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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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主题三：世界经济如何通过产业创新和突破来走出危机。这场危机更深层次是一个长周期的反应，上次长周期带来的高增长以后，新一轮产业形成的新长周期还没有到来，所以世界要走出这个危机关键在于产业创新。

主题四：国际世界货币体系改革走向何方。以美元作为一个国际货币的基础，一旦美元衰落便将导致美国破产乃至整个世界的灾难。

主题五：全球化继续发展，国际社会如何在全球治理中进行合作。新兴经济体崛起以及各方面的多元化使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要调节世界经济已经不现实。

趋势一：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这场危机使美国受到重大冲击，它的经济在世界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它的金融业受到重大的冲击，深层次讲，美国金融界绑架政府势必会产生潜在的道德风险。赚钱是金融界的，出了问题是政府负责，我们今天看到的占领华尔街，它的直接原因就是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不满，要求解决就业，再深层次来看，实际上他们是对美国政府拯救危机的措施不满，对美国经济体制的不满，所以它的本身体制逐步受到挑战。

趋势二：贸易保护主义继续蔓延。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已经发生，还是未来将要发生，中国将都是受保护主义措施的数量影响最大的国家，而这个过程还会继续延续，贸易摩擦可能是今后若干年中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项目。

趋势三：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这场危机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整个经济发展和大自然供给资源的不平衡、新兴经济体崛起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以及整个国际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都成为整个世界必须回答的问题，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都已经提出这些话题。从中国来说，跟上这样一个潮流、趋势，是我们需要去回答的问题，而中国的转型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

篇2

作者简介：许国强，沧州广播电视大学讲师，从事国际经济法专业教学和开放教育学员管理工作。

我们认识的经济危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危机，而是全球经济的急剧变革。这种急剧的变革，带来了世界经济秩序的新变化。现在世界上有三个主要的学术观点：单级世界理论，多层次模式理论和超多强理论，第三种观点获得大家认同是最多的。当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军事和软实力，使其他国家都难以接近他现在的实力。同时，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仍然主导着整个世界经济，这是目前世界经济格局。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代表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是巨大的。

一、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

（一）世界贸易体系的逐步演变

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正在逐步成长，持续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经济变化是经济变革的表现之一。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复苏，缓解了长期以来的经济乏力，但仍有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可是自60年代以来，20世纪的亚洲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重新分配了世界经济实力的格局，并开始在世界经济展现出显著的影响。现在最显著的经济变化表现是世界经济中心已经倾斜于亚洲。例如，2001年推出的“多哈回合”，它的发展主题旨在通过采取相应措施来更多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行业，这一严峻的现实表明：战后世界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法律秩序领导地位已经继续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如果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些变化趋势能够继续，亚洲将在未来可以与欧洲，北美的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特别是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家，由于吸引大量外资，从而使这些国家的能够迅速融入世界市场。

（二） 在国际货币和金融法秩序上的逐步演变

战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依据相应的协议条款制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狭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和本质是让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具有和黄金地位平等的国际货币，然而，广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因此被拖垮，甚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中，美国作为唯一具有否决权的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任何重大的决定作出前必须是得票率超过85%，而美国仍然是唯一有超过15%的投票权的成员国。在这个意义上，战后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秩序没有因为美元让位给了“纸黄金”与数个通用国际货币相结合的现行体制而发生根本变化。美元的贬值，日元相对下降，马克，法郎，英镑等老牌国际货币相对衰落，近年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有所增加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正在不断演变。

二、国际经济法新趋向

（一）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加强

自上个世纪以来，国际条约就一直是国际经济法的主要来源。建立了大量的国际经济条约，这使得国际经济法律的过程包括国际商法的统一，明显加快。在国际商法中建立了更加统一的法律规范，统一的国际商法在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调整下已经在过去这些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际商会在近10年一直主持着商业惯例是推动国际商法统一的主要动力。虽然不同的国际公约或国际习惯法，在国际商业看来不可以说是强制性的，但国际商业惯例直接反映了实际需求，反映了未来国际商业交易的发展方向，它在实践中具有深远意义。成熟的国际商业惯例，以吸收国际公约和国家法律，上升为法律，以推动国际商业法的统一。

（二）多边贸易显著，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多边贸易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传统，不同层次的生活，不同的政治环境下的许多多边贸易国家引起了贸易摩擦。例如，在欧洲和美国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影响，这些国家可以进行低成本生产，而发达国家已经渐渐失去在过去生产领域中强有力的霸主地位。这种变化的结果，使得西方国家将永远不会再自己去定制一套经济运行和竞争的规则。

（三）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关系的统一趋势

国际贸易的逐渐扩大，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一个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互利双赢的，各国经济关系形式正逐步形成。在这种密切的联系，单点的国际经济关系与国内法律调整和规范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国际合作与相互协调。通常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的变化，会使和它有主要贸易往来的国家也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因此，国际经济法的统一，实质上是各个国家在国际层面上的统一，是国际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一个显著特征是：当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的同时，国家实现和发展战略选择总体对外开放经济，同时加强内部市场化的改革， 国内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从而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特别是成为国家经济的起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体系。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WTO，欧盟和其他国际公约组织越来越大，加入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每个缔约方和申请人必须按照国内法律对相关合同或协议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国际经济法规会越来越多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和适用性。

（五）最优惠国待遇体系正在发生变异

众所周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制度，也帮助所有WTO成员国，这项基本制度体现了非歧视原则。根据例外的最惠国待遇制度，WTO成员并不在WTO体制下和区域贸易协定的WTO体制下成员之间相互给予优惠；然而，由于WTO成员绝大多数也是一个或多个区域贸易协定下的成员，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并在世贸组织内的快速增长，使各成员国在享受区域贸易协定相关优势待遇的比例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宽，换句话说，最优惠国待遇不是普遍的WTO体系，其成员待遇也因为其不同的地区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或贸易协议的成员是不一样的。事实证明，作为WTO非歧视原则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制度正在经历一场变革。 三、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一）跟随国际趋势，更多地使用法律机制解决贸易争端

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组织由于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作用，多边贸易的执行机构日益完善，约束力和强制性逐渐增加，国际贸易争端主要是依据国际法律手段进行解决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对于国际贸易纠纷解决机制仍不理想，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盟，也落后于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加强我国对WTO争端的法制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努力研析 WTO各项规则和制度，合理有效地利用WTO豁免、免责条款或例外条款，尽可能减少损失，切实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主要集中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和实体规则的分析研究，充分研究和利用WTO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其他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行业知识，提升整体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观察和学习其他成员对WTO规则的理解和学习，通过机制解决实际贸易争端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充分和有效地利用保障体系，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加强和维护国家主权。

（二）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法律制度

中国的立法工作相对滞后，法律法规处于被动局面，必须加快相应的立法步伐。经济发展中修改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法律法规，对目前的国际经济规则进行深入的研究，努力加强精通国际法和国际谈判的相关人力资源的建设和培养，对现有情况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抱着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的积极态度去研究对经济生活中的保护功能的法律和规定，不断探索创新具有指导以后经济发展的立法，以适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的传统观念，为将来的新挑战和新发展机遇做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份子，应该积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合作，应在制定和完善的国际规则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坚持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使在国际争端中更加公平合理，并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经济互利，真正合理的，公平的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长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篇3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着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另—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O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篇4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经历了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和调整之中，这是国内外学者的基本共识。但是，对于世界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什么、转型的动力来自何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什么、我国将受到什么影响等问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笔者认为，对于世界经济当前的转型和调整，需要从更深的层面来认识，把握其基本发展规律。

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是从技术革命到国际分工以及产业结构和世界经济调控机制全面的转型调整。初露端倪的世界经济转型和调整，其特征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是科技成果大规模扩散和运用的期走向尾声，新科技革命处于孕育期，新技术革命推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处于襁褓阶段。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高速增长之后，以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为标志，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的新技术革命孕育期。根据卡德拉耶夫长周期的判断，这个下降期可能要到2020-2025年结束，全球正在为2020年前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发展积蓄能量。下一个周期的科技突破口将主要表现为新能源、生物工程和生命技术的重大突破。在这些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并实现产业化之前，其他领域内的技术进步并不会停止，成熟技术的扩散和进一步广泛运用也会继续推动生产力发展，但是与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大规模技术扩散和运用不同，它们对经济的促进是局部的，尚无法掀起新的产业革命，也无法带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全面高速增长。

