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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传导 辨析
相关概念比较
(一)关于金融危机的定义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Financial Crisis)界定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侧重从金融指标的统计学意义上界定了金融危机的内涵。如果从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上定义其内涵,Mishkin认为金融危机就是一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变得太严重,以至于金融市场不能够有效地将资源导向那些拥有最高效率的投资项目而导致的金融市场崩溃。关于金融危机的定义还有很多,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研究角度的不同就会得到不同定义以及派生的概念。本文研究的金融危机传导及其相关概念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现象。
(二)金融危机传导及相关概念
1.金融危机的传播(spread)。“Spread”是一个很普通常用的词汇,在文献中较为常见,主要是指传播;散布;蔓延;扩散的含义。冯芸(2002)认为金融波动是金融系统的固有特征,金融产品的价格随着受到多种复杂因素影响的供需变化而上下涨跌是必然规律。因此,金融危机是一种波动,然后由波动到危机、由传播到传染的过程。“传播”这个概念强调金融市场的内在波动性。
2.金融危机的传染(Contagion)。在众多的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献中,“Contagion”的使用频率最高。英文含义为疾病的接触传染,运用在金融危机中采用其引伸义。不同的理论对传染的解释差异较大,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比较公认的看法。Forbes & Rigobon(2001)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传染定义或者定义传染的方法。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金融危机的传染分三个层次:宽定义、限制性定义和严格限制性定义。宽定义界定传染是冲击的跨国传递和一般性的跨国溢出效应。限制性定义界定传染是超越了国家间的基本联系和共同冲击之外的跨国相关性或对他国冲击的传递。严格限制性定义界定相对于平静时期,在危机时期跨国相关性增加就是传染(姚国庆,2005)。Masson(1998)通过一个简单的包含两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型分析季风、溢出和传染效应,说明当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处于某一范围内出现多均衡点,金融危机的传染是多重均衡改变的结果。冯芸(2002)将传染作为传播的特殊情况,并从传播的角度定义传染,即特定国家的冲击演变为同样影响其他国家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冲击。
3.金融危机的传导(Transmission)。“Transmission”是对金融危机传导的多数翻译,《牛津高阶英汉双解字典》翻译的含义是“传播”;“传递”;“传达”;“传染”,其原因货币传导机制多数使用“Transmission”一词,而货币传导机制与货币危机联系紧密。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是“Conduction”,这种看法较为不妥,因为其含义为电流或者热量的传导,不能用于抽象意义上的传导。安辉(2003)从两个层面定义金融危机的传导,狭义的金融危机的传导主要是接触性传导,是贸易和金融溢出效应的结果,即一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实际经济或金融方面的相互衔接,使得局部或全球性的冲击在国际间传播。广义的金融危机的传导泛指一国金融危机的跨国的传播和扩散,导致许多国家同时陷入金融危机。
4.金融危机的传递(Delivery)。“Delivery”的英文含义是递送或者投递信件等,很少用在抽象意义的表达上。宋清华(2000)认为金融危机可以在国与国之间传递,并把金融危机的传递机制解释为接触传染机制和相似传染机制。石俊志(2001)认为金融危机的传递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市场或不同领域之间的传递与扩散的过程;另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传播与扩散过程。传递在金融危机的研究中使用较少,并不常见。
5.金融危机的扩散(Spread):陈学彬(2001)认为金融危机的过程是投机者、本国公众、外国公众、本国政府、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方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的过程。博弈个案实力对比、利益格局和所获信息的变化导致危机的扩散。“Spread”作为扩散理解,在中英文的文献中经常使用,这个词语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在多数文献中得到认可。但这个词汇并很少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这个概念过于宽泛,不能准确表达研究目的。
(三)金融危机传导及其相关概念使用特点比较
1.用语比较。金融危机相关近义词运用在不同的理论中,如果需要分辨其中的差异,那么还是需要正本清源,回到这些词语的词源上进行比较。《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辞典》和《当代汉语词典》对这些词语的解释各有侧重,“传播”侧重于散布,散播,广泛散布,用电波或者符号传送消息。“传染”本意指病原体从有病的生物体侵入别的生物体内,引申为一方对另一方给以影响。“传导”侧重导向,如热或电等能量由物体的一部分传至其他部分。神经把外界刺激传向大脑。“传递”侧重递送,由一方交给另一方。“扩散”则是扩大并散开,这些词语有自身各自的特点,“传递”多用于具体含义,“传染”具有强烈情感色彩而“传递”是没有中间媒介的。
2.使用频率比较。由于金融危机本身是复杂的,金融危机的研究也就不能用统一的理论进行解释。从研究者的使用频率上来看,采用传播和传递两个词语研究金融危机的文献较少。金融危机传播是把金融危机过程解释为金融市场波动、危机、传播、传染的演变发展过程,强调波动的度量。金融危机传播传递在语用上多为具体行为,所以渐渐地离开人们的视野。研究者的频率使用的传染、传导和扩散三个词语。传染一词的原意是病原体从有病的生物体传到别的生物体。单从词义上理解,传染本身也包含有市场波动的扩散和延续,但是它还具有比波动传播更深一层的含义。而在具体解释金融危机传染机制以及传染途径时,需要对其具体的渠道进行分析,此时采用危机的传导更能够体现事物发展的方向性。因此,姚国庆(2005)认为所谓的传导机制和传染机制都是指一种传递机制,只不过它们分析的范围不同。传导机制通常假设传递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下进行的,指一国内部金融危机如何扩散。而传染机制则是指一国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扩散到有关的国家,从而形成国际性金融危机。
3.概念界定比较。在金融危机传播、传染、传递、传导与扩散这五个概念中,界定模糊的是扩散和传播,这两个概念在正式与非正式用语中都频繁出现,用这两个词语研究金融危机没有针对性。而传导是这五个词语中,最强调方向性的概念。在金融危机的渠道研究、机制研究等较为常用。相对于传导而言,对于传染的界定存在很大差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两个国家位于同一个的地理区域,市场结构和历史有许多相似性,相同的跨国市场联系始终存在,冲击的传递不应看作是传染;另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冲击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即使跨国市场联系没有重大变化,这种传播也构成了传染。综上所述,这五个概念的界定清晰程度不一,需要具体考虑概念研究的对象。
金融危机传导及其相关概念的分类
在对金融危机的过程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使用最多的概念是传导和传染。下面把金融危机传导按照常见的划分方法归纳如下:第一,按接触程度划分为接触性金融危机传导(传染)和金融危机传导(传染)。第二,按国界划分国内金融危机传导(传染)和国际金融危机传导(传染)。第三,按是否封闭经济体系划分为金融危机传导(传染)和金融危机传导(传染)。第四,按金融危机媒介类型划分为货币危机传导、债务危机传导、信贷危机传导等。
金融危机传导及其相关概念的综合解释
整个金融危机从开始到结束划分为形成、爆发、传染、扩散、蔓延、平息六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危机的传染的含义更加明确,破坏性的后果更加鲜明。因为金融危机具有极大的经济破坏力,是金融泡沫破灭引起的金融海啸。只要牵连在内的经济体,金融危机都会对它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样的划分反映出投资者对于金融危机的集体恐慌,这种恐慌不是个别企业或个别行业,而是整个国家和多个国家。因此,对于金融危机传染的研究多数为金融危机的效用研究,也就是溢出效应、季风效应和净传染效应的研究。如果说传染侧重强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那么传导侧重强调金融危机渠道的方向性,使得金融危机研究的途径具体化。人们可以分析金融危机传导的渠道,分阶段描述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传导是贯穿于整个过程中。在这个危机过程中,扩散刻画的是传染的进一步延续,因为这个词语是中性的概念。金融危机爆发到结束都可以使用扩散。在这个综合解释中,放弃了传递和传播,主要原因在于这两词语难以刻画具体的金融危机过程。
参考文献:
