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设计思路范文
时间：2023-08-04 09:20:20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股权结构设计思路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关键词:融资需求 股权回购 会计处理
Key words: financing needs share repurchase Accounting
一、煤炭资源整合引发新的融资需求
为加快培育大型煤矿企业和企业集团,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和产业水平,促进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根据国家煤炭产业结构调整政策,预计2010年底,全国年产量1亿吨以上、5000万吨以上的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要分别达到6-8个和8-10个,全国小煤矿数量控制在1万座以内,上述政策推动各省将整合大限设在2010年底。
黑龙江省将全省7个矿务局合而为一,河北到2010年底将原有349个煤矿减少到60个,形成南"冀中"北"开滦"两大集团。
山西省规划到2010年底,省内煤矿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煤矿数量已由2600多座减少到1053座,办矿企业由2200多个减少到130个。
内蒙古2009年煤炭产量最多,其煤矿总数已由10年前的2009处减少到现在的501处,到2010年,全区煤炭企业控制在200个以内,矿井控制在400处。
河南省1997年之前,共有各类煤矿6000多个,其中小煤矿5800多个,经过多轮重组兼并之后,目前小煤矿在600个左右。
预计陕西省2010年煤矿数量减少到700处以内,其中:榆林市将389处地方煤矿整合为200处。
煤炭资源整合的实质是对资源整合、对企业重组,因此,涉及到资源价款的缴纳以及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在整合的不同阶段引发了较大的融资需求,如并购贷款的融资需求、股权投资需求、项目建设的固定资产贷款需求以及项目建成后配套的流动资金贷款需求。
一般而言,如央企或省企作为整合主体,其融资需求更多的是并购贷款,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如地方实力型的民营作为整合主体,银行从风险角度考虑较多,其并购贷款的融资需求较难获得支持,由此,融资成本相对较高的私募股权投资特别是回购式股权投资成为首选。
上世纪70年代后,股权投资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作为一个高风险行业,股权投资主要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追求在中短期内获得高额回报,并通过上市或回购股权等渠道成功退出。
2006年以来,国内银行业通过借道信托开展银信合作,通过充分发挥银行和信托各自的功能和优势互补,陆续推出了多种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满足了客户资产配置多元化的需要,在经历2008年以来股市潮起潮落的系统性风险之后,股权类理财产品尤其是回购式股权投资理财产品已成为通账时代的有效应对工具。
回购式股权投作为一种风险适中收益较高的理财产品,对融资方和增资方均具有吸引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退出机制灵活。
回购式股权投资涉及投资人、理财产品发起银行(委托人、账管人)、信托公司(受托人)、目标公司(投资对象)、投资顾问、回购担保人等角色。其交易结构设计思路及流程是:由投资顾问对投资对象进行尽职调查与项目可行性分析;确定资信水平较高的回购担保主体,以及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缓释措施;利用银行信用募集资金;委托信托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与管理;预先设定持有期限及回购溢价,到期由回购主体实施回购退出。
三、回购式股权投资的运作思路
回购式股权投资以其事先约定持有期限、固定股权回购溢价、用煤矿股权质押等设定自偿性组合担保以及低于民间融资成本等多方面的比较优势,获得民营煤矿整合主体的青睐。
其具体运作思路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直接增资。对目标煤矿进行评估,以股权信托方式进行增资,并确定股权比例,到期由目标煤矿的原股东进行回购,此方式适合于目标煤矿数量极少的情形。二是间接增资。由煤矿的实际控制人与股权信托共同出资注册成立壳公司,然后以壳公司名义对目标煤矿注入资金,可以约定以借款方式,也可以约定以增资方式进行。此方式更适合于同时对多个煤矿进行集合并购投资的情况。无论哪种方式,均需设定回购担保,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质押、采矿权抵押以及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四、企业对回购式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
(一)增资阶段的会计处理
1、在直接增资方式下,如目标煤矿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则其在接受股权投资时,在增加货币资金的同时增加了实收资本。如为普通合伙企业,在一般情况下,为规避风险,代表股权信托的信托公司将成为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目标煤矿企业必须变更为有限合伙企业,如原为有限合伙企业,则仅须变更合伙人协议,会计处理同上。
2、在间接增资方式下,注册成立壳公司时,须将先整合煤矿的股权进行评估后出资到壳公司,然后信托公司以股权资金进行增资,在增加货币资金的同时增加了实收资本。此处会计处理的难点是以股权方式出资发生增值,壳公司对整合煤矿的长期股权投资出现“溢价”,同时,还受公司法规定的关于“货币资金出资比例不低于注册资本30%”的比例限制,壳公司可以选择以借款或增资方式向目标煤矿投入资金。以增资方式注入比照上述直接增资的情形处理。
3、目标煤矿按事先约定的用途使用股权资金,多数情况下,该笔资金将用于并购其他煤矿或收购小股东股权,即表现为对外投资或变更股权结构;如用于技改建矿,在符合关联方资金占用规则的前提下,则以借款方式投入资金可按税法规定,比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实现借款费用的资本化,有利于企业未来技改投产后,通过计提折旧实现税前抵税,但此方式同时影响企业进一步取得银行借款的额度,如以增资方式投入资金,则可充实或提高项目资本金比例,有利于按比例获取银行借款,但在股权投资退出前,须由整合煤矿落实资本金用于置换股权投资,否则,以回购式股权投资作为项目资本金,易引起银行方面的质疑。
(二)股权持有期间企业分期支付股权回购溢价的会计处理
1、直接增资方式下。企业(原股东)将向信托公司支付分期股权回购溢价款,从本质上看,企业所支付的溢价是用原股东享有的现有的未分配利润及未来取得的净收益提前向信托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溢价,区别不同情形做账处理,即借:应付股利(或其他应收款),贷:银行存款。
2、间接增资方式下。壳公司如以借款方式投入资金,实质上是一种例外处理,此情形下,目标煤矿按支付利息处理,即借:财务费用或在建工程,贷:银行存款。同时,按税法规定的关联方支付利息税前扣除的相关规定进行纳税调整。
壳公司如以增资方式投入资金,根据目标煤矿是处于经营期还是建设期,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会计处理,即目标煤矿向壳公司分红及壳公司支付溢价时,借:应付股利(或其他应收款),贷:银行存款,同时,壳公司作账处理,借:银行存款,贷:投资收益(或其他应付款),向信托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时,借:其他应收款(或其他应付款),贷:银行存款。壳公司取得投资收益按税法规定进行纳税处理
(三)股权回购时的会计处理
1、直接增资方式下。目标煤矿原股东可通过增资方式置换信托公司的股权投资,即借:银行存款,贷:实收资本―原股东、贷:其他应收款,同时,回购信托公司股权,即借:实收资本―信托公司,贷:银行存款。
其次,目标煤矿按会计准则规定可通过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方式置换信托公司股权,即借: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贷:实收资本,同时,借:实收资本―信托公司,贷:银行存款。
再次,目标煤矿在符合《公司法》及《公司注册登记管理条例》的前提下,可通过减资退出信托公司股权,即借:实收资本―信托公司,贷:银行存款。
2、间接增资方式下。壳公司原股东可通过增资直接回购信托公司股权,比照前述方式处理。也可以先通过目标煤矿的减资处理,再进行壳公司股权置换,或者在符合《公司法》及《公司注册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后,也可以通过公司解散方式退回信托公司股权。
五、防范回购式股权投资风险的建议
回购式股权投资实质上类似于优先股,持有期间须由被投资企业支付回购溢价(视同优先股股息),到期平价回购。总体而言,其投资风险主要为目标煤矿的现金流支付风险,如目标煤矿处于建设期间,则投资风险包括了煤矿的建设风险、筹资风险、偿债风险,持有期间的溢价支付须由回购主体另行筹资解决,因此,对在建煤矿进行股权投资,如投资期限过短,与煤矿建成投产期间不匹配,但整体风险较大。如目标煤矿在产则可产生持续的现金流,整体风险相对较小。为了防范回购式股权投资风险,建议如下:
1、首先慎选项目、尽职考察和严格的可行性核查。对所投资的目标煤矿至少提出以下要求:
(1)股权结构明晰,设计产能达到120万吨以上。
(2)企业及主要控制人或股东信用记录良好,负债率较低。
(3)项目预期回报高,或企业拥有其他产生现金流的优质资产。
(4)估值和预期投资回报合理,退出期限与项目预期产生的现金流匹配。
(5)项目可获得银行贷款的支持或在未来可具备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条件。
2、其次做好法律文本的尽职审查,落实煤矿股权质押、采矿权承诺抵押及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组合担保的保障措施。
篇2
一、风险管理理念
风险管理理念是一整套共同的信念和态度，决定了企业日常活动中对待风险的态度。当风险管理理念被很好的确立，并且被员工所信奉，企业就能有效识别和管理风险。担保公司由于风险来源广泛，有必要要求全部员工在所有工作环节上防范各类风险发生，形成高度重视担保业务项目风险的“高层基调”，鼓励员工积极创新，寻求更好的风险管理方法。前些年在担保行业竞争逐年加剧的形势下，一些担保公司的风险管理理念有弱化趋势。到本轮经济下行中，历史风险充分暴露。在出现大量项目风险后，由于缺乏风险管理新思路，部分员工又出现了宁可不出风险而少做业务的保守心态。因此风险管理理念必须是长期秉承而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因外部风险的大小而更改。在其理念的形成和践行过程中，管理层核心成员必须保持理念一致和对理念的坚守。
二、组织结构设计
组织结构包括担保公司上层法人主体间股东结构的设计和内部组织和流程设计。国有委托机制弊端和内部业务风险审查是国有担保公司组织结构设计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首先，股权集中的结构较易形成行政委托干预过强。比较容易丧失决策灵活性，另外也较易形成“人情担保”现象。如果有分散的股权结构，通过股东间博弈减少担保公司来自上层组织的过多干预，会更好地为管理层提供决策灵活度。其次，在内部组织结构上主要考虑决策的灵活和透明。由于中小企业信息可核实的定量信息很少，决策分析依赖大量定性信息，因此组织的决策过程应当公开和民主，尽量减少个人影响。组织结构宜采用扁平化方式，明确部门职责，提高内部信息沟通和决策效率的同时实现部门相互制衡和监督。许多担保公司目前采用了风险管理部B角平行调查制度、评审会制度和董事长一票否决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都是围绕中小企业业务的特点而设计。执行过程中主要问题是中小企业业务单笔金额较小，逐个项目进行完整的多人调查和多人评审，时间和人力成本很高。如果没有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配套，可能会导致业务偏向大金额项目（减少工作量）或者导致工作责任心下降和不尽职行为的出现（降低质量）。因此组织结构无法离开人力资源准则构建。
三、人力资源准则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人力资源准则可以划分为用人标准和绩效评价两个方面。目前的担保行业从业人员主要来源已经从早年的银行信贷部门为主转化为多样化，包括金融、财务、法律以及自己培养等等。首先，担保行业属于金融业务的衍生，遵纪守法是用人的基础要求。在用人标准上要求德才兼备，除了在学历上有最低限制外，对于职业经历强调没有职业操守劣迹。在专业知识背景上应当根据各个岗位需要有不同的要求，业务人员应当首选复合型知识背景，能够应对各行各业的客户。而在风险管理岗位上需要配备专业化的财务、法务甚至工程技术人员。在内部培训上应当为员工设计完善课程，帮助新员工完整掌握开展业务的基本知识，帮助老员工完善业务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更新。
篇3
Abstract:“muststrongandhealthybodyfirst,achievestheabsoluterequirement,obtainstheinvitationalmeetqualifications,aftercompetitioncanattainanamountconsiderabletrainingfund,thenmaymarchtheOlympicGameswhole-heartedly,couldattackthemedaltolookatownrealoriginalstory!”Anagriculturallettersocietydirectorborrowed“theOlympicGamesafterheat”tomakethevividimageanalogyforreporter,comparedwiththeathleteallparticipationreform''''sagriculturallettersociety,buthesaid“strongedandhealthybody”isaninitialtoughbattle--increasesfundingexpandsthestock.
