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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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传导 辨析

相关概念比较

(一)关于金融危机的定义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is)界定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侧重从金融指标的统计学意义上界定了金融危机的内涵。如果从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上定义其内涵,Mishkin认为金融危机就是一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变得太严重,以至于金融市场不能够有效地将资源导向那些拥有最高效率的投资项目而导致的金融市场崩溃。关于金融危机的定义还有很多,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研究角度的不同就会得到不同定义以及派生的概念。本文研究的金融危机传导及其相关概念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现象。

(二)金融危机传导及相关概念

1.金融危机的传播(spread)。“Spread”是一个很普通常用的词汇,在文献中较为常见,主要是指传播;散布;蔓延;扩散的含义。冯芸(2002)认为金融波动是金融系统的固有特征,金融产品的价格随着受到多种复杂因素影响的供需变化而上下涨跌是必然规律。因此,金融危机是一种波动,然后由波动到危机、由传播到传染的过程。“传播”这个概念强调金融市场的内在波动性。

2.金融危机的传染(Contagion)。在众多的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献中,“Contagion”的使用频率最高。英文含义为疾病的接触传染,运用在金融危机中采用其引伸义。不同的理论对传染的解释差异较大,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比较公认的看法。Forbes & Rigobon(2001)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传染定义或者定义传染的方法。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金融危机的传染分三个层次:宽定义、限制性定义和严格限制性定义。宽定义界定传染是冲击的跨国传递和一般性的跨国溢出效应。限制性定义界定传染是超越了国家间的基本联系和共同冲击之外的跨国相关性或对他国冲击的传递。严格限制性定义界定相对于平静时期,在危机时期跨国相关性增加就是传染(姚国庆,2005)。Masson(1998)通过一个简单的包含两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型分析季风、溢出和传染效应,说明当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处于某一范围内出现多均衡点,金融危机的传染是多重均衡改变的结果。冯芸(2002)将传染作为传播的特殊情况,并从传播的角度定义传染,即特定国家的冲击演变为同样影响其他国家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冲击。

3.金融危机的传导(Transmission)。“Transmission”是对金融危机传导的多数翻译,《牛津高阶英汉双解字典》翻译的含义是“传播”;“传递”;“传达”;“传染”,其原因货币传导机制多数使用“Transmission”一词,而货币传导机制与货币危机联系紧密。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是“Conduction”,这种看法较为不妥,因为其含义为电流或者热量的传导,不能用于抽象意义上的传导。安辉(2003)从两个层面定义金融危机的传导,狭义的金融危机的传导主要是接触性传导,是贸易和金融溢出效应的结果,即一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实际经济或金融方面的相互衔接,使得局部或全球性的冲击在国际间传播。广义的金融危机的传导泛指一国金融危机的跨国的传播和扩散,导致许多国家同时陷入金融危机。

4.金融危机的传递(Delivery)。“Delivery”的英文含义是递送或者投递信件等,很少用在抽象意义的表达上。宋清华(2000)认为金融危机可以在国与国之间传递,并把金融危机的传递机制解释为接触传染机制和相似传染机制。石俊志(2001)认为金融危机的传递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市场或不同领域之间的传递与扩散的过程;另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传播与扩散过程。传递在金融危机的研究中使用较少,并不常见。

5.金融危机的扩散(Spread):陈学彬(2001)认为金融危机的过程是投机者、本国公众、外国公众、本国政府、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方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的过程。博弈个案实力对比、利益格局和所获信息的变化导致危机的扩散。“Spread”作为扩散理解,在中英文的文献中经常使用,这个词语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在多数文献中得到认可。但这个词汇并很少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这个概念过于宽泛,不能准确表达研究目的。

(三)金融危机传导及其相关概念使用特点比较

1.用语比较。金融危机相关近义词运用在不同的理论中,如果需要分辨其中的差异,那么还是需要正本清源,回到这些词语的词源上进行比较。《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辞典》和《当代汉语词典》对这些词语的解释各有侧重,“传播”侧重于散布,散播,广泛散布,用电波或者符号传送消息。“传染”本意指病原体从有病的生物体侵入别的生物体内,引申为一方对另一方给以影响。“传导”侧重导向,如热或电等能量由物体的一部分传至其他部分。神经把外界刺激传向大脑。“传递”侧重递送,由一方交给另一方。“扩散”则是扩大并散开,这些词语有自身各自的特点,“传递”多用于具体含义,“传染”具有强烈情感色彩而“传递”是没有中间媒介的。

