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统计学分析范文
时间：2023-07-28 09: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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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尤其在我国农村，老年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7.35[1]，由于农村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制度尚未完善，农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相对城镇更加突出。如何针对农村老年人特殊需求，提高更为有效的服务，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存质量，已经成为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课题。2011年2月至5月对通州区平东镇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进行了调查，着重了解农村老年人对卫生保健的需求，为更好地在农村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的卫生保健服务提高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通州区赵甸、平东两地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共调查258名，其中男性130名，占50.39%；女性228名，占49.61%。年龄60-91(67.65±6.93)岁。
1.2 方法
采用自行编制的农村老年人卫生保健需求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经请5位社区护理专家论证、评价，信度系数Cronbach’ α位0.82，效度系数为0.89。调查问卷由实习护士作为调查员，对调查点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按20%的比例随机抽样调查。由调查员入户调查，向调查对象逐条朗读问题，根据回答予以记录，问卷当场收回，共发放260份，收回有效问卷258份，有效回收率为99.23%。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输入计算机，应用SPASS 14.2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一般性描述及百分比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58名农村老年人中卫生保健需求的占61.6%，不需要的占19.5%。对卫生保健的需求情况见表一
表一 258名农村老年人卫生保健需求情况
3 讨论
通过调查显示，影响农村老年人就医的因素为经济因素、保健意识、交通因素，与国内其他报道一致[2]。农村老年人患病后就医占41.3%，低于国内其他报道。[3]究其原因，可能与农村老年人经济收入低，自费比例高，支付医药费用困难，缺乏保健意识及交通不方便等有关。
农村老年人收入较低，保健意识不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基本普及，但由于覆盖服务种类少，报销比例低以及农村靠儿女养老传统模式等因素的束缚而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应呼吁社会各界特别是基层医疗和社保部门关注农村老年人，以战略发展的眼光对待农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政府部门应加大资金的投入，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院应加强培养农村社区卫生力量，建立适合农村的社区医疗卫生体系。同时，社保部门应加快建立符合农村特色的养老模式，并大力予以宣传推广，改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将农村老年人医疗费用的支出由目前的以儿女供给为主逐渐改变为国家、社区、儿女三者合作养老的新模式，切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总之，针对农村老年人需求，应探索以预防为主、具有农村特色的卫生保健服务模式 。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1）针对农村老年人的需要，由当地社区卫生诊所提供各种基本卫生保健服务，其中包括上门进行简单的用药指导、就医指导，定期进行体检及血压、血糖、体重的测量。（2）大力普及老年人健康保健知识，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农村老年体育活动项目。农村老年人文化水平偏低，接受信息渠道狭窄，可以采用喇叭广播、文艺演出、专家下乡讲座等多种形式，提高老年人的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参 考 文 献
篇2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自19世纪后期法国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开始，西方许多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等问题及其政策应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早期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为主，20世纪40年代伴随人口老龄化发展起来的老年学和其它交叉学科开始借鉴地理学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动、环境等），20世纪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为代表的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进行了老龄化地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西方老龄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学的人口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以及社会老年学的文化老年学、环境老年学等分支学科[1]，是一个跨学科（主要为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也被称为“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龄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间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研究[3]。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人文地理学研究转向和思潮有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引发的西方地理学界实证主义研究，7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从宏中观尺度描述向微观个体行为空间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出现的“文化转向”，均对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据此将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
（1） 20 世纪80 年代及以前。老龄化地理领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的开拓性工作为始，初期的研究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环境相互作用调查、服务提供的政策导向等主题的描述性分析[4]，此时期更多的是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借鉴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老龄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老龄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为社会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关于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运用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和为老服务提供等两大主题[5]。
