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源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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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村教育可以影响农村人口

 

首先，农村教育的发展，会促进农村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农民少生优生。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人口过多，农村土地偏少，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从下表可以看出，随着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在不断下降，因此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对农村人口数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农村居民将因为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生育意识，少生优生，有效降低人口的出生率，使我国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得到降低，缓解农村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促进农村人地矛盾的逐步缓解，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其次，农村教育的发展，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地矛盾突出，劳动生产率低，需要转移。据统计：2006年底，我国有4.81亿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7.64亿的62.9%，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为3.26亿，占全国劳动力的42.6%，而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一般在10%以下。据估计，我国有约1.5亿的农村劳动力需要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去。如果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这一效应就可使农民生产效益提高40%。

 

但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不顺畅，转移到城市中的农村居民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工作机会。农村教育在这一进程中将因为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各种素质，增加他们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作机会，从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

 

我国农村经济要发展，必然需要促进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发展现代农业。而要发展现代农业，就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需要大量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农民，需要大量的农村人才。

 

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基本科学素质，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对农村科技的快速消化能力，最根本的是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增强其学习、钻研能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思想意识，从而促进农业科技的转化，现代农具的使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主要需要以下人才：(1)农村综合性人才，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多种专业知识。(2)农村科技人才。农村科技的发展对农业科技人才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3)农村新型劳动者。适应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的要求。(4)农村经纪人。农村管理部门与广大农户之间、农村生产者与农产品市场之间联系的纽带。

 

三、农村教育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农村经济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家一户生产、经营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难以与大市场对接，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科技进步慢、农民收入增长缓、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而农业产业化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农业产业化能有效解决农户小规模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的矛盾，提高农业的组织化、商品化程度，有利于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

 

农业产业化组织作为农村中的企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中介，需要大量的农村管理人才、经营人才、技术应用人才以及科技开发者，这些都需要教育能够培养出大量实用的农村建设者。

 

四、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

 

农村教育的发展，可以提高农民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从而使收入弹性降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接受农业技术培训和农业职业教育能力强，适应各种工作的能力就越强，不容易受到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劳动收入的抗干扰力和抗波动力就更强。特别是相对于目前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劳动者收入的抗干扰力显得尤为重要，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

 

五、农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消费

 

我国农村人均教育消费相当于城市的三分之一，农村教育消费不足，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抚育子女上学，必然要支付相应的教育费用，这就是消费。消费会刺激生产，消费了教育费用，换取的是劳动者智力和体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再生产的进行。从经济效果看，农村教育是有限度的消费，但却是扩大了的生产，因此农村教育促进了农民消费，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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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多数行业沿用的仍是“高消耗、高产出、高排放”的线型经济模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消耗大量资源，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趋于恶化。在持续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触目惊心的高能耗、高物耗和对环境的高损害。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和对能源的过度消耗为代价的。2003年以来，各地相继出现的“电荒”，高耗能的建材行业高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走的不是节能型发展模式。目前，国内每创造1美元的GDP，消耗掉的能源约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6.6倍。

因此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日益突显，我们必须树立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兼顾的循环经济道路。循环经济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核心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目标，构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路循环，有效利用资源和减少废弃物排放，实现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二、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因

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动力。从发展循环经济比较成功的企业看，基本上都能够通过循环利用本企业的副产品或废弃物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导推动力。环境保护政策日益严格，迫使一批企业不得不考虑减少污染排放，以便减少污染排放费用支出，以降低成本压力。

资源的短缺和市场相对价格变化，迫使企业为了确保利润，开始寻求从废弃物中提取有用物质和循环利用资源，替代原始资源进行生产，以规避企业的环境风险。

规模经济是实现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实现成本最小化、实现循环利用资源的社会化的前提，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

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能性和经济效益好坏，往往取决于技术体系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为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政府对企业循环利用资源给予一定的财政或税收优惠和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全面发展循环经济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三、循环经济是突破高能耗、高污染和企业发展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出路

循环经济并非简单地强化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它首先强调的是资源的节约利用，然后是资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环，延长产品的使用期，提高重复使用率，使产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内在价值，提高水、矿物等各类紧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国内很多消耗资源的大型或特大型联合企业，内部的各厂矿、子公司之间，自然地形成生态工业园，其中一个生产单元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等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还可以成为另一个生产单元的能源和原料，实现资源再利用。因此，企业在优化配置，节约资源，互通物料、提高效率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通过成员间副产物和废物的交换、能量和水的逐级利用、基础设施和其他设施的共享来实现整体在经济和环境上的良好表现。而企业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增强竞争力。

同时发展循环经济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国际经验表明，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我国也在积极进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核心、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同时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产业的发展，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工艺技术和产品。在上述方针指引下，今后新材料新能源企业、环境保护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资源再生企业等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企业，将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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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070-03

矿产资源是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在当前和可预见将来的技术条件下，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呈固态、液态和气态的自然矿物。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会发现更多的资源，对同一资源会提炼出更多用途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但从时间维度考虑，能源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使得它只能是一个存量，而不是增量。新疆幅员辽阔，矿产资源富集，有“油盆煤海气库”之称，同时是我国地处第二亚欧大陆桥通往中亚和欧洲的桥头堡。丰富的资源储备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两大因素成就了新疆作为中国矿产资源接替区的地位。

一、新疆资源概况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面积达16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6，人口2000余万，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地缘和区位优势明显，承担着中国能源战略供应和运转通道的重任，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桥头堡，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新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是我国最大的资源后备区。新疆矿产资源丰富，共发现矿产地5000余处、已发现的矿产有138种，探明储量的有117种，发现矿产占全国已知矿种的85%，列全国第二位，储量居全国前十位的达到43种①。资源富集的新疆一直被称为我国能源的“第三梯队”，是国内外专家公认的目前世界上成矿最有远景的地区之一，被国外学术界称为世界三大巨型成矿带有两个穿过新疆。据预测，目前，新疆煤炭预测储量2.19万亿吨，占全国预测总量的40%，位居全国首位；新疆境内5000km2以上的含煤盆地有7个，即准南煤田、准北煤田、准东煤田、吐—哈煤田、巴里坤—三塘湖煤田、伊宁煤田、焉耆煤田。1000km2以上的煤田有5个，即昭苏煤田、尼勒克煤田、尤尔都斯煤田、羊布拉克煤田、库车—拜城煤田②。石油远景资源储量213亿吨，占全国陆上资源总量的20%，未动用的石油储量居全国各油田之首。新疆原油生产方式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原油生产中自喷井比例为59%，远高于全国7%的平均水平，新油区产量在总产量中的比例已占到49%，居全国首位，并保持良好的上升趋势③。天然气远景资源储量10.84万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资源总量的32%④。

新疆人均石油、天然气、煤炭的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0倍。在世界能源资源价格上涨与我国能源资源供应日趋紧张、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新疆的资源、地缘优势更加凸显，在全国经济发展大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

二、新疆的能源通道建设

制约新疆能源大规模开发的重要因素是能源通道问题，作为未来中国能源基地，必须规划公路、铁路、管道、输电线路、运输等能源通道建设以保障能源顺利东运。随着我国能源供给体系的不断健全，新疆在内外两种油气资源战略互补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显著。

