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调解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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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调解是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在其他机构或个人根据事实的法律的居中调和下，互谅互让，达成合意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我国调解可分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民间调解（诉讼外调解）和行政调解等等。其中司法调解也叫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自愿就各种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并由法院监督执行，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其实质是人民法院按照自愿，合法原则，通过民事诉讼程序，采取调解的方法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其特点是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较弱的对抗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诉讼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但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它也面临和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以下的文章的内容中我将着重的对司法调解作出个人肤浅的分析。

一如何看待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一般来说，调解结案比判决结案时间上要快、并且不易激化当事为之间的矛盾，社会效果好。但有人也有不同的认识，认为当司法制度基本健全后，法院调解的部分适用价值完全可以由判决的适用价值取代；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在调解民事纠纷时，选择符合法律正义要求的判决方式比之于选择不伤和气的调解方式，应当更符合诉讼公正的本质，也更符合审判职能的要求；调解结案比之于判决结案虽然可以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但是这一价值的实现基本上建立在牺牲权利为利益的基础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我国现行的诉讼环境中，法院调解的适用除了会产生”重调轻判”和借调解办”关系案”、”为情案”的弊端外，法院调解本身的性质还决定了其适用过程中难免损害当事为的自，从而造成非真实的自愿，还有人认为，调解制度无法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讨价还价，把法庭当作生意场，法官近似于“和事佬”的角色，这和法律的严肃性是不相容的。其次，法律强调“公正”，以事实为基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许多当事人却是以“调解”来逃避责任，因为在调解中，一方当事人为了尽快解决而不得不做出让步，这和法律的公正性相抵触。因此持上述观点的人主张审理案件时应以判决结案为主，尽量不采用调解方式。

我认为，虽然上述认识中有正确的成分，但却没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没有考虑到“诉讼爆炸”和”判决过多，过滥”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经及”一场官司十年人仇”的负面效应。实际上，调解作为符合我国民众思想和文化传统的有效方式，仍然是重要的结案方式，在新形势下，司法调解的克服掉司法实践中不规范的做法后，仍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调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整体立法设计上，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但是，具体到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则各有侧重，判决结案强调整个程序的严谨周密，如果以调解方式结案，案件既调节既结，无需走完整个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同时,当事人无需上诉，执行相对简单，自然减轻了二审的负担，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大大减少了诉讼环节，节约了诉讼成本，其次，调解可以实现司法公正，民事诉讼调解必须由审判人员依法进行，法官在事实清楚，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严格依法说各级党委，明是非，理纷纭，不“和稀泥”，不压、拖、诱、同对对违法的协议进行纠正，可以使司法公正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另外，调解还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在实践中，调解结案使许多“冤家”、“对头”握手言和，和好如初，消除了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了双方当事人事后继续交往合作的可能，有利于法的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调解工作存在的个别问题来否定整个调解制度，“因噎废食”不足取。实践证明，调解制度在平息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2002年9月27日召开的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使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努力提高诉讼调解结案率，这无疑给法院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总之，在诉讼过程中，法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当事人多做说服教育，尽量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不过也不能过于依赖调解，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当事人都愿意调解，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调解成功。调解要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否则调解便无法进行，我们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对那些双方争议较大，当事人不同意调解以及多次调解达不成协议的案件，法官要及时判决，通过判决来分清是非二实践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一）强迫调解。目前，民事案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审判人员的工作任务也越来越重。有的审判人员为了快递结案，片面追求办案效率，不管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都强压着当事人调解，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与调解制度的自愿原则相悖的。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首先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是否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经过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对于调解无效，没有条件调解或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不愿调解的案件，法院应当及时判决，而不应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二是调解是否达成协议也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双方当事人尽管选择了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但能否达成调解协议，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法院不能强迫或施加压力，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方案。

（二）该调解的不予调解。在审判实践中，由于调解并不是一调必成，往往需要花费办案人员比较多的精力做予服解释工作，有的审判人员因为怕麻烦或缺乏耐心，就直接安排开庭进行审理，审理后径下判，殊不知，这在不经意间违反了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离婚案件要求必须进行调解，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一），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二）；劳务合同纠纷;(三)，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四）、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五）、合伙协议纠纷；（六）、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上述规定，对哪些种类的案件必须进行调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从规定的几类案件可以看出，前四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起双方当事人矛盾激化，甚至会使权利得不到维护的一方采取极端的手段，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些，这几类案件要先行调解，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努力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样就能有效地平息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后两类案件由于案件的性质或标的较小，调解条件比较好，当事人双方较易达成协议，因此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来讲，对这类案件先行调解很有必要，对审判人员来说，审理案件不但要实体合法，而且要求程序合法，忽视程序有时会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先行调解就是为了当事人的权益尽早得以实现而规定的，因此要耐心细致的做工作，尽量促使双方达成协议，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无原则调解或“和稀泥”。调解案件时，有的审判人员在事实未明，是非不分的情况下盲目调解，根据自已的主观臆断，提出调解方案，或者一方提出调解意见后，让另一方无原则的迁就、让步，甚至“和稀泥”。这样必然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损调解制度在公众中的威信。我们知道，司法调解一个重要原则益是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这个原则是司法调解的基础，它要求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过程中，应当在查明不事人各自的责任，然后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从而达成调解协议，而不能搞毫无原则的和稀泥式的调解。因此这就要求审判员在调解时一定要查明事实，明确责任，只有在此基础上造成的调解协议才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才能真正使协议双方的权益得以实面。

篇2

诉讼中的调解与诉讼外的调解有所不同，其主要区别有：第一，诉讼外的调解是指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机关、团体或组织所进行的调解。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和仲裁机构的调解，诉讼外的调解，有的属于民间性的调解，有的属于行政性的调解，它们都不具有诉讼的性质，不同于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诉讼中的调解是诉讼上的一项制度，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的内容包括调解的原则、调解的程序、调解书和调解协议的效力等，诉讼中的调解制度是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结束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审结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制度。第二，诉讼外的调解，不论是民间调解还是行政调解，调解的主持者只是进行调解活动，不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而诉讼中的调解是人民法院和当事人进行的诉讼行为。诉讼开始后，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当事人进行协商活动，是人民法院的审理活动和当事人协商活动的结合。第三，诉讼外的调解协议不论是否制作调解书，都不是诉讼文书，诉讼中的调解协议，经过法院确认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一般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确认其效力，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调解协议，由法院记笔录，确认其效力。

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案件性质上说，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适用法院调解，人民法院依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不适用法院调解。

一、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概述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以下除标题外统称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自愿协调，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又称诉讼中的调解。

上述调解制度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首先，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所进行的一种诉讼活动，也是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为了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围绕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双方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即使没有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也应属于调解活动。如果不是出于这一初衷，只是为了顺利对案件作出判决，而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思想教育的活动则不属于调解。

其次，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除了可以运用判决来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外，还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说理讲法，进行劝导，多做思想工作，促使他们互谅互让，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从而解决纠纷。

所以，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法院调解主要有以下特点：

1、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审判人员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要服从审判人员的指挥。调解活动既可以在合议庭也可以在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下，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

