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基本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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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篇2

所有权在经济领域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对象的法定关系，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开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所有权关系成为其讨论中的基本关系。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是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其二是人与自身活动对象化结果的关系；前者体现为劳动与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的关系，后者体现为劳动与劳动结果的关系。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注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纵向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展开;《大纲》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是马克思在《大纲》基础上尝试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六分册中的第一册，实际上也是这一计划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册；该分册出版后，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发生了改变。我们在该分册的初稿片段中能够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权问题。

在《第一分册》的初稿片段中，马克思对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对象，除了洛克的劳动本体论，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其劳动对象的所有权解释之外，还列举了其他经济学家对所有权问题的认识,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无论是偏重于经济学还是法学的所有现代经济学家们，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是最初的所有权依据（即洛克观点）,与此相应，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就持这样的观点。(cf.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I/2，S.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8页。下引只标卷数和页码）

不过，他们的这一理论解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颠覆了。因为，劳动所有权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前提、而并非以简单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基础上的。（ibid，S.48-49;同上，第348-349页）言下之意，由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价值的价值不相等（这在《手稿》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劳动所有权的基础受到了侵犯。

显然，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劳动所有权这一原则本身，而是指向劳动所有权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被颠覆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原理则试图论证劳动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区别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把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念，即劳动所有权理论，称为一般规律，又把这一规律的现实性延伸至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原始时代）（ibid，S.49-50;同上，第349-350页）,也就是说，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占有规律看作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发展进程中的永恒的规律。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去理解这一观念的形成，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此进行解释。

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批判不是指向他们对所有权的劳动基础的解释，而是指向他们将所有权规则抽象为永恒的规则。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认识方法在两个方面引起麻烦：第一，从不存在所有权的史前社会那里去寻找所有权的本体论基础；第二，看不到劳动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悖论。（ibid，S.50;同上，第350页）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去解释资本主义所有权理论的生成，进而从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去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家们的两个麻烦：第一，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第二，这一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颠覆。

不过，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与这种经济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解读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认识维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及其被颠覆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尝试去论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看到并且分析这一悖论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仰赖于普遍原则的批判，促使他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这是第一个认识维度。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悖论现象的揭示，促使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这是第二个认识维度。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对前者的分析维度能够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够取代后者。

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纵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这一条件的形成历史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一方面进一步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这一研究思路与哲学家的思路区分开来。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其一是与劳动相关的对劳动对象(如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对外化了的劳动结果（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其二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并非简单交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被资本雇佣者的劳动所有权受到颠覆。对于自然劳动对象的占有问题，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类学的历史资料来关注的。

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他们既然没有将资本的利润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不会去关注劳动原则的被颠覆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权原则是对自然状况下存在着的原则的延续。而哲学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则，而没有去分析这一抽象的原则为什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扭曲；哲学视角中的异化劳动并不能够对这一扭曲现象进行论证。

根据马克思对财产与劳动所有权分离的历史程序及其结果的阐述（cf.Bd.II/1.2，S.367-369；参见第30卷，第2版，第450-452页），我们可以理解，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为什么能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的物质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来，而大多数人则陷于贫困（或者相对贫困）；而且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能够成为进一步颠覆这一原则的客观条件。

显然，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所有权的形成及其原则。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原则的形成与原则的实现条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其一，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与原则形成的历史路径，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其二，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否认原则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够成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支撑；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已经成为“幻想‘幽灵'被颠倒了的意识形态，但是仍然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支撑着这一社会。

二、经济关系中的哲学问题：原则、程序与悖论

我们看到，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并非产生于对所有权形成的自然基础在认识上的差异；虽然马克思强调的是其形成的历史性，不过这是纵向意义上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早期生产方式、财产权形式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先入之见或者抽象原则：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都非常关注历史资料和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植根于对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原则的一致性及其背离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一分歧缘起于对异化劳动的认识，有待于对剩余劳动的论证。这里已经存在着如何理解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权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一步构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在《大纲》中，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关系之中，从原则的形成与原则实现的程序上来分析悖论的形成：

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程序，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dieFreiheitundGleichheit)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程序中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体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再现出来。（Bd.II/2，S.60;参见第31卷，第362页）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些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现出来。这是马克思的理解思路，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方面，观念是现实的产物(cf.ibid;同上），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对这些观念的背叛(cf.Bd.11/1.2，S.685-686;同上，第230-231页），体现出来的是不平等。

那么，反映现实的观念是如何形成于被扭曲了的现实的？换句话说，既然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为什么不直接反映被扭曲了的事实，而是反映被扭曲前的假设？

一方面，抽象的观念是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关系体现的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它自发地依据于自由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扭曲了这一观念，但是这一观念仍然是其奉行的原则，是其基本的理念支撑。

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非始于马克思，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为什么带来的是非自由和不平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尝试揭示这一观念被扭曲的现实依据。

如果说自由和平等观念是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理念，那么作为经济关系的产物，它们形成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经济交往关系即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等价（值）交换为基础，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种简单商品经济的状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资本因素，也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交往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经济关系并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关系。

但是，当这些观念被高举着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用来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时，在现实中它们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一发生转折的契机，存在于简单商品交换向劳动与资本交往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这是历史的程序。

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进程，并且揭示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交换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区别：

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只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财产权关系和法的关系的标准，去衡量交换价值的较高发展阶段上的财产和法的关系。（Bd.II/1.1，S.236;参见第30卷，第279页）

将前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区别开来，是为了彰显后者在质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使得简单经济交换关系的理念不再符合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他已经清晰地看到劳动与资本交换的表面平等与实质不平等。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观念在用来评价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基本内容：自己拥有（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自主权）,规则平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强调或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平等观：这里的平等并非指收入或者物质财富的分配平等，而是指经济交换关系中的原则平等）,等价交换。前者体现为自由原则，后两者体现为平等原则，三者缺一不可。

从现象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似乎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但是实际结果为什么走向了反面呢？换言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不断分裂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是由于其前提而走向了反面呢？

马克思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前提本身，而是从前提进入其得以实现的程序：马克思的分析对从价值的形成（劳动）到价值的实现（工资、利润）的整个过程的程序进行层层解析、剥离，将问题的症

结归结于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这是_个不等价（值）交换。不过，这_认识本身也有着一个过程，而并非是一下子完成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向“劳动力”概念的变化中看出。另外，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留下的一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以及对抽象的价值概念的论证问题等等中，我们又看到问题并未完结。

显然，对原则与其结果之间的悖论关系，从原则的实现程序中去进行批判，与对观念的虚假、颠倒进行的批判比较起来，要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深刻。后者是哲学领域的批判，前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

三、经济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个别性与普遍性

个别性与普遍性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经济伦理概念，对后者的问题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讨论，或许就是（政治）经济哲学问题。这样的区分可能显得机械、累赘，但这个问题是在反思基础上必然要生成的问题：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者对于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来说，他们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有时是在非常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下，以普遍性形式存在着的自由、平等原则在现实的资本关系中被颠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意味着社会分裂的进展，对象化了的劳动脱离其创造主体而日益集中于其他少数人之手。马克思看到的普遍性是以个体、阶级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

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情况既可以通过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非生产领域发生，例如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信息产业与信息消费现象的出现，后者预示着新的需要进行研究、发掘的领域。

黑格尔在哲学观念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不同层次进行推论，用抽象的普遍性统一特殊性、个别性。这其中的具体关系并不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他的使命似乎是构建一个能够把握社会的概念体系，用自在和自为的统一预测未来的社会。

而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甚至今天以所有权、契约原则、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原则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至于现实社会为什么会因为普遍原则的实施而日益分裂，他们对此又有着非常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诺齐克并不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在原则上具有逻辑一致性。罗尔斯也没有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但是他试图在原则的现实化程序中对其极端的社会分化结果加以矫正。

各类非理论家并非诉诸于一种有违伦理的理念作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支撑，相反，在他们看来，只有普遍的原则才能符合伦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为什么不断强化着贫富分化、从而产生整个社会的不断分裂，这似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至少在信念上，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原则在现实社会中被颠覆，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社会分化是因为奉行普遍原则的结果。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尝试揭示使普遍性原则受到颠覆的现实社会条件，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并且满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甚至当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那么只依靠一种抽象的普遍原则，少数人是不可能仅仅凭着一种能够积累起来的符号（从实物货币到数字信息）而占有整个社会、自然的大部分资源的。

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一普遍的原则借助于什么样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径下产生了社会分化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在自觉意识中又是如何认识这一矛盾的现象的？

在《大纲》中，马克思在当时的语境中尝试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神圣（erhebende)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Bd.II/2，S.56;参见第31卷，第358页）

