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产业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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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2017年2月17日上午，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会议中提到：“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医药产业关乎国民生计，因此更要牢牢掌握医药产业安全的战略主动性。随着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政策的逐步推行，政府越来越重视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在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并且日益关注自身健康问题的今天，我国医药产业也有许多的机遇。但是，随着全球医药制造业的中心逐渐向我们国家转移，我国医药企业因其本身存在诸多问题，从而不能良好适应现在的发展环境，并且面临着诸多的挑战。目前，各领域的部分专家对我国医药产业安全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经验和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的国际环境提供了理论参考；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有必要对有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推动相关研究更为全面深入。

2相关研究进展

整体上，国内学者就医药产业安全的定义、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的现状、医药产业安全的评估以及相关对策建议进行了大量的阐述和分析。当前，学术界对产业安全的定义还没有达成统一、完备的观点，不同学者基于各自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论断。何维达和李冬梅[1]把产业安全的定义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产业竞争说，强调本国产业要有较强的竞争力来抵御开放竞争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二是产业控制说，强调相对于外国资本，本国资本要对相关产业有足够控制力；三是产业权益说，强调本国要保证国民的产业权益在开放竞争中不受损伤；四是产业发展说，强调本国要对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重要产业进行控制，并使这些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较大潜力；乔颖和彭纪生[2]把产业安全内涵界定在、状态论、能力论、层次论、权利论五类。胡颖廉[3]则对医药产业安全及药品安全定义进行了区分。药品安全的概念包括产业安全和质量安全两个层面。前者指本国药品数量和种类能够满足患者的基本需求；后者则是药品对人体健康不造成危害，也就是药品质量安全、有效、可控。药品监管政策的目标包括促进医药产业发展和创新，保障药品质量安全，满足公众用药可及性。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主要的发展特征有：总量规模逐渐扩大，行业进入壁垒较强，生产主体结构多元，空间格局初步形成。同时，产业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产业集中度有待提高、规模经济效益不明，研发能力亟待加强，“高端不足、低端过剩”，产品结构严重不合理，中小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低，以及融资渠道单一企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等多重问题[4]。胡朝凤[5]认为，中国医药制造产业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国际医药产业，保障其安全的关键在于提升国际竞争力。这一点与我们所要研究的我国医药产业安全国际环境的目的不谋而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中国的医药产业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强烈冲击，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有产品进出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外资品牌和技术对外依存度也很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医药市场格局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我国的医药产业有很大的影响。跨国医药企业全球化引起的两极化结果，致使处于弱势地位的我国医药产业面临着严重的威胁[6]。部分学者构建了医药产业安全评估体系。何维达和李冬梅[1]提出，根据影响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将评价产业安全的指标主要划分为四种。这种指标体系在产业安全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具体可以分为产业环境、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对外依存度和产业控制力。周行和冯国忠[7]认为，我国医药产业安全可以从我国医药产业环境、我国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我国医药产业对外依存度和我国医药产业控制力四个方面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的对策建议。张金鑫[8]则认为，外资的并购引起了我国医药产业安全形势的恶化，具体体现在医药业的创新能力、竞争力和控制力上，分析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的影响。许铭以产业基础为一级指标，行业规模、行业结构、行业供需、上游行业为二级指标，对医药制造业安全度进行定量评估及实证分析[9]。还有部分学者比较了国内外的产业安全政策和不同国家的医药产业创新体系，并进行了分析。张福军和刘晔通过对国外不同产业安全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出分别以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为代表；以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为代表；以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家为代表的三种产业安全政策模式。并总结出了由国外不同类型产业安全政策模式积累的不少经验和教训得出对我国的启示[10]。把美国和日本的制药产业创新体系与我国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启示：医药产业创新体系的模式及其发展状况与产业发展的程度息息相关；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医药产业创新体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企业必须增强创新和经营实力，逐渐成为创新体系中的主体[11]。有学者分析了不同国家的医药创新体系，即美国企业为主体的政企分开医药产业创新体系，日本“官、产、学、研结合”的医药产业创新体系，德国企业为主体的医药产业创新体系，印度政府主导企业为主体的医药产业创新体系和中国大学与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医药产业创新体系。其中，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医药产业创新体系中大学和科研院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工作[12]。针对现阶段我国医药产业安全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困难和威胁，部分学者专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政策。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医药板块逐渐向新兴市场转移，我国因其突出的医药市场表现成为各跨国企业竞争的市场之一。赵明月等[6]提到，在全球医药市场变化的情况下，可以从健全立法理念、调整产业政策、支持创新研发、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和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五个方面来面对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提出的扶持民族产业、保障医药产业安全的对策：主要是完善相关政策，从定价、招标与采购等方面扶持民族医药企业；建立中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提高民族医药技术进入门槛，创建技术创新联盟，加强民族医药研究及产业技术竞争力[13]。我国医药产业的生存环境在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所以维护医药产业安全需要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加强调整。医药产业作为我国的朝阳产业，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响应、适应政府的相应政策。秦尚彬[14]指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情况下，维护我国医药产业安全主要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法律与政策上的完善；加强研发力度，培养技术开发能力；加快完善医药创新体系；合理利用外资企业，实现我国医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加强管理，降低风险。胡颖廉总结为更新理念、多管齐下，制定扶持国内药企的产业政策；建章立制、依法行政，完善各类药企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整合协会、加强引导，提升医药产业的整体素质[15]。

3总结

国内学者对医药产业安全已作出较为详实的分析，由于产业安全的必要性及医药产业的特殊性，维护我国医药产业安全、振兴民族药业等一系列问题又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梳理近几年国内对于医药产业安全的研究理论，发现国内相关研究多是讨论和平时期（简称常态下）医药产业安全的有关问题，而对国家处于紧急状况（如战争时期等）下医药产业安全的理论及实践研究较为空白，且缺少基于历史视角对其他国家医药产业安全进行的比较研究和经验借鉴。对于我国的医药产业安全，应审时度势，在不同时期、不同状态应有不同的应对政策，以适应国内外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如何使我国医药产业安全趋于稳定；在长期发展中，如何让企业良性发展并在国际大环境中站稳脚跟。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提高我国医药产业的创新力、竞争力和控制力。在特殊时期，企业如何适应不利发展的环境；在平常状态下，又怎样保持并发挥潜力。相关的学术研究有必要抓住新的机遇，争取使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研究能有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何维达,李冬梅.中国产业安全理论研究综述[J].经济纵横,2006(8):74-76.

[2]乔颖,彭纪生.国内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综述[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7(3):86-89.

[3]胡颖廉.产业安全和质量安全:中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逻辑[J].社会科学战线,2016(7):207-215.

[4]刘泉红,刘方.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及产业政策现状、问题与政策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14(32):39-67.

[5]胡朝凤.中国医药制造产业安全现状与对策研究[J].人民论坛,2014(29):92-94.

[6]赵明月,徐涛,孟锐,等.全球医药市场变化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影响探讨[J].中国药业,2011,20(10):6-8.

[7]周行,冯国忠.新时期我国医药产业安全对策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3(2):7-8.

[8]张金鑫,徐淼,谢纪刚.外资并购对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的影响[J].财政研究,2010(2):56-59.

[9]许铭.产业基础稳定向好,集中度有上升趋势[N].医药经济报,2010-7.

[10]张福军,刘晔.国外产业安全政策模式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当代经济研究,2015(4):82-86.

[11]金泉源,黄泰康.中国、美国、日本医药产业创新体系的对比研究[J].中国药业,2005,14(10):2-3.

[12]阿丽塔.国内外医药产业创新体系对比分析[D].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8

[13]张伯礼.扶持民族医药产业,保障我国医药安全的建议[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13(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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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11-49 -02

一、中美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分析

（一）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政策

2009年新医改政策出台《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意见》，该意见从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和药品生产的流通体系等方面要求加大对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规模化发展。2010年国务院颁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决策，指出：大力发展生物技术制药，加快新型疫苗和试剂的研发，提高创新性药物的研发规模，提升整体的生物制药产业水平。同时在行业类的政策中出台了《2010-2015年生物医药产业振兴规划》，这些详细的政策措施推动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化、高效化的发展，这些政策的出台给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从十二五规划中重点突出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它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刺激作用，我国的生物医药行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产品的进出口额增长迅速。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进出口处于逆差。处于贸易逆差的我国在保护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同时，打破行业垄断，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在本着互惠、互通有无等原则的基础上，签订长期生物医药产业贸易协议。尽可能地反倾销，使用反补贴，进口配额等保护措施和其他手段维护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避免外国生物医药大量涌入，从而对国内生物医药企业形成较大的冲击。

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呈现着区域化的特点，对此所制定的产业政策也体现着区域化的特色。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大多集中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的长春，依托药物资源优势发展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生物医药企业群，同时政府提出的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政策的提出，大大提升了以长春为中心的生物医药产业，比如吉林修正药业、金塞药业和东北师大基因工程公司等。北京依靠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为依托，政府技术扶持政策的支持，形成了北京生物工程和医药产业基地，以科技技术的创新带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上海、深证沿海等地，依托广阔的海内外市场和丰富的人才资源，政府对其生物医药产业的政策有着很大的优惠政策，比如在出口贸易中减免相关企业的税收，对出口产品同时进行补贴等。

（二）美国生物医药产业政策

美国白宫、国会均设有专门的生物技术委员会来跟踪生物技术的发展，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及财政预算。其颁布的《生物技术未来投资与扩张方案》修改了赋税制度，极大地刺激了研究与投资生物医药的积极性；《州政府生物技术议案》囊括了美国所有州政府生物技术工业发展战略，是美国比较系统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同时，美国各州政府通过鼓励和帮助组建各种生物医药行业组织，这些组织具有共同的产业网络化作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研究单位、企业、政府和其他公共非赢利组织联系起来，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壮大生物医药产业。

近年来，美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美国已采取相应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来扶持，并鼓励生物医药产品的出口。从总体上看，美国的生物医药国际贸易呈现快速增长、产品集中、贸易数量逐年增大的趋势。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国际贸易政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地方保护性生物医药产业贸易政策盛行。主要以保护贸易政策为主，利用非关税措施和战略性贸易政策保护本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其用技术壁垒的手段限制国外医药产品的进口。凭借技术优势，制定了繁多的、严格的技术法规。

美国各州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力度很大，在系统的产业扶持和管理上有着规范的措施。在资金的融合中，各州政府对其起到了补充作用。州政府认识到风险投资会阻碍生物医药产业持续发展，所以政府直接对各生物医药产业进行投资，这样规避了产业资金短缺的风险，同时州政府也对这样的风险资本进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美国各州在引导商业化的运行方面也有着一系列的措施，作为科研所的国家卫生研究所、美国各州专利和商标局、食品药品管理局等这些都给以技能、资本和监督管理上的支持。