[4]王琛:《金融危机提速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2008-11-17)
[5]孙洪波:《国际金融危机对西半球国际格局潜在影响》社科院网站
[6]赵青海:《2008: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前行》《半月谈》,2008年12月24日
[10]张世平:《金融危机・国际格局与中国安全》,《中国国防报》2009年7月21日。
[11]张世平:《金融危机・国际格局与中国安全》,《中国国防报》2009年7月21日。
[12]李兴:《危机与国际格局》,《中国财经报》2009年7月10日。
[13]方祥生:《重回“十字路口”的国际格局》,《光明日报》2008年12月24日。
[14]赵青海:《2008: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前行》《半月谈》,2008年12月24日http:///world/2008-12/24/content_10552177.htm
[15]参见叶自成:《对中国多极化战略的历史与理论反思》,《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期;
[16]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17]引自佐佐木优:《伊拉克战后美国力量的前景―五位著名专家的美国政治理想》,日〈世界周报〉2003年5月20日;
[18]亨廷顿:《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外交》双月刊1999年3―4月号。亨廷顿:《正在形成的另一种世界秩序》,泰国《曼谷邮报》2001年1月28日。
[19]转引自赖斯:《多极世界不能促进和平》,赖斯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讲话稿,2003年6月26日。
20世纪以前,会计的发展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序的、自由放任的状态之中,会计准则还属于一种非正式规则。20世纪初,随着经济业务的复杂化,会计职业界首先感到了会计管制的必要性,人们开始要求使用统一的会计规范。1906年,针对当时铁路行业对重置会计的滥用,美国制定了赫本法案(HepburnAct),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为铁道业制定一套统一的会计制度,铁路业成为最早受到会计管制的行业。1917年,美国公众会计师协会(AAPA,现已改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发表了现代会计的第一份权威性指南《统一会计》(TheUniformAccounting),标志着人类开始通过会计规范对会计行为实行管制时代的到来。
一、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
1929爆发了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市场大跌价。几周之内,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约260亿美元失去了,大体相当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支出的费用。通商,贸易流通中的交换手段被冻结,制造业的残骸到处都是,农民找不到产品的销售市场。成千上万的多年储蓄化为乌有。
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松散的会计实务和对创造性会计的滥用被指责为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为了响应纽约证交所的要求在大萧条中逐渐恢复公众和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公允性的信心,国会成立了SEC,它有权规定财务报告编制中会计处理方法,并确保上市公司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这一机构先于确定GAAP的主体成员之前就开始运作,可以看到政府对规范会计准则的急切心情。随后,SEC着手组织会计职业界制定GAAP,投票决定了依靠民间机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制定的制度,SEC希望能够通过对其施加压力来影响会计准则。
二、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M.ZubaidurRahman向该组织提交了一份名为《会计披露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吸取的教训》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一般特征、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区域内国家会计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会计审计准则质量较差、会计信息使用者忽视了引发金融危机的诸种要素,严重降低了公司和银行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会计在金融危机预警中应发挥的作用,提出各种有助于提高会计披露质量和透明度的建议:如风险集中与会计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与会计披露、或有负债问题与会计披露等。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宣告成立,倡导在全球推出统一的会计标准,其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已在13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
三、美国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subprime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危机蔓延之初,会计准则一度成为千夫所指。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允价值条款。经济危机期间,欧美政治家、银行家们纷纷将矛头对准了按市价计算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认为正是这种会计方法导致了危机的恶化。2008年12月30日,SEC向国会提交报告表示,公允价值条款不可废止,但应修改完善。随即,IASB计划推出与银行资产减记有关的减损支出披露准则,要求公司公布在不同减损模型下计算得出的公司资产价值有何不同。同时,IASB还拟于2009年开展对减损准则的全面修订,并有望在2009年内推出。
四、经济危机下对会计规范制定的反思
(一)需要客观看待会计规范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准则会对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完全无偏的准则是不实际的,会计准则的改变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适时地调整准则可以在危机中提振市场信心,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当然,会计准则并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可能靠它解决经济危机。正如80年代银行危机出现时,许多人认为这是70年代的会计准则15号公告的后遗症,它并未消除危机,只是延迟了危机。
(二)需要在危机中发现会计规范的缺陷
准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如前所述,8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公允价值被认为比历史成本更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在这一轮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的缺陷暴露无疑。金融业的利润在经济形势好时,由公允价值计量的利润被高估,夸大了对经济的乐观预期;经济形势不好时,资产的市场定价往往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数据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不高,这误导了投资者,使他们对低迷的金融环境更加悲观。因而,公允价值会计只是通过财务报表提供公司各项资产要素的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个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意味着公允价值会计反映的公司价值也是相对的。
(三)需要构建更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
会计准则实质是为了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而在危机中准则制定机构的立场很可能屈从于政治需要。为了防止在危机中出现“救火式”的准则,需要构建一个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简称CF)并作为准则制定的理论基础,使具体的准则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有助于FASB更能体现公众利益。从理论上讲通过CF的研究,逐步确立了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化思想,并使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化,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的内容也更加集中,这样也避免了在每次经济危机中,会计准则都成为危机“替罪羊”的尴尬局面,帮助会计准则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权威。
参考文献
[1]亚洲金融危机的会计原因[J].
