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投资的可能性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保险投资的可能性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保险市场保持了快速发展势头。其中保险资产运用额快速增长，2009年资产运用

额为3.74万亿，同比2008年增长22%。

为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面对越来越庞大的保险资金运用规模，如何做好风险管理将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美国保险业1996-2000年的测算，如表1所示，保险投资风险是保险公司最大的风险源。因此，保险业必须提高对保险资金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保险公司风险比例图，如图1所示。

从诱发保险资金投资风险因素的角度来看，我国保险资金投资主要面临七大风险，即利率风险、市场风险、通货膨胀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委托-风险。一是利率风险是指市场利率的波动给保险公司资产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二是市场风险是指证券市场因各种因素影响而引起的保险公司资产损失的可能性，如经济周期特征、行业结构调整、金融市场制度变化、投资者心理波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调整等。三是通货膨胀风险是指由于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导致金融资产总购买力变动，从而使保险公司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四是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不能按事先约定履行其责任及义务的可能性。五是流动性风险是指保险公司因资产与负债的流动性不一致，资产变现能力不足，从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六是操作风险是指管理者的投资政策不当或投资业务执行者因自身原因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七是委托－风险是指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运用模式下，保险公司将部分或全部保险资产交由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运用，因两者信息不对称，因此存在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此外，保险资金投资还可能面临社会风险、汇率风险等。

结合我国市场实际情况，加强我国保险资金投资运用风险管理可分为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两方面：

第一，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

一是树立正确的投资经营理念。保险公司应根据自身情况确立其投资理念，所有的投资行为均应基于该理念，只有投资文化及理念明确且统一，才能保证保险公司投资行为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同时，该理念应以市场状况为基础，且随市场变化而变化。

二是完善公司组织架构。根据《人身保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实施指引》，要求人身保险公司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包括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任命首席风险官对公司的各类风险进行管理，成立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且建立风险责任机制，将来风险管理效果将与绩效相挂钩。

三是选择适合我国保险业自身特点的资金管理模式。一个适合自身发展的保险资金管理模式不仅可以确保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而且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当今世界500强的34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中，有80%以上的公司采取了专业化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的模式对保险资金进行经营管理和运作。与完全依靠外部委托模式和完全依靠内设投资部门模式相比，专业化保险资产管理机构有效降低了保险资金运用风险。

四是建立覆盖业务全过程的风险监控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首先应建立风险信息汇总分析系统；其次应实施交易监控的集中管理；再次需建立实时风险管理评估体系；最后应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实时动态预警资产风险。

五是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准则、投资组合策略、绩效评估体系及投资运作流程。首先，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准则基于投资理念，是保险资金投资的指导性原则，帮助保险资金管理部门明确投资理念、投资目的、盈利目标及潜在的风险；其次，公司在监管部门对于保险资金投资比例的规定范围内，选择合适自身的投资工具和投资组合策略，并通过保险资金风险投资项目多样化以分散风险，保障资金安全；再次，应形成保险资金投资绩效评估体系，对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收益按设定指标进行考核和评估，全面分析保险资金运用情况和运用效果；最后，应建立涵盖投资决策、投资执行、投资评估三大环节的投资运作流程，形成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投资管理体系。

第二，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未成熟，保险公司自我内控机制仍不完全，保险公司投资能力不足，风险承受能力不强，我国应逐步建立起政府依法监管，企业内控，社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有效监管体系，强化政府监管职能。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三大金融监管部门应密切合作，严格监管，共筑防范风险、保障资金安全的防线。保监会可以以确保公司偿付能力为中心，对保险投资各渠道最高比例和投资组合制定指导性规则，此外，保监会还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引导保险资金合理投资，理性操作，使保险资金投资的风险最小化。

参考文献：

1、陈洁.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拓展及其风险防范[J].上海保险,2010(6).

2、陈芝凯.浅议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拓宽及风险管理[J].金融与经济,2007(3).

3、杨琳.保险公司投资风险与控制[J].中国保险,2005(2).

4、丁少群.面对金融危机保险业高增长下蕴含的高风险[J].上海保险,2009(1).

篇2

一、商业保险与信用担保的相同点

现代商业保险是保险双方当事人以等价有偿且平等互利为前提条件，以损害赔付及风险转嫁为保险合同内容的一种货币交易行为。信用担保的基本含义是企业在向银行融通资金时，按照合同约定，由依法设立的合法的担保机构以保证的方式为借款企业提供担保，如其不能履约偿付债务时，由担保机构承担偿还责任，从而保障商业银行债权能够实现的一种金融支持方式。实质属于属于第三方担保。

现代商业保险与信用担保具有以下相同点：第一，二者均需要签订合同约定相关事项，只是合同主体不同而已。商业保险是企业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信用担保是企业与担保机构签订合同。第二，二者均具有融资功能。保险的融通资金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保险公司通过开展承保业务，将社会的闲散资金汇集起来。形成规模庞大的保险基金；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通过投资将积累的保险资金投放出去，以满足未来支付和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稳定、期限较长、规模庞大，通过持股或者相互参股的形式，成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资金供应方，是金融市场中最为活跃的成员之一。同时由于其要考虑到未来对被保险人的偿付，因此投机程度不强，也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稳定力量。在保险经营过程中，保险人必须提存与承担风险相一致的责任保险金以备未来赔付，而尚未赔付出去的资金就为其资金运用提供了可能。保险基金中暂时闲置部分以有偿返还方式重新投入社会再生产过程。第三，同样面临风险。风险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担保机构在担保业务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有来自中小企业的风险。有来自政府部门的风险，这方面的风险主要表现为政府不适当干预风险和政策的不稳定性风险。有来自担保企业自身的风险。还有来自担保体系的风险，包括社会中介服务体系缺乏以及担保法律体系不健全的风险。对于商业保险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转移风险的手段，在经营风险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可保风险以及道德风险等。

二、商业保险与信用担保的不同点

（一）信用担保与商业保险的功能不同。信用担保最重要是促进资金和商品流通，保证实现债权，所以其最基本的功能是保障功能，其次是补偿功能，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担保人按照约定承担相应责任。保险的基本功能是分摊损失和经济补偿。派生功能保险的派生功能是投融资功能和防灾防损功能。

（二）信用担保与商业保险的运营原则不同。一般情况下，担保承担的责任载体是担保人自身的财产。而商业保险根据互助共济的原则，其承担的责任载体主要是投保人所交纳的保费。保险基金具有开放性，而担保基金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对担保机构来说，提供担保的前提一般是确认没有损失的可能性，而商业保险的前提则是肯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从责任确定来看，商业保险遵循近因原则，对于那些对风险的发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原因造成的损失，商业保险不予赔偿。而对于信用担保来讲，一般只要发生了约定的损失后果，不论损失是出于何种原因，一般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信用担保与商业保险处理的风险不同。担保处理的风险是合同中载明的债权债务相关的一切风险，而商业保险处理的风险一般为客观风险。担保处理的风险既包括主观因素产生的风险，又客观因素产生的风险。但是商业保险是一种相对比较单纯的经济关系，其只承担保险合同中所载明的责任风险。

三、商业保险的功能作用在信用担保方面的优势

（一）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可以避免金融风险的发

生，降低金融机构发生大量坏账而引发金融危机的概率。当中小企业不能如约按时还款时，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其中的一部分， 可以大大地减轻信用担保机构的负担。虽然， 信用担保公司也会承担其中的一部分损失，但是，在三方共同承担各自损失的前提下， 风险会被大大降低。

篇3

承保范围的设置

目前，各国承保的政治风险通常包括货币汇兑险、国有化与征收险、战争及内乱险，部分国家承保政府违约险，还有些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设计了一些特殊的险种，如：美国承保的营业中断险、日本承保的信用险、法国承保的迟延支付险和德国承保的货币贬值险等等。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使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出口贸易下滑、国内的失业率增加、国民经济增速放缓。这些因素使国际经济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不安定因素增多，海外投资遭遇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加大。鉴于这种情况，为全面的保护我国的海外投资，笔者认为：我国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承保的险种的设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增减，目前，至少应包括：货币汇兑险、国有化与征收险、战争及内乱险和政府违约险。投资者可挑选其中的一种单独投保，也可挑选多种进行投保。

承保条件的设置

依照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承保条件也应该包括：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者和合格的东道国三个方面。（一）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必须是在经济发展、就业、商品出口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有利于我国的投资，这也是我国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意义所在，如果一项海外投资将对我国造成消极影响，该项投资一定不是合格的投资。另外，因为设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目的在于防范和消除东道国发生的政治风险，而政治风险往往是由东道国政府的行为造成的，一项投资是否符合东道国的利益与政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国对合格投资的要求也应该包括投资符合东道国的利益。为了便于承保机构实现判断海外投资的合格性并加以引导，以免日后发生过多的国际纠纷，合格的投资限于新投资。（二）合格的投资者按照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规定，合格的投资者是“在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其实际控制权由中资法人掌握；境内外金融机构；其他经批准的法人和自然人”。显然，自然人、不具有法人地位的合伙、非法人社团和分支机构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投保。笔者认为：为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合格投资者的范围应该包括中国公民、依照我国法律成立的法人和非法人企业。关于自然人和“三资企业”是否应该成为合格投资者的争议由来已久。因为现行立法中自然人作为个人一直不允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从而在目前的实践中不可能成为被保险人。但是应该看到个人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出于对个人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地位的重视，应该将其包括在内。至于“三资企业”，由于其都是依据我国法律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经济实体，受到我国法律的管辖和保护，在实践中，这些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已经成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形式之一，所以三资企业也应该被列为合格的投资者之一。（三）合格的东道国由于笔者认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模式应采用双边模式，海外投资保险合同的订立以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法定前提。因此，对我国投资者来说，合格的东道国必须是与我国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

保险期限、保险费和保险金的设置

篇4

一、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分析

近年来，我国在保险资金运用的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保险资金运用渠道逐渐扩宽，多元化资产配置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截至目前，保险公司主要的资金运用渠道可以分为：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基金、股票、基础设施。

1.银行存款

保险资金投资配置中银行存款所占的比例最大，中国保监会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6月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银行存款为5667.3亿元，占比为35.85%。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保险行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投资银行存款，意味着保险业从居民储蓄中分流出来的资金一半以上又回到了银行，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2.国债

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为保证，政府为满足其实现职能需要，平衡财政收支，实现货币政策功能，按市场机制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国债作为有相对可预测的固定收益的工具，种类繁多，收益率、期限各有不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要求，特别是在安全性上优于其他各类资产，是保险公司大规模资金投资的首选对象，始终在保险资金的投资组合中占据着主体地位。截至2004年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国债为2651.7亿元，占比为23.6%。

