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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发展各有特色。英国是最早提倡终身教育的国家,并不断完善其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德国非常注重员工培训,政府官员、管理人员、企业内部各级人员都要接受成人继续教育,并建立起以动手能力为特色的职业培训体系。美国以社区学院为特色,成为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规模最大的国家。加拿大的教育很注重能力培养,其最突出的是建立起以能力为教学基础的CBE教育思想体系。日本积极推进终身教育,是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虽然各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各具特色,但体现着共同的发展趋势。
(1)建立需求导向的培训制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首尔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教科文副总干事鲍维尔在主题报告中提出:“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是通向未来的桥梁,但是,必须有一条由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导向的就业道路,否则我们就是在制造新问题。由此可见,我们需要的不仅是重振活力和更加协调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计划,而且是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就业结合的新局面——我们需要把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联系起来的新模式,使教育、培训、就业和社会福利几个方面工作在一个国家内、在国际范围内联系起来。”近年来,社会伙伴合作办学已成为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主流模式。社会伙伴合作办学就是政府各级教育部门、就业部门与社会的工业部门、雇主组织和工会组织等通力合作,对于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方向、内容等进行协商,同时就业部门、经济部门、雇主组织等越来越多地参与职业教育的管理和决策。在这个机制中,政府除了从事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实际办学以外,还要起到组织领导、协调办学、建立质量保障制度等作用。而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在其中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就业需求的信息,提供有效的实习、培训场所和就业渠道,使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了解和掌握企业的动态,提高培训质量,建立需求导向的培训制度。
(2)职业教育和培训终身化。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会议主题是“终身学习与培训——通向未来的桥梁”,这表明职业教育终身化的趋势已被国际社会所重视,并因其重要的意义而被提倡。目前,世界各国职业教育正逐渐融入终身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不再被看做是终结性教育,过去那种认为只靠一次教育或培训就能享用终身的想法或做法已经过时了。20世纪90年代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终身学习”或“继续学习”计划。例如,瑞士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包括更新知识和技能、获得新资格的职业继续培训和高级专业考试,面向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等。英国于1998年提出了建立“产业大学”和“个人学习账户”的设想,以便使人们能够更加方便地接受开放式的远程教育和实施“终身教育”计划。日本提出终身职业训练及终身技能评价是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并努力建设面向21世纪的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体系。美国早在1971年就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终身化的职业教育——生计教育。生计教育作为一种终身意义的职业教育,它的推行实施得到美国联邦政府及美国职业协会等组织的广泛支持。
(3)职业教育和培训内容的综合素质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职业技能的培养,以能力为本位。过去的技能主要是指任务能力,即与完成具体任务相对应的具体操作技能。在此基础上,能力标准就是任务技能清单,培训课程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发的一系列任务技能(或称教学模块),能力评价的依据就是直接观察个体对这一系列具体任务的完成情况。这种任务能力观是传统的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内容设计的理念基础。在现代职业发展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能力观。一种观点认为,个体的一般素质对于有效的工作表现是至关重要的,一般素质是掌握那些特定的、具体的任务技能的基础,也是促进个体能力迁移的基础。一般素质包括相关知识、分析与综合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判断力、创造力等,它们往往能应用于许多不同的工作环境中。在此基础上的职业教育的内容,强调的是一般素质的培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将一般素质与具体的职业岗位或工作情景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的职业教育的内容是将一般素质与任务能力结合起来。最近,德国、澳大利亚提出的关键素质概念,英国的核心能力概念,美国劳工部提出的包括资源合理支配、人际关系处理、信息获取利用、系统分析综合、多种技术运用的五种能力以及技能、思维、品德的三种素质,等等,都是新的能力观的体现。
(4)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国际联合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劳动力在国际和国内流动量加大,顺应这一变化趋势,职业教育与培训也开始建立国际化的职教合作网络和运行机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世界职教领域国际合作的主要组织者,目前已建立的联合国职教信息网络,是连接了128个国家的一个职教实施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要在德国波恩建立一个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中心,提供职教研究与发展信息,培训职教人员。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也在发展。中德两国政府近20年来进行了下岗妇女再就业、关键素质培训等多项专题项目合作,最近又结合中国政府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为目标的综合性职教合作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双边以至多边的合作办学或合资办学,成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又一新形式。
2.国外职业教育和培训经验的三点启示
(1)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培养实践应用人才的重要途径。开发人力资源的重点是培养,关键在应用。职业培训从其本身特点看,是由实践上升为理论再指导实践的知识螺旋积累过程,是发现人的潜能的重要途径。在经济建设中真正需要的就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知识相结合的人才,要培养造就的也是这种不断更新知识和思想理念的专业人才,书本理论知识只是对这种专业人才的一个基本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重视人才的开发,又要重视人才的应用;既要重视人才的引进,又要重视人才的自身培养;既要重视人才的基础知识,又要重视人才的知识更新。这里说的培养和知识更新的重要途径就是职业培训。
(2)政府部门在职业培训中要站准位置,发挥作用。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有关部门除了必须重视职业培训外,还应该摆正位置,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一是要发挥对职业培训的规范作用;二是要发挥对职业培训内容的指导作用;三是要发挥对培训市场的监管作用;四是要发挥对职业培训的激励作用。
(3)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协调好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从教育规律和各层次教育对象的特点分析,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环节,是公民必须经历的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是系统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书本理论。它以提高公民的学历层次为主要特征,为提高公民素质和就业准备打好基础。职业教育是公民到达就业岗位后的一种继续教育,学习内容主要是与工作岗位有关的知识、技能,并根据社会科技发展水平,不断更新和掌握新知识,从而提高工作的适应性和开拓能力,进一步开发人的潜能。如果说基础教育重视的是提高人的学历文凭的话,那么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就应注重提高人的工作水平,职业培训是终身教育的基本形式。
二、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建设的实践和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我国就业问题的挑战,展开了以就业、转业、创业能力建设为本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建设。职业培训教育在适应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员素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现行的职业培训教育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其他方面,都存在许多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与“缺乏一个既符合国情市情又符合市场运作规律、适应职业培训需求的体系”有关。
1.职业教育和培训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政府及企业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职能问题。全社会的职业培训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具体来讲,就是要对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收费和培训管理权限等方面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统一、规范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培训组织、人员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权利、义务等具体事项。目前,我国在职能界定方面,一是政府对职业培训应提供何种支持和服务,承担何种责任和义务界定不够明确;二是企业及中介组织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界定不够清楚。
第二,职业培训教育的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市区无论在政策与财政支持、还是在实践方面发展速度较快,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二是企业间发展不平衡。有的企业职业培训有声有色,对企业经营起到极大推动作用,而另外一些企业欠缺开展岗位技能培训意识。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48.4%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所在单位没有对技术工人实行中长期培训计划或措施。在问及“您参加工作后获取新知识、新技术主要来源”(多选择题)时,90.2%的被调查者表示是自己在工作中的积累;31.1%的被调查者表示是参加单位的培训;18%的被调查者表示是参加社会有关部门的技术培训。三是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人们在观念上存在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情况第三,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实用性,不能满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下岗职工就业的需要。各种培训班名目繁多,费用不少,并且存在形式主义现象,培训效果有待提高。多层次、专业化培训体系有待建立。
第四,培训经费筹措和使用方面的问题。目前,除下岗失业人员培训经费由国家全额负担外,其他培训资金均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担负。对于下岗失业人员培训经费,调控力度不够、经费投入不足、使用不规范,有些部门把其看做创收手段。在农村缺少政府有效组织的农民教育培训专项经费。
第五,宣传导向和观念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被扭曲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是当前阻碍职教发展的重要因素。现行教育的选拔功能被过分扩大,并且往往只以一种标准分数为依据,从而使教育过程演化成为应试能力竞争。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人的多样性和社会需求的多样性被忽视,教育类型的多样化被异化为等级化,不同教育类型的分流变为选拔和淘汰者的归类,行行出状元的思想被否定,往往认为学业失败的学生才进入职业教育学习,对通过岗位职业培训和自学的人,其工作能力再强,也会因没有文凭而不被重视和重用。职教的发展得不到公正的对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反映在政策上是待遇过低。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提高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有效手段。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增强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能力,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而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确实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总量不足;二是流失严重;三是技术结构不合理。以天津为例:截至2003年底,在83.5万技术工人中,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1.27%,高级工占9.83%,中级工占27.3%,初级工占61.6%。呈“金字塔”型,塔基过大,高级技能人才严重不足。发达国家的技术等级结构呈“钻石”型,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5%。
2.我国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的框架
(1)将全面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任务”,确立第一资源战略和实施能力发展战略。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不是人力资源强国。劳动力素质偏低,就业、转业和创业能力不强,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瓶颈。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人力资源是我国最具比较优势的潜在资源。把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将成为我国今后一二十年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因此,必须确立人力资源“四个第一”的思想,即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任务;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实现富民强国的第一国策;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各级政府的第一任务。实施能力开发战略,实现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从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以提高全民的学习能力、就业能力、创业能力为核心,加强教育和培训的能力建设,使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解决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
(2)充分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的指导作用,努力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政府在职业教育中承担的首要责任是政策制定、提供经费、协调关系、制定标准。技术和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决定其政策制定和办学必须由政府、产业部门和社会三方面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来实现,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行业为依托,以加强职业院校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术为核心。在职业教育中增加公共财政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示范性职业学校和实训基地建设,为强化高技能性和实用型人才培养创造条件。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力度,通过减免职业学校学生的学费,使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对象更广,受教育的机会更大。在职业培训中要抓住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住市场需求信息,引导培训机构的培训方向,即以劳动保障信息平台为依托,通过网络招投标方式确定培训单位,由政府购买培训成果,以确保培训的实效;二是抓住职业技能鉴定和发放资格证书两个环节,确保培训的质量。实现职业培训运作市场化,社会培训资源集约化,培训考核鉴定标准化。
