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展阶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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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世界发展模式深度调整。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试图改变消费模式,提高储蓄率,减少贸易赤字,提出5年内贸易翻番,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这将迫使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转向内需发展,并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多发和升级。中国外贸出口已占世界份额的9.6%,离10%的天花板相距不远,面对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全球贸易份额的形势,我们必须改变外贸出口方式,学会运用WTO规则解决国际贸易争端。

二是实体经济重新得到重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谋求经济转型和“再工业化”,推动产业回归和振兴制造业,围绕发展高端制造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由于国际资本流动性减弱,加快“走出去”投资,实行低成本扩张,建立跨国的研发中心、资源基地和营销网络等正当其时。

三是气候极端变化催生新技术革命。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节能减排将成为具有国际性约束的硬指标,这一方面会催生以发展低碳经济为重心的绿色工业革命,促进以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工程为标志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新市场加快形成,并成为各国抢占的制高点;另一方面对中国及浙江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生产能力、限制“两资一高”产品的出口等形成更大压力。

四是国际金融体系面临深刻变革。现行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发生缓慢而深刻的变革,人民币在实行新一轮汇率改革的同时,加快发展跨境结算,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加快建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将有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对此,毗邻上海的浙江加快发展区域性的金融中心面临历史性的机遇。

其二,中国经济进入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但这个转变不是消极的,而是通过大调整大布局大建设实现大优化大发展大提高。目前,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但人均水平还很低,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还不强,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着力解决或缓解长期存在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动力结构,以及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等的失衡问题,由此释放更多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的转换,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仍是中心任务。从市场需求和政策取向看,以下三个方面的结构转换将构成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空间和动力。

一是内需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中国有13.25亿的人口,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人均GDP按照世界银行最近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出的中上等收入经济体在3706至11455美元之间的标准,已达到中上等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进入具有历史意义的既有消费需求又有消费能力的阶段。按照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国尤其是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及浙江已进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重要阶段,居民消费由一般消费品的普及向耐用消费品的普及转变,对住宅、汽车以及公路交通、各种家用电器、高档食品,教育、文化、旅游,以及品牌和奢侈品的需求大幅增长,由此必然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二是以城市化为主导的城乡结构加速转换。根本解决“三农”问题要靠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城市化是人口、产业和高端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6.6%,浙江城市化率为57.9%,正处于城市化由30%到70%快速发展的中间阶段,是农村人口、产业、资源要素等快速向城市集聚的阶段,也是城乡由分割向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阶段。去年,全国城市投资占投资总额的86.3%,城市消费占67.9%。如果未来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余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届时,则无论国际市场怎样风云变幻,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且由此可以拉动浙江经济走向由内需主导的长期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轨道。

三是新一轮区域经济布局构筑新的发展格局。区域非均衡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拉开了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序幕。90年代末以来,国家逐渐形成东部率先、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完整布局。从2009年起,中央又开始谋划新一轮的区域发展格局,陆续将13个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圈”陆续划定。7月中央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今后10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和任务,提出把西部地区“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最近,中央又对经济特区采取重大支持政策,深圳特区面积由现在的395平方公里扩容为1948平方公里,扩大了4.9倍,接近香港面积的2倍;厦门特区的面积由131平方公里扩大到1573平方公里,厦门特区“长大”11倍;珠海特区也扩大到全市,扩容了7.5倍。总体上看,将来沿海省市的发展重心更多转向滨海新区、特区等“沿海地区”;西部省市区的发展重心更多转向地域广阔、资源富集、人口稀少的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如、新疆、内蒙古、青海等省区。这样,就构成了中国未来5年及更长一段时间各省市区“比、学、赶、帮、超”的发展格局,无疑会推动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据此,中国的经济发展版图和人口分布将面临重大趋势性调整。

第三,浙江经济已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面临不转型就不能发展、不发展就会落伍的严峻形势,谋划新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空间十分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缺少陆域自然资源、缺少国家资金投入、缺少特殊优惠政策的条件下,一路奋起直追,由资源小省发展为经济大省,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创造了中国区域发展的奇迹。然而也要清醒看到,以“轻、小、民、加”为主要特征的浙江发展模式是阶段性的,随着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浙江的发展模式也必然要进行新的探索和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着力破解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资源性和社会性的矛盾和问题,既是浙江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浙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经济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也会退。转型是手段,发展是目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面对国家提出的长三角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两个率先”的目标,面对“十二五”各省市区加快转型发展的竞争态势,面对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浙江有能力也有条件谋划好新的发展思路、路径和空间。下一步,应着力打造“三个浙江”,开辟浙江发展的新天地。

一是抓住浙江作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的机遇,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丰富的优势,再造一个“海上浙江”。浙江虽是陆域资源小省,但却是海洋资源大省,开发海洋潜力巨大,这是未来浙江与其他地区相比的独特优势。2010年7月,浙江列入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建设港航强省、发展海洋经济迎来历史性机遇。根据国家试点要求,浙江将规划打造我国重要的国际枢纽港、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世界级城市群新型城市化先行区、海洋综合开发体制改革试验区、全国清洁能源和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如果实现这些目标,浙江就能把潜在的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完全可以打造一个与陆域经济总量大致相当的“海上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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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接中融入以发达地区为主导的经济格局，是后发展地区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谋求新跨越的最佳路径选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优发展环境是实现对接的关键所在。瑞金因此确立并实施“对接长珠闽，融入闽东南，实现大跨越”发展战略，按照赣州市的统一部署，加快以 “十大体系”建设为重点的机制体制创新，即政策法规、产权交易、金融服务、口岸服务、人力资源、技术标准、物流服务、信息网络、贸易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十大体系，构建沿海产业梯度转移和生产要素流动积聚的“洼地”。

1、搭建“十大体系”政策框架，增强加快发展的内动力。“十大体系”建设的重点是打造政策平台，为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瑞金在实践中，本着继承、扬弃、完善和发展的原则，重新疏理制定了10个主体文件和28个配套文件，获得赣州市99项下放管理权限，在历年精简125项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进一步废止了58项不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的审批项目，并在实施中取得初步成效。促进全市去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新增2.06亿元，增幅同比增加24.9%，并获批准在瑞金设立赣州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争取到国家标准委将瑞金鳗鱼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列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项目；推动招商引资实现新突破，2005年引进项目47个，实际进资15.7亿元，同比较大增长。

2、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增强“十大体系”建设的推动力。瑞金在加快以“十大体系”建设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中，对政府机构设置、职能、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和重新设计，切实以管理体制的调整来确保运行机制落到实处，体现和巩固体制机制创新成果。整合城市执法、管理力量组建了城市管理局;探索建立适应现代产权制度要求的国有资产经营体系，在赣州市率先成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城市发展投资公司；探索建立产权交易平台，使土地、房产以及采矿、林木和特许经营权都进入市场交易；将政府承担的技术性、服务性和协调性机构向社会组织转化，规划设计、会计事务、审计事务等已从政府机构剥离；成立瑞金市信息网络中心，建立和完善了政府门网站、招商网、红都网、信息网；实行部门预算和会计集中核算制，352个行政事业单位和中小学进入成立的会计集中核算中心;推行政府目标管理制度，明晰政府部门职能、目标和任务，定量分解其职责，实现部门职能制度化、具体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3、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承接力。一方面改革投融资体制，完善城市功能。以去年组建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城市发展投资公司为平台，推行城市建设市场化、建立项目主体企业化，实行政府性投资的工程项目代建制，成功对城市供气、供水、交通等特许经营权项目进行市场化运作，国家开行授信贷款到位5200万元，带动社会融资1.8亿元，迅速使城市功能得到完善。另一方面，加快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商务成本。重点加快了交通、能源、口岸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赣龙铁路已实现通车，赣蓉高速公路即将开工建设；形成4万千瓦小时水电发电能力、1亿千瓦时的小水电供电量；建成赣州县（市）一级中唯一的食品安全质量检测站；争取设立了赣州口岸瑞金作业区。