3.金融债券

金融债券是金融机构为了募集长期资金，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申请、发行并约定按期还本付息的金融性公司债券，是商业银行广为采用的金融筹资工具。作为特殊的一类企业债券，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券虽然带有一定的信用风险，但我国金融债券的发行带有较大程度的行政色彩，其信用基础更偏向于国债。与此同时，与银行协议存款相比，金融债券具有较好的流动性，长期来看，对银行协议存款具有较强的替代作用。截至2004年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金融债为1156.8亿元，占比为10.3%，为仅次于协议存款、国债的资产类别。

4.企业债券

企业债是国外保险公司的重要投资品种，由于对发行的严格控制，中国企业债的规模较小，而且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受到很大的限制。虽然企业债占保险总资产的比例还很小，但从需求来看，国内的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债的需求量很大。2003年6月3日，保监会公布了新的《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拓宽了保险资金投资企业债券的范围；将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的比例由不超过总资产的10%提高到20%。该《办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困扰保险公司的可投资企业债券范围狭窄、比例过低等问题。

5.证券基金

1999年10月，中国保监会批准保险资金间接人市，2000年中国保监会批准多家保险公司将投资基金占总资产的比例由5%提高至10%。基金的优势在于专家理财以及可以充分地分散化投资，避免风险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或地区，这对于一些中小规模的保险公司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特定时期，对保险资金间接进入股票市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保险资金直接人市的放宽，一些具有较强投资管理能力的保险公司，逐步调整投资基金的比例。保监会最新披露信息显示，截至2006年6月底，保险公司投资基金余额为782.68亿元，占比为4.95%。

6.股票

股票市场是国外保险公司重要的投资渠道之一，美国2000年保险资金的投资结构中，股票为30%，欧洲部分国家保险资金投资股票的比例甚至占到37.1%。而我国保险资金的股票直接投资与国外差别很大。2004年10月24日，中国保监会与证监会联合并实施《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保险资金首次获准直接投资股票市场。截至2006年6月底，保险公司股票直接投资为434.73亿元，占比为2.75%，较年初增加了1.62个百分点，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7.基础设施投资

2006年，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宣布，《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管理办法》即将出台，意味着保险业投资不动产的渠道将被打开。保险资金投资风险基础设施，优势在于长期性。具体而言，基础设施项目一般投资资金规模大、投资周期长，与保险负债特别是寿险负债能够有效匹配，而且往往具有自然垄断性，回报相对稳定、风险较低。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投资基础设施的解禁，可以减轻保险资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压力，减少其对利率性产品的过度依赖，同时以较低的投资成本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的动因分析

(一)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是由政治、经济等全局性因素引起的风险，将对整个市场的所有投资品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一般性社会环境变动对投资活动带来的直接或间接风险。如战争、及其他政治动荡的影响，以及社会风俗变动、社会消费观念变化、社会不安定因素带来的影响。这类风险因素对投资活动的影响范围广泛，影响效果复杂并具有长期性。例如，“9.11”事件后，美国一些民众减少或暂停长期性理财活动，使一些长期产品需求量下降，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的绩效也由于变现压力增大及资本市场低迷而受到牵连。

2.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资金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风险。无论上升还是下降，保险公司的投资业务对任何利率的异常变动都十分敏感。当利率上升时，一方面保险公司的固定利息债券价值下跌，长期资产大幅缩水；另一方面行业间替代效应导致保险业务量萎缩，可运用资金减少，而退保与保单贷款业务增长，现金流出加快，保险公司甚至不得不折价销售部分资产，使财务稳定性和盈利能力受到影响。当利率下降时，虽然部分固定利息资产价值上升，但大量保单所有人会通过各种保单选择权增加资金流入，保险公司不得不购人价格较高的资产，再加上到期资产和新增业务资金，保险公司面临较大的再投资压力；与此同时，原有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如果过高，还有可能造成巨额的利差损。

3.通货膨胀风险

通货膨胀风险也称购买力风险，主要体现于价格总水平变动而引起的金融资产总购买力变动的可能性。通货膨胀风险对债券等固定收益类投资的影响程度最为明显。具体而言，由于通货膨胀一般很少在短期内发生急剧变化，所以短期投资所面临的贬值风险低于长期投资；具有浮动利率的中长期债券由于加入了通货膨胀补偿，则降低了由通货膨胀而引起的贬值风险。由于不同商品价格变动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不同，购买力风险对不同股票的影响也会有差别。在某些行业，当通货膨胀严重时，上市公司的盈利可能会随其产品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并带动股价上涨，这有可能提高股票投资收益。4.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主要指由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动而引起的投资收益变动的可能性。经营涉外业务的保险公司在接受国际运输保险、国际再保险等业务时，是以外币为收费币种，因而必然承担着汇率风险。影响汇率变动的一般因素有各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国际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具体说来包括国家黄金与硬通货的储备数额、国际贸易的收支情况、利率水平与通货膨胀的高低，以及国家经济的运行状况等等。所以当投资者投资于外币形式发行的有价金融证券时，除承受与本币投资相同的风险外，还要考虑与另外一种货币兑换的额外风险。

5.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证券市场因各种因素影响而引起的投资资产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对保险公司影响最直接的经济环境风险。如经济周期特征、行业结构调整、金融市场制度变化、投资者心理波动、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调控措施等都会带来市场风险。市场风险的显著特点是很难通过证券组合的策略来消除或者降低，风险预测的难度较大，尤其是股市价格变化莫测，而风险一旦形成往往带来严重损失，因此需要在投资过程中密切关注市场风险。

(二)非系统性风险

非系统性风险主要来源于保险公司的经营过程，受具体的投资资产特性制约，与投资品种类别、资产选择方式、投资运作流程密切相关。

1.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保险公司因资产与负债的流动性不一致，从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保险公司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赔偿和给付及财务稳定的需要，资产必须保证最低的变现力，否则将会导致流动性负债超过流动性资产，产生流动性不足。当现金不够支付时就产生了流动性风险，这时就要以低价变卖一部分资产，如未到期债券或到市场上临时筹集高成本的资金以应付给付之需，从而给企业的稳定经营产生严重影响。流动性风险大小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育程度和投资工具的流动性。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合同签约者不能按事先约定履行其责任及义务的可能性。在投资活动方面，如果保险公司持有债券的发行人经营状况恶化，信用评级降低，则公司持有的相应资产价值将大幅下降；如果保险公司购买的债券不能按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将引起一系列不利于其财务状况的恶性反应，非常严重时将导致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会造成保险公司的破产。

3.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管理者的投资政策不当或投资业务执行者因自身原因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管理层在投资决策上的偏差或失误所造成的风险，在市场信息缺乏、决策时间紧迫时，这一风险很可能发生，同时决策风险与决策者自身管理能力、管理经验、洞察力等的局限也有很大关系。其二是行为风险，是指投资业务执行者的能力、道德、品行等带来的风险，行为风险可能会导致效率低下、专业判断不足、甚至经济犯罪，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建立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识别矩阵

为了有效控制风险，必须将投资渠道和风险动因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以便更准确地定位风险、识别风险、管理风险。下面通过三个步骤，建立起保险资金运用过程的风险识另U矩阵。

(一)在投资渠道的风险管理中细化动因

细化风险动因，是各投资渠道进行风险管理的内在要求。对不同投资渠道而言，带来投资收益波动、造成潜在损失的风险动因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各个投资渠道必须重点关注与本渠道关系密切的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等的变化，并对内部实施有效的风险监控措施。

(二)在风险动因的分析申明确渠道

在风险分析和量化过程中，明确某一特定风险动因对各个投资渠道的影响，是进行投资风险管理的实务要求。不同的资金运用渠道，对操作者的知识结构、交易技能提出了具体要求，风险控制的措施、方法也各有特点。保险公司投资部(或者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组织构架通常也是按投资品种的不同来设置，以实现专业化的投资运作。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将资金运用渠道作为风险识别的重要标志，有利于明确风险控制的责任，落实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政策，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

(三)形成风险定位矩阵

在上面两步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风险量化程度、现有风险控制制度等，综合得到保险资金运用中的风险定位矩阵(见表1)。

篇5

中图分类号：F23965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2-11-13

作者简介：章雁（1975-），男，上海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会计学博士，研究方向：财务与管理会计、技术经济与管理；黄美玉（1988-），女，福建南安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与审计。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C630397。

一、引言

审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为满足社会的特定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审计出现的动因及审计的本质是什么，理论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不同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比较认可的是审计需求理论、审计需求信息假说以及审计需求信号理论。随着审计师民事责任的不断扩大，自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审计理论界开始出现另一种审计需求理论，即审计需求保险假说。它认为审计事实上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注册会计师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实质上是财务报告所附带的一份“保单”，如果财务报告存在虚假陈述，而审计师又没有依据执业准则做出合理的判断，投资者依据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财务报告进行决策，并因此造成了损失，则会计师事务所应作为共同被告，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即为投资者提供了审计的保险价值。审计需求保险假说是基于审计的保险机制探索审计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本质功效，认为审计是财务报表风险的一个转移机制。Doogar（2003）认为审计的价值在于保证（Assurance）与保险（Insurance）。

Menon & Williams（1994）针对原美国第七大会计师事务所Laventhol & Horwath事务所破产对审计客户股票的影响，其研究结果都表明由于事务所的倒闭使得被审计客户的股价呈现了负的超额回报率。Baber（1995）认为股票价格的下降不但可以用保险价值消失来解释，也可以用鉴证价值下降来解释。Simunic & Stein（1996）的研究表明，由于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实力雄厚，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充当了投资者的深口袋。Chaney and Philipich（2002）针对审计的“鉴证价值”的研究间接证明了“保险价值”的存在。2005年6月，KPMG因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非法销售避税产品导致美国司法部对其展开调查，并可能面临刑事诉讼的危险，2005年8月23日，美国司法部与KPMG达成诉辩交易，停止对其进一步调查，Darryl Brown等（2008）认为这个事件并没有威胁到市场投资者对于KPMG的审计质量（Assurance）的怀疑，很好地排除了审计“鉴证价值”的影响，他们比较直接地对审计的保险假说进行了研究。伍利娜、郑晓博和岳衡（2010）以我国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颁布为事件窗口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上市公司股票在短时间窗口内的累计超额回报率与公司的审计特征和其他诉讼因素显著相关，说明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认识到审计师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使得审计具有了一定的保险功能。

可见，审计需求保险假说创造性地指出审计是投资者进行风险管理、进而提高企业价值的一种形式，它为审计需求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另一重要视角，对该假说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对审计的认识，拓宽认识独立审计制度的视野，在理论上也可以搭建起一个更加宏观的理论体系，为进一步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全新的思维模式，这在审计制度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二、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一）研究假设

