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类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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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20.2 F224.32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financial market is a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which there are dynamic game and cooperation symbiosis between financial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 Signal game and repeated game theory is introduced to the research on financial regulation theory， regulatory signal game model is constructed between financial regulators and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 using financial market effective operation as feedback signal， and effective regulatory signal transfer mechanism is analyzed under asymmetry information condi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here existing separating equilibrium and pooling equilibrium between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the level of financial market effective operation； The analysis in Repeated game model shows that financial regulators tend to choose pooling equilibrium strategies over separation equilibrium driven by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reputation effect. Therefore， only when fluently financial regulatory signal transmiss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are establish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ignal strengthened and amplified， and regulatory multiplier effect increased， can the financial markets effective operation be ensured.

Key words： financial market； Financial regulatory； Financial regulatory signal transfer； Financial regulatory reputation effect

1. 引言

金融市场内部联结模式的社会化特征以及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紧密互动使得金融监管当局的金融市场监管行为主要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在金融市场演化中过程的动态博弈机制以及监管信号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传递机制[1]。现有研究主要是采用委托、动态博弈、演化博弈等博弈方法和实证方式对金融监管过程中腐败、寻租等各种违规影响金融资源配置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探讨[2-7]。但是从信号传递视角分析金融监管的有限力量是如何保障金融市场有效运行问题文献还很少发现，而这个问题对帮助金融监管当局就通金融市场监管建立一个理性的期望、选择有效的政策着力点是至关重要的。信号传递理论是Spence在1974年探讨劳动力市场博弈问题时首次提出的[8]。随后，文献[9-11]分别把信号传递理论应用信息甄别、股利信号发送、融资租赁市场均衡等问题研究。上述研究文献启发了本文的研究，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研究视角，把金融市场监管过程看作是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在金融市场动态演化中金融监管力度与金融市场参与者寻租水平下降之间的博弈，并基于此构建金融监管信号博弈模型分析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和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机制。

2.模型的假设

理性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是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毫无疑问，由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金融市场监管会增加金融市场交易成本。因而，金融监管当局对其在金融市场上交易行为的约束和监督力度，将是金融市场参与者选择自身行为的关键[12]；而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序发展，不仅要依赖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还需要对金融市场参与者各种违规和寻租行为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和监督[13]。所以，金融市场参与者与执行市场监管的金融监管当局会形成竞争性的博弈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金融市场参与者不完全清楚监管当局的真实类型，只能依靠监管当局执行金融监管力度所提供的信号来判断监管当局的强或弱，即金融市场参与者只知道监管当局提供“强弱”信号的概率。金融监管当局通过其执行监管力度来声明自己的类型，但是其声明有可能不如实反应监管当局的真实类型，金融市场参与者只能根据监管当局的声明以及自己的判断来对监管当局进行识别和分析而确定自己在金融市场中的行为。金融监管当局则会利用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向市场参与者传达出强烈的金融监管力度信号，形成强势的金融监管效应而对金融市场众多的交易参与者进行督察和管理。因此在金融市场的监管和治理过程中，金融监管信号的传递和甄别构成了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关键环节[14]。基于此，把信号博弈引入金融监管研究，构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力度与金融市场参与者降租值之间博弈关系的信号传递模型来分析监管信号的传递机制。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对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作如下假设：

假设1：金融监管当局是监管信号发送者，监管信号通过监管力度 表示。根据其监管力度强弱监管当局分为两种， 表示强当局， 表示弱当局。

模型中有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市场参与者两类博弈对象。假设1说明，金融监管当局作为信号发送者，其监管力度 （即监管努力程度）是信号接收者――金融市场参与者所不知的私人信息。同时，两类博弈对象作为理性经济人，如果没有金融监管，那么每个金融市场参与者都会去寻租；而在收到监管信号后，则都会降低其寻租水平以规避监管惩罚。

假设2：当金融监管当局 的监管力度为 时的监管成本为 ，金融市场参与者收益为 ；金融市场参与者在观察到监管当局 的监管信号 后，其寻租水平下降值（简称为降租值）为 ，对监管当局类型判断的后验概率为 。在上述假设下，监管当局效用为 ，而市场参与者得益为 。

监管当局为了有效监管必须对金融监管的组织、实施、运行做必要的投入，同时金融监管会对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交易发展受到限制而产生一些损失，它们总和即监管成本。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市场参与者稳定发展，且随着金融监管力度加大，为减少或避免受到惩罚，金融市场参与者会降低其寻租水平，它们总和则组成了监管效用。

3. 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构建与均衡分析

3.1 信息对称金融监管信号传递

当金融市场参与者预期的降租值为 ，则监管当局博弈策略为监管力度 、最大化效用函数为 。信息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是相互了解对方，即监管当局的类型 及其监管能力 是公共知识，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所了解，不是监管当局的私人信息。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博弈均衡时，则金融监管当局监管效用的无差异曲线与金融市场参与者收益曲线相切，即金融市场参与者放弃寻租而减少的收益等于由于金融市场有效运行多给其带来收益。