keyword:Ruralcreditcooperative;Increasesfundingexpandsthestock;Realisticdifficultproblem
引言
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使得这项看似并不复杂的工作也意义重大。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经营陷入困境的农信社为扩股难而发愁，经营业绩好的农信社也同样有着难言的苦衷。
一折：顽固的堡垒
“我们的压力太大了，只能硬着头皮去做工作，每股降到了30元，农户入股积极性还是不高。”李主任是罗庄区农信社的主任，在向记者介绍他们的增资扩股工作进展时，他眉头紧锁，脸上写满了愁容。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真是一块顽固的堡垒。”
像李主任遇到的难题，大多存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信社。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认为：经济基础落后严重制约了农信社股金的增长和业务的发展，这是影响信用社股金增长最基本的原因。贫困县中这样的问题更是突出，农民取得收入的路子不宽，生活水平大部分维持在温饱线上下，部分高山地区的农民还要靠国家救济才能解决温饱，使得与当地经济水平相依存的农信社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与此同时，历史包袱重、民主管理未能体现、信用环境差、宣传工作不到位、信用社人员素质较低等因素也加剧了矛盾的产生。
记者了解到，在试点省市，一些农信社将增资扩股任务层层化解、分配到人，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从理事长、主任到临时工都有任务，无一例外，这些都是必须达到的硬指标，基层员工对此怨声载道。员工不满意，而一位下达任务的农信社主任同样是一肚子苦水，他无奈地告诉记者：“我自己的身上也背着任务，主要是包袱太重了，我们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85%，要想达到申请扶持资金的条件，只能这么做。”
除了加大职工的募股任务外，一些农信社还使用了许多扩股“绝招”。山东省菏泽银监分局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贷求股”，即主要突击法人股，对有贷款需求的企业提出，要取得贷款就先在联社入股。这个半强制性的要求颇为见效，不少企业按照不超过贷款总额的6%入了股，即贷1万元入股600元。
另一种办法是“以存入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存款化股金。不少员工在拉股金的时候跟入股者商量，先以存款入股，利息按股息计算。万一碰到客户用钱，只能是员工自己掏钱分批买下这部分股权。但“以存入股”的方式使股金的风险很高。比如，遇到客户有转让要求，股金就会大量集中于员工手中，倘若员工不能及时吃下转让股，由此导致的股权纠纷将异常难以处理。
问题的棘手程度可见一斑。针对这一问题，菏泽银监分局的相关负责人认为农信社应着重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运用各种媒体做好宣传工作，让农户都关注、关心、参与信用社改革；二是将强制吸收员工股金变为“规定底限”与“引导增加”相结合的方式；三是出台全面细致的募股说明书，让农户确实感到入股带来的诸多方便，并落实承诺兑现的保障措施。
荷兰合作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戴蕙的一番见解也可以为我们打开思路。她认为，增资扩股时，应准确地向其潜在投资者和社员传达其使命，即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不能误导投资者对分红产生过高期望。因为最大程度满足社员的金融服务需求，才是合作制的精髓，成为信用社社员的初衷，是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而不是享受股金分红。
二折：甜蜜的苦恼
“几家欢喜几家愁！”这是业内对增资扩股中两极分化现象的描述，相对于经营困难的农信社，那些业绩好、实力强的农信社成了受人追捧的“香饽饽”。不但不用为吸引股金发愁，还要想办法严格控制股金规模。而他们的烦恼也正是缘于股金的巨大吸引力。如何使募股过程公平、公开、公正，让客户满意、放心，成了摆在管理者面前最迫切的问题。
浙江义乌农村信用联社就曾遭遇过这样的“募股压力”。该联社近年来经营业绩呈现出较好的态势，社会各界和广大客户对改制后的农村合作银行有较好的预期。增资扩股公告见报后，报名申请者大大超出预计人数。符合条件的想多入点股金，不符合条件的千方百计找后门、托关系入股。
对此，义乌市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领导决定对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股金募集的全过程实行公开操作，即：公开增资扩股方案和增资扩股指标，公开符合条件要求申请入股的法人、自然人名单，在《小商品世界报》上进行公告，并由银监办事处、纪委监察局、审计局组成入股资格审查监督组，负责对整个资格审查过程、结果进行全程监督。
为防止个别信用社利用入股机会做人情，他们先根据各信用社的存款规模分解股金募集指标，并将信用社客户按照存款交易量分成重点客户和非重点客户两个层次，重点客户名额根据信用社存贷款规模分成50名、100名、150名三个档次，最后按存款交易量清单确定入股对象，杜绝了暗箱操作。
虽然上级文件对乡镇、机关干部入股没有作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募股压力大、供求严重失衡，为避免权力因素给募股带来不公，引起群众不满，义乌市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做出决定：由市纪检部门发出通知，要求乡镇、机关部门干部支持农信社增资扩股工作，一律不得入股，在第一次报名中如有上述人员，一律在规定时间内退出，确保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而保证募股的公平还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有些问题的发生常常是防不胜防。江西新余农村合作银行筹备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入股者目的、身份、资格的审查格外小心，慎防三种现象：严查信用差的商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人员、个别腐败犯罪分子借农信社增资扩股“洗钱”；谨防“大户”入股中小农信社，有可能干预农信社经营管理，左右农信社理事会人选；避免宗族势力大范围入股农信社，防止他们操纵农信社势头的增长，忽视“小姓”农户，进而影响支农。
三折：爱你在心口难开
入股之后的“预期高回报”不但吸引着普通的老百姓，那些对资金有着强烈渴求的民营企业更是跃跃欲试。江西安义信用联社在筹建农村合作银行中，接到一家北京民营企业的电话，对方一张口就要入股1000万。
“民企会控股农村合作银行吗？”面对媒体的追问，浙江省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朱范予坦言：“产权结构是一个要害问题，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这一问题很突出。控制得好，就容易有作为；控制不好，就容易出现问题。”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民企考虑要介入农信社的改革，而且有些民企不动声色地想控股农村合作银行。据了解，金华市某县信用联社原要募集1300万元股本金，但没想到一下子涌进1.33亿元资金。当地有几个实力强的民营企业，让家在农村的员工拿老板的钱去入股，然后再收购到自己手中，以架空县联社理事会。
贾建华认为，民企进入农村合作银行是好事，但股权结构设计不好就容易被集中，支持“三农”的经营方向就会被改变，中央确定的由省政府管理农信社的方针就会落空。股权结构是命脉，股权结构决定了法人治理结构，否则，失去的就再也拿不回来，所以政府一定要牢牢抓住股权结构。
篇4
15分钟谈成一单大生意
赛富不动产基金合伙人王戈宏是国内新派白领公寓创始人。由他主导和操盘的天安门北河沿新派白领公寓（CYPA）隆重开业。这是“从来不投房地产”的赛富首席合伙人闫焱所投资的第一个涉“房”项目。位于国贸附近的第二个白领公寓——森德大厦也已完成收购，目前进入设计整改阶段。赛富不动产基金收购森德大厦的价格并不高，70年产权，单价为2.2万元/平方米，而周边物业的单价已达4万-5万元/平方米。未来，赛富不动产计划在上海、广州、深圳继续收购物业。
最让人称奇的是，王戈宏说服闫焱投资白领公寓，仅仅用了15分钟。王戈宏回忆道，2012年4月，他回国创建白领公寓基金。在一个论坛上偶遇闫焱。在短短15分钟交谈之后，闫焱便初步确定了与王戈宏合作的意向。第二次见面时，闫焱带来了公司整个投资团队，与其相谈甚欢，并让律师当场起草了合作协议，这一次会晤也仅仅用了15分钟。
王戈宏的白领公寓模式是受到美国同类产品启发派生的。王戈宏注意到，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公寓REITs每年的平均收益率超过40%，远远高于REITs全行业平均8%-12%的收益率。这使得公寓REITs的投资人在赚得满盆后，又加大对新公寓的收购与建造，出租公寓市场越来越繁荣。为简单验证一个城市出租公寓的数量，王戈宏从首都华盛顿市区沿着355公路向马里兰州驱车行进（这条公路贯穿两三个重要的商业、办公和居住区，房利美、万豪酒店总部、乔治华盛顿大学就在马路两旁），仅短短15公里，各种层次的出租公寓就有30多家。
王戈宏假扮成找房子的人，由一家公寓的工作人员带着参观。这家公寓有250个房间，管理人员不到10个。公寓REITs都是连锁经营，在同一个地区，维修人员可以共享，易耗维修品等也可以集中采购、配送，运营成本很低。其最大的成本，就是租户退租后的公寓翻新成本。
据《丹佛商业评论》报道，王戈宏曾
经求学的城市丹佛（是美国有线电视的中心，第二个高科技基地），2010年公寓REITs的各项收益指标排名全美第一，出租率达94.7% （全美平均92.2%），租金同比增长4.6%（全美平均增长2.5%）。而目前丹佛的平均公寓租金为每单元每月874美元。
再回到我们身边，如果全国有超过20座城市像北京那样，施行强有力的限购政策的话，那白领只能租房立家了。但问题是，类似于美国的标准化的连锁白领公寓产品国内几乎没有。
王戈宏由此联想到，中国白领的家到底会在哪里呢？他的想法得到了闫焱的认可。闫焱认为，中国未来最大的消费群体是白领。让白领用不到30%的工资，租下最好商圈的住宅，生活、工作、娱乐都在30分钟生活圈内完成，可以实现幸福地居住。闫焱断定白领公寓将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朝阳产业。
在白领公寓商业模式设计上，王戈宏采取了租赁和收购相结合的两种运作模式：整租下某物业数十年的整体经营权，出租给在周边写字楼上班的白领；同时发起赛富不动产基金，对外募集资金后收购核心地段物业，进行改造和精装修后出租给白领。
王戈宏声称，赛富不动产运用REITs的经营结构、管理结构和资产结构运作项目，未来一旦REITs资本市场开放，这些健康的资产就可以上市。
“我们的脚都是沾满泥的”
嘉实基金总裁赵学军曾这样说：“我若不做这个投资，就没法吃到大资管这块肉。”具体到怎么吃这块肉？赵学军不走寻常路。
2012年9月，嘉实基金总裁赵学军联合英国高富诺基金管理公司与原汉威资本的核心团队，独家组建了一个专注投资于大中华区的私募地产基金管理平台——嘉实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汉威资本创始人和前行政总裁任荣出任嘉实地产的行政总裁。
嘉实地产总部设于香港，该团队之前管理过4只美元基金，管理资产规模逾35亿美元，与华润、万科、金融街和国内多家大型商业地产开发企业有多个成功的战略合作，整体基金年化回报扣除费用后均超过20%，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之一。
一家国有信托机构高管透露：“嘉实和我们信托公司的思路不一样。我们抢的是银行的客户，做债权投资，以量取胜，做大规模，尽可能地占有客户；嘉实地产则更看重项目的本质，他们每一单都做得很大，时间长，充分享有项目股权所带来的长期回报。”
每一单都做得很大、时间长，意味着嘉实地产投资要变身成开发商的角色？如果是这样，这就要求其团队成员同时有金融和开发经验。
嘉实地产基金副总裁陈文杰称，“嘉实地产专注于投资国内大型零售及商业物业。团队的成员都有超过12年以上资深地产和金融相关的海内外背景。我们用国外通行的房地产基金操作模式，先募集投资人所承诺的资金，然后在投资期内完成项目储备、尽调和投资；但最关键的，与其他资本市场上的纯财务投资人不同，我们采取主动式资产管理的机制，经理人的脚都是沾满泥的，每个项目都要亲自进到工地去看落实情况，从CEO到分析师都要奉行这套准则。”
“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对零售商业物业的定位、工程管理和运营管理，过去我们做合资的项目，IRR很难突破18%，但只要是我们持有100%股权的商业项目，透过自身的资产管理及增值服务，项目回报IRR一般都可以超过25%。”陈文杰说。
如何让脚上都沾满泥的团队卖命干活？赵学军为嘉实地产投资设计的公司股权结构是：嘉实基金占股50%，高富诺及任荣团队占股共50%。嘉实地产透过嘉实基金在国内的销售网络及资本市场的优势，为房地产基金产品与国内各方资金渠道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平台。同时，嘉实地产辅以其本身原有的美元品牌及投资人覆盖，加上高富诺基金在全球的布局，形成了一个双币服务的房地产私募基金公司。
基金做地产，高管团队下沉到项目中去，通过股权捆绑，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基实地产投资趟出一条资管新路。
夹层基金驱动鼎晖投资
鼎晖投资董事总经理、夹层基金业务负责人胡宁这样宣称，“大资管时代的来临预示金融机构的牌照优势将逐渐被淡化，牌照红利时代将来会结束，金融机构最核心的竞争力还是如何为客户做好资产管理，为他们带来更安全、更高收益的金融产品。”
鼎晖的准备工作做得很早。2011年，PE起家的鼎晖投资观察到，黑石集团、阿波罗等国际大型机构开始向综合型的另类投资体系发展，尤其重视夹层基金业务。当年8月，鼎晖夹层基金团队成立，提前应对大资管时代的转型。
鼎晖董事长吴尚志从平安信托和其他优秀机构招募了资管团队，团队带头人曾为平安信托累计投资金额300亿元，合作对象包括中信、金地、绿城、雅居乐、宋都集团等。
鼎晖夹层基金的募资方式是主动管理型，不是通过银行理财产品和资金池，而是通过各大银行代销，用的是鼎晖夹层基金品牌，并向投资人阐明拟投资的储备项目。2012年两只夹层基金就募集了20多亿元。
鼎晖夹层基金的资金结构有三层：开发商资金作为劣后级，银行类金融机构资金是优先级，鼎晖基金则在这两层资金之间提供夹层股权投资服务。对优先级投资人而言，由于有鼎晖基金和开发商资金做劣后，其资金具有较高的安全系数；同时优先级投资人又为鼎晖夹层基金做了杠杆，提高鼎晖基金的收益。因此，鼎晖夹层基金使安全性和收益都能得到保障。
鼎晖夹层投资的决策机制沿袭了鼎晖投资一贯的稳健决策风格，董事长吴尚志、总裁焦震都是投资委员会的核心成员。
在产品模式上，鼎晖夹层基金通过股权、债权的结合，通过可转债、优先债、次级债、股权回购、股权分配等手段，实现固定收益类产品、固定+超额收益、股权+回购、危机（DistressHedge）投资等多种产品的投资。
也就是说，鼎晖不但在项目设计中可通过信托、有限合伙、项目股权方面灵活设计结构化安排，实现各类收益与项目进度的匹配，而且可对存在短期经营危机的项目进行投资，或收购资金链断裂的优质项目，退出方式要求开发商回购或按固定高息回购；也可对公开发行的高息危机债券和可转债金融产品进行投资。
鼎晖夹层基金坚持设计简单的交易结构，以利于投后的资产管理。例如，GP管理公司的收益不与项目利润挂钩，而是与项目销售价格挂钩。销售价格可在网上公开查询，价格上涨一定范围，鼎晖的收益就随之增加一个点。“简单的交易结构最易于管理，很多基金公司无法避免开发商隐藏利润的难题，就是交易结构设计的太复杂。”胡宁说。
篇5
[中图分类号] F27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0-0136-03
[作者简介] 袁志锋，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高级经济师，工商管理硕士，研究方向为工商管理、电子商务。
(河南 濮阳 457000)
完善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近1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国企改革和国有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甚多。本文将从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模式、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现状和问题、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等方面进行浅析。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
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定义，一般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用于保障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有效分离，在股东、董事和经理层及其他利益关联人之间分配权力与职责，说明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用以实现公司目标和监控经营的制度和手段。
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质价值在于通过合理分配公司的权力资源，建立利益制衡机制，确保企业的经济运行效率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并最终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公司治理结构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即公司的出资者、经营者、管理者、监督者之间是一种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财产权利的直接体现。其次，公司治理机构之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相互制衡、相互协调。再次，公司治理结构是以一种契约――委托的形式来实现的，股东大会作为纵向授权的起点，以委托人的身份将财产交董事会，并委托监事会进行监督；董事会作为第二层次的者，将公司财产委托给经理层。第四，委托人对者的激励与制衡是公司治理结构中一个内容的两个方面，委托人除用报酬形式对者激励外，还通过一整套制衡关系对者行为进行制约，以尽量避免可能发生的利益损失。因此，要达到公司的目标，就要进行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设计。
公司治理结构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优化公司内部的权利配置，优化公司内部的权力配置是公司治理的首要作用。二是平衡公司的利益矛盾，实现公司内外部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制衡是公司治理的本质。三是强化公司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公司治理的激励功能是指通过公司治理，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或目标。
二、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
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不同，各国的产权模式、融资方式、资本市场结构性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股权结构，形成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大体上可以归类为“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
英美模式以证券市场为中心，以股权分散为特征，贯彻契约主义的价值理念，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在英美模式下，证券市场发达，公司股权分散，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有限，证券市场及相关联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在公司治理问题上的地位十分突出。
德日模式以银行为中心，以股权集中为特征，贯彻共同体主义的价值理念，追求利害关系人价值。德日的证券市场不如英美市场发达，信息披露和市场透明标准较低，公司控制权市场不活跃，银行在资本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公司股权集中并受大股东控制，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上两种模式各有特点，英美模式以市场为导向，通过资本市场分散股权结构，促使股东积极运用投票权对公司管理层进行监督约束，侧重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和破产机制对公司的外部治理，重视股东利益，顺应了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趋势。英美模式通过合理的报酬制度或激励机制，使经营者利益与股东利益结合起来。利用股票期权刺激经营者为自己的最大利益也为股东的最大利益努力工作已成为英美模式中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日模式以组织为导向，通过严密的组织结构来制约公司经营者，强调投资者、企业职工及工会组织的平等参与，注重发挥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代表了当今世界公司治理结构发展的另一种潮流。
我国在构建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践中，侧重于借鉴德日模式，在实施和探索的过程中，发现也存在一些问题。
三、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充满了浓厚的官本位文化与关系文化，中国公司治理体现着富于中国特色的官本位理念。在国有国营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企业不具备完整的法人资格。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企业制度改革，先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继而确认企业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后来从法律上明确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促进政企分开，给企业以自。1994年以后，我国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按照公司法规定进行了公司化改制。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仍存在一些问题：
(1)股权结构失衡带来诸多问题。控股股东变动频繁，股权结构不稳定；在股东大会上国有股东出席率最高、中小股东参会意愿不强、流通股东“用脚投票”现象严重。
(2)董事会结构不合理，董事会独立、科学决策的功能受到很大限制。主要表现为：内部董事比例过高、独立董事作用有限、董事会决策机制落后等。
(3)处于从属地位的监事会起不到事前监察的作用，独立监事在监事会中的比重过低。
(4)公司经理们权力不受约束，“内部人控制”问题突出。
(5)经理层激励机制扭曲，非报酬激励作用大于报酬激励，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相关程度不高。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支撑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上寻找根源，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寻找相应的对策。
四、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分析与对策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产生，主要是在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和实践中，在支撑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司理论、公司目标的价值理念、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制约机制以及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的制衡机制四个方面存在理论错位和偏差。
(一)公司理论与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理论是公司治理结构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不同的公司理论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有着不同的指导思想与制度安排。伴随着西方国家公司的发展史，公司理论从传统的公司拟制论，到公司否认论和公司实在论，发展到当代公司法契约理论。公司拟制论、公司否认论、公司实在论和公司法契约理论建立在各自的理论假设之上，在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应当遵循何种公司理论，需要我们进行探析，也是解决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必须回答的。
当代公司法契约理论的基础是契约自由的市场经济价值理念和其公司治理结构的分析工具，这两点值得我国借鉴。首先，契约理论的基本思想建立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这点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不相悖。其次，契约理论作为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分析工具，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公司内部运作关系和准确把握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构造原理，在实证意义和规范意义上均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运用契约理论研究和解决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基础应首先采用当代公司法契约理论，其次是公司实在论。契约理论观察到公司内部关系与市场关系的共性，从契约自由的价值取向提出减少国家干预和由市场与当事人自行决定的理念；公司实在论主张公司独立于股东、独立于国家的人格地位，二者对于促进政企分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契约理论解剖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对指导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公司目标的价值理念。确立公司的目标，形成基本的公司治理约束，为公司各参与方提供行为准则，是十分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资本的全球性竞争，促使公司向契约主义转移，即以契约主义为确立公司目标、建立公司治理机制的理念基础。现在欧亚大多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已向坚持股东价值的契约主义转变，公司治理呈现共同体主义向着契约主义发展的趋势。当然，公司以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并不意味着公司不承担社会责任。事实上，由于政治的、法律的、伦理的等各方面因素，公司不能不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对于社会责任的实施途径，不应提倡利害关系人参与公司董事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保护应主要通过合同法或者相关法律如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等来实现，可以授权公司管理者在公司目标以及相关法律规范所许可的范围内实现公司社会责任。
(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制约机制。股东参与公司决策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实现股东价值的必然选择，因此一般情况下公司股东不应参与公司决策，特别是不应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但股东拥有公司的所有权，有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特别是对股东利益影响较大的公司决策，公司股东必须参与。
从公司治理机制上看，股东参与公司决策是制约公司管理者行为、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重要监督机制。因此，在限定公司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范围、确保公司管理者经营管理权充分实现的同时，对于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权利，必须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可以这样设计：赋予股东和监事会一定的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建立区分股东提案与股东建议的制度，建立不出席股东大会的直接投票制度，确立董事、监事选举的平等机会原则和累积投票制度，建立适当的表决权征集制度，健全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等等。股东经由行使表决权直接参与公司决策固然重要，在公司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决策权力划分的法律框架下，股东的决策权力仍然有限，只能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就公司决策权力的中心内容而言，股东大会虽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但实际上远离决策中心。股东表决权制度设计更多地旨在制约公司管理者权力，防止出现问题，而不是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可以在法律上另设股东诉讼制度。股东诉讼机制包括公司管理者受托义务及其法律责任和股东诉权，公司管理者的法律义务、法律责任和股东诉讼具有联动关系，一起发挥公司治理作用。
改进我国现行股东诉讼机制的三点想法：
1.将公司管理者义务明细化，以便在公司实践中遵循。建议去除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规定，明确股东大会决议事项以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规定为限，以便在公司实践中遵循。
2.建立派生诉讼制度，赋予股东法律救济手段。若公司的控制者，包括股东和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行为不当，侵害了公司的利益，但由于公司在加害人的控制之下而不愿对其，小股东又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时，结果是公司所受到的损害将无法得到恢复。为了解决普通法上的这一危机，应当建立派生诉讼制度，赋予股东法律救济手段。
3.确立公司管理者对抗股东诉讼的适当机制。权的争夺在国内外均有出现。
(四)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的制衡机制。要解决我国公司“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必须对监事会的监督职能进行合理设计，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的制衡机制与董事会的组织结构有密切的关系，不同国家的董事会组织结构有不同的特点。
1.董事会的组织结构与监事会的监督职能。董事会的组织结构，英美模式采用一层结构，设董事会，董事会聘任经理；德国采用二层结构，设监管会与经管会；日本及我国采用三角结构，设董事会，董事会聘任经理层，但同时另设监事会专门负责监督职能。目前，由于各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的现实需要，英美一层结构董事会与德国二层结构董事会有融汇的趋势。
2.我国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对策。针对我国公司“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在公司法确定的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三角结构的基本框架内，我国采取了三大改革举措，用以改善董事会、监事会制度的公司治理作用，一是引进英美模式独立董事制度；二是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实行国务院委派监事的办法；三是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在完善和改进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方面加强规范。
在我国公司法框架内，以及上市公司引进独立董事制度追求“双保险”监督的现实条件下，为在制度设计上避免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监督职能的交叉与冲突，建议采取两条措施作为补充：
(1)独立董事的职能重新定位：独立董事兼具监督职能与关系职能，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按照参与决策的同时实施决策监督的原则予以限定，即独立董事监督职能基本上以对公司董事会决策行为以及公司经理某些重大决策行为的监督为限。这与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的有关规定相一致。
(2)强化监事会监督职能。监事会专门负责监督职能，监督职能不受范围限制。为确保监事会监督职能的落实到位，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强化。首先，可以借鉴意大利、日本的做法，遵循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实践的政策思路，在我国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监事制度。其次，采取强化监事会监督职能的具体措施；赋予监事会以公司费用实施表决权征集的权利，主管机关如证监会应采取推行独立董事制度一样的手段与力度来推行独立监事制度和强化监事会在公司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
参考文献：
[1]冯根福.中国大中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选择的理性思考[J].新华文摘，1996，(7).
