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秘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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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现今各国人均收入的差距比之前扩大了。19世纪以前，各国人均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伴随着工业革命，各国人均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在最近的100年中，各国人均收入差距拉得最大。另外，尽管富裕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下降了，但富裕和贫穷国家间的不平等扩大了。同时，中等收入国家的数目缩小了。我们现在有一个两极分化的经济俱乐部：一极富裕，另一极贫穷。

经济增长由真实人均收入的变化率来度量，年增长率为1％的国家每70年使其生活水平提高一倍，而年增长率为3％的国家每25年就使其生活水平提高一倍。可见，增长率的持续差距会产生生活水平的显著差异。

实际上，各国的增长率差别很大。我们总结了104个经济体在1960年至1990年的30年中增长率的频率分布。我把这30年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从1960年至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前，即1960―1972年：另一个为石油危机以后的时期，即1974―1990年。研究显示，与石油危机后的时期相比较，较多的经济体在石油危机前的时期经历了更高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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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提升客户价值和塑造品牌

对于东鹏这样“反常规”的发展，东鹏董事长何新明先生说，面对如此低迷的陶瓷市场，正是促发“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马太效应的触点，东鹏坚持深耕市场、品牌，逆势中不仅没有受其影响，反而占领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实际上，成立40周年以来，东鹏就—直紧扣市场，紧随消费需求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卖产品到全方位提升客户价值和塑造品牌的发展过程。

在产品方面，东鹏除了不断升级产品质量，还积极塑造、传递“陶瓷文化”。在服务方面，不断提升服务水准，优化“阳光天使”服务内容，今年还创新性地建立了“鹏友汇俱乐部”。在品牌营销方面，东鹏也是不遗余力，如在全国范围巡演了多场“东鹏音乐之旅”演唱会，与天津卫视合作制作《幸福到家》节目等等。

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2012年市场形势严峻，但东鹏危中求机，实现了快速增长，为业界树立了_一个务实而进取、一个摆脱市场运势而有着内生增长的行业标杆，东鹏把握市场和塑造品牌的举措正为行业突围提供了范本。

国际化品牌目标

何新明从来都是有宏大目标的，“我的目标是把东鹏打造成国际化品牌。”何新明说道。

2012年7月4日，东鹏的意大利瓷砖高端品牌REx的首家专卖店在西安开业了，终端呈现出“综合宙+水晶宫+REX”的模式，市场由一裂变为三。作为国内陶瓷行业知名的大品牌，在产能充足的情况下，为何会选择同是走高端市场的国外品牌？何新明很坦诚地表示这是东鹏向国际化品牌迈进的重要一步。

他认为必须要承认，目前中国陶瓷产业的水平与意大利的顶尖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尤其是在设计，以及精致度方面。而与REx的合作，将有助于东鹏更多的了解意大利陶瓷产业及和国际陶瓷产业的发展，以及陶瓷生产、设计、营销等方面的理念。他认为，早先进入国际市场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对国外的了解太少。

在国际化道路上，东鹏曾经历一个先进后退的过程。早在2006年，东鹏就第一次尝试了走国际化，东鹏选择了与意大利当地的公司进行合作，注册成立了欧洲东鹏公司，并在意大利等市场推出东鹏自主品牌展厅和专卖店，打算以意大利为中心，在欧洲每个国家乃至全球都建立展厅，最终实现品牌销售。2010年，东鹏再次迈出了国际化的脚步，将广告语从“缔造灵性空间”变为“世界之美”，为第二次进军国际市场做准备。而REX，则是东鹏在继广告语之后又—举措。

在品牌的国际化方面，何新明表现得很执着：“在品牌规划里，真正要做强做大，最终还是要实现国际化。”而国际化并不是关起门来可以完成的，而是首先得打开门去了解国际，要与国外的客户和同行有更多的互动和交流。目前东鹏已经在美、英、德、意、法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国际商标，出口占整个销售额的15％。何新明认为这还不够，他的目标是内、外销比例8：2，所以接下来他将在出口上加大力度。

但众所周知，目前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影响，尤其是欧洲，意大利等国家的债务危机仍在持续深化中；国内日益严峻的反倾销和宏观经济调控下，市场也是“哀鸿遍野，泣声犹在”，从目前的形势看，并非是进入国际市场的好时机。然而何新明认为，企业不能因为外部环境而停止脚步，应该考虑的是既要立足当下，更要看到明天。“所以在低潮的时候，我们就要部署好我们的广告和我们的店，随着形势的好转，我们就能够把握先机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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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金融的发展经历了由被批判到被广泛接受的过程。舆论界把借贷定义划分为“生产性”(Productive)和“消费性”(Consumptive)两种。由于生产性信贷可以创造财富,而消费性信贷是消耗财富,因此,对消费性借贷的大量攻击可见诸于很多公开场合宣传和学者评论。早期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往往都处于地下经营状态。美国学者赛格利曼是最早系统研究信用消费的经济学家,他明确支持分期付款对经济的巨大推进作用。这为当时消费性信贷的生存意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舆论导向。

此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坚信信用消费尤其是分期付款制度对经济有推进作用,认为分期付款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所起的作用能与商业信贷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作用媲美:至关重要的金融机制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耐用消费品革命”并带来巨大经济增长。此外,分期付款等信贷模式带来了一些其他经济影响。例如:金融部门快速增长;信贷作为零售利润来源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工厂生产日益稳定;政府对消费信贷的依赖也日益增加,将其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以便调整国家经济状况等。这些都是消费金融发展带来的微观或宏观的好处,人们逐步由心理上排斥到接受,消费金融行业由大多数秘密甚至非法运营发展成阳光产业,并不断壮大。

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认识

关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是分析消费金融对经济增长作用时依赖的基本理论。由于消费金融业发展促进了信用消费,并可能促进总消费,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类似。

虽然消费金融在世界各国不断发展,但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到底如何,在理论上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消费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主要是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消费的增加对经济总量会产生一个乘数效应,当某些因素影响到消费时,消费增加将带来更大规模的产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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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长核算给我们的启示

增长核算背后的中心思想是，产出的增长能被分解为可归因于投入要素增加的增长和未归因于投入要素增加的剩余增长。归因于特定投入的产出增长率等于此投入在GDP中的份额乘以此投入的增长率。产出的增长超过了投入的贡献。产出增长率与投入增长的贡献之间的差距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即它表示各种形式的技术变化总的影响。根据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始终是增长的主要源泉。德里格斯等的结论：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能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差别的60%以上。在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增长率的跨国差别时，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甚至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差别能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增长率的跨国差别的大约90%。

为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我们需要理解什么因素促进知识的积累，特别是什么因素提供了对知识创造的激励。这自然地导致我们去探求下列因素的影响：研究和开发、干中学、外部性,以及报酬递增；同时也导致我们去考察鼓励或者不鼓励知识创造的制度因素。

