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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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得到了逐渐的改革，但由于经济发展转型起步较晚，在其发展方式转变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为了更好、更快地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进行详细部署。要想深入理解我党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规划和部署，就必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的互动进行深入研究，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增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法的互动，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

一、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法的相关概念

经济发展方式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组成的转变、经济发展效益提升、改善经济发展分配方式等众多内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指通过调节投资、消费、出口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改良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发展方式，进入从整体上增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科学化手段。我国经济发展在发展方式转型的号召下正逐渐朝着多元化发展，旨在提升员工专业素养，改善经济结构，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下，提升经济开发与经济创新能力，完善经济管理模式的同时，丰富经济发展管理理念，为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奠定夯实的理论指导基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增进我国经济发展同全球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程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切入点主要体现在从节约环境资源、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在经济发展中吸取传统经济发展的精髓，填入时代化元素，不断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检验反馈方式，完善我国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增强我国经济在国际地位中的竞争能力。经济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法，通过自身带有的法律约束性，不断引导我国经济发展朝着健康、科学的方向进行。经济法的不断完善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效率和成果，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转变也为完善、修订经济法提供了实践反馈。所以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中，要将其转变紧密与经济法相结合，增进二者互动互馈力度，通过法律法规的指导，及时纠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向的同时，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反馈，对经济法进行不断充实和完善。

二、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法互动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资源的极度紧缺，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的不断迈进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要想改善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资源能源问题，就必须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行深入研究。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党在十七大报告中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全面部署，并提出了科学发展我国经济的创新型理念，以求进一步增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正确、科学转型。因此，我们更应该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深入研究，冲破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的冗杂障碍，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面临的难点和重点进行逐一研究，并通过与经济法的紧密互动，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率和质量。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以传统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体现出高能源消耗，高成本投入，高污染排放，低利润回报，低成果反馈等众多有待提高完善的方面。所以，在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要注重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平衡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结构关系，优化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同时，促使个体局域经济与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进而促使经济发展有质的飞跃。经济法的存在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法律支持和法律保障，更为其转型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向。经济法的出现可以及时调节我国经济市场的相关经济行为，是我国经济发展可以沿着正确转型的道路，不断实践发展转变理论。而经济法的不断完善又是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果反馈，二者相辅相成，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促进自身的完善和发展。由此可见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互动的研究，不但可以丰富、完善我国经济法发展，还可以从分本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创新性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意义。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的互动关系

在开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的互动关系研究中，首先，应该从二者的基本内容出发。经济法作为我国的法律法规，主要强调国家政策与原则，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注重提升劳动者的专业综合素养。实行经济法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切实权益，改善我国生态健康发展问题，节约可用资源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在经济法的规定和号召下，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将得到大幅度提升在，这对于提升我国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企业单位的劳动法、企业法对用人单位的人才获取要求做出了明确的法规规定，劳动者应该具有其职业岗位要求的工作技能和专业素养，同时也明确地阐述了劳动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在宏观调控上也明确了对劳动者工作劳动能力的保障，引导劳动者注重自身创新能力以及专业综合素质的培养。我国以往的经济法强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然而正是由于国家对经济市场的宏观调控力度过大，直接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体现出经济发展萎靡不振的不良现象。所以，要想进一步进行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法互动，就需要弱化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注重提升劳动者的专业综合素养，营造积极、放松的工作劳动氛围，促使劳动者可以在快乐、愉悦的劳动中激发自身劳动工作潜能。除此之外，还应该对当前经济管理机制进行优化改革，促使我国经济法能对经济发展方向做出明确指导，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法律的保障。需要注重的是，在创建、改革经济管理体系中，应该将劳动者的自身素质和存在潜能考虑进去，对劳动者的能力进行具体要求规范。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法实施的关系

私营企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我国经济结构，还为更多的劳动人员提供了就业发展机会，这就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客观的成就，在市场经济发展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为主体经济开拓了宽广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得益于经济法的实施和完善，经济法的实施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法的实施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法的完善首先应该从加强企业单位法律意识出发，制定出长期规划性法律法规，进而通过法律对企业单位的经济发展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并为企业单位制定规划路线，以及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为不同行业提供良好、完备的法律指导。其次，应该及时制定产业振兴计划，并通过经济发展实践检验后，纳入相应的经济法中去，及时出台这些法律法规。除此之外，经济法的发展实施，应该注重提升产品的实用性能，不断丰富产品的功能，以求为消费者提供完善的服务。最后，应该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以及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对经济法的发展进行相应完善，对公司法、劳动法进行相应的完善，以求不断促进产业经济发展趋向多元化，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企业单位经济稳步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转型起步较晚，在其发展方式转变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难点，我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措施和相应理念，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的互动可以进一步增进我国经济发展。要想深入理解我党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规划和部署，就必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的互动进行深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经济法的发展、完善提供了科学、有效的反馈，与此同时，经济法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法律保障，二者相得益彰，无时无刻不存在互动的关系。在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要减轻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注重劳动者能力素养的综合性提升，在完善我国经济法中，应该注重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劳动者能力要求，不断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并通过经济法发展方式转变的反馈进一步完善发展经济法。

作者:董丹妮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熊靓.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的互动研究[J].市场研究,2016(1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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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的引导下，经济发展迅速，但因为企业的增多，环境保护问题又成为当前需要引起人们关注和重视的焦点问题，在日益突出的环保问题面前，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式需要有所转变，要提高对高能耗企业的限制，并对其进行改善，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经济是在国际恶劣环境的挤压中成长起来的，而我国农村的经济更是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尤其在近年来城乡一体化的形势下，我国农村的发展更为迅速，这是可喜的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让我们担忧的方面就是当前农村经济结构体系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单一而又粗放式的经营与管理模式，使农村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和破坏，致使我国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在对于农作物的培育方面，人们已经用大量的生物化肥代替了原始的农家肥，虽然产量高了，收入好了，但是却对土壤及周边的水源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而且在农村生活垃圾也成为污染环境的一大因素，所以说在低碳经济视角下，必须要转变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式。

