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在财富管理中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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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保险业是管理风险的现代金融服务业，能够在保障财富、财富管理和促进财富创造等5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提供财富保障

保险的财富保障作用通过事前防范和事后补偿来实现，这是保险最传统的功能和作用。

事前防范是保险套司通过风险教育、风险提示、减炙防损措施，提高投保人的风险意识，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事后补偿是指灾害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按照合同规定，给予经济补偿，稳定投保人的生活。2002年以来，我国保险业累计赔款与给付4000多亿元，在应对重大灾害事故，保障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完善财富管理

保险对财富的管理既包括个人和家庭财富的管理，又涵盖了企业和社会财富的管理。

从个人和家庭财富管理的角度看，保险能帮助个人和家庭对财富进行有效运作和合理安排，实现生有所托、老有所养、终有所安，全面提高人的生活品质，这是对投保人的物质财产、身体健康等财富进行的最基本管理。

从企业和社会财富管理的角度看，保险业具有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能够有效管理企业和社会财富。如美国的保险公司通过为养老金计划提供投资产品、受托管理、投资管理和账户管理服务。近年来，我国保险业自觉服务大局，参与社会管理，推动了社会财富的整合和创造。例如，为企业提供年金管理服务，目前养老保险公司已经受托了295家套公司的企业年金计划，受托资产16.3亿元。

促进财富创造

保险对于推动财富创造，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技术创新 保险为技术创新提供有力保障，降低创新者面临的风险，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来促进财富创造。

促进投资保险业通过发挥资金融通功能，为经济建设积累巨额长期资金。

拉动消费保险业的发展有助于稳定百姓对未来消费预期，降低全社会预防性储蓄总量，增加人们的即期消费。同时，保险业发展有助于规避信用消费中的风险，鼓励未来收入预期比较好的消费者通过信贷扩大消费。

4点建议促进健康发展

为了促进保险理财业务的健康发展，保险业还要在以下4方面继续努力。

优化理财服务

与其他金融产品相比，保险所提供的理财产品和理财服务具有更加安全、兼顾保障的行业特色。如投资连结和分红等新型寿险产品的推出，实质上就是保险公司通过保险资金运用，为被保险人提供的一种代客理财服务，实现了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保险公司要紧紧围绕行业特点做文章，提供安全适度、保障充分的理财服务，促进投保人的财富保值增值。

丰富保险产品

人们的保险需求不断升级，越来越把保险作为一种理财手段，用来解决养老、健康、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一些保险公司推出的新型理财产品“居安理财”、“华泰理财”等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要根据人民群众的保险需求和购买能力，通过产品创新不断丰富保险理财产品，不断推进保险理财产品大众化，开发兼顾安全和保障的理财产品，使消费者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

加强人才培养

丰富保险理财产品，提高保险理财服务水平，关键在于培养好和使用好保险理财人才。缺乏人才，是制约保险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其中保险理财人才的缺乏更为突出。据有关中介机构测算，我国保险专业理财顾问的需求量为12万人，但保险理财人才队伍建设现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篇2

经济发展对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既是理论共识，也为实践所验证。Skipper（1999）对有关经济增长与寿险和非寿险需求关系的文献作了归纳，提出经济增长世界是保险需求最重要的因素。林宝清（1993）、孙祁祥、孙金勇（1997）、肖文和谢文武（2000）、栾存存（2004），Sigma（2005）等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了经济发展对保险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机制时，已有的文献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保险是一种消费行为；二是居民的风险态度会对保险业发展产生影响。

将保险作为一种消费行为的观点在实证研究中往往是一个默认的前提。在对保险和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中，保险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来对待的，保险决策也被作为一种消费决策来进行分析。

居民风险态度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体现在对保险业发展趋势和发展阶段的分析之中。保险业发展的倒U形假说认为，在一定财富水平下，人们的风险态度数与风险偏好型，不会购买保险产品；随着收入的增加和财富的积累，风险态度逐渐转化为风险厌恶型，产生保险需求，并且保险需求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但是，由于财富的增加也带来风险转嫁渠道的增加，保险需求逐步放缓。徐为山、吴坚隽（2006）采用78个国家和地区1991-2003年的人均GDP与人均保费数据进行面板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边际保险消费倾向呈现“倒U形”分布特征。

但是，从保险业的发展实践来看，一方面，保险业已经突破了消费领域；另一方面，居民风险态度之外的因素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人寿保险及投资连接保险的发展，使得保险已经成为一种投资工具，而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商品。按照Eric Briys对最优保险规模的文献的总结，大量文献在资产组合框架下分析最优保险规模，并认为最优保险规模受潜在损失与背景风险（background risk）的协方差的影响。由于保险业竞争的加剧，保险费中对应风险态度差异的风险费部分已经大幅降低，除企业保险中风险费仍占较高的比重之外，家庭保险、人寿保险中的风险费都几乎可以忽略。

因此，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收入增加促进了保险消费，也不能仅仅以风险态度来解释保险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趋势，而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二、模型构建

保险费可以分解为三部分：

其中， 为预期赔款和给付， A为管理费， R为保险公司作为风险承担者的预期报酬，或称风险费。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以分别从预期赔款和给付、管理费和风险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预期赔款和给付的影响机制

在大多数对保险业发展的分析中，忽略了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之间的区别，尤其在实证分析中，往往采用同一回归模型分析经济发展对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不同影响。但是，财产险和人寿险的区别是很大的。本文根据财产险和人寿险的不同性质，我们分别构建其模型。

1．财产险保费模型

财产险的涵盖范围较广，通常进一步分为家庭保险和企业保险。无论是家庭保险还是企业保险，都可以概括为对人们非人力财富的保险。对家庭保险而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对企业保险而言，我们将民营企业中的财产作为个人的非人力财富，将集体与国有财产作为集体与国家的非人力财富进行处理。

对于保险标的所面临的可保风险，当从整个保险业的角度进行考虑时，整个保险业面临的是保险标的的系统风险，如果不存在大的外部冲击，可以认为这种系统风险的概率分布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每一期损失的期望也是近似相等的，即损失等于可保财产的某一比率K。所以，财产保险业的总预期赔款和给付表示为：

其中， K为总预期赔款和给付与可保财产的比率，At 为非人力财富在第t期期初的价值。

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均遵循个人预算恒等式：

At +yt=ct+At+1

其中， yt为第t期的收入， ct为第t期的消费。据此，可将个人生存时非人力财富的动态变化表述为：

不难发现，非人力财富总是由初始财产与当期之前的储蓄累加而成的。为便于分析，不妨将时间无限延伸到过去，则财产是由当期之前无限期界的储蓄累加而成的。据此，财产保险业的总预期赔款和给付进一步表示为：

其中， St为第t 期的储蓄。

可见，当风险的分布不变时，影响保险预期赔款和给付是当期的非人力财富总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财产保险预期赔款和给付的影响，是通过改变储蓄，进而改变非人力财富存量实现的。也可以说，财产保险业的预期赔款和给付由一个国家或地区过去的发展路径决定。

2．人寿保险保费模型

人寿险的保单可以视为“生存保险”和“死亡保险”的线性组合，它们的预期给付表示为：

生存保险的预期给付

死亡保险的预期给付

其中，为t 时点的死亡率，为t 时点的贴现因子， 为t 时点发生给付条件时的给付金额。

根据所罗门・许布纳建议的寿险给付计算式 ，寿险的给付取决于未来的收入路径。所以，生存保险的预期给付表示为：

死亡保险的预期给付表示为：

可以发现两点结论：其一，生存保险和死亡保险的预期给付取决于发生给付条件时的给付金额从现在到未来无穷期界的积分，对于生存保险和死亡保险的任意线性组合而言，其预期给付同样取决于给付金额的从现在到未来无穷期界的积分。其二，由于发生给付条件时的给付金额取决于居民收入的未来路径，所以，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寿保险业的预期给付的影响是通过对未来收入路径的影响实现的。

3. 不可保风险向可保风险的转化对预期赔款和给付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不可保风险会向可保风险进行转化。学者们对可保风险的定义是不同的。第一种定义，是可保风险要求风险的发生可以根据统计观察的相关概率进行可靠的估计。第二种定义，是只要针对某种风险的保险合同可以签订，这种风险就是可保风险。第三种定义，是存在较强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风险是不可保风险。无论是按哪一种定义规定的不可保风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会有一部分向可保风险转化。首先，是随着经济发展，保险技术也逐渐提高，一些既无统计数字也无理论分析可能的危险也可以被承保。比如商用通讯卫星保险，在其发展初期，通过估计各个零部件故障发生概率的方式来确定发生损失的概率。可见，保险技术的提高和保险技术的积累会使得原来既无统计数字也无理论分析可能的风险可以采取一些替代方式来进行度量。其次，随着经济发展，原有的一些不具有普遍性的风险会逐渐变得具有普遍性。例如，随着一个产业从萌芽到成熟，生产规模逐步扩大，起初属于各企业特有的风险也会转化为整个行业的普遍风险。比如计算机病毒所造成的损失，在初期是孤立的风险，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计算机在生产中的使用普遍化，计算机病毒造成的损失也就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风险。再次，随着经济发展，对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也逐渐发展。例如，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各类人群的健康情况可以积累更翔实的数据，从而在保户投保人寿保险时将高风险的保户区分出来。

（二）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管理费和风险费的影响

1．随着经济发展，保险管理费会有所降低

保险管理费指在保险合同签订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保险公司的日常运营经费。尽管保险管理费在商务保险之中的比重可能较低，但是在家庭保险中的比重则是不能忽略的。传统上认为总保费的1/3用于管理费是正常的，因此，当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管理费产生较大的影响时，也会对保险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随着保险业发展，保险公司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对既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预期赔款和给付的规模是既定的，如果保险公司通过降低保费进行竞争，就只能通过降低管理费和保险费来实现。对于家庭保险而言，保险费的比例是很低的，降低保费的渠道只有压缩管理费。