二、中美生物医药产业政策比较

（一）中美生物医药产业政策的相同点

政府的扶持是中美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制定与调整的先决因素，它对于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在颁布的法规上，中美两国都相应的出台了一些促进生物医药发展的政策；在资金的投资中，中美政府都会在税收和融资渠道上提供便利，减免税收和提供必要的科研经费是中美两国的共同之处。

中美两国均采取相应的贸易政策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来扶持。均依据国内国际药品的贸易形势，制定积极的出口政策和适度保护的进口政策。以扶持本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增强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中美的生物医药产业均呈现着区域化的特点，对此所制定的政策措施也体现着区域化的特色。中美各个区域的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规模在不断扩大。

（二）中美生物医药产业政策的不同点

美国政府提供的研发资金比例大大超过我国的政府提供的研发资金，美国研发资金占销售额20%的比例，而我国却不到5%。美国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财政预算逐年增加，鼓励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如加州就设立了30亿美元的生物医药基金，用于新医药产品的研发方向。而中国这方面的财政预算就赶不上美国。美国鼓励和帮助生物制药产业建立相关的非营利组织，如美国的生物技术网络组织，和贸易协会组织，它们主要对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技术、基地建设、法律、管理等方面的支持。而我国的行业及其协会的建立需得到政府的层层审批，管的过宽，限制了人才的自由交流度、生物技术的创新度等方面。

美国作为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领先者，在国际药物市场中占据绝对比重，其市场竞争能力远远超出中国。因此美国在外贸政策方面态度较为强势，贸易保护主义浓厚。我国生物医药发展水平较弱，生物医药产业进出口处于逆差，这对我国本土生物医药产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美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布局与中国不同，美国主要积聚在东西两部。波士顿、华盛顿、北卡罗来纳研究三角园分布在东部海岸，旧金山和圣迭戈分布在西部海岸。我国环渤海地区生物医药人力资源储备最强，拥有丰富的临床资源和教育资源；长三角地区拥有最多的跨国生物医药企业，在研发和国际交流上具有较大优势；珠三角地区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市场潜力巨大；中西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逐步形成各自发展特色。

三、美国经验启示下的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政策的优化

美国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的成熟体系对于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一个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加强和改善生物医药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借鉴美国经验，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政策需在政府的支持，发挥区域化的特色、开拓市场方面，结合我国生物医药本身发展的特点，对生物医药产业政策进行优化。

（一）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完善融资环境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高风险、高投资、长周期的产业，市场融资环境严重决定着企业的发展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生物医药产业政策中所需完整的融资氛围是生物医药产业成长的导向，生物医药企业从基础设施的筹备、产品研发的制造、投入市场的宣传售卖等等方面，政府的强有力扶持显然是相当必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对于资金的投入额度很高，短期内很难融资，投资环境自然受限，其发展阻力增大。政府在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整合生物医药产业资金投资环境，通过减免税收和奖励基金的建设，同时逐步放开民间资金的投入，这样对确保初期生物医药产业有着良好的融资环境。

（二）发挥区域化的特色，积极开拓市场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分布呈现着严重的地域化特点，各地对生物医药产业政策的理解和实施又因地制宜，发挥地区优势具有区域化的特征。在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模式上，应发挥区域化的特色。例如沿海发达城市有一个良好的区域环境，应积极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在产品的研发与制造中加大对技术、人才的引进。由于良好的城市形象和地理优势，发挥地区特色，寻找海外市场是必然趋势。我国的中部和边远区域有着丰富的药物资源，在特色生物医药上有着资源上的优势，这些区域可以发展特色生物医药产业，在产品的工艺和服务上积极开拓市场。基于各地的差异，打破区域政策不相兼容的困境，区域间的政策互补是必然的趋势，以此促进区域间生物医药资源共享，市场互利。

参考文献：

[1]胡侠，林哗.美国生物医药产业政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0）：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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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联合创新作为产学研合作方式的新型产物，在生物医药领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相继诞生了众多生物医药产学研联盟。联合创新，又称“产学研合作创新”或称“产业联盟创新”，它是一种以产业联盟为纽带的“抱团创新”模式，以产业联盟的形式汇聚“产学研”各方力量，通过联盟协调创新资源形成合力。这种一体化的合作创新模式，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在把握市场需求，开发新品，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创新原动力，以及高校、研究院所在科学研究与原始创新上的技术优势[1]。

二、江苏省医药产业联合创新发展现状

1、发展现状

近几年，伴随着江苏省医药产业的迅猛发展，其自主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江苏省政府对医药产业联合创新的投入不断加大，并取得喜人成果。2012年，江苏省对产学研联合创新基金、产学研成果转化专项资金、产学研科技支撑等科技计划，共投入经费3. 3亿元，在疫苗、抗体、高端医疗器械、药品研发和生物医用材料等领域开展了一批重大项目，有望投入市场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江苏省先后共承担了165项新药创制项目，被给予经费超1亿元，项目数和经费数均居全国省份第一。江苏2012年申报新药455个，占全国21.1%，获得临床试验批件98个，占全国18.4%，获批上市新药数19个，占全国11. 6%，均居全国首位，新药创制能力大大提升。医药企业意识到联合创新的重要性，不断深入与高校的合作。如江苏省著名的扬子江药业，与全国50多所高等院校的科研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都有一批新药投入生产，其新型药物制剂实验室被批准为首批企业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还有济川医药集团，目前已与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院校达成合作协议，加强在心血管药、儿科中药、妇科等专利产品的研发，目前已申报专利5个，获批1个，有8个新产品在国家FDA待批，近20个品种正在研发试验中。

2、存在问题

（1）联合创新合作层次低。目前联合创新的组织机构都是自发形成的，在大的层面上缺乏统一的宏观指导，组织形式过于松散，难以形成合力，从而阻碍项目的进行。联合创新以短平快项目居多，高层次战略性合作少，对药品的研发依赖仿制，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在利益的驱动下，低水平的重复生产现象屡见不鲜。如此低层次的联合创新无法体现国家战略目标，也无法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2）风险承担与利益保障机制不完善。联合创新的基本动力是利益的分配，只有公平的分配与合理的权益保护，才能保证联合创新各方的积极性和新结构的稳定。政府、企业、科研单位对技术价值的认识不一，导致各方权益不能协调，企业希望政府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科研单位希望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和更多的承担风险，政府需完善利益保障和风险承担机制[2]。

（3）联合创新管理体系不健全。联合创新各方的主管部门不同，运行机制不同，运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分歧。产学研各方分属经贸委、科技局、教育局等系统管理，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机构，推动联合创新的管理制度、政策、运行机制等都还不够完善。我国迄今尚未制定颁布有关联合创新的法律法规，对产学研联盟的法人地位、性质和作用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和保障。

（4） 企业自身研发能力薄弱。江苏医药企业自身研发水平薄弱，技术创新过分依赖对外引进，并难以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从而在产学研联盟领域也处处受限，难以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形成有效对接。技术层面无法突破固有套式，继而无法形成新的技术增长点，科技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也无法体现，使得江苏医药企业在生产、销售、二次研发等环节上处于被动位置。

（5）联合创新的信息沟通不畅。大多数企业存在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取得联系困难的问题，而大多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也存在与企业的联系缺乏、不知道企业的需求、对市场不了解的问题，导致科研成果不具备较高的市场价值、已取得的创新开发成果信息难于传递出去。如何实现双方的信息沟通，使其保持畅通的联系是江苏省医药产业联合创新亟待解决的问题。

（6）政府在联合创新中发挥的引导作用不够。联合创新的实践涌现出了一些新的组织模式，政府的宏观管理方式要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完善引导联合创新的政策环境。服务于联合创新的信息渠道分散，信息网络不畅通，政府应健全促进联合创新的公共技术平台和服务体系。对政府重点支持的联合创新形式缺乏导向性的审核标准，支持的条件不明确，政府资源配置对联合创新的引导作用有待加强。

（7）联合创新缺乏系统稳定的金融支持。医药产业联合创新项目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等特点，决定了需要比其他行业更多的融资。目前，江苏医药产业联合创新的资金来源以企业自筹和政府支持为主，由于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的要求高，医药产业缺乏金融工具的支持，导致医药产业联合创新项目的每个环节都缺乏资金，融资渠道不够顺畅，制约了联合创新项目的发展[3]。

三、江苏省医药产业联合创新运行机制分析

1、动力机制

政府的支持和推动是医药产业联合创新的重要动力来源。政府政策的配套措施能为医药产业联合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土壤。以政府为主导，利用其强大的信息网络优势，完善医药产业联合创新的网络环境，加强行业技术中心、医药研究中心、技术转移中心、成果分享中心的建设，促进创新在各个环节的合理分工与联合，以加快网络化、社会化、高速化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的建立，以加快联合创新过程中的信息传递，提高医药产业联合创新的效率。

2、模式选择

政府在医药产业联合创新中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调动各种科技创新资源，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对接，洽谈创造机会，从而形成创新合力，整合现有资源，突破科技资源不足的瓶颈约束。通过一对多、多对多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来满足合作的多向性目的，达到培养人才，提升创新能力，获取经济效益等多重目的。同时应注重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医药产业联合创新合作，实现以市场为导向，以联盟为方式，以利益机制为纽带的合作，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新型产学研合作模式。

3、伙伴选择

江苏省从事医药制造领域研究与开发的高校与科研院所众多，科技实力雄厚，像南京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医药科技实力均居全国领先地位，应当首先鼓励强强联合，具有研发优势的企业和研究实力较强的高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形成产业核心，并进行产业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逐步衍生出一系列与之合作，进行上下游研发合作的各种类型企业和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关联与产品配套的规模化联合创新。

4、分工机制

企业要积极参与医药研发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密切相连的，企业在获得基础研究后方能为商业应用打下基础。对于想提高自身原始创新能力的企业而言，参与基础研究可以拓宽研究视野、发现产品的新应用领域，可以促进产业整体创新能力，从而为加大研发力度提供可能。因此应当在合作分工中明确企业要参与该领域的基础研究，光靠科研机构单方面的研发会导致研发的产品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与实际脱轨等问题。

四、江苏省医药产业联合创新发展策略

1、理顺联合创新成员间的关系，促进实质性高层次合作

江苏省医药产业联合创新成员间应选举成立董事会、专家委员会和秘书处等部门，定期召开例会，规划联合创新的发展战略，充分调动各单位的积极性，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深度合作机制，改革高校科研人员评价与奖惩制度，杜绝急于求成的短期行为。从而为提升江苏医药技术创新综合能力、打造超大型民族医药企业提供保障。

