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法律的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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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法是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历史前提的根源，它们最初是一体的，正像唯物史观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主要手段，其产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一）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逻辑起源。前苏联史学家谢苗诺夫用大量史料证明：原始禁忌是社会规范的最早形式，属于某种最原始的社会规范。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提出：“在遥远的过去，单纯依靠禁忌调整人们的关系，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初和最低级的形式。在当时，禁忌的作用是由恐惧和习惯保障的，被看成是统治整个共同的自然的、基本的力量。”因此，禁忌在原始社会具有同道德和法律相同的规范作用。

（二）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由于人类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需要，道德和法律便应运而生，另外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法律从道德中独立出来。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秩序、自由和公正。

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良好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社会秩序通过习惯、道德、制度、法律等四种形式实现。其中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基础之上运行的。

法律和道德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即自由。自由是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条件，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道德自由和法律自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公正是道德和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道德公正和法律公正既联系又有区别。法律公正的确立和生效根源于道德公正的规范功能。如果没有道德公正和它的规范功能，法律公正可能成为泡影，它的积极作用很难得到发挥，还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二、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客观性

中国道德和法律的融合需要深厚的理论作基础，还要符合我国现实的客观性。即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生态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具有竞争性、法制性、自由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诚实信用的专门特征，而道德和法律融合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包括自由、平等、正义、秩序、信用等。

道德与法律的融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法治是民主的有力保障。法治不仅仅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社会主义民主蕴藏着一定的道德内涵，民主问题是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文化基础。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规范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现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路径

结合道德与法律本身的内在联系及当代中国现实情况可以看出，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现实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良性互动。道德与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可以作为调控人们行为的手段，但它们在基本内容、表现形式、调控方式、产生时间等方面存在不同，这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

1.加强法律对道德的保障。道德的运行离不开法律，有时法律将道德规范制度化、模式化。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对促进社会大众的文明觉醒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显然，道德的制度化并不是将所有道德制度化为法律，而是将反映人民大众基本需求、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2.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从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可以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第一，立法的道德条件。立法活动时应充分考虑人文主义因素，做到尽善尽美，因而立法主体应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的方针，将正义、平等、信用等价值理念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第二，司法的道德保障。司法主体应具有相应的道德能力，如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

篇2

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都有追求社会生活稳定、和谐有序的目标指向，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共同的正义性、应当和必须的价值追求以及相似的表现形式。

1. 共同的正义性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代表或反映人类共有利益的需求决定了道德的内在精神之一就是正义。道德效力所追求的从行为层面讲，就是社会个体对道德规范的遵守；从价值层面看就是正义的实现。一旦失去了正义的理想和崇高性，道德也就失去了它应该有的价值。道德失效也指日可待。正是由于道德的这种内在价值精神，成为了法律规范制度与实践的价值参考。法律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其正义性，正义性是法律之为法律的标志，也是法律得以实现的基本动力。法律效力所追求的就是正义的实现。那种完全独立于道德标准、道德原则的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是不可能有效力的。法哲学研究的先躯――古希腊学者，是正义论研究的先行者。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亚里士多德就把正义作为法律的基础。他认为法律只是人们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临时保证而已，而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从正义这个前提出发，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具体表现，法律的好坏是以正义作为评价标准的。人们服从城邦制定的法律，也就是实现了正义。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道和正义是法律的目的，并且是它的准绳。他的“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的名言，一直成为人们探讨道德和法律关系的基点。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在论述法的概念时就指出：某种存在物是否是法律，并不是看它是否是出自国家或是否为习俗，而是看它是否正义、与自然相一致。他把法律的基本特征看成是正义，而非国家强制性。与一个社会的道义上的观念或实际要求相抵触的法律，很可能会由于经常受到消极抵制以及在进行监督和约束方面所产生的种种困难而丧失其效力。这样就把法律与道德拉得很近了。可见，正义性是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它们共同的内在本质。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实现也就标志着正义的实现。