经济发展使得管理费的压缩成为可能。首先，经济发展降低了厘定保费的费用。由于各保险标的风险状况存在差异，为了避免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行为的存在，就需要对各保险标的风险状况进行区分，并实行差别的保费费率。随着经济发展，保险标的的范数量增加，每一类风险状况的保险标的都拥有一定的规模，这就使得对一些保险标的的费率厘定可以有直接或间接的参照，从而降低保险管理费中厘定费率的部分。其次，随着经济发展，一张保险合同中承保了更多的风险，从而降低了管理费。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通常较窄，针对专门的保险公司占有较大比重，承保人需要一系列的保险合同来承包面临的所有风险。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一家公司可以为承保人提供“综合的”或“多重危险”的保险合约，将曾经被认为是互相独立的险种集合起来，而不是分散到经营这些相互独立险种的专业保险公司之中。这种在同一张保单中承保尽可能多风险的方式可能会减少保费的等级，但在降低管理费方面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2．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风险态度也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风险费的变化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人们的风险态度也不同。保险和赌博这两种倾向常常并存在同一个经济个体之上，即“弗里德曼――萨维奇之谜”。对此的解释很多，如弗里德曼提出的非单调效用函数、卡曼尼和特维斯基的“期望理论”、等级依赖效用等等，但是，对于面临损失的风险越大，就越倾向于保险这一点仍然是比较一致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面临损失的绝对量也在增加，这就促使人们对保险更加偏好，也愿意提供更高的风险费。

（三）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的机会成本

保险并非唯一的风险控制方式，风险管理一般要经过风险辨识、风险评估、风险防范的过程，一般而言，人们通过规避风险源头、自留风险、转移风险（包括保险）等方式来对风险进行管理与控制，保险产品也面临着其他风险控制方式的竞争。

不同的风险控制方式有着不同的成本，这些成本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使得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这些风险控制手段得到的应用程度不同。以对风险源头进行规避为例，为规避风险，就要对风险进行识别，对引起风险的条件进行控制。然而，风险的识别要求获取关于风险的信息，信息的取得又是需要成本的。可以说，任何风险管理的措施都会对应着一定的要素投入，这些要素投入在其他生产过程中能够带来的产出就是获取风险信息所支付的机会成本。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单位时间的平均产出较少，将时间、精力用于风险识别和风险源头控制的机会成本也较低，这时控制风险源头，减少风险的手段更富有竞争力。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单位时间的平均产出也随之增加，将时间、精力用于风险识别和风险源头控制的机会成本也随之增加。此时，在减少风险和对风险进行保险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控制风险源头这一手段的竞争力将下降，保险这一手段的竞争力将上升。

三、模型检验

根据上述模型，经济发展对保险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对预期赔款和给付的影响、对管理费的影响、对风险费的影响，以及对其他风险管理工具机会成本的影响来实现的。其中，预期赔款和给付的影响通常占保费的2/3左右，因此，经济发展对预期赔款和给付的影响是经济发展对保险发展的主要影响机制。并且，预期赔款和给付的模型显示出财产保险保费对总资本的关联，以及人寿保险保费对经济发展路径的关联。为检验上述模型，本文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时序数据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截面数据进行检验。

1．财险保费模型的实证检验

根据上文的财产险保费模型，财产保险业的总保费收入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过去的收入路径，或者是当前的非人力财富。我们采用后一个结论，即财产险保费和非人力财富存在强相关。

我们已当前的资本存量来近似代表当前的非人力财富。对于1997―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流量数据，根据永续盘存法，以公式

来计算资本存量。其中，K和I分别为资本存量与固定资产投资，为资本折旧率，假定为3%，基期年的资本存量以下式计算：

其中，g为样本期投资的年均增长率。

根据所得数据，做1997-2006年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与资本存量的散点图如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这一散点图可以直观看出，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与资本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

本文进一步以2005年各省、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保险业发展截面数据进行检验，仍以公式：

计算各地区的资本存量，其中，g为1996-2006年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

仅考虑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与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列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 y1为财产保险保费收入，χ1为资本存量。回归结果如下：

（0.14）（16.45）

R2=0.91，F=270.62

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ADF=-11.6，在1%的水平显著。

因此，可以认定在截面数据中，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与资本存量之间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

2005年各省、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财产险保费与资本存量散点图如上：

这一散点图更加直观的显示出财产险保费收入与资本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2．人寿保险保费模型的实证检验

根据上文的人寿保险保费模型，人寿保险业的保费收入取决于未来的收入路径。对于一个收入路径而言，只要知道了初始的收入和各期收入的变化，就可以得出未来收入路径的整个序列。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为未来收入路径的估计是通过预期来实现的。人们采取的预期形式，可能是简单的外推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等。我们采用理性预期的观点，认为预期值与实际值的差异是期望为零的随机变量，用下一期的实际经济增长作为这一期对经济增长的预期，若将这一趋势外推，则下一期的实际经济增长就反映了收入增长的路径。应该说，这种用经济增长来描述经济增长路径的方法只是对未来经济增长路径的一种近似。

本文只对1997-2006年的保险业数据进行分析，做1997-2006年全国人寿保险保费收入与下期经济增长额的散点图如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这一散点图可以直观看出，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与下期经济增长额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

本文进一步以2005年各省、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保险业发展截面数据进行检验，考虑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与下期经济增长额之间的关系，列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 y2为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为下期经济增长额。回归结果如下：

（0.96）（7.40）

R2=0.62，F=54.79

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ADF=-8.45，在1%的水平显著。

考虑到北京2005年中意保险的大单因素，去除北京市的样本，回归结果如下：

（1.03）（15.96）

R2=0.89，F=254.68

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ADF=-6.37，在1%的水平显著。

因此，可以认定在截面数据中，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与下期经济增长额之间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

2005年各省、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人身险保费与下期经济增长额散点图如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这一散点图更加直观的显示出人身险保费与下期经济增长额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这也暗示了人身险保费与经济发展路径之间的正向关联。

四、结论

篇3

一、引言

人们最初对审计的需求是始于其鉴证作用的。Chow，Kramer&Wallace(1988)认为，至少存在三种审计服务需求的动因，审计可以减少成本；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企业未来前景的信息，如审计师会发表持续经营问题的审计意见，并把有关讨论称之为信号传递假说；为投资者提供某种形式的投资损失补偿，即保险假说。前两种动因便是审计的鉴证作用，其价值表现为鉴证价值；后一种动因便是审计的保险作用，其价值表现为保险价值。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审计鉴证需求和保险需求的动因、审计鉴证作用和保险作用以及审计的鉴证价值和保险价值。本文审计价值的定义是：投资者对审计前后企业价值评价的差值。

二、审计的鉴证需求

(一)审计需求的信号传递动因 审计需求的信号传递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好消息的信号传递作用：审计质量的高低对股价的影响。由于有了强制审计的规定，人们不能根据有无审计来判断企业质量的高低，这样自愿审计的信息传递动因消失了。但人们可以通过审计师提供的服务质量的高低来判断企业质量的好坏，从这个意义上看，审计仍然具有信息传递作用。假如潜在投资者认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较高，那么，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市场，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企业的股票就能够得到较高的市场定价(Titman&Truman，1986；Datar,Felthman&Hughes，1991)。(2)坏消息的信号传递作用：关于持续经营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经验研究。经验研究表明审计师的持续经营意见具有相当的信息含量(Frost,1994；Chen&Church，1996；Jones，1996)。这些研究的内在结论是审计师关于企业持续经营的专家意见传递信息给资本市场，然后资本市场把这个信号反映到股票价格。然而，这些研究存在缺陷。在美国若审计师发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那么投资者在审计失败后可以从审计师那里得到损失补偿；若是对企业的持续经营表示了意见，那么投资者将得不到或得到很少的损失补偿；这样，上述研究没有考虑股价中的保险因素的影响。O'Reilly　et al.，(2000)控制了保险因素的影响，证实了审计信号传递作用的存在。

(二)审计需求成本动因 审计需求成本动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审计机制是一种降低成本的监督机制。Jensen&Meckling(1976)；Simunic&Stein(1987)；Watts&Zimmerman(1983)和Francis&Wilson(1988)认为，已审计财务报表降低了成本。从而产生对审计鉴证的需求。Dopuch&Simunic(1982)认为，审计是具有成本优势的、有竞争力的减轻冲突的机制。Jensen & Meckling(1976)将成本定义为以下三项的总和：委托人的监督费用(Monitoring Expenditures)、人的担保费用(Bonding Expenditures)以及剩余损失。按照Jensen&Meckling分析，企业契约的委托成本产生于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以及所有者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Jensen&Meckling(1976)所界定的所有者是指不占有信息优势的股东；管理者是具有剩余索取权的管理层，同时也是占有信息优势的股东。在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冲突中，所有者的监督费用是指所有者为了使自己对管理者的行为放心，而监督管理者产生的可能支出。就审计机制而言，担保费用就是管理者负担的审计费用。在成本的理论框架中，审计监督推动了所有者――管理者契约安排，从而使所有者能够获得分工(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的利益；依据Jensen&Meckling(1976)的观点，审计师在验证信息方面比所有者具有成本优势，由此引发了对审计机制的需求。所有者与债务持有者的冲突是指债权人担心自己的财富被股东侵占。因为管理者直接受雇于股东，所以管理者维护股东的利益，从而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正是由于存在所有者――债务持有者的冲突，所以债务合约设定了很多限制条款。Palmrose(1984)；Eichenseher&Shilds(1986)以及Simunic&Stein(1987)认为长期债务合同引发了对企业高质量审计的需求。(2)成本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的经验研究。关于成本与审计质量相关性研究，Francis&Wilson(1988)和DeFond(1992)利用管理者持股比例(Managerial Ownership)、奖金计划(Bonus Plans)、股权分散度(DiffusionofOwnership)以及杠杆比率作为冲突程度的替代变量；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认为的审计质量较高。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利益越来越趋同。如果管理者持股比例较高，那么管理者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就较小。Simunic&Stein(1987)的研究结果与预期一样；而Eichenseher&Shilds(1986)的研究与预期相反，发现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越转向审计。理论分析认为，若奖金计划基于会计信息或者企业的股权较分散，那么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冲突较大，从而6P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大。但Palmrose(1984)的经验研究结果却显示奖金计划的类型和股权分散度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在Palmrose(1984)；Eichenseher&Shilds(1986)以及Simunic&Stein(1987)等文章中都假设，杠杆比率与选择有正相关关系，然而研究结果各异。Eichenseher&Shilds(1986)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Simunic&Stein(1987)的研究结果表明杠杆比率与选择有负相关关系；Palmrose(1984)的研究结果表明杠杆比率与选择无显著的相关关系。(3)成本与审计收费相关性的经验研究。低成长性企业拥有较高的自由现金流(FCF)意味着该企业管理者存在非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如增加在职消费，操控会计数字等，所以成本高(Jensen，1986；Shleifer&Vishny，1989；Lang et al.，1991；Christie&Zimmerman,1994)；同时，审计师认为该企业固有风险高，要付出更多的审计成本，从而增加该企业的审计收费(Gul&Tsui，1998)。Gul&Tsui(1998)的研究表明在对六

