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文学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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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 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是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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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强调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使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有了更大的意义。

一、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

和谐，指的是事物协调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和为贵”主张，孟子描绘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内容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和为贵”———人际和谐。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从字形结构来看，仁从人，从二，其基本意思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认为首先要“仁者爱人”，学会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方式。孔子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温、良、恭、俭、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为孔子提出的“爱人”找到了一个人性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爱人要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将个体融入社会之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群己和谐”。“群”指“国家”、“天下”、“社会”等确定而具体的范围，“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识到自己是有个性的个人，但又不与“群”完全分立。中国古代和谐论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强调群体，主张从群体出发使个体服务于群体。

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制度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同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指出，个人的“独乐乐”不如与别人的同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只有与他人与众人共赏、共鸣，才能得到最大的乐趣。进一步论证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荀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和”，强调“一”，强调“天下大齐”。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无群……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则得其长，群生则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兽强胜，是因为人能结成群组织起来，群体的和谐使人类战胜万物的保证。

从孔子到荀子，虽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儒家的理想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体地将天、地、人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合而为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儒家还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4.以民为本。儒家和谐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体地位，主张建立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注重社会对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尽心下》），主张“仁政”，强调当政者对老百姓的依赖。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进一步体现出对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视。

无论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主张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文化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美好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儒家和谐社会观

和谐的社会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理清，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

1.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特征有:

（1）社会由人群组成的。人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这里说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单个的人；（2）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人与人的多方面的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联系也逐渐扩大；（3）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人类社会不像动物结群那样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过规范及制度将无数单个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行有序地创造活动；（4）社会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它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通过政府这个管理中心，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适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社会是一个注重联系、注重整体的概念。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所以说，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就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第二，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尽可能避免社会失范。

2.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两个理解视角。

（1）在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上，社会学中的互动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作为微观社会学理论的代表，社会互动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化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在互动中才能发挥出个性与自我。互动还是社会形成的条件。正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人类才一层层的建筑起整个社会。符号互动论认为，首先，人类特有的互动是传媒符号及各种内涵的载体，刺激的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类具有与他们结交的特殊行为能力，并由此产生各种人际关系；再次，人类社会是由互动组成的，社会的各种特性是由个体行为维持与改变的。儒家强调以“仁”与“和”的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忠恕”和“礼”作为实践手段，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的要求，这里的“礼”就是一种传递和谐信息的刺激符号，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所发出的便是这种和谐的刺激符号，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发出类似的符号作为回应，这样，如果大多数人以符合“礼”的行为方式进行互动的情况下，“仁者爱人”的目标便可能实现，社会内部的个体之间便会呈一种非常良性的和谐互动状态，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也能得到实现。

（2）在社会整合方面，社会学中则有社会整合的概念。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社会利益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通过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协调与调整，而在儒家的和谐社会思想中，关于利益的协调有诸多论述。《论语·季氏》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和睦相处组织就不会觉得人少，安定和平国家就没有危险。

在孔子看来，贫富悬殊的危害要大于贫穷，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贫困，而是“均无贫”，即达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谐、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孔子所希望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超级秘书网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

儒家重视利益协调，并主张通过相关机制的建立来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状态，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关注利益协调机制及其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从而使社会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状态，形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些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继承儒家和谐社会观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当代实际加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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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儒家文学作品的总体概述

先秦时期是儒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孔子是这一学派和思想的创立者和奠基人，被后人尊称为孔圣人。在先秦时期，有关孔子的思想著述当中，主要包含在《论语》《大学》《中庸》和《易传》当中，这是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思想最为闪耀的依据。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当中，涵盖着孔子对人文哲学思想的一些思考和观点，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庸”之道的人文哲学思想，这是孔子和有关孔子的著作当中，可以总结出来的有关他在人文哲学思想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思想。《论语》这部著作是记录孔子言行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是他弟子和再传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作出的努力的思想结晶，成为对后人影响非常深远的一部儒家必读书籍。先秦时期儒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就是孟子，他被后人尊称为亚圣，在儒家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孔子，他在《孟子》当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孟子》这本书是记录他本人言行的一部汇编，是他和自己的弟子一起努力编写成册的，主要记录的是孟子的语言和他在政治上的一些看法以及行动。在这部书当中，主要可以总结出孟子在思想上的性善论观点，这也是这部书和孟子本人的人文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先秦时期儒家学派还出了另外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那就是荀子，《荀子》这部著作是荀子思想的结晶，虽然在个别观点上和前面两位代表人物会有一些不同，甚至是对立，但是就整部《荀子》来看，其中的人文哲学思想也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和价值。

二、先秦儒家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哲学思想的总体概述

先秦是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的诞生和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三位代表人物在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传承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是孔子创立了这一学派，在其代表作品中，提出了他的有关人文哲学思想。孔子强调的是通过中庸之道来达到处世为人，这可以说是孔子人文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华。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被尊称为亚圣。他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和弘扬上，也有不朽的贡献。他主张民贵君轻，极力反对发动武装、进行征伐，可以说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荀子虽然是比较另类的一位圣人，有别于孔子在人文哲学思想上的重视“仁”，也不同于孟子在这方面的强调“仁义内在”，荀子主张一切讲究客观的“礼”。

三、先秦儒家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一）儒家的处世原则

在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文学作品当中，蕴藏着非常深刻的人文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儒家的处世原则上。《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一个热爱真理的人来说，为了得到真理，即使是牺牲自己性命也是值得的，这种人文哲学思想很好地支持了那些为了真理不断坚持和拼搏的人们。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把追求真理放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一个人不追寻真理就是枉费生存，我们作为一个有行知的人，必须要保持着一颗不断追寻真理的心，只有不停地向真理靠近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哪怕是早上得到真理，在晚上死去也是可以获得永恒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信仰真理，维护真理，坚持去追求真理，才能不断地领悟到我们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其次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上，从儒家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儒家所主张的是希望知识分子可以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职责。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说的是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担负一定的历史责任，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自己应该有的奉献。最后表现在儒家还特别注重讲究个人的气节。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孟子》当中也有相关的论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二）对财富上的认识

