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7 09: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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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幼儿:
小班幼儿的劳动意识比较薄弱,中大班幼儿相对小班幼儿来说,有一定的劳动意识,但整体劳动意识都不太强,幼儿对于劳动的理解大多是帮助别人做事,对“劳动”的实际意义了解不全面。
在一些力所能及、趣味性强以及日常生活中经常参与的劳动中,孩子们参与的积极性较高,主动性较强,但对于一些耗时较长、对劳动技能要求稍高的一些劳动,孩子们就会因为怕苦怕累、没有足够经验、失去信心等因素逐渐表现出畏难情绪,很多时候都不能坚持参与整个劳动过程。
2、关于家长:
据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家长都认为有必要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家长想要培养幼儿劳动能力的意识较强,认为孩子的劳动教育应该从小培养,并且十分支持幼儿园开展劳动教育。也有部分家长提出让孩子参加家务劳动是为了让孩子学习劳动技巧,或是为家长减轻负担。
3、关于教师:
根据调查,我们发现100%的老师都认为在幼儿园开展劳动教育对幼儿的成长有帮助,90%以上的老师都认为劳动教育在“培养劳动习惯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自理能力和独立性”、“培养劳动意识和兴趣” 、“增进体质,锻炼意志”、“培养观察力和创造力”、“增强道德责任感”、“学习基本的劳动知识和技巧”等幼儿能力提升方面有极大的意义和帮助,83%的老师都有意识培养幼儿的劳动习惯,并在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积极渗透劳动教育。
二、劳动教育的内容
1、关于幼儿
在幼儿园,大班幼儿在熟练掌握独立生活技能的同时,更多是以值日生的角色参与到劳动当中,开始为周围的人做力所能及的劳动,如帮助老师发放餐具、晾晒毛巾、收拾整理游戏材料、照顾自然角里的动植物等;小班幼儿则更多的是进行自我服务劳动,逐渐做到不依赖成人而独立照料自己的生活,如穿脱衣服和鞋袜、独立的盥洗、进餐、睡眠、起床等。
在家里,孩子们更多的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如擦桌子、摆碗筷、倒垃圾、取快递等。
2、关于家长:
家长在家更多的是引导孩子完成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70%由祖辈照的孩子顾,由于过分溺爱,很多时候都由成人包办代替,参与劳动的机会较少。
3、关于教师:
在幼儿园的劳动教育活动中,教师以培养幼儿的自理能力和为他人服务的意识为主,同时结合种植活动、区角活动、集教活动、场馆活动,逐渐提升了孩子的劳动技能。
三、家长及教师在劳动教育中的教育行为
1、家长的教育行为
从家庭劳动教育实施情况来看,60%以上的家长对幼儿的家庭劳动教育只停留在意识层面,实际不太愿意让幼儿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原因包括担心孩子做不好、有危险性、弄脏衣物、占用孩子学习时间等;有40%以上的家庭,劳动教育实施过程以父母示范为主,并没有让幼儿体会到劳动的趣味性,目的性较强,从而导致幼儿失去兴趣而不愿意做的情况发生;还有将近5%的家长会用劳动作为惩罚孩子的方式,使孩子从小对劳动产生不良的理定势。
2、教师的教育行为
教师虽然在意识上比较重视劳动教育的开展,但在实际工作中,劳动教育主要是在生活环节鼓励幼儿参与实践性劳动活动,更多地是对幼儿劳动技巧、自理能力、生活基本技能等方面的引导,对于开展劳动教育的意义、 劳动教育中对幼儿劳动意识的各种意志品质的提升、幼儿在劳动教育活动中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相互合作、表现创造等各综合能力的提升等方面的引导和培养不够。
四、目前幼儿园劳动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分析
1、关于幼儿:
幼儿喜欢做的劳动都比较简单,并且能够轻易完成,有63%的幼儿怕脏怕累,遇到问题和困难容易放弃,做事容易半途而废,这也说明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对于成人的依赖性较强。
幼儿的劳动意识不强,不能真正体会到劳动的快乐及意义,也不能在劳动教育中获得更多的发展。
2、关于家长:
90%以上的孩子在幼儿园能够积极参与劳动,在家显得有些不太主动,60%左右的幼儿有参与劳动的意愿,但是家长没有给予充分的支持。有的是家长包办和溺爱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家庭观念不统一,导致幼儿参与到劳动中的机会减少;有的家长会站在成年人的角度去设想各种各样的结果,如弄脏衣服、耽误时间、担心受伤等等,从而忽略了幼儿渴望劳动的需求,不给幼儿尝试的机会,幼儿进行的家务劳动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为自我服务的劳动,幼儿的家庭责任感并没有良好的建立。
3、关于教师
教师对于劳动教育本质的理解不够深入,更多是以掌握生活、劳动技能的练习作为劳动教育的内容,因此导致开展的劳动教育活动形式单一、内容不全,缺乏趣味性、探究性, 也未能充分利用活动、环境、社区、家长等丰富的资源来开展丰富有趣的劳动教育活动,从而激发幼儿热爱劳动的情感,调动孩子们参与劳动的积极性,促进幼儿综合能力的提升。
五、下一步采取的措施
1、关于幼儿:
除了在一日生活中逐渐提升幼儿的自理能力及基本的生活劳动技能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讨论、实践、探究、分享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培养其热爱劳动、吃苦耐劳和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通过在劳动中的不断思考、不断尝试,锻炼自己的劳动能力;通过体验到劳动为他人带来方便的满足感,逐渐萌发为他人服务的劳动意识。
2、关于家长:
幼儿劳动教育的开展不能仅仅依靠幼儿园,家庭的劳动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幼儿园要向家长宣传劳动教育理念,引导家长端正观念,即劳动教育应该融入生活,劳动是生活,生活来源于劳动,从而更好带动孩子更新劳动观念,让劳动意识深入幼儿心中。
在生活中,家长应该放开双手,同幼儿园一起,形成家园合力,共同培养幼儿参与劳动的兴趣,充分给予幼儿参与劳动的机会,从小培养幼儿养成热爱劳动的情感,提高动手实践能力。鼓励家长从自身做起,利用下班或者周末等居家时间,带领幼儿一起参与劳动,在亲子共同劳动的过程中体验劳动的乐趣,感受劳动是快乐的体验而不是惩罚性体验。
选拔优秀师资和编写实用、有特色的课程教材
劳技课程是一门技能性较强的课程,它不仅需要教师具备教学的基本素质,更需要教师具备某方面的技能特长。因此,选聘一支高质量的劳技教师队伍是实施劳技教育的关键。劳技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劳技课必须体现鲜明的实用性,如手工制作、养殖、园艺、烹饪、计算机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开设,使学生能够在学中用,在用中学,不仅使学生获得劳动知识和技能,更能感受学习和劳动的乐趣。劳技课程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还应体现特色性。各个学校可以根据本地区、本学校及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当学生学习结合地方特色的劳技课时,会感到很亲切、有趣,能激发学习的积极性。
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要求必须有市场的存在。一般使用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两个假设:一是稀缺性,资源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也是有限的;二是人是有理性的,即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表现在货币和非货币方面,作为理性人的企业则追求利润最大化。
劳动社会学是一门立足劳动社会,研究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
所以对于涉及劳动领域的相关问题,两者从看问题的角度、想达到的目的都有所不同,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者还是劳动力