大所审计的低成长性企业中，自由现金流的成本与审计收费有显著的正相关性。Gul&Tsui(2001)的后续研究认为，在低成长性的企业中，若董事持股比例较低(意味着股权分散，冲突比较强)，那么自由现金流的成本与审计收费的正相关性较强。

(三)审计信息价值：审计鉴证价值 Dye(1993)认为，审计的价值是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信息因素价值，即审计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决策效率；二是责任因素价值，即在审计失败的情况下，报表使用者拥有向审计师索偿的权利。Tom Lee(1993)从社会和经济两个层面探讨了审计的鉴证作用。本文主要关注审计鉴证经济层面的作用。Tom Lee引用Wallace(1987)关于审计经济作用的论述，审计有利于提高企业理易的效率。这个定义与Dye(1993)的审计信息价值的界定大同小异。因此，审计具有信号传递和降低成本两种鉴证作用。具体地说，审计产出(即鉴证信息产品)有信号传递和降低成本的作用；笔者把审计产出的两种作用所产生的价值称之鉴证信息产品价值，简称鉴证价值。本文的鉴证价值便是Dye(1993)所言的信息因素价值；两者的不同只在于名称，实质内容是一致的，所以在本文中，两个概念可以相互替换。另外，本来信号传递意义包含信息价值的信号传递和保险价值的信号传递两种意义；但根据前面分析，除非特别说明，本文的信号传递意义仅指前者，即信息价值的信号传递。

三、审计保险需求

(一)审计保险价值的涵义 前文论述了Dye(1993)所谓的信息因素的价值，即鉴证价值。现在将重点关注Dye(1993)所说的第二类价值，也就是审计的保险价值。审计服务需求的保险动因(或审计保险价值)来源于审计能给投资者的投资损失提供某种形式的补偿(Chow，Kramer&Wallace,1988)。然而，此动因的存在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法律制度允许投资者可以从审计事务所获得一定程度的投资损失赔偿；二是审计事务所和审计师拥有足够的资本补偿投资者的投资损失(O'Reilly et al.,2000)。以前的研究文献一般把这种审计需求理论称之为保险假说(Insurance Hypothesis)(Kellogg,1984；Wallace,1987，O'Reilly et al.，2000)。由于美国满足审计保险价值存在的制度条件――投资者拥有法律上的受偿权利，如果研究者可以证明审计师赔偿能力和审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变化能够影响审计价值，笔者得出结论：审计保险价值是存在的。因此，对审计保险价值的研究主要是从两大方面人手的：一方面是审计师赔偿能力的变化对审计保险价值的影响，这主要有两种方法进行考察，即是观察审计事务所破产前后的客户市场价值的变化；对比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富的多寡说明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另一方面检验不同的审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对审计保险价值的影响，主要方式是研究审计意见的不同导致对企业价值不同的评价。一般情况下，出具非标审计意见(MAO，Modified AuditOpinion)审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很少以至于无。

(二)审计师赔偿能力的变化对审计保险价值的影响 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比较分析：(1)会计师审计事务所破产前后比较分析。Menon&Williams(1994)和Baber,Kumar&Verghese(1995)是较早通过经验研究方法检验审计保险价值的研究者，他们都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第七大会计师事务所Laventhol&Horwath(以下简称L&H)的破产来观察原L&H客户股票价格波动的情况。他们的研究都表明，由于L&H宣布破产，L&H客户的股票价格都遭受不正常的负回报。Menon&Williams(1994)认为L&H的倒闭使得审计的保险价值消失，进而直接导致其客户的股票价格下跌。然而，Baber,Kumar&Verghese(1995)认为，L&H的倒闭会使投资者怀疑审计师先前审计的质量，而这也可以解释Menon&Williams所发现的股价下跌现象。所以，Baber等人断言L&H的倒闭而导致客户股票下跌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保险价值的消失，而且有另外的可能性――审计的信息价值(或鉴证价值)也降低了。(2)不同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的财富多寡的比较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说，深口袋理论(Deep PocketsTheory)也是一种审计保险价值理论。Simunic&Stein(1996)认为，由于六大(现为四大)在审计业务中有较多财富，所以承担了更多风险，六大充当了投资者的深口袋。深口袋理论，原指审计师或审计事务所作为连带赔偿责任的承担者，投资者可以从审计师那里获得投资损失补偿。后来概念扩大为，审计师(或审计事务所)规模越大或越富有，投资者越有可能获得投资损失的赔偿。在集团诉讼高涨的时期，一些投资者及其律师往往把审计事务所当作保障投资损失赔偿的深口袋。

(三)不同的审计师民事赔偿责任对审计保险价值的影响 其主要体现于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和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比较分析。Johes(1996)发现，审计师对处于财务困境客户的财务报表发表不同的审计意见，会导致不同的市场发应。若是发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客户股价上升；若审计师对客户经营的持续性表示了意见，那么客户股价下跌。在此研究中，Johes认为产生以上结果的原因是，如果审计师对客户的持续经营表示了意见，那么表明审计师以专家身份向投资者传递客户未来前景不妙的信息。所以，投资者调低了企业股票价值评价。但O'Reilly et al.(2000)认为，既然审计师已经在审计报告中提醒投资者对客户的持续经营状况进行关注，当未来客户真有什么不测，审计师就不大可能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投资者也就很难得到损失补偿。这样，审计保险价值就大为降低了，股价自然下跌了。根据O'Reiuy et al.(2000)的分析，我们很难将审计的信息价值和保险价值分离，从而单独证明保险价值的存在。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审计保险价值是很有可能存在的。

(四)对前述所用研究方法的改进：设计新的研究方法检验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性 前述的研究都不能直接支持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因此，有些学者改进了经验研究方法，以控制审计信息价值的影响。Willenborg(1999)是通过对IPO公司的发展阶段划分控制审计信息价值(或审计质量、鉴证价值)对发行价的影响。作者把IPO公司分为发展阶段企业(DevelopmentStage Enterprise,DSE)和非发展阶段企业。根据SFAS NO.7的定义，如果一家公司只是致力于开拓新业务，并且它的主营业务还没开始，也没有实质性的收入，那么这家公司就是发展阶段企业。对于发展阶段企业，投资者不大关心它现时的财务状况和盈利情况。因为发展阶段企业此时的主营业务与未来不一致，所以不能通过现时的财务信息判断未来。这样，财务信息的审计质量(或鉴证价值)高低对投资者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此时，投资者更关心企业发展计划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更关心在企业经营失败的情况下，能否从审计师那里获得补

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阶段企业的审计价值主要是保险价值。Willenborg(1999)发现，发展阶段企业IPO的低价发行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显著相关。由此，Willenborg(1999)验证了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另外，O'Reilly et al.(2000)改进了Johes(1996)纯粹的档案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实验研究方法排除信息价值的干扰。在实验中，他们提出了三个实验控制条件：投资者可以从审计师那里获得投资损失赔偿；行业专家认为公司是可以持续经营的；审计师发表两种审计意见，一种是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另一种是持续经营的审计意见，即认为公司不能持续经营的风险很大。在这种实验控制下，无论审计师的审计意见是什么，投资者都认为企业是持续经营的。所以审计的信息价值完全被剔除在外。然后，他们让财务分析师分别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公司股票估价。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前者的股票评价显著地低于后者。因此，O'Reilly等人的研究直接支持了审计保险价值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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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4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2－0078－04

一、 引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企业和个人财富的积累，居民财富呈“井喷式”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 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大幅增长，见表1。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继续扩大， 根据美林公司和凯基公司的2010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拥有可支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自2002年以来，中国居民财产以25%的平均复合增长率在增长。

居民财产的不断增长， 使得居民对于个人财产的关心和对于财产管理服务的需求都得到了显著的增长。随着人们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险集团作为一类稳健的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保险集团的资产管理是保险精算和投资的结合， 保险资产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产与负债的匹配，包括时间上的匹配和投资收益的匹配。保险资产管理业务具有较强的保障功能， 这是其他资产管理业务所不具备的，保险资产管理业务做好了，会吸引更多的人来选择投保而非进行储蓄或者购买风险更高的证券产品。[2] 同时资产管理也是保险集团获得财务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更关系到保险集团的产品设计、定价和风险管理。保险资产管理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保险集团的利润水平， 更关系到保险集团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如何构建保险集团资产管理价值链， 适应居民财富的不断增长和居民财产管理理念的变化， 成为摆在各保险公司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中国居民财产管理具备了条件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居民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投资渠道的畅通，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 中国居民财产管理理念迎来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从储蓄时代转向财富管理时代，投资目标从财富积累变成财富保值增值的时代。

1. 财产管理、投资作为金融文化内涵，正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由农耕文化转化过来的， 所以对居民来说投资、资产配置、财产管理都较为生疏。但是经过2002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 全国的房价2002~2007年约上涨了5~7倍， 居民感受到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自2000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沪市从998点上涨到6000点的行情当中， 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懂得了投资和投资收益； 当股市从6000点回跌到1600点过程当中，居民懂得了什么是风险。所以在文化体系的重构当中，在居民的意识当中逐渐形成了财产管理、金融资产、投资、资产配置，包括风险等等这样的一些理念。当这些理念深入到居民家庭的时候，一个投资的时代，一个财富管理的时代已经到来。

