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贸易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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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动内贸领域投资主体多元化

1978年以前，物资、商业、粮食行业的流通主体基本上是国有企业，投资主体是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集体性质的比例不大。供销社虽是集体经济性质的，但其经营管理也基本上与国营商业无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鼓励支持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经济、港澳台经济、外商经济等投资内贸领域，内贸投资、融资的渠道大大增多、拓宽，国内贸易投资体制已经基本完成由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转变，投资主体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政府这单一的投资主体发展为多元投资主体。

国内贸易投资体制的变化使我国物资、商业、粮食、供销等系统基本上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中，大多数国有内贸中小企业已经退出市场，而大中型国有流通企业正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重组兼并，形成若干实力较为强大的企业集团。股份制企业将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实现形式。个体商业、民营企业大量涌现，很多已发展为资产颇具规模的大型企业，并逐渐成为投资内贸流通业的主要力量。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中国流通业带来了繁荣和活力。

（二）加大对内贸行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尽管我国国内贸易的投资机制越来越市场化，但政府仍对与国内贸易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的投资。主要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能产生正外部效应的公共物品，例如粮食储备库、救灾物资储备库，以及大型农副产品流通设施、社会化的物流配送中心、公用性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等。政府对流通设施的引导性投资，吸引了民间投资出现阶段性快速增长。

即使是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化运作。例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家储备糖、肉制度，在保持国家储备糖重点调控市场的同时，将国家储备肉的调控重点由保障大城市和节假日改为应急救灾，并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实行了新的办法；公布了一批国家活畜储备基地等；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具备资质条件的国储糖和国储肉的代储库点。

除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之外，其它主要财政资助方式和手段是（1）参股。主要应用于大中型股份制企业，借此推动国有内贸企业的体制创新和经营机制转变。（2）资金补助。对城市郊区的商业改造项目和需要扶持的服务行业等采取直接补助的形式。（3）奖励：对龙头企业的示范型、科技型项目，边远及民族地区商业设施的设立开办，给予奖励。

（三）吸引外资，不断扩大内贸领域的对外开放

我国商业领域从1992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自1999年开始，零售业的开放试点从沿海地区扩大到所有省会和中心城市，外商被允许进入直辖市的批发环节；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外资根据数量和地域限制分阶段进入我国；2004年12月起对外商投资零售领域的限制全部取消。国际著名商业集团进入我国，不仅为我国的商业发展提供了资金，而且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营销理念、管理经验和流通先进技术，带来了各种先进的经营业态，促进了我国流通现代化。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置采购中心，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四）推动国有内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国家试点政策的指导下，内贸行业改制取得重大进展。在改制过程中，注重引导内贸企业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制度和经验，结合我国内贸发展的实际，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内贸管理、发展模式。

目前国有独资商业企业转制基本完成，国有控股、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三分天下。在零售行业，国有企业退出得更快。但总体上看，目前在内贸领域，国有大中型企业仍占有一定比例。国有大中型企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这一改革包括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的转变，它是企业管理的基础。许多内贸企业大胆探索，在实践中建立了有特色、比较科学和合理的管理体系。湖南长沙的阿波罗公司在转制中实行三个置换：职工身份的置换、产权置换和机制置换。身份置换后，职工成为主人（股东）；产权置换以后，由国家独资成为国有控股股份制；在股份制、合作制职工持股的情况下，完成了机制的置换，为企业管理改革提供了前提条件。

（五）推动内贸行业资产重组，培育大型内贸企业集团

自2000年起内贸企业开始资产重组，强强联合，做大做强，出现了一批商业集团。由上海物资、上海一百、华联和上海友谊等四大商业集团公司合并组成了百联集团，注册资本10亿元，总资产规模280亿元，年销售收入近700亿元，旗下拥有6大上市公司，共拥有遍布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4000多家经营网点，基本涵盖了商贸领域的所有业态。2004年4月北京首旅集团、全聚德集团、新燕莎控股公司合并为“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的著名商标字号作为品牌予以保留，重组后首旅集团控制的总资产量将超过150亿元，年经营收入总额近100亿元，年实现利润超过6亿元。另外还有北京物美集团计划用3年时间投资改造天津市1000家国有商业网点。在重组中还有股权收购的形式，例如山东三联成功收购“郑百文”，2003年公司股票得以重新上市交易。

为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流通企业改革、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流通领域大公司、大集团，2004年，商务部颁布了《流通业改革发展纲要》，对大型流通企业并购重组方面可能涉及的问题做了相关规定。

二、各地促进国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做法

（一）将促进国内流通发展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战略

近年来，许多地方在制定本地经济发展战略中都把促进国内流通发展作为重点内容，比较典型的是上海市和大连市。

上海市是我国综合竞争能力领先的大都市，90年代以来，上海确立了“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发展战略和“三、二、一”产业方针。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贸流通产业随着城市经济增长进入不同发展阶段。以规模化连锁经营为标志，90年代初人均GDP超过1500美元时，开始发展连锁超市；90年代中后期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进一步推进连锁商业的规模化；21世纪初，上海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连锁经营向更多业态延伸。根据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到2015年，上海将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适应这一战略，内贸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和提升城市的商业功能；满足“长三角”都市圈区域市场一体化推进的要求：加强流通的集聚和辐射功能；调整完善都市消费服务业功能布局；积极推进商业对外开放和互动发展；进一步扶持和促进中小商业企业发展；大力推动商业技术应用和创新。

大连是东北的窗口。大连市政府在其经济发展规划中把促进国内贸易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抓住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个机遇，进行大跨度产业联合。在商业开放中实现“你进我的零售市场，我进你的销售网络”的目标，使大连产品更多地进入国际连锁集团的全球性采购和销售网络，参与国际化大流通，并以大流通带动大生产，积极支持商贸业与相关产业的相互延伸，相互渗透，促进商工结合、商农结合、商旅结合，以流通促生产、以生产促流通，不断开辟新的生产、经营和服务领域。目前，国际知名连锁商业集团沃尔玛、家乐福、百盛等都已在大连开店，其地区性总部和采购中心也设在了大连。

（二）实行合理的城市商业布局

我国多数城市能够根据城市规模和人口、经济发展程度规划三级商业中心，使零售业态分布均衡、合理。较大城市的商业布局一般由城市中央商业区、区域商业中心、社区商业等三级商圈组成。城市规模越大，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大城市，这种分层次的商业区的特点就越鲜明。中央商业区集聚效应和幅射效应明显，集中了一批以大型百货店为主体的大店、名店、专卖店、特色店，其设施现代化，商品丰富，客流量大。区域性商业中心是处于城市中心商业区之外的若干次一级商业圈。商圈不局限于地理和行政街区的限制，是一个经济地理概念，由服务的消费群体的区域范围构成。区域商业中心是以大中型百货店、大型综合超市、建材、灯饰、服装、花卉等专业市场、仓储市场、日用品批发零售市场、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等商业设施为服务主体的。它的服务对象是该经济区内常住居民、集团消费单位以及部分区外消费者。社区商业则主要服务本社区居民，辐射有限，由各种小店为主体，经营生活服务业，满足就近居民的日常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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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贸易基础落后，整体竞争力较差

由于过去长期“重制造、轻服务”的政策导向，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其发展远远落后于货物贸易。2006年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仅为39%，而美国自1984年开始，服务业产值占当年GDP比重就已超过60%。［2］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达到50%左右，而我国直到2011年，服务业产值占中国GDP的比重也仅为43.1%。服务业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服务业的严重滞后势必会影响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不能同步发展，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偏低，产业基础薄弱，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多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较差。加之，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较小、服务产品档次低，服务贸易从整体上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呈现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二)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