[2]黄平,简剑辉.经济危机与会计披露监管演进分析[J].财经论丛.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尽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却能同时用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拯救危机,因为它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
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超越了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转好就和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
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
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
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战指的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中国模式是个统称概念,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最为重要的指标。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无穷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社会正义和环保压力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应付,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就很难持续。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可持续性、环保和社会公平成为了新模式的主题词。
转型机会的流失
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消费者。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7-0139-02
众所周知,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在产品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崛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中,我国的中小企业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刻,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其在财务方面的薄弱和抗风险能力差的弱点暴露无遗。尽管全球金融环境正在逐步改善,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逐步恢复,但其带给我们的启示还是值得去探讨和深思。本文将在阐述金融危机及财务风险的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探讨金融危机对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机理。
一、金融危机与财务风险
(一)金融危机的概念及特征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的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并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二)财务风险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各种难以预料和无法控制的因素,使企业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所获取的最终财务成果与预期的经营目标发生偏差,从而形成的使企业蒙受经济损失或更大收益的可能性。企业的财务活动贯穿于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中,筹措资金、长短期投资、分配利润等都可能产生风险。财务风险是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企业管理者对财务风险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风险,而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当今世界上因财务风险而倒闭破产的公司甚至是特大公司也不为少见,因此,忽视财务风险将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
二、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机理
众所周知,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危机到来后,给我国中小企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致使我国许多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为了具体说明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笔者构建了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机理。具体包括了两条路径:经济环境路径和金融环境路径。且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中小企业自身融资缺陷产生共振,加大了影响的力度。如图1所示。
(一)就经济环境而言
金融危机的经济冲击,主要表现为外需萎缩或锐减,并透过贸易、投资和服务等领域,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导致中小企业的投资以及生产经营活动全面收缩,自身造血功能下降,现金流不畅,进而带来财务风险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首先,随着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增长衰退,失业上升,居民家庭收入下降,消费减少和储蓄增加等现象。伴随着失业上升和收入下降,发达国家的进口收入需求效应显现出来,对中国出口企业的订单减少、推迟或取消。其次,人民币升值会产生出口产品的价格效应。随着人民币加速升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受到了很大冲击。尽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但对欧元、英镑和日元等汇率出现了大幅度的升值。这种升值相当于产品的价格效应,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上升会导致进口需求下降,削弱中国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下降诱发投资减少。中国是全球吸收FDI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或投资者由于受到资本市场筹资和融资的约束,无法筹措资金对新兴市场进行投资。而且,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和利润率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也减少了对投资盈利预期,从而减弱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在外部订单减少和人民币升值效应影响下,不少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或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在资金链条出现断裂的情况下,不得不削减生产或关门倒闭。
(二)就金融环境而言
金融危机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恶化,融资更加困难,外在输血能力大打折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金融危机导致国内各大金融机构惜贷,中小企业更加难于获得贷款。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影响,在于对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影响。虽然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有限,但仍促使我国银行界更加谨慎地放贷。最主要的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中小企业特别是出口型加工企业的经营业绩大幅度下降,企业的信用程度下降,更加难于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其次,金融危机导致资本市场环境恶化,直接融资渠道不畅。在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从2007年底以来,证券等资本市场受到极大影响,全球股指急剧下降,股市步入熊市,证券监管机构也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对企业的上市审批更加严格和缓慢,使得原来拥挤的上市渠道不再具有融资功能,中小企业债发行则处于遥遥无期之中。最后,政策性融资数量虽有所增加,但所发挥作用有限。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发展危机。为了维持企业生存、发展,实现经济平稳发展以及稳定就业,各级政府出台了系列政策支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如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增加财政信用担保资金,设立科技创业引导基金等。但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以及它为财政收入贡献的份额相比,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
