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统计学分析范文
时间：2023-07-28 09: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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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尤其在我国农村，老年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7.35[1]，由于农村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制度尚未完善，农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相对城镇更加突出。如何针对农村老年人特殊需求，提高更为有效的服务，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存质量，已经成为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课题。2011年2月至5月对通州区平东镇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进行了调查，着重了解农村老年人对卫生保健的需求，为更好地在农村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的卫生保健服务提高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通州区赵甸、平东两地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共调查258名，其中男性130名，占50.39%；女性228名，占49.61%。年龄60-91(67.65±6.93)岁。
1.2 方法
采用自行编制的农村老年人卫生保健需求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经请5位社区护理专家论证、评价，信度系数Cronbach’ α位0.82，效度系数为0.89。调查问卷由实习护士作为调查员，对调查点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按20%的比例随机抽样调查。由调查员入户调查，向调查对象逐条朗读问题，根据回答予以记录，问卷当场收回，共发放260份，收回有效问卷258份，有效回收率为99.23%。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输入计算机，应用SPASS 14.2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一般性描述及百分比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58名农村老年人中卫生保健需求的占61.6%，不需要的占19.5%。对卫生保健的需求情况见表一
表一 258名农村老年人卫生保健需求情况
3 讨论
通过调查显示，影响农村老年人就医的因素为经济因素、保健意识、交通因素，与国内其他报道一致[2]。农村老年人患病后就医占41.3%，低于国内其他报道。[3]究其原因，可能与农村老年人经济收入低，自费比例高，支付医药费用困难，缺乏保健意识及交通不方便等有关。
农村老年人收入较低，保健意识不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基本普及，但由于覆盖服务种类少，报销比例低以及农村靠儿女养老传统模式等因素的束缚而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应呼吁社会各界特别是基层医疗和社保部门关注农村老年人，以战略发展的眼光对待农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政府部门应加大资金的投入，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院应加强培养农村社区卫生力量，建立适合农村的社区医疗卫生体系。同时，社保部门应加快建立符合农村特色的养老模式，并大力予以宣传推广，改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将农村老年人医疗费用的支出由目前的以儿女供给为主逐渐改变为国家、社区、儿女三者合作养老的新模式，切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总之，针对农村老年人需求，应探索以预防为主、具有农村特色的卫生保健服务模式 。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1）针对农村老年人的需要，由当地社区卫生诊所提供各种基本卫生保健服务，其中包括上门进行简单的用药指导、就医指导，定期进行体检及血压、血糖、体重的测量。（2）大力普及老年人健康保健知识，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农村老年体育活动项目。农村老年人文化水平偏低，接受信息渠道狭窄，可以采用喇叭广播、文艺演出、专家下乡讲座等多种形式，提高老年人的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参 考 文 献
篇2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自19世纪后期法国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开始，西方许多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等问题及其政策应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早期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为主，20世纪40年代伴随人口老龄化发展起来的老年学和其它交叉学科开始借鉴地理学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动、环境等），20世纪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为代表的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进行了老龄化地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西方老龄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学的人口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以及社会老年学的文化老年学、环境老年学等分支学科[1]，是一个跨学科（主要为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也被称为“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龄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间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研究[3]。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人文地理学研究转向和思潮有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引发的西方地理学界实证主义研究，7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从宏中观尺度描述向微观个体行为空间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出现的“文化转向”，均对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据此将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
（1） 20 世纪80 年代及以前。老龄化地理领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的开拓性工作为始，初期的研究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环境相互作用调查、服务提供的政策导向等主题的描述性分析[4]，此时期更多的是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借鉴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老龄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老龄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为社会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关于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运用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和为老服务提供等两大主题[5]。
（2） 20 世纪90 年代。地理学家在反思持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实证空间科学方法的不足基础上，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传统主题和方式逐渐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空间趋势和老年人口行为、各种老龄化设施和环境的考察、保健和护理等方面。同时，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地理学与老年学产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龄化地理研究的视角除了关注健康、医疗保健、照护等传统主题外，还开始关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经验，老龄化的研究范畴已不仅限于社会地理学，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2]。
（3） 21 世纪以来。在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总体趋势下，老龄化地理学从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中学习理论和方法论，与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联系[6，7]，老龄化的地理关注范围进一步扩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会老年学关于老年人流动性、居住、福利、护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传统经验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延伸更广泛，促进了老龄化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2，8]，如并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和社会老年学分别以各种方式批判性地与人文科学重新结合后，日益转向参与老年人个体日常现实经验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对包括传记、自传、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现代人文地理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论取向探索的兴趣与日俱增[1]。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上阶段的中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关注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等4个方面研究内容。下文将从这4个方面对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现状提出国内相关研究的可借鉴之处。
1 对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方面议题一直是人文地理学者和社会老年学者等对老龄化地理的研究焦点，包括老年人口空间分布、老龄化地区成因和老年人口迁移等核心内容。
1.1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
老龄化空间格局作为地方、国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扩散的例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环境、财政、卫生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典型的如联合国每几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龄化》系列报告，提供了对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龄化：成功的挑战》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的基础[10]；Mccracken 等学者通过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变化，运用汇集人口、流行病学和老龄化转变的模型描绘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地理-历史进程[11]。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机构和学者对这些区域老龄化空间分布、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家庭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点关注[12，13]。老龄化空间研究通常还包括对隐含老龄化负面含义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绘制地理范围图[14]，对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间环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复能力特征的分析[15]，纵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发展促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认识[16]，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的多层次模型绘制人口趋势地图[17]等方面。
学界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展开实证描述老年人口空间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较多。学者对欧美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较大差异，如，早期对美国巴尔的摩、费城和匹兹堡三大城市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间分布呈分散趋势，反之则呈集中趋势[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东北部等9个州集中分布了全国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纪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区及郊区吸引了较多老年人[20]，对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加拿大城市系统老年人口空间集聚模式和趋势的审视[21，22]也说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区、特定区域（如类似州、城市之间）等。在城市层面，对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研究显示内城老龄人口密度较高而郊区和新建城区较低[23]；美国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显集中于都会区的核心区，从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认为，老年人大多青睐大都市区，其中一半的人首选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区[25]；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城市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结论[26]说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会区的中心地带和偏远的乡村区域，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而郊区老龄化程度逐渐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龄化地区成因
