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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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新经济体通胀稍缓 降息保增长

降息放松流动性，根本原因就是希望能挽救下滑的经济，拉动经济发展。

像这次降息的巴西，从去年三季度起经济就陷入停滞后的挣扎复苏。巴西央行称，目前通胀风险有限，鉴于全球经济依然脆弱，来自海外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大，同时考虑到之前的货币条件调整进程，决定减息。

而在印度，截至今年3月31日其经济增长速度6.9%，虽然仍跻身于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行列，但增速已明显低于两年8.4%的增长，主要原因就是工业生产受到国内高利率和全球经济放缓的双重打击。

4月17日的印度央行意外降息50个基点，为近3年来首次下调基准利率，之前市场预期印度央行会降息25个基点。印度央行称，此举意在提振陷入停滞的经济增速。

之前，为了应对经济下行风险，4月10日越南央行宣布大幅调降再融资利率和贴现率100个基点，还下调了越盾存款利率最高上限。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指出，单从越南降息到印度、巴西降息可以看出，保增长依然是许多国家政策重点所在，但目前大部分新兴经济体总体通胀压力正在趋于缓和，但来自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的风险仍是潜在威胁，仍会制约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印度央行在降息的同时也警告称，后续降息空间有限。

欧、美、日印钞机或再加马力

除了新兴经济体的降息行为，欧、美、日对于流动性的举措也备受关注。

近期，IMF就在敦促欧洲央行降息，在IMF4月17日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提到，如今，支撑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重担落在货币政策上，欧洲央行应下调基准利率，并持续运用非常规政策，以处理银行业融资和流动性的问题。

欧债危机挥之不去的阴影以及财政紧缩的严峻形势，令欧洲经济的增长前景黯淡。欧洲央行早在去年就已两次降息，并在去年12月，向银行体系注入超过1万亿欧元资金。花旗集团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经济情况恶化并且通胀走低，欧洲央行还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预计今年欧洲央行将两次下调利率25个基点至0.5%的水平。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自从公布非农就业人数不及预期、3月CPI增速放缓之后，美联储排名靠前的两位大佬副主席耶伦、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等就希望再次开动印钞机来拉动经济发展。他们认为目前经济虽然复苏，但是进程缓慢，如果经济出现下行风险则将需要更多的宽松政策，这些表态无疑再次提高了投资者对于QE3的预期。

瑞士信贷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在近期的一次论坛上指出，美国QE3并没有退出舞台，为了挽救当前美国经济的就业和房地产两大难题，今年夏天美国就可能推出QE3。

中国的近邻日本，其央行副总裁西村清彦也在4月18日表示，日本央行已准备在必要时，实施额外货币宽松措施，来帮助经济复苏并躲避通缩。

流动性宽松 大宗商品再现投资机会

面对全球即将扎堆放松的流动性大军，中国央行又是什么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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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各自为政，缺乏全局观念 本来财政和银行都是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综合部门，应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置于第一位。但是现实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根据自己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本部门的经济利益为基点、依托自己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机制而制定，而对两大政策相互关系和影响、尤其是对两大政策的相互抵触可能导致的后果缺乏权衡；财政和金融部门之间也缺乏稳定的沟通机制，致使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和调控力度很难准确把握，乃至出现逆向调节和相互抵触。因此，为有效地发挥两大政策的宏观调控合力，必须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目前的各自为政到协调配合的根本转变。

（二）财政调控能力弱化，金融调控独木难支 制度变迁进程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资金配置渠道了根本性变化，即国民收入分配由政府向企业和个人急剧倾斜，资金配置由财政主导型转向金融主导型，金融事业空前发展和凸显。但是金融事业的过分凸显并非其自身真正发展的结果，而是财政规模萎缩和国有企业资金困难烘托而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规模不断萎缩，财力日趋困窘，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致使财政调控缺少必要的物力基础，调控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富集了足够的财力，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如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等，其结果是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劣化，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正常运作。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由于银行承揽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使货币政策执行结果偏离既定目标，甚至扭曲变形。

（三）财政与银行职能错位，影响两大政策的配合 绩效财政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两者的地位和特点各异，运作方式和手段便不尽相同，因此两者理应有明确的分工。而长期以来，财政和银行关系不顺，使调控职能相互错位，影响配合绩效。(1)财政资金信用化和信贷资金财政化并存。银行挤占大量财政资金，使财政直接增支或减收，干扰了财政的调控效果。财政挤占银行资金也日趋严重，如财政向银行的间接透支有长期化扩大化的趋势和银行承担部分本应由财政安排的国家专项储备等。(2)银行代行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突出表现在用银行贷款维持亏损企业运转和代行社会公共保障职能。(3)通常，货币政策侧重总量控制，财政政策更适于结构调整。但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根本变化，银行信贷资金成为社会投资的资金主源，银行承担总量和结构调控职能，但其成效并不显著，结构矛盾不但没能有效解决，反而日趋突出。 国有企业体制缺陷严重阻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现代企业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点，也是宏观调控成败的关键。但是，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善，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基本上不具备硬预算约束机制，对国家的依赖性较大。企业自我发展能力低下，但却有着强烈的投资欲望和冲动，而自有资本和财政资源又非常有限，便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致使负债居高不下；兼之企业效益不好、亏损严重、信用观念缺乏，导致偿债能力和愿望严重不足，由此产生了对国有银行的多重冲击。值此情形，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都难以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篇3

确定“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是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作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为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平稳较快增长创造条件。

所谓“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所谓“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求进”的核心是扩大内需，切实提高最终消费在国民经济的比重。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 “2012年把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放在首要地位，就是说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支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巩固2011年抑制通胀的成果。这个变化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所提出来的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决策。”

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

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由于欧美弱增长对我国出口的带动还将回落，长期支持我国高增长的外贸，今后对经济拉动作用将减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最终必然要靠内需。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我国的消费潜力非常大。中央提出“稳中求进”可靠的途径是增加消费，因为消费增长有别于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平稳。投资可能大起大落，消费真正激发起来的话，就能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增长。

在扩大消费方面，我国可以通过发展消费信贷、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等途径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文化、休闲、汽车等消费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合理控制的前提下，居民的住房需求也应该得到更好满足。在民生支出上，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效果，比如教育支出，更应该考虑的是公平，重视农村、农民工子女入学，还要考虑到我国今后将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只有民生领域投入的规模和效益提高了，增加了居民的收入，减少了老百姓的社会负担，增强其对未来的安定感，扩大消费才能具有基础。

发展实体经济

只有实体经济发展了，经济增长才能平衡市场主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实体经济的投资主体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房地产调控后持续回落，基础设施也不可能再大规模扩张，因此就是要扶持制造业发展，提高竞争力。通过创新、税收扶持、结构性减税等措施，增加“稳中求进”中“稳”的成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说：“实体经济盈利空间受到挤压，是我国宏观经济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2012年一定要通过降低中小企业税费、理顺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等方面，真正让做实业的企业有奔头，才能避免产业‘空心化’。”

预调微调宏观政策

2012年的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和运行趋势变化，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

在实施过程中，应当更侧重于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围绕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信贷投向，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把整个社会资金包括银行的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引导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行业上来。具体地说，就是把资金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海外投资上来。

控物价防反弹

2011年11月份4.2%的CPI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比年中峰值回落了2.3个百分点。价格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百姓感受来看，物价仍居高位。