2.使用频率比较。由于金融危机本身是复杂的,金融危机的研究也就不能用统一的理论进行解释。从研究者的使用频率上来看,采用传播和传递两个词语研究金融危机的文献较少。金融危机传播是把金融危机过程解释为金融市场波动、危机、传播、传染的演变发展过程,强调波动的度量。金融危机传播传递在语用上多为具体行为,所以渐渐地离开人们的视野。研究者的频率使用的传染、传导和扩散三个词语。传染一词的原意是病原体从有病的生物体传到别的生物体。单从词义上理解,传染本身也包含有市场波动的扩散和延续,但是它还具有比波动传播更深一层的含义。而在具体解释金融危机传染机制以及传染途径时,需要对其具体的渠道进行分析,此时采用危机的传导更能够体现事物发展的方向性。因此,姚国庆(2005)认为所谓的传导机制和传染机制都是指一种传递机制,只不过它们分析的范围不同。传导机制通常假设传递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下进行的,指一国内部金融危机如何扩散。而传染机制则是指一国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扩散到有关的国家,从而形成国际性金融危机。

3.概念界定比较。在金融危机传播、传染、传递、传导与扩散这五个概念中,界定模糊的是扩散和传播,这两个概念在正式与非正式用语中都频繁出现,用这两个词语研究金融危机没有针对性。而传导是这五个词语中,最强调方向性的概念。在金融危机的渠道研究、机制研究等较为常用。相对于传导而言,对于传染的界定存在很大差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两个国家位于同一个的地理区域,市场结构和历史有许多相似性,相同的跨国市场联系始终存在,冲击的传递不应看作是传染;另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冲击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即使跨国市场联系没有重大变化,这种传播也构成了传染。综上所述,这五个概念的界定清晰程度不一,需要具体考虑概念研究的对象。

金融危机传导及其相关概念的分类

在对金融危机的过程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使用最多的概念是传导和传染。下面把金融危机传导按照常见的划分方法归纳如下:第一,按接触程度划分为接触性金融危机传导(传染)和金融危机传导(传染)。第二,按国界划分国内金融危机传导(传染)和国际金融危机传导(传染)。第三,按是否封闭经济体系划分为金融危机传导(传染)和金融危机传导(传染)。第四,按金融危机媒介类型划分为货币危机传导、债务危机传导、信贷危机传导等。

金融危机传导及其相关概念的综合解释

整个金融危机从开始到结束划分为形成、爆发、传染、扩散、蔓延、平息六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危机的传染的含义更加明确,破坏性的后果更加鲜明。因为金融危机具有极大的经济破坏力,是金融泡沫破灭引起的金融海啸。只要牵连在内的经济体,金融危机都会对它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样的划分反映出投资者对于金融危机的集体恐慌,这种恐慌不是个别企业或个别行业,而是整个国家和多个国家。因此,对于金融危机传染的研究多数为金融危机的效用研究,也就是溢出效应、季风效应和净传染效应的研究。如果说传染侧重强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那么传导侧重强调金融危机渠道的方向性,使得金融危机研究的途径具体化。人们可以分析金融危机传导的渠道,分阶段描述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传导是贯穿于整个过程中。在这个危机过程中,扩散刻画的是传染的进一步延续,因为这个词语是中性的概念。金融危机爆发到结束都可以使用扩散。在这个综合解释中,放弃了传递和传播,主要原因在于这两词语难以刻画具体的金融危机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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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琛：《金融危机提速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2008-11-17）

[5]孙洪波：《国际金融危机对西半球国际格局潜在影响》社科院网站

[6]赵青海：《2008：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前行》《半月谈》，2008年12月24日

[10]张世平：《金融危机・国际格局与中国安全》，《中国国防报》2009年7月21日。

[11]张世平：《金融危机・国际格局与中国安全》，《中国国防报》2009年7月21日。

[12]李兴：《危机与国际格局》，《中国财经报》2009年7月10日。

[13]方祥生：《重回“十字路口”的国际格局》，《光明日报》2008年12月24日。

[14]赵青海：《2008：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前行》《半月谈》，2008年12月24日http：///world/2008-12/24/content_10552177.htm

[15]参见叶自成：《对中国多极化战略的历史与理论反思》，《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期；

[16]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17]引自佐佐木优：《伊拉克战后美国力量的前景―五位著名专家的美国政治理想》，日〈世界周报〉2003年5月20日；

[18]亨廷顿：《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外交》双月刊1999年3―4月号。亨廷顿：《正在形成的另一种世界秩序》，泰国《曼谷邮报》2001年1月28日。