二、把握壮大县域经济方向，重点推进产业集聚，构筑经济增长新高地

21世纪县域经济发展将是以产业集群支配的经济时代。产业集群具有生产效益高、经济效益好等显著特点，能够很好地与本地资源、文化相结合而难于移植和复制，在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完成资本积累、提高区域竞争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成为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瑞金牢牢把握这一方向，围绕壮大县域经济目标，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以工业化、旅游产业化为重点，着力扩张经济总量，加快发展速度，努力实现在发展中优化经济结构，在发展中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1、在快速扩张工业经济总量的同时，注重优化结构和提升效益。瑞金坚持把工业放在经济工作的核心位置来抓，着力在壮大工业主导产业、提升工业园区集聚效应、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上下功夫，促进规模以上工业效益明显提高。2005年实现增加值、销售收入和利税分别为3.27亿元、9.03亿元、600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2.5%、8%、20%。一是壮大工业主导产业。按工业发展规划体系，整合发展要素，扶优扶强29个规模以上企业和20个重点骨干企业，促进红都水产、三九药业、金瑞发制品、佳华电池等一批新兴企业强势崛起，烤鳗、发制品、萤石精粉、箱包手袋、九华痔疮栓等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形成食品、建材、生物制药、现代轻纺、矿产加工等五大主导产业。二是提升工业园区聚集水平。积极搭建金龙、金沙、氟盐化工三大工业发展载体，形成了食品工业聚集区和轻纺工业聚集区。目前，园区共落户企业59家，投产企业36家，项目总投资12.85亿元，安置劳动就业人员9885人。三是培育新的增长点。引进了金都烤鳗、万年青水泥等一批科技含量高、规模大的企业，集群效应进一步显现。其中，年产200万吨的万年青水泥今年5月将竣工投产，三九（瑞金）药业形成年产4亿粒栓剂、产值超2亿元的生产能力，瑞金成为全国最大的栓剂生产基地；金都烤鳗今年建成投产后，烤鳗年创汇能力在1.5亿美元以上。

2、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注重提高红色旅游的效益和素质。瑞金重点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旅游资源，围绕创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邀请国家部委前来“寻根问祖”、续修“红色家谱”，先后筹资5000多万元，修复30多个部委旧居旧址，成为100多个部委、全国大中专院校、部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开发了丰富的旅游产品，与赣闽两省100多家旅行社及旅游主管部门结成合作伙伴关系，与赣粤七城市建立无障碍旅游协作关系；红色旅游开发项目进入了国家红色旅游工程实施计划，成为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之一。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加大吸引民间投资，完善了宾招、购物等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了摩托车、水果、服装鞋帽、粮油等各种综合批发市场47个，推动交通运输、餐饮娱乐、中介服务等第三产业健康发展，形成以红色旅游为龙头的三产发展格局。游客人数和旅游总收入连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幅度。去年共接待游客6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92亿元，分别增长20.6%和23%。

3、在促进外贸出口的同时，注重提高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瑞金把握沿海产业梯度转移规律和动向，明确“重心指向东、主攻闽东南、策应苏浙粤、延伸港澳台”招商方向，创新招商理念，使数量招商、任务招商、全民招商向产业招商、服务招商、专业招商转变，围绕工业、农业、旅游等主导项目招商，突出项目的投资规模、产业强度、财力贡献、就业机会和产业带动效应，引资结构、速度和项目转化取得新成效。去年引进项目中工业项目占总数的77.3%，与主导产业配套的上下游项目占总数的41%，签约项目履约率达93.3%，否决不符产业发展方向、环保要求、能耗大的项目40个。同时，根据瑞金经济外向度高的情况，优化出口通关服务，支持3家企业获自营出口权，促使瑞金连续三年出口创汇5000万美元以上，成为江西省重要出口创汇基地。

三、把握统筹城乡发展规律，重点加快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

同志“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揭示了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处于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统筹发展，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关键阶段。瑞金根据“两个趋向”的论断和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按照赣州市统一部署，积极转变乡村职能，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支撑作用，深入推进以“五新一好”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推进城乡互促共进、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1、以工促农，加快推进工农互动。瑞金在全面落实各项惠农政策、确保粮食稳定增产的前提下，围绕农业持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目标，坚持以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发展，根据当地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大力扶持壮大并引进龙头企业，建立新经济组织，创新经营机制，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迅速提高。目前，全市有农业龙头企业18家，其中年产值100万元以上的12家，建立千亩农业产业基地13个，依托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294个，带动农户4.16万户，促使脐橙、烟叶、商品蔬菜、鲜鳗养殖在2005年分别达到8万亩、1.5万亩、3万亩、2500亩，推动瑞金成为江西省最大的鳗鱼养殖、加工、出口基地。

2、以城带乡，加快推进城乡互动。瑞金以“三清三改”为突破口，以农民为主体，建设新村镇，为农民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城乡融合度。抽调千名机关党员干部分成174个工作组下派到174个示范点脱钩蹲点指导，通过追加预算、捆绑涉农资金，市直部门、社会募捐和群众自筹的方式，筹集建设资金2380万元投入建设，村容村貌发生巨大变化。去年以来，完成10个乡镇总体规划、2个乡镇详细规划和163个中心村规划编制，经群众申报确定的174个示范点初步成型，农村基础设施得到初步完善。同时，瑞金认真实施“农民知识化”和“公民职业化”工程，广泛开展对农民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努力培育新农民，加快农民向城镇和二、三产业有序转移。自去年实施以来，共开展各类农民生产技术培训班360多期，培训农民6万余人次，培训技术2万余人，其中1.6万人实现本地就业。

3、以“退”为“进”，加快乡镇职能转变。瑞金顺应农村进入“免税时代”新形势，以创建好班子为载体，积极调整乡村管理经济社会的职能、行使职能的方式以及工作布局等，探索基础政权的运作方式。按照核定编制，分流乡镇社办人员和超编事业人员485人；整合乡镇站所，调整机构设置，探索设立党政综合办公室、社会管理综合办公室、新农村建设办公室，突出强化法律服务、科技服务、教育培训和社区服务四项重点功能；适应新农村建设工作要求，加大乡村干部培训教育力度，提高乡村干部服务农民的能力，推进乡村干部从管理者角色转变到服务者角色。

四、把握构建和谐社会要求，重点加强薄弱环节，打造协调发展新环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8字”基本特征概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个层面上和谐相处的新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和谐社会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后发展地区因为历史、经济、地域、政策等种种原因，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影响社会和谐：经济与社会相比，社会是薄弱环节；发展与稳定相比，稳定是薄弱环节等等。瑞金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从影响良性运行的薄弱环节入手，全力打造协调发展的新环境。

1、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构建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是后发展地区普遍存在的现状。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事业的发展。瑞金抓住中央实施宏观调控把更多的财力、物力向社会事业倾斜的机遇，打响“红都牌”、“老区牌”，编制项目，跑部进厅，争取资金项目，吸取民间资金投入社会事业发展，致力构建多元化投入发展格局，加快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建设了体育馆、疾控中心等一批重点公益事业，涌现出江西省义务教育阶段规模最大的民办英才学校等一批民办社会事业典型；连续三年开展了“诚信兴市”、“质量兴市”等创建活动，一个更健康更积极的城市人文环境正在加紧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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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以来，在经济学理论界对于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概念的解读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但是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俩种方式：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之后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释也是主流观点。我们在梳理外国文献的时候发现：一种是把市场经济解读成为一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对商品供需状况的一种调节方式。

对于“产品经济”的解读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这对于后面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知的“产品经济”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这是因为：第一，“产品经济”的诞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作为否定商品经济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通过实验的方式而提出来；第二，在现阶段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西方国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层经面上反应出了“产品经济”的架构维度；第三，在运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个家庭的参与市场经济而相应的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外部因素）时，我们会发现：当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时，父母会以一种按需分配的方式对家庭的各个成员进行分配。相反，当收入水平很高的时候，此时家庭不会再用计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这一现象在我们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证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商品经济”的最终归宿将会被“产品经济”形态所替代，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上述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商品经济”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分工出现巨大变化而导致的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之上，它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商品经济的产生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在一种一定阶段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 其实就是商品经济的代名词。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反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来架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并且通过这样系统的方式来把社会之间各个相互独立的整体连接到一起。因此，“市场经济”其实就是社会经济制度，是商品经济把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到一起来的社会表现，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也是按照市场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用来推动经济活动按照一定的市场导向来运行的系统，从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系统，也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种以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在作为经济制度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商品经济成熟的阶段所形成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来说，在凸显“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中心桥梁，主要是通过市场自己本身固有的资源配置来运行的。其实际的表现就是“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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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该阶段主要抓好制定整改落实方案、集中解决突出问题、完善体制机制、做好测评总结四个主要环节，明确目标，落实责任，扎实推进。