（2） 20 世纪90 年代。地理学家在反思持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实证空间科学方法的不足基础上，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传统主题和方式逐渐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空间趋势和老年人口行为、各种老龄化设施和环境的考察、保健和护理等方面。同时，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地理学与老年学产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龄化地理研究的视角除了关注健康、医疗保健、照护等传统主题外，还开始关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经验，老龄化的研究范畴已不仅限于社会地理学，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2]。
（3） 21 世纪以来。在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总体趋势下，老龄化地理学从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中学习理论和方法论，与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联系[6，7]，老龄化的地理关注范围进一步扩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会老年学关于老年人流动性、居住、福利、护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传统经验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延伸更广泛，促进了老龄化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2，8]，如并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和社会老年学分别以各种方式批判性地与人文科学重新结合后，日益转向参与老年人个体日常现实经验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对包括传记、自传、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现代人文地理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论取向探索的兴趣与日俱增[1]。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上阶段的中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关注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等4个方面研究内容。下文将从这4个方面对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现状提出国内相关研究的可借鉴之处。
1 对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方面议题一直是人文地理学者和社会老年学者等对老龄化地理的研究焦点，包括老年人口空间分布、老龄化地区成因和老年人口迁移等核心内容。
1.1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
老龄化空间格局作为地方、国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扩散的例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环境、财政、卫生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典型的如联合国每几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龄化》系列报告，提供了对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龄化：成功的挑战》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的基础[10]；Mccracken 等学者通过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变化，运用汇集人口、流行病学和老龄化转变的模型描绘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地理-历史进程[11]。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机构和学者对这些区域老龄化空间分布、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家庭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点关注[12，13]。老龄化空间研究通常还包括对隐含老龄化负面含义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绘制地理范围图[14]，对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间环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复能力特征的分析[15]，纵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发展促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认识[16]，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的多层次模型绘制人口趋势地图[17]等方面。
学界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展开实证描述老年人口空间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较多。学者对欧美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较大差异，如，早期对美国巴尔的摩、费城和匹兹堡三大城市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间分布呈分散趋势，反之则呈集中趋势[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东北部等9个州集中分布了全国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纪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区及郊区吸引了较多老年人[20]，对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加拿大城市系统老年人口空间集聚模式和趋势的审视[21，22]也说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区、特定区域（如类似州、城市之间）等。在城市层面，对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研究显示内城老龄人口密度较高而郊区和新建城区较低[23]；美国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显集中于都会区的核心区，从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认为，老年人大多青睐大都市区，其中一半的人首选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区[25]；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城市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结论[26]说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会区的中心地带和偏远的乡村区域，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而郊区老龄化程度逐渐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龄化地区成因
