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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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要做好农村富余劳力向城市就业的引导工作，为将来的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做好准备，农村劳动力已经在各行各业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同时，要加大城镇建设力度，为农村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引导他们合理的流动，以防增加城市人口中就业的压力。

2　重视农业人才引进

篇2

论文摘要: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结构及社会化程度，我国农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收入、农村东中西部收入及各地区内农民收入差距明显。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应区分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分别进行设计，建立非均衡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新途径。然而，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农村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大，发展极不平衡，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起各地都在积极探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制度设计缺乏可行性，总是问题多多或中途流产，以致1999年国务院中途叫停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设计、建立与地区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等方面着手，对我国建立非均衡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人。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施中需要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实施范围愈广，保障规模愈大，所需要国家财政拨款愈多。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由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其社会养老保障的规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在我国历年的国民收人中，消费基金一般占70%左右，而消费基金的大部分用于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的工资部分，只有大约占消费基金10%的部分用于社会保障，这一部分仅占国民收人的7%。而这部分的社会保障基金也只有小部分被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所以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小，只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各种保险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需求受到抑制，也只能选择低水平的保险项目，无法选择高水平的保险项目，从而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结构表现为低层次性和不完整性。反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有充足的财力满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农民有缴费的经济能力，就可以选择高水平的保险项目，这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就会依据社会成员多方面的需求走向项目齐全化和体系完整化。我国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的财力有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仅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三)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是反映其模式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包括筹资的社会化、保障对象的社会化、服务的社会化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主要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当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时，农民支付能力高，保障模式水平的社会化程度就比较高，资金来源渠道多，保障对象全民化，保障的覆盖面宽。如瑞典模式，其社会化程度较高，保障对象为全体公民，实现了保障对象社会化;在资金来源上，实行个人和企业纳税并与国家财政补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筹资的社会化;在资金的筹措与管理上，普遍采用了基金化、经营化、货币化的方式。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因而其社会化程度比较低，筹资渠道也比较单一。

二、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1.我国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4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纯收人9 421.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仅为2 936.4元，由此可见，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人均收人水平还相当低，而且差距显著，因此，不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只能建立不同于城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农村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人差距明显

党的之后，针对当时的国情，我们党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978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收人水平基本持平，但进人1985年以来，地区收人水平差距逐渐拉大。从表中可以看出，西部和中部发展相对较慢，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1985年，东部农村家庭总收人为西部地区的142%，2004年达到169%(见表2)。

3.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不断拉大

我国农村居民的收人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收人分配极不均衡，低收人农户与高收人农户的收人差距进一步扩大。按农户人均收人水平进行5等份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 0，6 ) ，2001年高低收人组农户的收人比为6.76:1(以低收人组农户的收人为1)，2002扩大为6.88:1，2003年进一步扩大为7.32:1(见表3)。

由上述可见，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省市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农民的经济实力也较雄厚，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还很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在目前不可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只能进行分类设计和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物质基础，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必须遵循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规律，非均衡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这种经济主导性规律是导致农村养老非均衡保障的支配性规律，其内涵是农村养老保障实质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保障的非均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一般而言，农村不同地区，经济愈发达的地区，社会化养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而落后的地区则相反;农村同一地区，收人愈高的群体，社会化养老的需求愈高，保障水平愈高，反之亦然。

三、非均衡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

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件，应积极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努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了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参照城镇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体做法为:

1.保障项目多样化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富裕，观念也比较开放，除了基本生活以外，他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有更高的需求，在保障标准上，可以多设定一些档次，并适当地提高每个档次的水平，以适应发达地区农民的保险需求。

2.加大集体补助与财政支持比例

经济发达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大发展，集体经济的厚实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持，集体经济承担部分农民养老保险的保费也是其责任和义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集体经济对改善当地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对农民养老问题却很少投人，多为直接的现时支付，应该利用集体经济这一优势条件，加大农民养老的集体经济支持力度。同时目前经济发达地区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当地财政很少支持，保障制度抗风险能力很脆弱，必须从制度上规定连续性向基金注人适量财政资金，加大基金的公共积累水平。

3.规范缴费基数，实行与城镇一体缴费

以农村劳动力人均纯收人作为缴费基数，以与农村劳动力的收人状况相适应，一方面保证征缴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实现保障与生活水平的对等性，缴费率与城镇一致，实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

4.向农民开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税，实现农村社会养老的“社会性”

将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养老保障税，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费征缴困难和参保群体不稳定性问题，开征保障税在实现扩面的同时，更能强化征缴，降低管理成本，保证基金的征收和稳定。

5.健全基金的保值、增值机制

发达地区的保障资金的各种管理机制比较健全，投资的机会较多，应该健全机制，有效地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经济欠发达地区是指收人水平介于贫困与富裕之间的地区，这类地区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据的比例较大。从收人水平角度而言，是介于贫穷与小康之间的一种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农业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收人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表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已经走出了贫困线，但还没有达到富裕阶段。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区域内部经济差异也很大，不完全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经济条件。

欠发达地区应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体，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体系。欠发达地区以家庭养老为主体是指在条件不具备或不适合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地区暂不普遍推行农村社会化养老，当一些地区满足了社会化养老条件后再实施，以及在一些已经满足了实行社会养老的特殊人群中率先实施社会养老。欠发达地区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过程中应注意下列问题:

1.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基本原则

欠发达地区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时，在保障标准上，应坚持宜低不宜高，以能保障其基本生活为前提，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切忌保障水平超出当地经济承受能力，给国家造成困难和负担。

2.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管理与财政支持

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一定要建立监督机制，增强透明度。由于欠发达地区投保档次一般较低，每年收取保费较少，因此，其各级管理机构的人员工资应由财政拨付，其办公费用，每年按所收保费的一定比例由县管理处统一提取，分级使用。

3.优先保障重点对象

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社会保障能力和群众承受能力有限，因此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必须坚持优先保障重点对象的原则，包括五保对象、残疾人、优抚对象、特困户等，这对于稳定社会，促进欠发达农村经济发展，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国防建设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养老

篇3

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有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社会经济发展3大基本资源要素远远不够。(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证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4大柱石，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资源只有有了合理的制度才能得以发挥功能。制度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土地、劳动和资本3大最基本的资源要素，更离不开与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制度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仍然很大，人口压力将继续加大与中国农村可利用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不断减少的矛盾。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农产品价格、质量的竞争必定更加激烈，而目前的中国农村经济生产投入大、产出小，科技含量低，资源利用率和转化率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徘徊不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民增收困难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等诸多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中国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研究者对24个省市区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各类开发区已达5658个，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省级政府批准的1019家。据统计，各类开发区面积为360万hm2，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315万hm2的用地总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在《聚焦失地农民》一文中透露，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约226万hm2，其中70％以上是征地。这是依法审批的占用数，不包括突破指标、违法征地和一些乡村擅自卖地部分。卫星遥感资料表明，违法占地数量占一般占用地总量的20％～30％，有的地方多达80％l4j。土地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资源与资产双重特性，又具有保值和增值等多种功能。同时土地又是农民谋生致富不可缺少的最有价值的资本，土地对农民来说是一种社会保障。2000年以来。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4．69万件，涉及耕地面积15318hm2。其中。立案查处3．39万件，涉及耕地面积13583 hm2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政策加快城乡统筹进程，农村很多地方都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如果真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律程序发展城乡统筹，将对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许多乡镇、村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为幌子，打着“要想富，先通路”的口号，不经过法定程序乱毁、乱占农田(其中有许多是属于基本保护农田)。如果这些乱占耕地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将会急剧萎缩，将严重影响到农业的良性发展，可能制约整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近几年农民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和撂荒现象突出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民在土地投入方面就出现物质、劳动投入显著递减，重近期效益轻远期效益，重局部投入轻整体改造，重经验轻科技等问题。农民为了提高产量，常常做出不利于土地持续利用的事情，如增施农药、化肥和增加灌溉面积一般都会提高土地的短期产出，但不合理的使用也会造成土壤板结和污染或土壤侵蚀和盐碱化等损害土地长期生产力的现象。另外，由于农民承包集体所有制的耕地，只享有使用权。有人担心政策改变，出现了粗放经营和掠夺经营的情况。这样必将造成土地抗灾能力下降，土地效益越来越低。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非常严重，主要表现为隐性撂荒和显性撂荒2种。隐性撂荒突出表现为减少生产投入、降低复种指数、不求致富但求自足等粗放耕作现象抬头；显性撂荒则主要表现为劳弱户、举家外出户、土地承包纠纷及前些年的“开发区热”、“基础投资热”、“房地产热”带来的积弊，“包而不种、代而不耕、占而不用”等显性撂荒现象不断出现。以重庆市渝北区为例，据统计，近年来全区共有撂荒土地2170hm2，占耕地总面积的7．29％，其中有的村社土地撂荒率竟高达40％以上。