2、法院调解贯穿于民事审判的全过程

一方面，在各个审判程序中都可以进行调解；另一方面，在某一审判程序的不同阶段也可以进行调解。如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可以在开庭前，开庭审理中，法庭辩论结束后随时进行调解。

二、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与诉讼外调解及和解的关系

法院调解是一种重要的调解方式，除此之外，调解还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统称诉讼外调解，它们与法院调解的共同之处在于为了解决争议化解矛盾，这对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和搞好工作，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其又有区别，区别如下：

1、调解的性质不同

法院调解是诉讼中的调解，是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外的调解，有的属于民间调解，有的属于行政性调解，它们虽然都有相应的调解方式和程序，并形成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都不具有诉讼的性质，这些调解活动应分别依照人民调解法律规范，仲裁法律规范或行政法律规范进行。

2、调解的主持者不同

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的，而诉讼外调解的主持者则是人民法院以外的民间调解组织，仲裁机构或行政机关。

3、调解的效力不同

诉讼中的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并送达当事人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自觉履行，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人民法院有权强制执行。在诉讼外调解中除仲裁调解协议与仲裁裁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外，人民调解协议、行政调解协议都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和解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经过自愿协商，互谅互让从而化解矛盾，终结诉讼的活动，它既包括诉讼中的和解，又包括执行和解两种。当事人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制度。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第211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和解与法院调解虽然都属于诉讼制度，都是解决民事争议的方式，具有不伤感情，能继续保持和发展当事人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优点，但两者具有明显差异：

1、性质不同。和解是当事人对其实体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合意活动；而法院调解虽然是当事人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争议，但它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司法行为。

2、参加的人员不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主动行为，不需要任何组织或第三者参加；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判组织或审判员和当事人在一起进行的诉讼行为。在调解中，审判组织或审判员居于主持者的地位，并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说服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缓和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以使双方公平合理地达成协议，解决争议。

3、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和解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完全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法院调解协议生效后，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重新或执行的可能性不同。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诉后又的应当应允。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再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也就不存在重新的可能性。

三、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意义

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是我国长期以来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实践证明，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坚持和运用调解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一）有利于迅速彻底解决纠纷，提高办案效率

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因而有助于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彻底解决纠纷；这种调解协议送达后即刻生效，不存在上诉问题，这就减少了诉讼程序，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

（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促进经济建设

民事纠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事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如果纠纷发生后不及时加以解决，也可能使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通过调解，人民法院向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消除隔阂，化解矛盾。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使人们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生产和工作中去，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砖添瓦。

（三）有利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预防和减少纠纷

调解的过程，也是向当事人和人民群众宣传国家法律、政策的过程，以便广大群众知法、守法，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制意识，从而做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达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目的。

四、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原则

法院调解的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只有遵守这些准则，才能使调解工作顺利进行，从而及时合法地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一）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第88条之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可见，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调解不得违反自愿原则。

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包括当事人参加调解活动自愿和达成调解协议自愿两方面内容，参加调解活动自愿，是指双方当事人愿意运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议，达成调解协议自愿，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是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人民法院不得采取强迫或变相强迫的方式强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坚持自愿原则是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表现。违背这一原则，往往达不成调解协议，即使勉强达成了调解协议，也难以由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的义务内容。因此，人民法院在调解案件过程中，应始终坚持自愿原则。

（二）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指人民法院主持的调解活动和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首先，调解在程序上要合法，审判人员主持调解活动，应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其次，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要符合有关实体法的规定。调解协议是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的确认或处分，从这一点上讲，调解书和判决书都是对民事争议的一种实体裁断，只有严格遵守实体法的规定，才能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当严格审查，对违反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的调解协议，不得以调解书予以确认。

合法原则与当事人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始终应坚持的原则，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自愿是调解的前提，合法是调解成立的基础和调解有效的保证，因此，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搞强制调解，也不能为迁就当事人而违反法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进行违法调解。

（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

法院调解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进行，但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当事人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进行调解。

所谓查明事实，就是要查明纠纷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双方争执的焦点等内容。所谓分清是非是指帮助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全面公正地划分双方当事人在纠纷中应负的民事责任。查明事实是分清是非，划分责任的前提；分清是非是查明事实的继续。在调解中坚持这一原则，既是调解的基础，又可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上述三原则，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密切的联系。只有当事人双方出自自愿，并由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才能保证调解活动和调解协议合法有效。

五、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程序

调解的程序，是指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活动，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步骤方式。法院调解的过程，既是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的过程，也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因此，调解与其他诉讼程序不可能完全分开，而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程序并无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调解程序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解开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既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申请调解是当事人的权利，但调解开始还必须以人民法院接受申请为前提，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调解要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条件。调解开始的时间可以是判决前诉讼的各个阶段。

调解活动既可以由合议庭主持进行，也可以由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进行，并尽可能就地进行调解，这样便于当事人参加诉讼，不影响当事人的生活和工作，还能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用简便的方式通过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特别授权，可由人参加调解。但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除不能表达自己意志外，仍应出庭参加调解，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应当出具本人的书面意见。

在调解时，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协助调解。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要积极协助人民法院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帮助双方解决矛盾，消除争执，早日达成协议。

（二）调解进行

法院调解应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因此调解程序开始后，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出示必要的证据，允许当事人双方就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质证，并结合事先收集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在此基础上，由审判人员针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和疏导，促使他们提高认识，消除对立情绪，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分清是非责任，为纠纷的解决奠定思想基础。然后，由审判员引导双方当事人就如何解决纠纷进行具体协商，协商的方式可以当庭进行，也可以庭外进行。当事人协商时，审判员一般应参加，进行正确引导，必要时可以提出调解意见，供当事人参考。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调解时，也应当一起参加协调。

（三）调解结束

调解结束有两种情况：一种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解决纠纷的协议，并经法院审查批准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成立；一是双方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虽达成调解协议，但未被法院批准，或者送达前当事人反悔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不成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签收调解书的，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要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继续对案件的审理。

调解成立应制作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但有的案件调解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只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即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0条的规定，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案件有：

1、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2、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3、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4、其它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但必须明确，依第二审程序调解成立达成调解协议的必须制作调解书。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审判决的效力问题。

六、调解书的制作

调解书应由首部、内容、尾部组成。

首部，是指调解书的开头部分。首部应依次写明：人民法院的名称、法律文书的名称和案件编号，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等。当事人应按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顺序排列，诉讼人应分别列入各个当事人之后，案由，既案件成立的理由。案由应另起一行，单独列出。

内容，是调解书的核心部分。内容部分应记明：争议的主要事实、调解理由和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案件事实上有哪些争议以及争执的焦点和各自的主张。调解理由，即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和政策，针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公正、合理地作出评判。一般来讲，案情简单，调解协议顺利达成的可以不写调解理由，或者把调解理由与案件事实写在一起。但案件复杂重大的、当事人坚持人民法院明辩是非的，则应写明调解理由。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在自愿、合法的原则下达成的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是案件的调解结果。协议内容必须明确具体，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尾部，是调解书的结尾部分。尾部应写明本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该项的右上方，由审判人员署名，写明签收调解书的年、月、日；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最后由书记员签名。