对于城市内部老年人口多为集中分布于旧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龄化地区的研究结论，学者们进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扩张引起的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迁率、城市核心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阶段等对城市老龄化地区形成区域的影响[16]，但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对人口老龄化空间不均衡起普遍影响作用的[27]。Golant指出，复杂的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模式说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区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也都具有不尽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亚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的人口分布后发现，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设年代越久远的地区数量越多，这是由于城市居住区向郊区扩张带来大量年轻人口从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导致的[29]。在美国的研究则发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老年人口增长较快地区为非都市区，但70～80年代末出现了老年人口逆向迁移，从非都市区或乡村转向城市地区，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转向郊区化迁移趋势。由此说明，老年人口分布状况随时因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影响而出现即时的变动，城市老年人集聚区也随之发生变化。
有学者进一步探讨老龄化地区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个老龄化地区的发展过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迁移还是当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结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区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不同地区人口迁移率是对老年人口集聚差异影响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学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产生和从外迁移来的人口都对区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30]。对此，比较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解释是美国学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间集聚学说”，他在对美国20世纪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人口的动态迁移归纳出3种老龄化地区类型：①美国在50年代经历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下非老年人迁出和老年人残留的非都市区老龄化的“残留集聚（accumulation）”过程；②60年代经历了郊区化趋势下退休老年人迁入郊区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迁移的郊区老龄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过程；③70年代经历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时迁入但老年人迁入比例相对较高的郊区老龄化“汇合集聚（congregation）” 过程。可见，各地区老龄化的过程和结果会因其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迁移
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老年人的迁移，因此，对老龄化空间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学者对老龄化和移民长期关系研究的兴趣[32]，20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对此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家、区域和城市内部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展开。
对一国范围内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多为利用普查数据，探讨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变，如退休、丧偶、再婚、重病伤残等发生时，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行为。如对美国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老年人口移动的数量和比例增加，多数是由北部各州迁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阳光地带（the Sunbelt）[33]，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迁入数量逐渐减少直至变为净迁出区域，原来为净迁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迁出数量出现下降趋势[34]。在这些老年移民中，年轻时因为工作离开故乡而退休后选择回乡养老的迁移称为回归迁移，同样较多的回归迁移是趋向阳光地带或者退休者地带[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或失偶而回迁，还可能因为更进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养老机构迁移，这样一个迁移周期体现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阶段的迁移模式[36]。同时国家尺度的研究出现了少量的关于老年人季节性迁移和跨国迁移的文献，研究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后分析认为，季节性迁移的经常发生可能预示着老年人会发生居住地的迁移[37]，如果老年人经常进行季节性迁移且滞留迁移目的地时间较长，超过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时间时，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义[38]。
基于都市区与非都市区和城市内部空间尺度的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显示，这一尺度的迁移是老年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群一样从农村向大都市迁移，此后又从同一个都市区内部大规模稳定地迁出到非都市区[39]，同时迁入都市区、尤其是中心市区的老年人数量逐渐减少，都市区成为老年人外向净迁出的区域[40]，整体呈现老年人口从都市区向非都市区扩散迁移的趋势。同样的对美国城市内部的老年人迁移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从城市中心CBD到郊^的离心迁移大于从郊区到CBD的向心迁移[41]。
关于老年人迁移动因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老年个人属性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特征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Walters探讨美国退休老年人群迁移影响因素并划分3种迁移类型：第一类老年迁移者具备较好的经济、身体状况，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迁往具有宜人气候和居住环境舒适的地区，属于享乐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类老年迁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经济和身体条件较差者，由于经济和居住的依赖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迁移或是寻求成年子女照顾而选择和孩子居住，属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类老年迁移者通常是不与配偶同住的严重伤病者，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专业的陪护和护理，因此会迁向医疗设施较好的地区，这类老年移民属于严重伤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见，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经济、家庭特征和社会环境特征等导致老年人发生迁移行为的原因不同。
2 对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与照护
地理学者从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视角持续而深入关注老龄化领域的研究聚焦于医疗、保健、照护和空间的关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学主要集中于在较小的单位区域对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集合成诸如社会健康图集的文献[44]，或是绘制具有老龄化负面含义如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剥夺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范围图[14]，以及大量关于老人护理的研究文献如关注于发展良好的社区护理实践模式和在这些模型后面的理论框架、正式和非正式护理之间的关系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影响、增长的社区护理对家庭的影响等主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者一直致力于关注健康地理的演变和扩展合作，专注于把地方（place）当做一个健康老龄化决定因素的研究任务，即空间和地方影响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径[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学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从局部或微观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入手，揭示在此语境下照护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内容涉及理解老年人与家及周边环境契合的状况及体验，这些空间情景的社会、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这些空间、距离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给老年人的照护[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别是家）是如何和为什么对老年人口照护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环境
地理学家持续关注人类经验中环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护理的地点、空间和时间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关于地点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重要观点[47]。随后对环境和设施的深入关注使地理学家进一步理解了社区、城镇、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环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护理环境和医院[49]等支持或挑战老龄弱势群体[50]的方式。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老年人面对的挑战继续吸引少数地理学者的特别关注[51]。
地理学者从社会老年学角度长期关注老龄化和空间、地点之间联系及扩展[52]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环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对住宅设施设计的影响、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等，这些研究为应对以现行政策和规划为导向的 “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区”主题做出了贡献[53]。学者们关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变换，晚年住房选择形式不断地受到结构约束，老年人面临的多种住房选择依赖于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不平等持久影响晚年住房机会的分化，且通过政府住房政策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也影响老龄化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影响的研究方面，对某些特定环境如住宅[56]、封闭的退休社区[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们生活其中变化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的研究出现了批判性地评估社会和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倾向，揭示种族、性别和阶层的空间绑定定义[58]，探索老年人的空间和社会分异，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龄的社会和空间隔离背后的现实[59]，Laws的研究通过追踪年龄关系的城市历史来反映代际关系与城市建设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60]，Rogerson运用GIS空间技术比较了美国15个最大城市地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隔离状况[61]。
3 对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
由于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西方国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社区建设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但随着越来越增加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和服务需求，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遭遇了“福利危机”，政府为了减轻沉重的养老负担，实施了以私营化占相当重要地位的各项社会福利改革方案，与官方和民间达成的将家庭及社区当作最佳养老地点的共识――“就地养老”相关的照护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国的“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服务”和欧盟的“长期照护制度”方案等。对此，许多西方地理学者对老年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造成了卫生服务重组，导致了服务设施区位变迁，从而影响了老年人获取、使用卫生保健服务的方式[62，63]。
学者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长期护理服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服务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观点，结果显示在特殊的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务供给模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对老年人使用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导致更大的潜在的脆弱性[64]。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影响也波及到更广泛的空间：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兰的研究揭示，长期护理提供的私营部门转向已经导致在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较少的服务，尽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住在农村社区[65]；Fortney 等对美国社区服务方案的研究表明，农村老人因为居于地理可达性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获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务，他们可能面临在医院或养老院接受照护的困境[66]。针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区服务缺乏的农村地区的状况，很多学者强调需要为此考虑解决的策略。所有这些地理学者探讨的焦点是，要想保证服务供给分配的相对公平，该如何规划布局服务设施的区位和寻找适宜的服务提供方式。