我们在儒家经典文学作品当中，发现值得我们现在还要学习和继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就是对于财富的认识和态度。儒家表现的是对于财富的不在乎，甚至是摒弃和轻蔑，因此，儒家的先贤们都各个俭朴，言行一致。《论语》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作为老师，大加赞赏自己的得意弟子颜回所坚持的简单生活。《论语》还记录了孔子对于富贵的态度，“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将金钱财富看作过眼云烟一般的圣人态度，是我们这些后人的巨大财富。《孟子》中详细阐述了孟子关于财富的看法：“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就是孟子的直接表露。他认为，一味追求金钱，会使得一个人失去更为重要的仁德。因此，我们必须很好地理解孟子在《孟子》一书当中阐述的这些有关人文哲学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准确对待财富，去享有一个完美而有价值的人生。在谈到社会公平的时候，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荀子》，都有详细的解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这是《孟子》中记载孟子极为严苛地道出他对社会不公平的呼声。由于在我们的儒家思想内涵当中，先哲们都提倡的是积极地对待社会财富，这为我们后人在面临金钱选择的时候，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持。在崇尚节俭、强调社会公平的人文哲学思想下，我们应该接受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把这样正确地对待金钱和财富的观点，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中去，以此达到人生境界的新高度，从而追寻更加有意义的人生。

（三）儒家对和谐的主张

在优秀的儒家文化当中，经典的儒家文学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蓝图。在《论语》中有具体的特征表现，在《孟子》中有详细的行为准则，在《荀子》中提醒人们注意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庸》中也有处理一些有碍于和谐的很好方法。儒家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中流砥柱，一直都是主张和谐，向往美好，这也是儒家留给后人的优秀的人文哲学思想的精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是《中庸》中阐述和谐的话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说的是世间彼此都是共生共存的，我们应该发挥我们每个人的特长和优点，去帮助周围的一切，这样的话，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符合天地之间变化进步的规律，也是和衷共济的具体体现。《孟子》中的阐述更为具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美好社会的向往和真实表达，九州之内和乐温馨，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还补充：为社会进步，促进和谐的人，正是作为君子的条件，圣人们给我们描绘着美好的和谐社会，我们可以在这些先秦儒家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到答案，蕴藏在这其中的人文哲学思想，可以成为我们当今社会学习的榜样。 语

结语

在浩瀚的儒家文学作品当中，一些经典的文学所承载的人文哲学思想，使得儒家思想更加光彩熠熠。在当今的社会，我们仍然强调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可以为我们的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指导和支持，通过分析阐述在先秦儒家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哲学思想，详细从《论语》和《孟子》等著作当中为大家挖掘出其中的优秀人文哲学思想，以供当下社会学习。语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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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我国的教育科学化，奉献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们更加迫切需要熟悉掌握并吸收利用儒家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从而为当前的教学实践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儒家教育思想中的经典教学方法与教学原则对中学语文教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启发诱导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一）孔子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由此可知，在教学中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是儒家的重要教育思想。在中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要不断引导学生们认真思考。多运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独自探索，重视学生们对文章的个人感悟;多运用讨论、交流、问答的教学形式，不能教师一言堂;采取不断追问的指导原则上，提倡学生敢于质疑，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反对学生们对课本、教师等权威的盲从。

（二）循序渐进。儒家从孔子时代就形成了循序渐进的教育思想。孟子也主张循序渐进的原则，他把学习过程比作流水，水在流动的过程中，是先注满一个坑洼再注下一个，学习也是这样，要一环扣一环的进行。因此，在中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知识体系和学生们认知的先后顺序循序渐进地教学，按照拼音、字、词、句、句群、篇章的结构体系来逐步学习语文，不能跨越任何一步，因为学生不可能刚学会拼音和字，就能写出好的文章来，还需按照结构顺序按部就班地学习。

二、因材施教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孔子在长期的教学中发现每个学生的个性、智力、兴趣等都是不同的，并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由于语文具有人文性特点和学生们个性化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要结合每位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

（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儒家教育思想认为，只有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才能教好学生。因此，在中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一定的教学敏感性，把握学生的认知情况，把握学生情感的触发点，根据学生们的课堂反应，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二）“教亦多术”。儒家提出要在了解学生差异的基础上，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方法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因此，广大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在深入了解学生的情况下，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展开教学工作。例如，根据学生的智力水平和能力设置不同梯度的问题，把难度较大的问题留给那些程度好的同学;而难度较小的问题留给那些程度较低的同学。另外，还可以根据他们的学习状况进行分组，小组内的成员可以互帮互助，尤其是提倡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主动帮助学习成绩差的同学。

（三） “长善救失”。儒家在长期的教育中发现学生存在“四失”的现象，即在学习中出现贪多反而学得不扎实，片面专精，浮躁怠慢和畏难不前的情况，学生的心理是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中学语文的教学中，教师要及时、全面了解学生的各种心理，在熟练掌握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们的心理以及需求、兴趣等及时调整、更新教学内容，创设巧妙的教学情境，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并引起学生们的情感和心理共鸣，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中扬长避短。

