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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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8―0010―03

一、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逆转之势

1．长期以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空间有限。一直以来，以高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较大，2005年这一比例曾高达48．6％。高投资率确实对经济增长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大部分投资还延续着以物质资源投入推动增长的粗放式经营模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挑战。中国万元GDP能耗1．43吨标准煤，这一数字是发达国家的3倍～11倍，单位GDP的环境成本居于世界前列。基于对环境和能源问题的重视，以及宏观调控或行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政府会对某些行业尤其是高能耗的传统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政策上的调控，以保持合理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因此投资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很大，投资的高增长相应也会受到影响。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在结构调整中增速得到控制，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增幅25．7％，同比回落0．9个百分点。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投资的增长趋缓，其经济带动作用也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

2．过度依附出口拉动经济亦非明智之举。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于外需过分依赖，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很高，2004年这一指标甚至高达67％。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已达到1019亿美元，同比增长699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顺差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出口带来的外汇收入已经不再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应该看到在出口创汇的背后，是以大量低成本低价格的商品为支撑的、中国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低价让渡。如果把本国的经济增长与他国的消费需求捆绑在一起，无疑是将经济增长的主动权人为地添加了一个与他国消费相关的约束条件，难免有作茧自缚之嫌。而且出口易受其他国家经济状况、消费偏好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的可能性很大，从而对国内经济产生连带影响；从国际经验看，靠内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经济往往更为稳定。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这势必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

进入2006年以来，中国外贸出口增势趋缓，2月出口同比增长25．5％；进口增速回升，同比增长达27．4％，在近一年来首次超过出口。此消彼长，2月份实现贸易顺差仅为24．5亿美元，比1月大幅减少71．1亿美元。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驱动还有多大空间，这很值得商榷。

3．扩大消费潜力巨大。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中，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最大。长期来说，消费需求才是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投资的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相应扩大作为承接，就会变为无效增长，甚至造成浪费。在中国，消费需求长期以来恰是最薄弱的环节。居民储蓄率始终居高不下，相对应的最终消费的增长一直低于名义GDP的增长，十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值低于世界水平近20个百分点。

巨大的差距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从消费的内核部分――居民消费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消费的质量和水平会有更高要求，存在很大的增长潜力。在温饱阶段，居民消费的对象大多是弹性较小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增加的比例会落后于收入增加；而随着收入增加，居民消费的对象将逐渐扩充，包括需求弹性高的奢侈品，这样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消费会以较收入更快的速度增长。同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远大于资本形成、净出口所占的比重。这说明相同的增速下，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消费完全有能力成为拉动经济的真正和持久动力。

二、中国最终消费构成现状及对扩大消费的影响

虽然，居民、企业、政府都是消费主体之一，但从各自消费比例来看，居民消费占绝大部分。长期以来，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率一直在80％左右，其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也最大，因此扩大居民消费会对整个消费增长起到很大作用。事实上，近十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一直比较慢，落后于名义GDP的增速。这一方面是由于广大居民出于传统的预防需求的考虑而在手中保留大量货币资金，以应付子女教育、婚嫁、个人老年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需要，相对应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一直以较大幅度攀升。另一方面，也是受居民收入绝对水平不高和中国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的消费习惯的影响，处于温饱阶段的居民的消费对象一般来说收入需求弹性较小。2002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长实际上是递增的，这与中国基本进入小康社会的现状相吻合。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和最终消费率的提升都是可预期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也将会越来越大。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国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的比重仅为20％左右，这远低于国际上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重。这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少，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基础建设投资和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因此，要真正实现消费的扩大不能单纯委任于居民，政府和企业也应该责无旁贷的提供配合，稳定民心和居民的消费预期，使得他们更加“敢”于消费，以带动居民消费部分的增长。

三、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消费

农民作为居民消费主体的绝大多数，有潜力为扩大消费做出贡献。长期以来，农村消费占整个中国消费总量的比重相对农村人口的比重非常小，消费增速低于城市消费，城乡之间消费相距较大。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与城镇居民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呈现一个剪刀差。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消费逐渐超越农村，且差距越来越大。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以农补工，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农民收入较低，可用于消费的基础小，导致占人口总数60％的农村居民在最终消费中占比仅40％的情况出现。

农村人口基数大和低位的消费现状，表明农村的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前提是农民收入必须得到切实提高。不论从这个角度考虑，还是从减少贫富差距、解决“三农”问题为出发点，提高农民收入都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要继续通过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和优惠力度，切实提高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务工、经商方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方式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增加其可支配的非农收入，并通过他们及其赡养的家庭人口摆脱传统的“温饱型”农村消费方式。只有这样双管齐下，对扩大农民的消费才可能真正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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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 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 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 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 9.1%,下降了 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 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 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 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 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 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 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 3.27 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 2008年的 2.38%,下降了 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 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 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 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 min)=0.0011719,最大差值 Δ (max) = 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 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 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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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9.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转贴于中国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3.27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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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0045-03