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

1.物资资本的积累是重要的，但物资资本的积累不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跨国数据表明较高的人均产出总是伴随着较高的人均资本存量。但研究表明：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则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实证分析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积累推动的增长有两个重要特征：(1)长期内人均收入增长率趋同于技术进步率。增长率随资本密集度而变化：资本劳动比率越高，人均收入增长率越低。(2)收敛性：如果真实人均GDP的初始水平越低，那么模型预测的增长率就越高。但实证研究表明：如果除了初始资本密集度以外，所有的经济体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那么收敛性在绝对意义上会成立。然而，如果经济体具有多方面的差异――包括储蓄倾向、生育倾向、工作意愿、技术的取得和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差异――那么收敛性仅在条件意义上成立。既然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根源，那么经济增长理论就不应该关注投入的积累，而应该关注技术进步。

2.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土地、劳动等要素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不可能决定长期增长,但知识或技术进步则不同,它决定着不断变化的各种投入要素的组合方式。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即使同样的投入要素也可以以异常多样的形式加以组合,由此带来边际生产力递增的无限空间。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1)内生化的技术进步。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也许是随机出现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2)规模收益递增。在长期增长的经济过程中收益递增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必需的。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与动力。

(3)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在于分工的演进,而分工的动态演进是由经济中的边干边学引起的。边干边学的存在使个人的生产经验不断积累,生产的收益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经济的专业化水平不断加深和经济的内生增长。

3.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是一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因为知识跨国流动，国际贸易和投资影响对创新、模仿和使用新技术的鼓励。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可以加速先进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从而提高贸易国的总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国与国之间开展贸易可以节约一部分R&D费用,间接地增加了本国国内的资本积累,从而使各国经济得以更快地发展。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加快自身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可以形成一种“赶超效应”。

4.经济和政治制度影响对积累和创新的激励，最终影响国家的长期增长。目前的研究表明：与研发投入或物质及人力资本积累相比，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更基本因素。许多结论目前尚为尝试性的：意义重大的技术进步一般都发生在能够较好的保护私有产权的国家。实现对产权的保护需要建立以下两种制度：促进交易的法律制度和限制行政官员权利的政治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并不是增长的充分条件，因为重大的技术进步一般会导致经济组织的重大变革，因此，一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取决于其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而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又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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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10-0018-07

一、引 言

经济运行效率的测度与研究在学术界被称为“探索增长之谜”。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途径。1957年索洛（Solow）创立新古典增长模型，将产出增长率扣除资本劳动要素增长率后的“剩余”——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开启了揭示“增长之谜”的伟大探索。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对经济增长的核心秘密——经济运行效率的认识日益深刻，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测算特别是有关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一直是理论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1972年～1995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明显放慢。不仅美国，在同一时期世界上其它发达国家也都纷纷出现了经济效率的下降。为此，许多西方学者试图解释这一不利的变动，并认为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导致的高通货膨胀造成了经济效率的下滑。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较低且稳定的通胀水平使得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近1倍。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通货膨胀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但遗憾的是，关于通货膨胀冲击究竟是否影响经济运行效率，是促进还是阻碍抑或中性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出普遍认可的一致性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数轮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近年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国原材料、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纷纷进入快速上升期，导致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与日俱增，“防通胀”与“保增长”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指出，通货膨胀已经超越农产品领域，正在朝制造业等工业领域扩散。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研究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压力不断加大。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其运行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其他产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运行效率的高低，关乎当前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败。因此，深入研究通货膨胀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机制是当前工业经济管理的迫切需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1957年～2010年的经济数据，采用VAR计量模型来检验通货膨胀对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效率的冲击影响关系。之所以采用VAR计量方法是因为，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往往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的相互关系，但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严密的解释，因此，在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结构性经典计量模型存在不少问题。为解决这一不足，西姆斯（C.A.Sims，1980）提出了一种用非结构性方法建立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正负及持续的时间。由于通货膨胀与经济运行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尚未明了，而且迄今为止亦未有人建立过直接的经济理论基础，因此，为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本文运用VAR模型来进行分析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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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人类为了消除贫困，以财富的增长实现富裕提升社会的文明水平的同时，实现人类幸福的一项主动活动。经济的增长也是创造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释放与发挥。在实现企业经济发展这种主动的活动中，存在着两种衡量其增长的模式：第一种是以数量的增长来表征经济的增长。在这种以数量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模式中，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和增加经济的总量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第二种是以经济质量的增长来衡量经济的增长。就经济质量本身而言，也存在着两种对质量的界定方式。由于质量是一个程度指标，可以把质量分为内适性和外适性两个方面。对经济质量的内适性来说，就是用在经济增长过程对人才和技术的依赖程度来表征；经济的外适性质量主要是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顾客”的需求满足程度来界定的。也就是说，离开了对“顾客”的需求来判定经济质量的外适性是没有意义的。外适性质量就是“顾客”需求满足的程度。企业经济质量外适性的高低实际上就是指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其“顾客”能否充分地分享企业经济增长的成果，尤其是对企业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能否被充分地被“顾客”分享形成共赢，是衡量经济外适性质量高低的客观标准。围绕着经济发展实现增长的这两种方式，企业家通过其创新精神来对这种两种经济增长的方式在效率的提高和改善上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以实现企业在经济增长上的高效率。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家更关注以经济的质量增长作为其企业发展的基本方式，也就是通过创新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发展的重心从数量的增长过渡到以质量增长方面来，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新跨越。本文主要通过从企业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角度，首先讨论了企业经济是如何实现增长的。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剖析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与企业家创新的关系，讨论了相关创新的实施是如何来消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效率的提高有制约的一些瓶颈和障碍，以实现增长过程更加有效率化；另一方面，着重从如何实现经济以质量的增长上，讨论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对实现企业以质量增长作为发展的重要作用。企业实现以质量方式的发展，是企业家在发展企业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在企业发展中的一个必然选择。

一、实现企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因素

就经济行为和活动的表象来看，分工、要素流动、制度变迁等等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就是通过这些方式来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瓶颈和障碍，以达到经济增长更有效率，从而实现经济更快的增长。由于经济增长是人类的一种主动行为，这种主动行为背后是受到财富背后的金钱、暴力背后的权力、思想背后的知识三种基本的力量的驱动。经济的增长是在这三种力量的分别驱动和形成合力的驱动下实现的。亚当・斯密揭示了财富背后的金钱是如何驱动经济增长的秘密；马克思从暴力背后的权力是如何驱动了经济的增长；凯恩斯从权力和金钱结合所形成的合力上揭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舒尔茨从知识的主体即人力资本的角度；熊彼得从知识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分别揭示了经济是如何实现增长的。随着交易成本的发现，人们更多地把关注放在了如何对交易成本的减少和优化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从经济学的方面来看，目前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经济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实证来对增长的来源和决定因素的分析，即增长回归；演化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奥地利学派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等分别针对经济是如何增长的这个复杂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但是，这些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均未特别强调和针对经济是数量的增长还是质量的增长这个问题。