2. 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健全，解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社会保障体系是确保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平衡器”，它的建立和完善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走过“十一五”，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住房保障和社会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在城市，我国建立了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实施；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全面建立， 正在不断地扩大覆盖范围， 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在进行积极的探索，新农保起步，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发挥着经济运行“减震器”、社会稳定“安全网”和收入分配“调节器”的作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水平连年提高，解除了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加了居民投资的积极性。

3. 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 资本市场投资渠道的畅通， 为居民投资和财富管理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环境建设和服务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金融市场不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功能和作用日益显现。同时资本市场投资渠道更加广泛，我国已经建立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立了原生产品市场和衍生产品市场并举的局面，形成了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共同发展的局面。相信随着各类市场的发展，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整个金融市场的开放，这个平台会越来越大，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更低的投资成本。

4. 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居民财产管理的坚实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金融机构加快转型，越来越重视居民理财产品的建设，越来越重视居民财产管理部门和居民财产管理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更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居民的财产管理还处于起步阶段， 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财产的不断增长，金融机构资产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居民财产管理行业必将迅速发展。

三、保险集团资产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承保业务与保险资产管理是保险业健康快速发展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随着我国保险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见表2），保险资产管理水平的提高成为保险业增强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 促进金融市场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与紧迫任务。[3] 从目前保险集团资产管理现状来看， 我国保险行业持续快速发展，保险资金运用规模持续增长，运用渠道逐渐多元化，运用收益水平快速提升，保险资产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同时，保险资产管理外部环境逐步改善，表现为保险资金运用政策不断放开， 宏观经济的稳定为资本运营提供了有利环境， 保险资金运用和保险业务销售也实现了良性互动。然而，由于我国监管当局长期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实行严格限制， 使得保险资产管理在整个保险公司业务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被列为保险公司的兼营业务。我国保险资产管理的这种定位使其无论在监管制度的建设上， 还是保险公司的业务扩张上，都受到了不利的影响，导致保险公司普遍轻视资产管理，保险资产投资效率低下，保险资产管理过程中风险增大等诸多问题。

1. 保险资产管理意识薄弱。 我国的保险资产管理业是在保险业规模迅速扩大，保险行业竞争加剧，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才出现的。 与国外保险公司相比，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摸索阶段， 在投资技术、 投资理念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对内我们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监管体系；对外我们缺乏在国外资本市场投资的经验。出于安全考虑， 政府对保险资产管理采取了严格监管的手段，具体表现在对保险资产投资渠道的限制上。我国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只允许保险公司把其资产投在银行存款、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等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上， 这就在客观上使保险公司不需要进行投资组合的预测、监督以及绩效评价，只是简单地把承保业务获得的资产按比例投资于这些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上， 由此导致保险公司长期疏于保险资产管理业务，缺乏积极、良好的资产管理意识。

2. 保险资产管理模式落后。 保险公司的资产组织架构应该与其资产规模、 投资领域以及保险资金运作的特点相适应。 [4]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保险公司基本采用内设投资部门的管理模式， 这对于规模小、运作历史短、资金管理简单的保险公司来说具有合理性。但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可运用的资金规模迅速扩大， 部分保险公司的投资资金规模从数十亿元到上千亿元不等。 目前这种内设投资部门的管理已不能适应保险资金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投资业务量、投资品种快速增长的需要，特别是今后还将可能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 保险公司内设投资部门的架构， 很难为保险公司投资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人才及制度保证，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保险资产管理运用的效率， 成为阻碍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

3. 投资管理能力尚待提高。 经过多年的专业化建设，保险公司的投资管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与国外先进的保险公司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为：对保险投资潜在风险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缺乏必要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和风险量化管理手段； 部分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部门与资金运用部门没有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使资金运用与保险公司的资产配置和绩效考核相脱节； 许多保险公司还未建立关键业绩指标评价体系和分析系统， 保险公司在资金运用方面尚未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投资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技术和经验已经不再适用， 当前中国保险业投资不仅面对着与国内银行、证券业的合作与竞争，也面对着同国外机构的合作与竞争。显然，国内保险公司在这一方面还有待提高。

4. 保险资产管理人才缺乏。 保险资产管理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合格的专业人才严重缺乏，投资专业队伍比较单薄，市场研究力量存在较大欠缺。 保险业人才管理体制和机制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大， 现有的管理模式不易吸引到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长期以来粗放式经营的理念使保险业在选人用人方面机制僵化，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导致“人不能尽其才，才不能尽其用”，使有限的保险人才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四、适应居民财产管理需要，构建新型保险资产管理价值链

保险集团资产管理价值链的构建， 实际就是在居民懂得了投资和风险的基础上， 怎么给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适合各种人群投资的保险产品， 并将收取上来的各项保费进行多种投资，包括证券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房地产等实业投资， 以期达到资金运用、获取收益，并与保险公司的负债匹配，来满足居民财产管理的需求， 保障投保人的利益和促进保险公司的长期发展。 保险资产管理是一项全新的金融业务，是保险公司乃至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1. 建立以专业化资产管理为主、 其他方式为辅的混合资产管理模式。 这既是我国保险业发展不平衡的必然选择， 同时也是保险公司适应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投资领域不断拓展的需要。建立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模式， 可以促使保险资产管理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有利于建立专业化的投资团队，培育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分工协作、相互制约，防范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 加强保险公司对投资风险的严格控制； 有利于我国金融体制实现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向混业经营、统一监管的平稳过渡，提高保险资产管理的监管水平。

2. 调整保险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收益。投资收益的快速增长使保险公司的盈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并改变了新生公司的盈利周期。投资收益开始成为保险公司的主要收益， 并推动保险资产总额快速增长，特别是改善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使快速发展中的偿付能力压力大为改善。 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保险公司从注重负债管理向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并重及协调发展转变。而且，推动了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产品的价值链得以延伸，保险公司的综合优势得以有效发挥。 [5] 保险投资结构的调整，一方面，要拓宽投资渠道，提高权益投资比例，包括直接股票投资和股权投资， 优化投资结构， 改善投资负债匹配情况，坚持价值投资的总体思路。保险集团资产管理应把握市场机会， 逐步形成风险收益水平呈梯度排列的产品线，包括权益类产品、债券产品、QDII、指数产品、保本产品、货币产品、股权计划、债券计划、房地产投资基金等具有高风险、中高风险、中低风险等类型的产品，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完善的产品线将成为继投资业绩和管理规模之后， 投资者评价保险集团资产管理的又一标尺。另一方面，要增加投资的主体，扩大投资的范围，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考虑到我国长期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市政、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将得以持续，这些项目投资期长、回报稳定、风险较小，是保险资金理想的投资对象， 也是解决资产负债匹配问题的有效途径。此外，保险公司要树立科学的投资理念， 在坚持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基础上优化投资组合， 在积极有效管理投资风险的前提下提高收益。

3. 加强制度、体制、机制建设，有效防范和控制保险资产管理风险。 由于我国保险资产管理行业起步较晚， 相对于其他保险市场较发达的国家还面临较多的风险。从外部来看，保险公司资产管理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缺乏对风险控制监管出现问题的处理和事后持续监测的制度；从内部来看，保险公司保险资金运用结构不尽合理， 资产负债期限匹配不合理。[6] 因此，加强保险资产管理制度、体制、机制建设， 有效防范和控制保险资产管理风险意义重大。 首先应完善保险资产管理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内部控制机制，优化股权结构，建立责权利相互制衡的机制；其次要建立保险投资管理体系，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及时准确地识别、评估、控制和监测资产管理风险，构建全面覆盖、全员参与、全程管理的新型风险管理体系。

4. 加大保险资产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与其他金融行业相比，保险资产管理起步较晚，整体实力差距较为明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十分重要。保险投资领域扩大，交易对手增多，交易产品增加，市场环境变化，尤其是金融竞争加剧，对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7] 保险集团要用发展的眼光，从战略的高度，考虑未来的人才规划， 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培养精通保险资金运用的专业人才，调整人才结构，完善用人机制，不断吸收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加盟，满足资产管理快速发展的需要，建设优秀的资产管理团队。

参考文献：

［1］苏媛. 保险资产管理行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J］. 现代经济信息，2009（3）.

［2］江小震. 保险资产管理业务品牌战略［J］. 中华商标，2009（7）.

［3］章磊. 析保险资产管理模式之选择［J］. 市场论坛，2005（12）.

［4］千麦. 保险资金运用将专业化、规范化［J］. 中国保险，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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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精确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承诺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核心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承诺，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承诺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承诺，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权威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证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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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婚前财产公证

婚前财产公证可以保证婚前财富累积已经到达一定水准的女性朋友，在未来可能遭遇婚变的时候，先前的财产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失。可是有人会觉得在甜甜蜜蜜、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做这样的公证有些说不出口，这也正是国外咨询服务业比国内发达的原因――不好说的话不必自己说，可以请我们的律师、会计师、理财顾问作为我们的代言人，与我们未来的另一半做非常理性的沟通。如果资产数额较大且投资种类较多，婚姻财产公证需要有律师和会计师共同努力方可完成。

理财规划师也有很重要的工作：让客户的资产保值、增值。这里有很多金融工具可以运用。对于婚前财富累积不是很多的女性朋友而言，首先应该运用的金融工具是人寿保险。一个好的私人理财顾问应该具有很好的寿险专业知识，这一点往往被很多人忽视。在日本，平均每个人持有七张寿险保单。结婚前，先生通常会买一份高额终身寿险，把受益人指定为太太。在他们看来，这叫“爱的承诺”――有了这份保单，先生不仅敢对太太说“只要我在我就能让你幸福”，更敢对太太说“只要你在我就能让你幸福”。在他们的观念中，太太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先生，万一先生走得早，留下太太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了这张保单，太太就可以有更多选择未来生活的机会。因此在日本，如果先生没有高额的寿险保单，太太是不会嫁给他的。

积蓄教育金

婚姻财富管理，在给先生购买高额的终身寿险之后，就应该考虑给孩子购买教育金保险了。比如从孩子刚满月的时候就把教育金保险买到可以保证孩子初中每年领到3万元、高中每年5万元、大学每年10万元的额度，就算未来婚姻发生变故或者投保人遭遇风险(一定要同时购买投保人豁免条款)，至少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不会给太太造成额外的负担了。投保人豁免保费条款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写下想存的金额，不论分多少次存，万一投保人在存钱过程中发生风险，只要存了一次，就能拿到所有的钱，并且所有欠款一笔勾销――后续的保费不用再交了。

