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动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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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发表主旨演讲时说：“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他还指出，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将从改革、调结构、改善民生三个方面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

2014年初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3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通货膨胀指数温和，大幅低于今年控制在3.5%以下的目标；令人担忧的是生产者物价指数（PPI），3月份PPI同比下降2.3%，较2月份同比降幅进一步放大，至此已连降25个月，反映出工业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当前乃至过去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明显增加，中长期阶段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

在市场对我国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充满疑虑之时，的此番讲话对于判断今后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势极为重要。尽管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带来的诸多困难，但综合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仍能保持稳健运行。速度并非一切，经济增速放缓实际上反映着一国经济的成长和成熟，这既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和经济体运行内在矛盾与风险逐步释放、国民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结果，也有国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压缩过剩产能、调整债务杠杆、增强资金面约束等积极主动调整因素的作用。目前我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并不是速度，而是结构和可持续性，此时经济增速放缓正是调整结构、为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的表现。

在新的发展阶段，新一届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了我国经济三大方面的全新动力：改革、调整结构、改善民生，即通过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工业、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开发，来形成新的增长点。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出现积极变化的迹象也不容小觑，从投资驱动看，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减少审批事项的推动下，民间投资热情有所上升，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超过20%，高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占全国的比重为63%；从吸纳社会就业人口情况看，我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反映出我国服务业仍在继续扩张，将对就业人口增长形成强力支撑；从产业结构调整看，当前我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企业业务总量呈较快增长；从金融风险缓释角度看，在出现个别金融产品违约事件后，刚性兑付被打破，整个金融体系的抗风险意识已经有明显增强。此外，庞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消费潜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等等，均会支撑国民经济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而社会上数量庞大的微观经济主体基于强烈发展愿望的自发性经济行为与调整，也会给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托底”，能够有效止住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惯性下滑。综上所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将呈现如下特点：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将会紧盯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区间，相机进行政策调整以实现经济维稳；出台较大规模刺激性经济政策几无可能；央行货币政策以稳为主，不能寄望于通过放松货币、扩张信用、货币政策“一松就灵”的方式；政府强调“简政放权”，更多地创新宏观调控政策，构建新的内在稳定增长机制。

“转方式、调结构”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经济任务，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忧虑我国经济前景的“悲观论”、“危机论”甚嚣尘上。对于我们自身，不再需要GDP统领一切的政绩观，不再需要高能耗、高污染的“强势发展”，不应再为速度而牺牲环境，不应再为追求增长数据而忽略其背后的经济质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各种资源要素调整配置，提高资源和要素的利用效率，这依赖于顶层设计和及时推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只有坚持深化改革，告别以往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惯性，坚定于调结构、重环保、重民生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不为外界杂音所左右，才能迎来我国经济社会期待已久的“全新动力”和绿色、可持续增长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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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海工装备业务的崛起，或将打破当前传统船舶制造业的市场惨淡局面，成为新的市场增长点。

市场竞争“热火朝天”

近日，舜天船舶重大合同公告称，公司和国内另外两家公司一起与挪威宝澳海洋平台供应船舶公司签订合同，向其建造出售两艘多功能海洋平台供应船，合同金额约9亿元人民币。该合同的签订，意味着舜天船舶开始进军海工装备领域。

事实上，舜天船舶进军海工装备领域并非个案。包括中国重工、熔盛重工在内的多家公司都拿到了海工装备领域的订单。

据统计，2012年全球海工装备订单总额为 428亿美元，首次超过传统船型的订单总额，甚至超越了金融危机前2005～2008年的平均历史最高水平，呈现出较为景气的态势。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我国对海洋开发的需求越来越大，促进了海工装备行业的加速发展。

在巨大的市场诱惑下，各地纷纷出招，从国有造船集团到地方造船企业，都在加大海工装备的支持力度和拓展速度。

从制造企业的类型看，主要有三类企业角逐海工装备市场。第一类是以中船集团和中船重工为代表的央企集团，在高端产品建造上占据优势，如大型FPSO、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钻井船等。第二类是地方造船企业，如中远船务、中集烟台来福士等，这些企业发展迅速，实现了重点突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FPSQ改装、半潜式钻井平台建造上已占据一定的市场优势。第三类是石油系统企业和重型机械制造企业，如中海油下属的海油工程天津基地、中石油的青岛海工建造基地、辽河石油装备、上海振华重工、四川宏华集团等。

从地区竞争态势看，我国海工装备制造业的三大地域正在形成，分别是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环渤海地区以大连、天津、青岛、烟台等地为主，聚集了大连船舶重工、大连中远船务、中海油天津塘沽基地、中海油海西湾基地、中石油青岛海工基地、中集烟台来福士、蓬莱巨涛毒洋工程公司等，产品集中在自升式钻井平台、半潜式钻井平台。大连船舶重工作为该地区的龙头企业，具有丰富的海工装备建造经验，自升式钻井平台建造数量在国内遥遥领先。

长三角地区以南通、上海等地为主，代表企业是中船集团长兴造船基地、外高桥船厂、上海船厂、中远南通船务、振华重工、熔盛重工，产品侧重于高端装备，如外高桥建造的“海洋石油981”超深水钻井平台，熔盛重工建造的3000米深水铺管船“海洋石油210"，上海船厂建造的物探船和钻井船等。

珠三角地区是我国南部的海工装备基地，主要以广州地区为主，包括中船集团龙穴造船基地、黄埔船厂、招商局重工等，产品集中在模块、海洋工程辅助船建造和各类平台、FPSO的修理，还缺乏高端产品的支撑。

其中，南通市的海工装备制造业发展较快，在长三角地区较为突出，竞争态势明显。迄今，南通已成为江苏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海工装备产业基地，2009年实现产值226. 5亿元，占全国海工装备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产品覆盖从近海到深海的所有种类。“十二五”期间，南通将力争产值达到1000亿元规模。目前规模以上船舶及配套企业中，已经有29家转型为海工装备制造企业。

地方政府“兴致勃勃”

无论从产业政策、内需市场，还是从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规律上看，今后数十年的巨大发展潜力使得地方政府正在有意引导海工装备产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3月，浙江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把海工装备列入海洋新兴产业，作为浙江省培育发展的9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同时提出打造国家级的海洋先进装备业和海工装备基地目标任务。

2011年6月，浙江省制订的《浙江省科学技术“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将海洋工程作为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加以重点研究和扶持。其中，对推进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建设方面，浙江省表示将重点支持舟山海工装备产业的发展。

2 012年1月，江苏省政府《江苏省“十二五”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其中提出重点发展新型海洋工程装备和主力海洋工程装备，确保江苏海工装备製造研发和产业化大省的地位。

受此地方政策良性刺激，2012年，在世界船市波动、市场低迷的不利环境中，该省南通市海工装备产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产业规模全国第二，占据全国海洋工程市场1/3份额。据介绍，南通的海工装备产业发展经验总结起来主要是：第一、准确把握了转型升级的要求，将新兴产业作为突破口；第二、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第三、做好产业布局规划；第四、在招商引资、产品重点、科研服务、建立市属专项基金、出台相关发展政策方面狠下功夫。

此外，诸多省市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类似政策，引导本地具备条件的船企“转攻”海工装备制造市场。

国家政策“高处着眼”

海工装备领域订单的增加离不开国家对船舶工业的政策扶持。目前，一系列国家政策也在引导海工装备的发展力度。

工信部日前《船舶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我国船舶工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环渤海湾、长三角和珠三角造船基地成为世界级造船基地，产业集中度明显提升，前10家造船企业造船完工量占全国总量的70%以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达到2000亿元以上，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20%。

2012年2月，《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划期为2011～2020年）由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资委、国家海洋局联合。在这之前的2011年9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国家能源局联合组织编制了《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创新发展战略（2011～2020）》，这是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首次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创新发展战略，体现了对海工装备产业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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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刚刚跨入新世纪之际，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了以民族文化为单元的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融合与互动的进程，文化产业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极具可持续发展力的朝阳产业，它的发展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从经济的边缘走向了中心，成为国家的支柱型产业，而我国文化的产业化及其文化产业则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和目标之后，如何充分发挥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的优势，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更显紧迫。