(三)中小企业自身融资缺陷与金融危机的影响产生共振,最终扩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小企业自身融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规模较小,经营风险较大。由于中小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一般集中在老板手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一般比较缺乏长期的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较大的不确定。其二,财务制度不健全、不规范。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成立时间短、人员变动频繁,导致财务管理不规范、不稳定。其三,资产担保质量较差。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弱点和弊病使得银行在提供贷款时,要求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资产担保抵押品。而中小企业一般比较缺乏足够的固定资产和可以担保的其他资产,资产评估的费用也较高。这些都降低了中小企业得到银行抵押贷款的可能性。
三、启示与对策
以上探讨了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作用机理。这一作用机理构建给我们的启示有以下两点:其一,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经济实力有限,抗风险能力很差。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多的应该从制度层面,完善经济环境、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以及融资制度支持,而不是采取临时的救济措施。其二,中小企业也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通过结成中小企业联盟或者商会等形式,不断扩大影响力,从而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当然,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财务风险大的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顽疾,彻底根治则需要全社会力量的通力合作。
参考文献:
目前,各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归纳不同,李世忠在他的《创意产业概念析》中对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分别有了定义的归纳。他指出对创意产业的定义,世界各国基本都沿用了2001年英国出台的《创意产业图录报告》(CreativeIndustriesMappingDocuments)中所定义的:“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干,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则在2008年北京市政府通过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中被作出了最权威的定义:“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
如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释放的巨大生产力、推动力和影响力,都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曹新卓在他的《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巡览》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全球主要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英国是第一个政策性推动创意产业的国家,并最早提出了创意产业的定义和内容。1997年5月布莱尔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英国创意产业领导小组以及一系列推动政策,用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拯救英国经济困难的重要方法。自1997年起,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长率为9%,远远超过了传统工业的2.8%的增长率,英国经济逐渐从制造型转向了创意服务型。喻翠玲在《英美创意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中归纳了英国创意产业的成功经验:1.政府的大力推动;2.因地适宜的发展模式;3.有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政策。曹新卓介绍到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是美国,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版权产业,在2001年为国民经济贡献了5.24%的国内总产值。《英美创意产业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中归纳美国创意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为:1.用政策促使投资主体多元化;2.用科技推动文化产业创新;3.用国际影响力促进文化产品的出口;4.用教育培养文化产业管理人才;5.用法律保护文化产业发展。《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巡览》中介绍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日本以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特别是日本的动漫艺术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了日本的第二大支柱产业。韩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则是以在10年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形成全国的文化创意产业链。新加坡也早在1998年就将创意产业定为该国21世纪的战略产业。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下,全球各产业都受到各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也在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求发展。例如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泽珲在《金融危机之际正式文化雄起之时》一文中,用各国的历史经验总结出宏观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文化产业的机遇期。其中,他把美国、日本、韩国的经验描述为文化产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宝贵财富和精神支柱;是打破资源瓶颈的战略支点和动力引擎;是走出发展困局的本土根基和国际名片。
同样的观点还在李光斗的《创意经济迎战萧条寒冬》提到:“萧条年代,要想突出重围,用创意振兴经济是最快的捷径”。他认为创意具有巨大的改造力量,它可以改变竞争格局、改变国家、改变历史,它有力量迎战经济寒冬。
同时,中国人民全国委员会的厉无畏2009在《中国流通经济》发表的一片文章《创意产业:经济寒冬里的一股暖流》中,对文化创意产业在金融危机下的发展也持乐观态度。文中指出,创意产业是一项可以将文化资本重新组合引入经济系统的新兴绿色产业,它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面临着的更多是发展机遇,它可以通过文化含量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经济另一面实现经济崛起。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菲尔普斯在《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中认为创新与消费和竞争是促进世界经济变化的三个主要市场力量。他指出了创意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特别给出建议,呼吁中国需要在创意产业上自给自足,不依赖其他国家独立生产出更具有创新性的产品。
学界中也有持保守太度,提醒大家要认真分析情况以应变严峻形势的,例如黄志祥在《金融危机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对策》一文中,以传统报刊业的身份就不同形态的传媒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做了说明。他提到了在同样属于传媒业的不同形态的媒体们,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具有差异的。就广告收入这一项为例,以网络、移动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在金融危机中能够逆风飞扬,获得了傲人的广告收入业绩。而固守传统媒体产品、传统产业结构的报业,广告收入增长极为困难,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李艳在《职业》杂志的《在金融危机中做创意》的采访中提出了对金融危机下文化产业的发展的观点。李艳认为金融危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采访稿中提到历史的经验证明,往往在经济萧条时期,文化产业能得到更多的发展,因为人们在危机中,需要通过文化消费来缓解精神压力,从而调整再金融危机中的心态,并且增强信心。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也积极应对,相关部门也提出了针对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划以及扶持政策,如《领导决策信息》中了《10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比较》的文章,该文提到了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任务后,各地都响应号召,推出规划发展蓝图以及相关政策,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文中总结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前十名的城市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及政府支持力度。从文中的数据及表格中可以看出,这10城市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政策大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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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成为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目标之一,甚至成为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的核心。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明确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边界,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问题。从法学的角度出发,概念亦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没有限定一个严格的专门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不能看清楚问题之所在,当然也就很难能理性的思考问题了。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