（一）制定整改落实方案。具体时间：7月20日-7月28日。整改落实方案以《市经委（国资委）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情况分析检查报告》、委党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会前征求到的六个方面28条意见与建议为依据，围绕科学发展、工业强市，对查摆出来的突出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制度，按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切实做到“四明确一承诺”（即明确整改落实的项目，明确目标和时限，明确整改落实措施，明确责任领导和科室，向群众做出公开承诺），整改措施做到“三有”（有量化指标、有硬性手段、有时限要求），要把任务分解细化，把责任落实到人，使整改落实工作有章可循。整改落实方案制定后，采取适当方式向党员、群众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委机关、直属单位广大党员要围绕制定、落实整改落实方案，积极建言献策，努力转变作风、改进工作。

（二）集中解决突出问题。具体时间：7月20日-8月15日。委机关要进一步明确在加快推进工业强市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工作思路、工作方向和工作方法，切实解决查找出来的、通过努力能够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围绕服务基层企业和促进科学发展，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要求，侧重解决当前工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对2009年市政府下达我委的各项工作任务提出具体措施，抓好工作落实。对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的问题，要积极探索上下互动、左右联动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促进工业发展。

（三）完善体制机制工作。具体时间：8月10日-20日。委机关要从促进科学发展、工业强市、服务企业的需要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努力解决制度缺失和体制障碍等突出问题，逐步形成在加快推进工业强市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认真清理现有的规章制度，切实做好废、改、立工作，建立完善委机关各项制度规定，推动经济工作健康发展。

（四）做好测评总结工作。具体时间：8月20日-28日。委机关学习实践活动基本完成时，要认真做好学习实践活动的总结工作，并采取适当方式向党员、群众通报。委机关要召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对学习实践活动进行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要以适当方式向群众公布。根据测评情况，进一步完善整改落实措施，确保学习实践活动中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继续得到有效解决。要通过求真务实地抓整改、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使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具体要求

整改落实阶段是整个学习实践活动出成果的阶段，既是对调研学习、分析检查阶段工作效果的检验，更是整个学习实践活动的创新与成效所在。委机关各科室要认真按照委党组制定的工作方案，把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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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增长是量的描述，发展是质的规定，高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国际上对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也有不少讨论。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些国家就曾经出现过“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要论断，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记者：当前，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呢？

刘世锦：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增长率已经近30年了。从工业化历史上看，能够在40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平均7%以上增长率的经济体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所经历的时间是不同的。工业化先行国家所经历的时间长一些，但平均增长速度相对要低。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一批增长速度较高、但时间相对缩短的经济体。总的看来，能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并不多。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陷入停滞状态，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即便是被视为成功典型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遭遇了1997年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再早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也都曾因经济危机和战乱，而使其发展进程中断或受到重创。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3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尚无先例。在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出现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议论，比如“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国经济本身看，近几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具有转折含义的重要变化。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连续4年达到10%以上。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人民币；人均收入在超过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达到了2000美元；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超过7000亿人民币，接近于10年全部财政收入。但是，必须看到，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

记者：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具体有哪些呢？

刘世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些变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例如过去曾认为中国的钢产量1亿多吨就够了，而2006年钢材产量则超过4.6亿吨。

――环境压力空前增大。如果说资源可以通过进口和替代有一定调节空间的话，环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动性，没有多少调节余地。

――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据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调查，普通劳动力工资近年来年均增长15~20%；土地价格涨幅更大，有些地区仅生产性用地涨幅也达一倍以上。

――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在地区发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乡发展差距。

――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迁、征地、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干部和腐败等引发的时有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的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国际贸易摩擦增加，贸易不平衡构成很大挑战。

以上列举的当然不是新变化的全部。就这些现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称其为“新变化”，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需要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我们是否正在或已经进入与以往有较大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如果是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话，现有的发展方式能否有效应对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可以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二、以自主创新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记者：近年来，我们党非常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提出这一战略有何重要背景？

刘世锦：近年来，我们党提出加强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后，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均收入越过一千美元关口，现在又达到两千美元，当然是好事，同时也是“双刃剑”，因为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也相应减弱了我国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现出来，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一些对低成本敏感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留下来的企业则要通过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环节的努力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刘世锦：我们把自主创新概括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过去关起门来搞研究不同，这几种类型的创新都是在日益扩大的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如何认识自主创新，近年来也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纯粹内资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结构，其中包括引入外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基础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境内外上市。所以，按照企业资本来源来界定，不符合开放经济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比如，某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是内资，但再从这个投资者向上追溯，可能会找到外资踪迹。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来，虽然会对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同时也有技术信息扩散、人员培训、促进产业配套条件形成等积极作用，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当然，前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是一个宽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义。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关注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缓解这种状况？

刘世锦：这些年通过实施地区重点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尚不足以改变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近年来影响地区发展格局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城市圈，内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带等。二是产业的区域集中加快，过去一个新产业出来，各地都要搞，遍地开花。一些年来通过市场竞争，产业的区域集中度显著提高，如彩电生产，过去一度20几个省都在生产，现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区；汽车生产也正在逐步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区域。城市带的形成与产业区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产业集中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变化总体上说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积极的、可持续的，但必然影响到原有的地区发展格局，不仅表现在大的行政区划之间，也表现在这些行政区划内部。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出现了某些有利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产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具有资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与东北的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如，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业开始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转移，部分国际转移产业也将承接地更多地转向要素成本较低地区。这些趋向或因素的稳定和增长，将会对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评价地区发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标？

刘世锦：对地区平衡发展有一个正确理解和评价的方法问题。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率先发展，吸引各种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其中包括人员流动。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动到发展快的地区，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减少了落后地区的人口基数，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提高。反之，发展快的地区人口基数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下降。我们讲地区发展差距，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一个适宜的比较性指标。这个指标除了关注货币收入外，还考虑到剔除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在劳动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逐步趋于缩小。我们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将有助于正确观察和理解地区之间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记者：地区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那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隔离状态被打破，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我们的各种政策，不论产生于何种背景，都应当促进而不是延缓这一进程。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历上百年时间。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体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至少还需要30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之与城市人口，包括已转移至城市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要让他们“过得去”。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更好发展来解决

记者：这些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对此怎么看？

刘世锦：这种反差很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也同时进入经济和社会结构、重大利益关系剧烈调整的阶段，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数量增加，有些领域的矛盾趋于尖锐，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当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社会上较大比例成员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状态后，社会的稳定程度将会显著提高。现阶段我国总体上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矛盾增加的时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例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征用农民土地、城市拆迁、水库移民等所引发的矛盾；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和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等引发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腐败、干部等引发的问题等。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立足国情和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应当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已经证明，吃“大锅饭”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当然，我们讲进一步的发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价的发展，而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同时要比过去更多的精力重视社会发展；要集中力量抓紧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从源头上治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要重视通过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多年来我们所倡导和实行的发展观的一个拓展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应该和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在解决一些问题时不致于引出更多的问题，如何在处理一些矛盾时，既要照顾眼前，更要有利于长远，还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记者：这些原则主要有哪些呢？

刘世锦：一是既要治标，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贫工作，通过转移支付等办法给贫困人口一些补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培训，使他们获得通过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诺，又不能脱离现阶段国情，作不切实际的过高承诺。比如养老、医疗保障，城乡、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是全面保障，还是在农村先做到对困难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实际。承诺过高，兑现不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欧洲福利国家保得过多，也在寻求改革。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设。对短期内的突出问题，如困难人口救助、调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稳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好的制度建设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程序处理问题，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针对个别事件和少数人，而是对所有人具有普适性；不仅要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要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如何深入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涵义？

