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强制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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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法的强制作用就是利用国家强制力量制裁违法行为，通过制裁可以加强法的权威性，保护人们的正当权利，增强人民的安全感，维护社会生活秩序。

法与道德在本质上有一定联系，内容上存在相互渗透的联系，法与道德在内容上有相互重合的地方。道德对社会的调整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具有普遍性，程序性和强制性.二者区别在于生成方式的建构性与非建构性.发在生成上由有权威主体经程序主动制定认可，具有建构性.道德是社会生产生活中自然演进的；发有明确的行为模式，道德有相当大的弹性；法有可诉性强制性，道德的约束多靠舆论和自身。

当代中国对法治的呼唤，可以说是对秩序的呼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一个社会的总体看来，法律制度的形成和法治的确立必定是后续性的。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法治只有在这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并大致形成了秩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法律本身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而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如何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笔者想应该是靠大家的道德、文化素质、觉悟、自觉性、法律意识等等，归结为一点还是靠道德和法律。那么我们先看看目前我们的道德现象。

一、当代中国的道德现状

1.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以数万名儿童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给中国上了一堂食品安全教育课。事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乳制品行业等都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做出了各种承诺和表态。然而，近日多个地方再度曝出三聚氰胺“死灰复燃”，我们应回头审视，以生命为代价的教训，究竟有多少被汲取，又有多少被遗忘。教训一：信息不透明，未能及时防止危害扩大教训二：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未能及时上报教训三：食品免检造成监管空白归结一点：商家无商业道德、政府无道德责任。

2.2011年3.15特别行动中，央视曝光了双汇“瘦肉精”养猪一事。瘦肉精可以增加动物的瘦肉量使肉品提早上市、降低成本。但瘦肉精有着较强的毒性，长期使用有可能导致染色体畸变，诱发恶性肿瘤。

3.2012年4月9日凌晨始，一条关于酸奶和果冻中所用凝胶来自破皮鞋的消息再次震惊了中国人。通过微博传播的这条消息，引起了公众的极大不安。虽然作为消息源头的微博被用户自己删除，但是，有关“破皮鞋”带来的惊恐和疑问却并不能在瞬间被“清零”，恐怕将长久地留存公众心里。

当然笔者不能穷尽所有的道德问题，但一个个的血的代价让人不禁要问：中国怎么了？

二、原因分析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在一切有着利益追求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一切有着个人独立意志的社会中都存在着基于思想观念和意欲要求差异上的行为冲突。社会冲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一切社会都存在着或隐伏着社会冲突。但是，控制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又是社会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只要存在着社会冲突，特别是存在着社会冲突不断扩大和激化的可能性，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威胁，社会成员就会处于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之中。那么法治社会对于这些冲突该如何解决。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处理措施，有什么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一）美国

在美国，商家是轻易不会也不敢铤而走险，因为当一些商家如果生产了一些劣质产品，对其采取的惩罚性赔偿是很厉害。不得不承认，目前来说世界上食品安全体系比较完善、健全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维护食品安全的三把利剑分别为严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召回制度以及惩罚性赔偿制度。

其中，惩罚性赔偿对生产和销售危险产品的企业日益发挥出威慑作用。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调查，美国每年大约都会扔掉价值910亿美元的食物，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过了保质期。

当然，在美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出售过期食品的商家，其结果就是被举报后受到重罚，而且顾客越来越少，最后只得关门。 所以，无论是厂家还是商家，都不敢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

（二）日本

在日本，如果有商家生产劣质食品，实行环环追溯管理。 日本1955年爆发的“森永砒霜奶粉”事件曾致1.3万儿童受害，死亡130名。“森永毒奶粉”事件大大推动了日本社会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进步。以此为契机，1957年日本大幅修改食品卫生法，强化了对食品添加物的有关规定，1960年后又出版了《食品添加物法定书》，对乳制品添加物做了明确的限制规定。列入规定清单的有毒物质逐渐增加到了现在800多种。

日本的食品监管非常重视企业的召回责任。日本报纸上经常有主动召回食品的广告。日本采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农业和食品政策。食品只有通过“重重关卡”才能登上百姓的餐桌。

