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协同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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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国民经济的空间结构特征

在生产要素区域流动基础上，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关联日益深化，区际经济联系模式也不断演化，形成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最终表现为经济空间结构的规律性特征。考察我国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特征，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联动模式加以识别，进而为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制定奠定基础。城市经济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空间(李郇，徐现祥，2011)，选择城市经济作为考察基本空间单位，分别从人均GDP、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及区域发展度等4个指标加以分析(如图1－4所示)，国民经济空间结构呈现人口、经济等的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与规律性，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呈现出空间组团化趋势。第一，三大极核区域已经形成。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与环渤海城市群已经成长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三个核心“牵引空间”，不仅是经济重心区域，也是要素集聚中心、经济集聚中心与创新中心，是牵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动力核”。第二，核心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已逐渐显现。区域联动发展过程中，距离衰减效应显现，临近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快于距离稍远区域。随着极核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产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过程形成的产业扩散日益加强，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引领各区域经济板块式演进。这一产业升级过程与区域比较优势变化相协同，从而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林毅夫，2012)。这一过程更多依赖的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关联关系基础之上的。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成为推动空间联系及相互作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自组织机制的宏观表现是区际发展的空间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尤其在一国内部，区域的相互作用强度日益增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在空间取向、强度变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规律性。由于区域主体消费者及企业，其空间流动的规模往往受到一定约束条件的限制，如空间距离、转移成本、适应成本、政策引力等等，在其空间取向、转移规模上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间特征，形成毗邻效应，即空间位置靠近的区域之间更易于成为相互作用的方向，相互作用的强度往往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这就是很多学者由实证研究得出的“距离衰减率”。获取经济相互依赖和增长传递在一经济系统内运行的渠道，最好的方式是研究跨区组织的空间结构(Pred，1976)，如企业跨区域组织生产行为的空间结构等。第三，依托重要交通干线，形成经济扩散通道。通过城市群内部交通网络连通整个城市群，通过城市群间网络连通全国(程前昌，2013)，形成以城市群为发展核心，沿交通干线溢出格局，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有效融合。中国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又一典型特征是城市群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无论是沿海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还是中部的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等，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牵引空间”，在人口、经济集聚力日益提高的同时，其规模效应产生的增长极作用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战略核心作用。城市群经济区是城市经济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形式。城市群中的每一个城市通过生产、流通方面的协作和合作，形成城市经济板块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城市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城市群经济区的内在经济联系得到增强，尤其是城市群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制度创新不断取得突破，从而不断深化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例如，长三角经济区中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强化，推动着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就是城市群经济区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例证。通过重要的交通干线连接作用，构成城市间、城市群间空间经济联系的要素流通道基础，如横向的新亚欧大陆桥快速交通束(主要由铁路、高速公路构成)、长江快速交通束及纵向的京沪、京广、京九快速交通束等形成的网络化、现代化交通体系，在我国沿海－内陆城市群间形成有力的空间经济联系基础，为增长传递的实现提供了通道，也为空间协调发展的实现提供了支撑。综上所述，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已呈现出区域城市化、城市集群化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制定相应区域经济空间管治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