一、文化产业概述

（一）文化产业的内涵界定

文化产业是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文化和经济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概念是由英文词语Cultue Industy翻译而来（亦被译为“文化工业”）。但时至今日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称谓：它在美国叫版权产业，在英国叫创意产业，在西班牙叫文化消闲产业，在日本、德国、荷兰、韩国等许多国家叫文化产业，还有叫文化工业或内容产业。当前，国内外有关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也各不相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述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注：参见徐浩然,雷琛烨《文化产业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了文化产业的内涵，我国学界和政府对“文化产业”一词的内涵仍有分歧，但为了统一，基本都将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所规定的内容作为标准，即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具体可分为3个层次9个类型。其核心层是(1)新闻服务；(2)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3)广播、电视、电影服务；(4)文化艺术服务。层是(5)网络文化服务；(6)文化休闲娱乐服务；(7)其他文化服务。相关层是(8)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9)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 （注：参见《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国统字［2004］24号文件,2004年3月29日。）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的本质特征

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对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球资本一体化进程，打破了生产体系的国家界限，把各个部分重构为全球生产体系，世界市场便不仅充斥着不同国家的物质商品，如汽车、日用品等，而且也充斥着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书籍等。毋庸置疑，全球化使当代文化产业呈现出了显著的时代特征:

第一，文化产业的开放性。全球化的强大冲击力与信息社会的快速降临，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性加快，使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与拓展空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放射型状态，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成为真正的开放性的空间。就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而言，它包容了“以物质资本、经济资本为运转方式”的传统产业，还拓展了“以智力资本、文化资本、数字资本为运营方式”的新的信息文化产业。就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而言，它不仅关涉人的基本存在样式(如生老病死)，还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人的审美、休闲、娱乐)。

第二，文化产业的全球性与地方性。全球化的浪潮，把不同地域纳入到同一的、全国性的、甚至全球性的体系之中，从而促使人们的眼光从狭隘的、封闭的视野中摆脱出来，而把更遥远的地域范围作为自身的关注对象，对更遥远的地域出现的文化现象发生兴趣。就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而言，文化产业又具有地方性。如美国的大片大多数是在好莱坞制作完成的。在以信息化和全球化为主导的新经济模式中，地方经济能力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态势，这些发展趋势拓宽了地方文化结构，提升了地方文化竞争力。

第三，文化产业的创新性。在全球性的竞争压力之下，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样态日益呈现出了创新性的特征，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化产业是一种创意产业，产业的整合与发展必须拥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其二，文化产业的本质是文化的产业化，也就是说，文化产业必须运用业已拥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去创造财富；其三，文化产业必须时刻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

（三）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必然打破原有的生产格局和市场格局，文化成为产品、成为商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普遍的经济现象。因此，文化产业的竞争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竞争，也是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的竞争。

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看。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重视培养与发展文化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将发展文化产业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之中。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充分显示了文化产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行业增加值逐年递增。截止200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共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实现增加值3577亿元。同时，当前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10000元大关,在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地区已经进入3000—5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收入的增加必然伴随着消费支出增多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为文化产品消费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文化产业还只是刚刚起步，要赶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从消费角度来看，在美国与西欧一些国家，文化消费已占到家庭消费的30%以上，而在我国，家庭消费支出仅有148%用于文化消费。从生产角度看，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20%以上；在英国, 2001年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达1120亿英镑，占英国GDP的82%；日本文化产业的产业规模比电子业和汽车业还要大，2000年达到85万亿日元，占GDP的17%，仅动漫业的年产值就在国民经济中占到第六位。而我国文化产业(包括相关产业)总增加值仅占GDP的4%，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注：参见祁述裕《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因此，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潜力巨大，又任重道远。

二、玄武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一）资源条件

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核心城区，玄武曾是东吴、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六朝宫阙御苑所在地，中山陵、总统府、玄武湖、鸡鸣寺等闻名全国的景点荟萃于此，六朝、明清、民国等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厚积于斯，有重点古迹、文物保护点72处，占全市主要文化旅游资源的40%以上，发展文化产业的先天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区域内有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等40余家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拥有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馆、南京博物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众多公共文化场所，可谓科教发达、人文鼎盛，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雄厚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撑。

（二）发展情况

近年来，玄武文化产业已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到目前为止，已基本形成以长江路文化一条街为龙头，以1912民国休闲街区、毗卢寺佛教文化、总统府、梅园新村现代历史文化为依托的产业体，特别是1912民国休闲街区起到了全面提升品位，彰显新都市独特个性的作用，以其独特的资源与区位优势相结合，成为浓缩南京城市人文精华和历史发展风采并引领时尚的城市客厅。但整体而言，目前资源挖掘利用力度还不够大，文化产业还没有产生较高的知名度，经济贡献率还不高，对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与其在南京市文化资源中所处的地位还很不相称。

（三）存在问题

一是资源挖掘整合力度不大。多年来玄武文化旅游品牌就是中山陵、总统府和玄武湖等著名景点，不少六朝、明清、民国的旅游资源没有被充分挖掘、整合与宣传展示，深厚的文化积淀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吸引力，游客很难“旧地更重游”。二是产品创新度不够。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之一是产品，它决定游客的停留时间和消费水平。玄武目前文化产品大多是旅游观光型，以体验经济为代表的文化休闲、创意产品虽有一些开发，但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三是投资渠道单一，开放程度不高。目前，玄武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财政仍是主渠道，没有或缺少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而且，玄武文化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刚刚起步，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起步时间也不长，吸引外资规模不大。

三、玄武文化产业发展对策

（一）整合资源，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业

基于玄武自然禀赋和发展现状，发展文化产业要首先突出文化旅游业，进一步深入挖掘山水城林自然资源和六朝、明清、民国等历史文化资源，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塑造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旅游品牌。

一是打造长江路文化街。完善沿街10大文化景观（毗庐寺、梅园新村、总统府、中央饭店、江宁织造府、江苏美术馆、人民大会堂、金陵图书馆等），全面建成融艺术展览、文化交流、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江苏文化第一街。高标准建成江宁织造府，深度挖掘该遗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并进行相关的《红楼梦》、云锦、皇家文化等文化产业开发，最终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历史文化价值和经营特色的著名品牌，使之成为国际一流的红学研究和云锦织造研究基地，为海内外游客提供一个高层次文化交流与享受的休闲去处。重点实施梅园新村历史街区改造，修建、恢复具有利用和保护价值的优秀历史建筑，建成钟岚里休闲街区，最终把该地区打造成文化气息浓厚，并与周边梅园新村纪念馆、总统府及1912休闲街区相呼应的又一特色商业街区。

二是建设环玄武湖旅游风光带。依托明城墙，加快建设“明城汇”文化休闲街区，重点引进国际知名品牌，建成集餐饮、休闲、娱乐、文化艺术品交易等为一体的高品位文化休闲商业街。目前，该街区一期已成功运营，二期开发建设正加速推进。加快九华山景点开发，完善北极阁风貌区功能，积极跟进南都水乡项目，利用火车站广场、药物园、情侣园等景观资源，精心打造整体联动、国内知名的“观山、亲水、登城、听钟”生态旅游风光长廊。

三是完善文化旅游产业链。围绕长江路上的各主要旅游景点，建设古玩字画、旅游产品等特色市场及旅游中介市场。结合中山陵环境整治，在孝陵卫、卫岗、王家湾等风景区出口处发展旅游服务特色市场。在各景区配套建设各类服务设施，积极挖掘、推出六朝宫廷宴、红楼美食宴、民国公馆宴等特色餐饮服务，变游在玄武为食住在玄武，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游客参与度。

（二）发挥科教优势，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智慧密集型的新兴领域，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产业。对于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玄武区来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对推动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依托徐庄软件产业基地动漫走廊和江苏文化产业园，重点建设涵盖创意设计、动漫游戏、影视制作、音像制作、艺术创作、工艺美术、文化旅游、传媒印刷等文化产业的孵化和培育中心，打造宁栖路文化创意产业街、板仓街文化特色产业街区、中央路300号休闲产业园、威孚金宁都市产业园、南汽都市产业园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区。

