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需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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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农户的金融需求主要表现在存款与贷款方面,因为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在农村的低效率运行,农户的存款需求虽基本得到了满足,但贷款需求却存在很大的缺口,农户的金融受到抑制。事实上,中国农村不但存在金融供给抑制,而且存在金融需求抑制,一方面农户在正规金融体系中借不到资金,另一方面,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理性比较,农民也不愿意到银行与信用社去借资金,导致了中国农户的金融需求型抑制,农户的金融抑制是导致中国部分地区农村贫困与没落的主要原因。如何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将以湖南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研究湖南农户的资金需求及其约束条件,为优化湖南农村的金融体系,降低农民的企业家活动成本创造条件。

一、湖南农户消费性资金需求及其约束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经济生活内容丰富,由于农民所面临的风险增加,农户经营活动兼业化趋向强烈,农户现金收支也日益多样化。根据2007湖南农村统计年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 2006年湖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 389. 81元,比上年增加272. 0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7. 6%,增幅同比上升0. 4个百分点;分解湖南农户的收入来源,可以发现其收入的主要增长来源于打工收入与政府对农民的转移支付,从住户抽样调查中我们发现: 2006年湖南农户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1 449. 65元,比上年增加220. 86元,增长18%,农民家庭经营的纯收入人均为1743. 52元,比上年增加30. 16元,增长1. 8%, 2006年农民转移性和财产性的纯收入人均为196. 64元,比上年增加21. 04元,增长12%。2006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013. 05元,比上年增加257. 07元,增长9. 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713. 05元占人均总收入的73. 99%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也体现在住房条件的改善中。无论是在较发达的长株潭地区,还是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湘西、湘西南,当农户积累了一定的财富,首先要做的就是盖房子。在湘西南的洞口、城步的住房建设成本在6~12万左右,一般也会产生3~10万的融资需求。农户的住房不只是生活必需品与颜面问题,而且也是生产过程中对其要求逐步提高的结果。防盗、粮食储存等各种问题在农村已经变得越来越严峻。因此,农户对于住房改建与扩建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以至在不“轻言借贷”的农村社区,农民建房时却在大举借债,拉动了农户的金融需求增长。

文化教育所占比重相应上升。在教育领域,随着计划生育在农村的不断深入,农民的子女生育数量明显减少,农民望子成龙的期望由此逐渐升高,传统的教育模式与新生代子女素质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导致农民对子女教育投资观念转变。由此教育消费在农民家庭中的地位开始明显上升。而据研究,农民投资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要远远低于高等教育,而且其回报率比高等教育要高5个百分点。此外,文化、娱乐、信息方面的投资在湖南农村比较大,彩色电视机对黑白电视机的替代率达到了80%以上。

由于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作用,农民收入与支出在年际之间很不平衡,且波动较大。农民除了以储蓄来调节当前支出和未来支出外,在收入和储蓄都不足以应付当前支出的情况下,只能以借贷作为收入和储蓄不足的弥补手段。农户资金借贷主要用于生产和生活两方面。生活性借贷主要是为了弥补当年收入和储蓄余额不足以满足生活性支出需要的融资行为。生产性借贷既有用于农业生产,也有满足商业、工业、服务业、打工支出等方面的资金借贷。

二、湖南农户的生产性需求及其约束条件分析

农户生产性资金需求分两部分,即农业生产资金需求和非农业经济发展资金需求。农户的生产性借贷用途结构反映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目前,作为弱质产业,农业投入中传统要素的比重正趋于下降,现代要素的比重则趋于上升。表现在金融方面,即是农民为购买现入要素,对资金融通服务的需求日益明显。大量的资金需求引致了对金融中介需求的增加。农村经济中的这种结构变化会引起对信贷等融资需求的扩张。

农民除了传统农业生产的投资之外,作为满足市场需求的农民企业家行为,部分农户开始转向了高效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方面的投资。农户的产业转型及其经营规模选择,是农户生产性融资需求的直接推动力,而在宏观上则表现为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农户在不同时期的融资需求。笔者对望城含浦镇农信社的农户贷款情况调研表明, 2000年,在该农信社申请贷款的农户共有68户,贷款金额为117万元。其中73. 5%的农户贷款金额均在3000元至10 000元之间。到2004年,申请贷款的农户共有200户,贷款金额为714. 1万元,其中88%的农户贷款金额在1万元至10万元之间, 1%的农户贷款金额在10万元至30万元之间。

对于农户来说,传统的农业生产项目资金需求并不是农户资金需求的主要部分,而满足非农产业项目和高效农业项目的资金需求则是农户借贷的主要动机。因为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绝大多数来自农户自身,而现代农业有别于传统农业的另一标志就是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尽管湖南农户生产支出中流动资产投入的自给性仍很明显,但很多投入要素已经以商品形态出现,从而扩大了对农村金融的需求。这个变化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种植业生产连年亏损密切相关。湖南农户的资金缺口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的畜牧、水产业和非农生产。农户生产性资金需求与农户的家庭经济水平、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农业产业化紧密相联。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澧县宜万乡和洞口秀丰乡,农村信用社农户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均低于经济发达的望城县含浦镇。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贷款80%以上是农村贷款,主要用于生活消费和农业生产,欠发达地区农户大多是传统型农户和过渡型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出外打工,土地依然是他们最基本的依靠。而在望城含浦镇农村信用社87%的贷款是其他贷款,主要用于工业生产、商业和养殖业。发达地区农户多为过渡型农户和商业型农户,农业生产不仅局限于传统农业,而是发展高效农业生产,许多农户从事工业生产、商业活动和农产品加工,总体来说,比起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农户的生产性资金需求较高。