二、低碳经济视角下影响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

（一）缺乏低碳理念。虽然在经济的不断发展中，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很大的转变，但由于低碳经济刚刚起步，人们对于它的了解不深，而且低碳经济在农村产业中的发展也不成熟，这就使大家无法将农村产业与低碳经济融为一体。同时，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工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各种工业废物排放的增大，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农村经营模式的制约。从我国农村经营模式来看，大多数的农村产业都是以小规模、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模式为主，这些小企业的生产规模小、能力低，但却具有很大的污染性，如果不加以制止或转型的话，就是对我国环境造成污染的一大因素，再加上农村人员的综合素质还十分低下，他们对于低碳经济不支持、不认同，这更是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三）经济发展缓慢。虽然我国农村经济已经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大发展，但因为基础设备配备不齐，机械化水平相对落后，使得生产效率十分低下，经济发展水平也非常有限，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大家就会不顾低碳环保理念，而进行大肆扩大生产，这样的现状不仅不利于农村产业的提升，还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影响，十分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办法及策略研究

（一）转变经营模式。要想在低碳经济视角下使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得到有效的转变，就必须从农村的经营模式入手，对各家各户的小作坊进行合并、重组和改造，使其规模不断扩大，便于管理和治理，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达到治污的效果。

（二）引进先进技术。农村经济虽然发展了，但低碳经济却缺乏先进的技术，所以要想达到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要将先进的低碳环保技术引进到农村产业当中，这样才能使农村建设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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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是世界范围内存储量最为丰富的能源，由于其成本低、可开采量大，因此在工业发展和人类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煤炭采掘业发展较早，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经将煤炭作为优先发展企业。我国是能源大国，煤炭在我国的储量占到了70%，由于石油、天然气的储量十分稀少，因此煤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主导地位都不会被改变。

1.制约煤炭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

1.1制约煤炭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

对煤炭企业来说，生产规模大、产品多元化是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较长的煤炭产业链能够将各煤炭企业连接起来，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对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煤炭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和合作，就会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导致资源被严重浪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的煤炭企业长期以来走的是粗放经营的道路，产品结构单一，开发能力不足，技术相对落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各个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且企业之间的竞争力日趋激烈，煤炭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科学发展观要求企业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出新的发展道路，而企业最看重的往往是利润，‘先发展、后治理”的错误观念影响至深，在实际作业中，煤炭企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他们只在乎自身利益，并没有为后代着想。煤炭企业必须转变目前的经营模式，建设以新能源为主导的煤炭企业，以技术为先导，促进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传统的单一结构生产模式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如果不加快转型，在新时期下，甚至会成为阻碍煤炭企业发展的罪魁祸首。

1.2制约煤炭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首先，煤炭企业要树立正确的经济发展意识，对循环经济在市场中的作用予以肯定，由于我煤炭企业长期以来受到传统产业模式的影响，面对新形势，很难一下子彻底转变，煤炭企业要不断完善各个环节的管理制度，加强监管力度，转变目前的单一生产结构，加大资金、技术投入，不断开发煤炭行业新产品，以技术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其次，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在进行市场调配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合理规划，此外，政府要加强对煤炭企业的监管，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管，那么煤炭企业在没有正确指导的情况下，就会失去方向。如果煤炭企业过于看重经济效益，过度开采，就会引起地质变化、环境污染。有些环境问题并不是当时就能突显出来，而是我们后代的生存环境会受到影响，从长远考虑，转变煤炭企业经济发展模式迫在眉睫。

2.国外煤炭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启示

首先，美国政府对于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给予高度重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煤炭企业经济转型的政策，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不断完善，对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地位给予肯定，对煤炭企业的关注和监管力度十足，并将此上升到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的高度。

其次，美国政府和美国煤炭企业大量投入资金，用于煤炭新产品的开发以及煤炭副产品的处理工作，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洁净煤技术、煤炭零排放技术等都是美国政府加大资金、技术投入力度，所取得的科技成果，这些先进的技术为煤炭企业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同时也是带动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美国政府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煤炭企I的循环经济发展。无论煤炭企业的规模大小，也无论地区的偏远程度，都能有效地运用市场机制实现对矿区的治理等工作，并且提高了煤炭企业的自觉性，从根本上为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动力保障。

第四，美国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逐渐将社会各方力量吸引进来，在共同推动下，促进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美国民众、行业组织以及科研院所都积极地投入到煤炭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中。

3.转变煤炭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3.1统筹兼顾，合理规划

从宏观上来说，煤炭产业属于产能过剩产业，大量煤炭资源的开采，虽然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也出现了煤炭产量过剩的情况，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老矿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煤炭资源浪费现象，因此，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对煤炭行业的调控和监管力度。首先，国家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对煤炭企业的发展进行积极引导，加大对煤炭资源的勘探力度，统筹兼顾、合理规划，为煤炭企业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能源保障；其次，对现有的安全保障情况进行深入了解，明确煤炭企业需要加强的安全保障环节，煤炭企业要严格按照核定能力开展煤炭作业，保证老矿区的煤炭生产得以接续，最大限度为煤炭企业的发展提供稳定保障；第三，新开的煤矿必须结合矿区内煤炭资源的实际情况，对煤矿的规模予以设定，与全省煤矿大基地建设规划相适应，对于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项目，要严格禁止，不予申报；第四，地方政府要对辖区内的煤矿进行全面走访，发现不符合国家标准、环保要求、严重浪费资源的小型煤矿，要予以停业整顿和取缔；第五，加强对煤炭企业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提高薪资和福利待遇等手段，吸引更多的高素质、高业务能力的人到企业中来。

3.2建立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鼓励政策

资源和环境属于人类共享，煤炭企业在技术上实现了循环，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就会转化为经济，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政府要制定行之有效的规范，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其一，政府通过建立制度的手段对煤炭产业的参与者进行规范和限制，制度的建立要从量方面着手，即以法规等为代表的正式制度和以行业规范等为主的非正式制度，保障煤炭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章可循，不断明晰经济主体的利益。其二，政府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激励政策，逐渐引导煤炭企业朝着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

3.3提高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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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科技创新，区域布局，资金供给，人民币汇率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内、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我国工业的发展条件和环境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工业经济效益。

首先是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导致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国内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使我国工业发展依靠进口的程度不断提高。目前我国石油进口量已占石油消费量的40%以上，铁矿进口量已占国内需求量的50%；进口的铝土矿占国内需求的比例为33%，进口的铜矿占国内需求的50%。另一方面，我国工业构成中的重化工业显著提高。1998年以来，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持续高速增长，平均长速度比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高出4个百分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比例由1998年的55：45变为2006年的69：31。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的比重上升，加剧了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在资源供给紧约束的情况下，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工业生产成本上升。

其次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加快。从总体上讲，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现阶段仍然具有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但这并不等于我国可以长期保持低工资水平不变。持续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总量已进入低增长时期，城乡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政策的不断调整，农民从事农业的收益逐步提高。在这一背景下，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供给呈现下降趋势，工业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是个必然趋势。