公式（3）说明，在信息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实践能不断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禀赋。因而监管当局 会选择高的监管水平，而监管当局 也会努力提高其监管能力，保持高的监管力度，以使金融市场参与者降低其寻租水平。

3.2 信息不对称下金融监管信号传递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并不相互了解对方，即金融监管当局的类型 及其监管能力 是金融监管当局的私人信息，不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所了解。所以，金融市场参与者不知道监管当局的真实类型 。此时，监管当局 也会有激励选择高监管水平以获得更有效的金融市场治理水平，因而金融市场参与者在此情况下无法通过其观察到的监管信号来区分金融监管当局的真实类型。

3.2.1 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的分离均衡

分离均衡表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能够成为传递金融市场监管的信号，金融市场参与者能够根据监管当局传递出市场监管的信号准确区分出其真实类型。金融监管当局的发出监管信号（ 或 ）后，金融市场参与者降租值为 ，而类型为 的监管当局选择监管力度 付出的成本为 。

命题3： 时，图1中 为监管当局 的无差异曲线。当 时，监管当局 最优博弈策略为 ；如果 时，监管当局 的净效用将小于零。

在命题3中，当 时，监管当局 会模仿当局 的监管行为以获得更高的监管效用，因而采取较高的监管力度，所以博弈策略 不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均衡策略。当 时，监管当局 通过采用博弈策略 而发出强监管信号，从而使金融市场参与者相信这种监管力度是当局 无法模仿的。因为监管当局 如果模仿当局 的监管力度，那么它将会面临更大失。因而当局 即使选择了监管力度 也不会形成良性的监管声誉。

在命题3下还存在如下新的分离均衡：

金融监管当局为 ，那么它选择博弈策略 或 的净效用相等都为零；监管当局为 ，当它选择博弈策略 或 时，其所获得的监管效应在无差异曲线 下面。因而金融监管当局为 最优博弈策略为 。所以，监管当局 只有花费更大成本来提高其监管力度才能实现分离均衡。但为了使其强监管信号有效传递，监管当局 愿意花费这个成本。

3.2.2 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的混同均衡

混同均衡说明，无论金融监管当局类型强弱都可以采用相同监管力度，获得相同监管监管效用。混同均衡的条件是金融监管当局 模仿当局 所得的收益大于其所需花费成本，即：

因而，监管当局类型无论强弱，只要声明其监管力度为 所获得收益大于声明其监管力度 时的收益，监管当局都会选择监管力度 以形成混同均衡，并且当非均衡路径上的信息或者惩罚函数变动时也会形成不同的混同均衡。

由图2所示，当监管当局 博弈策略为 时，其监管效用的无差异曲线是过E点的 ；当其博弈策略为 时，其监管效用的无差异曲线是与 相交的 ；从图2可知，监管当局 为追求更大效用，其最优博弈策略为 ，当其选择其他博弈策略时其效用都不能满足 。监管当局 的监管效用，在信息对称时为 ，信息不对称时为 ； 、 分别为金融市场参与者在信息对称与不对称条件下的降租值，它们与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先验概率有关。因而，当 时， 为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的一个混同均衡。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4：金融监管当局 ，当其博弈策略为 ，其监管效用的无差异曲线是过E点的 ；当其博弈策略为 ，其监管效用的无差异曲线是与 相交的 ，在 的信息集上，其最优博弈策略是 。由图2可以看出，监管当局 选择博弈策略 给其所带来监管效用优于策略 。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给监管当局为 带来数倍监管乘数效应，因而选择博弈策略 产生了 的监管效应增加，所以监管当局 有激励采取更强的监管信号。

命题5：金融监管当局 会采取更高的监管力度 ，即 ，以避免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监管效率损失，使监管当局 无法模仿其行为，从而形成分离均衡，如图1。为此监管当局 必须满足条件 ，即为了形成新均衡，监管当局 多付出的监管成本不大于所取得的监管效率的提升。事实上在多阶段重复博弈中，监管当局 通过与金融市场参与者多阶段博弈后，其较强的监管力度会形成良性的监管声誉效应，能有效弥补因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监管效率损失。

3.2.3 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的准分离均衡

准分离均衡是指部分博弈参与人选择发送特定信号，而另外一些博弈参与人以一定的概率在可选策略中随机选择发送博弈信号。在准分离均衡博弈策略下，监管当局 的监管力度为 ；而监管当局 以概率 选择监管信号 ，以概率 选择监管信号 。根据贝叶斯法则，金融市场参与者观察到监管信号 时把监管当局看成 的后验概率为：