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将主要依靠外延的扩张，但是世界经济面临的资源瓶颈、环境承载瓶颈已经使以物质商品生产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生产力无法再盲目扩张。因此，在新的科技革命取得突破之前，推动生产力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转向资源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制造业”，以及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这些变化不仅将使全球增长速度无法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高水平，而且还将改变原来以制造业全球生产为特征的国际分工格局。

二是全球国际分工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成熟的制造业在全球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发达国家控制研发、品牌以及销售网络等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处于制造业低端的基本格局也将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通过技术升级和利用信息技术向产业链的两端转移。与此同时，经历产业外移和外包而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之后则试图将一些制造业重新回归本土，以便实现“再工业化”。这些力量都对国际分工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电脑的广泛运用，也促使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的受教育水平和人适应新技术能力的差异将在国际分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产业在国际分工细化的影响下，将进一步呈现出在国际空间的转移与外包的特点，继制造业之后，服务业梯度转移也将不断强化，国际服务贸易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全球性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和国际分工的细化将使原来隶属于生产过程的服务被剥离出来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新技术的运用和信息技术进一步高级化、智能化的发展，也将创造出更多新的服务业态和形式。国际分工正在由货物商品生产的分工向服务和知识商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拓展。

三是全球产业结构“服务化”和“弱重化”的调整方兴未艾，全面的智能化产业将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经济发展动力和国际分工格局的改变，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正在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服务业已经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工业化，服务业的大发展将进一步在全球展开。更为重要的是，粗放的制造业生产导致资源和环境瓶颈越来越严重，迫使后进的工业化国家不能完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向落后地区的梯度转移完全将制造业转移出去，它们必须寻找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更加集约地使用资源成为必然选择。通过新技术的使用，大规模生产和工业化所具有的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特点将被削弱，不仅服务业更多地被剥离出来独立发展，重化工业的重要性也将在“智能化”的生产过程中被弱化——发明一种新3D打印材料可能比建一座钢铁厂更重要，所获得的利润更高。

四是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正在全面崛起，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国际分工格局的上述变化，给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新的空间。发展中国家承接成熟技术和在制造业上的原有优势将使它们的工业化加速完成，缩小其与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总量差距。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上升，它们的经济比重将超过发达国家，这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变化。金砖国家地位的上升以及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增强，将改变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世界经济正在向多极化、非极化方向发展。但是，这种以GDP衡量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能否真正引导世界经济向更加平衡的机制发展，能否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尚需冷静客观地加以考察。

五是世界经济治理以及新秩序和新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多个层面展开。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为了改变在世界经济中实力相对下降的不利局面，正试图对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即全球经济的调控模式和世界经济的协调方式进行修改和调整，以便获得新的主导权，协助其从现有的经济增长困境中走出。美欧试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多层次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从而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美欧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维持G8原有的机制，并试图将其改造成G20的咨询和议程设定者，另一方面则在它们不愿承担更多义务的领域，要求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也使得新兴国家试图改变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并从各自的地位和利益角度开始抱团，组织不同类型的区域合作组织来影响现行国际规则的改变。金砖国家峰会机制以及其他南南合作框架的诞生与发展，反映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将在世界经济各个层面展开。

篇5

根据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数据，在1985～2005年间，中国进出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3%。我国持续稳定提高的贡献率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接近10%的GDP增长速度。我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以出口为主的贸易政策和实践经验，这是开放经济和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支撑。但近年来，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需求增速减缓甚至萎缩，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困难。

与中国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世界其他几大经济体。美国国会在2013年元旦通过法案，对富人增税并减少政府支出，但由此引发的财政悬崖必定会影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进而影响对美国经济回暖的预期；日本的国内债务危机在2012年冲破了历史记录，同时，日本国内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存在引发金融危机的危险；在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欧盟内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处于国家破产的边缘，而德国必须承担拯救欧元区和欧盟盟友的重大责任，不能全力以赴发展自己的经济。总之，在过去的几年中，几乎所有的市场都呈现经济下行的趋势，至今也没有全面复苏的迹象。

目前，全球经济迫切需要一个强力引擎，刺激全球生产和消费，以促进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保证持续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有能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根据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定义，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国际贸易，这个引擎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增长提供动力，但如果发达国家增长速度减缓，替代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活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的需求一直处于旺盛的趋势。据统计，“从1983年到2012年，中国的进口总额总体保持上升状态。平均进口额为0.36万亿美元，2012年底达到历史新高，为1.8万亿美元。”此外，中国还是最大的消费品进口国。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并未影响中国消费者的信心。中国的GDP总量从2000年的4万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2年的8.3万亿美元，支撑着中国消费者良好的购买欲望。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者数量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上海瑞士中心的分析专家穆西认为，中国年均可支配收入在1.6万～3.4万美元之间的城镇居民比例将从2000年的6%增长到2020年的51%。在此时期，还将新增数亿城镇人口。毫无疑问，GDP的增长和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以购买力计算，中国在2010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有能力长期保持这一领先位置。

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强劲的生产供应能力。“从1983年至今，中国年均出口额为0.4万亿美元，2012年达到2万亿美元。”③金融危机后，中国总体的出口情况受到严重影响，但优于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越南，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和它们相比，中国的出口供应能力稳定。根据国外学者的调查，对中国加工产品的需求要比上述其他国家高出0.8%～1.6%。近年来，全球对此类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2012年增加29%。另一个利好因素是，中国持续扩大的制造产业培养了大批掌握一定技术的熟练工人，这些工人可以满足高科技产品生产的技术要求。

加快提高贡献率的途径

成为进口强国。2010年，中国商务部研究机构依据《全球贸易便利指数》和《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指标提出“贸易强国”概念。该报告称，中国要想成为贸易强国，可以分成两步走：一是在2020年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要达到5.3万亿美元，包括贸易总额为4.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应为1万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总额应为2.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口总额应为1.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进出口均为0.5万亿美元，应为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进出口国。二是到2030年，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除报告中提到的总额和排名外，笔者认为，中国的贸易强国地位还应体现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主要商品的定价方面，使中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为了完成商务部提出的贸易强国目标，中国应优化进口商品结构。首先，在货物贸易方面，应加大资本类货物的进口比例，比如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不能在短期内生产的机械设备和科技含量高的机械设备的主要零配件，可以从较为发达的国家进口。中国的进口可以刺激国外供应商的创新能力和热情。以前，中国的零配件加工企业只能赚取少量加工费。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机械制造商可以根据生产需要，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一般零配件，在中国加工装配完成，再销往全球市场，这样能够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加工、生产企业。而且中国的生产制造企业在与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的互动中能够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掌握更多核心技术，能够独立完成全球领先的产品的设计、制造。

其次，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同样应开放市场，引入资本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包括金融服务、保险、教育等。中国的服务贸易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支持。在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上述领域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掩盖了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普遍缺乏服务意识，相当比例的从业人员在必要的服务技能上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大部分服务行业缺乏质量控制和监管体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水平的提高、中产收入水平消费者人群的扩大，对服务内容和质量的要求迅速提高。为此，应借助市场需求的增加，引入境外高水平服务供应商，在满足消费需要的同时，也可以扩大服务贸易进口额，完成成为贸易强国的目标。高质量的货物和服务产品的进口可以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时积累必要的生产要素，满足长期发展的需要。

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者。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0年，中国境外投资最多的前五个行业依次是农业、建筑、文化、教育和金融，信息技术和加工制造分列第六位和第八位。关于投资区域，亚太和拉美地区一直是中国境外投资的热点；2010年在欧洲的投资比2009年同期增长一倍；北美和非洲地区则较为平稳。以上数据虽然成果显著、令人鼓舞，但中国仍应加大境外投资的力度和对相关产业投资的深度。中国的投资可以为东道国提供必要的生产资金，同时还可以提供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上两个途径能够在短期内为贸易伙伴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此过程中，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带动中国生产体系的整体升级，进入更为良性的循环，以便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持续的贡献。