[2]奚晓明.公司治理产生的背景及其主要法律措施[J].中国民商审判，2003，(1).
[3]李维安.中国公司治理原则与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篇6
关键词 ：内部控制；文献综述；有效性
1992年美国COSO委员会了《内部控制—整合框架》首次以文字的方式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了内部控制的定义当中。我国五部委在2008年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该规范首次建立了我国内部控制的标准框架，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于2011 年强制对216 家试点公司和68 家上市公司实施，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早在20 年前就已经着手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而我国内部控制体系还处于建设阶段，对于内部控制的实务与理论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因此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内部控制有效性概念的理论研究；二是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三是针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方法的研究。
一、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概念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是以概念的界定为基础的，COSO 报告将内部控制有效定义为企业管理经营过程中由全体员工参与的动态自我评估系统，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则体现在如果内部控制能够合理保障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财务会计报告及管理信息真实可靠；企业活动遵循法律法规，则内部控制就被认为是有效的。加拿大的控制基准委员会（COCO）的定义更为简单，如果内部控制能够为企业的经营目标提供合理保证，那么这个内部控制就是有效的，以这一定义来看，有效的内部控制就是能够为实现内控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内部控制，这与我国五部委最新的《内部控制评价指引》所给的定义十分相似，“内部控制有效性就是指企业建立的内部控制体系在实施过程中能够为企业控制目标提供合理保障。毕马威（KPMG）1999 年在其《内部控制- 实务指南》中指出：内部控制有效性包含了内控设计的有效性和内控执行的有效性两个方面，企业需要一个持续的监督过程来保证其内部控制有效性，也就是说只有上述的两个方面同时有效时内部控制才是有效的，反之则其有效性大大下降乃至丧失。McMullen et al(1996)提出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决定了财务报告的可靠性。TommieSingleton（2002）认同了上述结论，他的研究指出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环境，同时，为了保证企业经营目标能够实现，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监督和报告机制。
先前研究已经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企业审计质量和降低审计费用(Doyle et al.,2007; Hogan andWilkins.,2008 等)、提高企业财务报告可靠性(Li.,2011等)、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Carter et al.,2009 等)、减少企业融资成本(Kim et al.,2011 等)、减少管理者的冒险行为和企业风险( Bargeronet al.,2010)、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价值（汪.,2012；周守华.,2013）等。
陈汉文(2008) 认为内部控制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服务于企业目标，派生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两个紧密相关却又不相同的概念，有效的内部控制被定义为企业目标提供合理保障的内部控制，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被他定义为内部控制为实现企业经营目标所提供的相关保障的程度或水平，并且将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程度量化为一个0-100%的范围，内部控制体系中每一个要素都相互影响，从而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影响。
王海林（2009）指出，目前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大多集中在对内控实施结果的评价存在着不足，他认为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应该包括对内部控制实施结果和实施过程的评价。
张颖（2010）根据COSO 委员会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实证分析发现内控有效性源于内控目标的实现，其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定义为：内部控制对合规目标，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实现所提供的保障程度。与刘健（2013）所提出的观点相似，他归纳出内部控制的目标有五点：提高经营效率效果、保证经营合法合规性、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保证资产安全、保证财务报告可靠性、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源于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因此，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指内部控制对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所提供的保障程度。也就是说为实现目标提供保障的程度越高，内控就越有效，反之，则无效。刘迎（2013）所理解的内控有效性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公司的政策和措施是否与国家法律法规冲突。二是能否满足内部控制过程设计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以及可操作性,并能发挥作用实现企业内部控制目标,以达到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效益,为公司提供可靠的财务报表的目标。内部控制有效性必须要把握住内部控制五大因素合理的设置和管理,才能真正的保证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通过对上述观点的理解，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内部控制应该同时包括:控制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性，因此;本文将内部控制有效性定义为：在合理设计内控制度的前提下，以持续监督为基础，内部控制对完成内部控制计划和实现内部控制目标所提供的保障水平或程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包括三层含义：①法律法规的遵循性；②内控制度与内控目标的一致性；③内控目标实现的效率。
二、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相关因素
通过对先前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以下三大部分：
1.与报告有关的因素
萨班斯法案要求，公司年度或季度报告中要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和报告，这也说明内部控制报告的重要性。Thompson(1992),Noordin(1997),MichaelG. Alles(2003)从内部控制五要素出发分别提出对内控有效性的评价是为了企业的利益而防范错弊,在保证组织目标实现的基础上关注风险控制、监督和资源配置。他们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应该在保证组织目标实现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对风险的控制、对过程的监督和对资源的配置,对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不仅仅要注重业绩、战略、结构、动机以及激励的效果,还应该包括互动、边界明晰以及信任。Hermanson（2000）认为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有密切关系,他发现越是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公司，其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正是这种联系使公司的内部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进。
Collins、Kinney（2005）认为，相较于一般公司而言，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在资金管理、存货储存等方面操作上更加复杂。由于内部控制的披露能加强报告使用者对公司财务质量的信任度，所以自愿披露内部控制报告能使本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在同行业中更能赢得使用者青睐。赵建凤（2013）指出内部控制有效性披露后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资本成本、股价等，造成一些公司不愿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但由于存在潜在的诉讼风险，管理层又不得不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这使得在法律法规不够健全，资本市场不够完善的国家。内部控制披露的真实性存在质疑。因此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时不能仅仅只看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述报告，还应通过更多客观的信息来综合评价。
2.与股权结构相关的因素
股权结构决定了所有与股份制企业有关的契约关系，不同的股权结构会造成公司不同的权利分配格局，因此，股权集中制、实际控制人性质、审计委员会性质、董事会和监事会等相关因素都会影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Hoitash(2009)通过研究董事会特征和审计委员会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他发现董事会总体水平质量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正相关关系。Krishnan(2005)发现审计员的财务知识水平和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与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呈正相关，减少内部控制问题的发生。张先治(2010)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公司股权集中度和国有控股程度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负相关。程晓陵（2008）通过研究我国一千多家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发现股东年终大会出席率、监事会和董事会规模、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公司控股是否国有、设立审计委员会、管理层的德价值观念和诚信、管理者的风险偏好、管理层对员工胜任工作能力的关注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和监事会与董事会会议频率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没有显著的影响。张颖（2010）通过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发现：企业的资产规模、发展阶段、管理的集权化程度、财务状况、企业文化、道德价值观、管理层诚信是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刘亚丽（2011）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控制了盈利能力、成长性和经营复杂性等特征后发现，之前未成立审计委员会和董事长总经理同一个任职的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较差。郝诗萱（2013）认为“人”是保障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基础，而领导者作为公司的特殊人群，其权力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存在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除强制权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外，崇拜权、专家权、合法权和奖赏权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均呈正相关。吴益兵（2009）指出股权集中度、股东性质以及机构投资者的持股率等指标都会影响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股权过于集中会影响内控的质量，降低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3.与公司自身条件相关的因素
对于公司自身条件是否会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影响，国内外都做过相关研究，但是却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Kinney（1989）认为公司规模的大小会影响公司内部控制的强弱，朱荣恩（2004）等通过对一百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规模较大的企业的内部控制效果明显优于小规模的企业。张颖（2010）认为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正相关。吴益兵（2009）指出公司的成长性、盈利能力、规模、经营活动的复杂程度是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深圳市迪博公司的研究报告提到：总体来说，上市时间与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负相关，即上市时间越长其内控水平越差。这与Doyle (2007)的结论相反，Doyle认为内部控制质量与上市时间正相关，因为上市时间越长的公司就越能认识到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并且进行修正。公司的财务状况也与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有关，Doyle（2006）和Franklin（2007）都认为公司的财务状况与公司的内控有效性成正比，因为如果一个公司内部控制存在漏洞，其盈利能力都不会很高。
三、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方法
国内外对内部控制评价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企业必须对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外部评价必须包括对管理层内部控制报告及其责任的评价。企业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并不意味着内控制度在企业的实际工作中能够有效地贯彻执行，美国证劵交易委员会（SEC）规定：对内部控制的评价必须能够既能评价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又能评价内控制度实施的有效性。COCO 委员会在1999 年的《评估控制指南》根据评价的标准设计出了一套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我国财务报告编报规则要求公开发行的证券公司、商业银行以及保险公司在其招股说明书中说明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完整性，同时要求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进行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完整性，进行评估和报告，但是没有明确给出具体条款，现阶段我国尚未对内控评价的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还有待完善。
现阶段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主要基于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通过定性分析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方向和框架进行构建，然后，在定性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和指标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评价，从而确定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国内外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定性和定量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定性方法
国外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定性研究主要基于COSO 提出的企业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中的三大目标和五要素。国内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设计与执行的有效性上。吴水澎（2000）从评审最新角度提出了CSA（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张宜霞（2008）认为定性评价方法主要有风险基础评价法和详细评价法两种。详细评价法就是以国际认证权威机构所设计的内控框架为参照物，根据内部控制要素是否存在评价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测试内部控制制度实施的有效性，找出内控缺陷，判断是否存在重大漏洞，最后综合运行和设计结果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做出总体评价，这种方法简易直接，在企业日常评价和内部控制建设初期运用较多，但是因为模式和要素固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容易出现成本高而效率低和结论不可靠等问题。鉴于上述原因，学术理论家又提出了风险基础评价法，现代企业一般使用风险基础评价法，风险基础评价法从另一种思路出发，不是从控制到风险，而是从风险到控制。首先，对评估对象的相关目标实现的风险进行评估。第二，确认企业应对相关目标实现的风险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其设计是否有效。第三，找出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的证据，并且评价现有的内控制度是否有效实施。最后，对内控缺陷进行评估，判断是否构成重大漏洞，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相比于详细评价法，风险基础评价法有明显优势，具有更广泛的灵活性、适用性和针对性，提高效益同时降低了成本。但是由于风险基础评价法在评估和识别应对风险是需要更加专业的判别能力，就对公司的管理层和审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定量方法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内部控制缺陷数据披露方面相对不足，因此，国内大量文献都是研究内部控制指数构建，通过建立内部控制指数的方式来定量分析上市内部控制质量，在进行定量分析之前，首先要明确指标的选取。选择科学合理的指标有着重要的意义，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的选取应该从企业的运营目标和结构出发，将企业的各项工作加以量化，不同类型的工作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在确认评价指标以后，就要选取数据模型对相关指标进行分析来定量分析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国内外学者对内控有效性定量评价常用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IC-CMM模型法等。我们在表1 中列举了主要的评价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比较：从这些方法的对比可以归纳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体系正在逐渐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缺陷，我国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评价方法。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运用单一的指标和模型已经难以对内控有效性进行有效评价，未来的研究发展将趋向于运用综合指标和综合评价体系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
四、结论
从上述文献回顾看来，我国学术界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来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已经初具成果，但是由于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和研究不够深入等缺陷，大部分通过对国外理论模型借鉴，提出的评价方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缺乏实证性的文献。当前我国企业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却没有建立起自身规模优势，缺乏完整的财务控制机制,企业的内控方法零散，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因此我国学者的研究应该更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和集中性，更多的结合我国国情。现对我国未来的研究提出三个建议：
1.开阔思路
多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和先进方法，加强对比研究，提高评价的针对性。
2.重视对内部环境要素的评价
回顾先前的研究忽略了内部环境和非财务部门的评价，建议今后的研究将领域扩宽到非财务领域。
3.研究方法的创新
鉴于现阶段研究的发展情况，未来的研究方向趋于由风险导向的内部控制评价方法，由于此方法对管理层和审计员的要求很高，如何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判别能力、提高内部控制执行效率、加强监控制度和外部评价、如何通过全面的风险管理来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我们未来的研究趋势和方向。
同时，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体制建设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法制建设，提升内部控制水平
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将内部控制建设纳入法律，而我国还处于规章制度层面，不能保证内部控制切实实施，政府机构应该借鉴国外经验（例如美国萨班斯法案）加强内部控制的法制建设，加大违法违规的惩治力度。
2.统一完善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制度。
目前审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制度标准不统一导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格式混乱，因此，政府应对内部控制规范进行改革，为上市公司全面实施统一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参考文献：
[1]COSO,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December,2004.
[2]财政部会计司.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讲解[M],第1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3]陈汉文，张宜霞.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及其评价方法[J].审计研究,2008 (3).
[4]张颖等.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与分析[J].审计研究, 2010,(1).
[5]王海林.价值链内部控制模型研究[J].会计研究,2006,(2).
[6]Andrew J.Leone ：Factors related to internal control disclosure:A discussion of Ashbaugh,Collins,and Kinney andDoyle&McVay，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7,(44).[7]Udi Hoitash,Rani Hoitash,Jean C.Bedard.Corporate Governance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A Comparisonof Regulatory Regimes Accounting Review, May2009, Vol. 84Issue 3.
[8]张先治,戴文涛.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系统研究[J].审计研究,2011,(1).
[9]程晓陵,王怀明.公司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J].审计研究，2008,(4).
[10]郝诗萱.领导者权力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3:1-59.
[11]王希金.商业银行价值创造导向型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4).