二是充分利用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等现代文化设施和资源，培育演出市场，发展设计、咨询、评估、调查、策划等文化创意产业，逐步形成规模优势。扶持一批国内领先、有较大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的文化企业，打造一批有发展潜力和重大创新意义的文化项目，力争形成一批文化产业品牌。

三是整合高等院校、文化企业、社会机构教育培训资源，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影响的教学和培训基地，开展文化产业相关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三）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拓展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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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宏观的消费支出对比，城乡消费差异还表现为其组内的需求差异。据统计年鉴的数据搜集方式，四川省近年来城镇居民食品类支出所占比重变动较小，近10年来一直围绕35%小幅波动；而农村居民食品类支出所占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02年为44.79%，2013年为33%。2012年开始，其比重开始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类支出比重，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中，食品类支出的增长一直伴随着总支出的增长而增长，且增长幅度大致等于总增长幅度；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类支出比重的逐年下降间接反映出教育文化等其他支出的增长，也就是说，在这十几年中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快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四川省城乡居民收入状况对比分析

从总量上来说，在2002年至2013年中，四川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一直稳步上升，但就增长率来看，在2009年之前，二者变化较为不规律，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开始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即农村发展近年来要快于城市发展。

同样，城镇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存在不同，这不能仅靠总量的数据对比来说明，结构因素影响也较大。据2005年到2013年的统计年鉴已有数据，城镇居民工资收入比重平均约占总收入的70%，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与工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大，平均为88%，且总体呈下降趋势。在城镇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收入占比远高于农村，但自2010年，与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占比的下降同步，财产性收入也在逐步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来源和途径更多，这体现了劳动报酬和要素报酬分配的结合，而农村居民收入仍然处于劳动报酬占主导，要素报酬占比过小。特别是2008年以后，随着各大城市房地产行业的崛起，土地要素开始成为回报率最高的要素之一，但就四川省农村土地情况来看，土地要素难以发挥作用，所以这也扩大了收入差距。

三、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趋势对比

消费本身存在习惯效应和棘轮效应。在相对收入假说中，消费存在棘轮效应，即消费在形成之后具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调整而不易于向下调整，而从一个较长的期限来看，居民的消费是具有“习惯形成”效果的，随着习惯消费水平的增长，消费者将难以忍受消费水平的下降，而相反更容易增加消费，在这个假设下，消费本身就是内生增长的。那么，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良性的拉动作用，结合实际，近年来农村居民的消费总体水平提高速度明显快于城镇，在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农村消费潜力将不容小觑。

根据持久收入理论，居民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也可以被理解成为长期收入，而收入对消费具有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将这几种理论结合来看，消费者对于自身的消费具有理性预期，长期来看收入增加必然导致消费增加。针对四川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而言，近十年来城镇居民的收入总量的增长率低于农村居民收入总量的增长率，城镇居民收入结构的优化也不及农民收入结构，那么理论上来说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将快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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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2

结合中央和自治区对桂林市发展的新定位新要求，以及桂林未来发展需要和战略定位“加快建设新城，着力提升老城，产业融合发展，城乡协调推进，生态文化相融，富裕和谐桂林”的总要求，桂林今后的产业发展应突出绿色发展和特色发展，在产业发展中厚植绿色元素，擦亮生态品牌。

一、桂林产业经济融入绿色发展理念的必要性

（一）桂林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绿色产业的发展

国家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是包括金融在内资金的全方位支持，而不再是单纯的政策鼓励，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首次将绿色发展理念引入“十三五”规划之中。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赵建军说，当前产业领域的变革和转型就是要建立与绿色发展有关的目标和要求，全面实施绿色发展，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给社会也制造了尖锐的矛盾：资源匮乏，环境严重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绿色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使农业、工业、服务业强力持续发展，还可以使生态，生活，生产等环境得到改善，使人与自然发展和谐，更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多年来，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直受到桂林市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引领全市人民快速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绿色产业的发展，是促进桂林“两个建成”的重要表现。

（二）桂林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必然离不开绿色产业的发展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赵建军说，在新常态经济发展趋势下，由外贸推动和投资拉动的两轮经济结构开始向多轮化、绿色化格局改变。为了改变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恶化、生态系统的退化，促进产业绿色发展，这是长远的战略举措，更是当下亟待解决的行动。桂林作为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要尽快地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决策中，我们更需要采取和加大“走出去”的战略，在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竞争中抢占先机，争取在前景广阔且市场规模日益扩大的绿色产业发展的同时，为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加快促进桂林“两个建成”获取新的发展优势，为桂林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新动力。

（三）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发展，实现经济跨越发展创新模式离不开绿色产业的发展

绿色产业注重以科技创新为主、使产品服务的附加值得到提升，使经济结构得到优化、经济发展方式得到转变，提高经济质量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绿色产业的发展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突破口和抓手，为桂林实现经济社会健康、科学、协调、持续发展提供新方向、新动力，对桂林“筛鼋ǔ伞本哂兄匾意义。

（四）解决桂林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的方向、途径离不开绿色产业的发展

桂林12个县区中，其土地面积、人口占全桂林的90%以上，县域经济占全市GDP的三分之二，在桂林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年，桂林全地区生产总值1827.1亿元，组织财政收入195.2亿元，成绩喜人，但与广西其他市相比，桂林地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很大差距，经济总量不够大，人均发展水平低，财力不雄厚，各县区发展不平衡，尤其以发展第二产业的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总量仍然很小，对整个桂林地区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火车头的作用。因此，要使县域经济改革快速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利用循环资源、生产清洁、生态规划与绿色健康消费等融为一体，努力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县域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的合作双赢。

二、桂林有绿色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一）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利条件

由于发展绿色产业的重要因素是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条件等，恰恰桂林都具备这些条件，如土地资源肥沃、旅游资源丰富、生物资源珍贵、郁郁葱葱的森林资源等，同时又是历史悠久的旅游城市，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地处湘桂走廊南端、面向东盟和北部湾，空中有境内外航班线路55条，直接通达44个城市，截止2015年，有560多万人次旅客吞吐量，还有即将开通的贵广、湘桂等高速铁路，是连接全国高铁的主动脉，以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为桂林绿色养生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二）健康安全的、大量的农副产品是发展绿色产业的宝贵财富

广西唯一的全国首批十个循环农业示范市之一的桂林市，其大部分县区都属于农产品主产区或重点生态功能区，如平乐源头现代肉牛循环农业（核心）示范区、恭城矮寨生态乡村、邓扒新村，永福山洞食用菌种植基地、桂林吉福思罗汉果有限公司、灌阳雪梨、黑李标准果园、兴安灵渠葡萄产业（核心）示范区、资源山区番茄种植基地、龙胜翠鸭养殖示范基地、荔浦花卉苗木核心示范基地等，有430万亩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基地认证面积，有10个县荣获“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县”，获得无公害农产品或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农产品达170种。

（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是发展绿色健康产业的天然保障

桂林地区是喀斯特岩溶地质地貌，山、水、景是大自然赐予桂林最别具一格的礼物。桂林山水甲天下，如优美如画的漓江风景、阳朔的十里画廊、龙胜的龙脊梯田、荔浦银子岩等，古代水利工程灵渠，猫耳山下十里大{谷、全州天湖，资江等，景区辽阔，辐射面广，开发升级潜力大。所以说桂林发展健康养生绿色产业潜力巨大。

（四）宝贵的政策倾斜是发展绿色产业的巨大动力优势

2010年，桂林市荣获为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国家首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允许大胆探索和先行先试绿色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尤其是国土资源部批准实施的《桂林市旅游产业用地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国家发改委批复的《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展规划纲要》，使桂林拥有全国和广西普遍享有的许多优惠政策，更特别享有减免税收、资金引进、调整产业、征用土地等方面更多的政策优势扶持，为桂林发展绿色产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五）桂林人民拥有自然爱美的历史文化风貌，十二县区都有自然形成的基地――“花海”

