由于哲学最素朴的特质并非专有名词或术语，而是向生活不断地发问，因此哲学所要求的探究精神对于仅有极为有限的生活经验、对许多事物都感到新奇和困惑且不停地追问‘为什么’的儿童来说，恰恰是颇为适合的。”[4]“给儿童的哲学”又被称为“儿童哲学计划”，它通过引导儿童讨论哲学问题来提高其思维水准与推理能力。二者定义的区别在于，前者从理论的角度阐述儿童哲学的存在与意义，并使这一概念系统化、学科化；后者从实践的角度阐述如何开展儿童哲学的教育，教育儿童哲学地思考。

二、儿童哲学的产生及特点

（一）儿童哲学的产生

学者们普遍认为，儿童产生“自我”意识之时就有了哲学性的思考。雅斯贝尔斯认为：“儿童关注‘自我’而意识到‘存在’。他被他自己的那个‘我’所具有的神秘性弄迷糊了，而这种神秘性唯有通过‘自我’才能被领悟，于是，他面对这个‘终极实在’而茫然不知所措。”[5]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中，儿童不断反思自身的存在与生活，从而产生了自己的哲学。俄罗斯哲学家尤林娜认为：“要使自发的惊奇转变为反思性的惊奇，他首先应当注意到自‘我’”[6]也就是说，自我意识的出现是儿童哲学产生的开端。同时，儿童的哲学又是不断发生的。[7]晓东认为“儿童的哲学发生实际上是主体的发生、成长，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演进，是世界观的发生发展。”[7]儿童的思想总是带着“唯心主义”的痕迹，皮亚杰的“自我中心”也可以说明这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愈受到环境的约束，愈能体会到存在于自身之外的物质的强大力量，于是慢慢对很多问题有了“唯物主义”的思考。

（二）儿童哲学的特点

1.纯朴

儿童的很多观点和想法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达，但是在这纯洁而又质朴的表达下，往往透露出哲学的光辉：我的钢琴课给幼儿留了作业，并要求家长在孩子积极主动完成当天的训练量时，画一颗小星星。这一天，冯迪（5岁女孩）还“还课”，练习曲以及相应的儿童作品弹奏得很规范。当我给她打了一个鲜红的100分后，她严肃地告诉我：“我天天认真弹琴，可是妈妈一颗星没给我画！”“那怎么办呢？”我问。“给妈妈扣分！”她严肃回答。“扣多少分呢？”我又问。她稍稍想了想回答说：“扣0分！”说完，侧脸看妈妈有什么反应……[8]“给妈妈扣0分”，是小女孩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选择，在面对不给妈妈扣分有失原则和给妈妈扣分有失感情的两难情境下如是回答，体现了儿童朴素的处世哲学。

2.浪漫幻想

小孩的思考是散点式的，不会走规定的路径，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独来独往。[9]甚至有很多想法是哲学家们都在苦苦追寻却也得不到解答的：大卫（5岁）担心苹果究竟是不是活着的。他断定苹果在地上时是活的，但带进了室内便不是活的了。[10]成人习惯了接受知识，用已有的标准答案来解惑。儿童的知识经验不丰富，对于很多问题没有形成思维定势，而是源于对生活的好奇和探索。他们会对成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产生质疑，充满浪漫、大胆、出人意料的奇思怪想。

3.游戏概念

马修斯认为哲学不是严肃的学问，“事实上，哲学常常是游戏，概念的游戏。”[10]哲学很多时候是儿童对概念的追问：早餐时进行一场关于上学“早”和“迟”的问题的讨论，詹姆斯对他的母亲抱怨关于“大惊小怪的人们制定出关于早起等等东西。”丹尼斯（6岁）用他特有的慢调子，不过思想敏锐地说：“早和迟都不是东西，他们不像桌子、椅子和杯子一类——你能摸到的东西！”[10]对概念和语言的理解本身就是哲学的重要任务，儿童对概念的疑惑就是一种哲学发问。而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儿童也能从生活的经验中初步建构自己对概念的理解。

4.朴素逻辑性

儿童不仅能提出“深奥”的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有逻辑地自己解答疑惑：蒂姆（大约6岁）忙于舔锅子时，问道：“爸爸，我们怎么能知道一切不是一场梦呢？”蒂姆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不知道。同时问蒂姆他对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是怎么想的？他又舔了几下锅子，回答说：“噢，我并不认为一切都是梦，因为人在梦里，不会追问这是不是梦的。”[10]上文关于“人生是不是一场梦”的疑问，与古代哲学家庄子梦蝶“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今中外有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思考过这样的命题，如罗素曾说：“逻辑上讲，全部人生都是一场梦的推断并非是不可能的。我们在梦中自己创造了眼前的一切事物。”[11]。笛卡尔在他著名的《沉思》一书中也在思考真实与梦境的界限，最后他通过“我思故我在”的经典论述结束了他的迷惑。[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