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源自于人类在这种主动的活动中上述三种力量以及这三种力量的结合所驱动。从系统论的角度上讲，就是由这三种力量和由它们的结合所形成的合力，把实现经济增长所需的要素组织在一个经济系统中。通过对这些要素的优化配置等方式，在实现这些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不断改善和提高的同时，使整个经济系统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对一个经济系统而言，存在着多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在经济学上以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T代表技术等等）。

因此，对一个经济系统的产出A来说，我们用下式来表示：

由于每一个要素都存在着其使用效率Pi，因此对一个经济系统来说，由于系统内有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的存在，提高和改善要素效率是一个实现经济系统产出最大化的关键。在实际的经济系统中，其产出A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设每一个要素投入的数量为Ii，且是使用效率Pi的函数，I是要素总量的投入。则：

其约束条件是：∑Ii=I

通过泛函分析的方法，可以构成一个拉格朗日函数J：

其中，k为拉格朗日乘子。

令③的一阶导数等于零，则可得：

也就是说，要使经济系统的产出要达到最大化Amax的话，只有当这个经济系统内所有的要素使用效率相等时才能够实现。

即，一个经济系统产出最大的条件是，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经济系统中有某个要素的使用效率pik时，该要素就是在这个企业经济系统中制约系统产出最大化实现的瓶颈和障碍。从广义的角度上讲，企业家就是为了在通过每个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和改善的同时，为所有的要素在使用效率的相等上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基于上述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已经清晰地寻找到了企业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因素。

二、企业家的创新与企业经济系统产出实现最大化

通过对企业经济系统是如何实现增长的分析，我们从要素的使用效率方面得出了在一个企业经济系统中实现系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是企业中每个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的结论。从企业家的创新来看，无论企业生产什么，当企业家在投入要素进行生产时，首先就是为了提高在一个生产经济系统中某个要素的使用效率，以消除影响整个系统效率的瓶颈，然后，就是要使这个系统中每个要素的使用效率上的相等，创造出这些要素在使用上和运行上的一个环境和外在条件，以实现经济系统产出的最大化。为此，当企业家在组织生产的时候，一方面要发现是什么要素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使用效率最低；另一方面，要在提高这个要素使用效率的同时，创造出一个能使所有要素在使用效率相等的客观的企业内部环境，这样才能保障企业在投入的所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其使用效率相等创造条件。另外，在企业家投入要素组织生产的同时，由于要素具有使用和运行两种属性。因此，对企业家而言，创造出所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和投入要素的运行效率相等环境，是企业家进行创新的一个内在的重要方面。由于企业是存在于一个开放性的经济系统中，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下通过创新的手段来实现企业内部生产要素在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相等是企业家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开放的经济背景下考虑，使要素在流动上能够更加充分，达到要素的使用和运行效率的提高；建立相应的企业文化和制度以形成企业内部要素的使用和运行效率相等的环境和条件；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均是为了创造出使某一个要素在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提高的一种手段。从整体上讲，按照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和运行效率相等的原则，一个要素在效率上的提高，就为其他要素在两种效率的提高产生了驱动。这样，企业在投入要素在组织生产的同时，整个企业在要素使用和运行时能以更高的效率来运行，为企业在更高效率生产下实现产出最大化提供了内生性的增长驱动。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中，由于外在环境的多变性，企业家在以投入生产的要素在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保持相等方面的创新有相当的难度。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中，投入生产的要素除了在满足其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相等以外还需要在什么条件才能使产出最大化呢？这个问题将在下文中来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在我国转型时期而言，有一个外在变量是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下影响企业以投入的要素在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相等实现产出最大化的因素。由于政府本身也是参与开放型经济系统中的要素，政府的运行效率也是和企业经济系统能否实现最大产出有关。根据③式的效率相等是实现经济系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如果在一个经济系统中政府的运行效率pi小于其他要素的使用效率的话，则政府本身的效率就会成为制约企业经济系统实现产出最大化的瓶颈和障碍。要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除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以相应的公务员法来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外，还需要通过法律的方式对政府自身的行为给以规范。其中，以法律的方式来确定的暴力的组织和使用规则，确定政府参与社会分配的方式、规则和份额，确定公民参与政府的方式，确定公民的监督、约束政府的路径和方法等等都是对政府运行效率提高和改善的必要条件。但是，目前我们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来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范。从效率相等是实现经济系统最大产出的条件来看，如果政府的效率比其他企业经济要素的使用效率高的话，企业经济系统也无法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在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驱动形成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充分关注。这只是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下企业进行创新发展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以上，我们仅从几个方面，基于实现一个企业经济系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简单的分析了企业家创新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作力点和逻辑。对于企业家而言，也许更应该从要素效率相等的条件去发现和认识在不同时期中什么要素的使用效率是最低的，或者是什么要素的运行效率最低。从而能够更主动和更积极地针对某个使用效率最低的要素，用新的手段来为提高这个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运行效率创造条件，为整个企业经济系统在实现产出的最大化上做好积极的铺垫。另外，根据要素使用效率相等和运行效率相等是实现经济系统产出最大化的条件。企业家也可以在制度的安排上，通过对某个要素的使用或运行效率过低的发现，及时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上给以相应的调整，这样在管理企业时才更具有前瞻性。基于上述分析，要实现一个企业经济系统产出的最大化的条件是：构成一个企业经济系统的要素的使用效率相等和运行效率相等实现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企业实现以质量进行增长的前提。作为企业家创新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就是当在企业经济系统中某个要素的使用效率或运行效率pi小于其他要素的使用效率时，该要素就是构成对整个企业经济系统产出实现最大化的瓶颈和障碍，针对该要素的使用和运行效率，围绕着该要素的使用和运行效率的创新型的改善和提高是企业实现以质量方式发展的基础。

三、结论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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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快速积累，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发展压力，可以预见，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得以转变，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势在必行。而技术标准具有的技术与制度双重属性，不仅自身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积累，也必将对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中之重，围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许多经济理论与经济流派。赫尔普曼教授集中研究了经济增长理论过去20多年的进展，并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影响经济的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经济、制度、创新能力等，综合国内外文献可知，其决定性因素主要有：生产要素的积累（x1）、全要素生产率（x2）、国际贸易（x3），经济收入的人均差异（x4）以及制度和政治（x5），这5个自变量的正向积累都对经济增长具有相应的促进作用，即：

ΔQ=f（x1, x2, x3, x4, x5） （1）

本文将以“技术标准化”为自变量t，探讨t与x1，x2，x3，x4，x5的关系。如果t与这5个变量正相关，那么以x1，x2，x3，x4，x5为中间变量，可证明技术标准化t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即：