2、建立利益和风险共担的医药产业联合创新机制

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高风险性与高收益性同在的特点。可以采用技术入股、提成、技术持股、年终分红等利益挂钩的分配方式，把合作各方应得的报酬与医药研发市场化成果，企业的经济效益，项目的产业化成功率挂钩。让高校和科研机构充分加入到医药生产领域和市场化阶段，反之也要让医药企业充分融入到药品研发过程中，通力合作，促进风险多方承担，利益各方共享的分配机制的建立。

3、建立促进联合创新的平台

加大力度整合药物研发中心、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资源，通过建立联合创新信息网建立共享平台，为企业和校内部门提供便捷服务。在科技项目申报、科技项目研发、科技成果转化、联合实验室共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信息资源共享等方面提供广泛合作机会。建立人才流动机制，促进高校和企业的人才互动。

4、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信息沟通

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应强化行业协会、协调机构、各类学会等行业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它们在信息沟通、产学研运行、市场需求把握、技术引进、培训评估和举办大型行业性会议方面的优势，完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体系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的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其市场行为，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其中，对于权威咨询机构应重点培育扶持，支持科技中介模式创新，并鼓励科研机构组织成立中介服务机构。

5、加强医药产业高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研发

目前江苏省的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原创产品少，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不高。高校、科研院所在医药学科上具有优势，企业要加强医药领域联合创新建设，加强产业内关键核心技术的研究，再通过整合其他外来的高新技术，提高医药领域内产品研发、医药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综合配套能力，从而提升医药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

6、增加医药产业技术创新与合作投入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与产品的技术含量需要大量资金来作保证。企业通过开辟新融资渠道，发展风险投资基金，获得更多资金用于研发与合作投入，此外，高校、科研院所通过积极与企业联合申报项目，寻求各级财政资金支持。各联合方通过共同努力，发挥各自优势，促进江苏省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提升产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

五、结语

医药研发产业具有高投入、高收益、长周期、高技术、高风险、重效率等特征，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已逐步成为全球新一轮发展竞争的焦点。江苏省医药产业起步较其他省市略晚，发展形式基本属于规模扩张型的粗放式发展，技术创新乏力，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要通力合作，打造高层次联合创新战略合作平台，实现产学研联盟向战略联盟的升级，从而进一步提升江苏医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 宋健，陈士俊.国外产学研政策的经验及启示[J].现代管理科学，2008（7）36-38.

[2] 赵丹萍.广东省部产学研合作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J].科技管理研究，2010（22）1-4.

[3] 庄晋财，吴碧波.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集群租金及其经济效应分析[J].人文杂志，2000.

【作者简介】

吴松强（1975-）男，湖北汉川人，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企业组织理论与创新管理，科技政策评价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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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233-02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医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过多年的发展,吉林省已成为具有比较完备的医药生产体系和商业流通网络的医药大省。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吉林省乃至全国的医药产业仍是一个低技术、低效率、低利润的产业,经济总量小、技术水平低、结构性矛盾突出。全球化的趋势使吉林省面对的不仅是国内企业而且是世界制药巨头的竞争,而原本实力弱小的企业必将受到更大的挤压。无论资本实力、技术开发能力还是市场控制力,吉林省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差距都是悬殊的,这种“快艇对航母”的竞争局面给拥有众多中小医药企业的吉林省医药产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我们立义于现实,为了加速吉林省医药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吉林省在医药产业技术人才、研发力量和产业基础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吉林省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为吉林省政府部门和吉林省医药企业提供一些科学的建议。

二、吉林省医药产业存在的不足及挑战

1.医药行业“多、小、散、乱”的问题突出,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任重道远。近几年国际上一些大型制药企业为了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纷纷实行强强联合,力争在国际医药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吉林省的制药企业仍习惯于分散经营,处于放大了的小生产状态,多数企业专业化程度不高，缺乏自身的品牌、特色品种和规模效益,整体竞争能力差,难以参与国际竞争。目前中小型企业虽已成为吉林省医药工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缺少像黑龙江哈药集团销售收入近百亿元以上的大企业集团。如果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各类资源,企业和资源整合仍需做大量的工作。销售收入列第一、二位的大成集团和修正集团近年来发展迅猛,年销售收入均已达30亿元以上，但在全国排名仅为第10、11位。省内排名第三、四位的华润生化(10.6亿元)和敖东药业集团在全国排名仅列第47和59位。

2.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较低。医药工业是一个科技含量高、集约化、国际化程度高、高投入、高收益的产业，作为医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研发投入在国际上至少要占上年销售收入的10%~15%,而我国医药企业的研发投入一般不超过3%,吉林省大多数企业在研究与开发投入经费上还不到1%。科研与生产脱节,新药创新基础薄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速度慢;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产品更新慢;老产品多,新产品少;低档次与低附加值产品多,高技术含量与高附加值产品少;重复生产品种多,独家品牌少;多数老产品技术经济指标不高,工艺落后成本高,造成资源的浪费,缺乏竞争力,特别是原料药制剂研发不够,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3.中药资源生产与开发利用效率低,产品质量不能满足需求。中药材生产管理粗放,不能严格执行GAP标准,单产低、质量差的现象较为普遍;中药材病虫害的防治和农药残留的污染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没有建立优良种植的评价体系,缺乏对种植资源的收集整理;在中药饮片加工方面,由于中药材质量不稳定,生产水平低等因素,造成了产品质量不稳定,再加上炮制工艺不规范不统一等问题,因而难以满足国外用户的需求,大大削弱了中药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三、加快吉林省医药产业发展的对策

1.加快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加强大型企业集团的培育,引导和扶持修正药业、敖东药业、东宝药业、亚泰药业等10大企业集团做大做强,扶持和促进重点企业低成本扩张,力争这类企业在兼并重组、核定企业销售成本、评定高新区外中药高新技术企业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鼓励省内医药企业与国际跨国公司合资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

2.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促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开发附加值相对较高的深加工产品，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和工艺改进,进一步挖潜降耗,节约水、电、煤等基础资源,节约医药中间体等化工原料,消化成本上涨因素，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支持通化东宝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胰岛素达到生产能力，培育国际品牌,参与国际竞争。

3.建立多元化投入体系。设立省现代中药及生物制药基地建设引导资金和风险投资基金,通过专项资金引导社会资金向现代中药及生物制药科技产业发展关键环节上注入,重点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加大在技术创新、研发能力、标准规范、知识产权和中药资源保护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入。采用创业投资机制等市场化手段,拓宽中药新药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融资渠道,以吸引社会资金为主,政府资金适当注入,采用股份制等灵活方式,建立现代中药及生物制药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基金,为吉林省医药工业实现跨跃式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保障。

4.加强对资源和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力度。从中药资源保护的实际出发,调整保护品种,保护并规范野生中药材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人工种植(养殖)中药材GAP标准的认证工作。制订医药行业的知识产权战略,积极应对国际专利竞争,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医药知识产权,促进新药创新,倡导在新药创新全过程实行专利保护。加强专利知识的宣传和培训,提高专利服务水平,运用专利制度加速技术产业化。

5.加大医药行业的改革开放力度。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引进战略合作者,推进对外交流与合作。目前,我国的医药行业还处于向海外拓展的初级阶段,全球非专利药市场的迅速崛起为我国医药行业融入国际医药市场,参与医药全球化分工、合作和竞争提供了大好契机。要树立开放与主动寻求合作的进取意识,进一步发挥地缘优势,对内要加强与黑龙江、辽宁在医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进“北药”品牌建设。对外重点加强与日本、韩国、俄罗斯、蒙古等东北亚国家和我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把吉林省建设成为东北亚医药区域发展中心。引导、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开拓海外市场。

6.推动产业集聚，形成合理布局。重点建设“一园一城一个集聚区”的三大发展中心、两条医药产业带和两大化学原料药生产基地。“一园”即将长春国家生物产业园建成全国最大的生物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生物中药工业园区。“一城”即将“通化医药城”建设为生产、科研、经贸发达的中国“药谷”和国际化医药名城。“一个集聚区”即重点发展以敦化市为中心的“延边敖东医药发展区”，重点以中药企业敖东、华康、力源3大药业集团为核心，建立3大现代中药制药工业园区，突出新产品和系列品牌的开发。两条医药产业带是围绕三大发展中心，以长春、吉林、延边和以长春、通化、白山两条中药产业带为两翼，进一步加速产业集聚，提升医药产业集群竞争力。同时，建设好吉林市和辽源市两大化学原料和合成药生产基地。

近期重点选择一批具有自主创新的中药传统品种深度开发、道地中药材种养殖及开发、疫苗类生物制品、基因工程药品等医药重大产业化项目，给予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方面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重点支持总投资达10亿元的修正药业集团高新医药园项目；总投资达7亿元的通化东宝药业集团东宝基因重组人胰岛素二期扩建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通过重点扶持一批重大产业化工程和项目，促进医药企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加强对医药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政府要安排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医药人才培养。积极吸引国外医药产业高端人才来吉林省创业，对医药研究和产业发展贡献较大的高层次人才，应给予特殊津贴和奖励。要组建医药产业发展科技专家顾问组，负责对医药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咨询。

[本文获得四平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资助（编号：201030）；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资助（编号：10YJC790181）及吉师博启动项目资助（编号：20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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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外资并购；医药产业安全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9004303

1问题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资并购呈现出由慢到快直至井喷的一种态势。伴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阶段，我国医药产业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钻石时代，外资企业独自战斗的战略战术也已经过时，使用并购手段迅速占领中国医药市场将会是接下来一段时期的主要手段。对此，国内的学者们一直在进行着相关的研究，从而实现我国医药产业的健康快速的发展。但是，对于外资并购在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安全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毋庸置疑，外资并购对于我国引进国外资金、先进的管理经验上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并购并非一成不变的，其规模、意图、对象、方式都在随市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因此，外资并购对医药产业安全的影响也不断的变化，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科学系统的方法来动态的评估并购的整个过程。

外资并购对于我国医药产业安全上究竟在哪些方面产生影响以及影响到何种程度，如何权衡并购所产生的利与弊成为国内学者的热议的话题，同时也是国家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本文将从外资并购动因、外资并购对我国医药产业与经济安全造成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进行回顾和评述。并以此为基础，对外资并购与我国医药产业安全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展望。