由于在金融监管实践过程中，金融监管的队伍得到锻炼与提高，金融市场参与者遵守金融法规意识以及对当局监管的信心都会得到加强，从而使金融监管的氛围得到有效改善，金融监管成本会有很大的降低。因而金融监管行为具有提高监管当局监管禀赋的作用。所以，一个理性的金融监管当局不会认为监管信号在 与 之间随机选择是无差异的。上述分析说明，准分离均衡在单阶段以及多阶段金融监管信号重复博弈中都不符合金融监管实际情况，因而准分离均衡不可能成为金融监管信号博弈模型的均衡策略。

3.3 金融监管信号传递的重复博弈分析

单阶段信号博弈中，金融监管信号传递存在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两种均衡策略。下面将通过金融监管信号多阶段博弈模型分析，探求金融监管当局在从 向 动态演化过程中的均衡策略，有助于从动态视角观察金融监管信号传递的动态机制与演化行为。

3.3.1分离均衡的重复博弈分析

在金融监管信号传递博弈中，如果分离均衡条件成立，那么理性的监管当局 则会选择较低的监管力度。当金融监管当局较低的监管力度作为信号传递金融市场中，市场参与者会这个信号看作稳定信念（即坏声誉），因而这时较低的降租值则是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理性选择。若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寻租达到使金融市场混乱的程度时，而金融监管当局作为金融市场管理者不可能对金融市场混乱坐视不管，必然会采取高的监管力度来维护金融市场交易机制的有效运行。所以，监管当局 即使在某个时期采取弱的监管力度，但不会总是采取弱的监管力度。在多阶段重复博弈下低监管力度不是监管当局 的最优策略，因为即使在单期博弈中低监管力度是监管当局 的最优策略，但为了获取下阶段良好的监管声誉以及更强的监管能力，监管当局 也必然会选择高的监管力度，并会坚持下去。监管当局 的选择虽然会使其当前阶段的利益下降，但当前损失必然会在下阶段博弈中获得补偿。

监管当局 在分离均衡条件满足时，为体现出其是强监管的信念也会采取更高的监管力度。总之，在多阶段重复博弈条件下，无论其监管禀赋强弱，金融监管当局都会采取更高的监管力度。因而，金融监管信号传递的多阶段重复博弈中分离均衡是不存在的。

3.3.2 混同均衡重复博弈分析

在金融监管信号传递博弈中，如果混同均衡条件成立，监管当局 采取高的监管力度，可获得 的监管效用增加，因而监管当局 有激励追求高的监管力度；监管当局 通过采取强监管信号更好地显示了监管当局的政策意向，同时其市场监管能力会在金融监管实践过程不断得以提升。在混同均衡条件成立条件下，监管当局 必须付出更高的监管成本以采取更强的监管力度以避免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 的监管效率损失。这实质上是监管当局 为证明自己是强的监管机构所需支付的信息成本。不同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禀赋通常较长时期内是稳定的，当他们之间的监管禀赋差异较大时，即使金融监管当局采取强势姿态也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管声誉。如果金融监管环境相同并且他们之间的监管禀赋差异不大，那么强监管信号还是金融监管当局的最优策略。

上述分析表明，金融监管信号单阶段博弈模型描述了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信号选择问题，有分离均衡、混同均衡两种均衡。而金融监管信号多阶段博弈模型则描述了监管当局 向 动态演化的过程，不存在分离均衡策略，但存在混同均衡倾向。上述分析也表明，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金融市场还很不完善，采取强势的监管信号对我国金融市场建设及金融市场有效运行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4. 金融监管信号传递的政策启示与管理意义

以上利用信号博弈和重复博弈思想构建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模型对金融市场治理过程中的监管信号传递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有效运行必须借助金融监管，而金融监管的关键环节不仅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制度建设与金融监管惩戒，更重要的是构建有效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机制，放大金融监管信号显示，增强金融监管乘数效应，使金融监管质量的改善、监管效率提高。因而金融监管信号放大形成监管乘数效应比金融监管惩戒在金融市场治理中的意义更重要。

4.1 提升金融监管指标的可观测性，强化金融监管信号显示

金融监管信号博弈模型中有两个主要变量：金融监管力度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降租值，他们的可观测性是金融监管信号能否有效传递的重要环节。

第一，根据激励―信号传递模型思想，为获得金融市场信息，金融市场参与者愿意接受金融监管当局的惩罚与监督，而金融市场参与者这些行为也会增强金融监管当局的市场监管力度。因而，金融监管当局的市场监管力度不仅包括金融监管当局作出的监管努力，也包括金融市场参与者为获得金融市场信息而进行的努力。而只有金融监管指标的可观测性被提升，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努力才能顺畅地传递到金融市场并被那些想要寻租金融交易者观测到，金融监管乘数效应和声誉效应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机制。

