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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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环境刑法中的法益，是指环境刑法保护的社会利益。环境刑法中的污染，是损害这种法益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环境刑法中，法益的规定性对于污染概念的成立有着直接的意义。

在反对环境犯罪的斗争中，人们首先认识的是环境破坏之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危害。以人类为中心来确定“环境”的范围而形成的“人类环境”（注：“人类环境”这个概念是1972年联合国大会人类环境会议时提出来的，指的是以人类为中心和主体的外部世界，包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的和人工改造过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体。转引自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的概念，大致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和在反对环境犯罪中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的性质。在这个时期之前，主要地是由于工业化的程度比较低，人类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合理地”向大自然索取。人们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改变从而最终给人类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德国在1971年由各方面专家提出的刑法修改建议稿中，“环境保护”的概念也不过是局限在“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免受环境的危害”这样的认识上。（注：关于德国环境刑法发展的概况，参见拙作：《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第九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0年代以来，由于人为原因对环境的破坏，包括由于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而引起的环境问题，例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盐碱化、资源枯竭、气候变异、物种灭绝、生态平衡失调等，尤其是通过向自然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形式对环境的破坏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日益受到重视。酸雨、“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这些污染环境的后果对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威胁，更是震撼了全世界。在这种对环境意义的新认识中，德国刑法学界开始考虑将保护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作为自己保护的社会利益。

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和主体而构成的为生物生存所必要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的总和。生态环境的概念与人类环境的概念对环境刑法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根据人类环境的概念，人类是可以改变自然环境的，并且，只要这种对自然环境的改变没有直接侵害人类自身的生命和健康，就不会有刑事责任问题。根据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概念，则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犯罪将以环境是否受到对其不利的侵害为标准，并且，刑事责任的产生不需要以对人类的损害为必要条件。（注：有关的分析，参见杨春洗、向泽选、刘生荣：《危害环境罪的理论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在根据“人类环境”的识识而确立的环境犯罪概念里，自然环境在实质上并没有成为刑法所要保护的一个自在的和独立的对象。在这种条件下，自然环境受到刑法的保护，其实是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不受到损害为条件和限度的。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没有受到直接的侵害，或者该种侵害是在人类社会可以忍受的程度之内，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是不会受到刑法处罚的。因此，在以“人类环境”作为法益的环境刑法中，污染必须达到给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的地步，才能在刑法上被承认，也就是说，才能作为犯罪处理。

在随后的几十年实践中，德国学者认识到，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私和短浅的目光”，（注：德国弗莱堡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艾瑟尔教授：“德国经济刑法的最新发展”(Prof.Dr.Albin  Eser,Zur  neuesten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Wirtschaftsstrafrechts)，参见拙作：《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并不能保护人类社会免除环境犯罪的侵害。一方面，由于人们在没有直接侵害他人生命、健康和财产的范围内，仍然可以不受刑事处罚地损害环境，因此，刑法在保护社会功能中所必须发挥的“禁止性”作用，在人类环境的概念下所制定的环境刑法中，是相当不明确的。人们经常不容易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法律所允许的还是法律所禁止的。另一方面，现代生态科学的发展也揭示了，由于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作用，特别是食物链中的“生物放大”现象，（注：关于生态系统的功能问题，是指在同一食物链上，某些元素，尤其是那些难以自然分解的元素在生物体内的浓度随着营养级的提高而逐步增大的现象。参见金瑞林：前引书，第12-14页。）使得人类对环境的损害行为实际上可以表现为一个过程。这就是，对环境的损害行为，虽然单个地看可能难以确定对人损害的性质，但是，这些行为不仅可以通过不断地持续地发生而使危害社会的结果得以积累，从而显示其危害社会的性质，更可能通过自然界中低营养级的生物向高营养级的生物提供物质和能量的过程，而使损害环境的结果得以浓集并最终在人类身上显示出来。由于这个过程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更由于自然环境被破坏之后恢复的困难性，因此，环境刑法在“生态环境”法益的支配下，对污染的要求可能就会空前地严格：任何改变环境并且可能最终危及人类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污染。

不过，生态环境的概念及其所要求的严格污染概念，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人作为环境的产物，不仅要认识环境，而且要改造环境。如果完全地不考虑环境的改变对人的影响，绝对地将环境作为一个自在的独立的实体加以保护，使之免受人类的侵害，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恐怕不是“零增长”（注：“零增长”的理论是国际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在1968年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由于人类与环境系统存在着发展的无限性和地球的有限性这样的基本矛盾，为了防止地球和人类社会的瓦解危机，“必须把经济增长限制到零”。转引自金瑞林：前引书，第35，95页。）的问题，而是负增长的问题了。因为即使人类社会不发展，不对环境造成新的损害，但是，为了解决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问题，人类社会即使是向后倒退，也无法解决目前那些已知的环境问题。在德国经济界就经常有人担心，实行更严格的环境保护会不会危及“德国的经济地位”问题。很明显，不在利用和开发环境的基础上讨论环境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现代刑法不可能无条件地支持这样的保护环境的观念。

在这种既要生存又要发展的两难选择中，德国环境刑法目前采取了结合“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两方面利益作为自己保护的法益的立场。德国政府在提请德国联邦议会讨论反环境犯罪法的草案说明中明确指出：“人类的生存空间和自然生存基础是需要刑法保护与重视的，长期以来，它们一直处在为保护传统的尤其是个人权利的法益的刑法的核心部分，这是不言而喻的。环境的刑事保护不能单纯地局限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保护，必须同时保护象水、空气和土地这样的基本生活基础，应当将它们作为人类生活空间的组成部分加以保护，并且将这种生态学的保护利益也作为法益来加以认识。”（注：参看“德国联邦议会公报”(Bundestagsdrucksache)8/2382，第9页。）

德国环境刑法将“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保护的法益，一方面承认地球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环境的自净能力，或者说是承认人类有向自然环境索取资源和排放废弃物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地球的资源和自净能力都是有限的，或者说是认识到如果人类不把自己损害自然环境的行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总有一天，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将难以适合人类居住。这种妥协式的立法安排，仍然受到许多德国刑法学者的批评。例如，德国弗莱堡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艾瑟尔教授(Prof.Dr.Albin  Eser)就指出，德国的环境保护目前注意仍然主要是环境资源的适度使用和保护资源的再生上，对于维护遣传物质的储备必须保持必要的多样性方面，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人们认识到，在每一种植物或者动物中都有一种潜在的‘生存智慧’存在于遗传物质之中，这样，人们就会用新的眼光来认识维持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如果有人现在还没有认识到维持物种多样性对保持不同动植物种类之间在功能平衡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仍然要求环境对人类的奉献，那么，他就将在对人类的生存质量的保障中看到这种奉献的消失。”（注：参见艾瑟尔：前引文。）然而，尽管有这些激进意见的批评，德国刑法界现在一般同意，环境刑法应当维护人类对自己未来生存的自然基础的责任感。在这里，对环境本身的保护，保护的最终还是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如果不能保护作为人类生存条件的环境，人类自己最终也是无法得到真正的保护的。

根据这种对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认识，在德国环境刑法的具体条文的表述中，有的是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作为直接的保护对象，直接体现对“人类环境”这种法益的保护；有的是以水、土地和特定地区作为直接的保护对象，直接体现对“生态环境”法益的保护。这些条文虽然是以保护人类为最终目的的，但是在如何保护人类方面，却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总的来说，德国环境刑法不仅是在保护人的生活，而且是在保护人如何生活。这样的立法认识和立法规定，对于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污染的表现形式，有着根本的指导性意义。

污染在各种环境犯罪中的表现形式

污染在德国环境刑法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两种立法技术来规定的：第一种是使用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和危害状态（注：严格地说，德国刑法对危害状态的规定是以引起某种状态作为犯罪既遂的条件，因此，在德国环境刑法中，危害状态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或者结果。参见拙作：前引书，第346页。）这三种构成犯罪的要素来加以描述；第二种是根据“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刑法法益的要求，从对人、水、空气、土地以及特定保护区域的影响这五个方面分别来界定污染的各种形式。在具体法律条文中，这两种方法是交叉使用的。对于可能在多方面给环境和社会造成严重损害的放射性污染，德国环境刑法另外专门规定了未经许可使用（核）设备罪（第327条）和未经许可处理放射性材料和其他危险物品罪（第328条）。对于违法使用核材料足以损害他人健康、生命或者财产的，德国刑法是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的，而不再作为一般的环境污染问题来处理。

（一）对人污染的表现形式

环境污染对人的影响，表现在对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直接损害。在德国环境刑法中，直接对人造成损害的污染，不是作为具体环境犯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来保护的，而是作为对环境犯罪从重处罚的情节加以规定的。根据德国刑法的规定，（注：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是《德国刑法典》第330条“环境犯罪的特别严重情节”和第330a条“通过毒物排放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加以规定的。参见《德国刑法典》(Strafgesetzbuch,31.Auflage,1998,Beck-Texte  im  dtv)。）故意（注：过失犯罪时，只有在排放有毒物质产生致人死亡危险或者产生致多数人重伤危险的情况下，才能承担刑事责任。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0a条。）实施《施国刑法典》第324条至第329条规定的污染水、土地、空气和特定保护区，造成他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健康危险、使大量人员处于损害健康危险状况、或者造成他人死亡的，应当判处更重的刑罚。（注：根据《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污染犯罪的一般情节的法定最高刑是2-3年有期徒刑，具有从重情节的法定最高刑是5年有期徒刑，对于造成他人死亡的，最高法定刑是10年有期徒刑。参见《德国刑法典》有关条文。）对水、土地和特定区域造成严重的污染，达到无法清除或者必须投入特别大量的资金和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清除的程度，也应当判处更重的刑罚。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这种污染经常是由于以下行为产生的：违反为保护环境免受空气污染、噪音、震动、辐射或者其他对环境有害、对公众或者邻近地区具有其他危险的法律规定、可执行的禁令、命令或者规定，使用企业的场所和机器等设施（汽车、轨道车、飞行器或者轮船除外）造成的污染；未经必要的批准、资格认定、建筑许可、或者违反为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而的可执行的禁令、命令或者规定，或者严重违反遵守公认的技术规范的义务，使用管道设施运送对水有害的物质，或者使用企业设备存放、分装或者重新包装对水有害的物质造成的污染；作为汽车司机或者作为其他对安全或运输负有责任的人，未经必要的批准或者许可，或者违反为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而的可执行的禁令、命令或者规定，或者严重违反保护有关货物句受危害的义务，对核燃料、其他放射性物质、有爆炸危险性的物质或者其他危险的货物进行运输、发送、包装或拆装、装载或卸载、接受或转让他人，或者不作标记，结果造成污染的。另外，排放和泄露有毒物质也是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有重大危害的一种污染形式。（注：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0a条释放有毒物质造成严重危害罪。）