注册会计师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制度是审计需求保险假说的制度基础，是审计保险需求的动因。它实际是依侵权行为法的逻辑，贯彻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在被审计单位――事务所――第三人（即财务信息提供人――财务信息鉴证人――财务信息使用人）之间公平分配因被审计单位经营失败或舞弊、事务所审计失败而导致的利害关系人损失。虽然《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正式拉开了我国证券市场中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序幕，但它是一条针对证券市场中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总体规定，对于追究注册会计师欺诈和过失的民事责任这一专业性强的复杂问题并未做专门、详细的规定。2007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更加具体规定了注册会计师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与审计需求的保险假说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本文以2007年6月11日司法解释的颁布为研究事件。事件日定义为2007年6月11日，事件窗口取事件日以及之后的10个交易日。法律的变更使得审计的保险功能从无到有，为股价中注入了“审计保单”的价值。因此，司法解释出台后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证券市场会出现显著为正的投资回报率。而且，“审计保单”对不同公司股票的价值应该不同，正如一份相同理赔条件健康保险对老年人和对青年人的价值不同一样，由此我们可以预期哪些公司的股票回报率会更高，哪些会较低。如果事实与预期相符，就得到可支持审计保险假说的证据。从而，提出如下假设：

H1：盈余管理幅度较大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比盈余幅度较小的公司获得更高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大量的研究表明，有配股、扭亏为盈动机的公司或是附属于企业集团且控股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的公司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虽然说盈余管理并不构成违法，投资者不能以此来对上市公司进行诉讼，但盈余管理与违法有一定的相关性。高雷、宋顺林（2008）对关联交易、线下项目与盈余管理的研究表明，由于监管政策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开始将目标从线下项目转移到线上项目，手段越来越隐蔽，但其仍为“不良动机”。当一个公司耗尽其盈余管理的空间时，为了维持其股价或是避免投资者失去对其公司的信心，往往会选择进行财务欺诈，或是做出虚假陈述。因此，往往盈余管理幅度较大的公司，对于审计师来说风险越大，在事件窗口内，盈余管理幅度较大的公司更能够获得比盈余管理幅度较小的公司更高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H2：在事件窗口内，受资本市场系统风险影响较大的公司会比受系统风险影响较小的公司获得更小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在计算投资者的实际损失过程中，司法解释虽然并未明确规定系统风险的扣除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考虑利害关系人的损失时，会将由系统风险所造成的损失部分扣除。这就意味着，在投资人向虚假陈述行为人索赔时，如果损失是全部或者部分由系统风险造成的，那么投资者所获得的赔偿将要扣除系统风险部分。因此，投资者将会从那些承受系统风险较大的公司获得相对于承受系统风险较小的公司更少的损失赔偿。

H3：在事件窗口内，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会比由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获得更高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审计师对投资者损失的补偿是以审计师本身拥有的财富为基础的，如果审计师自身的财富不足以补偿投资者的损失，则审计的保险价值只是一纸空文，并无实际意义。“四大”作为目前规模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资金最为雄厚，对于投资者最有保障，一旦被法院判定需要为其提供的虚假陈述报告对投资者进行赔偿，在投资者看来，“四大”完全有能力来执行此项赔偿，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上市公司为了购买审计意见等原因而聘请他们，往往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没有保障。投资者不但怀疑他们所提供的审计质量，而且还担心审计失败时，即便那些事务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再大，也没有足够的赔偿能力，自然而然，他们对于投资者的审计保险价值也就越低。

H4：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会高于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

如果注册会计师所出具的是标准审计报告，那么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审计师以专家的身份鉴定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可靠公允的，是值得投资者相信的。此时，这份审计报告代表了审计师对于投资者的最高承诺，审计师的责任重大。如果未来审计单位出了什么状况，事务所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性也越大。如果注册会计师所出具的是非标准审计报告，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审计师已经向市场投资者传达了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非公允可靠的信息，未来投资者的决策失败与审计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则审计师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的风险也就越小，审计的“保单”价值也就越低。更极端的是，收到对持续经营能力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公司，其在事件窗口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会最低。

H5：对于那些在事件窗口内双重审计的公司会比那些非双重审计的公司获得更大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在2007年正式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审计准则达成实质性趋同之前，中国证监会了关于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双重审计）的暂行规定。所谓的双重审计（补充审计）是指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规范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此外，应聘请获证监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通行的审计准则，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补充审计，也就是双重审计。但是事实上该双重审计的暂时性规定在2006年之前已废除，或者说至少在2006年之后是否实行双重审计取决于上市公司本身，这就为判断审计保险价值提供了另一个视角。那些在2006年仍然实行双重审计的公司比不实行双重审计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会获得更大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因为这些双重审计的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度较高，对于投资者来说更有保障。

H6：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较为频繁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会高于一直聘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公司。

大量的研究表明，上年度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与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更倾向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即购买审计意见。往往在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后，这些公司能够获得一份较为美观标准的审计报告。我们当然不能排除有些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是因为要获得更高的审计质量、降低审计费用或是由于管理层的偏好，但更常见的原因往往是“购买”审计意见。通常，这类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具有很强的动机修饰财务报表进行财务欺诈或是做出虚假陈述，由此被揭发的可能性也越高，审计师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样，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更为频繁的公司在事件窗口日会获得相对更大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H7：在2006年和2007年受到证监会、上交所或深交所处罚的有违规记录的上市公司在事件窗口内的累计超额回报率高于没有违规记录的公司。

最高法院规定，投资人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两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所以本文用了2006年与2007年的记录。朱春艳、伍利娜（2009）在《上市公司违规问题的审计后果研究――基于证券监管部门处罚公告的分析》中指出，有2523%的公司在2001-2007年间至少在两年里被处罚，因此相对于没有发生舞弊行为的公司，不但被“一会两所”处罚过的公司再次发生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较大，且这类公司再次被监管部门审查的可能性也会更大，给审计师审计带来的风险也会更大。由于有违规记录的公司被的可能较大，因此，在事件窗口内，它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会相对较高。

H8：在事件窗口内，ST公司比非ST公司会获得更高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为了摘掉ST的帽子，ST公司在出具财务报表的时候比非ST公司有更强烈的掩盖真实数据的动机，为了追求“ ROE>0”，其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操纵、粉饰数据。因此，在对ST公司进行审计的时候，审计师面临的风险很大（受到的可能性也很大），审计的保险价值相应地也越大。

（二）盈余管理幅度――非正常性应计利润的计算

所谓的应计利润，是指不直接形成当期现金流入或流出，但按照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应计入当期损益的那些收入或费用（或者是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部分），比如折旧费用、摊销费用、应收账款增加额等。根据应计利润的纵程度，可以将应计利润区分为正常性应计利润和非正常性应计利润。夏立军（2003）在《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应用研究》中针对中国股票市场，通过寻找主导上市公司应计利润项目的变量控制公司正常的业务活动对应计利润项目的影响，对各种计量盈余管理幅度的模型进行检验，认为基本JONES模型或调整的KS模型比较适合中国股票市场，因而本文采用基本的JONES模型来计量非正常性利润。JONES模型主要是选取固定资产以及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主导变量控制公司正常业务活动对应计利润的影响。基于该模型，将所有上市公司采用证监会的标准分成十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信息技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综合类；由于金融保险业资产负债以及业务经营活动的特殊性，未将金融保险业纳入研究范围。

四、样本的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实证研究数据库以及万得资讯金融终端，采用的是在2005年与2006年均上市的所有公司样本，总计1 351家公司，不包括期间上市或退市的沪深两市A股，由于金融保险行业营业活动的特殊性，所以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22个样本），以及一些数据缺失的公司（89家），最终取得的有效样本总计1 240个。其中，由“四大”审计的公司为85家，占比685%；得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为1 154家，占比9299%；双重审计的公司为108家，占比870%；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包括由非“四大”转向“四大”、由“四大”改为非“四大”、非“四大”间的转换以及“四大”间的转换四种情况，我们假定由非“四大”审计转向由“四大”审计的公司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审计质量，而排除了“购买审计意见”的风险，因此不在此研究范围。在样本中，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总计139家，包括由非“四大”转向“四大”的公司5家，不在研究范围内，所以最终所获得的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为134家，占比1080%；在2005年6月11日至2007年6月11日之间有过违规记录的公司总共59家，占比475%；此外，在样本中，总共有93家ST公司，占比749%。

五、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均值T检验

在2007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前后，资本市场整体出现正的回报率，而且有接近70%的个股在事件窗口内出现正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接下来，我们分别就事务所类型、审计意见类型、是否双重审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是否违规以及是否为ST公司对累计超额收益率进行均值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以big4作为分类变量来对累计超额回报率进行均值T检验时，结果表明两者的差异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在事件窗口内，由“四大”审计的公司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以standard作为分类变量对累计超额收益率进行考察时，发现两者的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得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高于得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以double作为分类变量对累计超额收益率进行均值T检验时，结果显示两者没有显著的差异，即实行双重审计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与未实行双重审计的公司并没有显著的差别；而在分别考察change、brch以及ST与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关系时，发现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即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高于未更换会计师事务的公司；近两年有违规记录的公司所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与没有违规记录的公司有着显著的差异；在事件窗口内，ST公司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高于非ST公司。

（二）多元回归分析

为进行审计需求保险假说的多变量分析，本文拟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首先对各自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共线性检验结果，我们认为：（1）系统风险SYSTEM与是否得到标准审计意见STANDARD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承受较大系统风险的公司，公司的经营风险较大，越有可能操纵报表，此时，审计师可能越加谨慎，公司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因此较大。（2）更换会计师事务所CHANGE与是否获得标准审计意见STANDARD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正如假设所述，上市公司往往是为了获得更加美观的审计意见才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因此更换会计师事务所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3）违规记录BRCH与是否获得标准审计意见STANDARD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CHANGE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审计师在对那些有过违规记录的公司进行审计时，面临的审计风险较大，因此越加谨慎，而且这些公司再次违规的可能性很大，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也越大；为了获得美观的审计意见类型，这些有过违规记录的公司更加有可能通过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来购买审计意见。（4）被ST的公司与盈余管理幅度DA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是否获得标准审计意见STANDARD在001的水平显著负相关，与更换会计师事务的CHANGE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是否有过违规记录BRCH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与之前的假设相一致，说明那些盈余管理幅度越大的公司往往耗尽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为了达到某一财务目的，更有可能进行财务欺诈，被ST的可能性越大，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也越大，继而更轻易地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但是，上述相关性可能对多元回归的结果并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可以作为多元回归分析的基础。本文以事件窗口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作为因变量，以影响审计需求保险价值的一些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见，投资者认为那些盈余管理幅度较大的公司越有可能进行财务欺诈，审计提供的保险价值越大，因此H1得到验证；而那些受资本市场整体风险影响较大即承受较大系统风险的公司，即便受到，由于投资者所获得的赔偿额中要扣除很大一部分由系统风险影响的金额，保险价值相对于那些承受较小系统风险或承受较大特有风险的公司较小，因此在事件窗口内，累计超额收益率较小，H2得到验证；由“四大”进行审计的公司及那些得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会获得较高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这正验证了之前所提出的假设，“四大”作为“深口袋”实质上为投资者提供了充分的审计保险价值，因此H3、H4得到验证；此外，被ST的公司在事件窗口内获得了显著高于其他非ST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说明ST公司的经营风险很大，经营失败导致审计失败进而被的可能性相对较大，保险价值较大，因此H8得到验证。