篇7
《圈子圈套》作者王强在其小说《创始人》中写到，“企业在二次融资成功后就已经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这一阶段虽然仍需要闯，但更需要的是规范化、专业化和科学化地改造和提升。这时的问题不是如何熬下去，如何拼到第一桶金，而是协调投资人和创始人之间、各方投资人之间、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时的leader就要有大局观，要经过专业系统的训练，还要懂一点politics,这就好像巴顿可以打赢一场战役，而艾森豪威尔却可以打赢一场战争。”
不过，我们更愿意采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观察视角来审视雷士的这场控制权争夺战。当剥离了所有具象元素之后，整个故事的主角最终剩下了三个——中性的资本，感性的创始人与理性的投资人。这里所说的理性，同样是一个中性词语，不带有任何褒义色彩，纯粹是基于利益计算上的客观与冷静。
经历了达能与娃哈哈之争、马云的“云算计”等著名案例之后，契约精神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商业公案判断上的定性底线。不过雷士很难称得上是典型的契约精神方面的案例，在《首席财务官》杂志看来，这更是一场有关资本领域的“文明的冲突”，而接下来，对于雷士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投资人、员工、经销商、供应商以及社会公众）而言，目前更关心的是“秩序的重建”。
就常识而言，创始人对公司的价值不言而喻。马云曾经说，“阿里巴巴最初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我。”创新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多数时候来自于创始人的独立思维，因此“创始人是企业的灵魂”这一说法显然可以得到普遍认同。然而自从10多年前王志东被赶出新浪以来，类似“偶像的黄昏”这样的创始人出局活剧，带着一丝伤感而残酷的旋律，随着VC与PE对中国经济的介入益深而反复上演。
正如亨廷顿所说的，“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在资本的介入下，以股权为标志的创始人“一元制控制权”开始松动，甚至瓦解，原本形式大于内容的董事会开始强筋健骨并试图重建公司治理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诸多隐含的利益与权力构成了“公司文明的断层线”，各方的价值与价值观开始摩擦直至冲突。
然而这一切冲突的实质，用本刊反复引用过的《教父》中最经典的一句台词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It’s not person, it’s business.”（这与个人无关，这是生意。）
被驱逐的创始人
2012年5月25,雷士照明消息称，公司创始人兼CEO吴长江因个人原因辞任雷士照明及其附属公司的一切职务，雷士照明大股东赛富亚洲基金的创始合伙人阎焱将接任董事长的职务，来自战略合作方施耐德电气的张开鹏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
对于吴长江的“闪辞”原因，业内人士大多认为是由前述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的抗争所导致。随着“吴长江辞职事件”的发生及不断发酵，雷士照明的股价也随之起伏。7月12日力挺前董事长吴长江的雷士员工、经销商及供应商，与投资方赛富阎焱及施耐德召开内部会议。员工和经销商方面提出的要求包括：第一，改组董事会，不能让外行领导内行,赛富阎焱不能干涉公司经营管理；第二，争取更多员工期权；第三，要让吴长江尽快回到雷士工作；第四，让施耐德退出雷士；第五，选出两位经销商代表进入董事会。
目前，雷士经销商、供应商以及管理层已分别递交了一份诉求书以及一份政府请愿书。赛富创始合伙人、雷士现任董事长阎焱承诺8月1日前回复。然而时至今日，阎焱却依旧没有任何表态。有报道称，答复期已推迟至8月10日。
IDG创始合伙人熊晓鸽近期在湖南长沙参加第六届清华大学中国创业者训练营时表示，当前沸沸扬扬的“雷士风波”是一个不幸事件，发展到目前的状态是双输。“LED产业前景很好，IDG也投了LED产业，即目前已经上市的武汉华灿。雷士照明与赛富之间出问题，这很可惜。”不过作为阎焱的好朋友，熊晓鸽不愿意直接评价“雷士风波”。
曾经投资美国苹果公司的华人投资家李宗南认为，好的投资人不仅可以发现优秀的企业和创业家，而且还需要在正确的时候更换CEO。对此熊晓鸽更乐于从创始人的角度出发。“现在国内很多创始人同时也是公司的CEO，其实优秀的CEO要懂得自己什么时候行，什么时候不行。如果一位CEO能够找到比自己厉害、能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的人，并且主动离开，这才是有智慧的CEO。一旦发展到需要通过董事会更换CEO，那么往往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了。”
的确，资本首先考虑的永远是回报，当创始人将一个创业想法变为现实时，资本看到的是放大财富的机会，一旦创始人的表现不能令其满意，资本便倾向于寻找听话的经理人，将创始人排挤出局。
也许，在资本面前，连资本家都是渺小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创始人，在公司上市后也要适应自己的新角色，作为股东，尤其是董事会成员需要更多的理性。
曾任软银中印基金中国区合伙人多年的投中集团CEO陈颉认为，这场争斗或许并无“对错”之别，创始人出局是一种商业文化的冲突。在陈颉看来，VC/PE投资一个项目，其本意而言，是把管理团队作为一项重要的核心资产考量的，从原始愿望来说，投资人不希望创始人出局，投资人也没有时间去参与企业的具体运营环节。但中国企业家往往习惯粗放式、冲锋式管理风格，这种根深蒂固的逻辑与现代商业文化是存在冲突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鲁桐也持同样观点，“雷士风波根本上还是创业者英难主义作风和PE强调的企业运营制度化、规范化理念上的冲突。”董事会是集体决策，抛开感彩，鲁桐判断这个事件中吴长江违规的成分较大。阎焱曾为吴长江回归雷士照明开出三个条件：一是必须跟董事会和股东解释清楚被调查事件；二是处理好上市公司监管规则下不允许的关联交易；三是必须严格遵守董事会决议。鲁桐认为阎焱的三点要求并不过分，这是现代化公司治理制度所要求的，吴长江应该给董事会一个明确的说法。
“一般中国人会比较同情创业者，但是从规则角度去看，不能用感彩掩盖实质。同时以工人罢工、经销商停止进货的反击做法有点过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不完善。”鲁桐如是评价。
阎焱曾在其新浪微博发表感慨，“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做不大，与企业的制度化，透明化管理关系极大。雷氏这几年的发展顺风顺水，此次的经历应该是成长之痛。 走出风雨后的雷士应该是更加成熟，更具竞争力。相信吴（长江）总本人也会汲取教训，完成由草莽英雄向成熟、自律的现代企业管理人的转变。我们都期待着并坚信着。”
陈颉也谈到，“阎焱一直是我很尊敬的人，他主持的软银赛富支持过很多的企业及企业家，如果说他看不起企业家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当然他的直率，独行是会得罪很多人，他批评过企业家、投资人，更批评过体制、官员，他更大声地为中国的商业以及投资环境呼吁。”
如何看待资本的冲突？
通过开专卖店、运营中心而不是只依靠建材店一个渠道，雷士照明打败了3000多家照明企业，并在2005年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灯具企业。2010年5月雷士照明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内地第一家在港交所上市的照明企业。
然而上市是一个逐渐“失控”的过程，从专制到民主，从绝对控股到相对控股，从至上而下的命令到与投资人平等而透明的沟通……事实上，成为公众公司也有很大意想不到的风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面对上市选择时一定要过几道思想关。
陈颉表示，上市会带给企业更加强大的资本实力，股权多元化也可能带来民主治理、科学决策机制。“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上市也是有极高风险和代价的。很多老板对上市后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管和监督还无法适应。”陈颉谈到，上市公司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直接挑战着商业秘密的极限，这是对上市公司竞争力的巨大挑战。此外作为公众公司具有“放大”效应，可能随时要接受来自社会各方面“挑刺”般眼光的审视与指责。最重要的变化是，上市意味着股权被稀释，经营战略可能被更多人控制或改变，甚至控股权直接遭到威胁。国外很多家族企业或私营企业，往往对上市十分保守、谨慎。
上市之后的风险还包括: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不健全引发的风险；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风险；中国企业在海外退市时还会遭遇集体诉讼风险，究其原因，在于对境外运作机制和市场文化的不熟悉。
乐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马富麟（Frank J.Marinaro）表示，一家公司在上市前必须想清楚，他们是否已为即将到来的改变做好准备。因为上市不仅仅是筹到钱的问题，而是要面临持续的业绩压力、监管与质疑，比如披露年报季报，与投资者不断沟通，并且会有很多资深的行业分析师会研究你的公司。而当你的公司是私有时，就不会有什么对投资者反应的担心，不会对股价变化以及财务披露担心。
从1998年公司初创，到目前成为国内照明行业的“头牌”，吴长江在雷士照明中一言九鼎的地位无人能撼。然而在雷士逐渐引入资本的过程中，其控制权显然也在不断被稀释。据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至2008年间，赛富在雷士照明的瓶颈期对其注资，最终以36.5%持股比例超过吴长江，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2010年施耐德开始与雷士照明接洽，并于2011年7月达成合作协议，施耐德以12.75亿港元收购雷士照明9.2%的股权，成为仅次于赛富(持股18.48%)、吴长江(持股18.41%)的第三大股东。
曾先后担任乐百氏达能、广东三雄极光照明等公司财务总监的艾建萍，对雷士事件一直颇为关注。同在照明行业，艾建萍对吴长江也有一定的了解。她在《首席财务官》采访时谈到，吴长江是一位很有冲劲和博怀的企业家，在早期引入风投方面进行过大胆尝试。对比之下，三雄极光则一直靠自有资金在发展，但其实施耐德、松下、飞利浦等外资公司与三雄极光谈过合作意向，不过三雄极光很谨慎，他们意识到引进外资合作伙伴后，将对公司发展规划、战略、企业文化和员工对原有企业精神信仰的依赖有冲突。
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民营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引进“实力与经验俱强”的外资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经过或长或短的蜜月期后，却与战略投资者在企业发展、公司管理等方面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以至于企业与股东们大受伤害，完全违背了引进资本以快速发展的初衷。
艾建萍指出，“看似雷士获得了资本以及进行大举并购，但在冒进的过程中也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2011年9月13日，雷士照明与施耐德在北京正式启动合作战略，雷士将授予施耐德及其关联方进入、共享及使用公司的销售网络，合作期限为10年。这为施耐德在中国推广、销售其产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照明行业是一个不断在进步的产业，吴长江忽略了对方的战略意图，盲目相信对方不会进入商业照明领域。”艾建萍认为，中国民营企业不要盲目寻找战略合作伙伴，要扎扎实实做好产品，将内部管理提升到现代化企业管理水平。“施耐德有自己的一套精神价值观，有自己的战略方针和目标，而雷士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如果双方都能顾全大局，就不应该为这些是非升级为内斗。”
秩序重建的代价？
资本方与创始人的矛盾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事实上对于创始人来说，谨慎选择风格对味的资本方是更好的选择。
赵仕勤原任中国最大的邮购公司麦考林的CFO，在成功将麦考林出售给红杉后，2008年5月出任阿里巴巴新成立的投资部的董事总经理。该部门主要投资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相关公司。之前他在麦考林集团担任了三年首席财务官。
对于雷士事件，赵仕勤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由于事实没有完全披露，赵仕勤表示自己不能具体进行评论。但他认为这件事情对于创业者和投资者之间未来良好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我在风投领域做了十几年，这种事情已经遇到过不少了。”
赵仕勤表示，当下绝大部分创始人都对投资人感觉不好。原因在于大部分投资人都非常傲慢，这让创始人觉得自己不被尊重。而且投资人通常又很固执，当创始人有自己的想法并试图解释时，投资人往往基于自己的经验和职业判断不会听取。“所以过去十几年，投资人在创始人心中的状态通常不是很好，从这一点上投资人确实需要改变。”
在投资领域游弋多年，赵仕勤根据自己的经验表示，实际上大多数的创业最终不会成功，当投资人看了太多的案例之后，就形成了一套方法论和世界观，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出项目的缺陷和问题，例如商业模式的可拓展性、技术壁垒以及团队等等。但是在这些方面创始人可能看不出来，所以长此以往，投资人就变得非常自我和傲慢。
因此赵仕勤建议改善关系的第一步就是双方要互相理解。“首先，创始人很值得尊敬，投资人应该纠正自己的态度；其次，创业者也要思考投资人的做法，加强与投资人的交流。”
在赵仕勤看来，“雷士管理权争夺战”是一个创业投资过程中因所谓双边道德风险而导致内耗的典型案例。一家接受投资的创业企业能否创业成功，主要取决于创业者和投资人双方的共同努力。而企业盈亏，也是由两者共同分享或承担。所以说投资者和创始者一定要看清这个问题，都需考虑如何与“狼”共舞。在赵仕勤看来，投资人介入企业的阶段不同，共舞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如果投资人是在公司的创业阶段即进入公司，那么投资人实际上是创业者的合作伙伴。“这样发展起来的企业，公司治理一定要做好。因为双方是公平的，投资人在创业者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投入资金，那么投资人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要求企业做好，而创业者也应该报以透明。”
对于当下国内并不少见的诸如红孩子等投资人换掉创始人的现象，赵仕勤认为创始人为什么在这一阶段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输掉就输掉了，“否则倒过来一样输掉，两者的成本也是一样的。”
如果投资人是作为PE在后期进入公司，那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分享公司的胜利果实，得到了较高的上市回报。如果创始人不愿意进行公司治理，那么这杆公平秤就应该在于投资人退出。第二，如果是以较为合理的估值进入公司，给了公司公平的价值，这个时候就可以要求公司透明化。当然如果对方不愿意做，也只能退出。
赵仕勤表示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案例，公司一开始发展不错，但在投资者进入后，这家公司的企业家在外面新成立了一家公司，所有的采购都通过这个公司。“在得知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也是一样把企业家解雇掉，企业家一样反扑，员工进行罢工，我们走法律程序也没用，最后输掉了。”
“在我看来，公平是在你这边，你可以选择退出，同时选择向媒体公布。之所以向媒体公布，是因为公道自在人间。关键时打架是没用的。”赵仕勤认为这样的事情多了，也可以让创始人改正，增强这方面的意识。“投资人虽然不能妥协，但是方式方法可以改进。”而且他认为随着投资行业的发展，MBA等职业教育的推进，以及双输案例的增多，这种现象会得到改变。
遵守管理边界
赵仕勤认为，如果投资人和创业者就公司的发展思路发生分歧，一般而言是投资人的问题。“一旦进行投资，那么就意味着双方就达成了共识，如果不同意创业者的发展，当初就不要投，要尊重创业者的想法。”
“其实发展到公司治理这一步已经挺好了，因为很多企业发展不到这步就死掉了。”赵仕勤坦陈，企业治理在中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从投资人来讲，一定希望把企业治理做好，因为他们处于信息极不对称的状态之中。投资人期待在董事会上CEO讲实话，向他们汇报，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之下，很多时候管理层并不讲实话。所以建立一种信息充分透明对称制度对投资人是有利的。”
但其中存在的难题在于，投资人所通常讲的“做好公司治理有利于公司发展”的观点并不能总是得到证明。事实上，有时管理较好的企业不一定成功，反之管理较差的企业也不一定失败。“尤其是在目前机会很多的中国，企业往往把握住时机、站对位置就可以取得成功。”
此外赵仕勤认为，中国职业经理人阶层不成熟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给公司治理完善带来很大难度。“创始人的优势在于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可以坚持，在没有路的时候找到路，劣势则是不按常理出牌。与之互补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优势在于专业和职业。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兴起就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外商投资开始的，仅有10多年的历程，内审内控等等这些怎么做最好，这些大家都还在摸索之中。应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希望依靠职业经理人带领公司发展几十年是很难的。”
此外，中国的法律环境非常不健全。当企业治理发生问题的时候，法律往往无能为力，这样投资者就无法纠正企业在公司治理当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助涨创业者原来的想法。
雷士事件对PE和民营企业都是教训。对于认清中国文化和企业环境以及判断企业家的风格，PE应该做好风险评估；民营企业家对接受投资、入股价格、对赌安排、遵守契约精神、遵守上市规则等也应有清晰的认识，谋定而后动。
作为一个投资界的资深人士，熊晓鸽将投资者和创业者的早期关系更倾向于比作教练和选手而非“结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双方关系更像合作伙伴，虽然投资者可能还是教练，但是明显教的东西少了，更多的是分享企业如何更加壮大的经验。”
对于投资者角色的界定、如何不越位的问题，熊晓鸽强调，没有教练想冲到前头替选手来参赛，“雷士风波”发展到现在也是迫不得已。“李娜在拿到法网冠军后和教练分手了，最后导致了成绩下滑。同样刘翔成功之后如果和教练分手肯定也不是好事情，刘翔的教练肯定不能代替刘翔去参赛。没有一个投资人愿意冲到前面帮公司创始人管理公司。”
如何避免这种在国内并不少见的矛盾，熊晓鸽也坦言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法，每件事情都有各自的处理方法。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如何在企业战略的制定上让资本家与创业家各自谨守自身的管理边界？
艾建萍的观点是，应该明确自己角色的定位，对企业家而言，引入投资者主要目的仍是满足资金需求，掌握企业控制权依然是企业家最为看重的结果。对VC/ PE等财务投资者而言，为LP负责是最重要的，并且最终的退出是必然结果，因此参与被投资企业的运营管理并不是目的。“风险资本若全方位介入企业运营，可能对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上有偏颇。”
控制权争夺
迈瑞医疗创始人徐航认为企业的创始人离开之后，企业很难走得远，所以创业者绝对不能为了钱将企业控制权让出太多。“我的体会是投资人和创业家都要互相的尊重，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对这个企业一定要有主导能力。你让资本分享利润，但是你不能完全让他说话。”
徐航提醒创业者，“在股份上面你一定要清醒，绝对不能为了钱把你的控制权让出太多。”事实上，在全流通时代这一全新的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管理已经突显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亟需认真面对和有效应对的重大问题。
浙江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汪炜在其所写的《2010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报告》中指出，控制权不仅仅取决于公司的股权结构，还受到董事会组成、公司决议机制、法律保护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董事会可以进行公司日程事务决策，但公司重大事项的决议还须最终提请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的构成也是由股东大会投票决定的。所以控制权既体现在最大股东对公司日常决策和公司行动过程的有效控制上，更重要的是应体现在其对股东大会投票结果的有效控制。事实上真正体现控制权争夺和有限控制边界的特别决议和重大事项等最终是由股东大会表决产生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某股东对股东大会投票结果的控制能力是公司控制权的最终体现。
关于雷士事件引发的控制权争夺话题，鲁桐认为，吴长江对资本运作应该是不太在行，“上市也就意味着其需要更好的在股东利益和控制权之间进行权衡。引入了新的战略投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溢价，股权稀释是必然，但绝对值（市值）增加了，公司价值大很多，控制权变动是必然的结果。”