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个别性与一般性体现在人们意识中的矛盾，是以现实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个体与整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相关性、冲突性为基础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参见第31卷，第358页）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个人的“自我利益”这一中性词汇，而是选择了“自私利益”这一贬义性词汇。这说明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来看待各个个体的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一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在财产权占有发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分裂的、异化的。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资本的利益是在牺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使得所有权的持有原则发生了悖论，而且使得劳资关系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发生了悖论。于是，从所有权的持有到所有权的交换原则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则成为虚假的观念一颠倒了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认识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以异化劳动理念为基础的。

这是马克思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所在。这一分歧并不产生于对抽象原则的认同与否，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其原则之间存在着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又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体现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对这一悖论的认识是以其劳动价值理论及其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换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价值理论才能论证原则及其悖论的存在。

在马克思的研究维度中，哲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们的对象化劳动结果具有个别性，但是当人们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与他人进行交换时，他的个人劳动产品已经具有了社会性，他的个别性在一般性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程序、交换过程，或者说个别性转向普遍性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

这一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取代简单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成为现实性：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等价交换，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被否定。不过，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这一转折的契机，作为结果的现实本身不能够又成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

这一理论解释模式具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它仰赖于剩余价值理论，首先仰赖于劳动价值概念的形成。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承袭了劳动价值概念，但是已经赋予其不同的涵义。

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这一概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参见第4卷，第1版，第94页）：个别性只有在一般性意义上被认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少、慢、差、费也在创造着劳动价值，这种一般性的认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但是，这只是劳动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成本（同样以劳动价值来衡量）。（cf.Bd.II/1.1，S.72;参见第30卷，第84-85页）劳动者获取的报酬(部分劳动时间）,不是以其创造的价值（全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劳动时间）被支付的。两者之间的差价构成了能够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或者积累劳动）。

剩余劳动的情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剩余、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直至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则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进行的。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个人自主活动变为被动活动，对象化了的劳动变为被异化了的劳动一这是从劳动者一方来说的被异化现象。从劳资双方来说，或者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关系中的个体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出自于个人的自由意愿，这是一种自主行为；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共同体，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又形成了规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个体的可控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涉及到个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的自主性与异己性问题：经济规律作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存在，是个体不得不受其约束的力量，它们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偶然性。这一思路的发展,就是个人的自由交换行为与客观的、异己的规律性问题，例如难以为个人所预料、所抗拒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金融危机（信贷过度）。但是，这一必然性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制约与普遍原则的制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

篇3

从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可以深切体会美与生命的紧密关联。

文百事通心理学对生物反应功能的研究成果表明，生命诞生本身就意味着第一个生物反应形式-感应性的出现。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有其他更高级的反映形式都在感应的基础上产生。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分别接受各种不同的“波”即“节律”。人通过这些感觉获得信息内容的同时，也在节律感应中引起生命节律状态的相应变化。正因此，视觉和听觉才成了动物和人最重要的反应-感应器官，而能接受节律信息的触觉和运动觉则具有辅助的作用。

生命无疑是世间最丰富、最复杂和最敏感的节律性存在，生命之花也就成为最生动多彩的美。正因为如此，“美是生命”。无论是从动物的美感活动还是人类的审美实际看，这个命题的真理性都是无可置疑的。

二、从审美活动的生态功能看

审美活动通过节律形式为中介的节律感应作用于主体的生命体验，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上补偿生命体验的不足，可以在感性与理性的互补互动中改善生命质量，实现不同层级的生命(文化)整合与提升，直到影响人格生成，调适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审美活动的生态功能归根结底是为了调整和维护、修复和优化人性及其环境的生态平衡，促进人类生命的生态化生存，其具体内涵就是“生”、“和”、“合”、“进”四个方面。审美活动这种积极的生态功能，正暗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 “美是按照我们的理念应当如此的那种生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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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唯物论在琵琶演奏艺术中的体现

哲学告诉我们：物质与意识是辩证的，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事物在人脑中的反应，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同时，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将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则会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要求我们重视意识的作用，重视精神力量。

在琵琶演奏的学习过程中，物质与意识之间就相互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要正确认识琵琶这个乐器，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琵琶独有的特质，这也是体现琵琶的独一无二性与不可替代性的基础。其次，依据琵琶的本质特征对不同乐曲的背景、内容、风格、所要表达的情感以及它所独有的文化底蕴做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树立正确的意识。再次，在正确意识的指导下，根据琵琶特有音色制定演奏指法与方法，并融入个人对曲目内容的理解、情感的体会与曲风的把握，进行深层次、有感情的演绎。

二、认识论在琵琶演奏艺术中的体现

哲学还告诉我们：实践和认识也是辩证关系。首先，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其次，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促进实践的发展，错误的认识阻碍实践的发展。

接受过专业、系统学习与训练的综合型音乐人才，在学习实践过程中不仅掌握了丰富的音乐理论基础知识，而且对众多琵琶曲目的背景、内容、演奏技巧有详细的了解，懂得如何去恰当地表现音乐。但是，这些理论知识与演奏技能在演奏实践中能否得到很好的体现，就需要通过演奏活动来验证。通过各种艺术实践，如参加演出和比赛等活动，演奏者可以通过艺术表现来体现音乐的内涵，但能否体现到位就要以实际的演奏效果来评判。正是这样的亲身体验让演奏者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演奏经验，再将这些难得的经验或教训进行总结，把它改良成更合适的处理方法来指导下一次的实践。由此可见，正确的理论、经验将对我们的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错误的理论、经验对我们的实践起阻碍作用，取得事倍功半的消极效果。对于正确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理论、经验，我们就要坚定地继承下去，相反我们则要进行改正、克服，坚持在艺术实践中寻求、把握和发展演奏真理，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便更好地指导下一次的演奏，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

三、辩证法在琵琶演奏艺术中的体现

1.联系观在琵琶演奏中的体现

首先，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与周围其他事物有联系，它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联系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其次，整体处于主导地位，整体统领部分，具有部分所不具有的功能。这要求我们立足整体，选择最佳方案，实现最优目标。同时，部分影响整体，关键部分对整体的功能起决定作用。还要注重部分的作用，用局部的发展推动整体的发展。

联系的观点不仅体现在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在音乐演绎中。从创作角度看，do、re、mi、fa、sol、la、si这7个简单的音符在创作中能够连成华丽的乐章，靠的是作曲家对它们进行新的具有节奏韵律的排列组合，演奏者再对其进行复杂的演奏处理。而这看似简单的7个音符之间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仅可以随意组合，呈现出不同的音调和旋律，而且它们每个音之间分别存在全音或是半音的关系，形成“度”的空间感，实现与节奏上形成的时间感的交叉。同时，作曲家和演奏者根据乐曲内容和情绪的需要再对乐曲快慢、强弱等进行调节，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从演绎角度来看，完美演绎一首乐曲不是一两日就可达到的，靠的是长期的一点一滴的学习与练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积累许多独立的演奏法，它们从表面上看各不相同，组在一起可能是曲不成调，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无论是事物内部还是事物之间都充满了联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这就要求我们树立联系的观点，用联系的观点来对待演奏。

在众多联系相互交织中，整体与局部这对辩证关系对琵琶演奏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一首乐曲若想表现欢快的情绪，我们大多采用快速的演奏方法。相反，若想表现悲伤的情绪，我们大多通过中速或慢速来演奏。可在实际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哪怕是谱写一首极其悲伤的乐曲，很多作曲家也会采用一连串的快速、猛烈的炫技演奏。由此可见，我们不能以局部的几个乐句的色彩来判定整首乐曲的色彩基调，它只是具有渲染整体气氛的作用而已。我们要树立全局观念，把握好乐曲的整体情绪色彩，重视局部色彩变化的修饰作用，以推动乐曲整体情绪向的迈进。

2.发展观在琵琶演奏中的体现

首先，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创新意识，确立整体性、开放性的观念。其次，质变与量变之间是辩证关系。即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要求做好量的积累，为实现事物的质变创造条件。相反，质变又为量变开辟道路，使事物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

事实证明，最初接触新作品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很新奇，通过由句到段、一点点的摸索还是比较容易做到顺畅的演奏，但通往成功的道路没有那么平坦，要想真正弹好一首曲子也没那么简单，需要下一番功夫，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你会被速度上不去、音不够准确、情感投入不够、韵味把握不到位等难住，认为自己无法完美演奏此作品，甚至有时候认真刻苦练习也换不来对音乐美感的体会，感到力不从心，无法表达出乐曲内在的情感，就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面对困难与瓶颈，我们需要咬紧牙关，坚信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为实现质的飞跃创造条件，相信当自身的练习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有质的突破。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光明的前景，坚定必胜的信念，又要保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重视量变，不要急于求成。