刘世锦：这一重要论断已为我国近3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我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是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背景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活力和制度基础。毫无疑义，没有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改革走出一条独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经验。例如，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在改革国有经济的同时，放开一块，鼓励发展多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鼓励不同改革方式的试验和竞争，先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把改革与开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放引入新的体制要素而推动改革；保持党对改革过程的坚强领导，把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为改革和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改革和发展进一步促进稳定，等等。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解决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体制上的。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相当复杂。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等倾向。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指标和行为机制，是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要求由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初次分配按劳动和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但由于多方面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突出起来。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趋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体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篇6

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实际作用的是WTO的上诉机构(The Appellate Body),它在争端裁定中扮演着仲裁角色。由于它对争端解决过程中所有程序性问题具有决定权,又是机制的“改革发动机”。WTO上诉机构推出了三项主要措施:第三方参与争端解决、引入“法庭之友”机制、允许律师代诉。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确获得了一系列的维护,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体现出来的,它们实际上的处境依然是弱势。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几项主要措施进行解剖分析入手,探寻发展中国家在程序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上处于弱势的根源。

一、 “上诉机构”:发展中国家可以获益但障碍依然多多

在继承关贸总协定(GATT)下的专家组程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其最重要的创新即是“上诉机构”的设立。上诉机构扮演着WTO“最高法院”的角色,成为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性”的权威机构。上诉机构的决策实行反向协商一致的方法,即只有在全体成员都反对的情况下,裁决结果才不予通过,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上诉机构的裁决是自动通过的。

上诉机构主要行使两方面的权力。首先,上诉机构被授权可以独立制定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则。其次,当处于争端中的一国政府对争端解决过程中的程序性事项提出质疑并上诉时,上诉机构拥有最终解释权,并且这一解释会马上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某些程序性规定存在缺陷或模糊的情况下,上诉机构的这一权力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理论上分析,发展中国家应当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受益者。国际关系学认为,公正的国际组织是限制与平衡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不均的有效工具。一般来说,即便是实力最雄厚的大国也不敢冒着两败俱伤的危险而公然对抗WTO上诉机构的裁决结果。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WTO裁决的公信力在争端解决中维护自身的利益。

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确实在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的利益。有的学者运用统计学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考察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案件数量是否较乌拉圭回合之前有所增加。统计的结果是:1994年前的争端案件总共278起,其中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为28起,占10%;而1995至2007年间,争端解决机构共受理争端306起,其中由发展中国家提起的为120起,占39.2%。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要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的利益,还面临着诸多障碍。

首先,国际贸易体系本身的结构性不平等,客观上限制着发展中国家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利益的积极性。发达国家可以轻易地通过诸如撤销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单边取消贸易优惠政策等手段威胁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不能不考虑提讼的机会成本。一旦实际贸易损失超过了到WTO的潜在收益,就不会有国家再愿意选择后者。

其次,在WTO提讼所需要的成本较高,这对于那些缺乏经济实力的国家非常不利。完成“提讼专家组调查听证程序最后裁决”这一程序,需要高度专业的法律人才、法律机构以及高效率的国内行政系统。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第三,即便发展中国家愿意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它们对于最终裁决的承受能力也有可能使它们陷入困局。由于WTO对于贸易争端的最终裁决多数采取经济制裁的形式,这就必然导致了拥有越大的市场准入价值的国家拥有越高的承受能力。厄瓜多尔和欧盟在香蕉案上讨价还价的困境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原因。

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种种障碍,WTO的上诉机构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是,WTO的上诉机构的所有改进行动,根本目的却是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事实上,WTO上诉机构本身的合法性也不断面临挑战。成员国的行为都是基于其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偏好,因此它们对上诉机构制定的规则永远存在“试图不服从”的可能。因此,上诉机构通常十分关注争端参与国的态度和其国内政治的动向,为此试图尽可能多地获取有关信息。上诉机构关注的来自政治环境的威胁,包括某一成员国对特定规则的不服从、来自环境、劳工、消费者组织的抗议、特定国家集团的激进行为等。上诉机构尽力收集的信息,包括争端参与国的偏好、国内利益相关者,甚至其它相关WTO成员的信息等等。

由此可见,上诉机构的根本目的是要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需求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两者之间如果不能兼顾,被牺牲掉的肯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发展中国家构成潜在威胁最大的不是WTO上诉机构制定程序条款的权力,而是其对于实体条款问题的裁决权。一旦上诉机构在信息上更多地受到发达国家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时,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就更难实现。

二、第三方参与制度:发展中国家并非受益者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WTO成员国享有作为“利益相关方”参与双边争端解决过程的权利,这被称为“第三方参与” 制度。它只需要该成员国提交一份“实质贸易利益”(Substantial Trade Interest)报告即可,可以说门槛很低。

按照上诉机构的规定,在争端解决的初级阶段,即初步磋商阶段和专家小组调查阶段,第三方所能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但是,当整个程序进入到受理阶段后,第三方的权利全面等同于争端双方。这体现在第三方国家可以出席任何听证会,可以通过口头、书面的一切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以接收一切相关的会议文件并进行补充与驳斥。

在受理阶段,最为重要的磋商机制是听证会。由于在听证会上争端各方进行正面交锋,上诉机构欢迎第三方国家在听证会中积极参与辩论,主要是因为一旦议题涉及WTO规则由于缺陷或模糊而难以解释的结构性问题,第三方针对该问题的意见就会具有相当的利用价值。

第三方参与权限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却很难从这一机制中受益。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扮演第三方的角色。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日内瓦的代表团规模很小,并且专业化水平较低,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争端解决过程中的各类事项。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上诉机构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其所设立的“消极观察员”(passive observer)制度,就允许没有提交书面报告的国家参与到听证会中,只是不能发言。此举旨在降低听证会的参与门槛。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巨大差距,带来的是天差地别的参与程度。

从这份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参与争端解决机制的频数是非常不平衡的。仅仅9个发达国家就65次以第三方国家的身份参与到争端解决中,特别是四国集团(Quad)仅4个国家就参加了49次,超过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总和。此外,这些数据还并未将直接成为争端方的次数计算进去。如果按照“参与机会比例”这一标准来计算的话,美国的比例高达94%,欧盟为64%,而发展中国家中比例最高的印度也只达到了18%。

对于能够真正作为第三方参与到争端解决过程中的国家,不仅可以就具体的贸易利益问题争取自己的权益,更能够对WTO的结构性问题发表看法,甚至可能达成在多边磋商中难以达成的政策性目标。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能够在利益相关的案件中扮演第三方角色,必然会失去追求本国利益的宝贵机会。

理性地看,上诉机构扩大第三方参与权限,本质上是为了避免WTO规则中的结构性问题,从而避免受到由于成员国在总理事会中采取质疑或不服从行为。然而,这个制度实际上扩大了具有资源条件和技术能力的发达国家参与的权利,对发展中国家反而是极为不利的。

三、“法庭之友”机制:违背了发展中国家的意愿

随着WTO的贸易规则涉及到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试图通过游说WTO成员国政府的方式,参与到多边贸易体系之中。拥有这种诉求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是一些劳工、消费者、安全、环境的利益团体,也包括一些行业协会和公司。WTO上诉机构把这些团体被统称为“法庭之友”, 确定它们的主要提案即“法庭之友意见书”可以做为争端解决过程中的正式文件。

“法庭之友意见书”这种东西,始作俑者是美国,极力促使成为一种机制的也是美国。最初,在美国进口虾一案中,世界自然基金会单方面向专家小组和争端当事国发送了一份相关问题的法律声明,因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强烈反对,最终美国驻WTO代表妥协了。随后,美国驻WTO代表又接收了两个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递送了“法庭之友意见书”,并作为自己提案的附录提交给了专家小组。在随后的上诉受理阶段,上诉机构力排众议,授权由专家小组和争端当事国决定是否需要接受来自私人团体的相关意见。

上诉机构的这一决定,当时受到很多成员国代表的指责,甚至有个别国家因此质疑上诉机构的权威。但是上诉机构并未让步,强调这是其“独立制定争端解决过程中程序性规则”的权力,而且在之后的欧盟―美国钢铁进口案中,继续允许两个美国国内的行业组织向美国代表团提供意见书,并接受了该组织随后直接提交的意见书。