1.我国服务贸易行业分布不平衡。现阶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行业及金融、保险、咨询、通讯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出口比重偏低，这正说明我国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仍是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我国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偏低，另一方面是服务管理体制的滞后，也造成管理效率低下，缺乏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的动力，因此在世界服务贸易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

2.服务贸易地区分布过于集中。中国香港地区、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仍然为我国内地前五大服务贸易伙伴，2011年服务贸易额占我国内地服务贸易总额的64%。其中，中国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服务出口目的地、进口来源地和顺差来源地，双边服务贸易占我国内地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四分之一。从服务贸易主要领域的进出口情况看，中国香港、美国分别为我国内地运输服务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所占比重为运输服务总额的50%;旅游出口市场集中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所占份额近60%;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方面，美国是第一大出口市场，其次是东盟，占该行业出口总额的一半;我国内地咨询服务第一大出口市场是中国香港，其次是欧盟和美国，三者占比都超过该行业出口总额的20%。［3］进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导致服务贸易多元化程度不高，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大环境下，不利于分散市场风险，抗打击能力较差。而在国内，服务贸易则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其他地区所占份额极小，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水平偏低。

(三)服务贸易管理体制落后，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

由于服务行业数量和范围较大，从而给相关部门带来较多的管理困难。国际上要求对于服务贸易要有统一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但目前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还比较落后，存在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多数重要服务部门尚无立法或欠缺配套法律，如电信业、旅游业，尽管有些部门有立法，但已颁布的法律比较宽泛，缺乏可操作性，未形成体系。另外，现有的相关法律，如《外贸法》等缺乏可操作的详细规定。

(四)服务贸易行业专业技术人才缺乏

我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对服务业人才培养方面重视程度不够，高素质、高技能的服务业人才紧缺，尤其是以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一些新兴服务业所需的外向型人才更是奇缺。由于我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服务提供者只需具备一般化素质或经过简单培训后就可以上岗;加之对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够重视，导致目前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缺乏直接导致我国服务业竞争力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

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培育新优势，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服务贸易无污染、低能耗，能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贸易领域内的倾销、反倾销等贸易摩擦较少，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贸易结构、提高服务贸易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具有劳动力的优势，但仅发展具有传统优势的服务产业已经不能满足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也与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不符。因此，应明确服务贸易发展思路，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并将其确定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重点。此外，政府也应大力改造、提升传统服务行业的档次，建立品牌优势，打造我国服务贸易品牌，在维持我国传统服务贸易行业有利地位的同时，加大对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企业的政策倾斜，从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领域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措施。

(二)努力推进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

1.以生产业为突破口，通过专业分工，加大高级要素投入力度，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实现功能升级、产业链升级。［4］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积极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推动服务外包企业承接在华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逐步扩大中国服务外包市场份额，提高国际竞争力;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取得国际认证，创建服务外包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2.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我国出口产品的“价廉”优势会部分丧失，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是为了提高出口的稳定性。因此，除在中国香港地区、欧美市场上提高服务档次，保住传统出口市场的份额外，我国也应积极开拓一些新兴市场，出口适销对路的服务产品。在国内，政府应积极引导中西部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并且着力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尤其是加强运输物流建设，鼓励高新技术人才到中西部地区就业，改善我国服务贸易地区结构过于集中东部沿海地区的状况。

(三)推进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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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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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成为wto的成员国，众多的跨国集团无疑将给我国带来最为直接的挑战和机遇，同时，我国也要组建自己的大型跨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因此，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进行研究，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一、内部化、内部贸易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

研究企业内部化理论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巴克利(p．j．buckley)卡森(m．casson)和加拿大学者鲁格曼(a．m．rugman)。鲁格曼(rugman)把内部化定义为：在企业内建立一个内部市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内部市场取代外部不规则市场，由行政命令来解决企业资源配置问题。企业组织由内部价格(或转移价格)来调节，并且使内部市场像潜在的规则市场一样具有效率。

跨国公司内部化是内部化定义的延伸，即当内部化的范围超越国界时就形成跨国公司内部化。通过内部化扩张，跨国公司建立起跨越国界的一体化的生产经营网络，其结果是国际市场上存在着数量惊人的公司内部贸易，即由跨国公司进行的、发生在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跨国界交易，而转移定价是这种内部转移的结算工具。随着国际生产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跨国公司总部控制下的相关子公司之间的产品与劳务的内部交易就更为频繁，在全球国际贸易中占了相当重要的比重。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64，000家跨国公司已拥有870，000家分支机构，全球60％的国际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另外，80％的国际技术贸易也是在同一企业内部发生的内部交易。以美国为例，1984年美国出口品的43％是在跨国企业集团内部有关公司之间进行的。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商品进出口也有1／3是在子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而这些内部交易的完成都应用了转移定价这一策略。

在跨国公司内部交易过程中，转移定价不仅是内部贸易的结算工具，而且可以实现逃避税收等多重目标。利普敦(c．lipton)曾对转移价格作了如下界定：“转移价格是用于描述在一个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实体间以及关联公司的家族间为购买或销售商品或服务而索取的价格。为了避免扭曲，索取的必须是公平市场价格。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跨国公司对集团内部交易索取的价格可能比公平市场价格较高或较低，通常使用的是多开或少开发票金额的办法。这种做法被称为‘滥用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 abuse)。作为一种贬义词，有时简单地称为‘转移定价’。”

一般认为，跨国公司通过运用转移定价、实现逃避税收目的，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通过直接转移利润来避税，一种是通过间接转移利润来避税。

1．通过直接转移利润避税

众所周知，跨国公司是分散在不同国家但存在某种控制关系的公司群体，而各有关国家的税收制度在税率高低、费用列支、征免范围及幅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跨国公司在内部交易中有可能人为地抬高或压低价格，不合理地进行费用分配，轻而易举地将利润由税负较高的国家转移到税负较低的国家，从而减轻集团的整体税收负担。

如果母公司处在高税率国家，子公司处在低税率国家，母公司在向处在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出售商品和劳务时，则采用低的转移价格；反之，该子公司向母公司出售商品和劳务时，则采用高的转移价格，以提高母公司的成本，降低母公司的利润。这样，利润就会从高税率国家转移到低税率国家纳税，减轻了整个公司的所得税负担。

2．通过间接转移利润避税

间接避税是通过把利润转移到设在避税地的控股公司进行避税。避税地(tax havens)指这样一些国家或地区：由于其较低的税率和众多的税收激励措施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有效地转移或减少从当地获得的收入所需缴纳的税收。例如香港对发生在香港境内的收入征收15％的名义税率，但不向来源于国外的收入征税，在香港也没有任何资本税、资本所得税、外国股东股利所得税。其他避税地如加勒比海周围的巴哈马、百慕大、卡曼岛等。巴哈马每年向境内的公司征收100美元的低税，并且巴哈马没有与任何其他国家签订要求它向这些国家提供信启、的协定。由于外国公司在避税地的税率很低或根本不纳税，而当地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法律管制也极为松弛，公司的资金调拨和利润分配有较大自由。因此，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设立控股公司或虚设中转公司，操纵转移价格，以达到逃避税负的目的。英属维尔京群岛，仅153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汇集了35万家公司，在这里注册的公司中约1万多家与中国有关。在中国2002年的外资来源地中，英属维尔京群岛仅次于香港名列第二，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之所以有许多公司愿意到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小岛上注册，是因为这里是世界上著名的“避税天堂”。