3农户经营的土地分散和细碎

我国不但存在非常大的人口压力，而且耕地资源也异常紧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弊端日益突显出来。农户经营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是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徘徊不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1999年，全国户均耕地面积只有0．53lml2，却被分成了6．06块l1，土地的细碎化程度可见一斑。李功奎等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的推行，在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也由于土地的平均分配，农户经营的土地进一步呈现分散化、细碎化的特征。2003年中国农户家庭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0．5，户均拥有地块为5．722块，平均每块面积约为0．09hm2，在有些地方，农地细碎化现象更加突出。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经营使农户无法取得规模经济效应，经营成本较高，也使得田埂、土埂等边界面积较多，使本来就异常紧张的耕地资源变得更加紧张。另外，由于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经营，土地的灌溉效率、施肥效率、收割效率等和日常管理的效率相对低下，进一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升高，降低农业的产出水平。因此，农村经济发展的牵引力不足又进一步减缓了其机体的自我修复速度，也进一步减弱了农村经济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4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资源相对缺乏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安排禁锢了农村资源的有效流动，它对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极为不利，在经营目标和经营方式上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农业本身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组织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是非市场化的，不是靠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自愿形成的结合，而是靠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与行政隶属关系强行结合在一起，农民没有退出的权利，限制了土地的流动，土地流转始终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保障；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难以成为具有明确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现行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经济组织往往与村委会在组织上和功能上相重叠，追求获取经济利益、发展公益事业、安排就业等多重目标，具有明显的“政社合一”的复合性特征。由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这些弊端，导致农民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没有自我防御能力，在与强势征地主体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土地等资源流失严重。同时土地流转制度还缺乏创新，致使愿意种地人不能取得种地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不愿种地的人则将土地撂荒，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户籍制度的制约作用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使农民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失，如农民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不能享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成果；严格限制了农民的就业选择空间，限制了农民既有的人力资本价值充分实现的可能性；阻碍农民素质的提高，导致其“能力”或人力资本的贫困；阻碍农民进城创业；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既阻碍农村人口流入现有城市，又不能在现有的农村建造新的城市，使已经存在的人i=1流动的积极作用被抑制，出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状态l14j，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虽然在法律上肯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地位，但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权的三权分离使得其流转而产生的利益分配并不能处于平等互利状态。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用益物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农村土地市场发育并不健全，相应的价格机制并不完善，农民进城并不一定能够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并未建立，另外有些地方虽然逐步开展保险活动，但是其保险人员并不是建立在农民自愿买保险的基础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

5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不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力度较小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有学者根据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近几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其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与名义gdp增长率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事物发展的一面，并没有进一步发掘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矛盾。因为从1994～2004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该期间gdp增长率的数据来看(表1)，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是如果从二者增长速度的相对矩(d=is—yi／s)来看，可明显地看出其波动幅度变化比较大。这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稳定。

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与之相关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正如宏观经济学中的自动稳定器，能够在社会经济繁荣时期自动抑制通货膨胀，在社会经济紧缩时期自动减轻萧条。

表1 1994 2004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gip增长率比较

从中国农村劳动力总体质量来看，1995～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总体上是在缓慢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很小，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仍然占有很大比重，超过50％，而高中及以上的所占比重很小，不到10％，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仍然很低(表2)。

表2 1995—2005年中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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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有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社会经济发展3大基本资源要素远远不够。(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证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4大柱石，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资源只有有了合理的制度才能得以发挥功能。制度是社会经济、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土地、劳动和资本3大最基本的资源要素，更离不开与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制度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仍然很大，人口压力将继续加大与中国农村可利用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不断减少的矛盾。面临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农产品价格、质量的竞争必定更加激烈，而目前的中国农村经济生产投入大、产出小，科技含量低，资源利用率和转化率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徘徊不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民增收困难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等诸多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中国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研究者对24个省市区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各类开发区已达5658个，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省级政府批准的1019家。据统计，各类开发区面积为360万hm2，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315万hm2的用地总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在《聚焦失地农民》一文中透露，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约226万hm2，其中70％以上是征地。这是依法审批的占用数，不包括突破指标、违法征地和一些乡村擅自卖地部分。卫星遥感资料表明，违法占地数量占一般占用地总量的20％～30％，有的地方多达80％l4J。土地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资源与资产双重特性，又具有保值和增值等多种功能。同时土地又是农民谋生致富不可缺少的最有价值的资本，土地对农民来说是一种社会保障。2000年以来。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4．69万件，涉及耕地面积15318hm2。其中。立案查处3．39万件，涉及耕地面积13583hm2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政策加快城乡统筹进程，农村很多地方都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如果真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律程序发展城乡统筹，将对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许多乡镇、村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为幌子，打着“要想富，先通路”的口号，不经过法定程序乱毁、乱占农田(其中有许多是属于基本保护农田)。如果这些乱占耕地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将会急剧萎缩，将严重影响到农业的良性发展，可能制约整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近几年农民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和撂荒现象突出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民在土地投入方面就出现物质、劳动投入显著递减，重近期效益轻远期效益，重局部投入轻整体改造，重经验轻科技等问题。农民为了提高产量，常常做出不利于土地持续利用的事情，如增施农药、化肥和增加灌溉面积一般都会提高土地的短期产出，但不合理的使用也会造成土壤板结和污染或土壤侵蚀和盐碱化等损害土地长期生产力的现象。另外，由于农民承包集体所有制的耕地，只享有使用权。有人担心政策改变，出现了粗放经营和掠夺经营的情况。这样必将造成土地抗灾能力下降，土地效益越来越低。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非常严重，主要表现为隐性撂荒和显性撂荒2种。隐性撂荒突出表现为减少生产投入、降低复种指数、不求致富但求自足等粗放耕作现象抬头；显性撂荒则主要表现为劳弱户、举家外出户、土地承包纠纷及前些年的“开发区热”、“基础投资热”、“房地产热”带来的积弊，“包而不种、代而不耕、占而不用”等显性撂荒现象不断出现。以重庆市渝北区为例，据统计，近年来全区共有撂荒土地2170hm2，占耕地总面积的7．29％，其中有的村社土地撂荒率竟高达40％以上。