1引言

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二者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政府投资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合理化，对私人部门无力或不愿进入的行业或者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性行业进行的投资。民间投资是相对于政府投资和外商投资而言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个体根据市场的需求，利用自己的资金进行的各种投资行为。政府投资具有非营利性的特征，其目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而非投资收益最大化，以其投资力度大、见效快等特点，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相对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规模较小且产权清晰，具有高度的决策自和资产支配权，有利于快速高效达成决策、调动资金，投资效率高，资金来源广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明确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对于合理安排投资结构，实施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持久健康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研究大多侧重分别研究二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或者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互关系，对二者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行对比的研究较少。钞小静，任保平（2008）通过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分析，分别对其长期和短期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短期内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大，而长期来看其效率远低于民间投资。陈真玲（2010）通过建立协整模型，发现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于民间投资，认为政府投资效率低下，公共物品不足与过剩共存，这些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马宁，邹洁（2009）对我国西部12省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在经济发展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投资重在启动与引导投资而民间投资重在吸引与扩大投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梁毅华，陈文静（2011）通过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深证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私人投资。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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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终消费情况分析。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组成，甘肃省最终消费支出1978年为43.12亿元，2007年为1615.37亿元。根据《甘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居民消费支出一直占据最终消费支出大部分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

3.甘肃省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消费贡献率(消费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消费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计算甘肃省最终消费贡献率在2002年至2007年间分别为63.99%、55.38%、63.81%、69.24%、49.67%、53.44%，可以看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稳定，其原因是经济增长更容易受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政策要素影响。

二、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

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消费结构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消费结构能够反应出居民的生活水平，甘肃农村居民从1993年到1999年将支出主要用于食品消费，说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和温饱状态;从2000年开始消费支出比例小于0.5，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医疗、交通通讯、教育、居住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相关数据变动说明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优化，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分析。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0.51总体上保持下降趋势，到2007年的0.36，食品消费支出已不在占据消费支出的一半比例。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到达小康阶段，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居住方面的支出比例都相应有所增加，表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分析。消费结构变动度，是分析消费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在1996年～2000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9.00％，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6.26％。在2001年～2006年期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2.2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为3.27％。

在1996年～2000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非常显著，其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2001年～2006年期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经过剧烈变动后，明显趋于缓和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三、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分析

本文采用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具体模型:Ct=α0+α1Yp+α2Yz+ε

其中Ct为现期消费;Yp和Yz表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系数α1和α2分别是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甘肃年鉴》统计资料，对模型进行回归拟和，分别得甘肃省城乡居民消费函数(1）、（2）。

农村居民消费函数Ct=0.258+0.721Yp+1.737Yz（1）

（0.002）（8.237）（2.469）

R2=0.873D.W.=1.212F=34.461

城镇居民消费函数Ct=87.934+0.789Yp+0.873Yz（2）

（1.095）（40.793）（3.908）

R2=0.997D.W.=1.91F=1878.984

从方程中可看出，农村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2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1.74元用于消费。既增加了暂时收入，不仅要将暂时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同时还要拿出储蓄来消费。城镇居民每增加1元持久收入，有0.79元用于消费；每增加1元暂时收入，有0.87元用于消费。

四、简要结论

1．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有直接的影响。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增加越高，消费也会随着增加。但是，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等三要素当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一般都在70%左右,说明拉动消费仍然是甘肃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出现重要变动倾向。在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当中，食品支出消费对消费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交通通讯的影响其次，特别是自从2001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剧烈变动，居住消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最大。另外，医疗、文教消费是影响消费结构变动的又一重要因素。

3.为了巩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我们建议：一是加快发展城乡经济，保证固定资产的投资速度，使投资增长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二是进一步开发农民能够稳定增加收入的就业渠道和途径，如非农产业收入、转移性就业收入、农业产业化收入等；三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讲，要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作为重点，用扩大就业保证收入，用收入增加保证消费；四是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一定的引导，努力改善城乡居民住房、医疗、教育、保障等关键性问题。

参考文献：

篇6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4-0085-03

对于工资水平高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观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对社会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效率工资研究者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角度得出，效率工资会对经济增长间接产生促进影响，为证实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利用山东省1984—2010年数据根据E—G两步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山东省工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1.工资的内生推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工人为了避免失业或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而增加教育的投入，以提高自身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综合能力与物质资本具有同样的提高生产率的功能。工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的行为，从微观来看，企业的产出水平和利润率会不断增加；从宏观来看，工人的自身素质较高，可操作高技术设备，并能参与产品创新活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2.工资的消费积累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消费角度看其主要原理是：工资水平变动会影响居民消费水平，消费变动影响社会总需求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消费效应。经济学家认为工人工资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消费是构成经济总需求的主要部分。由凯恩斯理论—总需求决定总供给可知，一个社会的总需求的增加或者减少会对其生产状况产生影响，所以工资水平变化时，消费水平也会发生变化，消费的波动会导致经济总需求的波动，从而引起经济繁荣或萧条的变化。

3.工资的动力激励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工资反映了劳动力的真实价格，均衡的实际工资水平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工资水平，较高劳动生产率得到的工资高，反之得到低工资。由于工资差别的存在，劳动者从低工资部门向高工资部门转移，这样就会促进由各部门组成的经济体的总生产率的增长，这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择的样本空间为1984—2010年，以山东省GDP表示经济增长的指标，工资总量W表示山东省工资水平的指标（GDP和工资额W的单位是亿元），为了更好证实两者增长幅度的合理性，在分析过程中以两者的增长指数为研究对象，计算指标变化指数时以1984年为基期，考察1985—2010年经济增长与工资同比变化情况进而分析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GDP指数和工资总额W指数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LGDP和LW表示自然对数的经济增长和工资水平。

1.单位根检验—实证检验前提条件

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变量是同阶单整的，否则可能出现“谬误回归”。所以在检验时间序列的协整性之前，首先检验LGDP和LW单整阶数。这是因为对不平稳的时间列进行回归会导致谬误回归。对变量进行平稳检验一般采用ADF检验法，以确定判断变量的单整阶数。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