三是部分行业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超出了当前的社会有效需求，其产品难以在市场上得到充分实现，生产能力闲置率超出了合理界限。2002年以来，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并逐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导致部分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从工业发展的普遍规律看，生产能力相对的过剩，有利于促进竞争，淘汰落后。但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必须是适度的，在利用率低于70%的情况下，将导致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产品库存增加。

四是企业的资金供给条件和人民币汇率不断变化。银行贷款利率的多次上调，加大了企业资金成本；人民币汇率升值，使我国的贸易条件发生新的变化，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相对下降。

五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在逐步提高。在现代社会化的大生产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是孤立进行的，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中运行的。企业既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也要兼顾外部经济性的要求。利润最大化是有条件的，即在追求出资人利益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高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对污染物的治理以减轻环境污染，都会增加工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六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并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贸易大国，加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加。特别是通过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技术标准措施，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

上述变化不是暂时的、个別的，而是长期的和全方位的。它直接制约和影响到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结构和效益。应对这些变化的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式增长，使工业发展转移到提高资源配置和运行效益的基础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又好又快的发展。2007年我国GDP比上年同期增长11.5%，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8.1%，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9%，居民消费品零售物价上涨了4.5%。这种高增长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转向经济过热，加剧通货膨胀。因此，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继续实行从紧控制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经济增长目标的合理选择是，GDP的增长率保持在8-9%，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率高4-5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控制在20%左右。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配置的结果，同时又是再生产过程的新起点。我国工业结构的突出矛盾表现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集中度低，生产工艺和技术落后、能源消耗高、严重污染环境的资源密集型中小企业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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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发展方式转变及相应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深化，是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一次深刻转型。2010年初。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当前，应在继续巩同经济总体同升向好趋势的同时。抓住有利时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增强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复杂局面能力的需要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是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是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加大了我国经济减速压力，也增强了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动力：二是绿色能源革命使我国科技发展面I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也扩大了我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市场空间：三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回归实业将挤压我国产品的市场空间，也充实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四是我国国际地位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面临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推进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增强我国发展主动权的需要，也是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要求。

(二)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

中国经济实现3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结构化问题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与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主要是：内需与外需、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高，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服务业发展滞后，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以上问题，部分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部分源于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部分在于体制机制不适应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提高产业梯次转移质量和效益的需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动加快，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步入新阶段。这种形势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然而，在现代产业链中，研发、生产、流通环节的附加值曲线呈现两端高而中间低的形态。研发、流通环节的附加值远远高于生产环节，大体呈“V”形，称为“微笑曲线”。目前，跨国公司掌握的研发环节和流通环节，投入的主要是信息、技术、品牌、管理等知识密集要素，具有不可替代性，跨国公司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我国缺少核心技术的大多数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主要从事制造加工环节的生产，所需的主要要素是土地、厂房、设备、能源等物化成本和简单劳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较多，企业能够获得的利润空间极其有限。产业承接质量和效益不高。提高产业梯次转移水平是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能力的重要着力点。

(四)钱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需要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饯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不仅要求始终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且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符合不同发展阶段和广大人民的新要求。这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要体现发展内容的全面性，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要体现发展过程的均衡性和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要体现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可持续性，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仅满足当代人生活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能够造福于子孙后代。这些都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注重数量和速度的粗放型发展转向注重效益和质量的集约型发展。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

(一)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

加快推进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从而谋取经济长远发展的主动权。在自主创新能力培养上，除加大国家投入外，调动企业研发积极性至关重要。在政策上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开发，在产业化方面给予企业必要的政策支持，在新产品的市场化推广上给予有效的帮助。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重视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强质量和标准建设，培育自主品牌，争创国际竞争新优势。

(二)有力提升经济结构调整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

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机遇和挑战，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一是着力增强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发挥消费对优化投资结构的引导作用。更加注重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合理性，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二是推进城镇化带动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开拓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的新空间。在城镇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三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向国际分工价值链高端移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瞄准国际科技和产业前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重点培育生产业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

积极推进改革创新，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打破市场分割，探索建立有效推动生产业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尤其是在金融业开放、技术研发投入方式、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信息服务政策支持、商务服务的国际融合机制等方面取得大的突破。大力促进东部大城市率先进行经济转型，加快建设若干个具有金融服务功能、技术创新功能、商贸商务功能、信息支撑功能的大城市，带动我国生产业的整体发展与功能提升，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四)优化配置金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

为使金融体系的运行更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是在金融配置资源过程中，紧紧围绕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财税、产业等相关政策紧密配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切实加强政策指导，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源向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向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效率提升倾斜。二是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控，从严限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消耗型的企业和项目的融资支持，促进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提升经济发展整体实力提供有力金融支持。三是推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继续完善公司治理，加强经营管理、风险控制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发展面向农村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加快金融市场创新发展，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发展直接融资，优化融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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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立足点——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发展方式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相当突出。具体表现为：制造业产能过剩严重，重复建设问题没得到根本遏制，产业结构不合理矛盾突出，城市化发展质量不高，等等。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就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如果不尽快改变过去那种“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即便国内生产总值上去了、甚至跃居世界前列，但中国也很难真正成为世界强国。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坚决克服重规模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的倾向，真正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去，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四个着力——要把推动发展的重点放到“四个着力”上

——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改革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增强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过程。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还不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等问题，仍然严重地制约着市场主体的活力。因此，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创造体制政策环境。

——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创新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强化创新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我国如果不能快速提高创新能力，将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更加被动。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抓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力依靠创新驱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形成新的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随着欧美等推进“再工业化”，我国一些领域现有的生产能力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我国目前这种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已经极不适应发展需要，迫切要求适应市场需要变化，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着力构建与绿色发展、新能源、信息化相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我国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并逐步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土地供应日趋紧张、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传统优势正在逐步削弱，迫切需要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进一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五个更多——加快形成“五个更多”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国内外经验表明，只有立足内需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我们必须尽快改变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增长格局，努力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需持续扩大、民生不断改善的基础之上。

——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加大了资源环境和就业压力，也制约着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

——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要素数量投入，致使各项要素技术含量不高，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贡献有限。要改变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赚取微利润的发展方式，促进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推动，逐步形成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核心的新的增长动力。