（二）水污染的表现形式

水污染主要是由危害水资源的环境犯罪（注：在德国经济刑法中，保护水资源的刑事责任主要是在《德国水保持法》和《德国刑法典》中加以规定的。参见拙作：前引书。）造成的，其中主要是由《德国刑法典》第324条规定的水污染罪造成的。如果仅仅是违背了小心谨慎的义务，尚没有导致水污染事故发生的，或者说，尚不能充分地证明水污染的发生的，经常要根据《德国水保持法》承担违反秩序的责任。

水污染罪侵害的对象是水。德国刑法界一般认为，水污染罪保护的法益是“水对人类和环境的功能”。也有个别意见认为，该罪保护的法益是“有关行政机关为了社会公众的福利对水进行管理的功能”。根据《德国刑法典》规定的定义，（注：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0d条第1款第1项。）“水”是指在《德国刑法典》适用范围内的地表水、地下水以及海洋里的水（注：对于海洋里的水，《德国刑法典》与《德国水保持法》的规定略有不同，并不仅限于德国领海里的水，也不限于《德国刑法典》适用范围里的水，而是指没有地域限制的海洋里的水，包括公海里的水。对此，德国刑法界不认为在这里引入了刑法适用的世界法原则(Weltrechtsprinzip)，因为根据《德国刑法典》总则关于德国刑法适用范围的规定，只有德国人以及在悬挂德国国旗的船上或者在德国大陆架上实施行为的外国人，还有那些在德国国内犯罪并且不应当引渡的外国人，才能根据本条规定受到德国的刑事制裁。）。《德国刑法典》规定的水污染的行为是“未经准许对水造成污染或者其他对水的性质造成不利的改变”。

在水污染罪的行为构成中，污染是指水的表现形态在行为人的行为之后表现出不如从前那么“纯”（注：“纯”在德语中是rein，含义包括纯、纯正、完美无缺、清洁干净。）的状况，尤其是指那种水变浑浊、有泡沫、有油渍的情况。与过去《德国水保持法》的规定不同，为了防止对污染的概念提出过高的要求，现在德国刑法的规定不再要求造成污染的物质造成危害或者具有危害的危险，相反，只要造成水的不干净就可以了。然而，也不是每一种轻微的污染都符合本罪规定的行为构成，因为在这里，污染必须达到可以认定是对水的性质造成“不利的改变”时，才能构成犯罪。因此，那种通过泥沙使水造成轻微浑浊的情况，就不属于这里所说的污染。在决定是否存在着水污染的时候，关键在于判断行为对水的质量的影响。因此，是否存在水污染，只能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例如水的数量和深度，水的用途，水的流速，投入水中的物质的数量和危险性来加以决定。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对很小一部分水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一般来说，并不认为是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认定污染了一部分水就足以构成犯罪的情况。（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载“新刑法杂志”第91卷，第282页(BGH  NS[,t]Z  91,282)。）不过，从概念上说，并不要求被污染的水在污染前是干净的，换句话说，脏水也是可以被污染的，或者说，脏水也可以是本罪侵犯的对象。这里的关键之点在于：水的原来的状态被改变了。另外，德国刑法界还有一种有影响的意见主张，将有棱角的物体沉在河底，从而影响航行或者浴场的安全的，虽然没有影响水的质量，但是也属于污染的范畴。尽管这样的认识有点太宽泛了，但是还是被认为可以接受。

对本罪所要求的对水的性质造成“其他不利的改变”的要件，应当看成是各种不能为污染所包含的对水的性质加以不利改变的情况的总和。其中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对水的性质造成的无法用肉眼看出的改变，尤其是造成水的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学特性的不利变化，例如，水流变暖或者变冷，加快或者受阻，等等。在这里不需要发生具体的不利情况，例如，鱼的死亡。在水质由于被加入了某种物质而变差了的时候，这种不利的改变就可以认为已经存在。而在对水的客观使用的可能性造成危害时，不管这种危害是一种担心或者是一种可能，就足以认为水质已经变差。德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构成本罪所要求的对水的“不利改变”，不应当包括对人、动物或者植物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因为根据法律对行为构成的要求，不利的可能性并不局限于人、动物和植物这个范围。因此，只要存在着必须对水的使用进行花费巨大的预加工，即存在着财产损失的危险性，那么，就足以认为存在着“不利的改变”。水的再利用能力的降低，也是一种“不利的改变”，这就是说，受污染的或者其他在性质上受到不利影响的水，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侵害对象。德国地方法院曾有判例认为，水面下降，危害了动植物的生活关系的，也是一种“其他对水的性质的不利改变”的情况。（注：下萨克森州奥尔登堡司法公报第90卷，第156页(Oldenburg  NdsRpfl.90,156)。）

引起水污染或者水的性质的不利改变的各种行为，都属于水污染罪的行为构成的范畴。这种行为包括各种通过污染物质直接污染水的行为，也包括有害物质间接地造成污染的行为，例如，通过乡镇排水工程排放有害物质、通过渗井排放废油、放任汽油从汽车里漏出、允许青贮饲料汁渗入土壤，等等。水污染罪要求的污染不仅可以是由作为行为构成的，而且也可以是由不作为行为构成的。例如，由于不采取防护措施使油罐外溢造成的污染。但是，在污染发生的情况下，水污染罪所要求的不作为行为仅仅具有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的义务，就是说，如果行为人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行为人不具有将已发生的污染加以清除的义务，即行为人不会因为没有清除污染而承担刑事责任。

当然，德国的水污染罪只有在“未经准行”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在有权机关许可的情况之下和范围之内，对水造成污染的行为就没有刑事责任问题可言。

（三）空气污染的表现形式

空气污染可以从两个阶段上来考察：90年代初期以前，德国在空气污染方面基本采取的是广义概念，包括狭义的空气污染和其他通过空气非正常震动的方式造成污染的情况；在目前的《德国刑法典》中，空气污染是特指通过改变空气的自然构成来造成污染的情况。原来这个方面的污染已经分解为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了。（注：为了保持对问题叙述的完整性，笔者在这里仍然将噪音污染作为一个子问题，将其包括在空气污染项下进行讨论。）

《德国刑法典》第325条规定的空气污染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一般认为是空气的纯净性。为了完整地保护本罪所危害的法益，刑法保护被设定在危害发生之前的预备阶段，即只要行为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定的义务，在使用设备，尤其是在使用工作场所或者机器时，改变空气的自然构成，足以造成设备所属的区域之外的人的健康和动物、植物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损害的，就可以构成犯罪。根据这个法律要求，空气污染必须具有造成空气破坏的结果，因此，本罪也表现为一种结果危害构成。

在污染空气的结果中，空气自然构成的改变可以通过气态、液态或者固态的物质来加以改变，例如，通过排放尘埃、气体、蒸汽或者有气味的物质，以及各种烟雾等行为来实施。并且，法律所要求的空气的自然成分，并不意味着作为污染对象的空气在被污染之前必须处于标准的洁净状态，事实上，已经被污染的空气仍然可以成为污染的对象。这里，有意义的是空气状态的具体改变，尽管改变的数值必须考虑空气的自然成分。不过，德国刑法界一般认为，抽取空气成分的行为，例如，减少氧气含量的行为不属于空气污染行为。

篇2

由于我国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显现。并且，随着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已不再是传统的区域性污染，而是转向以“区域性+复合型”为特征的新型环境污染。近年来频发的灰霾污染即是其典型代表。这种复杂的环境污染比之由单一污染因子造成的传统环境污染，无论在损害程度上还是在损害范围上，都有更强的破坏力。然而，从我国目前已公开的研究文献来看，学界的关注点大多都放在了对“区域性环境污染防治”的研究以及对 “复合性环境污染防治”的研究上，尚未聚焦在“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这一新型且突出的环境污染上。①从当前的环境污染防治形势来看，加强对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的研究是我国污染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概念、成因及特征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一个较新的环境法学及环境科学概念，也是我国由传统环境污染向新型环境污染过渡过程中的典型代表。欲研究其防治的法律对策则必须首先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并剖析其有别于传统环境污染的主要特征及成因。这样，才能对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研究。

 

(一)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概念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这一概念可以解析为三个语素：通过“区域性”和“复合”两个词汇对“环境污染”进行限定。从字面意义讲，区域性是指地区范围，[1]复合是指结合起来。[2]具体到环境污染领域，有关“区域性环境污染”的理解大致有两种：其一，涵盖了一定地域面积的环境污染，污染物通常覆盖了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域;[3]其二，一个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污染物扩散到其他行政区域，从而造成了多个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4]比较上述两种理解可知，第一种理解侧重于对区域性环境污染的现象描述，比较浅显;第二种理解虽然指明了区域性环境污染的形成原因，但并未对行政区域做出一个明确的限定。而目前“复合环境污染”的概念多由环境科学研究者予以界定，从已有研究文献中对其内涵的阐释来看，大多围绕两个问题：多样的污染因子及污染因子间发生相互作用。[5]

 

综合上述分析并以环境污染的一般概念为基准，“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则可以定义为：由于两个以上平级行政区划内的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入了多种污染因子，这些污染因子之间在各行政区划间流动而发生相互作用，使得该区域范围内的环境质量降低，以至影响人类及其它生物正常生长和发展的现象。其典型样本已广泛存在于气、土、水三大类型污染中，如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及细颗粒物等污染因子形成的霾污染，重金属、多环芳烃等污染因子形成的土壤污染，病原体、耗氧污染物等污染因子形成的流域污染。

 

(二)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特征

 