会议分析认为，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会议在部署2012年工作时明确提出要“控物价”，就是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出现反弹。稳定物价的基础是发展生产、保证供应。

结构性减税力度增大

积极的财税政策将主要从适当增加财政支出和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两个方面进行。2012年结构性减税力度将进一步增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表示，结构性减税将主要面向中小企业、文化产业等新兴产业。税收部门也应转变观念，政绩不能靠税收的多寡来衡量，而应服务于整体经济，并且降税后也能培养税源。他说，减少中小企业税负，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减少老百姓的税负，可以让老百姓有钱敢于消费。

坚持楼市调控政策不动摇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进行明确定调：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拉动投资、保障民生、调控楼市的重要抓手是“保障性住房建设”。会议强调：“继续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入”，“抓好保障性住房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工作，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众、新就业职工、农民工住房困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说，这次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体现了中央的坚定决心，意味着此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一定要达到预期的、明显的效果。

发挥资本市场积极作用

与历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同，此次会议特别强调，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会议提出的2012年经济工作的五项主要任务中，就有两项工作任务直接与“资本市场”相关。

在“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工作内容中提出，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同时，在对外开放工作内容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三农”工作依然是“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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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何种角度定义,无论实现管理的形式和手段为何,现代物流的基本实质似乎都可以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服务”来概括。现代物流的这种实质内涵,对作为其管理与经营运作的核心环节的运输组织与服务,在上述三个方面较传统的运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运输组织与服务能否适应这种新的要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关乎现代物流系统的构建和系统运转的顺畅。

综观当前现代物流的发展特点,考虑到未来现代物流的总体发展趋势与方向,现代物流对货物运输服务的要求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对运输成本的要求

运输成本在现代物流总成本中占的比重较大,虽然物流组织的形式或供应链的结构不同,但运输成本大体在物流总成本中占50%～90%左右的比例,所以,运输成本的高低,直接关乎物流成本的大小。现代物流对运输成本的要求主要反映在5个方面:1.要具有较低的运输成本。要求运输成本要合理和提供这种运输服务的企业的成本低于社会平均成本。2.运输成本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性。其含义是同一种运输方式的运输供应商在成本较低的基础上,因管理与经营的优势而具有与其他企业竞争的能力;或不同运输方式企业因运输组织方式、服务方式的合理和科学,使完成运输全过程的成本具有系统性竞争优势。3.运输成本比较稳定。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能使成本的波动在合理的、不影响物流总成本的范围内,确保物流系统的稳定性。4.运输成本可以调节和控制。现代物流是一项管理技术,管理技术的特点是应用该技术形成的管理系统随管理对象的改变而可以改变,但在这种改变中,对运输的组织会发生变化,运输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就要能够调节和控制,以适应这种系统性的变化。5.运输成本可以不断降低。在物流服务规模化运作的情况下,通过科学合理的运输组织与管理,具备较大的降低运输成本的空间。

(二)对运输时间的要求

无论何种结构的物流供应链系统,完成物流全过程的时间的准确控制,对物流系统的稳定性和发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既然运输是物流活动的核心环节,对运输时间的控制就成为很重要的因素。物流对运输时间的要求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对运输时间的准确性要求。从目前物流发展的现状分析,这是一种时间段要求,即通常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段(如天、小时)内完成运输任务。2.对运输时间的精确性要求。供应链系统对各个环节的衔接具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当这种要求达到较高水准时,运输的送达时间就必须做到精确,如零库存的生产线、JOT(just＿on＿time)物流系统等。3.运输时间的可调节与可控制性要求。有时由于生产和销售活动发生变动,供应链过程需要调整,以便维持整个供应链的系统效能,这种调整要求运输能从速度和完成运输的时间上进行调节和控制。4.时间的稳定性。物流系统在一定时间内要求相对稳定,在物流节点上的时间相对容易控制的情况下,运输过程的稳定性将非常关键。

(三)对运输效率的要求

运输效率的高低除取决于运输技术和装备外,较为重要的因素是:1.运输组织的合理性。要求运输企业的服务组织、运输过程的指挥与调度等要科学和合理,适应或符合物流系统对运输组织的高效率要求。2.运输衔接的快捷性。在完成运输的过程中,往往要求不同运输方式之间、运输与节点作业之间的衔接要尽可能节省时间,以保证所需的运输效率。

(四)对运输能力的要求

运输能力是构建物流系统的基本保障,从宏观的角度,物流系统要求运输基础设施和装备的供给要充足,但从物流的特点出发,所要求的还包括:1.运输能力的适应性。在物流组织过程中物流量的变化中,在服务能力上运输要能够做到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2.运输能力的选择性。物流量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在批量上产生对不同运输方式的运输成本承受能力的改变,从而可以选择与过去不同的运输方式来完成运输任务,运输要为这种改变提供可能的条件。3.运输能力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从经营管理的角度,运输能力满足物流服务要求应是基本目的,但从物流效率和成本特征出发,达到这种目的需要经营管理能保证能力提供上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否则,运输能力仅仅是物理上的意义,而没有实际的经济价值。

(五)对运输安全的要求

从物流活动的整体安全性分析,运输的安全性对其具有重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1.运输车辆的安全。从总体上分析,运输车辆的安全既是技术性指标,也是管理指标,只有选择技术可靠的适应物流服务要求的车辆,以及在管理上保证车辆的安全,才能达到安全的目的。2.运输货物的安全。货物安全也是构成运输安全的因素之一,除去车辆自身因素对货物安全的影响,货物安全主要来自运输装卸过程的作业安全,驾驶员按照安全规程进行操作,防盗措施,防变质、毁损等措施。

(六)对运输质量的要求

从目前已掌握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合同中对运输质量方面的要求分析,物流对运输质量的要求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条目既多且细,既包括上述已经涉及的运输成本、运输时间、运输效率、运输能力、运输安全等方面的具体指标性要求,这些要求集中体现了物流对运输服务的可靠性的要求;同时,也包括单证传递、信息传递、信息服务等方面的质量要求,反映了物流管理对运输管理的可靠性、运输组织的可靠性等方面的要求。因此,在反映物流服务质量的KPI(KeyPerformanceIn dicator)指标中,相当部分是针对运输过程和环节的,从这种特性考虑,传统的运输是很难做到的。

(七)对运输服务系统的要求

从系统的角度分析,物流对运输的上述六个方面的要求,站在运输发展的高度,即是对运输服务系统的要求,这种从系统角度的要求,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1.要有适应物流网络化运作的货物运输网络系统。要求具备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规模适当的运输节点设施,要具备保证运输效率的网络化运输服务与组织方式,节点与运输间的衔接要便利。2.运输企业的服务组织要适应运输网络系统发展的需要。运输企业必须通过企业组织创新、服务模式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以运输服务的多样性,运输组织方式的可选择性,适应物流网络化运作方式和运输网络系统建设的需要。3.必须建立具有信息化特征的运输服务体系。信息化是运输网络化和企业服务组织创新的基本保证和重要手段,运输领域从整体上必须具备必要的信息管理手段,并使信息管理手段成为运输企业经营管理决策、车辆调度、车辆跟踪、货物跟踪、信息传递的基本技术手段,从而建立具有信息化特征的由运输网络和企业服务组织系统构成的运输服务体系。

