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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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由“理论经济学”以及“应用经济学”两大学科组成的。理论经济学主要揭示了经济的运行及其发展规律，论述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其基本原理。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理论经济学又包含宏观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学两个学科。应用经济学是以运用经济学为基本原理，从而对国民经济和经济生产中的各个领域以及各个部门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与探索，并分析其经济规律，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其经济以及社会效益的内容。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环境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组成了应用经济学。关于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理论经济学是基础，应用经济学识具体的运用和实践。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又被重新审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以此来适应我国经济管理以及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正确地指导。

一、在我国经济学中“重应用，轻理论”的现象

在我国经济学术界，大多数还是比较注重应用经济学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现象在出版界，学术界以及教育界随处可见。例如，经过实际调查研究表明，在各类经济刊物以及经济学论著的收编，刊印，发行等过程中，相对于理论经济学来说，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更受欢迎。其论文和刊物更易于发表和发行。相反，许多出版社对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不怎么看好，对投稿的作者态度也相对冷淡。有些出版社甚至颁布了许多硬性条件和规则，要求理论性学术专著的作者在出版时提交高额的资助金，这就致使许多的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无法公诸于世。这些高水平学术著作的流失也是制约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原因之一。与理论研究的情况不同，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出版界则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严重导致了经济学畸形发展问题。

二、经济学畸形发展的原因

由于应用经济学一边倒的倾向性现象，严重制约了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这一现象也必将制约应用经济学的日后长远发展。其主要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市场对人们追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行为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当前，理论经济研究收益少，见效慢，因此大多数人比较看重应用经济学在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上的潜力，这就导致了在一定程度上人才与资源偏向应用经济学的现象。二是观念认识落后。对于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学者，专家，还是管理者，企业界，都缺乏全面认识。这种片面的认识导致了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重视应用经济学而轻视理论经济学，进而导致了经济学的畸形发展。

三、经济学畸形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改变学术界的观念及其现状

目前在学术界“重应用、轻理论”的现象比较严重，这就导致了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不平稳。因此要想改变这种过分倾向应用经济学的现象，首先要做的就是从观念上进行改变，加强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与支持。可以为理论经济学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提供研究基金，在政策上给予鼓励支持等。这样的做法有助于鼓励更多的学术工作者投入到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当中，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学术上研究片面思想问题，为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平衡发展提供保障。

(二)革新经济学教育观念

要想改变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就必须改变教师以及学生对理论经济学以及应用经济学之间关系认识片面性的思想观念，明确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深刻体会到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坚定基础理论经济学学习的思想观念。只有学生自觉进行理论经济学的学习与实践，才能提高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从根本上解决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不平衡发展的现状。

(三)创新教学手段及学习方法

众所周知，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是比较枯燥乏味的，因此必须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以此来提高学生对理论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在理论经济学教授过程中，不能光靠教师讲课，而是教师鼓励学生多阅读，多思考，多交流。通过相互交流，相互讨论的方式，到达启发思路，开拓视野的作用。此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创作，例如学习心得，学习感悟，评论文章等。在学生的自主学习中，教师要始终发挥其指导作用。引导学生平衡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学习时间和精力，以此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创新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促进学生进行理论经济学的学习，而且还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主动应用于实践当中，进行问题的分析与探讨，从而达到锻炼应用能力以及思考能力的目的。

(四)理论联系实际

要时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强调基础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时，并不是提倡将基础理论经济教学与经济实践教学分开，而是在经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基础理论经济知识教学。争取做到学以致用，而不是学而无用。理论经济的学习必须具有服务于经济实践的价值，因此基础理论经济的学习与经济学的实践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实践进行理论知识学习，通过基础理论进行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深刻认识，体会到基础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四、结语

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经济学为应用经济学给予了强大的支持力与推动力。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经济学知识，那么对于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只能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可言。没有基本经济学作为指导和基础，那么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则无法实现。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下，以及“重应用、轻理论”的形式下，必须注重对理论经济学的支持，增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力度，以此来保持我国经济学的平稳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一定的保障。

作者:张镇川 单位:山西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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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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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转贴于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篇4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篇5

一、法律经济学的产生背景

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的研究涉及很多社会制度的问题，所以经济学研究也一直做着法律的研究。从早期古典经济学一直到美国制度学派，都在经济学研究当研究者法律制度的作用［1］。但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导，社会制度被作为资源配置的前提，所以对法律问题的研究开始减弱。但是，经济学当中仍然在研究反垄断法律和公共事业管制的问题，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当时社会的冲击很大。进入20世纪7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成长期，这个阶段多数的经济学家并没有直接参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波斯纳等法学家最开始进入了法律经济学这个领域，主要是以经济学的视角对法律进行评估。波斯纳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所有法律可能涉及的领域进行了分析，完成了对法律经济学的初步构建，从而让法律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派［2］。虽然波斯纳的最初目的使用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法律的研究，以及使用经济学概念来研究法律，但是很多经济学家看到这种方式表明了经济学在法律当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法律经济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逐渐完善，法律经济学也有了全新的面貌，这也使得法律经济学作为一种思潮，开始进入欧美意外的国家，并且受到了国际的认同。很多政府机构和公共团体都接受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在美国，很多政府规章都会经过成本－收益的评价才能被确立。很多经济学家都参与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还有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合作，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法律经济学开始进行模型化地对法律规则进行研究，使用数学分析理论分析对法律法规进行研究，研究的成果和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法和经济学》等教材相继出版，更推动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法律经济学的逐渐被确立，也开始逐渐分化。法律经济学是多个流派并存的，在个时代，开始向权利、正义、效率等方面有更多的研究，让法学、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建立了全新的经济法哲学观点，拓展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并改善了研究方法。其中麦乐怡就努力突破波斯纳的框架，并且将意识形态的内容也纳入到了法律经济学的领域当中。