需要注意的是，少儿保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这样的保险责任通常是主合同不能包括的，需要单独购买附加险。并且特别需要注意，不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少儿类产品都可以附加这样的条款，而不能附加这个条款的少儿保险，其实是失去了购买这份保险的最重要的意义。因此一份完整的少儿险保单应该包涵三大内容：足额的教育保障，附加充分的重大疾病保障，同时附加投保人豁免保费条款。

而给孩子购买高额的养老保险对于比较富足的家庭而言，在婚姻财富管理中更是对太太的有力保护。举例来说，如果从孩子满月的时候就给孩子投保1000万的养老险，那么从孩子两周岁直到88周岁，每年都可以从保险公司领到20万元，这就好比一个私人信托，让孩子和太太的未来生活得到一个确定的保证！即便婚姻状况不发生任何变故，这种资产转移的方式也可以规避未来可能面临的高额遗产税。

保费豁免条款

养老保险对维系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是会起到独特作用的。中国大陆目前大多数人寿保险公司的养老保险都有保费豁免条款，夫妻互为投保人和受益人为对方购买养老险，当保费尚未缴清而一方发生风险的时候，双方保费同时豁免。没有发生风险的一方不仅可以领到对方的风险保额或所缴保费(要看条款是否包含寿险责任)，自己还没有缴清的保费也不用再交了，而未来应该领到的养老金不会受任何影响。如果不是发生风险而是发生离婚，那么已经交的养老保险金就是一笔确定能拿到的、不会有任何争议的资产了。

当然，并不代表有了保险婚姻就一定安全了，投保过程中的许多细节也万万不可大意。比如，如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是先生，那么先生就完全可以在太太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受益人变更成另一个人，太太所有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要想在婚姻财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运用好各种金融工具，对金融工具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至关重要，其中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高额的人寿保险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很容易被忽视的手段。在做好了套期保值的准备工作之后，再来考虑如何使掌握在我们女性朋友手里的家庭资产增值，在这里最重要的观念是如何不断地把我们手里的现金转变为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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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界与政策层面，对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功能认识不足或者出现偏差，是导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实践中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大多数人简单地将社会保障视为社会安全网和稳定社会的工具或手段，将社会保障投入视为一种负担或代价，这样的认识便不可能真正重视社会保障并将其确定为民生保障或民生改善的目标；另一方面，即使将社会保障视为一种财富分配的工具与手段，也将其功能限定在再分配环节，这就决定了它只能服从于初次分配，其力度必然有限。

中外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实践揭示的一个客观事实是，社会保障其实具备综合性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这一功能使其能够在各个层面调节分配格局，并使社会公平正义与共享发展成果得以实现。例如，包括贫困救助、灾害救助等在内的社会救助制度，以国家财政为物质基础或经济后盾，它来源于高收入阶层，救助的是低收入群体，对保障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很自然地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是典型的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一部分群体便可能因生活困难而陷入绝望的境地，最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宁与和谐；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由劳资双方缴费（有的加上政府补贴）形成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最终用于支付参保者的各项社会保险待遇，这种制度因强制性地规范雇主分担劳动者的保险缴费义务，事实上在保障劳工权益、增进劳工福利的同时也平衡了劳资利益关系，是对劳资双方利益分配格局的极大调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劳动者便只能商品化，其后顾之忧无法解除，劳资分配格局必定进一步向资方倾斜，劳资关系也必定会陷入日益对抗之中，资本主义社会早期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即揭示了这一规律；包括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福利、儿童福利及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等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均是建立在财政拨款和社会筹资的基础之上的，它是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群体参与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没有这样一些制度安排，这些群体就丧失了参与分享发展成果的途径，社会分配必将陷入失衡状态，不仅民生无法持续改善，初次分配中的不公或失衡必定连锁放大。仅仅以上述三大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而论，都是不可替代的财富分配方式，这种财富分配方式追求的是公平正义与共享，实现的也是公平正义与共享。

尽管社会保障通常被人们称为一种再分配手段，但准确而全面的定义却应当是一种综合性的收入分配手段，因为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并不限于再分配领域，而是同时具体地体现在国民财富的初次分配、再分配与再再分配三个层次上。在初次分配环节，强制性的社会保险无疑直接影响初次分配格局的制度安排，当劳动者参与法定的各项社会保险时，不仅自己要为之供款，雇主也要分担缴费义务，劳资双方的缴费直接计入生产经营成本，享受国家税收优惠，从而是雇主让利、国家让利（免税）、劳动者获益的制度安排。在我国，如果劳动者依法参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单位或雇主总缴费率约占工资总额的30%，个人缴费约占其工资的10%左右，如果再加上公积金，这一比率还要高，可见这些制度安排影响劳动者收入的50%左右，很自然地也影响着各个单位的生产经营成本；在社会保险制度之外，各国还鼓励雇主为员工建立多种多样的职业福利制度，并大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我国一些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雇主承担缴费义务，也可以计入生产经营成本。可见，社会保险与职业福利均由雇主与劳动者分担缴费义务，政府财税优惠给予支持，最终用于劳动者，它们应当是初次分配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全体劳动者均参与了社会保险，所有用人单位都建立了职业福利制度，国民财富的初次分配格局较没有保险与福利条件下的情形一定会发生重大变化，并且一定会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因此，初次分配格局的调整，没有社会保险制度的配合是不可能真正合理化的。

在再分配领域，社会保障扮演着主要角色。一方面，无论是社会救助、社会保险还是各项社会福利事业等，均需要财政拨款支撑，它普惠城乡居民，不仅给受保障者带来收入增加的实惠，更为全体国民提供着稳定的安全预期；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同时也吸引着社会资源，如雇主缴费、社会捐献等，其对财富的再分配作用异常突出。因此，重视再分配必定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定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慈善公益事业是对法定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重要补充，也是当代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社会捐献为物质基础，以民营机构为组织基础，实质上仍然是对国民财富的再再分配，其对收入分配虽然是一种微调，但却兼具人道主义与博爱伦理的特色，因而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机制，同样值得重视。综上，不能再单纯地将社会保障视为再分配领域中的事情，更不能将社会保障看成是一种稳定工具，而是需要将社会保障视为一种民生目标，同时将其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收入分配调节手段。如果能够升华到这一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所带来的功效便绝不是公众后顾之忧的解除与民生问题的解决，同时也是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必要且重要的制度保障。

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与社会保障不健全直接相关

众所周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它根源于产业结构落后和体制改革不到位，而直接致因则是财富分配的不公与失范，实质上是全体国民未能合理分享到国家发展成果。因为近30 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及其所带来的国民财富高速积累，已经将计划经济时代因发展不足而导致的共同贫穷彻底送进了历史，但财富蛋糕持续做大并不能自动地解决财富的合理分配问题。因此，在GDP 总量已经达30 多万亿元、政府控制的财力近10 万亿元（含税收收入、土地收益、国有企业收益等）的背景下，收入差距过大已经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公众对社会公平认可度严重偏低，不仅低收入群体不满意程度高，即使是既得利益阶层也普遍不满意，如私人企业主、党政官员、知识分子，都在相互攀比中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不及更高阶层或群体。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7，10%的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差距在10倍以上，行业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的收入差距、经营管理者与普通工薪劳动者的收入差距，甚至已经退休的不同身份老年人的养老金差距，等等，都在持续扩大。因此，阶层心理对抗其实已经出现，不时爆发的群体事件、极端凶残的杀人个案、网络民意的反映等，均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正在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与持续发展，涉及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

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并日益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与不公平，则是其中的一个异常重要的原因。例如，社会救助不健全，最低生活保障线偏低，受救助的低保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到5%，贫困线还大大低于上个世纪末人均一天1 美元的国际标准，与现行国际贫困线标准每天1.25 美元相距更大，而美国等国家及我国香港地区的受助低收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常在10%以上，这表明我国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面很窄，保障水平很低，从而对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微小；即使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城乡居民享受低保待遇的差距巨大，城乡之间的待遇比是4：1。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小，同样使其不能发挥出对劳资利益分配格局的调节作用，现在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仅占从业劳动者总数的30%左右，大多数劳动者还缺乏社会保险，即使参与社会保险的劳动者，其缴费工资基数也常常被人为压低，社会保险权益受到侵蚀，这是导致近二十多年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在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与国民福利的支出长期偏低，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足20%，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遥远，各种公共服务与福利事业一直以来重城市轻乡村、重城市劳动者轻乡村劳动者与农民工等。正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不公平，行业之间、劳资之间、群体之间乃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呈持续拉大趋势，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公延伸到再分配领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已经出现，贫富之间的代际传递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不正常景象，而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使维护公平正义与实现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机制丧失了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或使其调节功能被抑制，进而使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或者财富的合理分配方面难有作为。

如果认识到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与不公平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化的一个重大因素，国家就应当通过迅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化解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并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

三、收入分配改革必须重视并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

在国家准备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背景下，合理分配财富与鼓励创造财富应当摆在并重位置。必须澄清如下认识误区：一是认为继续做大财富蛋糕便能够自动解决收入分配中的问题；二是初次分配只能由市场调控，政府没有调控措施或者只能放任劳资博弈；三是小看再分配的调节功能，认为社会保障的分配功能有限；四是认为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即是民生普遍改善的标志等。这些认识均是片面的，其带来的只能是收入分配问题的持续恶化，差距必然进一步扩大，分配领域中的失范现象将会更加严重。只要参照一下我国的现实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状况，便可以轻易地矫正上述片面认识。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发展不足、经济落后与财力薄弱，财富分配只能在低水平上进行，结果虽然是共同贫穷，但相对公平，因为没有富余的财富让人多占，也没有富余的财富让人浪费；而在经济高速增长、国民财富高速积累的条件下，财富的分配便关涉社会公平正义与效率，因此，做大蛋糕只是为分配财富创造了条件，如果不能合理重大措施。以我国目前的缴费水平为标准，如果全体劳动者均参与各项社会保险，缴纳率达到工资总额的35%左右，便意味着雇主的让利和劳动者收益的大幅度增长，尽管这种收益是预期性的，但却是确定的收益；如果普遍建立了职业福利机制，劳动报酬偏低的现象同样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政府调控初次分配格局的必要手段，也是国家必须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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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1.1风险因素