三、教学相长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教学相长是指在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过程中，师生之间互相切磋、启发，进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状况。儒家思想认为学生具有超过老师的可能性，老师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学习，或答疑解惑时，相互切磋、相互启发。鉴于教学相长的重要作用，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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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是按照语文知能训练的需要编排的，这其中的德育因素与整个学校德育的序列先后不一致，深浅亦不同，因此给语文德育的实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教师要把握德育大纲，熟悉《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明白各学段各年级的德育任务，理清各段各级语文教材中的德育因素，从宏观上具备驾驭语文教材德育因素的能力，才能在课堂四十五分钟里进行渗透。老师备课时要多角度思考，在备教材的同时要备德育目标，根据课文实际寻找二者渗透的最佳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可能是开篇导语，通过导语使学生具备理解课文的感情基础，使教学事半功倍。有的文章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经历有特定的历史因素，它们也是很好的德育素材，要让学生了解。美国教育家爱默生说：“一个感人的故事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种哲理的智慧可以改变千万人的命运。”我们也要通过故事情节教育学生。如学习《登上地球之颠》这篇课文时，中国登山健儿们书写世界登山史的新记录的故事，正是教师向学生进行意志品质、团结合作和自我牺牲精神教育的好时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有很好的品德示范作用；都德的《最后一课》中，韩麦尔先生就是一个爱国主义好榜样；《音乐巨人贝多芬》能激发学生追求自己的理想，与苦难和困难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对于有的文章，可在分析教材这一环节诱导学生去发现真知，感悟其中的人生哲理和道德规范。如《俭以养德》这样的议论文，只要把文章分析透了，学生就明白了节俭的意义，德育教育就渗透在里面了。还有一些说明文，如《中国石拱桥》，学习时教师可以问问，中国石拱桥历史如此悠久，结构如此坚固，这说明了什么？自然就激起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总之，中学语文教材中可作为德育教育素材的内容比比皆是，教师只要善于抓住时机，完全可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二、实现“阅与感”的统一与共进

教师要利用课外阅读实施德育教育。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语文课外阅读，不仅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意志性格特征，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当然，书有良莠之分，不能不加选择地让学生去读，教师应该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思想实际，向学生推荐有关读物，列出书目，给予引导，同时加强阅读指导，教给他们读书方法，使阅读收到实效。例如针对有些学生沉迷于某些谈情说爱的言情小说的情况，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一些文艺理论书籍，引导学生了解任何作品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总是离不开时代特点的，并且教育学生在阅读文艺作品时不能片面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更重要的是要掌握作品的思想内容，看到它的社会意义，从中受到有益的感染。一本好书相当于一位良师益友，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习成绩，而且还培养刻苦学习、战胜困难的奋斗精神，所以应该鼓励学生订阅书刊杂志，使学生扩大视野，提高思想觉悟。

三、实现“句与悟”的统一与共进

在初中教材中，有许多古今中外、历久不衰的格言或名句，不论诗词、散文或小说，都是古今中外的名篇，不仅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出类拔萃的文学特色，而且往往含有一些文情并茂、短小精悍、意味隽永的名言名句。有些课文的思想内容，有时就是通过其中的一段话来体现的。对于这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句子，我们应紧紧抓住，围绕课文提供的语言材料和中心，加以重点分析和讲解。例如讲解《岳阳楼记》，不仅要让学生领略作者对洞庭景色的出色描写，同时也要让他们铭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名句，理解范仲淹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宽阔胸怀。讲解鲁迅小说《故乡》，不仅要分析闰土的艺术形象，同时也要学生理解和背诵最后的句子：“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鼓励学生：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应有勇于开拓、勇往直前的精神。讲解《生命的意义》时，不仅要让学生体会到环境描写的烘托作用，同时也要让学生感悟到生命的神圣，要珍惜生命，让生命放射光芒。小说主人公保尔那段“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的至理名言，最集中地体现和概括了他为全人类利益而生存的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崇高的献身精神，不仅影响了整整几代人，而且会永久地流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由于作品中的名言警句具有言简意赅的特点，学生易记、易背，把它抽出来重点讲解，这对学生思想健康成长，无疑是注入了有益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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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到的应该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学生们受到社会上各种思想的冲击，无妨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这样的时刻，需要有一种正确的坚定的思想来指导他们的行动，为他们剖析学习对于他们人生的深远意义，从而是他们放弃眼前的短暂利益，一心一意地把重心放在学习上。而往往很多学校都忽略了这一点，缺少了对学生的关注。

其次是社会价值观的动摇。随着经济的发展，金钱的地位也突飞猛进，社会上的拜金热和金钱万能思潮再度来袭。学生的思想往往是很脆弱的，非常容易被周边环境影响。因此，这也成为了他们做出错误选择的一个动因。

另外，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学生们自己意志不坚定，对自身没有严格的要求，缺少自我反省。大学生是接受着高等教育的社会公民，理应有明辨对错是非的能力，可是，他们中总有一些人为了一些小利益破坏了自己美好的未来，预期说他们目光短浅，不如说他们无知得可悲。

而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党的思想的传播者，有义务帮助这些迷途的大学生们，与他们交流，向他们灌输党的正确思想，为他们在黑暗中点一盏明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的努力会付诸东流，但如果当我们想到，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的帮助，使他们中的一部分有了正确的价值取向，那么这是多么令人快乐而振奋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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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象不同，祭祀活动大体可分为血缘性祭祀与非血缘性祭祀两种。血缘性祭祀更多的是出于亲情，而非血缘性祭祀则更多的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

孔子去世后，对他真正意义的祭祀活动，首先产生于孔子弟子依孔宅立庙之后，具体体现便是孔门弟子后学对于孔子的祭祀。这不属于血缘性祭祀，但孔子以其伟大的人格魅力、渊博的阅历学识加之以慈父般的关怀，赢得了弟子们衷心的拥戴和尊敬。在孔门师生这里，“孝”这个原本属于血缘与宗法范畴的伦理概念，已经超越了狭义上的亲情。

孔门弟子们对孔子的“祭祀”活动，乃是模仿祭祖活动而来，但又超越了一般的亲情，开创了祭祀史上的一大变革，为其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祭祀老师。这种祭祀老师的模式，因为儒家的推扬而延续下来并成为一种传统。局限于孔门弟子之间的“祭孔”，因之具有了“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使得文化传承与亲情延续的意味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将“师”纳入祭祀对象，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