如何把握有效控制的度往往成为控制权管理的难题。控制度虽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使用的指标，有效控制份额虽然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股份比例，但由于是一个单一数值，实践中很难准确把握。对于一家特定上市公司而言，大股东持股多少才能实现对公司的有效控制？持股过多，会出现控制权溢余，导致现金资源浪费；而控制不足，则很有可能被觊觎已久的竞争对手或市场猎手恶意收购，丧失对企业的控制。
汪炜指出，民营上市公司成长性受到融资约束、行政保护影响较大，国内民营上市企业中近3/4属于相对控股，近1/4属于分散控股。从股权结构角度出发，建议相对控股的民营企业必须确保公司控制权，尽量使持股比例接近有效控制份额，并进行动态监测和调整。对于分散持股的民营上市公司可以主动出击寻找其他被市场低估的企业并收购控制权，实现战略投资、产业整合等目标。
投中集团合伙人杨伟庆也指出，企业家对企业的控制力，不仅仅体现在管理层结构中，而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并与企业股权结构无关，雷士照明事件中员工及经销商对吴长江的响应即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因此无论是从情感还是企业发展角度考虑，投资者都应给予创始人足够的尊重甚至妥协，这或许是投资机构本土化进程中的无奈之举，但也是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
“天使投资人成为大股东，的确会影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随着公司的发展，今后还会有其他的战略投资者近来，还要股权激励等等。”不过赵仕勤也建议，很多公司的创始人都没有控股，他们可以通过股份设置，将股票分为A股和B股，从而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
这种设置在美国的科技公司中并不罕见。例如Facebook招股书中所披露的双层股权结构，将普通股分为A系列普通股和B系列普通股，其中一个B系列普通股对应10个投票权，而一个A系列普通股对应一个投票权，就是将普通股设计为不同的系列，以实现公司管理层股东对公司重大决策的控制权。其中B系列普通股就是复数表决权普通股，扎克伯格等Facebook的高管通过持有B系列普通股来放大其对公司重大决策的控制权。因此在公司的结构设计上，律师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根据不同股东（如管理层股东、财务投资人股东等）的特点和要求，设计满足不同需求的股份架构。遗憾的是，我国公司法体系留给股份设计安排的空间很小，目前还难以将Facebook这样的股权安排完全复制在A股市场。
“法、利、情”的商业逻辑
“公司由不同利益体组成，观念、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这样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则。雷士风波是能够激发中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有关注才能够让大家进行思考。彼此博弈的过程本身也是成长。”鲁桐直言，双方博弈的本质其实是公司治理结构求取平衡的一个过程。
作为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会，其自身的管理水平不仅决定着公司治理的效率和好坏，也决定着公司本身的效益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董事会并不为管理层负责，而是对股东存有信托责任，对全体股东负责。
在现代公司伦理共识下的董事会，其决策应当是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寻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尽管这其中不能少了人情的因素，但至少董事会决策的一个正确排序应该是“法、利、情”这样的商业逻辑。无论是创始人吴长江，还是投资者赛富基金、施耐德都不能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这也决定了当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时，三方的最佳选择是保持克制，在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寻求妥协、退让。
陈颉认为雷士风波对于整个投资圈的大趋势不会有影响，这是一个成熟的圈子，赛富的做法是符合职业道德的，在国外这都是正常的。只有在中国争议很大，毕竟中国还是个人情社会。但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国际投资机构对中国企业的认识将更加谨慎。VC/PE最核心的角色是为LP负责，投资人要获得最大的回报，要帮助企业成长，他们自己的口碑非常重要。对于这一事件的未来走向，最可能的结果将是双方以相互妥协结束。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就是双方利益诉求的一致性。毕竟对投资方而言，最终目的并不是取得管理权而是企业的良性发展。因此如果吴长江的回归有利于企业继续发展，投资者同样会欢迎他回来，而具体方式则可通过谈判确定。
篇8
一、民营企业高层管理团队薪酬设计的理论基础
我国民营企业正在实施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分离的委托的经营管理模式，委托制度存在着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激励的不兼容问题，由此带来了更大的成本、道德风险和效率损失问题。问题的产生原因在于传统产权理论的缺陷以及对人的自利性的忽略。所以，对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薪酬设计，需要以经济人假设和现代产权理论作基础。
1.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济人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时，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人只要做“理性经济人”就可以了，因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以使每个人积极性、创造性与社会责任感得以充分发挥。
基于未来企业绩效目标的提升，客观上产生了企业高管团队进行人力资源整合的需求。显然，较之个人，企业高管团队行为的确会给企业带来更高的绩效，但同时也会使团队个体的努力与团队整体的贡献难以界定。面对如此情景，如果高管团队个体贡献与企业利益的分配不相契合，特别是与团队个体边际贡献差距较大时，就会挫伤个体的积极性。为了改进报酬与贡献的非对称性，尤其更是为了弥补期望报酬的损失，个体可能会通过消极的方式或者采取其他利己的替代性措施，使个体的利益损失降至最低限度。
2.知识资本产权理论
传统的产权理论观点中，财务资本的出资人――企业所有者，作为企业净资产的所有者与风险责任的承担者，享有资产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这种责权利关系对企业的所有者具有激励的产权动因，有助于激励或者说迫使所有者不断实现企业的经营绩效的提高。但作为受托方的经营者，由于缺乏产权及其相关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也就缺乏激励的产权动因，也就缺乏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内动力。
财务资本产权理论缺乏对企业经营者激励的相关性，人的自利性本质需要遵循人的本质思想，重新审视经营者的角色定位，研究经营者知识产权的资本属性，通过财务资本和知识资本相结合的产权激励机制，兼容委托制度下的企业、股东、经营者、员工之间的激励机制，为企业管理机制的完善和高效运转做好保障。
二、企业高层管理团队薪酬设计原则
知识产权的资本化，使知识资本同财务资本一样对企业的剩余利益进行分配，这对企业的经营者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也为经营者管理的高效性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源泉。但是，具有了知识资本产权的利益驱动机制，并不意味着企业的管理绩效就一定会提高。所以，在设计企业高层管理团队薪酬时，必须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
1.竞争机制原则
在市场经济原则下，对经营者不但需要产权利益的激励，而且需要控制权利益的激励。企业在设计高层管理团队薪酬时，必须考虑到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状态，如果企业在竞争中失败，管理绩效就不能达到股东的期望，经营者的控制权的稳定性就要受到严重的威胁，随之的知识资本价值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在竞争机制下的引入控制权利激励，经营者就会面对市场竞争，努力工作，提高企业绩效，而且市场竞争越激励，经营者为了追求产权利益，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追求更高的效率。
2.剩余贡献原则
剩余贡献也就是剩余税后利润，即企业的税后利润超出市场平均利润水平的部分。在静态上，剩余贡献以市场或行业平均水平为最低判断标准，在动态上，必须以与市场或行业最好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为着眼点。高层管理团队薪酬水平的高低，应当取决于剩余贡献的大小。没有剩余贡献，高层管理团队的知识资本就不能取得报酬。剩余贡献越大，或者比较市场或行业最好水平的差距越小，高层管理团队分享剩余贡献的比率就越高。
3.利益分享原则
高层管理团队薪酬设计，还要遵循利益分享的原则。所谓利益分享的原则，就是剩余贡献并不能全部归属于高层管理团队的知识资本，而应当由知识资本和财务资本共同分享剩余贡献，因为对于剩余贡献的创造，财务资本是不可或缺的。离开财务资本，高层管理团队的知识和管理也不能转化为税后剩余利润，所以财务资本也就当然要同知识资本一同参与剩余贡献的分享。
三、企业高层管理团队薪酬设计思路
1.结构设计
按照知识资本产权理论，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企业的雇员身份，二是作为知识资本拥有者的身份。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薪酬结构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与企业绩效无关的薪酬部分，二是与企业绩效挂钩的知识资本报酬部分。
（1）雇员薪酬
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雇员薪酬分解为基本薪酬和风险薪酬两个部分。
①基本薪酬
管理团队成员的基本薪酬一般按照员工的平均薪酬为基准，且不考虑职位差异，一般以员工平均工资的两倍为最高界限。
②风险薪酬
企业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风险薪酬与其职位的高低及其承担的职责风险的大小相关。又可以包括职位风险薪酬和附加薪酬，其中职位风险薪酬取决于职位的高低和承担的风险责任的大小，附加薪酬取决于主管业务的重要性。风险薪酬以基本薪酬为基数，乘以职位风险系数或附加系数得出。
尽管高层管理团队的雇员薪酬与企业的管理绩效不直接挂钩，但这部分薪酬也是随着职工平均薪酬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高层管理团队不能通过管理绩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必然影响员工平均薪酬的增长，从而也就导致团队成员雇员薪酬的增长。并且团队成员的职位越高、职责越大、主管业务越重要，对薪酬的影响也就越大。所以，以高层管理团队的职位风险、管理业务重要性为前提，将成员的雇员薪酬与员工的平均薪酬挂钩，不仅体现了风险与报酬的对称原则，而且具有杠杆效应，通过员工的平均薪酬为支撑点，使管理团队的薪酬利益与广大员工以致企业的整体利益融为一体，形成一种良好的激励、约束的互动机制。
（2）知识资本报酬
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知识资本报酬是团队薪酬设计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根据企业的管理绩效从企业的税后利润中支付给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知识资本的报酬。这部分报酬必须以企业的管理绩效为基础，通过对管理团队业绩的评价，并使之充分体现竞争优势原则、剩余贡献原则及利益分享原则。知识资本薪酬设计需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管理绩效评价指标如何设计，二是绩效评价如何与高层管理团队知识资本报酬挂钩。以下部分重点阐述这两个问题。
2.绩效评价体系设计
一个良好的管理效率，必须建立在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之上，所以在设计绩效评价体系上，需要与市场或行业的平均或最好水平相比较，从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两个方面设计绩效评价体系。
（1）绩效评价指标设计
①财务指标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财务指标应该包括资产的营运效率指标、财务安全指标、成本控制指标、获利能力指标、资本保值增值指标，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特点和经营情况选择适合提高自身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指标，比如反映资产营运能力的资产销售率、营业现金流入率，反映财务安全能力的营业现金流量指数、营业现金流量适合率、产权比率、流动比率、速冻比率；反映成本控制的成本系数，反映获利能力的资产收益率、净利现金率；反映资本保值增值能力的净资产收益率、资本报酬率。
②非财务指标
非财务指标，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高层管理团队的管理能力、人力资本、创新潜力、企业形象提升力指标。比如反映高层管理团队的管理能力的决策能力、领导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交际能力、团队精神，反映人力资本方面的员工稳定率、员工人气指数、中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流失率、用人机制，反映创新潜力的专利指数、研发投入强度、管理创新，管理企业形象提升力的顾客满意度、企业市场形象名次、顾客名单增长率、市场占有率。
（2）绩效评价指标权重设计
要想对各项指标的权重做出准确地划定是不可能，但通过分析，可以找出一些共性的关联特征来参考。
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权重设计。
国际权威机构在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时，将非财务指标置于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原因在于对于一个企业的成功来说，以人为本、顾客至上、创新与冒险都是必不可少的。非财务指标可以形成企业强大的核心能力，保持优势的竞争地位、赢得客户的信赖，从而使企业赢得市场。因此，在对高层管理团队管理绩效进行考核评价时，必须将各项非财务指标，特别是其中的顾客满意度、员工人气指数和创新指数纳入重点，一般非财务指标的权重设计在30%左右为宜。
财务指标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占有主要地位，但在众多的财务指标中，需要将70%的总权重分配到各指标中去。企业营运效率的高低，不仅使企业各层次、各环节资源配置与营运效率的综合反映，同时也是企业财务目标实现与持续经营增长的前提基础，所以在财务指标中，资产运营能力指标具有综合性，成为高层管理团队绩效优劣的重要指标，需占30%左右的比重。其他指标如资产保值增值指标、财务安全指标和成本控制指标可以按20%、10%和10%左右。
3.剩余贡献的分享设计
各项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确定以后，接下来需要确定高层管理团队参与剩余贡献的分享比例，进而计算出经营者可以获得的剩余贡献的最大额度。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针对管理团队群体而言的剩余贡献的分享比例的确定，另一个是群体贡献报酬在团队内部的分配。
（1）管理团队对剩余贡献分享比例的确定
剩余贡献的创造，是财务资本和知识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参与剩余贡献分配之前，财务资本和知识资本各自的投资机会成本均已得到补偿，知识资本得到了基本薪酬和风险薪酬，财务资本得到了相当于市场或行业平均水平的资本报酬。基于此分析，剩余贡献在财务资本和知识资本之间分配的比例以50%为临界点最佳。
这一分享比例也并非是绝对的，不同的企业可以进一步结合高层管理团队的管理绩效，或借助社会评价机构对管理团队的知识资本价值以及剩余贡献的分享比例进行准确的研究确定。或者，股东和高层管理团队之间根据职业经理人市场条件，进行谈判确定。
（2）贡献报酬在管理团队内部分配比例的确定
以上确定的贡献报酬是针对团队整体而言的，所以这一贡献报酬还需要在团队内部进行分配。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应该包括总经理层、副总经理层和各业务经理层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管理者互相依存，构成了一个责任密不可分、绩效和利益共存的有机整体。他们相互间尽管存在着责任层次和管理分工的差异，但对于企业的整体经营绩效而言，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彼此无法替代的。所以，贡献报酬在管理团队内部进行“三三制”的分配，比较合理的。“三三制”就是将贡献报酬总额均分为三份，总经理层、副总经理层、业务经理层各占三分之一，每层次的贡献报酬再根据管理者的业务重要性和风险程度进行分配。
四、支付方式和支付策略设计
1.支付方式
（1）现金支付
采用现金支付的特点是，简单，财务成本小，企业的原有股权结构不会发生变动。但是，现金支付还存有缺陷，当高层管理者得到现金后，现金的激励方式就成为了过去式；用大量现金支付，企业的支付能力有可能变弱。
（2）股票支付
股票支付是将经营者的知识产权资本化的一种方式，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将经营者按知识资本得到的价值按照规定的价格折合成业绩股的方式。用于折成股份的价格可以是股票市价、每股账面净资产价、或者按规定的其他价格。按股票市场价格计算，有利于将公司的市场价值与企业的经营者的绩效统一起来，但是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常常为公司带来不可预见的影响。采用账面净资产的方式可以避开证券市场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能够准确的反映经营者对所有者净资产增值的贡献，既提高了操作性，又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具有实用性。
（3）期权支付
股票期权也称认股权证，实际上是一种看涨期权，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一种权利，激励对象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行权期）以事先确定的价格（行权价）购买一定数量的本公司流通股票（行权）。股票期权只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持有者在股票价格低于“行权价”时可以放弃这种权利，因而对股票期权持有者没有风险。股票期权的行权也有时间和数量限制，且需激励对象自己为行权支出现金。
（4）其他支付
除了以上的几种方式外，还可以有实物交付，债权等其他形式。
2.支付策略
（1）即期支付策略
包括即期现金支付和即期股票支付，即期支付就是在当期将报酬支付给经营者。即期现金支付对于经营者是一种最现实、最直接的感觉，但对经营者的激励效用和约束效用是最短暂的。如果直接用大量的现金支付报酬，势必影响到企业的资金流，影响企业的发展。使用即期股票支付方式，虽然可以控制公司的现金流出的问题，但是会影响到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票市场价格，这种方式适合公司现金流出量大、现金支付困难的情况或者是增发股票调整股票市场结构的状况。企业对经营者知识资本报酬和职业风险报酬采用即期股票的支付方式不易在整体支付方式中比例过大。
（2）递延支付策略
递延支付就是在未来的时间里根据经营者具体的业绩情况决定前期的报酬是否发放、发放的时间、发放的方式、时间进程安排的一种方式，主要包括递延现金支付和递延股票支付两种形式。该种方式将经营者的长期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的战略结合在一起，更加充分的体现了收益与风险的一致性。对于经营者会产生更大的激励效能和约束效应。
（3）期权支付策略
目前许多企业采用了期权支付的这种方式，他们大多都是应用了期权这种概念，而实质还是递延支付的方式。对于经营者来说，期权支付是最有激励效用和约束效应的，最能将公司的长远利益和战略目标与经营者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是对经营者知识资本价值的最有效用的一种支付方式，建议企业最好将期权支付与递延支付策略结合使用。
五、结束语
在企业支付高管团队的报酬中主要有以下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日常生活保障部分，保证经营者日常生活的薪金应当的采用即期现金的支付方式；第二部分是激励部分，对于经营者职业风险报酬和知识资本报酬，采用递延支付和期权支付相结合的策略，该部分的报酬主要体现的是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更有利于将企业的长远发展和长远利益与经营者的个人的职业风险和收益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于林，赵士军，李真.基于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高层管理团队人力资本的研究[J].企业经济，2010.10.