剖析上述定义可知，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大致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具有区域性。这种区域性是指污染涉及两个以上的平级行政区域，按照我国当前行政区划的三级划分体制，其既可以是小范围的乡镇级行政区划之间，也可以是较大范围的县市行政区划之间或者是更大范围的省级行政区划之间。与这一特征相对应，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涉及的污染面积广、利益主体多，因而对各行政区划内的政府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具有复合性。这种污染是由来自不同行政区划的多种污染因子叠加而成，即在不同行政区划内(通常是相邻行政区划内)的污染源所产生的不同污染物对环境污染均有“贡献”，因而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对污染监测、责任认定等事项提出了更大挑战。需要指出的是，在同一行政区划内多种污染因子间相互作用而生发的污染也是复合环境污染，然而其不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因而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再次，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作用方式具有复杂性。各种污染因子之间多样的作用机制对同一环境要素造成的后果难以估量。根据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复合环境污染效应的归纳，其基本可分为三种模式：简单相似作用、独立联合作用和交互作用。(如图)[6]其中，简单相似作用、独立联合作用与传统的环境污染区别不大，各污染因子间并不产生相互作用，联合毒性等于浓度加和，而交互作用更为复杂、也更具普遍性，其联合毒性等于效应加和。[7]最后，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具有更强的危害性。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往往会造成跨行政区划的大范围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主体也难以计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却难以确定特定的环境侵害责任人，因而受害者一般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所以难免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此外，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由多种污染因子叠加而成并且作用方式十分复杂，它不仅对公众健康、交通安全等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加大了环境污染防治的难度，浪费了社会资源。例如：我们对灰霾污染中细颗粒物的粒径、组成和浓度的时空分布特性的长期系统监测等技术还未完全掌握，[8]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予以研究。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形成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区域性和复合性虽然是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两大主要特征，然而二者是不能明确割裂开来的。复合环境污染的形成过程往往就是污染物在不同行政区域间相互流动输送的过程，是各种污染物质在时空上的相互叠加。也正因如此，区域性环境污染和复合环境污染是一个相伴相生的过程，并且复合性是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核心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区域性环境污染的关键所在。基于二者间的上述关系，在对区域性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对策予以构建的同时还必须紧紧围绕复合环境污染予以制度设计，并且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应当是区域性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的进一步细化。

 

(三)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成因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逐渐形成并显现出来的，其成因来源于很多方面。首先，我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为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虽然我国在1995年制订“九五规划”时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这种转变并不到位，甚至在2005年制订“十一五规划”时发现“十五规划”期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9]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以燃煤为代表的能源消耗量剧增，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其次，部分环境要素自身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传统的点源污染已经不再局限于给较小地域范围带来污染，而是多种污染因子排放到生态环境后随着流动的环境要素进入相邻或更大区域并发生复杂作用，从而造成更大面积的污染。这种不遵循行政区划界限的污染突破了我国当前环境监管体制所能应对的监管范围。再次，我国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相关立法及实践依旧存在诸多不足，不能适应新型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从某种程度上为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形成敞开了大门。

 

总之，笔者认为，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为了对传统环境污染进行再研究而在区域性环境污染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更为精细化的概念，其具有区域性、复合性以及作用方式的复杂性和更大的危害性四大特征，这种新型环境污染主要是由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环境要素的流动性、相关立法不健全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与之相适应，无论从污染面积、社会影响还是对污染防治的要求来看，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危害都远胜于一般的环境污染，因而研究其防治的法律对策也颇具紧迫性。

 

二、我国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

 

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

 

在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现代社会，我国已建立了防治环境污染的法律体系：在国家立法层面，我国既有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又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五部相关法律，还有《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在地方立法层面，各地也制定并出台了一些污染防治条例，如《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然而，在对我国当前污染防治立法及其实践予以重新审视后不难发现：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已经对我国传统污染防治法律对策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源自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兼具区域性和复合性两大特征，我国已有的污染防治法律对策尚不能很好地应对区域性环境污染，更不能以此来应对更为复杂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

 

(一)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不健全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均进行过有关灰霾污染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有益探索，《环境保护法》也对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作出了规定，然而其制度构建依然不够完善。首先，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通常是跨行政区划的。以京津冀霾污染为例，其关涉到三个省级行政单位，而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构建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关键是在各行政区划间建立起一种长期、有效的协调机制。然而，我国《环境保护法》只有在规划、监测等几个方面笼统地强调统一采取措施。具体到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复合性，各行政区划间对于可能产生交互作用的污染因子并没有列出一个明确的污染源清单，并不知道哪种污染因子之间会产生反应、需要防治，在尚未摸清防治对象的情况下谈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实际上等同于构建“空中楼阁”。而我国《环境保护法》中恰恰缺乏有关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法律责任的规定。[10]该法第六章并未对有悖于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有关部门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各行政区划之间本身就是平权型关系，其难免会出现协调不周的情况，这种情形下如果再没有法律责任的约束，无疑会使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实际运作效果大打折扣。其次，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相关配套机制缺失。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涉及到不同行政区划间多种污染因子的排放，为了防止这些污染因子跨区域发生作用，需要遏制某一区域内某种污染因子的排放，有关污染因子排放种类及排放数量的限制必然需要各行政区划间的相互协调，各方有所退让。①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地球表层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不同的地域，其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内涵也不同。”[11]即区域发展存在异质性，因而各行政区划间的协调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些地区要为解决区域性环境问题做出让步。若不能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补偿机制，则一方面有违公平之法理，另一方面也难免使得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实施面临重重阻力。

 

(二)区域性开发政策环评程序缺失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本身就是跨行政区划的大面积复杂环境污染。以灰霾污染为例，由于大气本身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各行政区划内排放的污染物会跨区域运动并发生相互作用，因而也形成了“一霾俱霾、一损俱损”的连带关系，且难以寻觅污染源头。此外，区域内的工业布局、污染物排放种类以及排污总量等因素对多种环境污染因子能否发挥复合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复合作用都有影响。众所周知，战略通常表现为三种形式：政策、规划和计划。其中，政策无疑是层次最高、最具宏观性的战略。[12]区域性开发政策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事项非常繁杂，如果仅对项目和规划在较小范围内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则会疏漏其与邻近区域内的排放物通过作用产生环境污染的情况。因此，与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相比，政策环评更符合新型环境污染区域性、复合性特征对法律制度的要求。然而，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将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限于规划和建设项目，而未将政策列入其中。2014年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经济、技术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从字面上看，该法条似乎弥补了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将政策环评排除在外的遗漏，然而，其仅要求政府“考虑”政策对环境的影响，这样的表述不仅约束力不足，也很难与《环境影响评价法》准确衔接。从长远来看，区域性开发政策的环评程序缺失很有可能为某一地区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埋下隐患。

 

三、我国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

 

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

 

区域性、复合性是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区别于传统污染的重要标志，也是法律防治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因此，防治新型环境污染的法律应格外注重其区域性、复合性的特点，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增强其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对国外有关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经验予以借鉴的同时，我们亦应该对我国已有的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和适度创新，从而真正构建起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防治法网。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谈及的复合环境污染本身就是一种区域性环境污染，有关复合环境污染的防治对策研究须建立在区域性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的基础之上，是区域性环境污染防治对策的具体化。因而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的构建应坚持兼顾环境整体性与污染因子多样性的原则和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相结合原则。具体说来，一方面，通过健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等宏观制度来适应环境的整体性;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污染物清单等微观制度来应对污染因子的多样性。既通过静态的环境质量标准等制度来衡量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状况，又通过动态的环境监测等制度来预防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发生。

 

(一)完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监测制度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由多种污染因子混合而成的跨区域环境污染，污染源分布广泛、污染因子多样，并且各种污染因子之间的作用方式十分复杂。因而有必要建立更加完备、科学的环境监测制度和更加透明、及时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对于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来说，全面掌握前体污染物的排放状况是预防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重要条件。这里的“全面性”，一是指对区域内的所有污染源进行无死角的全面监测;二是指对所有的污染因子进行无遗漏的全面监测。在强制区域内，不仅重点排污单位要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而且应要求全部排污单位都要逐步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准确掌握企业的排污信息，这样，既可以为预测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发生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也可以为分析其成因提供参考资料。此外，为监测复合环境污染中多种污染因子相互作用而转化成二次污染物，应该建立一种动态监测机制，突破传统的对单一污染源的静态监测，实时追踪、监测各种污染因子的时空变化。因而需要在运用传统监测方式的同时注重采用生物监测、遥感监测等多种监测手段，科学追踪各类污染因子发生相互作用的情况，为实时监测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提供工具上的支持。

 

(二)建立精细化的流量管控制度

 

处理具有复合性特征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解决这类新型环境污染问题的关键，因而在环境监测的基础上需要构建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制度。根据生态基本规律中的负载有额定律，环境所能承纳的污染物总量是限于一定数额范围之内的，超越了这个数额生态环境系统就可能会被污染。[30]因而一定时期内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不得大于该时期内的环境容量，不能超过其自净能力，这也是总量控制制度最基本的内核。然而，总量控制制度往往以年度为单位，时效性不强。各地区、各企业在符合年度排污总量的前提下，对每日、每月的排污量可以自由安排。若某一时段内各地区、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大量排污，则难免造成环境污染。因而在总量控制制度的基础上必须引入更加精细化、时效性更强的流量管控制度，即对每一地理单元、每一时间点的排污速率进行管控，以此来保证环境质量。“如果用数学来阐述，流量是总量对时间变量的一阶导数，总量是流量的积分，流量又是总量的微分，就是具体地点一段时间内的容量”。[31]流量管控制度的适用对象不仅包括主要污染物，还应扩展至所有污染物，在动态监测的基础上使某一具体时间、地域内各种污染因子在达标排放的同时保持合理的数量及比例，防止其通过复合作用生成二次污染物。最终以精细化的管理制度协调好区域间的污染物排放，降低不同污染因子之间发生作用的几率。与之相适应的是以环境质量目标作为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所直接关注的对象，由传统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转向环境质量标准来评价企业排污行为及政府管控行为。

 

(三)在立法中突出科技的作用

 

在预防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方面，无论是构建完善的环境监测制度抑或是建立更加精细化的流量管控制度，都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作支撑，特别是需要“大数据”的支持。在国家大力倡导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宏观背景下，应将以“互联网+”思维为主要标志的产业变革引入到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防治过程中。“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以此为标本将环境监测、环境预警、流量管控等信息及时迁移到互联网上，从而实现其“在线化”，形成“活的”数据，保证能够随时被调用和挖掘。[32]这样，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职能部门准确掌握区域内多种污染因子的实时信息，也能使复杂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模型化、简单化。国家应对新兴环保产业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以此来推动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走向市场化、科技化。在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同时，政府自身也应该加大对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基础科学研究的力度，建设更多的重点实验室，为环境管理与决策提供技术支撑。这也与国际上在探讨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国家保障责任时所持有的态度相一致。例如：美国政府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时就明确要求联邦政府积极开展各项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研究。[33]

 

(四)健全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政府负责制

 