二、货物运输发展理论的创新问题

现代物流对货物运输基础设施网络化、运输经营管理与组织高效化、运输服务质量与水平高标准化、企业经营管理与运作手段的信息化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从现状的货物运输基础设施功能、布局、建设等方面权衡,从既有运输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与服务模式现状分析,从货物运输整体效率、质量、效益角度考虑,传统的货物运输要完全适应这种具有现代经济基本特征的服务需要,差距是明显的,指导上述各个领域发展的基本理论,也因货物运输发展环境的改变而很难完全适应需要,因此,必须进行货运发展理论的创新,以期用新的理论引导货物运输向适应现代物流发展要求的方向转型。

(一)建立现代货运的概念,推进货物运输的全面发展

既然传统货物运输已在相当程度上不能很好适应现代物流的发展需要,要推进传统货物运输服务转型和货运产业升级,必须首先建立新的货物运输发展概念。1.现代货运是在更高水平上发展货物运输的新概念。现代条件下的货物运输由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等5种运输方式组成,之所以提出现代货运概念,并非指超出既有运输方式出现了一种新的运输技术或服务形态,而是希望通过对既有运输方式注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现代物流管理需要等方面的新的发展内涵,使其在服务效率、成本、质量、安全等方面达到更高的水平和层次。其“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综合运输理论的成熟和应用环境的逐渐具备,对货物运输的整体经营组织和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发展综合运输要求开展的货物运输服务,其内涵和外在表现形态是全新的;现代物流技术的出现,对运输组织效率、成本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改善服务,各种货物运输方式必须从运输基础设施布局、企业经营组织管理、企业经营运作关系等方面做出相应改变和调整,其管理和经营业态与传统运输是不同的。2.应按照现代货运的基本内涵,推进货物运输的发展。现代货运是指在现代经济发展条件下,按照综合运输理论和现代物流发展对运输的基本要求,从追求系统效率的角度与合理的社会综合货物运输成本的层面,通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而构建的具有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的货物运输系统。按照现代货运的内涵,推进我国货物运输的发展,将既是货物运输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物流管理技术进步对货物运输的要求,符合现代经济发展和货物运输产业更新的基本规律。

(二)现代货运概念作为货运发展理论创新的基点,缘于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改变后一系列新的发展命题的出现

首先,货物运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密切,是生产、流通、消费链条的有机衔接者和组成部分,现代化的社会生产活动需要得到高效率货运的强有力的支撑。同时,现代化的货物运输对国民经济发展质量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为使社会再生产得以有效进行和提高各个环节的效率,现代化的货运系统是不可缺少的,这是社会再生产对货运发展提出的新命题。其次,我国在新世纪将全面实施推进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将在既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将得到更大程度和范围的改善,对高效率、低成本的货物运输系统的需要将更为强烈。从我国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为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素质,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也必须面对货物运输现代化的命题。其三,经济的全球化、区域化和企业的跨国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活动的范围扩大、发展的层次提高、竞争的程度加大,国与国之间的发展竞争激化和对发展机遇的把握要求提高,更需要高效率和网络化、集约化的货物运输发展的全面支持。与此同时,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市场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地会更激烈,提高运输效率和降低运输成本是提升产品竞争力和竞争范围的必然要求。货物运输的现代化正是在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的全新的交通运输发展命题。

从我国货物运输系统的整体发展现状分析,我国货物运输尚处于服务水平较低的发展状态,必须尽快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包括货物运输基础设施、政府管理、企业经营与发展、技术装备更新与技术进步等诸多方面进行改进和提高,以便全面提高我国货物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这是现代货运概念作为货运发展理论创新的基点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基点的成立,是建立在以下4个方面的基本命题基础上的:1.宏观经济命题。从宏观经济的高度,货运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对货物运输发展战略上的要求,以及构建支持经济发展战略所需要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要求;二是经济结构调整方针继续执行,需要从培育现代服务产业角度加快提升货物运输产业发展水平的要求;三是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通过货物运输的信息化和以信息化的货物运输支撑现代物流的发展,从而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要求;四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间的经济分工日益深化及联系越来越密切,需要货物运输在基础设施合理布局、运输组织高效率与货物服务高质量方面的支持;五是科技创新及产业化的发展,既需要货物运输的支撑,也需要货物运输自身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发展;六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货物运输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货物运输可持续发展本身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七是农业和农产品流通的现代化,低成本、方便、快捷、安全、高效的运输将是基本条件。2.微观经济命题。要实现货物运输发展理论的创新,在微观经济的领域,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要解决发展的若干机理问题。一是竞争对货物运输发展的推动问题。从竞争的意义上分析5种现代货物运输方式的出现,除技术进步的因素外,寻求新的市场竞争手段,导致了不同运输方式的出现,同时,竞争也导致了不同运输方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在现实的条件下,我国需要谋求通过合理、有效的市场竞争,加快推动货物运输进一步向现代化方向前进,这应当成为货物运输发展的基本法则;二是效率对货物运输发展的推动问题。在市场经济发展氛围中,具有效率的企业和运输方式应当在发展进程中获得成功,确保具有效率的企业和运输方式的发展,是货运发展中应解决好的问题之一;三是价格与成本对货物运输发展的推动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能够以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品和服务的企业及运输方式,将会获得更高利润,从而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从此角度,合理的价格和不断降低成本,应成为货物运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四是管理方式与服务模式对货物运输发展的推动作用。货运在市场中存在的形态是企业组织,企业的发展无疑将推动其作为经营手段的运输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并不是固化的,往往是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服务模式在竞争的环境中不断改进而变化的,管理方式和服务模式的演进恰恰是发展的重要体现,因此,从微观角度推进货运发展,应将此作为基本前提。3.综合运输命题。综合运输理论一直是我国推进运输发展的重要理论,但这一理论要在实践中得到真正应用,取得预想的效果,需要在应用领域进行理论的创新,应用理论将是综合运输理论目标实现的重要依托。为此,应解决以下问题:一是运输分工的基本原理问题。综合运输理论下运输分工的基本原理是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征和市场竞争,但在政府的调控和企业的发展取向作用下,从世界范围的运输发展态势分析,运输分工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运输在效率、综合成本、服务模式的作用下,替代性增强。所以,运输分工的原理应向技术经济为特征的运输效率、综合成本和服务模式的方向转变;二是运输发展的协调原理问题。既然运输分工的原理发生了变化,各种运输方式的发展的协调中,不应再有太多的人为的判断,而应引进具有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概念,用资源使用成本和环境成本进行控制,为运输分工提供有效的决策信号。4.现代物流命题。现代物流管理技术的出现,对货物运输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命题,这是本文提出货运发展理论创新命题的基本所在。由于现代物流是在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先进管理技术,明确了现代条件下经济发展对运输提出的基本命题,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物流发展对货运发展提出的新要求的命题,现代物流对货物运输发展的要求较过去任何时候经济对货物运输的要求都要全面和具体,物流管理是一种必然出现的技术,货运的适应物流要求的转型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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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放松也不收紧”，这就像开车行驶，不踩刹车，而油门给到保持车辆匀速前进的状态。但是目前的货币政策似乎在收紧――货币市场利率长时间不断上涨实际就是证据。