七、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效力

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经法院审查批准后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经送达便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认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束诉讼程序

调解达成协议，标志着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定。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调解达成协议在实体上的后果。同样，调解成立后，民事诉讼法法律关系消灭，诉讼程序宣告结束，人民法院不再对案件继续审理和判决。

（二）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

调解一经成立，表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已经彻底解决。生效调解书与判决书一样有排他的权威性，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理由再次提讼。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当事人不得上诉

进行调解和达成协议，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调解书送达前，允许当事人反悔，但当事人不得对调解成立的案件提起上诉。如果当事人对生效的调解书有异议的，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

（四）可以强制执行

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送达后，与生效的判决书一样，要求义务人自觉履行给付义务。如果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八、结束语

笔者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民事审判的基层法院的法官，对认识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历经半个世纪的民事审判实践中，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要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情，认识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所具有特殊作用。目前调解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偏差，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严格管理加以纠正。正确认识调解的地位作用，把调解工作贯彻民事诉讼全过程，做好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这对于化解社会矛盾，防治片面化、机械化、理解和执行自愿、合法原则，从而把调解简单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可能调解结案的，不轻易下判；对不能调解结案的，也要做好教育疏导工作，以利于裁判的履行。笔者认为实践中，充分发挥当事人亲友和诉讼人的作用，力争将矛盾化解在初期，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资料

1.刘家兴著《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潘剑峰著《诉讼法与律师》，2001年版

3.柴发邦著《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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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调解体现了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尊重诉前调解制度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对选择权的一种尊重。随着大众维权意识的高涨，各类诉讼案件的激增使法院的工作量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峰，诉前调解己成为了法官们减少诉源和负担的一种方式。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前法院会告知双方当事人申请法院调解，这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个低成本、便捷、快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从而体现出在调解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选择权的高度尊重。相反如果不能达成双方当事人的合意的，法院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选择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二、我国现行民诉中的法院调解制度的主要弊端

（一）调解中法官的职权效应大于自愿原则自愿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必须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法官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掌握主动的调解权，逐渐形成了法官主导的诉讼调解模式，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双方必须处于自愿的条件下才能进行法院调解活动，不得强迫任何一方当事人，但有些当事人在面对严肃的司法程序时不能完全掌握诉讼中的支配权。

（二）案件事实不清，当事人权责不明只为不伤和气而去解决当时事人之间的纠纷就成为了一种混淆判决和调解界限的不适当的选择，而如果只是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而草草结案，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即以一方当事人作出让步而得以解决，就违背了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价值理论。正如民法学专家徐国栋教授所说的，“调解本质特征即在于当事人部分的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解决方式违背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本质。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就违背了法治的一般要求”。这是对法院调解的一种亵渎。《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如果当事人选择使用自己的处分权从而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是非不分的标签可能就会落在法院的头上，也就是说当事人即使达成了调解协议，当事人和法院的双向选择都不能够尽如法意。我国民事诉讼法就有相关的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的可以进行调解。

（三）调解过程中合法原则得不到遵守合法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就是一切活动都用该符合法律的规定，包括调解双方主体和行为。但是，对于法院的审判人员来说，降低案件的影响及复审率的同时，也使得案件的内容审核得不到保障，往往在权衡个人、集体、社会的权益中选择性地触碰到了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这其实并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案件的纠纷，反而使调解陷入不可调和的僵局，彻底地破坏了司法审判程序的肃穆外表和一向公正的审判要求。

三、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一）实行调审分离的调解制度,使调解制度重新进行整合为符合私法自治的要求，那么双方当事人在民事调解中的支配权与处分权与自愿原则的联系就成了关键。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在与将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使得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为帮助双方当事人重新定位自己的立场和主张，法官对证据举证的责任分配以及出示就成了影响当事人选择哪种方式结案的一种因素。所以强调调审分离的制度是有必要的也是具有一定期待性的。

（二）收紧双方当事人的“反悔权”如果在调解完成后双方当事人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严格的司法行为，笔者认为法官在运行这个程序时就需要强调其司法的严肃性。只要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应该知道法律效力的形成。反悔权辐射到的不仅是法律的威严，同时也是对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因此一定要双方当事人收紧心理的反悔的想法，当然，这也需要法院在其运行调解过程中专业以及合法化的透明的操作，真正地完成诉前调解的使命和意义。除了法院依职权主张进行调解之外，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提交书面的申请，当然，调解的方式、期限最好以一定为宜，不能拖拉更不能暗箱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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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实践当中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是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民事调解理所应当的成为检察机关进行审判监督地重要的对象，对于进行民事调解达成双方合意而进行结案的法律文书是该纳入检察监督范围，检察机关通过对于民事调解及达成合意制作的民事调解书也应当进行法律监督，能体现粗检察职能。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一个环节检察机关通过对于民事调解及达成合意制作的民事调解书应纳入法律监督。司法活动的实践当中不少各级法院把调解率当成法官业绩唯一考核标准，这对于法官是非常不利的，法官可能会为了业绩规避判决风险从而导致审判职能弱化。这就是调解而调解的工作的弊端，如果是为了调解而进行调解不可避免造成司法不公正。所以实务审判当中检察机关应充分的发挥法律监督的职责，对调解的监督力度要加大保障正义的实现从而司法得到真正的公正。

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事调解制度

我国现阶段关于司法审判当中对于民事纠纷中的诉讼调解在运行中暴露的问题，需要学术界与实务界认真对待。如若任期发展，最后牺牲的可能是我们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本身。倘若我们连自己本土的好制度都不能很好地发展下去，我们怎么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战略，又怎样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所要求得达到的法治的状态。所以我们不但保持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优良的传统，更是要全力克服调解制度在我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这都需要我们需要理性的态度进行应对。如果任由当事人恶意调解给权利人造成损害更不进行制裁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目前我国社会诚信的缺失造成一些别有居心的当事人利用法院调解程序上的缺陷迫使对方妥协等到调解协议达成，自己利益得到满足以后，利用之前调解协议所达成在诉讼上的优势不按调解协议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就损害另一方的合法利益，如果出现种情况得不到检查监督不但会使法院的的权威受到极大的影响而且另一方当事人的正当的诉讼权利的行使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我国如何降低当事人自愿调解的风险这一问题是我们学界应当着重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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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不重视，效率低。这与目前庭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完全分离的“调审分离”的天然缺陷有关。主观上，庭前调解法官对调解工作的意义认识不够，忽视庭前调解，加上庭前调解结案的案件又不完全属于调解法官的审判成果，其积极性无形中受到打击；再者，当事人也知道庭前程序的法官完全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加上庭前程序“无非是证据交换”的一种错误认识，对庭前调解没有兴趣。由于上述主观上的原因直接导致其结果便是庭前调解流于形式、效率低下。可以说，认为这种独立性的庭前调解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调解的积极性，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并提高诉讼效率的愿望是美好的，可实际上却往往事与愿违。

2、庭前调解工作基本完全独立于合议庭工作之外，只有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再由合议庭流于形式的合议一下。那么对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查权，是属于了解案件情况的庭前调解法官还是不了解案件情况而掌握裁判权的合议庭呢？答案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可这难道不是庭前调解工作所面临的尴尬？