对于城市内部老年人口多为集中分布于旧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龄化地区的研究结论，学者们进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扩张引起的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迁率、城市核心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阶段等对城市老龄化地区形成区域的影响[16]，但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对人口老龄化空间不均衡起普遍影响作用的[27]。Golant指出，复杂的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模式说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区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也都具有不尽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亚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的人口分布后发现，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设年代越久远的地区数量越多，这是由于城市居住区向郊区扩张带来大量年轻人口从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导致的[29]。在美国的研究则发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老年人口增长较快地区为非都市区，但70～80年代末出现了老年人口逆向迁移，从非都市区或乡村转向城市地区，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转向郊区化迁移趋势。由此说明，老年人口分布状况随时因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影响而出现即时的变动，城市老年人集聚区也随之发生变化。
有学者进一步探讨老龄化地区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个老龄化地区的发展过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迁移还是当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结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区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不同地区人口迁移率是对老年人口集聚差异影响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学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产生和从外迁移来的人口都对区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30]。对此，比较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解释是美国学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间集聚学说”，他在对美国20世纪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人口的动态迁移归纳出3种老龄化地区类型：①美国在50年代经历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下非老年人迁出和老年人残留的非都市区老龄化的“残留集聚（accumulation）”过程；②60年代经历了郊区化趋势下退休老年人迁入郊区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迁移的郊区老龄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过程；③70年代经历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时迁入但老年人迁入比例相对较高的郊区老龄化“汇合集聚（congregation）” 过程。可见，各地区老龄化的过程和结果会因其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迁移
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老年人的迁移，因此，对老龄化空间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学者对老龄化和移民长期关系研究的兴趣[32]，20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对此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家、区域和城市内部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展开。
对一国范围内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多为利用普查数据，探讨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变，如退休、丧偶、再婚、重病伤残等发生时，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行为。如对美国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老年人口移动的数量和比例增加，多数是由北部各州迁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阳光地带（the Sunbelt）[33]，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迁入数量逐渐减少直至变为净迁出区域，原来为净迁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迁出数量出现下降趋势[34]。在这些老年移民中，年轻时因为工作离开故乡而退休后选择回乡养老的迁移称为回归迁移，同样较多的回归迁移是趋向阳光地带或者退休者地带[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或失偶而回迁，还可能因为更进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养老机构迁移，这样一个迁移周期体现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阶段的迁移模式[36]。同时国家尺度的研究出现了少量的关于老年人季节性迁移和跨国迁移的文献，研究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后分析认为，季节性迁移的经常发生可能预示着老年人会发生居住地的迁移[37]，如果老年人经常进行季节性迁移且滞留迁移目的地时间较长，超过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时间时，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义[38]。
基于都市区与非都市区和城市内部空间尺度的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显示，这一尺度的迁移是老年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群一样从农村向大都市迁移，此后又从同一个都市区内部大规模稳定地迁出到非都市区[39]，同时迁入都市区、尤其是中心市区的老年人数量逐渐减少，都市区成为老年人外向净迁出的区域[40]，整体呈现老年人口从都市区向非都市区扩散迁移的趋势。同样的对美国城市内部的老年人迁移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从城市中心CBD到郊^的离心迁移大于从郊区到CBD的向心迁移[41]。
关于老年人迁移动因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老年个人属性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特征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Walters探讨美国退休老年人群迁移影响因素并划分3种迁移类型：第一类老年迁移者具备较好的经济、身体状况，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迁往具有宜人气候和居住环境舒适的地区，属于享乐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类老年迁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经济和身体条件较差者，由于经济和居住的依赖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迁移或是寻求成年子女照顾而选择和孩子居住，属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类老年迁移者通常是不与配偶同住的严重伤病者，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专业的陪护和护理，因此会迁向医疗设施较好的地区，这类老年移民属于严重伤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见，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经济、家庭特征和社会环境特征等导致老年人发生迁移行为的原因不同。
2 对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与照护