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一)芝加哥学派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主要来自于芝加哥法学院，芝加哥法学院可以认为是法律经济学的源头［3］。目前芝加哥学派在法律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并且无人能撼动，科斯和波斯纳都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坚持芝加哥大学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传统，对法律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财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并且坚持市场观念。以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主要来自于三个基本命题:1．波斯纳定理: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果过高就会一直交易，财产权利要赋予珍视财产的人2．斯密定理:自愿交换对个人是互利的3．科斯定理:交易费用为零和产权界定充分的情况下，外部因素并不会影响到自愿的配置，此时消费者或者生产者受到市场里互惠互利的思想引导交易谈判。芝加哥学派主张法律需要具有可行性、公开性、程序性、效益目标性，并且法律条文之间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尤其是法的效益，需要处于整个结构的核心。在进行法律的效益的评估中，波斯纳不再使用帕累托优势标准，遵循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用效率取代了正义这个在法律当中并不明确的而内容［4］。但是这种方式也受到了主流的哲学家和法学家的反对。

(二)公共选择学派

法律从指定到实施，都和政治决策密切相关，所以需要有关于政府的时政经济理论，以便能够研究政府政策的偏好，对于国家和社会种不同的利益团队所产生的影响。公共选择学派所研究的就是这类问题，以布坎南、尼斯坎南、图洛克、罗尔斯为代表，研究当中对先发的选择和改革、法律程序、公证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法律经济学家施密德也将公共选择理论引进了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完善了法律经济学的市场本位。在布坎南的研究当中，对科斯定理进行了主观契约注意的重构，用主观契约注意中的一致同意去检验波斯纳和科斯所研究的效率。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学者认为宪法是所有规则中最高层次的规则，不仅直接对经济产生作用，也会影响到其他的法律制定和执行，并且能够对政府的权力作出限制，保护社会中的各种规则。政治哲学家和公共选择学派学者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下作出选择的才能是足够公正并且是富有效率的。同时，公共选择人学派还认为，利益集团的游说、贿赂也会影响立法和司法制度的变迁，这会导致法律制度的中性和无偏性在外界利益的影响下难以保证。公共选择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过去对政治、司法、立法过于理想化的分析，更看重法律在运行过程中的成本，使得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不再只是在产权－市场－效率这个循环中进行循环论证，而是能够更对规范意义上的政策进行研究。

(三)制度分析学派

制度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高阔塞缪尔斯、施密德和威廉姆森，在研究当中，制度分析学派不再像芝加哥学派过于强调效益最大化，也不会进行极端分权市场进行讨论。法律在制度分析学派看来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过程，通过对法律经济学的现象进行制度分析，并且会研究其中的交易费用，从而在多种制度方案当中，研究出费用最低的制度。产权理论的德姆塞茨、巴尔泽也是制度分析学派的学者，是虽然这些人并没有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但是法律经济学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得到了全新的分析视角，或者使用了不同的理论技术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现象反映了法律经济学正在和制度经济学相融合，而且也说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在寻找法律制度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联。

三、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变得比较平缓，无论是全新的领军人物还是新的是论著都没有出现。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一直在扩大，并且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

(一)对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突破

为了能够寻求研究上的突破，学者开始反思法律经济学的定位。麦乐怡认为，“法与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虽然有联系，但是仍然有很大程度的不同，所以二者应该是有所区分的。同时，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还需要寻找全新的思维和方法，于是批判主义法学、自由主义法学、自由意志法学、新的研究都收到了法律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

(二)系统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发个经济学虽然有着结合，但是并不是一致的，这就导致一些研究虽然能够互补，却也有一些研究存在着竞争性。这也导致了制度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等学派的成立。为此，需要将法律经济学的理念记性综合，辨别出哪些才是法律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篇6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 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 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 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 （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 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 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 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 因为他认为， 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 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 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 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 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

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 （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 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 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 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 是否能贯彻始终。

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 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 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 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 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 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 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 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就是因为在它看来， 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 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 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 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 也没有贯彻到底， 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 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亚当。 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 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 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 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 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 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 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 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 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 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 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 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 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 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 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 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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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宏观卫生经济学，其实就是在国家或者地区的层次之上，对卫生经济政策、卫生经济制度、宏观环境给卫生服务物品社会生产效率与社会分配公平影响展开的研究，和给人民健康平等影响的科学。