3.矛盾观在琵琶演奏中的体现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任何事物都有矛盾，但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矛盾，同一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矛盾，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琵琶演奏艺术中，一个简单的指法运用就能体现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首先，不同的指法在同一背景下可演奏出相似的音响效果就体现出了它的普遍性。例如：轮指可以演奏连绵不断的曲调，同样，滚指、摇指也可演奏出这样的音响效果。其次，同一种指法在不同的乐曲背景下可演奏出不同的效果，这体现了它的特殊性。例如：扫拂这种指法若是运用在歌颂性的乐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要采用由弱到强的处理手法；若是运用在描绘战争场面的乐曲《十面埋伏》，我们则采用突强的表现手法。由此可见，矛盾是对立统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同时存在的。我们要承认并分析矛盾，坚持共性与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两点论、两分法，用一分为二的全面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将演奏细致化，情感也就自然而然更加细腻。

总之，初步分析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琵琶演奏艺术中的体现，我们可深刻认识到在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在继承与发展传统音乐、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琵琶演奏艺术正在以一种更完美甚至是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呈现给大众。它在不失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又具有鲜明的时代先进性，为大众呈上了一场匠心独运的音乐盛宴。

参考文献：

[1]李景侠.中国琵琶演奏艺术[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2]金晓楠.艺术与哲学、宗教的关系[J].艺海，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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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考生选题困难，撰写的护理综述类文章多，内容缺乏新颖性

护理论文可以反映护理学科的发展趋势，应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创新性和新颖性。大部分考生感觉选题困难，不知从何处下手，选不好论文题目。评阅分析所见护理综述论文32篇占总课题的64%，仅有3人撰写护理科研论文。护理文献综述是护理论文中的一种特殊文体，作者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后，将有关资料进行分门别类，归纳整理而写成的文章。大多数考生选题不新颖，仅把一些国内医院早已开展的护理技术或已经形成常规的项目进行总结，不了解护理专业发展动态，不能把握护理学科发展的前沿方向，如论文“老年病人的心理护理“、“术后病人疼痛的护理”、“静脉输液的护理方法与技巧”等，严格地讲，综述不应属于毕业论文的范畴。

1.2 考生毕业论文撰写的基本格式不规范，论文质量有待提高

部分考生论文存在题文不符、摘要概念不清，讨论重复前言、结果的内容，与结果分离，不了解量表、问卷的使用原则及信、效度检测的方法等，且参考文献著录意识淡薄，论文中引文量不大，平均3条/篇，论文中引用了他人的重要观点、数据、方法、判断标准而文后未标出其参考文献，或参考文献书写欠规范。有的考生将个案报道、护理经验总结写成科研论文，个案护理未交待清楚特殊护理的操作内容，护理经验只抄写教科书上常规护理内容。如论文“上消化出血的护理”，书本常规内容多，而对获得的经验和体会的具体做法介绍甚少，护理效果也未加以报告，也未总结出新认识和新观点。

1.3 考生中毕业论文抄袭现象时有发生，缺乏严肃性

严肃性是撰写论文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实事求是是写作的基本道德。大部分考生时间投入较少，在论文写作上表现出严重的任务观念，提交毕业论文前临阵磨枪，勉强成文。评阅分析所见，有些论文资料有抄袭现象，有的在设计实验时不设对照组，数据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统计分析时多数使用算术平均数或百分率。有的考生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对网络论文进行复制、粘贴或大段照抄教科书或某专著。抄袭是科学研宄的大忌，既不能锻炼能力，还违背科学道德。论文的科学性表现在实验设计必须科学、合理；数据要准确并经过统计处理；统计图表要简单、恰当。如“术后病人的疼痛护理”有2篇在内容上大段雷同，视为抄袭或剽窃。

2.对策

2.1 优化自考护理本科教育课程设置，开设论文写作必修课和学术论文专题讲座

我国护理科研起步较晚，护理人员科研理论和能力的不足已成为阻碍护理科研发展的主要障碍。高等护理自学考试培养目标就是使学生具备一定护理研宄、管理等能力，虽然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已开设护理研宄、统计学等课程，但从几年的“护理研宄”教学经验和相关调查的结果得知：护理专业学生整体信息素质偏低，获取信息能力较差，撰写毕业论文选题困难。因此，应对护理研宄课程进行改革，围绕护理研宄与论文写作的主题设计综合课程框架，拟定实用性强的内容，增加文献检索实习课，选择科研经验丰富及文献检索知识扎实的教师任教，提高自考本科生文献检索能力和信息运用能力。毕业论文考核前举办护理最新研宄进展和发展方向及论文撰写讲座，帮助考生明确论文撰写的基本格式，科学地进行科研设计和规范地书写毕业论文。

2.2 建立毕业论文考核前撰写开题报告制度，提高考生毕业论文的撰写质量

开题报告对学生的科研知识掌握和科研思路的明确能起到较好的作用效果。开题报告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与质量。撰写开题报告前，应讲清开题报告的模式，请指导教师及专家帮助考生判断所研宄的选题有无价值，研宄方法是否得当，论证逻辑有无缺陷。开题报告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选题的意义；研宄的主要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阐述的主要观点）；研宄（工作）步骤、方法及措施；毕业论文（设计）提纲；主要参考文献。在毕业论文的教学时间安排上要作出相应调整，提早布置开题报告和毕业论文写作任务，学生可在临床实习的过程中，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查阅大量的资料，选择合适的课题，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科研设计、实验研宄及对所得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书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

2.3 灵活选聘导师，建立导师工作监督机制，加强考生毕业论文的全程管理

我国护理本科自考生的论文多在完成后，交于主考院校，主考院校按照论题方向将论文分组，分配给相关评审教师评价考核。大部分考生由于任务重，答辩时间紧迫，评阅教师给予的指导不能及时纠正，仍然按照错误的或有缺陷的设计开展研宄或写作，严重影响了毕业论文的质量。因此，在导师的聘用上，可以聘请青年教师和优秀硕士、博士担当护理自考生导师，或是在院校之间相互聘用导师。建立导师工作监督机制，学院可定期检查导师的工作情况，同时制定学生权益保障机制，学生在面对导师很少指导或没有指导的情况时，可以向学校主管部门提出。通过建立“导师制”，可对考生毕业论文进行全程管理，包括开题报告、调查研宄、文献查阅、论文撰写、答辩等各项工作，这样才能确保毕业论文的质量，同时也可促进省内地区院校间协作，还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护理科研协作性不够的现状，为进一步的护理科研协作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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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产生之初至今的20多年时间中,伴随着中外合作办学事业的发展,针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研究亦日益深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多以办学理念、运行模式、管理体制、政策法规等宏观机制层面为主,对于中外合作办学中相对微观的英语语言教学模式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一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英语教学分为两类,一类是英语语言教学,一类是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程,多为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或全英教学。本文仅就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英语语言教学展开讨论,以河南工业大学国际学院为例,从人本主义教育观角度探讨适合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目标的英语语言教学模式。

2.河南工业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英语教学情况

河南工业大学自2003年开展国际合作教育项目已经有六年时间。在英语语言教学实践过程中,发现存在一定问题。如:目前的英语语言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法尚难以确保学生顺利进入专业核心课程双语课教学;学生对于外方教师的全外语授课、全外语教材有畏难情绪,实际利用率低。因此,对英语语言教学进行改革,解决英语语言教学的“低效”问题迫在眉睫。学生的英语能力是确保学生接受全英语专业课程教学、阅读消化原版教材、真正掌握学科的最前沿知识、提高创新能力的前提,也是培养外向型、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3.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英语教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外语教学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强调学习者的行为(行为主义)强调引起行为的思维过程(认知主义)转到强调学习者的非智力因素――情感因素(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主要包括马斯洛(A.Maslow)的自我实现论和罗杰斯(C.R.Rogers)的人格自我论等[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1996)一书中指出,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的学习能力,即教育的四大支柱:learning to know(学会学习――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learning to do(学会做事――学会在一定环境中工作),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学会合作――培养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参与和合作精神),learning to be(学会做人――以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环境)[2]。教育的四大支柱强调了学的重要性和全面性,以及学习者自身的重要性,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同样强调了学与学习者的重要性,重点就是研究如何为学习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学习者从他自己的角度来感知世界,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在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看来,真正的学习不仅仅是为学习者提供材料,而是能够使学习者发现他自己独特的品质,发现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特征。这与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目标有着内在联系和契合点,其多以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为目标,这种模式下的英语教学应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既具有实用性,又应以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为目标。

4.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英语语言教学模式

4.1教学目标

河南工业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既具备专业理论技能又掌握国际化通用语言,具有国际视野的外向型、应用型人才。根据该合作项目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本主义学习观“以学生为主体”的要求,其英语语言的教学目标有两个:一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为出国学习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二是具有实用性,即英语语言教学辅助专业课程的学习,以适应外籍教师全英授课。

4.2课程体系设置

根据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培养目标要求,英语语言教学体系的设置应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根据不同阶段的学习特点,采用为其创造更多的独立的、可供选择的课程模块,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英语水平和需要自主选择,使学生成为英语学习的主人。