在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特征考察基础上，调整区域规划战略思想，破除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思维的制约，以区域联动发展为纽带，遵循集聚性经济区划思想，重塑中国经济区划，将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为“三大泛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泛珠三角经济区与泛环渤海经济区，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泛经济区是经济区的特殊形式，是具有极核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的区域板块。中国国民经济已经或正在形成“泛珠三角”(泛珠江三角洲)、“泛环渤海”和“泛长三角”(泛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等，这些泛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中国区域规划与管治向着更广域化的方向发展(方创琳，2007)。泛经济区极核区与其经济腹地的内在联系日益增强，区域合作及其一体化发展的程度日益加深，区域治理、区域政府等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日益拓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泛经济区是具有内在的经济区性质和“宽泛”外延特征的极化经济区。按照区域经济的横向集聚性或异质性划分要求，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是极核区，三大极核区各自的极化和辐射区是经济腹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与其各自的经济腹地构成泛珠三角区、泛长三角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因此，“三大泛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极化经济区。(一)“三大泛经济区”的空间范围界定(见图5)珠三角经济区率先提出建立极化经济区即构建“泛珠三角‘9+2’模式”的战略设想。泛珠三角经济区由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等14个城市经济板块为经济极核区，以厦、漳、泉等福建沿海岸城市经济板块为副中心，极化和辐射带动粤、闽、琼、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黔、滇等珠江流域经济带的省、市、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经济板块组成。泛长三角经济区由长三角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组成。以“22城市”、“一市两省”内涵的长三角为极核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牵引”着长三角经济腹地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化。以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主要为陇海－兰新经济带)为“动力轴”，极化和辐射的苏、浙、皖、豫、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渝、川、陕(部分城市)、甘、青、藏、新等省(市、区)域经济板块组成(朱舜，2009)，具有“一极两带”空间结构的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举足轻重的极化经济区之一。泛环渤海经济区，即以环渤海城市群为区域经济中心并连接黄河下游区域和华北、东北平原腹地的经济区，主要包括京、津、辽、鲁、冀、晋、陕(部分城市)、吉、黑、蒙、宁等省(市、县)域经济区，形成以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大连等构成的环渤海城市群为增长极的大扇形经济区板块。从整体上看，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现有人口、经济规模和政府财力都接近，因而无论是总量指标还是人均指标，“三大泛经济区”基本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孙红玲，2005)。概括地说，极化经济区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类型。发展程度不同的增长极总是极化和辐射着一定的经济腹地。因此，从空间经济意义上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不具有同质经济区的特征;从内在经济联系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板块是快速发展的极化经济区，因而“三大泛经济区”由具有极化经济区特征的极核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组成。(二)“三大泛经济区”划分意义1.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特征相协调。“三大泛经济区”的形成是区域经济空间关联与相互依赖的结果，以三大核心区域港口群及区际快速交通网络形成的要素流为物质基础，在核心区与腹地区间形成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推动着核心区与腹地区间的极化与辐射作用的发挥，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显示出明显的极化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梯度特征，从整体层面来看，一方面存在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和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以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西安以西部分及与之相连接的青藏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基础交通束形成的经济带及其极化和辐射区域)。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还不具有长三角经济腹地的特征。随着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的快速发展，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与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必然增强。长三角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与日俱增，形成极化－腹地区，即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长三角经济腹地不是具有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而是受“一极两带”极化和辐射的经济腹地。另一方面，长三角经济腹地中有类似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例如，皖江、环鄱阳湖、长株潭、武汉、成渝、东陇海(淮海经济区)、中原、西安等城市群，是次一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核心区域。泛珠三角与泛渤海经济区亦具有类似层次特征，形成多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2.与劳动力等要素空间关联模式相协调。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空间流动取向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交通便捷度、社会资本等，中国目前已基本形成要素流动的板块化，表现为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不同发展阶段城乡间、城市群间形成较密集的劳动力流、资本流、商品流、资源流、技术扩散等，要素空间配置模式不断随经济发展演化，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自组织过程，且不断自我强化。以劳动力流动为例，皖、豫、鄂、湘、川等人口流出构成中，相当比例流向长三角经济区，而长三角经济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也成为推动经济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不但反映了现实中要素空间关联模式，而且通过区划与合作网络的协同，为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集成奠定了基础。3.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在保持市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基础上，充分考虑城市经济辐射形成的集聚区特征，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经济区划的基本单位，实现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并不追求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而是以城市经济发展空间关联模式作为识别基础。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与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及城市群竞争力之比较。城市经济活力的增强、经济实力的提升，推动行政区域经济下较固化的行政等级系统管理模式不断演化，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一过程正是经济区域经济不断形成发展的过程，将有力破除行政区划刚性约束作用产生的消极影响。4.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耦合。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具有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以使中、西部拥有内在联系的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腹地也是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空间结构扩展的必然要求。区域经济板块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推动经济腹地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和落户，使“三农”问题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得到解决。以城市群协同发展为战略取向的“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集聚与扩散机制作用下，形成空间关联基础上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关系，在城乡间、城市间、城市群之间，以及由城市群空间关联形成的区域间，不断深化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耦合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群之间横向合作联系的加强，更有利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避免低水平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三)“三大泛经济区”与“三大经济地带”的比较中国国民经济纵向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和横向划分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泛环渤海三大泛经济区在空间结构、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1.经济区空间结构差异。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由各自起龙头作用的经济极核区和广阔的经济腹地构成，是有内在经济联系和协调发展机制的极化经济区。从整体上看，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同质经济区特征十分明显，与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差异十分显著。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从整体上看属于异质经济区，各经济区内部表现为异质性或集聚性;东、中、西部经济地带内部表现为同质性。这就说明，在纵向划分的三大经济地带的同一个大经济地带板块内，经济同质性就意味着更多的竞争，而异质经济要素和资源的互补性又不在同一个大经济地带;在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空间结构中，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和互补性是在同一个大经济区板块内，因而有利于协调经济极核区与经济腹地的分工与合作，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的基础上，推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指向优化方向演化。2.协同发展机制差异。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缺失增强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区域经济核心实力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优势、企业群体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而这些优势又取决于区域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程度和范围。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割裂了东部沿海区域资本、技术优势与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优势的互补关系，造成东部资本、技术要素和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要素空间异质特征难以协同，环境资源利益补偿机制缺失，核心城市群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不利于区域经济整合(张子云、于武、杨柏，2007)，难以保证经济要素高效使用和升级换代，使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并没有实现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预期。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本质是具有拓展横向经济分工与合作内在联系的经济区，具有人流、物流、资本流等内在联系机制，一体化运行从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提升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的“驱动力”，具备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三大泛经济区中的东部经济极核区拥有广阔经济腹地，不仅使经济腹地能更好地接受沿海经济极核区的辐射和带动，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要素的有序流动，沿海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和腹地空间，从而使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沿海大城市群得到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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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方法