3农户经营的土地分散和细碎

我国不但存在非常大的人口压力，而且耕地资源也异常紧张，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弊端日益突显出来。农户经营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是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徘徊不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1999年，全国户均耕地面积只有0．53lml2，却被分成了6．06块L1，土地的细碎化程度可见一斑。李功奎等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的推行，在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也由于土地的平均分配，农户经营的土地进一步呈现分散化、细碎化的特征。2003年中国农户家庭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0．5，户均拥有地块为5．722块，平均每块面积约为0．09hm2，在有些地方，农地细碎化现象更加突出。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经营使农户无法取得规模经济效应，经营成本较高，也使得田埂、土埂等边界面积较多，使本来就异常紧张的耕地资源变得更加紧张。另外，由于土地的分散化和细碎化经营，土地的灌溉效率、施肥效率、收割效率等和日常管理的效率相对低下，进一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升高，降低农业的产出水平。因此，农村经济发展的牵引力不足又进一步减缓了其机体的自我修复速度，也进一步减弱了农村经济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4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资源相对缺乏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安排禁锢了农村资源的有效流动，它对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极为不利，在经营目标和经营方式上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农业本身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组织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是非市场化的，不是靠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自愿形成的结合，而是靠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与行政隶属关系强行结合在一起，农民没有退出的权利，限制了土地的流动，土地流转始终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保障；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难以成为具有明确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现行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经济组织往往与村委会在组织上和功能上相重叠，追求获取经济利益、发展公益事业、安排就业等多重目标，具有明显的“政社合一”的复合性特征。由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这些弊端，导致农民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没有自我防御能力，在与强势征地主体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土地等资源流失严重。同时土地流转制度还缺乏创新，致使愿意种地人不能取得种地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不愿种地的人则将土地撂荒，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户籍制度的制约作用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使农民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失，如农民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不能享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成果；严格限制了农民的就业选择空间，限制了农民既有的人力资本价值充分实现的可能性；阻碍农民素质的提高，导致其“能力”或人力资本的贫困；阻碍农民进城创业；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既阻碍农村人口流入现有城市，又不能在现有的农村建造新的城市，使已经存在的人I=1流动的积极作用被抑制，出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状态l14J，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虽然在法律上肯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地位，但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权的三权分离使得其流转而产生的利益分配并不能处于平等互利状态。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用益物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但是农村土地市场发育并不健全，相应的价格机制并不完善，农民进城并不一定能够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并未建立，另外有些地方虽然逐步开展保险活动，但是其保险人员并不是建立在农民自愿买保险的基础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

5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不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力度较小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有学者根据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近几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其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与名义GDP增长率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事物发展的一面，并没有进一步发掘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深层次矛盾。因为从1994～2004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该期间GDP增长率的数据来看(表1)，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是如果从二者增长速度的相对矩(d=IS—YI／S)来看，可明显地看出其波动幅度变化比较大。这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不稳定。

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与之相关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正如宏观经济学中的自动稳定器，能够在社会经济繁荣时期自动抑制通货膨胀，在社会经济紧缩时期自动减轻萧条。

表119942004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长率与GIP增长率比较

从中国农村劳动力总体质量来看，1995～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总体上是在缓慢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很小，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仍然占有很大比重，超过50％，而高中及以上的所占比重很小，不到10％，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仍然很低(表2)。

表21995—2005年中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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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观念亦称性价值观念（sexual values），“是经过社会文化锻造的性心理，因此它带有浓重的性文化色调。……个人之间的不同性观念与个人的志趣、所受教育、生活道路上的文化沟通有关，故而通常代表特定群体的思想倾向。”[1]而苏南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在性教育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当今，研究江阴市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中学生的性教育现状，对于研究我国农村学校性教育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前瞻性。基于以上考虑，我们于2006年对江苏省江阴市山观中学2287名学生性观念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以期能了解苏南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学生的性观念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律，进而能为有针对性地进行中学生性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有益线索。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江苏省江阴市山观高级中学的2287名中学生。其中男生为1236人，占54.0%；女生为1051人，占46.0%。

1.2 研究方法采用统一编制的《中学生性心理教育状况调查表》。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2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25份，回收率为94.5%。根据“家住农村”这一限制，剔除居住集镇和城市的738份，实有效问卷为2287份。数据利用SPSS10.0进行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苏南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中学生对非婚的态度

2.1.1 对婚前的态度 中学生持“基于爱情就可以”、“双方愿意就可以”肯定态度的百分比共占61.7%，持“应受道德谴责”、“应受行政处分”和“应受法律制裁”否定态度的百分比共占38.3%。男生较女生更趋于宽容，更愿意接受婚前，两者均呈极其显著性差异。且男生认为可以婚前尝试性生活的比率高于1988年[2]四川省对5393名学生进行的性观念调查结果。见表1。

2.1.2 对婚外的态度分析 在回答该问题的调查对象中，对婚外，持肯定态度的学生共占28.7%，持否定态度的学生比率共占为68.7%。

女生对婚外持否定态度的比率显著高于男生比率，两者态度呈极其显著性差异，且对于婚外的具体态度上，女生更倾向于从道德层面上进行分析。见表2。

2.2 苏南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中学生对的态度

在该问题回答的数据表明，苏南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学生比较传统，对童贞问题比较重视，而且婚姻中男女道德层面上的平等思想已占主导地位。女生对的看法较男生保守。对于童贞，女生认为童贞是现代婚姻的必要条件的占56.8%，认为童贞是姑娘最珍贵财产的占82.2%，极显著地高于男生的40.5%和70.9%，如果发现未婚配偶过去曾与他人发生过性关系，58.0%的女生选择立即断交，仍显著高于男生（男生为40.7%）；对婚姻忠贞看法，女生认为婚姻中妻子最重要的占71.8%，认为婚姻中双方都应坚守的占81.8%，同样的极显著高于男生(分别为62.9%和71.0%)。见表3。

2.3 苏南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中学生对性教育及各类性描写读物的态度

2.3.1 对有关性描写读物的态度 中学生对各类性描写读物和图片持既开放又比较理智的态度：50.8%的学生认为应有选择地看，只有39.7%的学生认为应完全禁止，而简单的认为可以看和应该看的学生分别占了25.9%和3.5%。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接受有关性描写读物与图片，43.8%比率的女生认为对其应予以禁止，高于男生的36.1%。见表4。

2.3.2 对性教育的态度 在该问题的调查对象中，82.0%的中学生认为我们社会很需要进行性教育。分别有41.8%和45.0%的中学生认为我国性教育“太保守”或“较适当”，只有13.2%的中学生认为目前我国性教育“太开放”。以上数据表明了中学生对性教育需要的迫切性和对我国性教育开展不太满意的现状。至于对性教育开始的年龄，认为从少年开始的占43.8%，认为从儿童和青年开始各占23.0%和25.9%，而认为从结婚时才进行性教育的只占了7.3%。见表5。

3 几点思考

调查结果显示，苏南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学生的性观念较为开放，对非婚持较高的宽容度。而性观念的变化不仅反映出一代青少年身心的成长状况，同时也预示着不久的将来社会――家庭结构变迁的可能倾向。也就是说，一代未成年人的观念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事，它将影响到家庭结构状况和社会稳定程度[3]。然而“跨入21世纪，青少年对性的开放及其对性的无知，似乎是无可避免的趋势”[4]。鉴于此，在中学生性观念并未出现较大偏差时，学校应对当前性教育做出改革和推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建立积极的性价值观念，提高对信息的辨别能力，使他们明白性与责任同在。

对于性教育的重要性，我国著名医学家吴阶平曾说道，中学生的性教育“不仅帮助青少年度过这一时期所必需，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以及日后幸福家庭的组成”[5] 。本调查结果表明近四成的学生认为我国性教育“太保守”，说明苏南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学青春期教育的开展已略有小成，但仍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学生的需求。而且在调查过程中，有一位16岁的男生在问卷上写道“当学生谈论有关性的问题时，老师就认为是违纪现象，严加制止甚至辱骂学生。”寥寥几句话却道出了学生对学校性教育的不满和对学校教师的不满。试想如果教师自身不能破除性神秘感，没有一种自然、健康、科学的性观念，又怎能使其学生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有学者在对中学生希冀的教育形式的调查中发现，学校老师和医务人员是学生最信赖的性与预防艾滋病知识传播者，其次才是父母[6]。所以，学校应充分利用学生对学校、教师的信任，有系统、步骤地开展学生所需的性教育。

参考文献

1 刘达临.中华性学辞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2 高歌.中国青少年的性观念[J].人口研究，1997,4.