如灵川、恭城的桃花基地、临桂、雁山荷花基地、灌阳李花梨花基地、荔浦、临桂、灌阳桂花基地、全州油菜花基地、兴安、灵川银杏叶基地、全州茶花基地、资源杜鹃花基地、阳朔格桑花（薰衣草）基地、龙胜、全州基地、平乐大发乡紫荆花基地、玫瑰花基地荔浦双江镇兰花基地、观赏花卉基地。为此将桂林打造成中国南方地区的旅游赏花胜地，形成“县县有美景，月月有花赏”的旅游赏花格局，有效提高桂林乡村旅游与农村休闲农业的影响力及知名度，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成为桂林市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三、桂林发展绿色产业的主要途径

结合绿色产业的特点和发展要求，桂林县域经济发展绿色产业，应充分发挥生态优势，以“特色加绿色”为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推动县域经济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生态发展之路。不仅要统筹推进“县域”发展的农业、工业、服务业，又要同时协调推进发展中心城区等的“县域外县域经济关联因素”的科学发展，在项目、人才、规划、宣传等各个方面支持促进发展绿色产业，积极宣传绿色产业项目建设、人才培养和规划等。以荔浦县绿色产业发展为例，桂林地区要发展以绿色产业为主的县域经济，有以下发展对策：

（一）牢牢抓住生态经济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生态农业的两大特点是绿色与环保，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主导方向也是绿色与环保。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主动、有效占领市场份额的有效途径。而荔浦县还拥有良好的特色农业结构和农业基础，如荔浦芋、马蹄、沙塘桔、夏橙、早莲藕是荔浦的招牌农产品，近年来，荔浦县为打造高效的现代农业园区，以发展低碳农业为抓手和突破口，积极推广农业节能减排技术，提升特色产业档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荔浦县全力打造提升321国道沿线百里特色效益农业示范带，着力抓好效益农业，累计建成各类标准化示范基地193个，种植优质水果38万亩、荔浦马蹄10万亩、荔浦芋5万亩，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成功打造自治区级“桔子红了―荔浦砂糖桔核心示范区”，大力推进“桂林市现代特色农业荔浦花卉苗木核心示范区”创建。全县共有区、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25家，年销售收入达25亿元，带动5万多农户增收。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是打造和发展绿色产业，为生态、经济的双赢夯实了基础。

（二）抓住特色资源开发，以工业园区为依托，发展壮大绿色工业

荔浦现有长水岭、金鸡坪、金牛、黄寨等工业园区。荔浦近年来下大力气以工业园区建设为抓手，以工业园区促进发展工业经济，加速工业化的龙头带动作用，创建以来就开始严格坚持要求高起点、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能，到逐步实现功能设施配套齐全、产业分类、资源共享、布局合理的现代工业发展格局，重点打造以农产品加工、食品、木衣架、家俱制造、小五金为主的绿色产业体系。2015年荔浦县园区工业总产值达152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72.3%，比2010年提高18个百分点。大力实施“一区多园”、“园中园”发展模式，创建广西小微企业创业园和广西农民工创业园。今后还将加大力度重点引进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到园区生根发展，把自主创新、科技研发、高端服务、生态宜居和休闲旅游等职能和功能打造成为荔浦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和长期发展的趋势，全面提升绿色工业化水平。

（三）抓好生态旅游开发，主动融入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带动“三产”快速发展

利用国家提出将桂林市建设为“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和“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有利条件，大力推进桂林―阳朔―荔浦旅游发展轴建设，实施桂林未来王国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马岭鼓寨民族风情园等一批旅游大项目，推进全县旅游转型升级。结合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建设，打造农业休闲旅游新亮点。改造、完善和提升银子岩、荔江湾、丰鱼岩等现有景区景点基础设施，创造性地k好荔浦芋美食文化节等休闲旅游文化主题等项目，不断丰富旅游产品类型，提高接待水平，提升生态旅游大品牌，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一批休闲生态精品旅游，加快构建“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旅游产业体系，推动旅游业向更为成熟的方向发展，促进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四）抓好生态环境建设，迈出生态文明建设新步伐，实现可持续发展

立足绿色产业发展理念，促使我们必须坚持资源开发与保护并重为原则，使生态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的过程中，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尽量减少不再生资源的消耗，突出竹木制品、食品、生物医药、小五金、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发展，大力支持鼓励县内企业引进新的工艺、新的技术、发展高效能，无污染，低能耗的绿色生态工业，提升产品附加值；以建设节约型社会为目标，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突破口，把握好能源资源管理，管理和加强资源节约；以打造一批循环经济示范企业为目标，建立以交通运输、建筑、工业等领域为重点，使一批企业的节能降耗加快改造，加强重点节能工程的实施，推广和使用先进节能技术及节能产品，加大供给侧改革，淘汰落后企业产能，促进和优化林产、电力、建材、矿产、农产品加工等领域能源的循环利用。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是“十三五”发展的思想灵魂，为桂林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统领桂林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服务，即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实施生态立市战略，推动生态产业化、生活低碳化、实现产业生态化，为桂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加快桂林“两个建成”战略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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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国民产出(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增加或人均生产水平的提高。我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发展水平来衡量地区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这一理论，在国内外已经多位经济学者证实。在区域性经济的实证分析方面，李红松、田益祥（2003）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比较。冯敏（2006），郑杰（2006）等人也分别对省市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生产函数模型

生产函数是用数学函数表达式的形式来体现劳动生产过程中，各生产要素与经济效益可能的最大产出量之间关系的，目前常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即：Y=f（A,K,L, , ,）C—D生产函数模型表示为：

式中：Y为经济效益产量(GDP)；A为效率参数，具体反映了广义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外生变量)。K表示资本投入量，体现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L表示劳动力投入量，体现为从业人员数量。其中全要素生产率A是可变的，它是由科研机构数量、科技技术投入、技术产出等各变量所确定的外生变量函数。对C—D(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得到：

（1）

全要素A可以表示成各技术、科研要素的函数。

（2）

将（2）式代入（1）式可得：

（3）

在实际社会经济中X1、X2、X3……我们通过以下几个这要因素来描述：X1高新技术引进支出，反映高新技术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X2内部科技活动的支出，反映区域内部科研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X3从事科技劳动的人员数量，表示科研中的劳动投入；X4科研机构的数量，反映了该地区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研究的专业机构数量；X5专利产出数量，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研成果的产出量。上诉模型中的全要素A通过删选主要因素，被简化成：

（4）

二、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分析结果

根据我国各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年鉴》等文献资料。分别运用该模型计算我国东、中、西部的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函数的各系数。将我国东、中西、部的数据分别按模型(4)进行统计回归分析， 得到的r1……r5的值，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各种科技进步的分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存在差异。

由计算结果可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所建立的3个生产函数方程的R-squared值都接近1，表示这个方程能很好的解释三个区域经济增长的变化。模型拟和度较好，上述各变量因素的变化能够较明显的影响本区域相应的GDP增长。

由上表各系数可以看出，引进技术支出（X1）在东部地区出现负相关，在中、西部地区出现正相关。而西部的正相关系数相对较大，原因是西部科研技术相对落后，引进的新的生产力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西部依靠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中部地区先进技术的引进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而东部地区本身科研水平相对较高，新技术的引进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增长相对与针对新技术的费用支出，不能够抵消成本费用，所以产生了负相关性。

科研经费内部（X2）支出西部地区呈现负相关，东部、中部地区呈现正相关，并且东部地区正相关性显著。说明了东部与中部地区内部科研费用的支出，给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科研投入产生了新的生产力。尤其是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依靠自主研发的比例较高。而西部地区自身科研水平相对较低，科研成果又缺乏良好的转化环境，使得科研经费的支出得不到预期的回报，因而呈现负相关性，不过随着西部经济的发展，科研水平的不断上升，西部地区的这种现状会有所转变。

从事科技劳动的人员数量（X3）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得出，我国东、中部地区，科技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会相应地促进本区域经济的增长，而西部地区的科技人员数量增加，反而会降低它的经济增长效率。这是由于西部地区较差的科技转换环境以及相对落后的科研水平所引起的，是影响我国西部地区科研从业人员劳动效率的重要原因。根本原因是西部地区科研人员的投入以及科研人员的的工资、研究经费等，必然会反作用于经济的增长。

r4全为负值，表示科研机构数量（X4）的增长会负相关于区域经济的增长，科研机构数量的增加并不能够预期地促进区域经济效益的增长。这可能是由现阶段我国建立科研机构的政策决定的，目前我国科研机构并没有走市场化的道路，因而科研机构的成果大都不能够顺利地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因此科研机构的数量增加并没有明显促进经济的增长，反而由于在科研方面科研投入了大量资金，使其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反向的影响。