由检验结果可知LGDP和LW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序列，但它们都是二阶单整序列。由协整理论可以对两者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2.山东省经济增长和工资的协整性分析

由检验结果可知LGDP和LW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序列，但它们都是二阶单整序列。现在可进行两者之间的协整检验。本文对两个变量只可能有一个协整关系，利用E—G检验法能直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容易理解和接受，故本文采用E—G两步法，具体检验如下：

第一步，用传统OLS法对LGDP和LW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如下:

LGDP=-0.6128+1.1043LW+μt（1）

R2=0.9978，ADjustedR2=0.9977，F=10860.7

方程（1）是不是协整方程取决于μt是否平稳，是否具有单位根。如果μt有单位根，是非平稳的，方程（1）为谬误回归，无经济意义，不值得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无单位根是平稳的，方程（1）为协整方程，具有经济意义，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所以关键是检验μt有无单位根。

第二步，对方程（1）的误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

为确定方程（1）误差项的ADF检验模式，做出方程（1）误差时间序列，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在ADF检验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说明残差μt为平稳序列。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山东省的经济增长与工资水平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一种真实、长期的经济均衡关系。根据协整方程（1）可以得出山东省经济增长LGDP和工资LW存在正相关关系，工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1043，即工资增加1%，经济增长则增加1.1043%。

3.山东省经济增长和工资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经济模型的建立过程，虽然用回归分析的处理工具处理经济变量对其他经济变量的依存性问题，但并不能有效说明山东省经济增长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就山东省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单向的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检验显示，山东省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两种Granger因果关系：（1）LW是LGDP变化的原因，即山东省工资水平的变化促进了经济的增长；（2）LGDP是LW变化的原因，即山东省经济的增长也会促进工资水平逐渐增加。

4.误差修正模型—讨论变量短期均衡关系以及短期失衡向长期均衡的调整

协整分析表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仍然需要探讨变量之间短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失衡能否向长期均衡调整，本文利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失衡调整，所以先需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

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有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的存在。根据前部分证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山东省经济增长和工资变量之间也能够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向量误差纠正模型，其中把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从方程（2）中剔除，根据相应系数的t统计量，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LGDP=0.0789-0.1083ecm+0.9328LGDP（-1）-0.3457GDP（-2）-0.0576W（-1）-0.0205W（-2）（2）

R2=0.6171，ADjusted R2=0.5143，F=4.6132

其中均衡误差ecm是协整回归方程（1）的随机误差项，即: ecm=LGDP+0.6128-1.1043LW

上面的误差修正模型中，各差分项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在分析山东省经济增长过程中，变量（LGDP）被解释的波动被分解为两个部分: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误差修正项ecm=LGDP+0.6128-1.1043LW说明长期均衡的影响是，当W每增长1%，在长期内将引起经济增长1.1043%；短期波动情况为，LGDP与上一期LGDP成正相关关系，上一期LGDP每增加1％，当期LGDP增加0.9%；LGDP与上一期LW成负相关关系，上一期LW每增加1％，当前LGDP减少0.05%。从误差修正系数（-0.1083）来看，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1083）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根据1984—2010年山东省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协整检验显示山东省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即存在一种真实的、长期的经济均衡关系，且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工资每增加1%，经济增长大约增加1.1043％。因此，为保持山东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长期来看，要使山东省劳动力优势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必须使工资收入持续增长。

2.通过Granger检验表明工资水平的增长能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进一步导致工资水平的提高，所以要发展山东省经济必须提高居民的劳动收入，使居民劳动收入的增长与非劳动收入的增长相适应；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必将促进山东省经济社会更加和谐。

3.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变量之间短期动态均衡关系是LGDP与上一期LW成负相关关系，表明增加工资短期波动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这个结论符合工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如果政府通过采取临时性的减税或其他措施来增加居民收入时，不能达到刺激消费目的，因为这种临时性的额外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用作消费，其余全部转化为储蓄，从而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

实证结果表明，要发展山东省经济，必须合理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促使经济持续增长。根据山东省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等情况，山东省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工资政策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提高劳动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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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

(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宏观分析

从宏观层面上来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个方面。

要研究投资、消费、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三大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结论。1978~200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5.59%,投资为36.44%,净出口为7.97%。纵向来看,虽然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投资位居第二,但要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是消费的贡献率持续下降,到2006年已经低于投资的贡献率;二是投资的贡献率持续上升,到2006年已经超过消费成为第一动力。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很不相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的第一拉动力量是消费,特别是美国,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率达到70%。对于净出口来说,从2005年开始,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超过2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动力,同时,这也说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社会总投资是由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两大部分构成的。政府投资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投入资金用以转化为实物资产的行为和过程。与政府投资相对应的非政府投资则是指由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的投资。理论界关于政府投资是否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一直存在争议,其中汪伟(2009)通过实证检验分析认为,政府公共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在挤进的同时又有挤出,最终起主导作用的是挤进效应。

其次,对于消费来说,我国的消费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并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62.1%下降为2006年的50%,年均消费率为57.4%;从消费增长速度来看,1979~2006年最终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9.2%,低于投资增长速度。相较于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并有逐年上升趋势的投资率来说,这势必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产能过剩、资产泡沫等,经济发展质量不高。

