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框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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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危重症患者;血乳酸清除率;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评分Ⅱ(APACHEⅡ)系统是根据急性病理生理改变及慢性基础病变进行综合评分，在国内外已经较多的应用于危重患者的评估中。但该评分方法较为繁琐。本文通过对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危重患者6h血乳酸清除率及APACHEⅡ评分相关的观察，探讨对危重症患者预后评估更加方便、实用的指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2005年3月-2009年2月资料完整的119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68例，女51例;年龄18~79岁，平均(52.6±21.2)岁。感染性休克38例，上消化道出血伴休克12例，创伤性休克19例，急性中毒25例，重症急性胰腺炎13例，产科重症患者12例(妊娠急性脂肪肝4例，产后大出血6例，围生期心肌病2例);存活80例，死亡39例。

1.2 方法

(1)所有患者入住EICU后取其24h内各项生理参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的最差值进行APACHEⅡ评分，病房评分将患者分为4组，≤10分组(A组)，11~20分组(B组)，21~30分组(C组)，>30分组(D组)。(2)记录入院时和积极治疗后6h的血乳酸水平，计算乳酸清除率。公式：6h乳酸清除率=(初始血乳酸水平-治疗后6h血乳酸水平)/初始血乳酸水平×100%。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17.5统计分析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表示，均数间两两比较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P

2 结果

2.1 各组患者血乳酸清除率、病死率的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B组乳酸清除率低于A组，差异无显著性(P

2.2 存活组与死亡组患者APACHEⅡ评分与6h血乳酸清除率的比较

死亡组中APACHEⅡ评分高于存活组，而6h血乳酸清除率低于存活组，见表2。表2 存活组与死亡组的APACHEⅡ评分及血乳酸清除率的比较

3 讨论

乳酸是糖酵解的代谢产物，主要产生于骨骼、肌肉、脑、红细胞，经肝脏代谢后由肾脏排泄。重症患者常有乳酸代谢紊乱，产生高乳酸血症。大量研究揭示血乳酸水平与危重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相关。血乳酸越高，病情越严重，疾病的预后越差。由于患者肝脏、肾脏、既往药物应用史等基础状态不同，受到的应激强度也不同[1，2]。因此，动态观察血乳酸水平或乳酸清除率比单纯血乳酸指标更能反应机体的实际危重程度。有研究发现血乳酸浓度在24h内恢复正常水平的脓毒症患者几乎100%存活，而在6h内血乳酸浓度持续升高的脓毒症患者往往有较高的病死率。

本研究分析结果表明:随着APACHEⅡ评分分值的增高，6h血乳酸清除率显著下降，二者存在显著负相关(P

APACHEⅡ评分是评价患者基础状态和所患疾病严重程度的评分系统，它不仅可用于群体ICU患者预后，而且对个体病死率的预测也有一定价值，其分值与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分值越高，病情越重，死亡风险越大。但它计算较为繁琐，在快捷性、实用性上有一定限制。

综上所述，联合APACHEⅡ评分及6h血乳酸清除率可以更有效、快捷的评估危重患者的预后，亦可能尽量避免了其他因素对血乳酸水平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Chen HY.The clinic practice of blood lactates acid and gas in acute critical illness from ICU.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2007，6(7):91-92.

2 Jons AE，Shapiro NI，Trzeciak S，et al.Lactate clearance vscentral venous oxygen saturation as goals of early sepsis therapy: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AMA，2010，303(8):739-746.

3 李润铭，陈琼驹，曾隆桂.早期血乳酸清除率在评估外科休克预后中的临床意义.海南医学，2011，22(15):17-19.

4 周成杰，陈国忠，安敏飞，等.感染性休克动脉血乳酸水平及乳酸清除率与APACHEⅡ评分相关性分析.浙江实用医学，2008，13(6)：410-411.

篇2

高中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的内容，由于涉及到专业的哲学词汇，特别是对于初次接触相关内容的高中学生来说，理解和记忆都具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单元总结课中，需要学生有较强的知识迁移和逻辑思维能力，学生往往有畏难情绪，学习的积极性比较低，使得单元总结课成为政治教师一人的讲授课，学习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如何有效的导入单元总结课，降低学生的畏难情绪、提高政治课的学习积极性，成为我教学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与学生的互动中，慢慢发现学生对于喜欢的歌曲可以说是百听不厌，很长的歌词也都记得下来，能否借助这个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改善政治单元总结课的教学方式呢？

一、歌曲改编

首先，我收集了学生收听的热门歌曲，了解了同学们的兴趣所在。接下来，根据单元总结的内容，我大胆的用哲学的知识对这些歌曲的歌词进行改编，并请同学们根据我重填的歌词来演唱。例如：

在开始单元总结课之前，首先进行了“哲学演唱会”。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基本都不需要看词就都顺利的唱下来。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学生和老师都相对放松，而且学生记忆的效果很明显，还有一部分同学，自己利用前面傻ピ的内容将《演员》、《小幸运》等歌曲进行改编，自己组成演唱团来展示。有同学表示，如果哲学课都像这样进行的话，心里感觉没有那么难，而且也更有兴趣了。

通过歌曲改编，成功发挥了学生在单元总结课中的能动性，不是被动的进行知识的整合，而是用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系统性知识的构建。同时，为单元总结课的内容进行准备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二、“图表大师”

高中政治必修4单元总结的重要内容是建立知识体系框架表，从而系统的梳理哲学知识，使得学生从全局上把握知识点。但是知识体系的建立之前主要是老师，要不就是借助现成的资料，如何让学生们自己动手来建构知识框架，从而深化对单元总结课的理解认知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观察发现学生有很多喜欢漫画，也喜欢自己画一些小作品。所以，在单元总结课之前，请同学们自主的绘制“知识树”。并在单元总结课上进行展示。

同学们的作品给人很多的惊喜。用语言表述起来非常繁复的内容，通过自己绘制的“知识树”非常清晰的展现出来，还配上了幽默的旁白和生动可爱的人物。这一举措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仅展示了他们的绘画、构图和创意，而且训练了逻辑思维能力，增添了课堂的生趣。

单元总结课的知识总结不再是那么生硬，显得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了，学生们也更乐于参与到哲学课堂的内容生成中来。

通过歌曲改编、举办“哲学演唱会”、“图表大师”等导入方式，成功的提高了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不仅单元总结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使得同学们对于必修4的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课程的继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哲学本就是帮助我们不断反思的智慧之学，通过这些不同的教学实践，在提升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从而实现学生和教师的同步成长。

【参考文献】

[1]郑丽君.高中政治教学中互动交流模式的建构[J].魅力中国，2008（28）

篇3

因何被“遗忘”?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的全部内容，而这种切割不但肢解了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学说，而且在理论上遮蔽了包括有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甚至工艺学等等在内的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体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被遗忘和遮蔽有其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就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外在敌人时生存与胜利的需要，学术研究让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定的情势不得不将马克思本人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作出“虚无化”的处理，而这种处理简单地说分别由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完成;就现实来看，从前苏联开始，哲学研究人员依据培养速成专家的培养模式，除固守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之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局限与知识面的狭窄都使得阅读如《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存在困难，“哲学研究者既无能力又无兴趣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和整理另一番景象的哲学。”在这个基本观察下，作者着重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遗产问题，即从马克思思想演化的视角表征经济哲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直到逝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相对集中的表达都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哲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范式和传统，“让普通劳动者说话”、“改变价值中立的所谓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关系下掩盖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和出发点。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市民社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出镜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然而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不一致。本书的另一着眼点是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理解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作者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认为市民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2—16世纪本真或原生态意义上的市民或市民社会，17—18世纪君主集权前提下臣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如此梳理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言，“不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次，作者分析得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已经在以黑格尔为主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即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同时，得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劳动基础论”和“劳动者论”才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在基于和黑格尔法哲学“较劲儿”的层面上暂且使用这一概念，但实质是在“市民社会前加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了”。第三，分析和考证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对其“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提炼和升华”。依作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包括三种存在样态:一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即在经济学中引申哲学问题，如逻辑前提问题、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二是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如货币范畴、诚信范畴、资本家范畴中蕴涵的哲学意义;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劳动人道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特征。

篇4

张国清： 罗尔斯的秘密及其后果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一、 引言

每个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特殊的学术出身和学术经历。他的特殊遭遇，他的求学或受教育过程，他遇到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他个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困惑，他参与或经历的某些重大事件，比如重大的科学发现或科技进步、民族分裂或独立战争、种族或阶级斗争、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社会基本制度的变化和更替、国内战争、国际战争，包括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取得的具体进展，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个思想家的具体思想，也使其思想成就成为一个具体时所当然的结果。我们研究和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就需要具体研究和了解上面提到的诸多具体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赖哲学家本人说出或公开的东西，还需要研究他没有说出或可能故意隐藏的东西。在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身上，就存在着一些没有得到充分揭示的隐秘事物，笔者称之为“罗尔斯的秘密”或“罗尔斯秘密”。

罗尔斯秘密的具体表现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和学术原因，罗尔斯有意隐藏了自己的学术出身，主要是斯退士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印度教和佛教因素、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因素以及解决基本政治哲学问题的当代经济学路径。在以功利主义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幌子下，这些隐藏加上他一再明确表示的分析哲学的求学和研究经历，误导世人在分析哲学语境下来解读他的政治哲学。像“无知之幕”、“原初状态”、“重叠共识”、“正义原则”甚至晚年的“万民法”等众多概念或术语，研究者只是从单纯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给予解读，忽视了它们的非分析哲学的思想来源。由于国内的罗尔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罗尔斯秘密，他们便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尤其是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做出了错误的解读。由于两个正义原则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这种误解所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后果都是严重的。

自大卫・休谟以来，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尽管世人一般认为探索客观真理和追求社会正义是高度一致的，但要从哲学上论证这种一致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的一大贡献在于明确表示，事实是事实，价值是价值，事实与价值分别属于两个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不存在那种所谓的一致性。像艾耶尔认为的那样，价值断定不是科学的，而是“情感的”，“价值陈述……只是既不真又不假的情感的表达”[1]116。有关真理问题的探索属于事实领域，有关正义问题的追求则属于价值领域。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似乎预示着属于价值领域的政治哲学的死亡。