2006年的9月,我参加了天津市教委组织的职业院校骨干教师赴加拿大的进修学习。经过这次出国进修学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拓宽了思维面,使我对西方国家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教学特征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中西方职业教育理念有了更深的体验。加拿大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专门技能、非凡技能的劳动者或企业短缺人才,并为他们提供技能和进修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加拿大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先进理念,为我们进行职业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指导和启示。
二、加拿大职业培训的教学特征
在加拿大以进行英语语言强化培训和计算机专业职业培训为主要内容,培训课程教学方法特征突出。
1.英语语言培训的教学特征
(1)教学形式新奇,采用圆桌分组的教学形式,教师随时可以和学生进行交流,易于师生互动,同时也便于学生之间的讨论交流。在交流中让学生学会合作,以提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肢体语言,提高学生学习喜好,便于学生理解所学的知识;教师利用启发的形式让学生尽量地多提出新问题和个人见解,然后和学生进行讨论,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
(2)教学目的明确,教学内容实用。教师能够很好地把握培训内容,教学内容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摘要:参观用语、基本对话交流等,信息量适度,易于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握英语的基本会话。
(3)在教学方法的运用方面教师有独到之处。教师利用做游戏方法进行教学,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使学生很轻易把握所学的知识;另外教师采用的教具简单而实用,利用情景教学方法,使学生的参和度很高。例如,在英语语言培训课程上,上午学习日常生活用语,下午就到有关的相关的地方去进行实践学习。
(4)进行英语培训的过程中没有固定教材,天天学习一个知识模块,教师会发一些相关的教学资料,这些教学资料是教师精心为培训专门设计的,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随时更新,最后用活页夹加到一起,累加成册形成英语培训教材。
2.计算机职业培训的教学特征
(1)课堂采用案例教学,教学实例接近生活和实际工作需要
案例教学是运用案例进行教学实践,改变传统教学以本为本、从概念到概念的注入式教学方式,变成一种促进学生成为教学主体,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探索性学习的开放式教学方式。加拿大学院的教师根据我们学员学习的特征进行案例教学,所采用教学案例很实用,接近我们的生活和实际工作,为进一步学习提供良好的素材。
(2)课堂作业采用大作业的项目形式
教师为了提高我们学习的创新能力,以大作业形式让我们完成他们所提出基本练习要求,学员做好大作业后,要在课堂上公开展示自己的作品,这样不仅考察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及综合处理新问题的能力,而且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和勇于探索的积极性。
(3)教师有很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技能
为我们进行专业培训的教师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很强的职业技能,例如,网络平安教师,曾任教前公司的网络管理部门经理,有极为丰富的网络平安管理经验,另外他所展示计算机网络教学课件打破了传统的PowePoint课件模式,以三维动画的形式讲解网络传输的原理,把讲解枯燥的原理知识变成简单易懂的动画展示,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喜好;多媒体教师在HBI学院任教时,自己设计开发网站,做专业摄影师,另外他还是一位冰球教练,同时也是冰球队的经纪管理人。数字技术教师是一位专业的音乐制作人,有丰富的数字音乐制作经验。他们在讲授课程的同时,也向我们传授了丰富的职业经验,让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三、加拿大职业教育的教学特征
在进修期间,还对加拿大职业教育的教学进行了考察。加拿大的职业教育主要是中学后的职业教育,其教育类型有摘要:授予文凭和证书的社区学院(相当于我国的高职)教育;非学历的职业培训和预备性练习;成人职业教育和培训。高等职业教育更是形式多样摘要:有二年制或三年制的专科、四年制本科(和大学联办)和一年制探究生专业证书班等。
加拿大职业教育的教学特征,是注重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参和意识,老师讲课并不面面俱到,提倡学生自学和思索。老师有时会选择一个project(项目),让学生自学后提交书面报告或根据项目内容完成相关内容操作,这样学生就会到图书馆查阅大量的文件和资料,提交书面报告;或者自己通过自学后完成项目操作任务提交操作成果,否则只能得到0分的成绩。另外,在许多教学场合,教室和操作车间连在一起,学生在教室中自学,碰到实际新问题可以随时到操作车间进行练习,并有教师进行现场指导,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加拿大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和他人合作协调的能力,鼓励学生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根据老师提出的新问题,大家商量策略、分头预备,最后在班上宣讲和表演出来,以提高学生的团队精神。
加拿大职业教育在理论教学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实践教学,使学生在实践教学中把握更多的实用技能。在安大略省宾顿市FletchersMeadow高中,还推行一项名为Co-op的实践教育项目,其教学实践目的意在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Co-op,全称为CooperativeEducation,是由学校、用人单位和学生三方共同参和的一种教育项目。高中学生11年级或12年级(相当于我国的高二、高三年级),在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完成学校部分的学习任务,并通过用人单位面试,学生进入公司工作,用人单位也非常欢迎这些学生到公司工作,在这段工作期间学生定期向学校汇报工作情况,负责这个项目的教师也要随时跟踪学生以了解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调整学生的工作、学习进度,工作一段时间后,学生要回到学校接着完成学习任务,这样“理论—实践—理论”的良性循环直到高中毕业,学生不但熟练地把握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而且有很强的职业技能,丰富的职业经验。为进一步地学习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1.澳大利亚资格证书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Frame-work,简称“AQF”)
澳大利亚先进的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不断完善得益于国家统一主导的资格证书框架。澳大利亚资格框架(AQF)体系下的培训不仅包括职业教育证书和文凭的培训,而且包括普通教育证书和文凭的培训,是一种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有效衔接与沟通的教育培训体系。这一资格证书框架的特点重点在:它允许学生在获得某一种文凭或者证书之后,在不同的教育系统间可以选择继续深造或者转学,并且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从而使未来的职业生涯领域得以拓宽。在就业市场的规范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机关最先规范、管理了国家职业资格框架标准,明确规定就业者须凭职业证书或相关文凭方能就业。就好比一个电工,要想就业就必须具备电力行业资格证书,或者是拥有相关的文凭。就算你是一名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也需经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方能就业,这使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地位得以提高,发展道路也得到了延伸拓宽。这跟澳大利亚政府机关提倡“以能力为本位”这个理念标准有着直接关系。“以能力为本位”理念下的就业体系,不仅明确说明了各行各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及其相关应用,还对各行业之间差异性的能力要求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并为其提供了一套贯穿于整个澳大利亚资格框架的测试标准。正是“以能力为本位”的理念,使职业教育跟培训教育明显不同于普通的高等教育。只有在具备一定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后,才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在澳大利亚的资格框架中,一共包括十五种资格证书,与教育相关的有八种:证书(I半技术人员)、证书I(I高级操作员或服务性工人)、证书II(I技术工人)、证书IV(高级技术工人或监工)、普通文凭(专业辅助人员或技术员)、高级文凭(专业辅助人员或管理人员)、第一学位(专业人员或经理)、高级学位(高级专业人员或经理),以上证书是以能力为划分依据进行分类的,同时结合了企业岗位的实际需求,与行业的发展需求之间也是相符的。
2.关于培训包(TrainingPackage,TP)的内涵
所谓培训包其实是对就业人员技能的认证及评估,须参照一定的标准,最终目标在于:针对就业者的工作岗位培训其岗位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培训包的开发费用由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AustralianNationalTrainingAu-thority,简称ANTA)进行提供;其内容的制定、颁布,乃至实施者均为澳大利亚国家行业技能委员会(AustralianNationallyIndustrySkillsCouncils);至于各行业的相关课程,被称之为“授权课程”(AccreditedCourses),统一由各州行业培训局(StateIndustryTrainingBoards)开发。公司或企业专门为员工所开发定制的培训课程,被称为“客户化培训”(全称“CustomizedTraining”)。此外,一些注册培训机构也会为当地的行业、社区定制授权课程。1998年开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在本国内大力推广其开发的“培训包(TP)”。“培训包”内容,经过了接近二十年不断的实践与创新,已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框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开发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1)以“能力本位”为标准的认证问题;(2)以“评价指南”为标准的认证问题;(3)以“资格证书”为条件的认证问题。此外,它还为职业教育课程的开发过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科技信息得以快速发展的今天,“培训包”为了适应各行业的发展,在每经历三年之后都会进行更新,它是以动态形式发展的一个过程。
3.关于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TrainingFramework)
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简称AQTF)于2001年6月开发后并实施,其主要内容是开发了一整套标准,通过这些标准对注册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进行严格监管。使从事职业教育和培训教育的机构能够严格按照培训框架的要求来办学,并获得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此外,作为培训框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有必要对学习者进行先前学习认定(RecognitionofPriorLearn-ing)。所谓先前学习认定,其实是将学习者过去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在考核通过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折算成学分。无论是国外学习获得的成绩,还是通过企业获得的工作经验,都可在通过审核之后换算成学分或者学习时间,使后续的学习时间大大减少,从而节约了学习的成本,为学习者个人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二、关于澳大利亚教育培训的主要实施机构———TAFE学院
所谓TAFE学院,其实是指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其英文全称为“TechnicalandFurtherEducation”。它是澳大利亚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最重要的实施机构,是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下的一种职业技术教育模式。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机构包括:私立教育机构、公司或企业教育机构和一些公立大学等。从规模和影响力来看,TAFE学院最大,其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1)独立学院,在澳大利亚本国内设立了很多独立的TAFE学院;(2)在本科院校或职业院校内设的学院。TAFE的办学理念强调,应明确学生(客户)的核心地位,在充分考虑企业岗位需求的基础上,为国家和社会输送更多的实用型人才,切实提高就业者的工作技能,并为从业者的就业转岗提供必要的支持。经过二十多年的动态调整发展过程,职业教育与培训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形成了在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体系下推动产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TAFE学院遵循的教育理念是:“即满足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又能满足企业用人标准的需求”。
三、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启示
1.加强政府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的作用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职业培训以及培训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联邦政府在许多州建立了公立的TAFE学院,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投资逐步加大,为其创造了宽松、安定的学习环境,充分给予实施技术和继续教育的自由选择权,有效地保证了各类型学校实施教学活动。且还加强了教育培训管理制度,建立完善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和评估认证体系,从多方面去促进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健康快速发展。
2.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在澳大利亚,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教育的从业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不仅需要提供文凭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及行业证书,对从业者的工作经验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至少三年的相关行业工作经验)。即便是成了一名合格的职业教师之后,也需深入企业实践过程,把握行业发展动态,确保在职业教育过程中运用到最新的行业技能。同样的,对兼职老师的聘用也是相当严格的,兼职老师一般都是从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挑选的。他们完全有能力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改革等理念,快速而准确地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就是在这样一种严格选拨和管理制度下,职业教育师资力量才可以和企业技术发展一致。让学生及时掌握最新行业信息技术,以便于在就业时能学以致用。在国内,高职院校的准入门槛设置太低,师资培养模式也与高等院校的相差无几。大多数的教师都是从高校毕业后即直接到高职院校从事教书育人工作,没有任何的企业工作经验,专业性能力差,在技术实践教学中明显不足,以致学生的实践能力得不到全面培养。一些高职院校虽然从企业聘请了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的兼职教师,但因为准入程序的不规范,在质量上也是参差不齐,教学水平还需要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从中可以看出,许多高职院校在聘用、考核专任或兼职教师的时候,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就当下而言,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1)寻找一条有效的路径,使教师的专业技能、教学能力都能有所提高;(2)寻找一种有效的方式,让教师主动深入各行各业进行实践学习;(3)利用一种有效的手段,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社会服务项目;(4)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真正培育出“双师型”的教师。