篇7

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付出的代价过大。自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确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方针以来，我国虽然已在这方面取得不少成效，但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更加突出，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影响短期的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将严重制约长期的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当前的发展实际出发，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两个字的改动，寓意深远，意义重大，针对性和指导性更强，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第一，更好地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但这种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协调、不全面、不可持续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就是简单地把增长当作发展、把增长作为第一位的追求。“增长方式”主要是就增长过程中资源、劳动、资本等投人的效率而言的。而发展方式则不仅包括了经济效益的提高、资源消耗的降低，也包含了经济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等内容。增长方式只回答了在要素投入方面用什么办法做大“蛋糕”的问题，而“发展方式”不仅在要素投入上回答怎样做大“蛋糕”的问题，而且在发展道路上回答了用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做大“蛋糕”的问题。所以，用“发展方式”替代“增长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第二，更深刻地反映了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的要求。内外需结构不平衡，国内需求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以及体制机制不健全，是转变增长方式提出多年而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我国各方面条件比较好，必然成为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最便宜的“加工工厂”或“生产车间”。这就必然带来投资、工业和出口的快速增长，而投资、工业的快速增长又必然带动消耗高、排放多的投资品生产的扩张及这些产业的投资扩张。加上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工业和出口的快速增长又必然主要依靠附加值低而占地多、消耗多、排放多的贴牌生产方式来实现。这是支撑现阶段粗放增长方式的机制。因此，单纯就转变增长方式做文章很难收到预期效果，必须直奔成因，从本源上抓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等的调整，抓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内外需结构平衡了，产业结构优化了，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消耗高的粗放型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用“发展方式”替代“增长方式”，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更强、现实指导意义更大。

第三，更全面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是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也包括获得清洁的水、清新的空气、绿色的空间、惬意的环境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一些地区不顾自然规律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导致生态系统整体功能退化，越来越多的区域成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空间。由于一些地区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短缺，绿色空间锐减，环境污染加剧。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收人增加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而且也要求以尽可能少的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要求我们确定更全面、更体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方针。所以，用“经济发展方式”代替“经济增长方式”，更好地体现了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需要的内容。

实现“三个转变”

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这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

(一)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是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问题提出的。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更加突出，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将严重制约长期的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当前的发展实际出发，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寓意深远，意义重大。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这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

国内需求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6%，其中，国内需求的贡献率高达92.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只有7.4%，即使近几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91.9%。而且，我国今后仍然能够主要依靠不断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人口大国尤其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具备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的有利条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将为经济增长创造庞大的消费需求；工业化进程加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投资需求；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将为经济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内需空间。

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必须处理好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关系。近几年，我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的贡献率持续降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年的21.7%，增加到*年的40.7%。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年的63.8%，降到*年的38.9%。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增长并不慢。据世界银行《*年世界发展指标》，*―*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7%，远远高于美国的3%、世界平均的2.4%。但问题是，我国投资增长更快，从而使投资与消费出现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依靠资本形成；从消费领域自身来看，消费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这一问题，制约了经济健康发展。

因此，要保持持久稳定的增长而不是短期的繁荣，必须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二)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问题提出的。

农业基础薄弱，“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工业大而不强，制造业规模虽已位居世界第三，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世界知名品牌。消耗高、污染多的行业和企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需求。与此同时，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方向出现偏差，近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格局不仅没有改变，反而继续强化,进一步加重了资源环境的压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年以来一路攀升，由44.8%提高到*年的48.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5.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年达到峰值以来一路走低，由41.5%减低到*年的3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5.7%降到38.6%。

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影响经济的稳定性。因此，必须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推动发展的主线，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壮；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三)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经济增长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人的增加和简单劳动，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的问题提出的。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为2.26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左右。但为此投入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却比产出所占比例高得多。*年，我国消费石油3亿吨、原煤21.4亿吨、粗钢3.5亿吨、水泥10.5亿吨和氧化铝1561万吨，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8%、39.6%、31.8%、47.7%和24.4%。即使考虑汇率因素，我国经济增长付出的能源、资源代价过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知名品牌，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占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24%，但自主品牌不足1%，且没有一个世界名牌。美国《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年公布的全球100个著名品牌中，美国拥有50个，欧洲占有38个，亚洲也有11个(其中日本8个、韩国3个)，而我国却一个也没有。我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播放机等产品的产量虽居世界第一，但关键芯片依赖进口。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的新情况以及资源环境的压力看，我国己经到了必须更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等带动经济发展的阶段。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形成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

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经具备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关键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下功夫，努力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按照“三个转变”的要求，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应着力完成以下带有战略性的重大任务。

(一)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着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四)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篇8

前几年一直说，中国经济存在着内外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不足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使得我国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过去30年我国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因为消费需求不足，一直缺乏内在动力。前几年我们是依靠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出口来弥补国内的消费需求不足，维持了比较好的增长。可是到了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趋势。2009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把增速又拉起来了，但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从2009年到2010年，经过一段时间，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资产价格剧烈上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和泡沫出现，另外就是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这导致一个两难状况，一方面是内在动力不足，想要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有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撑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货币超发的后续后果显现出来了，又不能继续用扩张性的政策来支持增长。

碰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研究这种现象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从2008年开始，我们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通常用所谓“三驾马车”的说法，认为今后中国经济怎么走就看“三驾马车”，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分析的结果就是，为什么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三驾马车”中有两驾已经不行了，出口遇上了金融危机，同时消费也上不去。很明显，“三驾马车”的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用来分析宏观形势的方法。

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处理的是短期问题，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来处理长期问题。我们长期发展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中国面临“两难”困境的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分析。2008年的问题在于，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进出口顺差一下降，就造成了总需求不足。因此，2009年的政策重点就是尽力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扩大总需求，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三驾马车”的思路脱胎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所以，单纯依靠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抓紧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两难困境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西方国家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也就是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特点就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一五”计划后沿袭了这一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存在很多弊病，因为它要靠投资来驱动，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从而导致最终需求不足，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我国前几个“五年计划”，也是走的这条路。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学习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经济体用进出口来弥补内需的不足。采取出口导向政策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一些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大量闲置劳动力能够得到就业机会。我国大量劳动力，大概是1.5-2亿人口，从农村低效领域转移到了城市相对高效的出口加工业就业，使得整个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可是我们看到，所有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经过10-20年用出口导向政策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之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带来了后续效应，资产泡沫膨胀到一定阶段就会破灭，造成整个市场崩盘。日本是这方面最典型的，在高速增长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内需不足，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以至于采取了贸易立国的政策，用出口导向政策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出口导向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汇率本币低估的政策，这一配套政策在前期是有效的，但当这个政策成功地执行了10-20年之后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因为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上的优惠，也就是补贴，创新的动力就会削弱。有些经济体就此变成了一个劳动密集专业户，不再搞创新了，减弱了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宏观问题，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将会大量增加，这就会造成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造成贸易摩擦。这时就需要选择：其一，让本国货币升值，如果本国货币升值，出口导向政策就会持续攀升，追求外汇结余肯定就不行了，因为在均衡汇率这一点上，应该说是不会有外汇存底增加的。其二，坚持出口导向政策，这就需要保持本币的低估，因为改变这种本币低估状态会涉及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出口企业的利益，出口地区的利益。继续保持本币的低估，采取中央银行干预的方式，让央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结果就是收购外汇来支持外币汇率，压制本国货币。这样，央行就只能被动超发货币，货币多了，无外乎就是流向两个地方，一是资产市场，二是消费品市场，走到资产市场上去就会形成资产泡沫，走到消费市场上去就会造成CPI快速提高，也就是通货膨胀。