在食品加工环节，原则上除厚生劳动省指定的食品添加剂外，食品生产企业一律不得制造、进口、销售和使用其他添加剂。

（三）巴西

在巴西，为了杜绝和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巴西政府设立了很多食品监督部门、颁布了很多有关食品安全的法案。并且采取重罚措施，对违法生造假企业、起诉企业法人进行重罚。在巴西，生产未达标产品的企业将受到处罚。如果是重犯，企业都将被处以与首次发现时数额相同的罚款，同时还要接受停产30天检查、没收不合格产品、收回已投放市场产品等一系列处罚。

如再被查出，案件将直接进入司法程序，企业法人将以食品造假罪被起诉。

（四）俄罗斯

在俄罗斯设立监督局统一管理。在俄罗斯，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过去一直由国家卫生防疫部门、兽医部门、质检部门及消费权益保护机构共同负责。但俗话说“三个和尚没水吃”，婆婆太多也带来职责划分不清、推卸责任甚至相互扯皮的弊端。

这一局面在2004年开始得到改观。当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为理顺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命令在俄罗斯卫生和社会发展部下设立联邦消费者权益和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将俄罗斯境内食品贸易、质量监督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交由该局集中负责。

新机构的成立对于集中行政资源、监控食品质量和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他国家比如说法国是世界闻名的美食大国，食品安全一直是政府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近些年来，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不断涌现，造成民众，这促使法国加大了对食品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监管力度。

销售部门对于保障食品安全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巴黎超市的工作人员每天晚上关门前都会把第二天将要过期的食品扔掉。判断食品是否过期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标签上的保质期，而一旦店内有过期食品被检查部门发现，商店就得关门。

从以上几个国家惩治商家道德问题的措施来看，我国目前频发的商业道德问题的原因不外乎三点：制度不健全、机构不完善、商家无职业道德。

三、凸现法律强制作用

看了我国目前所存在的道德问题，再看看我们国民的道德意识，我们可知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靠国民自觉的道德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是不够的，美国著名人类学教授霍贝尔霍贝尔认为，法律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不能离开社会文化来研究法律。霍贝尔说，“在任何社会里，不论是原始社会还是文明社会，法律存在的真正的基本的必备条件是，社会授权的当权者合法地使用物质强制”，他还形象地将法律的此种因素描述为“法律有牙齿，必要时会咬人，虽然并不时时使用”。由此可见，霍贝尔所称的特殊的强力与我们今天所称的法律强制性是相同的，说明他也意识到了只有强制性才能保证法律的实施，强制性才是法律的本质特征。至于官吏的权力则来自法律的强力，而规律性是法律的起码要求，都不足以构成法律的本质要求。

可见，在现阶段我国的商家道德意识差，那么约束商业道德问题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良知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应该凸现法律的强制作用，怎么强制，重罚重判重赔偿。等国民的道德素质上了一个台阶，已经向良性发展时，我们的强制也就可退居二线了。

道德是心中的法律，法律是外在的强制性道德。现实生活中存在这很多不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我们不可能用法律的手段解决一切道德问题，比如：公交车不让座问题、对弱势群体不救助的问题等，我们很难用法律来规范道德行为，通过立法来强制道德行为，但对于一些有违道德又违法的道德败坏的行为，我们不仅应该用立法来规范，而且应该凸现法律的强制作用，如加大处罚力度，让这些道德现象不再重复或减少发生率。

应当承认，强制力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是有着存在的合理性的。但是，强制力的作用是有限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它都不是最有效的手段。惩罚不是目的，惩罚只是为了使那些破坏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的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并对其他人表明违反准则的行为的不利后果以及遵从的意义，从而加强他们对社会准则的认同。所以说，惩罚只有在针对社会中的极少数人的行为并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正当的时候才是有效的。这就是强制力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的强制力可以被视为善的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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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合同免责条款民商法规制的依据分析

格式合同当中有很多免责条款，这些条款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性，并且制定了很多免责的款项，从广义上讲就是完全的免除法人的一些责任，或者限制法人责任，狭义上的分析就是完全免除责任。格式合同的条款是由一方的法人在第三方的监督下制作成功的，但是合同中的内容并没有经过双方的上衣，这样就会有损害一方情况的现象产生，特别是在一些免责条款上，更会倾向于制定方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市场经济地位优势的方面就会存在霸王性太宽，以此极大的削弱了一方的利益，另一方对这样的条款也不得不接受，可以选择的路径只有合作和放弃。例如，在土地管理过程中，在工程施工时对于双方所承担的风险在分配上就不是十分妥当和平等，因此在这样的背景状态下，强势的一方就会想到自己的利益，弱势群体要想合作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和责任，顺从的无声无息。在现代化法治社会和法制生活中，这样的现象严重的违背了公平和正义，因此需要对格式合同免责条款在民商法的规范中进行修订和完善，促进商业的更好发展。