2秦皇岛市新生代农民职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秦皇岛市政府十分重视和关心农民工问题,把解决农民工问题摆上重要位置,不断加大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力度,先后出台了《秦皇岛市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办法》、《关于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实施意见》、《秦皇岛市农民工平安计划(二期)实施方案》、《秦皇岛市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等文件,对农民工就业、工资、社会保障、享受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但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给新生代农民政策保障同时,应该更加注重农民的教育培训,通过培训完成角色转换、提高就业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对此政府也采取了鼓励、支持甚至埋单的政策,以此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总体收获不大。
2.1职业教育培训与就业联系不够紧密,课程设置针对性不强缺乏就业技能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进入更高层次就业领域的主要障碍,秦皇岛把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作用放在促进就业的突出位置,帮助更多的劳动者提高技能和素质。但是根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原因在于传统的大课堂集中授课的方式已经不适合他们,而且农民工普遍认为培训内容和就业是“两层皮”。因此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首先应该明确对该群体实施何种类型、何种层次的教育,清楚地了解该群体面向的职业领域与就业层次,合理地设计课程内容。职业技能培训中应注重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既要有面向市场的前瞻性,又要符合农民工自身教育程度和工作实际,使新生代农民工学有所用、学用结合、用到见利、见利促学,真正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竞争能力。
2.2职业教育培训与企业脱节,企业参与度不够根据对秦皇岛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他们更喜欢半工半读或订单式培训,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与在稳定的就业环境下参加培训,而且希望能够在遇到问题时能直接接受有针对性的指导与帮助。根据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规定,企业应按职工工资总额1.5%~2.5%足额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而秦皇岛大部分企业没有执行。目前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重使用、轻培养,许多企业没有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养培训作为自身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更不重视在职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参加学历教育在时间和经费上不支持。因此政府要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使企业成为培训农民工的主阵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地点应该从学校转到企业,让企业为农民工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并抽调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参与到农民工培训当中,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
2.3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匮乏,缺乏合理的整合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涉及政府、职业院校、企业三方面,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各自为战,缺乏有效地配合和协调,培训机构分散、泛滥、缺乏监管,培训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和利用,造成资源的很大浪费,培训质量难以提高。将农民工培训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职教研究有效结合起来是实现新生代农民职业教育突破的根本途径。秦皇岛拥有完善的监控和评估机制、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先进的培训设施设备,如果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学校主抓,三方联动起来整合优势资源,必将解决农民工培训的瓶颈问题。
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策略
3.1培训层次新生代农民工都是年轻人,厚积薄发,应兼顾知识、能力、心理、情感等方面的培养,使其具备现代社会新观念。知识方面,具备社会生活、法律和心理健康知识;技能方面,掌握一门以上可以谋生的技术;心理方面,学会合作、自信、自强和心理疏导,正确对待挫折和人生;情感方面,融入城市生活,热爱城镇,安心工作。
3.2培训课程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参加学历教育,人力资源部门可开设职业课、选修课、企业类课程。职业课根据行业、工种设置课程,如电工类课程、美容类课程、家政类课程,按照初、中、高层次设立班级,增加实践教学课时比例,供学习者自由选择。选修课体现多样化和实用性,开设电脑类课程、英语口语类课程、社交礼仪类课程,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企业课程以企业文化、企业规章制度、团队意识等教育为主,由各企业负责实施培训,与用工相结合,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企业。
国民终身教育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培训,其影响之大、所占比重之重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彰显无疑。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信息技术发展日益迅猛,知识日益更新,都为职业教育培训创造了发展机遇。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虽然我国许多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对教育培训质量的评价模式开展了多方面探索和研究,但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培养质量评价并没有形成完整评价体系,定量评价较少,定性评价较多,需要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和改进。因此,科学辨析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培训质量评价体系,建立一个针对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科学有效的质量评价体系,对培训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已成为职业教育培训顺应时代潮流、保持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多元化评估体系构建
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是对培训项目满足企业(社会)与个体需要的程度作出判断的活动,是对培训项目活动现实的或潜在的价值作出判断,以期达到职业教育培训价值增值的过程。因此,评价主体必然是多元化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要满足企业、社会的要求,同时也要满足企业员工个体发展的需求。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包括:培训学员(受训主体)、培训机构(第一方)、送培企业(第二方)、主管部门、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等五个评价主体,即“五主体”多元化评价。
1.主管部门评价
主管部门对培训进行评价是职业教育培训的一项必需环节,这是因为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活动必须要对主管部门负责。主管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是为了通过职业培训提高员工素质,提升员工从业技能,从而达到企业和行业从业人员整体质量提升,因此主管部门最为关心的就是培训的实施效果是否达到了培训目的。要想知道培训效果如何,就必须要对培训机构的培训活动开展评价,提出建议,并依据评价结果作出决策。目前典型的主管部门评价培训项目有:海关的报关员培训项目、财政的会计系列培训项目、海事的轮船从业培训项目等。
2.参训学员评价
参训学员被归类为第二方,职业培训的主体是参训学员,参训学员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能够检验承担培训任务所在机构的培训效果和培训水平。培训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括培训师教学水平、培训课程安排、培训环境、培训测试成绩等各要素,都是检验培训活动能否符合学员的需求,是否达到了学员预想水平的根据。参训学员通过培训评价,为参训效果提供最直接的信息,学员本身也从这些信息中发现自己通过参训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及专业业务水平得到哪些提高。
3.培训机构自评
培训机构作为培训项目的实施方被称为第一方,其按照制定好的评价标准,在对参训学员、企业考核性评价之前对自身培训效果进行自我评价,初步判断参训收获与效果,获取自身在参训过程中的成绩及差距,自评的结果亦可在最终综合评价中占有一定权重。
4.企业评价
委托培训的企业同参训学员一起被归类为第二方,在整体培训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中享有最高权重。企业评价是指参训学员学满入职或者回到委培企业,由参训学员所在企业的领导、同事根据其将培训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的效果进行客观评定,以此作为最终培训质量评价的参考指标。
5.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价
众所周知,由标准普尔、穆迪、德勤、埃森哲、普华永道等知名评估机构认可并评级的行业企业,在本领域中往往名声鹊起,声誉日隆。同样,高端培训项目仅仅靠学员评价和机构自评是远远不够的,系统化评价一个培训项目从准备到完成再到后期效果,科学的指标评估体系必不可少。同样,委托行业领域顶尖的专业评估机构,站在第三方独立的视角来评价培训整体流程与绩效,是最为客观科学的评价手段。第三方评估也是迅速提高培训机构声誉和知名度的最有效途径。
二、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关联系数
职业培训与学历教育比较,有许多不同的特征。就职业培训而言,参加培训项目的学员学历水平、知识基础、技能水平可能参差不齐;同一类的培训项目,其培训时间长短也可能不一样;送培单位(企业)投入的培训经费可能差别很大。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对职业培训项目的质量是有直接影响的。由于这些诸多因素难以控制,增加了职业培训项目质量的评价难度,使得职业培训项目质量的评价更加复杂。大量的企业、培训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借助“关联系数”就可以把可能存在的可变因素对培训质量的影响,完全体现到评价结果中,保证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实际上,大多数可变的因素对培训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培训效果方面,因此,关联系数的处理就集中在了“培训效果”这个一级指标的各层各个指标上了。培训学员初期的知识基础、技能水平等不一样,经过培训后,他们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从发展的角度讲,在学员对培训的满意度进行评价时,应在满意度评价的基础上乘以关联系数(发展系数)。在送培单位、管理部门、培训机构、第三方评估对满意度评价时,在发展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培训班的整体稳定性,需在满意度评价的基础上乘以关联系数(稳定系数)。
三、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主体的权重确定及量化评价
评价指标权重又称权数,是一个证明评价指标重要程度和作用的数字。对评价整体而言,同一层次的各指标,其重要程度是不同的。权数能够体现每个指标对评价结果影响的大小以及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占的比重。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五主体”的评价权重必然是有区别的,这样才能更科学、更全面。根据广泛的调查研究,首先利用肯德尔和谐系数进行一致性检验,再对各评价主体的均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每个评价主体的权重如下:培训学员评价权重为0.2,送培企业评价权重为0.3,培训机构评价权重为0.1,主管部门评价权重为0.2,第三方评价权重为0.2。结合实际情况,各评价主体的评价指标有所差别,评价主体的各层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是不同的。在进行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量化评价时,首先拟定测评表格,发给五个评价主体的每个成员。按要求,每个成员根据实际情况对培训项目质量进行全面评价。
四、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的标准确定
评价标准的设计必须是可测量的,可以实际操作和把握的,既有数量化标准又有可操作化语言表述。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将评价标准分为优、良、差三个等级。
1.培训准备
在培训准备工作中,为检测培训标准和安排是否能满足培训对象的需求,我们通常要预先系统地分析评价目标,培训目标的表述必须清晰明了,否则模棱两可的目标表述会影响培训的实施和评价。培训方案中,如何选择培训对象,如何安排培训时间,如何确定培训场地等也是至关要素。我们应该对所有指向培训目标的条件和资源进行综合与系统的评价,并进一步完善和确定培训方案,论证其可行性与实际操作的效用性。
2.培训实施
评价培训质量优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就是对整体培训实施过程进行评价,这个评价结果直接影响培训效果。培训的实施过程是涉及多个环节的。第一是师资培训。师资的水平高低、受欢迎程度、综合能力等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参训学员掌握并吸收知识技能的效果,同时还会影响参训学员的学习情绪以及对实施培训的机构主体的好恶及评价。培训师资评价指标应涵盖师资的配备、培训教师综合素质,包括知识、技能、教学能力、师德、教学吸收效果等多方面。第二是培训管理。培训管理是否科学合理,整体环节能否保证实施过程有条不紊,培训计划、培训大纲能否反映行业需求,与受训学员定期沟通反馈是否及时等,均可检验出培训实施机构的管理水平。第三是培训资源。实施培训所需的设施设备、培训教材、培训场地、课外学习资源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培训的质量。第四是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是实施培训和完成培训目标的重要载体,对培训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因素。因此在实施过程的二级指标中,这些因素都被列入其中。
3.培训效果
培训计划是否满足需求与预期目标,实施过程产生的预期与非预期效果,有关人员对培训结果的优劣判断,参训者的受益程度等,均为体现培训效果的评价指标。其中,参训学员的满意度评价是整个评价体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参训学员对培训整体环节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情绪,从而影响培训的最终效果。对于委培单位来说,更注重参训学员在经过专业培训后,理论功底、动手能力、实践技能、新设备新科技的掌握与操作水平等综合能力的提升程度,希望通过学员在培训前后知识、技能及其他能力的变化,了解参训学员通过培训学到了什么,提升了什么。而学员参训后所产生的各方面的提升和变化,以及能否将培训成果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新能量,则最直观地反映培训的质量。受训学员完成培训回到企业后的跟进调查评价结果,更真实体现了培训的效果和价值,切实反映了培训质量。
五、结束语
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来看,建立健全具有权威性、导向性的质量评价制度,是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将对职业培训数量及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因此急需加强对职业培训质量评价指标的研究与制定,并在实践中进行有效积极推进。科学、系统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质量评价多元化评估体系的建立,为职业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了质量保证。经过多方研究与论证,我们认为,在未来的职业教育培训过程中,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职能应该有所转变,从现在的主管逐步过渡到指导与监管,把主体评价权限集中在用人企业(第二方)和专业第三方评估机构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科学、客观、高效地推进职业教育培训,保证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质量和效果。
参考文献:
[1]曹忠义.高职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和运行机制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08,(04).