“无风险，无保险”，风险是保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客观依据。风险具有客观性和发展性，随着经济的发展，风险也在发展，人们在使某些风险损失减少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风险。

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出现了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等一系列新型工业，创造出了数倍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更集中、破坏性更大的风险。在现代社会风险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强烈，从而使得作为风险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保险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风险和风险的管理方式是共同发展的。经济的增长促进了风险的发展，新的风险的发现及解决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带动的人类实践向纵深的发展的同时，也会不断的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1.2财富因素

一国的收入水平一直是影响保险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保险需求随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提高，其原因在于：第一，保险的储蓄性决定的。短期内，由于平均消费倾向递减，作为互补的平均储蓄倾向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递增。按照Kuznets的实证研究，长期内，平均消费倾向是恒定的，但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储蓄总量也在增加。保险具有储蓄的性质，决定了保险的需求会随着人们的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第二，保险的保障性质决定的。对于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可以运用效用理论。面对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问题，可以将期望值看作一个经济项目的价值，这就是期望值原则。无论面对怎样的随机损失X，付出数额E(X)就不会感到有差异。但多数决策者并不按照这一原则，初始财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保险需求的财富弹性是指，个人财富的变动率所引起的保险需求的变动率。“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国家都沿着一条共同的发展道路前进，就可以从研究中得出一条合理的结论，即保费的收入弹性大于1。”说明国民收入的一定增长会产生保费收入的更大规模的增长。

1.3人口结构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也会使社会中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寿险产品的需求。经济的增长使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也使人们的期望寿命增长，对寿险作为储蓄工具的需求也就越强烈。另外，长寿意味着寿险价格降低（Outreville,1996）。不同年龄的人的分布情况，以及与此对应的财富的分布状况，是影响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与人寿保险的关系更为密切。

此外，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有稳步增长的趋势。养老保险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防止人们超长存活而无经济来源。因此，平均寿命的增长也促进了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我国较高的少年儿童赡养率，对寿险构成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我国正在增加的老年赡养率，也将使我国寿险业受益。

1.4意识水平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人口迁移的频繁，传统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特别是对外开放以后，经济发达国家一些进步、文明观念的引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改变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方式和看法。保险，与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将越来越为大众所认识、所接受。随着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的人口越来越多，相应的教育投资也越来越大，这其中包括对保险的需求。教育是使科学转化为更广泛的技术和生产力的重要环节，这样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1.5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诸如储蓄率高、受教育程度高、技术创新活跃等因素，是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的表征，而不是发展的原因。从根本上看，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发展就不会出现。每个人必须受到激励，才会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为此，需要设计某些机制，使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为了使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不断地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这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对保险产生相当的影响。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会扩大总需求，从而加大保险需求，反之，减少保险需求。如果政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使货币需要大于货币供给，可能因而减少保险的购买；反之，则增加保险的购买。

2我国经济增长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内容是方方面面的，我们仅从经济产出的总量上来分析对保险消费的影响，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变量来代表经济增长。这里运用简化形式模型，需要指出的是，简化形式模型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并不必然包含因果关系，因为某一变量的变动与另一个变量密切相关并不一定说明一个是因，另一个是果，如果变量的变化受到共同因素的影响，那么这种分析的效果必然会减弱。结构模型根据变量之间联系方式，找出他们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可以避免上述问题。我们这里之所以选择简化式模型，需要做出以下说明：第一，如果经济的增长是均衡的，在假定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税收制度等不变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同等地增加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并且这种作用是直接的。这样包含国民生产总值和保险消费变量的简化式的模型的分析是合理的。第二，如果国民收入的增加是受货币因素影响的非均衡的增长，则为了使经济回到均衡点，政府会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即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消费增加储蓄。一方面实际的传导机制或者还具有其他的形式，另一方面上述的传导机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会受到限制，使结构模型的分析具有操作上的不利性。鉴于以上的两点分析，我们这里选择简化式的模型（见附图）。

我国的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大致呈现一致性，说明国民收入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的保险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其中有许多的因素。例如，保险产品替代品的价格、体制的因素等等。

本文将运用如下的模型进行分析，

InY=?琢1+?琢21nX+?着

Y:保费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琢1，?琢2：回归系数；?着：随机干扰因素。

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1nY=-12.690+1.7651nX

t=(-24.340)(34.064)

p=(0.0000)(0.0000)

F=1160.374

R2为0.983，调整的R2为0.982

可见，该模型能够很好的通过各种检验，反映了国民生产总值和保费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常数值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对上式求导，dY/Y=1.765dx/X，即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实际的保费收入预期会增加1.765%。这里的收入弹性是总体的弹性，包括寿险与非寿险之和。与寿险业相比较，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相对发展稳定。

如果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趋向于更加的风险规避，即前文中我们的效用函数的选择是合理的，那么我国寿险业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就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同样我们可以得到关于非寿险业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

1nY=-10.120+1.4681nX

Y：非寿险业务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

该模型也能够很好地通过各种检验。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的收入弹性大致为1.468。Grace和Skipper（1991）的研究结果表明，可能不存在国际范围内的非寿险收入弹性，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非寿险收入弹性分别为1.14和1.75。我国的非寿险业务的收入弹性介于二者之间，大致有两种原因：第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增长速度，使风险因素和风险事故增加，促进了对保险这种风险分担机制的依赖。第二，本文中的模型可能高估了我国的非寿险的收入弹性。实际上，在非寿险业务的内部，各种不同的产品对收入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影响寿险业发展因素多于非寿险业的，所以使寿险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我国的寿险业的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为：

1nY=-25.690+2.891nX

Y：寿险业务收入；X：国民生产总值。

这个模型的统计检验不如上述模型的好，但也能够较好的反映二者的关系。我国寿险业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2.89，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为，第一，人们随着财富的增加风险态度趋于更加的风险厌恶；第二，市场利率风险使人们选择了相对稳定的保险这种储蓄方式；第三，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主要指市场中介问题）以及保险人对政府政策的不敏感性；第四，由于样本数据较少，存在高估寿险业收入弹性的可能。

可见，无论寿险业还是非寿险业，都与国民生产总值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我国保险业高速增长的基础，这为实际业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孙祁祥,孙金勇.保险需求因素分析——兼论中国保险业增长潜在需求因素[J].改革,1997

2卓志.我国人寿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01(5)

3邹薇.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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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始于零售业务，是伴随个人业务的升级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商业银行运用现代经营理念，以客户为中心，通过分析客户（个人、家庭、中小企业）的财务状况发掘其财富管理需求，提供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具体包括消费信贷、银行卡业务、收入与财产分析、保险、投资、退休计划、子女教育、税务策划及遗产管理等，以实现财富的积累、保持、增值。

广义的财富管理包括了银行个人理财服务（又称财富管理业务）和私人银行业务。每一部分的客户金融服务需求与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内涵不同，呈现金字塔形结构。按客户群体进行划分，大众业务有存款、信用卡、转账、代收代付等；中层客户还包括了贷款业务、小额贷款（装修、旅游、投资）、股票、债券、基金、保险；高端客户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银行重视的一部分，对其的服务还包括税务策、遗产安排和财富的保值增值。财富管理的业务范围与重点与资产管理是不同的，财富管理以客户为中心，目的是为实现客户资产的配置而非以投资为核心（表1）。

国际比较与借鉴

摩根大通银行：实体独立模式

摩根大通银行是全球领先的财富管理服务提供者，其财富管理业务具有典型的实体独立特征，即在同一个银行集团（控股公司）下，设立多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共同提供财富管理业务。

摩根大通的财富管理业务分为四大部分，包括富林明资产管理（JP Morgan Robert Fleming）、高桥资本管理（HighBr idge Ca p i t a l Manage m e n t）、私人财富管理（P r iva t eWealth Management）、私人银行（图1）。

摩根大通的财富管理业务主要内容见表2。具有各种风险-收益特征的基金产品是摩根大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主打产品，其基金投资范围涵盖各大资产类型，从外汇、股票到地产、对冲基金等，主要包括以下类型：第一，股票管理类产品，包括全球、国际及主题策略投资的各类股票投资类基金产品；第二，固定收益管理类产品；第三，流动资产管理类产品，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性，如欧元流动型基金，环球美元流动型基金；并向客户提供各类现金管理服务，如收付款交易管理、现金资源共享和集中化控制等；第四，货币管理类产品；第五，地产投资类产品，如美国不动产基金；并向客户提供各类地产的搜寻、购买和出售服务；第六，对冲基金产品，为客户提供多种策略选择，帮助客户获得绝对收益，如长、短期股权基金、市场中性基金等；第七，私人资产管理产品，以严格的投资流程为客户提供全权委托资产管理服务，即由客户决定投资政策，投资执行与日常管理全部委托银行完成。

摩根大通的客户中，高净值客户贡献突出是一个显著特点，而摩根大通也做了较为系统的高净值客户维护体系。摩根大通建立了覆盖在私人家庭和私人办公室银行，积极整合高净值客户资源与开发相应服务。2014年，摩根大通私人银行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的资产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高净值私人客户占比高达86%，领先于同类私人银行。

瑞士银行： 与投行紧密结合

1998年6月，瑞士联合银行与瑞士银行公司合并，成立了瑞士银行集团，并于2000年收购美国证券公司普惠。合并后的集团发展迅速，业务重心转移到了瑞士、乃至欧洲以外。目前，瑞银是当今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银行和投资担保银行，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有营业网点。多年连续被《欧洲货币》杂志评为“全球最佳私人银行”。

瑞银原有的四大业务品牌是：侧重投资银行业务的瑞银华宝、瑞银普惠，提供私人银行及资产管理服务的瑞士银行私人银行，以及处理国际业务的瑞银环球资产管理。2003年，瑞银将私人银行业务正式更名为财富管理业务。2009年，瑞银环球财富管理与商务业务部门重组成为两个新的业务部门：美洲财富管理，财富管理与瑞士银行。目前，瑞银包括财富管理与瑞士银行、美洲财富管理、环球资产管理及投资银行这四大业务部门，涉及三大业务板块：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及投资银行。其中，财富管理与瑞士银行包括三大主要业务：财富管理，零售客户，瑞士公司及机构客户（图2）。