2. 二者都具有强制性和价值性要求

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追求的是对人的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的成功调节。二者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强制性，即所谓必须如此，它保障的是规则的基本有效性；一是价值性，即所谓应该如此，它赋予规则以价值的内涵。从人类早期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规则：有些规则主要是靠对不服从的惩罚和威胁来维护；另一些则依赖于人们对规则的尊重、负罪感或者自省来维护。“必须”与“应当”是既存于道德中又存于法律中的两个共同的对秩序的追求。实际上，无论是道德效力还是法律效力，都既需要产生规则效力的“必须”之强制，也需要体现价值合理的“应当”。法律效力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需要外在的强制性。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必须顺应该社会流行的道德规范的要求，否则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为指导。可以说价值的合理性是法律精神的基础；而道德效力的实现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需要价值的引导，它同样需要一定的社会强制。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于：在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中，“必须”的实现机制和“应当”的运作原理各有特性。虽然从总体上道德效力体现“应当”的要求，法律效力体现的是“必须”的要求，但是从根本上说，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都必然追求“必须”与“应当”所体现的秩序目标。道德规则区别于其他社会规则的特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能够造成保障它们效力实现的强大的社会压力；二是它在相当程度上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或与之相连的个人偏好。前者为“必须如此”，后者是“应当如此”。道德效力也需要有强制力作为保障。道德效力的实现需要依靠社会舆论对道德的履行施加一定的社会压力，以保证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合理性能够得以实现。

3. 二者效力的基本表现形式都是赋予力和约束力

道德效力的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赋予力和约束力。道德效力是指作为规范形式的道德基于社会秩序的价值定位，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应当执行的作用力。它是以社会舆论、传统习惯、行为个体的理性自制和内在良知为保证的，表现为赋予人们对违反道德规范的有关行为人进行道德评价和谴责的权利和赋予人们对遵守道德规范、品行高洁的有关行为人进行道德赞誉、支持的权利以及约束人们遵守道德规范、履行其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包括赋予力和约束力两个方面，而不是仅仅指约束力。同样，法律效力的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赋予力和约束力。法律效力首先是一种“力”，是一种“作用力”，这种“作用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表现为赋予有关主体行使其权利或权力和约束有关主体履行其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包括赋予力和约束力两个方面，而不是仅仅指约束力。二者的表现形式很相似。

二、二者之区别

1. 道德载体和法律载体之不同

无论是道德效力还是法律效力都是一种作用力，而这种作用力只有通过某个事物才能传送到各个方面，所运载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这种作用力的事物就是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载体。道德效力的载体是道德，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善恶和是非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活动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体系。作为道德效力的载体的道德是作为整体的道德，其中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三个方面。道德活动既是人们的观念活动，也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派生出来的用以调节人的交往行为、保证社会秩序的实践活动。道德自身的要素，如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等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自组织系统――道德系统。

法律效力的载体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法律派生文件、文书，不能是民事行为。第一，法律的作用力是法律的效力，派生文件的作用力是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法律的派生文件、文书只能用“效力”来指称，而不能用“法律效力”来指称。通常所说的派生文件、文书的法律效力――在效力两字前加上法律两字只是强化效力的严肃性而已，就实质内容而言，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与派生文件、文书的法律效力两者之间无任何差别。第二，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范围是特指的、具体的。虽然也可以用“时”、“地”、“人”、“事”来牵强解释，但与法律的效力范围这种泛指的、抽象的概念相比则相距甚远。法律的效力与派生性文件、文书的效力范围也不能同日而语。法律效力中的法律是指整体的法律，包括法律观念、法律规范和法律秩序三个方面。许多人把法律效力等同于法律规范的效力。而事实是，法律效力之法律是作为整体的法律，即作为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等法律要素有机结合的一个个具体的法律，因此法律效力便不能仅仅是法律规范的效力。

2.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之不同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它们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手段。

其一，产生和表现的形式不同。道德规范源于人所具有的自我完善能力和一定的价值追求，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养成。它是从一种自发的习惯而开始升华，最后成为群体的固定行为模式，从而形成规范。因此，道德规范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信念中，没有明确的、特定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法律规范则不同，它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运用国家权力，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制定法律规范是有其严格的法定程序的，在规范的形成中具有最高的严肃性。这对于大陆法系自不必言，即便是英美法系的判例也是如此。因此，法律规范一般都存在于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诸如宪法、法律、法规及规章之中。它有着其明确的、特定的、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道德规范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规范则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其二，实现的方式不同。道德的基础是自律。因此，道德规范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教育的作用，使之逐渐成为人们的观念模式，升华为内心的崇高信念，再转化为习惯的行为模式。它的实现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诚然，道德规范的实现，也并不排斥他律，即一定的外在强制性，这主要是指社会舆论和公众评价的力量。但是，即使是这种外在强制性，也必须首先转化为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性，道德规范才能得以实现。法律规范的实现则完全不同，它具有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强制性。法律也并不排斥自律，即人们的自觉守法。但法律实现的基本形式是他律，它以一套完整的程序和机构、设施保证其实现，它原则上不允许任何规避法律的行为存在，它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给以相应的、有力的法律制裁，以保证其实现。