专利数量（X5），在不同的地域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结果，东、西部表现为负的相关关系，而中部的专利成果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中部的专利产出能够比较好地转化为生产力。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科研产出缺乏好的转化条件。东部出现负相关性的原因，可能是能是东部的科研强度高，专利数量大，转化为生产力的比率较低，相应的专利费用，使得正的因素被不同程度的抵消，出现了负的相关性。

综上可见，我国中、西部区域在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促进区域经济效益的贡献方面表现不是很明显。中部区域的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相对较高，因此对经济的贡献明显，但中部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数量有限，因此也不可能对中部区域的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东部的科研产业分布最多但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比较有限，原因是科研的生产转化程度低，基数大，比率小，投入不能完全地转化为生产力。而西部地区资本相对匮乏，且科研水平相对落后，因此科研的投入增加势必会减少其他产业投入，所以其并不能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反之，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西部的经济发展。

三、结论

通过本文的计算分析可以得出：高新技术产业在各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地区之间的作用不尽相同。目前，在我国东部地区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具有三者之中最高的利用率。我国西部地区则无论从高新技术产业的数量到对经济效益的贡献程度来看都相对较弱。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相应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东部技术经费的内部支出收益率最高，而中、西部地区对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利用效率比东部地区要高；除了西部地区之外，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的投入，都会对本区域经济的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科研成果的产出和科研机构的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对经济效益增长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科研成果数量较少或科研成果转化为新生产力的比例太小，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四、建议

加快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因为科研成果只有在转化为可用生产力后，才能够发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研究、转化、生产的一体化形成才可以使科研成果更加顺利、方便、快速地转移到经济发展中来。在加快研究、转化、生产一体化模式中，既要对高等学校、重要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紧抓，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又要对大批高新技术创新开发型和服务型机构适当地放开、放活。通过经济结构调整、高新技术人才交流，将它们投向市场，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通过市场调节机制，努力寻求理想的开发技术创新合作伙伴。加强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间的交流协作，通过技术改革创新，动力机制的调整，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增强企业自身对高新科技成果的吸收和转化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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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晓齐，叶茂林.《高校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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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岑远恒.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J].集团经济研究，2005年，(11)

篇7

一、引言

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其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中国、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宗旨是为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发展至今，G20峰会的议程不再仅仅局限于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而是寄希望通过创新增长方式、推进结构改革进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以高质量、可持续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2016年G20杭州峰会更是核准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和《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并专门设立创新专题工作组，推动二十国集团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议程。

近十年来，G20经济体GDP总量占全球GDP的87～97%，人口则将近世界总人口的2/3；2013年全球R&D投入共计14777亿美元（PPP$），而高收入经济体就达10240亿元，占全球研发总投入的69.3%，其中大多是G20经济体；G20经济体在全球创新驱动发展中无疑起着标杆领头羊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以沉痛的教训告诫人们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为此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地开始重视创新中心功能的塑造，创新逐渐被视为推动全球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苏宁，2015）[4]，时至今日，创新驱动发展已经从原先试图摆脱危机的可能政策选项之一升格成为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整与发展动力重塑中脱颖而出之唯一战略选项（屠启宇，015）[4]并在全球范围内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科技创新业已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核心和强国利器；而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迈入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阶段也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成败的重要标志，因此，创新驱动型经济无疑是支撑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引擎，更是稳健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坚强后盾；动态追踪G20经济体创新进展及其创新能力之差序格局，正确判断全球视野下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中国情景，对中国加快建设、发展创新型国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全球创新驱动发展差序格局等级序列谱系图中的G20

众所周知，“差序格局”源于先生在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格局时提出的一个独创性概念，此后学者们将“差序格局”引用、扩展到其它领域，如张鸿雁（2007）开展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创新研究[4]和曲延春（2015）就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差序格局研究以及孙希有（2015）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差序增长律”；本文借用“差序格局”之概念以探究G20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的等级序列及其相关经济体各自特征。

以美国康奈尔大学牵头联合英士国际商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和世界经济论坛分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提供的相关数据库为依据，将二大权威机构提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全球创新指数数据进行极大标准化处理，绘制成如图1全球132个经济体（二大权威机构均涵盖的经济体数量）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相关关系图，复相关系数高达0.8024，足于说明二者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全球经济体竞争力的高低与其创新能力的强弱关系密切。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澳大利亚、中国、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韩国。

从图1还可以发现竞争力数据和创新指数都明显较高的经济体集中在图的右上角，显示了其强大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这一显眼的经济体集聚区涵盖了瑞士、英国、瑞典、荷兰、美国、芬兰、新加坡、爱尔兰、卢森堡、丹麦、香港（中国）、德国、韩国、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日本、挪威、法国、以色列、比利时等22个样本经济体。这些22个经济体显然为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其中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香港（中国）等为G20经济体。从图1中可以看出除了G7经济体，其余G20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状态尚处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位置，与全球创新驱动前沿经济体在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其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远较其他新兴经济体更有良好的表现。依据图1全球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差序格局等级序列谱系图中各经济体在其竞争力指数和创新指数的差异，全球132个经济体鲜明地出现了四大梯队阵营：（1）创新驱动发展前沿经济体（Ⅰ），主要为前述22个样本经济体，其国际竞争力与创新能力走在全球经济体创新驱动发展的前沿位置；（2）创新追赶进取型经济体（Ⅱ），则主要是以中国大陆和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国家和以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一些相对发达国家，其创新追赶进取趋势强劲，特别是中国其创新追赶进取型经济体所处第二梯队的位置令人瞩目；（3）创新偏向及创新投入相对不足经济体（Ⅲ）则主要是以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就总体而言这一梯队的经济体创新投入相对不足，从而影响其创新能力的提高，但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在某些领域创新不同凡响，体现出明显的创新偏向性；（4）创新相对平庸乏力型经济体（Ⅳ）则主要为一些国际竞争力、创新能力均处于相对低水平状态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三、全球视野中创新驱动发展的中国情景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针对这一全球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样本”，经济学家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了一系列重大争论；由此在关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方面出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引致，中国奇迹更多的是一种表象，其隐含着很多内在问题和矛盾，未来的增长前景并不乐观，类似观点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4）最为代表性，早在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等就认为，东亚投入驱动型的增长（Input-Driven Growth）有损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从长期看将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并最终导致崩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包含着显著的技术进步；吴敬琏先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改革开放后的粗放增长论，是从国外引进未经研究的非学术观点”；史正富（2013）在其《超常增长》著作中就中国的资本效率、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消费增长率等指标进行了系统性诠释，初步否定了“粗放增长论”的依据；唐毅南（2014）更具说服力的采用经验分析方法考证了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客观表现，发现在投资效率、劳动生产率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技术进步、能源效率、消费增长等一系列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指标方面，中国等同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历史上相应时期的水平，据此得到的结论为“中国经济增长是高速度、高质量的增长”；“粗放增长”这一广泛流传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在速度上如史正富指出的“超常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是“优异增长”；亚洲开发银行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Asian Development Bank，2015）；这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突破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高端科技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这无疑增加了我们的道路自信和践行自信。（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16GWCXXM-32）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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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缉慈.创新得空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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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环境就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大背景下，站在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平台上，用知识或人才来进行市场竞争，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在新经济大环境下，全球竞争激烈，信息产品发展迅猛，科技进步神速，企业为了更高的生存与发展，势必要采取合理的管理方式，运用质量管理、适时制度、作业成本法等管理会计方法来强化企业经营管理。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管理会计的工作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加强其内部管理中仍作用显著。

1.管理会计的基本情况

管理会计源自西方，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引进，至此不少企业开始运用管理会计来提高企业效益。但在具体实践道路上，管理会计在我国诸多企业未能得到有效的普及和推广应用，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缺乏具有示范性或样板性的典型案例分析报告。