第二，依据信息甄别模型思想，金融监管力度和金融市场参与者降租值分别是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私人信息。由于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因而他们之间存在一个相互信息甄别过程。金融市场参与者寻租行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当局是信息滞后，因而这种信息滞后造成单阶段博弈中的信息不对称，而经多阶段博弈后，单阶段信息不对称就会为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当局所甄别。因而，金融市场参与者降租值随之变得可观测，金融监管当局可依据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降租值对其进行惩罚。金融监管当局也可通过信息披露进行监管制度设计，使金融市场参与者披露更多私人信息，减少金融市场信息时滞，增强金融监管指标的可观测性，强化金融监管信号显示。

4.2 促进金融监管乘数效应形成，提高监管对金融市场中寻租行为的震慑力

在金融监管系统中由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存在着类似于经济系统中的乘数效应，使有限的金融市场监管投入产生非常大的金融市场规范效应。把这种通过一定的金融监管投入而产生的超出监管投入数倍的金融监管效果称为金融监管乘数效应。

在金融监管系统中之所以存在金融监管乘数效应是因为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性，金融市场参与者无法准确获知金融监管当局私人信息。假如金融市场参与者确切获得其寻租行为是否被惩罚的信息，那么金融监管信号就无法发挥其对金融市场违法和寻租行为的震慑作用，金融监管信号作用也就会随之完全消失。金融监管力度乘数效应的根源是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为使金融监管当局的最优信号放大，金融市场参与者能对监管当局的监管信号作出较大的反应，在未来的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机制设计中必须保证金融监管当局的私人信息不被泄漏。其次，金融监管当局必须防止金融市场参与者对金融监管人员的寻租。如果通过贿赂金融监管人员知道监管当局的真实类型，那么金融市场参与者就可以根据金融监管当局真实类型对其未来金融交易行为进行权衡。当金融监管当局类型 时，则金融市场参与者增加收益为 ；若金融监管当局类型 ，且预期被惩罚的水平为 ，金融市场参与者则会增加收益为 。由于金融市场参与者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只要增加收益为正，那么金融市场参与者就会对金融监管人员积极寻租。因而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健全监管内部制度体系建设，防止金融市场参与者对金融监管人员的寻租以获取监管当局的私人信息。

4.3 培育良好的监管声誉和金融诚信交易声誉，加强金融市场运行的声誉机制建设

金融市场其产生与运行的基础是以金融参与者金融诚信交易声誉（即信用）作为保障的。从模型分析结果可知，良好的金融诚信交易声誉和监管声誉可提高监管机构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声誉收益，减少了金融参与者违规和寻租行为，有效降低金融市场运行风险，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因而，要切实加强金融市场运行的声誉机制建设。

首先，培育金融监管声誉。从监管信号传递的多阶段重复博弈分析可知，金融监管声誉在多阶段重复博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个阶段的金融监管声誉会对下一个及其以后阶段的效用有很重要影响，且当前阶段良好的金融监管声誉通常意味着未来阶段有较高效用。因此，为了能在博弈快结束时利用监管声誉效应获得更高效用，监管当局 会有激励假装成 而建立监管声誉。由于金融市场上交易者众多，他们都可作为委托人。即使每个金融市场交易者仅与监管当局打一次交道，而金融市场中想要寻租交易者非常多，因此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为容易被金融市场想要寻租的交易者观察到，并且监管行为会被作为监管信号为金融市场想寻租的交易者之间学习机制所传递。所以，金融监管当局对建立强势的监管声誉总是积极的。

其次，培育金融市场参与者诚信交易声誉。由于金融市场是信息不对称的，因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信息对金融监管当局也是不对称的。正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市场参与者在过去市场交易中诚信缺失情况（坏的声誉效应）会很重视。因而，在信息甄别的过程中，监管当局对市场参与者中有坏声誉的将会成为重点监控对象。为避免坏声誉给其造成不利影响，金融市场参与者必须诚信交易，培育金融诚信交易声誉。所以，即使在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参与者仍会配合监管当局所发出的金融监管信号。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完善金融市场监管机制重要环节是构建有效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机制。通过提升金融监管指标的可观测性，促进金融监管乘数效应形成，培育良好的交易诚信和监管声誉才能真正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信号传递机制，保证金融监管信号向金融市场顺畅传递，减少金融市场参与者寻租和违规行为，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

5. 结论

以金融市场有效运行为反馈信号，构建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监管信号传递模型，分析金融市场治理中的有效监管信号的传递机制。分析表明：只有建立通畅的金融监管信号传递及反馈的机制，强化并放大金融监管信号显示，增大监管乘数效应，形成良性的监管声誉，才能保障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因而，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有效运行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金融监管惩戒的本身而在于金融监管行为传递出的监管信号所产生的金融监管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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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互联网金融在全球范围内高速发展。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导致了金融市场运作的低效率。互联网金融利用大数据技术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交易形式灵活高效，拓宽了投融资渠道。然而目前我国的信用体系发展不够完善，互联网金融的虚拟化、信息技术化特点以及监管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与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概念研究