Q+=f(x1(t+), x2(t+), x3(t+), x4(t+), x5(t+)) （2）

三、技术标准化与经济增长各要素的关系

（一）技术标准化与生产要素积累

生产要素的积累是经济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索洛（R. Solow）将经济的增长归结为生产要素的积累与技术的进步，把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在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中，以知识为承载的专业性生产要素体现的更为突出，这类生产要素具有外部性，能够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先决条件。美国战略管理专家波特也认为，若要通过生产要素获得国家竞争优势，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

作为实践中科技成果的积累，技术标准本身就是知识的集合。知识所产生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使得技术标准成为“活”的更高级生产要素。此外，技术标准化作为“获得的最佳秩序”，深化了知识资本，使其更加专业化，而专业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配置的手段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尤为的明显。因此，技术标准化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和专业化过程成为经济非线性增长的源泉，也就是说，无论作为高级生产要素本身还是在促进生产要素高级化方面，技术标准化都与生产要素正相关，即x1+=(t+)。

（二）技术标准化与全要素生产率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中剔除劳动和资本贡献后的部分归结为技术进步的贡献。索洛（R. Solow）对1909―1949年间美国工业生产进行研究，证明其人均产量的增长中88%为技术进步的贡献。此后，丹尼森（E. Denison）和乔根森（D. Jorgeason）也论证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源泉”这一结论。我国技术经济学创始人李京文院士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科技富国论”，将科学技术水平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技术标准是技术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它的成功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技术标准的制定可从源头上提高后发国家高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追赶型国家的高科技产业提供跨越发展的技术，同时为国际高科技市场的竞争秩序提供更好的选择。由于技术标准化所带来的创新是过程的创新、相关产业的创新，是具有整体拉动效应的共谋型创新，因此，为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需选择那些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具有“共谋型”分配方式的产业，即x2+=(t+)。

（三）技术标准化与国际贸易

对于处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的国家，国际贸易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标准化在国际贸易中已经超越了本来的经济与技术属性，成为国与国之间设置贸易壁垒的隐形工具。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贸易结构与国内的产业结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具有互动效应。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进一步优化其产业结构，这就要求必须提升出口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整个出口贸易中的份额。

技术标准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制高点。谁能在国际贸易中制定标准，谁就能构建以知识产权为外衣的贸易壁垒，充分攫取国际贸易活动带来的报酬递增。当然，在国家贸易中制定标准的前提条件是该国拥有知识密集度更高，模仿更加困难的核心产品。因此，如果中国能在国际贸易中出口以高新技术为先导附加技术标准的产品，才能真正享受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惠及整个社会的高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外部引擎。因此，x3+=(t+)。

（四）技术标准化与收入分配

巴罗（2000）认为，收入的不平等似乎依据一国的发展水平，不同程度地影响它的增长速度，即收入越不平等，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越慢，而高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越快。而赫尔普曼认为，收入的不平等将减缓增长。因为，资产分布的不公平将减低总的投资额，所以，社会越公平，经济增长越快。

目前，我国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仍占绝大多数，急需外部的新技术标准的注入实现产品创新，发展以技术标准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中国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开辟了新的途径。收入分配和就业机会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而“创新”租金的获取为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以技术标准化为特征的产品创新可以迂回性地和动态性地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可见，技术标准化战略在中国的实施和普及将能够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有利于推进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x4+=(t+)。

（五）技术标准化与制度

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和德姆塞茨都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制度决定了组织的成败，它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有时候更是充分条件。而制度需要不断的调整、优化，特别是需要随着技术进步进行调整；同样，技术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动态发展的。建立适合于推广技术标准化的产业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而根据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关系，技术标准化又在不断地促进制度的创新。

目前，低碳经济的发展，使得新的技术标准正在建立，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组织结构与交易成本。发达国家迅速建立低碳认证标志制度，占领核心专利技术，构建新的技术性措施，推行自己的低碳标准，创造低碳经济技术规则，从而建立新的赢利模式。低碳经济已成为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新的战略制高点，新的技术范式必将展现。因此，有必要积极进行碳税及各行业部门减排方法研究，迅速采用相关国际标准，建立自己的核心标准和各标准体系，推动相应的制度创新。可见，技术标准化能够改善社会调配和组织资源，促进低能耗、低污染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实现绿色经济时代的制度创新体系的构建。因此，x5+=(t+)。

四、结论

综上所述，技术标准化不仅能够深化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提高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贸易结构而改善产业结构，还可以消除一定的贫富差距和促进社会制度的改善。可见，技术标准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深远的正面影响，即式（2）成立。

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本国科学技术水平，并以科技水平提高带来的强大正外部性来实现引领国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最终目的。技术标准化已与经济的所有决定性因素结合在一起，不仅成为构建自主创新体系的框架，也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完备的动力来源。因此，技术标准化作为自主创新的最高形态，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将带动生产要素、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参考文献：

[1]萨克斯・杰弗里. 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王世明，吕渭济，梅晓仁. 自主技术标准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9(02).

[3]贾根良，于占东.自主创新与国家体系:对拉美教训的理论分析[J].天津社会科学. 2006(06).

[4]李荣林，姜茜. 进出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的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0(04).

[5]Helpman Elhanan. 经济增长的秘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篇8

上述可见，从我国预算资金管理制度看，是不应该出现年末突击花钱问题的，但从财政活动情况看还真存在年末有大量的资金被从财政拨付出去。真实的情况如何呢？本文以为，“空转”应该是财政年末突击花钱的主因。从操作过程看，“空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把资金以各种名义入到国库，二是把资金以各种名义弄出国库。对于财政工作人员来说，把钱入到国库容易，弄出国库则就难了。在现行的制度下，有支出名义、预算指标、用款计划、接收单位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空转”是一个假戏真做的事情，既费周折又可拖延，往往平日里一拖再拖，到年末不得不完成“空转”这个下半场规定动作的时候再集中精力弄虚作假，以免年终结余过大，同时也须“迎接”新的“空转”收入，及时消化“空转”进来的资金，故而出现年末收支两旺的“财政繁荣”景象。

近年来，关于我国经济状况在第四季度开始好转、财政收入增长加快的报道常见于报端，不论在之前是以“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还是“中国经济不比任何一年轻松”来开端，到了第四季度都会好起来，财政开始增收，尤其是12月份的财政收入占比很高，远远超出了正常经济规律。这种经济年年都会在第四季度反弹、财政收入在第四季度大幅增收、财政年末突击花钱的热烈场面，与普通百姓的感受差距很大，一定程度地证实了“空转”问题的存在。

三、“空转”的成因及其社会风险

（一）“空转”的成因

财政收入“空转”，表面上看是财政收入不实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弄虚作假的行为。深层次分析则不难发现，财政收入“空转”是财政收入最大化冲动和财源不足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对地方政府行为约束不力的必然结果，也是由现行的官员考核、任免、升迁等功利化标准造成的。