国家教育部于2004年1月下发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作为各高等学校组织非英语专业本科英语教学的主要依据。《课程要求》将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一般要求、较高要求、更高要求。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设置也必须体现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的阶梯性。

在英语语言教学的初级阶段,由于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在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上都存在适应问题,所以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从被动式学习向自主性学习过渡,采用以课堂内教学与课堂外网络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课程设置应体现中外合作办学英语教学的一般要求,可以采用传统英语模式,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奠定学生的基础知识。同时,教学组织规模应以小班教学为主。

在英语教学的中级阶段,应充分考虑学生的需要,学生在本阶段应该进行有目的、有步骤的适应性自主式学习。通过课程设置,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式学习的机会,减少课堂学时、增加课外辅导课时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色。进一步丰富教学形式和手段,通过网络,建立英语学习资源平台,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条件和氛围。除继续开设“听、说、读、写”四门课程外,还要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作用,为学生提供网上学习资源,针对雅思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不同需求进行课外辅导。同时,该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从功能型教学向综合型教学转变,提高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教育体系、社会知识等方面的了解,为其出国深造打下基础。

在进入英语教学的高级阶段,由于学生已经奠定了较好的英语基础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进入到专业课程的深入学习阶段,因此可考虑开设专业英语课程,介绍专业术语、专业背景知识等,以辅助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和适应外籍教师授课和学习原版教材需要[4]。

4.3教学形式

人本主义学习观强调学习者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尊重学习者自己的意愿。教师应该看到人具有个体属性――学生的个体情感、风格与意志等都存在差异,同时还应认定每个学生均各有其天赋的学习潜能。因此,教师不但要研究自己怎么“教”,更重要的是研究学生怎么“学”,让学生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以人为本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3]。教师在设计课堂活动时,要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为其创造更多的具有独立性的、创造性的、合作性的学习活动,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人本主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论没有明确规定教学的程序,但是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措施,主要包括:(1)认真组织教材,使之适合于学生的知识水平、学习兴趣和特长,便于学生自学;(2)提出真实的、现实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和学习动机;(3)提供可选择的各种学习条件情景和目标,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选择;(4)允许学生自己确立学习目标、计划和内容,按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程序;(5)分组教学,建立自由度很大的学习小组,学生自由结合、共同学习、互帮互学;(6)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自我评价,教师和其他同学对学生的自我评价给予反馈。在人本主义教学思想指导下营建的学习氛围中,自主英语学习行为是一个潜移默化、逐步形成的过程[5]。

5.结语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已经并将继续对英语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这一理论给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英语教学的启示不仅仅是这些,还应从教学实际出发,结合外合作办学项目下学生的学习状况,了解学生的个体需求,营造宽松、民主、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让学生感觉到自己是教学认识活动的主体,积极地、自发地参与到教学中来,掌握语言知识,提高其语言认知能力,以确保学生接受全英语专业课程教学,阅读消化原版教材,真正掌握学科的最前沿知识,从而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贾冠杰.二语习得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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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加快、经济全球化日渐深入和互联网快速发展，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日益纷杂化，继续巩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日显重要。作为对大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主渠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挑战。众所周知，基本原理概论是系统传授理论的课程，其地位重要，理论更深，逻辑性更强。如果采用一般教学法，其理论很难真正为学生所理解、掌握并运用。由此，在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将会有效改变当前此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大力提高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一、“以史带论”教学法及其优势分析

众所周知，理论与历史无法简单分开，任何一个理论都有逐渐生成、发展的形成史，而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也表现为理论的不断发展与更新。由此，把握理论必然离不开对其渊源的追溯。也正因如此，人们在讲授理论时，总是将历史过程梳理与理论观点分析结合起来，先后提出如“史论结合”、“寓论于史”等教学方法，强调在教学中以历史及其发展脉络为主，中间穿插对理论观点的分析和揭示，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与上述方法相比，“以史带论”教学法主张在讲授理论时，注重历史回顾，通过巧妙地穿插一些对相关理论形成发展史或背景的简要揭示与回顾来达到对理论的分析和揭示，即在理论的历史发展回顾中着重阐释相关理论，从而使理论更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便于学生理解掌握。因此“以史带论”教学法有其特点和优势。

首先，“以史带论”教学法在教学目标上强调对“论”的价值追求。在“史”与“论”相结合的教学法中，每种都有其侧重点，它们或以“史”为重点，或以“论”为重点，或两者并重并有机穿插组合。“以史带论”教学法在运用中始终强调以“论”为重点，突出阐述和分析“论”的目标追求，在“史”与“论”关系上明确“论”主“史”辅，即对“史”的分析不是最终目的，只是达到分析“论”而让学生理解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其次，“以史带论”教学法在教学环节选择上始终强调“论”的核心地位。在运用“以史带论”教学法时，必须要将对“论”阐释置于核心地位，不能顾此失彼。在教学设计和实施中，不能过于追求对“史”的追溯，而冲淡或忽略了对“论”的分析。这要求在教学环节的设计、教学时间的分配以及教学材料的选择上都要以始终将对理论的分析与阐发置于教学的中心地位，不能让对“史”的引述淡化“论”的核心地位。

二、“以史带论”教学法契合的理论特质与要求

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其目的是要用来教育和武装大学生，使之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每门课程又都有各自的教学目标和重点，如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是帮助大学生懂得“三个选择”的必要性。而基本原理概论则是侧重系统阐述，使大学生对此理论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依此，在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是一种必然与必需。

首先，“以史带论”教学法是理论的本质要求。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从的创立过程可以看出，它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抛开这些来讨论便没有任何意义。同时，也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它植根于西方深厚的文化土壤，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并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而创立起来的崭新的科学体系。它的每一个理论观点，都可以在西方文化中找到其渊源；梳理其理论发展轨迹，还可以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中吸取过往思想的合理内核。由此出发，要做到让学生真正理解及其精神实质，理解每一个理论观点，必须要运用“以史带论”教学法，了解马克思在批判中实现对旧思想的扬弃，在通晓形成史中理解。

其次，“以史带论”教学法是全面把握理论的需要。在中，科学性、革命性与实践性实现了有机结合。是科学的，在于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观点与方法，随时代与实践发展与时俱进；是革命的，在于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是实践的，是因为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检验中强调发挥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可以说，理解了这三者及其辩证关系，才能全面把握的理论价值与魅力。依此，在教学中，如果割裂了“史”与“论”的内在逻辑，忽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创造性发展，单调地讲授的基本原理，就会缺少历史的厚重感。因此，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借助理论发展脉络的回溯，将有助于全面准确理解。

再次，“以史带论”教学法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应对问题的能力。在发展史中，“史”与“论”密不可分，二者结合就表现为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理论所遭遇的每一次挑战总是以一个崭新的理论观点出现为终点和下一个起点，而这样一个个应对挑战的经过串联起来则构成了的发展史。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其首要任务是通过理论教育，促进大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和人格的不断完善，提高他们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特别是对发展史和一些理论观点形成史的回顾，将不仅使抽象的基本原理更加形象地呈现出来，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应对时代与现实挑战以及理论作为观点和方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担当，既增加了的理论魅力，更是培养大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非常好的契机。因此，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有助于大学生应对问题能力的培养。

三、“以史带论”教学法在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的运用

在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即在讲解基本原理、观点时，侧重分析它们是在怎样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以及它们的出现解决了时代与实践发展面临的那些问题，从而将理论与历史、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让理论有充分的历史和实践作引导与支撑。这样，理论讲授更有说服力，而学生在学习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并逐渐树立对的坚定信仰。当然，在实际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除了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讲授者在史料选择、史论结合以及教学形式安排方面还必须遵循一定的要求。