使中国及相关国家均可受益。旺盛的进口需求和强大的生产要素供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可量化的贡献。在此过程中，所有的贸易伙伴，包括出口商、东道国以及中国自身，都能获得相应的利润。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曾经论证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然而事实上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进口可以加速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重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系列和产品组合。

中国对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投资并非捐赠和慈善。从2005年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35%。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为3.31万亿美元，其中约65%为美元。美元的相对贬值意味着购买力的下降，中国外汇储备的总值也会随之缩水。在找到另一硬通货替代美元前，比较明智的选择是将价格不断波动的货币变成价值相对稳定的资产。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则可以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这种境外投资的好处是获得高新技术，缩短我国企业自己研发的时间，早日有能力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中国的进口和投资则是兴奋剂，能够提供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在促进东道国的生产体系后，东道国将融合于全球生产体系，提高生产效率，获得利润。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进口创造了需求。这种需求为他们的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又延长了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生命周期，从而使其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有能力继续进行研发和生产。此外，中国的投资可以提供时间，给予主要经济体喘息和修补的机会。

结论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处在这个生产和供应体系当中，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状况都会影响它上下游的伙伴。同时，每一个经济体经济与贸易政策的选择都受限于它所在的发展阶段，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前进。

篇6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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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外向型投资的新生力量

从对外直接投资来看，新兴大国正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新主体。在经历了连续5年的上升趋势之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FDI流出量收缩了21%。但FDI流出的收缩量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目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外资流出的份额依然较小，但所占比重正加速提升，目前已占全球FDI流出量的1/4。其中，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已跻身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20强。

新兴经济体输出直接投资的区域主要是在本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并已涉足欧美发达地区。在过去的数年间，主要新兴大国的跨国公司正不断加大对非洲的投资。从2005到2008年，这些跨国公司对非投资占流向该地区FDI的21%，而在1995-1999年这一比例仅占18%。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投资者最为积极，其中，中国对外投资最为抢眼。对矿产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后危机时期全球产业重构创造的并购机会，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扩张。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消散，新兴经济体作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新主体，正引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逐步复苏，这也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三、新兴经济体财富基金正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的新渠道

2009年，财富基金的筹资也由于初级商品价格的下降和贸易顺差的减少而遭受挫折。但是其直接外资活动并未下降，反而逆势增长了15%，这反映出拥有这些基金的新兴经济体较高的增长率。目前，财富基金的新投资调整了投资方向，其资金逐步投向初级部门、较不易受金融动荡影响的行业以及发展中区域。

据估计，2008年全球财富基金的规模就已超过3万亿美元。世界银行集团认为，通过建立股本投资平台和基准可吸引财富基金的投资者，即使有百分之一的财富基金投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会为它们的增长、发展与机遇带来300亿美元。可以说，财富基金的发展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机遇。如世界银行集团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所言，世行集团将与财富基金合作，为非洲的股本投资创造一个“百分之一解决方案”，他认为非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有潜力成为像今天的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一样的世界经济又一个增长极。

四、新兴经济体吸引外资前景向好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金融环境。2003-2007年间，十分宽松的国际金融环境和低廉的资金成本，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繁荣和经济增长而不引发严重通胀，如今这一环境已不复存在，重建这种环境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从长期来看这种情形也难以持续。因此，在未来数年内，与危机前的繁荣期相比，国际资本成本将会上升，投资率将会下降。

据贸发会议预测，从中期看，外国直接投资（FDI）预计将会从2007年约相当于发展中国家GDP3.9%的峰顶下降到2.8%至3%。鉴于FDI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中亚和拉丁美洲的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高达20%，这一前景的影响不可低估。

世行发展预测局局长汉・蒂莫说：“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资金会变得更加稀缺，更加昂贵，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地区性金融中心，改善当地银行业的竞争和监管，降低国内借贷成本，促进当地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在长期上获得巨大裨益。”事实上，这一调整需要相当时日才能见效，但地区金融中心的发展却可以让发展中国家重返高速增长的轨道。

五、新兴经济体引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

新兴经济体相互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推动了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近年来，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大国FDI输出为非洲大陆特别是南部非洲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与日俱增。新的FDI来源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更具弹性的资金来源和更广的金融资源，也为非洲国家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形成了有效的缓冲。

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言：“我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可能是非常有利的，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开发基础设施，帮助这些国家利用它们拥有的自然资源。”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非投资份额的不断上升，而全球金融危机从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这既有利于强化新兴经济体内部的投资与经济合作，也对非洲经济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此外，南南投资降低了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依赖。全球经济动荡强化了发展中国家间对外投资的重要性。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多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了“南南”的投资合作与经济增长。目前，不计离岸金融中心的南南合计流量约占发展中国家合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25%。因此，事实上，许多低收入国家如今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主要依赖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南南投资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南南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有效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也利于新兴经济体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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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可谓逆风飞扬，在出口失色之际，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已悄然浮现，下半年中国经济也仍然将“微妙”地平稳，这恰是改革开放进行到尖锋时刻的恰当背景。

    “热宏观”和“冷微观”的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一、 世界经济大乱局：滞胀？衰退？失速？

    世界经济看来正陷入久违的大乱局中，人们目前喋喋不休地争论着的，不是世界经济的曙光在哪里，而是黑夜有没有到尽头。早在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表惊人之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警告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当时美国“新经济”正方兴未艾，而亚洲亦舔干了自己的伤口，出现“V字形复苏。然而，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高科技股票象可怜的“自杀鲸”一样接连表演“高台跳水”，企业家、投资家们无不看得惊心动魄。悲观预言由此相继而来。摩根斯坦利一反常态，不再“兜售繁荣”，而是宣称“需求休克”，警告全球经济有可能面临长期衰退。美国《商业周刊》作为“新经济”的最大吹鼓手，曾刊文说“新经济消除了经济周期”，现在却以号称为“新经济新知”的曼德尔编辑为急先锋，抛出新著《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大萧条》。世界经济怎么了？

    1、美国经济：可怕的并不是在大峡谷中下落，而是不知道下落到何时是谷底。以美国而言，美国商务部预期美国经济在2001年第一季度将增长2%，公布的数字却只有出乎意料的1.3%，最近更修正为1.2%，而公众的预期更悲观，以为实际上只增长了0.5%而已。国际货币基金在其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已经将对美国2001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1.7%下调到1.5%，而对2002年的增长预期更从 4.2%陡降到 2.5%。目前美联储的连续6次降息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这显示出美联储没有看到美国经济的底部在何处，降息反而恶化了市场预期；二是这显示出美国经济“长腿”变短容易（新经济投资疲弱、市场萎缩地挤出泡沫容易），但“短腿”变长艰难（“空心化”的传统产业难以重新夯实）。因此，过去8年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美国经济可能处于熄火或半熄火的状态，并步入“L”型中期调整。

    2、欧洲经济：“从不受影响”到“不可否认的事实”的尴尬。在2001年初，欧盟曾骄傲地宣布：欧洲经济不受美国的影响。欧盟委员会今年4月发表的经济预测报告乐观地宣称，2001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8%，2002年将达到2.9%。然而，欧元区12国财政和经济部长目前无奈地承认，由于美日经济不断减速，欧洲经济经济增势减弱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其强度“出乎意料之外”。 2000年欧盟经济增长达3.4％，是近十年以来的最高速度，但2001年的经济表现却差强人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其2001年经济增长速度仅为2.4%，最近的数据显示，欧洲的主心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也不妙，德国政府已把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2%，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则预计，法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不足2.5%，远低于早先预计的3.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数则仅为1.9%。与此同时，欧盟的失业率却在令人不安地上升。

    3、日本经济：当日本的经济巨头把中国的大葱和大蒜视为生死攸关的挑战时，我们真的为日本经济担忧了！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容不得矫饰，对其无非有三种态度，一是“驾驭市场”，即政府以为自己可以俯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所谓“强政府”的“产业政策”来超越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二是“增强市场”，即政府以为市场是某种外在变量，可以通过关系型融资等奇思妙想来使得“市场机制”更锐利；三是“紧随市场”，即政府承认自己经济干预能力的有限性，只是遵从市场信号尽量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迄今为止，试图驾驭和增强市场的国家毫无例外地已在承受市场的严厉惩罚，其中尤以日本为甚，财政已经扩张至极至；而货币则更曾达“零利率”的尴尬，但日本经济硬是毫无反映，财政货币双失灵。日本自从小泉政权亮相以来，已经坦言将在未来3-5年内不看重GDP增长指标，而全力重构日本经济，但至今则仍为“景气优先”还是“结构优先”在吵闹不休。对于日本经济，我们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误区：也许我们并不能用80年代初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来衡量现在的日本经济，否则我们将以为其经济永远处于衰退之中；如同我们不能用历史新高的股市综合指数来衡量股市，否则我们将总以为现在的? 墒性诼??苁兄校?毡揪?媒鼋鍪窍慈チ饲??某L??⑶夷岩栽倩馗吹焦獠收杖说纳鼗??小?/P> 