1.“空转”与地方官员升职冲动高度相关，成为一些地方官员虚增政绩的秘密武器

“空税”盛行的利益驱动有二：一是官员政绩。官员政绩越大，晋升机会越多。二是眼前利益。凭借“空税”增加财政收入，比实实在在地发展经济见效快，省事省力，至于财政欠账则是后任的事情，况且为后任留下包袱还可以突显本届官员的行政能力，“空转”便成为官员制造政绩的秘密武器。官员的升职冲动会引起多级财政收入不实：一是用“空税”虚增本级财政收入，二是推虚上级财政收入基数，三是通过对下级下达指令的方法，拉虚下级财政。如要求下级达到某一指标，在真实财力无法满足时，下级只能以“空转”交差。

“空税”制造的财政收入政绩对地方官员的重要程度，从其对财政收入政绩宣传的重视程度上可见一斑。图4是以2012年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为例，依据对财政收入政绩宣传的突出程度，我们将其分为极不显著、不显著、一般、显著和极显著五个等级。结果显示，在31个省份中， 58%的省份为极显著，29%的省份为显著，一般和不显著的省份各有3%，有7%的省份为极不显著，即有87%的地区以极显著或显著的方式宣传其财政收入政绩，反映出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态度。

展示财政收入增长政绩的位置，并不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序言部分；我们将展示位置分为极显著、显著、一般、不显著和极不显著五个等级。

2.官员的保职冲动也是“空转”的重要推动力量

受政绩基数的影响，虚假财政收入有很强的自我繁殖性，只要出现了就很难自行消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规模只能越来越大。因此，即使是没有升职冲动的官员，一旦他承继了一个有“空转”前科的位置，为保证达到或略超前任的政绩基数，也会“沉默而努力”地继续推动“空转”，把财政泡沫越做越大。

3.“空转”与多年来的税收指标化管理高度相关

政府向财政税务机关下达收入指标、上级向下级下达收入指标的管理方式，往往是出于官员的政绩考量而并不考虑地方的经济承受能力，导致地方的税务任务繁重，最后只能以“空转”来应付差事。尤其是历史上财政上缴基数一直较高的东北地区，其“空转”的历史长，累积的问题也多。

4.对地方政府约束不力是“空转”问题的本因

“空转”是一项私密性很强的地方政府行为，我们目前的监督机制和约束方式都没有把抑制财政收入泡沫纳入监督和约束的范围，在对官员的经济责任审计中，也没有把财政收入的真实性列入审计范围，没有把官员行为对地方经济的长远影响纳入考核。即，地方官员在制造财政收入泡沫时便捷又安全，收益可观成本却为零，致使“空转”不断地漫延盛行。从深层原因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非程序化安排，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官员利益最大化的过度追求和对政府行为没有约束的结构性缺陷而导致的非理，是“空转”问题的本因，也是我国经济运行中诸多问题的本因。

（二）财政泡沫的社会风险

与同期GDP、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财政收入的非正常增长，极不利于社会稳定，易引起社会风险。

1.刺激民众的“税痛”感

“税收和死亡是人生无法避免的两件大事”的名言，说明税收之于纳税人有切肤之痛；“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是西方国家所致力的减轻“税痛”的目标；而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恰好相反，竟用虚假财政收入来刺激民众的“税痛”，并诱发纳税人与政府间的矛盾，需要高度关注。生活中我们常用“打肿脸充胖子”来批讽那些为炫耀而暗自忍痛受苦的人，但是，“打肿脸充胖子”痛的是炫耀者自己，为虚假财政收入而痛的却是观者——纳税人，他们以为自己真的缴了那么多的税而痛苦，无端地增加了国民对政府的抱怨。连吃财政饭的人也认为政府有那么多的财政收入还不肯提高工资是很不对的，因为固定的薪水正在因物价上涨而缩水；面对各地财政在突击花钱的报道，百姓也在抱怨何不解决一下实际的民生问题。

2.基层组织机构濒于瘫痪

如果“空转”仅限于能够全部留归本级政府的收入项目，是不会造成额外经济负担的，后果也比较可控。但越是基层政府，不参与分成的收入越少，因此，乡（镇）政府是最早因“空转”而出现巨额亏空的政府。随着“空税”规模的扩大，和中央与地方、省以下政府分成的收入项目增多，如中央与地方的所得税共享等，“空转”的可选项目也越来越小。一旦选择了与上级共享或分成的项目，本级把实实在在的资金交给上级，上级把虚假收入当作实际收入而安排了支出，致使该级政府无法弥补“空税”缺口而债台高筑、经费紧张、拖欠工资，最终影响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我们的调研显示，许多乡（镇）政府在依靠上级对农村的各级专项转移支付维持运转，诸如水利补贴、农产品加工与促销补贴等，都被挪用于干部工资和政府机构运转经费，无法真正全部用于发展农业。一些乡（镇）政府为避免被问到“何时才能发工资”之类的问题，长期不肯召开干部会议，遇有事项则由党委书记向负责干部单独传达，严重制约了基层政权作用的正常发挥。

3.增加了地方财政风险

如果从地方政府自身承受能力出发，“空转”项目以非税收入和不参与上级分成的税收项目为主，但日积月累下去，财政收入结构会变得比较畸形。有些地方官员为了财政收入“好看”，越来越多的县、市级政府卷入了以与上级分成的财政收入为“空转”项目的浪潮中，因“空转”而“失血”的政府级次越来越高，财政收支的实际缺口规模越来越大，地方实际可支配财力越来越少，越来越依赖通过政府公司借款等方式举借债务的融资路径，累积了更多的地方财政风险，值得关注。据透露，某知名城市政府贷款的利息支出每天约1亿元，虽然许多利息是可以资本化到公共工程的成本中去，但与其仅600多亿元的年财政收入相比，风险依然很大，需要警惕。

四、对策建议

“空税”带来的财政收入规模扩大并不能增加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而高额的奖励和依据收入虚假增长幅度提拔使用干部的做法，令此风气愈演愈烈，有百害而无一益，必须尽快刹住。因此，治理目标应是还原地方财政收入业绩，消除财政收入泡沫，并通过制度建设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使其回归理性。

（一）加强监管，夯实财政收入

夯实财政收入，还原政绩的办法有三：第一，可以比照GDP增长率由国家统计局核实的办法，实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由中央核定。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牵头，国家统计局和审计署配合，对地方财政收入进行查实核定。我国实行地方GDP由国家统计局核定以来，地方自行报告的GDP增长数字越来越“靠谱”，泡沫越来越少。第二，把财政收入的真实性纳入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让上级更客观地评价干部。各级审计机关在预算执行审计中，要在报告中客观地反映本地的财政收入，指出“空税”等收入不实问题，使上级领导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便于领导正确决策。第三，在干部任用上，要对干部有一个全面的考察，不能只看财政收入这一项指标。既要看官员的当前政绩，又要看潜在政绩，要引导干部树立通过发展本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观念，而不是弄虚作假。