跨国公司运用转移定价实现逃避税收的行为，显而易见损害了东道国利益。据美国参议院200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美的跨国公司在2000年共避税达450亿美元。截至2003年12月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大量的迹象表明，外商通过关联公司之间的转移定价大量逃避了在我国应缴纳的税款，国家统计局《利用外资与外商投资企业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一份关于外资的研究报告指出，亏损的外商投资企业中约2／3为非正常亏损，每年通过转让定价避税的税款损失有300亿元。

针对跨国公司利用转移价格避税的现象，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转移定价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仍然象复杂的哲学难题一般困扰着世界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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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达国家反避税主要措施及最新进展

现在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实行转移定价税制，其中最具典范性的当推美国规则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规则。美国倡导的“正常交易准则”(basic arms length standard，简称bals)被各国广泛接受。依据此原则，在确认跨国公司某一项转移价格是否合理时，美国税务局将参照同类产品在相似的销售条件下，由相互独立的买卖双方交易时形成的价格为标准价，将二者进行比较，得出结论。美国税法规定：如果转移价格超越了“正常交易准则”确定的标准，税务局有权实施“转移价格审计”，调整并重新分配该公司的利润，扣除额及其它收入项目，按照调整后的数额确定纳税人的真实应税所得额，强制其交纳税款及罚款。

为了评价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是否符合“正常交易准则”，美国税法中规定了三种计算交易价格的方法：可比不受控制定价法(comparable uncontrollable pricing method)；转售定价法(resale pricing method)；成本加成定价法(cost plus method)。事实上，确定转移价格困难重重。显而易见的是：许多转移对象不存在或缺乏可比产品或可比交易，如垄断性很强的无形资产，就很难确定转移价格的合理标准。

近年来，特别是1995年以来，美国和oecd对各自的转移定价规则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修订，增加了更加科学有效的约束机制的新内容。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预约定价制(apa)

按照正常交易原则对转移定价事后进行调整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事实证明它并不是一种十分理想的方法。对于税务当局而言，有种种执行方面的困难。跨国纳税人亦认为事后税务处理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决策，并有可能使企业处于被双重征税的危险。预约定价协议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预约定价制也叫预先认定制(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简称ap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5年关于转移定价指南规定：“预约定价协议是这样一份协议：它在受控交易发生之前，为这些交易的转移定价预先确定一系列恰当的标准(如方法、可比性数据等)，且规定该标准将在一个确定的时期内有效。”

预约定价制的核心在于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定价事先加以确认。其一般程序是：跨国公司在开始内部交易之前，向税务机关提交有关申请，并报送必要的材料。税务机关经过认真审查，确定内部交易的价格。跨国公司应遵照此价格进行交易，税务机关亦不再调整。与事后调整做法相比，apa具有有利于减少转移定价调整的不准确和不确定性、避免重复征税、减少征纳纷争、提高工作效率和降低成本等优点，而且由于相关国家税务机关共同参与跨国企业税收事宜，也便于达成国际共识。apa因而受到各国税务当局的普遍重视。

2．纳税人举证制度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避税与反避税的博弈中，跨国公司总是居于主动地位，于是美国在1991年公布的《收入程序法规》中正式列入纳税人举证责任制度，规定转让定价或预约定价应由跨国公司负举证责任，即纳税人有义务提出证明其内部交易定价正常的确凿证据。如若不能，则依税务机关的裁定执行。

纳税人举证制度出台以后，受到征纳双方的欢迎。跨国公司按照事先确定的价格进行交易不必有所顾虑，税务机关也由此摆脱了烦琐费时的事后审核工作。该制度还有利于保证国家税收收入的稳定性。正因如此，不少国家也已开始在本国推行预约定价协议制度。如经合组织1995年准则肯定了预约定价协议制度，加拿大于1994年底了预约定价协议制度的信息公告，并在1999年的转移定价信息公告中予以重申。英国税务机关则于1995年颁布了《预先交易法规》，日本、德国、西班牙等国也已开始实行预约定价协议制度。

3．有关资本金弱化问题的专门条款

在关联企业之间通过人为的内部金融操作，在某一企业减少自有资本数量、增加贷款数量，可增加利息扣除，造成关联企业间的利润转移和相关税收问题，因为不同的国家对债务利息和红利的征税政策是不同的。企业的债务规模远大于与资本金对应的正常水平的状况被称为“资本金弱化”(thin capitalization)。

资本金弱化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转移定价行为。对付资本金弱化，oecd提倡两种方法：一是正常交易法，即由税务机关确定关联方的贷款条件是否与非关联方的相同，如果不同，则关联方的贷款可能被视为隐蔽的募股，要按资本金弱化法规处理，对利息征税；二是固定比率法，即如果公司资本结构超过特定的负债／权益比，超过的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并将超过的利息视同股息征税。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等大多数国家采用固定比率法，英国等少数国家采用正常交易法。

4．对转移定价的处罚措施

美国从1996年就转让定价违法问题增加处罚规定，根据违反规定程度不同，处罚措施分为两等：如果净利润调整金额达到或超过500万美元、达到或超过调整后总收入10％，或者转移价格等于或高于正常交易价格的2倍、等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1／2，处以所逃避税额20％的罚款；如果净利润调整金额达到或超过2000万美元、达到或超过调整后总收入20％，或者转移价格等于或高于正常交易价格的4倍、等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1／4，处以所逃避税额40％的罚款。力度之大，让避税企业望而生畏。

三、监管与防范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任重道远

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除了涉及公司内部的利益分配外，更主要的是涉及母国和东道国政府的利益分配，所以国际转移定价问题为各国政府高度关注。发达国家政府对跨国公司内部转让价格进行越来越多的干预，仅在英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专职转让定价的人数就在近年增加了3倍，尽管如此，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仍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内部转让价格的管制更为困难。这主要是由以转贴于

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1．转移定价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很难判定

由于转移定价牵涉到一些极为复杂的客观因素：转移定价行为的认定、关联企业的确认、正常交易原则的建立、转移定价调整方法、相关国家的初步调整与相应调整。其中关联企业的确认和正常交易下独立企业成交价格的计算是转移定价税制的核心和难点。究竟什么样的价格才算为“正常交易”或“公平”价格，并无十分明确标准。特别是许多公司以提供劳务为主，更多地依赖品牌和知识产权等其他难以定价的无形资产。

2004年，美国国税局调查了英国最大的制药集团葛兰素制药集团(glaxogroupltd)，起诉该公司在1989－1996年期间在美国少纳所得税52亿美元。该案争执的核心在于为葛兰素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治疗胃溃疡专利产品，善胃得(zantac)的利润创造源。究竟是在英国的研发活动创造了利润还是在美国的广告或营销活动创造了利润?显然，两者都创造了利润，那么它们各占多少比例?如何分摊成本、利润和税赋成为一大难题。

2．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的核心商业机密，其制定与实施过程都高度保密

由于转移价格属跨国公司内部价格，一一般是由公司的高层领导会同财务与会计主管人员制定的，属于公司内部最高商业机密，外人难以了解且更难约束。因此，即使是美国这样会计制度发达、监管力度大的国家，对跨国公司滥用转移定价的做法也常常是感到有迹可循却不能查到水落石出。例如，美国会计总署的研究表明，67％的外国公司，每年在美国进行着数千亿美元的生产和交易活动，却没有交纳一分钱的所得税。据某个经营于美国的外国公司透露，1998年，它们曾经以171美元一支的价格，从本企业内部进口牙刷，而以13美元一个的价格，向属于同一企业系统的其它分支企业出口导弹，以此成功地逃避了应交所得税。为了加强对滥用转移定价的防范，近年来美国国内收入局增加了100名审计师，每年大约花费1600万美元聘请外部专家加强审计。但即使如此，针对一些巨人公司如日立、三菱电器、东海银行和大宇等大公司的转移定价调查仍是悬而未决。