[19]转引自赖斯：《多极世界不能促进和平》，赖斯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讲话稿，2003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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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前，会计的发展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序的、自由放任的状态之中，会计准则还属于一种非正式规则。20世纪初，随着经济业务的复杂化，会计职业界首先感到了会计管制的必要性，人们开始要求使用统一的会计规范。1906年，针对当时铁路行业对重置会计的滥用，美国制定了赫本法案（HepburnAct），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为铁道业制定一套统一的会计制度，铁路业成为最早受到会计管制的行业。1917年，美国公众会计师协会（AAPA，现已改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发表了现代会计的第一份权威性指南《统一会计》（TheUniformAccounting），标志着人类开始通过会计规范对会计行为实行管制时代的到来。

一、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

1929爆发了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市场大跌价。几周之内，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约260亿美元失去了，大体相当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支出的费用。通商，贸易流通中的交换手段被冻结，制造业的残骸到处都是，农民找不到产品的销售市场。成千上万的多年储蓄化为乌有。

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松散的会计实务和对创造性会计的滥用被指责为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为了响应纽约证交所的要求在大萧条中逐渐恢复公众和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公允性的信心，国会成立了SEC，它有权规定财务报告编制中会计处理方法，并确保上市公司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这一机构先于确定GAAP的主体成员之前就开始运作，可以看到政府对规范会计准则的急切心情。随后，SEC着手组织会计职业界制定GAAP，投票决定了依靠民间机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制定的制度，SEC希望能够通过对其施加压力来影响会计准则。

二、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M.ZubaidurRahman向该组织提交了一份名为《会计披露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吸取的教训》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一般特征、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区域内国家会计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会计审计准则质量较差、会计信息使用者忽视了引发金融危机的诸种要素，严重降低了公司和银行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会计在金融危机预警中应发挥的作用，提出各种有助于提高会计披露质量和透明度的建议：如风险集中与会计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与会计披露、或有负债问题与会计披露等。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宣告成立，倡导在全球推出统一的会计标准，其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已在13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

三、美国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subprime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危机蔓延之初，会计准则一度成为千夫所指。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允价值条款。经济危机期间，欧美政治家、银行家们纷纷将矛头对准了按市价计算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认为正是这种会计方法导致了危机的恶化。2008年12月30日，SEC向国会提交报告表示，公允价值条款不可废止，但应修改完善。随即，IASB计划推出与银行资产减记有关的减损支出披露准则，要求公司公布在不同减损模型下计算得出的公司资产价值有何不同。同时，IASB还拟于2009年开展对减损准则的全面修订，并有望在2009年内推出。

四、经济危机下对会计规范制定的反思

（一）需要客观看待会计规范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准则会对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完全无偏的准则是不实际的，会计准则的改变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适时地调整准则可以在危机中提振市场信心，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当然，会计准则并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可能靠它解决经济危机。正如80年代银行危机出现时，许多人认为这是70年代的会计准则15号公告的后遗症，它并未消除危机，只是延迟了危机。

（二）需要在危机中发现会计规范的缺陷

准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如前所述，8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公允价值被认为比历史成本更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在这一轮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的缺陷暴露无疑。金融业的利润在经济形势好时，由公允价值计量的利润被高估，夸大了对经济的乐观预期;经济形势不好时，资产的市场定价往往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数据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不高，这误导了投资者，使他们对低迷的金融环境更加悲观。因而，公允价值会计只是通过财务报表提供公司各项资产要素的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个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意味着公允价值会计反映的公司价值也是相对的。

（三）需要构建更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

会计准则实质是为了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而在危机中准则制定机构的立场很可能屈从于政治需要。为了防止在危机中出现“救火式”的准则，需要构建一个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简称CF）并作为准则制定的理论基础，使具体的准则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有助于FASB更能体现公众利益。从理论上讲通过CF的研究，逐步确立了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化思想，并使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化，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的内容也更加集中，这样也避免了在每次经济危机中，会计准则都成为危机“替罪羊”的尴尬局面，帮助会计准则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权威。

参考文献

[1]亚洲金融危机的会计原因[J].

[2]黄平,简剑辉.经济危机与会计披露监管演进分析[J].财经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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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尽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却能同时用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拯救危机，因为它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

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超越了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转好就和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

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

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

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战指的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中国模式是个统称概念，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最为重要的指标。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无穷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社会正义和环保压力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应付，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就很难持续。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可持续性、环保和社会公平成为了新模式的主题词。

转型机会的流失

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