    4、亚洲经济：曾经梦想的“21世纪是亚洲世纪”已经遥不可及，谁来领导亚洲？面对已经整合的欧盟，以及正在整合的美洲经济，亚洲经济滑落到分崩离析之中。《圣地亚哥宣言》和《行动计划》显示出目前的大势是：2005年1月1号作为谈判达成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最后期限，并在2005年年底前由各国审议通过，正式生效。这样，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包括北美、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34个国家，涵盖8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如此欧盟、美洲自由贸易区和APEC三大区域性组织构成全球贸易和投资基本架构的格局将基本确立。可以预期的是，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的困扰、对拉美后院的传统重视、以及对APEC非制度化的清谈而不务实的失望，必然使其对充当整合亚洲经济的热情多少有些冷却，而产生新一波的面向美洲内部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即美国在选择贸易和投资伙伴时，会将美洲国家置于更优先的地步，对东亚国家显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挤出”。由于亚洲经济一体化明显滞后于欧盟和美洲，并且美、日、中等大国对机制化的亚洲经济合作态度暧昧，利益纷争。亚洲经济，因为缺乏清晰可信的领导者，无人填补美国因启动FTAA而对APEC丧失的热情和形成的真空；无人勇于改进APEC的清谈和制度建? 璩倩骸Q侵匏坪跞允前敫鍪兰颓埃?窦????档哪茄?貉侵蓿磕侵皇歉觞a href=//dili.7139.com/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地理概念！似乎?济挥锌吹揭桓錾缁峋?蒙?詈托车难侵蕖J澜缈吹降模?咽歉??直览胛觥⒍?皇歉???系难侵蘧?谩?/P> 

    5、世界经济：是滞胀？是衰退？还是急剧失速？对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大致有三种判断，一是从高速增长意外地突然失速（sudden slowdown）；二是已经陷入到经济衰退中 （recession）甚至是大萧条又回来了；三是我们重新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癌症-----滞胀（stagflation）中。在尽可能理性和冷静之后，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在急剧失速之中，至于衰退则是目前仍是可能性尚非普遍的现实性；而滞胀，则多少还有些遥远。下表显示出世界经济增长的确有明显的放缓迹象。

    表1、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变动（单位：%）

    时间/GDP%

     美国 欧盟 德国 法国 英国 日本 中国

    2001.

    (1-3) 1.3 2.0 1.5 2.0 1.7 -0.8 8.1

    2001 1.6 2.2 1.6 2.4 2.2 0.5 7.3

    2002 2.9 2.5 2.3 2.5 2.7 1.3 7.5

    资料来源：《The Economist》2001-05-21.

    至于世界性经济衰退，至今仍然只是有待证实的预言。30岁以上的人们对经济衰退印象最深的就是“牛奶倒进海里”的画面，那是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政治经济学教师的讲解中得来的刻骨印象。如果21世纪初衰退重演，则也许天之骄子式的硅片亦将弃于山谷，类似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产品过剩、需求不足情形将重现于整个世界，并成为中长期全球经济的大敌！经济衰退在若隐若现之际，通货膨胀的威胁已悄然降临。2001年5月，G7的通胀率已从1999年初的1%上升至2.8%，这是8年来的最高水平。其中美国通胀率从1999年的1.6%上升到2001年5月的3.6%，欧元区国家通胀率从0.8%上升至3.4%。这使人们不能不警惕世界经济重蹈20世纪70年代的覆辙。我们尚可幸运的是：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扣除能源、食品价格因素后的核心通胀，在美国为2.5%，在欧元为2.1%，日本尚在通货紧缩之中。世界经济的大乱局，是新经济光环不再带来的全球性振荡；是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阴影再度聚拢；是亚洲经济再度边缘化的威胁。此际中国经济往何处去？

    二、世界经济乱局里的中国：忧思何在？惊喜何在？

    世界经济乱局，迫使中国面临较之亚洲金融危机更为险峻的外部环境，尽管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也许不在同一条战壕，但无疑却在同一个经济增长失速的地球上，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和20年来我国经济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型大国经济，因此，世界经济增长失速将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渠道传递和影响我国。忧虑者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君不见，阿根廷已陷入金融危机的困苦中，新加坡正跌落到11年来最糟糕的经济状况，而台湾，泰国、菲律宾等经济体，则有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的意思。而有人则说，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苦苦培育内需，并没有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仰仗欧美经济之鼻息，世界经济突然失速，与中国经济，在投下了浓重阴影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一抹意外的亮色。

    1、忧思何在？受国际市场不景气的影响，扮演了我国2000年经济增长引擎之一的出口将急剧滑坡，甚至成为经济成长的羁绊。世界经济增长失速的直接冲击是我国外贸的陡然滑坡。中国经济增长中，来自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在1/4左右，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去6年来，美国经济每向下滑落一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就将跌落0.4个百分点，而世界经济每跌一个点，中国出口就滑落10个点。由此来看，美国经济滑坡无疑将使得我国出口严重滑坡。

    在2000年度，我国出口增长了27.8%，而2001年一季度因为惯性订单出口勉强达到了14.7%；但到二季度就降为4%，还不到一季度的一个零头，5月份我国出口仅增长3.5%，比上月回落7.6个百分点，其中对欧美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速均下滑了2-3个百分点。1-5月份，中国累计对美国出口增长7.6%，为203.19亿美元，比1至4月份累计增速回落2.3个百分点；1-5月份，中国对日本出口额为179.5亿美元，仅同比增长16.5%，远低于去年同期31.3%的增幅。到了6月份更仅出口220.8亿，这甚至比上年同期还下降0.6%，出现近两年来的首次月度负增长。出口的滑坡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影响。上半年我国外贸累计实现贸易顺差81.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123亿美元下降了41.6亿美元。净出口的减少使得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速放慢了将近1个百分点。二是间接影响。出口的萎缩使得企业生产受阻，外贸出口对工业生产的上拉作用由去年上半年的3个多百分点，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不到1个百分点。

    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我国显然不可能通过人民币贬值这样“以邻为壑”的做法来换取出口竞争力的喘息性恢复，此外，其余可以刺激出口增长的“立竿见影”的渠道也已近枯竭。如出口退税的力度已相当大，而出口信贷扶持则不可能为所有产业分享，而2001年11月前后，我国则又可能因加入WTO而加速市场准入。上述因素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失速将使我国外贸扶持手段和空间弱化，经常项目收支的顺差将显著缩小，如果按照1-6月份外贸出口变化的趋势来看，2001年我国出口增长可能维持在5%-6%左右，基本无望达到8%的预期目标，目前我国外贸出口的陡然失色将是世界经济乱局的直接祭品。

    2、惊喜何在？纷乱的世界经济更衬托了“中国魅力”，并引致国际资本向我加速分流的新格局。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前后，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发展展望2001》统计，在1998-1999年度间，全球直接投资分别为7590亿和10910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为5650亿美元和8780亿美元，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仅为1941亿和2121亿美元，流向亚洲的直接投资分别为846亿和869亿美元。在2000年第三季度以前，由于美国经济走势强劲，大量国际游资都被吸引到了美国。根据美国第一波士顿信托银行的估计，美国一家就占用了全球净储蓄的72%！因此，在世界经济增长失速之前，欧盟和日本是最大的资本净流出地区，而美国则是最大的净流入地区，至于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基本上是无足轻重的。