这里不仅有货币主动收紧的过程，同时还有更加从严的银行业考核标准MPA开始实施。“双管齐下”的事态很像201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那时央行在稳健名义之下执行极度的紧缩货币――不断上调“存准率”，不断加息；而银监会大幅提高银行业监管标准，奔向“巴塞尔协议Ⅲ”。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如果现在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危险，因为我们的经济肌体已经经不起第二次“贫血”。2010年，毕竟还有2008年之后财政强刺激的“老本”，现在没有那个本钱了。在我看来，目前经济的状况不只是产能、房地产等许多根本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造成的，更重要的是，损害中国经济的金融机制没有得到有效纠正。

有人会说，中国155万亿元的M2，难道不是“血流过旺而是贫血”？的确是“贫血”。所谓流动性过剩仅仅是金融领域流动性过剩，而实体经济“贫血”，资本市场“贫血”，金融严重“脱实向虚”，这是社会公认的事实。我们不能总是把责任推给金融机构，而不从金融机制上检讨问题，还要按照“老办法”――拉高利率、制造紧缩的办法去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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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农村小康建设，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十几年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小康村建设为基点，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到乡和村组开展抓建小康村、小康乡镇工作，发展主导产业，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两高—优”农业和乡镇企业，着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农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步。

但是应当看到，我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一是全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很低，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程度比较低。二是全县农村人口比重比较大，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还有42％的人口在农村从事第一产业。三是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2003年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741元。四是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乡（镇）之间、农户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性很大，有些乡（镇）的农民收入很高，有些乡（镇）的农民收入较低。全县还有特困户72户226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五是城市与农村发展差距在逐步拉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村的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现代文明更是大大落后于城市。

由此可见，我县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农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县这个全局来说举足轻重。在我县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稳定的解决温饱，不断加快跨进小康“门槛”的基础上，今后的20年，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由小康到宽裕型小康，进而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二、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根本

在绝大多数农民已经实现温饱，农产品供给保持基本平衡以后，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就成为农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都有赖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有赖于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继续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新阶段保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途径，也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根本措施。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农业发展由主要受资源的约束变为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出现了农产品卖难，价格低迷，结构雷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新问题。这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客观反映，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的反映。所以，必须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尽快由满足温饱需求向满足建设小康社会的需求转变，把农业增长的基点转到质量效益上来，由农产品品种质量结构单一，向优质化和多样化转变，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农民收入增长开辟新的来源。

首先，选准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全面升级。遵循广开思路、广辟渠道、多种经营、突出特色、搞活经济、提高效益的原则，根据县委、县人民政府提出的“13341”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区域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资源优势，尽快形成优势产区和产业带；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加快实现农产品由产量型向质量型、专用型和高附加值型、高回报率型发展；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农村就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是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要求的全局性调整，对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积极调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规模化发展。加快退耕还林步伐，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节水农业，把优势农产品和优势区域做大做强，尽快提高主产区农民收入水平。尤其要以果业、畜牧业产业化为突破口，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培植和硕农业的名优品牌，增强我县农业生产的市场竞争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积极发展优质化专用无公害农产品，全面调整农产品品种结构，努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满足市场优质化、多样化的需求。这是全面提升农业素质和效益的关键，也是适应国内市场需求变化和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今后，要在提高农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大力发展适销对路优质专用农产品生产，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大力调整种养业结构，加快发展畜牧业，按照“限制山区、发展农区、以大换小、以草定畜、禁牧轮作”的方针，积极鼓励引导农牧民发展肉（奶）牛、牦牛、肉驴、骆驼及“两小”养殖，把发展畜牧业作为我县农业的又一大支柱产业，更广泛合理的利用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的良性循环。

第四、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努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近年来我县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很快，对带动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起了重要作用。今后，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应放在积极发展民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上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上来。按照多层次、多样化的原则，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既要面向城市市场，又要注意满足农民要求；既要发展大规模的加工业，又要发展具有地方风味和特色产品的小企业。使农产品加工业真正成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农村工业化主导产业之一。

三、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龙头企业发展，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

近几年，我县农业产业化得到快速发展，态势良好。特别在果品、粮油、肉类、棉花、鸡蛋、蔬菜、食用菌、奶业等产业中，出现了一批产加销、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的“龙型”经营组织。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情况下，有效吸纳先进生产要素、与农户建立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把科学技术和市场信息传递到农村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经营的好形式。

因此，要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大事来抓。一是要大力开发支柱产业，建设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农产品商品基地，为产业化提供较好的基础条件。二是把培育龙头企业作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突破口。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的有关文件精神，重点培育集高科技、新技术、科研与生产、良种与良法、推广与服务于一体的一批规模大、起点高、辐射能力强，在国际国内市场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带动农民致富，促进企业发展，实现双赢。三是围绕“龙型”经济，积极推进科技进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把整个“龙型”经济建立在高科技的基础上，使新技术、新成果渗透到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各个环节中去。四是要抓好产前产后服务，为农民提供种子、饲料、生产资料、技术指导、科技服务、卫生防疫等各项服务。

四、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空间，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需要。目前，农民收入之所以上不去，最根本的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壁垒分明，城市化严重滞后造成的。如果继续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拴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民就根本富裕不起来，农村小康社会就难以实现。实践证明，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要繁荣农村必须推进城镇化建设。因此，必须尽快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推进城镇化步伐，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小城镇转移，逐步减少农民，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均的资源占有量，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

农民收入问题说到底是就业问题。所以，要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注重发挥小城镇增加农民就业和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要以县城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心建制镇为重点，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合理集聚，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健全小城镇的居住服务、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功能，增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正确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到城镇就业。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应取消所有歧视性限制政策，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

五、在稳定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体制创新，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力保证

体制不改，机制不活，是束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一些地方政策落实不到位，出现了走形变样现象，一些地方违背民意，侵害农民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抓发展，又要抓改革，要多把功夫用在农业之外，从体制、机制、政策的落实上扫除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积极性的各种因素。坚持市场改革取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力发展培育和造就一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形成先发性体制优势和所有制结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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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094-02

1 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困境

从“九五”时期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我党历来重视这一问题,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效。但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仍很滞后,存在着诸多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深入分析发展方式难转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传统发展观念的存在,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观念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形成与转变具有重大的影响。从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六二五”讲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目的就是要对以往发展理念的反思,在新阶段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但直到今天,以GDP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仍然存在,并影响人们的行动,追求经济增长,只见物不见人；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出现低质量高增长,不重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问题。这种发展观念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使是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多年,也没有真正形成新的发展理念,这是造成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首要原因。

(2)国内消费长期不足,阻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拉动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消费需求。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消费率长期明显偏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这导致了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只能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较快增长,形成内需与外需的不平衡,使我国经济发展不稳定,易受外部经济的影响与干预；由于消费不足,影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只能依靠第二产业。这种增长的模式,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资源、环境约束,其后果是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消费不足,也说明居民收入较低,只够维持日常的生活,而不能再有多余的收入进行人力资本或教育的投资,使得我国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后果是经济只能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消费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障碍。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成为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的深层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现阶段体制不健全,也成为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的深层原因。政府管理体制的滞后,在一些重要领域排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政绩考评体系的不科学,导致过分追求GDP增长与短期利益,忽视质量与效益；财税体制的不合理,造成三次产业结构扭曲、创新能力不足及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问题；价格机制改革不到位,价格水平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全部成本,从而使生产成本低估、资源浪费严重,重要生产要素,如土地、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导致资源配置严重失当。