2医药跨国并购动因研究

2.1并购理论

对于跨国投资理论的研究最初是由海默提出，在此之后经过金德尔伯格的发展和延伸形成“垄断优势理论”。跨国并购是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起初理论大都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出发，跨国并购就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主要指导理论是以垄断优势论、内部化理论、折衷论。

（1）垄断优势论。

美国学者史蒂芬・海默在其《一过企业的国际经营活动：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第一次提出垄断优势论，并运用在早期的直接投资当中。垄断优势论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企业能够比外国本土企业更好地渗透到当地市场中去？为什么这些企业希望到国外去控制增值活动？其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市场中存在垄断结构和不充分的竞争，这些因素决定了某些具有特定优势的企业能够在国外寻求到比国内更大的利益。

后来，美国学着尼克尔博克进一步提出寡占反应理论，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往往会出现“跟随效应”。此后，美国学者在海默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提出寡占反应理论，在理论中指出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会出现“跟随效应”―当寡占企业率先在国外进行投资时，同行业的竞争这为了缩小差距、降低风险并保持双方力量均衡，会纷纷紧随气候向同一地区投资，导致相关部门智能光普遍的国际化。这方面的理论解释了寡头企业赢得国际市场份额并形成国际生产和销售增长的原因所在。

（2）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是由巴克莱、卡森和拉格曼合作完成并提出的。内部化的目标就是跨国公司将外部市场内部化，以内部市场代替外部市场，以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造成的损失。内部化理论与垄断优势论不同，其与垄断优势论存在不同之处，垄断优势论主要强调跨国公司特有知识产权优势，而内部化理论更强调企业通过内部组织体系降低运营成本的能力，指出这种能力才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经济活动的真正动因。

（3）国际生产折衷论。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将各种对外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著名的折衷理论，即OIL范式。他将垄断优势论、内部化理论、区域论结合起来形成折衷理论，形成更普适化的理论。OIL分别为厂商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I）、国家区位优势（L）三个变量，将这三个变量的拥有程度作为判断企业跨国经营的依据和条件。该理论提出跨国公司只有在O、I、L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才会促使跨国公司对外进行投资。

2.2跨国企业并购我国医药企业的动因分析

国内学者对跨国并购我国医药企业的动因研究主要是基于垄断优势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从医药产业安全角度来看外资并购我国医药企业的动因，涉及到三个利益主体：跨国企业、被并购企业、被并购方国家政府（戴浩森，2007）。三个利益主体之间关于利益的权衡和分配决定并购是否能够完成以及并购后所产生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于医疗改革的重要阶段，这种医疗政策环境为并购提供了可以操作的可能性。外资企业自身的相关因素、我国自身的医疗政策、被并购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分别形成自身激励因素、外在并购环境、外在推动综合造就外资并购的浪潮发生。

2.2.1我国整体医疗环境

（1）我国特有的医疗区位优势。

经济全球化为更多的跨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我国作为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已经跃居到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医药市场更是发展较快的新兴市场，稳定的政治环境，持续改善的居民生活环境，逐步完善的医疗体制，巨大的医疗市场潜力，庞大且低廉的劳动力市场，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疗区位优势，使国际上很多的跨国医药巨头盯上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

（2）国内药企的自身加强。

起初外资药企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期，很少对中国的医药企业感兴趣。从1999年到2011年之间，鲜有大的并购之举。而在这10余年间，其他行业如日化用品、食品等行业的外资并购却进行的如火如荼。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我国医药企业自身素质有关。本土药企GMP管理、生产流程和制备工艺控制等许多环节与外资企业有着质上差别，收购一个中国药厂之后对其的后续改造成本远超过重新造一个药厂的成本。

如今的制药企业对于药品生产的控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自2010版GMP颁布执行以来不仅质量上提升，而且在品牌上也深得人心。国内的制药企业实力越强也越容易引起跨国药企的并购欲望，这成为外资开始对本土企业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3）人口基数大、结构分层明显、医保政策的改善等因素。

伴随着第六次的人口普查结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现在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年人口的基数在不断的增大。作为医药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庞大的患者人群，让很多的跨国企业看到中国这块医药新蓝海。同时，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改革下，中国居民医保参保率不断上升，医保政策在不断的改善，大大的刺激了中国患者对优质的医疗服务的需求。在此巨大利益的驱动下，外资企业通过并购快速的占领中国市场，推动医药企业的快速整合。

2.2.2外资并购方的自身激励因素

外资医药企业并购我国医药企业的自身动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王中华，李湘君，2006）：（1）并购方所在国医药政策和金融市场状况，对并购的刺激作用；（2）医药公司对于全球业务发展的要求需要快速进入并占领中国医药市场；（3）并购之后所有权的持有优势；（4）注重劳动力成本优势；（5）获取我国上市公司资源；（6）把中国作为全球药品主要供应基地；（7）从战略层面出发把控医药市场；（8）快速融入本土文化实现产品与品牌的本土化；（9）规避行业税收壁垒；（10）获取金融收益等。

2.2.3外资并购外在推动因素

（1）本土企业的主动推动。

对我国的本土企业而言，接受外资企业并购的最常见动因是通过外资并购这种方式学习国外先进成熟的管理理念和运营方式，同时可以借助跨国企业已有的品牌效应快速建立自己的品牌，从而提升自己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依托跨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的经验，学习其整合国际市场资源的能力，逐步实现本土企业跨国经营的目标；希望通过并购中的产权交易促进企业经营和管理结构的完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提高盈利能力。

（2）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推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医药产业是以“以市场换技术”为战略思想，相关政策对于外资医药企业医药外资企业并购我国本土医药企业相对宽松，大大的刺激了外资医药企业的并购需求。但是外资企业往往选择经营较好的龙头企业进行并购，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龙头企业被并购，医药卫生界对于并购所带来的产业安全隐患问题不断重视，防范不良并购动机的意识不断提高，我国相关政策部门开始寻找并购产生利与弊的平衡点，既要实现外资并购对本国企业的带动问题，也要实现并购后我国本土医药产业的安全。

从地方政府角度出发，其接受外资并购我国企业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①快速实现任期内的政绩；②通过招商的方式获取利益（尚胜利，2007）。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对待外资并购问题上往往存在一定利益上的差异。现有文献从多个角度详尽地分析了跨国并购以及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动因，为研究外资并购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总体来说，中国和西方国家发生的跨国并购动因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医药产业以及医改的推动下的区位特征，外资并购中国医药企业具有一些特殊的动因。未来研究的重点应结合我国特殊的医药制度背景，结合具体案例，创建适合我国特有状况的理论，帮助在未来的并购事件的发生提供有效的指导和预警。

3外资并购对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的影响机制研究

3.1宏观层面分析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TD，2000）指出：跨国并购对于被并购方所在国家除了带来加速资本的流动性、增加技术转移和改善公司管理结构意外，还会有负面影响，比如被并购方医药产业集中度过高，阻碍合理的竞争等等。

3.1.1医药外资企业并购我国医药企业对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

（1）引入外资有利于弥补我国医药产业发展需求的资金缺口。

（2）有利于我国医药产业结构优化。

（3）改善我国医药公司管理水平，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4）有利于药品生产的标准化，促进药品生产达到国际化的标准。

（5）有利于解决国内医药方面人才的培养和就业问题。

3.1.2医药外资企业并购我国医药企业对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

（1）行业垄断的出现。一些实力雄厚的医药巨头会将较为优质的企业并购，尤其会将同类型的品种进行并购，从而降低行业竞争实现垄断利润，在追逐垄断利润的同时必然会产生药价升高的现象，一方面会损害我国患者的用药利益，同时会给政府的医药带来压力，带来较大的医保缺口。

（2）医药行业发展两级分化。造成我国医药行业发展两级分化严重，一些受到外资企业青睐的国内企业在外资的帮助下发展较快，但是一些价格低，利润小的药品品种的生产企业将会在竞争中逐渐被淘汰，造成一些价格低疗效好的产品生产动力不足死亡，产生强烈的两级分化现象。

（3）医疗卫生体系对行业的把控能力下降。外资并购我国大部分的优秀企业，将会造成医药卫生体系对市场、品牌、股权以及技术的控制能力下降、严重损害我国医药产业安全。

（4）造成我国医药企业研发依赖性，失去自主创新能力。

（5）造成医药产业贸易逆差，相关医药人才流失。

3.2微观层面分析

国内外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研究结论都明确的显示出，对于企业本身而言外资并购所带来的最明显的获益是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的提高。Rossi和Volpin（2004）认为外资企业在并购中通过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来帮助被并购企业在管理和经营的过程中得到提高。

张秋生（2001）认为在并购的过程中以及随着行业并购的深入会造成国内的一些原有品牌的流失，同时会因为品牌的流失造成行业的上级市场和下级市场的影响，造成整个体系的紊乱。徐建中，刘琳等（2004）指出，外资企业的进入尤其是外资医药巨头的到来，会通过并购的形式将我国的医药企业置于产业链的低端，一方面可以降低其在中国市场中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防止企业的核心技术的溢出。这种并购方式可以说是对我国医药企业损害最严重的一种。盛庆辉，刘淑芹（2010）指出企业在引入外资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期，企业的生产效率会有显著的提高，并且这种提高会伴随着企业的出口行为进一步的强化。从目前的研究结论来看，医药外资切队我国医药企业的并购所带来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往往是多元化的，那么这些影响之中在不同的时期对我国医药企业所产生的净效益也是不同的。在我国医药企业初期往往需要强有力的医药企业帮助我们来进行发展，但是伴随着我们自己的成长，我们要学会审时度势，既要利用好并购，又要避免受之损害。

4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综合以上的陈述，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专家已经开始注意也着手研究医药外资并购对我国医药产业安全影响的问题，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阐述和总结，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但是，并购的产生开始到现在他说一个不断进行变化和演变的过程，在全球经济化的不断的进展中，我国的医药企业也必将迎来一个新的时期。在此我们需要在之前研究的指导下继续讨论医药并购中的问题。尤其是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安全影响问题，在此时看来非常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综合各个部分的文献评述，未来的研究重点应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展开：在接下来的研究当中笔者认为应该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4.1将研究视角从静态转变为动态

目前现有的研究主要是进行静态的研究和分析，仅关注于某一特定的阶段或者已发生案件的评述。忽略了外资并购的影响会随着市场的发展，国际化的进程以及包括并购后公司的发展状况等环境因素变化而变化。如何将研究的问题以一个动态发展的视角来进行讨论将是以后的发展的主要方向。

4.2将分析的方法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转变

医药外资企业的并购行为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影响具体如何不能够仅仅从定性的角度来进行主管判断，必须在相关的理论和对应的数据支持下来进行判断和支撑。单方面的从定性的角度或者不科学的量化方式来评述外资并购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影响，非但不能对我国医药产业安全起到正向的推动反而有可能延误产业的经济发展。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在探讨外资并购对我国医药产业安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科学合理地判断外资并购对医药产业安全的影响。