瑞银集团专门设立投资产品及服务部，聚合投资银行、全球资产管理以及财富管理和瑞士银行的专家，通过子公司之间的客户介绍、产品交换和业务间的配送服务，实现为跨区销售便利，最终为财富管理客户提供完整的投资解决方案、产品和综合性金融服务。其财富管理业务的理财产品包括：由投资银行部承销的各类证券类产品（股票、债券、商品及外汇产品）、经投资银行部打包再证券化后的各类结构性产品、资产管理部销售管理的各类基金产品等，财富管理业务会对这些类产品进行再包装，然后出售给终端客户（表3）。

财富管理根据客户的可投资资产总额进行分层，主要分为超高净值客户、高净值客户和核心富裕客户三类。2015年，瑞士银行财富管理服务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瑞士法郎以上的客户占62%，是最大的客户群。

瑞士银行集团中，财富管理及瑞士银行、美洲财富管理、全球资产管理是三个主要的资产管理部分，2007年以来，其资产管理的规模整体下滑，但财富管理的两个部门规模有所上升，这与全球资产管理向财富管理方向转变的趋势是一致的。

花旗银行： 平台导向模式

花旗集团是全球公认的最成功的金融服务集团之一，其为100多个国家超过两亿位客户提供包括个人储蓄、信贷、证券、保险、信托、基金、财务咨询和资产管理等全能式的金融服务，平均每位客户的产品数在全球同行企业中排名第一。在亚太区，花旗拥有最大的私人银行服务网络、办事处遍及 11个国家及地区，所管理的资产近600亿美元服务的高资产净值人士（资产净值不少于1000万美元）超过6000名，其中囊括了一半亚洲（不包括日本）的亿万富豪。花旗集团全球财富管理部是专门开展个人金融业务的部门，包括卡类业务、零售业务和消费金融业务（图3）。

花旗银行的财富管理对象分为一般财富管理客户与私人银行客户，分别有相对应的财富管理服务（表4）。

花旗集团的财富管理综合服务针对个人的和家庭、企业家和企业业主、企业高级高管、下一代继承财富者、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等，提供银行和现金管理贷款，投资策略，以及信任和财富顾问服务。花旗的目标是提供专业技术、帮助客户成长的服务水平，管理和保存客户财富。作为花旗集团的合作伙伴与客户，可以得到全球及时咨询与专业完整的财务管理策略。

国际银行财富管理的经营启示

国际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较国内起步早，发展已整体处于平缓期，近年其发展战略逐步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地区重点延伸。国际银行的财富管理经验对国内金融机构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具有以下启发意义。

第一，财富管理的高速发展通常伴随着私人财富的累积、财富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客户（尤其是高净值客户）对财富管理的需求与认可提升。中国的高净值私人财富市场正处于财富管理的快速发展阶段，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前景向好。

第二，受限于客户分层的净值的标准与服务的专业性程度，国际上基本只有瑞士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汇丰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与财富管理服务成规模。因而财富管理业务，特别是私人银行，对商业银行财富管理品牌口碑与客户积累需求较高。

第三，客户是财富管理的核心，以客户综合服务为中心的I务设计是财富管理发展的重点。而通过财富管理维系客户资源所带来的其他银行业务的发展也是财富管理所带来的重要作用。

第四，财富管理的佣金与手续费收入，以及私人银行业务带来的收入将逐步成为银行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占比不断增加，财富管理对银行战略转型与收入的带动作用不容小觑。

国内商业银行财富管理发展情况

虽然全球的私人银行业规模开始收缩，但中国顶尖私人银行的资产管理规模仍呈涨势。根据研究，中国招商银行的资产管理规模增速在全球顶尖25家私人银行中为最快，2015年增长了58%，至1929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管理规模也增长了29%，至1541亿美元。

2014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规模突破100万亿元，达到 112万亿元，预计2015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规模增速维持在16%，总体规模突破130万亿元。中国高净值人群突破100万人，拥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到32万亿元。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是其选择的主要财富管理机构，分别占到60%、20%的市场份额。

2002年10月，招商银行首先推出金葵花理财品牌，面向日均存款或资产超过50万的中高端客户，开始了启动阶段的财富市场。2007年3月，中国银行推出了私人银行业务，分层次财富管理格局开始产生。中国目前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及部分农村合作社都开始开展财富管理业务。国内主要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分为两大主要部分，个人理财（针对零售客户）与私人银行（针对高净值客户）。

2016年中期，各银行私人银行资产规模，如图4所示。从总资产规模来看，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均超过9000亿元；平均每位客户资产规模可以反映客户的净值分层，招商银行平均每位客户资产规模为26.39百万元，高净值客户占比最高，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较为成功的案例，本文将以招商银行为例进行介绍。

招商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由零售金融总部下设的财富管理部承担，私人银行部下设于财富管理部，主要管理私人银行业务（图5）。招商银行财富管理客户分层为金葵花理财用户与私人银行用户，分层标准见表5。

招商银行“金葵花”理财针对招商银行同一分行的所有个人账户资产（指本币定期、活期存款以及“第三方存管”、“银基通”、受托理财产品和凭证式国债账户等市值总和），折合人民币总额达到50万元的客户群体。“金葵花”理财的服务业务包括：财富管理顾问、投资理财产品、财富管理咨询、多种财富管理渠道等。截至2016年6月末，招商银行零售客户数达7237万户，其中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数量180.52万户，占比为2.49%；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AUM）余额51，733亿元，其中管理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总资产余额41013亿元，占全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余额的79.28%；零售客户期末存款余额11294亿元。2016年中期，招商银行上半年累计发行理财产品2132只，理财产品销售额7.76万亿元。理财业务资金余额20448.5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2.31%。

2016年上半年，招商银行实现零售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136.88亿元，同比增长23.24%。其中包括受托理财收入、信托计划收入、保险、基金收入和贵金属。代销基金与代销保险是财富管理手续费中的重要构成，基金销售2007年业绩良好，2008年出现大幅下滑后一直保持正增长，近三年来增长率不断攀升，自2015年成为阶段高点，2016年预计随着市场降温回落。

同时，代销保险自2012年增长率不断下滑。财富管理逐渐向以基金、理财产品销售增长为主的趋势，随着股市降温、理财收益率下行，代销保险增长率自2015年开始出现回升。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指月日均总资产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客户，服务业务包括全球连线理财服务、全球机场贵宾服务、全方位私人医疗服务。同时，按照投资领域划分，私人银行产品包括以下几大类：现金管理及货币市场类产品、固定收益类产品、权益类产品、另类投资等。

截至2016年上半年，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数为49032户；管理的私人银行客户总资产为12521亿元。招商银行目前建立了由45家私人银行中心、62家财富管理中心组成的高端客户服务网络。

我国银行财富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

财富管理业务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当前国内理财需求日益凸显。面对国内高净值人士在资产配置与管理规划上对专业机构服务的需求，国内商业银行应该将财富管理业务作为自身的战略性业务进行培育。长期以来，西方银行一直把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业务等金融服务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银行通过完善服务功能，组合金融资源，提供高级金融服务，满足了客户复杂且标准极高的金融需求。国外银行已经通过银行业务表外化，确立了中间业务收入在其盈利中的主导地位。财富管理业务可以为银行带来投资管理、信托、托管、咨询、组合服务等多渠道的费用收入，已经成为利润率最高、成长最快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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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富管理业务发展潜力巨大

财富管理在我国是新兴事物，但由于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需求旺盛，金融机构投入的积极性很高，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国民财富不断提升，新的富有阶层逐渐形成，高层次金融需求逐渐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外资的持续涌入，我国国民财富快速提升。截至2004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达12．6万亿元。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经济思想指导下，以企业家、知识白领等为代表的我国富有人群逐渐形成。据美林投资银行和凯捷资讯公司的《2004全球财富报告》统计，截至2003年底，中国内地的富豪总数已达23．6万人，资产总值为9690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较前一年增长12％，增长速度名列全球第五。财富的增加使人们对财富保值增值、税务策划等高层次理财需求日趋旺盛，个人资产的激增也对银行的个人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由专业人士代为打理个人财富的理财观念渐入人心。

我国开始步入老年社会，理财规划日益重要，财富的世代转移渐成焦点。随着科技医疗的进步，人类寿命越来越长，我国社会老年化速度加快。2003年中国有老龄人口1．3亿，而2004年中国老龄人口已达1．42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1％。预计到201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1．6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2％，并将于2015年突破2亿，而到2044年前后甚至将高达4亿。在人口日益老化的情况下，预期会有相当大比例的财富移转至下一世代。老年化社会凸显理财规划的重要性，人们对建立退休、教育和应急基金、管理个人资产和债务、为子女或自己建立教育基金、为未来生活提供保险、合法避税、积累财富等事宜会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从而寻求个人财务策划专家的咨询或建议。

我国银行业开展财富管理业务热情高涨。首先，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和发展为商业银行开展财富管理业务创造条件。我国金融改革经年，在证券、保险、银行、基金等领域从无到有，不断完善，基本形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的整体框架，在制度和体制上为财富管理业务的开展提供了保证。此外，如箭在弦、呼之欲出的金融控股公司和在混业经营方面的诸多有益探索都对为商业银行开展财富管理业务、开发理财产品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其次，激烈的竞争推动商业银行开展财富管理业务。国内银行业苦于激烈的低水平同质竞争已经很久，银行的边际利润渐趋下降，再加上日益严格的资本监管制度和全球性的低利率市场环境，商业银行纷纷把目光瞄向成本低、风险小、利润高的个人业务，争相提出打造零售银行的口号，而财富管理则成为抢占制高点的重要砝码。从同一起跑线出发，商业银行谁也不甘人后。