一方面，回顾我国个别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实践活动，基本都是实务人员介绍基本情况，并没有学术人员参与其中，具体实践操作缺乏理论支持，也没有专业人士来归纳或总结经验教训，那些成功运用管理会计的实践经验没能得到更好的推广与运用。另一方面，理论工作者没能参与到企业中了解管理会计的真实应用情况，最多只能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研究，难免使得管理会计的研究缺乏实践支撑，过于空洞与理想化。

由此可见，为了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我国若想使管理会计运用更加合理，将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中广泛推广，有必要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改善学术与实务相分离的现实情况。

2.管理会计的发展动向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管理与财务管理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而它应该朝着理论逐渐完善、实践应用愈发灵活的道路前进，要格外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具体来说，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新动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以作业或目标成本法为主来定价

从理论上说，作业成本法与目标成本法本可应用于制造行业与金融保险行业、医疗卫生行业等，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却只出现在少数制造行业中，这是万万不可的。从长远考虑，作业成本法与目标成本法必须成为我国成本管理的应用主流，有利于企业制定科学的经营决策、投资决策等，提高企I的竞争力，增加企业价值，发展经济水平。

从现实应用来看，我国企业改变了运用内部成本来定价的单一方式，综合考虑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售后服务质量与产品的品牌效应等。成本管理一方面减少了浪费，降低了资源消耗，另一方面还能有效的对战略成本进行合理的管理。很显然，作业成本法与目标成本法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成本管理方法，使得企业越来越重视产品质量，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性。

2.2以财务与非财务指标平衡来考核绩效

以往企业内部习惯用杜邦评价指标进行绩效考核，在上市公司职员的绩效好坏主要取决于高投资报酬率的多少。然而，这种绩效考核办法在规模扩大、部门庞大的情况下逐渐暴露出诸多弱点，不仅会掩盖掉企业的实际业绩，还有可能会使企业失去对绝对金额的正确判断。另外，过分依赖投资效果，极易导致顾客的满意程度、产品的好坏、市场占有率等因素被忽略，严重影响绩效考核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2.3成本计量的目的要明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与健全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单位，需要顾及的因素越来越多，比如成本控制、成本考核分析等，而成本计量的目的自然就发展为一个多元化体系，其中包括金融预测、决策、核算、控制、考核以及分析等。为了能够实现这一系列的成本计量目的，在对成本进行预算时需要综合考虑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目标成本以及固定成本，就连变动成本、差量成本都得考虑在内；同时还得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本计量制度，明确成本计量的目的要求，充分理解多样化的成本概念。

2.4对价值链进行正确分析

在新经济常态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企业管理势必需要一个合理的战略指导。从科学理论角度看，企业管理的战略思想已经具备，有不少国内外的著作与论文支撑，但在实践运用中却太少见或太少涉猎。

所谓的价值链无非就是企业内部的活动与外部活动的综合价值活动，其中包括设计、生产、销售、发运以及辅助产品过程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当然也少不了与供应商的活动往来、与顾客的相互关系等。这一套价值链的形成首先就得对作业链进行增值与非增值作业的判断，是作业管理的第一步。它主要有两个目标：

（一）企业自身：从顾客提供的价值来获利。

（二）顾客外因：通过作业管理为顾客提供更多的价值。

对价值链的分析，能够更好地指导经济发展，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具体来说，在价值链上，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其中的依存与消费关系，从中得出企业及企业之间有价值的活动，进而指导企业发展，最终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企业并购与重组这一热点问题上，对于价值链的有效分析，可以帮助企业正确做出决策，发挥整体效应，给企业带来成本与竞争优势，实现经济飞速发展。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价值链的正确分析将成为管理会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或环节，也将成为我国管理会计中战略成本管理的重要步骤。

2.5管理会计研究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与西方国家比较来看，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存在很大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学术界与实务界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为了改变这个问题，管理会计研究需要进行系统的改变，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综合研究管理会计的课题、理论以及方法：从单项研究发展为全面考察多方内容，形成一定的体系；同时要注意对企业内部及外部各种条件及变化因素的综合性研究，从常规性的企业预测、企业控制、企业决策、企业执行进而转移到深层次地研究企业的行为化活动，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直接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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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送贵介绍说：桃源县是一个存在着丰厚天然富硒资源的县域。桃源县土壤硒含量超过1mg/kg的天然高硒区约20多万亩，其富硒程度和富硒面积与有着“世界硒都”之称的湖北恩施程度相当；桃源县土壤硒含量超过0.4mg/kg的天然富硒区域面积达330多万亩，远远大于湖北恩施。这一发现，为桃源县做大做强富硒产业，打造中国富硒农产品基地县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可喜的是桃源县利用自主的知识产权，成功研究开发出了富硒增甜素、铬硒肥、硒锶肥、富硒生物剂等5种富硒叶面肥及其配套技术。其中富硒增甜素（商品名锌硒葆）已由长沙隆农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产。该项技术已经在国内同类产品中达到领先水平，为大力发展富硒产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机遇。桃源县通过多年的努力，还探索出了“富硒资源+科学补硒”、“优质农产品+富硒”、“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从业大户”、“建基地-攻质量-强监管-创品牌-拓市场”等等一系列发展富硒产业的成功经验，在技术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桃源县发展富硒产业大有可为。

如今，颜送贵及其团队正带领桃源县人们以领先的富硒农产品生产技术不断加快富硒农产品的生产步伐，使富硒产业由科研探索走向成果转化，由示范性生产走向规模开发，由分散零星叫卖走向集中批量上市。他们开发的富硒农产品有富硒大米、富硒菜油、富硒红薯粉丝等16种获中国全民补硒推荐产品；博邦“富硒茶油”获中国名优硒产品；钱缘牌富硒大米、世外桃花源香牌富硒大米、湘春景源牌富硒蜂蜜获中国特色硒产品；谢老头擂茶等7个产品获2013富硒农产品金奖产品。据县富硒产品开发办2013年的统计，全县共建富硒优质农产品基地32个，面积8.0445万亩，生产粮油、果蔬、鱼肉、禽蛋等富硒农产品18类52种92款，产量4.8831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7126亿元，利润5095万元，助农增收5673万元。真正让农民看到了富硒农产品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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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的现状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高度融合，中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必然选择，而快速变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也使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日益激烈。为了能够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借助信息化手段，引入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会计工作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管理会计则是着重为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升管理决策水平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企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管理会计的重要程度越来越为企业所认可，更多的企业将管理会计视为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有效工具，能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管理会计作用的发挥与信息化建设密不可分。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我国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会计体系，使我国管理会计迈入世界先进行列，需要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这能够促进管理会计工具方法在包括战略管理、预算管理、成本管理、营运管理、投融资管理、绩效管理、风险管理等在内的多个领域，得到更为有效的应用，管理会计的价值将得到更充分的挖掘。国内企业运用管理会计信息化手段来支撑企业经营决策的案例早已有之，但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仍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国内企业在管理会计信息化的运用，大多仅限于部分领域，如全面预算或是成本管理，企业普遍缺乏对管理会计信息化系统建设的整体规划。并且由于完善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开发周期较长，成本较高，企业大多对管理会计信息化缺乏正确认知，这导致了目前企业“按需”发展管理会计信息化的无序现状。

二、企业发展管理会计信息化面临的挑战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管理会计信息化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只有实施和完善管理会计信息化，才能建立企业竞争优势。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企业组织因素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还与外部环境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关联密切。其中信息技术指组织的内外部技术，包括企业内部的信息化水平，也包括通过外部市场能够获得的信息技术支持；企业组织情况则包括企业对管理会计信息化的重视程度，以及相应的人才建设等等；外部环境指企业所处行业、行业的竞争水平，以及政府的政策法规等等。以下从技术、组织、环境这三个方面分析企业发展管理会计信息化面临的挑战。