1理论支撑体系

形成一门学科，那就必然会依靠其他的学科为基础而逐渐发展形成。宏观卫生经济学的理论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分别是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医学、卫生经济学、卫生服务研究、卫生事业管理学、系统论等。[1]在系统论的指导之下，必须要借鉴其思想，这也是更好研究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基础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对于卫生经济制度的研究，需要同时研究外部环境与卫生经济制度的关系，以及社会制度对卫生经济制度的作用。总而言之，要研究宏观卫生经济学，那就要形成一个系统，对这个系统进行认真的分析，从外部环境和整体上了解其内在关系，同时还要把握好系统和学科之间的作用关系。[2]

2卫生服务产品生产与分配的结构及运行规则

研究宏观卫生经济学，基础是制度经济学，这就需要对卫生服务产品的生产与分配结构进行研究与分析，也是从宏观上制定卫生经济政策的基础条件之一。社会的结构和供给需求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要从供给和需求的联系方面进行研究。[3]

2.1医疗服务物品生产与分配的结构研究医疗服务物品生产与分配结构，可以理解成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进行的交易，依据这个交易来作为中心，更好的完成这个交易的各个环节中的工作。

针对医疗服务物品，工作的核心在患者和医生，医生就是供给链，与之相对的二就是患者是需求链。[4]联系供给方面与需求方面的正是医疗保障机构，合作医疗保障机构和医疗保障机构正是医疗保障机构中的一部分。政府需要联系的对象正是这两个链条，也就是供应链与需求链上的每一个参与者，关键就是联系医生和患者。

2.1.1供应链条对于医疗服务物品生产与分配的供应链条，当患者进入医疗机构，就算开始交易，直到患者离开医疗机构为止算作终止交易。[5]一般情况下，这条供应链不是一条直线，通常是由多个线条编织而成的网状结构。此时针对它的研究，将供给链条作为基本的做成单位，在根据具体的环节展开详细的研究。在这个供给链上，需要研究的是出于上个供给程序的医生和处于下个供给程序的医生，还有医院与医生，医生和医院内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医生和医院外的生产要素提供者。

2.1.2需求链条在需求链条上，有两个较为主要的环节，其中一个是“患者与医疗保证机构中的监管者”，另外一个是“患者和医疗保障机构”。[6]这中间的法人是医疗保障机构，自然人是医疗保障机构中的监管者，他们都和患者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索取的利益并不一致。[7]

2.1.3供给链和需求链的联系供给链和需求链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需要对“医疗保障机构中的医生和监管者”，“医疗保障机构和医生”，“医疗保障机构和医院”，“患者和医生”等环节进行适当的考察。

2.1.4政府与政府官员在以上的论述中，对于医疗服务物品供给链、需求链、供给链和需求链之间的联系等环节做了具体的分析。从表面上分析，应该已经结束了医疗服务物品生产与分配环节的考察。不过，对于宏观卫生经济政策的分析依旧不够。该环节主要是依托社会存在的，因此会给其造成一定的影响。政府扮演的角色既是执行者也是规则的制定者，针对于在该过程中的某些环节都可能会产生影响。这种行为属于组织行为，对于官员的要求是必须履行。政府是一个公共组织，官员就是自然人。但是政府与官员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一致的。其间存在着失效的问题，可能存在有谋取私利的可能。[8]所以，必须要将政府官员行为与政府行为加以区别，对于他们和供给链与需求链上的参与者之间的联系进行仔细的分析。

2.2公共卫生服务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结构针对该结构，相比而言，它和公共卫生服务产品生产与分配的结构就要简单很多。主要是由于公共卫生条件下的为集体物品，主要是政府进行统一的分配，并且是由公共卫生服务物品生产者、政府和居民共同组成的。[9]因此，需要针对这一环节中的组成展开具体的研究。

3卫生服务物品生产和分配的运行规则

任何结构的运行都是有一定规则的，对于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结构也是如此。[10]对于卫生服务物品的生产与分配，在结构的研究基础之上，要根据制度和市场这两个主要分方面进行研究，对于卫生服务物品生产分配的运行规则，以及在该结构之中的分配链条上的各个参与者在内，都是该结构运行过程中的主体，针对在该结构下的运行方式，必须要与现在的运行方式进行比较，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同时结合实际状况对我国适合的发展结构运行方式进行选择，不仅如此，在该结构运行的时候，要求各个参与者遵守共同的规则。[11]

医疗服务产品在生产和分配的链条上，需要各个参与者作为经济的主体。当然在现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需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应该结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的优势，采用两种方式中的优势，当然也不能完全的照搬市场经济或者是计划经济的模式，一定要加以适当的改革，这样才能尽可能的保证医疗单位与社会的互惠互利以及双方利益的最大化。既然形成了基本的模式，那就要针对该模式形成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严格的遵守这个规范才是重中之重。政府在形成这个规则的过程中是起着重要作用的，首先要将医院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要使患者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还要取消医疗服务物品交易的限额，政府要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位置，积极的促进与维护交易的自由性与平等性，做好社会合作范围之内的事情，为全体的居民提供一个好的医疗服务物品购买能力，除此之外，政府还必须要严格的遵守公正中立的要求，对于各个链条上的参与者都需要遵守对应的行为规则，政府要在规范中要求自己和各个参与者，实现自身的职能作用。[12]