天然气输送方面，2000年2月国务院第一次会议批准启动“西气东输”工程。 2004年10月1日西起新疆塔里木轮南油田，向东最终到达上海并延至杭州的西气东输工程一线输气管道全线贯通并投产，途经11个省区，全长4200公里，设计年输气能力120亿立方米，最终输气能力200亿立方米。2011年6月30日其干线全线投产的西气东输工程二线是我国第一条引入境外(中亚)天然气资源的战略通道工程，全长4978公里，从新疆输送主要来自中亚的天然气，以满足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能源需求。西气东输三线有望在今年（2011年）开始建设，整个项目将可能覆盖国内十个省市，其首站仍然与西气东输一线与二线一样，设在新疆，且部分管道走向与西气东输二线并行[注：sina.com.cn.西气东输三线投资或突破千亿元有望今年开建.2011年07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西气东输工程保证稳定供气30年以上。

煤炭输送方面，2009年11月4日，兰新铁路第二双线在开工。兰新铁路第二双线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重点项目，将在新疆、甘肃、宁夏三省区之间形成一条新的大能力快速铁路运输通道，有望加快新疆煤炭资源开发和外运，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国家发改委提出，到2015年

将把新疆准东盆地建成大型煤电煤化工基地，而正在建设中的运煤铁路专线还可将新疆吐鲁番—哈密的大量煤炭运往甘肃、青海、江西等6个省区，每年4亿吨的运力可大大解决内地的用煤难题。

此外，从可持续发展和地缘经济角度出发，单靠新疆地区很难完全实现西部对东部的油气开发和煤炭能源的战略接替，新疆周边中亚和俄罗斯是能源极为丰富的地区，我们要建立以新疆为核心的面向中亚、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陆路能源输送网络，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与需求。确立立足自我与利用境外资源兼而并蓄的战略，变传统的资源开发区域为同时利用邻国油气资源的“桥头堡”。减缓我国西北油气开发强度及生产压力，确保这一地区油气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使命。中哈石油管道的投产运行与西气东输二线与三线工程的设计和投产，是我国发挥新疆能源优势并结合中亚地区能源优势为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成功范例。在新疆构建我国陆上能源资源安全大通道已成为中国建立稳定、安全多元的国家全球能源资源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实的地缘战略选择。

三、新疆能源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支撑

近年来，随着全国经济保持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对矿产资源的强劲需求与大宗支柱性矿产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我国能源与消费现状是：中东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迅速，油气、煤炭资源需求旺盛，而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能源资源却相当丰沛，这就形成了中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调”、“西气东输、海油登陆”、“西电东送”的能源输送大格局和大规模、长距离的能源运输体系。科学合理地利用西部能源资源事关我国经济建设大局。 源非常丰富，而自身消费有限，新疆以主要矿产的保有储量计算出的潜在人均拥有量约为全国人均水平的4倍，新疆的能源丰度高达4500吨标准煤/人，高出了全国平均水平6.5倍[注：刘志山. 关于新疆矿业开发战略的构想.2011年第3期/第32卷黄金.经济管理.]。作为我国典型的矿产资源大省区，全区矿产资源的供需形势不仅可以保证新疆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且可以支持全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基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和矿产资源蕴藏量的不可替代性，新疆不仅可以发挥向内地输出能源资源的作用，还可肩负引进中亚地区能源以支撑全国经济高速发展需求桥头堡的使命。200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明确提出到2020年把新疆建设成全国大型油气生产和加工基地、大型煤炭基地、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全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示范基地、进口能源和紧缺矿产资源的陆上安全大通道的战略目标[注：sxcoal.com.2010-05-14.新疆能源“孤岛”困局如何破解.国家电网报.]。

新疆能源给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截至2008年年底，新疆年原煤外调830万吨，占当年煤炭产量的13.69%；输出原油861万吨，占当年原油产量的31.71%；生产天然气236.03亿立方米，输出157亿立方米，占当年总产量的66.52%。目前，仅塔里木油田天然气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1/4左右，成为我国天然气供应的有力支撑点。2011年新疆计划煤炭外调量大约2000万吨，这比2010年1600多万吨的煤炭外调量增加近400万吨[注：前四月新疆外调煤炭641万吨.2011-06-03 09:13:22,亚心网.]。同时，新疆首个750千伏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输变电工程已全线贯通，并自2010年11月与西北电网联网工程建成投运，截至2011年2月18日，该工程已累计实现“疆电外送”10.01亿千瓦时，相当于向华北、华中输送电煤40.04万吨，极大地节省了铁路公路运力，提高了能源输送效率[注：国家电网新疆西北联网工程输送电量超10亿千瓦时.2011年02月21.国资委网站.]；据新疆电源建设规划，预计2015年新疆总装机容量可达3460万～3950万千瓦，最大外送电力920万千瓦[注：2010-05-14.新疆能源“孤岛”困局如何破解.国家电网报.]。

四、利用新疆能源过程中的制约因素

新疆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自身优势将进一步提升。但作为重要的能源输出省份，新疆的能源开发没有带动中下游关联产业发展，地方政府仅获得少量的资源税和增值税的分成收入。国家对中央税收和垄断行业尤其是能源企业的倾斜政策富足了国库，养强了企业，造成了垄断者坐享行业“暴利”的结果，使得“富矿”新疆作为国家能源基地的优势并未能造福当地民众，即便作为西气东输的起点，由于缺少地方财

补贴，新疆的天然气价格竟高于西气东输的终点上海。新疆居民人均个人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及地方财政收入等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逐步扩大，新疆正陷入“富饶的贫困”状态。新疆能源富国却未富疆的现实在这个少数民族聚集区或多或少地引起了一些百姓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后果，使民族关系潜伏危机。基于此，中央政府重视新疆在全国未来发展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并充分开发新疆能源资源以保障全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应当认真研究、检验新疆在此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民生问题，切实落实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使当地民众感受到公平并使其能平等地参与新疆的发展进程，从本地区发展中受益才是根本之策。民族问题是影响当今世界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目前状态下我国政府应谨慎处理的问题，如何在保证当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基础上又促进全国经济整体得到发展是需要认真研究以对的问题，只要措施正确得当，完全可以把民族问题的危害控制在最低程度。

当前，中央已意识到并采取多种措施解决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和富民问题。2010年5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做出决定，新疆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定在5%。未来，中央政府将在平衡利益保证稳定方面出台更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确保新疆作为能源基地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the sustaining and limiting factors of xinjiang’s energy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wang huan-li，zhu hong-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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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能源储量与开采时间有限

全球经济的现代化，得益于化石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与核裂变能的广泛投入应用。因而它是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一种经济。然而，这一经济的资源载体将在2l世纪上半叶迅速地接近枯竭。石油储量的综合估算，可以支配的化石资源的极限大约为1180亿吨～1510亿吨，以1995年世界石油的开采量33.2亿吨计算，石油储量大约在2050年左右宣告枯竭；天然气储量估计131800～152900兆立方米，年开采量维持在2300兆立方米，将在57～65年内枯竭；煤的储量约为5600亿吨，1995年煤开采量为33亿吨，可以供应169年；铀的年开采量目前为每年6万吨，据1993年世界能源委员会的估计可维持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核聚变到2050年还没有实现的希望。

(二)全球能源价格飙升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200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能源短缺更为明显，特别是石油、煤炭、天然气、粮食等价格大幅度飙升，推动全球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造成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不仅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严重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如经济发展较快的东南亚，特别是越南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如美国、欧盟等)。与此同时，当前我国通货膨胀比较严峻，2008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特别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可见，价格是能源稀缺程度的反映，当前全球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价格不断创新高，充分说明能源危机迫在眉睫。