[2]唐昕,张庆伟.培训项目质量管理评价体系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09,(04).
职业教育与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VET)是瑞士一直以来主要的人才培养途径。在瑞士,高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属同一层次,前者甚至更受人们的欢迎。另据有关资料显示,瑞士大约有2/3的义务教育阶段毕业生选择了职业教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将从瑞士政府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举措、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取得的成就等方面进行介绍与分析,以期为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瑞士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举措
(一)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策法规
早在1930年,瑞士就颁布了《职业培训法》(Vocational Training Act),该法明确规定职业教育与培训由联邦政府统一领导与管理。1963年,联邦政府正式出台了《职业教育法》(Vocational Education Act),这部法律对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后,为顺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瑞士政府经多次修改,又分别于1978年和2004年颁布与修订了《职业教育与培训法》(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t,VPETA)。瑞士政府不断完善和修订职业教育与培训法律法规的目的在于:“对国际职业世界和劳动世界的显著变化予以积极的回应,并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提供服务。”[1]
《职业教育与培训法》第一次将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放在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内,并将高等职业教育定义为非传统高等学校形态的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处于同级水平[2]。另外,该法明晰了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责任与义务,并且指明了职业教育与培训应处于整个经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总之,不断完善的职教法规为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
(二)建立分工明确的职教管理机制
在瑞士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分工明确、共同参与。瑞士没有全国性的教育部,但26个州均拥有自己的教育管理机构,独立管辖本区内的教育,州以下的市镇同样具有高度的自。联邦政府通过联邦职业教育与技术办公室(Federal Office f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OPET)对VET课程条例、VET课程质量、资金等进行战略管理,从而保证整个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良性发展;各州的教育管理机构则具体负责法律的实施、执行与监督VET课程等;各企业、行业协会不直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但是,因为它们拥有更专业的行业知识、更丰富的市场信息,也更清楚本专业市场所需要的人才,所以,各企业、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责是制订VET课程、确定行业资格标准、进行学徒培训等。具体而言,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运行体系是“三元制”模式,即联邦政府、各州以及企业、行业协会都参与其中,共同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具体的运行模式如图1所示。
(三)实行以学徒制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
学徒制是瑞士各行各业培养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完成义务教育后,大多数16~18岁的瑞士青年会选择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接受学徒培训。职业和学位(中级与高级)不同的学徒,学习期限不同,一般是2~4年不等。学徒每周在校学习1~2天,其余3~4天在企业接受实践培训。企业是学徒获取知识的关键场所,占学徒整个学习时间的70%以上。以学徒制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对瑞士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给个人、企业、社会带来了实际收益。根据相关调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个体具有较高的教育收益,能够产出更多的教育利润[3]。此外,在瑞士,大约有99.7%的中小型企业愿意提供学徒培训,这是因为学徒制的培养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双赢模式”。对于学徒来说,不仅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联系,掌握实用的技能,获得薪资,而且学徒期满后还可能得到继续留在企业工作的机会;对于企业来说,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培养合格的劳动力,学徒所产生的生产力还可以弥补约2/3的培训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4]
(四)采取以企业、行业为主导的校企合作模式
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校企合作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设置相关实训课程,确保学校教育能满足社会需求。校企合作模式使学校教育与企业实训紧密结合,学徒不仅能在学校学习基本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还能在企业实训中学习行业技能。企业实训是瑞士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点,企业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据有关调查,瑞士75%以上的学徒都在中小企业接受行业技能培训[5]。但是,近年来,随着生产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政府对职业培训要求的不断提高,中小型企业培训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如培训规模较小、培训体系不完善等,因此学徒迫切需要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的职业培训。瑞士的行业组织非常发达,许多行业组织都拥有自己的实训车间或专业化的培训中心,可以协助培训学徒,增强学徒的职业技能,提高其岗位适应能力[6],因此,瑞士政府在加强与企业合作的同时,还与本国的行业组织加强联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五)成立系统化、专业化的职业指导与培训机构
近年来,瑞士成立了大量的专业化的职业指导与咨询机构。这些机构的教师不仅要知识渊博,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而且要通过联邦职业与高级技能考试,此外,还应该与企业、行业等保持紧密合作,以确保充分了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课程内容和相关市场情形。除了拥有专门的职业指导机构外,政府还非常注重从小学起就开始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在小学阶段,就有大约95%的学生已经开始了解VET课程、学徒职位等信息;在初中阶段,学生必须参加初级中等学校的职业指导课程,也就是进行职业准备教育,同时,初中教师也要参加一些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培训,以便把最新的市场信息传达给学生;初中毕业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并结合在校学习的经历以及专业职业指导中心给予的建议,选择自己毕业后的去向。其中一部分学生选择了中等职业教育,接受学徒制培养,如果学徒想继续深造的话,可以选择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学习。
二、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成就
(一)职业教育参与率提高
在瑞士,至少有1/2的劳动力人口拥有职业教育证书,将近70%的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后会选择职业教育。较高的职业教育参与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劳动力市场对职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从而促进了瑞士经济的发展。如表1所示,在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所占比例最大,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比例都超过40%。这既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学生接受职业教育有关,又与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可相关。瑞士2000~2007年不同教育层次人口收入调查结果表明,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毕业后要比普通高中的学生收入高。因此,瑞士政府非常重视发展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
(二)青年失业率降低
近年来,瑞士青年(15~24岁)的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这一数字最低的国家之一。如表2所示,笔者截取了OECD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分析了2003、2006、2010年间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2003、2006、2010年间,瑞士的青年失业率分别为8.5%、7.7%、7.2%,呈下降的趋势;同一时期,OECD国家的青年平均失业率分别为13.8%、12.6%、16.7%。由此可见,瑞士的青年失业率远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这一方面得益于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等各方共同努力,根据市场需求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合理设置职业课程,使学生所学的知识紧跟市场的变化;另一方面得益于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使瑞士青年离职率、失业率低,对企业的忠诚度高。
(三)全球竞争力指数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当前的经济竞争力水平与潜在的经济发展能力。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首先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区分为基本因素(a1)、效率增进因素(a2)和创新与成熟因素(a3),这3个因素共由12个指标组成。然后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3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b1)、效率驱动阶段(b2)、创新驱动阶段(b3)。全球竞争力指数等于a1×b1+ a2×b2+ a3×b3。如表3所示,瑞士的GCI在2009-2012年间全球排名稳居第一位,并且其成熟的商业文化与优异的创新能力也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7]。GCI的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而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瑞士高度发达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为瑞士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的“土壤”。
三、思考
瑞士虽然国土面积相对狭小、自然资源也较为匮乏,但是,通过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瑞士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职业人才,职业教育与培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职教参与率保持在较高水平、青年失业率成为OECD最低的国家、全球竞争力指数位居世界前列等。
尽管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甚至一度成为其他国家在发展职业教育时效法的榜样,但是,瑞士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仍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全球经济衰退有可能对职业教育造成影响,尤其是对提供学徒培训的中小企业造成影响——由于经济不景气,企业不得不削减成本,减少学徒培训的名额;由于人口结构变化(主要是人口减少)引起的职业教育生源紧张问题;职教体制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各州资金投入的标准不清晰且不透明,职教体系内的“学术化”与“专业化”等。
注释:
①④资料来源于Learning for Jobs OECD Review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witzerland.
②资料来源于瑞士联邦教育统计办公室。
③资料来源于OECD(2011)青年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析报告。
参考文献:
[1]姜大源.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现象与规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21):5-21.
[2][3]姜大源.高等职业教育:来自瑞士的创新与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4):27-42.
[4]Kathrin Hoeckel,Simon Field and W. Norton Grubb. Learning for Jobs OECD Review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witzerland[R],2009.