对于上诉机构的这一项新措施,很多成员国感到困惑不解。例如巴基斯坦、埃及、马来西亚、印度四国曾在WTO总理事会上要求撤销“法庭之友”机制。WTO总干事也致函上诉机构,希望今后在类似问题上要“极为谨慎”。

发展中国家如此反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主要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很多非政府组织、国内政治行为体统统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它们进行政治渗透的一种工具。事实上,当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程度还只能够达到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这个层面的时候,其究竟能给整个争端解决过程带来多大的影响是未知的。发展中国家的担忧也许仅仅存在于这些行为体的构成与来源上,但是上诉机构持续地推进这一项改革的行为,肯定会使发展中国家继续担忧下去。

四、 律师代诉制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WTO实际上就是一个规则体系。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一个复杂的程序系统和规则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受经济资源、专业化人才和国内政治资源的限制,在提出申诉的时候往往力不从心。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在涉及争端解决的时候,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私人律师来进行书面材料的准备以及对WTO规则的解读。

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难题,WTO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知识的帮助。比如,对那些没有常驻代表团的国家,WTO秘书处提供工作人员的培训并协助建立他们的工作场所。WTO总秘书处长期设置了两名兼职律师,向处于争端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法律咨询业务。

私人律师代诉的情况最初出现于欧盟香蕉进口一案中。该案中最小的第三方国家圣卢西亚在听证会中指派了两名私人律师进行代诉,它援引了WTO规则中没有规定一国必须指派其政府官员为代表的事实,向上诉机构提出诉讼申请批准这一代诉机制。

圣卢西亚的行为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但是上诉机构在权衡考虑后依然将这一行为合法化为一个新的程序性规则。主要依据在于,首先,确实没有明文禁止一国自由选择其代表的构成。其次,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也依赖私人法律顾问的咨询业务,将其作为一种“延伸的协助”。最后,出于对公平的考虑,上诉机构还认为推行私人代诉制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争端解决机制中来。

推行私人法律顾问代诉制度,对于缺乏专业法律人员,特别是熟悉WTO规则体系方面人才的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在WTO上诉机构批准这一制度后,一些国际律师事务所也表示有兴趣帮助涉及贸易争端的发展中国家。此外,9个发达国家(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加拿大)决定共同出资在日内瓦建立WTO法律咨询中心,向处于争端中的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提供法律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四国集团并没有在这一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其担心由私人律师中央政府行使在WTO的权利容易导致潜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可能导致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然而,律师代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发展中国家受益,是值得考量的。首先,雇用私人律师代诉――即便是在9国的资助下可以获得“打折价”――对于很多欠发达国家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很多此类国家可能还是不能够或愿意承担这个成本。其次,凭借它们麾下的律师,目前某些利益集团已经从幕后的提供“延伸的协助”发展到了可以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层次。显然,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势必对中央政府在国际层面的权威构成一定的威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国内政治发展的滞后,将会更为被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WTO上诉机构及其推进的三项主要措施,有利也有弊,实际效果也是好坏不一。扩大第三方参与权限,会使发展中国家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丧失更多的自我维权的机会;引入“法庭之友”机制,引入的往往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伙伴;至于律师代诉制度,看起来像是及时雨,但是它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依然要打一个问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确实是它们争取权益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一个平台。作为WTO司法核心的上诉机构,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努力。但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关系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仍旧处于不利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WTO规则的结构性缺陷,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世界贸易体系本身的结构性不平等。

参考文献:

[1]王淳:《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策略与效益》 [J]. Commercial Research. Vol 378, 2008.10.

[2]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全球贸易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 [M].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6.

[3]沈大勇,张蔚蔚:《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导向抑或权力导向》[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 Vol 1, 2008.

篇7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极端 时空格局 演变 特征

对于经济的发展，在很多发达国家的眼中，都是非常具有研究性的。虽然我国的经济大量的吸入了先进的文化，科技的理念，并运用其中的有利之处，更好的研究经济发展。通过一些经济的划分领域的发展情况，制定相关的战略方针。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还是存在着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规分

1.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还停留在基本建立的状态下。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经济体制的发展也越来越迅速，但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却始终停留在陈旧的观念中，没有与时俱进，因此，在这一方面开始进行大量的改革，将经济的体制由总分一，改变紧急的发展形势。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断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导致整体的发展效果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体制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发展的领域，所以，必须要寻找新的方案，解决这样的问题，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

2.中国经济发展的次要阶段。对于我国的发展经济，始终都是存在着地域性差异。特别是在社会整体的发展上，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所以，在改革的最基本阶段，应该从最低端的农民开始，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地区，以及当地的经济，都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主要是将经济的体制更贴近于现代化，将我国的发展尽量由较强的地区引向较弱的地区，将市场的经济发展进行全面的改革，提高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力度，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管理制度，更好的维护民主的利益，尽量的引入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经济发展观念。

3.中国经济的尾端发展阶段。我国对于西部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视的。东西两部的发展一直都非常的悬殊，由于东部的经济以及地域占有先天优势，进而发展迅速，很快的建立了最新的发展体制，而西部由于地势贫瘠且经济萧条，所以整体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为了更好的实现经济体制的演变，就必须要进行平衡发展。但是对于划分的标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规范标准，所以依然要继续进行深入的探析，弥补不足之处。对于经济的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以后，虽然仍然处于许多漏洞，但是已经初步建立了体制，虽然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也需要不断的进行革新，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改进，才能建立更好的经济制度。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格局演变的划分

1.经济革新的第一步

对于现在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一定的改进，改进传统理念中的不足之处。并且制定新的经济制度，其中主要是对经济的复苏进行一定的研究，并对其中的理念进行一定的探知。对于传统的经济体制，主要的缺陷在于经济的比例失调，并且没有正规的销售市场，且无正规的管理制度，所以，必须要对这些不足之处进行改进，并将农村的发展引向外界，更好的加快经济复苏的脚步。

2.济体制的初次建立

对于现在的许多国家企业，都开始对公司的经济发展进行改革，加强民用有限公司的发展，更多的吸引海外投资者，进行全面的开放，打开国际市场，并且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体制，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将公司的制度进行改革，并重新规划经济市场，解决其中所遇到的难题，让企业融入更多先进的概念，推崇人文主义，进行人性化管理。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阶段

由于不断的发展，社会已经处于全面小康的状态，当建立基本的经济体制之后，需要的是进行不断的创新，并以此作为原动力，在公众的眼前，进行全面的公开，保证公平性，建立更为完善的管理法规，更好的补充管理制度的缺陷。而在思想方面，更要开放思想，也要守住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而主要的环境建设上，必须要懂得珍惜环境，以保护原生态为发展的概念，建立绿色环保的发展方向，更好的建立和谐社会，并且在生产上，要懂得方式方法，注意其中的格局演变，更要懂得合理的分配。而在地域方面，要建立一定的发展平衡性，减少两地的差异，更要合理的排布经济的发展结构，将每一个地区的发展更好的带动起来，减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更好的改变人们对物质上的追求，要懂得生活上的满足，建立自己的精神领域。

4.完善经济体制

对于初期建立的经济体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必须有针对性的进行完善，主要是在经济市场方面，特别是有些相关机构使用自己的权利对行业实施封闭式管理，导致了经济的萧条，所以，必须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将行业的市场进行开放，提高对基层人员的管理力度，尽快的解决其中所遇到的问题，做好财产的保护，并保证收益的合理分配。对于发展企业，不单单要重要发展的速度，更加要注意使用的技术，要平衡社会的收入，减少贫富之间的差距。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与发展国家相比，它缺乏实践性，并且管理的制度也不完善。所以，必须要注意经济体制的改善，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更好的创建新型的经济体制。

结语：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振兴的必要之路，根据经济的发展历史，要懂得利用传统的文化，结合现在的思想观念，进行全面的改革建设，更好的促进社会的发展，国家经济市场的恢复。

参考文献：

[1]德吉央宗.探究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J].全国流通经济，2017，（04）：57-58.