在物理学中，耦合是指2个或2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2]。从协同性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及其协调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的走向，即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机理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因此，本研究构建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耦合模型，分析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2个子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影响的程度，最后通过协调度函数计算2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情况。

1.1耦合度模型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Capacitivecoupling）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得到n维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度原始模型。定义C2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由公式（2）可知，C2介于0和1之间。当C2趋向于0时，则认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系统处于耦合失谐状态，即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当C2趋向于1时，则认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耦合系统处于高效耦合状态，即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二者高度耦合。

1.2权重确定计算权重通常采用的方法有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但这2种方法的主观性较强，往往会使评价的结果发生偏差。本研究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熵权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信息熵是指事物属性及标识的集合或反映事物信息量的集合。一般来说，若某个指标的信息熵Ej越小，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综合评价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越大，其权重也就越大。相反，某个指标的信息熵Ej越大，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小，提供的信息量也越少，在综合评价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小，其权重也就越小。

1.3协调度函数根据前述模型可计算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程度，它对于判断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耦合作用的强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耦合度并不能反映2个子系统之间的整体协同发展情况。因此，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函数，通过计算2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真实反映2个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情况。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公式如下。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综合调和指数，反映了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整体协同效应；a，b为待定系数，考虑到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对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同等重要，因此，a，b同取0.5。参照相关研究成果，根据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D以及2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将耦合系统按照协调度的高低划分为4个一级分类层次和12个二级分类层次（表1）。

2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川西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年的相关统计资料，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多层次、连续性、独立性、系统性等原则，兼顾方便在GIS中存取表达和计算，本研究从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结构、区域经济效益、区域可持续发展4个方面共计11个指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U1），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4个方面共计11个指标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U2）。具体指标体系列于表2。

3结果与分析

根据信息熵理论，求得指标体系的权重（表3）。再根据耦合度函数、协调度函数求得2个系统耦合度（C）、综合调和指数（T）、耦合匹配度（D）（表4）。将2009—2013年川西4个市（州）的耦合协调度导入ArcGIS，分析5a来川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图1）。从表4和图1可以看出，川西地区的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雅安市2009—2013年中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度跨越了几个类别，可以从地区及时间跨度2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地区上来看，雅安市、凉山州的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同发展的程度要明显好于甘孜州与阿坝州。2012年以后，雅安市与凉山州的耦合协同发展的水平达到了优质协调发展的程度。从具体协调类型上可以看出，凉山州除2012年外，其他年份的数据表明，经济发展要快于农业现代化建设，而雅安市正好相反，5a间农业现代化建设都要略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说明雅安市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凉山州、甘孜州和阿坝州。甘孜州与阿坝州截止到2013年，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仍然处于濒临失调的状态，从具体协调类型上来看，都是经济发展严重超前，而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从时间跨度上来看，2009—2013年5a间，耦合协调度上升最快的是雅安市，凉山州略有上升，甘孜州与阿坝州则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雅安市在2009年处于失调发展阶段，经过5a的发展2013年已达到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凉山州虽然上升幅度较缓，但除2009年处于勉强调和阶段外，其他年份都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甘孜州与阿坝州5a来基本维持在同一阶段，耦合协调程度并未有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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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我国东、西部划分采用国家三大地带的划分，其中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西部省份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文章中选取极差、标准差来反应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的绝对差异，对于比较区域旅游发展差异不可能面面俱到，国际外汇收入作为一个区域旅游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本文将选取国际外汇收入作为代表性的要素，比较分析东、西部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变化。