由此可见，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有着确定不移的界限，这种界限就在于二者在产生、表现和实现形式上的区别。由于这些形式上的区别，使得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的载体泾渭分明，人们便能够简单明了地区分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法律。

3. 效力作用机制之不同

作为规范形式的道德和法律，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能否产生普遍的、应当执行的作用力与各自的维护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道德效力主要是通过人的良心和舆论及风俗习惯的社会权威来加以维护，而法律效力则主要是通过特殊的国家强制力来保证。

道德效力主要是通过人的良心和舆论及风俗习惯的社会权威这种弱强制力来加以维护。这种弱强制力，在个人层面是个人的理性自觉、个人的良心机制，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控制的强制力；在社会层面则是舆论及风俗习惯这种社群压力，社群压力也是一种强制力，否则就不能合理解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礼教吃人”现象。社群压力这种弱强制力并无特定的机关来行使，它是通过社会舆论、公共谴责、他人嘲弄、孤立、谴责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性的、非物理强制性的强制力，它充分体现了舆论和道义的力量。良心是自我控制的核心。良心的特殊的强制力是社群压力和国家强制力所不可替代的。作为公民个体行为内在的制约力，良心一经形成便会贯穿在个人意识和行为的始终。个体良心的是非认同和好恶情感对个人的行为起着支配的作用。在行为中，良心对个体行为具有内控作用，即道德监督作用。它随时监督行为者按良心的要求做事，纠正和克服不良的情感。人们常说的“改邪归正”、“良心发现”就是这个道理。人的行为是道德良知的外在反映。良心不仅是一种知耻心、一种责任意识，更是人的道德自律的最高表现，是人行为有德的内在推动力，对道德效力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

法律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最高权力的意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法律效力的实现是依靠国家强力机器来保障的。国家是强制的主体。国家的强制手段包括警察、法庭、监狱等。法律的强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保障法律权利的充分享有；迫使法律义务人履行义务。通过对不履行义务者的制裁，确保法律的权威性，维护社会正义，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律一经制定，就要求必须被遵从。如果有人破坏或不遵守法律规范，国家就会运用强制手段对之予以强制性的处罚。国家强制力量维护着法律的尊严并赋予法律以威慑力，从而使得法律的维持与实施具有可靠的、强有力的保障。一项法律即使是错误的，在它没有被更改之前，国家强制力仍然要维持它的执行。因为有了国家强制力量作后盾，所以法律规范比其他类型的规范更能有效地调整人的行为。这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相区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也因如此，在对社会生活的调整上，法律居于主导地位。以国家名义规定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主要体现为或仅仅体现为法律。而国家强制力也成为法律效力的最有力的维护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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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6] 葛洪义主编：《法理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7] 魏英敏：《伦理、道德问题再认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8] 张根大：《法律效力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3页

[9] 刘小文：《法律效力构成简析》，《法律科学》，1994年第2期，第15页

[10] 姚建宗：“法律效力论纲”，《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18―19 页

[11] 潘佳铭：《道德规范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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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通则》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时效期间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1条中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的，不予支持。学理上认为这是我国对自然债务的规定。但除此之外，我国法律没有对自然债务的其他情形的规定，也没有关于自然债务的原则性规定。本文拟对自然债务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自然债务概说