劳动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劳动问题,而劳动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劳动问题,因此,劳动力在两个学科中的内含有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社会学中用“劳动者”来代替“劳动力”更加合适,“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劳动者是否同质
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同质的,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则是非同质的,而是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它隐去了劳动力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认为劳动力相互之间没有差别,在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中绝对不会将劳动力看成一个复杂的社会人。而劳动社会学将劳动者看成一个复杂的社会人,劳动者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都被考虑进去,如年龄特征、性别特征等,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才变得更加有研究的价值。
1.2劳动者是否理性
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有理性的,劳动力表现出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考虑,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的行为原理则更加复杂,有许多理论对劳动者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与解释。劳动社会学认为劳动者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是劳动者个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劳动经济学的假设不过是考虑了内在因素中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心理因素以及外在因素中追求工作报酬最大化的情形,而不必考察生理因素、文化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的有关内容。
1.3劳动者是否独立
在劳动经济学中,相对而言更强调劳动力的独立性,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更强调与他人的互动。如劳动力配置和流动的规律、劳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都是从独立的劳动者出发进行研究,这个过程不需要劳动力与他人的互动。而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社会人。互动论认为,劳动者行为是由他的身份与角色决定的,每个劳动者在劳动社会中都占有一个或多个社会位置,劳动者行为过程就是他扮演一定的角色的过程,要理解或预期劳动者的行为,就需要了解劳动者与他人的社会关系。
2.劳动行为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劳动经济学关注的是劳动行为的经济效益,其中最典型的研究内容便是劳动供给分析与人力资本投资。劳动经济学虽然在讨论影响劳动供给因素的时候考虑到了其中的社会制度因素(劳动制度、工资制度、体制因素),但在接下来的工作时间决策理论中完全就是考虑工资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劳动社会学侧重的是劳动行为如何影响整个社会效益,认为只研究经济效益有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比如按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将劳动力配置到与其工资率对应的岗位上会是一个理想结果,这会使得资源配置最优从而使得经济效益最大化,但可能由于职业声望等干扰因素,劳动者或许不愿接受这份工作。另外,如果劳动者可以选择一种工资率相对较高但污染严重的工作或是工资率相对较低的“绿色”工作时,不同的劳动行为会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不同,此时仅仅从劳动经济学或者劳动社会学来考虑是不够的,需要将两者联系起来综合作出决策。
3.研究任务不同——经济变量和社会变量
劳动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劳动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研究影响劳动者生产率的因素时,劳动经济学会从工资率、人力资本投资等经济变量考虑,而劳动社会学则从人际关系、人性的假设等社会变量入手。
不难发现劳动经济学基本不研究涉及劳动组织、劳动关系、劳动制度等问题,因为这些变量全是社会变量,与资源配置及投入产出无关,甚至在有些方面它们是与劳动经济学的思路相矛盾的,比如劳动组织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功能、赚取利润,它还有满足需要、教育训练、社会控制等功能,要发挥各个功能时就不得不将目光从关注与企业利润的增长转移到如何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因为这些功能对于劳动社会的维系是必不可少的。
从以上例子看出,由于劳动社会学从劳动力与社会变量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的是有关劳动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规律的结论,所以这有利于人们对劳动社会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制定劳动制度从而引导劳动社会向上向前发展;而劳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在于使得社会生产部门更好地配置劳动力资源、确定工资制度,实现利润最大化,使得劳动者运用经济学方法找到最高的效用曲线,这种利润或效用最大化不涉及人性、人的超越经济的内在需要等。
参考文献:
[1]潘锦棠.劳动社会学[M].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
双语教学是在教学中结合母语外的其他语言或者教材进行教学,有利于促进学生对国际知识的融合,能更真实地“还原”原有知识体系;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学术视野与国际交流能力(吴平,2007)。劳动经济学是一门以劳动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是研究劳动者资源配比如何达到资源最优化的一门学科。劳动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都以国外研究为主,因此采用双语教学是符合双语教学要求的。本文拟从教学目标、教学模式、教学环境与双语教学形式四方面对劳动经济学双语教学的教学设计进行研究。
一、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即教学结果,是教师结合课程内容所设立的教学目的,预期学生在授课后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发生的变化。Bloom(1956)将教学目标分为认知目标、情感目标和动作技能目标。认知目标包括知识、领会、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情感目标包括接受、反应、形成价值观念;动作技能目标有知觉、模仿、操作、准确、连贯和习惯化。经济学双语教学的教学目标更倾向于认知目标,但不仅仅让学生停留在定义、识别和区分等具体行为上,而应该让学生通过现实中的现象理解现象背后的原理,寻找、掌握多种现象背后的经济学规律。比如在完全竞争市场上、非完全竞争市场上、垄断市场上劳动力价格变动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规律。[1]