在金融监管体制中,将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体自然人分为金融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而两者在实际适用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金融投资者这一概念比较明确地适用于证券期货市场,而金融消费者则主要指证券期货市场以外的信用、储蓄、支付和其他金融产品服务的购买者。显然在这一问题上,本文更加倾向于以客观的“资信授予”的标准来划分二者的界限,之所以采这一标准,主要是主观标准缺乏明确性,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当然,二者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由于综合经营的金融实践使消费者可以跨越各金融领域,实现从金融消费者到金融投资者的转变,因此二者不可能泾渭分明。
从另一个角度看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的基础是消费者,因此金融应当具备消费者的基本特点,具体到我国的现实规定:金融消费者是自然人;并且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既包括购买金融产品也包括接受金融服务的行为;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事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必须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的金融消费者(consumer)的定义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金融消费者实际上是消费者的一种类型,是消费者在金融领域的延伸。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巨大动力也使得金融机构的地位日趋强势。这种交易地位的差异是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层出不穷。如今,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活动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凭借着这种强势地位带来的在信息披露、利益分配和行为能力上的有事,记忆损害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
加强金融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重要的经验总结。有人评价这次危机认为“经济危机由一系列保护消费者的失误引起。消费者保护没有的到期应有的注意,结果导致不公平和欺骗的滋生,几乎拖垮整个金融体系。”
同时,加强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是后危机时代各国和各地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保护金融消费者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加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最终实现经济上的效率。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与机制对比分析
(一)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美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主要倚重金融法和金融监管的路径。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奥巴马签署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The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H.R. 4173其中,第四部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法案》5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CFPA 将专门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因不公平和滥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而遭受利益损害,为次级贷款、信用卡、透支费用等提供有效的消费者保护,并就热点的减轻小银行的负担,提高州监管者的权力和商人豁免规则等内容进行规定。
通过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改革消费者保护机制,注重贯彻透明度、简易性、公平性和可得性原则,从而保护消费者免收金融消费中不公平和金融欺诈等行为的侵害。这些举措,对我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英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英国的金融监管一直注重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早在1986年就通过了《金融服务法》,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金融监管的目标之一。《金融服务法》在放宽金融机构融资和信息披露标准的同时,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更为严格,强调要设立金融消费者补偿救济制度。金融危机后,英国在原来监管的基础上,也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设立专门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独立设置的监管局以消费者与参与者的利益为先,更有利于监督金融企业。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英国政府提出金融机构应该为消费者提供易于理解且高度透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且金融机构在提品和服务前还要对消费者的金融知识、经验、风险偏好、资产状况等进行充分了解,以保证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符合“合适且合理”原则。
同时,英国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成立专门的机构独立、系统、全面地开展英国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改进纠纷解决机制,明确了各机构在处理消费者投诉方面的责任,增加透明度,以帮助消费者重树信心。这一系列具体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将保护金融消费者落实到具体的机构,具体的细节,非常值得借鉴。
一、公允价值会计的内涵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并自愿的各方之间,交换一项资产或就结算一项负债时采用的金额。中国新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指熟悉市场情况的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和自愿的情况下所确定的价格,或无关联的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一项资产可以被买卖或者一项负债可以被清偿的成交价格。
公允价值会计是指某些项目(目前主要指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主要是前者)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财务会计中进行两步确认,先进行正式记录(按复式簿记要求),再计入财务报表,成为财务报表表内项目的会计模式。如果资产持有者仍继续持有,应认为它是在交易中或可供销售的资产,从而应按报告日的市价或类似资产的市价进行后续计量(即重估价),并确认公允价值的变动(即账面价值与当前公允价值的差额,相当于可实现但并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
公允价值是会计准则中的一种计量属性,目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中都要求对许多财务报表项目以公允价值计量,因此如何恰当计量公允价值成为了一项重要议题。公允价值会计目的是使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现时价值,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二、金融危机之前的公允价值会计
金融危机之前的会计强调把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引入会计,公允价值会计是财务会计未来发展的趋势。