(三)全球股市暴跌与失业增加

股票市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在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影响下，美国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并波及到各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和股票市场的暴跌根源于美国经济的不景气，而美国经济不景气又来源于全球能源短缺危机和能源价格的飙升。例如，1973年的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突如其来的石油危机使美国当年9月份的物价指数比1月份上涨了6百分点，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跌幅达11.4％。如果说第一次石油危机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结束了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么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则加重了西方经济的“滞胀”。石油价格由2007年上半年60～70美元一桶上升到目前接近150美元一桶，是否会引发全球新的经济危机还不能十分肯定，但造成了全球股市暴跌(很多新型市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跌幅达50％以上)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连美国都出现了很多著名金融机构破产，大量的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在全球大量裁员削减成本以求生存。很多资本市场甚至丧失了融资功能，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全球能源危机，必将导致世界经济危机和地方冲突的加剧，最终可能葬送现代市场经济。事实上，当前中东及海湾地区、非洲和南美洲局部地区的紧张局势都是能源的重新配置与分配而引发的。

二、全球能源危机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根据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目前，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基本上集中在两个方面：全面发展和公平发展。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达到的目的是：经济的长期、稳定、良性的增长，重视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行为的生态合理性，保证经济行为的持续性；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得到保护，而生态系统的质量不断提高；人口逐步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人类得到永恒的延续。公平发展主要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公平和当代人与后代人发展机会的公平。前者要求人类的发展要以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为限；后者要求，由于人口膨胀、资源枯竭以及环境恶化已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人类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威胁的发展道路。

然而，全球以石化能源为主的能源短缺和价格飙升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既有负面的又有正面的。

(一)能源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严重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是粗放型经济，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能源需求不断增加，以及全球性能源短缺和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国内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的过度开发。以煤炭为例，我国是世界第一煤炭储藏国，但是2007年成为世界上煤炭净进口国，主要原因是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混乱现象严重，全国各地有许多小煤窑，一方面存在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存在严重的开采浪费现象。因此，我国前几年陆续关停了许多小煤窑，造成供应不足。同时，我国在消费石化能源时，也存在严重不节约和浪费的现象。这些表现与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相悖。

(二)价格管制和补贴世界

在世界石油价格大幅飙升的情况下，我国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维护居民生活稳定，高价进口原油，然后低价供应市场，造成中石化和中石油的炼油业务严重亏损。政府从财政收入中大额补贴，实际上是在补贴世界。价格是能源稀缺程度的反映，价格管制既不能反映能源的稀缺程度和合理配置，又会加重财政负担，更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克服能源危机的出路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即可再生能源。用可再生能源和原料取代石化资源，进行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不仅是出于生存的原因，与之相联系的是我国经济可获得持续的发展。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为基础的化石能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以及价格的飙升，迫使我国政府加大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等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这客观上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和长远发展。

三、全球能源危机条件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选择

(一)建立有效的能源协调机制和管理机构

一个高效合理的能源协调机制和管理机构，是能源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保证，是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自1993年中国能源部撤销以来，几个主要能源行业相继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各能源公司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能源协调机制，导致整个能源行业分散、混乱、无序竞争和低效率的局面。在2003年两会后成立了一个正局

级机构一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设石油天然气处、煤炭处、电力处以及新能源处，外加一个发改委直属的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由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统一协调各能源行业。但这并没有改变能源开采过度和浪费严重现象，甚至还出现了能源严重短缺。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能源协调机制和能源管理机构设计不合理，如节能不在能源局的管辖范围内。而是归人口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司负责。2008年部委改革撤并对上述问题有一定的调整，其效果还有待观察。

(二)加大法律的强制约束力度和制定严格统一的技术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提高能源的利用率，节约能源，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但是总体上说，这些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能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在节约能源方面还缺乏一个统一、严格的技术执行标准。

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和发展道路，必须开拓新的发展道路，探索合理的、适合我们现在生产力水平的能源消费模式。这对影响能源需求的作用十分重大。

(三)加强能源战略规划和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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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2

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是对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具体体现的抽象，它一般包含了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及发展特征等三方面的内容，核心是经济的基本增长方式。由此，要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深入分析和理解，就必须从经济发展源泉、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发展特征等方面对已有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基准模式”进行分析，并着重归纳和分析其中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为成功国家的经验，通过比较探寻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方向和具体路径，从而为我国经济选择健康的发展方式和实现快速增长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对于我国而言，有三类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最有借鉴意义：一是先发国家和地区；二是曾经与我国经历类似经济发展过程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三是与我国采取不同发展方式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其中，第一类包括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第二类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第三类主要包括拉美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由此，本文将从经济发展源泉、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发展特征等三个方面，根据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具有典型特征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借鉴意义的原则，重点总结东亚、拉美、印度、欧洲和美国等四种基本经济发展方式。

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模式

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东亚模式”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亚洲国家采取的经济发展方式。世界银行(2003)以及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认为，这种模式的开拓者是日本，该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开拓；其后的上世纪80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成功地复制了这一模式；而东盟10国和中国大陆也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践行了与之类似的经济发展方式。“东亚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赶超模式，其核心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一)经济发展源泉

作为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解决包括资金、市场和技术在内的“经济增长约束瓶颈”，“东亚模式”主要依靠外部资本引入和产品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其增长本质是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驱动的增长。具体而言，实施“东亚模式”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及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相关研究显示(World Bank，2003)，1970－1990年的20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从理论上来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运用了传统的“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式，即通过资本快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从外部市场驱动来看，其经济增长也属于依靠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扩大所推动的“斯密型增长”，而并非由必要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熊彼特型增长”或“库兹涅茨型增长”。

(二)经济发展体制

作为后发国家，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市场结构残缺、市场主体发育不全、生产要素缺乏流动、经济发展滞后等特点。与西方自发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机制不同，亚洲国家从经济起飞的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同时尊重市场规律，通过政府干预提高市场的效率。“东亚模式”经济发展体制的核心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作用的涵义即政府以较高的“政府强度”及政府能力，实现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随之而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压力的制度创新、制度供给，并且以较高的“政府质量”，有效地确保了各种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政府主导机制下实现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的形成和发展，2／3的功劳应归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另外1／3应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机制是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也可称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三)经济发展特征

“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秉承“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式，通过加快资本形成和增加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现代经济部门的总体水平；三是利用国外市场助推国内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由此，践行“东亚模式”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95年，韩国的储蓄率为36％，台湾地区27％，香港地区32％，新加坡高达50.8％。在上世纪80年代，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曾经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其储蓄率也相当高，如，在1992年，泰国36.2％，马来西亚37.2％(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其次，通过外部资源和市场推进国内工业化进程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核心战略，这导致各国内部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与此同时，东亚国家由于共同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战略，践行“东亚模式”的国家长期保持了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展、较大的贸易顺差和较为充足的外汇储备。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亚洲四小龙”出口急剧扩张，台湾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出口扩张导致了各国顺差规模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贸易顺差较之上世纪70年代初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在顺差扩张的影响下，各国的外汇储备也普遍增加，如台湾的外汇储备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22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784亿美元，增加了近35倍。

二、拉美经济发展模式：进口替代模式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遵循了“出口导向型”的模式，但与“东亚模式”不同，拉美国家的“出口导向”的显著特征是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然而，上世纪30年代的