3 熊少严,江耀强,戴育红.当代中学生的性观念与性教育[J].青年探索，1998,5.

4 黄志坚.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的性观念[J].中国青年研究，1998,4.

篇6

农村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在农村经济发展体系中，农业经济管理是核心与关键，提升农业经济管理水平，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保障[1]。在实际工作中，要着眼农村经济实践，强化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创造性解决“三农”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助力农村经济发展提档升级。

1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

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农业经济管理直接关系到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高质量的农业经济管理，可以为农业发展决策和农业技术创新提供保障和支撑，是农业经济科学、高效发展的基础，强化农业经济管理，是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要求。

1.1提供制度保障和支撑

从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来看，通过强化农业经济管理，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强化农业经济管理，提升管理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可以因地制宜，实现农村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2]。通过农业经济管理，构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可以提升农村经济发展的规范性，避免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盲目性，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提高农民经济发展积极性，消除农民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后顾之忧，激发农业经济发展活力。

1.2提供理论指导和解决方案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迎接着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兴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更高效的手段，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在法律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向上，对农村经济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强化农业经济管理水平，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更优质的解决方案，帮助农民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效率。

2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现状分析

2.1信息化水平落后

在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实践当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信息化水平不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在社会经济管理体系中，信息化技术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由于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村经济管理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上，与城市仍存在着较大差距，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3]。在农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管理方法和决策程序上，由于信息的闭塞，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导致了资源利用率低下的问题。因此，强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利用，是提升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水平的重要方式。

2.2没有健全的经济管理制度体系

从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现状来看，制度的缺位也是制约农村经济管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由于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原因，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没有建立起科学、完善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了经济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的低下，很多好的经济发展理念和策略得不到制度保障，无法充分落实并发挥作用，导致了农村发展经济活力的不足。由于相关制度不够完善，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滋生了很多经济纠纷，由于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农民在发展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顾虑，都会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3发挥农村经济管理作用的策略

3.1完善制度体系

提升农业经济管理水平，要从体系建设入手，完善的制度体系，对于发挥经济管理作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壮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开展农业经济管理过程当中，由于历史原因，存在着诸多不科学、不规范的作用。因此，强化体系建设，要从操作制度、权益保障等方面入手[4]。在农村经济资源权属问题上，要进一步明确，通过明确责任人和受益人，可以最大程度激发农民的发展活力，为农村经济“注血”。同时，在传统的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操作不规范问题，要通过强化制度建设，明确操作规范和操作流程，做到有章可循，同时可以减少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将农村经济管理放到制度体系的“笼子”当中，实现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3.2构建多元立体管理模式

开展农村经济管理，不是一个孤立的工作，而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通过构建多元化、立体化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提升经济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在现有经济体系下，发展农村经济，要聚合社会发展力量，通过对资金、人才、资源的整合，发挥经济发展平台效应，通过引入发展基金、吸引社会投资、争取政策资金等方式，为经济管理做好资金准备，与此同时，强化农业经济管理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要引入高水平管理人才，并通过制度和生活上的保障，留住人才，提升管理效能和管理质量。此外，强化农业经济管理，要善于运用多元化的管理手段，特别是要注意科技的运用。

4结语

综上所述，创新开展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强化农业经济管理，是保障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在农村工作实践当中，提升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和实效性，是推动我国“三农”建设的核心。因此，理论研究者和农村经济管理者要着眼“三农”现实问题，强化宏观把控和微观操作能力，提升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农村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利霞.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J].农业与技术,2015,35(8):228-229.

篇7

一、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活环境描述

1.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奠基石，没有完善的物质保证，农村经济很难得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道路设施不齐全。（2）电网不齐全。

2.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村经济发展不起来，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农村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和生产力的落后。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经济发展需要先进的生产力做支撑，落后的生产力无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2）农业产品的单一性，没有形成农、林、牧、副、渔的多样化生产模式。（3）大量的人口流出，使农村市场狭小，没有需求导致缺乏供应。（4）农村资源开采率低，导致大量的浪费现象严重，没有遵循国家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3.农村政策制度不完善。农村经济的发展依赖政策制度的保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管理机制不完善，农村经济激励体制不健全，人力资源素质较低，农村金融服务网点覆盖率低。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随着国家城市化建设的快速进行，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数量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能够通过增加收入的方式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争相模仿，就形成了一大笔的资金，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加大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城市化建设的步伐。

农村劳动力在回流的后，能够采用城市里学到的高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有利于先进科学技术在农村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外流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土地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少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违背了我国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原则，农村产业结构得不到有效调整。这些都将导致更深层次的问题的产生，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受到严重的影响，大多数农民工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长年奔波在外，自己的孩子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关爱。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也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农村劳动力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部分依靠的是农村劳动力资源，但是农村劳动力没有得到与他们劳动相匹配的回报，这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影响流动决策的因素

1.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农村劳动力流向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效果不明显。随着我国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部地区的人员大部分选择了在本地就业。劳动力在考虑是否外出打工时，主要考虑的是本地的薪资跟自己去外地工作的工资对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明显一定的负向作用。

2.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没有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明显的效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无法满足劳动者创造价值的需要。劳动者要生存就必须创造一定的社会价值，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人员流动的影响较弱。

四、结束语

综合以上所述，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高低和生活环境的好坏，无法从根本上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导致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的生活质量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有比较大的间隔。虽然城市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推动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步伐，但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长期外流，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土地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农村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数量增多，这些问题都将导致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的产生。

虽然农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与城镇地区比较存在较大差距。在许多的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上来看，实现了工业化的同时，工业会为农业做出贡献，城市建设带动农村的建设。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据在城市化建设时存在的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农村改革和发展政策，从而改善农村的陈旧基础设备，促进农村经济更好的发展，以达到城镇与农村建设能够平衡发展。在控制农村人口外流方面，通过对一些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农村劳动力采取政策上的优惠，使他们能够留在农村，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我国也相应的采取了各种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各方面也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对国家财政的依赖程度也很高，导致了我国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不足，没有有效地改变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总之，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阶段，应当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把资金投入到既能增加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上，又能够保留有足够农村劳动力在本地基础设施工作上。

篇8

1研究背景

中国近些年加大了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投入和精力，但从目前来看，农业经济的整体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无论是产业能力还是资源的有效利用，都没有得到全面优化，农业经济发展受到了巨大的阻碍和制约。如何更好促进农业经济全面发展成为难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的全面推进，将会为经济整体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如何更好地结合实际实现整体路径的全面优化，也成为很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研究课题[1]。通过研究，为新时代背景下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理论支持，使中国经济发展保持较高水平。

2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相对薄弱，基础设施和发展理念落后，制约了整体的经济发展。