所谓自然债务是法律债务之对称。债作为特定当事人间得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依是否能够请求法律强制力之保护，分为自然债务和法律债务，该分类体现了债与责任分离的理论。传统上，债权具有给付请求权，给付受领权和债权保护请求权三种权能，在效力上分别体现为债的请求力，保有力和强制执行力。作为法律债务具有上述权能与效力，是一种完全之债，而自然债务之所以为自然债务而区别于法律债务，系因其欠缺债的部分权能和效力，故有学者称自然债务为不完全债务，并将自然债务定义为“失去法律强制力保护，不得请求强制执行的债务”。【1】从该定义出发，自然债所欠缺的系为强制执行以获实现之效力。在英美法国家自然债务一般也称为不能强制执行之债务。在日耳曼法中，随着债务与责任的区别理论的兴起，将责任视为债的担保和实现的强制，使的债的关系明晰化，债并不必然负有此种担保或责任，故有自然债存在之价值。本文认为将自然债务定义为欠缺强制执行力之债，明确的区别了自然债务和法律债务，体现了债作为法律概念的本质即有效的受领给付。事实上，给付的请求和给付的保护仅为实现给付受领的手段。由于自然债的权利人仍可以为受领并无须返还，所以其保有债之本质，故仍然称之为债；另一方面，自然债的权利人之受领系基于他人的自动给付而不可请求强制执行，故其作为债的权能和效力是欠缺的，故称其为自然债或不完全之债，以区别于法律之债。

自然债务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自然债务以其无法律上的诉权而区别于法律债务。由于罗马法不区分债务和责任，所以对于欠缺一般的法律要件的债务规定为自然债务。【2】但是，随社会之进步，法治之发展，该种理论已为很多学者摒弃，认为自然债欠缺的并非诉权而是胜诉权。以时效经过之自然债务为例，法律债务因时效届满而消灭，权利人丧失的并非诉权，而是胜诉权，其仍可向法院提讼，只是由于原债务人取得永久之抗辩，使其权利不获实现而已。关于自然债务与法律债务，有学者认为，“在法律（国家法制定法）产生前无所谓法律债务，一切债务也只能是源于自然法的自然债务。自然债务乃是先在的，但制定法的产生使得一部分自然债被直接法律化，而未被法律化的自然债，则因制定法法律债的存在，其自然性也非此前那么纯粹。法律债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自然债的范畴内圈地，相较而言，法律债是封闭的，而自然债则是开放的”。【3】所以，我认为，自然债与法律债之区别系因是否法定化，而所谓法定化关键在于赋予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以法律的强制保护。所以，自然债系指强制执行力欠缺之债务。

二自然债务之本质

对于自然债务的本质，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一为法律义务贬降说。该理论植根于19世纪初之社会思潮。在19世纪初期，第二次法制浪潮在欧罗巴兴起，实证主义理念大行其道，人们追求形式理性，明确区分法律与道德，认为法律与道德各有其适用领域，互不相扰。自然债务既然是法律上之制度，就应该是具有法律上之义务，当其效力缺失，不获保全时，系为法律上义务之贬降；一为道德义务升华说。该说源于19世纪末，这一时期，自然法理论再度兴起，人们不再沉迷于法律的形式理性而开始探求法律的价值理性，秉承古老的自然法理论，将法律视为自由、公平、正义的表现形式，法律出现社会化趋势，被赋予了更多的道德内涵。“基于该种法律观，自然债务和道德义务本质上没有区别”。【4】所以，自然债受领效果的保护，系为法律对符合正义内涵的道德义务的之保护。自然债务本质被视为道德义务之升华；后来有学者基于对前两种理论的批判和发扬，提出新的自然债务本质论，或曰“请求力在法律上的降低和受领力在道德上的升华”【5】，或曰“自然债务是债权人的请求力和债务人的履行义务在法律上的降低，同时也是债权人的保持力或受领力和债务人的履行效力在道德上的升华”，【6】两者虽然表述不同，但内涵一致，无本质不同。

本文同意最后一种理论。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的不同调控手段，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在道德和法律中间存在一个中性的地带，从道德或法律的不同视角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道德和法律本身又是水融的，不能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看，从二者的相关性和区别论出发，在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之外可以存在一种事物与二者都有重合部分，但与二者又都不等同。自然债务恰恰是这样一种“事物”。从道德角度出发，自然债务可以被视为道德义务的升华，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自然债务可以被视为法律义务的贬降。但无论单纯的从哪一角度观察，无疑都失之片面，唯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全面的把握自然债务的本质——道德义务的升华和法律义务的贬降。这并不是先前理论的简单相加，实际上体现的是对于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在此，升华的是给付效果，贬降的是强制执行效力。