(4)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含量不高,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的支撑是高投入和高消耗,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含量不高。这种以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有“中国制造”,缺少“中国创造”,许多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由于技术水平低,生产中资源消耗高又导致国内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又会出现我国三大产业不协调,结构不合理,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工业结构不合理、不高级等问题,服务业发展缓慢,使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的位置。

2 采取多种措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根据《建议》提出的“五个坚持”的基本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十二五”期间,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落实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转变发展理念,落实行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发展理念,用“发展方式”替代“增长方式”,抛弃以“物”为中心的旧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注重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把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在转型发展中,让老百姓看到的、体会到的是收入增长、福利保障、实惠越来越多。

除此以外,现在的关键在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只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而是将认识转化为行动,并以一种主动的、刻不容缓的态度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

(2)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使政府参与到市场顾及不到的领域或市场失灵的领域；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把节能、降耗、减排、民生等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中。其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财政支出方面,降低政府对一般竞争性领域投入,强化对文、教、卫、农业等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部门的投入；在财税政策上,制定有利于资源有效利用的税收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再次,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继续改革和完善资源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扭曲的资源价格体系,完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加强激励性、限制性和惩罚性制度建设。

(3)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综合全社会,采用多种手段,刺激消费需求,使居民“有钱消费、敢于消费、善于消费”,由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鼓励消费,释放消费欲望,让消费者充满信心,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要采取多种手段,增加收入,实现“藏富于民”,让老百姓“有钱消费”,达到扩大消费需求的目的；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潜在的消费转变为现实的消费,消除百姓的后顾之忧；制定有利于消费的财政政策,以达到鼓励消费的目的。此外,作为消费者要转变消费观念,树立科学消费、理性消费、可持续消费的理念,逐步做到“敢于消费、善于消费”,释放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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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8-000-01

一、引言

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整体金融业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银行也在不断探索与创新，开发与涌现出了一系列的金融创新产品。2013年，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率先推出了网络理财产品“余额宝”，吸引了金融业界的眼球，也聚集了一大批网络金融理财用户。在此契机下，各商业银行也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与创新，结合金融市场现状和银行自身特点，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金融理财产品。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成立专门的创新部门，建立健全了研发创新机制与管理体系，完善技术平台，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二、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的发展现状

第一，金融产品的同质化现象严重

随着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与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也在不断发力，市场上一度推出了上百种金融理财产品，一时间百花争艳，百家争鸣。表明上看，金融市场风生水起，波澜壮阔，产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事实上市场主导类产品都是那几种具有较强筹资功能、常用的结算类以及类业务产品。对利益和利润的追逐仍旧是商业银行的本质，金融产品离不开高收益，众多的产品性质都是趋同的，结构都是高度相似的，只是命名方式不同，实质上区别并不大，同质化的产品也催生了银行之间的过度竞争，阻滞了银行的创新，并极有可能推动行业之间的价格战，降低金融产品的收益，也不利于金融行业整体服务质量的提升，对现代金融产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第二，缺乏创新技术与创新人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水平有所提升，但仍然处于金融产品创新的初级阶段。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而且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我国金融产品的创新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只注重数量扩张，不注重质量提升，没有从根本上进行产品创新，这也是限制我国其他行业进行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这种处于“中国制造”的创新能力层次不仅制约了我国自主创新道路的发展，而且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改革开放多年以来，技术性金融产品创新不足一直是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创新最薄弱的环节。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创新型技术和创新型人才的支持，其中技术是关键，人才是根本。产品是由人来创造的，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产品的人必须是素质高、专业性强而且经验丰富的人才。

第三，缺少金融产品运转效益化的观念

企业的运营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而想要获取最大化的利润就需要大量的金融产品作为强有力的基础与保障，但是，我国由于实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国有制计划经济，传统经济理念的影响至今仍对我国的国有制经济有着一定的思想束缚。商业银行属于国有制经济的一部分，所以我国的商业银行又无法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瓶颈。在我国，目前的商业银行当中许多的银行都在盲目的扩大金融产品的收入来源，拢入大量的金融产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多种渠道的扩大金融产品量。另外，商业银行将金融产品随意的借贷出去，许多的地方分行都在强调着高利益作为第一发展要义，而在实际情况中却相反，他们没有改变原有的金融产品管理办法，更没有针对无限制的支出做出一定得方案调整，仍采用原有的模式。由于商业银行的效益利益观念十分薄弱，这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调控运作方面效率十分低下，在改进方面也十分的困难，无法改变金融产品运转利用率低下的问题，更无法提高效益。

三、提高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的对策

第一，深化改革，创新管理体系

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创新管理体系，首先要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激励机制。要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目标、健全的组织管理体制、切实有效的营销手段等特征的金融创新机制，从而保证金融创新收益的最大化。其次，金融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环境，营造一种公平合理、良性竞争的金融发展环境，从而促使金融市场实现快速发展。金融市场作为金融产品交易的载体，不仅要具有高效运行的市场效率，而且对市场拓展要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丰富市场主体和金融产品。

第二，开发自主创新金融产品

商业银行要想在增强自主创新意识的基础上，开发自主创新金融产品，首先要了解金融市场的需求。我国大部分居民偏好储蓄，对创新金融产品通常持保留态度，缺乏先进的投资和消费观念，属于保守型投资顾客。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向民众普及金融知识的义务，从观念上改变保守型投资群体的投资意识，从而为金融产品的推广创造有利的条件。其次，对客户群进行分类。根据客户由于年龄、职业素质、金融知识等的不同，将客户进行分类，再根据不同类别的客户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的创新开发。再次，进行金融产品的研发，这个研发过程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进行借鉴，但切忌不能“生搬硬套”。最后，要加强行业间的交流学习，增强自主创新金融产品的研发。除了对国外先进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进行学习借鉴的同时，还要加强对自主创新产品研发的支持和鼓励政策，充分调动创新产品研发人员的积极性。

第三，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创新层次

金融产品的创新必须有一个基点，这个基点就是对当前经济、金融乃至市场发展的准确判断，找准金融市场动向与客户需求，在此基础上结合银行自身特点开发出保证利益最大化的金融产品。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高端科技的应用已经成为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推动了金融产品逐步向科技化、信息化的方向迈进，也使得金融产品的开发、应用、购买、使用都更为简洁和高效，金融产品的创新、更新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同时也降低了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本。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充分重视和加强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大数据等技术与金融产品的融合交汇，利用现代科技加快产品开发步伐，提高产品创新质量，挖掘产品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强化科技创新在产品开发中的应用，将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推向更高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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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全民创业正是发达国家经济成功与社会进步的基本依托。尽管中国正在走入一个全民创业的新时期,但现实的创业制度环境并不健全,表现在促进企业成长的制度建设三个主要方面的错位上。

市场制度

从政府角度来讲,现实中国市场制度建设没有正位于创业与创新促进的基点上。创业与创新尤其是全民创业运动需要“以民为本”,但尽管中国向促进创业的市场制度变迁已有近30余年历史,至今却并没有跳出政府主导即“以官为本”的传统思路,创业与创新的制度建设都只是立足于解决传统体制的遗留问题,从而只作为传统体制的辅助,而不是立足于从根本上减少这类问题的产生,以创业体制作为替代传统体制的现代制度的主体。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民营企业的制度、政策与市场待遇,不仅严重不如国有企业,甚至严重不如外资企业。事实上,民营企业对于中国GDP、利税及就业增长的贡献与日俱增,在很多地区、很多产业已经超过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也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但国有企业享有产业与资本垄断、政策保护,外资企业享有土地出让及税收优惠和身份保护。