其次，文庙祭祀体现了儒家的学术风向，也是历代“道统”与“治统”交争与融汇的集中展示。

历史上，孔子地位的起伏、儒学地位的升降，均可以在一部文庙祭祀史中得以展现。

也就是说，从文庙从祀制度的变革中，可以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信仰变化。唐代贞观年间，以左丘明等22人配享孔庙，其中多数为汉唐注疏专家，乃“传经之儒”。这显然与当时崇尚汉唐经学的风气有天然的联系。随着理学的兴起，孟子、子思地位升格，颜、曾、思、孟四配开始定型，而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等六人被尊为“先贤”，凌驾于汉唐诸儒之上。这一时期“明道之儒”地位的上升，无疑是理学道统观的直接体现。清代更是尊崇孔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康熙皇帝亲自到曲阜孔庙行叩拜大礼，雍正时期破格准许只能是帝王宫殿建筑才能使用的黄色琉璃瓦用在各地的孔庙建筑之上。增祀诸儒中又出现了“行道之儒”，其中尤以诸葛亮、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他们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关联。

在儒者看来，对于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有所发明，有所维护，可以教化人心，所谓“扶纲常，淑人心”者，就应当被升入文庙从祀。但“孔庙从祀，非寻常事”，从祀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均需受到官方的认可与节制。历代统治者热衷于此，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以此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

再次，文庙祭祀还具有一定的宗教与信仰意蕴，是中国历代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历代不厌其烦地兴建文庙、祭祀孔子，并非尊孔子为教主，立文庙为教堂，而是着眼于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与文化道统的确立。孔子并不像老子被道教化身为神，文庙祭祀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化贡献尤其是其为人类所制定的纲常伦理、道德教化。然而，以另一角度看，儒学在历史上却又实在起到了宗教的某些作用。文庙祭祀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活动，却无疑蕴涵着宗教的意义，发挥了宗教的部分功能。当然，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经过千百年来的贯彻实行，儒学作为社会教化准则已经为广大民众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既是理性教化的实体，也是一种情感态度。所以，儒学与其他的宗教不同在于，它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完全神学的宗教。

文庙祭祀，包括其中的附祭系统，是彰显对于圣贤人格的推崇，是士人感受群体优越性和文化价值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能够进入文庙从祀，将证明其得到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因此，某些儒生“梦在两庑之间”，以为“人至没世而莫能分食一块冷肉于孔庙，则为虚生。”（刘大鹏：《晋祠志》）不少人梦寐以求死后能够进入文庙从祀，一些大儒的门人后学也积极推动其宗师进入文庙，为自己和其学派争得一份殊荣。因此，人们认为：“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

文庙祭祀与经典的诠释、科举制度的推行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共同奠定了士人对于儒学和孔子的信仰。这种信仰尽管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但其对于古人“安身立命”的功能，完全可以与宗教相仿佛。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儒家优秀分子对于自身信仰和使命的自觉表达。

最后，文庙祭祀从本质上讲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历代重视文庙祭祀，当然首先在于尊重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本人，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哲贤儒，同时，更是尊重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恐怕才是文庙祭祀的本质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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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373-0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改革、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培养具有优秀品德和过硬政治素质的高素质人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地处武陵山民族地区腹地的湖北民族学院为例，对如何结合时展的要求，利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展丰富多彩、学生喜闻乐见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思考。

一、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和谐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湖北民族学院地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该州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已有6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3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9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丰富的和谐价值，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这正是其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

1.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文化、历史和时代价值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土家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库，代表了土家族普遍的心理认同和基因传承，代表了土家族的智慧和民族精神，对土家族地区的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例如，恩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肉连响”是流行于利川土家族群众中的一种体育与舞蹈相结合的娱乐形式。舞时不分春夏秋冬，表演者仅穿一条短裤，无需乐器伴奏，以双手击打身体各个部位，发出整齐、清脆的噼啪声。整个舞蹈粗犷、豪放、潇洒、活泼，节奏感、韵律感极强，表演滑稽诙谐，娱乐性极强，充分显示了土家族民间舞蹈形、神、劲、韵的神采美，被誉为“东方迪斯科”。又如，恩施“傩面具”雕刻是以一种白杨木为原料，有多道独特工序的彩绘木雕艺术。“傩面具”是“傩愿戏”的主要艺术标志，巫师戴上它将人的愿望传递给“神”、代“神”将其旨意传递给人类。可见，“傩面具”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反映了人们对“人”、“神”的理解，是“傩”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而通过对“傩面具”及“傩愿戏”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们的宗教观念，透视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这正是“傩面具”和“傩愿戏”具有的历史价值的体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也不断扩展，表现出了重要的时代价值。例如，有着“东方情人节”之称的土家“女儿会”是曾流行于恩施市红土、石灰窑和大山顶一带的原始民俗活动，迄今已有280多年的历史。传统“女儿会”以商品交易活动为主要形式，以男女恋情和民众交往休闲为精神内核。而今，“恩施女儿会”不仅延续了商贸交流和男女联谊的传统，更作为恩施市的三大名片之一，成为吸引外地游客、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对恩施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对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爱国主义的价值理念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具有典型性和不可再生性。然而，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与传统农业文明相适应的这些民族民间文化正在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面临被淹没的危险。特别对于一些青少年来说，他们看的是美国大片、日韩偶像剧，听的是西方摇滚音乐、港台流行歌曲，过的是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容易轻视或忽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我国作为当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家，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我们强调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要让当代人从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获益，也要继承和发展优秀民

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直至未来的所有人类都享受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藏的财富。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繁荣的根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要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动力源泉。恩施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土家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例如，摆手舞、哭嫁歌、撒尔嗬、西兰卡普这些极具土家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动地反映了土家人生活和文化观念，传承了土家族乐观、豁达的民族性格。保护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加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融合，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终目的在于文化传承，而教育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提升社会公众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能力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2009年10月13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闻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马文辉司长明确提出“与教育部门合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知识纳入大中小学相关课程或教学内容，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的工作要求，并将其作为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九大措施之一。