三、自然债务之类型化

法国民法采用了自然债务的概念。《法国民法典》第1235条规定：任何清偿均以有债务为前提，不欠债务而已为之清偿，得请求返还。对自然债务已为自愿清偿的，不得请求返还。

法国法上之自然债务包括父对私生子女之扶养义务、父母对女儿给予嫁资的义务、赌债等。德国法上虽没有明确的承认自然债务，但理论上认为下列债务应当属于自然债务：消灭时效完成后的债务、媒介婚姻之报酬、父母为子女设定嫁资的义务、道德义务或礼仪上之义务、依调协或破产程序未受清偿部分的债务、赌债等。《意大利民法典》虽没有自然债的称谓，但学者认为自然债得到了法律的实质性规范，米拉拜利认为，“尽管自然之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得到了《法典》的承认并在第4编第7章[9]中，将自然之债作为履行了不应当履行的给付进行了规范”。他认为，意大利法律明确规定的“典型”自然债务应当包括以下几种：1、因时效届满而消灭的自然债务。2、信托。3、赌债。【7】我国学者在分析自然债渊源和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债的应有内容。比如，有学者认为，自然债务应当包括以下几种：1、养子女对生父母的赡养义务；2、对法律上无赡养义务的亲属予以扶养；子女对死亡之父母所负债务的自愿偿还；债务人对对时效完成后债务的自动履行；3、对社会弱者的自愿帮助和朋友间给予帮助；4、紧急避险中受益人自愿补偿的受害人的损失。【8】此外，有学者认为自然债的范围还应包括当事人约定无诉权的债务、关于无因管理的报酬的请求权；【9】对约定无利息的借贷自愿履行债务、对无偿保管中轻过失导致的损害的自愿赔偿、对因意外事件导致的损害的自愿赔偿。【10】综合国内外对自然债务范围的论述，结合我国现实，笔者认为我国的自然债务应当包括下列类型：

（一）因时效届满而丧失法律强制力保护之债。

（二）子女对父母所负债务中超出其所继承的遗产范围之外部分的自愿清偿。

（三）对法律上无赡养义务之亲属所为的扶养。

（四）养子女对生父母的赡养义务。

（五）对社会弱者的帮助。

（六）朋友间不要求对价的帮助。

（七）紧急避险受益人对受害人的自愿补偿。

（八）无因管理人报酬请求权。

（九）对意外事件导致的损害的自愿补偿。

（十）无偿保管中具有轻过失的保管人自愿给付保管的补偿。

（十一）约定无利息的借贷关系中借贷人对出借人自动给付的利息。

（十二）媒介婚姻之报酬。

（十三）赌债（限于不存在欺诈之情形）。

（十四）父母给予子女的嫁资。

（十五）当事人约定的无诉权的债务关系。

另外，由于法律之债本质上是在自然之债的范围内“圈地”，而社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所以，一些对社会重要性日益增加之债务关系可能随社会发展而被纳入法律之债的范畴或对其履行后果予以保护，所以自然债的内容是开放性的，在司法实践中应当肯定法官在公平、正义观念指导下对某一非法律之债关系是否属于自然债的自由裁量。

四、自然债－沟通法意与人情的桥梁

法律是历史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道德产生于法律之前，并且是判断人定法为“善法”或者“恶法”的标准。而基于道德的自然法则要求人定法要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正义和公平本身是并不总是清晰的，对此博登海默指出："诉求正义无异于砰砰敲桌子，是一种将个人要求变成一个绝对公理的感情表达"。【11】然而，公平、正义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的内容应当以社会一般公众的情感为依据。法律作为人类抽象思维的创造物必须符合作为其服务对象的大众的道德情感，否则，诚如伯尔曼所言：剥夺了法律的情感生命力，法律将不可能幸存于世。【12】"法律必须靠原则的公正和国民对它感兴趣才能获得支持"【13】，一个不符合人们通常道德标准的法律在实践中将被视为恶法被人们所规避且不遭到公众谴责，而且法律本身的执行成本必将十分高昂。