4 对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的研究
欧美国家的地理学者认为，老龄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义传统提供了许多了解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关系的新视角，从人的层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研究一定环境条件下其对空间和地方在身份、意义、满意度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与老年人的生活和经验之间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断交织发展的多层次、动态过程，从而完整理解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效应。这方面研究的独特视角是关于地方（场所）的研究，以美国地理学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区变化中老年人的地理体验[52]为始，持续在微观尺度上关注老年人对各种地方（如家庭、社区、村庄、城镇、养老院等）的主观体验，多运用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回忆录等参与性、质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边生活环境对其地方依赖、身份认同及身心照护等的影响[67]。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较大部分是关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环境的体验。Rowles持续对阿巴拉契亚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探索，使用充满地方感和农村环境生活感觉的定义和概念评论老龄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详细研究芝加哥入住单人间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经验时，采用民族志传统，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争的细节，并发现他们的“街道危险故事”加剧了穷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会隔离[69]。Harper利用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和民族志材料来探索老年人与他们生活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亲属发展的相互关系[70]。Elder的研究明确指出老年个人生活中历史（时间）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地理学者以生命历程线索重要性的启迪[71]。近来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题是与家的意义相结合的研究。随着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时间增加，老年家庭逐渐变成保健和社会照护的一个站点，家居空间日益呈现复杂性质[72]。地理学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间影响生活和经历的复杂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义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48]。此外，家居空间被看作是这样一个地点――一方面，它使人产生舒适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惧和失落或提供脱离接触和撤离的地点[73]。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时有影响力的“精英”式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对生态学的先驱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讨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对Uvedale Price（1747-1829）――一个英国风景画作者的研究通过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评论年老和疾病对他的影响，他对于老龄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够保持体力和智力活动，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的年龄增长的[75]。Said 关于“晚期风格”的工作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晚年创造的音乐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相协调而以平静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结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断裂和充满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辉煌和富有影响力[76]。
5 对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启示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之间相互关系为核心，从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3个基本视角[8，77]，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模式（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和政策评估、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等方面展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化转向的影响，由之前宏观层面研究探讨老龄化社会演化的自然规律转向对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进行理解和诠释，研究方向越来越趋向于从中观和微观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环境和个体生命体验，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数理统计定量分析方法转向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方法，质性分析和个性化案例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西方老龄化地理研究分阶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图1所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1999 年60 岁以上人口超过10%，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稹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老年学、医学、建筑规划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演变趋势预测及生育政策调整、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养老保障和养老保险、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等领域。中国地理学界对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步丰富，研究内容涉及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和区域差异[78-80]、老年人日常活动和流动迁移行为[81，82]、老年公共服务需求和老年社区建设[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环境[85，86]、养老服务空间组织和规划[87-89]等，多为运用定性描述分析、统计分析和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法来刻画宏观的老龄化空间格局，以及对老年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总体来看，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龄化较多方面，研究体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论、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议题方面还较为薄弱，老龄化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借鉴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拓展研究视角。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偏重于区域空间视角的老龄化区域空间差异和老龄化设施规划等少数方向，较多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城市规划等学科交叉融合而较少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融合，因此地理学在面对老龄化影响地域空间的实际问题时缺乏多维度多空间尺度的综合应对。今后老龄化地理学应注重拓展社会、经济和文化视角的研究，加强与社会、经济、文化、管理、技术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中汲取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学科持续发展。
（2） 扩展和深化研究内容。虽然中国地理学已经从多角度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围绕老龄化与空间、地方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各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来越趋向于注重中微观的地方与老龄化关系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则更多偏重宏观和中观尺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对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社区和家庭照护的现实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对老年社区建设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老龄化地理学在地方和老龄化关系方面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同时加强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及心理情感等微观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围绕老年人养老照护的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规划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转向运用民族志、口述历史、传记等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中国地理学研究老龄化问题仍多采用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了在描述社会空间格局演变和机制的同时深入细致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未来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应该对质性研究、关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视，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进学科领域内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并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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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篇3
[中图分类号] R19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03-0028-02
目前全球共同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入了快速增长期[1]。老年人的生命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广泛的重视，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人群中的老漂族更值得关注。老漂族即移居老人，是指在年老或退休后，迁离其工作生活过的原居地，搬迁到其他城市或地区居住的老年人，针对移居老年人群体社会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还刚刚展开[2]。本文通过对无锡市老漂族的生命质量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抽样方法获取研究对象。先从无锡市中抽取惠山区、北塘区和江阴市三个行政区，再从被抽取的行政区中各随机抽取流动人口相对聚集的社区10～15个，在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协助下每个社区调查30名左右60岁及其以上的非本地户籍的老年人。共调查600例，其中有效问卷568份，有效率94.67%。
1.2 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和生存质量简表（WHOQOL-BREF），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入户、面对面询问填写调查问卷。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等方面，生存质量简表包括四个领域：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和环境领域，根据生存质量简表指导手册，将各领域分值相加并转换成4～20的分值，分值越高，说明该领域状况越好，生命质量越高[3]。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Excel软件建立数据库，并用SPSS 18.0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60岁及其以上的城市移居老年人568人，其中男337人，女231人。配偶健在者（包括再婚）473人，占83.27%，无配偶者（离异、丧偶）95人，占16.73%。未患慢性病者为316人，占55.63%；患有慢性病者为252人，占44.37%。信仰宗教者为233人，占41.02%；不信仰宗教者为335人，占58.98%。文盲44人，占7.75%；受过初等教育（小学和初中）者376人，占66.20%；受过中等教育（高中和中专）者110人，占19.37%；受过高等教育（大专以上）者38人，占6.69%。
2.2 单因素分析
男性在生理、心理和环境三个领域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信教者的生命质量在心理领域的得分低于不信教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有配偶者的生命质量在心理领域和环境领域的得分均高于无配偶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未患慢性病者在生命质量各个领域的得分都高于患有慢性病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有业余爱好的老漂族在生命质量各个领域得分高于无业余爱好者；生命质量各领域得分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生命质量各领域得分随文化程度的增长而增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家庭和睦者在生命质量各个领域得分高于家庭不和睦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生理和环境两个领域生命质量得分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来自农村者生命质量各领域得分低于来自城市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3 多因素分析