3、客观上有的庭前程序的法官难于准确把握案情，调解往往在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基础上进行“模糊调解”，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

出现这些问题，虽然有主观上人为的因素，但同时与庭前调解制度的设置上存在的缺陷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其所固有的优点应是制度本身的设置能优化和调动各种审判资源，提高效率。因此，对庭前调解程序进行规范显得非常重要。

一、各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的模式。

当前，各国法院的庭前调解制度大体有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立式，法院庭前调解程序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调解程序，这种模式的代表是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第二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结合式，法院的调审主体不分离，即庭前调解和庭审人员的身份竞合，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庭前的调解工作和庭审工作，这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我国的传统调解模式亦不例外。第三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离式，法院把庭前程序从审判程序中相对分离出来，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相对独立的另一种诉讼方式，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目前在我国庭前调解程序的设立上有些作法也遵循了这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改革绝不是照猫画虎，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我国传统调审结合式的诉讼调解模式的基础上，融合庭审分离式的一些作法，建立一个符合法院制度改革发展规律，具有本国独立特性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模式。

二、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具有的特性。

1、庭前调解程序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

在对构建庭前调解相对独立程序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似乎忽视了在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的合理性问题，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机制，案件立案后不分简易程序抑或普通程序，先进入庭前调解程序，由专门的审判人员负责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进入审判程序进行审理。这种把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并纳入庭前调解程序的观点非常值得商榷，首先，有违于民事诉讼法关于设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立法意图。民诉法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类型是一审中一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且争议不大的案件，并且规定了较短的审限。其含义是方便审理，提高效率。如果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之前再加上一个庭前调解的程序，再安排一个审判人员进行调解，显然与民诉法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其次，简易程序的案件均是基层法院受理，采取的是独任审判，从目前基层法院法官的现状来看，面临法官断层的状况日益突出，在审判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应该设立庭前调解程序，以便充分利用基层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为民。三是，独任审判案件的案件类型比较单一，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不复杂，如一些涉及人身权的离婚、抚育、探视、扶养等案件，这些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当事人之间缺少了感情上的沟通与理解，从而产生积怨；还有一些事实清楚的民间借贷、人身损害等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结果皆有大概的一个预测。审判人员直接介入案件的调解，主要是从情理的角度去说服当事人，更多的是通过我们法官的努力，感动当事人接受调解，而发生以判压调的可能性比较小。况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是由审判员一个独任审理，案件立案后直接交给独任法官，并不否定独任审理的案件进行庭前调解的工作，独任法官尽早介入案件的调解，既符合最高院《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规定》的要求，且与庭前调解的程序并不冲突，又能节省审判资源。综上，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并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仅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

2、庭前调解程序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庭前调解程序的独立性体现在调解程序与立案程序的分离，庭前调解是在立案后进入庭审前的一个预备程序中的工作，有的称预审庭。庭前调解工作由预备庭或预审庭法官主持。有观点认为，在立案庭设一个调解机构，专司诉讼庭前调解工作，在立案准备工作过程中或立案后的阶段介入庭前调解工作。这种作法有两个弊端，一是与法律规定的立案审查的七日期限相冲突，在法院受理后到立案的有限期间内进行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设立立案前的庭前调解程序不符合客观事实。二是立案后由立案庭进行调解与立审分离制度的改革是不相符。目前随着立审分离制度改革的深入，立案登记主义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立案的工作主要是对案件形式上的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登记立案后即按审判流程转交各审判庭，因此，庭前调解其实属于审判庭案件审理的一部分工作，庭前调解程序完全独立于立案程序。同时，随着法院系统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深入，更多的观点认同于庭前调解程序属于庭前准备工作中的一个程序。是一个与立案程序和庭审程序相对分离的有其独立性的一个诉讼中的程序。庭前调解程序独立的相对性表现在，其与庭审程序是相对分离的，即调审主体的相对分离。要求庭前调解的法官不能担任同一案件的主审法官。目的在于，防止调解主体可能挟审判权进行威胁或诱惑，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确保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调解，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

三、规范庭前调解程序的几点建议。

1、从加强庭前调解工作的重大意义进行思想教育，要在政治的高度上理解庭前调解的意义。要让庭前调解法官充分认识到庭前调解工作不仅是一项诉讼解决纠纷方式，而是落实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为民”的审判宗旨。要通过庭前调解充分发挥法院司法职能，发挥司法对社会关系的规范、调节、引导和保障作用，化解矛盾和纠纷，为群众办实事，缓解社会矛盾，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准确把握调审主体相对分离的原则，对庭前调解程序法官进行重新定位。

调审主体分离的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大多数意见认为，从目前我国法院实际情况看，调审主体不应分离。这种观点是比较客观的，但这种调审不分离的观点，既要结合我国法院审判实践又要立足于法院改革的高度来看，才能准确把握。庭前调解程序中调审主体不分离应理解为只是一相对分离，即调解的法官不承办该案件但参加案件合议庭。这样的做法有四个有利：

一有利于提高调解法官和当事人思想上的重视。庭前程序的法官因为要参加合议庭，对审判的质量负有责任，在调解中思想上会重视。同时，案件当事人因为主持调解的法官参加合议庭对案件的结果有影响，心理上会更容易接受调解。而不会出现有的案件中，当事人觉得庭前程序法官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对庭前调解根本不予理睬。

二有利于合理利用审判资源，使得庭前工作与庭审工作的衔接。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是合议庭在审理，应充分发挥每位合议庭成员的作用，而不能象过去那样合而不审。所以，实行调审相对分离，由合议庭其他成员担任庭前调解程序中的调解法官，能充分发挥合议庭每一位法官的职能。增强诉讼的实效性、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有些案件调解的成功率高低与否，虽与调解法官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但与当事人的心理亦有密切关系，有的当事人因没有感受到诉讼风险的压力，更愿意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调解，因为那样“心里有底”，所以漠视庭前程序的调解。而如果是参加合议的其他法官主持调解，当事人调解的心理便产生一定的变化。加上调解法官在调解的方法和技巧中通过对案件法理的分析，会让当事人感受到接受调解对自己是有利的，最终选择调解，从而提高了调解的成功率。