正当人们对政治哲学的未来感到悲观之际，罗尔斯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发展出了一套精细的正义理论，1971年面世的《正义论》震动了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界。罗尔斯试图模糊分析哲学家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把公平正义作为一项可靠的分析哲学工作建构起来。比如他在此书第一节里的一段话似乎要把事实和价值的关系进行全新解读：“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2]3 通过仔细解读和考察，我们发现，罗尔斯政治哲学不仅印证了黑格尔关于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之论断，而且揭示了黑格尔关于晚近的哲学总是更加成熟的论断。随着罗尔斯在哈佛的两大授课笔记《道德哲学史讲义》（2000）和《政治哲学史讲义》（2007）的陆续出版，罗尔斯与传统哲学的关系部分得到了呈现。“虽然《道德哲学史讲义》只是一部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讲座用的讲义，但是，透过《道德哲学史讲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哲学和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流派的渊源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作为一名哈佛大学教授的实际工作和实际身份。罗尔斯不仅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而且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史学家。”[3]1《政治哲学史讲义》也呈现了那种关系，罗尔斯与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渊源是清晰的。问题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究竟属于分析哲学还是属于欧洲大陆哲学？或者说，罗尔斯和政治哲学传统究竟是什么关系？

除了梳理已为学界熟知的思想来源外，本文将探讨“罗尔斯的秘密”，重点考察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德国古典哲学因素，为解读罗尔斯正义理论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 罗尔斯和分析哲学：马尔柯姆、伯林与哈特

罗尔斯是一位地道的分析哲学家，其正义理论经由分析哲学四大重镇（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修造而终于成型。理查德・罗蒂把罗尔斯视为分析哲学的代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区分是极其粗线条的，但它的确为区分哲学教授提供了一条捷径。要想了解一位哲学教授究竟喜好大陆哲学还是分析哲学，只要看他书架上摆放的书就知道了。如果他的书架上都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原著或者研究他们的书籍，而没有摆上戴维森或罗尔斯的著作，那么他大概愿意被称作喜好大陆哲学的教授。”[4]120罗蒂以及罗尔斯的老师、哈佛同事和同时代哲学家对于罗尔斯的分析哲学家身份几乎已经达成共识。

罗尔斯的哲学启蒙老师、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尔柯姆（Norman Malcolm）教授是维特根斯坦的弟子和密友，在常识哲学和语言哲学领域颇有建树，主要致力于把维特根斯坦思想在美国发扬光大。他对罗尔斯的治学态度和学业方向选择都有很大影响。马尔柯姆向罗尔斯开设了政治哲学入门课程，这是罗尔斯在大学本科阶段受到的唯一政治哲学训练，以至于罗尔斯传记作者、弟子弗雷曼（Samuel Freeman）说，罗尔斯几乎是靠自学成才的[5]2225。得益于马尔柯姆的指导，罗尔斯选修政治哲学并以之为一生事业。

1952―1953年，罗尔斯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成为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牛津的博士后经历使罗尔斯在学业上突飞猛进。在那里，他是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贵宾桌成员，法哲学家哈特成为他的导师。除了出席哈特法哲学讲座，参加以赛亚・伯林和斯图亚特・汉普谢尔的哲学研讨班，他还参加了在吉尔伯特・赖尔住所定期举行的哲学研究小组。青年罗尔斯在1955年完成的政治哲学论文《两种规则概念》（“Two Concepts of Rules”）对“惯例”（practice）和“行动”（action）做了区分，让人想起伯林的政治哲学名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和哈特的法哲学名著《法律的概念》（Concept of Law），明显带有伯林和哈特的思想痕迹，给人留下试图把两人思想综合起来的印象。

罗尔斯在牛津时的这些哲学家秉承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传统，注重语言分析和逻辑演绎。罗尔斯不仅继承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继承了哈特、伯林等人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主题，他运用的论证方法是分析哲学常用的逻辑方法。罗尔斯试图回答伯林的多元价值论难题。伯林认为价值多元论难题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困境，而罗尔斯设计正义原则的词典式排序，在一个公共理性框架之内，通过基本正义制度设置，尽量消除各种价值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完成对两种自由的保护，实现价值的完备性。罗尔斯一生追求构建一个可以实现的公平正义的乌托邦（a realistic utopia with justice as fairness）。

然而，罗尔斯对待语词的态度并非分析哲学家应持有的态度。罗尔斯对正义观和正义概念进行了区分，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即作为公平的正义观；除了有限的语词界定外，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并无太多对语词分析的关注。罗尔斯对概念所处的语义环境亦并不十分关注，相比之下，他更关注概念在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罗尔斯既吸收了分析哲学的长处，又像哈特和伯林一样背离了分析哲学，把正义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问题，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价值领域的事物，像公平、正义、爱、同情等等，不再像艾耶尔认为的那样，只是人的主观情感的表达，而具有其客观实在性和客观结构。罗尔斯想把“社会基本结构”客观地揭示出来。因此，正如《两种规则概念》中已经显露出来的那样，分析哲学对罗尔斯来说只具有方法论意义。

三、 罗尔斯的秘密： 康德、黑格尔和斯退士

由于当时的特殊社会原因或学术原因，一些思想家会给自己的思想改头换面，有意隐藏或抹去其思想中在当时不讨人喜欢的某些因素。罗尔斯在建构正义理论时，是否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受到分析哲学启发，来源于分析哲学，还是有意隐藏了自己思想中不受欢迎的非分析因素，却披上分析哲学的外衣？下面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在19世纪以来的英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传统中，一直有一个黑格尔传统，这在古希腊哲学研究者和《柏拉图全集》英文译者乔维特（B.Jowett）那里有明确的起点。乔维特的学生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是当时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对积极自由和公共产品的讨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转折。格林后来成为著名黑格尔研究者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t）的老师，鲍桑葵的黑格尔国家学说对20世纪英美国家学说有着深刻影响。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和这个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格林几乎与马克思处于同一个时代，是英国19世纪后期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是牛津唯心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自由权利理论在英国思想史乃至整个欧洲历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格林在1855年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学习，师从乔维特，毕业后一直在牛津工作，曾经担任怀特讲座道德哲学教授。格林所处的时代，劳工阶级崛起，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状态，融入现代产业制度之中，分享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当时英国的整个社会意识也逐渐认同或支持劳工阶级的要求。于是，格林修正了早期的放任自由主义，提出了“公共产品”和“积极自由”等概念。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格林的影响下，自由主义在英美政治哲学占据主导地位。格林的修正自由主义学说为英国公共政策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为格林的弟子，鲍桑葵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干预理论，提出了“国家至上”理论。他说：“国家的公共意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必然是独一无二的。”[6]1314他在这种理论中明确加进了黑格尔因素，被称为新黑格尔主义。鲍桑葵谈到了“穷人”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格林和马克思共同关注的问题，更是后来罗尔斯关注的问题，只是罗尔斯用“最少受惠者”概念取代了“穷人”概念。“国家是最后的和绝对的调节力量，因而对每一个个人来说必然是独一无二的。”[6]13于是，他关于国家应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主张持久而深入人心。

然而，由于黑格尔政治哲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有一种说法甚至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归结于黑格尔思想。黑格尔赞扬战争调和了市民社会因人们需求不满足导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国家自我完善的途径。在黑格尔那里，战争具有伦理学意义，它对于防止民族堕落、促进民族发展有正面作用。“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7]341由于黑格尔明确鼓吹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真实爆发，人类受尽苦难，黑格尔成为众矢之的。从此以后，黑格尔研究被排除出英美主流哲学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哲学学术圈，大家可以接受哲学家阅读康德，接受康德的影响，却闭口不提黑格尔。同为牛津学者，像查尔斯・泰勒那样从黑格尔出发来解读现代性问题的，毕竟是凤毛麟角。

因此，在牛津政治哲学传统中，既有英美分析的传统，也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只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黑格尔因素被刻意掩盖了起来。这一点在罗尔斯身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罗尔斯对待黑格尔的态度既有学术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罗尔斯的个人经历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创伤，使他在内心对黑格尔学说充满着排斥，他在意识层面坚决拒斥黑格尔哲学。相比之下，他更偏爱康德。他在哈佛讲授的“道德哲学史”课程几乎以康德道德哲学研究为主题。正义理论以他对康德尊重人的观念的解读为基础，建立在自律的概念上。从《正义论》“正当先于善”的观念以及公平正义的康德式解读，到康德（以及后来的政治）建构主义和“道德理论独立性”，再到《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人格观、合理性（the reasonable）和理性（the rational）区分，最后到《万民法》拒斥世界国家（a world state）和“实际乌托邦”（realistic utopia）观念，罗尔斯的思想都留有康德的痕迹。康德认为，人是“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8]222，自律而主动。一切事物都须经过理性的裁判。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观，人们在原初状态下做出理性选择，为免于受到侵害，人们必然服从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一致同意的原则。于是，原初状态可以被看作是在经验理论的框架内对康德自律和绝对命令观念的程序性解释。

康德强调人的自主理性，黑格尔则重视制度的优先性。在这一层面上，罗尔斯却是接近于黑格尔而远离康德。追随于黑格尔之后，罗尔斯将社会基本结构视为正义的首要主题。罗尔斯特别提到，公平正义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的，这一政治观念尤其适用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结构”。社会基本结构指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它们在社会合作中融合成一个整体[9]389。理性制度建构是罗尔斯关注的重点，他关注的不是人们的理性或信念，而是在社会基本结构中实现公平的正义。由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一部有关人类基本制度结构的设计性著作，因此，虽然罗尔斯更加欣赏康德的哲学主张，但他和黑格尔实际上有更多共同的学术偏好。