就业的稳定性通常以某一工作平均持续时长来衡量,国际上通常以从事某一工作的时长是否持续6个月以上来判定工作的稳定性。在此,用就业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考察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按照不同就业时长可将其就业稳定性划分为4个档次:就业持续时长1年以上的为稳定性良好,6个月至1年的为稳定性较好,3~6个月的为稳定性较差,3个月以下的为稳定性很差。据此标准,结合调研数据,统计分析如下,就业稳定性良好的占比为21.3%,其中51.8%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就业稳定性较好的占比为23.6%,其中48.2%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就业稳定性较差的占比为28.7%,其中31.3%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就业稳定性很差的占比为26.4%,其中仅有10.5%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从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职业教育培训对于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二者存在正相关。就业定是劳动者专心从事本职工作,获得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其对劳动者和用工方都具有深远影响。研究表明那些不利于个人职业生涯进一步发展,而岗位经常变动且无成功可能的就业是较低质量的就业。劳动者获得长期稳定的职业,更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发展,有利于在选定的职业中获得更高质量的就业。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稳定的就业环境和人力资本更利于单位整体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本单位的可持续发展。工作的稳定性可以体现在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与职业地位方面。职业教育培训对其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调查显示,农民工通过相关职业培训,提高了自我保护意识,对劳动合同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相比未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劳动合同签订率显著提升。而且,通过访谈得知,参加过职前教育培训的人员对于劳动合同的期限、公正性、具体条款的表述更加重视,能够很好地规避一些恶意企业设下的“陷阱”。对于存在异议的合同条款,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公平。双方协商签订的劳动合同赋予劳动者更多应有的权利,能够保障劳动者参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决策、自由表达意愿,切实保障员工的民主参与和监督。然而,许多未参加过职前教育培训的农民工,由于社会经验缺乏、法律意识淡薄,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用人单位利用,从而陷入被动局面。此外,通过职前教育培训,可以促使劳资双方签订更加公正合理的劳动合同,保障各项条款准确翔实、指标细化、工资待遇合理、在劳动法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合理的工作时长,使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符合相关法律的要求。职业教育培训对于农民工获得稳定的职业地位,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高质量就业与职业地位息息相关,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往往与职业声望、职业性质、权力、收入、学历、自由度、自主性等因素有关。分析这些相关因素可发现,不同社会分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不平等,这种分层往往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相关调查研究人员发现,职业教育培训与农民工的职业地位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经过一定期限的职业教育培训与未进行相关教育培训及培训期较短的人员相比,前者往往能够获得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因此,更容易获得稳定的、声望较高的职业。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就业者社会保障的关联性
社会保障是高质量就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包括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并提供带薪休假等基本社会保障。这些社会保障,尤其是“五险一金”是国家强制用人单位必须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障基金,也是公民保障自身权益的重要基金项目。然而,现实中却有一些用人单位为追求高额利润,凭借自身在就业市场中的强势地位,减少人力投入资本,不为企业员工缴纳应有的“五险一金”,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要实现高质量就业,劳动者必须充分意识到劳动保障对自身权益保护的价值,认真了解“五险一金”的法律法规,维护自身基本权益。调研数据统计显示,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偏低。养老保险参保率为15.8%,其中,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占比为72.8%;医疗保险参保率为17.9%,其中,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占比为65.3%;工伤保险参保率为25.8%,其中,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占比为67.6%;其他保险参保率均不足10%。调查显示,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社会保障意识明显增强,未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对于社会保障的参保意识淡薄,未参加基本社会保障的比例相当大。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好多人对于企业克扣“五险一金”行为采取了默认态度,并未提出任何质疑和申诉。这反过来又助长了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对于农民工实现高质量就业造成了巨大障碍。然而,劳动保险待遇的落实是就业队伍稳定的基石,是社会保障制度稳步实施的前提条件和可靠保证。因此,要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堵塞漏洞,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不断提高职工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水平,有效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中观就业质量指标的关联性
(一)职业教育培训与劳动条件保障的关联性
劳动条件保障是否到位反映了企业基本保障制度是否健全,以及实施是否有效。劳动条件包括用人单位为员工提供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条件。物质条件包括国家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长、劳动保护设施、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满足要求的办公设施等;精神条件主要包括用人单位的激励机制、和谐上进的团队氛围、友好互助的团队精神等。数据统计分析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超过法定工作时长的比例为16.7%,其中,未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比例为78.9%;劳动保护设施满足工作要求的比例为96.5%,其中,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占比82%;安全卫生符合要求的比例为91.2%,其中,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比例为95.2%;办公设施满足要求的比例为85.6%,其中,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比例为65.3%。调查显示,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更加注重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劳动条件保障状况,关注工作时长和节假日的安排是否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注重自身劳动安全的保障以及健康卫生条件的供给,更加重视团队关系的和谐与精神上的满足。工作环境安全与否事关农民工生命安危,卫生条件是否达标直接关系到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因此,高质量就业要求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条件。然而,现实状况令人担忧,我国每年因工伤事故、职业安全漏洞造成的伤残死亡比例以及职业病的比例依然很大,尤其是农民工所占比例更大。这与农民工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比例很低存在直接关系。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职业匹配度的关联性
为了降低人力资源的浪费,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在选择人力资源时,专业对口成为其选择的关键因素。调查显示,由于职业教育培训的针对性较强,尤其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许多职业教育培训是针对就业市场需求开办的,因此,经过培训的农民工更容易找到与所学专业匹配度较高的职业,其比例达71.7%。知识、技能、职业的广泛性决定了任何人不可能成为全能型通用人才,人力资本专用性较强的特点决定了人力资本使用的专业性特点,劳动者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只有在相匹配的职业领域方能发挥自身的最大潜能。职业教育培训减少了农民工就业选择的盲目性,增强了其专业优势,使其能够找到更加适合自身专业发展的职业角色定位。因此,只有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让农民工自主选择适合自身的职业,并保障农民工持续社会化发展的需求,才能有利于农民工职业生涯的不断社会化发展,适应社会环境、生产条件等的持续变迁,从而跟上时代步伐,顺利实现个人的社会化发展。
三、职业教育培训与微观就业质量指标的关联性
(一)职业教育培训与职业收入水平的关联性
劳动报酬是职业收入的外在表现。职业收入水平是劳动者能力、价值以及对所属单位贡献值等内在属性的外在表现。当然,这种衡量标准往往因时、因地而异,涉及较为广泛的社会因素,也反映了该职业地位的被认可程度。由于不同职业的收入存在一定的差异,诱导劳动者对自身利益和收入水平的更高追求。调查显示,农民工的职业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月收入水平在3000元以上的仅占15.6%,其中66.3%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43.6%的农民工月收入低于2500元,其中,51.2%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30.3%的农民工月收入不足2000元,其中,33.5%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此外,还有10.5%的农民工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其中,参加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比例仅为19.6%。可见,职业教育培训与职业收入水平呈正相关。调查显示,农民工实现职业收入水平增长较为便捷和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职业教育培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获得更高级别的技术职称,例如,高级工、技师等,这些更高级别的技术职称与劳动者职业收入水平的提高呈正相关。此外,通过职业教育培训可获得相应职业的从业资格,而这些职业往往是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和相对可观的职业收入。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培训与职业收入水平呈正相关,二者具有良性的互动效应,彼此相互促进与提高。
(二)职业教育培训与职业满意度的关联性
调查显示,经过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有73.8%找到了满意度较高的职业。职业教育培训与职业满意度呈正相关,经过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往往能够找到符合自身意愿、具有一定职业声望的职业,工作环境、方式、状态、挑战性等更容易满足自己的期望,往往就业压力适度、人际关系和谐。声望越高的职业要求劳动者的职业素养越高,劳动者只有不断进行继续教育才能满足职业的要求,形成了劳动者素质与职业声望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若要实现高质量就业,劳动者就需要不断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以便在劳动力市场中谋取更高的劳动报酬,获取更优质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承担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工作等,提高职业满意度。此外,劳动者的职业满意度还体现在劳动者的利益表达和自身权益维护,以及自由决策方面。调查显示,经过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更善于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此情境下,政府和用人单位只有不断调整和完善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群体的和谐发展。调查显示,经过专业教育培训的农民工,往往更自信,能够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个人决策力和执行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此情形下,若用人单位能够为员工提供自由的决策空间,就能够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促进员工潜能的充分发挥,使其创造更大的劳动价值。调查显示,员工参与所从事职业的某项决策后,会增强其使命感,使其更加努力地为实现决策目标而奋斗。根据管理学家道格拉斯的Y理论,对人的激励主要来自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让其承担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参与更多职业决策,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潜能,做出更大业绩,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管理制度上给予员工更多的自,实行自我控制,让员工参与管理和决策,并共同分享权力。因此,只有通过以上手段,赋予员工更大的自和决策空间,才能满足员工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因此,建议企业采取激励手段,尤其是提供员工免费职业教育培训的机会,促进员工高质量就业,实现企业、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职业教育培训与职业发展的关联性
劳动者个人职业发展是高质量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公平的晋升机会、个人发展空间,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机会,单位内部流动以及向上一层次发展的机会等,高质量就业要求打破阶层封闭固化的局面,保障社会合理化流动。调查显示,职业教育培训为农民工职业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参加过职业教育的人员相比之下职业发展更为顺利,晋升和自主改变现状的比例更大。尤其是对新入职的员工来说,处于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职业发展进步的热情和动力更高,职业教育培训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农民工通过职业教育培训,不断获取新的知识和技能,增强自身内在储备,不断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从而获得更大的职业发展机会。由于职业差别,不是所有用人单位都能为劳动者提供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劳动者需要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以获得并胜任高质量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参加专业教育和培训,是提高自身胜任力的有效途径,若不能通过专业教育和培训来不断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即便获得挑战性的工作也很难胜任。调查显示,经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更容易获得具有适度挑战性的工作,更容易激发劳动者的内在工作动机。职业教育培训助推劳动者结合工作实际,发挥自身最大潜能,从而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满足。