政府是环境保护领域多元共治中的重要力量，在环境执法方面拥有责令改正、罚款等多项职权，根据行政法学中的权责统一原则，政府也必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构建起常设区域协调机构的前提下，在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时，地方政府不仅要对当地的环境质量负责，同时也要对其所辖区域内的污染源造成的其它地区的环境污染负责。特别是大气、流水等具有流动性特征的环境要素，其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环境整体，某一行政区划内排放的污染因子往往会与其他行政区域内排放的污染因子相互作用而产生复合环境污染，影响到周围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因而应该在各个政府之间建立一种连带责任机制，以此来督促政府协同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在认定政府是否要对非所辖区域的环境污染负责时，应将是否超越了总量控制制度所应控制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以及是否达到了政府所制定的环境保护目标作为评价标准。此外，细化政府负责制的重要机制亦在于完善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制度，明确并提高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在政府负责人的政绩考核中所占的比重，以此来促使政府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避免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制度的无价值化。为了防止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懈怠和短视，避免发生“政治公地悲剧”，[34]应该建立一种长期的追责机制，即离任后也要对其在任期间内所做的有关环境保护决策、规划等负责。此外，政府应主导构建网络治理模式，以此来适应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对公众参与的需求。逐渐确立各种信息强制披露机制、公众参与机制、政策评估机制，打造政府纵向政策反馈和横向合作交流的平台、政府与企业的治理技术交流平台、政府与公众或NGO的平等对话平台，使全社会产生良性互动。[35]

 

总之，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应以其区域性、复合性及作用方式的复杂性为突破点，综合采取各种法律对策。一方面，对我国已有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细化和完善;另一方面，应引入新的防治对策，特别是科学化、精细化防治是当前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必经之路。因而我国相关立法应对此及时做出回应，在以科技手段完善环境监测制度的基础上构建起流量管控制度，并通过落实政府负责制及公众参与机制来推动各种制度的实施。

 

四、结语

 

篇3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如何有效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主要讨论的话题，环境监测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第一步，环境监测的主要目的是准确反映出环境的污染程度，而传统的环境监测方法一般使用化学或者物理方法进行监测，这种方式不仅比较浪费而且还会带来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产生，因此，生物监测将会成为环境监测的主要方式。

1生物监测的概念以及分类

生物监测是指通过生物对环境污染所做出的反应进而来确定环境的污染程度。这种方式与传统环境监测方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生物监测不仅可以减少监测成本，同时也避免了在监测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生物监测根据不同的标准将会有不同的分类，如果生物监测根据生物生长环境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生物监测类型为被动式生物监测，被动式生物监测主要是指根据生物所在的生活点进行环境监测[1]。第二种生物监测是主动式生物监测，主动式生物监测是指将生物放在指定点进行环境监测。如果生物监测根据生物所在的生活环境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大气生物监测、水体生物监测以及土壤生物监测[2]。

2生物监测的主要方法

生物监测作为环境监测的主要方式，存在着不同的监测方法。2.1生物群落监测方法生物群落监测方法是指通过生物群落的变化情况来确定环境污染状况，生物群落监测方法主要通过生物结构等的变化情况进行环境分析，例如，对水体进行生物监测，当水体里的相关生物呈减少甚至灭亡的趋势，而另外一些生物呈增长的趋势，这个时候可以通过相关生物群落的变化情况对水体进行相关的分析[3]。2.2污水生物系统监测方法污水生物系统监测方法是指水体被污染之后，污染将会随着水的流动在不同地方出现污染程度不同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不同地方污染程度的不同来确定环境污染状况。2.3微生物监测方法微生物检测方法是通过微生物的生长状况来反映环境污染程度，使用这个方法一般选用的微生物为可以发光的微生物，使用这种微生物可以很快的了解到环境污染状况。2.4生物监测方法每个污染点基本上都生长着一些生物，因此，对于各个地点的生物监测可以利用生物进行监测，这种方法主要利用的原理是通过研究生物的相关生物学变化，进而来确定研究点的环境污染程度。

3生物监测在环境监测中的相关应用

生物监测在环境监测中的相关应用主要包含三种环境，第一种环境是在大气中，大气中的生物监测以植物监测为主，一般植物对于环境污染的感应比较强烈，植物针对不同的环境污染程度，将会作出不同的敏感反映，生物监测过程中，可以根据植物的感应情况来确定环境的污染程度。第二种环境是在水体中，水体中生长着大量的微生物，可以根据生物群落的变化情况来确定环境污染状况，当水体里的相关生物呈减少甚至灭亡的趋势，而另外一些生物呈增长的趋势，这个时候可以通过相关生物群落的变化情况对水体进行相关的分析。同时在水体中进行生物监测工作，也可以利用测定水体生物叶绿素的含量来确定环境的污染程度，叶绿素是组成水体中生物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叶绿素含量的测定，可以了解到污染程度的大小，因此，可以利用这种方法进行生物监测[4]。第三种环境是在土壤中，土壤中生长着大量的生物和植物，由于食物链的作用使一些造成环境污染的物质从一种生物传到另外一种生物，生物监测过程中可以利用这个原理，在不同的地方选取相同的生物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生物体内相关物质的含量问题，来确定不同地点的环境污染状况。

4结语

环境问题成为当今主要要解决的问题，环境问题处理不当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生物监测也成为了主要任务，生物监测抛弃了传统的使用化学或者物理方法进行监测的方式，生物监测与传统环境监测方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生物监测不仅可以减少监测成本，同时也避免了在监测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本文以深入认识生物监测为主要目的，介绍了生物监测的概念以及分类、生物监测的主要方法以及生物监测在环境监测中的相关应用，以期为同行提供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1]石利戈.生物监测及其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J].低碳世界,2014,(23):6-7.

[2]梁泉.生物监测及其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5,(08):94.

篇4

【关键词】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运营服务模式；原因；问题；意见和建议

一、引言

我国传统的工业污染治理模式基本上是遵循“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以排污企业为责任主体开展污染治理。由于政府监管不到位、企业的环保意识不强、专业人才不足、管理经验欠缺造成了环保设施安装配置不到位、违法偷排、环保设备的运营效率低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大力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是环境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要以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等领域为重点，以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为导向，营造有利的市场和政策环境，改进政府管理和服务，健全第三方治理市场，不断提升我国污染治理水平。我国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研究刚刚起步，文献相对较少，大部分是来自一些报刊的报道。

二、关于第三方治理的相关文献

从微观上讲，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概念、运营服务模式等方面。

（一）关于第三方治理概念的相关文献

关于第三方治理概念的理解大多是基于排污企业、专业环境服务公司和政府的关系来理解的。如骆建华（2014）[1]认为环境污染第三防治理是指排污企业以签订合同协议的方式，通过付费购买第三方环境服务公司的污染减排服务，以实现达标排放的目的，并与环保监管部门共同对治理效果进行监督。常杪，杨亮，王世汶（2014）[2]认为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除污染排放者和政府监管者以外，由独立的第三方也就是专业污染治理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或协议承担应由污染排放者承担的环境污染治理任务，并从中获取收益的市场化治理模式。葛察忠，程翠云，董战峰（2014）[3]认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由排污者与专业环境服务公司签订合同协议，通过付费购买污染减排服务，以实现达标排放的目的。张全（2014）[4]认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排污单位以合同的形式通过付费将产生的污染委托专业化环保公司治理，即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由排污者自行治理转为第三方机构具体承担治理任务，实行专业化、社会化建设和运行的有偿服务。

（二）关于运营服务模式的相关文献

多数学者认为，运营服务模式有两种，即委托治理服务与托管运营服务。如，骆建华（2014）[1]认为根据环境服务企业是否拥有治污设施的产权，可将污染第三方运营服务模式分为“委托治理服务模式”和“托管运营服务模式”。所谓委托治理服务模式是指面向新改建项目的覆盖工程设计、采购、安装、运营全过程，环境服务企业全部或部分拥有治污设施产权。托管运营服务是指针对现有治污装置、设施，环境服务企业不拥有产权，指接受排污企业托管，负责其治污设施运营管理。李静（2014）[5]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运营服务模式的划分也采用的是这种分类方法。

三、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研究主要是从进行第三方治理的原因、第三方治理的难点以及推动第三方治理的建设和措施等方面展开研究的。

（一）关于第三方治理的原因

张聪（2014）[6]认为，环境污染交由专业化的第三方治理有利于环保部门的监管、有利于排污企业治污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李将辉，高志民指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专业化程度比较强，排污企业利用第三方治污有利于提高达标排放率，同时，政府执法部门可以降低执法成本。常杪等（2014）[2]提出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有利于全面提高污染治理的效果，提高治污投资效率；有利于先进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有利于促进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

（二）第三方治理的难点

大部分人认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运行中存在很多问题。如陈阳（2014）[7]认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盈利模式有待细化、治理评价标准和体系不明确、治污排污企业责任界定不清、税收、融资障碍有待进一步扫清。骆建华指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障碍有责任转移、税收、融资、经济风险及技术。常杪等提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顺利实施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有排污企业与第三方治理去也谁应承担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执法能力建设等方面。葛察忠、程翠云、董战峰（2014）[3]认为第三方治理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如污染治理责任转移问题、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尚未发挥出来、环境污染治理的价格体系尚未形成、环境监管和服务体系有待完善，农村环境污染专业化治理较少介入。

（三）推动第三方治理的建设和措施

邹春蕾（2014）[8]认为监管严格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提供了土壤。张聪（2014）[6]认为，推动第三方治理的专业化和市场化，首先要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其次要有自上而下推行的配套措施，切实推动市场化进程，最后可以通过税收、信贷、融资渠道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第三方治理。骆建华（2014）[1]对我国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概念、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优势，提出了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建议，即设立国家环保基金、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拓展融资渠道、实施环境保险制度、建立诚信档案制度、加快立法进程、强化政府责任等。常杪（2014）等[2]在梳理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发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对我国环境管理模式转型的影响和意义，提出我国应明确划分环境污染治理责任、加强政府监管部门执法能力、完善第三方治理主体的评价体系，积极引导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健康发展。葛察忠、程翠云、董战峰（2014）[3]从我国法律、市场、监管等方面出发，分析了当前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为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需要加快调整和完善的具体政策建议，如做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推行的顶层设计，培育有利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推行的市场环境，强化土地、融资、财税等经济政策激励，设立环保产业发展专项基金，试点实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任维彤、王一对日本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进行了研究。文章归纳了日本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主要特征，分析总结了其中的先进经验。基于这些先进经验，作者提出了针对中国的意见和建议：(1)普及环保知识，宣传环保法规，营造全社会依法治污的氛围；(2)培育环境污染治理企业；(3)建立审核、指导和监督机制，规范排污治污企业市场行为；(4)提供金融支持。郭训成（2014）[9]在总结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从市政公用事业、工业污染源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环境质量检测、环境监督管理、环保技术方面进行了国内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践和探索，在此基础上对山东省实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面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要加快推进山东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就需要抓紧制定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拓展污染治理思想，完善制度规定和政策体系，健全多元化投资机制，努力把环保产业发展成主导产业。刘卫平（2014）[10]从推动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合作方式方面提出了推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建议，如国家应尽快出台推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发展专项支持政策、探索设立政府和金融机构合作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发展基金、推动政府和金融机构双方的合作能力建设等。张全（2014）[4]认为完善排污者负责、第三方治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排污者和第三方治理企业通过经济合同相互制约的市场运行机制，是加快推进环境治理机制改革和不断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的重要方向。刘超（2015）[11]从制度和法律方面研究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提出了推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建议，即政府应从污染防治市场制度的体系化、环境代执行制度的改进、设立清洁水和清洁空气基金和引入环境污染治理等第三方机构等几个方面构建体系完整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