首先，在史料选择方面，要做到准确性、典型性与宏观性并重。基本原理概论是系统向大学生讲理论的课程，而要在教学中贯彻“以史带论”教学法，首先必须要在史料选择方面下功夫，即不仅要在钻研、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全面掌握各个知识点的背景资料、理论渊源以及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更要通晓与基本原理中各个理论观点的理论源头及相关观点在人类思想史、特别是欧洲思想史中的整个逻辑发展脉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中选取合适的史料。当然，在史料选择方面，讲授者必须进行细致甄别，力求做到使选择的史料准确无误，并能对理论起到充分的佐证作用。同时，史料必须体现出足够宏观的历史感，必须能够使由此分析得出的结论绝对可信、可靠、有价值。如：在讲解第二章认识论之前，有必要对认识论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历史发展作一个简要回顾，由此突出在认识论的划时代变革与创造性贡献。但在欧洲思想史上，认识论的探索源远流长，而从古希腊开始的思想家在历史发展中探究形成的理论观点更是纷杂多样。运用“以史带论”教学法，必须要从这些汗牛充栋的理论中挑选出少量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观点。如在讲授中可选择简要介绍德谟克利特的“影像说”、柏拉图的“回忆说”、中世纪神学的“天启真理”、近代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和洛克的“白板说”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主张等观点，并复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之后再来理解认识论，便不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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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医学科学，是我国卫生体系中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基础理论是指导中医药临床实践以及中西医结合研宄的基本理论，其基本理论涵盖了中医的藏象、精、气血津液、经络腧穴等学说,其理论的系统性、严密性、完整性以及指导临床实践的正确性，己经被长期、反复的检验和证明，其科学性是毋庸质疑的。但是，由于中医学基础理论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其基本理论大多停留在整体、器官和系统的宏观水平上，缺乏细胞、分子以及基因等微观水平的研宄；并且其科学性多滞留在朴素的辨证唯物理论上，由于缺乏现代科学实验的客观证实，以至于其科学性受到了无端的质疑。由于中医学基本理论科学性的研宄相对缺乏与滞后，因此蕴涵在中医学基础理论中固有的科学内涵没有能够充分地展现,严重防碍了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科学发展观认为，中医药学继承与创新其关键在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而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医理论现代科学化,实现中医药理论现代科学化是新世纪中医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促进和实现中医药现代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吸取现代科技的成就,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进行证明性、发展性乃至批判性的研宄,使中医基础理论具有现代科技的特征。中医学基础理论是否实现了现代科学化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科学性和先进性,而科学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基本理论 借助于现代实验学的方法、手段进行分析研宄。从医学的共性来讲，中医学基础理论研宄应当借鉴现代医学中的实验科学思维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地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生理、病理以及药理等理论进行科学性的诠释。

2.构建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模式可行性

中医学基础理论研宄与发展的实践己经初步证明，中医学基础理论中的五脏六腑虽然与现代解剖学中的同名器官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是，很多情况下中医学脏腑的某些功能己经在现代医学中找到了相对应的功能系统。如中医学的/肾”与下丘脑-垂体-靶腺轴有关，肾阳虚的定位在下丘脑；中医学的/心”与现代医学循环系统的心血管功能具有一致性；中医学的脾脏与现代医学中的消化、吸收功能密切相关；肺与大肠相表里”己经从形态学、生理学、病理学以及治疗学等得到了证实等等。上述有关实验结果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从而说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物质性是可以通过科学实验证实的。

中医药院校是培养和造就继承与创新中医药学高级人才的摇篮,在实行中医药学教育的过程中如何将科学的中医学基础理论传授给被培养者，用何种教育方法和模式培养出具有继承与创新能力中医药学高级人才，是迫在中医药院校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因此，运用现代实验教学理念--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为核心,重视和发展实验教学，注重对学生探索精神、科学思维、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从根本上改变中医基础学教学依附于单一的理论教学的传统观念，以现代实验教学科学方法和手段作为切入点，探讨和建立能够展现富有科学内涵的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更直接、更容易地理解、感受和接受科学的中医学基础理论,进而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睿智地揭示和发展科学中医药学高级人才的目的。

3.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模式的内涵构建

3.1师资队伍的建立教师始终是教学中的主体,是能否建立起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模式的关键因素。所以师资队伍的建设是一个比较长期艰辛的工作，目前只能够从现存的师资中，遴选既具有中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又具有现代医学科学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的教师为主体，建立一支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师、实验技术人员所构成的师资队伍。各门课程中要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组成学术骨干团队。并加以培训和训练，达到既具有深厚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基本理论功底，又娴熟掌握实验技术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能够在授课过程中阐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同时,适度地将现代医学科学研宄中医药理论的成果进行针对地介绍;在现代医学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又能够引入中医学基本理论,加以适度的说明。特别是在实验教学中能够带领学生动手进行实际操作。

青年教师的引进和在职教师的有针对性的培养，是建设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师队伍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教师遴选上,一是要选拔在中医药院校系统地受过中医药基本理论的教育，毕业后又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或是研宄生阶段在现代医学基础学科专业毕业;二是在西的哪种形式教师，都应该进行系统的培训，由经验丰富、中西医理论和实践能力较强的专家进行训练和培养，以期达到合格的水平。

3.2教学资源建设建立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教学模式首先要进行教学大纲的建设，在目前应用于教学相关课程的大纲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具体的做法是：应在现代医学基础课程中适度地增加中医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在中医学课程中适度地增加现代医学基本内容，但是一定要控制好内容的量。然后根据大纲的调整情况，进行适度地调整教材内容,和编写相应的理论与实验教材。并且要特别注重建立不同课程需要的实验教学大纲、实验基本内容。目前中西医结合各类教材己经开始陆续出版，但是其内容的选择是否具有针对性、其中西医和中医内容量的多少、两种医学内容衔接的连贯性和吻合性等，还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所以在选择教材时必须仔细、认真，具有目的性、针对性、实际性地选择中西医结合性教材。在选好教材基础上,根据教学时间分配，完成教案、教学讲稿、多媒体课件等的编写与制作工作。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建立新的、能够体现中医基本理论科学性的实验项目。

3.3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实验教学系统的构建按照实验教学大纲的要求,建立实验基本技术训练、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3个层次的实验教学模式。按知识结构和专业进行分模块、分层次的设立实验教学模式。具体由基础技能训练模块、专业技能训练模块、创新技能训练模块构成。

(1)实验技能和验证性实验。在进入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实验教学之前以及进行的过程中，应首先完成实验基本技能的学习，并且结合基本技能的训练进一步完成各个课程的验证性实验项目，为进入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打好坚实基础。在完成基本技能训练和验证性实验教学的同时,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实验新项目建设和发展。要为开发和构建具有中医药院校特点的中医、针灸、中西医结合和中药性实验教学服务。

(2)综合性实验。依据生理学、病理学、中药药理学、针灸学、中医学基本理论等多门课程教学进展，即学生所掌握的知识结构和基本知识的量，构建综合性实验平台。该平台打破了不同医学体系、打破了课程体系、更打破了课程内部的章节顺序,而构建成现代医学基础各门课程内部的系统与系统之间，各门课程与课程之间、中医学与现代医学之间的交叉;建立人体器官与器官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器官与分子水平之间、整体与细胞水平之间的广泛而深入的交叉性综合实验平台。在此平台上实现现代实验技术为证实与展现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科学内涵服务。

(3)设计性实验。在通过了综合实验阶段的学习和锻炼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进行以证实和展现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规律的设计性实验。

设计性实验教学的实施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通常由学生组成课题研宄小组，自己提出实验设计方案。首先确定所设计实验的目标和想要说明的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哪一个科学问题,在确定的实验设计的目的与意义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文献收集整理、进一步构思选题，设计实验的技术路线、实验步骤、实验方法及所应用的手段，直至完成实验设计方案。再由教师审阅修改后在小组会上进行开题论证,其方案经指导教师审查同意后，组织学生开展预实验，通过初步的实际实验或观察获得数据，认为可行后进行正式实验，实验结束后将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分析，书写成报告,最后进行课堂答辩等。同时要明确注意事项，并且根据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合理安排实验设计方案。

必要的情况下，由教师提出实验题目，组织学生实施。

3.4建立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水平的客观评价系统建立理论、实验教学的评价系统，是客观、公正评价学生的实践能力，引导学生重视新理论和实践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促进学生积极参加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和实践学中习均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作为评价科学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教学效果的评价，即医考核方法,应该根据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来制订，不但要全面考虑理论与实践比重关系，也要兼顾平时表现和期末考试。特别对实验环节的考核，不但要对实验基本训练内容和验证性实验操作掌握的情况，更要对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的能力进行测评，努力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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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管理是一种鼓励组织成员积极参加工作目标的管理方法或管理制度。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一些学校管理者开始将该理论应用于其管理实践中，从此，目标管理思想逐步成为当今普遍流行的学校管理方式。

校本目标管理是指学校的管理工作根据学校本身的特点和需要，对学校的各项工作进行、自主管理，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校所有成员的潜能，运用各种资源解决学校面对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教学活动，达到一定的教育目标。相对于传统的学校管理方式，目标管理理论和方法有着显著的优越性，然而由于学校教育领域的特殊性使得该理论在学校行政管理工作实践中捉襟见肘，产生了一些问题。

一、校本目标管理在学校行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目标管理理论首先要求建立准确而健全的目标体系（包括总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确定准确的量化指标并在实施过程中定期进行考核，然而这些要求应用到学校的行政工作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

1.学校办学目标确立缺乏自主性

近代以来，教育已经成为国家的事业、社会的事业、公共的事业，所以就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规定统一的公共教育的教育目的，以统一管理全国或一个地区的教育，制订公共教育目的是一种政治行为。这使得所规定的公共教育目的有普遍适用性而缺乏针对性。在实践领域，学校在办学目标方面要听命于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所下达的许多指标，无形中束缚校长的决策。然而目标管理本身强调学校综合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的社会定位和发展道路，这种理论上与体制上的矛盾不仅导致学校办学目标的准确性和合理性难以得到保证，更会使校长及学校的决策层为了政绩而片面应合，忽视学校、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2.考核指标难以量化