大学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传习地，青年人——尤其大学生是一个民族面向未来的基点，更应承担起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并将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的内容与要求联系起来，发挥高校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推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同时，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培养具有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多元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意识、社会责任感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三、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

1.利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非常丰富，涵盖了民族民间歌舞、技艺、服饰、习俗、节日、语言、饮食、信仰、建筑等各个方面，不仅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可贵的教育资源。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要求，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入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

第一，利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展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教育。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培育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宝贵资源，是促进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统一的坚实基础，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利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第二，利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展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也是对土家族智慧、精神和文化的深入认知过程，是更具多元文化意识与民主精神的文化整合过程。向来自不同地区、民族的学生介绍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有助于培养学生形成欣赏、珍视土家族文化的价值观念，进而培养学生养成尊重多元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价值立场。

第三，利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倡导的理论，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其核心在于“四个尊重”，即尊重当代人和后代人、尊重差异和多样性、尊重环境和尊重资源。对学生进行保护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养成尊重当代人和后代、尊重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的价值观念，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第四，利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保护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责任，因而有必要加强学生关注、参与、宣传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让学生切实承担起传承土家族文化的历史责任

2.利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民族民间文化，可以从下两条途径融入主流教育领域。一是通过课堂教学、专业讲座等正式渠道，在专业教学中渗入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将其作为专业教学的素材来使用，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专业教学的内容，更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了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理念，提升学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与能力。

二是通过团日活动、班会、暑期社会实践等渠道，通过社会调查、实地考察等方法对学生进行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寓教于乐，推动学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例如，笔者曾带领学生在恩施女儿会（农历七月十二）现场进行过随机问卷调查活动，了解恩施居民对土家族传统名俗“女儿会”的认识。这次活动不仅激发了学生更进一步了解、认识土家女儿会的兴趣与愿望，更引发了他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深入思考。学生们普遍反映，这样的实地调查活动比单纯的课堂教学有趣得多，并期待能有机会更多地参与类似活动。

总之，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教育资源。将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和谐价值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要求有机结合在一起，用民族文化精华塑造学生的灵魂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值得我们不断思考、总结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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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z].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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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教”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①诗教，就是用《诗》进行教育的意思。温柔敦厚，指态度温和，朴实厚道。在古代，《诗》也是可以用来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②《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③梁武帝建立梁朝后，“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非常重视礼乐教化，并多次下诏，修礼作乐。④《访百僚古乐诏》中说：“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濩》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钟石斯谬。”⑤《立学诏》中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励行，由乎经术。”⑥这里强调的是礼乐教化，但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提倡儒家的文学观念，并且受到了诗教观念的影响。昭明太子萧统在梁武帝的影响下，受到的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为明显。他在《文选序》中引《易经》的话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⑦将文学看作教化百姓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且他还进一步引《毛诗序》中的观点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姑风雅之道，粲然可观。”⑧由此可知，萧统也是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⑨的儒家诗教观的。他十分推崇“雅正”的诗风，从《文选》所收录的作品来看，典雅之作多于华靡之作。骆鸿凯先生说他是“黜靡崇雅”瑏瑠，这很好地体现出了萧统的诗教观立场。梁简文帝萧纲也受到了诗教观的深刻影响，他也是十分注重提倡诗教观的。他曾在《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中说道：“臣闻乐由阳来，性情之本。《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识之风，道行比屋。”瑏瑡这表明，他已把《诗经》看作治国的基础。梁元帝萧绎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极深，深信儒家的“三不朽”瑏瑢思想，这很自然地使他去提倡儒家的诗教观。他在《召学生教》中说：“吾亲承天旨，闻《礼》闻《诗》，方欲化行南国，被于西楚。”“化行南国，被于西楚”瑏瑣，这自然也就涵盖了诗教观在内。综上，从萧衍到萧绎，他们都深深受到了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诗教观念的影响。并且这种思想构成了四萧文学思想中非常特殊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此却没有正面提倡，而是经常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相反的一面，这就形成了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这种实际态度当然不是他们文学观念的真正表现，可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因为这是他们文学思想中的一部分。具体说来，这种儒家文学观念自有其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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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一位有思想的伟大的教育先知，早在春秋末期致力于教育事业，开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提出了有效的教育方式育卓越的教育理念，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其文学思想至今仍被当代文学所信奉，对当代文学教育的发展留下了重要作用。

一、孔子文学思想主要内容

孔子所讲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即儒家文化学术的总称”，关于孔子文学思想这一文学概念的定义相当宽泛。孔子生于春秋时期，一生致力于利用儒家思想对当时政治进行改善，所以其文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政治相关联的。在孔子看来文学并不是如今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一种能够参与到政治中去，并且能够有所为的文治教化之学。

孔子文学思想核心：文德兼并。在《论语》中孔子强调了文与的的重要联系，认为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弘扬儒家“仁”、“礼”的思想。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文学与道德必不可分，也就将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与乐，意在强调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投入真实情感，用极具感染力的作品获得大众的认可，另外，还强调文学作品要能够给予人们快乐。这表明了孔子对于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当时社会道德规范下进行了一场文学教育。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与质。在孔子的认知里，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将文与质进行完美的中和，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一部秀的文学作品必须要能够保证文质两全，相互平衡。孔子的文学思想表现形式很好的解释了“文质彬彬”的文学君子，成为了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推进了中国特色文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孔子的文学思想既包含了对旧思想、旧制度、旧文化的呵护，又推进了新思想、新制度、新文化的发展。

二、当代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启示

孔子文学思想极具魅力，在多年历史的熏陶、沉淀下已经渗透到了当代文学的各个角落，对中国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了解孔子文学思想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几点重要启示。