民商法规制在格式合同免责条款中应用的途径分析

强制性条款规制和任意性条款规制的途径。强制性条款就是在法律的范围中进行强制性执行的相关规定，具有强制性，并且也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发生转移。强制性条款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在民法方面，这是我国的基本法律，所管辖主要有民商法规方面的内容，这也包含合同法在内。民法范围内的相关事宜要遵守宪法的规定，同时还要准手民法方面的规定，对于民事行的一些诚信性原则和诚信性规定要予以履行。免责条款属于民事行为，并且也有自己的特点，它的作用是免除一方的责任，并且在此基础上尊重民事法律的行为，增加了效果的发生难度以及法律的运行成本，这样给一方利益的维护也铸就了一道防线，这样的格式合同免责条款规制中的民法方面也是主要途径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合同法，合同法能够直接免责法律条款中的一些实际性效力，能够对免责条款中的一方造成伤害，或者故意给对方的财产造成损失，宣布免责条款无效，并且对此进行直接的规制。

强制性条款的规制，主要是用在人们能够直接看到民商效果的基础上，对于一些不公平的现象进行约束，然后对于已经产生疏漏或者不可预见的部分就需要使用任意性的条款进行规制。任意性条款具有一定的弹性，每一个国家在民商法中都需要对任意性条款的作用进行关注和重视，也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条款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任意性条款和强制性条款相对比来讲，也是相互作用和也是相互补充的，能够维护法律上的平衡性。强制性条款的规则极大的体现了法律的强制性和法律的威严性，这也充分的弥补了一些法律的空白和漏洞。强制性和任意性之间的结合能够让法律的刚性程度得到一定的缓解，极大促进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并且维护群众的利益不受到伤害[1]。

篇3

我省（或称广东省）自开展“三打两建”工作以来，在“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以及“打击欺行霸市”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三打”成就如此可喜，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反映了制假售假、商业贿赂和欺行霸市等行为的广泛存在与影响恶劣。不论是制假售假，还是商业贿赂或是欺行霸市，其所反应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市场诚实信用”的缺失。制假售假是直接对诚信的挑战，而商业贿赂与欺行霸市，也是通过暗中交易和非法控制，损害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诚信已成为牵动社会的中枢神经。

从“三打”取得的成就来看，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诚信问题。但社会的诚信问题的影响业已波及社会生活、政治领域等各个方面。“毒胶囊”“皮革制奶”事件。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见市场领域存在着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

诚信的缺失，会带来严重的危害。诚信问题不仅是简单的道德建设问题，更不是简单的经济运行的环境问题，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关乎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关乎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建设，更重要的是关乎着社会主义的声誉前途问题。

根据民众的一般意识，诚信是一个道德领域的概念；而在法学研究者、经济学研究者以及决策者的头脑中，不仅视诚信为道德概念，更视其为法律概念，诚实信用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因此，建设诚信社会，要从道德教化和法制建设两个方面来进行。此部分内容，主要解决的是“怎么立”的问题。

一、通过道德教化，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与水平

（一）开发传统的诚信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诚信文化资源。不论是从古时的“民无信不立”到后来的“诚信为人之本”再到当代的“明礼诚信”，不论是儒家的“养心莫善于诚”、还是法家的“巧诈不如拙诚”，“诚信”二字，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席位。

在进行诚信教化时，可以充分开发我国传统的诚信文化资源，善加利用，借其中与当代价值取向较为吻合的部分，提高人们个人的诚信修养和为人处世的水平。

（二）借鉴国外的诚信经验

我国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随着与世界各国交流的广度的扩大与深度的增加，我国文化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于一个聪明的运动员来说，与对手较量，了解对手，分析对手之长处，并从对手那里学习其所长，才能让自己强壮与进步。对于其他国家优秀的诚信文化与经验，我国也可以以宽阔的胸襟与其交流，并加以借鉴、吸收，以为我国的诚信建设服务。