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才能营造吸引人才、鼓励创业的环境。因此，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

三、全面改革要有顶层设计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走出上述的两难困境呢？在我看来，就是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把“标”和“本”结合起来治理。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然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前功尽弃。有人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些绝对化，一方面，“硬着陆”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另外，我们的宏观当局、央行的专业水平很高，如果方针决定了，他们能够引导经济实现“软着陆”，这种可能性仍然很大。所以，要用稳健、灵活的财政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又必须认识到，这种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在采取这样的宏观政策来保持脆弱平衡经济的基础上，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所谓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发展服务业。有人说服务业在西方国家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其实在20世纪初期服务业就脱颖而出，很快就超过了制造业，每年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都是三大产业中份额最大的，比如中国香港地区的服务业占到了90%。特别是生产业，它的发展是和分工同步的，随着分工而深化，服务业中有很多都不是像早期那样为消费者服务的，而是为生产者服务的，我们把它叫做“生产业”。分工继续深化的结果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战略型新兴产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一直到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也在研究。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解决呢？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是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此来反映供求关系，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可是我们的资源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现在的产权结构使得政府手里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那就是土地。各级政府都很容易用低价格把土地拿到手，变成可以用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我们的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上其他一些机制上的原因，各级政府对于支配信贷资源也有相当大的权力。有了这些权力，各级政府就会用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策，政绩的主要表现就是GDP的增长。因此，这一体制就造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步履维艰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走，而是朝着相反方向走，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的支配。

再者，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技术创新似乎也非常困难。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是自己的创新能力不足，那么，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前沿。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依然非常困难，原因就在于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技术有了发明却变不成产品，有了产品却又发展不成产业，一些企业勉强在市场上站住了，却总是长不大，而现代技术的进步非常快，几年过去以后，原有技术就不先进了，就沦为二流技术了。

此外，由于法治的地方化、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创新，因为“你创新我仿冒”，我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你都告不了我，因为有地方保护。所以，我们要求转变发展方式，但是体制上有障碍，好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费了很大劲，始终转不过来。

“十二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动力是改革，因为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只有改革，才能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为此，必须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

为了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改革要有顶层设计”被提了出来。现在国有部门的财税体制、金融市场、法治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都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的任务庞大而艰巨。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呢？首先要有顶层设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国家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在新的平台上又面临新的选择。这就需要由我们的执政党在顶层设计上做选择，在这个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要有这样的设计，包括经济系统、法治系统、文化系统、教育系统等等。

从经济方面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有待解决：一是国有经济，如何真正完成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改革目标；二是财政体制的完善，如何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三是金融体系建设，如何解决好我国的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在金融体系建设中，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目前的银行体系和政府监管体制下，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如果小企业没有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都会碰到很大障碍。所有这些问题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才能促进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此外，所有这些改革的关键都在于政府自己，政府应该下决心进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到，根据前几个“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的经验，全面改革势必遇到来自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主要有两个阻力：一是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就是在原有格局下得到利益的人们会有惯性来阻碍改革；二是意识形态的阻力，因为我国长期受到从苏联接受过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有这种意识形态的阻碍，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受到影响。所有这些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篇9

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经济若按照原有增长方式继续前行，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瓶颈制约。

首先是劳动力的瓶颈；其次是资源瓶颈；第三是环境瓶颈。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社会产品商品化的过程，那么，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启动的重要改革进程，就是社会及个人资产的金融化、虚拟化。金融和虚拟资本的运作必须服从于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如果为了片面追求GDP，或者为了某项其他的价值目标而将金融虚拟资产的扩张当作所依托的主要路径，最终的效果常常是适得其反的。

甄别利用比较优势

如果从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角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除了劳动力成本较低外，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别的优势。其实，换一个角度，若从经济整体来看，我国却有着巨大、众多其他各方面的优势。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优势也是毫不逊色的。

这首先表现在大国的特有优势。诸如：拥有世界排名前列的庞大国土面积，拥有世界上最为众多的人口，因而拥有十分广阔而纵深的市场潜力，也拥有了自建国以来长期积累形成具有相当实力的制造业骨干企业，以及作为支撑的科教体系等。

要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就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方面的“比较优势”。比方说，我们的很多企业都不愿意在先进技术和优质产品的研发上头花费很多投入，认为这是不划算的，还不如用我们的所谓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去交换他国的先进产品。从静态的意义上说，这样做也许有其道理。但是，从动态的形成竞争优势的角度看，则显然是很不适当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可能把自己本来拥有的优势拱手让给了别人。从更加深层意义上分析，现代经济并不像一些经济学教科书所描写的那样，是单个企业和个体代表的经济细胞的简单组合。事实上，它是由大小不同的经济细胞所组成的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就全球的经济网络体系来说，其中的一些大经济体依托所拥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尤其是处于高端的经济和产业位置，可以让那些较为弱小经济体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经济体。像中国这样日益壮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依附于其他的经济体上。

篇10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1（c）-0232-01

1 我国煤炭经济发展历程

1.1 煤炭经济发展历程

煤炭和石油是我国传统能源，为了实现煤炭供给的平衡，促进煤炭企业的健康发展，煤炭行业进行了不断的调整，煤炭企业大致上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首先，粗放式发展阶段。粗放型和集约型都是经济增长的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通过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1978年到1997年是我国煤炭企业粗放式经济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煤炭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得以调动，煤炭供应趋向过剩。其次，1998年到2001年是煤炭行业艰难转变的阶段，省级地方政府加强了对煤炭企业的管理。再次，从2002年到现在是煤炭行业初步转变的阶段，企业重组和资源整合的力度加大，煤炭工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煤炭市场的供给和调控能力得到提高，煤炭安全生产的形势好转，煤炭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能力增强。