地理学者从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视角持续而深入关注老龄化领域的研究聚焦于医疗、保健、照护和空间的关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学主要集中于在较小的单位区域对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集合成诸如社会健康图集的文献[44]，或是绘制具有老龄化负面含义如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剥夺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范围图[14]，以及大量关于老人护理的研究文献如关注于发展良好的社区护理实践模式和在这些模型后面的理论框架、正式和非正式护理之间的关系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影响、增长的社区护理对家庭的影响等主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者一直致力于关注健康地理的演变和扩展合作，专注于把地方（place）当做一个健康老龄化决定因素的研究任务，即空间和地方影响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径[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学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从局部或微观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入手，揭示在此语境下照护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内容涉及理解老年人与家及周边环境契合的状况及体验，这些空间情景的社会、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这些空间、距离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给老年人的照护[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别是家）是如何和为什么对老年人口照护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环境
地理学家持续关注人类经验中环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护理的地点、空间和时间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关于地点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重要观点[47]。随后对环境和设施的深入关注使地理学家进一步理解了社区、城镇、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环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护理环境和医院[49]等支持或挑战老龄弱势群体[50]的方式。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老年人面对的挑战继续吸引少数地理学者的特别关注[51]。
地理学者从社会老年学角度长期关注老龄化和空间、地点之间联系及扩展[52]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环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对住宅设施设计的影响、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等，这些研究为应对以现行政策和规划为导向的 “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区”主题做出了贡献[53]。学者们关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变换，晚年住房选择形式不断地受到结构约束，老年人面临的多种住房选择依赖于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不平等持久影响晚年住房机会的分化，且通过政府住房政策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也影响老龄化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影响的研究方面，对某些特定环境如住宅[56]、封闭的退休社区[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们生活其中变化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的研究出现了批判性地评估社会和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倾向，揭示种族、性别和阶层的空间绑定定义[58]，探索老年人的空间和社会分异，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龄的社会和空间隔离背后的现实[59]，Laws的研究通过追踪年龄关系的城市历史来反映代际关系与城市建设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60]，Rogerson运用GIS空间技术比较了美国15个最大城市地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隔离状况[61]。
3 对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
由于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西方国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社区建设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但随着越来越增加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和服务需求，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遭遇了“福利危机”，政府为了减轻沉重的养老负担，实施了以私营化占相当重要地位的各项社会福利改革方案，与官方和民间达成的将家庭及社区当作最佳养老地点的共识――“就地养老”相关的照护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国的“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服务”和欧盟的“长期照护制度”方案等。对此，许多西方地理学者对老年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造成了卫生服务重组，导致了服务设施区位变迁，从而影响了老年人获取、使用卫生保健服务的方式[62，63]。
学者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长期护理服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服务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观点，结果显示在特殊的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务供给模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对老年人使用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导致更大的潜在的脆弱性[64]。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影响也波及到更广泛的空间：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兰的研究揭示，长期护理提供的私营部门转向已经导致在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较少的服务，尽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住在农村社区[65]；Fortney 等对美国社区服务方案的研究表明，农村老人因为居于地理可达性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获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务，他们可能面临在医院或养老院接受照护的困境[66]。针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区服务缺乏的农村地区的状况，很多学者强调需要为此考虑解决的策略。所有这些地理学者探讨的焦点是，要想保证服务供给分配的相对公平，该如何规划布局服务设施的区位和寻找适宜的服务提供方式。
4 对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的研究