世界经济危机让以出口初级产品为增长动力的拉美国家陷入了经济困境，同时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拉美国家开始长期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拉美模式”其战略核心是进口替代。

(一)经济发展源泉

“进口替代”仍然是一种以“赶超”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后发国家普遍存在资本短缺的困境。在这种情形下，拉美国家依靠政府力量，在资金配置的过程中有意倾向于制造业部门，并以此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由此，从经济发展源泉的角度分析，“拉美模式”的实质是通过要素积累和要素投入的扩展实现工业化进程，并以此推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拉美模式”仍然具有比较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特点，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不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来实现经济的扩张。

霍夫曼对拉美8个主要国家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情况分析发现，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三者各占比例为22％、38％和40％；上世纪80年代分别为34％、31％和35％；上世纪90年代又变为30％、31％和39％。也就是说，上世纪40年代以后拉美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甚至在“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步减弱。而与之相对的，是同期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在GDP中所占的贡献为60％左右。要素投入的增长是“拉美模式”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经济粗放发展的特征比较明显。

(二)经济发展体制

拉美国家实施以“进口替代”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路径是加强对“幼稚工业”的保护，以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国内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必须有市场以外的制度因素引导资源要素向工业体系和“幼稚工业”集中，这就决定了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拉美模式”经济发展机制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对市场的深度干预和严格控制。

具体来说，拉美国家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的发展机制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的政策来理解。第一，大部分拉美国家实施了比较明显的贸易保护政策；第二，拉美国家忽视私人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效用，强调国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拉美国家政府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希望通过借助本地区周边国家的市场来扩大本国制成品的出口；第四，拉美国家政府直接为“幼稚工业”发展提供了刺激性的优惠政策；第五，各国通过政府力量努力引进外资，以外部资金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短板”；第六，政府加快改善基础设施，为国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基础条件。

可见，政府在拉美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绝对强势地位，这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拉美工业的大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它使得拉美的市场体系扭曲严重，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三)经济发展特征

作为“赶超型”经济发展方式，拉美国家采用的“进口替代”战略经济发展特征与大部分后发经济体具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其独特的经济现象。总体来看，“拉美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征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拉美国家储蓄率高于发达国家，却低于一般“后发国家”。其原因在于，在“进口替代”战略下，资本价格、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等诸多价格的扭曲，阻碍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196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国内储蓄率为19.0％，1980年略有增长，达20.4％；而投资率也从1950年的16％上升到了1980年的24.3％。第二，大部分国家工业制造产业发展极为迅速，制造业出口大幅增长。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拉美国家制造业的年增长率达到6.5％，明显高于世界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5.5％)，拉美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从1955年的0_8％提高到了1975年的1.3％。第三，利用外部储蓄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是拉美国家实行的一大战略，因此拉美各国对外负债率普遍较高。1982年，拉美偿债率(债务偿付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41％，负债率(债务总额与同期出口总额的比率)高达331％。第四，由于“拉美模式”使用大量的政府补贴扶持工业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该区域内多数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54年以前，拉美国家平均通胀率保持在1位数之内；1955～1974年在10％～30％之间波动；1975―1979年从37％曲折上升到51％。而在1980年以后更是急剧飚升，全地区平均通胀率从1980年的54.8％上升到1990年的四位数。

三、印度经济发展模式：非平衡模式

从1980年开始，印度实施了“亲企业政策”(Pro business)；而之后的1990年，印度开始了“亲市场”(Pro－market)的自有化改革。这两个“分水岭”结束了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计划经济与“许可证”经济的基本模式，确定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发展模式的基调。“印度模式”的本质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的“自然选择”把资源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促进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呈现出“非平衡发展”的结果。

(一)经济发展源泉

从要素投入层面分析，“印度模式”仍然是依靠要素投入的数量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1990年之后，印度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均增长达到了5％以上，在2000年之后甚至超过了8％的水平。但是，在同时期，印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一直维持在2％左右的水平，低于同时期的主要发达国家，也低于中国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从结构上来看，“印度模式”所呈现出的“数量扩张型”发展方式与其他赶超国家相比，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首先，虽然印度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处于偏低水平，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稳定在3.5％左右，大大超过了同时期新兴市场国家1％左右的水平(其中，中国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为0.9％)。其次，从服务业部门增长的结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达到了近50％，人力资本投资是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从需求结构上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大于投资的拉动。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6年，居民消费对印度GDP增长影响较大，边际产出为1.1699，即居民消费每增加1个单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1699个单位。

由此可见，“印度模式”的增长源泉在于服务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从增长的结构上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说明印度的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其经济不同于过分依赖国外市场需求的其他赶超国家，而是内外需结合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二)经济发展体制

20世纪之前，印度的基本经济发展体制基本上是以计划体制为主。在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对市场的干预，为印度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1980年之后，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印度开始了长达30年的“渐进式改革”，其目标是建立起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机制。

从总体上看，印度经济发展机制的特征是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其核心是分权经济模式，本质是给予微观企业更多的自，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过度干预。具体来说，印度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印度政府积极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其次，印度政府秉承自由市场贸易的原则，实行自由对外开放的政策；最后，印度提倡资金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由此不断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

印度的改革实践表明，其渐进的改革进程既是政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的过程，也是政府淡出市场、减少干预、培育真正市场主体的过程。印度正是通过自由化经济改革，极大地消除了经济发展瓶颈，刺激了市场主体活力，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和企业竞争力。印度经验表明，适当和渐进的制度安排能有效地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并有助于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

(三)经济发展特征

与许多后发国家一样，印度的“非平衡”发展模式的实质是通过将资源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提高经济的实际产出，从而实现国内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最终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

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经济呈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由于政府对服务业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印度的服务产业发展最为迅速。1981年，印度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22％，1991年为32.34％，2001年为40.92％，2007年度达到54.74％。从劳动力的部门构成来看，第三产业在印度经济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17.2％上升到1991年的20.5％；1997年之后，这一比例上升为23％以上，2002年之后上升为25％以上；近年来，这一比例维持在30％以上。

其次，由于印度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其资金使用效率相对较高，加之国内经济需求结构中消费比重较大，因而呈现出投资和储蓄率较低、消费率较高的特征。上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储蓄率基本上长期保持在20％以下；此后，印度储蓄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最高也仅约为25％。与此相对，印度的消费率一直比较高。1980年，印度的消费率达70％以上，虽然之后由于国内投资的增加，消费率有所下降，但稳定维持在65％的水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持平，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再次，由于印度重视经济发展中国内市场的作用，因此相对于其他后发国家而言，其对外依存度较低。1951--1991年，出口总额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0％下降到6％。目前，这一数值也仅略高于10％，大大低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印度对外资金依存度也较低。1980年之后，外援在印度公营部门计划支出中的比例保持在10％以下。

此外，由于印度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强调市场的配置功能，忽视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公平”的重要作用，印度经济呈现出典型“非均衡”发展的特征，其具体表现便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最穷的邦和最富的邦人均收入的差距从1980年的2倍左右上升至近年的4倍以上。从城乡二元化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营部门的工资年均增长为5％，而农业部门工资年均增长仅为2.5％。至今，印度国内还有将近2.7亿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

四、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型模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成为世界发展主题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连年实现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在大多数年份比较温和，经济达到了二战之后的最好水平。从经济发展机制上来说，美国的“新经济”是在市场全球化的基础上，通过提升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来消除长期资本边际收益递增，同时培育基于创新的竞争优势和网络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并通过刺激国内消费引导技术和金融创新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经济发展源泉