1.2 煤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煤炭行业虽然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转变，但是煤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还存在问题，煤炭行业经济效益增长仍然依靠煤炭价格提高和产量增长，煤炭产业循环经济项目的经济效益较差。其次，政府对煤炭企业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持力度不够，很多国家政策很难落实到实处。再次，环境治理问题突出，可持续发展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

2 转变煤炭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2.1 我国煤炭市场逐渐饱和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增强，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受到企业的重视，更多的节能材料和环保材料应用到各行各业中，煤炭的需求量大大减少。据估计，未来5年，我国国内煤炭消费总量会大幅度降低，这和我国煤炭供给能力的整体增强趋势是不符的，煤炭供给和煤炭需求呈现相反趋势，煤炭行业经济发展方式若不及时转变，煤炭会呈现大幅度的过剩。

2.2 煤炭企业经济效益滑坡

首先，煤炭产品要素成本增加。近年来，企业职工薪资加大，人力资源成本是煤炭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成本的加大直接就导致了煤炭生产成本的加大。我国加大了对资源税的征收标准，煤炭企业的税收负担加重，企业的经济效益滑坡。其次，非煤产业经济效益的解决。近年来，非煤产业经济效益规模扩大，但是物流、机械、铝业和建材等非煤产业经济效益较差，煤炭企业的还贷压力较大。

2.3 煤炭企业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国煤炭产量持续增加，这种增加主要是依靠生产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而不是依靠扩大经济规模、依赖技术进步、科学管理和经济结构调整来实现的，煤炭产业的技术进步非常缓慢，较大的人力资源成本也降低了生产企业的效率。煤炭企业应该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整合企业内部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发展核心技术，完善企业组织治理，提高生产人员整体素质，促进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3 关于转变煤炭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

3.1 煤炭产业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

随着各行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全社会环保意识的增强，“十二五”必然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时期，经济发展方式会出现实质性的转变。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这会对煤炭企业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目前我国煤炭企业已经实现了快速发展向平稳发展的转变，煤炭行业的领导和主管人员要达成共识，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变。首先，煤炭企业要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对煤炭资源、开采技术、环境容量、市场需求和灾害防治等因素进行综合的考虑，实现煤炭生产和消费的协调。其次，煤炭企业要树立集约发展的观念，依靠生产要素的合理构成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推动煤炭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再次，煤炭企业要树立发展理念，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

3.2 煤炭产业的战略性调整

煤炭和石油都是传统能源，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传统能源，这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相悖的，煤炭生产企业要推进煤炭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调整战略结构。首先，煤炭行业要加快现代化煤矿的建设，对生产能力落后的企业实行淘汰制，关闭不具开采条件和改造条件的小煤矿，提高大型煤矿的产能比重。其次，建立公平和开放的煤炭市场体制，依靠现代物流业来形成新的煤炭流通和储配体系，进一步完善煤炭价格机制。

3.3 推动现代产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煤炭生产已经接近顶峰，煤炭产业演进方式转变，煤炭企业急需向现代产业发展。我国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制定政策措施，确定煤炭产业的发展方向，为我国煤炭产业升级提供良好的条件，实现煤炭经济的转型发展。政府要实现煤炭企业的主导，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推动的结合，促使煤炭行业的资源整合和重组。中央和地方要明确煤炭行业经济发展方式的激励力度和政策向导，加大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环境治理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力度，推动我国煤炭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发展循环经济。此外，政府还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产业投入，推动煤炭企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进展。

3.4 提高煤炭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煤炭企业要转变依赖投资建设、整合小煤矿和兼并重组等外延发展的方式，重点的提高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遏制企业投资冲动，实现企业内部增长机制的建设。首先，企业要增加研发投入，加强技术攻关，实现科研成果的快速转化利用，实现煤炭生产工业化、产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提升煤炭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其次，煤炭企业要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吸引并培养企业内部的高素质人才，提高内部人员的整体素质。此外，煤炭企业还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提高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

4 结语

近年来，煤炭消费增长速度趋缓，煤炭供给呈现过剩趋势，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滑坡，非煤产业经济效益问题亟待解决。经济发展方式是在一定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阶段下，经济发展的实现方法、实现途径和实现模式。我国煤炭行业经历了粗放发展、艰难转变和初步转变三个阶段的发展，但是我国煤炭经济发展方式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煤炭消费增长速度呈现趋缓局势，煤炭企业经济效益滑坡，煤炭经济发展方式急需进一步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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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8／09―0099―05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南京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一词最早见于世界银行2007年4月初出版的《东亚经济半年报》之中。按照世界银行在该半年报中的定义，人均GDP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在825美元―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3255美元―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0065美元，则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国际经验表明，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起步，对于随后的发展绩效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1970年―2003年期间各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那些起步时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经过30余年的发展之后，或者继续被困于低收入水平上，或者虽然摆脱了低收入却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那些起步时人均GDP在1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30余年以后大多摆脱了贫困陷阱，但是国家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有些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有些则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长期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在发展遇到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受阻、金融开放过快、产业升级困难、服务业滞后等问题，长期积累容易形成经济危机，阻碍其进入高收入国家进程。尽管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范畴是从国家层面来讲的，但在全球经济市场化、知识化、一体化等大背景下，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样适用，可以成为我们理性审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视角。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南京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2008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775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0327元，按照现有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水平测算，大约为7000―8000美元之间，总体上进入了“高中等收入阶段”。但从南京经济发展的实际看，南京也面临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概括地讲，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已有经济发展的动力很难保持既往的强劲势头。二是未来的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结构性难题。具体地说，从已有经济发展动力看：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南京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尤其是投资拉动，2000年以来，投资对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45％以上，高的年份甚至超过了60％。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基本维持51％至56％之间；而在高收入国家，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基本上都在30％―40％之间。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两大动力都很难保持既往的强劲势头。其一，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难度加大。2002年以来，南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很快，尤其是2003―2005年这三年，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了33％。从南京的工业化进程看，南京目前的产业结构高度大体相当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根据国际经验，进人工业化中后期，投资增长的速度往往会适当放缓，很难像前几年那样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其二，出口的增速也会降低。2002年以来，南京的出口增长也很快，2008年的出口额比2003年增长超过了200％，随着世界经济进入下行的周期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南京出口的增速也必将有所下降。