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学术界还未形成一致意见。学者谢平认为互联网金融下金融中介不再发挥作用，交易双方直接通过互联网交易，它和商业银行的融资方式以及从资本市场融资的方式完全不同。2014年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称互联网金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互联网金融指互联网企业利用网络技术开展的金融业务。广义概念将金融机构利用网络技术开展的业务包括在内。颜伟荣等认为网络金融是以网络为媒介，将网络技术应用到金融业务中，通过金融机构的用户终端办理业务的一种新型金融形式。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互联网金融概念的界定各有侧重，但一致认为互联网金融是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相融合的产物，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实现金融业务的一种方式。

（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研究

对于互联网金融究竟该如何监管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一般认为互联网金融作为互联网技术与金融全面融合发展的产物，它同时面临金融活动和网络技术引起的风险。杨群华认为应从互联网金融的安全体系、业务风险管理体系、法制体系和监管体系等入手，以防范互联网金融的特殊风险。刘海二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问题，认为放松监管可能会导致互联网超额利润和金融超额利润的叠加，进而引起社会不公；提出政府需要加强鼓励有序竞争，强化金融监管，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的发展。魏鹏提出为改善国内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应明确监管原则、适度监管和协调监管并重，发挥行业自律，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是未来金融发展的趋势，为了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路径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有必要对其风险种类、特点进行分析，并根据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复杂局面，政策制定者要及时对互联网金融监管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路径及类型

第一阶段始于1995年，特点是金融的互联网化即将金融业务通过网络手段实现，网络技术为金融服务，各大银行都纷纷拓展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第二阶段始于2000年，第三方支付机构发展迅速，网络借贷纷纷出现，人民银行自2011年开始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深入到金融业务领域。第三阶段从2012年开始。P2P个人信贷业务快速发展，众筹融资平台起步，第一家专业网络保险公司获批，基金直销和第三方销售网络出现。根据互联网金融不同阶段的特点，互联网金融的经营方式包括自营商城模式、互联网平台公司、互联网金融创新平台和综合型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四大类（见表1）。

1. 自营商城模式。这类模式是指通过互联网的应用来完成一些传统的金融业务，如网络银行、手机银行业务。现在各大银行都在拓展电子银行业务。自助银行将越来越多，银行将会出现社区化、楼宇化、平民化的现象。

2. 互联网平台公司。这种类型是指由互联网企业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发展金融业务，提供网络金融服务。这一类型的业务包括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等。如阿里小贷就是从互联网公司进入小贷领域，向阿里平台上的卖家发放贷款。

3. 互联网金融创新平台。此类模式是金融业务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的业务创新，这一类型的业务包括众筹以及P2P借贷（Peer to Peer Lending）融资方式。如众筹融资是指利用互联网取得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支持，进而获得融资项目所需资金的方式。社会公众通过投资获益，网络平台通过收取佣金获益。

4. 综合型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这个模式提供贷款等金融产品搜索比价与信息服务。如融360、好贷网、搜钱网这样的贷款产品搜索平台。用户不但可以找到贷款，也可以进行股权融资。

三、互联网金融机构的风险分析

互联网金融机构除了面临传统金融活动中存在的风险，还面临由网络信息技术引发的风险。从宏观和微观风险两个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存在三大风险：

（一）技术风险

互联网金融以计算机网络为平台，其业务处理由电脑程序和软件系统完成。计算机网络技术风险如互联网传输协议安全性较低、数据加密技术不完善、计算机病毒传播等因素引起的互联网金融的计算机系统面临瘫痪的技术风险。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稳定的运行是互联网金融正常运营的保障。IT技术是决定互联网金融企业能否长久健康发展的关键，一旦网络运行出现故障、数据收集处理模式出现偏差或者软件设计存在漏洞，金融交易双方就会面临损失，并且网络环境下风险扩散的速度快范围广。例如P2P平台人人贷、拍拍贷、好贷网在2014年先后遭遇黑客攻击，说明技术风险的防范迫在眉睫。

（二）操作风险

互联网金融操作风险指由于系统、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本身的缺陷或外部事件而导致潜在损失的可能性。操作风险在互联网应用行业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客户带来欺诈、伪造、纠纷等风险，内部人员发生越权、勾结、差错、盗窃的可能性，也可能由于系统设计缺陷而使某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通过技术手段谋取非法利益，而使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产生损失。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确实存在同业攒单的情况，甚至有一些中介就会帮助客户造假，或联合公司内部员工帮助客户造假。