3．世界各国税收制度差异以及税收优惠政策，为跨国公司避税筹划提供了空间

由于世界各国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存在‘定差异，且还有为数不少避税港的存在，为跨国公司内部化充分运用转移价格和信息不对称优势，最大限度地避税提供了有利条件，使跨国公司在国际避税与反避税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

特别一提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纷纷提供了包括财政、金融在内的各类优惠政策，甚至是有害的恶性竞争，这种“贫困竞赛”(race to thebottom)使跨国公司在与备选东道国的讨价还价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要约束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等不正当行为就显得尤为困难。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最近的一次调查中，被调查的84％的发展中国家认为，跨国公司明显地在利用转移价格来转移收入，以实现逃税的目的。

4．电子商务使跨国交易变得更加难以确认、跟踪和量化

电子商务交易参与者的多国性、流动性、无纸化操作的快捷性等特征，使传统的税收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因为：

第一，在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跨国纳税人在收入来源地国除了设置一个网址或者服务器之外，并不需要另行设立任何的“有形存在”(physical presence)，从而根据既有国际税法规则难以确定该笔收入的来源地；

第二，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纳税人所从事的商务活动所涉及的大多数是无形的数字化产品交易，因此根据既有的国际税法规则亦难以确定该所得究竟属于何种所得。

第三，在网络空间，跨国纳税人可以从事各种数字化产品等无形资产的商务活动，也可以通过加密等手段保护和隐瞒收入和财产，以及征税国据以征税的相关会计资料。跨国纳税人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在来源国逃避根据现有的税法所承担的纳税义务。

澳大利亚税务专员米歇尔·卡莫迪(michael carmody)曾描述过一个名为“抓得住我们那就来吧有限公司”(catch us lf you can ltd)，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相关问题：该公司的所有业务都是通过因特网完成，产品直接销售给客户。其业务遍布于世界许多不同的国家，各方只通过电视电话会议进行交流。而公司注册地却为某一零税收地区，利润十分丰厚。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就像各国政府永远不能控制公海一样，它们也无法控制网络空间，因此网络空间将成为跨国公司谋求避开政府控制者的新的“避税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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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058-02

一、广东加工贸易的发展概况

广东是国内开展加工贸易最早、加工贸易规模最大的省份。广东经济的起飞很大程度上源于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加工贸易已经成为广东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使广东长期占据着全国各省份经济总量、对外贸易额、引进外资额等多项经济指标的榜首位置。

然而，作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聚集地，广东的领头羊作用更多地表现在规模和速度上，总体上仍未摆脱低附加值和非差异化加工为主的基本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演进的背景下，现代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已经超出了单个企业自身的能力和资源范围，它越来越多地来源于企业与产业价值链上下各环节的有效整合中，企业间的竞争已经演绎为产业价值链之间的竞争。

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企业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战略环节是价值链上的制高点，抓住了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也就抓住了整条价值链。因此，企业应该集中力量控制其战略环节，而把不具有竞争优势的非战略环节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过程就是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片断化，即同一价值链条的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跨界的全球生产网络被组织起来而并非在单一企业内部完成。企业必须积极应对价值链上价值重心的不断转移和变化，努力使自己处在高价值的关键环节中，以保持竞争优势。

二、延长广东省加工贸易价值链存在的问题

(一)广东加工贸易技术含量、增值率低

广东加工贸易依然以代加工、代设计为主，自创品牌生产较少，多数企业以贴牌、来样加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出口品种档次低、技术含量低。多数行业的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产业升级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基地。工业模仿能力强，但创新能力差。广东省生产的工业品绝大多数档次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工业研发能力差。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相当数量的加工贸易企业是制造中心，而非利润中心，出口增值率偏低。“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生产在内”就成为了广东省制造业的主要特点。广东省只是充当了世界“加工厂”的角色。

(二)广东省加工贸易仍处在产品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广东省加工贸易发展之初主要是以服装、纺织品、玩具等轻工业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迅速增高。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高新技术产品与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在广东的大规模发展，主要得益于世界机电产业模块化、标准化的轻型加工组装产业向广东省的大规模转移，即通过从日本、韩国、台湾省和东盟等地大量进口零部件，在国内加以组装而形成最终出口产品。本地企业出口的是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但负责的仍是劳动密集型环节，我们切不可把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等同于产业升级。广东省加工贸易产品结构的优化并没有带动相应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工贸易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负责附加值最低的加工装配环节。

三、广东加工贸易产业链延伸受制约的原因

(一)分析的理论依据：微笑曲线

产业经济学中的“微笑曲线”表明，加工制造位于产业链附加值曲线的最底端，利润相对薄弱，企业如果要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就必须向两端延伸――要么向上游端的零件、材料、设备及科研延伸，要么向下游营销端的销售、传播、网络及品牌延伸。总体而言，越向两边走，企业获得的附加值就越多。

(二)微笑曲线中的加工贸易产业链及增值率

加工贸易产业链是加工贸易企业通过深加工结转、外发加工及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国内供给，从单一企业加工向多企业的生产联合体深加工方向转变，逐步形成深度关联、相互配套的产业集群，进而不断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研发设计、加工生产、运输仓储、物流配送、营销及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对国家来说，加工贸易留在国内的加工环节越多，产业链越长，国内增值率就越高，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越有利。在加工贸易产业链的环节分配中，可以用“微笑曲线”加以分析。

这个理论描述的是，曲线左端(产业链上游)的知识产权开发企业，随着研发和设计的投入，产品增值收益逐渐上升；在曲线右端(产业链下游)的品牌销售企业，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产品增值收益也大幅上升；而弧底部分的成品装配和低端产品为主的制造业则是“流汗多拿钱少”，技术含量低、产品增值少，而且市场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加工贸易企业显然就是处于这个位置。

加工贸易产业链上的“微笑曲线”其实就是“增值率(附加值)曲线”，即通过新品开发、品牌创意、行销渠道、运筹能力提升工艺、制造、规模的增值水平，也就是要通过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渗透来创造更多的价值。

综上可知，作为出口大省广东，通过加工贸易贴牌组装生产的，企业并不具备生产技术上的优势，研发设计、特殊材料、关键部件及产品销售均严重依赖外方。组装用零配件主要通过跨国集团内部采购和调拨，内资企业难以进入料件配套体系，加工贸易企业产业链自主延伸能力弱。

四、延伸广东省加工贸易产业链的措施

(一)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培养品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目前，广东初级产品产量已居于世界前列，但由于产业技术落后，导致生产过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加速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今后一个时期广东经济发展面临的战略性任务。从宏观上看，一是要努力培育国内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通讯设备、家用电器、形成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要充分利用产业扶持优惠政策服装、农副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由初级加工、精加工转变，提高单位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从微观上看，还要进一步改革，构成技术密集的企业，发挥资本和技术优势；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集型机电产品的出口量，创造较多的外贸收益。要特别注意对成套设备、动力机械等产品出口的培育。二是要提高传统的纺织、现有的加工贸易优势相关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将更加明显。扩大加工贸易的产业链条，提高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本地化比例，使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真正落地生根。