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0-2010）》提供的我国东、西部各省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分别计算我国东、西部两大地带间各省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极差R和标准差S，所得结果如表2-1所示。从表2-1中可以看出，东部省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极差普遍高于西部省份，并且历年的极差东部大约是西部的8倍，同样标准差也是东部高于西部，且大概是西部的8倍，这就说明东部省份内部的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远大于西部省份。我们141可以看到东西部所有省份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极差高于东部，说明东西部所有省份的差异比东部省份的差异还大，这进一步说明我国东西部的旅游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1）我国东西部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不断扩大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来看，2000年的东、西部旅游外汇收入极差为410949万美元，标准差为98707，2010年东、西部旅游外汇收入极差为1237662万美元，标准差为288771，极差和标准差十年间扩大了3倍。

（2）西部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低于东部区域2000年东部旅游外汇收入极差为400338万美元，标准差为118888，到2010年极差为1206025万美元，标准差为324500，十年间极差和标准差扩大了3倍；2000年西部旅游外汇收入极差为33630万美元，标准差为10640，到2010年极差为131766万美元，标准差为44488，十年间极差和标准差扩大了4倍。

（二）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相对差异变化过程

极值比率（L）是用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相对差异的指标，即旅游外汇收入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率，L值越大，表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情况越严重。变异系数（C•V）即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是衡量相对差异的一种常用指标，能够较为全面的反映区域间旅游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程度，C•V值越大，表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越大。我国东西部两大地带间各省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极差比率L和变异系数C•V计算如下（表2-2），其中极差比率取整数，变异系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1）东、西部区域内旅游极差比率趋于稳定，且东部极差比率略低于西部东部极差比率均值为43，西部极差比率均值为257，东、西部所有省份极差比率均值为2830，东、西部总体相对差异远大于各自内部相对差异。

（2）东、西部总体变异系数和东部变异系数呈下降趋势，而西部变异系数呈上升趋势东部变异系数从2000年的1.18下降到2010年的0.91，东、西部总体的变异系数从2000年的1.64下降到2010年的1.36，西部变异系数从2000年的0.92上升到2010年的1.15。

二、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多指标测度分析

借鉴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取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数、旅游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旅游总收入相当于GDP百分比、星级饭店总数、旅行社总数和景区总数9大指标来反映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将我国东西部省份进行分类并求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以测度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程度。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我国东西部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按照上述9大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采用欧氏距离进行聚类分析，类间距的计算采用组间平均连接法。聚类结果显示，我国东西部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分为三类，其中广东省为第一类地区，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辽宁在第二类地区，第三类地区包括贵州、河北、四川、云南、福建、重庆、广西、陕西、天津、、海南、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这和传统的东、西部两地区划分有很大区别。为了对各区域的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可以先求出三个主成分在各个指标上的得分，然后再求出东西部各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F）。

其计算公式为：其中，F代表综合得分，ix代表第i个主成分的权重，即第i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与三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之和的比值，iF代表第i个主成分的得分。我们将数据代入公式后得到我国东、西部各省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得分表（表3-3），并按降序排列。

由表3-1和表3-3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第一类的广东地区综合得分远高于我国东西部各地区的平均得分水平，可以归纳为“区域旅游经济综合水平发展超前”的一类；第二类的六个地区综合得分略高于各地区的平均得分水平，可以将这一类归纳为“区域旅游经济综合水平发展较快”的一类；其余的十五个地区的综合得分均低于东西部平均分，归纳为第三类“区域旅游经济综合水平发展滞后”。