（二）劝阻地方高调宣传财政收入政绩的行为，降低民众的“税痛”感

近年来大多数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把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等数字排列公布，财政收入指标明显地高于其他收入指标，并在报告的显著位置做高调宣传，极易刺痛纳税人的“税痛”神经。我们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其定位是政府即是服务员又是保姆，“两会”就是服务型政府在向主人、向纳税人汇报其工作的一种仪式，因此，应遵循保姆向主人汇报工作以做了哪些事情为主而不是强调自己挣了多少钱的一般规则，建议淡化财政收入政绩宣传，劝阻地方的高调宣传行为，尽量减少对民众“税痛”神经的刺激。

（三）改变财政收入的指标化管理的做法，适当降低税收增长指标

税收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是纳税人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收入、发生纳税行为后缴纳的税收款额。但我国却存在把结果当目标的问题，许多地方把税收计划当作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以至于到了需要用“空税”充数的程度，这需要我们反思和校正。西方财税理论认为，税收是纳税人向政府支付的特别“费用”，亦即保姆费，在达到相同社会管理效果的前提下，当然是费用越低越好。现代社会是一个有税的社会，但绝不是多多益善、税收越多越好，而是要有一个适当的水平。因此，要改变一些地方将财政收入作为指令性指标管理的做法，控制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将其税收收入增长目标与GDP增长速度结合起来考察，不能严重脱离GDP增长而独自增长。

（四）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约束

除了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控效力外，还须深化体制改革，依赖法治手段和合理的制度安排来控制地方政府的权限、范围、手段、程序及责任，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在一个合理的、法制化的框架内充分、积极地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地方人大、政协机构的监督作用，建立高效敏感的非理预警机制，及时觉察在萌芽阶段的非理并予以制止，实现地方政府行为的理性回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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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五一，刘小二.中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9，（7）.

[3] 王春雪.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J].海南金融，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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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理论解释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经济保持高速持续增长的原因，试图总结出一般性的经验，拓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以下观点：1．比较优势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关键在于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等（1994）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推进比较优势战略，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林毅夫（2012）进一步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但政府须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功关键就在于政府发挥了在经济发展中的因势利导的作用。2．市场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关键在于市场化改革，“市场的逻辑”是中国改革的核心。张维迎（2010）认为，价格自由化和企业非国有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变革，将中国的激励从基于职位的权利转变为基于财产的权利，从而激发了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樊纲等（2011）利用中国各省份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定量考察了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研究的结果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1．45个百分点，市场化改革贡献了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39．2％。3．二元经济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关键在于二元经济转换。李扬等（2005）认为，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由国有向非国有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高速长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既是中国独特增长模式的结果，也是剩余劳动力能够持续转移乃至中国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陈宗胜等（2009）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经济转换现象，成功的二元经济转换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我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道路。4．中性政府论。该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发展成功依赖于中国的中性政府。姚洋（2010）认为，中性政府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是增加全体人民的福利而不是特定集团的利益。从中国实践来看，改革初期增长共识的形成、价格双轨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等事例说明，当中国政府遇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时所采取的行动是中性政府的行动，即有利于整体社会的经济福利而不是个别集团的特殊利益。中国政府能够成为中性政府，主要原因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平等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整。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是独特的，但其核心经验仍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5．分权论。该观点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的适当分权，促使地方政府有积极性通过建设基础设施等来优化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王永钦等（2007）认为，分权式改革这个逻辑框架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前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也能够阐释目前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矛盾。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尤其是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竞争领域的民营化及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内生于这种激励结构的相对绩效评估又造成了社会差距的持续扩大、全国市场的分割和社会公共品的不均等问题。6．政治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关键在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安排。秦晖（2010）认为，中国经济模式的特点在于政治制度这个平台，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是集权的平台。西方“左起来国家要为百姓多掏钱，右起来国家要向百姓少收钱”的体制形成民众高消费高透支的激励，而中国“左起来国家就向百姓多收钱，右起来国家就少为百姓掏钱”的体制造成民众低消费高生产的激励。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秘密就在于既低自由又低福利体现出的竞争优势。7．人口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原因在于人口红利。蔡昉（200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政策、经济社会变迁共同推动了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呈现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的特点，形成了有利于增长的人口结构，从而带来了人口红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李玲等（2010）认为，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教育、健康事业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从而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够拥有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这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把握全球化的有利机遇提供了内部动力。8．文化论。该观点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和独特意识形态制度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制度动力。邹恒甫（1993）认为，中国儒家文化中对节俭的重视、传统文化中的有为主义，有利于促进资本的积累和培育市场竞争意识，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郭忠义（2008）分析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意识形态原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因其在认知上真实反映社会存在、在价值上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从而具有巨大的理论力量，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制度保障。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增长的奇迹，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的特殊政经环境，丰富和拓展了发展经济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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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证券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重大经济案件须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总理签署，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一些重大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商业欺诈案件以及性犯罪等方面案件的信息如与公共利益相关就必须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有三类，一类是行政机关；第二类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第三类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所以，只要符合条例规定的信息要求，这三类信息的主体都要按照条例要求来相关信息。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并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的保密审查机制，行政机关公开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前，应当征得第三方的同意。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如果政府信息与公共利益相关，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即使第三方不同意，行政机关也可以公开。

来源：北京晚报

城镇居民医保试点将全面启动非从业居民可参加

备受关注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方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试点工作将全面启动，今年将在有条件的省份选择一两个市，进行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试点地区凡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都可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国务院将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指导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在居民医保试点酝酿启动的同时。其他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也进一步扩大。今年1－3月，全国共发放参保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1360亿元，各地上报无拖欠。3月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8963万人、16109万人、10407万人和6631万人。其中农民工参加工伤和医疗保险人数持续增加。3月底，农民工参加工伤和医疗保险人数分别为2680万人和2410万人，比上年底分别增加143万人和43万人。一些产煤大省的大中型煤矿已基本实现全部参保。