(二)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和配件

加工贸易行业与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等中间投入品行业的产业关联性很大，中间投入品市场是加工贸易产业与国内产业，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联系的重要纽带，提高国产料件在加工贸易产品中的使用是消除加工贸易“飞地效应”实现加工贸易落地生根的最有效途径。要提高加工贸易中的国产原材料采购率，可采取以下政策措施：首先，制订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的相应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对于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所使用的国产料件，视同国外进口料件与其享受一样的保税政策，减轻企业资金压力；改革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加快出口退税的速度，实现出口及时退税，提高加工企业国内采购的积极性；依据国内采购价值占产品价值总值的比例制订各档不同的优惠措施，国内采购价值所占比例越大，享受的出口优惠条件越多；此外，我国的价格、投资、税收以及贷款等政策几乎都向下游最终产品倾斜的状况，应对中上游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引导资金(包括外资)投入中上游产业，以便为加工贸易提供优质低价的国内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促进加工贸易中间投入品的国产化。其次，政府做好各项鼓励本地采购的服务工作。由政府组织定期举办各类国产材料展销会，促进加工贸易企业与本地配套企业的交流与沟通，了解本地材料市场的发展情况。最后，建立中间投入品市场供求信息平台，促进加工贸易企业与国内配套厂商建立业务联系。

(三)建立完善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结转政策

目前，企业在办理结转时受到的限制较多，且所需时间长，有时难以如期结转。转出、转入地海关对商品名称、数量和价格等存有异议时，手续更难以办理。转关查询实需耗时1至2个星期，严重影响了周转速度和贸易效率。鉴此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简化，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促进加工贸易转厂效率的提高。政府应通过有效途径向加工贸易企业宣传深加工结转的重要性，制订鼓励出口深加工产品的政策，按照出口产品有无在国内进行深加工以及深加工的具体环节与工序对加工贸易企业给与奖励或税收减免，提高企业深加工积极性。

(四)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企业的本地配套体系

促进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一方面需要制订优惠政策措施，鼓励其在本地进行采购与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发挥对当地产业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切实提高本地配套企业的水平，为加工贸易本地化的发展制造进一步条件。目前，我国国内配套企业产品质量整体不高，从而严重制约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采购。政府应对加工贸易配套企业提供技术与资金支持，促使在本地建立规范的配套产业体系，吸引加工贸易企业采用国内原料替代进口原料，促进和拉动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首先，鼓励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改造落后生产方式，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与技术含量，向国际标准靠拢。为使国内企业生产的材料和零部件在质量、规格和成本方面适应加工贸易出口的要求，广东政府应提供专项资金扶植本地企业技术研发、试制新产品以及向加工贸易企业提供试用品，促进产品质量迅速提升；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培养现代化生产所需要的工人；对国产料件配套企业给与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其次，抓住跨国公司基于市场驱动向当地转移较先进技术的机遇，加快学习实现技术本地化，扩大本地产品领域并提高产品层次。

五、结论

政府需整体考虑完善加工贸易发展的制度环境，明确产业发展方向，确定科学的产业政策，打通相关政策瓶颈，同时注重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摸索出一套真正可以带动国家经济增长有效利用发展加工贸易实现工业化的一条途径。促使广东加工贸易向更高技术含量、更大增值环节发展，延长加工贸易价值链，最大效益地带动其他产业，辐射其他行业与地域。

延长广东省加工贸易价值链，我们需要落实将发展加工贸易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政策结合起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流向上游配套产业。随着物流业的蓬勃发展，广东应该改变以往单纯以生产为主的方式，转向生产、仓储、转运并重的模式，通过建立海陆空联运的仓储转运中心，将加工贸易同仓储转运业结合起来，促进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进一步延伸。外资在短期内虽然对引入国的GDP增长有促进作用，并能促进出口的增长，但却不一定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只有增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本地采购和发展配套产品企业，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关联效应，通过引进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陈延林.广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策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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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产业内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一直保持了较高的贸易份额，其中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工业国之间的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2001年中国就有57%的出口贸易和52.3%的进口贸易是同这些国家进行的，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份额。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粗加工低附加值产品和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日益拉大，包括中国在内的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迫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彼此恶性竞争；另一方面又屡屡启用反倾销、反规避的诉讼程序以遏制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出口。所以中国在产业内贸易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问题表现如下。

1.差异产品没有特色且技术含量低

所谓差异产品，指那些要素投入具有相似性，用途也基本相同，存在着替代性但是不能完全替代的产品。我国产品的差异性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水平的花色、款式等的差异；二是纵向的质量差异。水平差异主要是由于同类产品相同属性的不同组合；纵向差异则是由于同类产品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度的不同，质量高的产品资本、技术含量也较高。由于我国企业对技术的应用水平较低，所以无论是对水平差异的产品还是对纵向差异的产品的生产都不能达到其所要求的标准，因此我们应该运用高科技生产具有自己特色的且技术含量较高的差异性产品。

2.产业结构水平低，缺少竞争力

由于本国的科技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很多发达国家能够生产具有很高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的高技术或高技术密集度产品，而我国却处于很低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上，其中最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且差异产品特征显著的也只有汽车、机床等，但是它们所占的比重也很有限。这表明中国在这些产品上还缺乏国际竞争力，即使在高贸易保护下，也是进口多出口少。产业的分工首先是从产业的国内分工，发展到产业间的全球分工，又发展到产业内的全球分工，当这种分工所需要的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

3.受传统贸易理论的影响

受传统贸易理论的影响，一方面导致了人们对水平型国际分工的意义认识不足，过分强调比较优势与经济互补在对外经贸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该指导思想也影响了对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信心和有效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从目前看，我国劳动力和部分自然资源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和出口一些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仅仅按照比较利益进行分工和贸易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国际交换中，初级产品和低加工产品的贸易条件正相对的甚至是绝对的下降，而且，由于我国人均资源贫乏，劳动力素质较低，立足于以资源和劳动密集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正在削弱，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的滞后，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4.缺乏产业内贸易的支撑型产业和产业群

国外很多有竞争力的产业都有庞大的支持性产业和产业群，而我国的很多产业主要集中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属于加工型的贸易，只是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缺乏技术含量，没有发展其相应的产业群。要提高我国的产业内贸易，仅仅从单一的产业来说是不可以的，应该和其他产业密切联系起来。

5.缺乏高度内部化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巨型企业

贸易内部化是跨国公司重要的竞争优势之一。跨国公司为了克服外部市场的不完善，以内部化市场作为外部市场的替代，通过内部交易和转移定价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我国许多企业存在着产业集中度低、规模不经济问题。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很低，产品出口的能力差，缺乏规模经济，自然贸易内部化程度也很低。这种状况，无论对企业，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都缺乏合理的经济性，影响出口效益的提高。　二、促进和发展我国产业内贸易的对策

1.大力发展国内产业内贸易，实现规模经营战略

我国为了达到产业的规模经济，可以先在国内实现产业内贸易，进而推广到在国际上实现产业内贸易。凡是国内能够生产，而且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技术水平的产品或工序，都可以在同一产业内进行交换，从而在国内实现产业内贸易。同时，国内不能生产的产品或者是还没达到相应的技术水平生产的产品还需要进口。主动适量进口部分先进的产品既可以对国内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形成压力，也可以更好的引导国内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高级化。从国内产业内贸易到国际产业内贸易，不失为发展规模经济的好方法。

2.实施差异产品战略，促进国际产业内贸易发展

产品的差异化是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一般地说，对垂直型差异产品的需求要受到消费者收入的制约；而对水平型差异产品的需求则受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因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应考虑到消费者的收入和消费者偏好的因素来加强和扩大差异产品生产，从而促进我国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我国从发达国家进口高质量的产业内产品，而向发达国家出口低质量的产业内产品；与中国同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内贸易的产品流动方向相反，我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质量的产业内产品，向这些国家出口高质量的产业内产品。由于中国企业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不大，产品价格往往只是发达国家最终零售价格的1／4或1／5，因而失去了获得较多利润的机会。