依据农户的生活宽裕程度,可以将农户划分为贫困农户、维持型农户和富裕农户。贫困农户通常从事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经济剩余积累缓慢。其生活支出有很大缺口,遇到婚嫁、丧葬、疾病、子女求学和住房等较大金额支出,由于他们积蓄不够,则不得不举债。贫困农户的生产资金不但非常短缺,并且常被生活性支出挤占。维持型农户的支出除刚性的生活支出外,可以购买少许的奢侈品,虽然这此物品在城市几乎被看作必需品。维持型农户通常种植附加值高的农作物,或者养殖,还有的经营家庭手工业、家庭工厂,或是出外打工,总之,其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类。但是非农收入金额小、风险大,并不足以使他们放弃农业生产。因此他们通常是双栖的,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同时兼顾。他们的非农收入部分也会补贴到农业生产之中,其资金需求是混淆的,根本无法分清他们是进行生产,还是渡过生活难关。富裕型农户通常经营小型、或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或者是外出打工的成功者。富裕型农户的收入,已经可以应付生活刚性支出,并且购置了不少奢侈品,显露出其生活的豪华。因为家庭的生产功能已经与消费功能分离,也由于他们还保有传统农民“不轻言借贷”,富裕型农户主要是农村借贷资金的供给者。

由此可见不同农户类型具有不同的资金需求特征,而且为其提供的资金来源也有区别。对于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微小型企业,农村正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非常突出,导致其交易成本高昂;因此只有内生于农村经济体系中能够低成本运用农户之间现成信息的社区金融体系,才能满足这种期限短、频率高、数额小,并缺乏抵押品的金融需求者。

三、结论与讨论

根据对湖南资金需求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湖南农户的资金需求尽管区域发展不平衡,但在现阶段仍存在一些共性,住房、医疗以及高校教育投资,成为拉动农户金融需求的主要力量。但此外,不同地区的金融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经济发达的长株潭地区农户的生产性资金借贷比例较高,长株潭以外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生活性资金借贷比例较高;欠发达地区农户的生活性需求较高,所以生活性借贷发生的频率较高,而发达地区农户的生活性资金需求相对低,导致生活性借贷频率低。农户的生产性资金需求是多元化的,传统的农业生产项目资金需求并不是农户生产性资金需求的主要部分,而满足非农产业项目和高效农业项目的资金需求成为农户资金借贷的主要动机。

第二,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生产规模的扩大,农户信贷需求呈现长期增长的态势,借贷笔数多,信贷金额绝对量大。当前利用借贷资金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虽然很低,然而,由于农户数量庞大,其借贷规模也相当惊人,充分说明了湖南农村借贷市场、尤其是资金借贷市场在目前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农户掌握了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有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权,从而成为具有独立财产权和经营权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一些农副产品加工户、种植养殖户以及农村商业的迅速兴起,正在逐步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将会极大地促进农村金融需求增长。

第三,不同经营类型农户间的资金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分化非常明显,表明今后农村资金市场的结构性特征会越发突出,农户资金需求更加多层面、多方式、多结构、多元化。有借款户与无借款户在经营效益上出现明显的差别,有借款户的生产和生活的压力要比无借款户大得多。这一方面说明正规金融机构特别是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救低息贷款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农村金融市场中的民间借贷这个资金供给主渠道提供的高利贷存在加重趋向,借款农户的举债负担加剧。

第四,农村民间借贷市场是目前农民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一方面说明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由于贷款手续烦琐、程序复杂、审批时间过长、服务能力低下等,对于农户来讲,正规金融机构的门槛太高,利用成本太大。在湖南,绝大多数农户的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他们选择贷款多是为了脱贫致富,增加家庭收入。特别湘西、湘西南等地区,贷款数额较低,对他们来说,商业银行“太贵了”。罗丝•莱文以及格林伍德和史密斯的金融发展模型指出,这种较高的固定成本是导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门坎效应”。另一方面也说明,民间金融活动很活跃,交易量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说明了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金融的需求特征决定了金融的供给。因此,在金融政策的制定上,绝对不能忽视民间金融,而要对其加以规范、组织和引导,充分发挥其资金潜能,并满足农民企业家行为的融资需求,以调整产业结构,拉动农村经济增长,为新农村建设的内生性奠定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刘祚祥.农户的逆向淘汰、需求型金融抑制与农村金融发展[J].经济问题探索, 2007(4):13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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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mand poverty of rural reading is the scarcit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mand， so it often forms the trap of reading demand， which has made rural reading construction， service and research into a misunderstanding， and has caused the judgment and assistance contrary to reality，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rural reading resources， deficiency of construction input and poor service， etc.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why rural reading career has been developing unsatisfactorily and has caused the waste of social resources. Persisting in the principle of non-development can handle the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ading demand accurately， identify the types and forms of the farmers' reading demands correctly， and fully know the conditionality and complexity of reading. Thereby libraries can well play the role of rural reading service， overcome the blind psychological comparison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rural reading difficult groups targeted.

Key words rural reading difficult groups; farmers in minority regions; farmer book house; reading care from library

一直以来，农村阅读问题都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人们从阅读建设、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有个重要问题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即探讨农村阅读内部因由的不多，更少有探寻农民自身因素的研究。笔者于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陆续在齐齐哈尔市的富拉尔基区、梅里斯区、龙江县、富裕县、讷河市、泰来县等6个地区调研了29个少数民族村的阅读状况，对村长（支书）进行了专题采访，对农家书屋做了实地考察，还对达斡尔族、朝鲜族、满族、鄂温克族和柯尔克孜族670名农民的阅读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家访，结果发现，农村阅读的需求贫困问题是导致一些地区农村阅读建设和服务徘徊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就农村阅读需求贫困的某些现象与农村阅读建设、服务和研究的认识误区进行分析，并对解决农村阅读需求陷阱问题应坚持的“不发展”原则进行探索，希望能为进一步提高农村阅读推广成效，以及扩大全民阅读成果的服务路径提供新的借鉴和思考。

1 农村阅读的需求贫困

阅读的需求贫困，即阅读需求的有效性不足，具体是指现实生活中看似服务对象对阅读有需求，而在提供阅读资源和服务时，服务对象却又不能有效利用，甚至仍不阅读的一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需要并非有效需求，不具有真实性和指向性，是一种佯需求、伪需求[1]。农村阅读的需求贫困主要表现在农民对阅读认知与阅读行动的脱节上。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阅读需求贫困的问题比较突出，且带有一定普遍性。