2.1资源分配不合理

就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在实际发展中农业资源错位，导致整体发展模式落后，经济效益较低。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农业经济资源分配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目前的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土地经营面积有限，很难投入相应的技术设备，不能发挥农业技术优势。其次，中国目前的农业经济缺乏多方主体的有效参与。由于农业投入产出时间较长，社会资金不愿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导致农业在发展中缺乏有效的资金支持。特别是一些需要资金支持的重点项目，很难实现市场化运作。再次，缺少专业的技术人才。农村的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较差，很多专业人才更愿意到城市工作，使得农业经济发展缺乏专业人才的支持。科技专利研发数量和应用水平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农业生产效率不高，整体的经营收益也较低，使得农业经济发展陷入尴尬境地[2]。

2.2发展模式不科学

中国农业经济在生态资源利用方面缺乏足够的重视，很多农村地区的发展模式仍然以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为主。产业结构没有与土地资源优势进行有效结合，对农业种植缺乏有效的管理。在土地资源利用方面，存在效率较低的情况。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相对落后，使得农业经济改革相对较慢，不能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2.3缺乏必要的信息支持

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信息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巨大的信息资源将会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何让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跟上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少。政府对这方面的重视度不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缺乏有效管理，没有形成相对科学的农业信息网络体系，使得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缺乏有效的信息支持，不能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同时，政府部门也没有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没有建立科学合理的信息体系[3]。农业经济管理缺少必要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案例，导致农民在农作物种植中出现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生态环境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可供使用的农业土地面积逐渐减少，将会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3有效的优化路径

3.1引进现代化管理模式

要想使产业快速发展，就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来说，要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就要全面改变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化的运转体系，并进一步加快现代化管理制度的全面推进。将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与管理制度进行有效结合，避免盲目套用其他地区的模式[4]。如果管理制度与实际情况不匹配，管理模式就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实现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在管理制度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现代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有效应用，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引，并不断调整管理模式。通过建立全面的数据系统，实现经济管理现代化，进一步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水平[5]。

3.2建立完善的信息流通模式

篇9

近年来，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对“三农”日益重视的情况下，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就必须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村金融的建设与发展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的影响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作用十分巨大，在农村经济实体不断增强的过程中，需要农村金融的发展与支持，可以促进农村金融业务的发展与壮大，同时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壮大，可以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提高农村经济运营的稳健性，改变农村企业的金融状况和财务状况，提升农村企业的融资能力和融资范围，进而能够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也能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村经济的发展落后，农村的金融发展就比较脆弱。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比较，农村金融发展也十分强健，有效地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很强的地方保护作用，农村经济发展的壁垒十分明显，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流动性，这样就会导致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形成的金融体系也不相同。

 

二、农村产业结构影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农村产业结构的发展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资源配置的作用，并在不同的经济部分进行调整与演化，进而影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也是决定整体经济效益和发展态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着农村经济的整体提高。而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的支持，也是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对农村经济的效率与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一方面，农村经济效益变化将会对农村金融的绩效产生影响，提高农村金融发展的总量，影响着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农村金融的发展，对优化的农村产业结构也有着十分明显的作用，对于发展比较好的农村企业，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在农村金融的支持下，农村产业也增加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农村产业实体提高自身抗击风险的能力，这样就会实现实体经济部门传递到农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抗风险能力增强，也能有效的改变农村企业的财务状况，优化农村的产业基础，促进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

 

三、农村经济景气程度影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农村经济景气程度表明农村经济的活跃程度，是对农村经济管理部门制定的相关制度与环境最为直接的反映，也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农村经济景气程度越高，农村经济发展就越好，对农村金融的需求也就越大。同时，农村经济的景气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农村金融体系的活跃程度。活跃的农村经济就会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优化发展，同时也影响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助于农村金融完善自身的管理体系，也有利于支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一般来说，农村经济越活跃，农村产业的发展就越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进而也会影响着农村金融的发展。

 

四、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影响农村金融的发展

 

“三农”的发展对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十分明显，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农村的产业发展就会比较活跃，也要求农村金融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优化农村金融的发展。目前，我国农村经济正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的管制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正在减弱，意味着市场配置的作用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越来越大，有利于农村市场机制的完善发展，同时也能够促进农村金融的稳定发展，使得农村金融机构的独立性也在不断的增强。同时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也会促进农村诚信文化的发展，进而也能够促进农村形成良好的经济体系，这对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生产要素市场化以及市场制度建设方面的因素，也是农村金融市场稳步建设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结束语

 

要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就需要不断优化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提高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在农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该立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建设合理有效的农村市场金融体系，以支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完善。培育农村金融的内在生长机制，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系。

 

篇10

是农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给，其供给主要是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研究利用陕西

农村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9个评判指标并对其

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

定量评判。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第

二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陕西应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

供给模式，而私人(市场)供给只能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少许补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选择，以期实现各个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化：考虑不

同地区农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

的局面。

关键词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经济发展阶段；模糊评判；陕西省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2-0080-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2.013

长期以来，陕西一直实行“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工业”的倾斜性战略政策，这使得陕西城乡在资源分配和社会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并未获取平等的发展机会，农村发展处于劣势地位的空间格局。特别是农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给，其供给模式未能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作出相应调整，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等都远远落后于西安咸阳等城市区域，这直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不良影响，甚至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更加凸显。与此同时，在当今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中，政府掌握着财政资源，理所当然，政府就成为了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主体，但是，在政府掌握财政资源的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大多采用“一刀切”模式，供给没有针对性，缺乏对不同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的选择[1]。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就是要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探索有效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并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作出合理选择。

从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看，受农村公共物品本身的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及效益外溢性）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和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制约，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主要是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2-4]，其原因在于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容易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5]，并且私人提供公共物品无法收费，也就是说无法控制和克服“搭便车”行为和现象的发生[6-7]。虽然政府供给公共物品可以兼顾效率和公平，并且可以有效防止“搭便车”现象的时常发生，但是，政府又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供给全部的公共物品，如果政府供给所有的公共物品，则公共物品的供给规模以及生产效率将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8]。由此可见，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有其长处也有其弊端，当然私有化供给也不例外，Krauze[9]认为，只有公共物品供给私有化才可以彻底解决低效率、供给不足、供给质量低等问题，私有生产比公共物品更具有效率[10]。Tullock[11]研究表明，政府难以将某些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内在化，而私人生产却可以很好地将其外部性内部化，并能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同时，生产出更多的公共物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该如何选择呢？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实力等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私人（市场）进入公共物品供给领域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应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程度探索多种供给模式的互相结合，以期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鉴于此，本文在阐述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定量判断。

本文的分析框架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为评判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为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从目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主要有政府供给型、政府与私人混合供给型、私人供给型三种类型，那么陕西农村公共物品该以何种模式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呢？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的实现涉及到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因素。一般而言，有限的公共物品资源配置涉及到横向与纵向两个层面，横向主要是指区域之间，即城乡之间与各地区之间等；

纵向主要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将会给公共物品供给方式的创新，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供给主体供给公共物品的意愿的变化及其居民对公共物品需求强度的变化带来不同的机遇。因此，陕西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选择问题同样要考虑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最优化问题及其陕西经济发展阶段与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匹配问题。

1.1 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及优化

建国后，陕西就开始实行城乡有别的发展战略，即实行优先发展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尤其是重工业，从而形成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陕西公共物品的供给也沿用了这种城市偏向型的供给体制，而这种体制导致了有限公共物品资源的配置偏离了社会公共物品最优生产和消费原理。这种情况本文在此用图1的原理来进行解释说明。