然而，进行双重审计（DOUBLE）、更换会计师事务所（CHANGE），以及有过违规记录（BRCH）这三个变量与累计超额收益率（CAR）正相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即H5、H6和H7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投资者看来，那些进行双重审计的公司，在近两年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以及那些有过违规记录的公司，都不是影响审计保险价值的主要因素。进行双重审计对于审计的保险价值没有显著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证券会取消A股双重审计的暂时规定并没有像后来2007年9月以及2009年取消B股和H股双重审计那样有个明确的表态，在投资者看来，2006年某些公司进行双重审计可能更多的是由于证监会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并没有将它作为加强审计承诺的举措。更换会计师事务所（CHANGE）在回归分析中不显著，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近年来随着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壮大，在投资者看来，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样纯粹只是“购买审计意见”，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更换的会计师事务所能否像以前事务所一样起到有效的监督机制。此时，投资者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方面对审计“鉴证价值”的关注远甚于审计“保险价值”。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可能会存在数据不充分的情况，根据张伟、张小利（2011）在对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披露情况的实证研究，在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下，只有一半的公司愿意在年报中披露，而在披露的这些公司中，只有一半的公司在当年年报披露，其他公司则选择在当年年报报出后再披露。所以在收集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中，可能有些公司变更了却没有披露出来，这也很可能会影响到该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解释力度。而有过违规记录与累计超额收益率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正如对那些有过违规记录的公司进行审计的事务所已经预期到这些公司存在的审计风险一样，投资者也预期到审计师对于这些公司的谨慎性，以及随着近年来证监会对于那些违规公司惩罚力度的加强，这些公司再次违规并受到的可能性逐年降低，因此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否违规可能并不像以前年度一样可以作为“保险价值”的一个主要风向标。

上述研究表明，审计客户股票的十日累计超额收益率与审计单位的一些审计特征及其他一些公司相关的因素显著相关（如是否由“四大”进行审计、是否获得“标准”审计意见、所承受的系统风险等因素），说明中国资本市场上审计需求保险假说已大致成立，审计已能为投资者提供一种保险的功能，有利于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但由于事件窗口内其他事件的干扰或者其他原因，使得一些假设（如H5、H6与H7）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有待于以后重新收集更有效的数据或者是重新设置变量来检验，使得该实证研究更加具有说服力。

六、结论

本文在对传统的审计需求理论（审计需求理论、审计需求信息假说以及审计需求信号理论）进行探讨回顾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的审计需求理论在于强调审计的鉴证机制而忽略审计的风险转移机制，而审计需求保险假说创造性地提出了审计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审计的鉴证机制，还在于审计的风险转移机制，它为审计需求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拓宽了审计的外延。审计的根本目标是降低信息使用者的财务信息风险。审计除了在实质上通过实施审计程序、发挥审计的鉴证机制降低了信息使用者的财务信息风险外，还将审计师的一部分利益作为抵押品与信息使用者捆绑在一起，以进一步转移财务信息风险，而这种风险的转移机制取决于风险转移系数，即“抵押品是多少”的问题，或者是投资者在依赖审计报告导致决策失败时，是否可以从审计师获得赔偿以及赔偿金额多少的问题，这就将审计师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纳入审计需求保险假说的研究体系中。通过实证检验，表明审计需求保险假说在中国资本市场是大致成立的，在审计师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存在的前提下，投资者可以进一步转移其财务信息风险，其利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保护。

参考文献：

[1] Menon，K.and D Williams.The Insurance Hypothesis and Market Prices[J].The Accounting Review，1994.

[2] Simunic， D.A. and M.T.， Stein. The Impact of Litigation Risk on Audit Pricing：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s and the Evidence[J].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1996.

[3] Chaney， P.K.， and Philipich， K.L. Shredded reputation： the cost of audit failur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2.

[4] Dee， C.C. and Lulseged， A. Client Stock Market Reaction to PCAOB Sanctions Against a Big 4 Auditor[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1，28.

[5] KAM-WAH LAI. Audit Opinion and Disclosure of Audit Fe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 2009，24.

[6] 伍利娜，郑晓博，岳衡.审计赔偿责任与投资者利益保护――审计保险假说在新兴资本市场上的检验[J].管理世界，2010（3）.

[7] 牟涛，向杨.审计需求保险假说对传统风险模式的改进[J].财会通讯（综合版），2008（9）.

[8] 刘开崧.审计的二重价值：鉴证价值和保险价值[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6）.

[9] 高雷，宋顺林.关联交易、线下项目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会计评论，2008（1）.

篇6

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及金融市场的发展，保险投资渠道得以拓宽，同时我国保险公司积极借鉴国外保险公司先进的保险投资经验以提高自身保险投资能力，这使得其保险投资收益不断提高。但是我国保险资金的收益率表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并且长期平均收益率在3%-5%左右，远低于成熟保险市场国家10%-20%的水平。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中存在的风险

1.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也称违约风险，是指保险公司的投资对象或合作伙伴因某些原因不能履行投资合约，或者造假欺诈，造成保险公司不能如期收回投资收益，严重者甚至不能收回投资成本。信用风险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运作影响重大，保险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应该通过信用分析来防范违约风险，尤其是在债券投资及贷款中。保险公司可以采用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的指标，例如穆迪或标普指数，对投资对象进行详细分析，以此减少保险公司的违约风险。

2.流动性风险

保险投资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保险投资而导致的保险公司无力为其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支付足额现金的风险，它影响着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在极端水平下，流动性风险会使保险公司资不抵债。随着新《保险法》的颁布施行，保险公司被允许将保险资金运用于不动产，投资渠道得以拓宽，这有利于提高保险投资收益，但是投资不动产周期长，占用资金量大，流动性差，一旦保险公司出现大额给付、赔偿或退保事件，这就会使其面临流动性风险，降低公司的偿付能力。

3.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利率的变动给保险公司资产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利率变动的影响之一是对资产负债价值的影响，资产负债价值相对变动，从而导致资产负债收益与成本的不匹配，也可能是损失扩大，可能是收益扩大，当然这与资产与负债的利率敏感性有关。利率变动的影响之二是对保险公司财务稳定性的影响，一般寿险保单都规定一个预定利率，是保险公司给客户的回报率，当利率上升后，则保险资产的收益率可能高于保单预定利率，为保险公司带来“利差益”，但是，保单贷款与保单解约率可能提高；利率下降时，保险资产的收益率可能低于保单利率，造成“利差损”，但是可以抑制保单贷款与保单解约率，从而造成财务现金流的变化。

4.投资决策风险

投资决策风险是指保险公司在面对多种投资方案进行抉择时，由于投资管理层的判断失误等原因造成决策活动不能达到预期投资目标，造成公司资产损失的可能性，这里的损失不仅包括保险公司现实的投资价值损失，还包括因保险投资引起的潜在机会成本。保险投资决策是保险公司管理者在一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根据其自身的经营实力，按照一定的规章流程做出的投资选择，它不仅涉及到投资决策机制等客观因素，还涉及到保险投资管理者的价值判断等主观因素，但是随着保险投资决策机制的不断健全，保险投资管理者的投资决策能力逐渐成为其关键因素。因此提高保险投资管理层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成为保险公司管理投资决策风险的重中之重。

完善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风险管理的建议

1.加强保险公司运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要加强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首先，应该确定保险资金投资决策准则。投资决策准则是保险资金在投资前要明确的指导原则。一个好的投资决策准则可以帮助保险资金管理部门明确投资理念、投资目的、盈利目标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使资金管理部门有的放矢；其次，要按照保险监管部门对于保险资金使用的政策规定，明确资金运用的范围、限制条款等，为保险资金制定适合本公司利益的投资组合策略；最后，加强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保证资金运用的安全性和收益性。把资金的运用和资金的来源、特点结合起来，按照什么样的负债就要和什么样的资产相匹配的原则制定投资方向，选择投资工具。

2.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

篇7

一个良好的风险行动判断标准不在于报酬的最大，而是“不后悔”。后悔值是做出一种错误决策后的心理和财力的承受反应，越来越多的“最大化”管理目标正逐渐在被“最满意”管理目标所取代，“最满意”就是“不后悔”。当实际结果出现后，事后当然会知道那种方案最优，如果当初没有采用这个方案，就会感到后悔。后悔值越高，当初行动风险就越大。后悔值是我们按行为经济学思想设计的风险度量指标。

后悔值指标由两个因素组成:一个是风险损失的程度，即预计结果与后悔值的离散;另一个是风险损失的可能性，即相应的概率分布。后悔值表达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后悔值越大，需要承受的损失越高，风险越大。在有对应的概率分布时，采用预期后悔最小化的原则进行决策。在没有概率分布的情况下，则采用最大后悔值最小化的原则进行决策。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假定有甲、乙、丙三个投资方案，投资额相同。各种市场状态下取得的投资报酬如下表：

在市场状态好的时候，甲、乙、丙投资方案的投资报酬值分别是800元、600元、400元，根据最大后悔值最小化原则，甲的后悔值就为O，乙的结果值比甲的结果值小200元，则乙的后悔值就为200，同样，丙的后悔值就为400。依此类推，市场状态中、差时，各方案后悔值计算如上表。

以甲为例，在三种不同状态下，其后悔值分别为0、50、390，比较可知最大后悔值为390，而甲方案预期后悔值=0×0.3+50×0.4+390×0.3=137，甲方案期望值：800×0.3+350×0.4+（-300）×0.3=290，这样，标准差=428.84，同理可得乙、丙方案的结果。

以各种状态下最优结果作为期望值，则乙方案的期望后悔值（132元）最小，风险程度最低。如果没有对应的概率分布，也可以根据各方案的最大后悔值进行决策，最小的最大后悔值也是乙方案（240元）。

后悔值指标的优点在于：第一，测算技术简单，无需复杂的统计技术。第二，符合风险厌恶假设对“损失”的认识要求。第三，可以灵活采用期望值（基准值），当期望值设定为本方案原始投资的成本时，采用预期后悔值最小化的原则进行决策；当期望值设定为其它方案的最优化结果时，采用最大后悔值最小化的的原则进行决策。第四，在没有取得事件的客观概率时，也可以进行风险程度的测度。

期望值的基准不同，后悔值也不同，这是后悔值指标的最大缺陷，进而造成了后悔值指标不便于直接运用于风险方案的决策。如果后悔值的基准点采用原始投资或现时价值时，超过基准值的报酬部分的后悔值均为零，超过基准值以上的风险报酬部分就会容易被后悔值所忽视，后悔值指标就未能足够考虑风险报酬的影响。