    在美国经济增长出乎意料地一蹶不振之际、美国股市已经辉煌不再、美联储连续降息三大负面因素的冲击下。长期汇聚美国的国际资本，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是否有可能分流到亚洲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鉴于国际资本往哪里流，哪里的经济短期内就会迅速升温，那么亚洲经济是否会因祸得福，因资本大量内流而加速增长？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从2001年上半年的资本流动格局看，2001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资本净流出860亿欧元，而去年第一季度净流出为429亿欧元。日本今年第一季度资本净流出22292亿日元，其中，直接投资净流出16422亿日元，证券投资净流出908亿日元，其他投资净流出4963亿日元。尽管200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增长和股市双双跳水，但流入美国股票市场的国际资本却仍高达1718亿美元(1999年为987亿美元)；流入美国公司债市场的国际资本达2941亿美元（1999年为2328亿美元）。2001年第一季度，流入美国证券市场的国际资本仍达到了1550亿美元！但毕竟国际资本有从美国分流的某种迹象，例如，2001年第一季度，共同基金从美国股市抽走了越数百亿美元。因此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近格局是：美国作为国际资本安全港的荣耀有所削弱，可能产生国际资本分流，但其作? ?啡兆时镜闹饕?ハ蛉晕薷谋洹?/P> 

    新兴市场并不能够担当吸收从美国分流的部分国际资本的角色。世界银行2000年的《东亚：恢复及更多》（East Asia: Recovery and Beyond）中显示，东亚金融体系并无根本改善。此轮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反而给新兴市场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为了抵御出口的滑坡，部分发展中国家隐现了新一轮货币贬值风潮。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已有危机征兆；而亚洲则泰铢走势明显不稳，新加坡经济疲弱不堪，台湾经济风声鹤唳，国际投资者对新兴资本市场的重重疑虑，足以使得从美国分流的资本不可能注入新兴市场。

    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之际，新兴市场作为整体在引资方面是弊多利少，但中国却可能是重重乌云中唯一透射出来的一缕阳光！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理由：（1）、中国的经济本质上是大国经济，据称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成长中的内需拉动因素达到了93%！其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小型开放经济体无法相提并论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投资报告2001》的披露，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吸引国际资本仅仅是在1999年以后才有了恢复性增长，除了NIEs、日本和中国以外，南亚和东亚国家在1998-2000期间乏善可陈。而中国则明显是例外，自1995年以来，利用外资始终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2）、中国具备吸引国际资本的稳定的基本面，这同样是其他新兴市场不可比拟的。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1年度亚洲发展展望的预测，在亚洲国家中，中国仍然是经济增长最为强劲和平稳的国家，只有印度经济稍可和我国比拟。稳健成长的中国经济，将在世界经济乱局中，越发凸现其“中国魅力”，并令国际投资者凝眸注目。

    表2、波动的亚洲经济和稳定的中国经济（单位：%）

    年份/GDP%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新兴工业化国家 -2.9 7.9 8.4 4.3 5.6

    亚太发展中国家 -2.0 4.1 -1.8 3.4 5.0

    东亚 6.1 5.8 5.7 5.8 6.5

    中亚 1.5 4.7 7.8 3.3 4.8

    印度 6.6 6.4 6.0 6.2 7.0

篇9

    1、更宽裕的小康诱致“自主性”经济增长引擎隐现，这样的亮点可望得以中期性维持。我们一度认为，我国经济的战略困局在于：拉动经济增长的“自主性”经济引擎已经从视野中消逝。但现在已出现了某种转机，这就是更宽裕的小康所导致的一系列投资和消费，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再度活跃引人注目。

    2001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失色大致为消费和投资的增色所抵销，外需黯然失色，内需稳健爬升。甚至国家统计局得出了今年经济增长93%靠内需，7%靠外需这样令人咂舌的结论来！（1）、就消费而言，1-6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17915亿元，同比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11209亿元，增长11.6%；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6706亿元，增长 8.1%。可见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新经济光环破裂后的寒意。（2）就投资而言，上半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899亿元，同比增长15.1%，比上年同期加快4.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8928亿元, 同比增长17.9%，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5%；基本建设投资4685亿元，增长11.8%，更新改造投资1776亿元，增长26.9%，房地产开发投资2123亿元，增长28.2%。和意料之中的国有经济投资的异乎寻常的增长，和同样并不奇怪的欲振乏力的民间投资相比，房地产投资的急速增长显然是一匹引人注目的“黑马”。

    鉴于房地产投资升势强劲，我们不能不细探究竟。在2001年5月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因住宅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强力拉动而增长了17.6%，增速比去年同期平均加快了8.1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尤其引人注目，2000年我国完成房地产投资4902亿元，增长19.5%，比基建、更改和其他投资增幅分别高13.4、6.3和12.5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0.2%。今年上半年，房地产业继续保持着繁荣势头。2001年1-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2300亿元，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高出20个百分点。1-5月份，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535亿元，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完成商品住宅投资1057亿元，同比增长30.7%；商业营业用房投资164亿元，同比增长38.5%；而办公楼投资则继续保持负增长，同比下降4.3%。可见此次房地产创1998年以来景气的最高点，和1992年以后那一波的房地产狂热有根本区别。区别一在于当年房地产泡沫的吹大和开发商获得银行大量融资有关，而此次则是最终消费者获得银行消费信贷扶持有关。更可贵的是：早在央行禁止“零首付”之前，各商业银行的住房信贷部已警觉地将个人住房按揭从8成降至7成。二是当年房地产泡沫和写字楼、楼堂馆所的无序膨胀有关，而此次则是和住宅业的异军突起有关。不仅85%的住宅为个人购买，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也决定了买了新房就意味着装修，意味着家用电器等等的更新换代。回顾我国消费，不难发现明显的轮次更迭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每个十年的“大三件”都有不同的内涵；回顾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人曾经说“亚洲人的财富都挂在身上”，戴着劳力士，喝着XO，坐着奔驰，却住得局促不安，这样的炫耀性赶超性生活方式显然面对经济危机时将脆弱不堪。也许我国住宅业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而表明国民正形成新一轮的，和“后短缺经济”的轻工制品消费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追求，此需求的启动可望得到中期性维持。

    2、国际经济乱局难以扰动我国公众的乐观预期心态，这样的情绪因为申奥成功和入世在即也可得以中期性维持。在世界经济增长失速时，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对未来乐观预期基本稳定，这对上半年经济增长平稳也功不可没。美国新经济之所以突然褪色，和其消费和投资信心从季度乐观到悲观的突然逆转有关。反观我国，企业和居民预期不仅没有逆转，反而随着即将到来的7年的“奥运经济”和“入世振荡”而得以强化。

    外国人对我国公众乐观预期如是看：万事达卡亚太区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显示出，中国大陆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处于持续增高的状态，其79.1的信心指数成为自1997年万事达卡在全球举办调查以来的最高记录，列亚太区第一位。在亚太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低迷到低于50的焦灼不安的悲歌中，中国大陆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却继续攀升并在亚太区独占鳌头。不仅如此，和2000年12月的那次条长相比，我国大多数大陆消费者对生活质量、经济状况和固定收入等项的反映尤其良好，这几项的指数分别达到90.9、88.2和83.4，此外，就业情况方面的指数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61.1，而去年12月，这个数字是54.8。上述调查显示出：我国经济成长既和众多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历史轨迹并不雷同，也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完全同步，从从1997年来，我国已经悄然步入培育内需之路并渐收成效。

    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公众乐观预期如是看：2001年5月，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4月份97.5的基础上，微降0.3点；同期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0.7点，比一季度降低了1.3点。这使得我国内部需求中的投资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也保持相对平稳。6月份，上述两个指数双双平稳攀升。不仅如此，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健也鼓励了境外投资者的信心，据美国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2001年4月的调查，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信心指数为1.69，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我们的结论是：外部需求中，外资流入的增加，内部需求中，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和公众预期的平稳乐观，构成了2001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如果我们比照周边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我们很难说中国经济在衰退中，因为7%以上的数字已经十分骄人；如果我们比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的“井喷式”膨胀，则这种增长速率似乎低于公众所预期的。加上中国经济处于“过大关”的“尖峰时刻”，不能不依赖快速增长靠新成果化解旧问题。无论是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度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同一条路，中国经济正拖曳着渐进体制改革的沉重包袱，艰难地爬坡，期待着击水三千里的驰骋，但路虽清晰行进却难，致使人们感觉到了“蓝灯? ?钡暮?狻?/P> 