将有无业余爱好、文化程度、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和家庭是否和睦等作为自变量，以生命质量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见表2。
3 讨论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而随着年轻人离开故地到外地就业，很多老年人选择跟随子女来到异地生活，形成了老漂族这一特殊群体。老漂族除了要遭受一般人年龄增大引起的生理机能、社会功能的下降和由此造成的心理的落差，还要承受移居异地带来的环境变化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本次调查显示，城市老漂族的生命质量各个领域得分偏低，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可能由于年龄的增长带来身体素质的下降，更易遭受疾病损害，进而影响心理健康，使生命质量下降。女性得分低于男性，可能由于女性在生命历程中长期处于弱势状态，年龄增大后身体、心理状况恶化，老龄女性晚年的生命质量更低[4]，而老年女性还面临更年期综合征等问题使身心状况更加恶化。文化程度较高者生命质量也较高，可能由于文化程度高者见闻较广泛，面对移居后生活内容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有更好的适应性。有配偶者的生命质量高于无配偶者，可能由于配偶的相互扶持利于心理的疏导。饮酒对老漂族的生命质量并无显著性影响，可能由于饮酒者多为男性，而男性的生命质量高于女性。子女数量较多的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并不比子女数量少者高，与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并不一致。有者的生命质量低于无者，可能由于在应对压力较大的生活事件时，一些宗教强调避世的理念[5]，不利于积极应对生活事件，从而使生命质量下降。
慢性病是影响老漂族生命质量的重要因素，慢性病患病率为44.37%，主要慢性病为高血压、骨关节病、胃肠疾病等，这可能与移居后环境的变化有关，多数老人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由于城市环境的限制，运动量减少而引发骨关节病，或是饮食习惯的变化引起肠胃的疾病等。有无业余爱好也是影响老漂族生命质量的重要因素，由于进行业余爱好活动对调剂生活、转移身心压力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在调查访谈中发现，多数老年人是为了帮助子女而移居，故子女家庭不和睦的老人更易产生负性情绪，使生命质量降低。由于政策的限制，移居后就医不便，报销手续繁复，对医疗需求是否满足的担忧也是老漂族的生活压力之一，影响着生命质量。
综上所述，为提高老漂族的生命质量，应注重慢性病的防治，在政策上可以适度向非本地户籍的老年人开放社区医疗保健服务。针对老漂族的心理特征，开设心理咨询处之类的机构。简化老漂族看病流程是解决老漂族生命质量问题的重要途径。街道和社区也应积极开展社区活动，积极邀请外地老年人参加，使之尽快适应环境。社会上也可以开展针对老漂族的商业性的养老服务，使养老模式多元化，缓减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儿女应关注父母的需求，引导他们逐渐建立新环境内的朋友圈，多和他们交流，使他们觉得自己是被需要和被关爱的。作为老漂族自己也应放宽心胸，积极主动地融入本地生活，有条件的老年人也可以学习知识，或在帮助子女照顾家庭之余进行再次就业创业，做到老有所为，不仅可以开发老年人价值，让老年人更有尊严，有利于身心健康，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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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图分类号 R972.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5）24-0115-03
doi：10.14033/ki.cfmr.2015.24.064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老年慢性非感染性疾病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在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速。老年慢性非感染疾病的共病状况已成为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疾病谱。阿托伐他汀作为降脂药物在老年病科得到广泛应用，但在共病状态下的疗效分析及安全性观察报道甚少。本研究通过观察其在老年共病状态下的应用为临床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2014年12月在笔者所在医院就诊的老年患者（年龄≥60岁）慢性阻塞性肺病、高脂血症合并糖尿病202例。入选标准均符合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的合适范围、中国成人2型糖尿病诊治指南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07年修订版）标准。在基础疾病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服用阿托伐他汀治疗102例（治疗组），未服用阿托伐他汀治疗100例（对照组）。治疗组：男87例，女15例，年龄61～95岁，平均（82.3±7.6）岁；对照组：男86例、女14例，年龄60～97岁，平均（83.1±7.8）岁。合并最多的疾病是冠心病、脑卒中，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收集 采集患者住院期间空腹静脉血进行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超敏C反应蛋白等及肺功能检查。采用日本日立公司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盒采用宁波美康科技生物有限公司。肺功能采用中国四川思科达科技有限公司S-980A（Ⅲ型）肺功能仪，以吸入沙丁胺醇200 μg，15～30 min进行支气管舒张试验后：FEV1与FVC的比值（FEV1/FVC）
1.2.2 治疗方案 对照组只进行基础疾病的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阿托伐他汀（立普妥，辉瑞制药有限公司20 mg，每晚一次）。
1.3 观察指标
（1）疗效评价：临床症状改善，肺功能及生化指标治疗前后比较。（2）安全性评价：以Cys-C评价肾功能，Cys-C与eGFR有良好的相关性，ALT水平评价肝功能。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治疗组患者呼吸缓解有效率为90.2%，对照组为89.0%，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用药前后肺功能改变情况比较
两组用药前后肺功能均有所改善（P
表1 两组用药前后肺功能改变情况比较
组别 时间 FEV1
（L） FEV1/FVC
（%） FEV1占预计值（%）
治疗组（n=102） 治疗前 1.6±0.9 52.0±7.2 53.7±8.0
治疗后 2.6±1.3* 65.7±8.9* 63.9±9.5*
对照组（n=100） 治疗前 1.6±0.8 52.3±7.1 53.6±6.3
治疗后 2.2±1.7* 62.3±1.2* 60.5±5.7*
*与治疗前比较，*P
2.3 两组用药前后生化检测资料的改变
治疗组检验结果LDL-C、Cys-C、hs-CRP均比治疗前明显下降，且比对照组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4 安全性
两组病例在用药观察期间，无一例发生明显的肝肾功能异常，服药依从性、耐受性良好。
3 讨论
随着我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发生了变迁，目前慢性非感染性疾病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老年共病逐渐被大家认识，老年共病时由于多重用药，药物副作用和药物相互作用导致的不良反应逐渐增多，有资料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达5.4%。老年共病常常有其共同病理基础，慢性炎症是多器官疾病及功能紊乱的根本的病理生理过程[1]，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肾脏病、高脂血症、糖尿病、动脉硬化性疾病中，炎性标志物的高表达与器官功能代谢有明显相关性[2]，选择一种药物能同时抑制或减轻其共同病理基础，改善预后是我们共同目标。本文观察到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病、高脂血症合并糖尿病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应用阿托伐他汀后临床呼吸困难改善率有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炎性因子hs-CRP、Cys-C升高与肺功能可以看到有明显改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P2的疗效。表明肺功能损害较重患者炎性因子水平较高，通过给予阿托伐他汀干预后炎性因子下降，肺功能改善[3]。有实验研究显示阿托伐他汀是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不仅有强大的降脂作用，还通过抑制转化因子β（TGF-β）表达抑制过氧化氢酶SOD2表达，达到抗氧化、改善内皮功能、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抗炎、抑制细胞外基质聚集及促进分解等作用，改善肺功能，减轻炎症反应[4-6]，与本文观察一致。而且Cys-C是老年人肾功能改变的较好临床检验指标，不受肌肉容积的影响，也不经过肾小管的重吸收或分泌，与eGFR有较好的相关性，已被逐渐应用于临床肾功能的判断指标。阿托伐他汀通过抑制肾脏中TGF-β的表达，减少金属蛋白酶抑制剂的产生，减轻基质积聚，减轻动脉硬化，改善肾功能。1982年，Ruan等[7]提出脂质肾毒性学说，认为血脂异常是肾小球硬化发生发展的独立致病因素，本文中可见到LDL-C与Cys-C有同步下降。可能与LDL-C与Cys-C减轻慢性炎症，改状况内皮功能，对肾功能改善有一定作用，值得临床进一步探究。在所有病例中无一例因严重药物副作用停用药物，药物安全性好，病人耐受性好。从上述观察中可以看出，阿托伐他汀在与其他药物共同治疗时可以发挥协同作用，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是老年共病状态下的基本安全用药之一，值得临床医务工作者更进一步探讨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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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玲玲.阿托伐他汀对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高敏C反应蛋白的影响[J].中国医药指南，2011，9（17）：232-233.
篇5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lderly peptic ulcer endoscopy and clinical features. Methods Our hospital in December 2014～December 2015， 106 patients with peptic ulcer trea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control group is 46 cases treated peptic ulcer of middle-aged and young patien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60 cases anti peptic ulcer treated elderly pati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groups of endoscopic and clinical featur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patients with upper abdominal pain，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anceration， perforation， obstru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such 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Key words：The elderly；Young and middle-aged；Peptic ulcer；Endoscopy
消化性溃疡属于内科临床上一种常见的疾病，诱发此病的原因为：患者体内胃酸分泌过多或者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胃粘膜防御能力降低，从而引发此病[1]。目前，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较快，导致此病在老年群体的发生率逐渐上升，影响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生活质量。本文针对老年人消化性溃疡内镜及临床特点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4年12月～2015年12月收治的消化性溃疡10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46例患者（中青年组），男性25例，女性21例，年龄20～57岁，平均年龄（34.5±0.3）岁；实验组60例患者（老年人组），男性46例，女性14例，年龄60～78岁，平均年龄（68.3±0.5）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需要进行常规检查，实施内镜检查、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和病理活检等。针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表现、内镜特点以及并发症发生率进行对比，并根据内镜检查，对患者的溃疡程度以及面积进行统计分析[2]。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7.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运用（x±s）表示，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患者临床病症对比分析 实验组患者出现上腹疼痛、消化道出血、癌变、穿孔、梗阻以及并发症等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2.2两组患者内镜观察情况对比分析 观察组巨大溃疡发生率（33.3%）明显高于对照组（17.4%）；其小溃疡发生率（13.3）明显低于对照组（32.6）；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3结论
消化性溃疡是一种常见的内科疾病之一，主要是由于患者体内胃酸分泌过多或者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胃粘膜防御能力降低，从而引发此病。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此病在老年人群体中发病率较高，同时由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个功能出现衰退，其临床表现不具有典型性，病情恢复速度较慢，所以老年人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特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3.1临床症状方面 同中青年患者相比，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出现退化现象，所以临床表现不具有典型性，通常表现是患者出现腹胀、体重减轻和贫血，而腹痛症状多无规律性，直到出现穿孔或者是出血之后才来就诊，导致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给治疗增加了难度[3]。所以，针对老年人存在消化性溃疡疾病的风险时，应在患者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对患者实施内镜检查，及早发现病情，并实施针对性治疗。
3.2内镜观察方面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巨大溃疡发生率（33.3%）明显高于对照组（17.4%）；其小溃疡发生率（13.3%）明显低于对照组（32.6%）；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3.3并发症发生率方面 本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患者出现上腹疼痛、消化道出血、癌变、穿孔、梗阻以及并发症等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综上所述，老年人消化性溃疡的临床表现不典型，同时发生并发症的几率较高，对病情的控制难度较大，应该加强内镜检查，以便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参考文献：
[1]陈锐，朱尤庆.老年消化性溃疡230例临床与内镜特点探讨[J].心血管病防治知识（学术版），2011（6）：5-52，54.
[2]曹绍岐，孟小芹，甘爱华，等.老年消化性溃疡129 例临床与胃镜特点分析[J].临床医学工程，2012，19（2）：237-238.