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在于创新，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科技创新，快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通过强大的创新和生产能力以及美元的国际权威地位，充分挖掘国内居民消费，启动国内的有效需求，其经济增长具有“信贷消费驱动型”的特点，消费在其经济增长需求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

首先，要素投入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强劲增长，1995--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1.4个百分点，其对经济增长贡献达45％以上，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研发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1994～2000年的5年是美国研发投入经费增长最快的5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平均真实年增长率高达6％，大大超出同期真实GDP增长率。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也十分有效。1990年以来，美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大致保持在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7％～25％的水平。1973～1995年，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仅为1.4％，而1997～2008年提高到了3.1％。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推动了GDP的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提高了居民的真实收入、抑制了通货膨胀，而且对政府平衡预算和股市的不断上涨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同时，从经济需求结构上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较强。1990年以来，美国的消费率从60％左右上升到70％以上，不论从上升速度还是从绝对值来看，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都排名第一。美国居民消费增速更高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0％以上。可以看到，消费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依靠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通过提供多样化消费产品以及消费融资模式促使消费需求高涨，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特征。由此，消费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源泉。

(二)经济发展体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了“加强竞争和开放市场”的新经济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基本上确定了美国“创新型”发展模式的基本经济体制。美国经济发展体制的特征在于’放松对产品和劳务价格、企业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口的限制，以打破垄断，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鼓励企业竞争和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美国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与西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经济自由的特点尤为突出，自由企业制度成为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和核心。美国所谓的经济自由，实际上就是经济资源私有，企业自由生产，消费者自由选择购买，每个经济行为

主体的利己之心，构成了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每个行为主体的决策是高度分散的，它们依靠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协调。

其次，遵循平等竞争原则。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总结美国市场竞争机制，可以发现它既有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共性，又有美国市场竞争的个性。共性表现在它具备市场竞争的三大基本内容，即争夺内部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和跨国竞争。就市场竞争的个性而言，美国市场竞争的突出特点就是政府的干预程度很低，市场竞争的自由化程度较高。

再次，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关于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二是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管理。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成为美国市场经济模式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低。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的作用归根结底表现在如何充分刺激和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美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对大公司和中小企业区别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激励机制。在垄断产生以前，政府主要是不断创造并完善企业自由竞争机制。当垄断产生以后，政府则对它们加以控制，只允许它们获得“合理的”利润，限制它们牟取暴利。

(三)经济发展特征

美国“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创新驱动、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的特点，这些特征决定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美国“创新型”经济的内在经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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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所选取的各个变量经过数据处理后,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消除多重共线、序列相关等问题后,方程整体和各个指标变量显著,符合各自的经济意义。这说明本文选取的变量比较合适,能够较好地反映所研究的经济问题。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产出弹性为0.487,即资本投入每变动1个百分点,GDP变动0.487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前沈阳经济区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靠投资驱动的。2012年沈阳经济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0199.6亿元,比1999年的576.85亿元增长了近18倍,年均增长率约22.77%,远远大于GDP的增速。投资拉动了沈阳经济区经济的增长,也可能导致投资过热现象出现。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经超过劳动投入,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沈阳经济区市场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362,与资本投入弹性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沈阳经济区应进一步推动制度创新。劳动力投入的弹性最小,说明沈阳经济区依靠劳动力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路已行不通。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时代,沈阳经济区的人口红利已消失殆尽。沈阳经济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依靠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和技术人才。

三、结论

与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相比,构建包括制度因素在内的广义生产函数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沈阳经济区的设立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以来,沈阳经济区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制度创新对沈阳经济区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制度创新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

①沈阳经济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足。虽然中小企业在企业数量和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仍需提高,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②沈阳经济区与沿海经济带相比,在吸引外资、人才等方面竞争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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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以上“两个坚持三个转变”涉及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重大关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领域。

第一，处理好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我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三驾马车”的协调是关键。近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过去1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合计占到GDP总值的大约80%，并且仍在以每年25％到30％的速度增长，而消费则逐渐滑落至历史低点。我国贸易出口与进口总额自2014年起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全国进出口总额从2014年的4743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76*亿美元，年均增长24.4%.其中，出口从2492亿美元增加到9691亿美元，年均增长25.4%；进口从2251亿美元增加到7916亿美元，年均增长23.3%。20*年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增长速度可能放缓，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将影响我国对美出口的竞争力。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总体上对我国工业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制约，对于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行业和企业将会产生一定影响，继续过度依靠出口实现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从现代化的目标和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需要继续提高。努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党的十七大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随着住房、教育、医疗、分配等民生问题的解决，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国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将得到提高，消费完全可以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在保持经济总量持续平稳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优化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现象，是劳动人口从农业到制造业，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两个世纪里，发达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两次显著结构变化：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经济进入由工业占更重要地位经济的第一阶段的结构变化，这就是工业革命；随后农业的比重进一步衰落，工业增长速度逐渐放慢或者甚至稳定不动，而服务业则大幅度增长，这就是服务业革命。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扩张到一个新的层级。GDP从1978年3645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2094*亿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14年，按汇率折算的世界GDP总量48.1万亿美元，中国GDP为2.6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4.9%，总量列世界第4名。按购买力平价测算，2014年中国GDP为9.9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5.1%，总量列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在经济总量扩张的同时，我国三次产业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出结构由1990年的27.1∶41.3∶31.6调整为2014年的15.1∶45.9∶39.0和2014年的11.7∶48.9∶39.4，就业结构从1990年的60.1∶21.4∶18.5调整为2014年的50.0∶22.5∶27.5和2014年的42.6∶25.2∶32.2.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于产出比重3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和从业人员比重的变化虽然稳定上升，但就业比重低于产出比重7.2个百分点。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这个特点，说明今后较长时期我国就业结构主要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实现这个转移客观上要求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通过第三产业来提升一、二产业素质，实现三次产业协同发展。

第三，更好地发挥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三者相互促进，但起基础和拉动作用的主要是较高素质的劳动者。从经济发展实践看，英国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技术革新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纺织业为先导部门，采矿业和冶金业与其并行发展，带动了其他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工业化逐渐扩散到各工业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业中。美国的发展方式起源于英国，可以说是英国发展方式的顶峰。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推动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提高，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美国从19世纪至今天一直在不停地吸纳世界各国、各民族、各领域、各层次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劳动者素质，使美国从20世纪初开始在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以及创立新产业方面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航空航天、电子、有线和无线通讯等技术和产业都诞生于美国，空间科学、海洋工程、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美国是最主要的贡献者。近年来，美国朝野更加注重人才、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采取各种措施吸纳优秀人才。日本、韩国总体属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制度创新实现了现代化。世界经济增长中没有出现经济增长趋同和停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从经济理论演进看，早期认为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数量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后来逐渐认识到生产要素质量和利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家在对20世纪中后期的经济现实做出理论解释的过程中提出了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制约作用，把知识和技术看作经济增长的比资本和劳动更为重要的内在要素，并且特别强调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是生产和收益递增的重要源泉。新增长理论认为，世界经济增长中没有出现经济增长趋同和停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等方面的差距。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都表明，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推动力。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偏低，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在过去经济总量较小的时候还可以承受。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摆脱传统发展方式和资源与环境利用方式，延续以往依靠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生产规模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资源和环境制约将越来越严峻，甚至可能因为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使发展的步伐受到阻挡。如何发挥好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作用，努力提高这三个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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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把降低物流成本作为降低企业成本的重要内容，抓住了降成本的重点。降低物流成本既具有微观经济实体降本增效的现实意义，更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战略意义。真正体现了《方案》提出的“坚持全面系统推进和抓住关键环节相结合，坚持解决当前问题与着眼长远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首先，降低物流成本是降本增效的重要源泉。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以转型升级为主线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正在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企业和社会经济的效益源泉只有通过提高效率来形成新的利润空间，而通过物流模式创新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动力，特别是在劳动力成本、能源资源成本刚性上涨的背景下，降低物流成本是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重要源泉。