[中图分类号] C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2-0052-06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务派遣(Labor dispatch)是指劳务派遣机构根据用工单位的需求,招聘合适劳动力并派遣至用工单位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批外商投资机构进驻中国,因其无法直接雇用中方员工,只能通过中介机构间接聘用员工,从而催生了劳务派遣。近年来,劳务派遣的范围不断扩大,已逐渐成为我国人力资源配置的一个基本途径。以上海市为例,2003 年劳务派遣工占上海各企业全部用工人数的28.3%,2006 年上升至33.8%,2007 年为38.3%,2008 年达到39.7%,截止 2010年,派遣类员工已经超过100万[1],并形成以外资(合资)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为补充,机关事业单位改制为增长点的劳务派遣市场格局。[2]
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中,派遣类员工处于相对被动地位,他们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这不仅会导致潜在的劳动力浪费和可能的消极就业,而且不利于劳动力诚信流动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对此,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关于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问题的成因。贾燕等的调查显示,许多用工单位认为劳务派遣是“只用人不养人”且流动性大,因此忽视了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周期长的特点[3];王萍等运用李克特量表对杭州中小企业的劳务派遣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派遣类员工对“及时对派遣人员进行培训”等的满意度仅为3.67,最主要的原因是单位忽视甚至无视这项工作[4];夏学贤等指出,由于派遣类员工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使得用工单位有可能消极对待其岗位配置、教育培训和职业生涯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导致派遣类员工难以形成正常的职业生涯,无法实现对职业稳定的期望;派遣机构将劳动力使用权让渡以后,又可能推脱对人力资源的再投资,而只侧重行政和事务性管理,由于派遣工作不稳定,派遣员工无法有计划地学习、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很难在派遣工作中得到充分的技能训练。[5]
第二,关于满足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主要途径。马昌定提出加强教育培训,努力提高职业素质,对一些在高风险岗位从业的派遣类员工,要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和业务操作规程方面的培训,使他们具备保证安全生产的技能,并开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遵纪守法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6];万建忠指出,需要鼓励从事辅岗位工作的派遣类员工不断学习和成长,鼓励这一群体参加学历教育和职称考试,提升自身素质,建立员工不断成长的职业生涯机制[7];山东省人才服务中心总结了本省的一些做法,即对派遣人员进行有目标的培训和有计划的储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派遣类员工培训,整合教育资源,完善培训教育体系,建立政府、企业、学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培训机制[8];王木春认为,针对派遣类员工的培训必须关注员工工作技能与客户公司需求的匹配,同时应具有前瞻性,要在技能培训软件的基础上,开发专门针对员工交流、谈判、创意等“软能力”的培训课程等等,提升派遣类员工的综合能力。[9]
本文对于已有文献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了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研究视角。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缺失是劳务派遣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是三方力量不均衡博弈的结果,本文拟超越部门、行业的局限,从派遣类员工的需求角度出发,研究满足其职业发展预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路径;二是将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政策设计三者有机结合,强化对劳务派遣这一现实问题的学理分析,与调查结果共同作为政策建议的主要依据。因此,本文以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为切入点,以上海地区为实证调查范围,深入探讨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等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之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政策价值。除本部分外,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进行学理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进行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对实证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局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机构(用人单位)与派遣类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同时,派遣机构与被派遣单位(用工单位)签订协议或商业契约,其中,劳务派遣机构负责派遣类员工的薪酬发放、社保缴纳、劳动纠纷处理等管理工作。因此,劳务派遣的基本结构是由两个合同和三方当事人组成。三方当事人分别为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和派遣类员工,两个契约合同分别是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及用人单位与派遣类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三方当事人构成了劳务派遣的核心框架,派遣类员工与劳务派遣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劳动人事关系,用工单位与用人单位是租赁关系,派遣类员工与用工单位是工作服务关系。但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合理背后却隐含着博弈三方之间的权益失衡,由于派遣类员工的地位非常被动与脆弱,个人权益成为了被博弈的对象,其中,职业教育与培训权益普遍被忽略。
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增强职工从业能力、提高职业素质和技能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与培训法》和《就业促进法》的相关条款分别对职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周期、组织机制、经费额度等进行了具体规定,但用人单位不用工,用工单位不用人,使相关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据此,《上海市职业教育与培训条例》进一步规定:“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职工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按照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关键在于:派遣类员工是否属于用工单位的职工范畴?这主要由用工单位自主决定,多数用工单位通常忽略了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职业规划,并成为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诱因。
(一)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
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来源地及年龄。在当前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不同性别、年龄及来源地的员工均面临着专业技能的适应与提升问题,并且对于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心理需求。范融(2011)主要介绍了80后、90后劳务派遣工(包括异地派遣工)对劳动关系、工作环境、劳动报酬的对等性的关注等问题,认为提升技能是这一年龄段派遣类员工需求变化的第三阶段。[10]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更加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适应异地工作环境,以及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1: 派遣类员工的性别、年龄、来源地等个体特征与其职业教育及培训需求呈相关关系。
(二)派遣类员工的学历特征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派遣仅限于临时性、辅、替代性岗位。但事实上,吴如巧等的研究显示,劳务派遣已经开始向高学历人群延伸[11],这使劳务派遣问题更趋复杂。总体上来看,低学历、低技能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有限,更加需要借助于各种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和适应性。张贞启认为,派遣类员工的培训非常重要,并且在实际的培训安排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这一群体的年龄及文化程度等因素。[12]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2: 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越低,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越强。
(三)派遣类员工的派遣年限
派遣类员工作为特殊的从业群体,不仅需要适应相对特殊的从业身份,而且需要不断熟悉和应对模糊的法律规定所隐含的潜在风险,加强就业保护。相对而言,被派遣时间较短的员工更需要加大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并且更需要积累职业技能,使自己能在相对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中获得一定的稳定感。周玉成等分析了较长派遣年限的员工在业务方面的优势,认为派遣年限直接影响到这一群体的职业发展需求。[13]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3:员工被派遣的年限越短,越需要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
(四)派遣类员工的单位性质
劳务派遣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产物,但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政策效应不同,派遣类员工在用工单位普遍面临着“差序格局”的困境。[14]倪宝贵等的研究显示,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党政机构等在使用派遣类员工过程中,具有相对稳定的工资与福利保障体系及专业、规范的人事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派遣类员工提供稳定的就业环境和较好的就业预期[15],但体制外的一些中小型私营企业不仅难以保障用工的规范与安全,而且时常通过规避法律风险、逃避法律责任等,加大派遣类员工的工作风险和心理成本。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4:党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而体制外的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更为强烈。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2011年3月至5月,在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编办等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面向在沪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派遣类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工作。调查对象的基本界定:一是中专(技校)以上学历,或者拥有至少一种职业技术资格证书;二是与派遣机构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沪实际工作超过半年(即为常住人口);三是60周岁以下。调查历时3个月,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以实名制纸质问卷调查为主,辅之以个案分析、重点访谈、座谈会等形式,对上海地区的派遣类员工及用工单位进行了大规模实证调查。其中,面向派遣类员工发放问卷803份,回收791份,剔除废卷及空白卷24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67份,有效回收率为95.52%。有效样本分布基本符合上海市派遣类员工的行业(部门)分布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变量选取与定义
在上述调查数据及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从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学历(技能)层次、派遣年限、用工单位性质等维度着手,重点了解其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我国劳务派遣制度的优化提供依据。根据变量在模型中发挥的作用差异,本项研究将纳入模型的变量分为“因变量”与“自变量”两大类别。如表1所示,“因变量”即“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取值“0”表示“没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取值“1”表示“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纳入模型的“自变量”包括下述四个维度:
1.个体特征维度
派遣类员工的“性别”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男”与“女”,以女性群体为参照组;“来源地”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本研究以“上海本市员工”群体为参照组;“年龄”为定序变量,取值依次为“29岁及以下”、“30-39岁”及“40岁及以上”,以“40岁及以上”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2.学历(技能)维度
“学历(技能)”为定序变量,取值依次为“本科及以上”、“大专”及“中专/技校及以下”,以“中专/技校及以下”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以便获得该维度的总体考察结果。
3.连续派遣年限维度
“连续派遣年限”为定序变量,取值分别为“5年以下”与“5年及以上”,以派遣年限在“5年以下”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4.用工单位性质维度
“用工单位性质”为定类变量,取值分别为“党政机构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私营/外资企业”,以“私营/外资企业”的派遣类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二)交互分析
从767份有效样本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覆盖面来看,61.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此类需求,另有38.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有相关需求。现根据研究假设,将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与其个体特征、学历(技能)、接受劳务派遣的年限、用工单位的性质分别进行交互分析,以便进一步了解上述自变量对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影响程度。
个体特征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从性别来看,如表3所示,36.4%的女性派遣工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略低于男性派遣工的有效需求比例(39.2%),但差别不大。
从来源地来看,在沪各单位的派遣类员工中,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的比例为三比一,由表4可见,上海本市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为33.1%,而外省市来沪员工的相关需求为42.6%,明显高于前者,反映出异地派遣类员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具有更强的需求与期望。