二、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反映特定教学理论的,为达到一定教学目标而采用的一系列教学形式、策略的模式化的教学活动结构(陈琦等,2009)。学者们将教学模式归纳为直接教学、探索学习、合作学习、个性化教学、接受学习、发现学习等。劳动经济学属于一门现象科学,是从现象中探索规律的学科,问题导向的探索学习方式更适合该门课程的教学模式。探索学习指学生仿照科学研究的过程来学习科学内容,体验、理解和应用科学研究方法,获得科学研究能力的一种学习方法(刘儒德,2005)。为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理解问题、归纳规律的能力,教师在探索性教学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2]1.提出问题在课堂之初提出授课内容的关键问题,并引导学生关注该问题所辐射的社会现象。在后续课程都围绕如何解读问题、解答问题、提炼答案、上升经济学规律进行讲授。如在讲授劳动力供给章节,提出“是什么决定一个人是否工作以及工作多少时间”的问题,启发性地向学生呈现关联的社会现象,比如,啃老族、富二代、家庭主妇、学生兼职等。问题提出后,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2.收集数据数据的收集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该问题的认识,还能为解决问题提供证据。教学中数据收集的原则是,以课堂学生样本为主,若学生样本不符合调研对象要求,则再选择课后以小组形式向外收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何种收集方式,都需要学生在课堂上将数据收集的问卷制作完成,并在课堂上完成预调研与问卷调整。这不仅利于小组间的沟通交流,也利于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如在“生育决策”内容教学中,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对可能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进行归纳,列举出来的影响要素不得少于五个,可通过阅读相关文献获取,研读相关书籍理论提炼,也可通过身边切实案例有感而得。每组形成相应的调查问卷后,先要求学生在小组内进行预调研,调整问题的提问方式、提问次序等。问卷调整结束后,要求学生组间调查。由于课堂调研学生多是未婚未育,所调研出来的数据是预期行为数据,需要补充现实行为决策数据,故要求学生课后对自己所属家庭的已婚人士进行数据采集,形成最终的所需数据。3.形成解释引导学生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或案例方法,利用收集的数据,对问题进行合理解释。以课堂演讲的方式,每组陈述自己的问题解释,陈述内容包括问题与现象的关联,数据收集的情况,论证科学性与有效性说明等。要求学生以PPT展示的形式对小组形成的结论进行解释,尤其需要锻炼学生数据收集、数据处理的能力。小组陈述结束后,鼓励其他组同学进行提问,可以是反驳,可以是某一疑点的追问,也可就某一问题深入探讨。在提问和回答的时候,要求陈述小组作答的同学不一样,以此保证每位同学的实际参与。在一问一答间,很多相关理论知识以及实际的解决问题能力得以体现。4.评价总结教师对小组陈述进行点评,点评包括以下两个内容。一是针对小组陈述内容点评,小组在此次问题探讨中值得肯定的地方、需要下次改进之处。对小组在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困扰要及时解答。比如学生较多疑虑的是,理论上应该是有影响的要素,为何通过实证数据无法得到论证。此时教师需点明,实证结果与数据收集的数量与质量有关,数量太小,或者收集数据之间的离差太小都可能造成结论的不显著。二是针对小组之间结论进行比较点评,授课老师对组间的共性与差异性归纳总结,以某一逻辑对所有汇报组的结论进行整合,完成学生作业的点评。5.表达结果教师在表达结果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将整合后的学生结论引入课本理论知识,通过问题探索过程,让学生掌握课本知识。二是将知识进行延伸,拓展知识运用领域。教师向学生陈述知识的科研前沿进展,尤其需要注意知识约束条件放松后的突破运用。此外,可推荐相应的书籍给学生课外拓展阅读,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巨著为推荐重点。[3]劳动经济学问题导向的探索性学习教学模式设置,以高度指导探索为主。一方面,授课对象多为高年级的本科生,已储备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基础经济学知识,具备一定的经济现象思考能力。另一方面,劳动经济学的课程特征也适合高度指导的探索学习,即以学生为主的问题探索,训练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建立事实与已有解释的联系。
三、教学环境
越来越多学者发现,合宜教学环境的设置有利于通过情景效应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教学环境包括课堂空间、教学组织与教学媒体。1.课堂空间设置一般按照两种原则来划分:一种是领域原则,即学生按照自己喜好选择教室位置,教师在讲台上讲授。这种空间划分适合直接教学内容的布局,保障学生在心理安全的环境下,吸纳教师的授课知识。另一种是功能安排空间,即以某种分类标准对学生进行群体划分,通过调整学生之间或者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布置,达到教学目标的一种设置。在劳动经济学问题探索教学安排中,通常选择功能安排空间方法。以小组形式形成小组空间,利于小组之间进行问题探讨和数据收集。组与组之间分割一定空间,形成较为独立的思考环境。教师在小组之间走动,掌握每组的研究进展,并进行适当的指导调整。[4]2.教学组织教学组织是对学生进行分类实施教学计划的设置,一般有全班教学、分组教学与个别化教学三类。劳动经济学的教学主要以前两种为主。在普适性知识讲授时,以全班教学为主;在探索性问题设置时,以小组教学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分组造成的思维定式以及逻辑定式,需要强调每次分组要具有差异性,且上台陈述小组成果的学生要有差异。3.教学媒体教学媒体是教学过程中传递信息的物质工具。目前教学手段多为板书、文字、图片、音频等。板书的特点在于推导性强,能较好引导学生的同位思考,但速度较慢,信息量较单一。电脑多媒体具有信息多元化、信息量大且丰富的特点。如何分配传统板书与电脑多媒体的教学比例,这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教学中发现,对于经典劳动经济学知识的传授,适合直接进行知识的讲解并以板书为主,尤其注重推导过程中的变化。对于应用和理解性的内容以多媒体教学为主,以加深、拓宽学生的思维为主要目标。在教学中,往往是板书与多媒体交叉运用,只是以谁为主以谁为辅的分配权衡。比如,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需求章节,劳动力需求弹性的推导需要以板书为主,让学生明白何为需求弹性,需求弹性受到什么要素影响。然后用多媒体通过在不同经济62背景下的产业需求变化,相同经济背景下不同产业的需求变化等,形象化地呈现需求弹性的知识。[5]
四、双语教学形式
双语教学形式即教师在教学中对中英教学的比例安排。国内有按照教材和语言选择分为全外型、混合型、半外型和引导性(曲燕等,2014),也有按照语言程度分为侵入型教学、保持型教学与过渡型教学(张惠玲,2006)。劳动经济学的双语教学建议,教材选用全英文,授课中英结合。全英文教材不仅能让学生了解国外劳动经济学的逻辑结构,还能通过教材中大量的案例描述了解国外的劳动经济学发展历程。授课中,在理论知识传授中建议选用英文讲授,在问题讨论中使用中文。为了加深学生对专业词汇的掌握与理解,建议在板书以及多媒体运用中,使用全英文。劳动经济学双语教学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双语教学的速度控制双语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在该门课的授课中要把握双语授课的节奏,遵循先慢后快的节奏。在学期之初,学生对全英文教材、专有术语、专有名词并不熟悉,同样对教师的授课方式并不熟悉,建议前期放慢授课节奏,慢慢引导学生对教材的认识、对专有词汇的解读。中后期,可以提高授课速度,鼓励学生独立阅读并承担部分章节内容的讲解。2.考核方式的选择基于本门课的教学目标,以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与经济学逻辑解释力,故以平时考核结合期末考试的方式进行成绩评定。期末考试以中文试卷和中文作答为主。平时考核包括小组汇报成果以及对教师指定文献、书籍阅读后的评述,期末考试以闭卷形式为主。
参考文献:
[1]曲燕,王振波,王建军.中国高校双语教学模式研究现状[J].高等理科教育,2014(2):104-108.