篇6
[中图分类号] R683.4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7210（2010）10（c）-166-02
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骨质疏松发生率较其他人群高，股骨颈骨折是其常见的损伤之一。笔者选择2008年6月～2009年12月在我院治疗的78例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48例应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进行治疗，效果明显，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8年6月～2009年12月在我院治疗的78例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48例和对照组30例，分别采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和加压空心螺钉内固定术进行治疗。实验组48例中，男性20例，女性28例；年龄57～71岁；嵌入型16例，中间型18例，内收型14例。对照组30例中，男性12例，女性18例；年龄58～69岁；嵌入型12例，中间型13例，内收型5例。两组年龄、性别及分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采用硬膜外麻醉。对照组采用加压空心螺钉内固定术进行治疗。患者取外展内旋位，固定，并采用克氏针标记，切开皮肤，扩孔，后旋入合适的空心螺钉，后拔针冲洗，关闭切口。实验组采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进行治疗，切开后行髋关节置换，后缝合处理。
1.3 远期疗效评价
于治疗12个月时对患者进行远期疗效评价。优良：功能恢复较好，负重也较好，无并发症发生；较好：功能得到部分恢复，无较大不适感；较差：功能未得到恢复，不适感较为强烈，影响日常生活。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P
2 结果
实验组远期疗效优于对照组，实验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l。
3 讨论
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老年性骨质疏松患者日益增多，从而使股骨颈骨折明显呈增加趋势。老年人的骨骼多骨质疏松，很小的扭转暴力就能引起骨折。近年来，人工髋关节置换在国内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是治疗股骨颈骨折及股骨头坏死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采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股骨颈骨折的优点：①避免了股骨颈骨折不愈合及股骨头坏死的问题。②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③治疗时间短。④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2]。人工髋关节置换按位置可分为全髋关节置换、股骨头置换和关节表面置换三大类。选择何种方式，应结合患者的情况（年龄、性别）与全髋关节的设计、固定、技术操作等进行选择。对于年龄超过70岁患者的股骨颈骨折选择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简单、时间短，能够较快恢复关节功能；而对于70岁以下的患者，建议全髋关节置换，以减缓人工股骨头对髋臼的磨损、延长人工关节的使用。关节表面置换因并发症多、翻修率高, 一般不建议选用。
马涛[3]报道在股骨颈囊内骨折各种治疗方法比较中，术后Harris评分内固定组最低。因此，对于明显移位的高龄（65岁以上）股骨颈骨折患者，为了使患者能够早日下床活动、减少卧床并发症，在技术力量和患者全身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施行人工关节置换术疗效确切[4-5]。
本研究中，我院应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对48例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进行治疗，研究发现，与加压空心螺钉内固定术比较，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在老年股骨颈骨折治疗中的远期疗效好，而且住院时间短，并发症发生率低，疗效值得肯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老年股骨颈骨折采用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疗效好，并发症发生率低，患者住院时间短，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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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涛.764例股骨颈囊内骨折治疗方法的疗效比较[J].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学报,2001,21(6):535-536,539.
篇7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以高血压、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脑卒中、肿瘤等为首的慢性疾病成为当危及生命的首要问题。开展有效的慢性病防控迫在眉睫[1]。由于基层医务人员慢病防控知识老化，没有规范的管理标准，以致慢病防控效果不佳，现迫切需要找出一条适合基层社区慢性病规范化管理模式[2]。中心自2013年开始对基层社区慢性病规范化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下设6各社区卫生服务站。
1.2方法 对医务人员岗位职责进行分工调整，对医务人员进行健康档案书写、慢性病规范管理标准的培训，每月督导、考核、纳入绩效工资等规范化管理。1年后采用规范化管理前后自身对照，对建立档案数、档案真实性、档案合格率、慢性病管理人数、规范管理率、控制率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1.3质量控制 制定社区居民健康档案书写规范，明确慢病管理标准（参照北京市社区慢性病管理手册2011版），加强医务人员培训、督导、考核并纳入绩效管理。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9.0）对本次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组间比较运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按照《北京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基本经费和人力资源配置精细化管理指导意见》标准，每个人工作量为6h/d×250d/年×60min/15min=6000服务当量，医生超负荷工作，药剂人员年满负荷工作，护理人员明显工作量不足，管理后护理人员加入了建立和完善居民建档、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指导、协助药房工作等工作，1年后医生、药剂人员工作压力减少，护理人员工作量明显提高，见表1。
2.2健康档案建档率、真实性、完整性有了明显提高 2012年建档人数为347人，2013年建档人数为1047人，建档人数增加了201%；真实性由72%（20671）提高到92.80%（33278）；合格率由12.63 %（3603）提高到41.74 %（14969）。
2.3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管理人数、规范管理人数、控制人数比较 高血压及糖尿病患者管理人数、规范管理人数、控制人数较前有明显改善，慢病管理人数增加了2941人，规范管理率由61%，提高到72%，慢性病控制率由65%提高到70%。其中高血压管理人数：规范前2094人，规范后4392人。规范管理人数：规范前1341人，规范后3083人。控制人数：规范前889人，规范后2186人；糖尿病管理人数：规范前895人，规范后1538人。规范管理人数：规范前503人，规范后1187人。控制人数：规范前311人，规范后806人。
3 讨论
3.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以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肿瘤等为首的慢性疾病成为当前医疗卫生的首要问题，开展有效的慢性病防控迫在眉睫，基层社区开展慢性病规范化管理能够有效的预防慢性病的发生， 减少慢性病产生的危害。
3.2对基层社区现有人员进行合理的资源调配，可以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缓解基层人员紧张问题，暂时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3]。
3.3建立慢性病规范化管理标准[4]，在基层社区简单易行，很大方面提高了慢性病管理水平，适合在基层推广应用。
3.4基层社区信息化建设还不完善，首先检验结果未与医生工作站对接，还不能共享检验结果；其次就是医生工作站慢病管理系统不能自动审核将不规范的档案自动清洗出来。还有全区信息化平台还未完善，全区医疗机构之间不能实现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
参考文献：
[1]王增武，张林峰.社区高血压非药物治疗措施的执行情况分析[J].中华全科医师杂志，2010，7：461-465.