欧美国家的地理学者认为，老龄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义传统提供了许多了解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关系的新视角，从人的层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研究一定环境条件下其对空间和地方在身份、意义、满意度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与老年人的生活和经验之间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断交织发展的多层次、动态过程，从而完整理解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效应。这方面研究的独特视角是关于地方（场所）的研究，以美国地理学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区变化中老年人的地理体验[52]为始，持续在微观尺度上关注老年人对各种地方（如家庭、社区、村庄、城镇、养老院等）的主观体验，多运用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回忆录等参与性、质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边生活环境对其地方依赖、身份认同及身心照护等的影响[67]。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较大部分是关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环境的体验。Rowles持续对阿巴拉契亚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探索，使用充满地方感和农村环境生活感觉的定义和概念评论老龄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详细研究芝加哥入住单人间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经验时，采用民族志传统，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争的细节，并发现他们的“街道危险故事”加剧了穷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会隔离[69]。Harper利用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和民族志材料来探索老年人与他们生活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亲属发展的相互关系[70]。Elder的研究明确指出老年个人生活中历史（时间）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地理学者以生命历程线索重要性的启迪[71]。近来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题是与家的意义相结合的研究。随着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时间增加，老年家庭逐渐变成保健和社会照护的一个站点，家居空间日益呈现复杂性质[72]。地理学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间影响生活和经历的复杂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义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48]。此外，家居空间被看作是这样一个地点――一方面，它使人产生舒适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惧和失落或提供脱离接触和撤离的地点[73]。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时有影响力的“精英”式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对生态学的先驱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讨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对Uvedale Price（1747-1829）――一个英国风景画作者的研究通过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评论年老和疾病对他的影响，他对于老龄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够保持体力和智力活动，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的年龄增长的[75]。Said 关于“晚期风格”的工作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晚年创造的音乐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相协调而以平静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结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断裂和充满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辉煌和富有影响力[76]。
5 对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启示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之间相互关系为核心，从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3个基本视角[8，77]，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模式（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和政策评估、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等方面展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化转向的影响，由之前宏观层面研究探讨老龄化社会演化的自然规律转向对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进行理解和诠释，研究方向越来越趋向于从中观和微观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环境和个体生命体验，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数理统计定量分析方法转向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方法，质性分析和个性化案例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西方老龄化地理研究分阶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图1所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1999 年60 岁以上人口超过10%，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稹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老年学、医学、建筑规划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演变趋势预测及生育政策调整、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养老保障和养老保险、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等领域。中国地理学界对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步丰富，研究内容涉及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和区域差异[78-80]、老年人日常活动和流动迁移行为[81，82]、老年公共服务需求和老年社区建设[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环境[85，86]、养老服务空间组织和规划[87-89]等，多为运用定性描述分析、统计分析和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法来刻画宏观的老龄化空间格局，以及对老年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总体来看，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龄化较多方面，研究体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论、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议题方面还较为薄弱，老龄化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借鉴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拓展研究视角。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偏重于区域空间视角的老龄化区域空间差异和老龄化设施规划等少数方向，较多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城市规划等学科交叉融合而较少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融合，因此地理学在面对老龄化影响地域空间的实际问题时缺乏多维度多空间尺度的综合应对。今后老龄化地理学应注重拓展社会、经济和文化视角的研究，加强与社会、经济、文化、管理、技术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中汲取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学科持续发展。