因此，罗尔斯一直掩盖他与黑格尔的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只好掩盖其同另一个未曾公开露脸的人物的关系，他就是斯退士。罗尔斯从本科开始就追随斯退士，并师从斯退士攻读博士学位。作为英语世界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斯退士的存在对罗尔斯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决定性的。罗尔斯的朋友、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德莱本（Burton Dreben）说：如果抹去《正义论》的作者，读者会以为这是一部从德语翻译过来的英文版哲学译著

这个说法转引自弗雷曼：“像以往世纪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欧洲哲学家一样，罗尔斯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家。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把罗尔斯整个理论以及他同其历史先驱的关系放在一个较大语境中来考察，就难以理解和掌握他的观点。在方法和风格上，罗尔斯都摆脱了分析传统。（他的朋友伯顿・德莱本曾经将罗尔斯整体论方法同黑格尔方法进行比较，并在谈到《正义论》时说道：‘它读起来像是从德语译过来的。’）”见S.Freeman， Rawl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28。。伯顿・德莱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评论，是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斯退士深刻地影响了罗尔斯，以至于《正义论》的结构框架同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框架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罗尔斯有意无意地遵循大一二三和小一二三的逻辑结构来组织《正义论》的主要论题，即《正义论》由三编组成，分别为“理论”、“制度”和“目的”；每一编下面又有三章组成，如第一编的三章为“公平的正义”、“正义的原则”、“原初状态”；第二编的三章为“平等的自由”、“分配的份额”、“义务和职责”；第三编的三章为“理性的善”、“正义感”、“正义的善”。这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式安排。其中第三编的三章很有黑格尔式“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意味。

斯退士是一位有东方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他指导罗尔斯学习黑格尔哲学，也学习神学、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知识。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罗尔斯跟随斯退士研修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康德哲学。罗尔斯有意隐瞒了与斯退士的师生关系，但罗尔斯通过斯退士仍然同黑格尔哲学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起斯退士，也没有在任何著作中感谢甚至提到这位老师，甚至很少谈起他同黑格尔的关联。一旦揭示了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和斯退士因素，我们就更容易看清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欧洲大陆哲学的因素，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因素。

罗尔斯“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2]3的看法表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直接指向社会基本制度。虽然罗尔斯明确表示，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索设计社会基本结构的法理依据或道德基础，是一项政治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工作，他想以此强调自己秉承分析哲学传统，但《正义论》开场白却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叙述。罗尔斯不仅进行事实描述，强调人们经由主观价值判断做出判断，甚至整个正义理论得以构建都是基于欧洲大陆哲学的价值判断。

罗尔斯故意隐去斯退士影响的原因不甚清楚，但有一点可以得到明确判断，那就是在罗尔斯写作《正义论》时，黑格尔是被美英分析哲学界完全无视的人物。罗尔斯只有通过隐去在其学院出身上的斯退士因素，才能进而抹去其哲学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使《正义论》显得是一部在分析哲学两大重镇普林斯顿和牛津的直接熏陶下，并且在维特根斯坦嫡传弟子马尔柯姆的直接调教下，在哈特和以赛亚・伯林等人影响下成就的政治哲学成果。

在斯退士和马尔柯姆之间，在黑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在宗教神秘主义和常识理性主义之间，罗尔斯做出了艰难但聪明的选择，罗尔斯离开普林斯顿而投入马尔柯姆的康奈尔哲学阵营怀抱即是明证。弗雷曼干脆说，罗尔斯只受到马尔柯姆的少得可怜的政治哲学教导，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弗雷曼有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学，即功利主义哲学的社会科学基础，淡化黑格尔传统尤其是斯退士的影响。但弗雷曼还是不经意间披露了罗尔斯的秘密，即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黑格尔起源。罗尔斯本人越是拒绝黑格尔，黑格尔哲学越是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无意识地呈现。他可以掩盖他同斯退士的师徒关系，但他的哲学著作掩盖不了那层关系。斯退士1967年在美国加州拉古钠海滩去世，四年后，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罗尔斯在《正义论》序言中，提到了许多朋友、同事和老师对他的帮助，其中唯独少了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斯退士。在整个《正义论》中，他只在一个脚注中提了一下：“有关这一点见W.T.斯退士《道德的概念》”[2]129。

四、 罗尔斯秘密的消极后果

正像当年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黑格尔秘密”一样，罗尔斯政治哲学中也存在着“罗尔斯秘密”。罗尔斯秘密的客观存在导致了一些消极的学术后果，主要表现为中国学者对罗尔斯正义原则和其他思想的误读，有些误读较为严重，已经产生消极的影响。鉴于正义原则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关键地位，本文在此对由罗尔斯秘密导致的误读的具体表现只是点到为止（至于由这种误读产生的其他后果，将另文论述）：如果说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者把“the most extensive basic liberty”译为“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12]56，把短语“total system”或词语“system”译为“体系”，一开始就把《正义论》中文读者对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理解引入了误区，罗尔斯本人负有一定责任，那么，当罗尔斯在回应哈特的批评从而弃用“system”术语后，用来表述第一个正义原则至关重要的术语“scheme”仍然被译为“体制”[13]70、“图式”[10]5或“体系”[14]47，就不再是罗尔斯的责任了。同样，在译介罗尔斯原著的翻译实践中，短语“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8]53被译为“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14]47，短语“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rights and liberties”[15]5被译为“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完全充分的图式”[10]5，短语“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16]4243被译为“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的体制”[13]70，这些译法都偏离了罗尔斯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些表述方式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罗尔斯研究者已经深陷入罗尔斯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其实，在这里，无论“system”还是“scheme”，都只是量词，而不是名词。罗尔斯对“system”的自我澄清即“as a whole， as one system”[8]178是最好的佐证。同样，在讨论第一个正义原则时，“scheme”不能译为“体系”、“图式”或“体制”，而应译为“组合”、“组”或“套”。“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不妨译为“一套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则译为“一套恰如其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17]1011。罗尔斯在1971年《正义论》中第一次表述第一个正义原则的恰当中文应当是：“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享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那种自由兼容于其他人皆享有的类似自由。”[2]10

同研究正义理论基本内涵一道，研究罗尔斯正义理论或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是罗尔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笔者的考察，罗尔斯本人有意抹去同一些当代不甚重要的哲学家的关系。罗尔斯在谈到《正义论》的写作动机时，只说自己的工作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的继续，有意回避我们前面提及的一些思想家对其思想形成的决定性影响。罗尔斯这种舍近就远的做法误导了罗尔斯政治哲学思想来源的研究者。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罗尔斯正义理论有着清晰的分析哲学来源。罗尔斯同斯退士、伯林和哈特的思想关系的紧密性超过了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关系，即使从政治哲学史上来看，他同休谟、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与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关系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第二，当代经济学理论是影响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全面展示罗尔斯政治哲学同当代经济学的关系，但弗雷曼的一段话足以呈现这种关系的基本轮廓。他说：“1990年，罗尔斯在接受《哈佛哲学评论》访谈时说，完成博士论文后，他在1950年秋季开始搜集与后来的《正义论》有关的笔记。在这个时期，他师从鲍莫尔学习经济学，认真研读了保罗・萨缪尔森的一般平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希克斯的《价值和资本》、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弗兰克・奈特的《竞争伦理学》以及冯・诺伊曼和莫根斯特恩的博弈论。”[5]13

第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其深刻的思想来源和神秘之处。罗尔斯以经济学为武器，以分析哲学为研究方法，以功利主义为批判对象，解决基本自由的问题，将自己与社会契约论传统联系起来，构建起完善的正义理论。除了在方法论上部分继承分析哲学传统，无论在行文结构、价值判断或者是正义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具有黑格尔风格。黑格尔这位巨人很大程度启发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构建。在《我的教学工作》（1993）未公开发表的说法中，罗尔斯提到在《正义论》中他最喜欢的是第三部分，讨论道德心理学的部分，这恰恰是从黑格尔和斯退士那里获得的部分。

第四，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罗尔斯在《正义论》发表之初便说明这一理论得益于黑格尔，那么这本书也许会失去许多读者，至少它将无法进入一流哲学评论家的眼中。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本来交叉重叠，学习两者可相得益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大陆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思想被摒弃的情况，罗尔斯或许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做了艰难选择，运用分析哲学外衣，巧妙隐藏大陆哲学因素，去掉了令人不快的因素，取得了成功。

第五，我们试图揭去罗尔斯分析哲学的外表，揭示其深层的德国古典哲学根源，尤其是一直隐藏其中的黑格尔因素，以表明罗尔斯哲学既有英美分析的一面，更有欧洲大陆的传统。如此，长期以来在罗尔斯和桑德尔、泰勒、麦金太尔、罗蒂等人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学派与学派的争斗，而更像是同一个大家族背景之下的“兄弟之争”。这一家族的家长有时是康德，有时是黑格尔，有时则是马克思。无论家长是谁，它显然有着纯正的欧洲大陆血统，而与英美分析传统无涉。如此，罗尔斯学说中的实用主义因素也得以清楚呈现。一般来说，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之间有一条明确的鸿沟。分析哲学反对黑格尔，实用主义则对黑格尔充满好感，黑格尔成为区分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罗尔斯距离黑格尔并不遥远，离实用主义也不遥远，因此，从深层来说，罗尔斯是一位地道的欧洲大陆哲学家。

总而言之，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罗尔斯本人的主观原因，罗尔斯没有明确地澄清他个人的思想来源。罗尔斯政治哲学吸收和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英美分析哲学、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政治学、当代经济学等众多思想成果，呈现出从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斯退士）、马克思到维特根斯坦（马尔柯姆）、伯林、哈特的多重来源。其中，摆脱基督教的影响成为罗尔斯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分析哲学为他论证正义理论中的诸多原则提供了精细的方法论指导，当代经济学为罗尔斯解决正义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由于罗尔斯本人有意隐瞒其中某些思想来源，尤其是隐瞒同黑格尔和斯退士的关系，形成了“罗尔斯的秘密”，导致中国学者误读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进而误读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因此，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要想精确地把握其正义理论，必须从准确而全面地理解罗尔斯的思想来源开始，尤其是要注意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学因素，否则，仍将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浅薄层次。

[参考文献]

[1][英]艾耶尔： 《语言、真理和逻辑》，尹大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A.J.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trans. by Yin Day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1.]