统计数据显示，一方面，我国物流效率总体偏低，物流成本水平仍然偏高；另一方面更要认识到现阶段降低物流成本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巨大的空间。不仅如此，通过物流效率提高，最根本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和社会经济整体运行成本。

其次，以降低物流成本为契机，创新现代物流模式是企业和社会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物流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涉及到各个产业和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在经济新常态下，物流成本降低不可能通过粗放式规模扩张均摊消化掉，必须通过创新来实现。降低物流成本，必将推动物流技术、管理方法、组织方式、运营模式等一系列创新发展，在整合资源，优化流程的基础上，使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更加协同，产业和行业之间发展更加协同，各地区之间发展更加协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实现企业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方案》提出的“坚持降低企业成本与提高供给质量相结合”的原则。

二、降低物流成本需内外结合，双管齐下

《方案》提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五个结合”的原则中，明确指出要“坚持降低外部成本与企业内部挖潜相结合”，要遵循内外结合、双管齐下，切实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切实提高供给质量。

《方案》强调改善物流发展环境，降低物流成本的意见非常具有针对性，具有可操作性，也能够落地实施。一是强调创新发展。大力发展运输新业态。重点是创新两个体系和三种模式。其中两个体系是：创新与健全物流标准体系，其创新点在于提高标准体系流程化水平，推动物流与制造，生产与流通的融合发展。创新与完善城市物流配送体系，从提高物流便利化水平入手，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三种模式创新分别是多式联运、甩挂运输和无车承运模式。这在发达国家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物流模式。关键是要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标准规范，提高互联网技术应用水平，做好政策协调，深化改革创新，更大范围内推广实施。二是要规范执法，减轻企业负担。包括合理确定公路运输收费标准，规范公路收费管理和监督执法，规范机场铁路港口收费项目，清理不合理服务收费。重点是要完善法律法规，清理不合理收费项目，杜绝乱罚款，以罚代管的现象，关键是要加强监督管理。三是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的物流成本。《方案》明确提出“着力降低制度易成本”。这一条也同样适用于降低物流中的制度性成本。从物流费用构成看，我国物流中的管理费用明显偏高，其中相当一部分在于制度性成本造成的。所以，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物流成本是降低物流成本的重点之一。

《方案》也明确提出，企业要挖掘内部潜力降低成本。企业从物流的角度降低成本，最根本的途径就在于创新物流模式，加快向供应链管理模式转型升级。在供应链平台基础上做好三件事情：一是在更大范围内充分整合资源，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二是提高供应链全流程的优化水平，提升物流效率；三是加强供应链各个环节、各企业的协同能力，提升物流便利化水平。

三、降低物流成本的目标科学合理现实可行

《方案》明确提出经过1―2年的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其中物流成本较大幅度降低。社会物流总费用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由目前的4.9%降低0.5个百分点左右，工商业企业物流费用率由8.3%降低1个百分点左右。这个目标是科学合理的，也是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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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136-03

一、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

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将各地经济发展模式归纳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持续大规模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称之为“外源型”或“外生性”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是广东和深圳。另一种是主要依靠本地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称之为“内源型”或“内生性”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是浙江。有人把浙江民营经济比喻为老天爷经济（自然条件逼出来的）、老祖宗经济（历史上有传统）、老百姓经济（来自于民间的普遍性）。从理论和实践看，两种发展模式各有千秋，但各地区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有地区人文环境和自然资源决定的使然。如选择“外源型”经济发展方式，基于本地区的优越的自然资源环境和原有的地理位置可以吸引大量的外来资本和外来人才。因此这种“外源性”也称为“输入性”经济，其经济资源配置空间大，发展速度快，是欠发达地区迎头追赶世界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其经济战略目标首选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一。但输入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不足之处是受国际经济影响大，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经济运行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相比较而言，“内源型”经济发展有其原始积累的艰难起步阶段，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有其不得以而为之的无奈，因为本地区资源配置空间较小，有一定局限性。但是这种内源性经济一旦积累到一定的阶段，其经济运行的基础比较稳固，主动权比较大，增长波动小。因此，结合“外源型”和“内源型”优势的混合模式，具有抗风险能力强，活力强、适应力强和发展后劲足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内源性”经济紧紧扎根于本土，吸收、消化“外源性”经济的有益成分，有利于依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快速增长。

二、天津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天津作为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地理优势的城市，具有港口经济和轻工业优势；重工业雄厚基础和熟练的产业工人队伍，缺少的是资金和高新技术支持，为此改革之初，市政府确立的经济政策以吸引外资和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故此天津经济运行一贯执行的是“外源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改革三十年来，外来资本和外来企业为天津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开发区经济；滨海新区经济；空港经济；生态城经济等等，都极大地促进了天津经济的发展。但是，2008年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曾给天津这个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很大冲击。重新审视天津经济发展模式，认清天津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是保持天津经济增长良好势头首选目标，也是天津市今后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为此，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天津经济发展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进入了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继续推动天津经济运行的均衡发展，就要重新调整天津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理论上和观念上理应有所突破。技术创新是保持天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后工业化时期知识、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罗默在1986年《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知识和技术研发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罗默的模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罗默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内生变量，是知识积累的结果。知识积累是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新的源泉，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重视研究开发部门的作用，增加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投入，提高知识积累率。而卢卡斯模型进一步论证了，只有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正是天津转型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技术的理论依据和客观必然。

三、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是保证经济正常平稳运行的政治前提

回顾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局面，天津市政府坚决贯彻了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并且采取了助推天津经济增长的五大具体措施：第一，在农业方面进一步完善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第二，在工业方面加强经济运行调节，广泛开展“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活动，为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提振了信心。第三，在服务业方面充分挖掘现有资源，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一大批商业服务设施先后投入使用和运营，促进了快速发展。第四，在扩大内需方面，始终坚持抓大项目好项目，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五，强化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信贷规模实现了新突破，使企业的经济运行不会因为资金而成为问题，这也对推动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作用。五项助推经济具体措施使天津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成绩：全年GDP完成7 500万亿，增长率达16．5％，增幅位居全国第二位。2009年天津经济增长可谓上了新台阶。为全国经济保八的目标的实现作出了贡献。