4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宏观卫生经济制度

我国的政府并没有明确的宣示出我国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不过，我国实际上有着层面上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针对于我国的这些层面上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其实是散在了很多相关的条例、文件与法规中的。

社会合作区域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医疗保障适度，另一个是公共卫生服务物品的生产与分配。医疗保障制度涉及到的范围比较广泛，主要有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疗救助制度、自费医疗制度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卫生经济政策是计划经济制度，不过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这种制度也是由国情所致的，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5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展望

宏观经济学在今后的发展中，一定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仍旧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才行，因此对于该学科的发展前景也是令人乐观的。

宏观卫生经济学需要建立一个微观基础。对于我国宏观卫生经济学，研究的是其对全社会卫生服务物品生产总值的影响，以及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还有对分配公平程度等方面的影响。早对其进行评价的时候，需要根据其环境的变化，以及卫生服务物品生产的总产值、生产效率、分配公平制度等之间的因果关系，依靠以上提到的分配结构作为基础，政府作为该结构中的桥梁，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仍旧需要投入大量的努力。[13]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加以分析国外其他国家在宏观卫生经济学方面投入的研究，结合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我国宏观卫生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投入的仍然不够，但是在某些领域内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取得重大成果之一，综合以上的观点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国未来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发展仍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6总结

我国的宏观卫生经济学仍然是处在一个正在发展的阶段，对于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主干和次干分支等，已经提出了研究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领域。对于宏观卫生经济学体系的建设，最基层的应该是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理论支撑体系，然后分别是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宏观卫生经济学的主干分支、宏观卫生经济学的次干分支。[14]展望我国未来的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相信，在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与积极探索，宏观卫生经济学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也会给我国的宏观卫生经济学体系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对于其发展的前景也是令人满意的。

参考文献

[1]程晓明，罗五金.卫生经济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2]陈姗姗.浅谈卫生经济学与医疗改革[J].致富时代（下半月），2010，（01）.

[3]管兰芳.用卫生经济学原理解读新医改方案[J].吉林医药学院学报，2010，31（02）.

[4]张红.卫生经济学原理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J].财经界（学术），2010，（24）.

[5]杜乐勋.宏观经济与卫生发展之间的良性和恶性循环――20年卫生政策研究和实践的回顾[J].中国卫生经济，2007，26（6）：12-16.

[6]谢长勇，张鹭鹭，田伟，等.我国宏观卫生筹资系统焦点问题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26（1）：4-7.

[7]于景艳，李树森，于淼，等.卫生经济学视阈中卫生服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08，27（9）：70-72.

[8]谢长勇.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我国宏观卫生筹资系统机制研究[D].第二军医大学，2007.

[9]向永辉，陈伟民.对发展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的深度思考――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宏观视角[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26（3）：150-152.

[10]吴天.基于经济学视角分析卫生经济政策导向[J].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12，23（3）：1-4.

[11]卢祖询.罗五金.卫生经济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篇8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篇9

 

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出现许多“二重性”概念，比如：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管理二重性等等。这种种二重性现象归根结底是源于人与物的二重性。文章试图通过对人与物的二重性研究，总结出经济学中的二重性理论。 

 

一、人的二重性---所有性与劳动性 

 

这里所指人的二重性是专指政治经济学中人对物的性质。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物关系的科学。人对物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人对物的所有性，二是人对物的劳动性，当人与属于自己的物结合起来进行劳动时，表现为人对物的两重性。尽管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对物在占有和劳动方面表现出来的量与度有很大差别。然而，单就人本身来说，这两种性质是永存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的两重性，就象生理学中所研究的人的精神与肉体的两重性一样，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不管外界条件如何变化，人的这两种性质总是客观地存在于有生命的人体之中的。当世界上出现第一个原始人的时候，他就具有对世间万物的所有性与劳动性。尽管在当时没有公共约定的法律，每个人也都不了解世界有多大，然而人自降生之时起，客观世界就已经属于他所有。在原始社会，每个人必须与物结合起来，进行最原始的采摘和狩猎式的劳动，才能维持生存。当世界上出现许多原始人的时候，世界万物则属于这许多人所有。在这种由许多人组成而且没有公共法律的社会中，人治就是法制，任何一个人都对世间万物，包括对其它人的身体，拥有绝对的权利，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从这点上来说，是无法将他们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原始社会，人类为了自身生存所表现出来的私有程度，比其后任何社会都高。原始人自降生之日起，视万物归己所有。有时为了生存，互相残杀，以食人为生。公共法律的出现是人类的一大进化，即便是奴隶社会也是如此，奴隶社会的最大进化是人们规定了，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这样一条最基本、最原始的准则。在当时，即使奴隶也被当作物，分属于不同的奴隶主，但是，人的所有权已经开始用法律制度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比较原始野蛮社会，人的权利无限大，奴隶社会的产生无愧是一种进步。 

 

二、物的二重性---所属性与被劳动性 

 