（一）追求中和之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追求中和之美，具体来讲也就是文与质的中和，“文”在这里指一个人的内在，而“质”就是指一个人的外在。其意在于进行文学创作，要追求中和之美，既要抓住外在形式的表现美，也要抓住内在主题的意蕴美，这局启示当代文学教育，要保证文学的质量，注意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将孔子的文质中和理论应用到当代文学教育中，很好地推动了文学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二）注重文学社会作用，推动现实主义

孔子处于一个乱世，春秋时期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文学思想自然离不开对政治的看法与劝谏，这就启示当代文学教育要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立足于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认真、透彻的对社会表象进行分析，进而得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再借以文学的表现形式呈现，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够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现象，还能够深入的剖析社会现象的本质。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更能够将社会真实的呈现，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会中存在的不良风气，认识到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社会风气改良、社会发展建设中去。只有拥有一定社会作用的文学作品才更有可能被人们铭记、被社会铭记，才更有可能在当代文学中留下深刻痕迹。而这种能够深刻反映社会现状的文学作品通常被归类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无疑又是为当代文学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三）文德相随，提高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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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及文学功能时的开放与包容———政治教化与抒情审美并重

在论及文学的功能问题时，历来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观点以先秦及两汉传统儒家文学思想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文学的主要功能在于对百姓的政治教化。从先秦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主张到《诗大序》“经天地，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之观念，无不是基于文学对百姓的政治教化作用而来。另一种观点则充分注意到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将文学与政治分开讨论。从曹丕《典论•论文》以文章为“不朽之盛事”到陆机《文赋》之“诗缘情而绮靡”，以及钟嵘《诗品》中提出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均是从文章自身所具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特点出发而论。唐初史家们在论及文学功能这一命题时，首先强调的亦是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如《隋书•文学传序》云：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1］25。又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两仪定位，日月扬晖，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若乃坟索所纪，莫得而云，典慕以降，遗风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艺，鉴二代以正其本；阙里性与天道，修六经以维其末。故能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1］15。

又如《晋书•文苑传序》云：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2］2369！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见，唐初史臣在论及文学功能的问题时，首先强调的仍然是文学的政教作用。这与传统儒家文论中所强调的“经天地，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是完全一致的。笔者认为，唐初史家对文学政治教化功能的再次强调虽系因袭前人旧说，并无新意；然考察六朝以降的各家的文学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可见，六朝的文学思想在“缘情”一路上走得过偏，将文学的娱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现象反映在文学理论上以梁元帝之“文章且须放荡”为代表，而反映在创作实践上则是梁、陈时期宫体诗的风靡一时。因此，唐初史臣面对前朝出现的这一情况来强调文学政教功能的重要性，可以视为对这一现象的纠偏和对前朝文学理论、文学现象的反思。恰如王运熙、顾易生二位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中指出的那样，这种对文学政教功能的强调和突出“反映了新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迫切要求”［3］25。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前代文学思想家、批评家们的主张，唐初史臣在对待如何纠正六朝文学过于注重“缘情”以致走向“纵情”、“滥情”之偏颇时显示出了颇为包容和开放的一面———他们既未像隋代的李谔那样斥责“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将“缘情”二字完全视为歪风，又未如王通那样，认为诗歌的功用在于教化和借以了解兴衰得失，将声律等艺术技巧方面的东西视为末流［4］33，而是在强调文学政教功能的同时并未忽视其特有的抒情性、审美性的一面，他们充分肯定文学具有畅达情志、风谣歌颂的特点。如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所言：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2］17。

又如《南史•文学传论》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豪，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5］1762。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即称文学为“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而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见，唐初史学家们显然继承了南朝文论家以性情为文学之本的观点，承认文章是“本乎性情”之作。不仅如此，唐初史家对文学缘情体物之功能的认识亦表现在其对“发愤著书”之说的认可上，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2］25。由此可见，唐初史臣对这种有违“温柔敦厚”之旨的“志郁抑而不申”是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这样的文学思想亦可视作对传统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的突破。综合以上论述可见，唐初史臣在论及文学的功能问题时，既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又突出其应有的艺术特征，既肯定文学是“本乎性情”的产物，又并未如六朝文论家那样，将文学的娱乐功能强调到极致，表现出一种比较包容、折中的态度。

二、评价前代作家作品时的开放和包容———肯定文学成就与否定文风并重

在如何对待前代作家作品的问题上，唐初史家们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张少康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指出，以魏征为代表的唐初史家在论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时“对被王勃视为文风之源的屈原和宋玉以及极大地发展了‘风’的枚乘和司马相如等，都给了很高的评价”［6］268。不仅如此，在如何评价两晋及六朝文学的问题上，唐初史家们亦表现出比较公允的态度———即在充分肯定前朝文学成就的基础上批判之文风。如《晋书•文学传序》云：及金行纂极，文雅斯盛，张载擅铭山之美，陆机挺焚研之奇，潘夏连辉，颉颃名辈，并综采繁缛，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茂迹，陈诸别传。至于吉甫、太冲，江右之才杰；曹毗、庾阐，中兴之时秀。信乃金相玉润，林荟川冲，埒美前修，垂裕来叶［2］2369。又如《梁书•文学传论》中对梁武帝萧衍雅好文学的充分肯定：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p#分页标题#e#

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7］685。甚至对于陈后主，唐初史臣们亦能肯定其“雅尚文辞”对文学创作的推动作用：后主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赏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绅之徒，咸知自励矣［8］45。由此可见，唐初史家既不像李谔那样，将辞藻华美的文章视为大害①，又并未如王通那样，将声律和华词视为“末流”②；他们对西晋文学之“综采繁缛”、梁武帝时的“文章之盛，焕乎俱集”以及陈后主对文学创作的鼓励和推崇都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称赞。而在对齐梁以降的之风进行批判时，史臣们的态度同样体现出了难得的理性和包容。如《北史•文苑传序》云：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惉懘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时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犹存，履柔顺以成文，蒙大难而能正。原夫两朝叔世，俱肆声，而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而应变不殊，感物或异，何哉？盖随君上之也［9］2782。