（三）法律风险

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有本质的区别，整个流程、操作模式以及形成的业态都完全不一样。互联网金融公司已经具备了金融机构的属性，但是由于其业务的特殊性，却又使其缺乏金融机构应有的监管和政策法规约束。国家互联网金融机构监管法规的缺少、监管主体责任和标准不明确等问题非常突出。针对不同类型互联网金融业进行分类监管，依据属性进行差别监管和不同部门间的协同监管尤为必要。

四、基于监管效率的互联网金融监管

我国互联网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基本上是空缺的，监管的主体责任和标准不明确。互联网金融公司已经具备了金融机构的属性，却又缺乏金融机构应有的监管和约束。传统的金融监管机构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存在“两难选择”。传统的监管模式以机构监管为主的分业监管。而互联网金融更多地采用跨界混业经营模式，分业边界模糊。针对不同类型互联网金融业态进行分类监管，依据属性进行差别监管和不同部门间的协同监管尤为必要。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使监管机构面临着监管尺度选择、监管模式、监管内容等方面的协调问题。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说：“监督和管理机构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监督和管理政策，并对金融机构所出现的新情况和金融市场因电子金融所产生的变化作出适应性的正确调整。”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复杂局面，政策制定者要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监管内容、监管方式及监管措施进行必要的调整。

（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内容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网络的安全性。互联网金融系统的安全是指提供金融服务的网络系统和数据库正常运行，不存在人为或非法干扰；金融交易双方的交易信息数据资料及交易过程是安全的，交易行为是有效的。对互联网金融的安全性监管包括对互联网金融的技术风险、操作风险进行评估，对产生系统风险的各种网络环境及网络技术条件的监管。其次是对消费者的权益进行监管。由于网络金融的虚拟性和隐蔽性，所以要防范互联网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优势侵犯消费者的利益。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将由主体监管转向行为监管

互联网金融监管需要处理好主体与行为监管之间的关系，即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监管对象是侧重与参与主体还是参与主体的行为。主体监管即对金融主体进行严格的准入监管；行为监管是指对持续经营业务的监管。主体监管在于审慎监管防范风险，行为监管重在监督行为披露。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促使金融业务向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从主体监管转向行为监管，可以促进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竞争，促使市场更加开放和有效。当然，行为监管是偏重并注重行为监管，并不是完全放弃对参与主体的监管，而是在主体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同时以行为监管为主。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措施

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需要有健全的网络金融规章制度、法律和政策法规来保障。这就要求建立健全各种相关的互联网金融法律和管理规定，针对不同类型互联网金融业态进行分类监管，依据属性进行差别监管和不同部门间的协同监管尤为必要。比如要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防范互联网金融业可能出现的监管漏洞。其次要制定行业激励机制，加强行业自律。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增加了金融监管当局进行现场行为监管的难度。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统一执业标准和自律规则的制定。金融监管当局应当按照信息经济学激励机制设计原理，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通过定期信息披露，信息共享，规范业务运营等工作，引导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政策选择朝着监管当局预期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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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宾劲.网络金融风险及其监管探析[D].电子科教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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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02-07

一、引言

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界关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及如何监管才更有效的质疑声四起。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研究，涉及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同其他监管行为一样，金融监管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其中最突出的是委托—问题。

国外较早利用信息经济学对金融监管进行研究的是stiglitz和weiss（1981），他们将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引入信贷市场的分析，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kane（1981）提出一种“辩证”分析监管的框架，利用“规避管制”理论和动态博弈模型，论证了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他的研究表明，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是引起监管低效的主要原因[2]。boot和thakor（1993）以及walsh（1995）等也通过实证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4]。laffont 和tirole（1993）在其《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一书中，系统地将激励问题引入监管问题的分析，成为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监管问题的典范[5]。dewatripont和tirole（1994）的《银行审慎监管》（the prudential regulation of banks）著作中运用的也是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工具 [6]。

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存在着社会公众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如图1）。不难看出，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仍然是这些多层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国内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研究金融监管问题相对较晚，但相关研究成果却不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1.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郭根龙、冯宗宪（1999）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如何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 [7]；谢平、陆磊（2003） 就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建立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的跨时博弈模型，分析金融监管腐败的一般特征胁迫与共谋[8]；刘晓星、何建敏（2004） 对我国金融监管运行机制进行了博弈分析[9]；李明扬（2006）的研究表明， 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这种“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强化了银行的道德风险，解决的办法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行监管约束[10]；张仰谦、叶民强（2007） 在引入声誉机制的基础上用博弈论方法分析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间的寻租行为[11]；王春梅（2009）指出金融市场各方主体间存在着目标上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实施准入监管的过程成为一个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博弈的过程[12]；吴桐、徐荣贞（2010）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与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进行分析[13]。