[2]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张国清： 《译者序：德性就是主观的法》，见[美]罗尔斯： 《道德哲学史讲义》，张国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3年。[Zhang Guoqing，″Preface for Chinese Edition： Virtues Are Just Subjective Disciplines，″ in J.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trans. by Zhang Guoqi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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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Freeman， Rawls， London： Routledg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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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J.Rawls， Collected Papers， edited by S.Free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美]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J.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trans. by Wan Junren， Nanjin： Yilin Press， 2000.]

[11][美]罗尔斯： 《简论罪与信的涵义（兼〈我的宗教观〉）》，左稀、仇彦斌、彭振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J.Rawls，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 （with ″On My Religion″）， trans. by Zuo Xi， Qiu Yanbin & Peng Zhen，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12][美]罗尔斯： 《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trans. by He Huaihong， He Baogang & Liao Shenba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8.]

[13]姚大志： 《罗尔斯》，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年。[Yao Daozhi， Rawls， Changchun：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2011.]

[14][美]罗尔斯： 《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 trans. by He Huaihong， He Baogang & Liao Shenba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篇5

2009年我省高中新课改以来，高中政治课教学应该如何有效进行，如何贯彻学生为本？如何提高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效率，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新阶段下课程改革的要求？这是很多教师都在探索的一个问题。新课标要求：不仅要关注教师的教，更应关注学生的学，要求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下是我结合自己的教学，谈谈我对这方面的几点思考。

一、恰到好处地导入，教学便成功了一半

导入新课，是一节课的第一个环节，它就像一个故事的开头。如果一个故事的开头动听、而且有很多的悬念，就很容易把听众吸引。所以一节课，导入得好与坏，直接会影响到该节课的效率。在教学中，如果教师能够使用不同的方式导入新课，就会使学生觉得政治课堂不不是枯燥无味的、不是那么一成不变，使学生感受到新意，感受到活力、激情，感受到生机、奔放。所以一节课如果导入的好，就会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能够很快的融入到课堂角色，进入到课堂教学当中。教学无定法，但并非无法。我认为教学的有效开始，可以采用三大导入法。

1、材料导入法。一个视频、一个小故事、一段精彩的文章片段、一首歌曲、一部电影片段、一则笑话都可以成为导入的材料，经过处理加工，从而赋予材料以全新的内涵。以这些生动、形象、幽默的材料不但可以快速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能为全节课营造一个恰到好处的起始点。比如在《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教学中，我就让学生观看电影《惊天动地》中的片段，该片段是关于大地震中人民子弟兵、一些志愿者救人的情景，让学生思考电影中所展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从中概括总结一个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从而自然而然地、又恰到好处地导入新课题《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而且在观看影片过程中把学生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来。

2、设疑导入法。亚里士多德说过：“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疑点、问题是思维的“启发剂”，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探究新知识的认知活动变成学生的心理的真正需要，并能让学生从思想上明辨是非，摆正观点。比如在上《权利的行使：需要监督》这一课，先让学生看焦点访谈关于《违规建起的超标楼》，然后让学生们思考：广西省宜州市的这种行为是一种什么行为呢？是不是一种滥用权力的行为，这种需不需要监督？从而自然而然地得出本节课的课题――政府的权力需要监督。这样不仅激发出学生对这一课题的兴趣，同时也很自然的进入了新课的教学之中。

3、时政热点导入法。时政热点之所以“热”，一是因为它是新发生的一些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二是由于它是民众关心、社会关注一些重大问题，以它来创设情境导入新课不仅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体现出思想政治课的时效性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科特色。比如在上《价格变动的影响》这一课时，我引用了福州地区各大超市的食用油价格变化，让学生思考，食用油价格的变化，会带来那些影响？从而得出价格变化会给消费者、生产者带来什么的影响，学生就会跟随教师的思路走，从而轻易地导入《价格变动的影响》一课的教学。

二、架设清晰的教学框架，从容地实现重难点的突破

新课改之后，为了让学生真正成为学的主体，很多课程的安排都是从学生的生活入手，它虽便于学生的学习，却也使得旧教材的逻辑性很强的知识体系受到一定的打乱，从而给新课程背景下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有意无意地铺设许多障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给学生构建清晰的知识框架，在清晰的知识框架中将重点、难点予以突破。这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明白和理解重难点的意义，而且也能更容易、全面、深刻地理解它们。如何架设清晰的教学框架，以下几种方法可供借鉴：

1、课内知识框架法。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新知识，新课改后的教材一节课的设置一般都以生活的情境入手，知识的逻辑性不够强，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地调整知识的顺序，比如在《国家财政》一课教师就可以把后面的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还有财政的收支平衡放到前面来上，把财政的作用放到最后，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对本课知识有一个系统地认识，在教学从收入和支出来分析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这一作用时就轻而易举了，而且在对于“财政作用”这个重难点的分析、理解和突破上也可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2、课间知识框架法。课与课之间都有紧密的联系，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孤立地上一节课，要注重课与课之间的联系。如在《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一课的教学时，通过课间知识框架，同学们观察到前一课《政府的权力：依法行使》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而《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则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即要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和如何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当教完了这些知识点后，不应就此结束这一知识点教学，而要紧接着给学生提出问题：目前我们身边的政府监督的手段有哪些？让学生真正做到对政府权力这个问题在头脑中有个清晰地逻辑的框架体系，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难点也就一目了然了。

3、单元整体知识框架法。知识间的联系还要关注单元内知识间的联系，这就需要单元之间知识框架的架设。比如经济生活的第一单元，主要是以价格为中心，讲述商品、消费等相关的知识。当这一单元教学结束时，就要在课堂上适时在给学生架设这一单元的知识框架，这样前面所上的各课内容，通过单元知识框架简洁地再现出来，学生对这一知识体系的认知就可能在这节课上得到更理想的效果。

4、课程整体知识框架法。知识的框架并不局限于课内、课与课之间、单元内的架设，还应该在单元之间架设，比如在生活与哲学这一模块，就可以在上这一模块之前，就给学生架设知识框架，让学生知道第一单元是哲学的基本知识，第二单元是马克思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认识论，第三单元是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第四单元是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图表的形式，给学生展示知识框架，让学生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这一模块有个清晰的脉络，对于之后的上课的效率提高能起很大的作用。

三、盘活情境活力，充分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思想政治这门课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枯燥的，但是新课改后，在很多课的教学上我们都可以通过有效的情境创设，激发并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大大地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盘活情境活力的方式主要有：

1、生活型情境法。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引用跟学生生活相关的事例，特别是创设一些能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境，把学生日常生活的世界引进课堂，使学生感到通过思想政治课的知识学习，利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从而愉悦学生的心情，触发学生的情感和求知欲，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消费及其类型》一课中，应该让学生思考：如果你家想要有更好的消费，你应该怎么办？哪些因素会影响你家的消费？用学生自己的生活中的例子来创设情境，他们的思路会比较宽，而且也能很好的回答问题，就很容易得出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哪些。

2、讨论型情境法。在教学中，教师还可以通过设置一些讨论性的问题，利用辩论、小组竞赛等方式来引发学生争论，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能让学生能够较全面地看待问题，另外学生在争论中学习的兴趣能够充分地激发出来，提高课堂的学习效果，从而深化对有关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可谓是一举三得。这种情境的创设在探究课的教学中的运用犹为必要，效果更好。

3、阶梯型情境法。爱因斯坦说过：“系统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是必不可少的。”教师设置阶梯型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层层的疑问当中不断学习新知识，又不断地解决问题，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索欲，而且可以使学生的思维紧紧跟着教师的思路，真正让教师成为教的主体，学生成为学的主体。

比如在《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教学时，便可以采用阶梯型问题情境，让教师成为记者，对某一事件进行全程采访，并设法将本课的知识点全都给串起来。

情境一：记者郭峰采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目的：通过模拟郭峰与检察官的对话，同时通过专家点评得出第一个知识点为什么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情境二：记者郭峰采访人大代表。目的：通过模拟郭峰与人大代表的对话，得出本课的第二个知识点怎么样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

情境三：记者郭峰到你所在的城市采访。目的：通过模拟郭峰随机采访市民，让学生感受政府自觉接受监督的状况，联系了学生的实际。

这些情境的创设可使得整堂课活泼生动，学生也不会感到这些知识的枯燥，自然而然地课堂的效率就得以提高。

四、向教育信息技术的纵深要效益，大胆拓展学生的思维通道

高中的思想政治课，关注的是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的内容，是一门理论性强、较抽象、极具科学性的学科。如果仍然是以往的“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块黑板一张嘴”的以教师灌输知识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的效率是绝对大打折扣的。所以在新课改后的政治课堂教学中，应向教育信息技术的纵深要效益，积极采用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大胆拓展学生的思维通道。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汹涌式的知识整合法。新课改后，高中政治教学所学的内容有所增加，而在课时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增加的知识点在固定的时间内更快更好地让学生消化、吸收，这需要积极借助多媒体，而且还要向教育信息技术的纵深要效益。比如高三阶段的总复习，知识面广、内容量大，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不但可以大大提高课堂的容量，而且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把大容量的知识进行有效地整合，更加形象直观地加以展示，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更有效、更容易地消化、吸收。

2、滚动式的知识联结法。多媒体运用的过程中有个缺陷，就是一个知识演示结束后，无法产生像板书那样的仍留在黑板上的效果，所以这就要求教师在运用多媒体的过程要多层次地运用超链技术，可以及时调取已学知识，不时加以复习反思，从而尽可能地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个全面、系统的逻辑体系。比如在《永恒的中华民族精神》一课教学时，可以通过多媒体多层次地设定、展示整课的脉络――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通过超链接技术进行课堂教学，这样既能培养学生整体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又能使课堂的教学效率得到有效提高。