[2]陈佳贵，杜宝芬，黄群慧.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3]于东智，谷立日.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效用及影响因素[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9）.
[4]银路，赵振元，等.股权期权激励――高科技技术企业激励理论与操作实务[M].科学出版社，2004.
[5]王锐.广州宝洁的知识型员工的福利激励[J].企业管理与改革，2008.
[6]袁坤.哈佛人才管理学[M].中国三峡出版社，2005.
[7]格兰兹，迟文成.等.留住你的金员工[M].中信出版社，2004.
[8]张德.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4：388-398.
[9]Bark G.， Jensen M， Murphy K. 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s： Practice VS Theory[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8（43）：513-601.
篇9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3-155 -03
目前我国高校的《管理学》教学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以案例教学为辅。由于课程中有大量的、抽象的基本概念、原理，常常使学生感到晦涩难懂、枯燥无味，因此，教师往往通过案例教学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来弥补理论教学的不足。但学生仍然仅凭停留在书本上的管理理论，通过“听”和“记”、“理解”被动地接受知识。由于学生无法完全置于真实的管理环境，因此对于管理学理论与具体管理活动相结合比较困难。
创业计划书又名“商业计划”（Business Plan），是指创业者就某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新产品或服务向风险投资家游说，以取得风险投资的商业可行性报告。笔者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创业计划书写作与管理学教学相结合既有助于学生加强对管理学理论与原理的综合性应用能力，又可以为学生毕业后自主创业打下基础，可谓一举两得，创业书写作可作为管理学教学的有益辅助。
一、创业计划书的组成
创业计划一般包括：执行总结，产业背景和公司概述，市场调查和分析，公司战略，总体进度安排，关键的风险、问题和假定，管理团队，企业经济状况，财务预测，假定公司能够提供的利益等十个方面。
（一）执行总结
执行总结是创业计划一到两页的概括。包括以下方面：创业计划的创意背景和项目的简述；创业的机会概述；目标市场的描述和预测；竞争优势和劣势分析；经济状况和盈利能力预测；团队概述；预计能提供的利益。
（二）产业背景和公司概述
包括：详细的市场分析和描述；竞争对手分析；市场需求；公司概述应包括详细的产品或服务描述以及它如何满足目标市场顾客的需求，进入策略和市场开发策略。
（三）市场调查和分析
包括：目标市场顾客的描述与分析；市场容量和趋势的分析、预测；竞争分析和各自的竞争优势；估计的市场份额和销售额；市场发展的走势。
（四）公司战略
公司战略主要阐释公司如何进行竞争，包括：在发展的各阶段如何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通过公司战略来实现预期的计划和目标；制定公司的营销策略。
（五）总体进度安排
公司的进度安排，包括以下领域的重要事件：收入来源；收支平衡点和正现金流；市场份额；产品开发介绍；主要合作伙伴；融资方案。
（六）关键的风险、问题和假定
包括：关键的风险分析（财务、技术、市场、管理、竞争、资金撤出、政策等风险）；说明将如何应付或规避风险和问题（应急计划）。
（七）管理团队
介绍公司的管理团队，其中要注意介绍各成员与管理公司有关的教育和工作背景（注意管理分工和互补），介绍领导层成员，创业顾问以及主要的投资人和持股情况。
（八）公司资金管理
包括：股本结构与规模；资金运营计划；投资收益与风险分析。
（九）财务预测
包括：财务假设的立足点；会计报表（包括收入报告，平衡报表，前两年为季度报表，前五年为年度报表）；财务分析（现金流、量本利、比率分析等）。
（十）假定公司能够提供的利益
这是创业计划的“卖点”，包括：总体的资金需求、在这一轮融资中需要的是哪一级、如何使用这些资金以及投资人可以得到的回报，还可以讨论可能的投资人退出策略。
二、创业计划书与管理学理论的结合点分析
管理活动的最基本的职能包括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创新。而创业计划书的内容涵盖了企业成长经历、管理团队、股权结构、产品服务、市场、营销、组织人事、财务、运营到融资方案。因此几乎所有的管理活动职能都有在创业计划书中得以体现。
（一）从计划职能角度，创业计划书同广告策划、会议企划等都是商务计划实用文书，是计划职能的直接体现。创业计划书是是一份全方位的项目计划，它从企业内部的人员，制度，管理，以及企业的产品，营销，市场等各个方面对即将展开的商业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与筹划。从投资项目的选择上可指导学生应用多种决策方法，如头脑风暴法、波士顿矩阵法等。从项目投资周期角度进行分析则可深化学生对不同时期计划特点的认识。
（二）从组织职能角度，学生在写作创业计划书时要考虑项目管理团队分工、组织结构、岗位职责。因此学生必须在理解组织设计的步骤、组织设计的原则等相关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写作。此外分组写作创业计划书的过程也培养了学生团队合作能力。
（三）从领导职能角度，由于创业计划书要求分析行业内竞争对手及其市场营销情况，可指导学生应用战略管理中的波特竞争力模型进行分析。在分组写作过程中使学生自身的领导能力、沟通能力得到锻炼。
（四）从控制职能角度，创业计划书要求对项目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并指出可能发生的风险及控制手段。因此，可以指导学生结合预算控制的内容，分析项目的投资收益率、盈亏平衡点等，加强学生对管理学及相关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解和综合运用。
（五）从创新职能角度，创业计划书最鲜明的特点是具有创新性，体现在对新项目、新内容、新的营销思路和运作思路的整合上。因此，创业计划书写作可以开拓学生的思路，使其视角从书本转移到社会，引导学生关注商业模式创新。
三、创业计划书写作的组织与实施过程
在时间的安排上，根据管理学的教学内容，创业计划书属于“计划”职能的应用文书，同时又与“创新”职能相关。由于创业计划书涉及组织结构设计及人员配备，因此创业计划书写作最早适合安排在“组织”职能讲授完毕之后在学期中进行，也可在“创新”职能讲授完毕后在学期末进行。
在创业计划书写作的组织与实施过程上，在根据的教学实践，我们将创业计划书写作的实施分为四个主要环节: 写作指导、课后分组写作、课堂分析与讨论和课后总结与评价。
（一）写作指导
教师将创业计划书的写作目的、计划书的结构进行说明，同时联系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对创业计划书的写作依据进行讲解。根据学生先修课程的差异，必要时指导学生参考相关书籍补充必要的财务知识。
（二）课后分组写作
教师将教学班级的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人数不宜过多，4至6 人为宜，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充分参与写作，同时指导学生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合理分工，充分培养其团队合作精神。创业计划书的投资项目的确定可结合生活实际、自身兴趣以及目前商业领域的发展前景确定。要求学生查阅相关资料，锻炼学生市场调研和综合分析能力。
（三）课堂分析与讨论
由陈述小组的学生代表模拟创业者采用PPT 演示的方式进行陈述，时间一般控制在10分钟以内，要求语言简练、重点突出。其他学生模拟投资人听取其陈述，经过小组讨论后，对模拟创业者小组进行提问。然后由模拟投资人从计划书的“写作完整性、项目创新性、项目可行性、投资意愿”等方面进行评价。全部发言结束后，鼓励同学进行补充或提出不同意见。教师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鼓励学生踊跃发言，调节现场气氛，控制课堂节奏，但不发表权威性意见，对学生发言的内容也不进行直接评价，如明确肯定或否定，使讨论紧紧围绕问题进行。
（四）课后总结与评价
在集中讨论完成之后，教师应留出时间让学生自己进行思考和总结，即结合其他小组的创业计划书，重新审视自己的计划书。教师可以在模拟投资人评价后对项目的商业模式创新点进行点评，指出其创新之处，对学生发言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设性意见，鼓励学生进一步思考。
四、创业计划书写作在管理学教学应用效果
（一）学生的创业计划书举例
以笔者的教学实践为例，学生的创业计划书风格各异。有的创业项目从学生校园实际出发，侧重日常生活需求，如“高校自行车租赁计划”、“校园书报亭”、“甜品屋”，“图书馆咖啡厅”。也有的项目构思从市场特殊需求出发，侧重创新性，如突出“家”的温馨感觉的商务社交会所项目，又如“宠物殡葬服务”项目，“DIY蛋糕”项目，强调保健养生的“习习古风食府”项目，专门出售左撇子用品的“左手网店”项目，兼具售书与咖啡吧功能的“暖城书店”。
上述的创业计划书尽管从写作的完整性、成本预算等很多方面还略显稚嫩，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加深了学生对管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理解，在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促进了经济与管理相关学科知识体系的融会贯通。
（二）双重提升了学生和教师的实践能力
传统教学中，教师处于教学活动的主体地位，“教师讲，学生听”，知识从教师到学生单向流动。在引入案例教学之后，尽管学生参与讨论，但案例选取仍取决于教师。创业计划书写作及讨论则将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一方面对学生的创新性思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促使学生将其观察视角从书内内容转向社会经济系统。
教学过程以学生对创业计划书的策划与讨论为主，知识和观点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双向流动，教师也不再是课堂的“主角”，其角色变成了是教学资源的提供与维护者、学生学习行为的引导者和激励者、学生学习效果评价的参与者。这种角色的转变对教师个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促进教师关注商业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
五、结语
在本科管理学教学中, 由于受众是缺乏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学生, 在课堂上直接向其讲授管理的理论知识, 学生难以体会理论产生的背景, 也就难以做到对理论的深入理解并灵活运用, 这使管理学教学效果受到很大影响。创业计划书写作训练可通过为学生创造一个仿真环境, 引导学生身临其境地在复杂动态环境下运用所学理论创造性地解决实践中的管理问题, 因此可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学教学辅助内容。
随着大学生创业逐渐被社会所承认和接受，我国大部分高校都已经逐步将大学生创业教育列入了学校育人系统工程的重要内容，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创业竞赛也备受学生和企业关注。因此在现有课程体系框架内，加强对大学生创业计划书的写作指导，将创业计划书的写作与管理学教学相结合，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教学探索。
参考文献：
[1]粟浩,田佳.“管理学”教学改革探讨[J].重庆工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01).
[2]金春华,田林子.《管理学》教学方法改进研究[J].管理科学文摘, 2007,(07).
[3]李江南,宋杨.管理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方法探讨[J].科技和产业, 2010,(04).
[4]许海涛.《创业计划书》给大学生创业“支招儿”[J].成才之路, 2008,(15).
篇10
但是，实业与金融毕竟性质不同，总体上讲，产业整合效益的速度无法跟上金融扩张的速度。因此就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完全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7月18日，“失踪”了一个多月的“德隆系”核心人物--唐万新从境外直飞北京，得以与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见面，共商德隆危局的处理办法。唐万新的回归举动表明，中央对“德隆系”金融机构的处理行动已经正式开始。唐万新现身为达成德隆重组方案提供了可能，因为只有他这位德隆灵魂人物才能对德隆隐秘而复杂的资产关系真正了然于胸。唐万新的现在的主要活动是配合中央工作组及债权人委员会做好债务清理，特别是帮助理清德隆在所控制的金融机构之间的连环债务。
“金融帝国”的“连环债务圈”
据不完全统计，德隆倒塌前直接和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已逾20家，形成了规模较为庞大的“金融帝国”，其中城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各有若干，其手中握有的金融牌照之全、数量之多在全国十分罕见。然而在这20多家金融机构中，由新疆德隆本身或其控盘的上市公司直接参股的则只有数家，比如德恒证券、新世纪租赁、金新信托和南昌商业银行等；对于其余十多家金融机构的入股，德隆都采取了相当隐秘的手法，即利用多个具有潜在关联关系的壳公司持股，或委托其它企业代为持股。可见，德隆与其控制的“金融帝国”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关系。从而构成了若干个连环债务圈。连环债务是指同一系统内众多机构通过拆借、转拆借、国债回购、委托理财以及担保等多种方式形成的相互之间的三角债和连环债。这样作为最终控制人的德隆便利用这些金融机构的拆借资金和挪用资金逾百亿元，主要用于托市。由于德隆系股票崩盘，造成巨额的资金损失和关联债务，其中涉及大量的委托理财资金，包括个人理财资金。
对于这种复杂和隐秘的股权结构设计的初衷，各方看法各异。在德隆内部，这种号称“类金融控股平台”的设计，被认为体现了唐万新与其追随者建立“金融产品供应商”、金融混业经营的构想，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想象力和雄心。“当某企业需要一种综合金融服务时，与德隆有股权纽带关系的银行、信托、证券等各种机构就分别找上门去，以不同金融机构的名义却又是以协作的方式展开服务--先看你有什么需求，然后为你度身定做个性化的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也有人认为这是为德隆的产业整合提供金融支持平台；而反对的看法则认为，德隆是在通过旗下金融机构间的相互拆借、担保，掩盖其资金的真实流向。
在德隆的神秘面纱被全部揭开之前，这些解释都无从证实或证伪。但无论如何，德隆系极为复杂的连环债务圈已然形成，若以单个金融机构的负债简单累加，总额之大将异常惊人。由于德隆系操作手法隐秘，股权关系和债务关系相互纠缠，而旗下各金融机构的客户并不知情，因而在爆发全面危机之后，单独解决一个地区、一家金融机构的问题已无济于事。如果将其中一家金融机构进行破产清算，很有可能殃及其他金融机构，造成连锁性的破产反应。
在这些金融机构大量的委托理财中，情况非常混乱，不排除许多个人理财业务实为机构资金，却以个人名义登记。德隆内部即有说法称“有一半都是假个人真机构”，其原因在于：一是从历史上看个人资金最容易获得国家保障；二是以个人名义登记，部分高息收益可以收入个人囊中。
中财国企收购未果政府出面重组“德龙”
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一套传统的做法，即由监管当局出面进行债务清理，支付方面是保个人不保机构；对于金融机构本身有拯救或不拯救两种选择。若对其拯救就安排另一家金融机构来接管或合并，对公司管理层进行彻底换血；若对其不拯救，则实施行政性关闭。以上所指的金融机构大多属于国有性质，如何处理问题民营金融机构以及若干个金融机构之间复杂的连环债务圈，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全新难题。即使是对问题国有金融机构，如果一味补救和偿付债务，也会引发更大的道德风险。
与监管当局极为谨慎的态度和反应相比，市场上的各种力量已跃跃欲试，毕竟针对德隆的重组是自1998年广信破产以来最大规模重组机会。基于这种认识，一家名为中财国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财国企)经中介机构介绍与德隆接触。中财国企是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总后勤部等6家国有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国有控股投资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总资产20亿元，与德隆没有关联关系。中财国企的最初设想是在征得政府监管部门同意的前提下，一揽子接收德隆的21家金融机构，进行资产托管。但因德隆系的情况过于复杂，其金融信用已全面崩塌，托管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而提出了对其进行彻底重组的方案，首先就是要把德隆“请”出去，将股权重组与债务重组一并解决。
德隆对金融机构的持股方式相当隐蔽，虽然德隆自己已经承认迂回控股的做法，但一些地方监管部门至今不肯承认德隆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控股事实，“只追债，不承认股权关系”的处理方法加剧了金融机构连环债务链的紧张状态，使得债务链纷纷断裂，造成许多金融机构陷入严重资不抵债的局面。在德隆事发之后，各地方各自为战，均采取所谓“关门打狗”的策略，但收效甚微。
事实上，德隆旗下的许多金融机构之所以出现巨大的资金黑洞，主要是由于德隆通过各种手段成为这些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人。为此，在化解德隆金融危机时，不能只解决德隆与这些金融机构间的债务问题，而置德隆对这些金融机构的股权关系于不顾。由于目前德隆自身的信誉已毁，若继续让德隆间接持有这些金融机构的股权，这些机构只能坐以待毙，等待破产清偿。因此必须通过股权重组引入新的股东，把德隆所持的股份全部置换出来，这样金融机构的牌照还能发挥价值，新股东的加入和随后的增资扩股也就能够改善这些金融机构的信誉状况，重新开展正常的业务经营，将损失减至最小。从这个角度来讲，同时进行股权重组和债务重组可能是解决德隆金融危机的惟一可行选择。
中财国企正在试图对德隆旗下的5家金融机构的重组体现了这一原则。在它对昆明市商业银行、宁夏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南京大江信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长沙恒信证券有限公司、上海新世纪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各自债务进行了详尽了解后，发现这5家机构已经形成连环债务圈。德隆拆借昆明市商业银行的12亿元资金，流入了宁夏伊斯兰信托、南京大江信托、上海新世纪租赁，并通过担保关系关联到湖南的恒信证券，最终用于托市，损失惨重。目前这5家金融机构中除昆明商业银行外，其余4家都严重资不抵债，负资产高达几十亿元。
经过多次谈判，今年5月底，中财国企与德隆签订了这5家金融机构协议转让的框架性协议。随后，中财国企马不停蹄地与这5家机构所在地政府、银监会、证监会派出机构及德隆方面进行广泛接触，提出了一揽子整体解决以昆明商业银行为主的5家金融机构的连环债务的方案，拟注资5亿元，在连环债务的封闭回流中，解决近21亿元的关联债务，基本解决昆明商业银行与德隆系的关联债务和担保，同时减轻其余4家机构的压力，以帮助其重新树立市场信誉，恢复正常经营。这一方案的具体做法是：采用封闭债务封闭解决，通过注入5亿元资金在各金融机构间互相抵账的方式来集中解决连环债务。在这一过程中“动账不动钱”，通过同行结算和票据交换，并即时签订相关法律文件和偿付协议，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一次性解开相互的债务链。
中财国企认为，他们提出的基本策略对德隆系20多家金融机构的重组均适用，即“整体考虑，多种手段并举，市场与政策性措施共用，解开连环债务链，梳清股权关系”，这样才能逐步消除德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中财国企试图收购德隆旗下21家金融机构的设想最终未获认可。在担心德隆破产引发连锁反应的情况下，政府被迫出面重组德隆。
德隆危机波及社会稳定