自然债兼具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属性，其内容取决于一定社会的道德，即人们所认为的那些虽然以诉请求不当，但若他方自愿履行则应当有效保持受领的债。"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14】法律必须符合公众的道德情感。自然之债的理论，把道德义务、法律效力与人类良知有机的结合起来，在国家规范和市民社会的情绪、其他规范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沟通了法意与人情。

参考文献：

【1】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2】【5】王超《论自然债务》政法论丛2002年第8期

【3】【4】【6】洪学军《论自然债务》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7】恺撒米拉拜利《自然之债》中国民商法律网

【8】孟祥秀张鹏《试论自然债务》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9】崔吉子《教会奉献金与自然债务－韩国宗教赠与纠纷案评析》《法学》2004年第6期

【10】赵平《论自然债务》《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篇4

法理学史上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争论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而首次交锋便是那场旷日持久的富勒与哈特的论战。从表面上看其论争的焦点在于法律与道德是分离还是结合，而实质上他们是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强调了不同层面的法律道德解构，做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析演化。他们都“强调了对于实现‘忠于法律’这一法治目标来说至关重要的不同的方面。”

一、“承认规则”与“最低限度的自然法”

“承认规则”是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其重要功能“确实是要提升我们探求法律时的确定性”。一项条文经过何种程序进入到体系并被认可为法律，就是如何使规则得到承认的过程。哈特立足于讨论何为“确定的法律”，就是从对事实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开放性的承认规则开始的。哈特随即在这个开放的结构中得出一种社会道德，并将其称作最低限度的自然法。

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在内容上囊括了五个原则：第一，人的脆弱性。第二，大体上的平等。第三，有限的利他主义。第四，有限的资源。第五，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但这一观点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哈特的新分析法学吸收了自然法因素，更不意味着哈特就此承认了法律义务的道德基础。在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上，哈特完全继承了边沁和奥斯丁的观点，诸如“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而它的优缺点是另外一回事”，并没有向前走一步。

二、“内在道德”与“规则之治的事业”

富勒提出了两种道德的区分。“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至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而“义务的道德”则是最低出发点。在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之间，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空间内寻求比较妥善的方式来使得道德与法律发生联系，富勒提出一个概念：法律的内在道德。他“并不关心法律的实体目标，并且很愿意同等有效地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实体目标。”

法律内在道德的提出实则是富勒对于传统自然法学的超越性发展，这是指使法律成为可能的道德，也即程序性的法律原则。他提出了八个构成程序自然法的原则——包括法律的一般性、法律的颁布、法律的清晰性、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等——这些原则皆为达到一个单一目的，这一目的是理解法律内在道德的关键，同时也蕴含在法律对于法律的道德性与实在法的概念这一论述中，即“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的事业”。

三、富勒与哈特理论的契合

对于哈特与富勒这场长达十多年的论战，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双方观点的对立性。哈特将法律与道德分离这似乎是违背常识的，但哈特是在“社会的”意义上承认法律与道德的相关性，而在“逻辑的”意义上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而富勒的批判是基于常识的观点，对哈特的法律方法进行驳斥。富勒与哈特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但都表达了忠于法律的理想。该议题被打上学派的烙印，可其内涵共同之处仍是显而易见的：

（一）法律的发展进程离不开道德的影响。自然法一向是道德的代言词，现代的新自然法学派呈现出对道德的更多解读，富勒的观点自然不言自明。哈特虽属于分析实证法学派，但在其著作中仍有这样的表述：“法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发展，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个别人所提出的开明的道德的批评的影响，这些个别人的道德水平超过流行的道德。”哈特的“最低限度自然法”可以看做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一点妥协，他认为道德的影响是任何法律都无法回避的，法律中所遵循的一些准则是人类世界共通的道德存在，这是实证法与自然法的共性。

（二）道德不能够也不可以代替法律。富勒区分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认为义务的道德是法律最近的表亲，是最低的要求，是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至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而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存在近似于义务的道德这一概念的折射。”于是不难得出法律无法代替法律的结论，两者有交集却不是重合或包含关系。

哈特虽然做出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的表述，承认道德与法律在事实上的联系，不过，哈特还是认为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哈特反对用法律的手段全盘地强制推行道德。如果将法律代替道德，“腐蚀所有的道德自制，不仅会导致对个体的伤害，也会危及社会的存在。因为它可能清除那些主要的条件，是这些条件使得人们和睦相处成为可能并且值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