3、挖掘式的知识剖析法。一堂课，尤其在重难点的突破上，使用多媒体技术有着显著的优势。它可以通过层层递进的技术设定，更加直观、形象地演化知识及其相关联结，更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一课的教学中，在讲述传统文化作用这一知识点时，可以通过清明节扫墓这一事件，运用多媒体技术，展示大量的相关图片，让学生自己去层层观察、分析这一事件，从而得出传统文化有利也有弊的观点。有了这个层面的认识，对于这个难点问题的理解与突破，就能得以更好的解决。

五、精心地导演精彩的教学过程 ，积极收获最佳的探究结果

无论课程改革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的教学还是要面对高考这一现实问题。每堂课的教学小结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的课堂教学中无论是采取了什么样的导入方式、创设了什么样的情境，过程是如何的完美，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了收获我们的“结果”即学生学到些什么，掌握些什么，我们的教学过程达到什么目的，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何收获我们的教学结果呢？至少有以下几种方法：

1、学生自我小结法。一节课是否获得完美的结局，不在于教师是否归纳出本节课完美的知识框架，而在于学生是否把握和理解了本节课所传授的知识内容。所以，要想得到一节课的完美结局，就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动起来，自己动手去归纳小结课堂上的所学知识，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重现情境小结法。政治课堂教学上创设的情境很多，特别是阶梯式的情境，教师应该进一步挖掘其潜在价值他们都连接着所传授的知识点。通过现在教学情境，复习、归纳、总结所学知识可由学生进行小结，也可由教师进行归纳，让其为获得完美的教学结局服务。比如《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的小结就是：创设情境四：郭峰回北京写总结报告，目的：让学生归纳本堂课教学的主要内容。

3、教师结束语小结法。用几个句子或成语概括课堂教学的重点内容，既能让学生轻松地走下课堂，又能让学生带着继续探索的心理走出课堂。比如在《意识的能动作用》这课的教学小结时，关于如何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可以用“一发挥、二尊重、三结合”的方式进行小结，这样这个重点就可以轻易地记住了。这种小结形式对教师的完美教学提出很高的要求。

总之，在新课改后如何提高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效率，从政治学科的特点出发，优化教学环节，使用新的教学模式，创设恰当的教学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由被动学习转化成主动思考，从而真正实现新课改的要求，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真正让学生成为学的主体。

【参考文献】

篇6

[中图分类号]B0-0;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4-0003-02

哲学是面向现实问题的哲学,因此,在研究和利用哲学的时候,应当围绕为中国现实问题服务这样一个主旨。新世纪的哲学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一系列误区,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于中国化相对于整个中国研究的范式地位缺乏应有的自觉意识,当前和今后的中国化研究首先应该确认中国化相对于整个中国研究的范式地位。

一、以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可能性

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说法就是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者们自觉认同或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它是共同体成员们基于指导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模型或模式,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并由此形成一种连贯的学术程度。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必须自觉地以中国化为研究范式,哲学研究以及整个中国化,就是把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来开展中国哲学的研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把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要运用哲学来审视、反思、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用以丰富哲学的内容和强化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

二是把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就是要运用哲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回答,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推进哲学的发展。此外,由于中国的具体实践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特点,因此哲学的中国化,也就是把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也内在地包含着把哲学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具有这样一些规定性的哲学中国化,就是我所说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所以,以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当是指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该紧紧围绕着哲学中国化这样一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它的理论目标就是要在当代条件下推进哲学中国化。它的概念框架、它的解释原则应该源自中国化。是否有利于推进哲学中国化,应该成为衡量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的意义的标志。具体包含三个方面:哲学自身的本质特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特殊性质。应当说,以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该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它是当代中国的,应该具有当代中国的特色;二是的,哲学的,应该是哲学的当展。因此,要推进当代哲学的发展,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1.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最鲜明主题,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具体实际,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把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

2.必须建构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要与当代世界上的其他哲学研究展开积极的对话,特别是要对当代世界哲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必须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使自己的对象与问题、观点与方法、概念框架、表达方式等等都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来说,这样的学术话语体系只能在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形成。

3.必须不断地推进哲学的理论创新。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论述,真正的理论创新总是源自一定时代和时间的需要,总是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只有把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自觉地立足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理论创新,才能促进哲学的当展。

二、当前我国哲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即需要我们“做什么”的问题

以往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其主要症结在于,面向当代“真正的中国问题”的哲学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或者说,偏离了中国化这样一个研究范式。哲学中国化范式,就是把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来开展中国哲学的研究。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教科书范式和后教科书范式两个阶段。教科书范式的哲学研究总体特点就是以阐述和完善哲学原理教科书为目标,与通行的原理教科书作为基本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评价标准,是严重偏离哲学中国化范式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后教科书范式。所谓后教科书范式,它实际上是没有范式的,或者说没有形成新的统一研究范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缺乏公民的关注和热点、焦点问题。上世纪80年代,在哲学研究中,人们还会大量讨论实践标准问题、实践唯物主义问题、主体问题等等,90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人们的理论兴趣日益泛化,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引起人们共同而持续的关注。

2.缺乏共同的问题意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研究确实表现出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向,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人们虽然关注研究理论问题,但是并没有形成共同问题意识,也就是人们在应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怎样提出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怎样去解决问题等等方面并没有形成共识。

3.缺乏共同的目标、信念和评价标准。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人们确实研究了很多问题和领域,提出了很多新词、新说,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说是张三的创新或者是李四的创新,很难被公认为是哲学的创新。

哲学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应囿于学术和学院研究,而应当直面“中国问题”。当中国社会现实、国家及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哲学提供核心理念、心灵引导的时候,放弃现实问题对哲学的诉求,就是放弃哲学的社会责任。而在当代中国,面向“现实”即要求以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三、以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即“怎样做”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要使人们自觉地认同或珍惜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还有很多困难,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觉得,最为紧迫、最为紧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在中国哲学或者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教条主义早已经臭名昭著,但是,它始终阴魂不散。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可以说教条主义是卷土重来,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并且主要采取了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文本崇拜。从事哲学研究,必须以准确、全面地理解哲学的经典文本为基础,但是,在近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有一个误区,就是把文本研究视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甚至把哲学的研究归结为对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从而陷入了一种以文本崇拜形式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每一个哲学工作者都应当明白,经典原著应当是提升我们的哲学反思态度的,这种反思的意义在于,哲学研究不能被经典文本牵着鼻子走,而应当学会在文本中“抽身”,要学会运用经典哲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对洋教条的迷信。一些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喜欢把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和观点奉为教条,最突出的表现为“西解马”、“西评马”等形式。尽管这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从根本上丢弃了中国的根本实际,脱离了中国哲学研究应有的立足点。要真正实现以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中国哲学研究,就必须从根本上破除这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

2.必须纠正对于哲学中国化性质的误读,其中最严重的误读就是把哲学中国化归结为20世纪西学东渐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之所以说它是一种严重的误读,这是因为,首先这种观点把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看作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潮水般涌入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歪曲了中国化的历史。其实这种观点是用哲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命题来替代哲学中国化命题,曲解了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实质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哲学中国化的事实。

3.必须对哲学中国化进行正确学术定位。近年来学术界有人主张区分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层面,这就是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认为政治层面的哲学中国化是指把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它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学术层面上的哲学中国化,是指吸取和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这才是学者们应该干的事情。

篇7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1]贾谊对西汉前期政治的深刻影响，前贤已有诸多研究。以哲学层面考察，其政治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道术》《六术》和《道德说》三篇之中。贾谊以“六理”建构了本体论性质的政治哲学框架，以“六行”阐释了德性政治伦理，并将“以道接物”作为其政治哲学的根本策略。在贾谊的政治哲学中，“德”是其理论体系的中心概念。

一、以“德”为中心的政治哲学

框架贾谊以“六理”构建了其政治哲学的理论结构。“德有六理，何谓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2]316“德”是“六理”的核心概念，是自然万物所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2]324“六理”是“德”之发用结构，在创生万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各有不同。在“六理”中，“道”是创生万物的逻辑起点。“物所道始谓之道，”[2]327万物皆以“道”为其本原。作为本根的“道”并不直接创生万物，因为“道”之本为“虚”：“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2]302这里的“虚”，并非空无一物的绝对虚无，而是用以表明“道”的精微和抽象，即“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储也”[2]302。《中庸》尝曰：“致广大而尽精微”，贾谊以“精微”言“道”。虽然“道”是一种绝对真实的存在，但道体又是“平素而无设储”的，即“道”不预设任何规则，不储备任何前提。“道”之“虚”，一方面意味着任何事物皆由“道”而生；另一方面又表明“六理”中的“性”、“神”、“明”、“命”等有具体规定性的“理”尚处于“存而未显”的状态。“有而未显”之“理”，无法发用流行、创生天地万物，因此，“道凝而为德。”[2]326在中国哲学史上，“德”有两重意蕴：一是本体论意义的，如《道德经》中“道经”与“德经”相递而论，“德”意味着由“道”而获得的具体规定，是事物存在的现实依据，在《庄子•天地》中表述为“物得以生谓之德”。二是社会道德意义的，从《尚书》的“敬德”到《论语》的“为政以德”，“德”意味着治理社会的伦理规范[3]。两重意蕴中前者比后者更具根本性，后者只是前者在社会领域中的体现。贾谊所论之“德”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亦是在前者意义上而言。贾谊认为，“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2]327由“道”至“德”，是由无形至有形的现实开端：德者，离无而之有…德者变及物理之所出也…道冰（凝）而为德，神载于德。德者，道之泽也。道虽神，必载于德…以发动变化而为变。变及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条理以载于德。德受道之化，而发之各不同状。[2]326贾谊政治哲学的逻辑结构是：“道”是创生万物的本根；“道”凝为“德”，使事物变化及所以生之理，从有而未显的状态条理分明地呈现出来；“神”载于“德”，是“德”所具各种变化之理之所以发动的微妙动力；“德”又凝结于“气”之中，构成事物之“性”与形；“神”与“气”相合发用，人因而有“明”，确立了人的精神性和主体性；“命”贯穿于创生万物的过程之中，是事物各方面的限度和规定性，保证了自然和社会的多样性与有序性。由此可见，“六理”不是静态的政治哲学结构，而是蕴涵一个动态的世界生成序列。其中，“德”是“六理”的核心概念。