图1给出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图1（a）中，现阶段农民的最佳效用点原本应该在A1和A2点之间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中城市偏向型发展战略，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物品过低以至于农村居民拿出一部分自己的生产资源来生产满足基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公共物品，由于农村居民的生产资源即定，这使得农民对于私人物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终效用点落在A点上，这就迫使农民的无差异曲线向内部移动，使得农民的消费效用降低，农民本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很少甚至可能享受不到任何社会福利，很明显，A点不是农民的最佳效用点。由图1（b）可知，城市居民的最佳效用点原本应该在B1和B2点之间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但是由于陕西实行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和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使得农村居民相对享受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明显偏低，城市居民本该支付的公共物品资源进入到私人物品的消费过程中，结果就是城市居民享受和消费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增加，城市居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终效用点落在B点上，这就造成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部移动，显然，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增加。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目前的城乡公共资源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非均衡现象，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由于公共资源特别是地处西北经济不发达的陕西的公共财政资源是极其稀缺的，因此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要慎重考虑农村与城市之间分配的比例。而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实现城乡公共物品的人均拥有量的绝对相等，而是要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探索城乡协调发展的最优途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基本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是一项复杂、艰巨而系统的工程，从陕西农村的实际情况看，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单靠农民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策略。在遵循“帕累托最

优”原则与确保不降低城市居民现有效用水平的前提下，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体

制，就是要将城市创造的部分财富用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上，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总体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对此可以通过图2来加以解释说明。

由图2（a）和图2（b）可知，在初始阶段，农村与城市私人物品的最优供给分别为P和D，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分别为A1和B1，农村与城市均衡的资源配置点分别为E点与B点，很显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并且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为

B1-A1。假定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者私人物品消费效用不降低的前提下，如果实行城乡统筹发展策略，并将城市创造的部分财富用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此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将会提高到较高的水平A2，农民的福利水平也会得到提升，农村居民的效用曲线将会上移至U1，最佳效用点也相应地变为E1点；同时，城市居民私人物品的消费水平将会由D增加到D1，城市均衡的资源配置点相应地也由B点变为C1点，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提高。

1.2 经济发展阶段与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关系

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要慎重考虑某一时段内城乡之间的均衡问题，更要慎重考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供给主体与供给方式可能的供给差异，即所谓的公共物品供给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50年代，马斯格雷夫提出了“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认为在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公共支出的重点在不断的变化和转移，并且每一次重点的变化和转移都会使公共支出的增长幅度加大。不同阶段公共支出重点的变化和转移的情况是，基础投资（起飞阶段）市场失灵之干预（中期发展阶段）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成熟阶段）公共支出上升（马斯格雷夫将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理论（传统的、为起飞准备前提、起飞、向成熟推进和大量消费时代）简化为经济成长三阶段理论（起飞、中期发展和成熟阶段）。同时，马斯格雷夫马斯格雷夫的经济成长三阶段理论的特点是公共支出增长，原因是通过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支出重点的变化和转移来解释的）。从经济不同发展水平（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公共物品供给，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公共物品供给是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密切联系的，因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供给类别、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第一，各级政府的财力水平是由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是根据各级政府现有的财政状况决定的；第二，经济的发展要求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类型的优先顺序作出判定，因为当前陕西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及财政状况要好于陕南和陕北地区，因此，关中地区的农民不会再仅仅满足于与基本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物品，而是需要更高层次的诸如精神文化追求、政治参与等，而陕南地区和陕北的贫困地区则对基本生产性公共物品具有较高的需求；第三，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相应地，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飞速发展和经济技术条件快速更新变化的当今时代，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也会逐渐地发生变化，即由政府供给模式逐渐向私人（市场）供给模式转变。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部分原本的纯公共物品将会逐渐转化为准公共物品。我们假定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物品的特性即公共性将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准公共物品，因此，公共物品的动态变化过程会促使其供给模式发生相应地变化，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责主要由政府来承担；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时期，部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将会逐渐弱化，致使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比重会逐渐降低，而私人（市场）则会不断涌现到公共物品的供给行列中来，弥补政府无力供给的部分公共物品，即私人（市场）供给比重增加。

2 评判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设置的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主要是借鉴与沿用了刘革委，卢凤君[12]和徐丹丹，杨静和孟萧[13]采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的农村经济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尽管学术界对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的研究已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并未达成共识。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展示，经济发展的本质不仅仅表现为水平的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为生产结构的变化，因此，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包括水平和结构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将经济发展阶段评判指标体系划分为两个大类：第一大类是水平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第二大类是结构指标，主要是用于衡量产业、就业、城乡、消费结构的变动。水平指标主要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结构指标主要包括产业、就业、城乡、消费结构指标四类7个指标，（1）产业结构指标主要有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农业GDP）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工业GDP）占GDP的比重；（2）就业结构指标主要有第一产业（农业）劳动力比重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劳动力比重；（3）城乡结构指标主要有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紧密相关的，工业化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相应地，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工业化迅速发展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不断的拉大，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会相应地逐渐降低；但是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后，会出现反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再次缩小，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将会再次升高）和城市人口（非农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城市人口比重将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和推进而呈现出逐渐上升的态势）；（4）消费结构指标主要有恩格尔系数。以上所选取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于《陕西统计年鉴》（1991-2009）、《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9）、《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2009）、《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91-2009），收集了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

3 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实证分析

本部分主要是对上述所选取的有关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9个评判指标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定量评判。

为了更加明确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本文首先根据其工业化发展进程将陕西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定义为Y，即

Y={y1,y2,y3,y4}

其中，y1，y2，y3，y4分别代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及稳定阶段。

同时，将上述所选取的有关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9个评判指标聚合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的评判因素集，即

F={f1,f2,f3,f4,f5,f6,f7,f8,f9}

其中，f1代表陕西人均GDP，f2代表陕西GDP年均增长率，f3和f4分别代表农业和工业GDP比重，f5和f6分别代表农业和服务业劳动力比重，f7代表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f8代表城市人口比重，f9代表恩格尔系数。

对9个评判因素的权重的确定主要是参考刘革委，卢凤君[12]研究中通过专家打分所确定的评判因素权重集，即

ω={0.15,0.15,0.125,0.125,0.09,0.06,0.15,0075,0.075}

在对陕西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和确定其评判因素集之后，本文依据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定量评判。为了尽可能的消除短期经济波动对陕西农村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的影响，更为了较为准确地反映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征，可以以若干年为一时段（比如5年、10年），本文采用以10年为一时段，从1990年开始进行平移，每次平移时期为1年，计算9项指标的隶属度，并运用9项指标的隶属度值计算各阶段的频率，得到10个频率矩阵，以此计算综合评判矩阵，并可以据此来评判陕西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3.1 基本评判指标数据

本文根据历年《陕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的原始数据，求出9项指标数据，见表1。

3.2 计算各指标的隶属度

表2给出了1990-2008年9项指标的隶属度计算结果。

根据表2可知，9个指标的隶属度数值范围为（0.1-0.9），因此，本文在此根据国际划分标准和刘革委，卢凤君[12]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陕西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因素的变动情况，根据隶属度的大小，评判出陕西农村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隶属度范围为：如果0.1＜f≤0.25，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初始阶段；如果0.25＜f≤0.5，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发展阶段；如果0.5＜f≤0.75，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成熟阶段；如果0.75＜f＜0.9，则陕西经济发展为工业化稳定阶段。

3．3 计算频率矩阵

为了尽可能的消除短期经济波动对陕西农村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的影响，本文采用以10年为一时段，从1990年开始进行平移，每次平移时期为1年，并运用上述计算得到的9项指标的隶属度值计算各阶段的频率，得到1990-1999、1991-2000、1992-2001、1993-2002、1994-2003、1995-2004、1996-2005、1997-2006、1998-2007、1999-2008共10个频率矩阵。由于受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在此并未列出10个频率矩阵的具体数值。