篇8
居民死亡原因统计能直接反映居民的健康状况和本地社会卫生水平、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服务等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也是制定慢病工作计划,评作卫生服务效果的重要依据。为了解泉州市丰泽区居民健康状况和各类疾病的危害程度,促进各级医疗机构死因监测工作的深入开展,为制定疾病预防与控制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笔者对2008年该区居民死亡数据进行分析。
1 数据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人口数据来源于当地公安部门人口统计数据,人口死亡数据来源于丰泽区死亡监测系统,由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居民死亡医学登记”的内容。上报到丰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2方法:依据国际疾病分类ICU~10进行死因分类,以根本死因进行归类。标化死因亡率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1.3统计学分析:采用卫生部死亡医学登记系统(DeathReg 2005)软件、进行录入统计分析,率的比较用u检验。
2 结果
2.1 总死亡情况:2008年丰泽区死亡总人数为906人。死亡率为447.95/10万标化死亡率为187.72/10万,其中,男性死亡人数506人,死亡率250.18/10万,标化死亡率106.68/10 万,女性死亡人数为400人,死亡率197.77/10 万,标化死亡率 81.65/10万。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全年共出生2313人,出生率1.14%,自然增长率为0.69%。另外,新生儿死亡12例,死亡率1.32%。婴儿死亡16例,死亡率为1.77%,新生儿死亡人数占婴儿死亡人数的74.58%。
2.2年龄别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为1766.00/10万,4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率迅速上升,65岁以上人群死亡率为6456.95/10万。死亡年龄构成比为0岁组1.77%,1岁的组1.32%,20岁的组6.18%,40岁的组19.98%,60岁的组38.63%,80岁的以上为31.12%。
各年龄段主要死亡的特点分别为:0岁组主要死因为新生儿产伤和窒息,占该年龄组全死因的50%;1岁的和34岁的组以损伤和中毒列首位,占54.76 %;35岁的和64岁的组恶性肿瘤居第1位,占51.33 %。循环系统疾病次之,占20.15% ;65岁以上年龄组的循环系统疾病的危害最大占该年龄全死因的50.09%。
2.3 死因构成比及死亡率见表1。2008年前10位死因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7.89 % 。循环系统疾病是第1位死因,脑血管疾病死亡最多,占循环系统疾病的55.30%。其次是心脏病的急性心肌梗死占最多。从表1可见,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损伤和中毒、传染病和寄生虫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2.4 恶性肿瘤前10位死亡顺位、构成比,见表2。 丰泽区2007年全死因肿瘤居第2位,恶性肿瘤占98.08%,死亡率128.55/10万。
3 讨论
丰泽区2008年主要死因与国内其它地区调查结果基本一致[1~2],居民死亡具有以下特点:①循环系统疾病在全死因中居第1位;①丰泽区监测的4种慢性非传染病疾病导致居民死亡的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4.02%。
可见,丰泽区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慢性病,而慢性病与人口老龄化、不良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及城市日渐严重的空气污染、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等有关,同时大多数慢性病病程长,依从性较差,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低,并发症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因此,必须加强慢性病的防治工作,进行健康教育宣传,提高慢性病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降低死亡率,减少疾病所带来的各项损失。
参考文献
篇9
【摘 要】目的：对心理干预在老年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和应用价值进行探究和分析。方法：选取我院2012 年1 月到2014 年6 月收治的98 例老年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患者入院先后顺序将所有患者随机的均分成两组，分别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有49 例患者，对于对照组的患者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对于观察组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心理护理，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进行观察和对比分析。结果：观察组49 例患者中护理显效的有40 例患者，护理有效的患者有6 例，整体护理有效率为93.9%，对照组患者护理显效的有32 例，护理有效的有5 例，整体护理有效率为75.5%，两组患者护理效果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将心理干预应用到老年患者的临床护理中能够显著的提高患者的临床护理有效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常规护理；心理干预；老年病；临床效果；应用价值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条件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均寿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也使得老年病患者的数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采取有效的治疗和护理方法进行老年患者的治疗和护理是关键。老年患者由于年龄的问题，在面对疾病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各种心理上的恐惧、焦虑等。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对老年患者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对于提高临床护理效果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院针对2012 年1 月到2014 年6 月收治的98 例老年患者采用对比实验的方法，对心理干预在老年病患者临床应用中的效果进行探究和分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基本资料本次研究对象为我院2012 年1 月到2014 年6 月收治的98 例老年病患者，其中男性患者有54 例，女性患者有44 例，患者年龄最小的为62 岁，最大的为87 岁，平均年龄为71.3 岁。98 例患者中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有36 例，呼吸道疾病患者有26 例，糖尿病患者有16 例，其他类型的疾病患者有20 例。按照患者入院的先后顺序将所有患者随机的均分成两组，分别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有49 例患者，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以及病情等方面基本相似，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1.2 方法
对于对照组的患者按照医生的医嘱以及医院的护理程序和规定，开展常规的护理工作。在整个护理期间不进行心理干预。对于观察组患者在采用与对照组患者相同的护理操作和流程的基础上，增加心理干预护理，干预的内容包括：及时地环节患者出现的紧张、焦虑和恐惧心理。与患者沟通了解患者的需求，及时地解决患者心中存在的疑虑，提高患者的信心，积极的配合医护人员开展治疗。
1.3 护理效果
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可以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三个等级，其中显效是指患者的护理效果明显，患者十分满意并且其生活质量得到显著的提高；有效是指患者对于护理基本满意，同时病情和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无效是指患者对于护理不满意，同时病情没有改善甚至恶化。
1.4 统计学处理
对获得的数据资料采用软件spss18.0进行统计学处理和分析，数据之间的对比有P<0.05，则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整体护理有效率为93.9%，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整体护理有效率75.5%，对两组患者护理效果进行统计学分析有P<0.05.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具体如表1 所示，其中整体护理有效率= 显效率+ 有效率。
3 讨论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病患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成为临床上研究的重点工作。老年病患者随着身体技能的衰退，身体上的不适，经常会出现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例如，老年患者感觉自己年事已高，身体经常出现各种问题，已经失去社会价值也不能够为家庭带来诸多的贡献，由此封闭自我、缺乏信心。部分患者可能由于疾病而产生心理上的紧张、焦躁、恐惧等问题。同时，有部分老年患者可能感觉其为社会作为了巨大的贡献，对医疗水平以及服务水平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在对老年患者开展临床治疗和护理的过程中，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心理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研究可以得到观察组患者的整体护理有效率明显好于对照组患者的，这充分的说明在老年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增加心理干预，能够显著的改善临床护理效果，提高老年患者的信心，使其能够积极地配合医生接受治疗，同时能够显著的改善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心理干预在老年病患者临床护理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意义，值得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 吴明， 朱列和， 邓丽红， 谭小颖， 杨海霞. 浅谈惠州市住院老年患者焦虑抑郁倾向的影响因素及心理干预[J].中外医学研究，2013（04）：75.