三、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非均衡协同发展对策分析

区域旅游发展非均衡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深入分析研究区域旅游差异，对于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促进旅游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针对我国东西部区域旅游发展现状和区域间的差异，本文给出关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建议，以更好的促进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

（1）建立专门的区域旅游管理机构协同发展的旅游区是一个大的旅游系统，要求系统内部中各要素能自由流通，这就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要树立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思想，建立专门的区域旅游管理机构来促进区域旅游经济的协同发展。管理机构应配合东西部区域旅游经济协同发展的现状，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出台相应的旅游法规，为各级政府和旅游企业的活动提供一个行为规范，为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规范的法律环境。同时，东西部都要以各自的区域旅游比较优势为整合的最根本基础，加强旅游互补性强的资源之间的区域合作，重视各旅游区互补性整合的组织实施，建立一个可调控的过程，以免偏离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模式的整合预期目标。

（2）完善区域竞合机制，构建区域旅游系统网络旅游地之间的竞争关系客观存在，但区域旅游合作进程的加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旅游地之间的外显竞争。一方面，东西部应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化程度，可以定期举办各种经验交流会，探讨和制定适合区域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西部各省要通过经验交流会多向东部省份借鉴旅游发展经验；也可以建立统一的区域旅游合作协调机制，为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以促进旅游合作机制的制度化。

（3）优化整体布局，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区域旅游的空间结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为此，针对东西部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区域差异，必须认真分析各省区旅游发展现状和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上，优化东西部区域旅游发展的总体布局。为实现东西部区域旅游的持续协调发展，在优化省区旅游整体布局的基础上，还应该协调多方主体，在谋求区域旅游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区域旅游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三者的关系，增强区域旅游可持续协调发展的能力和潜力，实现旅游业的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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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经济区是2010年4月6日获批的我国第八个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包括以沈阳为核心的八个辽宁中部城市。其中，沈阳、抚顺和鞍山经济发展态势较好，而辽阳、阜新和铁岭经济发展相对较弱。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要以协调发展作为主要发展战略，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以产业体系的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因此，区域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取决于区域内优势产业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区域内的潜在优势产业对区域经济的未来发展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一、产业协调发展对沈阳经济区的意义

在沈阳经济区内大力发展其优势产业，用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增强区域内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明确优势产业的成长路径，一方面可以使地方政府少走弯路，合理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使优势产业的内在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二、沈阳经济区优势产业分析

沈阳经济区产业基础较好，各个城市都已经具有了自身的优势产业，在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加强与其他城市的合作和共赢，使得整个经济区的综合竞争力快速提升。

资料来源：根《辽宁统计年鉴（2015）》、《沈阳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信息网

通过定量分析，横向比较2014年沈阳经济区产值及三大产业结构可以发现，总体来说8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的排序都是为二、三、一，但其比重中存在明显差异。营口近几年依靠港口经济发展，第二、三产业比重提升幅度较大。阜新、铁岭由于是我省的粮食主产地，第一产业比重较大，整个经济区内的产业结构趋同。这样的产业结构会导致各地区产业重叠，造成重复建设，通过经济区内的产业协同发展方式，可以使经济区内的产业得到优化，更有效的利用资源把各个城市的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并能够有助于产业链的延长和加深，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和产品的附加值。

根据分析可以确定沈阳经济区的优势产业如下：

1.高端装备制造业：主要以沈阳为中心，沈阳目前已经拥有了以沈阳机床、沈飞集团、北方重工、新松机器人为龙头的新型装备制造业研发、制造中心，产品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其他七个城市应该积极开展装备制造业的配套产品的生产和研发，形成一个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和优势互补的发展方向。

2.生物制药产业

目前在本溪和桓仁已经建立了由辽宁成大、东北制药、天津天士力、吉林修正药业等国内知名制药企业入驻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沈阳药科大学也搬迁到本溪，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医药产业体系。

3.钢铁深加工产业

沈阳经济区内拥有鞍钢、本钢、抚顺特钢、营口新鞍钢、北钢等诸多大型钢铁企业，伴随着6年发改委钢铁企业去产能的政策，以粗钢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不再具有竞争力，经济区内的钢铁企业应该客观评估自己的资源、技术优势，发展适合的钢铁产品深加工生产和特种钢材的生产，继续保持钢铁基地的优势。