四有利于保护案件的承办法官。我们现在反对以判压调，而且在很多案件的调解特别是一些与当事人经济利益相关的案件中，调解法官可以在调解中通过法理的分析，向当事人预测判决结果提供参考，或对诉讼风险进行提示。但因为该法官不是案件主审法官，也不是审判长，所以不会给当事人造成以判压调的感觉，当事人也不会责难承办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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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纷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根据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从以下三种方式来论述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它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议，无须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有密切联系。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二）社会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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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诉讼调解被誉为“东方经验”，在我国也称之为法院调解。诉讼调解其性质是一种法定的争议纠纷解决的方式，其在推动我国法治社会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出了较为独特的作用，而且现阶段普遍被各级法院所采用。在民事诉讼法中，对法院调解的地位进行确认是通过法律的形式。现阶段，我国处在一个社会矛盾较为突出与“诉讼爆炸”的时期里，为了缓和矛盾，在符合当事人利益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前提条件下，运用民事调解，可以有效地降低上诉率、发挥改判率、再审率以及涉诉上访率，使得法律文书的终局性以及既判力得以增强。然而，当前我国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对其加以完善。因此，对现阶段我国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并针对问题探寻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对我国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进行完善，具有非常重大的司法意义。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地位以及发展方向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民事诉讼调解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对矛盾做出及时的调整与化解，就必须将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做好。简单来说，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就是当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的时候，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作为基础，并按照合法、自愿的基本原则，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协议协商进行主持与解决的一种制度。诉讼调解和诉讼外调解是民事诉讼制度的两大分支，且二者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其产生出来的法律后果也是不同的。就发生时间而言，诉讼调解是发生在诉讼的过程中，是一种诉讼行为，而诉讼外调解则是发生在诉讼范围之外的，不具备诉讼意义，所以其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可以反悔的；就主持者而言，诉讼调解的主持者为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诉讼外调解则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仲裁机构、行政机关，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都信赖的公民个人；就法律后果而言，诉讼调解具有一定强制性与法律效力，而诉讼外调解则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达成的调解协议并不能作为最终的结果进行处理，当事人双方都是可以反悔的。

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所以对当前的法律制度进行改革的时候绝对不能舍弃民事调解制度，应该将民事调解制度本该具有的效率与自由等价值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对民事调解制度进行重构的时候，应该先对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研究与探讨，对民事调解制度的经济基础与文化背景进行分析与研究，并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展开分析，对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进行借鉴，将我国现代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不断地完善。

二、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调解结案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

就民事调解工作的性质而言，民事调解工作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手段，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多人将其性质衍变成为了民事司法的目的。尤其是当前有很多法院都刮起了调节风，为了跟风，很多独具特色的调解机制被各级法院探索并推崇出来。然而，这些调解机制都是主张法官以调解结案的方式，对案件进行调解，在这种情况下，对法官的能力进行评判的一大重要标志便是法官的调解能力，在考核标准中也顺理成章地有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官调解率，使得民事调解工作成为了一种民事司法的目的。

（二）依然存在强制调解的现象

在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中强制调解是一个痼疾，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而这一痼疾与音符之所以长期存在，与当今时代追求调解的大形势以及法官个人对调解的偏好有着莫大的关系。在民事调解的过程中，法官给予一定的强制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当事人的意念发生了动摇，及时施加些许强制性的压力，便于对矛盾进行化解，达到调解的目的。但是在调解的过程中必须要把握好强制度，一旦给予了过度的强制性，就会陷进强制调解的罪责当中，不能充分发挥出民事调解本该发挥出来的效应。

（三）逐渐增多的恶意调解

所谓恶意调解指的是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之后对法律事实以及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虚构，然后上诉到法院，希望在法院合法的调解程序中，让法院作出不正确的调解书。当事人双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损害公共利益或者案件之外第三人的利益，是一种不诚信的诉讼行为。近两年，在各级法院调解案中，恶意调解的案件逐渐增多，而且恶意调解案的隐蔽性也在逐渐增强，带来了较大的损害性。

（四）调解时使用的语言较为随意

同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相比较，法律语言更具有规范性、朴实性、庄严性以及确切性。任何一个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的人员都必须对自己的语言进行严格要求，尽量使用标准的法律语言，这需要在长期的实际司法执行过程中磨练出来。在书面中，要使用规范、确切的法律语言书写相关的判决书以及法律条文；在庭审的时候，法官使用的口头语言也应该尽可能的使用标准的法律语言。因为标准、规范、确切的法律语言，有利于发散出法官自身的法律思维，而且当事人在听后会认为法官是比较专业的，会有一种更信服的感觉，从而在无形之中将法院、法官以及法律的权威性增强了。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很多司法人员包括法官不仅没有准确地运用标准、规范、确切的法律语言，甚至还大量使用随意性比较大的语言，这对民事调解制度来说具有一定的危害性，给当事人在行使诉讼权的过程中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还有可能让当事人对法院、法官以及法律等产生出误解。

三、解决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相关对策

（一）建立健全以当事人为主体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

在民事诉讼调解的过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法官职权主义色彩，为了有效地解决好这一问题，对民事诉讼进行调解的时候，应该对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给予充分的尊重。只要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需要调解的事宜达成了一致的协议，法院就可以在不分清责任、不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认可，将自愿的原则真正落到实处。为了对司法调解的效率进行提升，可以适当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只要当事人双方达成的一致协议在法院允许的范围内，法院就必须出具相关的调解书，当事人双方就必须依据协议书以及调解书行事，不可以反悔。此外，还可以建立相关的当事人调解责任制度，防止一方当事人故意采用拖延的方式对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并消耗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二）对民事诉讼调解人制度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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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两高《意见》），其中第六条和第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可以通过再审检察建议和抗诉方式予以监督。上述规定的出台与近年来我国法院着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司法背景密切相关。在民事调解制度（本文仅指民事诉讼调解）充分发挥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法官为了追求调解结案率而“以判压调”、“久调不绝”等问题，由于调解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导致调解反悔率高，案结而不能事了。检察机关在监督调解申诉案件时应当立足监督职责，依据自愿原则监督民事调解案件，真正做到“能监督、会监督、监督好”。

一、自愿原则的内涵

自愿原则是指民事调解须依照当事人自己的意愿进行调解，不得强迫。自愿原则应当说是调解的首要原则和精髓所在。仅《民事诉讼法》就在三次提及“自愿”原则，在第一百八十二条把违反自愿原则作为调解案件再审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可见其重要性。

自愿原则要求法院在诉讼调解中只是参与其中，并没有任何强制性权利可以行使，其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权威、公正、客观的环境和平台让当事人进行自主沟通协商。当事人在协商过程中应当具有完全的意思自治权，真实而又充分的表达自我意愿，互谅互商的达成“合意”从而以较平和的方式化解矛盾。

二、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1．方式不当导致“强行调解”。法官采取以哄代调、以骗代调、以判压调、以拖压调等方式“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在实践中并不鲜见。由于法院系统将调解纳入法院、法庭和法官个人的考核机制，使得原本与裁定、判决同属于诉讼结案方式的调解被赋予异化的内容，其目的和价值也随之扭曲。法院和法官过于追求调解结案率导致在当事人一方甚至双方均无调解的主观愿望时还想方设法的“强行调解”，从而与“自愿”和“不得强迫”的要求背道而驰。

2．制度缺陷导致“虚假调解”。与审判相比，调解过程中法官处于更加“超然”和“被动”的地位，双方当事人则被赋予更大的权利和主动性。只要双方达成协议并且签字，法院并不会过多深究背后的原因关系。这就为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以诉讼调解为手段，骗取法院生效调解书，侵害案外第三人，获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可钻的漏洞。在看似“你情我愿”的假象下，部分审查手续草草而过、当事人之间没有激烈对抗、举证质证过程也被省略，只待一纸文书生效，权利义务关系立刻改变。法院和调解书被当作达到非法目的的工具，司法的严肃性荡然无存。