由以上所引材料可见，与唐以前的批评家在提及江左文风一律不分情况地斥之为“浮宕”、“词巧技”不同，李百药在批判江左文风之时有严格的时间限定（“江左梁末”），同时还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是由于“易俗所致”，而是当政者个人放纵自己的结果。又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2］25！张少康先生指出，魏征将对齐梁文学的批评严格限制在大同年间以后，“是很有见地的，也是符合齐梁文学发展实际的”；他同时指出魏征在《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中对梁简文帝作宫体诗的批评亦重在批评其内容低下，并不反对其写作技巧上的“清辞”和“雕琢”。恰如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是反对丽文风的。但是在论述文学如何发展时，他们并没有因反对丽文风而反对文采，更没有反对文学的特点，甚至连宫体诗的作者他们也没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10］24由此可见，在如何对待前代作家、作品这一问题上，唐初史家们一方面能够充分肯定前代作家、作品的成就，另一方面也着重批判了齐梁以降的文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代文学思想家和批评家们对六朝文风的简单否定相比，这种批判不仅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定，而且重点在于对其内容低下而非形式技巧的批判。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唐初史臣在对待前代作家作品上较为理性、包容、开放的态度。

三、论述作家创作才能的开放与包容———先天条件与后天努力并重

在论及作家创作才能这一问题时，唐初史臣们既肯定作家之成就与其天赋有关，同时亦积极肯定后天的学习和努力对作家知识储备的提升、创作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北齐书•文苑传序》云：谓石为兽，射之洞开，精之至也。积岁解牛，砉然游刃，习之久也。自非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奇怀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2］24。由以上材料可见，此处史臣所举两例一为李广射虎，一为庖丁解牛。李广射虎，“谓石为兽”，正是凭借着数十年如一日的练习才达到“精之至也”的境界。庄子之“庖丁解牛”意在强调人在精心艺术创作时应该达到“虚静”、“心斋”的状态，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心无旁骛，与大道合一。而在其论述如庖丁解牛等一系列技艺创造故事时，目的是要借此说明“虚静”的重要意义，因此也都贯穿了要排斥一切具体认识与实践的含意［2］59。唐初史臣并未因为这一点而排斥、否定知识学问技巧的重要性。从庖丁解牛的寓言中，他们体会到了“砉然游刃”的境界是通过“习之久也”的努力才得以达到；故作家的创作才能虽有天赋的原因，但“至精久习”者一样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弥补天赋之不足，取得成功。又如《南史•文学传论》曰：畅自心灵，而宣之简素，轮扁之言，未或能尽。然纵假之天性，终资好习，是以古之贤哲，咸所用心［5］1762。综上所论，唐初史家们既肯定文学是“畅自心灵”之作，又举庖丁解牛、轮扁斫轮之例以说明作家文学创作才能的高低固然与“假之天性”有关，但后天的“好习”与勤奋亦非常重要。这种先天条件与后天努力并重，认为后天“至精久习”可补先天之不足而取得成功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唐初史家对作家学识积累的重视，亦可见唐初史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公允的。

四、对未来文学走向规划之开放与包容———合南北文学之长

对于未来文学走向的规划问题，唐初史家们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合南北文学之长———主张将北方文学之清刚与南方之清绮结合，走“文质彬彬”之路。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2］25。而令狐德棻之《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也有相似的见解：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2］17。

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这种“以气为主，调远、旨深、理当、词巧”的要求虽然“主要部分并未超出魏晋六朝人之所论”，但“远调”作为对文学的要求提出来却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的殷璠《河岳英灵集》，在叙里论唐诗的发展，就提到‘景云中，颇通远调’。‘远调’正是盛唐诗歌到来的重要特征之一。”［5］25同时指出这种要求其实是一种文质并重的主张，“既反对绮艳的文风，重在情志内容，而又接受六朝已经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是一种较为平妥的主张。”［5］25王运熙、顾易生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亦称“《隋书•文学传序》的新鲜之处，在于它是从总结南北文学不同特点的角度立论的，体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实现之后人们观察、思考问题的新视角。”［5］55综上所述可见，唐初史臣们这种对未来文学走向应该“合南北之长”的论述既承认南方文学在艺术技巧、艺术经验方面的积累和探索，又肯定北方文学在内容上的充实、质朴，这种“合南北之长”的设想充分体现出其文学思想中“唯务折中”的一面。#p#分页标题#e#

篇12

关键词：现实性；三表法；实用；重利重义

韩非子将墨家与儒家并称为先秦两大显学，墨子所开创的墨家学派是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代表，反贵族化特征明显。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所说：“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某些思想特征，是空前绝后地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呈现在墨子此人或此书中的（不包括墨辨）。”[1]至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墨家思想就被从社会主导思想中排挤下来，不被社会的上层统治者所承认。但墨家思想却一直在社会中下层中延续，墨家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尤其在唐以后，属于社会中下层的市民阶层日趋壮大，与之相适应的通俗文学日渐兴盛，墨家思想对文学思想领域的渗透日益显现。

现今学界对《墨子》的研究，受墨子重质尚用观念的影响，认为墨子是反文学的，所以对《墨子》关于文学方面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墨子》五十三篇的文学艺术价值上，而忽视了墨子思想中对后世文学思想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总体上看来《墨子》全书所体现出的思想是重质尚用，反文学的，但书中的很多思想却影响了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对一些作家创作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墨子思想中已经存在了影响后世文学思想发展的因子，这正是《墨子》对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所在。下文将从三部分逐一探讨。

一、三表法中文学现实性精神的体现

《墨子》中所提出的三表法，是墨家思想中衡量得失利弊的一个重要标准。它反映了墨子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就是站在社会中下层人民利益的角度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纵观《墨子》全书，从百姓和国家利益出发阐述思想主张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性精神，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基础。

墨子三表法出自于《非命篇》：

“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2]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3]

“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4]