（一）技术方面

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包括全面预算管理系统、费用控制系统、作业成本管理系统等。这些系统工具都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应用，然后普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这些系统工具大多是基于原有核算型会计软件，通过核算型会计软件产生数据，在此基础上来实现数据汇集、计算、加工、提取后形成一些分析结果。基于核算型会计软件的设计思路导致数据来源先天性不足，很难为企业的经营决策分析提供更多更细致的信息。其二，市场中的管理会计软件有很大比例是“舶来品”，这些系统工具大多是根据国外企业实践和操作习惯总结而来，很少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度和管理经验，这往往会导致已有的管理信息系统中一部分功能无法得到应用，而在特定功能上反而还需要自制或者购买相应的功能软件，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

（二）组织方面

目前企业的管理层普遍对管理会计以及管理会计信息化的认识与重视程度还不高。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对于管理会计信息化的认识，还停留在记录和编制企业的财务指标、提供企业的成本费用控制信息等。显然管理会计信息化能够胜任的工作远非如此。在实施管理会计信息化的过程中，企业更重视“硬能力”建设，如硬件购置、系统搭建等，而较轻视“软能力”建设，如系统管理、流程优化、人员升级等。很多企业以为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建设就是购买先进的管理会计软件，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而忽视了企业的信息化过程不仅仅要考虑技术方面的因素，还应当强调企业组织和管理的相互适应。企业当前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限制了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组织内部各部门的信息沟通和共享。同时，管理会计信息化涉及管理学、会计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知识，目前企业普遍缺乏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多数财务人员的素质还无法综合运用交叉学科的知识，不能胜任复杂管理会计信息的挖掘和分析工作。

（三）环境方面

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可以一步到位的事情，是一个需要长期持续优化的项目管理过程，并且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协助。目前，环境方面的挑战在于：软件公司大多缺乏共赢的意识，更多是仅关注其前期的销售和实施过程，不能提供后续相应业务指导和改进服务，导致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无法真正融入企业的管理活动；前文提到的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人才缺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限于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现有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划分过细，很难培养出复合型的人才；另外，我国单位运用管理会计大多是自发而为，尚未形成完整的管理会计人才资格认证制度和评价体系对管理会计进行规范化管理，也没有专门的行业协会推动其发展。

三、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的管理会计事业已步入一个关键的时期，亟需管理会计信息化的有利支撑，这就需要明确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目标，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路径。这才能够为我国发展管理会计信息化指明方向，为制定具体的发展策略提供指导方针。

（一）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的机制

揭示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的动力和激励机制是后续发展能否有效推动的重要前提。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的动力主要包括内在驱动力和外在动力。内在驱动力源自企业期望通过发展管理会计信息化为企业带来价值增值，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客观存在的应用需求导致企业选择管理会计信息化，并不断进行优化。外在动力则取决于企业所处的技术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服务环境等外部因素。在内在驱动力和外在动力的耦合作用下，通过企业内外部因素的不断配合、协调和综合作用，共同推动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的进程。激励机制将是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主要是在企业动力机制的前提下，通过改善发展环境，加速发展速度和提高发展质量。对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的激励作用是其启动、实施和优化的力量源泉，信息化发展速度快慢以及规模大小很大程度上受激励机制提供的动力强弱影响。激励机制是动力机制的补充，在动力机制不足以支撑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实施的情况下，可以从弥补其动力不足，从政府政策激励、企业人才激励等方式来促进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开展。综上，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推广发展将是一个包含技术、制度、组织、管理、文化、政策等诸多因素并且各因素全面整合与不断协同的过程。

（二）政府的重要作用

通常而言，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在于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协调社会各方利益、以及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信息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历史上许多成功的信息化经验都是由政府引导完成的。虽然欧美发达国家在信息化产业方面具有相对领先的优势，社会信息化程度优于我国，我们国家的国情制度和经济基础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异，但仍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引导信息化发展的政府经验。首先，发达国家政府普遍重视制定中长期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如美国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日本的“E-JapanⅡ”战略，以及加拿大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能够准确把握信息化发展方向，并形成信息化的国家竞争优势。其次，在信息化的研究与产业化过程中，发达国家能够根据自身的特点，结合国家的信息化基础、人员素质以及信息技术等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信息化发展方向。其次，发达国家在信息化普及方面也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仅考虑技术的推动和企业需求的拉动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从企业自身发展角度分析，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确实是企业自身行为选择问题，但正是由于缺乏有效引导，也造成了我国当前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自发无序的状态。有效的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应当是基于多方协同，是一个复杂的技术与经济、技术与市场相结合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其重要作用。

（三）符合国情的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路径

显然，政府参与推动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的方式方法和程度强弱势必会决定发展的走势，不仅会影响发展的范围，还会影响发展的速度，甚至决定了发展的成败与否。政府可以选择的策略包括：强制推行，或是政府与市场行为相结合，抑或是完全市场行为。首先，完全市场行为已证明缺少效率。其次，我国企业管理模式繁多，企业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可能的管理会计信息化模式大相径庭，同时，企业的管理会计信息化本身支撑企业的管理会计工作，并不能进行限制性规定。过多的强制执行反而会制约企业的灵活应用。财政部作为全国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在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过程中，针对信息系统建设方面提出两点要求，其一是鼓励企业建立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实现会计与业务活动的有机融合，从源头上防止“信息孤岛”，其二是支持会计软件、中介机构向管理会计服务领域拓展，加快会计职能从会计核算到理财、管理和决策转变。财政部为现阶段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提出发展方向和期望，同时“鼓励”和“支持”也表明了政府将在中国管理会计信息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因而，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路径应当是选择政府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方式，政府为企业发展管理会计信息化营造一个良好环境，制定相关的支持政策，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公平机制搭建、专业人才培养等，协调社会多方相关者的力量，帮助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开展管理会计信息化工作。

四、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的策略研究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今社会已步入大智移云的时代，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发展也应顺应潮流，结合新兴技术与管理模式变革，加快推进面向管理会计的信息系统建设。本文以企业的主体视角，借助政府的引导作用，协同多方利益相关者，提出推动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的策略。

（一）企业推动管理会计信息化的主体作用

企业的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是一个逐步推进和持续改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企业而言，应当加强对管理会计信息化重要性的认知，正确认识实施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必要性；并且始终将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与企业发展的战略保持一致，始终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标。由于不同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规模、组织结构、人员素质等因素不尽相同，企业的管理会计信息化进程必定有所不同，企业应当充分考虑现实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管理会计信息化切入点。但最初的管理会计信息化规划应当是整体性的，能够为未来的改进升级奠定基础。随着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的逐步推进，便于未来各部门、各单位进行系统整合。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是否成功，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有技术因素，也有企业自身管理因素，应当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搭建科学的组织架构，优化合理的业务流程，确保企业管理体制、组织架构、业务流程与信息技术相适应。同时，还取决于外部因素。企业在实施管理会计信息化过程中，应当符合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在实施决策过程中，可以寻求外部专家与咨询机构的支持。

（二）政府推动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引导作用

政府应当制定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的中长期规划和实施纲要，明确发展方针和当前的工作重点，加强对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引导和管理，并协调各行业的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促进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健康发展。在促进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的过程中，应参考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理会计信息化实施经验，并充分考虑我国特殊的国情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实施策略。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企业，给予适当的技术和政策支持，使他们能够在管理会计信息化应用方面做出表率，成为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的最佳实践。并通过论坛、报道、经验交流等形式对企业的最佳实践进行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和实施环境，提升其影响力、辐射力和带头作用。在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进程中，政府的政策目标应当有相应的社会服务机构的行动相支撑，政府的策略措施应当能够通过社会化、市场化的手段来推动。政府应当协调行业协会、软件服务商、管理咨询机构、科研院校等力量，通过建立更为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来帮助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

（三）社会各方推动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协调作用

管理咨询机构应当帮助企业进行管理会计信息化的诊断和分析，协助企业制定管理会计信息化的总体规划；帮助企业进行管理会计信息化软件、硬件以及系统集成方案的选型、实施和维护；帮助企业进行复合型管理会计信息化人才的培养；管理咨询机构自身也应当加强专业能力建设，加大管理会计信息化研究力度，不断追踪和研究管理会计信息化领域的最新技术趋势，深入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为企业制定最佳的管理会计信息化解决方案。软件提供商应当抓住当前管理会计发展的大好形势，深入挖掘企业管理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系统建设需求，在借鉴国外管理会计信息系统设计理念的基础上，还应当更多考虑我国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实际情况。在满足管理会计信息化的一般功能和使用习惯的前提下，还应当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交流，充分考虑企业管理会计工作的实际需求，设计出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科研院校应当在培养管理会计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断加强管理会计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制定有效的管理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改革与优化课程体系，不断更新相应的教学内容；不断深化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为学生创造更多接触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的机会，提高学生管理会计实践应用能力。