一是对阅读意义认识高，但阅读行动实施率低。阅读对于集体和个人的重要作用，绝大多数农民都能说出几条，在我们采访中，573人认为看书“非常有用”和“有用”，占85.5%。但是，近十年来，从未看过书报刊的则有515人，达76.9%。在阅读人群中，看过1～2本书的有40人，为6.0%;看过3～4本书的为19人，占2.8%;看过5本书以上的只有6人，为0.9%;有78人（占11.6%）看的仅是报刊（含数字阅读）。而每天看书包括看报刊10分钟至1个小时的有58人，占8.7%;看1至2个小时的有36人，为5.4%;看2个小时以上的不过12人，占1.8%;间隔很长时间才偶尔看一看的有49人，占7.3%。说起来“有用”，行动中“不用”的现象，目前在农村阅读中仍然很常见。

二是了解阅读设施的很多，利用阅读条件的却很少。调研发现，知道图书馆的有447人，为66.7%，而去过各类型图书馆的为138人，占20.6%，有些人仅是进屋转转，看过书和借过书的分别为63人和60人，占9.4%和9.0%;知道书店的为495人，在书店买过书的有172人，分别占73.9%和25.7%，其中多是给孩子买教辅资料;向亲朋好友或邻居和同学借过书刊的有24人，占3.6%。如果把买过、借过和看过书的人都单算，总人次才有47.7%。家里有藏书的72人，占10.7%;有报刊的95人，为14.2%。实际藏书报刊者是105人，占15.7%，而其中自己花钱买书买报刊的为89人，其余都是上级领导机构下发或亲友赠送，而且党建类、政治类、经济类和教学参考书的数量较多。有书不到10册的为47人，有11～20册的为16人，有21～50册的为9人，50册以上的没有。藏书最多的9人中多数是退休返乡的教师。

三是能要求别人阅读，却不能管理自己。在我们的调查中，村干部都认为村民是应该看点书的，但自己很少看：29个村长（支书）没有一个人去图书馆看过书;自己花钱买书的也不多，家里有藏书的只有1人，而且不足10册。学生家长也大都愿意孩子看些课外书，共有443人，占66.1%，但是，其中328人希望看的是教辅资料，为74.0%;能陪孩子看书的家长有228人，占51.5%，但绝大多数是边干家务活边看孩子写家庭作业。而能与孩子同读一本书或指导孩子阅读，包括能辅导小学生做作业的只有58人，其余48.5%的家长都是放任自流。

四是热切盼望阅读援助，却消极对待阅读资源。从1950年开始，农村阅读设施建设几次掀起，如文化部等组织了“农村图书室网”建设，各部委陆续开展了“万村书库”、“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工程”、“希望工程图书室”、“知识工程”建设，各种基金会等在农村援建了很多读书活动室，各地区公共图书馆还在农村设立了各种形式的“流通站”、“分馆”等，可是到头来，能得到利用的阅读设施还是不多。譬如，“农家书屋工程”于2007年启动后，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投入180多亿元，各地区轰轰烈烈地建设了5年多，在全国64万个行政村实现了全覆盖。在我们走访的29个调研点里，每个村的农家书屋藏书都有1千多册。可是，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农民中，6～7年来去过农家书屋的总共只有284人，年/屋均1.63人，其中看过书的有76人，借过书的为89人，年/屋均0.44人和0.51人。如果把进过书屋的人都算在内，每年对各书屋的总利用率仅有2%。

2 农村阅读需求贫困的负效应

农村阅读的需求贫困，即不能形成有效需求的最大负效应，它使人们形成片面化思维，进入认识误区，从而跌进阅读需求陷阱。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则是对农民在看书少原因上存在认识误区：

一是认为农村阅读资源短缺。以为农民对阅读意义认知高，阅读需求必然多，而由于农村书少，所以农民才看书少[2-3]，并以此为据呼吁或实施加大农村阅读建设、服务和研究的力度[4-5]。这种观点的偏执，是把农民的阅读认知与阅读需求硬性等同起来，却又只看到了农民对阅读的浅层认识，而人的阅读认知与其阅读需求则是两回事。一般来说，有效阅读需求的形成，既要对阅读有充分的认知，还要有一定的阅读偏好和阅读动机，三个环节既相互独立又密不可分。现实中，对阅读有一般的认识，并非必然有阅读偏好和阅读动机，因而，很多人不见得能产生有效阅读需求，也未见得会实施阅读行为，尤其在阅读环境和条件不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对农村阅读的贫困需求付出的再多，也难免事与愿违。

二是以为农村阅读的社会保障不够。把农村书少痼疾的根源归咎为社会阅读资源分配不公[6-7]，认为城乡存在的阅读差别，是农民的阅读权益没有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保障的结果[8]，强烈地表示了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关切[9]，也常常为此而批评农村阅读建设投入不足[2，10]。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正与否的判断具有角度性，不同角度的人对公正问题的感受和态度并不一样。在农村阅读上，学界认为不公正的，农民则不一定有同感和抱怨。因为，很多农民没有阅读兴趣，无法产生应有的阅读需求。显而易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农村投放与城市等量的阅读资源，并不能改变农民看书少的现状，也不可能实现所谓的社会公正。

三是认定农村阅读服务不对路。很多学者以为农民不愿意走进阅读和阅读成效少，主要是由于图书馆员服务精神缺失造成的[2-3，10]。这种认识实际是一种线性思维：农民对阅读认知很高而阅读很少，其原因自然就在提供阅读服务的人身上。这种粗率的指责明显失之偏颇。一则，混淆了阅读服务及其效果中主客体的作用。农村阅读服务的主体是馆员，而利用阅读的主体则是农民，农民在利用服务成效上起着主导作用。不难想象，在农民不想阅读或没有阅读能力的情况下，即使传统服务再热情，提供的阅读资源再多，又能有多少人阅读？他们又会阅读多少书？何来阅读的成效？二则，只注意了农民没买书和不看书的消极性，却未了解农民参加其它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如很多乡村调查都表明，农民首选的文化生活方式是看电视。农村电视机普及率高，家有两台电视机的很常见，而且电视节目应有尽有又喜闻乐见，其美感和乐趣无疑超过孤独的一个人阅读。三则，目前农村生产生活还需要互相帮衬，相互间仍有很大的依存性和依赖性，人际关系占有重要位置。因而，人们更看重面对面的往来活动，对独立看书的安静并不买账。