二、以“德”为发显的德性政治思想

贾谊提出了“六行”的概念：“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行和则乐与，乐与则六，此之谓六行。”[2]316“六行”集中体现了以“德”为中心的政治德性论的建构过程。“德有六美，何谓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义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2]325“德”本于“道”，但贾谊认为，“德”是整个政治伦理的核心，无论仁义还是忠信，一切美德都是“德”的一种表现。“德”处于政治伦理逻辑结构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德”是“道”这一本体的发用，另一方面，“德”又是“仁义忠信”等具体道德内容的规定，决定着“仁义忠信”的价值取向。这是对老子哲学中“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一由“道”至“仁义”等而下之的价值结构的批判。换言之，贾谊继承了老子哲学中由“道”至“仁义”的逻辑结构，却赋予了与之完全相反的价值内容，正面肯定了“仁义忠信”的德性意义。“德生理，理立则有宜，适之谓之义，”[2]327“理”意味着万物生长变化所必须依循的规则，合乎于这种规则的德性就是“义”。“义”有“应当”或“应该”的道德规范意味。关于“忠者，德之厚也”，指“德”待物以忠，待物以厚，“德”生养万物，无一时停止。关于“信者，德之固也”，贾谊说，“德之忠厚也，信固不易，此德之常也。”[2]327“德”之恒常不变，是为“信”。关于“密者，德之高也”，贾谊说，“德生于道而有理，守理则合于道，与道理密而弗离也，故能畜物养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也’。”[2]326在这里，“密”指“德”与“道”、“理”以及万物之间不相分离的一体关系。“德”由“道”所生，“理”为“德”所有，所以“德”与“道”和“理”不离；“德”以仁义忠信生养万物，使万物各安性命，生长于天地之间，因此“德”与万物也不离。“德”之“密”使其关联“道”与万物以生养万物，这正是“德”之崇高的表现。仁义忠信是使万物各自其性、各安其生的德性。不过，“仁义忠信”是人道，“道”和“德”是天道。“道”和“德”如何成为人内在的“仁义忠信”的德性？贾谊沿袭《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思路，通过“六理”、“六法”和“六行”等概念解释了这一问题：六理无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是以阴阳、天地、人尽以六理为内度，内度成业，故谓之六法。六法藏内，变流而外遂，外遂六术，故谓之六行。是以……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人谨修六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2]316在贾谊看来，“德”之“六理”是万物所以存在的本体根据。万物既生之后，“德”之“六理”并非孤悬于形而上域，而是内在于阴阳、天地、人等万物之中，成为万物生长和变化的机理。万物在现实世界中皆依照“德”之“六理”而生长变化，依据“六理”的规定而有各自的形体和品性。在此意义上，“六理”也被称为“六法”。“六法”居于内，是万物所依循的法则；发于外，则表现为万物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应接世界的方法。从发于外的角度来说，“六法”也被称为“六行”。二者并无二致，实质都是“六理”。虽然“六行”“六法”皆为“六理”，但是“六行”和“六法”在不同的事物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人，“六行”便体现为仁义礼智信之行。贾谊借助于“六理”“六法”和“六行”的概念，阐明了由形上之德向形下之仁义的实现过程。由于人之“六行”是“德”之“六理”在人行为上的表现形式，因此便不难理解“仁者，德之出也”和“义者，德之理也”等等的意味了。从本然的角度看，人皆具“六行”，但一般人很难能够自觉地将其作为行事的原则真正认识和践行之，“然而人虽有六行，细微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志。”[2]316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贾谊继承了儒家传统以经典设教的思路，指出：“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2]316贾谊认为，《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经义，即是“德之理”。《书》者，著德之理于书帛而陈之令人观焉……《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以自成也……《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其吉凶……《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与不合而纪其成败，以为来事师法……《礼》者，体德理而为之节文，成人事……《乐》者，《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2]327后世之人虽不能亲受先王之教，但是可以通过研习儒家经典，认识到德之理，并将其内化为仁义礼智信等德性。正如贾谊所说，“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令人缘之以自修，修成则得六行矣。”[2]316

三、“以道接物”的政治哲学策略

在贾谊的德性政治哲学中，“德”是指事物存在的依据，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道德，因此贾谊的德性政治哲学并非主张为政者要以具有导向性的道德规范力去行政。恰恰相反，而是主张因循势导的原则，这是汉初黄老无为而治的一种延续。“以道接物”是贾谊政治哲学中的总策略思想。“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储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2]302道有本有末，虚为道之本，术为道之末，故而在贾谊的行文之中，“以道接物”有两种形式，一是“虚之接物”，一是“术之接物”。贾谊以镜子和天平为喻来说明“虚之接物”：镜义而居，无执不藏，美恶毕至，各得其当；衡虚无私，平静而处，轻重毕悬，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虚而静，令名自命，令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此虚之接物也。[2]302贾谊首先以平置的镜面为喻，指出作为道之本的虚在应接事物时，“无执不藏”，不预设任何价值判断，从而“美恶毕至，各得其当”，客观地呈现事物本来的面貌。“无执不藏”是美恶毕至的条件，因为任何的价值判断都意味着某种限度或者规定性。如果以某种价值判断作为接物的前提，那么在接物时必有所歪曲或取舍，从而无法呈现自然的本来面目。其次，贾谊又以天平称物之喻，说明虚之道在应接事物时，公正地对待每一事物，使其都能“各得其所”，处于自己所应处的位置。万物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本身就是一种平衡。而以虚接物就是自然而然地维持这种差异性的平衡。如果根据一己之私去安排自然，从而实现自己所期望的平衡，反而会破坏自然的和谐和稳定。贾谊主张“术之接物”：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凡权重者必谨于事，令行者必谨于言，则过败鲜矣。此术之接物之道也者。[2]303贾谊指出，仁、义、礼、信、公、法这六者，是为政者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只有如此，方能实现境和而民亲、境理而民顺、境肃而民敬、境贞而民信、境服而民爱戴、境轨而民辅的政治效果。以仁义应接外部事物，不仅是道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为政者之性的本然呈现，“仁义者，明君之性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贾谊提出了“公”和“法”作为与仁义礼信对举而论，这是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的吸收融合。“术之接物”主张为政者尊重自然事物的本性，公正客观地对待事物，不因己私去强行安排社会，自然而然地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达到天地之气的和畅，这又是道家黄老思想的体现。“虚之接物”和“术之接物”是“道之接物”的一体两面。道是万物生长及变化的主宰依据，所以道接物的方式，也是人应当遵循的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以道接物要求为政者秉持仁义之性，顺应天道生生的要求，成就万物实现自己的本性，顺遂地完成自身、实现自身。贾谊认为“德”是“道”向现实转化的接处，因此，“道之接物”正是德性政治的表现。即如《中庸》所说的以“成物”来“成己”，以成就事物潜在的善来成就人之自身。当然，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与先秦儒家还是有所差异，贾谊吸收了黄老道家的刑名思想，更注重“法”和“公”的意义，从而使其德性政治哲学兼具儒道法三家的特色，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页独特篇章。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92.

篇8

在思想政治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模式归纳起来就是多背诵、多练习、多考试，以题海战术的方式让学生掌握政治知识，这虽然也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会使一部分学生在政治考试中得到高分，但从长远来看，用这种方式培养出的学生只会听从教师的讲解，不会对问题产生疑问，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样做也背离了素质教育的根本方向。

为适应当前广东省所采取的高考模式，教师必须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切实树立从“学科能力培养”向“跨学科综合能力培养”转变的新观念，探索符合本校、本学科实际的开放式教学模式。在政治教学中必修课课程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这三方面互相联系、紧密结合，在教学中必须要注重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基本方法训练以及这三方面知识间的融会贯通、灵活应用，鼓励学生撰写调查报道、小论文等，培养学生的兴趣，组织学生定时收看新闻联播，通过新闻了解当前的时政话题等。开放式的教学模式不仅要求教师在本学科内开展创造性的教学，也要求教师注意加强相关学科的联系。

二、构建各册各章的内在联系，有效做到“点”、“线”、“面”的有机统一

历年广东省高考文综试卷中，常会有学科内的综合、跨学科的综合试题，通过这些试题考查学生对所学相关课程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程度和运用这些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握好各个年级教材中的相关基础知识及其内在联系，构建各个章节的知识框架，让学生在大脑中对各个年级教材有清晰的认识，理解各框架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相对来讲，跨学科的综合题要比单一科目的综合题简单，但仍然不可小视。学生最头疼的莫过于综合题中有关哲学方面的分析题，做好这类题的前提是学生不仅对哲学课程有清晰的框架，而且还具有三科的综合分析能力。如果说政治科目内的各册、各章节的联系组成“点”、“线”、“面”，那么这三科的联系就是三者的有机统一。这也在客观上要求教师不仅能够驾驭本学科的知识，而且对相应的其他学科知识也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指导学生答出高分。

三、注重学生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开发

高考的意义在于“选拔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学生”，这必然会在考题中体现出来。传统定义式的考题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考查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题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向学生提供时政素材、新观点，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见解，活跃学生思维，从而使学生在使用恰当“术语”答题时创造出既有自己特色又符合大众化的答题方式。

创造能力的开发在于当学生的思想认识有一定的深刻性、精密性，并能自主强化学科内联系的基础上，思维变得活跃，从而创造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这不仅对于当今高考模式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对学生将来的发展影响深远，持续性强。

篇9

“1861-1863年手稿”是马克思最早出版的一部手稿，“资本一般[Das Capital im Allemeinen]”是马克思为这部手稿拟定的总标题。“1861-1863年手稿”发表之后马上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一般被当作是《资本论》的第二稿和《资本论》第4卷的唯一草稿。然而，由于这部手稿的篇幅巨大、内容庞杂，对“1861-1863年手稿”的理论研究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一个世纪过去了，“1861-1863年手稿”仍然被视为一部杂乱的手稿，缺乏哲学上的整体研究。随着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二版的出版，“1861-1863年手稿”首次大体上以原始状态公开发表。新的编排方式不仅保留了过去发表过的全部内容，而且马克思为了整理思路而写下的插入部分也得到了完整的呈现，为“1861-1863年手稿”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据。