针对这种现实,中国民营企业的创业者经常通过身份变换(注册地外迁、合资企业化、外资企业化、资本外逃等)进行隐蔽性创业,这严重地约束了作为创业主体的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外资企业数目却在增加。

管理制度

从企业角度来讲,管理制度建设没有正位于促进企业健康成长的基点上。企业成长本身是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特质的过程,不仅包含企业创建,更离不了市场生存与成长增强,以实现健康成长的基本目的。但中国的创业者忽视了企业成长的这种过程性,着眼点主要限于创业的起点,尤其是市场机会的捕捉上,大多缺乏实现市场机会的开发及其引导的产业高度化发展的制度建设能力。

外部市场制度环境的严重不足对创业型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具有很大的约束性,但创业者管理知识(理念)、管理经验的先天不足却是一个更为严重的约束因素。中国民营企业中,能够通过期权制度激活管理的最典型的创业型企业是百度公司与无锡尚德太阳能公司,但其创始人都具有西方学历与工作经验背景,而中国绝大多数其他的民营企业,包括家族企业,却始终迈不过这个坎。管理制度建设的滞后严重约束了作为创业主体的中国民营企业成长性――比不上外国同类企业。即使存活的企业,规模也不大,绝大多数企业缺乏技术创新性,成长性严重不足。例如,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起始并不比印度滞后,但现在,其核心领域的软件开发已经远远落在印度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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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业资本的再振兴对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十五”的建议中提出一个判断，“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使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从供给领域转移到了需求领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已经从产业与供给扩张转变为需求拉动。要实现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这一目标，关键要依靠扩大内需。但人们在现实的生活活动中发现，新的供求矛盾并非仅仅是孰大孰小引起。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障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供求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2000年的经济运行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关于“垄断价”的争论持续不休；二是诸多领域中“价格大战”此起彼伏。这两个现象并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生产者的供给价格与消费者的需求价格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说明了在这两个价格之间缺乏一个缓冲和协调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主体就是独立承担流通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商业资本。批量采购的“国美”已经用其打破“峰会联盟价”的事实证明，商业资本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使生产者不吃亏而消费者又买到便宜货。用理论语言概括就是，可以起到使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趋于协调、衔接的作用。扩大内需，不仅要启动有效需求，而且要振兴商业资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中国的电视台中，商家广告取代厂家广告“标王”地位之日，就是扩大内需战略的真正实现之时。

第二，商业的繁荣是提高城市资源价值的根本措施之一。

传统地，人们认为，商业以及独立商业资本的存在价值就是可以降低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社会流通费用。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正在逐步认识到，商业的作用还在于提高城市资源的自身价值。一个曾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问题是级差地租的来源问题。其实常识可知，就城市经济来说，级差地租的存在并非是由于这些土地自身的生产率高，而在于商业的发展提高了土地要素的市场价值。同理可证，为什以香港营业员的收入要比内地城市高出许多倍?并非因为香港营业员销货过程中的递拿效率比内地营业员高多少，而是因为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别是商业发展水平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价值远高于内地。“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是推进城市化。不论是建新城还是改造老城，一个重要思路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新经济增长点”所提供的利润，而且要依靠商业繁荣带来的土地、房产、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等要素的普遍升值。

第三，商业的发达与成熟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基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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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从“以自然界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是人类为了生存、增进其力量和实现其价值的发展过程。长时间来，“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快，但是我们却迷失了方向。”以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很明显，全面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四个基本维度。那么，如何使发展既全面又“以人为本、协调可持续”，衡量发展科学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人权可以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那么，怎样运用人权来度量发展的指向和水平就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也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发展四维度与人权度量标准的多层次思路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而在法律上，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即以人权为本，人权成为科学发展的目标指向，也是度量发展的重要标准。发展的价值和核心就是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亿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这个时期是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将会集中并有可能激化。所以，树立以人权保障为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至关重要，发展不仅仅要进度，而且要有“质量”，这个“质量”的标准就是人权保障的程度。

如果缺失人权精神的滋养，发展就会丧失方向，失去灵魂。发展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四个维度。其中，政治发展是制度生产活动方面的发展，经济发展是物质生产活动方面的发展，社会发展是人自身生产活动方面的发展，而文化发展则是精神生产活动的发展。四个发展维度的发展“质量”如何，应以人权作为基本的度量标准。根据国际人权，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是四大基本人权。四个维度的发展状况反映四大人权的保障程度，建立起以人权为中心度量发展的评价标准体系，是一个重要课题。

“现代的发展迫切需要一种现性精神的支撑。”这种理性精神就是“人权”，一切发展均以“人权”为中心运转。德沃金说：“人权的两个基本原则就是：人人同等重要，并且负担起特殊的责任。”发展维度里，以人权为核心，尊重每个人的发展，并且由人人负担起责任，就是“以人为基点”的发展精神。而具体的度量标准，则是发展水平与质量的一种客观体系，需要一种主观价值体系的指导。

发展是一个全面的过程，而人权则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根内在主线。我们建立起以人权为核心度量发展四维度的评价标准体系，以四大基本人权的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分别评价发展四维度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当然，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四位一体”的人权与发展关联性系统，是对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政治权是权利在制度上层建筑的反映；经济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可以帮人创造财富和用于各种社会设施；社会权是促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保障，起着重要的防护性作用和建设性作用；文化权是超越于物质的一种更高层次精神追求。

二、政治权：度量发展的制度生产活动维度

“在欧洲传统的人权概念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政治权在人权体系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政治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取得赔偿权等。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多次提出：“人类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西欧中世纪的神学泰斗托马斯·阿奎宣称：“人天然是一个社会和政治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我们认为，政治权的主体应该是所有的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文明的发展体现在政治权范围的广度和保护力度。设计以政治权来度量政治文明的发展是一项重要任务。

在我国，政治文明取得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章就直接以政治权利来命名。《立法法》规定，只有法律才能设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选举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法律以及有关出版、社团登记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为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提供了法制保障。《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健全、完善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促进了基层群众民利的保障。《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参与涉法工作的意见》组织律师参与涉法工作，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渠道依法解决问题。在政治权的救济方面，《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都规定了比较全面的救济途径。但是，如果参照国际标准，我们的政治文明发展程度还不够，还需完善。

在国际制度方面，政治权也受到重视。这些关于政治权的国际制度，是度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25条规定了思想、良心和自由，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20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第21条对公民政治参与权、就任国家公职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进行了规定。《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权宣言》以及区域性文书如《美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都对政治权作了规定。

政治发展是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度量政治发展程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标准，但是如普适性政治权一样，度量政治发展也应该有普适性标准。《发展权利宣言》第1条规定：“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第6条规定：“各国应采取步骤以扫除由于不遵守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产生的阻碍发展的障碍。”