来源：人民网

个税自行申报带动税收增加58％

从今年开始，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需要自行向税务机关申报所得。负责此项工作的国税总局官员表示，“此次个税申报，促进了收入增长，共补缴税款19.05亿元。今年3月份更是个税申报截止期临近、个税申报热烈的时候，个人所得税收人增幅同比高达58.2％”，这一增幅远高于我国一季度总体税收增幅。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128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2296亿元，增长25.5％，是近年同期税收增幅最高的年。据介绍，今年有近163万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这一数额与目前税务机关按建档情况估计的应申报人数比较接近，由于我们国家目前对个人收入的统计力量比较薄弱、包括专职的统计部门，负责征管的税务机关，都没有对每个居民的收入情况进行全面的、准确的统计。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提供准确的数字，只能讲我们已经掌握了的是170万人左右。对于年收入达到12万元但没有申报的纳税人，税收征管法有明确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但是，未申报有很多复杂的情况，按照税收征管法规定，因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及时申报可以延期申报，这种情况不受任何处罚。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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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案件中，我们容易发现，杀人者是社会的弱者，而被害者则是社会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儿童。如此，一条极为清晰的杀人逻辑就立即显示出来：弱者对更弱者，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这些案件所呈现出的，已经远远不是蒙昧时期狂热和混乱的屠杀逻辑，而是一种包藏着更加极端也更加残忍的冷静计算过程。显然，这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战争”，是弱者向社会所发动的一场超限战。当弱者无力发动常规战争，而又必须对这个社会实施他们心目中的惩罚的时候，选择比他们更弱者就是更为可能并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杀人者成功地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行动逻辑：弱肉强食。然而，这种早已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原则，又何尝不是潜藏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之下一种普遍的社会行动逻辑呢?它又何尝不是深嵌于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之中的一种精神结构的表征呢?偶发的、零散的杀童案件或许可以像精神病专家那样归结为个人的精神问题，但系统的、集中的杀童事件大概就只能归咎于这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弱肉强食的集体无意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是如何蜕变为一个野兽出没的原始丛林的?

1949年之后，出于赶超目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目标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弱化，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国家层面逐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改革初期，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微观层面的个体福利增进，几乎是同步的。因为这一缘故，经济增长为政府在民间开辟了一条新的合法性来源。正是洞悉了这一奥秘，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各级政府唯的和压倒性的施政目标，成为全体中国人唯一可以短暂共享的意识形态。易言之，只要能够达成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任何手段就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鼓励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市场化方式重新组织社会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让大量个人从原来的单位被释放到一个陌生的社会之中。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之中，那些缺乏政治保护的单位在竞争过程中大量解体。从前托身于这些单位的个人也被迅速抛入了竞争的海洋中。国有、集体单位的下岗职工，以及原来隶属于的农民成为这一人口洪流的主体。对于这些个人而言，这虽然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自由，但其代价则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从以前单位获得的某种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一过程在心理层面对这些个体的冲击是相当剧烈的。如果强势者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更多的是自由的话，那么对于弱势者，在这个过程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是无助与孤独。克服这一巨大的社会心理断裂的办法应该是让他们在新的社会角色中被重新组织起来，并成为一个可以表达诉求的单元，但不幸的是，中国在1980年代之后独特的政治困境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一可能。如此，人数巨大的社会成员就变成了一个个完全没有联系的原子化个体。他们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因而也从心理上被彻底孤立，成为一个个与社会结构完全脱离的盲流。

如果在改革开放早期，这一历史结果多少是有些偶然的话，那么在这一过程的后期直到今天，这个后果则是各级政府刻意维护和推动的。因为有心人发现，将社会粉碎为原子化的单个的个体，无论是在与强大的政府的博弈中，还是在与雇主的经济博弈中，单个个体将陷入极端孤立和弱势的状态。这可以逼迫他们接受所谓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接受生存环境的恶化，因而也极大地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策略非常奏效。这让一些人深信，只要不被饿死，这些人就必然以某种动物精神接受目前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环境，成为经济增长的铺路石。然而，动物精神不仅意味着对目前环境约束的被迫接受，也同样意味着他们在这种环境中将会回归到最为原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相当程度上，在中国社会频繁发生的暴力，就是这种人为制造的丛林的产物。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具有动物性的一面，也同样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在他们对社会的反噬方式上，这种社会性也同样会体现出来。自杀当然是一种抗议，残杀幼童则显然更是一种经过精心谋划的个人表达。而不愿自杀者，不愿杀人者，就会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最近在中国不断涌现的工潮，实际是一个瓦解到极致的社会在最后的底线上重新被组织起来的迹象。将社会驱散为一群原子化的个体，虽然有利于管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些个体的悲剧本身却是对道德力量的一种消解。而道义力量始终是一个政府合法性的最高层面。

对一个将经济增长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度来说，要实现不断加码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种对财富的一元价值观，甚至对财富的贪婪。换言之，除财富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价值。只有财富才能带来尊严、荣誉并表征自己的成功。反之，没有财富就没有尊严，就没有生命的意义。以此观察中国最近的30年，这种财富的一元价值实际上成了一种具有高度垄断性的价值观念。很多年以前，一位朋友与我辩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让我折服的微观证据，他说：你去看看每个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愿望有多么强烈，你就会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我必须承认，在短期内这种愿望作为一种微观动力，将极大地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在一定时期内，财富的总量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欲望增长，这就意味着，在财富的竞争中，将出现为数众多的失意者。在一个财富代表了全部生命价值的社会之中，这些人的生命意义将荡然无存。非常明显的是，在中国诸多暴力事件背后的肇事者，都是这些财富竞赛中的输家。就我们的经验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对财富的渴望像中国一样扭曲，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的财富价值观具有如此强大的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所谓中国奇迹的另外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显然也是中国社会精神疾病的一个致命病灶。

对财富的极度渴望，既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同样可以成为瓦解这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最后的结果是前者还是后者，端赖于财富竞争的伦理。不幸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充满了掠夺、欺诈、偷窃。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精英们塑造了最好的范本。竞争的本意是优

者胜出，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在中国的财富竞赛之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竟次：比谁更能够不择手段，比谁更能够逾越文明社会的底线，一言以蔽之：比谁更烂。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的财富竞争中，竟次总是比合乎财富伦理的竞争更容易成为最后的赢家。清楚的是，那些无权者，无势者，那些恪守优良道德的人们将非常容易成为这种伪竞争的牺牲品。这种情况无时无刻不在教化和暗示我们的人民：这个社会不需要底线。于是，只要暴力是赢得竞赛的手段，那么暴力就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潜在的精神指向。

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教唆角色。我曾经论证，在中国最近30年的增长过程中，越到后期，就越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为了维持高速经济增长以及这种增长的低成本，中国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仅默许，甚至鼓励对弱势群体使用暴力掠夺。无论是对农民土地暴力征收，还是在城市拆迁过程习以为常的黑社会势力，抑或是城管对街头小贩的合法施暴，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或许，这的确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这显然不是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而是从弱势者嘴里抢出来的经济增长。当某些地方政府习惯于暴力的时候，那么暴力也一定是他的人民的图腾。在这里，经济增长不只是被异化了，而且变成煽动社会仇恨和暴力的渊薮。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国家外汇储备积累如山的时候，水面之下的中国社会却变成了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历史讽刺。

个热衷于经济增长指标的政府，忽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基本职能，是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在代人的时间之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历史性的蜕化。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直是民族国家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但中国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不仅放弃了诸多公共品的提供，而且将原来提供的公共品也偷偷地变成GDP增长的筹码。1990年代中期之后，为了抵御GDP的减速，政府不仅将诸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资源投入所谓市场化运作，这是政府放弃基本职能的一个典型例证。不过在我看来，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乃是合乎正义的秩序，符合公平的道德支持。中国以吏为师的传统智慧实际上正是洞悉了国家的这一内在本质。