但是，从天津经济运行实践考察，2009年天津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而非天津经济的平稳发展。其GDP的增长60％以上是政府新投产项目带来的，而非市场经济运行中经济效益拉动的。因此，从总体考察天津还存在综合实力还不强、服务业比重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大不强，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应经济形式的发展，优化经济结构调整还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如何保持天津经济运行稳步平稳前行这一常态发展，而非追逐跨越式增长，是我们每个天津人要思考的问题。所谓常态可理解为事物的正常状态表现。经济常态运行可理解为两种情况：一是一定时期内经济运行速度相同间隔的平稳增长；二是一定期间内经济运行的速度相同间隔多为平稳增长偶有大的起伏。一般以五至十年为一考察的期间。所以，要保持天津经济的稳定增长，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如何积极响应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真正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推动天津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当然，保持天津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保持天津经济又好又快是目标；而保持天津经济又好又快的平稳发展是更高的理想境界。为此，如何树立天津经济又好又快的平稳发展新理念是问题的关键。作者认为，首先，抓住天津经济发展的龙头效应――滨海新区为龙头带动辐射周边地区。具体分析天津市经济增长点。滨海新区的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作为天津经济增长的龙头，滨海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25%。滨海新区作为全市经济发展强力引擎的作用日益彰显，生产总值增长23%以上，占全市的比重超过50%，龙头带动作用突出。所以，要重点抓好天津经济发展的龙头效应。其次，在全市各区以点带面抓典型行业企业。天津共有13个区3个县，而市内六区以第三产业为主；三县以开发区经济发展为主兼顾农业；除滨海新区以外的6区，处于城乡结合部。既有开发区经济，又有宅基地换房城市化问题，同时还有农业走集中化现代化发展问题。各区政府要针对天津市各区县的具体情况设定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再次，对天津经济运行中的产业进行投资与整合。树立正确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粗犷经济模式。在这里，讲质量指的是既要优质优产又要保证产业的先进性和技术的创新性。最后，发挥好政府的经济职能，建设服务性政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政策保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服务的，弥补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缺陷和不足是政府的职能。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是保证经济正常平稳运行的政治前提。

四、重视培养“内源性”经济增长因素的具体政策和宣传导向

改变天津经济发展以吸引外资为主的惯性发展模式，创造条件使外来资本、外资企业、外国商人本土化、国民化，从而实现变“输入性”经济发展为“内源性”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这就需要天津市政府在制定长期经济规划和战略时，要有针对性的重视培养“内源性”经济增长因素的具体政策和宣传导向。

1.做强外来企业龙头使其扎根生息成为天津内生力量。科学地策略性地利用输入性经济增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原始发展的必经之路。因为资本、技术、企业家和企业管理经验的短缺，如仅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适当地利用外资，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可以成为经济发展最初阶段的一种选择。然而，在进一步实施的过程中，从政策上有的放矢的针对外来的龙头企业国土化和国民化，利用天津地理人文优势吸引其长此以往根植天津使其成为内生的经济增长力量。

2.注重做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来自于本国、本地区的千千万万的企业家、优秀的企业家是经济竞争的根本源泉。我们的经济政策设计应当有利于企业家的脱颖而出和振兴成长。

3.政策倾向培育和扶植国内民间资本的行业。长期以来，在一些领域给予外资的政策优于中国民间资本的政策应当进行必要的反省。既然GDP是国内企业制造的，就应当对于国内资本包括国内民间资本的行业进入，区域流动的政策更为宽松。

4.利用天津宜居优势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定居。天津绿色生态宜居城市的建设必须要兼顾硬环境的建设和软环境的营造，才能吸引的海外有识之士和国内优秀人才居家定居或成为他们的度假居住之所。才能成为天津的内生发展的要素资源。

理论指导行动，拉动经济的火车头只有沿着正确的轨迹前进才能保证天津经济的稳步平稳的增长从而避免经济增长链条断裂。

五、重视培养“内源性”因素，加快天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路径思考与选择

1.路径思考。基于对天津经济运行的现状分析，重视培养“内源性”因素加快天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需要直面的几个核心问题，第一，重视“内源性”因素的公共选择问题，即是政府资金投向选择问题。政府职能部门需要甄别和选择真正的战略性新技术产业，才能投入其引导启动资金，正确的公共选择决定正确的资金投向，一旦判断有误不但会产生资金的挤出效应，而且还会延误经济发展的时机，消弱地方城市的竞争力；第二，鼓励和奖励助推天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性新技术研发问题。一是职能部门的技术鉴别问题；二是研发部门和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无论是鉴别还是研发，如若还是依赖国外，改变不了给别人打工，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局面；第三，市场运作中政府的作用问题。首先是实现技术转化政府需要参与与否；其次是需求市场的重点是国内还是国外；最后是市场运作的产业链衔接问题，这些需要政府部门考虑和认定是否进行必要的政策支持的前提条件。

2.路径选择。从天津市支柱产业入手，要全面掌握其核心技术研发和关键技术。虽然，天津市业已形成了支柱产业，并且积极进行产业集群的园区建设。但是目前天津经济运行中外部需求急剧减少的困境并未摆脱，而且将来在相当长的时间也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产业就暴露出产能过剩问题，而且其中一些产业又没有掌握核心和关键技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重视培养天津“内源性”经济增长因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要在最有基础、最有条件的产业领域突破核心和关键技术。我们清醒的认识到，战略决策、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产业化这四个方面的储备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来。为此应该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结合天津的实际发展制定长远战略发展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占领新技术作为战略重点，建立天津战略性新技术产业作为引领未来的天津战略性科技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侯晓斌.论政府在发展文化经济中的作用[J].沧桑，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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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53 文献标识码码：A

现代物流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新兴的服务部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继由挖掘节约原材料的“第一利润源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二利润源泉”后的“第三利润源泉”。西方发达国家近20年来依靠其建立的高效现代物流网络体系，已使生产商、供应商和销售商均获得其显著的经济效益而成为新的利润增长源泉。

一、现代物流概念的引出

物流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有效的后勤保障中逐渐形成的概念，把后勤移植到现代经济生活中才演变成为今天的物流，后来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流通领域借用物流这个词，逐渐成为国际上通用的物流概念。物流的本意是连续供给和消费、克服空间和时间差异、实现物的价值的经济活动。现代物流一般包括运输、仓储、装卸搬运、配送、、咨询和其他服务等经济活动，形成整合的结构，实现规模管理和合理结构优势。

现代物流业创出最佳效益是要领可以归纳为三点：节约各种费用，提高物流服务质量，使顾客满意；高效率地发挥物流设备、装备、时间以及劳动力的能量，大幅度降低物流成本；将库存压缩到最低限度，努力实现“零库存化”。为达到上述目的，关键要及时掌握物流中货物的流通路线、停留时间、场所地点等各种信息，通过电子地图让生产商或货主、运输企业和货物接收人等消费者及时准确到得以掌握和了解。于是，电子技术是物流界提高效率和明确其发展方向的新技术。目前，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发达国家，为掌握集装箱运输车辆的动态、提高运输速度和物流效益，正在研究将因特网与货主、物流中介企业及个人电脑相连接，以求将现有的先进通讯网与物流信息技术相嫁接，从而开发出实用的物流动态新技术系统。

二、我国物流实施中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物流产业发展的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物流产业作为新兴的服务部门，已经进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物流产业仍然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但在相当一些领域和地区已经表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和潜力。

可以认为，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物流产业将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其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不断提高，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经济增长点。

当然，在我国物流管理实施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1）由于国内现代物流业发展起步较晚，观念、技术都相对落后，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思想影响还很严重，这导致了企业专业化程度低，对企业物流管理认识程度差，使流通费用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居高不下。

（2）物流改革力度低导致改革不彻底。

（3）专业物流企业提供的服务尚不能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物流需求，也无足够能力服务于中国企业。

（4）物流热 起来以后，很多企业又形成了盲目跟风现象。

受上文所说的传统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发展模式的影响，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都纷纷建立了相对完整独立的仓储运输和销售系统，这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成本。