2.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①之间相互博弈。王定元（2001）认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违规投资行为普遍存在，这是监管者与投资者博弈的结果[14]；蒋海、刘少波（2004）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监管者的目标会偏离，导致监管者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不足和监管的低效率[15]；饶育蕾、王颖（2011）通过建立监管条件下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的多方博弈模型，分析信息结构对冲突、监管行为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16]。

3.监管机构内部博弈。王振富、冯涛（1999）针对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方面存在的金融目标多重性和矛盾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内部博弈分散有限的监管力量、金融监管双方存在着同谋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7]；陆磊（2000） 分析了信息非对称和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负面影响[18]；李成、马国校和李佳（2009） 应用进化博弈理论透视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行为，发现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处于低效率状态，监管各方在博弈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19]。

4.政府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博弈（金融监管治理）。江曙霞、郑亚伍（2012）针对监管者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分别就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人员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委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激励机制设计有借鉴意义的建议[20]。

纵观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问题（委托-问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结合博弈双方不同风险偏好，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有效性进行研究。不同于以往从整个金融系统角度出发的研究对微观个体的关注不够，本文从金融机构个体的角度出发，尝试研究微观个体风险偏好和经营效率对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力求避免从整个系统角度出发研究监管有效性而可能存在的不足，即顾及了整体的系统性风险，但提出的对策却过于宏观，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3年第5期2013年第5期（总第185期）江曙霞，夏徐斌：风险偏好、监管强度与金融监管有效性基于委托理论的博弈分析

二、金融监管机制模型

（一）基本模型设定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21]。即监管机构不仅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要保持金融系统必要的活力和竞争力。

借鉴巴塞尔监管委员会的原则，引入变量q，表示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健性的比值，即q=竞争力指标值/稳定性指标值②，q值同金融监管效率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初级阶段，机构的活力和竞争力都远远不够，在保证金融机构必要稳健性的前提下，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会给监管当局带来更多的收益。当金融机构快速发展并且慢慢走向成熟之后，稳健性对于机构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此时提高稳健性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更多的收益。金融监管当局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在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平衡好机构的竞争力和稳健性。

设定1：委托人（监管机构）希望人（金融机构）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一个q值。监管机构收益为s（q），且监管收益最初随着q值的增加而增加，在金融机构竞争力与稳定性最佳平衡点q*达到最大，之后随着q值的增加而减少。在q*左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竞争力不够；在q*右边，s′<0，s″<0，此时金融机构的问题是稳健性不足。本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指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维持金融机构最优状态的有效性，表现为实际q值同q*的偏离程度。偏离程度小，金融监管有效性高，监管收益大；反之，金融监管有效性低，监管收益小。

设定2：

金融机构没有固定成本，成本存在不同类型θ∈θ={θ-，}，>θ-，θ为金融机构的单位成本，体现金融机构效率的高低，低效率对应，高效率对应θ-。虽然单位成本只有高低两种类型，但是它的具体值是变化的，并且随着q值从大到小呈现出从无穷大逐渐降低最后收敛于一个固定值的趋势。不同类型出现的概率为v和1-v，成本函数为c（q，θ）={（v，1-v）θ-q，q}。该函数表明，金融机构要注重平衡自身的竞争力和稳健性。如果竞争力很高，θ逐渐收敛于一个固定值，但稳健性过低，则q值会很高，总成本c（q，θ）会很高；如果稳健性好，但竞争力太低，金融机构效率太差，θ值很高，总成本同样会很高。

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知道自己的类型θ，但是监管机构不知道；非风险中性金融机构决策前不确定自己的类型，但是知道自己的类型概率分布为{（v，1-v）高效率，低效率}，监管机构同样也不知道，因此信息是不对称的③。

设定3：

契约变量ν={（q，t）q∈r+，t∈r+}，t为监管机构从监管收益（部分源于激励机制实施而节约的监管成本）中拿出的用于激励金融机构的支付，这同传统的监管机制有所区别。这里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不仅仅是监管，同时还有激励。从监管实践中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监管理念已经很难做到有效监管。

（二）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契约

在完全信息下，最优契约等同委托人自己执行

（三）可行契约设计

在不对称信息下，高效率的金融机构可能模仿低效率的金融机构从而获利，这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因此，设计一种契约，使得高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q-*，t-*}，低效率的金融机构选择契约{*，t-*}。这个契约必须满足以下激励相容约束：t--θ-q-≥t--θ-，t--≥t--q-。

即高效率金融机构不会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同样低效率金融机构也不会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的行为。从以上激励相容约束可以推导出：θ-（-q-）≥（-q-），因为≥θ-，则q->。