（三）把诚信的法律属性寓于诚信教育之中

既然在民众的眼中，诚信只是道德问题，觉得失信不过是带来道德上的瑕疵，而不必为此付出实质的后果或是受到现实的“不利益”，那么，在道德教育时，有必要将诚信的法律属性向其做出阐释。民众在得知诚信的法律属性后，才能真正意识到，如果自己失信，所面对的不止是道德评价的降低，还将受到“不利益”的制裁。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改变民众对诚信的单纯道德看法，而把诚信与法律相联系。这样才能在依法进行诚信社会的建设时，调动民众的法律情感，遵守诚信法则。

二、用法律制度规范、保障诚信体系的建设

道德教化有其局限性，关键之处，还需要大力进行法治建设，完善我国法律制度，以保障诚信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和目标的最终实现。

（一）法律制度对建立诚信社会的作用

1.弥补道德教化之不足

道德教化的局限性需要弥补，也就意味着需要以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并且具有实质惩罚内容的某种东西来弥补道德教化之不足。而具有这些特性的“某种东西”，当首推法律。要用惩戒机制来规制“诚信”行为，就需要把这一道德调整的内容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法律刚好又“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可见，法律是以补充道德之不足而登上调整“诚信”行为的舞台的。但是，其登上舞台的那一刻，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以后的戏，注定要由法律来唱主角。

2.法治对建设诚信社会的价值

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论是从市场经济的主体自然人、合伙、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来看，还是市场经济的生产、加工、建设、交易、服务、投资、收益等过程来看，处处需要法律的规范与调整。同时，市场经济也是诚信经济。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是民商事活动进行的前提，人们往往也是因为基于“信任”而进行民商事活动。这种信任，一方面是基于对交易相对人的信任。另一方面，这种信任是基于对市场的信任。人们的初次选择，往往是“盲目”的，无法评价选择对象的优劣。然而，基于对市场的信任，人们在心理会认为：既然在市场出现，就应该是安全的。人们之所以会被其信赖的产品所害，本质上也是由于对市场的信任。相信市场，也就是相信国家的法治。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法治所确定的行为规则的稳定性与确定性是法律能够提供给社会的最大的诚信。

3.法律制度在建设诚信社会中的作用

如果说“诚信与法治的结合是社会和谐的基石”，那么，就应当“让诚信生长在法治的阳光下”。建设诚信社会也需要依法进行。依法进行诚信社会建设的前提，需要有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确保可以依法进行诚信社会的建设。

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的规范，而诚信在人们心目中是“道德规范”，会认为对自己没有强制约束力。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法律信用制度的强制规范下，诚实守信的道德自律约束力会越来越强，社会的外在他律会逐渐变成内在的道德自律，从而使诚信原则植根于人们心中，植根于市场经济之中。这也不失为是法律制度对诚信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

（二）法律制度保障诚信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三打”工作进行的同时，便应当着手进行“两建”的工作。本次“三打”运动的主要领域涉及市场领域的一些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为“两建”工作提供了一个“端口”：建立诚信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可以先由此“插入”。当杂草被清理干净了，种子更容易播种，生长的障碍也减少了。从这里插入，继而推动其他领域的信用体系的建设，把“诚信”这一指令向各个领域传输，最终建立社会诚信体系。进行“两建”工作，可以分为两步来进行：

第一步：建立市场领域的信用体系和监管体系。这一步可以走成“一条线”，即以信用体系和监管体系为出发点，最后在市场领域将这两个点连成一条线，完成第一步的工作。法律的作用主要是规范作用和保障作用。在一个法治完备的国家，政策的施行、决策的改变，往往要“立法先行”。市场经济与法治精神高度统一，因此，市场信用体系和监督体系的建立，也应该“立法先行”。立法可以确保市场领域的信用体系与监管体系的建设有法可依。可以在法律中规定信用体系与监督体系的标准；同时，这样的体系的建设是否符合法律标准，是否能够取得法律所欲达到的效果，以及对于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信用标准，都可以由法律来进行评价。这可以视为法律制度对建立市场领域的信用体系和监管体系的规范作用。