[2]张惠玲.关于高校双语教学的思考[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3):62-64.
[3]BloomBS,KrathwohlDR.HandbookI:cognitivedo-main[J].NewYork:DavidMcKay,1956.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超过农村产业需求的劳动力,其实质是一部分农民正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4%,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50%,有4.4亿农村农业劳动力,其中剩余劳动力约占1/2,大约2亿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600万人。今后20年,我国至少要推动2亿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中心任务之一。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农村的农户经济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要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实现高层次的新均衡,舒尔茨教授认为,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导入新的生产要素,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即市场和科技要素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地位,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创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问题的根源在于认识不到位,多数政府主管部门还没有树立“知识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的观念,他们只看到了沉重的人口负担,而没有看到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经教育投资可能转化而来的潜在人力资本收益。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必要性
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贫穷到富裕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经历着由落后的农业经济部门向先进的工业生产部门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是因为先进的工业部门生产效率高,提供的收入高,必然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同时这种转移过程也会增加工业部门的积累和发展,从而有能力吸引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所阐述的中心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有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无摩擦的。事实上,由于先进的工业部门所要求的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从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掌握相应的技术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移。因此,要想使这种转移过程没有多大的摩擦,就必须让农业剩余劳动力掌握相应的技术,而这就需要教育。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证明,在乡村地区,教育水平提高10%,将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
根据2002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0个省(区、市)6万多农户、18万多农村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样本农户既有人力资本的存量为: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7.8%,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4%。小学程度的为31.1%,初中程度的为49.3%;初中以上程度劳动力仅占12.2%,其中高中程度的为9.7%,中专程度的为2.0%,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5%。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和专业技能水平较低是一个不争事实。人力资本存量少、水平低既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快、后劲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成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层次和效果的“瓶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了摩擦,阻碍了二元经济的良性发展。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力度已经成为专家学者的共识。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的身体内的,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及健康的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本可能表现为潜在劳动生产力,也可能表现为现实的劳动生产力。为获得后天的生产能力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即一定时期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用于整个教育的全部费用,包括直接的教育培训支出、因接受教育和训练而放弃的收入和为寻找、转移到较好的环境中所花费的各种费用。这些成本与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有关,所以被叫做人力投资。人力投资越多,人力资本存量就越大。人力资本理论,十分注重对人力投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认为投资的收益是预期的。这些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有重要作用:
第一,发展中国家人力投资收益率很高,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比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高。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成本带来的收益是多于物质资本的。在不发达农村地区,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投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都是合算的,即其收益是超过成本的。
第二,教育落后的地区,初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比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要高得多,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又比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高;而在发达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的高低顺序是大学、中学和小学。因此,在不发达农村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重点应当是普及初级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
第三,在发达国家,私人人力投资收益率都大于社会人力投资收益率,而在发展中国家,前者比后者要高得多。因此,在不发达农村地区,要鼓励私人资本参与教育投资,要调动农民个人和家庭对劳动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与收入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效应。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劳动力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个人的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而言,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与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流动劳动力文化层次越高、劳动技能越强,发展潜力越大,工资报酬也越高。这促使一部分进城民工为了进一步适应竞争而对提高自身素质进行劳动力教育投资。
第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剩余劳动力“脱农而出”,为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提供可能,从而实现最终的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效应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效益还体现在它能对自身的转移效应起到一种促进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预期收入效应。预期收入效应促使农村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高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如舒尔茨曾指出,劳动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劳动力对迁移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迁移收益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迁移预期收入。就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预期收入相对较高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因为,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农村高,收益反映人力资本差异的敏感程度也获得提高,即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力在城市能得到更为“公正”的待遇,较高的预期收入使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较早投入流动。所以,当农村经济结构变动、转移就业的新机会来临的时候,在文化和技能上“过剩”的、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高的农村劳动力最先活跃起来进入转移行列。
信息获取效应。转移能否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信息因素不可低估。更高的文化水平或人生经历使劳动者更能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从而作出更为准确的劳动供给决策。这些劳动者较一般的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民工拥有更为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把握信息以及对其作出合理判断的直接效果是降低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化程度高或经历丰富的农村劳动者更能克服距离障碍而倾向于跨地区向大城市转移。
注:此文是2012年度衡水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发挥职业教育阵地作用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提供技能训练平台》的结题报告