物对人也具有两种属性，即物对人的所属性和被劳动性。世间一切物无不具有对人的所属性，即使是未被发现的新大陆也是如此。正是由于物具有所属性，所以在人们发现它、利用它的时候，立即体现出它的所属性来。物对人的另一种性质，是物被人结合起来进行劳动的性质。人不仅为了占有物，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物，使之为人类的生存服务。即使是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矿物，还没有生产出来的农作物，都是如此。当人们将矿物挖掘出来，将农作物生产出来，变为一种对人类有用的物的时候，它们的被劳动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当物被物的主人结合起来进行劳动时，物表现为对该人的所属性和被劳动性的两重性，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物对人的两种性质是物自身所具有的性质，就象汽车可作为劳动工具，但也一定会有所归属。当司机就是汽车主人的时候，该汽车则表现为对该人的两重性。物具有的所属性和被劳动性，与这些物是否被占有、被谁占有，是否被劳动、被谁劳动也完全是两回事。物的这两种性质总是客观地依附于可利用的物之中的，当世间上的物被人类利用的时候，它们的这两种性质就充分表现出来了。任何对人类有用的物均可被人类结合起来进行劳动，但也必须有所归属。新大陆的发现往往因为归属问题而爆发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最终确定了新大陆的主人。宇宙、月球、南极、公海和自然空气等“共有”物，除人类社会已经共同约定归属者外，每个人都是“共有”物的所有者。 

人也是一种“物”，一种特殊“物”。人对自身这种特殊“物”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人出卖劳动力，是经营着自身劳动力资本的过程，就象一个个体生产者，从外界取得的工资收入是他在劳动力市场出卖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收入中用于弥补他在出卖劳动力时的损失部分，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必须的基本生活费，高于部分是他经营自身劳动力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工资收入不能弥补出卖劳动力时的损失，劳动力资本将出现“亏损”，劳动能力将下降。工资收入除弥补损失外，还有节余，即劳动力资本的“利润”。他可以用这部分“利润”对劳动力资本追加投资，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比如参加进修，学习专业知识，参加健身培训，增加饮食结构中的营养成分等等，以提高劳动能力和就业能力。人对自身这种特殊“物”具有所有性与劳动性的二重性；“物”对于他本人，具有所属性和被劳动性的二重性。 

 

三、斯密和马克思的二重性思想 

 

在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也都提到过两重性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性质，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他还指出:“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61、54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当时已经发现商品具有两重性。尽管他没有进一步引伸到物的两重性上来，实际是已经体现着物的两重性。他所指出的商品的自然形式和使用价值，实质上就是指物的被劳动性；他所指出的商品的价值形式和交换价值，实质上就是指物的所属性。 

 斯密也曾说过:“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它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作使用价值，后者可叫作交换价值。”从斯密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物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物的被劳动性，物的交换价值表现了物的所属性；即使物的劳动者与所有者是同一个人，或者是不同的人，都是如此。 

马克思的两重性思想来源于斯密的两重性思想，对同一物的所有者与劳动者是同一个人情况下的个体生产者，马克思对斯密的分析是继承的。马克思在论述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时指出:“生产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资本论》第一卷第90页）前一方面显然是指人对物的劳动性，而后一方面是指人对物的所有性。因为能够参加“交换”的人，必定是被交换物的所有者，交换是针对人的所有性而言的。实际上马克思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被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资本论》第一卷第105页）在这里，马克思更进一步说明了人对物的所有性，正是由于人的所有性，才使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不过在这里他指出的人，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这种个体生产者对他生产的商品来说，他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体现着人对物的所有性与劳动性的两重性。在这种物的劳动者与所有者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下，马克思承认劳动者是物的主人。当物的劳动者与所有者是不同的人时，即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大生产时，马克思就与斯密分道扬镳，不再涉及人的两重性问题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状态下，一方面是物的所有者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物的劳动者无产阶级；把同一物的所有者与劳动者对立起来。如果就整个社会的物而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属于所有者的范畴，有的所有者拥有的物多成为社会上的有产阶级，有的所有者拥有的物少成为社会上的无产阶级，由于贫富悬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工人罢工、甚至战争，这发生在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这是对的。但不能把同一物的所有者与劳动者对立起来，不能把一个企业的股东与雇员对立起来。从现代社会的情况看，劳动者不一定不拥有物，哪怕是一点点股票；所有者也不一定不劳动，即便是当经理、总统也只是不同的社会分工而已。

四、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 

 

经济社会中普遍的二重性现象，不是马克思而是斯密首先发现的。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那样: “亚当?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马恩全集》 第26卷第一册第142页）亚当?斯密的二重性思想，对于马克思创立劳动二重性学说，是有启发意义的。 

马克思认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60页）在这里，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和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二者无法区别开来。它们都只反映了人的劳动性，而忽略了人的所有性。 