三篇中对三表法的表述略有差异，但总体归结起来就可以看出墨家考察是非利害的三个标准：即是否与古之圣王之意相符，是否源于百姓耳目之实，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考察古之圣王之意，是墨家尊天事鬼思想的反映，也是先秦尊古崇古思想的一种表现。而后两个标准，从国家百姓之利出发，发为言谈，则反映出墨子思想中的现实性精神，尤其强调言谈之所出，要从社会现实出发。三法所指的对象是言谈，但实则也是墨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墨子的很多思想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如《尚贤中》篇所讲：“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5]。在选贤任能方面，也要考察其是否利于国家百姓，重视国家百姓之利，此即为政事之本。在《非攻》、《节葬》等篇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思想基础都与三表法表述的意思类似。由此可以看出来，墨子将国家百姓之利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所体现的现实性精神在墨子思想中体现明显，在《贵义篇》中他将三表法的标准扩展到一言一行，“子墨子曰：‘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6]。这种对百姓利益的重视，成为墨子思想体系中现实性精神的重要体现。

重视百姓之利，是墨子思想体系中反贵族化的重要表现，这种思想文艺化的一种体现就是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性精神。这种重视百姓利益的思想在不同的时代在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在社会处于战乱、民不聊生的历史时期，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这些作品构成了文学思想史上重现实的文学创作精神。从一些民歌中对百姓生活困苦的直白表述，到诗圣杜甫诗歌中对民生的文艺化抒写，都能够在其中明显的看到墨家现实性精神的体现。到唐宋之后，通俗文学的兴起，更是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写入戏曲、小说中，这些从广义上来说都是墨家现实性精神在后世文学思想中的体现。

二、重实用的文学观念

《墨子》书中对于文学很少论及，其关于文学的观念也明显是建立在三表法思想基础之上的，具体体现为重实用，从另一方面来说，重实用的文学观念也是墨子节用节葬思想在文艺领域的一个延伸。

《墨子》一书中明确提到有关文学、言谈的地方共有三处：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7]

“子墨子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文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8]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为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9]

以上三处，墨子将文学与言谈并举，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文学是与言谈相类的广义的文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将文学与言谈的作用等而视之，重视文学和言谈一样的实用价值。这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评价道，“墨家尚质不尚文，其对于诗只是断章取义以为自己立说的一种帮助而已。……这虽不足以窥探其对诗的见解，但可以窥探其对诗的态度亦只是一种利用而已”[10]。墨家重视的是文学或者言谈的质，也就是重视他们作为一种表达工具的作用。墨家所追求的是言谈、文学能起到利国家百姓的作用，而不重视文的审美价值，只追求其实用价值。这与儒家强调“文质彬彬”的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墨子》一书虽然对文学少有提及，但从墨家思想整体上所反映出来的重质轻文思想，在先秦许多著作中都有所提及。《韩非子・外储说》中提到，“今世之谈，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辨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其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辨”[11]。墨子思想重在用，为了防止因文害用，所以墨子之言多不辨于辞。

墨子于文学言谈的实用倾向，是文学思想史中功利文学观的一个重要源头。后世文学发展中这种功利性文学观体现在许多作家的创作理论当中，这些作家的共同点在于重视文学的功用，积极提倡文学在关注社会现实中发挥其价值，此后有关文以载道、文道关系的论争，也都是此种思想的发展，更有甚者提出作文害道等较为激进的文学主张，从中也都可以看到墨子重实用文学观的思想因子。文学中的文质之辨，其实也就是关于文学创作中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探讨，两者皆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属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对两者各有侧重，实质上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间接反映。

三、墨家侠义思想对文学思想的影响

墨家的侠义观，与文学史上武侠小说的创作紧密相关。墨家所提倡的侠义观在先秦应该是极为盛行的，这可以从史书中对先秦刺客、侠义之士的描写中看得出来，这些也应该是武侠小说中侠客的最初原型。

《墨子》一书中对于义的论述显得相当宽泛，所指的内涵也很广。《耕柱第四十六》，“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12]。这里所言的“义”指的是仁义之道，是从利人利民的角度来讲的。在《贵义第四十七》，则是整篇来论述“万事莫贵于义”，这里的“义”就是百姓国家之利。在《经上篇》更是直言“义，利也”。《墨子》所讲的这种义利观，就是侠义观的最初的一种精神体现。在《修身第二》中讲：“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13]，重利，利他利人，这实际上也是墨子兼爱思想的一种体现。墨家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人，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他们要维护这一个阶层的利益，重利重义就是他们美好理想的一种展示。此外，在《墨子》其他的一些篇章中，我们通过墨子的各种经历还可以看出墨子所崇尚的利国、利民的重利观。如《公输第五十》讲墨子如何出于大义而与公输班、楚王论战，以阻止楚国攻宋。最后，“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14]，表现了墨子追求大义，不慕虚名精神。墨家这种侠义精神在后世的著作中都有提及，《淮南子・泰族训》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15]。这里对墨家的评价，就带有浓重的侠义色彩了。

墨家的这种由重利重义思想发展而来的侠义观，一直在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延续着，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真正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就是在市民阶层壮大以后，他们出现了对文学审美的要求之后，通俗文学应运而生，墨家这种重义重利的思想随之演变成了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思想。到后来的武侠小说的出现更是对墨家义利思想的更好诠释与发展。

从最初贵族化特征较为明显的诗、文，到后来戏曲、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形式的出现，直至当代白话小说的盛行，中国文学形式的出现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通俗化的趋势，就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学的受众由最初的上层贵族，逐渐扩展到下层的市民平民阶层，而墨家思想作为中下层群体的思想体现，就会随着文学的下移更加日趋明显的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所以说，《墨子》一书中的一些思想就构成了后来文学思想演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8：50.

[2][3][4][5][6][7][8][9]及[12][13][14]均出自[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265、272-273、277、72、442、208、272-273、282、431、10、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