中国当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职业教育事实上已经成为缓解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的关键环节。衡水市属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偏多,拥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当今城市化飞速发展、城市问题进一步凸显的情况下,全面普及职业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把人口压力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力争以农民工的高素质提高城市的产业水平及生活质量,以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以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职业教育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1.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减小回流
许多农民工虽然在城镇打工多年,却始终是城镇的边缘群体,而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之中,最终还是回流到原地。这其中固然有制度的因素,但其本源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素质较低。据调查显示:返回的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分布为:文盲和半文盲为5.88%,小学为25.72%,初中为56.73%,高中为9.47%,中专为2.09%,大专以上为0.10%,由此可见,未受专业培训的、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返回农村的可能性较高。
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标准正在从简单体力到知识和技能的转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如果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恐怕非常困难。
2.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择业竞争能力和就业适应能力
农民要想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去,职业转化是关键。城市工业化发展需要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人才,据有关部门统计,56%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要求达到初级工以上的水平,近60%的岗位要求熟练的技术工人。
一般来说,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越易于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知识和技能,越易于为非农产业所吸纳。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门槛逐渐提高,致使大量的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农村。
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进城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拿最低、最少的工资。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承担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职业技能。加强职业教育,可以使劳动者具有一技之长,改变原来就业狭窄范围和较低的层次,提高择业竞争能力和就业适应能力。
二、发展职业教育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1.扩大宣传,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宣传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宣传通过接受职业教育顺利就业甚至自主创业的典型事迹;宣传职业教育先进办学经验;宣传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攻坚工作,着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
的确,很多农村家长还认为农村职业教育是子女不能跳出“农门”的教育。要求子女向“成功者”方向去努力,而结果往往是其中的大部分难以如愿以偿。只有真正营造出多元、开放的人才观和成功观的社会氛围,职业教育才不再会是家长和学生无奈下的退路。
只要他们能根据自己的潜能、兴趣和特长做出主动选择,通过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长,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才之路。社会需要千千万万个适应岗位、能知会干的各类专门技术人才。
2.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
近几年,河北省加大了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但是在硬件建设方面的投入占了农村职业教育投入的主要部分,软件方面与城市仍然相距甚远,优质师资留不住、教学质量较低、毕业生没有稳定的出路。“职业教育是教育中的短板,农村职业教育是短板中的短板。”这是业内当前的共识。
我市应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要求,抓住契机,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一是在规模上要“加快发展”,二是在服务“三农”的主体上,不论是在县、乡、村的职业院校,还是处在城市的职业院校,只要是“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都应“加快发展”。
3.服务区域经济,打造服务特色
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农村职业学校在巩固已有强势专业的同时,建设符合当地实际的特色专业。重点打造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特色骨干专业,使之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相联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从总体上保证人才培养的适销对路,以便更好地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服务。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形势下,衡水市农村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应密切注意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围绕当地经济结构和主导产业设置专业,做到“以产业促专业,以专业带动产业”。
参考文献:
[1]高利兵.新农村建设中的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对策.职业教育研究,2008(1)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3-0083-03
一、引言
几乎所有的二元经济特征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面临着农村劳动力使用的问题,在我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面前,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加上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的区位条件、资源状况、经济基础的不同造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使用变得特殊而复杂,大量农村劳动力游动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现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和舒尔茨都曾对二元经济中农村劳动力使用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分别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理论。但是,由于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有异,以致在“零值劳动力”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本文试图从两种理论的分析入手,结合当前中国特有的劳动力使用情况,探寻一些解决相关问题的新途径。
二、两种分歧较大的劳动力理论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的零值劳动力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由于欠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落后的农业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大),因此解决结构问题(即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成为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经济目标。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加速资本积累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增加资本积累?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刘易斯模型是建立在三个假设基础上:第一,“零值劳动力”假设,即“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至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的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第二,“工资不变”假设,即“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家部门工资的下限”,“在最低收入水平时,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第三,“资本家剩余”假设,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在刘易斯看来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这一水平决定了现代部门工资的下限,可使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在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便可得到要多少有多少的劳动力,这就是刘易斯所谓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也是刘易斯理论的核心所在。
(二)舒尔茨――贫穷而有效率的农业部门
批评“零值劳动力”假设最激烈的是与刘易斯同时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舒尔茨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他的二元经济中的劳动力理论:
1.贫穷而有效的传统农业社会
舒尔茨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虽然人们十分贫穷,但并不能因此说该社会的生产要素配置不当。恰恰相反,传统农业社会的资源配置是很有效的。他列举了大量文献和经验材料证明这一论点。舒尔茨甚至援引了一份关于印第安人社会在本世纪30年代状况的研究报告来证明自己的论断。他说,一些年纪很小的孩子也到农田去干活,这说明他们可以做出一些有价值的贡献,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上学。在他看来,“全世界的农民,在考虑成本、利润及各种风险时,都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无论本国还是外国的有能力的农场经营者都不能向农民说明如何更好地配置现有的生产要素”。也就是说,传统农业是“贫穷”的经济,同时又是安排得很好的经济。传统农业社会贫穷的根源在于这种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经济均衡状态之中。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农民即使对即存资源作了最有效的安排,仍无法摆脱贫穷命运,这是由于这种特殊均衡状态所依存的条件所决定的。
2.对“零值劳动力”学说的否定
舒尔茨批评了刘易斯关于传统农业“零值劳力”的论断。首先,这一假说建立在错误的统计估算基础上,这种估算以为,农业似乎可以组织所有农业工人像工业工人那样每天干10小时或8小时的活,而忽视了农业的季节性这个重要特点。其次,按照舒尔茨的观点,引进新要素促使生产率提高后才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剩余,但这个阶段已不是传统农业,而是过渡型农业或现代农业了。最后,舒尔茨用以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总量下降的事实为论据证明在传统农业中农业产量的增减与农业人口的增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进一步证明传统农业中的“隐蔽失业”不能成立。