最后,对于进出口来说,中国的出口最近几年表现卓越,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在出口拉动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一直处于“微笑曲线”的低谷,产品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大,对环境污染严重,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出口的过度依赖也使我们经常处于一个被动状态,正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外需疲软,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以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危机的另一面是机会,这也正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大好时机。

(二)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微观分析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制度条件完善、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等诸多努力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效率外,促进经济增长最直接最重要的还是加速资本积累。这类似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早期的投资和资本积累加速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也曾感触到;虽然维持一个有力的外部环境对发展中国家是什么重要的,但这一条件本身并不足以恢复经济增长;那些投资急剧下降、生产要素总生产率出现负值的国家必须既要扭转投资量的下降,又要提高投资的效益;在没有额外的外部融资条件下,这就要求国内产出中有较大部分用于投资,同时要改进鼓励手段,以提高投资效益。

二、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问题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过于依赖物资消耗,在增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很多的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存在于中国增长中的这些问题也就越发凸显出来。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从目前的依赖投资、出口转到投资、消费、出口共同发展的方向上来,其别要发挥消费的作用,把经济增长转到消费上来。

第二,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为了应付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拉动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政府热,企业冷;公共投资热,民间投资冷"的局面。但是我们知道,经济的持续增长只有政府扩大投资是远远不够,关键还是要拉动社会投资,拉动民间资本跟进,逐步切换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三,从消费的角度来讲,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外需与内需之间的失衡,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需。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就是因为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所至。在全球经济放缓,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以外需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越走越窄,进一步扩大内需将成为我们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关键。

第四,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讲,我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形成了“低价工业化模式”,确立了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仅仅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竞争力势必难以持久,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为此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巨大代价。这就迫切需要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尽早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

第五,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讲,我国国家财政教育投入与国际普遍水平相比较是偏低的,到2008年仍不足GDP的3%。这种低投入无疑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加大教育投入,支持企业研发(R&D)投资,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调整到依赖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上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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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发区投资数据分析

2．1GDP与固定资产投资趋势分析

从信阳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看，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4年占63．6%，2011年上升到276．9%;从投资增长速度看，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分别由2004年的4567万元、7180．61万元增长到2011年的7180．61万元、264196．6万元，8年时间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67倍、GDP增长了28倍，投资年均增长26．7%，远高于我国GDP年均11．2%的增速。经计算，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高新区的GDP将增加5．96个百分点。2004～2011年间，信阳高新区GDP曲线与固定资产投资曲线走势基本相似。这说明对于处于发展阶段的信阳高新区来说，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固定资产投资，并且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存度还在不断提高［2］。也就是说，高新区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驱动的。2．

2.2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变动趋势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周期直接主导着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固定资产投资是诱发经济波动的物质性基础。信阳高新区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变化周期高度吻合，而且投资增长率的振幅明显大于经济增长率，这表明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投资增长的增或减会导致经济增长轨迹的变化。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处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2006～2011年间投资率由2005年的0．77增加到2011年的2．77，均值超过了1，尤其是2010年达到了最大值3．61，这说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固定资产投资在这6年间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3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分析

2005～2011年，信阳市投资系数最大值是2010年的1．70，最小值是2005年的0．35，平均弹性系数0．64;高新区投资系数最大值是2011年的1．83，最小值是2006年的0．21，平均弹性系数0．81，信阳高新区投资弹性系数高于信阳市平均水平。信阳高新区投资弹性系数高达0．8，反映了投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推动力度非常大，效益明显。鉴于投资的供给推动作用对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期，经测算，信阳高新区滞后一年的投资弹性系数绝大多数比同期的投资弹性系数要高［3］。因此，对于目前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经济发展而言，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3结论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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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发展，能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使教育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知识人才和新的知识为经济建设服务。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必将发挥其巨大的作用，而如何及时、准确、科学地把握机会，研究机制，引导发展，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认清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研究教育影响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找到教育影响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是产业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的今天，深入认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及其表现形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它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而决定了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模式。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无不说明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和突出贡献。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技术变革往往能直接导致国家经济跳跃式增长。引起技术变革的力量在于人才，人才的培养直接依赖于教育。教育不仅能够传授科学知识，而且还能使大量新的科学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二、教育与经济互相促进

我们知道，无论是知识储量的积累，还是知识的创新，无不依赖于教育。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教育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教育不仅起着传播知识的作用，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之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更加明显，通过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教育水平和条件下，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方针，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过程。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发展的水平，可以说，今天的教育水平决定着明天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决定了后天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教育推动经济增长途径

1.教育使人力资本得以增值

教育在推动人力资本增值的同时，也推动着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步伐，从而不断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共同作用下，教育对经济增长本身起着一种外溢的影响，使教育真正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因此，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是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战略意义。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的、积极的影响。在知识外溢效应下，教育本身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内生因素，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推动力，同时经济增长也推动着教育的不断发展。在教育所带来的知识外溢效应下，人力资源的投入、科技的投入都会呈现出边际生产力递增的现象。

2.教育促使产业结构调整

影响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很多，其中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教育通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实现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教育对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和细化起促进作用，而社会分工的发展是引起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前提。再者是教育影响着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等社会生产力的各种要素，而生产力各种要素的变化，恰恰是社会生产宏观比例变化的重要基础。可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教育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教育观念的更新，人们会逐渐认识到一定量的教育的消费，在以后的生产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和社会效益远远大于当初对教育的投入，也就是说有限的投入得到了了相当可观的增值、回报。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不断发展，教育消费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从经济的快速发展。