3.实施产业化战略，促进贸易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低水平是制约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根本原因。实行产业化战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促进贸易结构的升级，对于推动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调整产业结构，要特别重视调整和提高工业结构，致力于缓解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并加快支柱产业的发展。为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产业结构，使其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应调整产业政策，加强国际合作；密切出口产业与国内产业的联系；加大技术投入力度，提高产业层次和产业水平。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现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我国应该尽快实现由产业间贸易为主到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由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到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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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产品内分工是指特定的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各个国家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的特定环节，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形式。

目前我国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被削弱，我国加工贸易应该由纯粹加工装配环节逐步向产品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移。以产品内分工理论指导加工贸易升级，提升我国加工贸易在产品价值链中的位置，不仅能够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取较高的利润，而且能够使相关产业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中获取有利地位，是比较符合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的。

二、产品内分工与加工贸易

产品内分工的内涵将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散化。加工贸易符合产品内分工与生产的基本特征，是产品内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发达国家可以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集中从事资本密集型环节，节省本国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则利用本国的劳动力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干中学”中积累经验和资本，利用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降低学习成本和缩短学习时间。因此，产品内分工不仅为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合适的条件，也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加工贸易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研究我国加工贸易的问题，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三、产品内分工条件下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现状

2013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2012年的出口额达到9881881万美元，与2011年相比稍微有所下降，但依旧保持着较高数额。2012年进料加工贸易额从2011年的72763304万美元增长到了76385772万美元，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劲头。加工贸易进口设备金额也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金额保持较高数值。但出料加工贸易与进料加工贸易相比出口金额较小，2011年只有19858万美元，2012年下降大约399万美元。我国加工贸易主要在中间产品环节进口国外的半成品或原料，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完成加工装配环节，再将制成品运送至国外厂商进行贴牌营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主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其次为高技术产品，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小。如图1所示，2010至2014四年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持续增长了约8千多亿美元，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也有明显提高，初级产品出口额基本持平。

四、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中国加工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我国加工贸易技术水平不高，处于全球价值链最底端

如图2所示，“微笑曲线”的两端，价值链上下游分别为附加值高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底端是加工组装环节。产品价值链和“微笑曲线”都表明，在产品内分工中，在上游环节加大研发和设计的投入，产品增值程度和收益率上升；在下游环节建立品牌及营销渠道，产品增值程度和收益率也会随之上升。而位于中游则是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少的加工组装环节，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取代。中国加工贸易技术水平不高，只能利用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比较优势从事中间环节的产品加工组装，处于全球价值链最底端的位置。

2.我国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低，“飞地效应”明显

我国加工贸易方式主要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容易形成“飞地效应”，即从国外进口具有高技术水平的零部件，在国内完成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发达国家。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采购率低，导致加工贸易的产业关联度差，这就阻碍了我国加工贸易中间产品供应能力的增长以及加工贸易配套产业的发展，导致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链上无法延伸。

3.劳动力成本优势渐趋衰弱

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且廉价，但大多数劳动力并不符合加工贸易企业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这就产生了结构性需求矛盾，成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发展障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日益增强，我国加工贸易面临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大。

4.民族品牌缺失，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以简单装配，贴牌生产方式为主，在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十分薄弱，大多数加工贸易企业尚未具备核心竞争力。再者，由于民族品牌缺失，加工贸易企业在国际中辨识度低，可替代性高，严重阻碍了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

五、基于产品内分工理论分析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路径及策略

1.提高产品附加值，延长产品价值链

一是沿着产品分工链向上游延伸，不断提升研发设计能力，提高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企业必须形成自主研发设计，高技术水平零部件生产的能力，才能真正改变我国加工贸易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中的底端位置。

二是向下游拓展。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要努力打造自有品牌，扩展自身的销售渠道，完善物流体系，在商品流通中也能得汲取到更大的利润，提升在品牌运作和营销服务环节的竞争力。

2.提高中间产品的国内采购率，完善配套产业

应鼓励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在中间产品的投入中多采用国内原料，并自主生产高技术水平的零部件。在政策上对为生产加工配套中间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充分发挥政府、科研单位的作用，为有能力进行配套生产的企业提供人才培训、技术研发等各项服务，推动国内加工贸易企业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

3.充分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土地、水电等低成本生产要素上，而中间产品的原料主要以进口为主。这就需要在原有静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外溢来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加速资本积累，并通过教育和科技政策转变比较优势，提高技术水平及劳动力素质，实现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升。

4.创建世界知名品牌，充分发挥跨国公司促进作用

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我国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发挥着重要作用。跨国公司不仅为产业发展投入资金和技术，同时还会产生竞争效应、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因而，必须加大力度扶持本土跨国公司的发展，支持其创建更多的世界知名品牌，更大程度地提升跨国公司在国际产品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才能充分发挥其促进作用。

六、结论

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把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游离在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之外，就必然会丧失发展良机。面对国内传统比较优势弱化，周边国家优势日渐突现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及民族品牌，提高加工贸易技术水平，积极延长国内价值链，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参考文献：

篇8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9-0034-04

收稿日期：2008-04-22

作为我国改革的前沿阵地，广东省在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实力、市场环境得到了大幅提升和改善。目前广东省的GDP总额已经占到全国的1/8，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在我国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广东省在对外贸易方面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进出口贸易额对外贸易顺差额均排名全国第一，2007年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的30％，外贸顺差占全国的4成。同时，广东省的市场化程度与其他省份相比也比较高，藏富于民的发展模式使其内需相对旺盛。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都对广东经济产生了促进作用。随着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由此带来的贸易摩擦不断蔓延，从而引起外贸的不确定性增大，这就为高度依赖出口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政府一直引导启动内需降低对高度依赖外贸可能带来的风险。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国内经济排头兵的广东而言意义更为重大。

一、文献回顾与评析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基础性问题。理论上讲，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发挥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就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不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刚好相反。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理论上存在着“贸易促进论”与“贸易促退论”之争：Sachs ect(1995)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减少失误，形成一种特殊的赶超效应，从而可以使本国的经济迅速地得到发展。Prebish等人则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所处不平等地位，贸易产生的收益大部分为发达国家获取，对外贸易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阻力。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更多地体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还没有专门的、成熟的理论对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探讨。

实证方面，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国家1960-1973年间的数据，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Jung Peton&Marshall(1985)发现只有4个国家的出口引致经济增长，而37个发展中国家并不符合传统的假设。Kamnaratne(1994)、Sachs和Waner(1995)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后期，经济学者们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Helleiner(1996)、Bleaney(1997)等人的研究，得出了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此外，Chow(1987)、Dutt和Ghosh(1996)等人的实证检验得出了中性的结果。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国内经济增长与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上。林毅夫、李永军(2001)利用回归分析来估计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邓平宇(2006)、杨秀琴等(2005)从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广东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进出口都对广东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徐映梅、田静(2005)就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做了研究，得出了国内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展原因的结论，但该研究对所运用的数据并未进行任何处理。云松(2007)研究了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

理论上，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都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区域在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两种贸易形式可能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大小会有所不同。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外贸易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广东的经济实力、市场化程度，以及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会使国内贸易对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因而有必要将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进行比较。

二、实证分析

(一)检验方法

本文将比较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依次通过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回归分析来考察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变量、数据选择