    四、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狭路相逢智者胜

    预测之一：中国经济体制处于微妙的深层变革时期，2001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将“微妙地”平稳。从根本上说，世界经济陷入大乱局，使得我国面临自1997年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局势，但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深层调整也从1997年开始就悄然展开。大国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沿袭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外部需求的旧巢穴。故世界经济动荡不休对中国经济的直接损害程度还是相对有限的。（1）、“微妙”一词，于外部局势来说，是下半年世界经济能够多大程度上收拾乱局很微妙。据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林赛预测，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成长将趋近于零，三季度可能到达1%，四季度则有望进一步扬升至2%。另据联合国、OECD等预测，美国今年GDP增长约在1.7%-2%之间，稍高于上半年。而近日欧盟财长会议上，各国财长们也对欧盟在下半年出现复苏充满信心，这也许是哀兵鼓勇之辞，但毕竟，世界经济增长陡然失速后，可能于下半年有所回稳，舒缓我国的外需氛围。（2）、“微妙”一词，于内部局势来说，是我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热宏观”上的“冷微观”十分微妙。高通货膨胀和双位数的增长，和基本无通货胀威胁的适度增长之间孰优孰劣还难下定论。总体分析，今年下半年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因素的影响要略大于有利因素的影响，预计下半年我国GDP增长幅度约在7.3%左右，比上半年约低0.6个百分点，全年增幅约为7.6%。全年出口增长维持在约6%左右，外资流入约450亿美元，国际储备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为什么公众和企业却普遍感觉中国经济在蓝灯区运行？甚至这种“冷”感觉让政府决策部门也产生了寒意？这显示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性的阶段，从中期角度看，我国经济体制潜伏已久的战略性问题几乎已经开始要进行总决算了。

    预测之二：和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稳中滑落为体制改革提供了恰当背景。2001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仍然会平稳但稍有滑落。理由如下：一是下半年国际经济格局仍将基本维持旧观或回稳，但此轮美国经济的调整将是和10年来新经济的超长景气相对应的中期性调整，因此不能期望外部环境会出现一个意外的外部需求来刺激我国经济。去年我国外贸快速增长对GDP的拉动作用为0.47个百分点，而2001年我国利用外资的急剧上升可能使GDP多增长0.3-0.5个百分点，因此资本内流的急增大致可以抵销外贸滑坡的影响。二是中国经济增长中，显性的不稳定因素基本消除，甚至到2003年以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显性不确定因素，例如加大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改制、社会阶层稳定等，均已无大碍。而隐性的问题则又属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是公众预期平稳依旧，而房地产的投资和消费尽管繁荣，但却是市场自主性的内需启动，中期内不会大起大落，就算十五计划末，我国以住房消费贷款为龙头的消费信贷达到2万亿，在整个贷款中的比重也不过10％。四是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例如全年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城镇就业状况的加速恶化和农民总体收入增长的持续下降等等，对GDP增长的负面扰动冲击? 淮蟆R虼耍?欣碛上嘈牛?001年下半年，甚至在中期角度，中国经济都有可能在7%-8%的箱体内宽松运行，而不是紧运行。这恰恰是中国经济体制进行重大变迁时比较恰当的战略背景。

    预测之三：和难以量化入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一样，至今我们也并不确知所谓“奥运经济”对我国经济的拉动力度，对此宜冷静不宜热衷。这样的否定式预测也许经典预测相去最为遥远，但却值得警惕。下半年的两个外部提材，一是入世在即；二是申奥成功。入世冲击之所以量化，就在于其不仅可能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体制提出了新范式，更在于也许政府不能不经历痛苦的涅磐，形成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政府内部治理结构”。同样地，目前包括高盛、摩根斯坦利、国家统计统计局到经济专家们对“奥运”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预测也是千奇百怪，从拉动GDP的0.3%-1.0%等各种说法都有，这提醒我们对“奥运经济”需要保持清醒和理智。

篇10

1、更宽裕的小康诱致“自主性”经济增长引擎隐现，这样的亮点可望得以中期性维持。我们一度认为，我国经济的战略困局在于：拉动经济增长的“自主性”经济引擎已经从视野中消逝。但现在已出现了某种转机，这就是更宽裕的小康所导致的一系列投资和消费，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再度活跃引人注目。

2001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的失色大致为消费和投资的增色所抵销，外需黯然失色，内需稳健爬升。甚至国家统计局得出了今年经济增长93%靠内需，7%靠外需这样令人咂舌的结论来！（1）、就消费而言，1-6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17915亿元，同比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11209亿元，增长11.6%；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6706亿元，增长 8.1%。可见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新经济光环破裂后的寒意。（2）就投资而言，上半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899亿元，同比增长15.1%，比上年同期加快4.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8928亿元, 同比增长17.9%，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5%；基本建设投资4685亿元，增长11.8%，更新改造投资1776亿元，增长26.9%，房地产开发投资2123亿元，增长28.2%。和意料之中的国有经济投资的异乎寻常的增长，和同样并不奇怪的欲振乏力的民间投资相比，房地产投资的急速增长显然是一匹引人注目的“黑马”。

鉴于房地产投资升势强劲，我们不能不细探究竟。在2001年5月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因住宅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强力拉动而增长了17.6%，增速比去年同期平均加快了8.1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尤其引人注目，2000年我国完成房地产投资4902亿元，增长19.5%，比基建、更改和其他投资增幅分别高13.4、6.3和12.5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0.2%。今年上半年，房地产业继续保持着繁荣势头。2001年1-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2300亿元，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高出20个百分点。1-5月份，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535亿元，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完成商品住宅投资1057亿元，同比增长30.7%；商业营业用房投资164亿元，同比增长38.5%；而办公楼投资则继续保持负增长，同比下降4.3%。可见此次房地产创1998年以来景气的最高点，和1992年以后那一波的房地产狂热有根本区别。区别一在于当年房地产泡沫的吹大和开发商获得银行大量融资有关，而此次则是最终消费者获得银行消费信贷扶持有关。更可贵的是：早在央行禁止“零首付”之前，各商业银行的住房信贷部已警觉地将个人住房按揭从8成降至7成。二是当年房地产泡沫和写字楼、楼堂馆所的无序膨胀有关，而此次则是和住宅业的异军突起有关。不仅85%的住宅为个人购买，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也决定了买了新房就意味着装修，意味着家用电器等等的更新换代。回顾我国消费，不难发现明显的轮次更迭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每个十年的“大三件”都有不同的内涵；回顾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人曾经说“亚洲人的财富都挂在身上”，戴着劳力士，喝着XO，坐着奔驰，却住得局促不安，这样的炫耀性赶超性生活方式显然面对经济危机时将脆弱不堪。也许我国住宅业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而表明国民正形成新一轮的，和“后短缺经济”的轻工制品消费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追求，此需求的启动可望得到中期性维持。

2、国际经济乱局难以扰动我国公众的乐观预期心态，这样的情绪因为申奥成功和入世在即也可得以中期性维持。在世界经济增长失速时，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对未来乐观预期基本稳定，这对上半年经济增长平稳也功不可没。美国新经济之所以突然褪色，和其消费和投资信心从季度乐观到悲观的突然逆转有关。反观我国，企业和居民预期不仅没有逆转，反而随着即将到来的7年的“奥运经济”和“入世振荡”而得以强化。

外国人对我国公众乐观预期如是看：万事达卡亚太区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显示出，中国大陆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处于持续增高的状态，其79.1的信心指数成为自1997年万事达卡在全球举办调查以来的最高记录，列亚太区第一位。在亚太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低迷到低于50的焦灼不安的悲歌中，中国大陆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却继续攀升并在亚太区独占鳌头。不仅如此，和2000年12月的那次条长相比，我国大多数大陆消费者对生活质量、经济状况和固定收入等项的反映尤其良好，这几项的指数分别达到90.9、88.2和83.4，此外，就业情况方面的指数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61.1，而去年12月，这个数字是54.8。上述调查显示出：我国经济成长既和众多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历史轨迹并不雷同，也和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完全同步，从从1997年来，我国已经悄然步入培育内需之路并渐收成效。