第三，外资银行的进入催生我国财富管理业务。外资银行无疑是财富管理业务的先知先觉者，在人才、经验、产品上，更重要的是在混业综合经营的体制上，都比国内银行占有先机。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财富管理业务是其打破业务坚冰的利剑。2004年6月，花旗银行在华首家个人财富管理中心落户上海，以其优秀理财智囊团队、全球共享的市场分析和资讯、卓越的个人理财工具、创新理财产品以及贵宾生活体验，吸引国内高端客户并为其提供世界一流的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外资银行将理财规划的概念引入了客户服务，一般都有专门的理财经理为目标客户服务，针对客户本身的情况和特点量身订做理财规划，根据理财规划选择产品。外资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开展，对国内银行在造成压力的同时，也提供了效法的榜样，对我国银行业的财富管理业务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我国银行业开展财富管理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对个人的金融理财服务仅仅局限于储蓄、代收代付等。1997年，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率先在国内银行界成立了私人银行部，客户只要在私人银行部保持最低10万元的存款，就能享受该行的多种财务咨询。1998年，中国工商银行在上海、浙江、天津等5家分行进行“个人理财”的试点。此后，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尝试开辟“理财中心”和“理财工作室”，开展理财业务。

2004年起，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先导，一批冠名“理财产品”的创新型储蓄投资产品被纷纷推向市场，“理财”这一词汇从此深入人心。综观这些产品，在客户选择上均设置了一定的门槛，在收益上都高于同期储蓄利率，在流动性和税收等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安排，初步具有了财富管理业务产品的基本特征。不过，这类理财产品的主要卖点在于在固定利率制度下博取利差，只能说是财富管理的初级阶段和部分内容。随着财富管理的概念深入人心，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加快，这类理财产品的道路不可避免地越走越窄。此外，金融机构开发或代销的理财产品还包括货币市场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开放式基金等。

我国银行业开展财富管理需面对的挑战

展望我国银行业开展财富管理的未来，需要多方努力。

推动混业经营，为银行业财富管理创造宽松的政策和法律环境。

财富管理是个混业经营的概念。在混业经营体制下，商业银行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战略联盟、市场协议等方式从事银行业、票据金融业、信用卡业、信托业、保险业、证券业、期货业和创业投资业，拥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人寿与财产保险、基金、投资信托等各种金融业务。不同行业的金融企业之间共同营销、共享信息资源，共同利用营业设备和营业场所，实现协同效应。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开展财富管理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如鱼得水。

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金融机构只能分业经营，银行不能经营证券、保险业务。这一限制对我国银行业开

展财富管理最为致命。首先，分业经营制度下，商业银行的理财中心无法接收客户资产并代为投资、管理，只能提供建议、销售大众化产品，导致“只有建议、没有操作，只有销售、没有服务”的理财局面，从而大大限制了财富管理的业务内容和服务质量；其次，长期的分业经营局面使得银行与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之间一直各自为政，员工的专业交流很少，每个银行的理财服务都是基于本银行现有经营品种基础上的优化组合，从而大大束缚了理财专业人员的手脚，影响理财的最终效果；第三，财富管理客户资源有限，品牌效应明显，客户忠诚度高，决定了其“先入关中者为王”与“赢者通吃”的特点。我国商业银行在财富管理的品牌、经验和实力诸方面本来就存在先天不足，如果又长期被分业经营的枷锁捆住手脚，坐视外资银行长驱直入，必然加大差距，永难翻身。

西方银行的实践表明，财富管理必将成为商业银行个人业务中的核心内容，成为银行间竞争的重要砝码。有鉴于此，从我国银行业的长远发展着眼，适时适度放开“混业经营”的闸门，不仅是财富管理业务之大幸，更是我国银行业发展腾飞之大幸。

培养专业人才，做好银行业财富管理的人才储备。

财富管理对从业人员提出很高的要求。理财专家要扮演3个重要的角色：客户的金融顾问、心理指导员和财务控制者，既要对银行、保险和投资产品具有深入的了解，又要熟悉国家税务方面的法律法规，能够准确判断当前经济发展趋势。此外，理财专家还要具备优秀的与客户沟通的能力，以赢得信任，了解并启发客户需求，解决其理财方面的困惑(参见表2)。

在数量上，财富管理需要大量合格的专业人才。财富管理的个性化服务要求每名理财专家只能服务一定数量的客户。例如，高盛每名投资专家服务的客户数量被限制在10～25名以内，从而确保高盛能够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我国目前银行的理财人员严重匮乏，且大多是原来的柜台员工，对证券投资和保险业务不甚了解，加之理财产品结构简单，所以理财建议还只是停留在为客户提供有限的理财产品选择、个人存单质押等与传统储蓄业务相关的服务上，功能也多限于产品推介，对于售后服务和财富规划鲜有涉及。未来的理财商品趋于复杂化，产品生命周期趋短，理财人员如果在一知半解的情况销售商品，不仅无法为客户累积财富，反而易使客户资产陷入投资风险，从而影响银行商誉。可见，只有快速提高财富管理专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才能适应财富管理业务规模发展的需要。在这一方面，银行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专业认证制度，培养出一支财富管理的专业队伍，靠真实的业绩打出自己的财富管理品牌，赢得客户的信任。

转变观念，推动商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走向成熟。

随着金融竞争的日趋激烈，财富管理业务在商业银行整体业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与国际银行业相比较，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以财富管理之名进行的理财活动还有待升级和完善。商业银行只有凭借其灵活的经营和专业化优势建设雄厚的客户基础，立足本国、本地区等特定客户或产品市场，提供优质金融产品和服务，才能在财富管理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国商业银行财务管理业务的成熟和完善有待于商业银行转变理财观念：由单纯销售产品转移到为客户提供服务；由鼓励产品成交延伸至后续服务；由单纯追求理财的高收益转移到为以风险控制为前提，确保客户财富保值增值；由面向大众提供个人银行业务转移到细化客户人群，培养长期客户关系；等等。

商业银行应尽快建立自己的财富管理中心，打造财富管理品牌和银行的商业信誉，对高端客户进行系统性维护，并对单个客户开展理财规划服务。财富管理中心作为财富管理的专门机构，不仅意味着机构本身，更意味着财富管理业务的保障机制。财富管理涉及的业务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银行资产、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财富管理中心的建立可以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有效整合前后台业务，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2005年9月，招商银行成立“金葵花”财富管理中心，为各网点客户经理在理财服务方面提供有力的后台支持。我国银行业财富管理在神似国际同行之前，先做到了形似，应该说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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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韬中国银行济南分行财富管理中心理财经理，经济学硕士，擅长投资策略分析，对股票市场有一定研究。

理财箴言：规划财富享受人生

如何理财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经常困扰着大家。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有些简单的理财方法可供大家掌握和使用，正所谓理财之道――大道至简。

理财是一门严谨的学科，犹如中医一般，需要望闻问切才能提供最佳理财方案，在理财咨询中，您需要提供收入、支出、资产(车子、房子、股票、基金、保险等)，负债以及理财目标等，专业的理财规划师才会给你提供台适的解决方案。

―般而宙，首先最基础的理财方式是要学会记账，通过记账来发现自己的收入与支出的合理及不合理的项目，进而开源节流。

其次是保险的保障，保险在理财中的作用非常大，哪怕你赚了50万、100万，如果没有保险的保障，也有可能―夜之间回到解放前。所以，拥有一定的保障是必须的，建议先从保障型保险开始，比如意外保险和健康保险。

再次，现金流的准备，一般需要储蓄3-6个月的生活总开支来应付比如突如其来的意外、疾病，或者暂时性的失业而导致没有收入来源。比如我的月消费是3000元，那我应该留多少备用现金?一般来说3000×3=9000元，3000×6=18000元，建议保留1万5左右的活期存款。

关于定存、国债和黄金。定期存款的收益真的很低，放在银行里一天就贬值一天。债券的收益率其实并不高，属于保值类的，有一些就好。而黄金，除非你是专业的炒家或者是有百万以上资产，否则不建议资产低的^去持有黄金来保值。

关于基金定投。是要高风险、高收益还是稳健保本有收益。前一种买股票型基金，后一种买债券型或货币型基金。确定了基金种类后，选择基金可以根据基金业绩、基金经理、基金规模、基金投资方向偏好、基金收费标准等来选择。基金业绩网上都有排名。稳健一点的股票型基金可以选择指数型或者ETF。定投最好选择后端付费，同样标的的指数基金就要选择管理费、托管费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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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财规划过程中，要始终把握好三性：即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目前可供选择的低风险理财方式有：银行存款、国债、货币型基金、中短债基金、保本型基金、保险等；较高风险的理财方式有：房地产、股票、股票型基金等。理财规划的作用就是综合考虑，把资产按不同的比例配置在这些理财渠道上。

具体的配置方式会因理财的目标和期限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投资期限越短，越接近需要用钱的时候，投资组合应该更多考虑安全性和流动性而非收益性，组合中高风险的比例应该越低。

如果一个45岁的投资人有5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是为其孩子上国外大学而预备的。如果他一个月后就要交这笔学费，那这笔钱最好不要投往股市这种高风险的地方，或房产这种流动性较差的市场，而应该去购买货币型基金等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因为如果这笔钱在股市中有所损失，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业。但是，如果他是10年后才用这笔钱，那就不建议他把这50万元放在货币基金或银行存款中。因为以5%通货膨胀率计算，10年后这笔钱相当于30万元，而目前2%左右的定期存款利率及货币基金收益率，根本无法抵御通货膨胀对财富的侵蚀。同时，因为有10年的投资期限，可以承受更多的风险，即使在股市或股票基金上出现了一时的亏损，也有时间等待股市好转，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筹备资金，不至于影响到孩子的读书计划。

资产进行动态配置

因此，在我们对自身资产进行配置的时候，应考虑所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性，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资产进行动态的配置，在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做到“虎头、猪肚、豹尾”。随着年龄的增大，高收益的资产在配置组合中的比例应该逐渐降低。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其理财目标多为长期性，可以采用进取型策略，将大部分资产配置在风险相对较高的理财方式上，即“虎头”；步入中年后，则应该采取稳健型的策略，降低高风险理财方式的比例，把年轻进取投资累积的财富积淀下来，即“猪肚”；即将退休时，资产配置组合中就应该更加偏重流动性和安全性，高风险理财方式的比例要大幅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保守的固定收益的理财方式，享受过往的财富积累，即“豹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