本文广东的经济增长用广东的GDP增长率来表示，对外贸易用进出口总额来表示，分别用进出口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来表示，国内贸易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其变动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GDP增长率、进出口增长、进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都采用水平数据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来衡量，即分别用lnGDP、lnJCK(进出口增长率)、lnJK(进口增长率)、lnCK(出口增长率)、lnCNMY(国内贸易)表示。

在进出口数据上，由于存在海关统计口径和外经贸委外贸业务统计口径，两个统计口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对外贸易中能够获得较为一致的数据为1987-2006年之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1996～2007年各期广东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1、相关性分析。

首先看GDP增长率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EVIEWS软件计量见表1：

仅仅从相关系数看，广东GDP增长率与国内贸易的相关系数高达0.9，远远高于其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GDP增长率与进出口、进口、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接近，都不是很高；进口与出口之间相关系数也较高，达到0.66；国内贸易与进出口、进口之间的相关系数高于其与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0.36。

2、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这就需要因果关系检验，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各变量是序列平稳的，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本文发现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结果见表2：

由于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无法检验其

格兰杰因果关系，只能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对各变量进行简单的回归，再检验其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需要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简单回归后的结果见表3：

仅仅从简单的回归结果看，国内贸易对广东GDP的解释力远远高于无论是以进出口总额、进口还是出口衡量的对外贸易变动，其R2高达0.819。

下面进一步对表3回归方程中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期发现GDP与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结果见表4：

结果表明，各回归方程的残差都通过平稳性检验。这就表明，广东的GDP增长率与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国内贸易之间都存在着协整关系。进一步对表3中的回归方程建立ECM模型，结果见表5：

从ECM模型的计量结果看，误差修正项系数均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这表明无论短期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还是国内贸易的短期变动对GDP存在正向影响，并且短期调整系数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在仅仅考虑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广东每年的实际发生的GDP与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约40％可以被修正：仅仅考虑国内贸易的情况下，广东每年实际发生的GDP与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80％可以被修正。

三、简要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相对对外贸易而言，广东的GDP与国内贸易的相关性要高得多。国内贸易的变动可以解释广东GDP变动的约82％，而对外贸易的变动仅能解释广东GDP变动的40％左右：广东GDP与国内贸易、对外贸易(无论是进出口、进口还是出口)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进口、出口对广东GDP相关系数、促进作用区别不大。这似乎表明广东的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依靠国内贸易。但由于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中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后对区域内消费水平、产业结构等影响最终作用于国内贸易和经济增长。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对外贸易之间对国内贸易、消费、投资的影响。相对于国内其他省份，广东市场化程度较高、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使国内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数据上看，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建议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对广东经济发展和外贸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篇9

二、片面的反垄断法实施导致域外管辖产生

很多的国家的反垄断法在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片面的保护本国的贸易，导致本国国内贸易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垄断行为，对国际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还有部门的国家所实际出台实施的反垄断法，还存在着域外效力，这对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如:美国的长臂原则，美国对于贸易的主张问题上，主要实施的是域外管辖，这种管辖方法对国际贸易有着更加深入的影响。反垄断法本身就是强制性的法律内容条件，一般来说不能够在合同中提前适用，同时也不能够直接的对法院的管辖权进行排除在外，因此，对于国际贸易有着直接性和强制性的影响，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来说，需要从根本上对经济秩序进行维护，实现对贸易经济的较好保护问题，相对于一般的经济法来说，反垄断法制裁措施十分的激烈，除了可能产生民事制裁之外还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刑事制裁，因此，针对国际贸易和反垄断法的发展来说，需要进行足够的重视发展。

三、反垄断法本身是维护自由竞争的手段，但是可能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1、保护本国贸易一般来说，反垄断法本身就是维护经济竞争的发展，同时其主要实施的目的是对垄断进行限制，保护正常竞争，同时还需要在实施反垄断法的过程中发挥最佳的竞争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促进市场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反垄断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市场竞争产生较好的维护作用，但是，一旦自属国对自身贸易片面的进行贸易保护，就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本国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市场的正当市场竞争有着严重的赢下。一般来说，对于各个独立的国家来说，反垄断法能够为本国的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保驾护航，但是，如果保护不得当也会出现片面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各个国家对于贸易发展来说，对反垄断法一方面表示支持态度，鼓励本国的企业能够对国外市场进行一定的垄断，另外一个方面则是限制其他国家对国内市场进行经济垄断，因此，对于反垄断法的发展来说，长期以来，各个国家都是持有两个基本态度，两者进行综合的协调发展。各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反垄断法进行较好的国内贸易保护，维护国内市场经济秩序，实现国内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2、贸易保护反垄断法的实质就是进行贸易保护，各个国家对于反垄断法来说，都是实施的重点内容，经济部门一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来说，一切以本国的利益为基础，对于国家的出口贸易进行一定的限制发展。各个国家为了实现对本国国内贸易的保护发展，实施反垄断进行有效的市场垄断，在本国市场中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进行严格的限制管理发展，根据相关的低于管辖，反垄断法主要体现的是在本国国内市场中所实施的垄断行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反垄断法本身就是防止其他国家对其本国经济实施垄断出台实施的法律，其根本在于对自身国家经济的保护和市场秩序的维护。

四、在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时，主动的维护经济秩序

很多的国家的反垄断法在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片面的保护本国的贸易，导致本国国内贸易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垄断行为，对国际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本国贸易的发展，反垄断法本身就能够对国际贸易以及国内贸易两者进行综合的影响，我国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只有在国际市场中进行快速的发展，不断的加强国内产业同国际市场之间的交流发展，才能够实现国际贸易的发展。对于反垄断法同国际贸易之间的发展关系来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针对我国国家经济的出口问题，在进行经济出口的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通过反垄断法进行较好的国内贸易保护，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实现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篇10

近年来，我国国内贸易流通发展速度可谓迅猛。“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8%，2015年达到30.1万亿元；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1%，2015年达到7.8万亿元；内贸流通就业人数从2010年的1.03亿人增加到2015年的1.49亿人。

这份由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10部门联合的《规划》，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出台，这对于完善内贸流通体制机制，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推动从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全面总结了“十二五”期间内贸流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分析了“十三五”期间内贸流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根据对流通发展趋势的研判，提出了流通升级战略，消费促进、流通现代化、智慧供应链三大行动，9项主要任务和17个重点项目。

《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我国内贸流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提升流通质量和效率为中心、以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信息技术应用为支撑，实施流通升级战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内贸流通体制机制，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扩大流通对外开放合作，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充分发挥内贸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

《规划》提出了“十三五”时期让沉魍ǚ⒄鼓勘辍W芴迥勘晔堑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内贸流通转型升级取得实质进展，全渠道经营成为主流，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流通、大市场体系基本形成。流通新领域、新模式、新功能充分发展，社会化协作水平提高，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增强，流通先导功能充分发挥，供需实现有效对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更加凸显，现代流通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针对“十三五”期间内贸流通发展，《规划》提出推进实体商业创新转型、提升流通供给水平、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提高流通信息化水平、加强流通标准化建设、促进流通集约化发展、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加强对外开放合作、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等9项工作任务。

围绕“十三五”时期我国内贸流通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规划》提出了7个方面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健全管理体制机制、加大财政金融支持、调整优化税费政策、优化土地要素支撑、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统计监测体系、落实规划推进机制等内容。

篇11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5.019

1引言

自20世纪以来，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国际贸易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成本的降低。现代交通具有运量大、远距离和低成本的优点，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降低了各国贸易的运费和时间成本；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信息在全球的飞速传播，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信息成本；WTO等一系列经济组织和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与发展，大范围的降低了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减少了政策性壁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市场的开放度更高等，这一系列的因素都促进了国际贸易成本的降低。