这些认识误区，也导致农村阅读援助策略中出现了“资源配置公平论”、“服务精英论”和夸大图书馆作用的倾向。有的人以为，只要农村有了阅读服务，尤其多建图书馆[11]，农民就会有阅读热潮，农村的贫困状态也能因此而得到改变[5]。其实，这些策略也跌进了农村阅读需求陷阱。如在实现“普遍均等”建设和服务上，图书馆人所做的很多努力和尝试都没能扭转“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依然停留在几近为零的水平上”[12]的尴尬，而为了转变“年年送书下乡、年年还闹书荒”的状况，新闻出版部门等启动了“农家书屋工程”。这一工程旨在一并解决农村“买书难、借书难和看书难”的问题，从根本上帮助农民“摆脱贫困”[13]。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宣传声势和实施力度史无前例，在全国行政村所实现的全覆盖比以往任何一次农村阅读设施建设都更具普遍性和均等性。但是，时至今日，在我们调研的29个村里，农家书屋没有一家是开门的，全覆盖后的阅读设施又都全瘫痪，处于过剩闲置和空耗浪费状态。各书屋的发展经历如出一辙，即头几天有人来，多是孩子，大都是看看热闹，也有的随便翻翻，借书回家看的很少，但都从来没卖出过一本书。我们要参观农家书屋时，有9个村甚至是村长（支书）也没找到门钥匙。这也并非齐齐哈尔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个案。全国的农家书屋不仅迄今没有关于卖书的报道和工作总结[14]，借书工作也相当不理想，即便在经济和文化发达的苏州地区，于农家书屋覆盖后的2010年，就已经有三分之一不能正常开放，三分之一不开放了[15]。为什么无论哪个机构，采取怎样的策略，农村阅读的起色都不大？其根源就在于，农民阅读需求的内因起着主导作用。而农村阅读援助和研究主体并没有真正在农民买书、借书和看书的因果关系上理清楚对农村阅读需求的认识，为一些假象所迷惑，仅仅停留在农村书少问题的表面上。

3 对农村阅读需求认识偏差的原因

应当说，农村发生阅读需求贫困以至有需求陷阱不足为怪。任何群体的需求，无论在范围还是程度上都参差不齐，而且人们的阅读实践往往滞后于阅读认知，这也是农村的真实存在。所以，必须看到，当前人们是忽略了农村阅读需求贫困的问题，从而产生错觉，致使阅读建设、服务和研究出现偏差。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阅读援助和研究主体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没有认清农村阅读需求构成的真实性;二是对农村阅读需求的认识角度尚有局限性。

人的阅读需求不以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要有一定的动因、主观能动性和必要条件才能形成，而目前农村阅读需求结构中就缺少一些要件，阅读援助和研究主体等则恰恰疏忽了这些问题。

其一，农民阅读需求形成的外部动力微乎其微：农业生产需要很少。如今种植和养殖等农业劳动除了靠天气还要拼力气，还常有农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民个人必须通过阅读学知识、技术的迫切性不大;农民生活需要的不多。党的富民政策大幅度向农村倾斜，尤其少数民族农民的幸福生活更有可靠的保障，读书与不读书的生活水平在农村没有明显差别;农村阅读氛围不足。无论干部还是农民，大都愿意参加各种应酬、娱乐和聚会，在绝大多数人都不阅读的环境里，不看书自然成为正常的事，而看书则会被一些人认为不正常。

其二，促进农民产生有效阅读需求的主观能动性较弱。一来大多农民缺乏主动阅读的劲头和自觉性;二则大都对阅读的兴趣和感情淡薄，更缺少阅读的习惯，能想到阅读的人也很少;三是缺失应有的阅读意志和毅力。这些问题不仅使一些有效阅读需求难以产生，也使一些有效阅读需求很难维持下去。所以，农民有明确阅读目的的极少，大多人的阅读目标模糊，有的则说不清楚，甚至还有认为阅读没啥用的。如在我们采访的农民中，20年没买书和没借书的分别有143人和175人，各占21.3%和26.1%，30年没买书和没借书的则有65人和85人，分别为9.7%和12.7%，有231人从来没想过看书的事，占34.5%。

其三，农民产生有效阅读需求的条件有限。一是不具有基本的识读能力、理解能力，以及现代阅读技术。我们的调研中，有29人是文盲，占4.3%;上过小学的有108人，为16.1%;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12人，占61.5%;读过高中的仅115人，占17.2%。其中不少是辍学或肄业的，大专以上学历的一个也没有，可阅读的内容和范围相当狭窄;二是缺乏实施阅读的基本条件。农民中不仅有由于家庭环境、空间和光线等问题而不便实施阅读的，也有受经济条件制约，买书和借书都有些力不从心的;三是很多人的精力不够。既有因劳动强度大而没精力阅读的，也有没时间看书的。如在我们调研的村民中，天天看电视节目的为629人，占93.9 %，其中看电视不足1小时的有32人，为4.8%，看1～3小时的为346人，占51.6%，看3小时以上的达292人，为43.6%。比阅读更吸引人的，除了电视外还有很多文体活动。在我们调研中，农民喜欢唱歌、跳舞和体育活动的，分别有228人、236人和102人，占34.0%、35.2%和15.2%，还有占9.1%的61人喜欢喝点小酒和打打小牌。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农民阅读需求的程度。