一、“1861-1863年手稿”与“资本一般”

“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虽然看起来较为杂乱，但马克思的写作过程始终没有脱离他1861年初为“资本一般”理论所制定的提纲，而且最终完成了提纲中的大部分内容。“资本一般”不仅是“1861-1863年手稿”拟定的总标题，同r也是马克思1857-1863年间频繁使用的一个范畴。1857年6月到1863年6月，马克思致力于分两册完成题为“资本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此来批评当时流行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观点。“1861-1863手稿”是最后一部以“资本一般”为题的文本，标志着“资本一般”创作期的完结。因此，为了完整地呈现和理解“1861-1863年手稿”中“资本一般”理论的理论结构和逻辑线索，需要综合考虑马克思在1857年6月到1863年6月间创作的与“资本一般”相关的全部文本。

“资本一般”是马克思自己发明的概念，由两个范畴组成：“资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资产者预付的、用于营利的货币；“一般”是一个哲学概念，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中概念论的第一个环节，指的是获得了自身全部规定性的概念。“资本一般”将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运用辩证法对资本概念的批判。

在十九世纪，经济学理论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抽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的资本，另一种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的价值；而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就是用从价值理论出发解释资本的形成原理。由于资本是一种既成的现象，经济学内部的争论就主要集中在关于价值概念的界定方面。在价值理论上，政治经济学就表现出了其方法论的共同缺陷；他们都把价值当作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属性来进行研究，而没有考虑到价值本来只是人的一种观念，价值的客观性本身才是需要被说明的东西。马克思指出，价值本身是一种观念，而不是物本身具有的自然属性，通过对物的考察无法理解价值的真实含义。从具体到抽象的还原论方法无法认识价值的规定性，对价值的科学理解只有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方法才能实现。

在“资本一般”理论中，马克思完整地运用辩证法批评了将价值作为既定前提的各种经济学理论。价值――作为一种观念――是人的创造物，它如何能获得一种客观性的外表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引入到了经济学的讨论之中。在黑格尔哲学的解释框架内，如果一种抽象观念完成了辩证演绎并返回自身，那么这种抽象观念以及它演绎出来的所有规定就都了具有客观的必然性。马克思将黑格尔的方法颠倒了过来，提出了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思路：作为观念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者，恰恰意味着价值概念已经完成了辩证演绎并返回自身。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就是对抽象的价值概念进行辩证演绎，从而呈现价值概念全部的具体规定；马克思认为，这些具体规定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即价值观念存在的历史前提――的科学表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黑格尔运用辩证法的目的，是要证明某些观念具有现实的必然性；而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目的，则是要揭示这些具有“客观”外表的观念的历史性前提。

篇10

童年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hood)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修·李普曼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年会上首先提出来的。他建议做哲学研究的人，应当将童年哲学视为与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等一样独立的学术领域，以童年及相关问题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后来他在《哲学步人学校》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童年哲学的内涵。李普曼指出，童年是人类行为及其经验的重要维度，但它常常处于被遗忘或轻视的地位，因为学者总以为哲学(或成人)的经验与童年是不兼容的，而童年哲学的建立则旨在消除哲学(或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敌对、压迫与罪疚，邀请双方共享人类多元的经验。为此，李普曼主张童年哲学应至少回答以下四类问题:一是儿童是否有逻辑推理的权利?二是儿童是否能参与到伦理探究之中，以对成人的道德教化作出有意义的改造?三是儿童在共同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会对社会哲学作出何种贡献?四是是否应将儿童视为“个体”( person，理解童年对理解成年有何意义?  

李普曼所提出的四类问题为童年哲学的研究指出了最初的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可供儿童学习的学校(幼儿园)课程，也即我们所熟知的“儿童哲学”(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从而对哲学进行了实用主义式改造。这套课程有四个方面的特点，都是建立在对杜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其一是将儿童在批判、创造、关怀和合作方面的思维发展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口标;其二是将哲学视为儿童思维训练的中介，并关注儿童的哲学思考过程及其精彩观念;其三是强调哲学探究是儿童不断分享和改造自身经验的过程，它必须在共同体的氛围下，经由对话和讨论的形式才能开花结果;最后是以小说的形式，将哲学学科内在的逻辑习性及其引发的好奇、质疑等态度以吸引儿童兴趣的方式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很容易将童年哲学与儿童哲学联系起来并质疑前者的必要性，但在笔者看来，李普曼所发展的儿童哲学体系并没有与“儿童学”本身发生更紧密的联系，也没有全面揭示出从哲学的角度理解童年的丰富内涵及其特色，因此他的儿童哲学只能算是广义童年哲学的一部分(尽管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而麻州大学教授加雷斯·B·马修斯则在李普曼的基础上对童年哲学作出了更深刻的解释，并构建出一个更加全面的内容体系。马修斯认为，童年哲学的本质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它是研究者对儿童与童年、儿童发展论、成人的儿童观以及儿童在社会中的地位等关键议题进行哲学性反思;另一方面，童年哲学旨在研讨、反思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童年理论，协助我们思考应当对儿童抱以怎样的态度、为儿童设立怎样的生长口标、使他们在家庭和整个社会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并意识到儿童所应具备的权利和义务等。因此，作为童年哲学的工作者，应专注于思考以下五类议题:什么是儿童或童年，童年的意义与价值，应当在童年阶段发展儿童的哪些认知兴趣和口标，如何评估儿童的道德能力以及儿童的权利与义务。在《童年哲学》一书中，马修斯对其内容体系作了进一步拓展。    

篇11

作为以哲学方式展开的政治研究，政治哲学兼顾理性建构与实证考察，因而是贯穿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思索。它重视对人性及其现实性的追问，致力于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构建社会理想，在缜密考量社会现实的同时论证政治理想的公共合法性根据，并诉求更好的乃至最好的政治秩序的建构，确认理想政治生活的价值向度，从而提出了超越当下现实境遇的可能性。这种元政治学因而立足当代、指向现实，它引导现实政治的走向并反映政治发展的轨迹，力图将面对现存世界的政治理想转换为一种全新的现实格局。政治哲学当然力图体现高端的学术水准，但刻意纯化政治哲学的学术性无益于其实现自身的功能，所以对政治哲学的规定归根结底应在基于历史的实践语境中生成。

从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角度看，人皆有政治性，举凡与人的政治生活相关的内在本质问题皆为政治哲学所关注，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颇为宽泛，不宜对其作过于明确的边界限定。以现实的人即市民社会成员为核心，以人的公共政治生活范围为半径，可以大致划定政治哲学的研究圆周。这个圆周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古希腊诸哲的城邦之思表明当时公共生活的大致范围，及至现代社会，国家成为最集中典型的公共存在样态，所以是政治哲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政治哲学家的基本研究理路表现为，论证何为更好的乃至最好的国家，从公共理性层面规约国家权力，探讨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自由与平等诸原则，为理想国家的合法性辩护，实质在于论证人类理想的政治共同体应当呈现为何种公共生活形态。

现实的人对公共生活均有所期许，而只有将个人的愿望变成共同的理想，才能实现政治观念的现实化。塑造共同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治理原则，需要达成基于公共理性的重叠共识，因而研究法的本质和权利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应有之义。法哲学、国家哲学抑或权利哲学没有过多独立于政治哲学之外的内容，命名的差异源于历史传统，作为现代学术概念的政治哲学广受关注实乃英语学界的贡献。这些研究需要回答如何公正地分配社会公共物品，如何构建符合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愿望的分配原则等问题。为此应深刻地理解人性及其现实性，确认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们的当下愿望及其利益诉求，归纳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及其价值原则的正当性，倡导政治共同体的“善”，进而确立正义的价值规范。

从政治哲学的致思方式角度看，在特定情境中作理性论证是其主要工作方式，尽管每个人都有权利在自己的意见洞穴中理解政治生活，但当今任何有价值的政治思考几乎都要重视对政治哲学的关键话语作现代意义上规范的（normative）语言分析，将规律性研究融入规范性研究中去。基于规律性研究的宏大叙事无疑仍有意义在焉，因为人类生活的公共精神与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实乃政治哲学的要义，但确认这种要义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如何对象化则凸显了规范研究不可替代的价值。概言之，论证符合政治正当性的价值及其现实可能性，寻求符合所有人利益和需求的道德根据和理由，体现了政治哲学重要的致思理路。

政治哲学的规范论证不仅依赖于技术合理性的逻辑必然性证明，也需要基于道德合理性的目的论证明，完美的形式演绎固然可以确认正义准则，但政治哲学的规范论证还要考虑这些准则实现的历史条件，使之符合人们的利益诉求与社会的道德原则。政治哲学的论证不仅体现为公共性政治理念的哲学证成，而且包括对理想政治共同体的哲学建构以及对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有限性的理解。这种论证的价值立场固然力图摆脱偏好，但强调道德无涉的政治价值显然缺乏足够的正当性支撑，而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当然也需要道德和法律基础。

政治哲学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不仅体现在为“人应当如何更好地生活”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同体”之类恒久的问题做出富有时代感的回答，而且要面对在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与人的政治生活相关的实际问题，其实，对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回答往往要通过对具体时代条件下一系列现实政治问题的回答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答案。解析这些问题既要考量与每个政治生活成员紧密相关的具体问题，也有探究对政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的论证，这些论证与结论直接关涉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如何做出真正的选择。

解析政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重要的在于探讨符合正义原则的分配问题，而对公共物品的分配包括物质利益（material goods）和政治权力（politicalpower）两个维度。它们与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平衡自由权利、道德义务与社会平等诸原则直接相关。如今。“我们仍有足够的余地讨论：在更宏大的平等的名义下，我们应当牺牲多少经济自由；或者为了加强自己生活于其问的社群的和谐，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个人自由”。这些探讨既涉及对公共事务内在实质的合法性界定，也包括对具体政治问题呈现程度的正当性确认。