 人是具有二种性质的，一是人对物的所有性，二是人对物的劳动性，人对物的两种性质体现在同一物时，则表现为人对物的两重性。马克思在分析劳动二重性时是建立在对简单商品生产的劳动分析中的，而这个劳动者也是劳动产品的所有者。由人对其物的劳动性所表现出来的耗费，无论怎样描述都是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是这个个体生产者的体力与脑力的耗费，因此，它是具体劳动的耗费；而人对其物的所有性所表现出来的耗费，是个体生产者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投资风险所导致的物的耗费。斯密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始终把人的劳动性和所有性区别开来。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他所说的使用价值，表现人的劳动性，是人作为生产要素与物结合起来所进行的具体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他所说的交换价值表现人的所有性，是人作为物的所有者所进行的投资活动，这种投资活动创造商品的交换价值。斯密的所谓劳动价值论是在列举原始社会人的狩猎劳动时提出的，这种劳动的特点是劳动者与所有者合一，表面看他仅仅是一个劳动者，实际上他还是土地、森林和猎物的所有者，他的全部劳动生产物中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当原始社会发展到进步社会时，其所谓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已经分解为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即体力与脑力劳动，和所有者的投资活动。所有者的投资活动取得利润，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取得工资。在《国富论》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一章里，斯密还论述了三种收入属于同一个人时的情况。他说：“这三种不同的收入，当它们属于个别的个人时，容易区别；但在属于同一个人时，往往互相混淆，至少按通常说法是如此。”他指出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其收入中不仅仅是工资，还包括地租；个人用自己的资本生产，收入中包括工资和利润；个人在自己土地上用自己的资本劳动，收入中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成分。由此来看，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中的所谓“劳动”是指包括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在内总之是所有者的“劳动”概念。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斯密在价值理论上自相矛盾，开始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后来就变成工资、利润和地租三要素决定论了。实际并非如此。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明确指出：“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成为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斯密自始至终坚持三要素决定论，只是在三种因素都属于同一人时表现是隐含的，而三种因素分属于不同人时表现是明显的而已。

五、经济社会普遍的二重性现象 

利用人与物的两重性理论，我们可以把整个经济社会划分为两重性的社会。一重性表现为由体现所有性的人和体现所属性的物组成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由所有者创造商品的交换价值，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表现为一种贫与富、参与市场投资并按资分配的竞争关系。另一重性表现为由体现劳动性的人和体现被劳动性的物组成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由劳动者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表现为一种按计划分工协作的工作关系。 

篇10

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区域经济学在当前是一门有着较短发展历史的新兴学科，因此并没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而且对所研究对象进行的表述有着很大的差异，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

（一）诺斯（H. O. Nourse）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为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

（二）程必定（1989）认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域组织规律。”

（三）刘再兴、周起业等（1989）认为：所谓的区域经济学也有另一个名称为区域科学。主要是针对一个国家的区域经济系统的建立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然后再根据区域分工与合作的方法原则对区域的各类型产业进行布局，进而保证该区域的经济能够与世界经济发展相接轨，又能够将当地的优势产业发挥到极限；得出一个企业大小规模大小都有的多层次区域经济，进而让当地的城乡经济连接成一片的有机经济体。

（四）艾萨德（Walter Isard）认为：区域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该区域内的一些进行生产工作从而来收获利润的个体产业或者企业；让当地区域的居民的福利扩大化；当地区域的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得到有效改善和衡量让该区域内的资源能够得到每个产业的合理利用等等。

（五）杜贝（V. Dubey）认为：“区域经济学是在经济学观点下研究资源不均衡分配的科学”。

（六）陈栋生（1993）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相互关系的决策性科学”。

（七）郝寿义、安虎森（1999）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科学”。

因此，针对以上研究与论述的比较可得：首先，（1）、（2）两者都有着较为一致的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认为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经济地域系统与产业分布。并且两者主要强调内容都是低于组织、地理分布与经济空间秩序的规律。不过实质上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还是有着一定去别的。再者就是（4）的观点中对区域的经济发展效率问题和市区内经济的发展进行了主要强调，但是却忽略了区际的关系。然后就是与（4）相反的（5），主要强调了区际关系与地区差异的重要性，而对区内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忽略。不过（5）观点中有一点创新就是区际关系没有被限制在国内，即区际关系是可以跨国界的。还有就是（3）、（6）、（7）三者的观点都对区内经济及进行了重点强调和研究，同时也注重对区际关系的研究。不过各自的表述有所差异，（3）（6）认为区域经济学是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的，而（6）（7）则是将区域经济学认为是决策类型的科学学科。

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一）属于经济学科论。

区域经济学在多数的经济学家眼中是产业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相融合的学科，即被分为了应用经济学范围内。经济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只是关注和研究宏观、围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但是都却不注重经济发展要素的空间布局和运动规律问题、产业与空间方面的区域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区域经济管理的主要运行机制问题。所以对区域经济学科的发展，实质就是对经济学进行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所以，包括我国官方的大多数区域都认为经济学科内包括区域经济学。

（二）属于地理学科论。

针对区域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差不多是一致的，这是最近多数地理学家的观点。尤是针对区域地理经济学的研究。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一个经济地域内如何建立较为完善的经济系统、布置地域内的产业布局，进而使得空间内的产业布局结构较为合理。而区域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是经济地域系统与产业布局。因此，比较二者可发现研究对象几乎相同，且很多的经济地理学家后来都开始事区域经济研究工作。所以地理学内应包括区域经济学。