3.教育使产业加速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教育将加速产业经济的更新换代与升级，使产业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人才的培养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教育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持久驱动力，以知识与信息为资源、以人才和创新能力为动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一批与知识和信息密切相关的新兴产业，如以计算机软件、生物制技术等，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同时，知识经济也使得传统产业部门的知识和信息含量不断增加，即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同时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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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是经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生产函数形式，可以用来分析人力资源柔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CD函数表达式为：

上式中Y是产值，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K是投入的资本，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量、技术、资本。但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看不出不同质量或不同技术熟练程度的劳动投入对于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大小的差异。恩格曼指出，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可以通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比率而估算出来，但单纯了解劳动力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是不够的，还应当弄清楚劳动力质量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据丹尼森的计算，从1909年到1929年，美国生产量的年增长率为2.82%，劳动力质量平均每年提高0.56%，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中有12%归功于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从1929到1957年，美国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2.93%，劳动力的质量平均每年提高0.93%，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中有23%归因于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因此，生产函数中应体现出劳动者素质的作用，考虑将CD函数中的劳动力投入L分解成劳动力数量L和劳动者素质H的乘积，故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达式可改进为：

第二，由于不包括制度因素，传统的CD函数有其狭隘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制度视为内生增长因素，认为制度因素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在某些场合甚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微观企业角度，张春??客观分析了柔性管理（以人为中心）与刚性管理（以规章制度为中心）的辩证关系，认为柔性管理是刚性管理的升华。陆江东和陈萍进一步提出，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应该更加柔性化，更加富有弹性，从而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效率。柔性化制度可体现在招聘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制度、奖惩制度等设计上。因此，将制度因素R纳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表示为：

企业柔性取决于企业的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资源柔性是指人力资源自身拥有的能够适应环境变化和工作岗位变化的多种能力和技能，是员工综合素质的反映，表现为人力资源素质。企业协调柔性的提高主要取决于管理创新，即制度创新。因此，人力资源柔性在CD函数中表示为：

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

上式中对t求导，微分改成差分形式，得：

式（6）两边同时除以 ，得：

从而得到人力资源柔性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柔性对企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小觑。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企业所投入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数量大致相同时，企业增长速度却有很大差别的原因。因此，有学者提出，在计算出其他因素对企业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之后，其“余值”就归于人力资源柔性进展所做的贡献。

二、人力资源柔性与企业管理成本、效益的经济关系分析

Hendry（1995）认为，运用部分或全部的柔性战略，能使企业通过调整劳动力成本而提高利润。按照人力资源属性，人力资源柔性可分为数量柔性和职能柔性。数量柔性是指企业能及时调整劳动力输入量和输出量的能力，保证人员供需平衡。对于企业的外部员工和外围员工，主要采用数量柔性。一般是通过非典型雇佣方式完成的，如非全日制工、短期契约工、外包工、分包工和人力派遣等，其中临时工给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和弹性的劳动供给，通过外包出企业不擅长的非核心的业务，降低成本的同时，能够将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转移到企业的核心业务，提高核心竞争力。功能柔性则是指企业通过培训和开发员工技能，适应不同工作内容和要求的能力。对于企业的核心人员，应该采用功能柔性，主要通过工作调整（包括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和工作扩大化等）和培训开发等途径实现，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企业的业绩和效益。赵瑞美等人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对单位产品成本和人事成本的影响中，功能柔性对成本降低影响显著，虽然数量柔性对成本降低也起到一定作用，而数量柔性影响不显著。

如前所述，人力资源柔性可以增强人力成本管理的柔性和灵活性，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绩效、企业业绩和财务绩效。但是，人力资源柔性并非越多越好，过度柔性化反而会使企业陷入种种“柔性陷阱”。人力资源柔性的作用大小可用建立柔性前后的企业收益之差来体现，即：

（8）

上式中，F表示人力资源柔性功能， 分别表示人力资源柔性建立前后的收益。

人力资源柔性成本是指企业为建立人力资源柔性管理模式所花费的费用和支出。人力资源柔性成本按照其管理过程由六个部分组成：人力资源柔性管理体系构建成本、人力资源引进成本、人力资源培训成本、人力资源评价成本、人力资源服务成本、人力资源谴散成本，并分别用 表示。即人力资源柔性成本C为：

（9）

根据价值工程理论，“价值”定义为“对象所具有的功能与获得该功能的全部费用之比”，则人力资源柔性价值V可定义为人力资源柔性功能F与柔性成本C之比，即：

（10）

V反映了人力资源柔性的投入产出效率。当VC，企业柔性的建立有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因此，提高人力资源柔性价值的途径有：（1）保持柔性功能，降低柔性成本；（2）保持柔性成本，提高柔性功能；（3）提高柔性功能，降低柔性成本；（4）柔性成本有所提高，但柔性功能有更大幅度的提高；（5）柔性功能虽有所降低，但柔性成本有更大幅度降低。企业应考虑自身实际情况，依据柔性的成本-收益法确立合适的人力资源柔性水平，从而创造持久的经济效益。 三、人力资源柔性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分析

意大利经济学家Vil-fredoPareto率先在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研究中提出了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在不使任何人状况变差的情况下，又不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另一个相关概念是帕累托改进，它是指一种变化，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没有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即是帕累托最优。据此，可定义人力资源帕累托最优：人力资源配置的一种理想状态，任何一种人力资源再配置都不能改善组织绩效，又不损害其他组织利益。此状态中，组织实现了人岗匹配，人尽其才，使“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和作用。