四、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从国内相关的文献来看，学者们大都研究了第三方治理的优点以及如何推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而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宏观运行机制和微观运行机制方面缺乏相关的研究。我认为宏观的运行机制可以从融资机制、运营机制、税收机制、监督机制、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从基础设施的项目融资来看，融资的类型有BOT模式、PPP模式和ABS模式。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学习，个人认为，环境污染第三防治理更适合PPP模式。但是，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PPP模式融资机制中存在一个难点问题，即政府和私营企业如何分担风险才会激励私营企业与政府合作。运营机制则可以从委托治理模式和托管运营机制方面进行研究。由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企业一旦成立和运营，就需要纳税，如果纳税太高，就会影响民营企业进入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积极性，因此税收机制应该从减税方面来进行考虑。监督机制和评价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学习。我认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微观运行机制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如何使排污企业和第三方治理企业做到双赢。我认为这些方面都是值得研究的。

作者：陈宗雯 刘叶 单位：济南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骆建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发展及完善建议[J].环境保护,2014(20):16-19.

[2]常杪,杨亮,王世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应用与面临的挑战[J].环境保护,2014(20):20-22.

[3]葛察忠,程翠云,董战峰.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问题及发展思路探析[J].环境保护,2014(20):28-30.

[4]张全.以第三方治理为方向加快推进环境治理机制改革[J].环境保护,2014(20):31-33.

[5]李静.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正当其时]J].经济参考报,2014,5(19):第007版.

[6]张聪.工业治污应走第三方治理之路[J].中国环境报,2014,6(10):第009版.

[7]陈阳.第三方治理：开启治污新模式[J].中国经济导报,2014,7(19):第C01版.

[8]邹春蕾.第三方治污市场化遭遇挑战[J].中国电力报,2014,3(11):第007版.

篇5

    一、环境污染概述

    (一)环境污染概念和特征。

    环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从而使环境的质量降低,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系统和财产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环境污染主要是从油船与油井漏出来的原油,农田用的杀虫剂和化肥,工厂排出的污水,矿场流出的酸性溶液;工厂、汽车、发电厂等放出的一氧化碳和硫化氢等空气污染,而主要的污染源来自工厂。

    (二)环境污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环境污染空间分布复杂。污染物和污染因素进入环境后,随着水和空气的流动而被稀释扩散。不同污染物的稳定性和扩散速度与污染性质有关,因此,不同空间位置上污染物的浓度和强度分布是不同的。

    第二,环境污染危害大。直接危及成百上千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例如,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发生特大井喷事故,导致243人因硫化氢中毒死亡、2142人中毒住院治疗、65000人被紧急疏散安置,直接经济损失达6432.31万元的严重后果。此次事故使得离气井较近的开县高桥镇、麻柳乡、正坝镇、天和乡4个乡镇9.3万人受灾。此外,还造成严重的房屋倒塌、牲畜死亡和环境污染。实际上,环境污染有时还会造成持续性的间接危害,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往往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难消除。

    第三,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和测算专业性强,间接地污染隐蔽性强,要求专业技术较高的人才能准确的给与评估和检测,其所要费用也较高,大多情形并不是普通民众可以接受的。这就需要有关机关、社会团体给以帮助。

    第四,与造成污染的主体相比,普通公民处于弱势,在受到环境污染损害后难以取证,其提起环境侵权诉讼很难获得胜诉。

    二、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念

    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而进行的诉讼活动,是针对保护个体环境权利及相关权利的“环境私益诉讼”而言的。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二)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环境公益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诉讼成本应当由社会承担,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原告起诉时可缓缴诉讼费,若判决原告败诉,则应免交诉讼费,若判决被告败诉,则应判决由被告承担。

    第二,环境公益提起诉讼的主体不一定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如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第三,环境公益诉讼的赔偿请求并不是其主要目的,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才是根本所在,其功能主要在于预防环境污染的发生。

    三、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必要性

    第一,环境以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只能属于人类的公共资源,而不是私人财产。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财产安全权、生活和工作环境舒适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我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因此,建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是与宪法精神一致的。

    第二,环境污染侵权致使受害人数多,作为原告方的公民人数将会很庞大,很难达成一致的诉讼意见,而各自起诉将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虽然我国已确立代表人诉讼制度,但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我国普通公民环境保护知识匮乏且差距较大,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意识淡薄,代表人诉讼很难操作。

    第三,环境污染公益诉讼需要专业的评估、鉴定,所需诉讼费用较高,普通民众往往难以承受,特别是只有部分权利人提起诉讼时更是如此,此时,提起诉讼者会权衡得到的赔偿是否小于诉讼成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保护的标准逐渐发展,公民获取这些信息非常困难,甚至,一些生产企业并不愿意完全公开其环境处理的情况,从而加大了原告的举证难度,导致普通公民提起诉讼困难加大。

    第四,一些机关、社会团体(如专门的环境保护组织、律师事务所、人民检察院)有比普通民众更多的资源,由这些机关团体作为原告,能够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

    四、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之完善

    公益诉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已被提出,修正案“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明显不够完善。

    第一,有关机关、社会团体难以界定。建议“有关”二字做扩大解释,范围放宽,如人民检察院、环保部门、相关行政部门、企业等都可作为原告。

    第二,公益诉讼诉讼费用的收取应和其他诉讼有所区别。由于环境诉讼费用高昂,收取比例可适度降低,并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规定,在一些意义重大的环境污染诉讼中可以免交,并由国家财政承担。

    第三,应当规定专门的环境污染鉴定机构和评估。目前,针对环境污染的鉴定机构层次不一,鉴定程序不规范,申请鉴定的主体也不明确,其鉴定结论证据能力不足。因而,为有效实施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在规定诉讼主体资格时,对其配套资格作出相应的规定,以期对环境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黎丁嘉 刘秀华,“关于完善我国环境知情权制度的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三期。

    [2]王凌翔,“论建构我国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北大法律信息网,2010.5。

    [3]张晶,“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载“《经济师》”2010年第12期。

    [4]赵杰,“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设探讨”,载《科技风》2009年20期。

    [5]张俊,“环境问题及其对策”,载《法制与经济》 ,2008年09期。

    [6]李华清、国敏英,“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设想”,法制与社会,2008年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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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2-036-3

[基金项目] 本文为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cx12060）

现在，由于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人人越来越开始追求舒适和健康的住房环境，虽然这象征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大有提高，但是随之而产生的问题也逐渐的凸显出来了。室内装修污染问题严重的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同时室内装修造成的环境污染导致人病、残、死亡的现象已经逐渐成为了极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但可惜的是人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依然一如既往地追求品位，追求富丽堂皇的住房，但是室内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是继煤烟污染和光化学污染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空气污染问题了。

一、室内装修污染概述

（一）室内环境的概念

“环境”是一个被人们广泛运用的词汇，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第2条对“环境”的定义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址、人为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环境是由很多种因素构成的统一整体，而室内环境就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在环境法学的理论当中，按照环境范围的大小，环境可以分为室内环境、村镇环境、城市环境、区域环境、全球环境和宇宙环境等。综上可以看出，室内环境是环境的一种，采用环境法中的相关理论和原则来研究这一新型的、特殊的环境污染问题，从而为我们选择产品，追究环境侵权责任提供基础。

（二）室内装修污染的概念

197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建议书中提出了为成员国共同接受的“环境污染”的定义。该建议书认为，所谓环境污染，“是指被人们利用的物质或者能量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环境，导致对自然的有害影响，以至于危及人类健康、危害生命资源和生态系统，以及损害或者妨害舒适性和环境的其他合法用途的现象。”室内装修，顾名思义，就是在施工完成后，对住宅的内外比如门窗、隔断、墙壁等进行加工改造装饰，使得室内环境更加美观的一种人为的活动。室内装修污染是指室内空气中混入有害人体健康的氡、甲、醛、苯、氨和挥发性有机物等气体的现象。

（三）室内装修污染的特点

1.发生的空间狭小、封闭

环境污染的地域性很强，一般的环境污染都是发生在广阔的空间中，但是，室内环境是一个相对于封闭、狭小的空间，只是对长居于室内内空间的人带来影响，因此，相对于一般的环境污染而言，室内环境污染发生的空间狭小且封闭。

2.受害人明确且人数较少

我们知道一般的环境污染影响的地域宽阔，受到影响的人数众多，而且不容易确定在环境污染中造成影响的受害者，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一般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往往通过集团诉讼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室内环境污染具有封闭性的特点，只产生在特定的空间中从而导致确定的几个人受到影响，这也是室内环境污染区别于一般环境污染的特征。

3.污染源多、危害大

造成室内环境污染的来源很多，室内材料和装置所含有的有害物质的释放和人体及其活动都能造成室内环境的污染，而且室内环境狭小且具有封闭性，污染源产生的有害物质不易扩散、消减，这些污染物长期的存在于室内环境中，对置于室内环境中的人造成的危害是长期的，危害性极大。

4.因果关系认定复杂

相对于一般的环境污染，室内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认定就更为的复杂，造成室内环境污染的污染物来源众多，即使是一个有害物质也很难认定是从哪个室内构建中散发出的，所以在室内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的过程中，认定因果关系就显得更为复杂而且重要。

二、我国室内装修污染救济制度的不足

目前我国室内装修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使得我们逐渐的认识到室内装修污染救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从我国现行的关于室内装修污染救济制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室内装修污染救济无法可依且没有责任承担依据