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之中，某些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这些，反而提供了一种充满市侩气息的“闷声发大财”的竞争秘诀，更有甚者，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商业利润的掮客。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增长乏力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政策就越是走向极端。从各地政府招商广告中，所谓“一切为了客商”的标语四处可见。我的一位在美国经商多年的朋友颇为嘲讽地说：他没有见过对企业如此“亲善”的政府。显然，某些地方政府的亲商主义并不是真正为了商业，而是为了扩张GDP以及充实自己的钱袋子。这样一种极端扭曲的亲商主义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政府将本应用于社会建设的大量公共资源悄悄地转移给了他们相中的企业，而所谓的社会的溃败则由此开始。这事实上形成了政府与企业的一种系统性的合谋。在这种看不见的合谋中，本应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失踪了。不仅如此，由于某些地方政府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超级企业，那么一切规则、一切秩序、一切道德、一切资源转移都必须有利于这样一个超级企业的利益。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那么就使用暴力加以强制。非常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某些地方政府提供的是一种负公共品。

在2007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一轮特大牛市的狂欢时刻时，我曾经判断：

篇12

路透社

《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协议》经修订

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了《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协议》的补充合作备忘录。此次修订删除了对个人和企业在不同账户之间的人民币资金转拨限制。路透社报道称,此举为香港市场推出人民币金融和理财产品清除了障碍。

据路透社报道,自2004年准许香港银行试办个人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和信用卡业务开始,香港的人民币业务一直在逐步放开。

《华尔街日报》

香港或成首个人民币离岸中心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由于大陆和香港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日趋紧密,香港的人民币需求也一直在增加。报道援引香港金管局人士的话称,修订后的协议将加快香港的人民币银行间市场发展,并且将开放更多人民币融资渠道。

报道说,香港计划成为第一个人民币离岸中心。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已同意授权中国银行(香港)为在香港运营的台湾地区银行提供人民币现金结算业务。

彭博社

香港人民币利率看涨

彭博社援引渣打集团分析人士的话说,随着人民币金融和理财产品的推出,香港地区对人民币的需求量将增加。因此,香港地区人民币的存款利率可能会提高,以吸引更多资金来港。据报道,人民币在大陆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而在香港则低得多。例如在汇丰银行,人民币存款利率仅为0.45%。

目前,香港地区共有人民币存款约847亿元。

摩托罗拉指控华为窃取商业机密,华为称毫无根据

《华尔街日报》

摩托罗拉华为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摩托罗拉公司在美国称,在过去10年中,华为与10多名摩托罗拉员工合谋窃取其技术等方面机密信息。摩托罗拉称,一名名叫潘少伟的员工在为摩托罗拉工作期间,向华为高层秘密汇报达数年之久。潘少伟随后离开摩托罗拉,成立一家名为Lemko的公司。摩托罗拉表示,Lemko和华为正在出售基于盗用技术的设备。

Lemko公司辩驳称,摩托罗拉的指控不实,其目的是夺取专利技术。

路透社

华为称诉讼无根据

据路透社报道,摩托罗拉指控几名员工将公司的商业秘密透露给Lemko公司,而该公司与华为签有一份分销协议。华为在声明中回应道,华为除了这份分销协议之外,与Lemko公司毫无关系。华为表示,摩托罗拉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观点

中国或有巨额新增贷款被掩盖

贷款增长或被低估

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公布报告说,中国的银行正在从事越来越多的复杂交易,以掩盖其贷款规模和性质,从而导致中国监管机构对今年上半年的贷款增长低估了28%,约合1900亿美元。许多银行仍然在秘密地将贷款转移出账面,造成“普遍低估信贷增长和信贷风险”。

贷款伪装成投资产品

分析人士指出,很多不在账面上的贷款是通过私营信托公司发放的。这些信托公司和银行联合起来,由银行把贷款项目移交给私营信托公司,银行借此换取现金;随后信托公司把贷款重新包装成投资产品,再交给银行向投资者和储户出售,募集到的资金将交给信托公司。这一行为看上去是一项投资,但实际上往往是贷给房地产项目的短期高息贷款。贷款付清后,投资者能收回本金和相当于双倍存款利息的回报。

以往,银行和信托公司创造出这样的产品,并需要努力卖出去。而现在,在高通胀、低利率、股市楼市低迷的背景下,银行客户纷纷主动去银行要求购买这样的产品。分析人士担心,如果房地产开发商或信托公司无法偿还贷款,那么银行就会面临巨大风险。

(摘译自美国《纽约时报》,作者戴维・巴尔博扎)

中国住房和金融市场不会重蹈美国覆辙

房地产市场或将出现价格矫正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与美国、日本此前的泡沫并无太多相似之处。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都在迅速进行,对城市住房的需求仍将十分强劲,而这将为市场的低端奠定基础。此外,中国东部城市的开发空间很有限。

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大概会导致2010年晚些时候或2011年的价格矫正,其中市场高端的矫正会更明显。在发生泡沫的地区,住房的平均价格可能会下跌20%到30%。

房产价格矫正不会引发金融危机

即便出现房地产价格矫正,中国的金融体系所受到的保护也比2007-2008年的美国要好一些,因为房地产部门与金融体系的接触程度估计不到25%,处于较低水平。这是由于中国的抵押贷款行业仍然很年轻,而且中国人在文化上厌恶依靠借来的钱生活。

因此,如果城市房地产的价值在短期内下跌30%,将会造成私人财富的巨大损失,但却不大可能在中国引发金融危机。

房产价格矫正对实体经济损害有限

2007年,中国的房地产业对GDP的直接和间接贡献不到16%,大大低于美国的水平。因此,如果消费开支和公司财务状况的不良影响得到遏制,房地产的矫正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相当有限。

(摘译自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政策前瞻》,作者彼得・鲍泰利,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国际经济课题组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中国研究资深教授)

西部开发:中国人自己的机会

在中国西部大都市重庆的一次行业展示会上,无论是重型机械、车辆还是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其中约80%都是本土的。

这些都与中国新的经济增长轨迹相吻合。新增长的中心将是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而不是东部沿海。西部有更高的增长率、更优惠的政策,并且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消费狂潮。

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贝哲民认为,中国东部通过提业园区和外包服务来吸引外国投资,而现在西部的重点则放在了国内消费上。

在中国西部,人脉、信任等方面因素比在东部沿海更为重要,而在这些方面外国企业处于劣势。因此,在中国注册的外国企业中,只有6%在西部拥有代表处。

(摘译自美国《新闻周刊》网站,作者艾萨克・斯通・费舍)

中国出口将因欧洲危机下降

2010年6月,中国的出口出人意料地反弹至创纪录的高点,但在欧洲危机、美国复苏放缓和人民币升值的共同作用下,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可能会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