理论上，人力资源帕累托最优能实现，但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来自组织内外部诸多不可控因素，人力资源本身具有能动性，也存在很大变数，导致人力资源的“实际无最优效应”，而我们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帕累托改进接近这种理想状态。王艾华提出帕累托改进可由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实现――可以是结构上的，数量上的，也可以是质量上的，思想上的――使一定范围的人力资源所发挥的总体效用较以前有一定的提高。人力资源柔性化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尊严和人格，工作中更加注重平等、创造、主动。结构层面上，建立网络型的扁平化组织，构建学习型组织和加强团队建设，促进管理者和各层级、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和企业整体系统反应的灵敏度和灵活性。数量层面上，企业可以雇佣多种非正式员工，人员需求变动时，能够及时改变人力投入的数量与种类，缓冲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企业保持生产人力的最佳适量。质量层面上，人力资源柔性中的功能柔性注重提升员工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柔性管理中，对员工的个人培训也有所变化，无论是培训内容还是培训方式都不一样。培训内容更加与时俱进，根据每个层级甚至每个人的不同需要“量身定做”培训内容，及时获取新项目所需的新技能和新知识。在培训方式上，也有效利用当今的互联网技术，促使员工随时随地学习来补充知识。思想层面上，人力资源柔性通过授权和柔性化激励等方式，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向心力和凝聚力，将组织意志内化为个人意志，将组织目标转化为个人目标，将企业规范转变为自身的内心承诺，并自觉付诸行动，形成柔性管理的内在驱动性，并且这种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

篇11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消费需求作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既是gdp的组成部分，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助推器。投资需求作为一把“双刃剑”，短期可以增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长期可以形成一定的生产力，增加社会产品的生产能力，提高商品供给，推动经济增长。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出口的增长会导致国内有效需求的增加，有利于一国进行必要的外汇积累，资本和技术的进口，从而提高生产能力。另外，出口的增加也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效益。

一、“三驾马车”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拉动分析

按支出法统计的gdp是从需求角度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它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构成，其公式为：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三大需求要素各增加量之和即为当年gdp总的增加量，其中每一要素的增加量占gdp总增加量的比重就是当年该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度，而用这一贡献度乘以gdp的年增长率就是该要素对当年cdp增长的贡献率。用公式表示即为：

某需求要素贡献度=某需求要素增量／gdp增量×100％：

某需求要素贡献率：某需求要素贡献度／gdp增长率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一)最终消费需求对青海省经济增长贡献较平稳

1994—2008年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分别为55.53％，72.24％，—27.77％，最终消费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位居第2。从时间区间上看。最终消费需求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比较平稳，1997年仅为-0.63个百分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为6.96％，成为这15年间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最低点；2005年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达到高峰值，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1.85％，对经济产生11.21个百分点的拉动力，极大地带动了青海省经济的快速发展。2008年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56％，拉动经济增长4.13个百分点。从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总体波动趋势上看，除了1997年之外，最终消费对青海省经济增长贡献相对比较平稳，2000—2007年年均贡献率为75.55％，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和推作用。

(二)资本的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影响较大

从上表可以看出，资本的形成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1994—2008年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上看，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达72.24％，平均拉动力为7.8个百分点，位居第1。从总体趋势上看，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波动性也较大，呈“双u+双n”形式。1997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2.84％，对经济的拉动为8.36个百分点，之后在2001年又达到高峰时期，对经济增长完全起拉动作用；2001年经济增长率为13.82％，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达140.64％，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16.45个百分点；2002年资本形成仍对经济增长起绝对拉动作用，对经济增长拉动13.54个百分点，贡献率达111.89％。15年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峰值之差达80.72％，落差较大。2008年虽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但青海省的资本形成对经济的拉动仍呈上升趋势，拉动力为10.47个百分点。比上年增长了1.9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2.46％。

(三)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波动较大，且对经济增长呈负效应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又深居内陆地区，其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较低。“八五”之前其贸易主要以农畜产品为主，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虽一改过去单一产品对外贸易出口的格局形式，但由于自身技术水平的限制，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对外贸易产品需求更加趋向专业化、技术化、科技化。从而极大制约了青海省对外贸易发展，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处于劣势地位。1998年之前，青海省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正值，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均在1个百分点之上。自1998年开始，青海省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负值，而且下降比速较快，2001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到116.10％，达到对经济影响的最低点对经济的拉动为-13.58个百分点。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不能达到相关国际产品标准，致使对外贸易发展遇到了阻挫，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二、基于索罗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三驾马车”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本文运用索罗模型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行分析。

根据三大需求要素与yfgdpi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总消费tc，总投资i，进口(m)和出口(x)为解释变量，以gdp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lny=c+alntc+blni+γ／lnx+δlnm

本文根据青海省1983—2009年相关数据，运用e-views5.0软件进行ols分析可以得出：

由于r2=0.99，几乎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高。根据f分布表可知，时，f=5029.4>fod1(4，22)=4.31，回归方程十分显著。由于to=3.36，t1=7.26，h=13.31，t3=3.03，t4=-0.19，给定显著性水平a=0.05，查t分布表中自由度为22(n-k-1=27-4-1=22)的相应临界值，t.(22)=2.074，可知t值除了进口外都大于该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即除了进口外的四个解释变量都在95％的水平下影响显著，都通过了变量显著性检验。d.w=1.04.查d.w.检验上下界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k=5(包括常数项)，n=27时有du=1.76，dt=1.08，很明o