由于室内装修污染是一种新型的、特殊性的环境污染，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我国在立法上基本上处于缺失的状态，室内装修污染发生后，受害者要在立法上寻求救济很难，就算找到立法上的依据，立法上也没有相关的责任承担依据。主要表现在：

1.宪法上的缺陷

虽然《宪法》第二十六是我国关于室内环境污染防治在宪法上的依据，但是《宪法》并没有将室内环境明确的列为国家保护的对象，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只有先将室内环境污染在宪法上作出明确的规定，才能使得室内装修污染的救济有法可依。

2.其他相关法律的缺陷

我国一直没有明确环境权这个概念，关于室内环境污染的问题只有在《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作了一些一般性和原则性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就使得在室内装修污染在救济的过程中无法可依，亦或是没有明确的法去保障合法的权益。

3.环境标准的缺陷

目前，除了《宪法》上不太明确的依据，还有一些一般性和原则性的法律法规，大部分都是环境标准，而且这些占大部分的所谓环境标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相关的法律责任，仅仅是对室内环境污染的含量作了限定。

（二）室内装修污染认定困难

室内装修污染的认定技术性和专业性都很强，在实践中认定就显得特别的困难，且造成室内装修污染的污染源很多，即使检测出哪种有害物质造成污染，也很难找到具体的污染材料，即使找到污染材料，材料是否超标也是一个专门性和专业性的问题，需要有资质的专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而现在的检测机构参差不齐，再加上污染物的浓度、含量会随着时间和温度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必然导致室内装修污染认定困难重重。

（三）法律适用上多以产品责任定性，加重了受害者的举证责任

在实践中，我国大多数的受害者主要将解决纠纷的方式倾向于运用调解、和解的方式，即使有的当事人选择以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作为法律依据来处理此类的纠纷，这就造成了受害者举证责任加重，往往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得到相应的救济，无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救济中物质损害赔偿过低，且缺失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

在室内装修污染这类问题的纠纷中，绝大一部分人都会采取调解或者和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受害者往往得到的物质赔偿是很少的，即使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得到一些救济的当事人，他们在经历了漫长的诉讼过程后，得到的物质损害赔偿相较于受害者的痛苦而言却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有效的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且室内装修污染不但使得受害者的人身、财产受到巨大的损失，也给受害者在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物质损害赔偿不能弥补的，但是我国也没有相关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

三、完善我国室内装修污染救济制度的思考

（一）在立法上明确室内装修污染

目前，我国在立法上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调整和规范因为室内装修污染导致的纠纷，就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室内环境是国家的保护对象，且《环境保护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室内环境属于环境保护法中所保护的内容，而人们只是从立法和学理上分析室内环境属于《环境保护法》中第2条中所包含的内容，只有在立法上明确室内装修污染，才能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得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有法可依。

（二）明确室内装修污染适用《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

应该明确室内装修污染适用《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即室内装修污染侵权应当满足三个条件：有危害环境的行为存在；有危害环境的事实存在；危害行为有危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与此同时，应当明确室内环境污染纠纷在举证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三）提高物质损害赔偿标准

实践中，由于室内装修污染造成受害者不但花费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致使受害者患病甚至于死亡，而受害者只是得到了一些象征性的补偿，不但不能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使得这种违法行为得到了变相的纵容。如果提高物质损害赔偿标准，赔偿的数额足以对致害人产生威慑，就会减少此类污染的发生，也会规范室内装修市场。

（四）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室内装修污染不但造成了受害者人身和财产的损失，也给受害人的精神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害，如果不赋予受害者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不但对受害者不公平，而且不能对致害者产生威慑。

参考文献：

[1]王立.中国环境法的新视角[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2]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王灿发.身边的法律顾问污染受害与救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黄锡生.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典型案例解析[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5]王立.环境污染损害索赔[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6]李庆华.室内装修污染民事法律救济制度研究[D].河海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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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保险产品整装待发

中国平安集团近日宣布,将响应政府节能减排号召,于近期启动“低碳100行动计划”,推出绿色金融产品及服务,以自身的低碳运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这100项低碳计划涵盖平安集团保险、银行和投资三大业务,包括保险领域的环境污染责任险、车险费率与环保指标联动的绿色车险、针对气候恶劣地区的小额保险,银行领域的绿色信贷及相关中间业务,投资领域的投资环保产业、证券辅导上市的环保审查以及成立绿色产业投资基金。

以环保产品为例,2008年,平安作为首家中资保险公司推出平安环境污染责任险,该险种承保被保险人在被保险场所的区域内从事保单载明的业务时,因突发意外事故导致污染损害而造成的第三者损失,保险周期以一年为单位。据了解,2009年该款保险保费收入约500万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一项国际上普遍采用的能够较为有效地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绿色保险。国际经验证明,一个有效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

无独有偶,去年11月,天平保险也开始尝试开发环保型车险产品,例如根据行车里程和区域设计产品,给予行车里程少、行车区域固定的客户以更多的保费优惠,意在鼓励多乘公交,引导客户绿色出行等。

“低碳”行动正在进行

在无纸化作业中,低碳理念也无处不在。平安集团通过办公和作业的无纸化,每年可在核保、核赔和保全等环节节约用纸逾两亿张,约合8.72吨;同时,通过使用低能耗IT设备与高效能制冷设备,采用虚拟化技术,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了整体能耗,并减少了碳排放。同时,电子保单、电子投保书、电子函件及电子保全等业务的推广,也大量节约了在销售和服务各环节的纸张消耗。以平安寿险的电子函件为例,2009年45万个电子函件用户共减少发送纸质函件100万封。

作为国内惟一一家专业车险公司,天平保险的电话车险是绿色发展模式的重要布局,客户足不出户,在网上便可获得产品报价、在线投保及支付保费等。这些举措均是为了减少中间环节,最大限度地节约成本和资源,以降低碳排放量。

险资提前布局“低碳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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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失计量应以环保部门公布的环境监测数据和企业从环境交易或事项中取得的环境状态数据为基础，其概念构架包括四类变量：环境污染状态、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以这四类变量为基础，逐渐形成三个计算过程：①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②将实物型损失货币化；③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变量和三个计算过程均具有时变性，即：环境损失的发生时间及其计量过程具有时序性与动态性特征，发生空间、表现形式与计量方法具有多样性与变化性特征。

二、环境污染计量的四类变量

1.环境污染状态。①以污染物排放量形式表现的变量，如厂区的二氧化硫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浓度、污染物产生速度等；②企业权责范围内的污染物排放量，如“三废”的排放量等；③企业权责范围边界的污染物流出量与流入量，如环境责任主体因污染破坏造成的影响程度。污染状态变量决定了企业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变量的大小与权责份额，是环境损失计量的起点。

2.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①急性实物型损失，如有毒液体的排放导致的森林树木毁坏、有毒气体的排放导致的人员伤亡和野生动物灭绝等；②慢性实物型损失，如浓度较低的有害气体和液体，由于长时间的排放导致的水土流失、气候恶化、土质改变等；③尚未完全确认的实物型损失，如地表下陷、气候恶化等导致历史文物的毁损和风景资源的破坏等。其中①、②类大多是具有可视性或者是可测性的显形损失，能够而且必须计量；③类是可视性和可测性较低或很低的隐性损失，不容易准确计量。

3.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其在内容上包括伤害型损失、防御型损失等；在价值构成上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计算方法上可以采用现实市场价格法；在计量模式上可选用名义货币或一般购买力计量单位，选用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

4.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实物型损失的确认：要求在企业的环境责任与经济效益范围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以及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可靠性与相关性等标准进行初始确认与再确认。实物型损失的计量：要求在对其确认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计量方法与计量模式，按照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准确性、一致性、有用性、可靠性与效益性等标准对引起环境损失的交易或事项进行货币化与分配，它具有间接性、异质性、模糊性、差异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

三、环境污染计量的三个计算过程

1.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实物型损失。污染破坏程度一般是用污染物浓度来反映的。该计算过程的关键是建立污染物浓度与导致各种实物型损失之间的函数关系。这些函数关系的类型取决于环境污染的三种主要形式：①扇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多种影响，使函数表现为叠加型；②链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沿其因果链依次传递，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型；③网式影响，是扇式影响与链式影响的综合，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叠加。

2.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合理货币化是保证环境会计信息可靠的又一重要环节。该计算过程应重点考虑污染可能造成的价值损失，如水污染会造成农田污染损失，农田污染又会加剧水污染的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函数应用十分广泛。

3.货币化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企业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划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等原则的要求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其日常账务可用待摊方法和预提方法进行处理：①待摊方法。在企业发生污染损失金额较大且受害期较长时，按总损失扣除残料价值、可收回的赔偿款后的金额，借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环保赔偿款”、“应交环保税”等科目；分期摊销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②预提方法。逐期预提环境损失支出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预提费用”科目；实际支付时，借记“预提费用”、“应付环保赔偿款”、“原材料”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企业还应在期末或至少每年年终，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资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等减值计提准备。

四、环境污染计量模型

1.环境污染治理模型——外部负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部负效应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对另一个经济主体造成了额外的成本。换句话说，如果行为的实施者造成了额外成本，由此产生的就是外部负效应。

假定某社区有一大型重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该社区居民健康受到损害，医药费用开支增加，如果将这种费用开支的外部负效应计入企业的总成本，它的生产量就会减少，同时污染也会减少。外部负效应产生一个外部边际成本，产品产量越大，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外部成本也越大。这时，整个社会为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社会边际成本应等于该企业的边际成本与外部边际成本之和。因此，该产品的有效率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应由社会边际成本与市场需求状况决定。显然，企业不计算外部负效应时将过度生产，从而造成严重的污染。

2.限制污染排放模型——最优排放量分析。环境污染并不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就是为了保持城市的环境目标值，将排入城市环境的主要污染物控制在环境容量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用边际分析法来确定污染物的最优排放量。一般来说，各种污染产生的边际损害是递增的，即污染越多，其边际损害也越大，而社会的边际收益则因污染的排放而递减。污染的最优排放量由其边际损害和边际收益变化曲线的交点所确定。当污染排放量低于最优排放量时，社会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损害，污染排放就是符合标准的；当污染排放量高于最优排放量时，污染的边际损害大于其边际收益，污染排放则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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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学化学课程中环境教育的基本要求和知识要点,高中化学课程标准中已有明确的规定,并建议了部分供参考的活动课题。而且在选修模块―《化学反应原理》中除去过去已有的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衡等内容之外,又增加了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焓和熵函数,以及过程自发性等概念。如果能够在实际教学中把有关的基本概念与知识和环境教育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得“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原则,落实在环境保护这个受到广大群众密切关注的大问题上,将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和环境保护意识。要实现这个预期目标,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