从年龄来看,如表5所示,29岁以下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比例为44.2%,40岁以上员工的需求比例为35.9%,而30—39岁年龄段的这一需求仅为25.7%。显然,80后一代最期望得到相关教育与培训,以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学历(技能)层次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由于我国普遍存在滥用劳务派遣现象,大量劳务派遣岗位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临时性、辅、替代性职位范畴,从而使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呈现多样化趋势。如表6所示,中专/技校水平(技能)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比例最高,达到47.2%,大专学历者的这一比例为34.1%,本科以上学历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最低,仅为23.5%,三类群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存在明显递减趋势。
连续派遣年限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通常而言,连续接受派遣时间越长,业务越熟悉,对劳务派遣流程及风险的了解越多。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连续接受派遣不足5年者的教育培训需求比例为43.3%,而连续接受派遣5年以上者的比例仅为23.9%。
用工单位性质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在调查过程中,按照单位性质,将用工单位分为党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三类。统计结果如表8所示,私营/外资企业中派遣类员工的职、教育与培训需求最高,达到42.3%,党政事业单位派遣类员工的比例为37.2%,而国有企业派遣类员工的需求比例为36.8%。显然,在不同性质的用工单位中,派遣类员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从表9可见,第一,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来源地与年龄三项指标,从性别差异来看,Pr=0.336>0.1,男性与女性之间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从来源地来看,Pr=0.231>0.1,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从年龄段来看,相对于“40岁及以上”群体,“30-39岁”群体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与之无显著差别(Pr=0.234>0.1),“29岁及以下”群体则与之有显著差别(Pr=0.006
第二,从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来看,“大专”学历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与“中专/技校”派遣类员工有显著差别,Pr=0.00
第三,从连续接受劳务派遣的年限来看,“5年及以上”群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与“5年以下”群体存在显著差别,Pr=0.044
第四,从用工单位性质来看,“国有企业”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需求与“私营/外资企业”群体存在显著差别,Pr=0.0920.1。假设4得到局部性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
劳务派遣起源于西方,但中国的劳务派遣是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逐步分离用人权与用工权的一种特殊用工形式,这就意味着相关的政策设计不能单纯从劳动管理的角度着手,而必须充分考虑到用人与管人两者分离背景下规避风险、逃避责任的可能性。就职业教育与培训而言,由于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相互推卸责任,使处于被动地位、面临就业压力的派遣类员工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在防范上述问题、为派遣类员工提供必要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劳动力市场配置的基本内容,也是市场化条件下所有适龄劳动力的基本权益,相关政策法规不能沿袭部门、行业立法的传统,而必须从劳动力权力主体的平等地位与实际需求出发,使所有劳动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权益能够得到法律和制度保障。
第二,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提高劳动技能和劳动者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地方人力资源市场吸引力的主要手段,相关执法部门和地方政府必须拓宽视野、提高认识,充分意识到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在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劳务派遣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职业教育与培训是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员工、包括派遣类员工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职业教育法》等上位法均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但很多单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相关规定,这就要求有关管理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协助派遣类员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逐步改变这一群体在三方博弈中的显著弱势地位。
简言之,基于用人权与用工权分离的劳务派遣政策所衍生的二元现象将成为我国就业形态多元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仍面临着诸多制约,需要在适度限制劳务派遣规模、规范派遣流程的同时,规定和落实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责任分工,力求满足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1)由于劳务派遣形式多样,在一些地方存在逆向派遣甚至非法派遣现象,加之少数用工单位不愿意配合调查,样本采集只能面向具有合法身份的派遣类员工,无法涵盖不规范用工甚至非法用工现象;(2)本文仅以派遣类员工超过100万的上海市作为实证调查地点,某些统计结果难免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还会遇到一些不同情况。总之,鉴于取样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样本总量的不足,只能从一定程度上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需要进一步克服调查本身的某些局限性,以期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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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职业教育?周济院士说:“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是职业教育的一大特点。因此职业教育是为想成为技术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群体提供的一种教育服务。在我国和绝大多数国家,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并存,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因此避免了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重叠,但是它必须在一定的普通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职业教育具有层次性,有初等、中等、高等之分,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有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因此职业教育既被称为技术和职业教育,又被称为技术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是实用型人才知识、技能和素质的综合体现。所以教学改革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接轨是高职教育改革的客观要求。
一、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培训要与课程相衔接
根据职业核心技能来定位课程,确保专业课程围绕核心技能展开。现在的多数高职院校的课程内容不是本科课程的紧缩,就是中职教育的重复,缺乏高职特色。职业核心课程对专业课程重新整合,有可能要打乱原来的课程体系,也有可能是原来多门课整合成一门课程,甚至连课程名称都没有变动,但是课程的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高职院校学生技能培训的基本原则是高职学校学生职业技能训练的总体要求和基本指导思想,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学生职业技能的学习效果。我认为课程应该分为公共基础,职业基础,职业技能和专业选修,并且应该在职业技能课程当中选取与核心技能关系比较紧密的课程。因此,为了满足职业教育的需要,应当删除一些不相关的理论课,将职业标准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将实践教学内容与相应职业技能紧密结合,使得实践教学的内容充实、目的明确。
二、依托行业,实现校企合作,建设实训基地
德国的新《职业教育法》中允许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无论是在选择内容上还是在安排时间上,都是多样化的。他们规定:在多家企业与职业学校联合开展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中,职业学校可以成为主办方。联合培训将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的合作方式可以平衡区域企业培训位置的缺失,可以使那些至今未参加培训的企业更加容易参加职业教育;当企业的培训能力不够时,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来满足新出现的行业或者职业提出的新的资格要求,可以适应一些新兴职业在就业资质上对职业人才逐渐提升的技能要求。产学合作也是日本职业教育的典型特点,日本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大批高级应用型的人才,对经济恢复和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企业为获得技术人才和科研服务,会 积极地与学校合作,而职业院校为了提高就业率,也会较强与企业联系,从而形成了校企互利互惠的良性循环。一方面企业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学生毕业后到企业工作,企业也会选派员工到学校参加进修和培训,再回到企业工作,企业人员可以受聘于学校,学校的老师也可以兼任企业的相关职位,对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因此,实行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但是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遇到了较多的困难。从整体上看,我国行业独立发展的水平有限,指导职业教育发展的能力不足,不能像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行会那样具有指定标准、主持考试、颁发证书的权利和能力。职业院校方面也缺乏现代学校制度理念,资源整合能力不够,专业水平和技术技能积累也不足,难以吸引企业积极参与,而且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产业需求。学生的定岗实习和实训内容与企业的用人标准和岗位要求不太相符,学生在企业实习的内容、场地安全、工作时间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综上所述,国家应当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为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提供宏观制度保障和政策措施,指定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法规,对职业教育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系统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国家制度,完善培养高素养技能型人才的基本制度。
作者简介:张莉(1982.11-),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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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欧洲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经济非常发达。法国经济的高度发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一贯重视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结果,职业教育为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而法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又得益于长期重视职业技术学校教师的培养培训。法国的职教师资培训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研究法国的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对我国职业技术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有很好的启示。
一、法国职教师资职前培养的主要特点
1.职教师资生源质量要求标准化
良好的生源质量是培养高素质职教师资人才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法国确定了较为严格的生源资格标准与要求.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力人员才能进入职教师资培养过程。由此可见。法国从职教师资队伍培养之初就注意把好入口关.从而有效地保障了职教师资培养的质量。
2.职教师资培养机构专门化
为培养高素质的职教师资队伍.适应职业教育和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教学上的需求.法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建立起了以正规普通高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师范院校为主要形式的职教师资培养机构,专门培养职教师资。培养机构的专门化有利于提高职教师资专门人才的培养质量。
3.职教师资任职资格要求严格化
师资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保障。为提升职教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保障教育教学质量,法国对职教师资资格标准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规定了严格的准入制度,建立了职教师资认证体系。法国职业学校教师应具备学士学位.通过专家评审后才能成为正式教师。法国的中职教师分为职业和技术高中教师两类,须持有相应的能力和合格证书,为此必须参加严格的考试和获取职业资格证书。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国外职教发达国家职教师资必备资格主要是:一是必须受过高等教育或相当于高等教育水平的专门教育,掌握专业理论和技术;二是应在所教的专业方面具有实际丁作经验和必备的职业素养;三是必须考取职业教育资格证书或相应证书。
二、法国职教师资职后培训的主要特点
1.职教师资职后培训工作制度化
法国职教师资不仅拥有健全的职前培养体系和严格的准入制度,还建立了职教师资职后培训制度和培训体系,以使职教师资队伍适应现代科技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从而有效地促进了职教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巩固了职教教师的专业地位。
2.职教师资职后培训机构专门化
法国不仅有专门的职教师资培养机构,也拥有完备的职教师资培训机构。培训机构既有高等院校,也有各级政府、协会和学校自身。从而形成了职教师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一体化格局。
3.职教师资职后进修培训方式多样性
法国在职教师资培训相关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职业教育实践发展的需要和教师教学上的需求,对职教师资队伍采取了灵活多样和各具特色的进修方式,不断提升了职教教师的教学能力,有力地促进职教教师的职后专业发展。可见,法国在职教教师进修方式上是多样化的.既有集体性的进修,也有个体性的研修活动;既有脱产进修,也有在职进修;既有校内外进修,也有国外进修学习。这种多样化的进修方式极大地满足了职教教师参加培训的需求,特别是可以满足教师个性化的需要,教师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进修方式。
4.职教师资职后培训内容针对性