4.3将研究的层面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变

整个医药产业安全与否是建立在医药企业是否安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外资并购对我国医药产业安全的影响一定要立足到最基础之处，不能仅仅孤立在产业层面的研究，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医药企业、医药产业、卫生系统的研究体系。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从微观的角度来考察企业的安全情况进而讨论整个产业安全状况的研究很少，仅有少数的学者强调过企业安全的重要性。建立多层次的研究体系，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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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猛，从国际现代生物及医药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成功经验来看，产业空间集群（生物医药产业园）是实现我国医药产业持续发展的有效选择，是促进生物医药技术产业化，培育新兴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全国现有省级以上生物医药产业园400多个，产业领域覆盖中药、发酵工业、生物制药、农业生物技术等领域。以上海张江、江苏泰州等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经过几年的发展，在产业特色、科研队伍和公共技术支撑能力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基础，为带动国内医药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地方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海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化工（医药）业是海门市六大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科技含量最高高新企业最密集的海门市临江新区，先后被评为首批江苏省生物医药产业园和首批南通市新型工业化特色产业基地。海门市生物医药产业主要布局在临江新区（见表1）。

近年来，海门市充分依托化工园区的资源优势，致力引进和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在生物技术产业链延伸，新医药、新材料产业聚集发展，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做文章，形成了一批具有强劲竞争力和鲜明特色的产业集群。目前，海门市正在集全市之力，在临江新区打造生物医药发展新引擎——海门生物医药科技创业园。科技创业园总投资9亿元，占地面积500亩，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功能上分为公共实验平台、孵化创业区、服务外包区、GMP中试生产区、商务办公区、会展中心、公共服务配套等七个板块，集科学研发、企业孵化、服务外包、产品中试、GMP工厂为一体。该平台自搭建以来，海门市先后与美国北卡中美生物协会、新加坡奔腾国际加速器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搭建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化合作平台，并且已成功吸引药明康德药物制剂、广东LED用高端有机硅灌封胶新材料等项目入驻。

2011年，新区完成工业应税销售36.9亿元。其中，医药产业占了近80%，已经成为全市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新区区域面积50平方公里，高新企业超过100家，正坚持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共赢，以省级高新区的创建为目标，重点发展生物技术和新医药、新能源材料、循环经济类产业。

二 生物医药产业价值链的内涵

价值链理论是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的（如图1所示）。波特当时将价值链描述成一个企业两类价值活动：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前者包括进货后勤、生产经营、出货后勤、市场营销、售后服务，后者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基础设施等活动。

根据波特的价值链理论，生物医药产业价值链是由技术链、资金链、信息链和物质链链化而成并构成一个可以发生价值传递的价值系统。

第一，技术链以研究开发作为开端，将科学转化为技术，再通过实验、试验、临床阶段和生产加工阶段等来实现上、中、下游技术链化的发展过程。知识创新是产业链的源头，而市场则是产业链的终端。生物医药产业链具有显著的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双重驱动性。

第二，资金链是以政府、企业和资本市场为资金供给主体，通过资本的流动与运作完成资源到资本的转化过程，从而获得增值的契机。根据美国经验，生物医药产品在其产业化过程中，上、中、下游的资金需求比例一般为1∶10∶100。

第三，信息链是信息流动和知识传播的载体。生物医药产业的显著特点是知识高度密集，而人才是知识的主要载体，因而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很大。

第四，物质链指除了原材料的采购和中间产品的流通外，还包括药品采购、包装、配送、批发零售及售后服务，通过营销将药品送达消费者手中的过程，即药品供应链物流系统。这是产业做强和延长产业链的关键，这个环节主要由医药流通企业和医疗机构完成。

技术链、信息链及物质链互为关联且均与资金链息息相关。药品从研发到送达消费者手中主要以“四链”为纽带，在这个链化过程中，知识创新和营销渠道是产业价值链的“链核”，只有把持住“链核”，才能占长期优势地位。价值系统各要素有效整合可使产业链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总之，产业竞争的实质是价值链的竞争，谁掌握了行业的关键技术，谁就具有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就拥有了产业内的最大利润，从而取得竞争优势。生物医药因为研发费用高、产业周期长、产业链复杂、受专利保护时间长、风险高等特点使其行业壁垒极高。我国近年来生产的化学药和生物药中，自主新药研发不足3%，显示出跨国制药企业在研发方面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如图2所示，大型制药企业在我国的投资和布局呈现出生物医药产业典型的微笑曲线特征。

三 建设基于产业链条式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对策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对提高产业集群效应、完善产业发展环境，扩大产业规模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园区规划、区域功能设计、入园企业的审核、配套服务与设施建设方面，如果忽视园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原动力——产业链条式集群，将不可避免使园区发展背离初始设计，对区域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带来一定影响。为有效提升临江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的层次，现提出如下对策。

1．构建医药创新体系，推进新药研发和成果转化

首先，发挥企业的研发主体作用。加大企业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建立企业研发机构、产业技术联盟等，加快对重大核心技术的攻关及产业化。打造新医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详细内容如下：一是检验检测服务平台，建立通用性的分析实验室和安全检测中心，同时争取与长三角的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连结；二是中试服务平台，建立中药中试车间、化学药中试车间、生物药中试车间及制剂中试车间；三是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园区主题网页，与中科院上海聚科生物园建立网络信息连接，帮助企业及时了解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相关信息。其次，完善技术转移体系。以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建设为契机，逐步形成技术转移网络体系；组织多样的高层次国际生物医药交流活动，帮助生物医药骨干企业吸引国内外先进技术向海门市转移，促进海门市企业与国际接轨。

2．完善金融服务，建立有效的风险投资机制

对新落户项目实行专家预审，提高项目准入门槛。加大政府资金对新医药项目的投入力度，加强产业链中下游阶段的资金配置，强化对产业链的纵向投入。引导和培育医药研发风险投资市场，适当允许投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发起设立新医药风险投资基金。鼓励、支持生物医药企业申请上市，扩大企业影响，规范企业运行，增强融资能力。企业应加强资本市场的运作，促进形成有效的资金链，共同创造良好的资金环境。

3．放大政策效应，改善生物医药产业的软环境

对自主创新医药产品可有限列入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规划免疫制度过程中，优先采购自主品牌药物；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生物产品的，应优先购买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中的生物医药产品，创造能够吸引、稳定和培养企业、项目及人才的配套环境。

4．健全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

以江苏浸会大学落户新区为契机，建立医药人才培养基地，促进人才培养与科研开发的紧密结合。逐步建立医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在收入分配方面加大向关键岗位和优秀人才倾斜力度，完善技术参股、入股等产权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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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4000102

1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1.1 行业结构

（1）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截止2009年，全国独立核算医药企业有7464家，企业数同比增长3.45%。但是，从2010和2009两届中国企业500强上榜的医药企业来看，仅11家企业上榜，仅占总企业数的1.4‰。从资产状况来看，2009年，我国医药工业资产总额达9929.50亿元，资产总额前20强企业累计资产达2000多亿，而其余7464家企业，企业资产总额均不到一个亿。这表明，我国虽然生物医药企业数目众多，但大多规模较小。

（2）产业发展“三足鼎立”。我国医药工业包括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化学药品原药、生物生化药品、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中药饮片和制药专用设备子行业。经过多年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已发展成为“化学药品制剂、中成药、化学药品原料”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

1.2 空间结构

（1）以中东部为中心。生物技术产业最重要的区位特征是明显的地理聚集，在地域空间上形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化分布显现，初步形成以长三角、环渤海为核心，珠三角、东北等中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产业空间格局。区域不平衡发展凸显，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差距将持续拉大。研发要素进一步向上海、北京集聚，制造环节加速向江苏、山东集聚。

（2）向海外拓展。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呈现出打开国际市场，向海外拓展的趋势。一方面，随着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跨国药企加大全产业链布局，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抓住欧美发达国家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业务向亚洲、东欧转移的机遇，医药研发外包等现代高技术服务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医药产业融资渠道，医药企业海外上市层出不穷。特别是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表现尤为突出。

1.3 资本结构

（1）投资增长快。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物医药行业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此外，国家在医药卫生行业的直接投入也非常巨大，政府卫生支出增长迅速。政府卫生支出增长迅速，从2000年的709.52亿元猛增到2009的4685.60亿元。

（2）研发投入不足。生物制药是一个投入相当大的产业，通常一个新药的开发费用平均需要8亿美元，并随新药开发难度的增加而增加（目前有的还高达12亿美元）。尽管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增长，但研发投入仍然不足。例如广东省2008年研发投入经费仅占GDP的1.41%。

1.4 品牌结构

（1）品牌潜力大。当前世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处于成长期，尚未形成由少数跨国企业控制的垄断格局。我国虽然生物医药产业起步晚，但是发展迅速，已经有部分品牌步入国际品牌行列。由世界品牌组织、美中经贸投资总商会、美国世界著名企业联盟联合推选的2009年度“世界著名品牌500强”，生物医药类品牌共有10个国家37个品牌入选，已与日本、韩国旗鼓相当，拥有品牌数与他们一样，并列全球第6。

（2）品牌区域化。2006年至2009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实现总产值保持年均25%的高增速，生物医药企业从5308家增长到7464家，增长率达40.6%以上。但是，知名企业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2009年进入制药工业百强榜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山东、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占据了我国制药工业知名企业大半。

1.5 技术结构

（1）技术人才缺乏。目前，我国从事生物医药技术科研和产品生产经营的高素质人员不多，整体素质不高，具有创新能力和适应产业化、国际化经营的高素质人才十分缺乏。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一些大型医药企业尽管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研发体系，但大多走仿制国外专利药品之路，不能适应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我国各省市为满足生物医药企业人才需要，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吸引和培养人才。

（2）自主创新能力差。多年来，我国生物制药一直采取跟踪与模仿的策略，企业缺乏创新，产品没有国际竞争力。国外研究一个新药要花费8-10年的时间，平均花费3亿美元，创新难度大、周期长、投资高、风险大。而我国仿制一个新药仅需要几百万人民币，2-5年的时间，仿制药品投入低、风险小、周期短、收益高，企业没有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