关于物质利益的分配，主要探讨应当如何分配社会财富，以及应当如何平等地对待社会不同阶层的受惠者。政治哲学家不仅质疑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则，而且经过缜密的论证，提出新的利益分配应当遵循的政治原则。例如，关于是否应当为“最小受惠者”提供最大的利益这个与社会平等与自由权利相关的实际问题，就为当代政治哲学家广泛争论。关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则涉及谁应当拥有以及如何约束公共权力的问题。柏拉图对“哲学王”的设定实则指出，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应当具有理性判断重大问题走向并及时做出政治选择的哲学素养，而我们之所以要约束公共权力，是要避免公共权力滥用对个人权利的伤害。为此，要考虑政治制度的选择、建构及其实际运作，从而为人们服从公共权力提供正当性根据。

探究对政治生活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涉及一系列指向人生幸福与社会完善的道德论证，目的是寻找适应共同体良序运行与个人自由发展的政治道德。政治哲学对道德原则的探究不同于伦理学对个人的“善”的追问，而指向政治共同体的“善”。这些原则得到强制实施是否正当，当然也需要符合实际的论证，以免妨碍个人按其合理的意志活动的自由。对民主的本质及其呈现方式的探讨因而理所当然，由于个人未必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所以民主的公意并不必然是合理的政治选择，“苏格拉底之死”无疑反映了公意的限度，提示人们反思政治参与者的意见是否正确或是否有足够的价值，从而实现“政治哲学的生”，政治哲学家的重要使命恰在引导公众提升政治素养，使之理性表达意见以促进公共决策的制定。

政治哲学家在反思民主限度的同时，普遍倡导“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治理原则，使人们对自由权利有充分的认识。如果面对不合理的政治境况保持沉默，实际上等于将政治参与权转让他人，并认同政治决策的结果。政治哲学家并不力图将某种政治观念强加于人，而启发人们在反思中做出选择，进而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当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使人们艰于生存的时候，富有启发性的政治哲学论著将引领人们投入摆脱困苦的解放实践。正如青年马克思所言，“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使人们意识到社会现实和自身实际处境的启蒙可以激起人们变革社会的勇气，由此引发的社会革命实乃实现政治哲学社会功能的明证。

尽管充分汲取以往时代的政治经验与思想资源，政治哲学的反思与论证均指向当代，从而体现了强烈的当代性。政治哲学的当代性从古有之，于今亦然。“当21世纪开始，新的人文环境出现了，来自过去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的相关性可能变弱了，因为人类面对的境况与过去时代的人的条件相比是如此新异。……由于人文环境革命性的变化，对人们应当如何更好地生活在一起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改变，但这个问题会持续下去。”理解政治哲学的“规定”固然要贯穿历史而抵达根本，但把握政治哲学的当代性即其当代呈现样态及其对当代人意味着什么，不失为确认政治哲学意旨的切近路径。

政治哲学的当代性呈现了政治哲学史上列位思想巨擘为人类开启的政治观念图景的时代精神，当代政治哲学家引人注目的观念创新无疑承载着政治思想的历史积淀，对以往政治哲学经典的重新解读也旨在还原思想原像的同时为回答当代政治问题提供借鉴。政治哲学的公信力并非体现在引证政治思想史的权威而宣示某项真理，而表现为在更深刻、更理性、更富有道德感的论证中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紧迫政治问题。因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各种观念虽然映现出古典政治哲学的影子，但其立足当代的问题意识足以表明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当代政治哲学流派纷呈，关注的问题域颇为多样，但重要论证几乎都是围绕“正义”问题展开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功利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均有各自最为关心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及其论证几乎均可在“正义”论域中对话。正义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首要价值，也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各种政治哲学流派的思想家关于正义原则的商榷实则谋求达成缩小乃至消弭分歧的政治价值共识。为此需要深刻反思“何谓正义？谁之正义”。所以，正义论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典型样态。关于正义原则的规范论证要提供为绝大多数人乃至所有人接受或满足绝大多数人乃至所有人利益的足够的道德理由.诉诸基于常识并为民众掌握的公共理性，进而达成促进共同体完善的重叠共识。

篇12

一、对哲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对哲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有助于人们厘清对哲学认识上的许多误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多种因素的辩证统一。它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需要哲学等人文学科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自身,提高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素养。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在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宗教)等人文学科都包括在社会科学的范畴之内,习惯于用社会科学来统括人文学科,从而导致了知识学科部门二分法,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分类法是近代实证主义的产物,其理论是非分析的,甚至可以说是盲目的,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自然科学崇拜。在此认为,哲学的定位应确定为人文学科,而不是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因而具有整体性、抽象性、客观性和可定量化的特点。而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宗教、历史等人文学科则是在人的主观精神和文化精神的统一体中,从历史的、比较的角度具体地探讨人类一切群体和个人创造一切文化形式的过程,并且立足于对现实的比较和批判来构想人类的未来,因而具有批判现实、超越现实的特点和品格。它的特点是主观性、历史性、具体性和教化性。过去把哲学归类于社会科学,过多地强调哲学的政治教育功能,而忽视了哲学作为一种开启人的智慧、提高人的理论思维能力、陶冶人的内在精神的人文学科特征,因而造成把哲学政治化、教条化、公式化的状况,使哲学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走进了死胡同。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哲学宣判的误区相关联的。哲学的人文学科性质也就决定了哲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功能。教育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递活动,也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它执行着社会遗传的特殊功能。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在于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性获得,而且更在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获得性遗传。每个时代都以教育的方式使个人掌握前人的经验、常识以及各种特殊知识与技能,以教育的方式掌握该时代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各种行为准则,教育具有崇高的人文理想和深刻的人文内涵。然而对教育最大的误解就是把教育当做培养“某种人”的手段。这里的“某种人”是指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具有某种特定身份、扮演某种特定角色的人。但是从高等教育的功能来说,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培养“某种人”,而且要培养一批有丰富文化内涵,能够面向未来的文化群体。他们是社会中坚,是影响社会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知识力量。因此,大学应该是现代思想的发源地,大学生应该高瞻远瞩。大学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不论他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应在哲学、语言、文学、艺术、历史等领域有较丰富的知识,有较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高深的思想情操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这就是人文学科教育的任务和作用。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大学教育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功能。以此看来,哲学(这里哲学含义不局限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在大学教育课程体系中应是一门素质基础课,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把整个课程体系比做一棵大树的话,哲学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只有根的精壮和深厚,才会有枝和叶的茂盛。我们常说文、理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其真实内涵就是文、理科是互相关联、互为一体的,具有内在的共生作用。因此,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哲学的支撑和营养,那是难有作为的。有没有系统的哲学熏陶,有没有深厚的哲学素养,是关系到大学教育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哲学在大学教育中具有以下一些意义:

(一)哲学课使学生们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哲学是一门历史性和思想性的学科。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而哲学史是思想的历史。哲学和哲学的发展融注着每个时代的精神精华。对这些时代精神的正确把握,能使学生形成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巨大的逻辑感的统一。哲学理论性地表征着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所以通过哲学课教学,可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去激励自身对真、善、美的把握、渴望与追求。

(二)哲学课教学使学生们具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辩证智慧在全部的知识体系中,哲学始终是一种批判的自我意识,哲学模式就是对其他理论模式具有批判性、启发性、调节性和引导性的特殊理论模式。哲学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精神反思,就是对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的再思想、再认识。它着眼于现实、过去和未来的历史联系;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等基本关系的历史进程;着眼于对自己的观念和行为的自我反省和批判。从教育的发展来看,小学教育是描述的层次,中学教育是解释的层次,而大学教育则是反思的层次。哲学的本质和特殊恰恰就合着大学教育的本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教育,尤其是基地班的教育就贯注哲学的精神,使其能超越现实,面向未来。

(三)哲学课教学能提升学生们的精神境界哲学不仅是一套系统的概念框架,一套系统的知识,而且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渴望与追求。人类作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统一的存在,总是显示着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想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哲学就是这样一种人类艰难而又曲折的自我认识的思想史,也就是人类的艰难而又曲折的自我认识的思想史,也就是人类的艰难而又曲折的追求崇高的精神历程。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永远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促使人类走向更加理想的崇高境界。所以,学生们在这种哲学精神的不断薰陶下,以其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精神和勇气,去追寻人类生活的安身立命之本,并在这种追寻过程中透逸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二、哲学课教学的改革与设想

目前哲学公共课的教学无论是从内容、方法、效果上都不尽如意。从效果上看,现有的哲学课教学不仅没有达到开启学生的理论境界的目的,反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一听说哲学就感到厌倦,因为这种哲学教学只能使人感到抽象和枯燥,但哲学恰恰是最亲切和最现实的,因为它是思想中的现实,是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把握。从内容上看,现有的哲学是沿袭前苏联的哲学体系与模式,把哲学当成一套僵化的公式,一套死记硬背的概念,缺乏理论自身必备的历史感、现实感和逻辑感。它没有充分体现经典作家所提供的极其丰富而深邃的认识成果,也没有体现全部哲学史所达到的认识成果。以这样的视角去审视现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时,就可以发现,它或是离开了历史来谈新问题,以至使新问题失去了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或是离开新问题来谈老问题,以至使老问题停留于某个历史时代的水平。这样,当用这样的教科书讲述原理的时候,原理往往成了没有历史的思想,而当教科书引证历史的时候,历史又成了没有思想的历史。所以学生普遍感到现有的哲学是冷冰冰的、毫无生命力的。从方法上看,现有的哲学课教学基本上还是中小学式的单向灌输式教学,老师把哲学抽象成一套僵化的公式和概念去套活生生的现实。用一些填空题、判断题、选择题等命题方式去测试评判学生的记忆力的好坏,这种教学方法与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本义相去甚远。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哲学课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其具体改革方案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条:构建一个合理可行的哲学教学体系:———《哲学通论》《西方哲学》《哲学》;一个全新的哲学内容———时代感、历史感、逻辑感三统一的历史性思想和思想性历史;一个既古老又年青的教学法———源自古希腊的精神助产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