篇8

从1981年国债恢复发行开始，我国债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和壮大，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逐渐形成了包括场内、场外等多种组织形式和交易方式的市场。但与成熟市场相比，我国债券市场发展明显滞后、诸多问题仍然困扰其进一步跨越式发展。在我国债券市场30周年之际，本文从发展历程回顾、问题诊断及未来发展等视角深入剖析交易所债券市场。

一、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债券市场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91年以前以场外柜台市场为主的阶段，1992年至2000年以交易所市场为主的阶段，以及2001年至今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的阶段。

1.场外柜台交易市场阶段

1988年初，首先在7个城市进行国债流通转让试点，商业银行柜台成为国债买卖场所；到同年6月，国债流通转让试点城市又扩大至54个大中城市，至此，我国债券流通市场基本形成；1991年初，国债交易流通进一步扩大到全国400个地、市一级以上城市。由于债券交易主要通过商业银行及证券经营机构的柜台进行，因此称为场外柜台交易市场阶段。

2.交易所债券市场大发展阶段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交易所债券市场逐渐发展壮大，此后，全国各地的证券交易所都开展债券交易，交易所债券市场逐渐活跃；199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国债期货试点，国债回购交易在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等机构之间大量出现，但由于缺乏全国集中统一的国债托管结算系统，存在国债买空、卖空、挪券和假回购等违规行为。1994年末，国家开始清理整顿各地分散的证券交易场所，将国债交易集中至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所债券市场快速发展，国债期货交易突飞猛进。

3.银行间债券市场大发展阶段

1995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爆发“三二七”国债期货事件，国债期货试点历时两年而终。1997年初，交易所的债券回购成为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导致股票市场过热)的重要渠道。1997年6月，国务院统一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各商业银行停止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回购及现券交易的通知(银发[1997]240号)》，将托管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债券全部转到中央结算公司，并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提供的交易系统进行交易，该同业拆借中心于1997年6月16日正式办理银行间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标志着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正式形成。但由于当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主体单一、流动性差等原因，直到2000年之前，债券交易仍然主要通过上海、深圳交易所市场进行。

基于此，银行间债券市场出台了各项政策，如债券结算面向非金融机构开放、实施准入备案制等，使得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主体数量大幅增加、多元化，交易量大幅增加。2001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年交易量首次超过交易所债券市场。自此，银行间债券市场一直保持着70％以上的市场份额，占绝对主导地位。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的格局基本形成。

经过上述发展历程之后，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形成了以银行间市场为主、交易所市场为辅的债券市场结构，换言之，我国债券市场格局包括以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国债柜台市场的场外市场，以及以沪深交易所为代表的场内市场两个部分。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都具有各自优势，也都存在较明显的缺陷，缺乏强大的生命力，不能很好地担当起促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历史重任。因此，促进两个市场互联互通、实现优势互补是关键。

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存在问题分析

由于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规模占绝对优势，相比之下，交易所债券市场受政策限制，发展缓慢，规模较小，上交所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主要以上交所市场为主)仅占我国债券市场的3％。但交易所债券市场具有定价效率高，价格连续，市场透明度高，交易系统先进、技术网络和渠道覆盖广泛等优势，是我国债券市场体系构建中的重要环节。为了充分发挥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优势，首先对交易所债券市场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做到扬长避短。

1.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存在问题：与发达国家债券市场相比

(1)市场规模较小

债券融资已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融资方式，截至2010年底，全球债券市场托管量超过90万亿美元，已远超股票融资额。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债券市场较为发达，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债券规模增长较快，中国、巴西、韩国等新兴国家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规模仍然偏小。截至2010年底，中国债券市场托管量约为3万亿美元，仅占全球债券市场的3.3％，而交易所债券市场又仅占我国债券市场的3％，市场规模较小。

(2)产品种类少

欧美等发达国家债券市场发达，产品包括国债、地方债、政策债、公司债、债券衍生品及证券化产品等，不仅有国内债券，更有国际债券、外币债券，种类多，结构合理。交易所债券市场仅有国债、地方债、公司债和可转债等国内债券产品，没有债券衍生品、证券化产品、国际债券等。

(3)产品同质化

欧美等发达国家债券市场产品的信用等级差异较大，产品差异化明显，可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与发达国家债券市场相比，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产品的信用等级大多为A+级以上，风险等级普遍较高，低风险低收益，产品同质化明显，市场交易清淡。

2.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存在问题：与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相比

从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历程来看，2001年之后，银行间债券市场一直占据绝对地位。目前，交易所债券市场规模仅占我国债券市场的3％左右。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相比，交易所债券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交易所债券市场规模小

2001年。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量首次超过交易所债券市场，特别是2003年以后，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量快速增长，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原本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的投资者纷纷转入银行间市场，导致了交易所债券市场托管量、交易量的下降。目前，交易所债券市场仅相当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3，09％，规模较小。

(2)产品创新步伐缓慢

银行间债券市场一直大力发展市场化导向的创新产品，既考虑各类发行者的发行意愿，也根据投资者的需求推动相关债券产品的发展，提高了发行效率，形成了良性循环。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行政化色彩明显，多样化投资者需求难以满足，各类发行人积极性不高，导致发行者和投资者均倾向于进入银行间市场交易。交易所债券市场产品过于标准

化，尚未形成一个包括标准化和非标准化品种的多样化产品结构，现货品种比较单一，缺乏债券远期、利率互换等债券衍生产品，不能满足投资人多样化需要，降低了交易所债券市场流动性。

(3)发行审批程序复杂，结果可预期性不强

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发行采取注册制，审批效率高，灵活性大，从而使得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品种包括国债、地方债、政策性金融债、国际机构债、普通金融债、企业债、央票、中期票据、集合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等，较高的发行效率和较大规模的投资者，保证了多样化产品的供给需求趋于平衡。与之不同的是，交易所债券市场的的债券发行采取核准制，审批效率较银行间市场低，审批节奏及结果的可预期性不强，从而限制了交易所债券市场拓展的空间。

与股票交易方式一样，交易所债券市场采取交易机制，投资者必须通过交易所会员才能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而银行间债券市场不同，其采取的是投资者注册制，投资者对自己的债券投资有较大的掌控能力，因而具有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积极性和愿望。

三、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未来发展

正如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一样，驱动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的“三驾马车”是市场、平台和政策。

平台驱动是拉力。平台驱动是指交易所债券市场需要构建一个集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于一体、支持多样化投资的固定收益平台，通过强大的平台吸引银行间投资者，形成强大的拉力。反之，缺乏强大的平台，投资者也会来而复失。可见，平台驱动是交易所债券市场谋划长远的基础。

市场驱动是推力。市场驱动是指交易所债券市场在功能强大、支持多样化投资的固定收益平台吸引下，“逐利”的投资者自发选择、自我演化而形成的市场作用。允许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者(主要是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构建多元化的债券持有者结构，为投资者打开多样化投资渠道，为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注入市场选择机制，从而打造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政策驱动是剂。政策驱动是指债券监管机构的各项政策规定对推动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具有“剂”作用。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离不开监管机构等政策部门的支持。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属于分品种多头监管方式：国债的发行由财政部监管，国债的二级市场由证监会(交易所部分)、人民银行(银行间部分)共同监管；政策性金融债券由人民银行监管；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均属公司债券，但由不同机构监管，其中企业债由发改委监管，上市公司的公司债及可转换债券属证监会监管，中期票据及短期融资券属人民银行监管。历史造就的这种分品种监管方式，随着市场的变化已成为了债券市场发展的阻力，严重降低了债券市场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可见，政策驱动是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的“剂”。

综上所述，平台驱动、市场驱动和政策驱动构成了交易所债券市场发展的“三驾马车”，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平台驱动是拉力，市场驱动是推力，政策驱动是剂，三者共同驱动交易所债券市场踏上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

[1]陆文山：推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的若干问题再认识――兼论资本市场功能的完善[J]，证券市场导报，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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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经济管理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对我国整体发展有很大的作用，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还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发展，所以说，农业经济管理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农业经济管理就是根据国家现今发展形势、政策方针、社会环境等情况进行管理。根据当地的具体发展情况，确定相应的经济管理形式及目标，计划协调农村的生产、分配、消费等，使农村经济发展走向正轨。