政治发展作为发展的维度，其必然有好坏或完善之分，至于度量这种好坏的尺度有其社会性。剔除意识形态，从人权视角出发，度量政治发展的标准可分为：(一)政治权主体范围标准。政治权是由统治阶级享有还是由所有“人”享有，是政治文明发达与否的一个重要度量标准。(二)政治权保障力度标准。包括政治权的救济途径的宽窄、救济效率的高低、救济客体对象和救济强度等。(三)政治权客体范围标准。政治权权利范围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一个国家加入的国际公约规定的政治权是最低政治文明标准。(四)政治权与其他权利的和谐度标准。这是一个整体视角，政治权是同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组成的整体，它们间的和谐发展才能真正组成“人权”，组成权利整体。

三、经济权：度量发展的物质生产活动维度

在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公民权衰退了”，但在我国仍是一项重要人权。从广义说，经济权包括财产权和工作权，但狭义上的经济权只包括工作权。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6～8条的规定，工作权可以分为狭义的工作权和广义的工作权。狭义的工作权仅指人人获得职业的权利，或说就业权。广义的工作权可以表述为“工作权和就业中的权利”，即将工作权视为一权利群，具体包括与工作有关的权利；由工作权派生的权利；非歧视和平等就业权；辅权利等四个方面。工作权和就业中的权利不仅构成经济权利的核心内容，也是基本人权。按它们的目的和内容，与工作相关的标准主要是“劳动”(工作)。在传统意义上说，劳动是一种经济生存的手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种更加人性的观点得到广泛发展。第一种观点强调劳动条件、社会公正和普遍和平之间的相互依存。第二种现代视角强化了劳动作为人的价值、社会需求以及自我实现和人格发展的方法概念。

经济权作为经济发展的度量标准，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从人自身方面看，经济权意味着人在自然界的生存和发展是逐渐摆脱自然界物质约束，增强自身生产能力的过程，也即阿马蒂亚·森说的“可行能力”：即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从自然界获得基本生存资料的能力。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第二，从工作权本身看，度量的标准是基本的就业权利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率的高低是最基本的、最低的道德度量底线。第三，从社会价值和人性尊严发展来看，工作权不仅要求比较优越的劳动条件，在社会公正与和平的环境中工作，而且是作为人的价值、自我实现和人格发展的一种自由与要求。《费城宣言》在关键和鼓舞人心的标注中恰到好处地阐述了劳动，称为“劳动不是商品”，“人人——均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的环境中追求自己的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追求经济安全和平等机会。”这是经济发展一个较高的境界，是从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方面的度量。

经典的人权理论诉诸人性和人格尊严，人权被表述为人依其本性所应享有的权利。人权作为一种价值，是人类道德发展的产物，人权的来源是人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直接起源于人的各种属性。“人们并不是为了生活而需要人权，而是为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而需要人权。”经济权从人的自然属性看，表现为人的谋生手段和方式，是物质生产活动能力的外现，是人的内在道德与本能，是经济发展最低的度量标准。而经济发展从人的发展角度看，不应仅局限于物质生产活动能力，更应以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需要来度量，这种标准是最高的度量标准。

作为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回应，我国《宪法》对劳动权作了根本性规定，《民法通则》、《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对工作权做了较全面的规定。但是，从国际人权的标准看，我国还存在权利种类规定不全和权利保障不足。国际人权的规定的工作权主要有四类：与工作有关的权利(主要有免受奴役的自由、免于强迫和强制劳动、免费就业服务权、就业保障权和免于失业权)，由工作权派生的权利(工作时间、公正工作条件权、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权、就业培训权等)，非歧视和平等就业权以及辅权利(结社自由和组织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权、罢工权等)。其中每一项权利都是经济发展的度量标准，我国评价体系的建立应以人的尊严为根本出发点，以国际标准为参考。

“经济权利对于公民权利的发展来说既是基础性的，也是核心性的。”经济发展的度量标准以工作权度量为核心，工作权作为一种生存的手段，具有强烈的物质性，是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度量发展的维度之一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标准可以分为各个具体的小的度量标准，如基本就业率度量标准、工作环境度量标准、工作条件度量标准、工作自由度标准、就业平等度标准、失业保障程度标准、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要求下的工作标准、退休保障标准等。各种小的标准蕴含在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及其发展程度上，构成经济权度量经济发展的评价标准体系。

四、社会权：度量发展的人类自身活动维度

如果经济权是人的物质权利，是人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那么社会权作为度量发展一个维度标准，则是人作为人在社会存在中，促进社会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秩序形成的必要途径和基本手段，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达成的社会契约。依据霍菲尔德权利分类，他把权利划分为自由权、要求权、支配权和豁免权。社会权属于要求权，直接依赖于其他人为建立失业和公共援助福利金而交付的税金。社会权主要包括适当生活水准权、社会保障权和健康权。

以社会权度量社会发展，其度量的标准在国际公约中有着明显的制度性表现。《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款：“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及其家庭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9～11条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住房权方面，《欧洲社会》第31条、《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款、《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第1款等都有明确规定；社会保障方面，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社会保障公约》围绕社会保障中的医疗保健、疾病福利、失业福利、老年福利、就业工伤福利、家庭福利、孕产福利等九个方面构建。非统组织在1971年签署了《社会保障一般公约》，中北美地区国家也形成了《社会保障条约》，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对环境权做了规定。

社会发展程度与社会权的保障程度成正比例关系。社会权作为度量社会发展的标准，是最基础、最直接、最明显的一项度量标准。“权利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互动的。尽管我们可以坚信每个人在作为人的意义上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每个人对权利的感知、要求和获享以及道德法律和体制对这种感知要求和获享的承认与支持，都取决于每个人所在的社会，并且唯有通过该社会的发展才能得以增进。”根据国际公约规定的社会权标准，我们认为度量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包括医疗卫生标准、公民生活水平标准、社会公正标准、社会结构标准、社会环境标准、人口健康标准、人口年龄结构标准等。

以社会权度量发展的人类自身活动维度，发展状况对应各种度量标准。人的社会性语境中的社会权得到发展和完善，并且就人作为整体的人所享有的人权来看，我国“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

社会权从人的社会属性看，是人在社会中产生的，以人自身为基点，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达成契约形成的各种利益关系。“基础性的社会契约渗透于市民社会、市场、家庭等领域中，同时每一个领域又都有着特殊的关系形态(如雇佣关系、婚姻关系等各自所包含的不同的契约形式。)”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社会权的基本单位可以分为人和家庭，家庭和谐与否，家庭成员社会权保护程度，是社会发展程度最客观的表现。社会权在以人和家庭为单位的度量基点下可以量化，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度量标准。

将人权作为发展的度量标准，是一个新的视角。人自身活动是强调人本身，人自身活动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它与发展的关联性，不需要通过复杂的论证，而发展的内涵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并且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发展的最终价值取向。把人的自身活动，即人作为整体与社会、国家以及人作为个体与个人、社会所达成的契约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定为社会权，对社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度量。以人的自身活动来度量社会发展是恰当的也是相当有力度的，因为，人在社会所享有的活动自由度和得到保障的程度，是社会秩序和谐与否，社会制度完备与否，人际关系是否协调的反映。

五、文化权：度量发展的精神生产活动维度

托比·米勒说，“文化公民权关注的是通过教育、习俗、语言、宗教而维护和发展文化的谱系，以及主流社会差异的正面承认。”人权不仅是人最可贵的本质，还是各种文化的普遍特质。文化权对应的是发展第四个维度文化发展，它是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超越物质存在的一种较高的追求目标，也是社会可持续协调科学发展的永恒动力和理性保障。要设计文化权来度量文化发展是一较大的难题，因为这是对人类抽象的精神层次把握。但还是可以从教育发展水平、娱乐设施和发展水平、文化机会公平度、文化产品质量和占物质产品的比重、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纯度性比率、自由度、文化政策法规及管理制度完善度等方面来度量。各种标准又可分为更小更具体的度量标准，下面将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