篇10
骨质疏松症（OP）是一种系统性骨病，是在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影响高峰骨量以及骨量丢失并最终发展至骨质疏松[1]。目前，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加，骨质疏松症发病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与此同时，老龄化的加剧和高能量损失的日益增加，造成老年髋部骨折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此，我院就2011年5月至2013年5月我院收治的60例骨质疏松致髋部骨折老年患者，对其行中西医结合疗法，取得良好的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5月至2013年5月我院收治的60例骨质疏松致髋部骨折老年患者，采用随机的方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30例。对照组男14例，女16例，年龄45～80岁，平均年龄（65.4±8.6）岁；观察组男15例，女15例，年龄48～82岁，平均年龄（68.7±8.5）岁。骨折类型：股骨颈骨折18例，粗隆间骨折42例。受伤机制：摔倒导致髋部着地57例；骑车导致髋部扭伤3例。所有入院患者均通过双能量骨量密度仪检测骨质疏松程度，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骨折类型、受伤机制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本组粗隆间骨折42例，其中采用动力髋内固定37例，卧床外展牵引5例；股骨颈骨折18例，均对其行加压螺纹钉内固定术。对照组患者每天均给予钙1～2g口服，每天给予阿法骨化醇0.5μg，连续服用2.5个月。观察组在此基础上每天服用六味地黄丸12g，待伤口痊愈及解除外固定后行中药气化热疗并且进行CPM功能锻炼；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3.0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结果采用t检验，P
2 结果
60例患者经X线复查，骨性均得到愈合，平均愈合时间为（78.3±6.4）天。对照组显效8例，好转16例，无效6例，总有效率为80.0%；观察组显效20例，好转9例，无效1例，总有效率为96.7%。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例（%）]
3 讨论
目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骨质疏松已经成为绝经后妇女和老年人群中常见病之一，它的基本病理机理是骨代谢过程中骨吸收和骨形成的偶联出现缺陷，导致人体内的钙磷代谢不平衡，使骨密度逐渐减少而引起的临床症状[2]。老年人群由于骨量丢失，引起骨质疏松，使得骨折发生的概率更高。本次我院采用双能量骨密度仪对髋部骨折进行检查，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不仅要对髋部骨折进行治疗，同时还要注重对骨质疏松的治疗。治疗时给予患者钙剂以及阿法骨化醇，同时注意对患肢功能锻炼，骨折愈合效果良好，骨质疏松显著改善，临床效果令人满意。阿法骨化醇在肝脏被迅速转化成1，25-二羟基维生素D3，后者为维生素D3的代谢物，起到调节钙和磷酸盐代谢的作用。其主要作用是通过提高体内血循环中1，25-二羟基维生素D3水平，从而增加钙、磷酸盐的肠道吸收，促进骨矿化，降低血浆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同时减少骨钙消溶[3]。
西医研究认为，人体衰老导致代谢功能失调，系统功能下降，神经功能紊乱等是骨质疏松的主要病因。而中医把骨质疏松症归属“骨痿、骨枯、骨痹”范畴，认为其发病机理为肾虚及脾虚，故针对病机而采用补肾壮骨、益气健脾的治疗法则[4]。根据“肾主骨”的中医学理论，肾虚是骨质疏松的发病关键，故治疗宜补肾壮骨，若肾精充足，则筋骨坚硬有力。
综上所述，相较于单独采用西医疗法，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骨质疏松致髋部骨折临床效果更佳，疗效令人满意，值得临床借鉴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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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2009年世界乳腺癌发病率为42.33/10万。2012年上海市女性乳腺癌标化发病率为36.60/10万，崇明县作为上海唯一以农村人口为主地区，其特殊的岛屿环境，恶性肿瘤的相关危险因素等相对上海其他地区有其特殊性。为了解崇明县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长期变化趋势，我们对1998-2013年上海市崇明县乳腺癌发病和死亡资料进行分析，为崇明地区乳腺癌防治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所有肿瘤病例资料来源于上海市崇明县户籍人口肿瘤登记报告系统，肿瘤登记均按国际疾病分类进行编码，其中1998-2001年采用ICD-9分类编码手工纸面登记，2002年起采用ICD-10分类编码电子信息系统登记。对1998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期间登记的新发乳腺癌和因乳腺癌死亡病例进行统计分析。人口资料来源于崇明县公安部门提供的人口数和人口构成。
1.2质量控制
为保证肿瘤登记资料完整性，定期与全死因登记报告系统核对，部分无报告卡的肿瘤死亡病例经核实后补充发病资料。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Access和Excel进行数据汇总统计，计算乳腺癌粗发病率、粗死亡率、年龄别发病率和年龄别死亡率等指标，采用1966年世界标准人口构成计算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年度变化百分率（APC）由率或比的时间变化趋势分析得出，反映相对变化程度。应用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
3.4.3软件计算1998-2013年发病率、死亡率、年龄别发病率和年龄别死亡率的APC在长期趋势中判断变化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女性乳腺癌发病和死亡情况
2.1.1发病情况 1998-2013年共报告乳腺癌发病2007例，占所有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的12.31%，位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位，年平均粗发病率为36.11/10万、标化发病率为20.69/10万。其中1998-2001年、2002-2005年、2006-2009年、2010-2013年分别确诊乳腺癌316例、458例、560例、673例。4个时期的粗发病率从23.34/10万，上升至48.15/10万，同比上升106.35%，标化发病率从15.46/10万，上升至25.18/10万，同比上升62.88%（表1）。
2.1.2死亡情况 1998-2013年共报告乳腺癌死亡648例，占所有女性恶性肿瘤死亡的6.14%，年平均粗死亡率为11.66/10万、标化死亡率为5.77/10万。4个时期因乳腺癌死亡病例依次是108例、169例、197例、174例，粗死亡率从7.98/10万，上升至12.45/10万，同比上升56.10%，标化死亡率在中间2个时期有过上升，但之后又降至初期水平。在女性恶性肿瘤死因中乳腺癌在前3个时期位居第5位，第4时期降至第6位。
2.2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长期趋势
2.2.1发病率趋势 1998-2013年崇明县女性乳腺癌粗发病率（Z=11.69，P=0.00）和标化发病率（Z=6.02，P=0.00）的上升趋势均有统计学意义，Joinpoint回归分析显示：粗发病率每年以6.14%的平均速度上升，标化发病率的APC为3.90%，粗发病率比标化发病率的增幅大，未发现转折点（图1，表2）。
2.2.2死亡率趋势 Joinpoiny回归分析显示，1998-2013年崇明县乳腺癌粗死亡率和标化死亡率均在2003年出现转折点，1998-2003年粗死亡率以每年16.86%的平均速度上升，上升趋势有统计学意义（P=0.01），2003年之后粗死亡率不再上升。标化死亡率在2003年之前APC以14.42%的幅度上升，上升趋势有统计学意义（P=0.04）；2003开始标化死亡率每年以4.51%的平均速度下降，下降趋势有统计学意义（P=0.04）。见表2、图2。
2.3发病和死亡的年龄分布
1998-2013年崇明县乳腺癌病例中，小于45岁组病例占18.44%，45～54岁病例占31.69%，55岁～组病例占49.88%。因乳腺癌死亡病例中，小于45岁组病例占9.10%，45～54q病例占22.69%，55岁及以上年龄病例占68.21%（表3）。各年龄组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随年龄增长而有增高趋势（图3），25～44岁发病迅速攀升，45～54岁的增幅略缓，发病在55～59岁组达第1个高峰，65～70岁组出现第2个高峰，80～84岁组呈现第3个小高峰；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与发病率高峰一样，在55～59岁组开始形成一个小高峰，60～65岁组略有回落，之后加速上升，至85～岁组与该年龄组发病率形式一个交叉，达顶峰。
从16年间标化发病率的变化趋势来看，小于45岁组（年轻组）APC以9.25%的幅度增长（P=0.01）；45～54岁（围绝经期组）每年以6.62%速度增长（P=0.01）；而55q～组（绝经后）每年以5.81%的速度增长（P=0.00）。早期（1998-2002年）增幅最大，达19.70%（P=0.01），2002年之后APC仅为2.80%（P>0.C15），增幅变化无统计学意义。从标化死亡率的变化趋势来看，年轻组和围绝经期组16年间标化死亡率年度变化无统计学意义，绝经后组每年以5.13%的速度增长（P=0.04），该组人群早期（1998-2003年）每年以30.41%的速度增长，增速变化有统计学意义，2003年之后死亡率不再上升。
3讨论
篇12
【关键词】 老年人口；生活状况；湖州市区；改善措施