农村阅读援助和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角度的局限主要由五个因素所致：一是工作心态浮躁。有的研究者不深入实际调研分析，只看现象不问实质，不认真发现现实问题和切实解决具体问题，靠主观决策凭感觉办事。单纯将城乡标准一致化是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农村阅读建设、服务和研究中的误判;二是追求表面文章。受社会上形式主义风气的干扰，一些部门和机构忙于农村阅读建设的数量和规模，强调外在形式和社会声势，很少在建设质量和服务实效上下功夫;三是过于本位主义。在援助农村阅读的干什么和怎样干的筹划中，有的机构好大喜功，缺少大局观和全局意识，突出的是个体形象，看重的是部门业绩，却很少考虑国家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这些问题在阅读建设和服务中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四是缺乏自我约束力和敬畏心理。目前对农村阅读的建设、服务尚未提出科学的评估标准，也缺失监管的长效机制，更没有严格的问责制度，致使农村阅读建设和服务多以上级领导评价为标准，有失公允。重视起点、强调过程、不管结果，是目前一些虎头蛇尾文化活动的通病;五是急功近利思想冒进。对于农村阅读现象，个别研究者为了晋升职称而写论文，为了而研究，赶时髦、跟风头，很少下乡关注农村的实际问题。研究中也常常缺少认真的独立思考，往往人云亦云，以至出现误读。例如，有一些研究是把农家书屋与农村图书馆混为一谈的[3，16-18]。而农家书屋与农村图书馆不仅有建设主体和主权上的不同，还有性质上的根本区别。权威文件《“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于2007年就明确指出：农家书屋要完成“卖书”和“借书”两项任务，首要实现“发行网络进村”和培养“农村图书市场”的目标[19]。农家书屋与图书馆是农村阅读服务两股道上跑的车，两种性质服务不可能同日而语。诚然，在服务农民阅读上，图书馆可以与农家书屋联手合作，但不能混为一谈。

4 针对农村阅读需求贫困的“不发展”原则

面对当前农村阅读需求贫困的问题，无疑需要对以往工作和研究进行深刻反思，也应该对农村阅读反复投入建设和服务的任性说“不”。“不发展”是魏建琳对农村阅读建设问题提出的一个命题[20]，即正视在大力发展中的不发展问题，不能一味地追求快速发展。笔者也赞同“不发展”的观点，是因为它符合农村阅读设施建设发展的艰难困顿实际。坚持“不发展”原则，可充分重视影响农村阅读发展的障碍，深入剖解不发展问题的成因，准确把握农村阅读需求的规律，为图书馆服务农村找准位置，在农村阅读设施建设上既有所坚守，也有所放弃，以控制盲目扩张而落入阅读需求陷阱。针对阅读需求贫困问题，当前亟待做好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理性地对待以往的农村阅读建设意识和服务目标，从而树立正确的理念和策略。

4.1 关于“普遍均等服务”理念

“普遍均等服务”是针对农村书少问题提出的策略，旨在保障城乡拥有均等的阅读资源和服务，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12]。这一主张在业界和学界得到广泛共识，已成为农村阅读建设、服务研究中的热点与主导思想。人们多以为文化基础设施的覆盖是“普遍均等服务”的基础”[21]，即有了文化基础设施，就能解决群众看书少的问题。虽然这是图书馆人的理想和追求，这种意识对于城市阅读建设和服务的意义也毋庸置疑，但是，对于农村却并非这么简单。而且这一理念最容易使人们进入阅读建设和服务误区，以至跌进阅读需求陷阱。

从我们调研的结果看，农民看书少的主要原因，是农民阅读的有效需求少。这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是因为农村有其固化甚至发展的现实基础。首先，是想看书的人不多，而且不断在分化和复杂化。农民阅读至少可分为三种类型[1]：一类是自由性阅读人群，即有强烈需求而且能随心所欲地坚持阅读;第二类是有限性阅读人群，即有一定需求但偶尔实施阅读行动。遗憾的是，目前农村不仅自由性阅读人群的数量不多，有限性阅读人群的数量也很少，而且不看书的人有增加的趋势。调查显示，近十年来经常看书和偶尔看书的，总共才有155人，仅占23.1%;第三类是无阅读行为人群，包括对阅读有能力但没需求，以及有需求而没能力和没需求也没能力的。其次，农民看书需求少，还与农村文化的发展繁荣相关。也就是，农民的文化活动和文化需求日趋多元化和多样化，分流了阅读活动。图书馆等阅读设施虽然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是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但并非不可替代。即便农村没书没报可读，农民的文化生活也不会枯燥和单调。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深入，影视广播以及网络等的文化、文艺节目质量和数量不断提升，人们欣赏文学艺术和学习知识、技术的途径和条件更加广泛、便捷，农民自娱自乐的文体活动也非常活跃，日益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生活不仅使一些农民想不起来或顾不上阅读，也使他们对阅读设施和阅读资源不以为然。所以，农村即使有了足够的阅读设施和资源，很多人也不见得能有效利用。以往的很多农村阅读建设、服务和研究，忽略了农民阅读的复杂性和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及其对农村阅读需求的重要影响，因而投入越多，浪费和损失也越大。

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普遍均等服务”的内涵，不可根据理想中的“普遍均等服务”概念去研究和判断，以至对农村阅读进行概念建设和概念服务。我国农村阅读建设的历程已经证明，阅读设施形式对于农民看书多少的作用并不明显，阅读建设和服务所针对的对象没有有效需求，其成效就事与愿违，造成过剩和浪费。所以，我们要充分注意到，阅读服务的效益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有效阅读需求决定的。农村阅读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有效阅读需求。没有有效阅读需求，就没有有效阅读，也就没有有效阅读服务，阅读事业也不会有效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普遍均等服务”的前提是需求。只有产生“普遍均等的有效需求”，才能实现“普遍均等的服务”。否则，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普遍均等”，空耗社会资源。不言而喻，要切实提高阅读建设和发展成效，真正实现“普遍均等服务”，也就必须积极扩大人们的有效阅读需求。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普遍均等服务”不单单包括应有阅读设施和资源，当前更要重视的是开展各种形式的有效服务活动。理想的“普遍均等服务”目标虽然是农村阅读发展的努力方向，但应当列为中长期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期，而现阶段各乡村则不一定必须都有自己的阅读设施，要自己掌控阅读资源的所有权，而必须享有的则是持续而有针对性的阅读服务活动。简言之，当务之急是努力在农民中激发和培养“普遍均等”的有效阅读需求。其重点是应采取怎样的阅读服务方式，如何能让各类型群体农民都能想阅读和实施阅读。坚持“不发展”原则，就是既要透彻剖析不发展方面的各种因素，避免片面追求“普遍均等”，摒弃概念建设和概念服务，更多地关注和顾及农民阅读的最小努力原则需求[14]，更要深入实地考察具体区域阅读问题的性质和原因，全面了解农民个人兴趣的倾向性、差异性，个体实施阅读的便利性、适宜性，以及把握其有效阅读需求的真实性和可能性，从而因地因时因人而异地建设、服务和发展农村阅读。辨识阅读需求真伪和分出轻重缓急，发现和培养有效阅读需求，坚持条件性和规范性，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建设和提供服务，努力吸引和引导不想阅读的人走进阅读、喜欢阅读，才是现阶段扎扎实实地把农村阅读事业发展起来的重要基础。