法国不仅构建了职教师资职后培训体系,制定了培训制度,设置了培训机构,确定了进修培训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设计了有利于职教教师专业发展的培训内容。这主要体现在培训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法国举办职教教师培训的机构主要有教育部门办的大学教育学院和劳动部门办的培训员培训中心,其培训内容既有学历学位培训、教师资格证书和现代教育技术培训内容,也有新知识、新技术培训等多种培训内容。其次,也有企业组织的培训.其培训内容主要是为教师提供在企业进行专业技术实践的场所。这些培训内容基本满足了各类教师的培训需求。因此,教师每年都要参加培洲来提高自己,培训的主要内容是专业新知识、新技术、课件研制、技术项目开发、企业新技术培训等,以补充和完善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保持世界先进水平。
从法国职教师资培训内容上看.培训内容与科技发展和技术更新同步,不仅有专业理论新知识,还有生产领域新技术,不仅学习理论知识,还要到企业亲自实践。其目的是使教师的教学能够紧跟时展的步伐,满足教学上的需要。针对不同类型教师的学习需要安排培训内容,根据教师教学上的需求设计培训内容,这符合职教教师的实际学习需求,充分体现了因需施训的培训原则。因而,其培训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从以上四点可以窥见,法国职教师资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培训机构专门化。进修培训方式具有灵活多样性,培训内容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这些措施都有效地保障了职教师资培训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满足了职教教师的实际学习需求,提升了职教教师的实际教学能力,这无疑会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法国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职教师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体系,形成了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一体化,做到了职前培养高质量、职后培训高水平。这有力地促进了职教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使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稳定提升,保持了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国外职教发达国家职教师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经验与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l]陈祝林.职教师资培养的国际比较[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2]苏春辉.国际职教师资培养的特点与趋
目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评估的依据与内容标准有《VET质量框架(2011)》和《VET课程认证标准(2012》。为确保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持续提升,2011年澳大利亚出台了《VET质量框架(2011)》,旨在注册与监控方式及培训机构标准的执行实现全国更大的统一性。质量框架由注册培训机构标准、对法人的健康要求、财政可行性风险评估要求、数据提供要求和学历资格框架五部分组成。其中核心部分是注册培训机构标准,注册培训机构标准是注册评估的依据与主要内容,也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持续发展的追求目标,其内容标准有内部质量保障体系、遵守平等参与原则、办学目标和宗旨、财务管理制度、资格证书和课程证明管理。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分为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建设和先前学习认定三个方面,教学内容达到认证课程标准;教师经过必要的培训且具备必要评价能力,至少达到与其教育或鉴定同等级别的职业能力水平,能直接展示其承担培训与鉴定行业领域有关的技能,还要看是否给教师提供了必要的专业发展机会;先前能力认定是对现有能力的认定,不考虑学习是如何、何时、何地进行的。遵守平等参与原则是指职业教育培训要确保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不论其年龄、性别、文化或种族背景、身体缺陷、语言读写计算能力、失业或处于偏远地区都有权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机会,且达到应有的学习效果[3]。办学目标和宗旨必须符合培训质量框架和国家指导方针。财务管理制度必须公开透明,学费、管理费、书本费及可能涉及到的所有费用都要公开,且表述确切没有任何歧义。资格证书和课程证明管理有营销宣传要求、教学标准要求、证书和证明要求。营销宣传必须合理合法,必须使用注册培训标识。教学标准要符合培训包和认证课程标准。证书和证明要在资格框架基础上统一管理,认可其他机构颁发的证书和证明,以促进与方便学生的终身学习与进修[4]。
澳大利亚基本上每年都出台课程认证标准,现在所用的为《VET课程认证标准(2012》,《VET课程认证标准(2012》适用于接受技能质量署监管的所有课程,也适用于新制度实施前州和地区课程认证机构认证的课程,该标准主要有课程认定要求和课程设计标准。课程认证要求为:①课程必须符合行业、企业和社区需求;②提供适当的能力结果和令人满意的评估基础材料;③符合国家质量保证要求;④符合学历资格框架的适当水平[5]。课程设计标准体现在培训包标准方面,培训包是规范和界定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统一资格标准,有能力标准、资格和评估指南三个主体,还包括学习策略、评估材料和职业发展材料等辅助材料[6]。培训包标准规定行业各岗位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文化知识、技能和素质标准,其中必不可少的能力标准有工作技能、工作管理技能、事故处理技能与他人合作的技能[7]。课程设计的具体标准为[8]:①课程是基于既定产业企业、教育、立法(或社区)需要而开发的;②课程是经有国家认可能力的单位开发的,与培训包的开发手册要求相一致,与已认可的培训包的资质没有任何重复;③有些达到与国家学历资格框架描述相一致的课程或者满足既定行业、企业、社区需要的课程,但却没有满足培训资格所需广度和深度的课程也可得到认证;④业已证明确实为专业或行业机构适用的课程;⑤设计必须符合课程结构原则;⑥评估证明课程是适切的,效果是显著的;⑦提供了适当的教育信息与路径;⑧有指定的具体学习要求,有具体限制学习的条件;⑨指定了课程评价的具体策略,如评价是有效的、可靠的、灵活的和公平的,证据是充分的、有效的、真实的和当前的,评价标准与相关培训包要求一致,确保满足相关工作场所与监管的需求,能辨别判断现场评估与模拟现场评估的技能表现;⑩有适当的支付模式导向、限制课程支付和基于工作培训需求的建议;輥輯訛有专门的设备与资源,有职业技能培训教师和必不可少的课程发行顾问;輥訛輰整个认证评估期间要确保课程内容和结果随时可被复查,且始终保障复查材料与评估内容的高度相关性。
(二)评估的过程与结果
培训机构必须通过注册授权才可开展培训工作,成为注册培训机构,培训机构在第一次申请注册时要接受办学条件和办学资格的评估。新注册机构还要在一年内接受一次评估,办学一年以上的机构要每年进行一次自评估。注册培训有效期五年,到期还需接受继续注册评估,继续注册评估可以是全面检查,也可以是局部抽查,还可以依据上报书面材料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来决定培训机构是否继续注册、能否继续办学。注册有效期结束前半年,技能质量署就会提醒培训机构提交继续注册材料,若没有提交材料,该机构注册就会失效[9]。注册评估不仅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准入要求,还是质量持续改进的要求。注册评估使培训机构不断改进其制度和服务,持续检查与完善培训状况,不断提高办学质量,使学生获得更大成果,不断满足市场持续变化的需求。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外部评估中,初始注册评估无疑最具代表性。现在通过初始注册评估来看外部评估的过程:初始注册评估过程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①注册资格确认(只有在技能质量署管辖权范围内的培训机构才有权申请注册);②理解注册要求,遵守包括注册标准与注册条件在内的质量框架,理解职业教育与培训运行的所有知识,包括培训包、资格框架(AQF)、质量框架在内的国家技能框架(NSF),了解财政可行性风险评估标准(2011)及相关要求;③进行财政可行性风险评估,提交财政可行性评估包。财政可行性风险评估包是由与技能质量署签约的、有独立资格的评估师做出,评估师将培训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财政商业实体对其进行财政可行性评估,主要评估项目为预测财政项目计划和财政比率。第二阶段为申请阶段。提交财政可行性风险评估包和包含自评报告的申请书,自评估报告需通过自评估检测来看其是否遵循质量框架。第三阶段为评估阶段。①有技能质量署复查所提名的高级和\或有影响的人员的材料来看他们是否满足适当人选的要求,还可能要通过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调查申请机构的业务状况;②技能质量署对提交的支撑性材料进行的符合性核查,确认申请机构履行的义务,核查与注册标准相关制度,确保申请机构准备好培训所需的资格或能力;③技能质量署现场考察,考察申请机构在运用策略、资源和材料方面的资格或能力,考察管理系统、配送策略、培训/考核材料的适当性,考察设施和设备的可行性和任用人员的文凭资格;④技能质量署对申请机构是否符合质量框架做出初步鉴定。如果不符合,申请机构可在20个工作日内提交附加或修改证据来证明其符合质量框架,技能质量署会对提供的新证据进行分析后再作出鉴定。第四阶段为告知结果阶段。在技能质量署做出决定的30天内向申请机构书面通知结果,如果申请批准,则发放注册证书、注册范围文件、注册时期、注册细节和注册详细费用;如果没有批准,则以书面通知没有批准的理由。根据《国家职业教育和培训注册2011》第199-200条法规,没有批准申请的机构可申请重新审查,批准的机构也可就注册期限与注册细节申请重新鉴定,申请机构若对评估结果不满意还可在行政上诉法庭对质量技能署提出上诉[10]。内部评估过程一般为:①创设评估情境;②准备评估;③计划并准备搜集证据;④搜集证据并做出评估决定;⑤提供评估反馈;⑥记录和报告评估结果;⑥反思评估过程;⑦参与重新评估和申诉程序[11]。
在评估前,评估者与被评估者进行会谈,就评估的内容进行交流与对话,评估者向被评估者解释评估的目的、过程、内容与标准,确保被评估者完全理解评估的各个方面与各个过程,并建议被评估者先进行自我评估。当评估者确认被评估者做好接受评估准备后再制定评估计划,评估计划向被评估者公开,要得到被评估者的支持与认可,然后再根据计划进行评估。评估过程不是“简单地对受训者所学课程进行考核,而是提倡现场鉴定和综合考核”[12],根据完成任务的表现来判断是否达到培训包所描述的职业能力,按照既定的知识、能力与态度要素来判断学生在职业场所的能力表现。评估过程是一个收集证据并判断学生是否达到能力的过程,强调证据的收集,证据收集在整个评估过程中都居于中心地位。倡导过程性评估,关注学生真实技能的提高,评估工作有较强的操作性。澳大利亚政府将注册评估结果与办学经费相挂钩,与新增经费的分配挂钩,要求职业教育与培训必须满足市场、行业和个人需要,要求培训机构高效运作,评估结果权威性大。政府给通过注册评估的机构提供大量的办学经费,公立培训机构90%以上的经费由政府拨给。国家还对各类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定期进行评估,评估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率”、产业部门的“满意率”作为考核培训机构是否合格的标准。凡就业率低于60%的培训机构,政府将取消当年培训拨款计划,连续几年不能达标的将予以关闭。
二、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评估:特点
(一)评估机构健全,评估理念先进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评估机构健全,国家技能质量署是国家统一的注册评估机构,同时还对已注册机构进行定期检查评估。各州均设有教学评估机构,教学评估机构根据注册机构标准与课程认定标准对培训机构及其课程进行评估认证。行业技能委员会组织制定培训包来规范课程认证与评价标准。注册培训机构还设立课程董事会、评估机构(人员)和质量保障工作小组对其培训质量进行评估。这样,澳大利亚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评估组织机构,为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评估有较为先进的评估理念,体现了第四代评价理念,在评估过程中,评估者与被评估者要经常沟通、交流与反馈,关注学生的发展,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强调“以学生为本”,注重学生参与评估过程,学生也是评估主体之一,强调学生对评估过程与结果的认可,强调真实性评价与情境性评价,做到了评价真实技能的目的,及时告知学员的不足所在,使其明确努力的方向。
(二)评估主体多元化,凸显产业界参与
澳大利亚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走市场化主导道路,重视产业界对职业教育全过程深度参与。当然,在评估方面也不例外,在不同评估机构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产业界人士参与,甚至在有些评估中产业界人士起主导作用。质量委员会中来自于行业组织和企业的代表占总成员的四分之一。州和领地注册/课程认证机构组织的水平评估专家组中必须有行业代表参与。由产业界组成的技能委员会主导培训包的制定与修订。可见,产业界不仅是评估的主体,还是评估标准制定的主体,甚至主导了评估标准的制定。这样使职业教育发展建立在产业需求基础上,满足市场与产业经济的价值诉求,强化职业教育助推经济发展的功能,在评估中产业界有绝对的话语权,产业界人士是评估的主体,被评估机构与学生也是评估主体,内部评估采用同行评价,其他培训机构也成为评估主体。在注册机构财政风险评估中还引入了第三方评估,还有证券委员会对注册机构的业务调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评估主体走多元化之路,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构,产业界在评估主体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三)基于能力本位,强调真实性情境性评估
澳大利亚强调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评估,是基于能力本位的评估,强调学生真实技能的获得,对于能力的强调不仅体现在有关法规上,还体现在教学设计与评价上,以能力目标作为评估的尺度,提出课程的最低能力测试考核要求。为了客观评价学生的能力,教师经常在真实工作情境中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现场评价,看其是否掌握了必要的操作技能,这样评价结果与学生工作能力成正相关,杜绝了高分低能的现象。若是条件不具备,则采用模拟现场工作情境进行评价,尽可能得出学生真实技能水平,真正实现高分就是高能。
一、档案职业教育培训调查的基本情况
为了深入了解基层档案工作者职业教育培训情况,笔者于2017年6月至8月间,依托省、市档案局,对广东省参加档案职业教育培训班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一线档案馆(室)工作人员发放了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调查对象个人信息,包括专业、学历、职称、年龄、性别;二是调查对象参加档案职业教育培训情况及需求。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筛选整理,最终数据基本完整齐全、回答属实的有118份问卷,视为有效问卷。从调查基本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基层档案管理队伍的专业化程度较低,72.9%的人所学专业与档案专业及计算机专业无关;一些单位不太重视档案工作,档案干部中兼职档案管理人员偏多,占调查者的59.3%;档案管理队伍流动性较大,队伍不太稳定,调查中有64.3%的档案管理队伍从事档案工作不足10年。
二、档案职业教育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没有规范的培训机制
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是档案管理人员以兼职为主,一人兼多岗的情况较为普遍。由于没有一定的培训机制作保障,有些单位领导以工作较忙为理由不支持档案管理人员离岗培训,导致有些档案管理人员参加培训教育的机会偏少,一般一年或几年才参加一次教育培训。
(二)档案培训方式比较单一
目前的培训方式以大培训班、大型会议培训为主。这种短时间内不分层次的上大课的培训形式,学习效果不明显。
(三)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
一般以公共“通识”理论教育为主,与档案工作的具体实际有一定的距离。缺乏针对不同行业特点、业务水平等情况进行的培训,特别是缺乏档案现代化管理方面的培训。
(四)没有专职的培训教师
培训教师一般是在培训前临时抽调的,主要是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人员兼任,这些兼职老师的教育技术水平和授课艺术与专职老师相比有所欠缺,讲课吸引力不足[2]。此外,师资来源比较单一,缺少优秀的一线档案工作者参与教学。
三、加强档案职业教育培训的主要措施
“事业的发展需要人才的支撑”,“档案专业人员是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基本依靠”[3]。在目前档案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流动也比较频繁的情况下,档案职业教育培训尤显重要。因此,进一步强化教育培训机制、改革培训形式、增强培训效果是档案行政机关面临的任务。
(一)建立全员化的档案教育培训的机制[4]
首先是规范化岗前培训,岗前培训能为新聘档案管理人员在正式上岗后开展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同时也是档案管理人员从零开始并逐步适应本岗位要求而接受档案教育的一个过程。因此,新聘档案管理人员无论学历高低、专业背景如何都应该接受岗前培训。其次是强化业务提高培训,档案行政机关和档案协会、学会组织应根据档案管理人员的构成状况和岗位工作的实际需要举办各种短期培训班,通过不断的知识更新,使档案管理人员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要求。除了上述岗位培训外,有关单位还应重视档案管理人员的职业发展,支持档案管理人员参加在职教育,如专业证书班、学历教育班、继续教育班的学习,为档案管理人员的职业发展提供助力。
(二)拓展多元化的培训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