（2） 扩展和深化研究内容。虽然中国地理学已经从多角度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围绕老龄化与空间、地方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各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来越趋向于注重中微观的地方与老龄化关系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则更多偏重宏观和中观尺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对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社区和家庭照护的现实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对老年社区建设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老龄化地理学在地方和老龄化关系方面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同时加强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及心理情感等微观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围绕老年人养老照护的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规划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转向运用民族志、口述历史、传记等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中国地理学研究老龄化问题仍多采用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了在描述社会空间格局演变和机制的同时深入细致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未来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应该对质性研究、关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视，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进学科领域内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并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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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篇3
[中图分类号] R19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03-0028-02
目前全球共同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入了快速增长期[1]。老年人的生命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广泛的重视，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人群中的老漂族更值得关注。老漂族即移居老人，是指在年老或退休后，迁离其工作生活过的原居地，搬迁到其他城市或地区居住的老年人，针对移居老年人群体社会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还刚刚展开[2]。本文通过对无锡市老漂族的生命质量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抽样方法获取研究对象。先从无锡市中抽取惠山区、北塘区和江阴市三个行政区，再从被抽取的行政区中各随机抽取流动人口相对聚集的社区10～15个，在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协助下每个社区调查30名左右60岁及其以上的非本地户籍的老年人。共调查600例，其中有效问卷568份，有效率94.67%。
1.2 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和生存质量简表（WHOQOL-BREF），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入户、面对面询问填写调查问卷。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等方面，生存质量简表包括四个领域：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和环境领域，根据生存质量简表指导手册，将各领域分值相加并转换成4～20的分值，分值越高，说明该领域状况越好，生命质量越高[3]。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Excel软件建立数据库，并用SPSS 18.0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60岁及其以上的城市移居老年人568人，其中男337人，女231人。配偶健在者（包括再婚）473人，占83.27%，无配偶者（离异、丧偶）95人，占16.73%。未患慢性病者为316人，占55.63%；患有慢性病者为252人，占44.37%。信仰宗教者为233人，占41.02%；不信仰宗教者为335人，占58.98%。文盲44人，占7.75%；受过初等教育（小学和初中）者376人，占66.20%；受过中等教育（高中和中专）者110人，占19.37%；受过高等教育（大专以上）者38人，占6.69%。
2.2 单因素分析
男性在生理、心理和环境三个领域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信教者的生命质量在心理领域的得分低于不信教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有配偶者的生命质量在心理领域和环境领域的得分均高于无配偶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未患慢性病者在生命质量各个领域的得分都高于患有慢性病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有业余爱好的老漂族在生命质量各个领域得分高于无业余爱好者；生命质量各领域得分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生命质量各领域得分随文化程度的增长而增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家庭和睦者在生命质量各个领域得分高于家庭不和睦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生理和环境两个领域生命质量得分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来自农村者生命质量各领域得分低于来自城市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3 多因素分析
将有无业余爱好、文化程度、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和家庭是否和睦等作为自变量，以生命质量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见表2。
3 讨论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而随着年轻人离开故地到外地就业，很多老年人选择跟随子女来到异地生活，形成了老漂族这一特殊群体。老漂族除了要遭受一般人年龄增大引起的生理机能、社会功能的下降和由此造成的心理的落差，还要承受移居异地带来的环境变化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本次调查显示，城市老漂族的生命质量各个领域得分偏低，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可能由于年龄的增长带来身体素质的下降，更易遭受疾病损害，进而影响心理健康，使生命质量下降。女性得分低于男性，可能由于女性在生命历程中长期处于弱势状态，年龄增大后身体、心理状况恶化，老龄女性晚年的生命质量更低[4]，而老年女性还面临更年期综合征等问题使身心状况更加恶化。文化程度较高者生命质量也较高，可能由于文化程度高者见闻较广泛，面对移居后生活内容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有更好的适应性。有配偶者的生命质量高于无配偶者，可能由于配偶的相互扶持利于心理的疏导。饮酒对老漂族的生命质量并无显著性影响，可能由于饮酒者多为男性，而男性的生命质量高于女性。子女数量较多的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并不比子女数量少者高，与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并不一致。有者的生命质量低于无者，可能由于在应对压力较大的生活事件时，一些宗教强调避世的理念[5]，不利于积极应对生活事件，从而使生命质量下降。