在新的发展阶段，南京经济发展还将面临诸多结构性难题，举其要者：

一是收入差距较大问题。主要表现为：(1)资本与劳动所得差距较大，2003―2007年，企业利税与工资总额之比由1.2上升到近1.8从国际上看，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大致在1.2～1.6之间。(2)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较大，2003―2007年，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年纯收入始终徘徊在2.5左右。尽管低于全国平均数值，但从国际看，仍属于很高的比值。(3)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较大，2003―2007年，按行业分，最高人均工资行业与最低人均工资的行业均锁定金融和农林牧渔业，行业最高人均工资与行业最低人均工资之比，始终维持为4.6―6之间的高位。

二是产业结构升级问题。1992年以来，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了突出成就：(1)南京工业经济投入、产出及综合效益有明显提高；(2)产业偏离度逐渐降低；(3)产业结构高度快速上升。但也存在这样一些突出问题：(1)高中技术产业发展相对较弱。南京制造业中产业的技术结构仍主要以中低技术密集度的产业为主，距离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还有一定差距。(2)轻重工业发展存在结构上的不平衡。1978年，南京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30.3％，重工业高达69.7％。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中，南京的重工业比重进一步上升，至2007年已经高达84.7％，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减少到15.3％，轻重工业之间的发展已严重失衡。(4)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南京2007年的人均GDP已达到6000美元，相当于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南京的服务业比重却比中高收入国家2002年的平均比重低了11.4个百分点，仅比低收入国家高出2.7个百分点。与服务业相反的是，工业的产值比重高出了中高收入国家2002年平均水平15.O个百分点，农业的比重低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7个百分点。相对于南京的发展阶段而言，南京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显得过高，而服务业的发展却明显滞后。

三是推进城市化进程问题。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南京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总的看，南京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如下鲜明特征：(1)政府主导；(2)城市化进程服从于经济增长的目的；(3)土地城市化先于农民城市化；(4)城市化进程稳中有升，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5)“二元结构”特征明显；(6)大城市的服务功能正在日益强化；(7)城市化进程由第二产业为主推动向第二、三产业共同推动转变。这样的城市化进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城市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2)利益分配机制对农民不利：(3)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南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关键的选择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因为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及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与以往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紧密相关的。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如下图所示。只有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发展的人本导向，围绕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个核心，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才能有效地增强南京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解决制约南京发展的结构性难题，顺利跨入高收入阶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南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二、影响南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地位是由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其一，制度具有规范和约束功能；其二，激励功能；其三，明晰产权、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制度是关键因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至少取决于三方面因素：一是技术创新的能力。二是社会和谐的程度。以效率提升为首要目的的技术创新，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会扩大差别，如在经济发展中贡献不同的要素所获得的报酬必然有差别，技术进步率不同进而对国民经济贡献率不同的产业、部门、企业所获得的报酬也必然有差别。只有协调其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才可能使技术创新具有必要的源于社会利益的动力基础。三是制度创新的能力。一方面，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其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因为缺乏制度条件便难以真正形成社会性的技术创造力；另一方面，为技术创新创造基于社会利益的动力基础，更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从南京的情况来看，当前制度层面还存在诸多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主要表现在：

一是“GDP崇拜”发展观的影响。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人们关于发展问题的认知框架、指导思想和基本的评价尺度。它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GDP崇拜”的发展观从国际范围看是一种传统的发展观，盛行于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持这种发展观的人们看来，认为只要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就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因而又被称为增长发展观或“GDP崇拜”发展观。这一发展观的核心观点有这样三个：其一，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和现代化的中心内容；其二，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其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尺。这一发展观对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尽管目前都在大力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但“GDP崇拜”发展观还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产生影响：其一，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执政党的能力与合法性的检验尺度，并成了官员升迁的尺度。其二，官员们用GDP作为是否有公共福祉的指标，认为追求GDP增长就是为人民服务。其三，GDP是一种象征，它维系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发展愿望。这构成了转变经济方式的一个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二是政府职能错位。南京经济发展过程，政府主导的特点仍十分突出，政府投资决策的机制不完善，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决策者不对决策后果负责。当前的干部考核是以GDP论英雄，这导致干部行为短期化，在任期内不计成本地追逐政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履行职责行为时往往产生两大“热衷”：其一，热衷于采取上项目，特别是上工业项目、上重工业项目、上房地产项目等见效较快的增长方式，千方百计地扩大投资。既“跑部钱进”向上要投资，又创造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内资外资，甚至不惜压缩公共福利开支而增加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凸现，劳动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弱化，造成国民收入更多向资本倾斜，为更多的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二，热衷于大量出口创汇，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一个方面各个区县相互压低出口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大量投资于公路、铁路、港口基础设施等为出口服务；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力图维持城乡二元体制及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以确保劳动力等低要素成本从而增强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这些都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是生产要素与能源、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比价关系不合理。从生产要素看，我国商品市场已经很发达，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但生产要素市场还很不完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尤其突出的是，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价格杠杆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在现阶段，土地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不尽完善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征地制度，在之前的几年里，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在招商引资中居于主动，不惜人为压低土地出让价格，甚至搞零地价，这导致土地价格大大偏低，结果，企业大规模地圈占土地，且在使用土地的过程中，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从能源、资源看，我国是能源和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但由于资源能源价格改革不到位，导致电力、煤炭、成品油、水的价格普遍地低于发达国家。根据国际能源组织有关资料，我国工业电价水平51美分／千瓦时，是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62.5％，是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的83.3％，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的76.9％。我国成品油价格比国际市场低20％～40％，城市水价仅为国际水价的1／3。资源与要素价格的扭曲，不能反映资源稀缺性、供求关系和环境污染代价，所以，很难从经济利益上起到明确的政策导向作用。这两个问题在南京也非常突出地存在。

四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从初次分配看；其一，在劳动与资本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相对均衡合理的分配机制，分配更多地向资本倾斜；其二，在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分配更多地向垄断行业倾斜。从再分配看：其一，再分配的力度，不能有效地降低居民的收入差距；其二，再分配的机制不完善，再分配的成本高昂。结果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收入比重偏低，导致消费需求难以扩大，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缺乏需求动力，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投资和出口。

三、推动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创新

根据上面我们对制约南京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推动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制度创新方面至少要有这样几个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大力消除“GDP”崇拜发展观的负面影响。按照中央的要求，扎实推进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完善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借鉴国际上比较先进的HDI评价体系，将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民主法制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等纳入评价体系之中，让科学发展真正成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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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地理信息的定义、特征及其分类