从度量教育发展水平的受育权标准来看。主要可分为教育质量、受教育人数(尤其高等教育)占国民比率、教育机会公正度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认为：“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我国目前正在探索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和谐教育与市场相结合，解决市场与教育的矛盾，使国民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权。但是，依然存在教育水平不高，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教育不公平等不足，“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的目标还远未实现。”

从度量娱乐文化发展的娱乐文化权标准看。《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据统计，我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766个，文化馆2889个，公共图书馆2767个，博物馆1593个。广播电台267座，电视台296座，教育台46个。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3862万户。具体度量娱乐文化发展标准有：文化娱乐业数量规模和增加值、娱乐文化产品读者和观众、占个人时间比率和收入比重等。但是，我国文化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文化供给公共部门垄断，效率低下；市场准入壁垒，资金流向单一；寻租广泛，公共福利较少；文化机会不均等；农民工群体具有文化封闭性，文化边缘化，期望值低；等等。

文化权作为度量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准，有其价值基础。“公民权利具有明确的，可分析的文化维度，与此相关联，还存在相应的文化制度和义务。自19世纪以来，文化维度可以说一直存在于公民权的政治和发展中，尽管是在民族国家单一的文化形态下。事实上，文化制度既作为民族国家的教育和传播体制而发展，也作为与这种教育和传播体制相联系的公民权利而发展，这本身显示了公民权利文化维度的存在。”文化权无疑作为最基本的一项人权而存在，并且文化权是度量文化发展程度的可行性标准。文化发展的唯一目的就是促进文化权的进步与完善。

文化是人类争取自由过程中的集体创造。文化体现人和社会共同的发展水平。阿马蒂亚·森在论及文化和人权的时候，认为“人权已经成了发展文献的一部门。”支持基本自由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关于权利阐述理由在于：(1)它们自身固有的重要性；(2)它们在提供实现经济保障的政治激励因素上的后果性作用；(3)它们在价值观和优先主次的产生、形成上的建设性作用。权利的享有以社会发展为基础。正像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文化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文化权享有程度和保障力度，本身就体现出文化发展的水平，作为文化发展的度量标准具有广容性和便捷性。

六、结语：“四位一体”度量模型的尚存难题

我们以人权为核心建立起以经济权、社会权、政治权和文化权度量发展四个维度即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四位一体”评价标准体系。但是，这种对应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四位一体”复杂的多重关联体系。这种度量模型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存在众多的难题。

篇12

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来看，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因素：

人民币汇价的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采用与美元单一挂钩的政策，美元的相对贬值，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相应贬值。从理论意义上看，人民币汇价的定位，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当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形成机制。这里的困难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是由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我国央行主导的模拟性外汇交易市场来确定。如果要使人民币汇价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意味着外汇市场的放开、现行结汇售汇政策的变化、国家外汇储备体系的改革、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重构等一系列制度的重大改变。显然，根本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不满，将在一定时间里困扰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在华的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推动的。

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DI累计达到了4900多亿美元。尤其在2002年，中国的FDI超过了美国，排名跃居世界的首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意味着国际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有关国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由于美、日等国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使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会经常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实质在于：产品以中国大陆为原产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使国际经济资源向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集中，并由此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主要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改变国际经济资源对中国的配置流向，来避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

很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鉴于该问题直接起因于贸易，且主要通过贸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尽快调整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处理开放环境下所面临的对外经济矛盾，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制约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以下客观因素直接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入世”后我国必须履行的有关义务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基本确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需要重新调整。就贸易管理而言，不论是关税政策、进出口政策，还是市场准入、投资政策以及有关经济开放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基本符合WTO的有关原则。其中，尤其是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总体目标内在规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形成基础。不论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或调整，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总是第一位的。经济开放本身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定贸易政策，实际就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能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所接受的有关政策体系。

作为贸易大国需要平衡的国际贸易关系

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过早地突现出来。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相当不利。因此，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当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活动余地。我们认为，伴随我国贸易地位进入世界前列，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将不得不花费相当精力应付贸易冲突带来的贸易平衡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贸易政策调整的路径依赖

调整贸易政策意味着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这里的问题是，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协调成本增加，是否使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但新的协调机制的有效作用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换言之，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或继承性，尤其是贸易政策的改变，如何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要尽可能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方面，有机地融合现有的相关政策体系，是使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现阶段贸易政策调整基本取向

关于贸易政策的体制约束问题

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今后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们看来，加入WTO之后，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将会逐渐实现实质性转变，绝非单纯意义的国际组织进入问题。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客观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必须符合WTO要求的体制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整体上能与世界通行的国际惯例接轨。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朝着现代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因此，“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必须充分体现这一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这种转变可以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从侧重政府宏观外贸战略朝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贸易政策基础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的改变，即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我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贸易政策作用方向的改变，即由过去侧重于贸易限制向贸易促进转变。

关于贸易政策的基点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从大的调整方向上，新的贸易政策要符合WTO的体制框架及其有关原则是明确的。但是，现阶段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点，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到底是按严格履行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还是以符合WTO有关原则的基本精神为界，来制定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一国实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旨在保护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贸易政策本身具有双重目标，当现实经济中两方面并不发生冲突的时候，贸易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但如果实施过程中两方面存在摩擦及严重冲突时，就必须对其中的一个目标进行修正，以保证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我们看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或是中性的，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此，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贸易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对贸易自由的干预，它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否则，贸易政策很可能失效或产生扭曲作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

显然，现阶段贸易政策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不是某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贸易政策既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在我们看来，现阶段贸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依据单一自由主义的原则，亦不能依据单一的民族主义原则，而是符合国际经济规则的、综合体现本国根本利益的、并具一定国际意义的贸易政策。当今各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有明显的趋同现象。经济全球化正在使各国国内政策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原有的国家主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其经济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不可能不体现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要求。

现阶段的对策思考

尽快建立内外经济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我国传统的贸易壁垒手段，已经无法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一的外贸外经管理体系，必须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

制订促进国内优势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目前，推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已经相当紧迫。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促进国内优势企业的海外扩展。在这方面，具体可在国外市场进入、国外市场的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等环节予以切实的政策支持，形成系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企业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通过企业间自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可规范国内市场秩序，避免政府干预市场过多之口实；另一方面，又能以民间组织形式协调国内产业或企业的利益，利于减少倾销行为；同时，也为我国将来实施WTO的保障措施条款奠定组织基础。

建立有效的市场运行监控体系

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对完备的有关市场开放的法规体系和组织机构，在公开性、透明度原则基础上，规范国外资本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尽快制定开放经济下宏观市场运行的预警体系，从动态上有效监控我国市场开放的运行。这方面，不论是倾销和反倾销的应对，还是贸易、资本流动的异动监控，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与我国的“入世”，客观上使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参考资料：

1.文贯中、郑志海等，《WTO与中国：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余永定等，《中国“入世”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赵承壁，《国际贸易统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

5.林珏，《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6.强永昌，《战后日本贸易发展的政策与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