由于r2=0.99，几乎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高。f=3257.9>f0.01(4.21)=4.37 to=2.63，t1=3.77，t2=4.08，

t3=2.81均大于ta(21)=2.080，模型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又由于1.76

通过上述模型我们可以得出：消费每增加1％经济将增加0.36％，投资每增加1％经济将增加0.63％，出口每增加1％经济将增加0.02％，进口每增加1％将使经济减少0.01％。从弹性系数角度分析可知，投资是青海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消费次之，而出口对促进青海省经济增长的作用偏小，进口对经济增长起反向的拉动作用，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青海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和投资推动。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青海省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增长对投资增长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在日益提高，消费在未来数年内将超过投资贡献成为促进青海省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就目前来看，青海省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不大，相关性不强，不是青海省gdp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但从长期来看，青海省对外贸易依存度一度呈上升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深入，进出口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可能与投资和消费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分伯仲。

为进一步促进青海省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满足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投资对产出的影响大于消费，且贡献率较大。这是由于青海省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青海省应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充分调动民间投资，满足地区经济建设需要。同时，由于青海省的投资主要投向了高能耗的粗放型部门，所以收效甚微，低水平重复投资现象严重，对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破坏，今后应致力于改善投资结构和投资力度，以提高投资的利用效率。

(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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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1-0016-04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波动和国内股市低迷、房市不确定性风险加大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的新时期促增长、抑通胀仍没有定论，由此，笔者认为这一领域理应成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研究课题。本文将着重从政府更应注重消费拉动刺激经济总量增长与结构进一步调整、对“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单一政策观点的反驳以及政策组合、多管齐下促进经济更稳定地有效发展三方面进行研究。

一、政府刺激总量增长与结构调整：更应注重消费拉动

(一)2001―2006年消费与投资的结构失衡背景下拉动经济增长。据相关部门测算，2001年至2006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而按累计法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高达21％。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2.4％急速增加到2006年的41.3％，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65.1％下降到39.2％。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在这一阶段我国10％左右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基础上，而且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预期可能会进一步保持这种趋势，笔者认为，主要受我国长期以来往往靠投资拉动，尤其是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更依赖投资拉动这种根深蒂固思想的影响。

(二)2007年争论中的“拐点”可能成为瞬间即逝的“波动点”。2007年，应该说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个利好消息。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7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功不可没，对GDP的贡献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初步估计，在11.4％的GDP增长中，消费、投资、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8.6％、37.7％和23.7％，分别拉动4.4、4.3、2.7个百分点。衡量实物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892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8％。加快3.1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4.8％，加快0.9个百分点；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同比增长47.7％，减缓26.3个百分点。当初，笔者对此数据还有所保留意见。如果统计数据可靠，并且在以后的经济运行中能够继续保持或结构进一步改善，对于中国奥运以及奥运后的长期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意味着2007年成为投资与消费拉动经济的“真正拐点”。然而，据统计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出口同比增长21.9％，比上年同期回落了5.7个百分点。从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来看，相差近5个百分点，再加上今年的物价上涨，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对未来的消费支出预期存有顾虑，从而很可能导致2008年又转为投资拉动的主导年，最终使得2007年变为短暂的“波动点”。

(三)2008―2010年消费与投资贡献度难有明显改观。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原因导致消费与投资贡献度难有较大改观：首先，中央的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对二者都有一定的冲击，孰大孰小，并不明朗，但是变动的方向性是明确的，速度都会趋于下降；其次，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冲击，就目前而言，目前对于消费的影响并不大，然而可能会由于一定的时滞因素，在未来的2～3年中很可能会表现出来；再次，我国政府可能会对奥运后经济常出现下滑的国际现象高度重视，投资可能会进一步走强，以免经济衰退；最后政府换届后的政绩观也有可能进一步拉动投资，而消费很难在未来的两三年中得到明显的改观。

(四)政府应更重视消费拉动的长期效应。事实上，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可以看出针对消费与投资关系相比以前有显著变化，即从以往的“投资拉动”转变为“投资、消费双拉动”。显然，这一改变主要是针对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这一问题而提出。然而，笔者认为，消费拉动应该比投资拉动更为重要。原因在于：首先，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引致的全球经济波动，势必在外需受到挤压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内需的刺激。事实上，即使未出现全球波动风险，也应通过促进内需降低我国外在依存度过高的风险，进一步讲，在内需拉动中，如果消费需求拉动不了，最终的投资拉动无法实现，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带动经济增长，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将经济带入产能过剩、效率效益低下的恶性循环之中。其次，从西方发达国家中也可得到启示，一般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贡献度大约为70％～80％，与我国相差30～40个百分点。另外，非洲国家1971～2001年平均消费率与投资率分别为78.5％、21.9％，亚洲相应的消费率和平均投资率也分别达到76.6％、27.6％。可以看出，我国消费贡献度是相对较低的，这是无需置疑的，至于适合我国具体的消费、投资、出口比例值得进一步探究。再次，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的启示也要求重视消费的长久拉动效应。当初，政府投资一直在拉动经济，而消费需求萎缩将日本经济拖入泥潭，最近有一些日本学者如吉野直行等认为中国经济走入了当时日本所经历的泡沫经济或者说惊人的相似，尽管笔者并不认同，但是这一教训，使得我们应该更清楚地重视消费拉动，尤其是当可能出现泡沫苗头的时候更加重要。