二、风险评价指标：风险调整价值

如何结合风险报酬来研究后悔值所能起到的风险度量作用？以卡内曼（Kahneman）和特涯斯基（Tveraky）的著名心理试验为例：拿出3000元投资于一个项目，有80%的可能性获得4000元的报酬，有20%的可能性损失全部本金，是否愿意投资？根据方差理论，项目结果的期望值：4000×80%+0×20%=3200元，大于不进行投资的现有价值3000元，那么，我们应该投资；但是试验结果表明有75%的受试者不愿意投资，只有25%的受试者愿意投资。

我们的分析思路是：把这个风险决策问题分成两个部分――有利结果和不利结果，即风险报酬和风险损失。分析风险报酬部分时，看作是一场彩票投机赌博，分析风险损失部分时，看作时一项意外事故保险。

1.风险报酬价值：看涨期权价值

用3000元投资收到4000元，就相当于购买一份有80%可能性能赢得1000元的彩票。按照概率论的平均价格是800元（1000×80%+O×20%），但事实上没有人愿意出资800元购买，因为投资者觉得获利的机会并不确定。其实，这个拥有未来能获利1000元的机会，正是一项看涨期权，其有效期等于投资的时间区间。拥有看涨期权，意味着购买者未来能从期权出售者那里取得高于履约价值的超额报酬。要确定这个风险报酬1000元的现在价值，也就是确定看涨期权的价值。假定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报酬率为15%，即贴现因子为87%=1÷（1+15%）；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投资者认为可能未来报酬1000元只有65%的取得可能性（即主观概率为65%）那么，

风险报酬价值=1000×65%×87%=565.5元

2.风险损失价值：看跌期权价值

不利结果部分类似于对未来风险损失的一项保险支付，风险损失价值就是对未来潜在损失现在所支付的保险费。越稳健的投资者越害怕未来的风险损失，他们认为未来的风险损失3000元的事项正是一项看跌期权。拥有看跌期权，意味着购买者能把未来所遭受的损失转移给看跌期权的出售者。

篇8

一.人的非理性拒绝保险

让我们来做这样两个实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1000，1) ，B是50％可能性赢2000 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超过80%的人都选择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这样两个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损失（-2000，0.5）。结果，超过70%的人选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可是，仔细一下上面两个，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假定你现在先赢了2000元，那么肯定赢1000元，也就是从赢来的2000元钱中肯定损失1000 元；50％赢2000元也就是有50％的可能性不损失钱；50％什么也拿不到就相当于50％的可能性损失2000元。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人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了。这就是卡尼曼“前景”的两大“定律”。

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喜欢躲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时，却又倾向于冒险了。这是卡尼曼[2]（Kahneman）与特沃斯基（Tversky）的“前景理论”[3]的重要观点。理性使我们规避风险，非理性又让我们有风险偏好。

在人寿保险行为中人们有同样的非理性行为。纯粹保障型产品没有储蓄型产品受欢迎。保险是一种损失性风险，这是由保险基本原理——损失补偿——决定的。用“前景理论”的实验描述人寿保险就是两种选择保险A有50%[4]可能死亡损失生命和1000元（保费）获得2000元（保险金），50%生存但损失1000元（保费），不保险B有50%可能死亡损失生命，50%生存而没有损失。如果把保险金当成对生命损失的补偿，那么A是（-1000，1），B是（-2000，0.5）。大部分人选择不保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所以人们的非理性拒绝保险——风险规避——而寻求风险。

二.非理性人寿保险产品

显然，保险公司不会有上述的损失概率达到50%的产品。保险人经营的风险发生的概率一般不高。这是保险产品的经济可行性要求。理性上讲，保险的目的是风险转移与损失分担。只有纯保障性产品才是被保险人最理性的保险选择。由于人们面对损失的非理性，纯保障性保险产品往往不被市场接受。人寿保险市场主要是具有储蓄[5]功能的产品。长期死亡险和短期意外险占总保费比例不到十分之一，加上健康险也不到五分之一。

2002年全国人身保险保费2275亿，其中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79亿，健康险保费122亿，寿险保费2074亿[6]。占人身险保费91%以上的寿险保费中属于纯保障责任的保费不到10%。大量的还本性的两全险和养老金险，客户可以反还保费同时又得到了保险保障。其实是用客户保费的利息充当了保险保障的保费。这种利息收入对客户不敏感。这就是芝加哥大学萨勒（Thaler）教授所提出的“心理账户”的概念。

钱就是钱。同样是100元，是工资挣来的，还是彩票赢来的，或者路上拣来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事实却不然。一般来说，你会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存起来舍不得花，而如果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花掉了。

这证明了人是有限理性的另一个方面：钱并不具备完全的替代性，虽说同样是100 元，但在消费者的脑袋里，分别为不同来路的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今天晚上你打算去听一场会。票价是200元，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你发现你把最近买的价值200元的电话卡弄丢了。你是否还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实验表明，大部分的回答者仍旧会去听。可是如果情况变一下，假设你昨天花了200元钱买了一张今天晚上的音乐会票子。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把票子弄丢了。如果你想要听音乐会，就必须再花200元钱买张票，你是否还会去听？结果却是，大部分人回答说不去了。

可仔细想一想，上面这两个回答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丢掉的是电话卡还是音乐会票，总之是丢失了价值200元的东西，从损失的金钱上看，并没有区别，没有道理丢了电话卡后仍旧去听音乐会，而丢失了票子之后就不去听了。原因就在于，在人们的脑海中，把电话卡和音乐会票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中，所以丢失了电话卡不会音乐会所在账户的预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旧选择去听音乐会。但是丢了的音乐会票和后来需要再买的票子都被归入同一个账户，所以看上去就好像要花400元听一场音乐会了。人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划算了。

同样的，保险客户对所交保费与保费的利息建立了不同的帐户，保费是自己付出的而利息是获得的“意外”之财。显然，保险客户更看重保费。

这种保险市场的选择正好映证了“前景理论”的结论。面对客户的非理性选择，保险人要有针对性的非理性产品。

三.非理性寿险营销

面对人们的非理性决策，在寿险营销中必须抓住客户心理，理性地进行非理性营销。

1 让计划书看起来很美

卡尼曼在做诺贝尔演讲时，特地谈到了一位华人学者的成果，他就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7]。

来看一个奚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冰淇淋实验。现在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冰淇淋A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冰淇淋B是8盎司，但是装在了10盎司的杯子里，所以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份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呢？

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要比5盎司的大。可是实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评点：也就是不能把这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人们反而愿意为分量少的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实验表明：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用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

这契合了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决策时，并不是去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比如在冰淇淋实验中，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淇淋到底满不满来决定给不同的冰淇淋支付多少钱的。

在为客户设计保险计划时，可以附加风险很低的保障责任。客户花相对主险保费很少钱获得很高保障（保额）。这让客户看起来很美的计划书必容易让客户满意。

2 突出客户获得

“前景理论”的另一重要“定律”是：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在寿险营销中通过适当的话术突出客户获得的快乐，弱化损失的痛苦。

先让我们来看一个萨勒曾提出的问题：假设你得了一种病，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低于美国年均车祸的死亡率）会突然死亡，现在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把死亡的可能性降到零，那么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种药呢？那么现在请你再想一下，假定你身体很健康，如果说现在医药公司想找一些人测试他们新研制的一种药品，这种药服用后会使你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突然死亡，那么你要求医药公司花多少钱来补偿你呢？在实验中，很多人会说愿意出几百块钱来买药，但是即使医药公司花几万块钱，他们也不愿参加试药实验。这其实就是损失规避心理在作怪。得病后治好病是一种相对不敏感的获得，而本身健康的情况下增加死亡的概率对人们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损失，显然，人们对损失要求的补偿，要远远高于他们愿意为治病所支付的钱。

健康险中有一种住院津贴的责任，相对补偿性的医疗报销责任，住院津贴是很受欢迎的产品[8]。被保人觉得报销性责任没有给他带来额外“收获”，而津贴却有“收获”。

再来看一个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著名实验：假定美国正在为预防一种罕见疾病的爆发做准备，预计这种疾病会使600人死亡。现在有两种方案，采用A方案，可以救200 人；采用B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救600人，三分之二的可能一个也救不了。显然，救人是一种获得，所以人们不愿冒风险，更愿意选择A方案。

现在来看另外一种描述，有两种方案，A方案会使400人死亡，而B方案有1/3 的可能性无人死亡，有2/3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死亡是一种失去，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冒风险，选择方案B。

而事实上，两种情况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救活200人等于死亡400人；1/3可能救活600人等于1/3可能一个也没有死亡。可见，不同的表述方式改变的仅仅参照点——是拿死亡，还是救活作参照点，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表述方式上将得与失参照点平移以“获得”为中心。例如损失20元保费，获得200020元保额（保额加反还保费[9]），表述成（净）获得200000元。

3 改变客户的参照系

不过，损失和获得并不是绝对的。人们在面临获得的时候规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偏爱风险，而损失和获得又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改变人们在评价事物时所使用的参照点，可以改变人们对风险的态度。

比如有一家公司面临两个投资决策，投资方案A肯定盈利200万，投资方案B有50％的可能性盈利300万，50％的可能盈利100万。这时候，如果公司的盈利目标定得比较低，比方说是100万，那么方案A看起来好像多赚了100万，而B则是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多盈利200万。A和B看起来都是获得，这时候员工大多不愿冒风险，倾向于选择方案A；而反之，如果公司的目标定得比较高，比如说300万，那么方案A就像是少赚了100万，而B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少赚200万，这时候两个方案都是损失，所以员工反而会抱着冒冒风险说不定可以达到目标的心理，选择有风险的投资方案B。可见，老板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盈利目标来改变员工对待风险的态度。

在制订保险计划时，有两种可以改变参照系。一种是将保费损失隐含必要消费中或相对必要消费不明显。例如，航空意外险保费相对机票价格不是损失。同样，可以有列车旅客意外险、汽车旅客意外险等，只要保费不超过车票价格的5%，人们是不敏感的。另一种是提高客户对现有生活的优越感，进而产生保持这种生活持久下去的愿望，从而厌恶风险增加保险需求。

4 帮助客户完美

再来看一个奚教授做的餐具的实验。比方说现在有一家家具店正在清仓大甩卖，你看到一套餐具，有8个菜碟、8个汤碗和8个点心碟，共24件，每件都是完好无损的，那么你愿意支付多少钱买这套餐具呢？如果你看到另外一套餐具有40件，其中24件和刚刚提到的完全相同，而且完好无损，另外这套餐具中还有8个杯子和8个茶托，其中2个杯子和7个茶托都已经破损了。你又愿意为这套餐具付多少钱呢？结果表明，在只知道其中一套餐具的情况下，人们愿意为第一套餐具支付33美元，却只愿意为第二套餐具支付24美元。