1化学在环境教育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很多,已为大家所熟知的有:噪声污染、光污染、热污染、核污染、电磁辐射污染、强磁污染、微生物污染和化学物质污染等等。污染源并非只有对环境有害的化学物质。后者虽与化学密切相关,但是了解什么是化学污染物、污染过程、它的危害性以及可能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等,只能是中学化学课程的主题之一,并不是中学化学课程的全部任务。中学化学教育的任务和一般性环境教育的区别在于,化学更着重于对化学物质的普遍了解,并不限于目前已知的与环境安全有关的化学物质;但是通过基础化学教学,特别是在学习了化学物质的动态性质之后,有助于形成对环境无害物质转变为有害物质的可能性及所需条件的认识,也有助于增长将污染物转变为对环境无害物质(甚至于成为新的资源或能源)的信心, 而且后者尤为重要。因为认识并且关注环境问题的迫切性,虽然是环境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通过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可以逐步解决环境问题的信心和责任感,则是环境教育不可或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二者并重,才是完整的环境教育,从而决定了中学化学在环境教育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2 化学有助于认识环境污染物的危害性和它们的动态变化特性

通过基础化学的学习,特别是对化学实验现象的观察,可以增强对有关污染物的危害性(例如它们的腐蚀性、毒性、窒息性、能使蛋白质变性、能通过不饱和多重键的氧化导致油脂和药物变性,以及转变为潜在致癌物等等)的认识;还可以对某些原本无害物质通过化学或物理变化转化为有害物质(例如矽肺、氟利昂、生活垃圾在不完全焚烧条件下生成的二英和苯并芘、某些合金制品因腐蚀生成的有毒重金属离子等)的一般途径有所了解,并辅以不同程度的理性认识。建立了元素论概念之后,由元素的“不变性”来理解有害元素在环境中的可迁移性和在生物体内形成积累的可能性。这些化学基础知识,将有助于增进对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和治理方案的科学依据的了解。

其次,化学物质是否可能成为环境污染物不仅决定于它的基本性质,还决定于它的存在形式和浓度。污染物的防治可以和化学有关,也可以和化学无关。但是其源头的发现或推定以及对处理后新生废弃物的预见和评价,却与化学关系密切。例如在考虑和探究人为污染过程和环境自净过程的速率是否匹配的问题中,过程速率和影响因素是一个核心概念。

3 化学有助于形成废弃物不废的观念

在学习了与热力学有关的基本概念之后,通过热化学计算可以看到,所有物质,包括一切废弃物,如废弃塑料、废弃金属、冶金熔渣、生活垃圾甚至于锅炉废气等等,不仅可以成为新物质组成中原料元素的来源,而且通过适当的化学反应它们都可能释放能量,甚至成为新的能源。例如高炉煤气、焚烧垃圾发电、沼气等已为大家所熟知并已进入人们的生活,以地沟油为原料制造生物柴油的技术正在开发之中。所以从化学的视角来看,应当不承认有绝对意义的废弃物[2]!所谓废弃,无非是原来认为有用物质的组成元素改变了、分散了或者重新组合成了“无用物质”而已。只要能够开发出使它们再次组合成为所谓“有用物质”的新工艺,就像糖类(包括纤维素在内)代谢生成的CO2和H2O能够被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它们重新转化为葡萄糖和纤维素那样,就可以实现“变废为宝”的理想目标。

4 化学物质对环境的污染过程具有自发性

由大量微粒所组成热力学体系,自发性过程的方向可以由体系的始态与终态间提供有效功能力的差别和微粒分布情况的差别来判定(即所谓自由能判据和熵判据)。一般认为,功源自微粒的有序运动,而熵函数则和微粒分布的无序性相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与“混乱程度”相关。如果把两种或多种气体放入同一个密闭容器中,它们将会自动混合,直至容器中任意选取的两个或多个空间中的气体混合物组成和分布情况完全一样为止(此处指的是整个体系的“状态”,实际上每个气体微粒的空间位置仍在不停地变化)。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这种状态将一直保持下去。物理学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熵增原理”。类似的现象在混合两种浓度不同的溶液、混合几种不同的溶液或压强不同的气体时都可以观察到,说明这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类自发过程。熵不过是用来描述和判断这类过程的一个物理量。微粒的混合、压强或浓度差别通过微粒的自动扩散过程而消失都具有自发性,亦即都是熵增过程。

简单的例子有配制溶液、熔炼合金、半导体材料掺杂等过程中体系内组分的自动均一化过程都属于熵增过程[注], 亦即都具有自发性。结合环境污染问题时,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物质属于化学物质,但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过程却是具有自发性的物理过程!对大气污染和水源污染过程所具有的自发性有所认识之后就会想到,隔绝气体污染物和大气,或者防止可溶性污染物或污水进入水源,才是防止环境污染的最有力的措施。当我们在生活中,特别是在实验中,通过溶质溶入溶剂的自发性和从溶液中回收某种溶质(如粗盐提纯)时往往既耗能又费时费事的体验,将有利于加深某些不良企业往江、河、湖、海中排放污水行为的严重危害环境安全的认识。

注: 由熵的定义和它的可加和性,不难推出纯净物a和b混合后熵值将增大的结论。即有:ΔSmix=-R(nalnχa+nblnχb)>0 。式中χi表示i在混合物组成中的分率,因为∑χi=1,所以lnχi

5 建立污染物对环境产生危害时需要达到临界浓度的观念

在研究或认识环境污染问题时,除去上面讨论过的污染物的变与不变、污染过程是否自发外,还应当建立起污染物对环境产生污染效应时所需临界浓度的概念。因为污染是一种宏观现象,中学化学的教学应当帮助学生建立这个概念。初中化学在介绍燃烧现象时所列举的三个基本条件中,易燃物的着火温度以及空气中氧的浓度,实际上已经隐含着实现燃烧过程时体系温度和助燃物氧的浓度必须分别达到某个临界值的要求;在介绍pH和指示剂的变色范围以及各种可燃气体与空气的混合物形成易爆混合物时比率的上下限等,只要加以引导,都可以形成临界浓度或临界值的概念。高中化学课程中涉及的浓度对反应速率、反应产物、可逆反应的平衡状态、化学物质的活泼性、反应产物的组成颜色甚至晶型等的影响,不仅是化学学科的基本概念,对于涉及物质性质和变化的一切领域,包括环境科学与技术领域,同样是必需的基本概念。

此外,物质体系的分散程度、固态物质的表面状态以及催化剂对物质的化学活性(有时表现为毒性)的影响, 在课程中均有所涉及,这些知识和概念在研究和关注环境问题时都非常有用。如果在讲述物质的分散系时,由分散系的分类和它们稳定性的差别来了解沙尘暴、可吸入颗粒物、酸雾等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更能够体现联系生活和联系社会和学以致用的原则。

6 简单的总结

(1)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取决于污染源,化学物质污染只是其中之一,但是最为普遍。

(2)污染物进入环境的过程具有自发性,所以阻止或减缓过程的最有效措施是使污染物和环境隔离。这不只限于化学方法或技术。

(3)可以把中学化学中和环境教育相关的核心概念归结为三个层次,即:①元素论。元素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石,不因物理或化学过程而改变;②物质的性质由其组成、结构和所处环境决定。化学变化可以归结为源于元素形态和结合方式的可变性;③物质的宏观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和它们在给定体系中的浓度有关,在探讨或表述某种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时,临界浓度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4)目前普遍关注的环境问题,主要涉及人类生活质量及健康和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但是在青少年的环境教育中,环境教育的迫切性不应当只体现在问题的严重性(例如资源匮乏、淡水面临枯竭、化石能源即将耗尽等信息)方面,片面地强调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把地球的未来描绘成“悲惨世界”的做法,有可能对部分青少年产生误导,致使他们或多或少地萌生无可奈何甚至绝望的心态,从而违背了环境教育的初衷。通过有关学科的教育,从多个方面帮助青少年在认识到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能源问题的迫切性的同时,也要帮助它们认识到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帮助他们对未来建立起坚强的信心。从而使得爱护环境和保护环境的认识和行动,不仅限于废弃物的回收、保持公共环境的清洁卫生、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等,更重要的是结合对科学技术的正确评价,提高自己的学习兴趣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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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失计量应以环保部门公布的环境监测数据和企业从环境交易或事项中取得的环境状态数据为基础，其概念构架包括四类变量：环境污染状态、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以这四类变量为基础，逐渐形成三个计算过程：①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②将实物型损失货币化；③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变量和三个计算过程均具有时变性，即：环境损失的发生时间及其计量过程具有时序性与动态性特征，发生空间、表现形式与计量方法具有多样性与变化性特征。

二、环境污染计量的四类变量

1.环境污染状态。①以污染物排放量形式表现的变量，如厂区的二氧化硫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浓度、污染物产生速度等；②企业权责范围内的污染物排放量，如“三废”的排放量等；③企业权责范围边界的污染物流出量与流入量，如环境责任主体因污染破坏造成的影响程度。污染状态变量决定了企业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变量的大小与权责份额，是环境损失计量的起点。

2.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①急性实物型损失，如有毒液体的排放导致的森林树木毁坏、有毒气体的排放导致的人员伤亡和野生动物灭绝等；②慢性实物型损失，如浓度较低的有害气体和液体，由于长时间的排放导致的水土流失、气候恶化、土质改变等；③尚未完全确认的实物型损失，如地表下陷、气候恶化等导致历史文物的毁损和风景资源的破坏等。其中①、②类大多是具有可视性或者是可测性的显形损失，能够而且必须计量；③类是可视性和可测性较低或很低的隐性损失，不容易准确计量。

3.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其在内容上包括伤害型损失、防御型损失等；在价值构成上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计算方法上可以采用现实市场价格法；在计量模式上可选用名义货币或一般购买力计量单位，选用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

4.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实物型损失的确认：要求在企业的环境责任与经济效益范围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以及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可靠性与相关性等标准进行初始确认与再确认。实物型损失的计量：要求在对其确认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计量方法与计量模式，按照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准确性、一致性、有用性、可靠性与效益性等标准对引起环境损失的交易或事项进行货币化与分配，它具有间接性、异质性、模糊性、差异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