慢性病是影响老漂族生命质量的重要因素，慢性病患病率为44.37%，主要慢性病为高血压、骨关节病、胃肠疾病等，这可能与移居后环境的变化有关，多数老人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由于城市环境的限制，运动量减少而引发骨关节病，或是饮食习惯的变化引起肠胃的疾病等。有无业余爱好也是影响老漂族生命质量的重要因素，由于进行业余爱好活动对调剂生活、转移身心压力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在调查访谈中发现，多数老年人是为了帮助子女而移居，故子女家庭不和睦的老人更易产生负性情绪，使生命质量降低。由于政策的限制，移居后就医不便，报销手续繁复，对医疗需求是否满足的担忧也是老漂族的生活压力之一，影响着生命质量。
综上所述，为提高老漂族的生命质量，应注重慢性病的防治，在政策上可以适度向非本地户籍的老年人开放社区医疗保健服务。针对老漂族的心理特征，开设心理咨询处之类的机构。简化老漂族看病流程是解决老漂族生命质量问题的重要途径。街道和社区也应积极开展社区活动，积极邀请外地老年人参加，使之尽快适应环境。社会上也可以开展针对老漂族的商业性的养老服务，使养老模式多元化，缓减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儿女应关注父母的需求，引导他们逐渐建立新环境内的朋友圈，多和他们交流，使他们觉得自己是被需要和被关爱的。作为老漂族自己也应放宽心胸，积极主动地融入本地生活，有条件的老年人也可以学习知识，或在帮助子女照顾家庭之余进行再次就业创业，做到老有所为，不仅可以开发老年人价值，让老年人更有尊严，有利于身心健康，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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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图分类号 R972.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5）24-0115-03
doi：10.14033/ki.cfmr.2015.24.064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老年慢性非感染性疾病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在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速。老年慢性非感染疾病的共病状况已成为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疾病谱。阿托伐他汀作为降脂药物在老年病科得到广泛应用，但在共病状态下的疗效分析及安全性观察报道甚少。本研究通过观察其在老年共病状态下的应用为临床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2014年12月在笔者所在医院就诊的老年患者（年龄≥60岁）慢性阻塞性肺病、高脂血症合并糖尿病202例。入选标准均符合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的合适范围、中国成人2型糖尿病诊治指南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07年修订版）标准。在基础疾病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服用阿托伐他汀治疗102例（治疗组），未服用阿托伐他汀治疗100例（对照组）。治疗组：男87例，女15例，年龄61～95岁，平均（82.3±7.6）岁；对照组：男86例、女14例，年龄60～97岁，平均（83.1±7.8）岁。合并最多的疾病是冠心病、脑卒中，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收集 采集患者住院期间空腹静脉血进行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超敏C反应蛋白等及肺功能检查。采用日本日立公司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盒采用宁波美康科技生物有限公司。肺功能采用中国四川思科达科技有限公司S-980A（Ⅲ型）肺功能仪，以吸入沙丁胺醇200 μg，15～30 min进行支气管舒张试验后：FEV1与FVC的比值（FEV1/FVC）
1.2.2 治疗方案 对照组只进行基础疾病的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阿托伐他汀（立普妥，辉瑞制药有限公司20 mg，每晚一次）。
1.3 观察指标
（1）疗效评价：临床症状改善，肺功能及生化指标治疗前后比较。（2）安全性评价：以Cys-C评价肾功能，Cys-C与eGFR有良好的相关性，ALT水平评价肝功能。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治疗组患者呼吸缓解有效率为90.2%，对照组为89.0%，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用药前后肺功能改变情况比较
两组用药前后肺功能均有所改善（P
表1 两组用药前后肺功能改变情况比较
组别 时间 FEV1
（L） FEV1/FVC
（%） FEV1占预计值（%）
治疗组（n=102） 治疗前 1.6±0.9 52.0±7.2 53.7±8.0
治疗后 2.6±1.3* 65.7±8.9* 63.9±9.5*
对照组（n=100） 治疗前 1.6±0.8 52.3±7.1 53.6±6.3
治疗后 2.2±1.7* 62.3±1.2* 60.5±5.7*
*与治疗前比较，*P
2.3 两组用药前后生化检测资料的改变
治疗组检验结果LDL-C、Cys-C、hs-CRP均比治疗前明显下降，且比对照组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4 安全性
两组病例在用药观察期间，无一例发生明显的肝肾功能异常，服药依从性、耐受性良好。
3 讨论
随着我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发生了变迁，目前慢性非感染性疾病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老年共病逐渐被大家认识，老年共病时由于多重用药，药物副作用和药物相互作用导致的不良反应逐渐增多，有资料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达5.4%。老年共病常常有其共同病理基础，慢性炎症是多器官疾病及功能紊乱的根本的病理生理过程[1]，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肾脏病、高脂血症、糖尿病、动脉硬化性疾病中，炎性标志物的高表达与器官功能代谢有明显相关性[2]，选择一种药物能同时抑制或减轻其共同病理基础，改善预后是我们共同目标。本文观察到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病、高脂血症合并糖尿病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应用阿托伐他汀后临床呼吸困难改善率有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炎性因子hs-CRP、Cys-C升高与肺功能可以看到有明显改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P2的疗效。表明肺功能损害较重患者炎性因子水平较高，通过给予阿托伐他汀干预后炎性因子下降，肺功能改善[3]。有实验研究显示阿托伐他汀是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不仅有强大的降脂作用，还通过抑制转化因子β（TGF-β）表达抑制过氧化氢酶SOD2表达，达到抗氧化、改善内皮功能、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抗炎、抑制细胞外基质聚集及促进分解等作用，改善肺功能，减轻炎症反应[4-6]，与本文观察一致。而且Cys-C是老年人肾功能改变的较好临床检验指标，不受肌肉容积的影响，也不经过肾小管的重吸收或分泌，与eGFR有较好的相关性，已被逐渐应用于临床肾功能的判断指标。阿托伐他汀通过抑制肾脏中TGF-β的表达，减少金属蛋白酶抑制剂的产生，减轻基质积聚，减轻动脉硬化，改善肾功能。1982年，Ruan等[7]提出脂质肾毒性学说，认为血脂异常是肾小球硬化发生发展的独立致病因素，本文中可见到LDL-C与Cys-C有同步下降。可能与LDL-C与Cys-C减轻慢性炎症，改状况内皮功能，对肾功能改善有一定作用，值得临床进一步探究。在所有病例中无一例因严重药物副作用停用药物，药物安全性好，病人耐受性好。从上述观察中可以看出，阿托伐他汀在与其他药物共同治疗时可以发挥协同作用，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是老年共病状态下的基本安全用药之一，值得临床医务工作者更进一步探讨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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