三、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使用情况与理论分析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使用情况的特征
1.规模不断扩大,人数众多,发展速度快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建国后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始终没有停止,计划性的转移决定其规模相对较小。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使过去的计划转移方式不能适应要求,因而在70年代农民外出打工已出现,但到80年代初期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不足200万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村和城市的继续改革,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基本建设项目纷纷上马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为国家不能提供相应的设施和条件,虽然只能形成民工型的就业,也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人数骤增,尤其是进入90年代外流规模不断增大。
2.农村劳动力在外时间常年化
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初始阶段多是农闲季节,短暂外出,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05年外流劳动力中,外出时间在3个月以下的占16%,3至6个月的占24%,6个月以上的占59%。在全部外流劳动力中,外出时间在10个月以上基本上可视为常年在外的占53%,常年在外是目前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的多数,而且外出时间有所延长,外出二三年的劳动力逐渐增多。
3.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明显,出现了“流出,流进”双向流动现象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数量是很少的,可以说没有形成规模,回流劳动力占外出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均未超过5%。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已经形成了规模。在回流的人群中,年龄较大者占据了多数,再有就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占据了多数。但是在回流的人群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其中有些人利用在外学到的技术、积累的资金和经验,以及建立的关系,回到家乡创办或领办了一批乡镇企业,而且成为当地小城镇建设中的骨干力量和主力军。在大量回流的情况之下,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使用情况的理论分析
1.刘易斯理论的分析
刘易斯认为农村劳动力应该是如此转移的:现代部门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全部用于投资,生产的扩张会进一步吸引传统部门人口向现代部门转移。当该过程发展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部门吸纳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完成了第一阶段。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随之提升,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现代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下降。此情况下,现代部门要雇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只能提高报酬水平与传统部门争夺劳动力。当传统部门像现代部门一样实现现代化后,二元经济就实现了一元化,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收入差距就会消失正是这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建立起两部门的联系,工业资本通过使用农村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农村摆脱了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造成的困境,走上两大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之路。但是在刘易斯的理论中,其分析过程暗含一个假定,城市充分就业,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都能找到工作。不仅如此,无论是刘易斯还默认人口的流动是完全的。但目前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可能找不到工作,剩余劳动力在城市无论找到工作与否,挣到钱与否,大都会返回农村。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方向得使用,城市实际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同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使用并不是完全自由、没有限制的。因此,我国的农村劳动力的使用不能简单用这一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我们应该针对现实特点提出更加有效合理的解释和对策。
2.舒尔茨理论的分析
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要走向现代农业,核心问题是打破传统农业的特殊经济均衡,改变这种均衡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舒尔茨的农业劳力剩余的判断,是建立在现代生产要素的引入或重组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只要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不发生改变,农村中士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但他的分析存在如下几点问题:第一,他忽略了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他定义的传统农业中不可能存在零值劳动力。我们知道,在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舒尔茨没有证明这些剧增的劳动力在传统农业中能否与其他生产要素发生完全替代。第二,在实践中很难划清传统农业是否引入了现代要素的界线。在理论上,舒尔茨虽然较好地概括了传统农业的三大特征,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冲击传统部门,因此,在当前国内的现实中,很难找到舒尔所描绘的典型的传统农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对零值劳动力学说的批评失去意义。
但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却很好的解释当前的“回流”现象。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他转引西蒙・库兹耐的话说:“对各种不同社会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进行研究中发现,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形成都必须扩大足以包括人们的健康、教育、训练的投资,也就是对人力的投资”。在中国,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经历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对生产、生活的适应能力,思想观念更加现代化,生活方式出现城市化倾向。这部分人的回流,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的开放程度,改变了输出地的社会生活,加快了输出地的社会变革进程;部分人回乡务农,搞农业开发经营,形成一批新型的农业经营大户,他们经营项目新,投资力度大,追求新技术,走在农业结构调整的前沿,这可以为输出地的农业引进技术,注入资金,带来市场信息,并通过示范效应带动输出地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从而带来更多的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了整体素质。当然,对于“民工荒”现象,笔者认为民工荒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种局部性和结构性现象。局部性体现在,出现用工缺口的主要是一些经济发达、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地区,结构性表现在,用工缺口一方面出现在劳动条件很差、待遇过低的岗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特别是劳动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都要求我们一方面是要提高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是建立优质的劳动力迁徙的制度,为劳动力的迁徙提供更加宽畅有利的环境。
四、我国农村劳动力使用的几点对策
1.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以及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制度创新,从根本上废除二元管理体制,消除附着于城乡户籍制度上的不合理经济待遇与身份地位的差别,构建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城市化的制度。近年来,各地虽然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定了一些便利的政策,但从根本上消除制度障碍的力度仍然不大。让那些可以、也能够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与土地彻底脱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体制创新的力度。因此,应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化制度,切实保证进城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教育、福利等社会保障与社会地位。
2.积极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协调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使用
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城镇就业增长率从20世纪末开始大幅下降。新增的非农就业岗位越来越有限,但新增劳动力却越来越多,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由此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包括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新兴行业的进步,重视非正规就业形式;也包括加快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恢复其创造就业的能力。第三产业是吸收劳动力的最主要产业,创造非农就业岗位主要依靠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实现。各级政府应从战略高度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创造条件为新兴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成长环境,并以此为契机发掘就业机会。在推动就业的过程中,还应加快我国城镇就业模式转变,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3.建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制度,加大培训力度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越来越困难,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技能并没有随着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得到提高。从劳动力供给看,表现为普通工人多,技术工人少,求职者与职位空缺同时存在。因此,加大对他们的技术培训力度,既可增加他们的收入预期,又可缓解城市技术工人短缺的状况,同时也使得农村整体人口素质达到提高,这也是目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较为关注的问题。
[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J].商务印书馆,1987.