4.2 关于精英目标

精英目标，是以培养农村人才，改善农民处境和状态为目的而开展的阅读活动计划。长期以来，人们常用成功人士的读书实例来激励农民读书[22-23]，图书馆也始终在“阅读改变命运”理念的指导下，竭心尽力地为解决农村知识贫困问题、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发展农村经济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开展农村阅读建设、服务和研究活动[5，7，11，24]。但是，这一奋斗目标虽然很鼓舞人、感动人，却也很容易让人失望。因为这种理念贯穿始终的是功利化意识，并未关注和了解农村个人的实际需求和能力，也未有针对相应问题的具体应对措施。尽管人们踌躇满志，做了大量工作，耗费诸多资源，但无论在激发和激励农民阅读的积极性上，还是在为实现农村小康社会目标做贡献等方面，都未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和重视。而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现状，必然使广大农民阅读的积极性受挫。究其深层原因，就是在农村阅读实践中还有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事实，即并非阅读服务决定阅读效果，阅读的作用和效果主要是由阅读者的内在素养决定的，至关重要的是个人的素质、能力和条件，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阅读需求状态。一般说来，不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人也难能有强烈、迫切的阅读需求。况且，目前农民个人获得、吸收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也极其有限，更遑论依靠阅读和阅读服务就可以使农民“改变命运”。精英目标之所以成为阅读建设者、服务者以及研究者的一厢情愿，是因为这些主体只考虑了自己的理想，并未注意到农村的客观现实。当今农村知识贫困绝非仅仅因为农村书少，除了有农民有效需求不足因素所限外，还受到个人素质、能力和条件问题的制约。换言之，农村不仅有为数不少的“不想读型”人群，而且有众多“不识读型”和“读不懂型”等人群[25]。社会现实中不是无论谁想阅读就能实施阅读，也不是谁想阅读受益就能遂心如意的，而且，农民并非不实施阅读就一定会发生知识贫困，在社会发展中有诸多渠道、途径和形式的知识、信息服务可以利用。同时，阅读也不能直接改变人的命运。知识只是改变命运的基础，阅读则是获得知识的基础，因而，阅读不过是人改变命运基础的基础。这些特点使得农民阅读和阅读服务作用的效果有很大局限性。所以，精英性目标虽然也可以作为激励农村阅读需求的一种策略，但不是唯一或主要的措施和手段，而且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副作用更大些，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以精英为目标的急功近利服务倾向，不仅脱离了农村实际，而且不符合世界读书日的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读书日主旨宣言中提出的是：希望所有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倡导全民阅读的根本意义是让更多的人读到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所以，我们的农村阅读建设和服务目标不能好高骛远，应给“锦上添花”的工作降降温，虽然要有鲜明、热情的服务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态度，但实践中应实事求是地开展农村阅读“扶贫工作”，要把更多功夫下在“雪中送炭”的服务上，重视提高农民基础素质的服务，脚踏实地地为广大农民群众接受阅读和阅读服务做些具体、细致的工作。4.3 关于把图书馆作用理想化的倾向

学界以往热情宣传和坚持弘扬图书馆精神，认为图书馆是一种“维护社会公正的制度/机构” [26]，而且在“领导”和“领跑”全民阅读[27]，把图书馆的作用提升到一种理想中的“高起点、大作为、站排头”的新境界。但实践证明，这种“高大上”倾向，更多反映的是图书馆人欲展示自身价值和对改善其所处地位的一种渴望。人们所强调的仅仅是图书馆的应然性功能，图书馆还有实然性的效能。图书馆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在于读者的需求和个人素养，另一方面还有个体图书馆的阅读资源与服务能力、水平的局限，而目前图书馆尤其公共图书馆的阅读资源和服务仍有缺位甚至空位。据统计，我国还有19.3%的地市没有图书馆，12.2%的县没有图书馆[28]，占27.1%的675个县级图书馆一年没有一分钱购书费[29]。全国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不足0.5册[28]，其藏书保障率也非常低：若把2015年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公布的平均数4.56册作为图书保障率的话，那全国公共图书馆所拥有的近7亿册藏书也只能满足1.54亿人的需要。如果去掉各图书馆保存的基藏和古籍文献等不流通的图书资料，图书馆可以服务的人就更少。这样的效能怎能保障社会公正？何以领导和领跑全民阅读？图书馆理想中的“高大上”形象又会有多少社会影响度？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图书馆地位与作用的有限性，即图书馆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阅读需求或人们的一部分阅读需要。把图书馆作用完美化、理想化，很容易影响图书馆威望以至使其失去吸引力。坚持“不发展”原则，就是要积极面对图书馆服务作用的有限性，从而对阅读需求辩伪存真，根据本馆实际，有效规避农村阅读需求陷阱。

篇3

为更客观细致地反映当前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状况，考察山东省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设计了农户金融需求状况调查问卷，并利用2009年7、8月份高校大学生暑假返乡的机会，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实际收回有效调查问卷261份，范围覆盖到了山东省东、西、中部的17个县市。在此期间就农村金融问题奔赴全省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直接与农户进行访谈。本文在统计调查问卷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现状，总结了现阶段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特点，并提出了满足山东省农村金融需求的措施和方向。