由于学校任务的抽象性、多重性，衡量教师工作和学校育人工作质量的标准很模糊，故许多绩效考核的指标不好确定而难以量化。

当然，学校工作的考核指标是可以准确确定和量化的，但又常常因为过分强调这些硬性指标使得教育管理工作缺乏人性。现在许多学校用出勤率作为考核教职员工的指标，这样的确保证了教师的出勤率，可是在类似生病等特殊情况下，这种考核制度就难免不尽人情。长此以往会引发教职工的消极情绪，最终影响学校的发展。

3.考核结果对层级关系的负作用

考核是上级对下级进行的，所以各层级关系之间信息的有效传递就会影响考核的结果。在中小学校本管理工作上下级的信息传递主要依靠教导处的中间作用。

一方面，通常情况下，在考核过程中学校的管理者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未能对教师的信息进行全面的掌握和分析，使考核结果的可信度降低，在教师得到反馈意见时就会心生不满情绪，从而影响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学校考核体系的决策和实施无法做到民主化的全员参与，而管理者往往又没有与教师的及时有效的沟通，使教师对考核的目的和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错误理解，从而产生不满情绪，进而影响考核结果的可信度。

一些管理者正是由于预见到了上述结果，在完成绩效考核之后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公开考核结果。这就使考核结果无法反馈，被考核人员不知道哪里需要改进，缺少了反馈的考核也就失去了意义。

4.对工作的关注重心发生了偏移

目标管理方法将总体目标分解到各职能部门乃至个人，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认为组织中每个个人完成目标就会实现组织的总体目标。这导致学校管理工作目标的离散化，严格而细致的绩效考核指标，恰恰体现了学校管理工作重心正潜移默化地发生偏移。

首先，忽视组织整体，向关注个人问题偏移。目前的学校工作中过分强调个人的效率、个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个人工作成果对组织的损益。遇到问题先追究个人的责任而不去深入探究学校组织结构、现行制度方面的不足，对学校组织内部进行严格的监控，却忽视学校体系的运作方法是否与时俱进，形成“只顾低头走路，不抬头看方向”的局面。

其次，忽视不可量化的指标的发展，向关注可量化指标偏移。绩效考核仅对可以量化的指标有促进的作用，这使得学校的管理者过分迷恋统计数据，以为它体现了学校的一切变化。但是，在学校工作中能够量化的工作往往不是很重要的，真正可持续而有意义的工作往往是不能准确量化甚至无法量化的。比如学校文化的建设，教师对学生的关怀程度，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德育工作的质量等等。所以这种“盯着报表求发展”的做法如果扩大和深化将十分危险。

二、校本目标管理在学校行政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上述问题是由一系列的复杂原因造成的，概括起来主要由于校本行政工作中该理论的局限性和误用，以及我国社会环境的约束。

1.目标管理理论在校本行政工作中的局限性

首先，源自美国商业企业的目标管理理论本身在我国校本管理中存在着许多的局限性和不适用性，然而我们却在没有进行科学的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全盘引入，这就使该理论的不足影响到校本管理的实践，从而产生了诸多问题。

其次，目标管理强调将总体的目标分解成各个组织各部门的二级目标，然后继续按照组织层级直至落实到个人。理论认为，若组织中的每一个子目标都能够实现，组织的总体目标就能得以实现。这种思想与系统论是相违背的——系统论认为，系统大于各个部分相加，所以单纯地将组织目标拆分形成的目标体系是不科学的。

再次，目标管理理论综合借鉴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等管理理论，这就要求理论的实际操作者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方能在实践过程中科学有效地应用该理论。遗憾的是，我国中小学校许多管理者的理论水平比较有限，在应用中或将严密的目标管理流程任意肢解，认为目标管理就是绩效考核，致使目标管理狭义化；或完全照搬照套，不经筛检地把校本管理一切工作都以目标管理的方法加以解决，导致目标管理泛化。

2.我国社会环境对目标管理理论实践的制约

在我国，制定教育方针的传统和特色是一种教育方针由国家掌握的自上而下的模式。然而，政府作出的规定要对各级各类的学校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其本身就不能不带有抽象性，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在实际教育生活中反而使教育目标处于缺失状态。

另外，中国文化中既有对形式主义推崇的一面，又有务实的一面，在中国社会的许多领域里，这两面性都是并行存在的。但在教育领域里，形式主义的泛滥比其他领域都更严重。这就增加了校本目标管理的难度，如处理不当就会引发教育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三、对中小学校行政工作中目标管理的优化建议

1.进行中小学校本目标管理优化的前提

由于中小学校本目标管理的特殊性，其优化需要三方面的前提条件。

首先，授权分工合理化。目前我国在教育事业活动中和学校管理活动中总体来看是过于集权化，这给校本目标管理活动带来许多不便。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将一部分权利下放，扩大校本管理的自由度，使学校能够依自身的情况和社会定位来制定相应的办学目标，政府只进行粗放式的调控。同理，在学校管理活动中，决策层应当将本应属于各职能部门的权利回归，做到职、权、责对等，使其有足够的空间进行组织内部规划与管理。

其次，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校本目标管理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信息不畅通造成的。学校的管理者应建立一个多维交叉的信息网络，使各层级各部门横向纵向的信息都能快速而准确地传达。只有信息渠道的畅通，才能保证监督反馈的直接和深入，才能使管理者能够根据组织内外全面的信息，对各种问题及时作出决策。

再次，强化学校管理者的能力培训，提升其理论素养。教育管理活动的主体（管理者）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这种能力有两层含义，即权利（包括职位赋予的权利和人格魅力在组织中的影响）、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5]在校本目标管理中，管理者的决策组织协调能力对管理工作能否顺利有效的进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没有目标就没有管理可言，管理就是向着预定目标步步逼近的过程，而管理的关键在于决策。[6]由于校本目标管理不仅是作出正确的组织决策，还包含确定办学指导思想、设立目标和评价体系、分权分工等工作。这就要求学校的管理者具备精湛的管理能力和精深的专业知识。因此，若要使校本目标管理得到优化就要加强对学校管理者的能力培训，全方位提升管理者的素质。

2.建立科学的目标体系，优化评价方法

在保证了学校自主管理水平、民主参与程度和管理活动主、客体思想理论水平的前提下，对校本目标管理进行优化就能得到切实的落实。我们知道目标管理理论的核心也是最困难的是目标体系的建立，正如前文所述，当前我国中小学校本目标管理中的许多问题其症结都在目标体系建立得不够科学。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学校发展目标体系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利用swot分析法全面分析学校的情况。swot分析法是目前国外较为流行的一种分析方法。s（strengths）是实力，即找出学校的优势强项；w（weakness）是缺陷，即分析学校管理制度、组织结构、工作效益等方面的不足；o（opportunities）是机遇，即学校管理者要预见到未来发展中的机遇，高瞻远瞩；t（threats）是威胁，即组织要有危机感，管理者要能发现某一目标可能面临的威胁，未雨绸缪。这种分析法可以帮助学校管理者认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学校所处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制定学校的发展目标。

篇10

论文摘要：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但当今社会学概论教科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却往往存在偏误。本文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教师(研究者)与学习者的角度和专家与大众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指出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关系。只有综合三种不同角度的观点，才可以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这对关系的涵义。

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之一。其中，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和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它也是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家们在林林总总的教科书中多少都进行过论述。不过，国内专家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要么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要么是只论述其中一点，而不顾及其它，造成误会甚至偏见。由于教科书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书的偏误不可小视。本文在以往学界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综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会学教科书中能够较为全面的介绍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一、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

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是指从专业／学科分类体系中怎么确立社会学自身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来考虑问题的。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19世纪社会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来。在已经拥有制度化支撑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面前，社会学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须拥有与其他先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诸学科更为独特的地方。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从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会学”概念到涂尔干(EmileDurkheim)最先获得法国大学的社会学教职，早期经典社会学家虽然没有明确就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说明，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就是科学自然优于常识。比如孔德，他把人类观念进步的阶梯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科学的阶段。孔德认为，社会学在时间上是最晚出的，在逻辑层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学科都为它做了准备，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学科作为源泉。在他的科学分类里，所牵涉到的问题不包括常识，因为在科学理性的关照之下，没有任何属于常识的藏身之地。

涂尔干则在孔德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涂尔干指出，“孔德这种用历史发展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的方法，与人们用常识来解释社会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从表面上看，历史提供了社会进化的一个简单程序……因此，对于解释社会进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这样来解释社会，不仅是陷入意识形态决定论，而且是将与社会学毫无关系的概念当作社会学对象了。”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方法要求人们不要用常识代替科学，凡是未经科学检验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用来代替事物本身。”在涂尔干看来，由于社会现象的异常复杂性，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常识来解释它们。可是，社会学家不能这样，他指出，“社会学者在决定研究对象时，或者在讲授他的研究结果时，都不能乱用科学以外或没经过科学研究检验的概念。社会学者还应该清除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应该明白这类常识和习惯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才不致于让这类东西在学说上占据重要地位。”