这里显示了人们追求完美的心理。“完整性”本身是一种美。一套餐具件数再多，破了几个就不美了。如果客户已经买保险了或是老客户，我们可以指出他保险计划存在“缺陷”，需要新的保险保障来完善。象补充医疗是对社保医疗的完善，补充养老是对社保养老的完善。人的生、老、病、死都需要保险保障。“完整性”是我们拓展保险市场的金钥匙。

5 调整客户“心理帐户”

人们分别为不同来路的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是不一样的。同样，也为不同的消费建立“心理帐户”。有些消费帐户预算总是会比较充裕而稳定，有些帐户波动性大而成为临时和备用帐户。如果说服客户动用临时帐户进行保险计划相对比较容易。在客户收入帐户与消费帐户之间有些关系紧密几乎是同一个帐户，有些比较随意，有一个分配过程。往往固定收入用于固定消费联系非常紧密，只有有盈余时才分配到非固定消费和投资帐户。

我们不要将保险计划固定到消费帐户。针对客户的财务状况，让投资帐户贫乏的客户把保险列入消费帐户，让投资帐户充足的客户把保险列入投资帐户。有些收入帐户的“意外”收入需要时间分配到消费和投资帐户。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客户参与保险计划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6 小数法则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往往会以偏概全、以小见大。概率论中贝叶斯定理的大数法则告诉我们，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所有的先验信息。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只是重视了条件概率，而忽视了先验概率。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提出了他们称之为“小数法则”的许多例子，即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作推测。我们都知道，概率论中存在“大数定理”，指的是当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接近于总体概率。而“小数法则偏差”是指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人们在根据现有信息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似乎不关心样本的大小，也就是与“样本无关”。例如，投掷6次硬币如果出现4次正面2次背面，人们会将这个结果“推论”到投掷1000次的情况，因而高估出现正面的概率。这也说明人们往往会过于简单地将对不确定事件条件下的判断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有句古话，“亡羊补牢”。如果发现邻居被人偷盗，会加强自己家的防盗系统，安装防盗门和防盗网等。其实，从总体上看，入屋盗窃发生的概率与邻居家被盗没有直接关系。人们往往从身边发生的小数有时是偶然事件去推理，判断。这正是与大数法则相对的小数法则。如果保险人从大数法则出发判断损失概率是理性的，那么个人从个别事件推理出的损失风险是非理性的。

保险人可以通过各种媒体，用专题节目、专栏[10]形式广泛报道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意外事故、灾难事件，加深读者对各种危险的印象，触发客户非理性联想，提高公众投保意识。

7 悲剧的感染力

假设这个小岛上有1000户居民，90％居民的房屋都被台风摧毁了。如果你是联合国的官员，你以为联合国应该支援多少钱呢？但假如这个岛上有18000户居民，其中有10％居民的房子被摧毁了（你不知道前面一种情况），你又认为联合国应该支援多少钱呢？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后面一种情况下的损失显然更大。可实验的结果显示，人们觉得在前面一种情况下，联合国需要支援1500万美元，但在后面一种情况下，人们觉得联合国只需要支援1000万美元。

90%的破坏性产生的悲剧色彩给人们以震撼。这正是航空意外险在没有推销的情况下购买比例超过80%的原因之一。因为航空事故的死亡率几乎是100%。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加深了人们对航空事故印象，提高了对航空危险的厌恶程度。同样的原因，保险人通过各种媒体广泛报道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意外事故、灾难事件时，要选择更惨烈、悲剧色彩更浓的事件进行更深入的跟踪报道。

四.最大化人们的幸福

人们最终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金钱。这是学新的方向。人们在追求金钱时，往往异化了。金钱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人们的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奚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 GDP 翻了几番，但是许多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归根究底，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

我们不能一味地用金钱来衡量客户的得失。安全感的满足、爱心与责任心的体现、的追求等是一份保险计划给人们心理上幸福感。所以在引导客户的享受保险的诸多幸福与快乐前提是保险的交费计划要确实可行，不至于成为生活的负担。只有这样客户才能体验纯粹的幸福与满足。

通过完善的客户服务，保险人与客户建立紧密联系，使客户产生归属感。

五.

结语

大多数人的行为作为个体不是非理性的，人们不会断然地去冒险、也不会不加考虑地去买保险。我们总是会遵循某种可以使我们有预见地或系统考虑问题的方式来进行决策，只不过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型。绝对的理性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占有足够信息，二是具有完备逻辑。这两个条件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是无法真正满足，何况在比较紧急时还有一个时效性问题，即运用逻辑尽可能快。所以人们非理性是绝对的。保险产品的特点和人们需求隐性化决定了人们非理性地拒绝保险。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要针对人们的非理性进行产品设计和保险营销。 [1] 创立博弈论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教授用个人收入的效用曲线解释了理性人也有风险偏好的情况。

[2] 卡尼曼因为对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建立了“前景”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3] 概括来说，前景理论有以下三个基本原理：（a）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b）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的；（c）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

[4] 生命表显示60岁的人在20年间的死亡率超过50%。

[5] 这里不指因平准保费必然产生的储蓄。

[6] 保险监督委员会统计资料。

[7] 奚教授用心来研究经济学、市场学、决策学等学科的，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学者之一。

篇9

农行股改方案尚在研究中　近万亿元注资没着落

2006年12月，农行最新提交的上市重组计划遭到了监管部门否决。银监会新闻部门表示，农行股改方案还在研究中。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看，农行股改在短时间内启动的可能性为零。

工行于2006年成功实现香港和内地同时上市后，农行随即向监管部门提交了与工、中、建三行类似的股改新方案：国家拿出近万亿元来消化农行的沉重包袱，保留目前的运行经营机制，启动财务重组和公开上市。

据某权威人士透露，目前央行、财政部、银监会三方对农行股改方案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按公开的说法预计，农行股改的资金缺口在8000亿～10000亿元人民币，这个缺口由财政部还是央行来填补?财政部称，暂时没有这么多资金为农行补缺。是否还能找到其他注资渠道，目前还是未知数。上述权威人士称，只有当三个部门形成统一意见之后，农行的股改方案才会被提交到国务院进行讨论。

不过，目前各方已达成共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输不起的改革，也是拖不起的改革。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已全面对外开放，“狼”已经来了。农行如果不尽快剥离不良资产，及早进行股份制改造，面对虎视眈眈的外资银行和众多的内地金融机构，其处境将会十分危险。拖得时间越久，农行与其他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差距将越大，国家为其支付的改制成本也会越高。

国家为其注资　或许还不如成立一家干净的新银行

由于历史原因，农行“病”得很重。2005年农行年报显示，其不良贷款额总额为7000亿元左右，不良贷款率高达26％。不良贷款占同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比例的2／3以上。农行无疑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的“特困户”。

按照惯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时，国家都会为其注资。2006年5月，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汪建熙曾表示，“可能继续采取汇金公司外汇注资的方式，也有可能采取其他注资方式，或者外汇注资与其他注资方式相结合。”而农行财务重组需注资近万亿元，这一巨额资金，相当于我国现有外汇储备的1／10。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从中行、建行模式到工行模式，政府动用公共资金的热情在下降，对银行的市场化激励约束在强化。公司治理、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综合资质，已成为值得对银行注资重组与否的标准，这也成为农行未来股改方案的重要背景。由于中央汇金公司的注资模式已被运用三次，也由于农行的资产质量迄今为止尚未显示出明显改善，因此，未来农行沿用前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模式的可能性，似乎显得比较渺茫。”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农行能否获得注资的关键在于，国家花了钱要看到改革的成效，花钱要买到机制。如果要注资近万亿元才能启动一个并不知道结果的银行改革，其结果已不是一种单纯的改革成本投入，其中更蕴藏着巨大的改革风险。如果注资资金来自外汇储备或国家财政，那为什么不拿这些钱来新设立一家资产干干净净的银行呢?那样可能更有效益。

保险资金难以完成对农行的救赎

根据保监会2006年10月的《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通知》，保险机构入股银行获得“松绑”――持有未上市银行股权原则上不设上限。有专家称农行将成为保险机构的投资热点。

“已经上市的那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对国内资金不是特别感兴趣，保险资金只能选择其他出口，而农行恰好是他们考虑的对象。”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秦池江认为。保险机构能投资，对农行、对新农村建设当然是件很好的事。在银行业改革的关键时刻，需要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保险机构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从事农行问题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此的看法是：“按照目前的情况看，保险机构投资农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农行尚未进行股份制改造，也没有引进战略投资者，保险公司有可能以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身份持有农行股份。这样其持股成本会比较低，盈利空间会比较大。利用农行广泛的网点，保险机构正好可以扩大自己的业务。“在农行，银保这方面股权投资合作的空间比较大。”

据悉，对于一直与农行有合作关系的中国人寿，农行行长杨明生曾明确表示过希望双方进行深层次合作。

“到底下一步保险机构投资农行怎么走，还是得看农行股改的方案，保险机构是不会去给农行‘卸包袱’的。”郭田勇表示。如果把帮助消化不良贷款当做成为农行战略投资者的一个“门槛”，那么，对于有强烈投资银行冲动的保险机构来说，其积极性将会大大降低。

分析归分析，不过，按照《通知》规定的比例测算，2006年保险机构投资银行股权可用资金为450亿元人民币，就算这些资金全部“砸”给农行，相对于近万亿元的改革成本来说，也仅是杯水车薪。

受入股比例限制外资注资难有积极性

既然农行股改通过内资注资有一定困难，为什么不考虑引入国际资金来“催生”呢?郭田勇的比喻是――可以让“客人”进来一起帮忙打扫房间卫生。

目前，中国资产规模在3000亿～5000亿元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有外资股东。未来，好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都有可能成为外资的“新猎物”。一位参与选择广发银行战略投资者的人士说，“农业银行的改制将更加吸引外资的注意力。尽管农行历史包袱沉重，但近两年其存款增长幅度位居前列。外资看重的就是分销网络，所以，一些外资已经盯上这块蛋糕。”

香港投资界人士也认为，外资银行要扩展国内市场，一种方法是靠自己在内地开分行，行内称之为自然增长另一种方法就是人股内地银行。但好的内地银行外资银行不容易入股，就算能入股，持股量也不会很高。因此，外资盯上农行并不奇怪。

篇10

一 .银行理财

债券型理财产品将独领

2011年，理财资金的投资方向可能表现出行业配置多样化、热点分散化和区域多元化的趋势；为适应市场动荡，结构类理财产品的支付条款有可能更加复杂，而普通类产品则可能有结构化的倾向；为避免风险敞口过大或深度损失情况的发生，理财产品内含止损、保本或保息条款现象可能会进一步普及。