法律除了具有规范作用外，还具有强制作用。而且，法的强制作用是其他作用得以实现的保障。在法律制定完成，法律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之后，接下来的就是要发挥法律制度的作用了。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作为保障，市场领域的信用体系以及监管体系是难以建立起来的；纵然可以把它写出来、说出来，也难以真正用来指挥排兵布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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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的作用泛指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法的作用可划分为法的规范作用和法的社会作用。这是根据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形式和内容对法的作用的分类。从法是一种社会规范看，法具有规范作用，规范作用是法作用于社会的特殊形式；从法的本质和目的看，法又具有社会作用，社会作用是法规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这种对法的作用的划分使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相区别，突出了法律调整的特点；同时，又明确了各个时期法律目的的差异。

二、法的规范作用可以分为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五种。

法的这五种规范作用是法律必备的，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具有。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由于法律的性质和价值的不同，法的规范作用的实现程度是会有所不同的。

三、法的指引作用又称为法的引导功能，是指法对本人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

在这里，行为的主体是每个人自己。例如：某林区村民于小林为盖房欲去山上伐几棵国有林木。父亲对他说：未经许可去伐国有林木属滥砍滥伐，是违反《森林法》的。于小林依从了父亲的指引，在这里，于小林听从父亲劝导，知道自己即将从事的行为违法，而未去实施，说明法有指引作用。

对人的行为的指引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个别性指引，即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形成对具体的人的具体情况的指引。如人们根据交通地图找路、引小孩过马路；又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命令；

另一种是规范性指引，是通过一般的规则对同类的人或行为的指引。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调整。个别指引尽管是非常重要的，但就建立和维护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而言，规范性指引具有更大的意义。

根据相关法律规范的确定性程度（有的学者认为是从立法技术上分的），法的规范性指引作用还可以区分为确定的指引和不确定的指引。确定的指引，即通过设置法律义务，要求人们作出或抑制一定行为，使社会成员明确自己必须从事或不得从事的行为界限。不确定的指引，又称选择的指引，是指通过宣告法律权利，给人们一定的选择范围。所以，该规定为行为人提供了不确定的指引。

确定的指引与义务性规范（也称义务性规则）相对应。例如《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又如，小丽根据我国《刑法》第257条第1款的规定，对养父陈某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提起自诉；该刑法条款对小丽的行为起到了一种确定性的指引作用（见《刑法》第257条第1款：“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再如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该规定对于具有物权孳息关系的当事人可以起到很明确的指引作用。

不确定的指引又称选择的指引，它与授权性规范（也称权利性规则）相对应。为了加深大家对不确定的指引的理解，笔者在此处举了7个实例：（1）《继承法》第16条2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即是说公民既可立遗嘱，也可不立遗嘱，可立遗嘱指定法定继承人一人，也可指定数人继承个人财产，因此属规范性指引中的有选择的指引）；（2）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即是说：是否变更由当事人自行决定）；（3）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此条文既是确定的指引[因为故意杀人行为设定了必然的法律制裁以禁止犯罪]，又是不确定的指引[因其属裁判规则，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4）民法通则规定，公民对自己的发明或者其他科技成果，有权申请荣誉证书、奖金或者其他奖励；（5）宪法和选举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即是鼓励年满18周岁的公民积极参加选举）；（6）《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即允许涉外合同的当事人，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有权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7）《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从法的作用角度看，该规定为行为人提供了不确定的指引。

法的评价作用（裁判作用是其中一种）是指，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具有判断、衡量他人行为合法与否的评判作用。这里，行为的对象是他人。在现代社会，法律已经成为评价人的行为的基本标准。为了加深大家对评价作用的理解，笔者在此处举了4个实例：1、20世纪90年代，传销活动在中国大陆流行时，法律法规对此没有任何具体规定。当时，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往往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该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在这里，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据民法通则所确定的这条法律原则的内容来处理有关传销的案件，正是一种用法律条文中有关法律原则来判断传销活动的合法与否，是法律原则评价作用的体现。裁判作用是指法可以作为判断行为合法与否的裁判标准，实际上是法的评价作用的一种。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据以上法律原则处理案件，正是根据该法律原则来裁判传销的合法性，体现了法律原则有裁判作用。）2、某林区村民于小林为盖房欲去山上伐几棵国有林木。父亲对他说：未经许可去伐国有林木属滥砍滥伐，是违反《森林法》的。于小林依从了父亲的指引，在这里，于小林的父亲根据法的指引，对于小林的行为加以评价，认为儿子不经许可去国有林区伐木，会违反《森林法》而加以劝阻，小林听从法的指引没有实施法所不允许的滥砍滥伐行为，说明法有评价作用。3、人们的很多行为并不由法律调整而由或道德规范来调整。4、对离婚案件，从法律上一般仅能判断是否应准予离婚，但对离婚原因可能需要根据道德规范来加以评价。