一、有效调查样本农户基本情况分析

有效调查样本农户户主平均年龄45岁，户均人口3.9人，户均劳动力2.5人，户均家庭总收入24225元，人均收入6523元，户均务农收入9688元，户均打工收入11368元，户均其他收入2916元。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各农户间的特点，按照农户间人均收入分成6个组(见表1)。人均收入2000元以下的农户，占有效调查样本的9.2％，其户均家庭收入最低，户均年龄和户均人口最高，户均劳动力最低，因此其人均收入也最低，且户均受教育程度不高，称之为贫困型农户，多分布于山东省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在2000—8000元的农户有3个组，占有效调查样本的70.2％，其户均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逐渐增加，其中户均务农收入占户均家庭收入的比重呈递减趋势，而户均打工收入和户均其他收入占户均家庭收入的比重呈递增趋势，且其户均年龄和户均人口较贫困型农户低，而户均劳动力和户均受教育程度也较贫困型农户高，称之为维持型农户，多分布于山东省中东部地区；人均收入高于8000元的农户，占有效调查样本的20.6％，其户均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最高，他们或者是劳动力较多，有较高的打工收入，或者是专业种植大户，经营效益比较高，称之为市场型农户。

二、有效调查样本农户金融需求的现状和特点

(一)借款需求强烈

从表2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需要借款的农户占63.2％，说明农户生产生活中借款需求强烈，而实际获得借款的农户占61％，说明有借款需求的农户基本上都可以获得借款。其中，有借款需求的贫困型农户占62.5％，维持型农户占68.8％，说明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需求较为强烈，是农村借贷需求的主体，其借款需求百分比与各自实际获得借款百分比相等，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需求看似都能得到满足；市场型农户中，有借款需求的农户占44.5％，实际获得借款的农户仅占33.3％，说明仍有11.2％的市场型农户的借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从户均实际借款笔数看，有效样本的借款笔数为1.3，其中贫困型农户、维持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的借款笔数分别为1.25、1.44、0.83，说明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次数多于市场型农户，这也证明了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是农村借贷市场的主体。

(二)亲朋好友借款是主渠道

一般来说，农户借款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借款，包括从农村信用社和从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另一种是从非正规渠道借款，包括从亲朋好友借款和从民间金融组织借款。从表3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从非正规渠道借款占77％，其中从亲朋好友借款占71.3％，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渠道，从民间金融组织借款比例非常小，仅占5.7％；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占25.2％，其中从农村信用社借款占24.1％，是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主要渠道，从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借款仅占1.1％。

从不同农户类型看，尽管从亲朋好友借款比例最高，其中市场型农户更是达到了88.9％，但相对而言，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从农村信用社借款的比例较市场型农户高，分别占到了37.5％和29.5％，是其获得借款的第二渠道，而市场型农户则没有从农村信用社借款，但从民间金融组织借款占11.1％，是其获得借款的第二渠道。调查还发现，农户生活性借款更多的来自非正规渠道，而生产性借款则较多的由正规金融渠道提供，但即使是生产性借款，也有较大的比例由非正规渠道提供。

(三)借款用途日益多元化，但教育、建房、医疗等生活性借款仍占较大比重

农户既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也是生活消费单位，既需要生产性借款，又需要生活性借款。农户生活性借款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医疗、婚丧嫁娶、建房、购买家电、日常开支等；生产性借款主要用于购置农机、购买农资、发展养殖业、发展工商业、外出打工等。从表4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借款最主要的用途依次是子女教育、建房、医疗、购买农资、发展养殖业和婚丧嫁娶，分别占47.1％、37.9％、22.9％、14.9％、13.8％和10.3％，可以看出，农户生活性借款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农户生产性借款的比重。此外，由于农户的生产性需求具有较大弹性，一旦面临资金约束，生产性资金需求首先被压缩，因而可能会严重影响未来的收入状况。

从单个项目看，教育支出成为农户借款的首要原因，医疗支出成为农户借款的第三位原因，这反映出由于城乡差距的快速拉大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农户家庭内部难以平抑特殊消费支出所造成的冲击，农户为了孩子的学费和家人的医疗费用四处筹钱的现象较普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居住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住房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改善生活条件最舍得花钱的项目，农村建房热始终高居不下。农民提高生活水平、改善住房条件无疑是件好事，但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农民的盲目攀比之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农民消费的不合理性。

从不同农户的类型看，贫困型农户借款的用途相对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医疗、建房等生活性支出上，而且归还借款的压力比较大，占37。5％；维持型农户借款用途和有效调查样本基本相似；市场型农户借款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建房、发展养殖业，分别占38.8％、38.8％、22.2％，其区别于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显著特点是，市场型农户借款发展养殖业的比重较高，表明市场型农户生产性需求相对较为强烈。

(四)借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

从表5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借款期限在半年以内的占29.8％，在一年之内的占55.1％，在两年之内的占82.7％，在两年以上的仅占17.3％，说明农户的借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其中，贫困型农户或者需要1—3个月的短期借款，或者需要一年以上的中长期借款，这源于贫困型农户收入较低，或者需临时陛周转资金，或者需较长时间才能归还借款；维持型农户借款期限的特点和有效调查样本基本相似，借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市场型农户借款期限在半年以内的占51.9％，在一年以上的占23.9％，这主要是因为其收入较高，因此仅对短期临时资金需求较多，而对中长期资金需求不大。

(五)实际借款数额以小额资金借款为主

从表6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54.2％，1万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13.2％，说明农户实际借款数额以小额资金为主。其中，贫困型农户实际借款以小额资金为主的特点更为明显，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62.5％，而且没有万元以上借款；维持型农户实际借款数额的特点和有效调查样本基本相似，实际借款数额以小额资金为主；市场型农户实际借款数额也以小额资金为主，3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就占到了50％。调查还发现，山东省中东部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农户对非农产业投入较大，对资金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山东省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农户的非农产业投入较少，户均实际借款数额较低。