涂尔干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张，在其《自杀论》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涂尔干挑选了一个常识看来无非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如自杀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自杀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识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当然也包括当时心理学界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通过这样具体的研究成果，涂尔干清楚的表达了他在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总之，在这些经典社会学家的眼里，树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显然是要把它不仅与常识而且要与其他已存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相区别，这在他们说来显然不仅是树立学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须的(我们只要看到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在创始社会学时在将她和其它学科区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看，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在社会学家作为专门职业的层面，也需要考虑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很多社会学家为了求证社会学研究自身对于常识的合法性，往往对此加以说明论证。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看法，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有三个基本的区别：(1)目标。常识性知识关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动，是怎样以一种有意义的、可以预料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相反，科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当科学家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尽力“证明”某种理论时，指引着他的就是常识，不是科学。(2)支持其理论的证据。常识性知识建筑在现行事物的基础上。科学则需要远为广泛的证据，他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收集起来的。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甚至将努力证明其理论之不成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才能向任何一个接受所运用的证据的规则的人提供系统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证据，证明其理论之成立。(3)系统性。科学理论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过系统阐述的，而常识性理论则是想当然的，并且可能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常识性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这种区别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上。

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透视

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学家作为教师怎样在教学中阐明这对关系。在现代大学教学体系中，社会学概论课程是很多大学生的必修／选修课，对学习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这门社会学的入门课里，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同学们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问题之一。理解好这个问题，可以为同学们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学习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社会学最为发达的美国，几乎每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都会涉及到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WilliamE．Snizek为美国大学选修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会学智商测验(SociologicalI．Q．Test)。

这份测验由30个陈述组成，依一般常识来看，进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难度似乎不大。但根据社会学的科学调查或社会实践表现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陈述的对错与常识的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这份测验其具体内容，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其结论不一定还适合已经变迁了的社会情境。但同时，这种测验的思路体现了撰写教材的专家们在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上希望透露给这些专业修习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测验，使学生们能够理解，常识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并不一定经得起社会学研究的推敲和考验。

在大陆，目前很多社会学概论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国社会学教科书的思路，提出了社会学知识可能迥异于常识的观点(甚至在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证也是与美国教科书所引用的例证相同)。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学家刘少杰就在访谈中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进行过评论，其主旨也是与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国内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社会学概论教材，如张敦福主编的《现代社会学教程》、风笑天主编的《社会学导论》，朱力主编的《社会学原理》，王思斌主编的《社会学概论》等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国内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评论，仍是立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对立或者至少是有优越性的地方。也许，在他们的视野里，社会学当然与常识不同，甚至与常识的观点正好相反，否则就没有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从专大众的角度透视

如果说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还是从知识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这对关系的话，从专家与大众(门外汉，layman)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则远远超出了知识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讨论了社会学与常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知识至少不比常识拥有更多道德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会学与常识到底有多大的差异，而考察他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应用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等等。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专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此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也对社会学知识本身以及社会常识做了建构论的解释。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常识定义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他认为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在吉登斯看来，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但是，这样一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确包含了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因此，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人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这从社区、社区建设、社会指标、社会发展、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等等社会学的专业词汇逐步推广到变成大众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所以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它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

吉登斯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也认为，与自然不同，在社会一人文环境中，每一个被专家视为“外行”的社会成员作为具有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行动主体都在时时处处参与着社会的建构过程；并且，这既是行动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而他们对在自己的行动参与下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的阐释，若照专家看来也许无非是“常识”而已。不过，情况也有正好调转过来的时候，所谓的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知识，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来，也不过是用某种学术语言讲述的常识。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识者和阐释者，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理论都是在被常人从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断进行再阐释着。正是这种“双向阐释”构成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质。

因此，从反思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等角度来看，常识与社会学的关系就不像前人所认识的那样是简单对立的。这些方面的认识，也使我们更加关注社会事实的主观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与生活，因此，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总的来说，从以上的三个角度考察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知识与社会常识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会学知识与常识性知识二者之间种种变化的关系。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结果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会学与常识之异

社会学包括的不仅仅是社会学的知识，还包括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常识也包括常识性的知识、直接经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直觉从众的思考方式。社会学与常识的区别关系也可以参照前述的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区别来看待。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凭个人经验和普通常识来处理日常事务与解释社会现象，这种方式也可以发展出知识来，就像传统社会以经验累积与传承来建构知识一样。“社会学”不必也未必能“导正”所谓“偏颇”的想法(因为“正”与“偏”是相对地)，但至少能提供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而这个解释通常是经由实证资料的搜集来支持或是经由理论逻辑的推演结果。由于现代知识的建构方式，通常强调“系统”而不是零散，重视“累积”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统”与“累积”的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特色。“社会学”的特色就在强调“系统与累积”，主要能提供我们一般性(即大数法则)的知识。当然这并不能说是“正统”知识，只不过是能透过现代“科学”技术或程序的“实证资料”来加以支持的说法而已。透过社会学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一般”现象(而不是和一个人的想法)，这或许可以帮助一般人跳脱出以自己经验为主的“认知”与视为当然的“常识”。同时，熟悉(常识)使我们“视而不见”，“去熟悉化”则是社会学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开我们的社会触觉，让我们“见人所不能见”，看清楚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几乎是命定的必须以“常识”为探讨对象的社会学让人们往往以为社会学并无举足轻重或者对实际人类社会贡献——甚至有些人直觉地就去质疑(或者否定)社会学的科学地位。但其实，社会学的知识具有强烈批判品格(尽管社会学之中的某些说法被视为是保守、静态且倾向于维系“现状”(htestatusquo)的)，社会学的这种批判品格也是常识所不具备的。

另外，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在其研究和理论中，也使许多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当普遍的常识性假设成为理所当然(take—forgranted)的东西。社会学最近几十年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常识性假设进行再考察，对它们做出批判性评价，在必要的地方以经过科学的证据严格验证的观点来取代。

因此，现在也有一些关于“社会学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会学庸俗化”问题提出来，希望使社会学学科的特性更加凸显。在这些论者看来，对社会学家而言，常识只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题目，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的源泉。这种提醒显然是必要的，由于社会学家们都生活于常识的世界里，他们对自己所利用的常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识当成了社会学知识(当然，反过来说，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社会评论，我们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知识或者社会学的理论成果)。

2．社会学与常识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学对社会的介入越来越广泛、深入，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也由原来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社会学与常识相对”的态度要变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会上，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书籍等等媒介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似乎什么样的情况下社会学家都可以发言且常有惊人之语，另一方面，有些舆论把社会学家的工作称为“花大量的钱财去发现尽人皆知的事实”，把社会学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的很多“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分析称为“庸俗社会学”。社会学家对社会现实的全面介入与社会舆论对社会学的讥讽之间的张力使得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社会学家反思的对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危机”，更是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学与常识(实际上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反思。

篇11

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基本理论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历代中国人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但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中医本来的诊治疾病病种及就诊人群逐渐被“蚕食”，中医原有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那么中医学如何应对目前既成事实的局面？中医学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从中医学现在所处的境遇分析，发展要重于继承，在发展中求生存，本文试图从中医学亟待发展的几个领域谈谈笔者的一点点薄见，以飧同仁。

1中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亟待性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基石是《黄帝内经》，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成就和医疗经验，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尽管距今历时近两千年，其基本理论对当今中医学的发展仍旧起重要的指导和导向作用，其吸纳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气象等多方面科学成就，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以气血为物质基础，以经络沟通内外，配以六腑、形体诸窍，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辅以“天人相应”，“自身统一”的辨证法思想，来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同时突兀“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诊疗体系，其理论博大精深，堪为当时的医学奇迹。后世中医学临床实践证明，《黄帝内经》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中医理论体系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就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讲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其间活人无数，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但中医学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影响，以“阴阳学说”来概括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矛盾双方的对立，以“五行学说”来阐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关系，进而拓展到人体的“五脏”“六腑”“五官”、形体、情志等的关系，因而在思维逻辑上难以摆脱表面性、直观性、机械性和猜测性，并且对人体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变化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随意化，同时理论又抽象、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称“华盖之脏”，那么就有了“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的“肺为首当其冲”之说；又因肺叶娇嫩，不耐寒热，故易被外邪侵袭，故肺又为“娇脏”，至于肺叶何以“娇嫩”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无以说明。再者，如果对只有大脑才有情志活动这个常识不曾持否定意见的话，那么肝、心、脾、肺、肾的在志归属分别为怒、喜、思、悲、恐的观点，就不能不让当代之人费解不已。中医学对很多组织、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为六腑之一，对于它的位置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是这样定义的：“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这种定义未免有些牵强。又如，最具中医学特色的经络理论，它是人体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质实体至今无从定论，尽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达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为藉口，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医学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测性之所在。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发展都是建立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之上，从那时至明清时期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应该承认中医学理论一直在逐渐发展和完善，其间著名医者层出不穷，医学典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从本质上讲中医学基本理论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内经》范畴。真理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发展的，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中医学亦然。毕竟《黄帝内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法色彩，那么时至21世纪的今天应该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继承采取“扬弃”的态度，只有如此中医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2中医诊断手段的局限性