在全局的层面上，国务院已成立了处理德隆问题的5人最高领导小组。今年6月初，中央政府已成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为首的工作小组，并由与德隆相关的15家主要债权人银行组成债权人委员会分别处理德隆的金融产业和债务问题。唐万新回国的第二天，在央行的牵头下，各方就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在此后的两周内，类似的会谈总共启动了不下10次。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高层，以及由工商银行牵头的15家债权银行组成的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分别与德隆面对面地深入交流了“金融实际情况、关联债务处理、重组思路”等问题，其中央行全程参与。
7月26日，《市场化解决德隆问题的整体方案(德隆公司建议稿)》（以下简称《方案》）终于成文。该方案经过与各部门的反复磋商后，又由央行执笔起草了一个总体建议上报给了国务院。德隆提出希望“通过国家政策支持，按照市场化原则，在监管机构和债权人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下，集中管理、统一调用德隆资源，通过引进战略投资人恢复市场信用，盘活资产，在运营中清偿债务。”这预示着德隆危机的处理有望成为中国问题金融机构市场化重组的“探路石”和“试验田”。在具体的方案设计中，德隆将重组策略划分为产业和金融两大部分。
从德隆产业部分来看。剔除上市公司的生产性贷款后，德隆眼下生产型企业的银行负债总额约为35.7亿元，资产净值为49.2亿元。德隆估测其市场价值可达67.4亿元，资产大于银行负债约15亿元~31亿元。德隆认为，按照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完全可以支持自身生产性贷款的偿还。各上市公司和德隆关联的12.7亿元债权，目前已由德隆将5.5亿元的资产抵债，其余7.2亿元计划继续以资抵债或出售资产给予弥补。”《方案》还恳请有关方面支持“德隆将非上市公司优良资产置换到上市公司，切实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负责任的行为。”总之，对于生产型企业，德隆的重组思路是“通过封闭贷款，恢复正常运营。由债权人委员会和德隆共同管理，制定债务偿还计划。债权人委员会行使股东权力，负责监管资产和运营，德隆依照要求，改组相关生产型企业的董事会，负责运营实施，执行债务偿还计划，确保按时支付利息，适时全额偿还本金。”
从德隆金融部分来看。当前德隆系很多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发生兑付危机已成事实。从《方案》中披露的数据可知，截至2004年7月24日，德隆及相关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高达303.78亿元，通过关联交易和债转股等方式，合计已完成了238.01亿元债务的意向性处置，还有65.77亿元的债务未进行处置或未达成处置意向，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洽谈。由于金融机构债务如此庞杂，德隆为此建议：“采用监管机构、战略投资人和德隆三方共管的方式恢复金融机构的运营，监管部门负责严格监管；有实力的战略投资人负责组建董事会，依靠战略投资人的市场信用，恢复机构存续业务的开展；德隆在运营中负责处理关联债务。”
在市场化重组的倡导者看来，政府不宜冲在前面。第一线商务性的工作可由独立重组方来操作，比如重新登记金融机构的债务，确定重组的轻重缓急。债务须重新分类，虚假个人债务要转到机构账上；本息也要分类；明确支付方式，是全部支付还是分期支付。这一切都可以由独立重组第三方出面与债权人谈判解决。同时市场化重组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债转股、削债重组、停息挂账、展期延期、增资扩股等，必要时政府可以给予政策支持，比如独立重组方需要对德隆系金融机构阶段性持股，待重组完毕后再进行增资扩股，把股份转让出去。
德隆系金融和产业的关系十分复杂，是此次市场化重组中的一个悬念。德隆系资金链出现连锁性危机后，曾以实业资产抵押作为镇痛手段之一。但是，德隆已抵押资产在金融债务中如何冲抵，德隆究竟有多少未抵押资产，在以市场化手段重组德隆系金融机构后，其产业部分能有多少可独立存活都是问号。因此，需要诸如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市场中介机构介入德隆的重组。日复一日，德隆危机的解决已相当紧迫，这催促当局在尽量减少问题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权衡中，尽快化解德隆金融风波。
德隆系与债权人的“神秘”默契
2004年8月18日，ST重实披露，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已撤回了对新疆德隆集团、新疆屯河集团、金新信托、ST屯河以及ST重实的。
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此次撤诉的案件由借款纠纷引起。根据资料，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曾与深圳市明思克航母世界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2亿元的借款合同。2003年5月和10月，ST屯河和ST重实分别为深圳明思克航母的此次借款各提供了5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两年。今年6月8日，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讼，要求德隆系的这几家公司对深圳明思克航母公司的2亿元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然而仅仅时隔两月，银行就撤回了诉讼，其中奥妙引人深思。
事实上，近来已经有多起涉及德隆系公司的借款诉讼被撤诉。其中，中富证券诉上海万浦精细设备经销有限公司、ST重实借款纠纷案，因中富证券在诉讼费预交期内未预交诉讼费且未提出缓交申请，被自动撤诉；新疆金融租赁诉新疆百富北庭食品有限公司及ST屯河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新疆金融租赁也撤回了。ST屯河因该案被冻结的价值23.65亿元的资产将被解冻。再联系到此次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的撤诉，这是否意味着德隆系与债权人已就解决债务问题达成了默契或协议？
有业内人士从近期德隆系采取的一系列自救行动中看出了一些端倪。在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诉新疆百富北庭食品有限公司及ST屯河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新疆金融租赁公司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诉讼标的仅为4280.8万元，法院却查封和冻结了ST屯河价值23.65亿元的资产。当时就有业内人士认为，新疆金融租赁与ST屯河曾经有过关联关系，ST屯河因几千万元的诉讼标的而被查封和冻结23.65亿元资产，或许是其保全核心资产的手段。此后，ST屯河与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山股份5100万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该公司，获得了2.60亿元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当公司与中粮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获得最高额不超过4亿元的委托贷款以支持公司番茄酱生产后，公司的经营基本能够恢复正常。而此时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也不失时机地撤回申请书，解除了对ST屯河23.65亿元资产的查封冻结。
根据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的《资产托管协议》，德隆旗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紧急个人债务有望获得优先清偿。最近与唐万新有过交流的一位德隆内部人士的看法也说明德隆系与债权人已就解决债务问题达成了默契。他表示，拯救德隆“现在50个亿就足够了”，“比如债权银行可以争取获得谅解，近期银监会要求相关银行不要再逼债就是一个证明，原来被法院抢先冻结的实业资产现在已经全部解冻，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说明国家还是不希望德隆一下子垮掉，否则牵涉面太大，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而一些大的投资机构的欠款则能够缓一缓，50亿集中兑付中小投资者的欠款。”
拯救德隆的现实选择央行再贷款+华融托管
2004年8月8日，人民银行负责处理德隆危机的有关负责人口头通知唐万新等德隆管理层人士，有关德隆债权债务的所有事务将交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德隆的15家债权银行同样接此通知。央行将为德隆提供一笔数额巨大的再贷款，同时决定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托管德隆资产，这犹如一只援手，令4个月以来陷入自救中的德隆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
有迹象显示，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拯救德隆的方案即将付诸实施。实施德隆重组方案的基本前提是：由央行提供再贷款注入到德隆，而德隆资产则交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托管经营，这是众多德隆重组方案中的一个。把德隆交由华融托管并不等于华融接管了德隆。
今年6月，有关部门成立了由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作为召集人的工作小组，负责处理德隆的金融产业和债务问题，并制定切实可行的重组方案。目前不确定的是央行再贷款的金额还存在变数。对此间流传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5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提供70亿元左右的贷款，其余部分由德隆的各债权银行出资。另一说法是73亿元，这一数额与唐万新此前表示的希望争取70亿元的央行再贷款数额接近。不过，一位央行官员对这两种说法都予以否认，并表示这两个金额都不够准确，央行提供的再贷款不会这么多。
不管怎样，挽救南方证券可以理解，注资国有商业银行也不新鲜，但巨资援救一家民营企业，央行还是第一次出手，显示了相当的勇气和魄力。德隆的重组因为央行的出手可能只会成为一个特例，并不具有示范效应。但这可能是目前解决德隆问题的最好办法，央行应当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而不能因为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对德隆来说，这可能是件好事，但市场其实还是很希望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因为德隆不是第一家、更不会是最后一家，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出事的民营企业，央行不会每家都救。
今年8月19日，国务院向央行下达有关文件，正式批复了市场化解决德隆危机的整体方案--德隆共计200多亿元的股权和实物资产，已不能抵偿德隆超过300亿元的惊人债务，德隆将被一并交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整体托管，但这种托管为偿债式托管，而非清算式托管，也不等于重组。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在北京与华融公司签订《资产托管协议》，这3家公司都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全权行使3家公司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此次托管资产为截至8月31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合法拥有所有权的全部资产，范围以协议各方当事人确认的托管资产清单为准，包括但不限于货币资金、有价证券、债权资产、无形资产、实物资产、股权资产等各项资产。
从表面上看，华融与德隆间的联系是，工商银行是德隆的最大债权人，仅新疆地区就贷款近30亿元，于是工商银行就成为德隆系债权人委员会的召集人。根据德隆系债权人委员会的统计，除企业正常的生产性贷款外，德隆的银行负债并没有传闻中的四五百亿那么夸张，合计应为160亿元，其中工行的债权在50亿元以内。但这似乎并不能成为由华融托管德隆的绝对理由。
在《方案》中，德隆不仅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整体思路，还制定了各机构的具体重组计划。其中在一些棘手问题上，急需新的大量注资，以填补窟窿。在产业领域，“自2003年9月至2004年8月，德隆生产性企业还贷总额达17亿元，在各家贷款银行只收不贷、部分银行挤兑的情况下，各相关企业采用多种办法，进行生产自救，确保了至今未发生大规模停产停工。在进入农产品原料收购旺季，出口加工定单履约生产高峰，相关企业已无力再坚持下去，继续生产性资金支持。恳请给予正常贷款10亿元。”在金融领域，更是危机四伏。“目前德隆相关金融机构中，存在的紧急问题是中富证券保证金欠款0.6亿元，德恒证券保证金欠款7亿元，12月底前须支付的个人理财资金约10亿元。”面对各种各样的资金黑洞，德隆希望以生产型企业尚有的15亿~30亿元的“余值作抵押，申请15亿~30亿的紧急贷款额度，用以解决个人债务、敏感资金以及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突发性债务的支付”。但监管层已很难有信心再将新的注资直接交到德隆手上。于是，华融的适时介入便成为一种必然--资产的所有权还在德隆，而处置的决定权在华融。华融替债权人在银行“打工”，可以视为阶段性持股，目的在于寻找新的市场伙伴，而在此过程中，德隆又具有优先权。
德隆的重组：艰辛的漫长之路
央行再贷款注入德隆，并且由华融整体托管德隆，如此复杂的制度设计，是对各方施展均衡技术的极大考验。眼下的格局至少留下了两个关系德隆未来走向的悬念。
第一个悬念是，华融整体托管德隆后，此前由地方政府或德隆主导的一些已达成的意向性合作是否还有延续的效力？比如，在地方政府的撮合下，德隆产业领域的ST屯河此前已传出与中粮集团的重组信息，而天山股份已与中国非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达成重组意向。根据市场化重组的游戏规则，此前的重组意向全部需要得到华融的重新认可，如果发现当中有资产被贬值变卖的嫌疑，必将被“归零处理”。
更难以把控的是德隆系金融机构的重组。《方案》披露，“德隆先后以直接参股和委托持股等方式，参、控股19家金融机构。后因停止或取消收购协议等方式，实现了7家机构的退出。”这7家金融机构中包括兰州商业银行、乌鲁木齐商业银行等，因为德隆所持的股权与在这些机构中的债务大致相当，便以退股抵债方式作了了结。
目前德隆系的相关金融机构还有12家，它们是：中富、恒信、德恒3家证券公司；金新、伊斯兰、南京大江3家信托公司；昆明、南昌、株洲、长沙4家商业银行；新疆、新世纪两家金融租赁公司。其中，中富证券、恒信证券、伊斯兰信托、南京大江国投、昆明市商业银行、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等7家金融机构已在德隆的运作下，与若干个战略合作人达成了重组协议。除新疆金融租赁由德隆资产回填、中富证券被首都机场收购外，其余5家金融机构均归属于同一个战略合作人，即上文所述的中财国企。
第二个悬念是，华融整体托管德隆后，德隆的灵魂人物唐万新的未来价值体现在哪里？德隆交由华融整体托管，此次托管为偿债式托管，而非清算式托管。其关键在于，能否在重组阶段理清德隆十分复杂的连环债务圈；能否在经营期间帮助生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迅速恢复造血机能，促使资产增值；能否准确把握合适的时机，完成退出时的最后一击。
德隆重组前途未卜。不过德隆大部分员工的看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德隆的命运。他们认为，现在原来意义上的德隆肯定不复存在了，但是德隆公司会继续生存、经营下去，新的德隆与原来的德隆是两个概念了，到底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要看解决德隆危机的最终方案是什么。
由此可见，德隆未来的重组之路仍将是一个充满艰辛和坎坷的漫长过程。而一个能真正洞悉德隆的高管人员和核心人物似乎是不可或缺的。由于唐万新擅长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兼顾各方利益，建立新的业务模式，因此在德隆今后的重组过程中，他可能仍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继续发挥他的价值。但是面对德隆信用体系已经彻底崩塌的残酷事实，政府和华融是否还会对他抱以足够的信任，人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手记：华融托管德隆是一种参照模式
从某个角度讲，德隆危机就是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危机，德隆问题就是资金黑洞问题。当德隆轰然倒塌时，曾经为德隆系奉献过真金白银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私募机构和上市公司等都成为最终的受害者，毫无疑问，其中商业银行是最大的受害者。
早在2001年，受中科等事件影响，德隆的资金链就已陷入紧绷状态，此后整个体系都在为应付委托理财的兑付危机而疲于奔命。据估算，近年来德隆系在股市上蒸发的市值达160亿元之巨。而兑付委托理财，3年下来累计也达百亿元以上，其中2001年40多亿元，2002年20多亿元，2003年又是40多亿元。委托理财的利息是又一大资金黑洞，这从德隆客户资金近3年的日均余额可见一斑：2001年200亿元，2002年250亿元，2003年270亿元。如果以平均12%的融资成本来计算，德隆这3年就此支付的利息和营销费用至少是80亿元。仅仅3年，以上3大资金黑洞合计高达近350亿元，德隆何堪如此重负！况且，德隆还不断斥重金用于金融机构的股权收购，这部分资金至少也有50多亿元。另外，德隆近年来对产业整合的直接投入还有17~18亿元，主要集中于一些新进入的产业。以上这些大致描绘了近年来德隆系的主要资金流向。如果放任德隆系金融风险的蔓延和扩散，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将难以估量。
眼下及时有效地控制和降低德隆系及商业银行系统的金融风险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目前已分崩离析、群龙无首的德隆自身肯定是回天无力，只会加剧金融风险的蔓延。此时由政府出面，委托华融公司整体托管德隆，解开德隆系复杂的连环债务链，整合德隆旗下的优质资产，无疑是比较合理的制度安排。而对以降低金融系统风险、防范新增金融风险为主要工作目标的金融监管机构来说，华融托管德隆也是现实和可行的选择。
篇11
一、 X-效率理论的提出
从经济学诞生伊始，人们就没有停息过对效率问题的探究。它不仅是经济学存在的原因，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传统经济理论中，厂商是根据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进行生产的，即厂商（企业）总是在既定的投入和技术的集合约束下，实现效率最大化（产量极大化或单位成本极小化）。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出现，影响效率的因素日趋复杂，考核效率的角度也日益多样。通过归纳以往文献，可将效率划分为四种类型：
配置效率，即主要考虑人、财、物配置到哪里？企业内部如何组合？什么状态下资源既无闲置，也无浪费等。如果在给定的技术状况下不能通过投入要素（劳动与资本）的最有效（机会成本最低）组合生产出最优的产品组合，就会出现所谓的“资源配置不当”，如企业规模和企业投资方向选择不当，区位选择不当，资源在企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配置不当，资本和投资配置不当。可以说，配置效率涵盖了所有经济组织内部和宏观经济层面有关资源分配、流动和处置的问题。
组织效率，它主要用来描述组织目标完成程度。由于企业是许多契约的联结，因而组织目标实际上是一组目标所构成的目标体系，可以概括为“利益相关主体的最大化”，它是一个多目标最大化约束。按目前流行的说法，企业组织的基本目标可以解释为组织价值（经营成果）最大化，财务报告与会计披露的真实性与公允性、财产和债务的安全性、持续经营和长期实现价值等目标的完成程度。
技术效率是一种由于技术进步，如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及其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带来的企业竞争力提升。