“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在经济尚欠发达、社会供养不足的情况下提升老人生活质量，将关系小康社会的推进与社会和谐构建。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建设全球老龄友好城市指南中指出，城市规划应从交通、住房、社会参与、社区支持与健康服务等方面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1〕，Patterson等〔2〕从老龄人口的居住环境方面提出改善老年人口生活的措施。邬沧萍等〔3〕根据我国实情，提出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支持的多方共同协助的模式来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为了全面了解当前老年人口的生活现状，课题组于2008年5～6月在湖州市开展调查，并在调查分析基础上结合区域实情，提出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措施。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60岁的城市老年人，调查样本为200人，其中男140人，女60人。60～65岁占26.0%，66～70岁占28.0%，71～75岁占29.0%，76岁以上占17.0%；32.5%的老人认为身体健康，其余老人认为身体一般或较差；没有上过学的占24.0%，接受小学教育的占17.0%，接受中学教育的占16.0%，接受高中教育的占29.0%，接受大中专教育的占14.0%；职业主要为工人、公务员与农民。
1.2 调查方法
采用类型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200份问卷，回收200份有效问卷，调查内容涉及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健康情况、居住和家庭情况、收支情况、社区服务、社会感受、生活质量等。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收入与支出
通过调查发现，80.0％以上的老人月收入都在1 000元以上，其中还包括了部分2 000元以上（比重为17.0％），500～1 000元的占12.0％，500元以下的只有8.0％，总体收入水平较好，基本能维持日常生活（P＜0.05）。从收入来源看，退休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来源，保障了80.0%以上老人的支出，还有10.0%左右的老人依靠子女供给，另有一小部分老人依靠打零工或者政府救济来获的生活所需资金。从消费支出看，主要集中在吃饭、生活必需品及医疗费用上，吃饭与生活必需品消费超过500元/月的达到66.0%，医疗保健支出平均约为150元/月（医保报销了部分费用，否则会更高），其他消费相对较少。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少数老人住房、医疗消费支出很高，甚至超过月收入来源，见表1。表1 老年人口收入与支出情况（略）
2.2 老年空巢状况
调查数据显示，湖州市区空巢老人比例非常高，夫妇两人的空巢家庭占64.0%，单人空巢家庭占15.0%，而与孩子（女儿或儿子）住在一起的非空巢老人仅为21.0%。近80.0%的老人都过着独居或夫妇同居的生活，昔日湖州人的三代同堂、四世同堂已寥寥无几，空巢家庭已成为湖州市区老年家庭最重要的类型。
2.3 健康状况
调查发现老年人健康状况一般，老年人普遍缺乏精神上的娱乐，孤独感和失落感强，甚至引发的器质性疾病。近70.0%的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一般或者不太好，最为常见的疾病为高血压与心脏病，然后依次是胃病、腰椎病、睡眠类疾病、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脑血管疾病、高血脂。另外还有个别老人觉得自己全身都没力气或者突发事件导致身体不舒服。这些已经严重影响到老人的生活质量。
2.4 日常活动情况
调查中发现，老年人口中除少数打零工或被单位聘请外，绝大多数都退休在家，时间大多分配在家务活动、必要睡眠与自由休闲。日睡眠时间主要在7～8 h之间，同时还有27.0%日睡眠时间不足7 h。绝大多数参与一定的家务劳动，一般时间在2 h左右；自由支配时间相对充裕，一天拥有7 h以上的占50.0%，在自由支配时间里，主要用于看电视、户外运动、看书等，见表2，活动场所主要在自己家中。表2 自由时间活动情况（略）
2.5 生活体验与感受
当调查与生活质量关系最密切的是哪方面时，差异显著（P＜0.05）。发现大多数老人认为生活质量高低与吃的最为密切，占总人数比例的38.4%，然后依次为住、行和穿，分别占18.9%、17.7%与15.9%。在调查时还发现有些老人认为吃、穿、住、行都是一样重要，都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同时还有少数老人认为身体健康最重要，有健康就有高的生活质量；也还有部分老人表示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当问及他们理想的高质量生活时，差异显著（P＜0.05），主要有四种意见：①满足当前生活状态，认为现在生活已经很好；②高收入是高生活质量的保障，退休人员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生活；③高质量的生活就是要身体健康、家庭和睦；④能够出去旅游、拥有丰富的精神享受才是高质量生活。可以看出，收入、健康、家庭和睦、精神愉悦是关乎老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见表3。表3 高质量生活因素（略）
2.6 社区服务与政府扶持
调查显示12.0％的老人对小区老年服务设施与社区服务表示很满意，26.0％的表示满意，41.0％的表示一般与没特别感觉，不满意或很不满意共占11.0％。近50.0%的老人对政府养老政策与养老服务满意，他们认为政府已经很好，退休金基本能满足日常消费需要，而对当前政策与服务不满意的主要在收入来源单一化、政府有些承诺难以兑现、同工不同退休金等，其中农民出身的基本没有政府养老扶持，见表4。表4 社区与市政满意度（略）
3 讨 论
湖州市区老龄化程度很高，在未来的30年中将达到45%左右，这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目前主要集中在高空巢率、高疾病发生率、缺乏精神娱乐等问题，将来可能产生巨大的家庭与社会养老压力，并会影响到湖州市人口、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改变家庭与社会共同维系养老过程中所存在的缺陷，从多角度、宏观视野出发，寻求改善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措施，促使老年人安享晚年。
3.1 弘扬“子女养老与孝文化”，提升家庭养老功能
发扬“养儿防老、父慈子孝”传统，鼓励和倡导家庭养老。借助传媒手段，宣传湖州古代的“潘综卫父”、当今的刘霆“背病母上大学”事迹，大力宣扬“子女养老与孝文化”，使尊老、敬老、养老成为风气，使老年人有所养、有所依、有所乐。在高空巢率、低精神娱乐背景下，鼓励子女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把看望父母作为每日的必修功课，与父母分享五味人生、关心父母的身心健康等。同时政府应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如优先支持房产开发中的母子套房建设；开展敬老、爱老竞赛，对贫困家庭的养老服务进行适当资金帮扶等。
3.2 增强社区服务、加大政府扶持
社区是老人活动最基本的活动空间，社区休闲设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因此，社区必须考虑到老年人口的实际状况，科学合理安排一些健身型、益智型、陶冶情操型、交流型等室内外老人活动场所，丰富老人自由支配时间的有益活动，增进老人的身心健康。针对不规范的社区老人服务行为，政府应加强对场所、设施的监管，并以规制加以保障，规避违规做法；在新建社区中明确老人活动用地规模、老人中介服务机构等配套设施的优先规划布局，以完善社区的养老服务，提升社区养老功效。研究报告表明，我国老年人在心理和精神健康方面需要关怀、指导的要求迫切，社会有义务帮助他们积极面对生活、积极参与社会，促进家庭和谐〔4〕。在湖州市区也存在这种现象，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引发孤独感与空虚感、恐惧生病而引发器质性疾病、怀疑自我存在价值等。为此，社区必须发挥自身的优势，与政府、社会志愿者通力合作，定期为老人开展心理健康指导，通过谈话疏导等形式帮助老人矫正不良心态，引导老年人树立积极的老年观，肯定自我存在价值等。同时倡导低龄、健康老年人帮助高龄老年人，进行“时间储蓄”，待到自己年老需要帮助时，可以支取储存的时间，政府组织人员为其服务。这种有偿服务可以增强老年人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使老年人互帮互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献、共享和谐。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老年资源，减轻从事老年人口服务人力资源不足的难题，减轻家庭、政府、社区、老人自身的负担等。
对政府而言，应该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将老人的问题纳入到城市发展规划的各个分支，并从人口政策、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计划规划等层面予以落实，让更多的老人能够同等享受积极的养老政策所带来的优惠，让老年人群共享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同时，政府应调动社会其他机构、民间组织、个人等参与养老事业，鼓励、扶持老年产业发展等。
3.3 大力发展老年产业
湖州市整体经济水平处在“长三角”城市后列，但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优美。湖州市应以此为契机，率先大力发展老龄休闲产业，构建老龄产业集群，在全国赢得先发优势，以提高老人生活水平。
调查数据显示，湖州市区老年人口对吃、穿、行十分重视。因此，可根据老年市场特点，开发适合老人身体状态且有益健康的食品；针对老人穿着特点与流行趋势，依托湖州的服装制造业基础，开发具有市场潜力，符合老年需求的心仪服饰；并根据老人自由支配时间特点与休闲规律，充分挖掘湖州市深厚历史文化、清丽山水等文化与自然资源，开发一批安全、舒适、健康、环保的老年康体旅游项目。通过这些产业的发展，既可以改善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同时还会吸引上海、杭州等周边大城市老人来湖州购物、休闲等，推动整个老龄产业大发展，带动湖州地区的经济发展，让老人共享这一成果。
3.4 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不容否认，计划生育政策曾对湖州市人口规模控制、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时间推移，湖州人口结构日趋高龄化，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提高，这将会给社会、家庭带来严重的负担，同时不利于社会、经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根据现实情况，在一定限度内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增加人口自然出生率；同时要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措施，以解决老龄化压力。
参考文献
1 Andrew Quinn.Healthy Aging in Cities〔J〕.J Urban Health，2008；85(2):1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