篇11

2015年凤凰财经峰会上，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接受凤凰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国际惯例来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逆城市化”，比如大量的北京人一到周末就涌向周边农村，周日晚上再回去。“逆城市化”会给农村补充一些劳动要素、生产要素，促进城乡要素和资源的流动，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是城市人返璞归真、寻求自然、享受生活的一种必然选择。从社会现状来看，目前各类城市交通拥堵、雾霾涌现、食材低劣、运动场地短缺、物质欲望过重的冲击等等促使人们更加渴望真情与怀念曾经的乡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论大小城市人们的综合生活成本普遍高于农村，比如连续多年的高房价。相反的是，农村大量出现的闲置房屋却在不停地“呼唤主人回家”；从健康养生角度来看，原汁原味原生态的食材、蓝天绿水清新的天然氧吧、凉风习习吹拂的自然惬意感受、无尾气无噪音的休闲空间等，无不让中老年群体乃至青年群体心生渴望。凡此种种，给足了“逆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涵养沃土。

眼光决定未来，需求决定出路。在“三期”（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和“三性”（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双重叠加的严峻经济形势下，面对确保“十三五”顺利开局的当前，既需要科学有序地推进各地新型城镇化的前进步伐，又需要摆脱房地产畸形发展形成的经济泡沫，还需要正视“逆城市化”现象带来的经济战略思考，更需要以政治思维谋划契合“逆城市化”现象引发的经济深层次转型发展与融合。就全国各地不断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而言，不可小视人们在郊区大量买房、城里人去农村办农家乐、社会资本到山区兴办各种旅游项目、各类城市群体下乡从事种养殖业等经济新兴体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一旦国家在宏观规划上重视、在项目实施上给力、在财经政策上扶持、在经济金融上助力、在投融资体制上支持，将会给我国发展经济提供不竭动能的新样本，将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带来强大的新生力。

回头来看，刚刚过去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十三五规划总体思路，无论是从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创新驱动、农业现代化、改革、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生、扶贫等十大宏观方面分析，还是从城乡发展、社会文化、人民生活以及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等微观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透视，都强调了经济发展需要回归绿色生态环保这一主题。笔者认为，“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恰恰是印证了今后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运行轨迹。事实上，人口占比可达三分之二的中青群体及年轻人群体，大都有渴望在城市里发展、在广袤的农村大自然里休闲的心愿，如果把牢“逆城市化”引发的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真谛，开辟出无论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都喜欢的农村消费新环境，那么以消费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理想就有实现的可能。

可以预言，倘若从国家层面形成发展“逆城市化”经济的共识，着力提高“逆城市化”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从源头打通城市和农村经济相互融通的“大动脉”，让人们自由舒畅地来往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建立起快捷、高效、安全运行的城市农村经济综合体，不仅城镇化发展道路会走得更顺，而且“逆城市化”发展路子亦会走得更稳健。

篇12

从内需消费水平看，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人均GDP为5400多美元，居民的消费需求越来越高质化、尖端化，企业现有的产品结构已经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从投资的角度看，我国多年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时期将要过去，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在逐步递减，对我国集中在能源、基础原材料、工程设备等领域的实体经济来说，这个影响将会非常巨大。从出口的角度看，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阶段，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主要发达国家加速发展新兴产业，实施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加速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贸易保护主义也在不断抬头，这些都影响了我国外需的增长。

此外，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成本上升呈现长期化趋势，资源环境的约束强化，依靠过度依赖消耗资源、牺牲生态环境求发展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因此，尽管我国实体经济目前遇到的困难，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震荡有关，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协调发展有关，但从根本上看，这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自身的阶段性问题。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必须从实体经济自身寻找原因，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所以说实体经济既需要回归，但可能更需要转型、升级。党的十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和根基，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新形势新要求下，实体经济如何发挥好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贡献，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付出艰苦的努力。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许多企业的产品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生产规模不小但利润水平很低，不仅消耗大量的资源，让我们付出了很严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也非常容易引起国际贸易的争端和摩擦，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必须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入分析世界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特点与规律，紧紧抓住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切实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一方面，要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加大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围绕节能降耗、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创新研发设计，改造工艺流程，提升产品质量，创建知名品牌，把传统产业中的先进产品比重提到新的水平，把附加值高的产品比重提到新的水平，特别是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防止企业在产业链的低端一哄而起，重复建设，盲目投资。

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世界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一批新兴高技术产业正在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应该积极抓住这一轮经济危机中的机遇，加大在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着力突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抢占未来竞争的先机。

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升产业集中度

一个优良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是一个产业有序发展、持续发展的有效保证。目前我国很多产业存在市场布局结构散乱差、产业集中度不高、无序竞争等问题，很多企业盲目扩张、战线过长，投资效率低，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

这方面，德国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德国是世界上顶尖的制造业强国，很多产业往往是几家寡头企业作为系统集成商，集研发、设计等服务为一体，且有一大批专注于产业链上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这些产业链上的企业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协调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这是符合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布局要求的。

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布局，是一个系统工程，关系到我国实体经济能否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核心是如何积极稳妥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

目前，我们国家各个行业企业数量仍然偏多，企业平均规模仍然偏小，产业集中度仍然偏低，必须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多种方式整合产业链条，形成一批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大企业是行业的龙头和系统集成商，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领头羊，通过推进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协作，将大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中小企业，带动产业链乃至全行业经济素质的不断提高。同时，积极发挥大企业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次和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加强自主创新，持续提升发展的内生动力

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这些年，我国涌现出以载人航天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创新成果，但总体上看，在自主创新方面，我们并没有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许多领域的高端材料、关键设备、重要基础件、核心元器件等，仍然主要依靠进口，许多行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很多产业已走过粗放式发展阶段，依靠模仿和西方技术转让已不再有后发优势。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缩小这一现实，使西方公司不会再真正转让给我们核心的、一流的技术。所以我国实体经济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转而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从跟踪者、竞争者到引领者的跨越式的发展。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能不缺资金，可能不缺人才，关键是要寻找创新的动力，形成一套完善的体制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要充分发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拓宽创新的视野。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工艺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内容。只有这些创新的要素完美结合，才能够做到科研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建立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家和科技人才的创新积极性，特别是要培育鼓励创新的文化，营造包容个性、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给创新注入强劲的活力和动力。这方面，很多国外的创新氛围和体制值得我们学习。

积极走出去，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

实施国际化经营，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企业走出去取得了重要进展，许多企业采取直接投资、兼并收购、投资入股等多种方式走出去，在带动设备出口、劳动力输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开展国际化经营，从企业的角度讲，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企业在全球布局、整合利用全球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国际市场还缺乏深度的认知和全面把握，国际化运营能力和水平与世界一流企业存在很大差距。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不少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重，境外投资并购优质企业和资产的机会增多，这实际上是走出去的重要历史机遇。同时，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具备了一定的走出去的能力，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在走出去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通过并购、联合等方式，努力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知名品牌、研发人才、能源资源，增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能力。

扩大对外投资，将国内部分技术成熟、国际市场需求大的优势产业和传统产业向境外延伸。扩大国外工程承包，带动国内设备、产品出口和劳务输出，有效发挥和提升现有的生产能力；也要建立适应国际化经营的企业组织架构，完善境外投资的决策制度，强化全面风险管理，提升国际化经营的能力和水平。在国际化经营中，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诚信经营，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保护当地环境，保护员工权益，积极参与所在国的公益事业，用好国际组织的舞台，努力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

强化管理，不断增强企业发展的内功

提升管理水平是企业发展永恒的主题，也是我国实体经济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在多年的市场竞争中，我国企业在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涌现出一大批独具特色的企业管理方法。但是整体上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与国际知名大企业相比，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