城市地理信息是指与所研究对象的城市空间地理分布有关的信息，是有关城市地理实体的性质、特征和运动状态表征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它表示地表物体及环境固有的数量、质量、分布特征、联系和规律。

城市地理信息可分为基础地理信息和专题地理信息两类。其中基础地理信息，包括各种平面和高程控制点、建筑物、道路、水系、境界、地形、植被、地名及某些属性信息等，用于表示城市基本面貌并作为各种专题信息空间位的载体；而（数字城市基础）专题地理信息是指各种专题性城市地理信息，包括城市规则、土地利用、交通、综合管网、房地产、地籍、环境等，用于表示城市某一专业领域要素的空间分布及规律。

一般来说，城市地理信息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数据量大。城市地理信息既有空间特征，又有属性特征，在时态地理信息系统中还有不同时间的版本，因此其数据量很大。二是数据分布不均匀。城市地理现象在空间上分布是不均匀的，有的区域分布密集，有的则分布相对较为稀疏，这就造成了空间数据分布的不均匀。三是拓扑关系复杂。城市地理现象之间有复杂的空间关系，比如建筑物紧邻街道分布的相邻对象关系，公路穿越城市的关系，某城市在河流的左侧还是右侧，两条道路在城市汇聚的相交关系等，这些拓扑关系是城市空间查询和分析的重要依据，因此，数据更新和概括处理中必须维护拓扑关系的一致性，避免拓扑关系的错误。四是多重属性结构。一方面，同一城市地理现象具有多个方面的属性特征。例如城市的属性包括面积、人口、工业产值等；另一方面，多重属性结构也指不同城市地理现象占据同样的空间位置，即地理现象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叠和部分重叠。五是多尺度特征。尺度是指地理数据所表示的空间范围的相对大小和时间范围的相对长短。对于城市空间尺度而言，常用的地理数据尺度有市区尺度、城区尺度、街区尺度等；就时间尺度而言，不同的城市地理现象有不同的城市划分。如远期规划和近期规划。六是数据来源多样化。地理数据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地图数字化、实测数据、试验数据、遥感与GPS数据、统计普查数据、理论推测与估计数据等。对于多种来源的地理数据集成必须进行实现的预处理。七是地图表现形象化。地图是城市信息可视化的一种重要工具，它通过图形的形状、方向、颜色、纹理、数量、大小、注记、图例、标尺、图饰等表现手法形象直观地反映城市地理信息。

二、从城市地理信息的变化看经济发展的价值诉求目标

对我国来说，一方面，城市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要积极地扩大经济总量，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就业、教育、贫困、城市公共管理等等问题都难以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难以充分体现。但另一方面，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能忽视速度和效益的统一，要时刻关注和把握城市地理信息的变化规律，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提供社会保障。从理论上看，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异源于发展约束条件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约束，要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方式。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生产要素的稀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土地、矿产、水和环境等自然资源越来越短缺。如今，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虽然早已告别了“物质短缺”的时代，却又面临着“资源短缺”的空前压力，考虑到生产要素供求关系的新变化，要求我们从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方面对发展方式和方法进行系统调整。

一是从水资源看生态环境的变化。大家知道，武汉城市格局两江三镇，长江、汉水丁字交汇，其水资源没有任何城市可以媲美，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是全国人均水平的90倍，是世界发达国家的10倍。从最初的武汉地图上可以看出浩浩长江奔腾而过，数百湖泊星罗棋布，当时的湖泊拥有量是127个，面积达228.9km2。但到目前，100多个湖泊只剩下38个。通过这些地理信息看武汉的发展史，我们能够清晰地把握武汉大片湖区渐遭蚕食由水域变陆地的变迁过程。

二是从地形、地貌上看城市格局的变化。武汉市的地质结构，以华夏构造体系为主，几乎控制着全市的地质构造轮廓，三角鼎立的特殊地貌景观；宽阔平原上点缀特有残丘，在城市进程中部分山丘曾发生过改变。就拿武汉青山来说，因为他是属于一个重工化工之地，在经济运行中的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几十年的垃圾堆场，我们从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前清晰的戴家湖，逐渐变成了戴家山，是一个典型的湖变山的实例，后来，由于政府的重视，通过循环试点改造后，又还山成湖，再次恢复了戴家湖原貌。在未来的地图上，我们还将看到总面积8494km2武汉市将被分为主城区、新城、地区农业生态区三个圈城。

三是从地名、注记看城市交通变迁。从30年前的地图上看到武汉中心城区大概只有1200个道路名称，其中还包含600多个背街、里巷名称。从汉口来看，中心城区，沿长江平行的只有沿江大道、中山大道、解放大道，而后逐渐出现了建设大道、发展大道……而现在的常青片区、百步亭片区、吴家山片区、后湖片区、已相继步入……。在武昌，以前的大东门以东，特别是鲁巷以东更是属于郊外，而现在鲁巷成为光谷中心，更有高新大道、光谷大道、文化街等等的兴起；在汉阳，以前的十里铺以外，已属郊区，而现在，王家湾已成为汉阳的中心；沌口经济开发区、江城大道等等如雨后春笋，所以，武汉现有的主、次干道等的数量就超过3799个，30年间新增3000多个，同时也有200多个老地名在消失。桥梁建设方面，自五十年代修建万里长江第一桥后，相继建有长江二桥、三桥、二七桥、天兴洲大桥、长江隧道、三阳路通道、水果湖通道，还有7条城市过江轨道线正在建设等等。

四是从植被、植物看城市绿化建设。从以前的地图上看武汉的老城区中心区，几乎全被居民地占满，很难看到绿色的植被，武昌的许多山体特别是市区内的山体周围大都被建筑物和广告牌遮挡，难识其真面目，现在，在政府推动的还山透绿工程的指导下，很多山体基本上都恢复了原貌。近10年来，武珞路植树造林20多万平方米，植被覆盖率提高了10%，全市提高了5%，平均地表下降了2.6℃，从2005年开始，蛇山南坡完成山体修复及植被恢复建成7.5万m2的绿化带，栽植树木3800多株，附近还建成另外五处绿化带，共计植绿25.5万平方米，为武昌穿上新的绿装。

城市是经济发展最活跃、最快、信息最丰富的区域，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我们的发展并没有摆脱过度依靠消耗和牺牲环境的状况，这种发展必将带来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地理信息是国力国情的要素，地理信息技术与服务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决策水平的重要手段，是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经济空间布局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