谢诗芬、戴子礼在《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21世纪财务变革的重要前提》(2005)一文中,从价值、财务、会计的关系分析出发,指出:“不论会计或审计,都必定以价值计量为最重要之责任,而财务管理则以价值计量为一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价值是财务与会计的核心概念、本原逻辑和联结纽带。”进一步分析价值、现值、公允价值的关系,指出:“公允价值是经济学中价值概念的会计表达、是对能反映会计要素本质特征的现值概念的体现;公允价值会计就是基于价值和现值的会计。”进一步分析了公允价值概念,指出:“从纯粹的理论上推导,……必须实行全面的公允价值会计,即对所有资产和负债都运用公允价值进行初始确认计量和后续确认计量。”最后分析了财务变革对价值会计的需求:衡量和评价企业价值最大化、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和指标等财务变革呼唤“价值型会计模式”。“不论用什么方法和指标来衡量和评价价值,其中都必然会涉及到现值和公允价值会计问题。”
葛家澍先生发表《关于在财务会计中采用公允价值的探讨》(2007)。文中葛家澍先生追述了最早关于公允价值的论述。“早在 1961年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会计研究部主任Maurice Moonitz在其撰写的ARS No.1中就提到‘公允价值’这一概念。”进一步介绍了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并对公平交易、熟悉情况的自愿的当事人、交换的金额三个概念进行了分析。介绍了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指出:“当前惟一单一的、连贯的、内在一致的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只有FASB。”并进一步对IASB与 FASB 分别给出的公允价值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公允价值的特点:“第一,以市场而不是以特定主体为计量的基础。第二,以基于确定承诺的假想交易为对象,因为此时并无实在的交易。第三,计量日不是交易日,而是确定承诺日和清算交割期以前的每个报告日。……第四,由于它主要是参照市场的估计价格,因而即使估计未必完全可靠,它始终面向未来,在它的金额、时间安排等方面力求反映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公允价值如果普遍运用于会计和财务报告,经济学家对会计信息的预期是有可能实现的。”“公允价值计量乃是财务会计发展的大势所趋;如果公允价值得以全面应用,则财务会计将有可能反映企业的价值(或其近似值)。”
葛先生在文中也分析了公允价值计量的重要局限性,即“估计价格会出现偏差”。同时葛先生指出:“随着估计技术的发展 ,这一局限性会逐步得到改进。”
另外注意当时葛先生还没有对公允价值计量与公允价值会计做出区分。新会计准则出台后很多学者分析了公允价值会计在我国的运用。如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曲婧在《公允价值若干问题研究》(2007)中分析了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及其在负债上的应用;分析了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应用范围,指出:“我国对公允价值的运用比较谨慎。”;最后对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提出了4项建议和措施;结论指出:“我国应当从国情出发,有步骤地积极实施公允价值会计。”
三、金融危机之后的公允价值会计
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界指责公允价值会计在经济危机下,估计市场价格脱了实际价值,使金融机构大量确认了未发生的损失,最终导致了金融机构的破产。国外会计界进行了调查和反驳。国内会计界开始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了反思,对公允价值会计的运用作了分析,也有学者研究公允价值会计的改进。
葛家澍先生发表《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面向财务会计的本质特征》。文章指出:“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是有用的。”但“要严格区分确认与计量。”“公允价值计量不等于公允价值会计。公允价值会计是把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确认于财务报表之中。”
文章根据美国证监会挑选的50家金融机构数据对公允价值应用结果进行了分析;在金融危机下,高风险的衍生金融工具市值大幅下滑,金融机构“资产与净资产以及净收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同时,文章从财务会计的基本特征角度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公允价值计量是建立在假想的(预期的)交易的基础上的。” “把公允价值计量引入资产负债表的根本问题是背离了APB所描述的财务会计的基本特征之一――‘虽然在财务会计上,估计是不可避免的,但应试图使估计的作用降到最低’”。结合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问题,“如果交易性金融资产在资产中所占比重较大,又由于处于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扩散的时期,则企业的净收益将成为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利得和损失的混合物, 明显地会歪曲企业的真实业绩,提供既不相关更不可靠的模糊信息。”最后文章总结了公允价值的特点:“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是衍生金融工具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但缺点是以假想交易为对象的估计价格。”得出结论:“历史成本信息由财务报表提供较好,而公允价值信息由报表附注、其他财务报告提供较好。”
葛先生的分析进一步明晰了公允价值会计概念,但同时也否定了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价值。同时还有学者提出了对现行公允价值改进的思路。
徐晟在《金融稳定性与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优化――基于动态减值准备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运用动态减值准备改进公允价值会计。文章首先分析了在不完全市场下公允价值计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进而放大了金融的不稳定性,指出:危机时期,公允价值计量体系下“金融机构报表反映的价值被市场短期波动左右,不能反映金融机构基本面的变动,错误地估算了金融机构长期资产、负债的价值。”进一步从“管理层的行为短期化和‘缓冲储备’的缺乏”、“公允价值选择权与金融不稳定”、“会计信息没有涵盖模型的多情景压力测试信息”、“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效应明显加大”四方面分析公允价值会计与谨慎性监管的要求也是不相容的。在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运用动态减值准备技术对金融企业公允价值会计进行优化。文章构建了新的综合损失准备金(动态准备)计算公式:
其中:gent 期间新的准备金计提数量;Lt为当期贷款的余额;α是为了弥补内在损失的一般准备金率;β是本方法的关键数据,是经过监管机构长期统计研究的结果,是针对长时期资产信用等风险的专项损失准备率。
“公式前半部分是新增贷款是的准备计提,是一个正常值。后边则是动态准备因子:在经济膨胀时期,由于即时的损失比率低于长期损失的平均值,那么这部分准备就会上升;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即时的损失比率高于长期损失的平均值,那么这部分准备就会下降。”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动态减值准备的对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和反周期的作用,指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引入动态减值准备技术有助于提高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相容性,实现金融发展的稳定性。”
南京邮电大学的何卫红在分析会计职能的基础上,“述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理论基础及在财务会计理论框架中的地位,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没有问题,完善公允价值的估值技术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所在。”但没有进一步对公允价值估值技术的完善提出建议。
金融危机促使了中国会计界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了反思和讨论,这些反思和讨论将会促进我国公允价值会计的发展改革并使之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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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Michael Chatfield,1988),是随着历史环境和会计学界的认知水平的发展而发展。作为财务会计的基本特征之一,会计计量模式的发展也是如此。在公允价值这个概念出现之前,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也经历了漫长地发展与改善。从历史来看,会计计量模式先后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以如实记录为基础的直观计量阶段、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计量方法完善阶段和引入公允价值概念的计量模式阶段(凌,2011)。