4.农、林产品加工产业

沈阳经济区内在农产品方面的龙头企业沈阳辉山，铁岭坚果、菌类等农产品极具特色，阜新地区的农业资源优势形成产业集群，并应加大力度开展休闲农业一体化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建设全国的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林业产业方面新民的纸浆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带动了纸浆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发展。

5.石化产业

沈阳经济区的抚顺、辽阳是全国重要的炼化基地，在石化产品产业链方面有了延展和深入，按照国家发改委对沈阳经济区建设的配套改革意见可知当下石化产业重点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环保和精细化工生产为主的石化产业链。

6.汽车产业

沈阳作为自主品牌汽车华晨、合资品牌汽车华晨宝马以及上海通用北盛汽车的整车生产地，对工业产值的贡献率超过30%，在这三大品牌的带动下，诸多零配件生产企业落户沈阳，华晨宝马铁西工厂的投产使用将带动沈阳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行业。我国的专用车生产基地落户铁岭，基地内已入驻企业近百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

三、沈阳经济区产业协调发展的对策

1.沈阳经济区产业架构

今年4月，国务院批复沈阳、大连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沈阳经济区的架构要以促进沈大高新示范区协同发展为方向，以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为目标。构建双核心、多轴线的产城融合模式。更好的发挥沈阳、大连两个副省级城市的极核作用，构建城市联动体系。

实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产城融合的阶段目标。例如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沈阳的中德产业园与大连金普新区可以通过城市联动的模式实现跨区域联动，形成技术上的战略联盟，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结合产业区各城市优势产业特点在城际交接带处构建特色产业园，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这样的轴线更具有延展性和发散性。例如在沈抚连接带发展汽车零部件加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在沈本城际带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园，使本溪这个资源型城市从钢铁城市转变为现代化药都。在沈阜城际带大力发展专业物流园区，为经济区第一第二产业做好物流服务。在沈辽鞍辽南连接带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园、钢铁、石化深加工的产业发展，这是经济区的支柱行业，做大做强才能具备竞争力，高科技人才的配套也尤为重要。

以沈阳为极核，兼顾与大连的战略联盟关系，在东西南北各方位都形成城际连接带的产业园区，这样的模式可以实现多城多方位的联动，达到最好的协同发展的效应，也能够加速产城融合的发展，对于沈阳经济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会起到极好的促进作用。

2.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在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过程中，沈阳经济区的农业产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目前除铁岭和阜新外，其他六市农业比重都保持在5%左右。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的体系基本形成，要加大对农业示范企业、农业新兴行业的规模化培育，打造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宽，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和特色化。

3.调整工业布局重点发展优势产业

根据本文分析可知，沈阳经济区各城市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和历史背景导致当前的工业各行业发展水平不均衡，虽然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各自的优势产业不同，各地区应该认真审视自身的资源和已有的优势产业，改变重工业发展的思路，集中资源做大做强支柱产业。逐步向高附加值，高端市场迈进，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技术革新，在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型产业、电子信息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4.培育具有特色的现代服务业

沈阳经济区是我国唯一一个以新型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试验区，作为与工业化相辅相成的现代服务业，则需要具备提高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形成的能力和特色。在金融、物流、法律、信息服务、旅游和会展业等第三产业增加特色，实现与工业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促进。

5.产业集群战略在发展沈阳经济区优势产业的应用

前文分析了沈阳经济区的优势产业，由此可形成的优势产业链，通过产业集群的培育，实现产业集聚和技术集聚，延伸产业链，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形成一般产业互补的协作体系。

仍然以前文所述的优势产业为核心首先l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这是国家战略基础产业，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母机，科技含量高，对其他产业有联动作用，进而实现输变电设备、冶金矿山设备、石化设备的高端发展。

其次沈阳经济区的汽车产业也是颇具有潜力的产业，汽车产业对于钢铁、石化、电子等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极为明显。宝马汽车产业园这样规模化，集合程度较高的汽车产业集群对于经济区的汽车产业发展以及相关行业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6.打造有深度、有广度的优势产业链

在制定对策时要把沈阳经济区当成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各地区政府要把整个经济区的协同发展放在首位，要打破地区和行业限制，避免产业结构重复建设，避免产业雷同，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关联度和互补性，形成差异发展的局面。在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领域不断延展产业链条，向精深化方向发展，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

7.加强极核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