法的教育作用是指通过法的实施使法律对一般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作用又具体表现为示警作用（反面教育）和示范作用（正面教育）。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商鞅是很会发挥法的这两种教育作用的。他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的实例。秦国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这也是示警作用的典型写照。法的教育作用对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促进公民自觉遵守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法的预测作用是指凭借法律的存在，可以预先估计到人们相互之间会如何行为。法的预测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包括公民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企事业单位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行为的预测。社会是由人们的交往行为构成的，社会规范的存在就意味着行为预期的存在。而行为的预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社会能够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为了加深大家对预测作用的理解，笔者在此处举了14个实例：1、20世纪90年代，传销活动在中国大陆流行时，法律法规对此没有任何具体规定。当时，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往往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该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根据这个法律原则，人们可以认识到传销作为一个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在传销过程中，不能作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否则就会触犯法律，体现了法律原则的预测作用。）2、一般的人都会认为，虽然道路上车辆很多，但自己在道路上行走时，只要遵守交通法规，还是相当安全。（即人们相信，在通常情况下，驾驶车辆的人会遵守交通法规，他们不会危害自己的安全；如果他们违反交通法规，交警将对他们采取相应措施）。3、合同法使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各自履行合同义务的同时，可以合理地指望，也即预测到，在一般情况下，对方将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合同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将保证合同具有约束力。（通过合同法和所订立的合同，双方就可以相互预测对方的行为以及有关机关对这种行为的反应，这是法律的预测作用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4、一个打算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人，根据法律考虑主管部门是否能对自己的申请核准登记并发给营业执照。5、一个诉讼当事人，根据法律考虑其他诉讼当事人、正人会有什么行为，也根据法律考虑法院对自己的案件会作出什么判决。6、由于《合同法》的存在，经济活动的主体可以预见到什么样的合同是有效或无效，违反合同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法律后果。7、由于《集会游行示威法》的颁布和宣传，人们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见到组织非法游行的后果。8、基层人民法院面对一个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就应当将其移送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见《刑事诉讼法》第20条、第21条）。这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就是由司法官员凭借自己的法律知识，根据法律规定，所作出的一种预测。9、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见《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这里“可能被判处死刑”同样也是法官预测的后果。10、《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该规定对于具有物权孳息关系的当事人可以起到很明确的预测作用。11、对于那些“法盲”而言，法的预测功能似乎没有显示出来，然而法并不因为他们不知法而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拒绝承担法律责任。12、对于那些明知法律禁止而铤而走险的人而言，则是法的预测功能在他人身上的扭曲反应。13、在专制国家里，如在奴隶社会的国家，形成“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状况，这只能说明其法律制度的落后野蛮。14、在文明的法治国家里，法律应宣告民知，这样才可能为发挥法的预测功能提供基本的前提。

法的强制作用是指法可以通过制裁违法犯罪行为来强制人们遵守法律。这里，强制作用的对象是违法者的行为。制定法律的目的是让人们遵守，是希望法律的规定能够转化为社会现实。在此，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离开了强制性，法律就失去了权威；而加强法律的强制性，则有助于提高法律的权威。为了加深大家对强制作用的理解，笔者在此处举了2个实例：1、20世纪90年代，传销活动在中国大陆流行时，法律法规对此没有任何具体规定。当时，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往往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该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在这里，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根据以上法律原则来处理传销案件，如果发现传销活动中有违反这一法律原则的行为，就会给予法律的制裁，从而强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要遵守本法律原则的规定，使经济活动能够尊重社会公德，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民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体现了法律原则的强制作用在规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2、法律规定中的制裁措施：如刑法中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民法中的停止迫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原物、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罚款等，行政法中的警告、罚款、拘留、没收、停止营业等，宪法中的弹劾、罢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