二、对单一手段“以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的商榷

如何拉动消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有序增长问题凸显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众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近笔者看到一种观点，“以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笔者对此并不赞同。

首先，立论依据值得推敲。如果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成立的话或者在中国完全符合的话，这一结论或许是正确的，即采取退税，让居民感觉收入增加，促进消费。然而，事实上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提出之后，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表现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和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等都对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弗里德曼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可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其中，持久性的收入是稳定的、正常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则是不稳定的、意外的收入。最终他认为，决定人们消费支出是他们持久收

入。杜森贝利的观点则认为影响消费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他家庭或个人的收入水平，即消费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二是最近时期的收入水平，主要指消费者过去所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莫迪利亚尼的消费理论与弗里德曼有些相似，只不过并未对持久收入进行相关测算。从而，可以看出，凯恩斯消费理论，本身就有较大的缺陷，如凯恩斯理论建立在主观的心理分析基础之上，而且逻辑也较不严密；作为经济理论的支柱建立在心理分析基础之上难以令人信服等，而在“以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的观点中，恰恰认为，“退税可以让居民心理上增加了一笔财富，从而更有利于消费”。也就是忽视了这一理论的局限性。

其次，即使假设成立，退税对消费影响是相当微弱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次性退税”从当期收入来讲，确实会增加。然而，这种增加只是一种短暂性的、一次性的，应该说对于消费的影响尽管会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相当微弱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依据在于：其一，这种短暂的收入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消费预期，也就是并非持久收入的提高，而人们往往从长远和持久收入而非临时性收入的暂时提高进行选择消费。另外退税也并未改变消费者的相对地位或身份，从而决定了影响的有限性。其二，尤其在人们住房压力大、教育投入比例大、医疗与社会保障还需逐步完善的大环境下，这种短暂性的退税其有效性更要打一个折扣。其三，一般而言，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小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这种“一次性退税”的主要受益者集中在城市，而农村比例相对较低，长期以来农村的消费拉动严重偏低并不会因这种政策发生改变，相反，甚至会进一步导致城乡差距的拉大，与此同时，宏观全局上的消费拉动(由于城市偏低、农村偏高)又未发生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变化，很可能会造成得不偿失，甚至完全是负面意义上的影响。

再次，国外研究结论类推的机制不成立。近年来，美国相关机构的研究人员追踪了3万户接到或即将接到退税支票的家庭，记录下他们每周的开支状况，以研究财政刺激政策是否奏效。他们的研究结论：在政府寄发退税支票后，美国家庭在食物、百货、药品上的平均开销增加了3.5％。这里，在美国，退税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的消费支出增加无可厚非，然而，我想首先对这一数据有些疑问，在美国基尼系数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食物、百货的增加比例占如此高的比例，这是值得进一步论证的；其二，美国的情况与中国差异是非常大的，如前所述，在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中国还是相对不完善的，应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即使像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中，退税其贡献度也较为低下，不到4％，更何况在我国?由此，即使这一实证可靠的情况下，从美国的情况类推到中国，实行“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这一政策措施需谨慎。

最后，全球经济波动与国内股市房市波动双重波动的冲击，更是雪上加霜。事实上，即使未发生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国内也未出现股市和房市的低迷迹象和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中国消费者由于受住房、子女教育和未来医疗等因素的影响，决定了消费者储蓄倾向的进一步提高，反而有可能出现消费下滑的趋势。那么，目前又面临美国最近的金融危机，甚至波及到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也不例外，对于国内经济走势不明朗应该说是雪上加霜，从而导致很难通过单一手段能够改变这种消费者预期不看好的现状。据相关调查，这种预期低迷和信心不足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影响消费、投资，最终影响中国经济，更何况在我国消费倾向相对低下具有一种根深蒂固性，从长期以来我国涵盖投资需求在内的总需求一直不足可以得到验证。与此同时，政府往往受政绩观的驱使，从而具有依赖投资立竿见影地拉动经济增长的偏好，也进一步说明消费刺激的脆弱性，单一手段效果从这一视角将被冲击得更小。

三、政府拉动消费还须多管齐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消费贡献度不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单一政策手段拉动消费很难奏效。然而，笔者对此并不悲观，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反而更彰显出了拉动消费的空间、中国经济有进一步持续增长的内在潜力与动力，而且，依赖这种潜在的巨大消费空间，可以有利于我国摆脱以往依靠投资拉动、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等，最终降低与规避经济持续增长与良性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那么，如何最终拉动消费?笔者以为，还须多管齐下：

1，把握“消费、投资和出口”和谐共生、有所侧重的原则。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应该说是无须质疑的，然而这种增长方式无论从外在环境压力还是从内在的发展要求来看，其发展模式问题与系统风险都是比较大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应该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和谐共生、有所侧重消费拉动的方向上努力，以缓解我国长期以来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降低对出口的外向型依赖。

2，从偏重城市消费市场转向以农村消费市场为重心。消费作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要全面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重视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上文提到，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再加上我国的农村消费市场不仅庞大，而且其潜力长期以来并未“爆发”出来。由此，要从根本上拉动消费促增长，着眼点还需聚焦农村消费市场，具体而言，需要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改变农民消费心理以及消费习惯等方面人手。根据商务部7月31日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地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6224亿元，同比增长20％，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增速低于城市2.1个百分点，比2007年扩大了0.5个百分点。进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年初南方部分地区出现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天以及5月份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农业生产与农村流通设施遭受重大损失。那么农村消费能力事实上拥有更大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