三、检察机关如何依据自愿原则监督民事调解案件

检察机关对于民事调解案件的监督仍应在当前民事检察监督的大框架之内，即案件来源主要基于当事人（或利益相关第三人）的申诉，审查方式以书面审查法院卷宗为主，坚持事后的、有限的、尽量不干预私权的监督立场。因“强行调解”主要发生在调解的过程之中，一般不会从诉讼卷宗中发现较为明显和直接的证据，只能寄希望于调解制度本身的不断完善，检察机关难以有所作为。因此，下文将重点分析如何“虚假调解”的相关问题。

1．“虚假调解”的案件特征。虚假调解案件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当事人之间有特殊关系，或亲朋好友或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2）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委托人对案件事实陈述不清；（3）原、被双方配合默契，无实质性诉辨对抗，或仅有象征性辩论或根本无辩论；（4）调解协议的达成过于快速和顺利。

2．“虚假调解”的多发领域。“虚假调解”案件主要是以财产关系纠纷为主，极少涉及人身关系纠纷（个别涉及人身关系的纠纷也是因背后牵涉财产纠纷），诉讼以非法获取较大数额财产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结合目前的社会背景尤以房地产为诉讼标的的居多，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领域：（1）民间借贷案件；（2）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3）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其他组织、自然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4）改制中的国有、集体企业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5）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6）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

3．检察机关应如何行使调查权。检察机关监督虚假调解的难点在于如何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存在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情形。两高《意见》第三条详细规定了检察院行使调查权的情形。应当予以明确的是调查权是检察权的应有之义，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保证。调查既是人民检察院发现违法事实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也是决定是否监督、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监督的必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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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刑事诉讼期间，司法机关既就被告人进行刑事问责，又附带处理由被告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等系列诉讼活动。1979-2012年，国家先后颁布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79年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2年3月14日审议通过）。尽管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现已经历多年的改革与完善，但该项制度依然为国家刑事司法改革的焦点。为此，笔者就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若干问题，分别从立法与实践层面浅析如何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若干问题

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从首次颁布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且从制度自身的设计层面而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能够实现诉讼效果的目的性及诉讼过程的合理性，但该项制度的整合功能却难以有效落实。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与实践操作方面均受到传统的重刑轻民观念的影响，因此表现出相当强的公权属性，且此种忽视民事程序及过分看重刑事审理的思想观念严重背离现代法治民主性与公平性的司法理念，甚至导致实践过程的系列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立法弊端

《刑事诉讼法》修订法案仅部分条款对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做方向性的规定或未对具体规则进行细化，如此表现为立法弊端，即与程序法及实体法间存在冲突，具体表现为：

1.与刑事实体法冲突。《刑法》规定：若被告人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则除依法对案件被告人实施刑事处罚以外，也应依法判处案件被告人向被害人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案件被告人违规获取的全部财物均应退赔或予以追缴，注意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予以退赔。与此规定可知，被害人无需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便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即人民法院以责任退赔或予以追缴的方式来依法处理民事赔偿案件。与《刑法》相比，《刑事诉讼解释》规定：若一审判决宣告前公民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审判期间不允许再提起，直至刑事判决生效后方可再提起民事诉讼。可见，此项司法解释尚未明确规定刑事判决对民事裁判的影响。刑事被害人有权依法提起相应的附带民事诉讼，即刑事被害人按附带民事程序的相关规定来实现救济，而非人民法院判处民事赔偿。与此同时，《刑法》也未就刑事判决对民事判决的效力做出确切的规定。

2.与民事诉讼法规定冲突，即：（1）主体方面未明确规定是否把潜逃人员列为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容。《民事诉讼法》规定：潜逃人员应当列为共同民事被告人，但附带民事诉讼则认为潜逃人员应当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2）基于证明标准层面分析，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较刑事诉讼低，属高度盖然性标准，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属排除合理怀疑，且两者得出的法律事实间存在较大区别。可见，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所规定的差异性会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施造成影响。

（二）实践弊端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弊端致使实践过程某些实务性问题难操作，如某些案件的审理期限超长或主观性地把刑事内容与民事内容分离开来，如此拉长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定会最终导致诉讼成本增加;又如就未在案的共同被告人的赔偿责任或赔偿数额的规定来讲，实务操作期间，相同法院的不同审判组织对某些案件做出不同的理解及相悖的判决，亦或不同的法院做出完全不同的理解及判决。

可见，无论立法方面或实践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均有待完善。为此，下文侧重从立法与实践角度，浅析如何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2年3月14日审议通过）对现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诉讼程序做出结构性的调整，以维护被害人的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及化解社会矛盾。结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若干问题，本章节侧重从立法与实践两方面浅析如何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一）立法完善，即明确法律冲突的适用规则、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及完善调解程序

1.明确法律的适用规则。人民法院就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审理的过程，法律的适用对象应为相应的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法》或《民法》。由前文可知，上述法律就特定问题的适用范围存在冲突，因此有必要明确法律冲突的适用规则，即优先适用刑事法律;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别适用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

2.明确附带民事诉讼受案中的范围，就是以立法的形式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进行规范，并梳理清楚相关的法律冲突，以尽量实现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健全。就损失的赔偿来讲，被害人有权就财产被毁或人身伤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同时就被非法占有或责令退赔或追缴未获得补偿的财物而言，当事人有权依法提起赔偿请求;被害人有权就物质损失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就精神损失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修订版）规定：就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允许进行调解。为此，有学者指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过程，人民法院可不受“物质损失”的限制，同时被告人亦可以给付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精神损失抚慰金的形式请求谅解，且此举可被视作被告人悔罪或认罪的量刑情节，即把精神损失赔偿列为附带民事赔偿的突破性使用范围。

3.完善调解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诉讼案件以外，人民法院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均可调解。受此影响，《刑事诉讼法》（修订版）规定：允许对人民法院受理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或据被害人的实际物质损失来进行判决或裁定。依此规定可知，人民法院有权采取调解方式来就受理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结案，且此调解协议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应，注意此项规定尚待细化。就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而而言，应贯穿到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即立案后与开庭前，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同时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有权据案件的具体诉讼阶段进行调解或协助当事双方尽快达成调解协议，注意开庭后，人民法院应就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应进行审查。尽管此次修正案尚未明确能否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但此类案件多牵涉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应不允许对该类案件实施调解。

（二）实践完善，即完善保全措施及明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反诉

1. 完善保全措施。与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相比，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主要从下列方面做了改进：（1）从性质角度而言，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冻结、扣押及查封属保全措施;（2）除扣押及查封外，保全手段新增冻结;（3）人民检察院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允许向人民法院提起保全措施;（4）人民法院保全的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然而，立案后及提起诉讼前，侦查活动的推进过程，往往难以确定案件的审判管辖权，因此司法解释应就立案及侦查阶段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如何提起财产保全进行规定。此外，此次修正案并未就先予执行制度进行明确规定，尽管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特殊属性做了考虑，但该方面依然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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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他们之间发生的民事权益争议，通过自愿、平等地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豍。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这一制度与我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一脉相承，并且现在我国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因此在我国司法实务中运用十分普遍，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被誉为“东方经验”。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法院系统非常注重案件的调解结案率，一些法院将法官的调解结案率和奖金福利、职称、先进等挂钩，由此出现了一些法院的法官在审案时出现变相强制调解的情况，即若不接受调解，也不会审理案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由此可知，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应遵循“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和“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那么法院的这种行为是否是违法？“自愿原则”是否应该继续坚持？此外，根据我国民事案件审判的情况，有些案件并没有完全查清事实，这是否可取？