2文献综述

目前，虽然国际贸易成本有所下降，但是它也是阻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贸易成本的重要性使得对其的研究具有必然性。David（2008）论述了世界贸易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贸易成本的降低，并且分析了其贸易成本在不同阶段的贡献率。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在假设双边贸易对称的条件下，提出了测度贸易成本的模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模型中的假设与现实不符。本文运用的Novy（2008）估计模型是在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的，是目前较好的估计模型。运用Novy（2008）的难处在于国内贸易的数据不能直接获得，本文借鉴Wei（1996）的方法确定国内贸易，Wei（1996）认为，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一国的国内贸易是总收入与总出口的差额。

截至目前，国内关于贸易成本的研究较少。蒋含明（2012）运用Novy（2008）估计模型，基于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1998～2011年间大陆与台湾地区各行业的贸易成本，并采用GMM估计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丁媛媛和彭星（2012）采用Novy（2008）估计模型测度了中国和东盟主要国家的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进行分解，并且从距离、语言、人均GDP差额和汇率波动等方面对影响双边贸易成本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距离和人均GDP对贸易成本有着较为显著地正向影响，共同语言和加入WTO均有利于贸易成本的下降，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最大，有着十分显著的消极影响。

3Novy（2008）估计模型及数据来源

贸易成本的测度有直接测度法和间接测度法两种。直接测度法主要是测度关税、配额和交通运输等政策壁垒和自然因素引起的贸易成本。直接测度法较直观，但是存在很多局限性。首先，政策性壁垒较难量化。特别是目前名义关税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大行其道，技术性壁垒和绿色壁垒更是难以量化。其次，这种方法主要局限与可见成本，如运输成本和关税壁垒，不能从整体上测度贸易成本。第三，直接测度法中没有包含国内贸易成本。因此，测度贸易成本最好是运用间接测度法。这种方法主要是考察贸易成本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从而间接地测度贸易成本，也是国内外学者普遍采取地方法。本文运用的Novy（2008）就是一种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模型。

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了具有多边阻力的引力模型，其基本形式如下：

xij=yiyjyw（tijΠiPj）1-σ（1）

在此框架下，Novy推导出具有多边阻力的方程：

ΠiPj=（xii/yiyi/yw）1（σ-1）tij（2）

其中，tij表示i国与j国的贸易成本；yi和yj表示i国和j国的名义收入即GDP；yw=∑Yj表示世界总收入；xij表示i国向j国的出口；σ是商品的替代弹性，且σ>1。Πi和Pj是表示i国和j国的价格指数，反映了多边阻力；Xii表示i国的国内贸易。

根据（1）式推出j国向i国出口的引力方程，乘上i国向j国出口的引力方程，即获得双向的引力模型，得到以下等式：

xijxij=（yiyjyw）2[tijtjiΠiPiΠjPj]1-σ（3）

将（2）代入（3），整理以后推到出以下等式：

tijtjitiitjj=（xiixjjxijxji）1σ-1（4）

在（4）式中没有理由推断两个的贸易成本是对称的，即贸易成本有可能不相等（tij≠tji），同理，国内贸易tii和tjj也可能不相等。因此，对贸易成本取其几何平均值为，国内贸易成本的几何平均值为tijtji，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相对于国内贸易成本的双边贸易成本tijtji/tiitjj，减1以后就得到一个关税当量，最终推导出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相对于国内贸易成本的双边贸易成本，公式如下：

tij=（tijtjitiitjj）12-1=（xiixjjxijxji）12（σ-1）-1（5）

由（5）式可知，当双边贸易流量xijxji相对于xiixjj增加了，那么双边贸易成本会变小，有利于两个的经济往来，反之亦然。

本文将采用式（5）来测度2000～2014年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主要贸易伙伴国是指2014年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即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巴西和欧罗斯。其中，由于中国台湾的数据较难获得，故将其剔除。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为转口港，拥有大量的转口贸易，国内贸易为负，不适用于本文所阐述的贸易成本构成，故将这两国剔除。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澳大利亚、巴西和俄罗斯7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研究过程中首先要对变量取值。其中，按照Wei的方法确定国内贸易xii，即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国内贸易是总收入与总出口的差额（xii=yi-xi）.但是由于总收入中包含了不可贸易品，故需引入si，表示i国全部产出中可贸易品的份额，xii=si*（yi-xi）。同理可得，xjj=sj*（yj-xj）。为方便贸易成本的计算，假设双边可贸易品的份额是对称的，即si=sj=s，从等式中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s与贸易成本是正相关。那么最后（5）式可以变形为：

tij=[S2（yi-xi）（yj-xj）xijxji]12（σ-1）-1（6）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2000～2014年的年度数据。中国与各国的总出口和相互出口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各国GDP数据来源于UNCTAD statistics。从（6）式中可以看出，我们首先要确定s和σ的值。因为两个参数的值很难直接估计，所以我们参考已有的研究确定这两个参数值。Eventtand和Keller（2002）通过研究认为，可贸易品占总产出的30%-80%。可贸易品的份额也受各国发展水平的影响，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可贸易品份额也较低。Novy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可贸易品份额为0.8，本文研究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将s设定为0.8.对于商品的替代弹性σ是一个很难确定的值。一般而言，较低的替代弹性意味着消费者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倾向减少贸易，意味着较高的贸易成本。根据Anderson和Van Vincoop（2004）认为替代弹性一般介于5～10之间，这是他们总结现有各种文献的估计得出的结果。本文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将替代弹性设定为8。为了全面的考察替代弹性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本文还测度了σ=5和σ=10时的贸易成本。

4测度结果与分析

我们遵循Novy（2008）的研究思路，利用2000～2014年的数据测度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0～2014年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当s=0.8，σ=8时，美国从2000年的87.89%降到2013年的68.78%，日本从72.28%下降到2013年的6365%，韩国从64.32%下降到2013年的47.3%，德国从93.22%下降到69.71%，澳大利亚从100.98%下降到70.46%，巴西从144.19%下降到85.07%，俄罗斯从90.11%下降到2013年的81.39%。其中由于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经济增长放缓，世界贸易低速增长，2014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成本略有上升。

综上所述，本文运用Novy（2008）模型测度了2000～2014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关税当量的贸易成本，结果表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都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取得显著成效，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效率提高；关税改革的推进和自由贸易区战略都使中国的贸易成本不断下降，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

5对策建议

根据测度结果显示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在不断下降。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贸易成本仍然有较大的下降空间。从降低贸易成本的角度，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5.1加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

中国要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国际大通道，推进中国与东盟海陆空互联互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对接，发展产业集群；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推进，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发展。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自由化，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国流通；加快国际经济走廊的建设。

5.2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

随着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降低，贸易便利化是继贸易自由化以后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途径。为了降低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应该推进贸易便利化，简化和协调国际贸易制度和手续。中国海关要加强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完善跨进电子商务通关业务流程，推进口岸各部门信息交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提高通关效率、服务进出口企业，提高贸易效率。

5.3提高产品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为了实现中国“贸易强国”的目标，中国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引进和吸收国外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形成二次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打造属于自己国际品牌，实现国际贸易品牌化；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加强产品的售后服务工作；制定产业发展战略，抓住产业发展机会，增强产业竞争力；大力发展绿色产品，倡导绿色包装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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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学锋，梁琦.测度中国与G-7的双边贸易成本――一个改进引力模型方法的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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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Murphy，1992)。

3．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

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andWi11S，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问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问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一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一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O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白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