（三）属于边缘学科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学既不是经济学范围又不是地理学范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边缘性质的学科。虽然区域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与地理学内容类似，同时也对区域差异和条件分析持重视态度；不过区域经济学也是与经济学相同，对经济学内的企业、产业、和相关政策的研究也是比较注重。研究者的群体中包含着经济学和地理学两个学科。因此，将区域经济学看作为两者的边缘学科，对经济学与地理学两者的精华内容进行吸取，并对进行全面发展。

我们的观点则是，看一门学科是否有这比较旺盛的生命力主要是实践功能强大与否。即根据问题出发，结合实践内容而跨学科的主要攻关是奔着学科、市场以及实际实践的需要而说的，也是未来时间内的发展趋势。所以将区域经济学科视为是地理学与经济学两者的边缘学科是更有利于将区域经济学的实践功能发挥极致。

三、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及规律性

（一）空间规律的不平衡性。

区域资源由于受到社会、自然以及经济方面的影响使得区域经济的空间分布与空间配置开始出现不平衡性。虽然平衡是暂时性的，但不是绝对性的不平衡。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和经济的空间不平衡分布的恒久性在全球角度下来看主要是自然环境对进行了主导作用。而部分地区和国家不平衡的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则会由于社会、自然以及经济条件的综合作用出现相对稳定；如果再根据一个国家的一级行政区进行分析，则区内资源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不平衡，由于区位条件、自然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之间的差异而使得存在普遍性。因此，那种盲目的追求区域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而忽略了实际情况，除了让预期目的实现出现困难之外，还能够让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甚至使得宏观效益得以下降。

（二）时间规律的阶段性。

根据时间规律来分析，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过程，分析每个区域的以前、现在和未来的整体过程都会根据当地区域经济的变化而表现出每个时期各个的特点，所以就会由较为鲜明的发展阶段出现，这也是当地的区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的主要体现。区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超越发展阶段的，深圳就是一个发展的特殊例子，不过该种跳跃式、超常规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在一般情况下实现的。

（三）动力机制人地互动性问题。

区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时间规律是区域的阶段性，那么空间规律就非不平衡性莫属了，区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是人地互动性。而人地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则就是区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即人与地理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此人地之间关系的互动和综合平衡是区域发展应重要关注的，同时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过程。

四、新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一）新区位因素研究。

社会经济条件、自然资源、生产技术以及地理位置等是研究传统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区位因素，并且对于自然资源、运费、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重视程度更大，但是对社会经济条件的状况忽略了，该状况在我国区域研究和原苏联的区域研究突出更加明显。新型的区域经济学在对传统区位因素进行研究时，对网络、市场、信息技术、政策、外资等新位因素研究重视程度更高。自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不断增多，专家学者非常重视这一系列新区位的影响因素。并且他们试着想根据数学相关模型来解释这些新区位影响因子的作用机理。这与传统区域经济学对区位因素的分析思路有差异。

（二）新地域运动规律研究。

1.新地域运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要探讨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地域运动之间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主要原因，发现限制因素，并分析几个因素间的互相作用模式。

2.新地域运动的空间模式及演化规律研究。要研究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之间地域运动的功能与构成要素、空间组成模式，并分析这些空间模式的不同演化规律。

3.新地域运动的城市效应研究。根据实证调查结果，分析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城市规模、性质、空间组织所造成的影响机理，并根据这个基础，分析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和演变规律。

（三）新空间集聚研究。

1.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研究。对报酬递增和集聚空间的研究内容在早期是阿瑟、维纳布尔斯和克鲁格曼等人开展的。根据形成专业化和贸易方面的报酬递增、经济规模以及不完全竞争相比于报酬更加稳定、完全竞争的相对优势是更加重要。使得报酬递增的主要因素、技术、市场等并不是国内也不是国际上的规模，而是一个区域经济通过集聚而逐渐形成的。每个学者对于报酬递增在空间集聚过程中的形式强调是不同的。例如，维纳布尔斯、克鲁格曼研究得出的模型里将技术溢出、劳动力市场、中间商品的供求关系这三个外在因素作为集聚的动力，是这些外在因素使得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开始集聚。

2.区域成长与空间集聚研究。区域增长与空间集聚两者存在的内在联系是新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强调对象，人们研究区域集聚的兴趣来源是由于一些经济学家在增加内生增长变量与新古典增长模型改进大前提下得出了新增长理论。据分析沙拉马丁和巴罗的研究成果，国际之间的新古典集聚模型没有国内的区际之间的实用性强。主要是由于同一个国家内的各个地区的文化、政府管制政策、技术、立法体系等工业发展因素都是比较相似的。因此一国内部的各个地区间的集聚比国际方面的集聚形式实现比较容易。

市场的交通费用、波及范围、区域间劳动力可移动性等都是根据区际经济活动的扩散与集聚受到经济全球化影响而决定的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得以提升，并使得空间集聚开始向更大范围发生，边缘与核心区之间的差距也将变得更大，进而导致空间不平衡性情况更为严重。

参考文献：

[1]柏银玲.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关系研究[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2]滕少霞，骆玲.论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的整合与分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01）.