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公众乐观预期如是看：2001年5月，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4月份97.5的基础上，微降0.3点；同期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0.7点，比一季度降低了1.3点。这使得我国内部需求中的投资在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也保持相对平稳。6月份，上述两个指数双双平稳攀升。不仅如此，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健也鼓励了境外投资者的信心，据美国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2001年4月的调查，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信心指数为1.69，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我们的结论是：外部需求中，外资流入的增加，内部需求中，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和公众预期的平稳乐观，构成了2001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如果我们比照周边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我们很难说中国经济在衰退中，因为7%以上的数字已经十分骄人；如果我们比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的“井喷式”膨胀，则这种增长速率似乎低于公众所预期的。加上中国经济处于“过大关”的“尖峰时刻”，不能不依赖快速增长靠新成果化解旧问题。无论是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度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同一条路，中国经济正拖曳着渐进体制改革的沉重包袱，艰难地爬坡，期待着击水三千里的驰骋，但路虽清晰行进却难，致使人们感觉到了“蓝灯? 钡暮狻?/P>

四、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狭路相逢智者胜

预测之一：中国经济体制处于微妙的深层变革时期，2001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将“微妙地”平稳。从根本上说，世界经济陷入大乱局，使得我国面临自1997年以来最为严峻的外部局势，但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深层调整也从1997年开始就悄然展开。大国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沿袭小型开放经济体高度依赖外部需求的旧巢穴。故世界经济动荡不休对中国经济的直接损害程度还是相对有限的。（1）、“微妙”一词，于外部局势来说，是下半年世界经济能够多大程度上收拾乱局很微妙。据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林赛预测，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成长将趋近于零，三季度可能到达1%，四季度则有望进一步扬升至2%。另据联合国、OECD等预测，美国今年GDP增长约在1.7%-2%之间，稍高于上半年。而近日欧盟财长会议上，各国财长们也对欧盟在下半年出现复苏充满信心，这也许是哀兵鼓勇之辞，但毕竟，世界经济增长陡然失速后，可能于下半年有所回稳，舒缓我国的外需氛围。（2）、“微妙”一词，于内部局势来说，是我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化解“热宏观”上的“冷微观”十分微妙。高通货膨胀和双位数的增长，和基本无通货胀威胁的适度增长之间孰优孰劣还难下定论。总体分析，今年下半年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因素的影响要略大于有利因素的影响，预计下半年我国GDP增长幅度约在7.3%左右，比上半年约低0.6个百分点，全年增幅约为7.6%。全年出口增长维持在约6%左右，外资流入约450亿美元，国际储备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为什么公众和企业却普遍感觉中国经济在蓝灯区运行？甚至这种“冷”感觉让政府决策部门也产生了寒意？这显示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性的阶段，从中期角度看，我国经济体制潜伏已久的战略性问题几乎已经开始要进行总决算了。

预测之二：和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下半年经济增长的稳中滑落为体制改革提供了恰当背景。2001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仍然会平稳但稍有滑落。理由如下：一是下半年国际经济格局仍将基本维持旧观或回稳，但此轮美国经济的调整将是和10年来新经济的超长景气相对应的中期性调整，因此不能期望外部环境会出现一个意外的外部需求来刺激我国经济。去年我国外贸快速增长对GDP的拉动作用为0.47个百分点，而2001年我国利用外资的急剧上升可能使GDP多增长0.3-0.5个百分点，因此资本内流的急增大致可以抵销外贸滑坡的影响。二是中国经济增长中，显性的不稳定因素基本消除，甚至到2003年以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外部显性不确定因素，例如加大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改制、社会阶层稳定等，均已无大碍。而隐性的问题则又属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是公众预期平稳依旧，而房地产的投资和消费尽管繁荣，但却是市场自主性的内需启动，中期内不会大起大落，就算十五计划末，我国以住房消费贷款为龙头的消费信贷达到2万亿，在整个贷款中的比重也不过10％。四是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例如全年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城镇就业状况的加速恶化和农民总体收入增长的持续下降等等，对GDP增长的负面扰动冲击? 淮蟆R虼耍欣碛上嘈牛?001年下半年，甚至在中期角度，中国经济都有可能在7%-8%的箱体内宽松运行，而不是紧运行。这恰恰是中国经济体制进行重大变迁时比较恰当的战略背景。

预测之三：和难以量化入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一样，至今我们也并不确知所谓“奥运经济”对我国经济的拉动力度，对此宜冷静不宜热衷。这样的否定式预测也许经典预测相去最为遥远，但却值得警惕。下半年的两个外部提材，一是入世在即；二是申奥成功。入世冲击之所以量化，就在于其不仅可能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体制提出了新范式，更在于也许政府不能不经历痛苦的涅磐，形成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政府内部治理结构”。同样地，目前包括高盛、摩根斯坦利、国家统计统计局到经济专家们对“奥运”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预测也是千奇百怪，从拉动GDP的0.3%-1.0%等各种说法都有，这提醒我们对“奥运经济”需要保持清醒和理智。

篇11

城市设计是以提高城市的生活环境品质为目标，在城市发展总体政策框架指导下，综合组织城市各种功能，关注城市历史空间的设计，以城市形态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城市局部地区所进行的阶段性的整合设计[1,2]。城市设计的重要对象就是城市局部地区的整体开发建设和公共空间的环境设计，城市建设是城市设计的原动力，也是城市历史空间得以保存和发展的契机，这就是从城市设计的角度研究历史街区的原因[3,4]。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现代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许多城市历史街区周边地区大多实行高密度开发，造成不同风格的建筑直接冲突或者不同尺度、不同时期风格的建筑物生硬的出现在道路两侧的现象。鉴于城市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发展的断层现象，本论文选定成都文殊坊历史街区及其环境协调区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运用城市设计的方法对文殊坊历史街区环境协调区的社会经济价值及其空间设计进行分析探讨，旨在促进成都市整体环境的协调融合，实现现代和历史的和谐共生，使城市相关建设“又好又快”的健康发展。

1 文殊坊历史街区分析

1.1区位分析

文殊坊与宽窄巷子、大慈寺一并称为成都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文殊坊位于市中轴线人民中路旁,作为成都中央休闲旅游区,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_文殊院(5.73公顷),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这里交通便利,向南与成都市区中心天府广场、向北与火车北站都非常近（见图1）。

1.2 功能性质定位

作为成都市政府规划的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之一、六大旅游休闲商业区之一,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倾力打造的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展示成都特质、代表成都文化的城市名片,是成都市民怀旧寻古、休闲娱乐的上尚之选,海内外游人宾客认识成都、体验成都休闲文化的重要窗口[5,6]。

1.3 文殊坊街区肌理分析

1.3.1 改造前肌理分析

道路是决定城市格局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改造前图底关系（见图2）可以看出，文殊坊道路格局呈“井”字型道路网布局。在城市主要道路人民中路、文武路、草市街和大安西路的围合内，街巷把片区划分成几块大小不等的地块。这种路网格局方便地处理了新城区与旧城区道路的衔接关系，有利于保护文殊坊的完整格局，为保护这个片区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创造了有利条件。传统街巷中院落与街巷相互依存，其紧密的关系使街巷与院落建筑共同构成了城市丰富紧凑的肌理效果，当这种城市肌理作为城市特色街巷空间时，街巷肌理也是体现街巷空间特征的标识之一[7,8,9]。

1.3.2 改造后肌理分析

从改造后的文殊坊街区图底关系（见图3）可以看出，整个街区肌理呈现出较为匀质的状态，院落建筑比较均匀地分布在街区用地上，整体呈现"面"的特征，而不是传统街道所体现出来的肌理那样，由街道对建筑进行组织，建筑紧密排列在街道两旁，整个街区呈现出强烈的线性状态[7]。

2 文殊坊历史街区环境协调区分析

2.1 环境协调区划定

“成都市文殊院文物保护片区改造城市设计”的“文殊院片区保护区划示意图”将文殊坊历史街区划分为文殊院保护区、建设控制区、景观协调区三个功能分区[10]。

由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协调区是在建设控制地带之外，划定的以保护自然地形地貌为主要内容的区域。而本文研究的环境协调区纯粹为历史街区与现代城市之间的过渡地带，同时通过具体的实地踏勘，认为“成都市文殊院文物保护片区改造城市设计”中的建设控制区与景观协调区所起的作用均是一种协调过渡，而该地块周边也并没有需要保护的大面积的自然地形地貌环境，故本文将“成都市文殊院文物保护片区改造城市设计”中的建设控制区与景观协调区合二为一，并统称为环境协调区而作为研究对象（见图4、图5）。