(六)小额资金需求基本能得到满足，大额资金需求不能完全满足

前已述及，从表2看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需求似乎都能得到满足，但按借款金额细分后其期望借款额和实际借款额之间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从表7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49.4％，而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54.2％，表明农户期望借款数额仍以小额资金为主，且期望小额资金借款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8000元以上期望借款占40.2％，而8000元以上实际借款占34.9％，前者高于后者5.3个百分点；特别是万元以上期望借款占20.7％，而万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13.2％，前者高于后者7.5个百分点，说明农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大额资金借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从不同农户类型看，贫困型农户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50％，低于实际借款12.5个百分点，万元以上期望借款占12.5％，但这部分需求却根本未得到满足，说明由于贫困型农户还债能力不强，大额资金借款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而是转为小额资金借款；维持型农户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52.4％，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52.5％，不可忽视的是万元以上期望借款占到了23％，而万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16.3％，说明维持型农户的小额资金需求能得到满足，但大额资金需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市场型农户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38.8％，而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61.1％，而5000元以上期望借款占61.2％，5000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38.9％，说明市场型农户的小额资金供给远大于小额资金需求，但其大额资金需求却不能完全得到满足。

(七)农村信用社借款手续繁琐、利息高、抵押担保要求高

从表8看，贷款手续繁琐占有效调查样本的54。9％，是阻碍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首要原因。向农村信用社借款手续复杂、审批时间长，有些借款审批下来后已经贻误农时，因此借款手续繁琐是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面临的首要困难。

利息高占有效调查样本的41.7％，是阻碍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次要原因。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灾害多，成本高，效益普遍低于其他产业，农业收益率相对较低，而且农村信用社更是可以在一年期借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100％。2005年末山东省农村信用社的农户借款加权平均利息率高达9.93％，较2003年高2.59个百分点，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农户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过高的利息率给农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抵押担保要求高占有效调查样本的30.2％，是阻碍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重要障碍。农民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需要提供可供抵押物，然而农民可供抵押的财产却“身无长物”。其土地、房屋没有产权证而无法抵押，至于农机具等用品，金融机构也不会接受。在农村，农民通常通过连保等模式获得借款，但是要获得连保也十分困难，因为条件很严格，对于许多农户并不适用。因此，农民通过抵押担保获得借款并不容易。

从不同农户类型来看，贫困型农户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利息高和手续繁琐；维持型农户去农村信用社借款困难原因和有效样调查本基本相似；除手续繁琐外，抵押担保要求高是市场型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面临的主要难题。

三、解决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对策分析

通过以上对山东省农户借款需求、借款途径、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实际借款数额、期望借款数额、向农村信用社借款困难原因的总体及分类型分析，对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特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农户借款需求较为强烈，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是农村借贷需求的主体，应是重点服务对象，资金需求以中短期为主，农户尤其是对大额资金借款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为此，应强化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邮政储蓄的支农责任，培育开放、多元化和多主体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满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金融服务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1)调整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服务力度。山东省农业银行要扭转近年来出现的“非农化”倾向，通过机制和体制的转换，充分发挥农业银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优势，利用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传统优势，把其在农村吸收的存款的相当比例用于农村信贷，切实提高对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同时商业银行应该根据市场需要；实行更大范围的利率浮动，以适应在农村金融市场上从事金融活动的需要，提高商业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生存能力，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更好为农村服务。

(2)完善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功能。各级政府部门应列出一部分预算，向有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提供贴息资金和弥补呆坏账损失，用少量的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拓展其业务范围，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和市场信息等服务体系建设，以及以农村能源、生态农业示范工程和生态资源保护工程为主体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

(3)发挥邮政储蓄银行的积极作用。邮政储蓄银行从其网点分布、业务种类等方面来看，与农村信用社的拟合程度均较高。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与农村信用社形成良性竞争态势的竞争主体，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同时，能够打破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一枝独大”的垄断局面，启动与农村信用社的竞争意识，而这种竞争也无疑将会启动农村金融市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品质、提高服务效率。一是引导邮政储蓄资金以协议存款、购买金融债券等方式向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农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农产品收购、农业扶贫、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社会事业。二是充分发挥邮政储蓄银行在广大农村的网络优势，邮政储蓄银行可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在农村地区的业务以及地方政府扶持农村地区项目的业务。

2从亲朋好友借款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渠道，农户去农村信用社借款难，其中手续繁琐、利息高、抵押担保要求高是三大主要原因。所以，应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导民间金融发展，鼓励、支持农村金融组织创新。

(1)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强合作金融功能。农村信用社改革作为山东省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应该牢牢把握为“三农”服务的经营方向，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效率。

(2)引导民间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其支农特殊性。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是相互补充的，民间金融对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的积极作用是无可置疑的，民间资金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不但能有效增加金融资金的供给，而且可以通过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竞争来打破农村信用社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不断深化改革，改进服务质量，使农村金融市场真正按照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以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因此，应放宽农村金融行业的准入政策，监督和规范民间金融活动，弥补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空白。

(3)鼓励、支持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单一，基层金融机构除农村信用社外，基本没有其他金融组织形式。因此，既要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又要根据农村金融需求多样性的特点，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适合农村需求特征的金融组织创新。

篇4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机遇、竞争与生存的三大挑战。本次论坛紧贴农业高职院校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深入探讨了农业职业教育与社会服务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相互交流服务新农村建设成功经验的平台,这不仅有利于其自身的改革、创新与发展,也必将对研究我国的农业职业教育如何更加适应新农村建设需求,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坛主办方、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在多年办学过程中紧紧围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坚持立足京郊,面向首都,服务三农的办学宗旨,在努力提高职业人才培养水平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实践农业职业教育“为农村培养人才,为农业贡献智慧,为农民传授知识”的途径与方法,较好地实现了“三农“服务与学院发展的双赢。

该院党委书记崔砚青、院长王振如告诉记者,此次论坛将使农业职业教育与新农村建设关系更加明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其核心是农村人口素质的大面积提高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农业职业院校作为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基地,必须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为新农村建设输送一代新人,提供科技支撑和优质的社会服务。这一重要任务同时也为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如何立足于农业职业教育的特点,紧紧抓住农业职业教育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加快发展,是摆在每所院校面前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