制度效率，一般用来反映企业制度的投入和产出比例。企业制度投入主要是指单位制度成本，设计并完成某一制度安排所支付的资源；企业制度产出则表现为已经实现的有关激励和资源配置的操作（或交易）的总和以及这些操作（或交易）的有效性，但它不直接表现为生产成果的产出。
由于代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只承认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存在，却忽视了组织效率和制度效率的作用，因此Harvey・Leibenstein在1966年首次提出了“X-效率理论”，他指出：“经济学的进步中疏漏了经营者和工程人员的效率观念，效率表明人员和机器的工作无论有多么好，或者多么糟。一旦配置效率或利润的极大化假设相结合，就不再有经营者和工程人员的效率观念存在的余地了。于是，企业和企业内部就有可能进行次优（suboptimal）经营。”1993年，弗朗茨进一步将X效率定义为：X代表来源不明的非配置（低）效率，它（X低效率）是指经济单位本身由于内部原因而没有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或获得机会的一种状态，其实质就是一种与组织（organization）或动机（motivation）有关的效率。
二、X-效率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
传统的公司治理由于没有跳出新古典经济理论“成本―收益”法的分析框架，只强调公司治理结构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忽视股份公司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存在的目的。从静态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结构设计是利益相关者经过重复博弈最终达成均衡后形成的为实现最大化目标所组成的正式组织；从动态看，企业内部所设计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实际是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对人、财、物等资源进行重新编排、组合的过程。因此，沿着“X-效率理论”对企业组织设计与实施展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另一条考察公司治理效率的研究思路。以董事会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为例，由于各自诉求和利益取向的天然不同。按照该理论，决定公司内部不同利益者的努力程度的所有变量一部分由董事会控制，一部分由经理人控制。二者在博弈中表现为，董事会向经理人提供一定的工作条件和待遇，经理人为此提供相应的努力并达成目标效率。假设各方都有三种策略选择，如对董事会而言：第一种策略――黄金法则：董事会完全为经理人员着想，为其提供最优厚的条件和待遇，简称GR策略；第二种――自身利益极大法则，即董事会为了尽可能降低成本，而对经理人员提供最低的工作条件和待遇，简称IM策略；第三、同业集体标准。这是一种考虑平均水平的折衷策略，简称PGR；同样的，经理人也存在对应的三种策略。
如何评判PGR策略的效率高低呢？“X-效率理论”用“群体惰化行为”加以解释。这是一种个人在群体中工作不如他一个人工作时更努力的倾向。这种倾向具体表现为群体规模的增大与个体绩效的提高的负相关关系，或者说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搭便车行为。比如说:当委托人和人都认为对方没有尽到应尽责任时，就都会通过降低自己的努力程度来感到公平； “委托―”关系中责任和权力关系复杂，双方实际投入与产出关系模糊，当认为自己的贡献大却无法衡量时，就会自动降低自己的努力程度；自利动机诱使人降低对委托人的责任心，再加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分工和责权利不清等问题，又会自发增加偷懒行为，从而降低整个企业的经营绩效。可见，代表行业平均标准的PGR策略往往是低效率的。Leibenstein引入“努力”的概念进一步解释道，“努力”被看作是一个人对它自己的精神和由外部环境确定的动机做出的反应的结果。（如图1）
图中横坐标表示努力程度，纵坐标表示对努力的偏好或满足程度。曲线SE表示努力程度和满足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条曲线分为三个部分，在区域1，满足程度随努力地增加而增加。在这个区域内，人们宁愿选择较大的努力，而不愿选择较小的努力。在区域3，对于超过e2的努力程度来说，个人宁愿选择较小的努力，而不愿付出较大的努力；在区域2，这是努力程度从e1到e2之间的区域，这个区域表示努力程度的变化带来的满足程度并不大，被称作“惰性区域”（Inert Area），表示个人的均衡努力程度，此时努力程度很难被改变。从而说明PGR策略一旦作出就很难改变。假设经理人在“惰性区域”的努力程度无法满足委托人（董事会）对效率目标的预期时，就需要刺激经理人改善它的努力程度，即提高惰性区域的上限。（如图2）
但由于“委托―”关系带来的契约不完备限制，尽管在合同上可以明确人（经理人）应该干什么，怎么干、干多少以及薪金和待遇，但它却很难像理发那样规定经理人的每一个活动细节和他的努力程度，更不像买东西那样容易进行监督。因此，PGR策略不可能指望经理人全心全意的、付出最大努力的工作，董事会需要采取措施尽最大可能来刺激经理人提高“惰性区域” 从SESE′。
三、从“X-效率理论”得到的启示
用“X-效率理论”解释公司治理效率是一种尝试。尽管在分析方法上有别于传统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和契约理论，但是从个人努力程度对激励机制产生的作用来看，结果却是殊途同归。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到：增强外部治理效用，通过来自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外部压力使经理人增强成本意识；.必须承认并认清人的自身利益和努力程度，激励机制的设计应以提高其努力程度为目标；.打破行业垄断，建立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因为对经理人而言，产品市场是通过价格机制并围绕价格竞争形成的优胜劣汰的，这一点对经理人很有压力。任何漫不经心的、草率的和不对环境变化作出灵敏反应的行为，都会遭到市场竞争的惩罚，丧失生存的机会。所以，产品市场也可以成为刺激经理人员提高努力程度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刘伟.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2]孙明山.股权结构变化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影响研究[D].西北大学, 2007
[3]Leibenstein, H. Infl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X-Efficiency Theory, London Croon Helm, 1980
篇12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要求财务和会计人才不仅要精通会计、理财和金融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了解商业规则，具有运用现代技术进行信息处理和分析的能力；还要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健康的心理素质，具备全局观念和组织协调能力， 有敏锐的洞察力、开放性的思维和创新意识，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营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传统核算型会计人才的需求将逐渐减少，而对“管理型”会计人才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会计人才的结构性短缺问题也必将日益尖锐。因此，我们认为高校会计类专业的培养目标从“核算型”向“管理型”会计人才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如何培养适应现代化需求的应用型管理会计人才，成为当前会计教育的重要课题。
一、目前我国会计从业人员现状
目前我国会计从业人员有1200万人，其中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会计核算工作的“操作型”财会人员占多数，在企事业单位从事资金管理、会计管理、税务管理、成本管理、内部控制等工作的“专业管理型”财会人员较少，而以财会人员身份参与企业综合、全面管理的“综合管理型”财会人才更少。近年来，通过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人才市场调查发现，“专业管理型”和“综合管理型”等“管理型”财会人才需求呈增长趋势，已经占财会人员需求量的60%，中高级管理型财会人才存在较大缺口，而进行传统会计核算的操作型财会人员已经呈现饱和趋势，企业需求量也呈下降趋势。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程度的加剧，急需一大批专业管理型和综合管理型等各层次的“管理型”会计人才充实到企业管理过程中去，大学会计本科教育亟待开展“会计与管理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因此，设计科学合理、适应会计行业的“管理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培养方案，对于提高会计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
二、“管理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我们认为，会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仅是培养满足人才市场需求的、具备丰富专业知识储备的会计人员，更需要培养能够适应会计环境、管理环境变革的创新性会计人才。会计教育不仅是奠定学生坚实的专业基础，更应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能力。“管理型”财会人才是掌握系统的会计理论和丰富的管理知识，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复合型财会专门人才，具有未来成为企业管理团队中财会专家的潜力。“管理型”会计人才需从传统的“核算操作型”向“专业管理型”直至“综合管理型”转变。
“管理型”财会人才除应具备每一个高级人才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和身心素质外，还应该具备如下职业能力：①宏观形势的理解能力。具有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及时把握时代和经济发展脉搏的能力；②制度设计能力：会计制度设计、内部控制制度设计、责任制度设计、预算编制、薪酬制度设计、股权结构设计；③战略执行能力：预算执行与控制能力、资本结构设计能力、股息政策选择能力；④价值创造能力：资本运作能力、税务筹划能力、资源管理能力，资源配置、考核的综合能力；⑤风险规避能力：随时捕捉危机信号，及时采取对策的能力；⑥财会工作组织协调能力：财会工作的组织领导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及解决问题能力。
通过“管理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实践，使会计学专业学生的经济管理基础将更为宽厚扎实，专业视野将更加广阔，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自我获取知识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中英文表达能力等优势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同时，学生宏观经济形势判断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职业判断能力、制度设计能力、战略管理能力等职业能力得到培养，毕业后能迅速成长为企业管理团队中的财会专家，将为我国企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整体优化“管理型”会计人才培养方案
1.实施“3+N”人才培养方案创新。在学程上实行三级梯度发展模式基础上的“3+N”人才培养方案创新。即在构建“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专业（方向）教育”三段梯度发展模式，实行一、二年级按“学科大类培养”，三、四年级实行专业方向“按需分流、方向选择”的基础上，并尝试“3+N”人才培养方案。“3+N”具体内涵：3（即3年按学院制定的教学大纲在本学院完成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部分选修课的学习）+N（指政府部门、各类企业、会计师事务所、金融证券机构、行政事业单位等。即用1年时间，根据上述单位的需求开设实作课，学生在实际单位完成课程的学习）。
2.构建“三层次、五模块”的课程框架体系。即将课程体系分为：基础课程部分、理论性专业课程部分、实务性专业课程部分。基础课程包括基本技能与工具性课程、学科基础课程、本专业基础课程、相邻学科基础课程；理论性专业课程包括本专业的核心主干理论课程；实务性专业课程主要指实务操作内容较多的专业课程。模块化就是按照“按需分流、方向选择”的人才培养原则，全面落实“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方向）教育”，既确保基本规格要求，又注重学生个性发展要求，把院级选修课分模块设置，除素质教育模块外，还设有专业拓展模块、技能强化模块、考试模块和考研强化模块，并且院级选修课实行各专业拉通式选课，尽可能体现课程设置的宽口径及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交叉性，以供不同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学习。以此实现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有机结合，在为学生提供大知识平台的同时，给学生预留广阔的个性发展空间，为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就业市场需求做好准备。
3.形成“交叉融合、互相渗透”的课程网络。在培养过程中，强调多学科知识的交叉、渗透、融合，构建起一体化的知识结构，打造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识别、分析和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在培养方案中，除设置《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会计类核心课程外，还要设置《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咨询》、《财务危机管理》、《风险管理》、《系统工程》、《资本运作管理》等课程，强化训练各种宏观、微观经济分析与管理理论和实践基础，形成“交叉融合、互相渗透”的课程网络。
4.构建“立体化、多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在实践教学中构建三个实践环节：即“基础性认知与验证性实验、专业技能模拟实验和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在实践教学中倡导五个结合：即“基本技能培养与综合能力训练相结合、操作实验与模拟实验相结合、实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社会实习相结合、校内实践与校外基地实习实训相结合”，促进学生“理论-实践-创新”和“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协调发展。构建八个主要的教学模块：即“企业管理、财务会计（含手工和电子）、人力资源管理、商业银行业务与证券投资、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企业经营与财务管理沙盘模拟（含手工和电子）、财税综合实验”。使学生在本专业领域的基本技能训练和能力培养贯穿整个实验教学全过程。同时，增设创新学分，广泛开展社会实践与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在培养方案中增设创新学分，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参与每年举行的“希望杯”、“挑战杯”、“财会信息化”等竞赛，开展“竞赛教育”。“竞赛教育”在促使参赛学生围绕竞赛范围梳理、整合所学知识从而优化学生知识结构的同时，能够提升学生理论能力、创新能力。
四、“管理型”会计人才培养的策略
1.开展“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1）开展教学内容体系改革，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开展教学观念和教学内容大讨论，按“会计与管理结合”的思路对“会计课程体系”、“财务管理课程体系”“内部控制课程体系”、“计算机会计课程体系”等课程体系进行优化整合，对现有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全面优化，重新更新教学大纲，促进教师课堂教学实现“管理型”人才培养。
（2）开展案例教学。适当采集、编制现实经济生活中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紧密相连的、生动直观的、引发学生深入思考的教学案例。通过案例教学来对企业的综合经济业务进行分析，从归纳的角度展开某一专题的讨论，让学生投入到事先安排好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案例讨论之中，使学生扮演了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兴趣出发，让学生了解会计实践工作中可能碰到的实际问题及解决方法，引导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3）创建专业网站。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讨论、咨询、解答、练习等，实行网络化的老师“教”、学生“学”以及电子考核与网上评教。让学生在网上相互之间进行对话交流；为学生提供一个向老师请教的平台；建立网上题库，便于学生更好地消化书本知识；通过在网上不定期地及时更新有关章节习题，要求学生在指定时间进行网上答题，可以测试学习的平时成绩；通过在网站上传一些最新财经信息，让学生对本专业以及与本专业有关知识的了解，扩大视野，丰富知识。
（4）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邀请大中型企业的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和企业有经验的财务管理人员到学校讲课，以实现实践与理论的沟通；同时我们也组织教师和学生到企业去调研和实习，激发学生关心企业实际问题的积极性，极大地丰富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关心企业实际问题的积极性。
2.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学团队。一是通过外引、内培的人才措施优化师资队伍的学历和职称结构；二是通过在企业挂职锻炼，在社会上承担或参与会计、审计实务的方式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锻造一支既有理论功底、又具备实际技能的双师型专业队伍。使相关教师，不仅能够胜任理论性教学，还能够承担各相关方面的横向课题，把科研成果引入实验教学中。同时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让会计专业的同学能够实践到一些具体工作的操作方法，使其在就业竞争中能够处于优势地位。
3.确立“形式多样、能力评估”的考核方式。加强考试评估改革，突出能力评估，以考风促进教风和学风转变。改革考试评估方式，加大学生课堂案例讨论、课程论文、实践调研成绩分量，减少死记硬背考题，将实际问题的案例分析内容引入每门课程的考题中，开展专业口试等考试方法改革，加强对学生深度理解能力、分析问题和综合解决能力的考核评估，以考风促进教风和学风转变。
参考文献：
[1]张炎兴，赵秀芳，许庆高.管理型导向的会计人才培养方案探讨[J].财会月刊，2009（8）
[2]钟振强，宋丹兵.关于管理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思考[J].甘肃农业，2010（4）
[3]周海鹰.我国高级会计人才的现状及其培养途径[J].企业家天地，2009 （5） .
[4]聂洁.关于培养管理型会计人才的思考[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8（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