（四）信息租金

在完全信息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只能获得零收益，即金融机构相应的收益水平u-*和*分别满足：u-*=t-*-θ-q-*=0和 *=t-*-*=0。但是，在不完全信息下，情况有所变化。考虑一组契约，{（q-，t-）；（，t-）}是激励可行的，则高效率金融机构模仿低效率金融机构获得的收益水平为：t--θ-=t--+δθ=+δθ。

δθ称为信息租金，这种收益源于人对于委托人的信息优势。下面，将用u-=t--θ-q-和=t--分别表示每种类型的信息租金。

三、低监管强度下最优契约分析

所谓低监管强度，是指监管机构监管力度小，缺乏相应的审核和惩罚机制，或者是虽然有审核和惩罚机制，但是执行不力，形同虚设。下面分析在这种背景下，不同风险偏好的参与者（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博弈行为。

六、结论

在金融已经成为经济核心的今天，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无须赘述。金融监管是否真正有效，以及如何监管能更有效，才是学术界和实业界未解的难题。本文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委托关系的角度出发，通过深入剖析博弈过程中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结构，并区分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结合监管机构监管强度，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主要结论归纳为以下三点：

1.要区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实施监管，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监管行为。本文得到的均衡结果说明，高效率金融机构始终能到达最优状态，而低效率金融机构却始终偏离最优状态。因此，监管行为要具有灵活性：对高效率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宜采取原则导向的监管⑩，给予其更多的自主性，激发它们的竞争力和活力。原则导向的监管不是放松监管，相反，原则导向的监管难度更大，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金融机构人员素质、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以及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沟通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低效率金融机构，则要采取规则导向的监管⑩。否则，盲目的监管不仅达不到理想的监管效果，而且会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对高效率金融机构的不当监管实际上是监管资源的浪费）。 　2.博弈过程中的风险偏好结构影响监管有效性。因为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的低效率金融机构左偏，其表现是竞争力不够，适宜的监管对策是提高其竞争力与活力；而风险偏爱的低效率金融机构右偏，其表现是稳健性不足，适宜的监管对策应更倾向于稳健性的提高。

3.提高监管强度有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虽然，对低效率金融机构的监管不能达到完全有效。但是，监管机构引入审核和惩罚等机制，提高监管强度，确实有助于缓和低效率金融机构的偏离程度，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注释：

①主要是指纳税人和投资者。

②竞争力指标主要指金融机构资产实力（如机构个数、主营业务收入以及净利润）、经营能力（如净利润增长率）和盈利能力（如净资产收益率）；稳定性指标主要指金融机构资产的质量及抗风险能力（如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

③根据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影响参与主体风险偏好的因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主体的自我认知。若参与主体对自身有准确的认知，则他倾向风险中性；反之，他会倾向风险厌恶或风险偏爱。

④监管机构对各金融机构的监管是相互独立的，假设监管机构不受资源约束的影响，要使监管机构的监管总效用最大，只要监管机构对每个金融机构的监管效用都达到最大即可。

⑤q-an表示监管机构风险厌恶和金融机构风险中性的情况下的q-值，以下同理。上标中的首字母表示监管机构的风险偏好，第二个字母表示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n表示风险中性，a表示风险厌恶，f表示风险偏爱。

⑥因为低效率金融机构谎称自己是高效率金融机构，从而模仿高效率金融机构是无利可图的，所以没有必要对自称是高效率的

金融机构进行审核，这一点在求解时也会得到证明。

⑦υ=υ（θ，）表示对高效率而谎称低效率的惩罚，=υ（，θ）表示对低效率而谎称高效率的惩罚。

⑧最优契约时，金融机构不会出现谎报行为，因此实际惩罚不会发生，υ不进入目标函数。

⑨下标a表示引入审核机制后的变量，以下同理。

⑩原则导向（principlebased）的监管不拘泥于合规的控制，而是事前为金融机构制定出良好的原则，鼓励金融机构采用合适的方法来遵守这些原则，并根据其经营结果决定是否要对金融机构采取强制性措施；规则导向（rulebased）的监管则是一种过程控制式监管，要求监管者制定描述性的详细规则，监督金融机构的合规状况，并根据是否合规来决定对之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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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z]. basle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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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2》.

[6]参见《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11》.

[7]参见刘扬.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纵横，2011（1）.

[8]参见楼建波.从CDS看金融衍生品的异化与监管——以瑞银集团诉Paramax案为例.《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2010》.

[9]包容MBS，ABS，CDO，CDO平方等一系列金融产品.具体参见张明《透视CDO：类型、构造、评级与市场》、《国际金融研究》2008年第6期.

[10]参见何纯.进化博弈：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辩证审视.《理论探讨》总第376期第43页.

[11]参见郭敏.浅议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博弈关系[J].《时代金融》2009（12）.

[12]参见现代博弈理论匈牙利大数学家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的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94年出版。指参与博弈的双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双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13]参见《新浪财经》http：//.cn/g/20110322/2323957576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