三、环境污染计量的三个计算过程

1.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实物型损失。污染破坏程度一般是用污染物浓度来反映的。该计算过程的关键是建立污染物浓度与导致各种实物型损失之间的函数关系。这些函数关系的类型取决于环境污染的三种主要形式：①扇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多种影响，使函数表现为叠加型；②链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沿其因果链依次传递，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型；③网式影响，是扇式影响与链式影响的综合，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叠加。

2.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合理货币化是保证环境会计信息可靠的又一重要环节。该计算过程应重点考虑污染可能造成的价值损失，如水污染会造成农田污染损失，农田污染又会加剧水污染的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函数应用十分广泛。

3.货币化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企业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划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等原则的要求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其日常账务可用待摊方法和预提方法进行处理：①待摊方法。在企业发生污染损失金额较大且受害期较长时，按总损失扣除残料价值、可收回的赔偿款后的金额，借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环保赔偿款”、“应交环保税”等科目；分期摊销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②预提方法。逐期预提环境损失支出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预提费用”科目；实际支付时，借记“预提费用”、“应付环保赔偿款”、“原材料”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企业还应在期末或至少每年年终，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资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等减值计提准备。

四、环境污染计量模型

1.环境污染治理模型——外部负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部负效应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对另一个经济主体造成了额外的成本。换句话说，如果行为的实施者造成了额外成本，由此产生的就是外部负效应。

假定某社区有一大型重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该社区居民健康受到损害，医药费用开支增加，如果将这种费用开支的外部负效应计入企业的总成本，它的生产量就会减少，同时污染也会减少。外部负效应产生一个外部边际成本，产品产量越大，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外部成本也越大。这时，整个社会为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社会边际成本应等于该企业的边际成本与外部边际成本之和。因此，该产品的有效率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应由社会边际成本与市场需求状况决定。显然，企业不计算外部负效应时将过度生产，从而造成严重的污染。

2.限制污染排放模型——最优排放量分析。环境污染并不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就是为了保持城市的环境目标值，将排入城市环境的主要污染物控制在环境容量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用边际分析法来确定污染物的最优排放量。一般来说，各种污染产生的边际损害是递增的，即污染越多，其边际损害也越大，而社会的边际收益则因污染的排放而递减。污染的最优排放量由其边际损害和边际收益变化曲线的交点所确定。当污染排放量低于最优排放量时，社会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损害，污染排放就是符合标准的；当污染排放量高于最优排放量时，污染的边际损害大于其边际收益，污染排放则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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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GDP的概念、内涵和核算方法

绿色GDP概念在1993年联合国统计署（UNSD）正式出版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中正式提出的。绿色GDP的含义有：一是产品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要在一个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下进行，要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符合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求；二是产品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应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保障生存环境的良好循环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根据这一定义，联合国统计署开发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中绿色GDP的核算方法为：绿色GDP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扣除GDP的获得对当年度自然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值等两项负面数值后所得。

二、保定市绿色GDP核算体系构建

目前在绿色GDP核算体系的构建时，普遍都以SEEA的核算体系为框架，将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成本作为扣减项目计算的主要出发点，对具体扣减项目略加调整。结合保定市的环境资源特点，笔者认为保定市绿色GDP核算体系的构建应该合理地选择针对性较强的优先领域进行，不必单纯追求完整全面的绿色GDP核算数据。根据上述指导思想，考虑到保定市自然和环境的特点，结合保定市现有统计核算体系，笔者得出保定市绿色GDP的核算公式：绿色GDP=传统GDP―自然资源损耗成本―环境污染损失成本。

三、保定市2010年绿色GDP核算

（1）自然资源消耗成本。自然资源耗竭损失价值核算的主要内容包括煤、石油、天然气消费和耕地损失、水资源消耗、鱼类资源过度捕捞所造成资源损失。对地下矿产耗竭损失价值的计算采用雷明中国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矩阵及估算中自然资源价值估算方法―净价法。取各类资源实际恢复费用和理论恢复费用的平均值进行计算。耕地资源耗竭损失价值是当年耕地损失量与耕地单位面积净收益乘积与当年一年期存款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的比值（2010年保定市耕地单位面积净收益为2.87万元/公顷，年期存款利率2.5%，通货膨胀率4.9%）。2010年保定市煤炭消费总量为988.25万t，包括燃料煤消费量和原料煤消费量。石油、天然气消耗量分别为8.09万t和10344万m3。渔业产值67301万元，渔业中间消耗为31466万元。耕地面积减少300公顷。结合上述数据可得保定市2010年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为120012.8万元，其中地下矿产资源损失71192.7万元，占资源耗竭损失的59.32%。（2）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对环境污染损失成本核算方法采用恢复费用法，得到废水（仅工业废水）的治理成本是4.2元/吨；废气单位治理成本，即工业SO2的治理成本是1262.64元/吨，工业烟尘的治理成本是272.2元/吨；一般工业固废的治理成本是50元/吨，危险固废的治理成本是1150元/吨，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成本是30元/吨。2010年保定市工业污水排放量17866万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107765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53984吨，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161749吨。工业烟尘去除量1384577吨，工业烟尘排放量14652吨，工业烟尘产生量1399229吨。一般工业固体固废产生量为446.85万吨，危险固废产生量为1.29万吨，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36.00万吨。综上，在环境污染损失成本核算中，环境污染损失成本为158453.3万元，废水治理成本75037.2万元，占污染治理总成本的47.36%，废气治理成本58510.09万元，占污染治理总成本的36.96%，固体废弃物治理成本24906万元，占污染治理总成本的15.72%。（3）保定市绿色GDP计算结果。保定市绿色GDP=GDP-（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其中自然资源耗减成本120012.8万元，环境污染损失成本158453.3万元，保定市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2050.3亿元，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绿色GDP为2020.5亿元。2010年保定市国内生产总值中有1.4%的部分是以牺牲自身生存环境取得的，属“虚增值”。

本文针对当前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对保定市2010年的资源环境损失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得知，虽然保定市绿色GDP指数为98.6%，指数较高，但其量化的资源环境损失为29.80亿元，表明2010年保定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资源环境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环境污染损失较严重，废水和废气的治理的成本占到近八成。自然资源耗减量较大，表现为地下矿产资源消耗过度，鱼类过度捕捞。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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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现象在我国的屡次发生使得可持续发展、绿色GDP这些环境经济概念再次充斥到人们眼前，随着1987年WCED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这一概念就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和共鸣，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整体福利更加集中于环境资源问题上，而中国也与91年发表《北京宣言》，并在95年将其最为国家基本战略。而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都建立在人们发现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不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所产生的矛盾。

经济的发展总是建立在环境的基础之上而又受环境制约的，根据环境污染指数与经济发展速度关系模型：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外部效应在达到一个临界值后会随着开发的加大而减少甚至阻碍经济发展。[1]因此为了实现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提出。从现代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创造和保持财富的过程。[2]而为了对各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准确地评估，世界银行在21世纪初形成了国民财富和真实储蓄两种有代表性的成果。

二、绿色GDP与真实储蓄率

绿色GDP作为世界银行在80年代初提出的绿色核算指标而迅速被人们所接受，绿色GDP又成为可持续收入，基本思想是由希克斯在其1946年的著作中提出的：只有当全部的资本存量随时间保持不变或增长时，这种发展途径才是可持续的。我们现行的GDP的衡量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存在一定弊端的，它是“好坏不分”的指标，在一些情况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使得GDP增加，例如发生洪灾或地震，在对城镇进行修缮、人员迁移安置增加投资都会使得GDP数据增加，更有甚者环境污染例如石油在海上运输时发生泄漏，GDP核算会算入石油运输实现的价值并且在泄漏后为治理而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也会被记入GDP。甚至可以说污染越大造成的损害越大，GDP增加就越多即污染也会成为GDP的增长点，这是明显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而绿色GDP的计算公式是GDP-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损失-资源、环境恢复费用支出（恢复支出）-环境损害预防费用支出（预防支出）-由于非优化利用资源而进行调整计算的部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绿色GDP使在传统的GDP基础上考虑了环境和资源成本，它是可持续发展的货币化评价指标，但是在绿色GDP的核算中，资源环境资产损失的评价方法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3]

与此相对的另一指标真实储蓄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因其含义简单，可操作性强而最终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又一重要指标。所谓真实储蓄率是指一个国家的净储蓄在扣除了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污染损失后的一个国家真实的储蓄率。[4]Kirk Hamilton与Michael Clemens（1999）提出的计算真实储蓄率公式为[5]：

GS=GNP-C-δK-n（R-g）-σ（e-d）+m （1）

GSP=GS/GNP （2）

其中GS为真实储蓄；GSR为真实储蓄率；GNP-C为传统的国民储蓄；δK为生产线资产折旧，GNP-C-δK为传统的国民净储蓄；n（R-g）为自然资源枯竭损失，其中n为边际资产的租金率，g为开采量，R为可利用的自然资源；σ（e-d）为污染损失量，σ为污染的边际成本，e为污染的排放量，d为污染的自然净化量；m为人力资本投资量。

从计算的公式来看，真实储蓄是传统国民净储蓄减去自然资源枯竭损失和污染损失后的净值，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消耗了自然资源所创造的收益不是用于投资而仅仅用于消费，只会减少真实储蓄使得人民生活日益贫穷，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相反如果将新创造的收益充分应用于投资、开发，就会增加真实储蓄实现可持续发展。

真实储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真实储蓄率持续为正，社会福利水平会最终提升；相反若持续为负，最终会导致福利水平的下降。真实储蓄为正表明政策实行达到正储蓄功能，使环境与经济达到“共生”，维持可持续发展。并且由于该指标容易被理解并且基础数据也较容易取得因此也常被用于时政分析，它的计算结果可以横向也可纵向比较是一种实用的综合分析指标。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衡量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重要指标绿色GDP、真实储蓄率的简单介绍及分析，认为真实储蓄方法是货币化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它可以从横向（不同国家之间）也可纵向（不同时间）进行比较，强调各系统之间的互补和联系，是一种综合分析方法，它可以充分反映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本质创造并保持财富，而且该方法是给予国家的资产平衡账户，能为重要的决策提供帮助。[6]

参考文献

[1]张亚鹏.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J].现代经济信息，2012（07）：10-11.

[2]J·迪克逊等（张坤民等译）.扩展衡量财富的手段——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指标（1997年）[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

[3]修瑞雪.绿色GDP核算指标的研究进展[J].生态学杂志，2007（07）：07-13.

[4]薛慧芳.真实储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经济指标[J].内蒙古电大学刊，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