一、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指民事调解必须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不得强迫。由于调解是当事人双方以协议的方式，自主解决纠纷，消除矛盾，不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也不是通过法院审判人员的裁判，以强制的方式解决纠纷。既然解决方式是自主解决，所以是否采用此方式也应该是自愿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正。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性价值就是程序自由价值，它反映了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性尤其是个体性。程序自由突出表现为个体的自由，个体自由的根本标志在于诉讼价值主体合乎目的地支配诉讼程序，选择、判断和接受诉讼程序。豎它要求保障诉讼主体的选择自由、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权利不受审判权的贬损和压制，不得对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使设置任何不适当、不公正的障碍和束缚。如果法官在诉讼过程中违反了这些要求，这一程序就是不公正的，即违反了程序公正。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如果所谓的实体真实结果是通过不公正的手段得到的，这一实体结果也是不正当的，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公正的法治是正义的基本要求，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这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现。”如果在诉讼调解中不遵循自愿原则，就是违反了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侵犯了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权利。

诉权是指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现其实体权益的权利。法律规定当事人具有诉权，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也就负有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职责，即行使审判权既是法院的权力，也是法院的义务。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就是诉权的行使，也是要求法院履行职责的行为指令，法院也就应该履行职责，行使审判权，定纷止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强行调解，不遵循当事人的意愿，就是对诉权的侵犯。如果破坏这一原则，盲目追求调解率，这将破坏整个民事诉讼制度，诉权将形同虚设；程序公正也只是口号，因为当事人连纠纷解决方式的正当权利都已荡然无存。

二、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

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即调解必须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前提下，在事实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要求法院查明当事人双方争议的基本法律关系，只有首先弄清案件事实，到达真实，才能抓住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调解工作，进而促使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地达成并履行调解协议。如果事实不清，责任不明，只能成为“和稀泥”式的调解，既不利于纠纷的正确、及时解决，也不利于提高法院的办案质量。豐这一度是我国理论界和实物界的通论。我国之所以强调事实清楚原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1）我国民事诉讼遵循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院在整个诉讼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虽然我国也提出了当事人的处分原则，但是并不完全的，即法院审判的范围不受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限制，当事人对于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要受法院的制约；（2）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我国的民诉实务更侧重实体公正，即希望通过民事诉讼实现“客观真实”的再现，所以认为调解也必然以查明事实为前提；（3）在我国，调解被认为是法院的审判行为，是行使审判权审理案件的一种方法和形式，豑是法院的审判职能和当事人诉讼行为结合的产物，是审判权和诉权的有机结合。所以调解的重点就不是如何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愿（这也是我国民事调解自愿原则没有得到充分贯彻的原因之一），而是如何能使审判权得到运用，其具体表现就是法官积极运用职权“查清事实，分清是非”。

民事调解是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体现，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当事人对调解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也就不需要法院一定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1）调解是当事人处分其权利、合意解决纠纷的行为，是处分原则的一种具体体现。法官在调解中只是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外因”，对调解如何终结、民事争议如何解决、权利如何补救并无决定权，当事人才是调解的内因，因为调解本质是当事人处分权利的行为，具有自愿性，这也就排除了法院审判权运用的可能。如果当事人之间达成了调解协议，法院却要求一定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这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2）查清事实与民事诉讼及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矛盾。首先，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定纷止争，若当事人之间达成协议，纠纷解决了，法院再追究案件的事实已无必要；其次，案件事实的主张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证据只有经过当事人的质证后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当事人达成协议后，积极举证、质证的可能性降低，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可能性也就降低；其次，若案件事实已经查明，法院就可以按照认定的事实对案件进行审判，调解存在的价值也会产生质疑；最后，调解制度在我国能得到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影响，调解一方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调解有利于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有些案件如果过分强调谁是谁非，只会给双方关系带来不利影响，如婚姻案件。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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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民事检察监督概念

在我国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为我国法律所确定了的，民事检察监督这一表述是以检察监督对象、内容来划分，以区别于刑事检察监督。?依此我们可以对其的概念做一个界定：民事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实施的一种法律监督活动。

二、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的缺陷与不足

（一）民事检察监督部分职权的虚置化

在现行法律中，虽然已规定检察机关应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但检察机关具体对怎样监督、如何监督等内容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使宪法、法律规定的监督职能实践中难操作、难处理。如《民事诉讼法》中第二百一十条：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一方面虽然该法条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各检察机关可能缺乏规范性的指导规则，而导致无法有的放矢地行使调查权，另一方面也造成检察机关的执法不够统一，工作不够规范等问题。

（二）民事检察监督的缺失化

《民事诉讼法》虽然进一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权，但是监督范围不完全、手段单一，这些老问题仍是困扰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效能的顽疾。如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检察权的一类理所应当的享有对调解活动的全面监督，而在新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两种情况进行抗诉或发出检察建议，排除了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和内容违法的情形适用，这导致检察机关的监督存在一定缺失。

三、对民事检察监督的几点思考

（一）强化检察建议的适用

检察建议是一种在检察司法实践中运用较广的方式，其具有和缓性、便利性和广泛性，因此不仅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对于其他监督方式更易发挥司法监督效用。新《民事诉讼法》对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予以了立法肯定，但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对其完善还应以下方面进一步规范。一是在形式上要约束检察建议的滥用，防止不规范不严肃的使用，在内容上要强化检察建议的说理性，对内容的事实依据、法律规定和结论建议三部分应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给法院产生一种“以理服人、依法规行”的感觉，使之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想统一。二是要理清适用范围，检察建议的适用情形应当是民事诉讼过程中的审判人员违法问题，或者是审判人员的职权违规行为情节严重且已侵犯了当事人的正当诉权，对于民事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轻微或一般违规行为不宜以检察建议的方式予以纠正。三是检察建议应当具有一定的程序性强制效力，检察建议向同级人民法院作出后，后者应当在一定期限内予以回复并说明理由，在此期间没有回复将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回复之后，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予以执行，如果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人民法院确实存在错误的，可以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此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的，应当监督下一级人民法院及时纠正。

（二）厘清对调解的监督范围

新的《民事诉讼法》与时俱进的把调解书纳入检察监督范围，但仅限定是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两种情况可以进行法律监督，对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和内容违法的情形则排除在外。首先从理论上看，我国现行的法院调解模式是“调审结合”，也就是说一方面在调解活动中融入了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而国家权力的使用是必然需要监督，另一方面法官在调解活动中扮演着“主持人”的角色，这种“主持人”是以国家权力为保障的，可以对当事人的一些主张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导致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最终可能对当事人的调解“自愿性”作出一定的侵犯；其次从调解程序上看，我国现今的调解制度无具体明确性的规范约束，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调解适用的灵活和广泛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调解活动的混乱和违法；?再次从司法实践上看，调解结案在民事案件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法官违反自愿原则迫使一方当事人接受不公正的调解，利用法院调解书逃债、逃税、转移国有资产、侵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将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内容违法的两情形放入民事检察监督范围内，不仅是切合实际需求的必要之举，也是符合法律监督机关内涵的应有之义。