2.2 环境协调区概况

文殊坊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作为成都中央休闲旅游区，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西至人民中路，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总规划用地面积33.25公顷。目前环境协调区内基本上呈现出典型的城市现代街区空间。在北大街、大安西路、府河两岸上除了本历史街区的开口外，其它地区沿街建筑均为大尺度的现代建筑风格（见图6），富有传统特色的商业店铺与北大街路上现代化的建筑界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图7）。同时在人民中路周围新建的城市现代空间建筑物大多为多层，在建筑高度及形式上对比明显。

篇12

“PPP让两徽高速至少提前了5年建成。”陇南市两当县县长郭省军则说。

两徽高速，主线起于两当县杨店（甘陕界），与陕西省规划的太白至凤县至杨店（甘陕界）高速公路相接。经灵官峡、柳林镇、银杏乡，止于徽县李家河，以枢纽立交与十天高速公路相接。两徽高速公路主线全长53.4km，全线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行车速度80km/h。用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刘建勋的话说：“两徽高速是甘陕高速网络的咽喉路段，也是陇南通往宝鸡、西安方向的咽喉路段。”

这条高速项目的估算总投资为75.3亿元，而徽县2015年的财政收入为9.2亿元，两当县更是不足9000万。这便不难理解两位县领导的感慨以及对PPP模式的认可。

对甘肃而言，两徽高速的故事是延续多年的交通领域传统建设模式发生变革的生动写照，这不仅实现了甘肃省交通建设领域PPP项目建设零的突破，并且入选财政部PPP示范项目，最为重要的是利益相关方在其中发生的角色变化。

示范项目概况

甘肃PPP模式首批公路试点项目，每公里造价1.4亿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交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相关意见，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确定了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建设两徽高速这一重点项目，并将其列为全省交通行业采用PPP模式投资建设的首批公路试点项目。2015年9月，该项目被财政部确定为第二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在西北地区尚属首次。

经甘肃省政府批准，甘肃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甘肃交建集团”）为项目PPP实施机构，主要负责PPP项目的准备、采购、监管、移交等工作。

记者注意到，这个项目在前两次招标中，都因为没有足够竞标方而流标，在2016年6月22日的第三次招标中，经过“单一来源采购”商务谈判，确定甘肃路桥第三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五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中交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甘肃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为社会资本投资人，项目建设用地由陇南市人民政府以土地入股形式进入项目公司。

项目实施方案显示：该项目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建设―运营―移交（BOT）+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建设，项目资本金30.12亿元，占投资估算总金额的40%，由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自有资金共同组成;国内银行贷款45.18亿元，占投资估算总金额的60%。

值得一提的是，两徽高速公路地形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桥隧比达到58%，每公里工程概算造价达到1.4亿元，投资巨大。“积极引入央企中交集团和省企合作的社会资本投资人，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同向合力，推进项目建设。” 甘肃交建集团董事长乔松青说。

此外，《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该PPP项目中的一大亮点是公路建设基金的支撑作用。甘肃两徽交通投资基金由甘肃交建集团、甘肃交通投资基金及社会投资人共同设立，目前已投放基金5亿元，该基金将全部用于两徽高速公路建设。其中甘肃交通投资基金为“合伙制私募基金”，由省交通运输厅与中交基金共同发起，基金总规模为400亿元。

虽然相对传统建设项目，PPP项目增加了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实施方案报批、社会资本的选择、绩效评价、项目移交等环节，但在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刘建勋看来，这很重要：“PPP项目实施方案如同项目的工可报告，实施方案的批复即PPP项目的立项批复文件，物有所值评价是PPP项目的通行证，财政承受能力评估论证是PPP项目获得可行性缺口补助、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入门证。”

甘肃交建集团总经理赵发章说，“这个PPP项目实质就是基础设施上的按揭，提前消费，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弥补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不足的困难，有利于提高效率。”

示范项目意义

促进地方发展，调动政府部门积极性

无论是群众还是官员，建设中的两徽高速，无疑是条盼望了很久的路。

“（通车）将把从徽县到两当原本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缩短到20分钟。而从徽县去陕西宝鸡，4个小时的车程将缩短至一个半小时。”记者随机采访的一位徽县司机王师傅如是说。

在徽县副县长付小龙看来，这条路的三大意义是方便当地人出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带动红色旅游资源。“这是县里最大的民生工程。”

而在这条高速的另一端、陇南市最后一个通高速的县――两当，对这条公路同样盼望已久。“这条高速我们想了七八年，但没能力做。”两当县县长郭省军直言，“这不仅是高速路，也是扶贫路、致富路，这条大通道的建成，将对我县农业、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意义深远。”

如果说两徽高速通车后为地方带来的变化还是一种憧憬，那么项目参与者角色上的变化已是现实，这也是按照PPP模式建设的两徽高速项目，给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最突出感受。

刘建勋说：“以前的传统模式下，交通行业主管部门大包大揽，对项目的规划、立项、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养护、管理等全过程负责，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按照PPP模式，政府除负责规划、立项和多种付费模式外，采用绩效评价的手段在前述过程中实施监督管理。”

在徽县副县长付小龙看来，PPP模式跟传统模式对政府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原来是只有想法，现在效率提升;原来被动，现在县里以建设用地入股，配角变主角;此外，施工企业都是大企业，成本降低。

身份的转变，调动了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徽县和两当正在以超大力度和超常措施，为这条路保驾护航。

徽县副县长付小龙说，徽县成立了“协调领导小组”，目前有20多人的团队“全身心投入”高速公路建设：一是随时解决有关问题（拆迁、群众工作）;二是配合设计单位，开展前期工作;三是积极筹措征地拆迁资金;四是营造舆论氛围;五是指定常务副县长专管这项工作。

在森林覆盖率超七成、有志打造“深呼吸小城”的两当县，正在举全县之力做好项目的征地、拆迁、协调服务等工作。“我每隔几天就要去现场看看。”两当县县长郭省军说。

两徽高速项目公司总经理武志奎显然对政府的“配合”非常满意，他对记者表示：“项目（高速公路）上有事我可以直接给县长打电话，协调效率要比传统模式高多了，真的是特事特办。”

示范项目瓶颈

社会资本方谨慎，相关政策不配套

毕竟是甘肃省首条PPP高速项目，各方都倾注了极大“关切”。两徽高速公路自2015年3月开展前置性手续的办理工作，截至2015年10月底已办结项目规划选址意见、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等11项全部前置性手续。甘肃交建集团董事长乔松青坦言，这是部门重视、特事特办的效果。“7个月时间全部手续办结，传统模式可能需要两到三年。”

然而与政府一路绿灯的畅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资本方的“谨慎”。甘肃交建集团财务部负责人郭真已记不清项目前期经过了多少轮谈判，甚至签约仪式前两天还在和各方解释沟通。印象最深的，和社会资本方光条款就讨论了三天，“（社会资本方）就是怕吃亏，不过十几个亿真金白银投进去，有顾虑很正常。” 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前排右二）听取两徽高速公路建设情况汇报

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正是PPP模式的初衷。这对属于经济相对落后省份、财政能力有限使得交通行业项目落地难的甘肃而言，尤为明显。“受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甘肃省公路交通项目投资回报大多在二三十年，多数项目收益不能覆盖成本和合理回报，需要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加之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引进社会资本比较困难。”甘肃省财政厅PPP管理中心主任武晓岗坦言。

甘肃交建集团董事长乔松青说：“交通PPP项目收入来源主要是使用者付费与政府补贴结合，在项目自身收益低、政府补贴存在风险的情况下，民营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两徽高速项目历经三次招标才落地，且社会投资人均为国企，已经佐证了武晓岗和乔松青的观点。

武晓岗认为，民间投资在PPP的社会资本结构中占比相对较少，这一直是做PPP项目的一个难点。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互信机制。二是融资难度。由于绝大部分项目还是靠银行贷款，现在融资成本相对比较低的是开发性金融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而民营企业很难从这些机构获得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