理财建议：在风险比较大的情况下，适合短期投资，但首先应保证本金安全。

二.黄金投资

投资实物黄金成主流

2011年前景及预测

预计未来几年内，中国的黄金消费将从以往每年200吨左右增加到400吨至500吨，这对国际黄金市场的价格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黄金的避险需要依然存在。

理财建议：稳健型的实物黄金是最佳选择，采取分批，达到保值功效，规避价格风险。

三.保险投资

万能险是明年投资热点

2011年前景及预测

作为4万亿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明年包括长期国债、铁道债等发行规模肯定会大幅增加，对于60%资金都投于债券市场的保险公司而言，无疑是一个机遇。由于长期国债不会受短期利率下降影响，这对于提高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有积极意义。

理财建议：究竟应该怎样给家庭上保险呢？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原则。1、先给大人买保险；2、先给家庭经济支柱买保险；3、先买意外险、健康险，再买教育、养老、分红及其他险种；4、不要等到有钱了再买保险；5、年轻人也需要购买保险；6、选择一家财务稳健、服务便捷、信誉度高的保险公司，以及选择一位专业度强、能代替优质售后服务的人。

推荐产品：传统储蓄类分红险、万能险和投连险。

四. 收藏投资

2011年前景及预测

2008年在百年难遇的奥运题材刺激下，奥运藏品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然而，随着全球整体经济形势走低，流入收藏市场的资金开始显现流出迹象，拍卖会上出现了近年少见的参与客户人数减少，成交率降低等现象。

理财建议：对于奥运后的收藏而言，如果是单纯收藏，则无所谓时间节点的选择。如果是作为爱好收藏，好的东西不要介意一时底部的高低。但如果是进行投资炒作，则建议先保持观望态度。

推荐投资品种：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的真品。

五.期货市场

重点关注农产品和有色金属期权

2011年前景及预测

经过2008年的检验，中国期货市场正在承担起服务实体经济的重大责任。展望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将呈现出低位震荡走势。而黄金价格以独特的避险和抗通胀特性可能会一枝独秀；农产品和有色金属期权，将成为呼声最高的创新产品；而钢材、稻谷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品种将会得到更多青睐。

理财建议：明年采取结构性投资，采取10%-20%仓位的投资策略为宜。

推荐投资品种：黄金期货。

六.基金投资

震荡盘整

篇11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09-0063-02

政府监管的目的主要是纠正市场的不足，阻止违法行为的产生。监管还通过减少保险人破产的可能性来稳定市场，对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成为最明显的一种市场外部力量。监管的主要责任就是代替消费者对保险人的财务稳定性进行监督，确保保险合同的易于履行。

监管者要求公司保持一定的风险，以消除由于有限负债所带来的激励机制。当责任方不能补偿受害方时，第三方如保险公司补偿受害人。当公司不能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充分补偿时，未补偿的责任使得社会的福利减少。未承保的风险对于社会产生了负的外部性。监管者要求公司去购买充分的保险来阻止这种对社会而言的共同的外在风险。

资产和风险的多样化具有防范功能，可以减小一次事故所带来的严重的资本损失。通过购买保险的多样化，可使得受害人得到足额的公平的赔偿，而且还可以保护公司免于财务危机或破产。对于那些事故产生的原因是意外而非过失或疏忽时效果就更加明显。

1 责任保险市场的双重监管对象

1.1责任保险市场对保险人的监管

在美国，州保险监管机构为了减小保险机构的破产规定了准备金要求，保险公司必须将一定量的资产以准备金的方式保留在公司内部。这项措施有效地限制了财产保险公司所签发的保单的数量，从而保证了保险公司对于超过保费收入的索赔也具有理赔能力。

以无风险流动性资产形式存在的强制最低资本金要求被用于限制保险人的过度扩张。保险监管者通过限制保险公司的杠杆作用来减少保险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杠杆作用适用于这样的一种业务扩张：保险人用其资本(或盈余)来承保新的业务。新承保的保费与盈余的比例就是衡量杠杆作用的一种方法。

由于保单价值的波动性，责任保险的现金价值是不存在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保单的价值就是保险人为了履行保单的理赔义务而在将来要赔付的量。于是保单的价值就是那些能影响未来赔付量的将来未知事件的函数。该价值经常偏离预期值，因为实际的赔付额只有到保单理赔的时候才会清楚。

监管者还会限制保险公司所持有的普通股股票的数量。相比于其他的可选择的投资，比如国库券，普通股股票具有很大的损失风险。保险公司的资本被要求以一定比例的低风险、高流动性的资产来持有，以便满足保险理赔的需要。监管的目的并不是禁止市场机制的运行，而是要限制风险的过度扩张。

1.2责任保险市场对投保人的监管

保险人并不是政府监管的唯一目标。在很多情况下，保单持有人必须依照法律持有保单。监管通过要求私人企业购买保险来避免对其为数众多的员工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这种监管没有到位，那些厌恶风险的公司将不会购买责任保险。在完全有效市场，任何企业发觉面临的是低风险时，他们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都不倾向于购买保险。相应地，如果这种风险是高风险，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将更倾向于购买保险，以避免可能产生的损失。

然而，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有效地避免那些不合适的或错误的企业决定。如果没有监管，一些企业不计后果的行为将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通过制定保险采购的监管法律可以很轻松地消除这种道德上的两难处境。社会或政府发现没有购买保险的伤害行为的负面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强制推行责任保险。

2责任保险的外部性浅析

责任的存在并不会必然地促使潜在的侵权人去购买充分保额的保险。一家公司的资产表明了其对消费者的侵权或伤害所能承受的最大赔偿额。当赔偿责任超过其资产时，这家公司将不太倾向于购买保险来保护自己，因为他们将会视这种责任为一种恰好相当于公司资产的一种财务罚金。换言之，超出侵权一方资产的责任将不会被侵权方所考虑。如果没有法律所要求的保额的话，对受害方的赔偿将会受到侵权方资产额的限制。侵权方认识到他们仅需用一部分资本就能满足任何必需的赔偿，这就给了这些公司一种不考虑后果而采取放大风险的行为的激励机制。

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应该被清晰地公布，并且其已经成为了监管的主要目标。由于保险合同保障的是一段时间内的风险，所以部分保险人有接受过大风险的倾向。当保险人的这种行为被纵容的时候，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也随之上升。保险监管方了解这种激励机制，然后通过减少保险人接受的风险量来限制保险人的这种倾向。资本准备金要求和投资方向的限制是监管者常用的两种手段。

对于保险人来说，其提供的保额不充分或者没有满足保单持有人的需求，这种激励机制就会呈现。因为责任保险经常是被政府管制的，对于被保险人来说，它在费率谈判和保额确定方面不具有优势，所以保额是有可能不充分的。

保险公司也是以赢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保险公司为了提高收入，也希望能将闲置的资本进行投资。这种投资是保持保险人的资本、提高偿付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合理的并且常用的资金运用方式。但是，当保险人被高回报吸引而进行风险投资的时候，道德风险就随之产生。投资损失可能会导致保险人不能履行保险合同的赔付责任，甚至会破产。保险人也可进行长期投资，不过如此一来，保险人的资本就被长期投资所占用，而被占用的资本也不能用于理赔，这就造成保险人不能对现有的保单提供充分的保障。

在购买保险的情况下，保单持有人可能不会积极地避免损失。较高的风险对于购买保险的他们而言，并不是很危除的，因为通过保险，他们把风险责任转嫁给保险人，于是出于提高利润的考虑，他们会增加风险投资，客观上使自己的风险增加。

现实的环境使保险人几乎不可能从被保险人那里获取完全、准确的信息。市场条件和被保险人的信息都是经常变动的。随着保险人的不断变化、发展，信息收集的成本和渠道受限的信息很快就会过时，这将使得评估一个被保险人的真实风险变得很困难。

被保除人商业行为的不正确显示可能会降低保险人对单个保单持有人的风险测度。例如：在建筑行业中，保单持有人可能在建筑过程中采用削减支架或使用假冒的建筑材料来降低成本，这时道德风险就产生了。这种负面激励产生的原因就是当保单持有人购买保险后有恃无恐，为了高利润而不择手段。由于不能对保单持有人进行有效的监督，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激励。

3责任保险市场监管的外部性分析

责任保险市场一般是有效运行的，只有当市场结构进行调整的时候除外，在市场进行调整的时候，保险人赢利能力的下降将会使保险人改变风险责任，并且还可以把矫 正市场的压力推给监管者。保险人提高保费，被保险人承受高成本，双方都在就法律和监管的问题进行沟通的时候，通常是整个保险行业处于不景气的阶段。所以保险监管的方法或手段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以防止那些会对整个市场造成冲击的偶然事故的发生。任何法律或监管手段实施之前，都必须弄明白上述实施会对行业周期的每个阶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由于被监管的保险公司都有严密的组织、多样化的财务手段，再加上其对行业最佳运行效率的较深理解，他们常常会尽力地避开那些监管。行业的其他公司由于拥有较少的资源和缺乏组织性而不可能避开监管，所以会对大郎分的监管发出抗议。整个行业想以整个社会为代价来获得那些在制度设计和执行起来对自己有利的监管。串通将会破坏监管的目的，使其由基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转变为特定团体的福利最大化，尽管有缺陷，但监管的目的还是提高市场效率，阻止危险行为的发生。

现在假定特定利益集团和市场外部组织不会对市场产生影响，政府干预保险的目的就是解决市场存在的同有的缺陷。监管被用来减少保险人由于资不抵债而破产的可能性。因为保险人的破产会产生连锁反应，不仅会伤害被保险人的利益，还会伤害到那些与保险人无直接关系但是有问接关系的第三方。

篇12

一、引言

虽然规避风险毫无疑问是个人保险需求的主要原因,但当把适用于个人保险需求的投资组合方法运用于公司时,就会出现悖论。股东掌握着投资组合方法,有能力在投资选择组合中把风险分散化。如果意外事故和火灾之类的保险风险在经济中可以被分散化,那么公司就没有必要为这些风险再额外负担保费成本。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通过保持未保险而不是支付附加保险费从而使股东的财富增加(Mayers and Smith,1982)。这个悖论可以通过把公司金融理论引入保险学来解决。根据现代公司金融理论,公司是各种利益相关者(包括经理、雇员、供应商、证券商、银行、股东、消费者等)之间契约关系的结合。尽管是否参加保险,股东对于保险风险而言无差异,但风险管理和保险购买对整个契约集合却是重要的。