（三）强化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

公益诉讼涉及多数人利益，应定性为民事诉讼，功能在于规范行为而非损害赔偿，如请求被告作为或不作为。在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赋予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对群体利益纠纷的诉讼资格，为建立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机制奠定了基础。但“有关机关、社会团体”的提法非常模糊，在中国现行社会环境下，由个人或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不仅成本高，而且影响力有限，所以应由国家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基本主体。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和独立性，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是合适之选。因此检察机关应加强相应的检察人才队伍建设，以适应公益诉讼专业化的需要。同时，可参考引入巴西在公益诉讼方面的经验做法，在检察机关收到有关群体利益受到侵害或有侵害危险的民众投诉或其他部门的报告后，可进行民事调查，目的在于确定侵害公共利益的事实、认定损害范围、明确承担责任的主体，重点是搜集可能提起公益诉讼的证据材料。

（四）完善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法律监督

民事裁判“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较为突出，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司法痼疾。导致这一痼疾产生的因素众多，其中，缺乏强有力的外部法律监督就是重要因素之一。此次《民事诉讼法》把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民事检察监督范围内，使检察机关可以名正言顺的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对推动民事执行活动透明化、规范化、效率化发展有重要意义，但是本人认为完善和推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还需进一步构建科学、合理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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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增多，通过法律途径强制性解决，势必造成不和谐因素的产生。传统的民事行政检察仅有的抗诉职能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求检察机关自觉地把检察工作置于和谐社会建设之中，积极摸索和实践民事检察全程和解模式，将私力救济引入传统的公力救济程序中，就必须克服就案办案机械执法理念，转变工作方式方法，以期对纠纷的解决取得较好的成效，努力实现执法效果的三个统一。为此在民事申诉案件办理中引入和解机制，实现“检和调”的对接。

一、检察和解的概念与外延

（一）检察和解的概念

民事申诉中的检察和解作为一种近年来出现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检察机关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对于民事检察和解这一概念，各地检察机关在实践运用中称呼不不尽一致。有的地方称之为“民行申诉案件检察和解”、“民行检察和解”，有的称之为“检察调解”、“息诉和解”等，其本质都是“检察和解”，对于检察和解的概念由于法律没有明确定义，只是在实践过程中总结，所以还存在不同的释义，总结起来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检察机关在处理民事申诉案件中，通过调解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解决双方的纷争，结束执行程序，办结申诉案件的行为 。二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促成双方在自愿、合法的原则下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和解协议并主动履行，从而在事实上变更执行原生效裁判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终结民事申诉审查程序的一种制度 。三是指对于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等法律文书，当事人一方不满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人民检察院在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前，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从而暂时中止抗诉审查程序或暂缓提出抗诉的一种程序和过程 。通过以上的总结，结合实务工作我们认为：检察和解是指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不服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检察机关经过审查后，根据法律规定认为法院在认定事实、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瑕疵，但对案件实质的判决结果没有多大影响，不足以引起再审或抗诉的必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在当事人自愿原则下达成和解协议，解决其纠纷的制度。

（二）检察和解的外延

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法院裁判生效后，仍无法解决纠纷才会到检察机关申诉。当事人来检察机关申诉后，对于无法使用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为了化解矛盾，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检察官极力引导当事人走向和解，明示和解是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最佳解决途径，并提供具有指导性的和解方案。从本质上看，民事检察和解实际上是检察机关对申诉案件的调解。检察和解虽然都是在当事人不反对情况下的作为。但这一法律行为具有明显的公权力介入，这些公权力行为却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目前，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是当下社会最大的政治主题，检察机关努力促进这种和解的行为有其坚实的政治基础 。

本质上来讲，检察和解类似于人民法院的调节制度，调节制度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根据自愿、合法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来调处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争议，是一种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人民法院调节处理民方式包含着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人民法院为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所做的说服工作；二是人民法院在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后，制作调解书，从而结束诉讼的一种方式。可以看出，检察和解制度植根于人民法院的调节制度，植根于和谐稳定的政治制度，植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之中。

二、检察和解制度的法律基础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宪法赋予的检察监督权，它涵盖面广，基于现行的所有法律制度框架内，检察和解截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其拥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宪法基础：《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民事诉讼法基础：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五十条：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第九十六条：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第二百零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在探索和实践中，各地方检察院出台了大量的检察和解的制度和试行意见，丰富了检察和解制度的推行，2011年1月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民行厅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和解的指导意见（试行）》，标志着该项制度的开展开始有据可依。

三、检察和解在实务中的运用

在检察实践中，适用检察和解的民事申诉案件一般为给付（金钱）之诉案件，基本运用于民事申诉案件办理的二个阶段。

（一）案件受理审查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决定检察机关是否受理或不受理、立案或不立案，在不受理的情况下，现实中存在申诉案件超过申诉的实效二年的问题、这类案件部分存在判决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由于当事人丧失了诉讼申诉的权利，无法得到救济，通过检察和解可以挽回当事人部分经济损失，合乎化解矛盾，公平正义的目的。案件受理且立案后，经审查决定不予提请抗诉的案件；这类案件原审裁判正确不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在采取自愿原则下，通过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问题进行协调，双方互谅互让，达成和解合意，形成双方都认可的解决方案，并即时履行完毕，促使双方当事人在检察环节彻底解决纠纷。案件受理且立案后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案件虽然符合抗诉条件，但为了减轻当事人诉累，当事人愿意在抗诉前以和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终结诉讼程序。

（二）案件启动再审程序阶段

在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出抗诉，在法院裁定再审前或再审过程中，对于某些特殊案件检察机关针对案件的情况，配合法院做好当事人的和解工作，此类案件人民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诉人书面撤回申诉，或者发现涉案当事人在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之前已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好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但不同意撤回申诉，要求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再审后直接制作调解书确认和解协议内容，案件一般最终以法院调解书予以确认。

四、检察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效力完善的问题

由于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部分适用的条款属于内部规定，与法院在诉讼中的调解相比，最终形成的结果表现形式不一样，即法院调解形成调解书，检察机关努力后当事人双方形成和解协议，但法院和检察机关所做的工作都是促成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努力形成的和解协议尚找不到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检察和解协议没有对抗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依据，对于一些即时不能履行的和解案件无法执行往往造成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办案的不信任以及法院的不理解。该种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操作流程可供参考，在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错误。

（二）缺乏解决矛盾的联动机制

检调对接、检法对接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正发挥着积极作用，具有潜在的理论空间和实践空间。目前来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机关、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的衔接还没有形成，当事人的申诉大都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非检察机关简单的析法明理所能凑效。因此，做好检察和解与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的衔接，完善并充分发挥“社会大调解”机制作用才能发挥检察和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