会计计量模式的重大变革起源于人们对折旧方法的重新认识。随着产业革命的到来,机器设备和产品的数量呈几何倍数地上涨,人们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如何确定固定资产的价值,如何计算产品的生产成本和转移价值。到20世纪初,人们逐步总结出按照原始入账价值以及折旧率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折旧额,这种折旧方法比原先使用的定期盘存法和定期价值评估法都更加科学和标准化。在该种折旧方法出现之后,实现原则、配比原则以及区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原则陆续出现,这些概念与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建立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至此,历史成本成为20世纪初主要的计量模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逐渐出现了由于过度自由市场经济导致的会计管理混乱,财务欺诈遍布各行各业,最终发酵成为持续五年之久的经济大萧条。正是此次经济大萧条使得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地位得到巩固。葛家澍等(2010)指出:过去存在严重的会计造假行为。当政府开始插手市场经济,而不是任其发展时,历史成本的计量属性地位就进一步巩固。原因有以下两点:对于投资者来说,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及真实性需要得到保护;资本市场总体的协调发展离不开会计计量的公允性。
然而,历史成本并不是万能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历史成本在以下方面的运用存在局限性:(1)许多市场参与者花更多精力关注预测的信息,而相对忽视了历史信息,相关而并不可靠的信息仍然受某些决策者所偏爱。(2)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壮大,衍生金融工具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期货、期权、远期合同等金融创新产品在规避了风险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企业应该及时、准确地披露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保护投资人的决策知情权。在衍生金融工具面前,历史成本的局限性被放大,因此,公允价值应运而生。(3)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历史成本对于此类危机的预防和化解作用有限。历史成本不适合用来计量金融工具,只有公允价值才能适应市场的波动变化,做到真正地公允计量。葛家澍(2010)也明确指出了公允价值对于衍生金融品的计量有其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机会与风险并存、充满未知性的创新市场经济中,单纯地运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已经无法实现真实、公允计量的目标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会计信息系统”理论对于公允价值的出现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中所谓的会计目标是提供会计信息,以满足投资者、政府等各利益关联方的决策需求。因此,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就尤为重要(董必荣,2010)。然而,历史成本的计量模式虽然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但其提供信息的相关程度低,难以应对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因此,在计量方法上逐步从“基于交易会计”模式,过渡到更合理的“基于价值会计”模式(夏冬林,2006)。在部分表内项目确认上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
自公允价值的概念出现以来,各个国家和组织对其概念的表述各有差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第42条将公允价值作为一种独立的具体计量属性列示,与历史成本等公认的计量属性具有平等的地位。FASB 于 2006年9月了 SFAS No.157《公允价值计量》,试图终结对于公允价值理解混乱的局面。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也在2009年向社会广泛征集了关于公允价值是否应该作为独立的会计计量属性而存在的建议。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上述概念的争论仍未停止。
二、公允价值不同观点综述
对于公允价值的概念及其应用,国内的不同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1)独立计量属性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独立计量属性观就开始出现,黄世忠(1997)介绍了公允价值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应当将公允价值作为独立的计量属性。刘思淼(2009)虽然承认公允价值存在“顺周期效应”,会在一定程度扩大经济危机的影响程度,但其并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仍应作为一种独立的计量属性存在。我国目前市面上大多数教科书上的写法都借鉴了《企业会计准则》,均把公允价值视为一种独立的会计计量属性。
(2)计量目标观。刘浩、孙铮(2008)在《会计研究》中对于计量目标观进行了具体地阐述。该文以上市公司首次确认辞退补偿为例,提出了公允价值的目标观,即:公允价值并不是一种独立的会计计量模式,而是历史成本等公认的计量属性期望达到公平交易的最终目标。单纯地讨论运用何种计量属性都有失偏颇,必须考虑到会计信息发生作用的契约环境。计量目标观相对于独立计量属性观是一种更新,角度更独特的观点。
(3)检验尺度观。石本仁、赖红宁(2001)在分析公允价值产生的背景和历程以及公允价值本质之后进一步提出,公允价值并不是一种独立的会计计量模式,而是作为其他计量属性的检验尺度而存在,用于检验该种计量属性提供的财务信息是否具有可靠性和决策相关性。检验尺度观实际上是对公允价值本质的较好诠释,并把现有的其它几种计量属性与公允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
总结三类不同的分析角度可以发现,独立计量属性观是一种狭义的观点,是目前企业会计准则和大多数教科书采取的观点;计量目标观和检验尺度观是对公允价值更加广义的理解,两者的共同点是都不支持把公允价值作为一种独立的会计计量模式,只是把它看做一种理想目标或衡量标准,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概念。
三、公允价值本质反思
通过总结与分析大量关于公允价值的文献,本文对公允价值的本质进行了反思,对于公允价值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教科书上的文字,也不能认为《企业会计准则》毫无瑕疵,本文把从文献中的得来的启发和见解总结如下:
(1)公允价值是指熟悉市场情况的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所确定的价格。公允价值的概念强调的是“公平交易”,这固然正确。但是反观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等计量属性,也都是在“公平交易”的前提下进行计量的,是自愿接受的交易价格,并没有任何强迫的成分。既然公允价值与现存的会计计量属性都是在同一个前提下,那么公允价值的提出就没有新颖性,意义何在?
公允价值的概念还追求“公允”和“合理”,这也是公允价值提出的初衷,是对其它会计计量属性的改进。然而,什么叫“公允”和“合理”?它只是人们的一种主观判断,没有一个客观的、量化的标准来裁定,见仁见智,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在现实的运用中会出现难以准确计量的问题。
(2)公允价值的取得根据市场条件不同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当存在活跃市场时,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中的价格就可作为公允价值。这一层次中,公允价值就相当于现行市价,公允价值并没有特别的作用。当不存在活跃市场时,可以运用交易双方最近使用的价格或有一定关联度的其他资产或负债的报价作为公允价值。这一层次中,还是要按照同类资产的现行交易价格计量,运用历史成本作为会计计量属性就可以满足计算需求,公允价值也并没有特别的作用。当不存在活跃市场,同时,运用相似交易法仍无法确定公允价值的,应当采用评估公允价值等相关技术进行处理。但是准则并没有明确说明应当采用的具体计量方法和价值基础,IAS32也仅仅笼统地规定:可以采用一些估价技术来计算,但并没有说明估价计量技术的着手点。因此在第三层次中,虽然利用估值技术计算的公允价值具有意义,弥补了其它几种会计计量属性的不足,但涉及具体的计算和度量,还是存在不少问题,不够完善,在现实中难以展开运用。
(3)前文提到的计量目标观和检验尺度观是对公允价值的一种合理解释。董必荣(2010)提到一个类似的观点,“在基于价值会计的体系中,公允价值与现有准则中提到的其它计量属性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两者并不是并列的,更不是某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明确了这种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就可以认清楚把公允价值单独作为一种会计计量属性(即独立计量属性观)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4)对于公允价值,必须认清其产生的缘由,回归其本质的目的,而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断在文字概念上做文章。研究公允价值需要关注的本质在于:根据市价变化动态调整过程中的可靠性问题。在现实运用中,特别应该注意在对衍生金融工具利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以及后续价值变化、调整过程中的可靠性问题。无论国际及中国会计准则如何变化,必须认识到,公允价值的本质就是现行市价,公允价值会计就是盯市会计,是基于主体对价值的一种计量。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双重会计计量模式趋势
随着公允价值概念的明晰化和运用范围的扩大化,公允价值越来越普及,试图用公允价值会计取代历史成本会计的言论不绝于耳,公允价值的地位似乎越来越稳固。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了公允价值会计这个概念一个沉重的打击。许多企业和投资者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公允价值的若干弊病(如:顺周期性加剧经济的衰落,计量带有主观性等),直接导致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公允价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经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调查研究,最终发现在金融业的全部资产中,仅有30%的资产运用了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影响有限。据此可以判定此次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计量并无直接的联系。葛家澍等(2010)的研究把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缘由归结为三点:“银行错误的信贷决策、不严格的风险控制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不力”。虽然直接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公允价值,但若没有前文提到的公允价值的种种缺陷,危机的影响不会如此巨大。此次金融危机以残酷的事实说明了:现阶段公允价值还不成熟,全面推行公允价值会计并不现实。