[3]西奥多・舒尔茨.人力资本的投资[J].经济学译丛,1980年第9期.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和“顶替”等子承父业的代际流动现象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因此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现象。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174
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和培训是实现和完成有效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途径。从江苏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来看,必须要有充足的、受过专门教育的以及能够适应未来经济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本文基于对江苏省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分析江苏省当前产业环境下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以及影响需求的因素。
1江苏省产业环境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业岗位充足,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近年来,江苏省各地深入实施就业富民、创业富民和社保富民等行动,积极构建转移就业、素质就业、平等就业、创业就业和稳定就业“五位一体”的农民就业创业新格局。“十二五”时期,江苏创建创新型省份,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48%,三大产业实现了“三二一”的标志性转变。先进制造业发展迅速,旅游业也呈现突破性增长。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数据显示,江苏省2014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383万人,其中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2572万人,到2014年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已超过七成,全省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总量为18572万人。其中培训农村劳动力2265万人,有404万农民享受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获证奖补政策。截至2015年年底,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达1875万人,转移率超过70%。
2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和培训的需求现状分析21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强的教育和培训需求
调查显示,江苏农村转移劳动力有着较强的培训需求,有625%的农村居民明确表示愿意参加各类免费培训。其中,表示愿意参加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免费培训的占285%;表示愿意参加经商技能免费培训的占155%,愿意参加农产品加工技术免费培训的占129%,愿意参加各种手工技术、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等免费培训的占123%,愿意参加文化基础知识免费培训的占86%,愿意参加电脑、管理、会计等免费培训的占61%。
22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技能培训的需求呈现多样化
调查表明,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需求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在表示愿意参加教育和培训的人中,苏北地区明显高于苏南、苏中;表示愿意参加经商技能培训的,苏南略高;愿意参加各种手工技术、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等培训的,苏中略低;愿意参加文化基础知识培训的,苏北略低;愿意参加电脑、管理、会计等培训的,苏北略低。
江苏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意愿充分的有利因素,主要是江苏经济形势良好,就业岗位充足,收入水平高。2014年,江苏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12元,比上年增长118%,高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江苏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提高。但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劳动文化程度低,外出从事行业多以体力劳动为主,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岗位就业者还偏少,也是促使江苏农村劳动力产生教育和培训需求的因素之一。苏南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由于受学历层次、劳动技能和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外来人员以一线工作为主的居多,职业的低层次明显。大多数外来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只能在普通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所从事的职业主要以二、三产业中的加工制造、商业服务、餐饮服务、居民生活服务、物流运输操作等。
23企业和社会方面对劳动者专业技能等资质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上的要求,直接体现为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很多单位对新招录人员要求至少高中文化程度,或者为大中专职业院校甚至大学本科及以上,或者受过专业技能培训或有技术等级证书、专业技术职称等。转移劳动力中的年轻人更看重学历层次,也越来越希望通^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在城市就业的劳动技能,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3影响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的主要因素31年轻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相对旺盛
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教育与培训的意愿,特别是参与非农业技能培训的意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的趋势。年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年龄偏高的劳动力,由于其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较高,而且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希望改变现有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因此,年轻转移劳动力更希望通过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
32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有过教育培训经历的人员有更强的培训意愿农村转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就越强,越能充分认识到教育培训的重要性。曾经参加过教育培训的转移劳动力,对教育培训的形式、内容及培训收益和效果等信息了解得更充分,而且前期的教育培训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技能和收入水平,职业和收入的改善有利于他们对新的教育培训形成良性的预期,大大提高了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同时,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合理的培训时间安排、灵活的培训形式以及资质较高的培训机构,能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培训的认可。总的来说,文化程度高的农村劳动力收入相对较高,承担教育培训成本的能力相对就较强。
33企业和社会对劳动力的资质要求,是激励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教育培训的重要因素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必然的刚性需求。目前,江苏省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已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转变,企业对劳动力的文化知识、学历程度、专业技能等要求逐步提高。加大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技能培训的力度,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劳务输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面对社会对受过专业技能培训或有技术等级证书、专业技术职称等资质要求越来越高的趋势,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技能的意愿会更迫切。
4改善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的思考41完善培训需求信息化服务,突出年轻人作为教育培训对象的重点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关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需求,使需求调研动态化、制度化,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机制。基层政府、培训机构和学校要进行多渠道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现代媒体工具,搭建政府培养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信息平台,及时向农村劳动力和社会公布相关培训和政策信息,使有转移需求的农村劳动力了解培训的项目和内容,激发他们的培训动机。关注农村新增劳动力,确保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或进城务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免费参加短期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
42创新内容与形式,提高教育培训质量
对培训效果的主观评价是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意愿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主观看法的形成取决于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时间的适应性、培训形式的灵活性及培训机构的资质等。因此,政府要加强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企业、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及职业介绍机构的沟通与合作,灵活办学,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和劳动力转移的趋向,多形式、多渠道组织教育培训。以劳动力需求为中心,创新培训内容。引入竞争和市场化运作机制,加强对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资质认定和审查,提高教育培训师资的素质,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示范学校与示范基地建设,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教育培训机构的信任和对效果的J可。
43推行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制度,做好人力资源战略储备各地政府要能够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及产业升级的潜在需求,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进行战略性的人员培养和储备。教育培训部门可根据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标准和要求以及行业企业提出的岗位能力,推行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制度,提升受训人员的技能水平,真正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作技能和就业技能,保障参与教育的培训者的投资回报。
参考文献:
[1]田妹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苏州农村劳动力培训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1):46-49