2 开放式创新在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2.1 开放式创新的定义

开放式创新是由美国学者Henry Chesbrough2003年提出的。开放式创新是指对外部创新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以及企业自身资源的有序流动和转移。通过这种创新资源的“输入”与“输出”，企业获取了研发所需的外部资源，弥补内部创新资源的不足，提高了创新能力；同时，通过对外输入创新资源，将自身无法转化的“搁置技术”进行外部转移，实现了商品市场的扩大化，进一步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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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岳池县医药产业工业园发展现状

1.1四川省政府全力支持，广安市回乡创业园成为全省唯一的医药产业重点培育基地。并依托“伟人故里”和川东地区的便利条件，园区蓝图规划已颇具规模。

1.2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已经成为体系、颇具规模的医药产业工业园。园区内推行“保姆式”服务机制，每个企业都有一名县级领导定向联系，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园区设施齐全，“七通一平”，完全按照一流医药园区标准建设。同时组建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招商引资专业队伍。对投资客商给予最大限度的优惠政策。

1.3医药产业资源丰富，如中药材种植已经普及，并紧靠两大天然药库——峨眉山和阿坝州。

二、中国先进医药产业园区分布与特点

中国目前主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分布。

华东地区列举部分园区（10个）：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南京生物医药谷、江苏连云港新医药产业基地、杭州传化科技城、厦门北大生物园、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青岛蓝色生物医药产业园、山东国际生物科技园、合肥医药健康产业园。

华南地区列举部分园区（10个）：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广州开发区（广州国际生物岛、广州科学城）、深圳北大生物谷、顺德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广东中山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南宁生物制药产业园、海口“药谷”、玉林国际中药港、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建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园。

北方地区列举部分园区（10个）：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亦庄科技园、北京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北京海淀生命科学园）、长春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园、吉林通化医药城、吉林延边敖东医药城、哈尔滨利民医药科技园、河北冀港中医药港、辽宁本溪中医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园、河北省（石家庄）高端医药产业园、山西中朔生物医药园区。

西部地区列举部分园区（10个）：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陕西九州生物医药科技园、宁夏“西部药谷”、甘肃国家级医药基地、新疆“天山药谷”、重庆市生物科技园、云南中华生物谷、贵阳药用植物园、内蒙古生物科技园、四川广安回乡创业园（岳池生物医药产业园）。

2.1岳池建立医药产业园存在的潜力与机遇。

从上述分布上看，岳池既不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也不是靠近重要的交通口岸，劣势一目了然。只有从别的地方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优惠的政策，才能扬长避短，吸引更多的医药企业前来考察、落户。岳池隶属四川，靠近重庆，可以说对两大城市都有着依赖性。岳池完全可以依托两大城市，建立名义上的“下属园区”，让想落户重庆、成都的医药企业来岳池考察。但是，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上述图表中的园区都是各个省级单位的“核心园区”，也就是说举全省之力求得发展。因此，岳池在省市政府高度重视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争取省、市级政府更大的支持。

2.2“天然药库”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我国著名的“三大天然药库”四川峨眉山、吉林通化、云南西双版纳在天然中药材产量上一直享有盛名，但是其周围并没有全国排名靠前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吉林通化一直是老牌的“天然药库”，算是“三大天然药库”中名气最大的。其主导名牌通化东宝、修正药业、金马、神源、白雪山在全国医药企业中都有一席之地，但最好的修正药业2012年排名中也只排在34位，其余的都没有进入100强。这充分说明，建立现代化的规模宏大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天然药材基地并不是至关重要的条件。

三、落户岳池医药产业园区的生物医药企业特点

从已经落户广安回乡创业园的部分知名医药企业中（如；科伦、科创、禾邦），对比分析各自特点及共同点。

3.1.除科伦医药集团外，其他医药企业在省外都没有分公司。科伦集团在省外有分公司，是因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在医药产业领域具有特殊性。医药企业跨省引进难是目前全国各地招商引资共同的难题。各省药监部门对药品生产企业开办分厂都有距离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对企业在其他省所取得的一切证明文件都不予认可。外省医药生产企业变更生产地址及增加生产车间到我县难度很大。

3.2科伦药业生产和销售包括输液、粉针、冻干粉针、小水针、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以及原料药、医药包材等共计518个品种871种规格的医药产品。主要生产大容量注射剂类药品。由于生产量大基本垄断了川东地区的销售，且受到岳池地方的保护，再引进输液水类型的企业也不现实。但是外来医药企业到东部投资主要是因为不便于运输的输液水类型，对于便于运输的颗粒药等投资新厂可能性小。

3.3科伦、科创、禾邦公司拥有从中药材种植到中成药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药学硕士、教授、研究员等高级职称人员，经济管理、药学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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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河北省社科联重点资助项目“河北生物医药产业标志性品牌培育模式与壮大路径研究”（编号：201202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基于原产地形象的河北生物医药产业标志性品牌建设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3月20日

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下，原产地形象及其外部性效应扩散对营销实践与品牌打造的指导作用日益凸显。学术界也已达成共识：原产地形象会影响消费者的评价与购买决策，最终帮助消费者建立品牌偏好与情感依恋。然而，在工业化背景下，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制造业与归属权明晰的工业产品品牌，很少有学者涉及产业品牌，更未从原产地形象的视角来研究产业标志性品牌的形成与培育问题。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成为河北省的经济支柱产业，如何培育强大的产业标志性品牌就成为摆在区域经济发展面前一个战略性命题。而且产业标志性品牌天生具有类“公共产品”的性质，处理不当就会导致企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本文试图从原产地形象与品牌外部性的视角，描述产业标志性品牌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匹配河北生物医药产业禀赋的标志性品牌培育对策。

二、原产地形象、外部性理论与产业标志性品牌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多，原产地形象开始作为外在线索来影响消费者的产品评价和购买倾向，并且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换言之，人们会将产品或品牌的来源地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品牌具有强大的外部性，而产业标志性品牌则更是一个区域某个产业文化内核的化身，只要符合目标市场消费者内在的价值文化理念，则目标消费者与品牌之间就会形成依恋，继而消费者就会对该产业表示好感，而产业内的其他产业就会随着受益。而如果不能以原产地形象为基础并构建一种扩散机制，从文化的视角来挖掘产业品牌的文化内核，则必然带来营销传播的灾难。换言之，原产地形象及其扩散则与标志性品牌培育之间具有天然的关联，即某个地域的产业标志性品牌必然要体现正面的、积极的原产地形象；而对于负面的、消极的方面则要加以规避，唯有如此才能塑造忠诚的顾客，而如果以品牌欺诈坑害消费者，则会严重破坏该地域的原产地形象，更加谈不上利用原产地形象的积极效应来左右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了。

品牌特别是产业标志性品牌具有契约性质，而这种契约是多元的、情感化的，但这种契约有一个核心那就是原产地文化内核，其巨大的正外部性会使得产业规模扩大，产业知名度提升与产业集聚度加强。因此，产业标志性品牌的形成实质上就是产业所在地原产地形象的挖掘及其外部性不断扩散传播的过程。

三、产业标志性品牌形成原理：基于原产地形象的外部性

产业标志性品牌是指在特定地域的相应产业内部，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该产业内企业集体品牌实践的综合呈现，主要构成维度为产业基础、地域特征和文化内核。其中，产业基础是标志性品牌的根本，涵括产业规模、市场占有率、技术和质量水平、产业集中度等；地域特征则表明产业标志性品牌一般都带有特定的区域特色，便于消费者认知；文化内核是指凝聚在标志性品牌中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与产业文化等，这是产业标志性品牌的灵魂。前面的分析表明原产地形象与产业标志性品牌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因而可以从河北生物医药产业的区位特征、文化特征、产业特色等维度凝练原产地形象，提炼品牌要素并将其品牌化；同时还必须对产业内部已有品牌进行，提炼共性，即文化内核，然后不断在产业内部进行扩散。综上，产业标志性品牌的形成模式可以总结为：从河北生物医药产业的特殊区位、产业基础和文化内核等方面来挖掘河北生物医药产品的整体原产地形象，然后基于消费者的视角不断剔除一些负面的形象架构，不断浓缩正面的、积极的原产地形象，必要时可以咨询专家将这些精炼的形象用文字或图片的形式固定下来，再利用各种媒介特别是互联网开展整合营销传播。

四、河北生物医药产业标志性品牌培育对策

河北生物医药产业标志性品牌的培育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发挥多个市场主体的共同作用，才能培育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标志性品牌。结合上述产业标志性品牌形成机理，就河北生物医药产业标志性品牌的培育，提出如下几条参考性的对策：

1、发挥政府引导功能。首先，政府要全方位地提供公共服务。政府通常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对本地产业优势的培育及标志性品牌的打造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不仅要提供各种高效的行政服务，还应当制定适合于产业标志性品牌培育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与税收政策；其次，制定合理的产业布局蓝图，规划产业园区，引导生物医药产业内的企业错位发展、互补发展，避免恶性竞争的出现；最后，政府还应当完善产业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流通环境，可考虑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成立河北生物医药产业营销传播中心，促进标志性品牌的扩散。具体而言，政府需要做以下几件事：（1）把河北生物医药产业标志性的品牌建设列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2）通过制度供给与创新，集中优势政策资源，为标志性品牌的培育提供机制保障；（3）聘请专家努力挖掘生物医药产业特征与文化属性并作为题材进行培育，河北生物医药产业的原产地构架。

2、加强河北生物医药产业标志性品牌的推广。品牌影响消费者的认知与评价。而对于产业标志性品牌而言，原产地形象的扩散过程就是自身的推广机制，因此将原产地形象纳入标志性品牌，并通过销售或宣传活动将其传达给消费者彰显意义重大。一方面河北生物医药产业内的企业应该做好公共关系工作，尽快塑造标志性品牌的良好原产地形象；另一方面可通过各种媒介传播，帮助消费者进行购买决策。原产地形象是河北生物医药产业的一笔巨大财富，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征，容易产生“搭便车”式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应从法律的角度尽快制定产业标志性品牌保护政策，规避“柠檬市场”的出现。

3、发挥龙头医药企业的主体性。产业标志性品牌是产业内企业品牌的综合表征，代表着一定区域内特定产业的整体形象。培育基于原产地形象的产业标志性品牌需要产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战略联盟，共同应对市场的竞争和挑战，方能增强整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差异化经营运作，从而锁定客户以提高顾客忠诚度，并诱发消费者或组织的简单重复购买行为。然而，这一切依赖于企业，因为企业才是标志性品牌的培育主体，同时也是标志性品牌外部性的最大受益者。产业标志性品牌的培育绝非是大量企业的自觉行为，这就必须要发挥产业龙头企业的“领头羊”作用，以便对其他企业产生引领与示范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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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从市场经济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顺势而为是取得经营成功的根本法则，在日趋复杂、激烈的医药市场竞争中，企业经营者不仅要顺应市场整体的发展趋势，还要顺应企业自身的成长趋势。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制药企业在促进企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面应注重强化下文中所述的三个重点。