已有的理论研究(Mayers and Smith,1982; Main,1982; Main,1983; Mayers,1987; Skogh,1989等)根据现代金融理论对企业购买保险的一系列动机进行了分析:一是利用保险合同的监控和约束功能的动机。保险合同能够起到监控企业管理者,降低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作用。保险合同还能约束企业股东(和经理)通过投资不足和资产替代两种方式转移财富的行为,降低所有者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二是利用保险公司比较优势的动机。相对于一般企业而言,保险公司在风险承担、破产处理成本、真实服务(如索赔处理或损失预防)等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从而成为企业购买保险的重要动机。三是降低公司的预期纳税义务动机。财产保险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提早税盾和降低有效边际税率。四是行业监管的影响。某些特定行业中的企业购买保险的行为会受到监管的影响。

已有的实证研究(如Mayers and Smith,1990; Yamori,1999; Hoyt and Khang,2000)分别引用不同方面的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验证。Mayers and Smith(1990)研究了美国财损险(P/C)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行为。他们发现企业的规模、违约风险、所有权和地理等因素是财产险再保险使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其研究范围是保险业,所以某些变量(如地理集中度)不容易推广到工业企业。Yamori(1999)研究了504家日本工业企业财产保险购买情况。他的研究结果说明只有企业规模和行业监管才是企业购买保险的重要因素。但一些可能影响企业购买保险的重要决定因素(如增长机会和管理权)并没进入他的研究范围。Hoyt and Khang(2000)以美国187个工业企业1989年的数据为基础,第一次较全面地测试了影响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杠杆、企业规模、增长机会、管理权和监管状况等对企业财产保险的购买量有重大影响。

对我国企业财产保险行为的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足够重视,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低造成的 ①。仅有Hong Zou, Mike B. Adams(2006)首次引用了我国国内235家上市公司1997-1999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和实际购买保险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验证,他们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与财务杠杆和有形资产密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国有资本持股量和实际所得税率呈负相关关系;而上市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数量与管理者持股量、外资持股量和公司增长机会等呈正相关关系,但与公司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呈负相关关系。

为什么我国上市公司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投保事前决策)与企业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有正相关性,但实际购买财产保险的数量(投保事后决策)与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存在显著负相关性呢?这成为作者为后来的研究者预先提出的一个问题。为此,本文引用新的数据进一步继续研究。

二、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在保险市场上,企业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对财产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并没受到应有关注,已有研究也主要把其作为控制变量来处理。我们预计规模小的公司,不仅有更大的可能性购买财产保险,而且购买比大公司更多的保险。首先,财务困境的预计直接成本通常与公司大小不成正比(Warner, 1977)。第二,小企业往往从保险公司获得更多的(例如,避免损失)真正服务于大型企业(Hoyt and Khang, 2000)。第三,小企业通常不会是多元化的,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下行业务风险的影响。一些以前的研究结果(Hoyt and Khang, 2000;Hong Zou, Mike B. Adams,2006)也支持企业规模的大小与购买保险的数量负相关。第四,由于有形资产密度(即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大的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机会和数量会比有形资产密度小的企业更多,因此,预计有形资产密度越大的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更大,购买财产保险的数量也会更多。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和购买数量与其资产规模和有形资产密度正相关。

(二)变量选择

1.本文设两个被解释变量(INSDUM和INSU)。 INSDUM是一个虚拟变量,其取值1或0分别表示企业是或否购买了财产保险。企业保险购买比率(INSU),用来计量企业财产保险使用程度,是指企业当年财产保险支出与当年有形资产账面价值(例如建筑物、工厂、设备、办公配件和库存)的比值。

2.本研究的解释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和有形资产密度(STRU)。其中企业规模用企业资产总额取对数来计量,有形资产密度用企业存货与固定资产的合计除以资产总额来计量。

3.根据已有研究本文使用以下控制变量: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DA)、利息成本(COST)、债务期限(DM)、实际税率(TAXR)和地理分布(GEOGE)。

4.工具变量。为了控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INSU)和解释变量(DE)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工具变量利息保障倍数(COV),是指企业息税前营业利润与利息支出的比值。(COV)与财务杠杆(DE)高度相关,而与企业财产保险购买比率(INSU)之间不存在直接相关性。

表1列出了研究变量的定义及理论预期。

(三)样本、数据与模型

1.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非上市公司数据,选取了2001年和2002年新设立企业2003-2007年五年相关数据进行研究。数据筛选的条件是:(1)是制造业企业;(2)企业2003年到2007年与研究变量相关数据完整;(3)删除其中资产总额和固定资产净值小于或等于零的企业。符合条件的样本企业共4 275家,样本数据总量共21 375个。

2.模型

本研究的多元分析中采用Hong Zou and Mike B. Adams(2006)的两阶段分析法:首先,运用线性概率模型对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其次,我们引用面板数据和Heckman’s (1979) two-step sample selection(两步法样本选择)模型分析企业财产保险数量的决策。模型(1)和(2)分别是企业是否购买财产保险的线性概率模型和企业购买保险的数量决策模型。

Y*it= β0+β1DAit+β2COSTit+β3DMit+β4LNSIZEit+β5STRUit +β6TAXRit+β7GEOGE +εit (1)

INSUit = α0+αi+γt+β1DAit+β2COSTit+β3DMit+β4LNSIZEit

+β5STRUit+β6TAXRit+β7GEOGE + εit (2)

在(1)中Y*it是不可观测变量,与之对应的可观测变量是Yit(INSDUM),当Y*it >0时,INSDUM=1,表示企业购买了财产保险;当Y*it≤0时,INSDUM=0,表示企业没有购买财产保险。在(2)中需要引入面板数据,分别加入了表示不可观测到不随时间变化的公司特有因素的扰动项αi,不随公司变化的时间扰动项γt。

三、经验研究结果与说明

(一)基本结果

企业资产规模(SIZE)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都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结果表明小规模企业购买财产保险越少,这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有形资产密度(STRU)这个控制变量上,其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符号相反且在购买数量决策模型中结果与理论预期存在矛盾。类似的情况在之前的研究(Hong Zou and Mike B. Adams,2006)中也出现过,只是未受到重视。

本文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由于事前决策的不可观察性,人们只能从事后结果中看到企业是否购买了财产保险,对于企业财产保险购买决策来说,无论是哪种结果都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是企业要有投保的意愿;另一方面是保险公司要提供企业所需要的财产保险产品。如果企业没有购买的意愿,由于财产保险属于非强制保险,则结果是企业财产保险为零;当然也可能是企业非常想获得财产保险合同,而保险公司没有提供符合需求的保险产品。结合之前的分析,首先,由于财务危机的预期直接成本与企业规模不成比例(Warner,1977),小企业财务危机成本和风险更大;第二,小企业能从保险公司获得比大型企业更多的真正服务(Mayers and Smithm,1982; Hoyt and Khang,2000);第三,小企业也特别容易受到不利业务风险的影响(Hong Zou and Mike B. Adams,2006)。也就是说,小企业不大可能没有购买财产保险的意愿。因此,本文认为资产规模(SIZE)和有形资产密度(STRU)在概率决策模型中的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说明在企业财产保险市场中,大小规模不同的公司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规模小的公司不容易获得财产保险的机会。有形资产密度(STRU)在购买量决策模型中的系数为负且具统计显著性,则说明资产规模越大且有形资产密度越高的企业,选择了购买相对更少的财产保险,换言之,大规模企业在更容易获得投保机会的前提下却选择了不足额投保。也就是说我国财产保险市场上存在着“供求错位”现象,即保险公司对小规模企业财产保险产品供应不足和大企业对财产保险产品需求不足。这一发现为探求我国企业财产保险市场发展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敏感性与稳定性检验

首先,以上检验分别使用了线性概率模型和样本选择模型(Heckman’s),考虑到本文数据特点(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混合),我们分别使用了横截面数据、截面与时间序列混合数据和面板数据对本文的模型进行了估计。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几个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企业购买财产保险的数量与财务杠杆、债务期限和利息成本正相关,仍然支持假设的结论。

其次,购买财产保险还可以帮助扩大企业的债务能力,从而提高了财务杠杆(DE)与财产保险购买量(INSU)之间互为因果联系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使本研究中财务杠杆的估计成为有偏的估计。因此,本研究根据异方差条件下的2SLS做如下测试:首先,我们引入一个工具变量,利息保障倍数COV(第t年营业利润与利息支出合计数除以第t年利息支出),它与财务杠杆呈显著相关性,但与财产保险购买量没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COV满足作为工具变量的要求;模型整体检验F(3993,11075) = 1.69且具有统计显著性(P > F= 0.0000)。因此,可以认为财务杠杆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四、本文的研究结论

我们的研究有以下三个主要结论。第一,本研究用大样本数据对企业购买财产保险决策的检验结果为保险供应商的产品创新策略和营销策略提供了有益方向。资产规模(SIZE)和资产结构(STRU)的检验结果说明我国企业财产保险市场中存在着“供求错位”(即保险公司对小企业财产保险产品供应不足和大企业对财产保险产品需求不足),这为探求我国企业财产保险市场发展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根据地区性虚拟变量(GEOGE)检验结果,企业财产保险购买决策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这些都提示我国保险公司应加强产品开发创新和营销策略创新,以解决保险产品对小企业供应不足和大企业对保险产品需求不足的“双重不足”现状,并且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保险市场开发力度。

第二,本研究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间接证明了理论概念框架可以为解释我国非上市财产保险决策提供重要的见解。具体来说,财务杠杆、债务期限和利息成本对财产保险购买数量的正效应可能反映 “我先作为”的规则,即债务人主动要求为抵押资产投保,以使贷款人潜在的事后损失得到事前的保护。

第三,关于购买保险的税务动机的结论提示我国:目前我国税收制度安排使企业很难准确估算相关的税收优惠利益,没能给企业提供明确的引导信息,因而税制对保险的诱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可以为我国今后的税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Hong Zou, Mike B. Adams. The corporate purchase of property insurance Chinese evidence,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5 2006,15:165-196.

[2] Hoyt, R.E., Khang, H., On the demand for corporate property insurance. J. Risk Ins. 2000,67:91-107.

[3] Jensen M., and Meckling W.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e, 1976,48:305-360.

[4] Main, B.G.M. The Firm’s Insurance Decision. Som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1982,3: 7-15.

[5] Main, B.G.M. Corporate Insurance Purchases and Taxes.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1983,50: 197-223.

[6] Mayers, D. and C. W. Smith. Corporate Insurance and the Underinvestment Problem.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1987,54: 45-54.

[7] Mayers, D., Smith, C.W., On the corporate demand for insurance,J. Bus.1982,55:281-296.

[8] Mayers, D., Smith, C.W., On the corporate demand for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the reinsurance market.J. Bus.1990,63:19-40.

[9] Myers, S.C.,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J. Financial Economics.1977,5: 147-175.

[10] Skogh, G. The Transactions Cost Theory of Insurance: Contracting Impediments and Costs,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1989,56: 726-32.

[11] Warner, J.B., Bankruptcy costs: some evidence,J. Finance.1977,32:337-347.

[12] Yamori, 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Japanese corporate demand for insurance,J. Risk Ins. 1999,66:239-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