3.4 计算综合评判矩阵

资料来源：《陕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91-2009）。

济发展阶段的评判因素权重集与上述计算得到频率矩阵的乘积，据此计算可以得到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综合评判矩阵，见表3。

3.5 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经济发展阶段评判结果的分析

由表3的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

综合评判矩阵可知，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除1992-2001年期间，农村经济发展的隶属度出现增长外，其余各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隶属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由1990-1999年期间的0396迅速下降到1999-2008年期间的0165，下降了0231，平均下降速度为927%，可见下降速度之快，这表明陕西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已迅速的转变到了经济的发展阶段，即陕西农村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中期发展阶段；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

1992-2001年期间和1999-2008年期间出现下降之外，其余各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隶属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由1990-1999年期间的024增加到1998-2007年期间的0315，而后在1999-2008年期间出现了稍微的下降，下

降到0308，陕西农村经济发展中期阶段隶属度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81%；陕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成熟阶段的隶属度较平稳，基本展现出增加趋势，但变化幅度很小，1990-1999年期间到1999-2008年期间的隶属度都在0255-0278之间浮动，隶属度从1990-1999年期间的0265增加到1999-2007年期间的0273，1999-2008年期间的隶属度有所减弱，但变化不明显；在陕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阶段，各时段的隶属度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由1990-1999年期间的01增加到1999-2008年期间的0273，平均增长速度为1181%。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19年的时间序列

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9个评判指标并对其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作出了定量评判。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根据陕西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状况，农村经济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公共物品。由于农村处于我国行政区划的底层，农村地区的边缘性和生产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相对分散没有规模效应，且总体质量不高，供求结构不合理，层次和优化度低，加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基础性，这些不利因素就决定了陕西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提供还需要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陕西农村地区由于受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传统文化等的影响，农民目前需求较多且需求强度较高的仍是一些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然而这些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又具有较强外溢性和较弱的排他性，受益人群相对也较为宽广，但成本收益率却较低，所以，就目前陕西经济发展和农村的实际而言，陕西应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而私人（市场）供给只能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少许补充。

因此，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选择，以期实现各个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化。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应作出抉择，选择与其相适应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时期，政府供给主要作为引导，诱导私人（市场）将更多的资源投向农村，特别是农村公共物品，不断缩小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差异；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应主要以政府供给为主，私人（市场）供给只作为些许的补充，不易成为供给的主要力量，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私人由于受其财力水平的限制，根本没有能力有效的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如果这时期采取私人（市场）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必然带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民负担加重、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弱化等诸多严重的后果。本文研究得出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应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因此，目前，陕西各级政府应切实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突出农村公共物品的重点投资领域，同时，要发挥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主导作用，使政府将有限的财力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向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倾斜，努力改变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滞后的面貌，逐渐缩小进一步拉大的城乡差距，以期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均衡有效供给，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与城乡居民社会福利的双提升。

（2）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选择要考虑不同地区农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本文研究得出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要整体把握，突出重点投资领域，同时也要考虑到地区差异，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同农户对于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意愿。从目前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是因为陕西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均从宏观方面统筹安排，而很少涉及地区差异以及不同地区不同农民的需求意愿，供给缺乏针对性，相应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同样也缺乏针对性，并没有对其作出选择。基于这种状况，陕西各级地方政府在供给农村公共物品时，应在考虑地区差异的基础上，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尊重农民的需求意愿，并有针对性地选择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彻底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1]。

（3）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要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局面。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也会有所差异。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也就是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相应地，农民的生活也并不是很富裕，如果由农民来负担部分公共物品的供给，势必会加重农民负担、弱化农村经济发展能力。而目前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实情况就是，部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还是由农民自己提供、农民承担供给成本，也即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例如农村道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村医疗等，如果不尽快转变这种不利局面，任其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造成农民负担加重、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受阻、“三农”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也将难以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也无法实现，因此，目前应尽力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不利局面，减轻农民负担，各级政府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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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election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ing Mode Based 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 Shaanxi

ZHU Yuchun TANG Juanli ZHENG Yingning HUO Xuex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篇11

[DOI]10.13939/ki.zgsc.2016.42.026

1 引 言

随着农村电子商务与农村基础建设投资的发展，尤其是在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条件下，农村经济与城镇经济之间发展的关联性逐步增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为农村物流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互联网的应用促进了电子商务在农村的横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通过互联网寻找到更为广阔的市场，促进了农产品向外流通的速度和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2013年中国农村物流发展报告中显示以农产品为主的物流在农村物流发展中居于主要地位，农村物流的发展为解决农产品的市场问题提供了基础，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渠道和动力。因此研究分析农村物流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稳定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现状

关于农村物流发展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个方面。定性研究部分主要为根据农村经济的发展条件构建科学合理的物流发展体系，如王新利（2003）通过与美、日等国家农村物流的发展状况作比较，认为我国农村物流在“硬件”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影响农村物流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软件”方面，可从逐步优化农产品物流网络方面着手，以农产品生产为中心优化农用物资起点到农产品市场需求终点之间的物流网络运输，降低农村物流运输的总成本。张雨明（2008）认为通过加强农村基础物流设施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农村信息化建设以及加强农产品行业协会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与外界企业、市场之间的联系，能够提高农村物流的发展水平。解新华（2013）、朱世友（2016）等认为农村电商的发展为农村物流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农村物流体系的构建应充分考虑农村电商平台的运用。定量研究主要借助于相关的指标分析农村物流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物流发展影响因素，胡愈，许红莲（2007）灰色关联的分析结果认为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是主要影响因素，其后依次是农村城市化水平、农村居民收入、农村金融的发展三个因素。王俊（2004）、李维国（2010）等以全社会的货物周转量作为一个地区的物流发展水平，分析物流发展水平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陈雪刚（2012）认为农村物流与区域经济之间可以实现协调发展，同时灰色关联分析的结果显示，农村信息化水平、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农村物流发展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

综合以上文献的研究结果可知，农村物流的发展受到当地基础建设以及日益扩大的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农村物流的发展会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因此本文分析农村物流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农村物流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为农村物流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指标介绍及实证方法

3.1 指标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采用的指标主要有：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1），用来表示农村产业的发展，与陈雪刚（2012）采用农村出售的农产品与畜产品总和不同的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可以较为综合全面地反映农村物流的发展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2），用来表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成果，也可以比较直观地表明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带来的影响；农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X3），表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农村社会消费品总额（X4），作为影响农村物流发展水平的一个因素，农村社会消费品总额越高，对物流的发展要求也越高；政府政策支持（X5），用政府财政支农来表示，2013年、2014年的财政支农数据采用线性调整法预测得到，指标数值为1999―2014年。

3.2 灰色关联法

灰色关联分析是指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通过确定参考数据列和若干个比较数据列的几何形状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其具体的计算步骤为以下步骤。

第一步，选取母序列与子序列。本文研究的是各影响因素对农村物流发展水平的具体影响，因此选取农村物流发展水平作为母序列，子序列为各影响因素。

第二步，变量的无量纲化，排除系统中各序列数据由于量纲的不同而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数据的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即Z分数来进行标准化。

第三步，计算各子序列与母序列在同一时刻的绝对差值，记为[JB（|]Δi[JB）|]，[JB（|]Δi[JB）|]=[JB（|]x0（t）-xi（t）[JB）|]，t楦魇逼谌≈怠