1 结构调整：“翻新”要比“创新”更具价值

医药产业是一项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而我们目前所处的大背景是新老体制的交替与过渡、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药品降价趋势不可逆转、市场低水平竞争激烈，这就注定我们医药行业的自主创新充满了艰辛与曲折。从国际医药产业分工的格局来看，发达国家以新药为主，而我国则以仿制药为主。

鉴于上述情况，在新形势下，对中国制药企业而言，可能“翻新”要比“创新”更具有价值。“创新”是创造新的价值，而“翻新”则是在成功的相同价值核下不断发展出新的消费利益，即在原有价值上重新发现新的价值。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首先学会“翻新”，然后再大胆“创新”。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产的每一个产品、我们创造的每一个品牌、每一家企业最终都免除不了被替代的终极宿命，但命运每一次都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选择替代自己，这就是“翻新”。

面对新形势的考验，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制药企业应以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为契机，科学制定 “十一五”及中长期科技创新规划目标：把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逐步从完全仿制向仿创结合和自主创新方向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药及技术创新研发机制，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我们应切实把握我国的抗生素产业、中药产业和生物技术产业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力促进抗生素传统优势产业的更新换代，以及生物疫苗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拓展，积极制定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激励政策，加大对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提升核心竞争力，转变低层次加工的增长模式，推动产业向高端领域发展，实现提质式增长。

众所周知，我国医药企业的产品，仿制药占绝大多数，高达97％，其中普药消费占据着我国药品市场60％以上的市场份额。如此这般造成一种药数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在生产的局面。由于新药创新投入大、周期长而且风险大，而我国绝大多数制药企业规模不大，难以承担新药研发的高风险，尚不能成为医药技术创新和营销突破的主要手段。所以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走单品突围之路，我们别无选择！

任何一个称得上品牌的产品，都是生存在销量中，生存在消费者中。在行业中具有领先的销量之后，最终形成企业的定位。哈药集团与补钙产品的品牌与销量的良性互动，就是一个典型成功范例。由此可见，产品是品牌的载体，品牌大不大，其根基不是广告，而是市场份额与销量。

目前，多数国内医药企业的普药营销战略是“广种薄收”，一般企业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品种。如此高的产品分散度，导致了企业在原辅料采购中明显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致使原辅料成本居高不下（采购成本高）。面对单品销售规模小的现象，多数企业便寄希望于通过生产更多品种来增加设备使用率以分摊费用（制造费用和管理费用）。结果适得其反，企业的产品线越做越宽，产品规模越做越小，成本越来越高，但产能放空的问题却越演越烈，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潭。

企业的资源永远是有限的，要想同一时期全面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好的途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在单品上突破”。在单品上做到行业最强最大，成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立足点，也是下一步向市场发动新攻势的基地和供给站。以笔者任职的国内重点医药企业哈药集团为例，集团现有的亿元品种十余个，而且主要分布在集团旗下三大支柱生产企业，还没有超10亿元的“重磅炸弹”。由此看来，国内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应将培育亿元品种作为首要任务重点抓好。

2 市场创新：“顶天”才能“立地”

凭借悠久深厚的文化传承和聪明才智，中国绝对能诞生世界级的企业，但前提是：粉碎小框架，建立大思维。这就是“顶天立地”。大处要壮阔，小处要锋利。因为不顶天，所以走不远；因为不立地，所以走不动。

就制药企业而言，“顶天”就是企业家要目标高远，甚至是崇高。富翁和企业家是不同的，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也是不同的。富翁是以追求个人财富为根本目标，所以他们的基本特征是抓住机会挣钱，抓住一个机会后就寻找另外一个机会了；而企业家是以系列产品持续服务人类为基本目标，所以中国医药行业的企业家们更需要的是一生的坚韧不拔，需要用一生的努力为社会打造一个优秀的品牌！那么何谓“立地”？“立地”就是让中国医药产品在全世界都走得动。强者之所以为强，就在于征而服之，以王者气势为底蕴，以驾驭整个竞争的智慧为手段，以全局统一为皈依。顺大势，布大局，做大事。

顶天立地――看得远，不求急功近利，善布局才能稳操胜券。面对《处方管理办法》自5月1日起全面实施所带来的市场变化，我们将积极应对，顺势而为，谋求新突破。一是要进一步总结完善“厂商联盟，远景营销”模式。将生产企业与商业合作开发医院作为当前做好新普药营销的主要抓手，力争通过与商资源共享、利益共享、品牌共享，形成战略同盟，实现共同发展，将普药销售打造成为新的增长点。二是深度拓展产品营销渠道。配合“新农合”，充分利用国家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医疗等政策的支持，积极探索尝试参与农村两网建设、社区服务、患者人文关怀等面向终端的社会公益活动，精心打造品牌普药的良好形象。三是充分利用医药环境的改变，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加速向配送型企业的战略转型，积极探索扩大物流配送规模的有效途径，将“挂网招标”和“两票制”所带来的市场营销受阻的难题转化为获利商机。

全国5 000多家医药生产企业挤在97％是仿制，60％是普药的严重同质化的市场中混战着，如何脱颖而出？做品牌！对此，企业界已经取得共识，但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怎样做品牌？如何才能够取得瓶颈突破战的胜利？笔者认为，各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竞争优势。

一是强化品牌优势，提升品牌的美誉度和忠诚度。有的品类没有老大，竞争对手在市场上默默无闻，强化品牌优势就是要抢占品类老大的位置成为品类的代名词。例如：哈药集团生产的盖中盖、三精葡萄酸钙已成为补钙的代名词；朴血、三精葡萄糖酸锌已成为孩子补锌的代名词。

二是升级产品优势。产品销售过亿元，证明市场大有作为，于是竞争对手纷纷跟进，市场上出现大量包装雷同、价格雷同、广告雷同、销售雷同的产品，如何再从它们中间跳出来？怎样才能让产品从畅销到长销？升级产品优势，是一个必然选择。各企业应着重从“卖点升级”、“细分升级”、“规格升级”、“包装升级”等方面入手，使产品竞争优势升级。

三是延续广告优势。各企业要注重持续的广告投放，坚持功效与品牌并重，坚持投放策略应时而变的原则。

四是增强市场优势。精耕终端深挖销量，逐渐增加生产区数量（80％的销量来源于20％的市场，这20％的市场就是常说的销售主产区。要想销量增长，就要打造更多的销量主产区），向第三终端要销量。

3 循环经济：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制药企业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选择。由于制药是国内6个重污染行业之一，治理成本逐年加大，切实解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等问题，刻不容缓。对此， 笔者认为，从生产流程的角度看制药企业有“三种功能”：药品制造功能，资源能源转换功能和社会废弃物处理、消纳功能。 从资源能源转换角度看制药企业要达到“三个高效”：资源高效利用、能源高效转化、代谢物高效再生。实现这个目标要完成“三种治理”：资源化治理，分布式治理，系统化治理。从企业价值角度看要实现“三大效益”：企业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求集团所属各企业对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工作给予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定位，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制药企业的建设步伐，铺就成功的循环经济之路。

一要加快技术创新。不断强化技术和工艺改进，重视以先进技术、适用技术改造和提高老产品的技术水平，开发附加值相对较高的深加工产品，淘汰落后工艺、落后设备和落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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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医药工业的十二五规划中将“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作为第六项主要任务，规划指出：要发挥东部地区引领医药产业升级的主导作用，积极引导受资源约束、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合理有序转移；鼓励中西部地区发展特色医药产业，鼓励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格局。如何确定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各省份医药产业结构发展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是完成第六项任务的首要工作，基于此，本文通过偏离-份额分析法，简称SS（Shift-Share）分析法对我国各省份医药产业结构效益和竞争优势进行实证分析。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一）偏离-份额分析模型应用简介

偏离-份额分析法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Daniel于1942年提出，1943年，美国劳动统计局专家Creamer运用此方法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地理分布进行研究，[1]1961年Missell将其应用到劳动力与资本在企业内流动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效应研究，[2]同一时期，美国学者Dunn提出了总偏离量由差别偏离和比例偏离两部分组成，[3]即演变为现在经典模型中的区域分量和结构分量，Dunn对于偏离-份额模型的提出和推广功不可没，此后，在诸多学者的研究推广下，偏离-份额分析法得以广泛应用。

偏离-份额分析法的核心是将一定时间段内的地区发展状况同参照区域（如全国、全省）的发展相比较，找出其优于参照区域和劣于参照区域的方面，从而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4]偏离-份额分析法认为区域总增长量（G）由地区增长份额（N）、产业结构偏离份额（P）、竞争力偏离份额（D）三部分组成。

（二）模型构建

根据偏离-份额分析法，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实际情况，构建相适应的分析模型，现假设：表示期初，表示期末，代表期初全国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代表期末全国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代表医药子产业i（如化学药制剂、生物制剂、中成药）期初全国工业总产值，代表医药子产业i期末全国工业总产值，其中（i=1，2，…，n）代表本文研究的各个省份医药产业包含的子产业；代表j省份期初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代表j省份期末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其中（j=1，2，…，m）代表本文研究的我国各个省份；代表j省份医药子产业i期初工业总产值，代表j省份医药子产业i期末工业总产值。根据上述假设及偏离-份额分析法原理，则有：

表示j省份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期末实际增长与j省份医药产业各子产业工业总产值按照全国医药产业各子产业工业总产值增长比例增长总和产生的偏离。

（三）数据选取

为研究我国各省份医药产业区域结构发展情况，本文选取期初2004年到期末2011年我国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化学药制剂、生物制剂、中成药的工业总产值等数据进行研究（海南、青海、宁夏、缺失大量数据，予以剔除）。数据来源：中国医药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米内网（部分年份数据通过米内网数据计算所得）。

三、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

（一）数据处理

根据前文构建的我国医药产业偏离-份额分析模型，对2004年到2011年我国27个省份医药产业工业总产值及三个子产业工业总产值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如表1所示：

（二）结果分析

由表1中实际增长总量（G）数据来看，从2004年到2011年，我国各省份医药产业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增长量最大的是江苏省，医药工业总产值共计增长902.45亿元，山东、广东等医药大省紧随其后；增长量最小的省份是新疆，8年间医药工业总产值只有7.01亿元，这也与新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医药产业发展规模相适应。从增长速率来看，江苏省以15.19倍的增长速度稳居榜首，增长总量不大但是增长速度超过两位数的辽宁省位居第二，与之相比，山东、广东等医药大省的增长速度不是太明显，虽然新疆增长量最小，但是其增长速度却超过了很多省份，说明新疆自治区的医药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潜力，增长较为缓慢的省份是重庆市、贵州省和甘肃省，增长速度都在3倍以下，说明这些省市医药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产业结构和竞争模式亟须调整。