[3]杨开忠.区域经济学概念分支与学派[J].经济学动态，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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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一词，起源于1959年马尔萨克（J. Marschak）发表的《信息经济学评论》。1961年，斯蒂格勒（G. J. Stigler）发表了题为《信息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9卷）的论文，使信息经济学作为新兴的学科进入了科学的殿堂[1]。信息经济学既属于经济学领域，同时又是信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信息经济学作为新兴的信息管理学研究前沿领域，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信息经济学尚处于发展阶段，其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仍有待于拓展和完善。

经过国内外学者近50多年的初步探索，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随着信息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构建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项课题。本文试图以学术界目前对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反思为基础，探讨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领域的基本架构。

1 国内外信息经济学领域研究现状述评

1.1 国外信息经济学领域研究现状评述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奈特（F. H. Knight）发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2]一文，把企业的风险、利润的不确定性、信息与市场竞争联系起来，指出“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注意到各种组织都参与信息活动且有大量投资用于信息活动。

1949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论文《社会中知识的利用》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对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质及其影响作了深刻论述，同时对传统经济理论中隐含的完全市场信息假设提出了挑战[3]。

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发表了《信息经济学评论》,正式提出信息经济学一词，文中讨论了信息的获得使概率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的分布有差别的问题，之后又研究了最优信息系统的评价和选择问题。该文的发表标志着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正式诞生[4]。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发表的《信息经济学》一文指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的成本与价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它生产要素的影响[5]。

20世纪60年代，赫伯特?西蒙（H.A.Simon）、肯尼思?阿罗（K.Arrow）等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率先对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提出质疑[6]。70年代，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威廉?维克里（Willian Vickery）、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ss）、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杰克?赫什雷弗（J.Hirshleifer）、乔治?斯蒂格勒（G.J.Stigler）、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等欧美知名学者均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行为者拥有的信息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其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而这将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这一发现构成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针对“信息不对称”概念展开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正式兴起。

随着人们对信息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马克卢普的《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出版，对美国1958年的知识产业进行了统计测算。1977年，马克?波拉特的《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7]。他将产业分成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政府和企业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通过产出与就业两个方面，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出现起，到8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被公认为止，信息经济学得到长足的发展。

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国际性学术杂志《信息经济学和政策》正式创刊。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信息经济学教材，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兰伯顿于1984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与组织》、《信息经济学的出现》等[7]，对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信息经济学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我国学术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8]。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研究与微观信息经济学有关的博奕论的学者，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授予了两位信息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里，这已表明微观信息经济学逐渐融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经济学最具发展前途的领域[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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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2)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迄今为止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努力尚未获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一般理论的探讨转向“类型学”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转向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企图使发展经济学再具活力。国别研究虽然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国别研究毕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发展经济学始终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谈不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国别研究，因为只有在对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上来，要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为己任。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必须包括所有的国家。 

这个意义上是广义的。 

 

2　广义发展论的理论结构 

 

2.1　发展一般问题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了，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而现有的狭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缺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经回答不了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开辟一个宏观的研究领域—广义发展论，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有个总的概念。 

广义发展论将文化、制度和政策视为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发展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进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政策偏好，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收益的归属，从而制度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则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变迁起着推动作用，因而，文化是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那么，可以把发展简单地表示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数：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内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内生化”，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中产生最深刻的内生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ose.b)认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远古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行为偏好一长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种标准—标准逐渐被群体所认同一最终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隐蔽性和超越性，所谓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模式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会长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传统；所谓隐蔽性，是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厚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无意识的层面，较之经济、政治结构具有更大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谓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层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价值取向。它是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它不仅改变个人的发展，而且改变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否鼓励获取财富的经济行为、对个人财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财富，更确切地说，是否把财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都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或促进作用；2、商业进取精神。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对财富的向往(对财富的向往程度取决于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满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其中，冒险精神指的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这意味着可能背井离乡，但发展往往需要这样的流动；当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影响制度层面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它起作用的载体是“文化经济人”。经济学从人性的角度将经济行为主体定义为“经济人”，但事实上，一切行为主体及其执行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实际上应是“文化经济人”。 

 

3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应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决定广义发展论是否具有社会功用的关键，这个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我用“诱导发展”这个概念来表示模式的操作过程。简单地说，“诱导发展”就是对模式地逆向运作，有两种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变迁。第一种运作方式是通过政策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从而追使传统(上接第35页)文化、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层，因此是渐进式变迁；第二种运作方式是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由于经济行为主体使文化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文化变迁卜克因素，从而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载体，使文化遭到直接，剧烈的冲击，因而是突发式的变迁。这两种运作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策选择首先作用的层面。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使用第一种诱导发展方式较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化层面直接遭受冲击，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可以减小变革成本。而对子历史并不悠长的国家，直接使文化发生变迁，一不仅加速了变革进程，而且也使变革以较小的成本进行，因此，第二种诱导发展方式更适合。 

 

4　广义发展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