第四步，从计算出来的差值中找出最大值与最小值。

第五步，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ρ为分辨系数，一般情况下0≤ρ≤1，具体取值可视情况而定。ρ越小，分辨力越大，当ρ≤0.5463时，分辨力最好，通常取ρ=0.5。

最后，根据第五步计算出来的灰色关联系数计算灰色关联度，一般用各个时刻灰色关联系数的均值表示，灰色关联度值越高，说明相应的子序列对母序列影响越大。

4 农村物流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4.1 农村物流发展现状分析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随着时间的变化逐年增加，增长速度稳步增加，但在不同的年份之间差异较大，带有一定的周期性趋势，速度变化周期约为3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年以前，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保持在8%左右；第二阶段是2003年以后，增长速度较高，但是波动较大，2009年增长速度较低为4%左右，与2008年相比降低14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以农林牧渔业为代表的农村物流一直处于逐年递增的趋势，发展水平一直不断提高。

结合农村社会消费品总额数据、农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以及国家财政支农数据可知，社会消费品总额与国家财政支农数据保持了较高的稳定增长趋势，发展水平较高，与农村物流发展保持同步增长趋势；农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作为影响农村物流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水平较低，增长速度在各年间变化差异较大，且在2013年与2014年处于负增长。

4.2 农村物流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计算出我国农村社会消费品总额、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代表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以及国家财政支农总支出与我国农村物流发展水平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格中数据可以看出，灰色关联度由高到低顺序依次为X4、X5、X2、X3，即在影响农村物流发展水平的因素中，农村社会消费品总额影响最大，其次是国家财政支农总支出、农村人均纯收入，关联度最低的是交通\输仓储及邮政业投资。

结合以上关联度的结果可知，农村社会消费品总额X4直接表现的是农村市场上的商品物流需求，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拉动农村消费市场是提高农村物流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国家财政支农总支出X5与农村物流的发展水平关联度仅次于农村社会消费品总额，国家财政支农主要体现为财政支出中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主要集中于农村的全面建设发展以及相关配套的制度建设，包括农业生产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方面，国家财政支农总支出是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主要动力和风向标，因此国家政策的支持是促进农村物流发展、挖掘农村消费市场的因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2对物流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高，随着近年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农村的普及，扩大了农产品的销售市场，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网络消费需求，从而促进农村物流的发展；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在四个影响因素中与农村物流发展水平的关联度是最低的，可知在农村物流发展的过程中主要影响因素为促进需求发展类的因素，当前农村基础设施条件能够满足当前物流发展对硬件的要求，这与王新利（2003）的理论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4.3 农村物流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协调分析

分析农村物流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影响时，农村物流发展水平、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国家财政支农总支出三者之间均是线性相关，同时国家财政支农总支出与农村物流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高共线性，因此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农村物流发展水平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建立模型时，将国家财政支农总支出与农村物流水平同时放入模型，系数则都不显著，因此在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变动时，单独考虑农村物流发展水平、国家财政支农的影响，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模型1是单独考虑农村物流发展水平，模型2是单独分析国家财政支农总支出，因变量均为农村居民收入，模型的具体结果见表2。

以上两个模型的系数均是通过显著性检验后的系数，显著性水平为0.095，为有效系数。从表2中可以看出，农村物流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有促进作用，但比较微弱，相比较于国家财政支农总支出对收入的系数0.545而言，在目前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措施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对农村的倾斜，依靠国家财政来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的全面发展。

5 政策建议

鉴于以上分析结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我国农村物流发展水平。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支农总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由于农村社会消费品总额与农村物流发展的关联度最高，增加国家财政支农可以明显地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提高农村物流的发展水平。

第二，增加农村社会消费品的供给。由农村社会消费品总额与农村物流发展水平的较高关联度可知，增加农村的社会消费品供给，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第三，提高农村生产的多元化，尤其是农产品生产的多元化。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促进农村物流发展的重要因素，互联网信息在农村的普及为农产品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渠道，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对物流发展需求的同时，也为农村物流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参考文献：

[1]王新利.中国农村物流模式及其体系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3.

[2]张雨明.我国农村物流体系发展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8.

[3]胡愈，许红莲.现代农村物流与其主要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度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4（12）.

[4]陈雪刚.基于灰色理论的农村物流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2.

[5]张诚.江西区域物流能力与产业经济的灰色控制系统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1（7）.

篇12

本文依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提供的一套比较完善的指标体系，从区域层面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衡量和分析，对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实施有重要意义。

一、各区域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1）金融发展指标。我国农村金融资源在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呈现非均衡状态。东部地区农村信用社存贷款总额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农村金融相关比率也高于其它三大区域。而东北三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金融发展在总量上看落后于其他地区，缺乏资金来源和信贷支持，很多项目难以实施，限制了其农业经济本身的发展。各区域农村金融上的差距，限制了欠发达地区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影响了区域之间农村金融的协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2）结构指标。一是收入比。2012年我国四大区域的农村收入比均超过2005年，说明金融机构在组织和动员经济剩余的能力方面有所增强。西部地区2005～2012年之间，农村收入比上升了35个百分点，说明西部大开发政策推动了西部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金融中介储蓄运用的效率。二是存贷差与存贷比。农村地区在2003～

2012年均表现为存差，并且存贷差处于上升的趋势，农村资金是净流出，经济剩余比较多。2003～2012年，中部和西部的存贷比呈现出下降趋势，各区域之间差异不大。从2003～2005年，西部地区的贷款-存款比率最高，东部最低，从根本上看，东部有些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较快，资金来源多元化，东南沿海有些地区有外汇流入，外汇占款较多。

二、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差距的原因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是由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造成的。各区域经济发展决定了各区域金融的结构与规模，在经济发展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较大，除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农村金融机构的数目以及农村金融资产的规模都会相应扩大和发展，这些作为对农村居民需求的回报。相比而言，我国东北、中部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作为经济主体的集体经济和农户个人支付金融机构进入的固定费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使得农村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发展缓慢，金融市场相对滞后。（2）各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国民经济（包括农村经济）在整体上的资源配置方式、运行机制、经济发展战略都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市场化进程的非同步性，在各区域之间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逐渐推进的过程，赋予不同区域不同的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3）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我国四大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政府行为也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制度安排的不同导致金融发展呈现非均衡状态。从地方政府来看，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必然会展开对资金的争夺，一般表现在对投资机会的争夺上。而地方政府之间具有不同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发展及控制力，在争夺金融资源的博弈过程中，东部发达地区肯定有优势，这种行为差异，使得中西部落后地区金融环境相对恶劣，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行为对金融机构的外在作用。

三、运用合理的区域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1）在总体制度安排上体现区域差异。对金融发展较为充分的东部地区而言，因为资本已形成规模，生产能力比中西部、东北地区大，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应主要依靠合作金融和商业金融的力量，以巩固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成果，保持其货币化、市场化程度，稳定农村金融发展秩序。而对欠发达地区，利用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成本较高，风险较大，加上农业银行逐步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必须充分利用政策性金融的优势，强调国家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和帮助。（2）在具体政策工具上体现区域差异。区域金融目标的实现需借助一定的政策工具，我国的金融政策工具通常指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由于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不发达，地方政府不准发行公债，所以公开市场业务对区域金融调节能力较弱，很难应用到缩小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上。除三大法宝外，央行还可以直接运用行政命令或其他方式，对不同区域农村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直接控制。（3）实施有差别的农地金融制度。对于我国东西部地区农村金融目前发展的区域差异来说，农地金融制度在实施中必须体现区域化和因地制宜，对于金融市场发展相对完善的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将农村土地抵押市场让位于私人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国家制定详细的调控政策，具体运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

参 考 文 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