中医学诊断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闻、问、切”，简称“四诊”，就是通过医生的感觉系统来察知就诊者的正常和异常表现，收集病情资料，通过医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中医学辨证思维的运用，获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材料，力求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给出正确诊断，其诊断疾病的重要理论支撑就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知常衡变”。“司外揣内”就是通过审察患者外部的表现来推测机体内在的病变，此与现行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论；“知常衡变”也是现代哲学认识事物及现代医学诊断鉴别疾病常用方法。同时，中医学在疾病诊断过程中重视整体审察，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资料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诸多外在表现在反应疾病内在本质的作用和地位，综合权衡，防止以面盖全；疾病诊断力求“病症结合”，既注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又不忽视疾病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医学在病情资料的采集及诊断思维过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资料的客观性（依赖患者的客观表现）、思维逻辑的合理性、诊断结果的正确性等等积极因素，这正是中医学历经两千余年一直被视为人类健康保护神的有力保证。

尽管中医诊与断的科学性毋容质疑，但其局限性也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而日益凸显。首先中医诊断学诊断手段的落后性。中医学自其诞生之日至今的漫长岁月里，诊断手段几乎无任何革命性变化，即望、闻、问、切。在科学发展仍处于落后、萌芽时期的古代，用望、闻、问、切尚可理解，且在当时应该说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在科学已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病情资料的采集手段还墨守陈规、对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仍无动于衷，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与科学同步，势必被科学所淘汰；可作对比的现在医学主流――西医，在其发展之初，医生耳朵贴近患者皮肤来了解患者体内的声音的变化，接着改良为听筒、听诊器，乃至发展为X线透视、CT、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可见西医的诊断技术紧紧跟随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术手段来延伸医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医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医诊疗手段与其产生发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的中医，仿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净土”，因此其诊断手段自其始至今无突破性进展，那么其相对于西医的落后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中医以“四诊”为主要手段的“诊”法，以中医辨证思维为逻辑方式的“断”法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中医诊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就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表明中医诊断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临床表现而揣摩机体内部病变的本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医生的感官系统去体会疾病的外在表现，那么感觉器官对疾病外在表现的感受往往因人而异，医生的心态、临床经验、身体健康状况、感觉的偏差、环境变化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均可影响，因此在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资料很难确保是基于客观、疾病本质的检查所得。而且，中医学的“断”就是在中医逻辑思维的指导下的“辨证”，寓于其中的主导因素仍难以摆脱主观因素的羁绊，也就是说中医学整个诊断过程过多地依赖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而客观因素的制约度很少，其结果势必导致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增加。

给疾病诊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质，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但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往往也过于表面化、肤浅化。因为其诊断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个临床症状或病位，如水肿、内伤发热、癃闭、眩晕、黄疸、泄泻、不寐、肺痈、心悸、腹痛、胃痛、头痛等等，故此这些诊断很难反映疾病的本质，因而对制定治疗方案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医学就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个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疗方案，那么这样的诊断还有多大的价值？

3中医治疗措施的保守性

中医学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证基础之上，其治法涵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对于具体方药讲究“君、臣、佐、使”，既可针对主证进行治疗，同时又兼顾次要表现或兼证，并且在同一方剂中可以运用药性完全相反的药物，达到“佐制”作用，这是西医治疗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些方面的优势，使得中医药有时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治愈了许多西医界颇感棘手的疾病，这也是中医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佐证。而且，中医药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就是中药（除少数外）基本都是天然药物，副作用少，这也是中医药为许多患者青睐的重要原因。

中药不是一点毒性都没有，这个观点慢慢为医患双方所共识，但比起化学药物，其毒副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少数剧毒中药除外），因而中药比西药要更安全，除了中医药可靠的疗效外，正是由于这方面的优势，中医药是许多患者就诊的重要选择。但中药汤剂入口太苦，使许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年轻患者，虽然中药剂型还包括片剂、针剂等等，可目前中药主要给药途径仍就是汤剂，这也是中医药就诊人群逐渐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药方剂剂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市场上能购得的中药丸剂、片剂、膏剂、散剂、丹剂、针剂等也不少，但仍没有形成中药给药的主流，而且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能打入国际市场的中药丸、片、针剂更是凤毛麟角，严重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进程。

众所周知，与西医比较中医药在治疗急性疾病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药可选择针剂太少，因为水针剂在体内作用时间要比口服药要快，口服药通过胃肠道的吸收、肝脏首过作用，达到血液循环至少需要20min的时间，而且中药的煎煮又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往往是争分夺秒，20min或更多时间的耗费往往为病情不能容许；另一方面，中药方剂所含成分复杂，因而作用效果较为广泛，所以又被称为中药的“散弹效应”，但“散弹效应”带来负面代价就是疾病治疗的针对性不强，中医药理论中本来就有“力专则效洪”的说法，作用面广泛就无异于“无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药方剂作用“靶点”的准确性和缩短单次用药的起效时间，是中医药治疗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针。

4中医人要迫切加强创新思维

纵观中医药两千来的发展历程，中医药一直没有摆脱《内经》的思维模式。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现代科学知识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势发展，人们形容为“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而中医药的发展似乎永远处于“量变”之中，而且这种量变的步伐过于缓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医人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封闭性、排他性。

中医药的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的创新中医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导致中医的灭亡；但没有创新的继承中医学就会固步自封、泥古复古，知识渐老，最后为时代所淘汰，渐渐消亡。因此，中医学的发展之路在于继承和创新双管齐下，缺一不可，但从目前中医的发展来看，是创新不足，继承有余。其实中医学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太注重经典及考证，如《内经》《伤寒论》等的注者达数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学术渊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汉代医学宗师张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至今为许多中医人视为座右铭，因而绝大多数历代中医人对于“古训”，敬若天命而不敢轻易“篡改”，现在依然。目前，在中医论文或理论探讨文章中，动辄“《内经》云……”或“仲景云……”等，从古代医家古籍中寻章择句，断章取义，寻求理论依据，仿佛《内经》就是终极真理，与《内经》不同“政见者”，就值得怀疑或否定。“中医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办；西医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进展”［1］，这句话是目前中西医思维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西医逐渐“蚕食”中医就诊人群和治疗病种的重要原因。

现在又有人倡议加强中医学人文因素的研究。诚然，中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医学是在悠悠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医学的人文因素对于揭示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如果把中医学归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无异议的话，那么其发展就应该遵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单从中医学文化层面去咀嚼、挖掘，很难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医学的“突破”来；另一方面，中医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课题、新思路，自古有之，从某个角度说中医学发展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多少年来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够透彻、够详尽了，还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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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讲好开篇,激发学习兴趣

通常绪论在很多课程中都是以概述、简介的形式出现,一般都不作为学习的重点,但在中医学的教学中绪论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它会形成学生对中医药学的第一印象,讲得好坏会直接关系到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讲解时可以医学发展的历史轴线为纲,详略得当地向学生讲述中国医学史:如汉末之前的四大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神农氏尝百草著成《神农本草经》,扁鹊切脉断生死被誉为神医,华佗自制麻沸散行剖腹手术堪为外科鼻祖,张仲景勤求古训、拯救生灵而为医圣;金元四大家开创了中医学术争鸣的新局面;李时珍赴深山、访千家、三易其稿而著成《本草纲目》;明清温病学派开拓创新、使温病学自成体系。这一幅幅生动的医史画卷向学生展示出中医学的科学性及历史价值,从而激发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中医学的探索欲望,为今后学习中医学做好心理准备。

3借助现代医学,阐述中医理论

中医学的形成发展特点决定了其理论的抽象性,加之其文字专业性强、术语多,对于初学中医的学生来说,理解上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中医教学应尽可能通俗易懂,教学过程中以中医学为基础,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用以解释中医基础理论,会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如:上海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经过研究初步阐明了肾阴虚和肾阳虚本质上与机体皮质醇量的高低相关;热证时在病人和动物模型中发现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增强,儿茶酚胺类的排出量亦有明显增多,而寒证则相反;中医血瘀与现代医学循环和微循环障碍之间的关系等,这样生动具体的成绩和实例,会使学生感受到中医学的奥妙和神奇,从而提高他们探索中医理论的积极性，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并且开阔了思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