从表1中总偏离分量（P+D）数据来看，在研究期间，总偏离分量为正值的省份共有11个，占所有研究省份的40.7%，也就是说，只有这11个省份在2004到2011年之间，医药产业发展总体状况优于全国水平，而剩下的16个省市医药产业发展均没有达到预期值。从增长量方面来看，总偏离分量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总偏离分量为正值的省份有5个，分别是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和山东，除上海市总偏离分量增长较少以外，其余4个省份增长量都非常大，尤其是江苏省，总偏离量高达553.73亿元；在中部地区，总偏离分量为正值的省份也有5个，分别是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南和湖北，从总偏离量来看，中部五省与东部五省有较大的差异，中部地区除河南省总偏离量在100亿元以上，其余四省相对都比较少，说明我国中部地区各省份，医药产业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中药材发展比较突出的这5个省份；在我国西部地区，只有一个省份总偏离量为正值，且增长量相对来说比较小，其余8个省份均为负值，说明我国西部地区医药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于全国水平，增长远远没有达到预期。

从表1结构偏离分量（P）数据来看，在研究期间，我国共有13个省份结构偏离分量为正值，说明在2004到2011年间，接近半数的省份医药产业结构优于全国水平，在这些省份中，发展较快的医药子产业所占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江苏省和上海市具有较大的结构优势，在结构偏离分量为负值的14个省份中，吉林省和贵州省的医药产业结构对其医药产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可能与这两个省份医药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有关。从地域角度来看，结构偏离分量的地域差异更加明显，除河北省之外的东部地区所有省份医药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均为正值，说明东部大部分地区医药产业发展迅速，结构相对合理，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有山西、安徽和河南省的结构偏离分量为正值，但偏离增量也都比较小，说明这3个省份的医药产业结构虽然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依旧有改进和升级的空间；在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医药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为负值，说明这些省份发展缓慢的医药子产业较多，产业结构亟须调整。

从竞争力偏离分量（D）数据来看，我国超过半数的省份医药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共有15个省份竞争力偏离分量为正值，说明在2004到2011年间，这15个省份中医药产业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子产业占据了较高的比重。其中竞争力偏离分量增量最大的依旧是江苏省，高达195.14亿元，远远超过其他省份，说明在江苏省，其医药产业各子产业均有良好发展，发展速度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相比之下，天津、上海和浙江省医药产业竞争力相对较差，对其医药产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阻碍。竞争力偏离份额的地域差异相对较少，东、中、西部地区具有多个省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竞争力偏离份额增量正值最多的地区不是东部地区，而是中部地区，甚至西部地区也多于东部地区。充分说明了我国医药产业结构正在不断调整当中，医药产业发展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东部地区医药产业各子产业的竞争优势在不断减少，中西部地区医药产业各子产业发展逐步走上正轨，竞争力不断增强。

四、结语

通过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我国医药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医药产业总体处于稳定增长趋势，但大部分省市增长没有达到预期，仍然有继续发展的潜力。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此差异与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基本吻合，东部地区各省份医药产业发展较快，医药产业结构相对完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即东部地区各省份医药产业竞争力优势逐渐减少。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省份在医药子产业方面的竞争力优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产业结构相对比较落后。我国不同省份医药产业发展仍面临很多问题，只有根据各省份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医药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医药子产业竞争力水平，才能促进我国各省份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为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

[作者简介：徐怀伏，男，副教授，主要从事医药产业结构与政策研究。王欣，男，硕士，主要从事医药产业结构研究。基金项目：本文系受江苏省教育厅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硕士）项目支持，项目编号：KYZZ_0192。]

参考文献

[1] Creamer D . Shif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industrial location and national resources.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

篇12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097-01

0 前言

集群创新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产业集群如美国的硅谷、印度的班加罗尔、德国的巴登一符腾堡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竞争优势是由集群成员共同构筑的创新网络而获得。创新网络的核心价值就是在其充当了集群内的知识和信息产生、传递和积累的桥梁,决定了各主体之间活动和相互作用的路径,是集群整体创造、扩散和应用知识与技术的决定性力量。上海张江高科技园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园区内的医药产业呈现集群式发展。本文探讨张江高科技园内医药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运行机制。

1 集群创新网络运行概念及其运行机制

国外学者Van,Joan E & Wegge man,Mathieu P(2000)和国内学者盖文启(2002)分别提出了创新网络的概念。这些概念大同小异,认为创新网络是创新主体为了获取创新资源,实现创新功能而与其他行为主体在互动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关系。既包含企业由于创新的需要选择性地与其他企业或者机构所结成地持久的垂直或者水平的稳定契约关系,还包括企业间以及企业和机构在长期交易中所发生的非正式交流和接触关系。创新网络行为主体(节点)和“连线”组成,节点即为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等;网络中劳动力、原材料、资本、知识、技术等资源的流动即是网络的“连线”。集群创新网络运行机理是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方式和过程、具体包括资源共享和能力互补机理、集体学习机理及合作信任机理。

资源共享与能力互补机理是创新网络运行的基础。产业集群的各个主体(供应商、竞争者、中间商、消费者、各类中介和咨询机构、关联企业、政府机构等)有不同性和相同性。一方面,这些节点属于一个区域,有着共同的语言,其知识结构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主体的类型是多样的,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拥有着不同类型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而这些知识或者资源是独特的,具有互补性,使得节点间具有极高的交流欲望和热情。产业集群中异质性企业之间可以增加网络资源的多样性,而同质性企业之间则增加了网络资源的竞争性。

集群学习机理是创新网络运行的渠道。集群创新网络的运行关键在于创新的持续发挥,体现与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扩散及其新知识的产生,这是一个集体学习的动态过程、,尤其是隐形知识,实现的途径是集群学习(蔡宁,2005)。集群学习是以一系列集群共享的制度、规则、程序和规制为基础,集群成员通过相互协调行动以寻求解决问题时产生知识聚合、重组和激发创新的动态过程和作用渠道。集群创新网络学习机理通过各主体之间在知识资源的创造、整合和互动中的知识产生、传递和积累的过程中形成,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实现动态持续创新的主要机制,集群企业学习能力的发挥离不开集群学习机理的建立。

合作信任机制是创新网络运行的保障。集群创新网络信任可定义为集群各成员基于创新网络成员的行为于其上而自愿采取有利于网络利益的一种文化和制度安排,也是促进集群企业合作的重要非正式制度。按信任的程度可分为:契约信任、认知信任、共识信任三种信任。契约信任,较低级,是建立在企业之间订立正式契约基础上,认知信任是建立在企业之间彼此沟通,不断学习和总结,并调整自己和其他成员间的交互行为,是建立在相互之间合作和了解的基础上的。共识信任是企业之间最高程度信任,体现于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价值取向中,是成员在共同文化下的自觉行为。成员会努力理解合作伙伴的言行并努力按照合作伙伴的意图行事。

2 上海张江高科医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运行机制分析

2.1 创新网络的节点构成

张江高科医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节点主要有:企业、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园区内生物医药企业有400多家,其中生物制药和化学药企业占60%以上。政府为集群的形成提供了初始动力,实施各种有助于集群发展的政策和行政法规等。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开发并转让新技术,为中试和衍生企业提供咨询和培训等。中介服务机构多为企业联盟、行业协会、商会等,聚集了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专家,能够帮助技术性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获得市场机会和投资。

2.2 资源共享与能力互补性

医药产业资源共享主要体现在园区内张江药谷公共服务平台共享网络。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国家药物筛选中心、国家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集聚了信息、技术、投资和管理等各方面的专家,将各种资源整合起来,为园区内生物医药企业提供包括先导化合物研究筛选、临床前研究、临床实验以及中试、新药产业化各阶段的服务,几乎涵盖了园区内医药产业链的每个环节服务。

2.3 集群学习机制与合作信任机制

园区提供的HR俱乐部、企业家沙龙、财税经理俱乐部等服务项目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之间、园区领导与企业以及企业财务经理之间的交流与学习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园区内400多家医药企业,小型创业企业达300多家,占到70%以上。这些创新企业的创始人或是领导层绝大多数是海外派,除了私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往来,企业之间的技术和信息交往很少。园区内进驻的跨国企业往往只与国外母公司联系紧密,自成经济体系,与园区外部联系丰富,而于张江本地企业的联系十分有限,如桑迪亚医药技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等。园区医药企业人员的流动、正式和非正式沟通也是集体学习途径之一。在我们的实地调查中,90%以上企业员工曾在园区其他医药公司工作过,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效应明显。园区内不定期举行活动,如划龙船比赛、兵乓球、羽毛球比赛等体院活动,知识竞猜、工作经验分享等活动。员工通过交流把重组后的观念和创新的点子带回组织,从而为组织共享。对一些成熟的高科技群而言,员工之间的非正式交流是一种重要的内在特征,如在硅谷,食堂、咖啡店、树阴下随处可以员工探讨交流的场面(萨克森宁,2004)。园区内合作信任关系多以契约信任为主。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较多,而竞争企业之间以及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之间的联系、信任较少。

3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医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存在的问题

虽然张江医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自1997年“聚焦张江”以来,得到了快速壮大,但目前仍处于创新网络的成长阶段,与成熟的集群创新网络(如硅谷)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虽然网络内部成员基本上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和能力互补,体现集群经济带来的基本优势,但是缺乏保持集群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创新氛围中的共识信任与协同创新的集体学习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网络成员水平互补能力较弱,竞争远大于合作;园区内的化学药企业和生物制药企业之间竞争激烈,由于设计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企业间信任成都低,限制和阻碍了水平企业之间的合作。其二,创新网络稳定性较低。在问卷调查中,了解到企业对技术、市场方面的问题,合作意愿都不高,网络内基于血缘、地缘产生的信任、凝聚力等形式的共识信任匮乏,导致了网络联系的稳定性很低。其三,网络节点的学习能力薄弱,自主创新能力尚待提高。园区内医药企业人才存在人才质量和数量供应紧张问题,影响创新网络知识的转换、接受和运用能力。人才的流动多为极端的,企业对中层人员的流动控制严格,尤其是外企,对关键人才的流动更是谨慎,致使集体学习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蔡宁,吴结兵.产业集群企业网络体系:系统建构与结构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2006(12):9-13.

[2]盖文启.创新网络――区域经济发展新思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