二、现阶段的管理现状

新形势的社会下，农业经济没有及时适应社会变化，在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1.管理体制不适应社会发展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现阶段的农业经济管理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不仅与社会发展结构不适应，而且对农村的经济发展起不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甚至一些管理上的缺陷给还会给农村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2.管理人员对管理的忽视

我国对农业产业的发展非常重视，拥有一系列有关农业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但是落实的效果差，制度到地方农村后并没有的到人们的重视，执行力度得不到保障，导致农业经济管理效果不明显。具体表现在:管理人员的思想素质偏低，对管理的方法与制度结合不到位，国家下发的政策没有执行到位，农村经济管理的意义没有渗透到管理人员的思想中。

3.管理人员缺乏执政能力

管理人员的知识水平不高导致管理结构单一，农业经济发展需求和市场产业化发展得不到满足。

三、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要求，管理的水平也要得到相应的提升，使其不断的发展。

1.经济管理思维的转变

我国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走上了轨道，这种管理模式渗透到农村经济的各个部分，这种管理主要针对农村经济加工产业链，对深加工和产品的质量安全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结合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使农业经济增长模式得到改变。

2.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各个行业的发展都有了变化，其中也包括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的信息化深入到农业经济管理的各个环节，借助科技手段转变农业生产力，使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得到发展。不断加强我国管理人员对信息化的认识，能够将我国的农业管理效率得到提高。

3.产业化管理

产业化的形成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产品的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农村产业与其他组织合作，能够更加迅速的扩大发展，其合作组织和中介组织也有高速度的发展，通过将这些联系起来，产业机制整体性发展。一些大型的企业带动农业产品发展，能够使产品质量得到提升，生产更加标准。

4.管理制度改革

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管理制度的存在有很大的意义。管理制度的改革仓噺能够将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障碍清除，使发展更加健康。对经济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就是对农业经济的发展。

四、对现阶段问题的解决措施

面对在管理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要结合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管理方式。

1.对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视程度提高

农业经济管理的工作人员应该对管理工作重视起来，将管理的内容规范化，将管理职责分配到人，做出相应的部署。并且要对管理人员进行统一的教育学习，首先要让他们了解到管理的意义，这样才能使管理人员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去。

2.对农业经济管理的体制建立完善

在对农村的建设中，首先要对农村的发展进行规划，再去根据规划内容一步步发展，所以在规划时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得出最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制度，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呼应。在体制建立的过程中，首先要通过制度让人们心中对农业发展有新的认识，农业结构的转型得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然后要解决农产品的方面，利用加工手段来拓宽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形成多元化的产业链；最后要通过科技的手段对农业经济加以提高，使农业生产更加安全，农民的权益得到保障，不仅提高了竞争力还能有效的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3.对群众利益完善维护

农业经济管理制度的建立就是要保障农民的利益，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机制，能够有效的将矛盾、权益、利益等权衡协调，得到统筹，使群众的问题得到解决，制止损害利益的行为。同时也要提高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和群众服务部门的能力，有效保障群众的利益。

4.对管理队伍的有效建设

管理队伍的思想水平影响着地方农业经济管理的成果，对管理人员的挑选与后期的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建立一个具有高业务水平、超强责任感、高素质的管理队伍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对农村经济进行管理的同时也要进行相应管理内容的培训活动，使其业务管理水平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明确国家下发的各种农村经济政策，适应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

5.对农业经济实行产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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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牌服装营销渠道的类型

1.大型百货商场

商场是高档品牌的战场，商场不但是一个销售的终端，更是一个平台。目前与百货商场联营已成为品牌服装最主要的销售渠道，在我国各种服装零售业态中，大型百货商场的服装零售额约为700亿元，占城镇38%的市场份额，占服装销售总量的27%，所以，品牌服装与百货商场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的紧密关系。

2.连锁专卖的品牌经营店

专卖的品牌经营店在众多的服装品牌销售中最具亲和力，以其新颖的款式、统一的门户设计、赏心悦目的购物环境赢得了现代人的认可。通过这种模式的经营，既扩大了品牌的影响力又提高了销售额。还有一些品牌服装主要是想借助超市的人气来提高知名度和提升业绩，其价格和打折活动同商场、专卖店往往一致。中国品牌服装市场会出现主要的城市和商场由品牌商直营，做形象展示和品牌推广，甚至一些重点区域都由品牌商直接设立分公司直营，但是有经营能力和有渠道网络的经销商仍然是这些品牌希望争取到的。

3.超市卖场店中店

近年随着超市逐步引进一些品牌服饰，超市里也出现了较高档的服装品牌，借助着较旺的人气，品牌服装在超市的销量也日渐看好。商场和超市都热衷于大服装品牌，使得服装品牌商成为商场与超市争夺的对象之一。例如，北京西单大悦城了解到，Zara、优衣库店铺都是以店中店的形式进行独立经营，店面装修、形象设计、销售管理都由自己执行，其只需向市场管理部门交纳销售扣点和租金。Zara、H&M等服装零售商在全球各地的门店基本都是独立自营店，自建渠道成为国外一些品牌商重要的市场拓展形式。

4.品牌服装网络直销

新兴的互联网技术结合现代的物流手段将对传统的服装流通模式产生极大的冲击，在海量信息快速传播的今天，不少品牌服装企业选择开网络直销店进行网络营销，例如，上海宝鸟是国内男装巨头报喜鸟全资控股的电子商务公司，目前正以BONO品牌进行男装的网络直销，原来的企业网站也被改版为B2C网络直销平台。品牌接触点的有限性，使得消费者接纳品牌的难度大大增加。网络直销并不是简单的网上销售，产品的质量、品种的丰富以及服务的周到细致都是网络直销存活的基础。品牌服装网上直销店所销售的产品全部由公司自己提供，与加盟商无关，当然也可以与加盟商合作，哪个加盟店距离顾客最近，可以让该加盟店向顾客销售此产品。网络渠道打造出来的品牌跟传统渠道造就的品牌比较，很大的不同在于，传统渠道由于对产品看得见摸得着，品牌形象在消费者心目中相对比较清晰。

（二）品牌服装营销渠道存在的问题

1.经销商与企业分离，营销风险较大

目前，服装营销采取的是分公司引导下的区域经销商制度，经销商与企业处于分离状态。从市场职能角度来看，企业考虑的是生产更多、更好的优质产品占领市场并快速回笼资金，经销商考虑的却是如何最简单地销售产品并得到最高的利润回报；从经营形式上分析，企业面临的是大区域、群体批发，经销商针对小区域、个人零售；在营销管理上，企业的优势在于产品的规模制造能力，而经销商则是产品终端销售能力突出。品牌服装企业只关注自身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而忽视在营销环节的构建和管理。优秀的经销商会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将好的品牌形象传递给消费者，同时也维护了卖场形象和利益。经销商由于企业提供的盈利空间有限，也无法与企业开展长期的合作开发，这种营销脱节状况导致营销风险概率加大。经销商是企业链条上的中间环节，起到了厂家和客户间中转站的作用。中国市场环境还不完善，信用缺失、监督乏力的情况非常普遍，经销商惟有选择那些信用度高的品牌，才可能让自己的辛勤劳作有所收获。

2.营销渠道简单，不够顺畅

品牌服装是流行性和季节性很强的产品，所以品牌服装的渠道是否顺畅尤显重要，因此，品牌营销渠道的建立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品牌服装企业较多采用总经销商、等单一的传统销售渠道，创新不足，无法扩大市场占有率，市场竞争优势不大。而大多数品牌服装企业的营销策略也相应较为落后，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服装行业，这将直接导致逐渐失去利润来源，企业无法盈利。没有好的渠道同样不能使销售取得成功，所以渠道影响制衣企业的竞争力。