一、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资本作为生产资料,是进行产品生产的必备条件,劳动只有与生产资料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资本除了作为必备生产条件外,机器的发明,技术的进步,以及利用资本进行迂回生产,本身还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迂回生产较之于赤手空拳的生产,可以节约劳动,表现为相同的劳动量,可以有较高的劳动产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经济的增长,就是因为迁回生产带来的劳动效率的提高。马克思一也认为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标志就是生产工具。也就是说资本可以有“迂回生产劳动节余”功能。当然不是所有的资本都有“迂回生产劳动节余”,有些资本仅仅是作为必备生产条件,与劳动形成互补而已。比如照相机与摄影师的劳动互补,共同提供相片。“迂回生产劳动节余”关系,与“互补”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转化的。一旦某种先进技术普遍使用后,它便没有了比较优势,因此也就不能获得额外的利润,并且固定下来成为必备生产工具。
二、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对价值分配的影响
资本与劳动的“迂回生产劳动节余”关系,将价值分配关系变得复杂,因为此时资本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转移的问题,而是资本本身也做出了贡献,它有了“迁回生产劳动节余”。而资本与劳动的“互补”关系,则相对简单,只要进行价值转移就行。
三、资本的“迂回生产劳动节余”反映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的实质
克拉克在考察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时,假设资本量不变(一亿元),劳动力一单位一单位(一千人)的增加,从而资本的形式随之变化,当工人的人数较少时,此时工人可以配备优质资本,从而劳动产出较高,而随着下人人数的增加,工人只能配备劣质的资本,因此劳动产出降低。克拉克认为先前产量比后面产量高出的部分,不是工人劳动的结果,而是资本的贡献。其实质就是先进技术可以带来“迁回生产劳动节余”,从而提高劳动效率。
四、按价值分配,隐含若按边际生产力分配的影子
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范畴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也就是分配关系。按价值分配,实质就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不仅反映在劳动绝对数量上,而且反映在劳动的相对效率上。如果劳动效率较高,生产产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然获得较高的价值分配或产品分配。而劳动效率的差别,除了劳动熟练程度本身的区别外,主要来自于迁回生产带来的效率差别。
在弄清楚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生产模型。假设在一个简单生产模型(既可看成部门生产,也可看成社会生产)中只有五个劳动者,每人提供1单位劳动,只生产一种产品,最初都是“赤手空拳”的生产,并且劳动效率是相同的,每单位劳动的产量为1。投人产出如表1
将模型看成部门生产,此时每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量为1,每人获得报酬1单位产品,获价值量。
如果此时有生产者1进行迂回生产,先投人0.5单位劳动生产一种机器,然后投人0.5单位劳动进行机器操作,产量为11。如表二所示:
此时每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平均劳动时间计算为Si15,每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为仍。此时生产者1的价值收人为11/3,实物收人为11单位产品,其他的生产者的价值收人为v3,实物收人为1单位产品。生产者1较高的收人表现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或者采用迁回生产带来的劳动节余(节省了10单位劳动),多出的收人可以归为产出增加量,即价值量103,或10单位产品。或者假设为虚拟的10单位“影子劳动”创造的价值。
如果按照边际生产力理论,0.5单位劳动和一台机器结合,产量为11,而0.5单位劳动如果进行赤手空拳生产,产出为0.5单位产品,其余的10.5单位产品都归算为机器的边际贡献,机器的服务价格为10.5单位产品。而它的成本0.5单位劳动,如果用劳动的机会成本核算,也就是“赤手空拳”生产的产出,那么机器的成本为0.5单位产品。机器的纯贡献,或者“迂回生产劳动节余”为10单位产品,和前面按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的结论一致。
五、技术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分离,使按边际生产力分配与按价值分配不一致
在上一期的生产中,技术发明者仍然是自己从事劳动,也就是说技术所有者仍然是生产者,按边际生产力分配与按价值分配是一致的。在下一期的生产中,生产者1成为资本家不再从事生产,雇佣其他的劳动者进行机器生产和机器操作,并且支付一单位产品的工资,如表三:
此时资本家的利润为40,剩余价值率为101。工资水平由劳动的机会成本决定。如果按边际生产力分配,则如表三。如果按价值分配,资本家的收入为。,其他劳动者的收人为11单位产品。此时技术所有者与劳动者分离了,技术所有者获得了剩余价值。
六、怎样判断剥削
1938年,美国因为大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出台了FLSA法案法令,叫做《公平劳动标准法案》(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核心目的是用尽可能低的工资成本提供大量的岗位,以解决经济大萧条情况下的就业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FLSA法令明确规定了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准杓,通过限制工作时间等以增加劳动人数和解决就业,同时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这个法令由联邦劳工部负责贯彻执行。
2008年,中国的新劳动法才有了类似的规定,比如把工作时间规定为40小时,之前规定的是44小时。这个步伐和美国差距了整整80年。
二、中美两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差距在6.6倍
美国政府网(usa.gov)公布的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显示,美国公民个人年收入低于45060美元或已婚家庭收入低于50270美元的,可以获得税收抵免即免税待遇。按美元和人民币比例1:6.22的比例换算,相当于个人年收入280273.2元、月收入23356.1元是可以免税的,而现在中国的个税起征点是3500元,这个起征点是总收入减去社保和公积金缴纳等之后的数字。中美两国的个税起征点相比差6.6倍,这也是国民收入的差距体现。
三、结论
0 前言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加快工业发展,推进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国内对工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所处工业化阶段的分析,通过运用霍夫曼工业化四阶段理论、库兹涅茨工业化五阶段及钱纳里工业化六阶段理论等,测定我国或某地区工业化发展阶段。二是研究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张培刚归类整理了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921)提出的影响经济发展的7种因素后提出,可以用人口、资源或物力、社会制度、生产技术和企业创新管理才能等5种因素解释工业化的过程[1]。吕政(2003)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有以工业为主的第二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成为就业主体以及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等3项主要指标[2]。三是研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通过城镇化和工业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思路有:引导农民走城镇化道路[3];选择城市发展高级化产业、农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双层分离式发展战略[4];选择二元结构多元化战略,在先进与落后生产方式之间重点发展中间层次上的生产方式[5]。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存在农村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及城市部门所构成的三元结构,主张大力发展农村工业经济,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6, 7]。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注意到我国工业化的阶段划分、工业化程度分析以及以工业化为手段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问题,但如何发展工业化以及对工业化的影响因素研究涉及不多。本文试图站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构建工业化影响模型,对云南省1978~2009年的工业化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和评价。
1 云南省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
1.1 指标选择及计算
某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用该产业产值的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的比值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Si=Ci/Li 公式 (1)
其中,Si为i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Ci为i产业的产值比重,Li为i产业劳动力比重。笔者从云南统计年鉴相关年份获得1978~2009年云南省的生产总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以及总从业人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数据;然后,计算出1978~2009年的云南省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GDP比重以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进而,按公式(1)计算出1978~2009年的云南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数值以及相应比值。计算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总体上,云南省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库兹涅茨的研究结论基本相符: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小于1,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大于1。
1.2 基于H-P 滤波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
为清晰观察云南省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笔者将得到的数据进行H-P滤波。H-P滤波法由Hedrick and Prescott(1980)提出使用,最早应用于对经济周期的考察。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份分离出来,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数据为平稳序列。本文使用H-P滤波主要考察比较劳动生产率中的趋势成分,波动成分不予考虑。
表1 云南省1978~2009年三次比较劳动生产率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统计年鉴相关年份计算。
总体来看1978~2009年云南省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明显偏低,且呈下降趋势,2001~2009年处于较为较平稳阶段。这一方面说明,云南省工业发展力度不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力度不足,另一方面说明,农业科技的应用力度偏低(见图1)。云南省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2000年之前先扬后抑,2000年之后,出现下降趋势,并逐渐趋进于1的水平(见图2)。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1978~2000年云南省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逐年递增,特别是90年代到达高峰期,主要由于1987~1997年是云南烟草加工业的迅猛增长时期,烟草加工对劳动力的吸收作用有限所致。2000年之后,云南省有色金属行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
图1 S1原始数据及经H-P滤波后趋势图
图2 S2原始数据及经H-P滤波后趋势图
图3 S3原始数据及经H-P滤波后的趋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