三.促进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若干思考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物流产业将成为中国经济新世纪发展的重要产业，加快物流产业的发展对于提高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质量，提升企业、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整体竞争能力，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宏观上，政府有必要制定积极的物流产业发展政策，以有效地引导和促进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

（1）尽快制定中国物流流产业发展的方针和总体目标，明确物流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中国物流产业发展应遵循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物流服务需求为依托，最大限度地降低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和提高物流效率，促进和支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的方针。在此前提下，未来5--10年内，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应当是：通过建立健全适应物流产业发展需要的相关制度，规范、发展和完善包括各类基础设施在内的物流系统。其主要内容应包括：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经营规模合理、技术装备水平较高的优势物流企业；以重要经济区域、中心城市及沿海枢纽港口城市为依托，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具备一定国际竞争能力的现代物流设施系统，基本构筑起我国的物流网络系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物流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规范、法律框架和政策体系。

（2）加强政府部门的协调，制定规范的物流产业发展政策措施，为物流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3）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培育物流产业的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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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的认识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可概括为：（1）劳动是人类有目的的劳动，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范畴；（2）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决定商品具有两因素；（3）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理论；（4）总体劳动者的理论；（5）商品的价值定义；（6）价值的实体是劳动，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7）商品价值量的决定；（8）对“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9）资本家的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的二重性；（10）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决定”的意义。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创建于19世纪中叶，当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很小，物质产品的科技含量很低，知识经济更是薄弱。对比当前的社会环境，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处于，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幅提高，发达国家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在发展中国家日益显著。这亟需我们结合实际，深化对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并创造性的发展、应用这一科学理论。

二、关于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问题

活劳动决定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是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物化劳动只转移旧价值，不创造新价值，但必须肯定物化劳动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对价值创造的巨大促进作用。在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中，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新价值的唯一源泉；而物化劳动是价值的物质载体，是保存在一个产品或有用物中凝固状态的劳动，为活劳动发挥作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有人误认为物化劳动也是价值的源泉，一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相混淆；二是把同一劳动过程中的旧价值的转移与新价值的创造相混淆；三是把价值决定和分配决定相混淆；四是把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比重变化与作用变化相混淆。

因此，加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有助于正确理解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对于企业优化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发展集约经济和规模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二战后，各国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呈现经济服务化的势头。这向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怎样看待服务业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是针对物质形态的商品生产而言的，是在充分分析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等的基础上提出的，而当今时代，无论生产方式还是其他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劳动价值论也必须与时俱进，要把其研究范围延伸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延伸到各种服务劳动中。同时，服务业的价值也要坚持一元论，即活劳动创造新价值。

因此，通过加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对于新的生产方式及行业的科学解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

科学技术是人的劳动特别是复杂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凝结，科技迅猛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的劳动能力，但劳动能力不等于劳动，科学技术也不等于劳动本身，所以，科技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创造价值的是人类劳动。认识到这一点，利于我们更好的把尊重科学、崇尚科学、发展信息经济落实到“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上来，使我们的工作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加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解，对于科学解释社会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五、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因

首先，“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首次出现于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生产要素即经济资源，是要经过市场来配置的，但要配置利用必须依产权关系付出相应经济代价。

其次，作为分配对象的是劳动创造的价值。这在商品及所含劳动的二重性学说中不难得出结论。而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依据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产权参与分配，就是以分配价值即占有劳动为手段占有物质财富。

再次，个人作为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把共同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在按劳分配之外，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而其他人员，如知识产权拥有者，以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只要合法也应得到允许和鼓励。

因此，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有利于加深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分配制度的理解，尤其对于促进其科学化系统化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原创理论的科学性，更在于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只有结合中国实际，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才能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才能进一步把握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更有利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高秀娟，张新军.综述劳动价值论［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3）.

［2］邓先宏.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几个问题的思考［J］.经济研究，2002，（5）.

［3］李江帆.《第三产业与价值创造》，《28位专家学者谈劳动价值论再认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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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党 绿色政治 低碳经济

key word：Green Party green politics low-carbon economy

随着全球的绿色革命风靡各国，绿党作为当今社会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和政治愿望的代言人，提出“生态优先”、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原则等政治主张，渴望建设一个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社会更加平等、公正，没有军事结盟、核武器和战争的新世界。绿党在当代西方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对西方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又刮起了一阵低碳经济风，“低碳”主张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理论，不可否认，绿党政治理论对于低碳经济战略具有思想先导、理论源泉的意义及支持、促进作用。

不少西方学者预测，21世纪决定哪个政党能够上台执政的关键因素是看这个政党是否能够恰当地实行绿色转向，并同绿党进行有效的合作。绿色政治理论及其实践对低碳经济的形成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何种意义呢？

绿色政治理论对低碳经济的意义，首先表现在于，绿色政治理论为低碳经济提供了思想先导和认识基础。60年代形成的绿色意识形态，经过70-80年代环保运动和绿党的政治实践，已对西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也不例外，他们把生态环保问题当作自己的施政纲领之一，企图通过打“生态品牌”取得广泛的政治支持，或作为自己取得政绩的突破口。例如，吉米・卡特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更是极力把自己描述成“环保总统”。通过上述事例可见，在绿色政治理论的影响下，70-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明显地具有了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而且把这一观念同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逐渐形成社会共识。正是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为提出低碳经济发展理论、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积累了必要的思想底蕴。绿色政治理论对低碳经济的意义还表现在于，绿色政治理论直接为低碳经济理论提供了理论要素和理论范式，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源泉之一。因此，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绿色政治理论的许多思想观点和理论要素都被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吸收和借鉴，成为低碳经济的理论源泉之一。

绿色政治理论中的许多思想观念都对我国实行社会经济低碳经济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今天，当我们选择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绿色政治理论，努力吸取它的合理因素。

虽然中国将毫无悬念地踏上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但是考虑到中国本身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低碳经济的发展之路有必须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低碳经济的发展只能是贯彻在消除贫困、推进城市化、实现工业化、节能减排等诸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中一个，而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而简单地无条件地服从于低碳目标，而迷失发展的正确方向。其二，在争取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同时，坚持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掌握主动权、话语权，在此基础上积极进行生产领域的节能减排；实施固碳技术，如碳转化、碳锁定、碳捕捉等，从根本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那么，中国的低碳道路究竟该如何走呢？笔者认为，在策略上应该循序渐进，从稳碳到减碳再到低碳，其中，首要的任务是稳碳，完成高能耗向低能耗的转变，逐步将碳排放控制在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对友好的阶段，然后进一步实行减碳策略。结合国外绿党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做的努力，笔者认为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应处理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范。目前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等为数不多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法规外，我国还没有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因此，制定和完善合乎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章制度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保障。

二是要积极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和研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一方面积极争取先进技术的转让，另一方面着力研发关键技术，并推广使用。

三是以政策倾斜和利益为导向鼓励发展低碳产业。可以通过一篮子的经济金融政策和制度安排激励相关主体增加对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投入，如在全国范围内征收环境税，以达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四是引导公众积极参与，普及低碳知识。只有全民参与才能真正使经济实现向低碳模式转变，公众的行为方式和消费选择的改变引导企业的供给和政府的决策，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低碳消费行为和的共同认识，从根本上促进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斐迪南・穆勒一罗密尔、托马斯・波古特克：《欧洲执政绿党》，[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