二、品牌服装营销渠道整合的策略分析

（一）进行销售渠道的一体化整合

为适应市场细分的竞争需要，市场营销从“渠道为王”走向“决胜终端”、“品牌制胜”的时代，营销手段丰富，终端得到强化。品牌服装营销渠道一体化整合就是改变中间商的经营思路，不再以短期利益为重心，而是通过根本的体制变革，厂商之间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强调厂商的相互融合、渗透、职能的协调。一体化的营销渠道可以增强生产制造企业的控制性，避免中间商的渠道权力过大而使生产制造商对营销渠道的控制失效，更严格地控制市场中个别品牌在全国范围市场上的营销成果，减少渠道冲突，增强了互信和承诺。完全的一体化只是理想化的目标，基本上不可行，与其说它是一个变革方案，不如说是个经营理念，能给渠道管理者提供一点渠道改革的战略方向的参考。各厂家的渠道一体化的模式各不一样，在企业对渠道进行一体化变革时，只能是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灵动地采取变革方式，但其变革所遵循的原则应该是大同小异的。一切整合渠道的方式、方法只要最终达到培养消费者的长期消费欲望都是成功的。

2.减少库存，增强销售渠道多样性

“时装”一定不会长期流行，长期流行的一定不是“时装”。一种服装款式如果为众人接受，便否定了服装原有的“新颖性”特点，这样，人们便会开始新的“猎奇”。如果流行的款式被大多数人放弃的话，那么该款式时装便进入了衰退期。由于服装具有典型的流行性和时效性特点，因而企业必须做到库存量管理优化，信息反馈高效、市场反应灵敏，这样才能在日趋激烈的服装行业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因而，在品牌销售过程中，还应注重提升和加强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具体包括组织协调能力、信息处理与分析及物流能力。企业通过市场快速反应能力，不仅能有效地改善和提升自身的经营水平，同时亦可改善整个营销环境，并能帮助企业作出适当的调整，以不断积累经验，从而创造出更高的顾客价值和企业价值，进一步促进品牌的提升。

3.在市场环境下，我们可以将营销渠道形象地理解为：产品在流通环节中，从制造端到达消费端，并最终成为商品而产生的一条长期、稳定的销售通路。品牌服装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必然将扩大与经销商的合作开发，积极降低营销风险，主动寻求市场制高点。企业应与经销商共同建立企业营销渠道，建立合作、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注重将企业发展与营销渠道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完善的营销渠道降低营销风险，保证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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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经济的梯度发展

1960年，J．弗里德曼提出著名的“中心一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区域经济将成为一个互相联系的等级规模功能单元的综合体。大多数人口及经济活动集中于都市区，中心区不仅增长迅速，而且还能够从较不发达地区吸取动力，由此其它地区成为次要地区或区。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东部和中西部在信息、交通、能源方面的差异逐渐缩小。中部地区近几年经济发展，交通条件也相对便利，土地价格相对低廉，最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因城镇化而转移，根据经济人原则，转移目的地肯定是就近转移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所以，内地便具有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优势。

2　中部地区经济比较优势

中部地区发展拥有明显优势。首先中部崛起战略早已成为国家战略，其次是交通区位优势，中部地区北抵北京，南近香港，东邻上海，西靠重庆，处于“十”字形架构的核心地带，区位优势明显。最重要的是，与东、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优势，能够作为资源利用的土地较少，而中部地区能作为资源利用的土地较为丰富；二是劳动力资源优势，人口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三是资本后发优势：中部地区有很多的产业等待开发，具有较高的资本预期收益，会吸引更多区域外资本进入。

3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性和层次性

现在提到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影响的拓展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序幕，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面临高新技术对接，中西部地区主要受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主要做大做强制造业，壮大产业规模。宏观层面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调结构，扩内需，要创新；微观上讲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积累已经完成，能够有资金、有能力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任务是把生产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促进产业战略升级，开展高精尖技术研发工作。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丧失了比较优势，比较优势转移到了中部地区。所以我们在思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有所区别。在国家的新一轮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作为中部地区，我们要给自己定准位置，把握东部地区产业战略调整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吸引更多的企业来中部投资，形成产业规模，在规模形成过程中，人力的积聚、物的积聚、人才的积聚、资本的积聚逐渐形成，所以说做大产业才是中部地区的当务之急。

二、中部县域经济发展的面临的问题

1　经济结构低端化

从总体上看，县域经济结构仍处于低级化水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色彩难以在短期内抹掉。由于政策、机制、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一些原来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县（市），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近些年在市场竞争中大都转制或淘汰。一些过去的农业大县，近几年出现了“高产不难高效难、增产不难增收难、生产不难销售难”的窘境。

2　县域财政十分困难

就多数县（市）来讲，普遍财力弱、负债多、包袱重、压力大，突出反映在入不敷出，许多应当投入的投不了，许多该办的事没钱办，虽然有财政转移支付，但财政支出需求刚性强，需要财政保障的支出不断增加，县一级财政压力很大。

3　城镇化进程缓慢

从多数县（市）来看，城镇普遍存在基础差、功能弱、发育不成熟、带动力不强的问题，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建设落后，对外缺乏吸引力，难以聚集资本和生产要素；对内缺乏带动力，使县域经济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难以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难以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延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4　环境污染

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县域环境污染越来越明显。县域经济规模不足以对环境问题进行根本治理，再加上生活设施不便，导致社会精英不愿将人生发展定位在县域，这对县域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5　经济资源匮乏

经济资源中最关键的是资本和技术，这两大方面县域经济基本上都不具备，尤其是像中部这些县域。除去一些具有典型优势县域，大部分县域是一穷二白，在这样的条件下，内生型发展很难实现，必须要依靠外部力量。

三、中部县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任务

1　做好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很复杂，涉及方面很多，要抓重点。在立足优化招商环境的前提下，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理顺利益关系，关键在于部分群众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能否达成一致。要理顺关系，一方面要靠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要在加强法治社会建设的同时，减少社会管理主体和层级，避免多头管理，打消一部分人获取法外超级利益的幻想。

2　加速推进城镇化

就全国而言要完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机制，走大都市圈和中小城市协调共进的综合城镇化发展道路。没有节制地让人口涌进大城市的后果难以想象。要改变这个问题，就需要在中西部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使县域成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在发展中小城市的过程中间，鼓励农民工返乡就地创业和就业。一方面，要进行户籍改革，放开农民工入户的条件，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服务业，扩大城市就业容量，再次，鼓励农民工就地创业，多提供服务，少设置障碍。要形成县域较为强劲的就业吸纳力，让农民能留得住，安得下。

3　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应把做好公共服务放在第一位。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提出，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领导方式转变关键就在于党委和政府的服务、统筹和协调，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注重制度化和法治化环境建设，减少管理层级和主体，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4　大力发展具有本地特点的中小企业

本地企业的强劲发展才能有力助推县域经济的大发展。开发内线和外线两个市场，要把本地市场做起来的基础上，稳步开拓外部市场。

5　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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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

一、经济发展方式的界定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离不开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经济发展的方式就是经济发展的方法和形式,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运行的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及现代化程度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含有可持续发展等。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方式,但不等同于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经济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制度的根本性变化的总体特征。惟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来研究发展方式才有意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尊重所处的历史情境、地域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观点综述

经济增长方式被引入中国后,经济学界和实务工作部门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的范式等多个维度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探索。十七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方针,要求尽快实现发展理念的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动态来看,主要研究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方式的转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方针来指导经济建设的开展。为此学术界针对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展开了研究。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与难点

从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12年的时间。一些学者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和难点展开了研究,以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增长和高发展,中国实现高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来10―20年,是否能继续保持这种强劲的势头?刘庆宝、未良莉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进行系统的分析,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对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费作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途径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有科学的途径,要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现有研究的评价及其启示

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出发,对相关研究动态加以梳理后,笔者认为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维度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措施,但这些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尚缺乏统一的界定;未能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认识经济发展的转变;从动力结构优化的视角寻求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界定展开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二）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研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持续30年的强劲增长势头。他们都在怀疑,中国经济能走多远?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内涵和现实特征,确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和思路,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新趋势。

（三）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动力结构优化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继续保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当前世界经济仍未停止萎缩,尽管经济下滑的速度放缓,但缺乏后劲的经济增长依然有下滑的可能。面对这场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挑战,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结构,以扩大国内消费、加大投资为主,积极稳住出口来启动经济。

参考文献：

[1]欧志文,蒋均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理念与时代内涵.消费导刊.2008(2):209-211.

[2]吴树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前线.2008(1):17-31.

[3]杨玉霞,邢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及实现机制.学理论.2008(6):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