改进公允价值计量的关键在于理顺公允价值计量与历史成本计量基础会计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实现两种计量属性的最终融合。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会计计量模式应当是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存的“双重计量模式”。总结相关文献并结合作者的观点,本文把双重会计计量模式的趋势原因分析如下:
(1)实行双重会计计量模式是两种计量属性各自的不完美决定的。两种计量模式并存可以做到优势互补,使得会计计量模式更加完善、准确。历史成本的缺陷在于不涉及后续价值变化的计量,信息滞后,计量不够全面、动态;公允价值的缺陷在金融危机中呈现无遗,会使资产价值随着总体行情的衰落而极具下降,从而让投资者丧失信心,使得金融危机局面愈演愈烈。前者是过去的,但却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后者是预期的,但却是当前的市值信息。两者都有不同的合适对象,因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务上,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
(2)实行双重会计计量模式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并存的结果。金融危机之后,,虚拟经济不能完全取代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离开了虚拟经济也就无法保持活力,不能正常运作。对应来说,会计计量模式也是如此。对于实体经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资产价值与规模;而对于虚拟经济,特别是近年来不断涌现的金融创新工具,历史成本计量显得无能为力,只要金融创新存在,公允价值会计的作用就必然存在。
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对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企业偏向于利用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这样可以进行后续计量,使信息与市场同步;对于大多数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企业偏向于利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还资产负债以本来的真实面目。
(3)实行双重会计计量模式是两大会计目标的需要。当下会计学术界形成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种不同的分析角度。前者所谓的会计目标指向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即委托人)提供受托企业真实的财务运行情况。在此基础上,信息的可靠性非常重要,因此,企业倾向于运用历史成本作为会计计量属性;而后者所谓的会计目标指向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与其投资决策相关的企业信息,在此基础上,信息质量中的相关性比可靠性更加重要,因此,企业倾向于运用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但相关性不足,难以形成对未来的决策;公允价值的相关性较高,但其数据来源不够精确,可靠性不如历史成本。两者各有侧重点。因此,会计目标的双重观点并行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信息质量的偏向,使得双重会计计量模式的趋势日益清晰。
(4)实行双重会计计量模式受不同利益相关者持有资产的目的所影响。若在没有公开报价的市场中,主体持有资产的目的是长期持有而不是短期出售赚差价,比较适合利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如果存在公开报价的市场,若持有目的是到期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应按摊余成本计量;若持有目的是随时取得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利得,用公允价值计量较为恰当。因此,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持有资产的目的,两种计量模式各有优势,相互结合可以取长补短。
综上所述,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选择。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公允价值本质的认识也更进一步,现行准则对于会计计量模式的规定还有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双重计量并存仍将长期并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随之爆发,且呈现不同以往的特点:既不是因为高企的通货膨胀,也不是单个金融机构问题,而是源于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信贷和资产价格高企背景下隐藏的的系统性风险暴露,并通过金融体系的传染而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之深为我们重新审视系统性风险、重新认识金融危机、重新构建管理方式提出了预警。
一、系统风险与金融行业的脆弱性
一般来说,风险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但经济理论中的风险又不同于不确定性,“如果一个行为者所面临的随机性能用具体的数值概率来表述(这些概率可以像拿到彩票一样客观地确定;也可以反映自己的主观信念),那么就可以说这种情况涉及风险。另一方面,要是该经济行为者对不同的可能事件不能(或没有)指定具体的概率值,就说这种情况涉及不确定性)”,概念属于微观范畴;系统性风险首先由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 ,1964年)使用用来描述一项投资总风险的一个部分,指“即使将这项投资与一个多样化证券组合中的其他投资结合在一起,也不可能避免的这部分风险”,在时间维度、行业维度、集体维度分别呈现顺周期性、拥挤交易、羊群效应,概念属于宏观范畴。
货币和信用的结合产生金融,风险因信用而产生,金融机构是风险的主动承担者,其经营对象是信用。而金融行业又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具备形成系统性风险的现实条件:
第一,金融业中回受机制缺乏效率。一般行业中,供求定律通过价格实现市场出清,商品供给的增加带来价格的下调,从而压缩商品的持有利润空间,抑制向该行业的投资,反之亦然。金融行业中,金融资源供给的增加体现为利率(价格)的下降,利率的下降将推高资产价格,金融资源需求者的资产负债状况表现得更为稳健,无疑将进一步鼓励其提高杠杆比率,增强对金融资源的需求,而金融资源供给者也具有继续向其提供资源的动力;当情况反转时,市场将表现为反向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加强。
第二,金融产品的内在价值极难确定。理论中,金融产品的即期价值等于未来的现金流在当前的贴现现值;但是这种定义的操作性极差,因为未来的现金流和贴现率均难以准确界定。现实中,市场情绪在金融产品的价格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没有成交,汇率、证券市场也可能大幅波动的原因。
第三,金融机构对时段风险管控能力不足。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在时点风险的衡量、评估方面积累了充足经验,但对一个时段风险的演化和积累趋势的掌握能力相对较差。金融运行中的不平衡因素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乐观情绪下积累起来,当风险因素累计超过一个临界点时,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及其内生的传染性
金融危机是社会的金融体系中爆发的危机,它集中表现为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急剧、短暂和超周期地恶化,这些恶化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证券、房地产和土地等资产的价格、企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
随着现代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支付结算系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金融危机具有较强的传染性。这一特点突出表现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危机通过资产市场通道、银行通道和货币通道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传染蔓延,即通过各种经济部门间与各经济体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单纯的金融部门传播到其他经济部门,发展为系统性危机;从单一的经济体传播到其他经济体,升级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无论是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微观监管都无法有效监测、规避系统性风险,由此造成传染性较大的金融危机不仅破换了市场的效率,还会对健康部门或经济体表现出过度惩罚,同时也说明了需要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此来激活市场并充分维护市场公正。
三、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内在一致性
1979年6月28~29日,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的前身库克委员会(Cook Committee)在一次关于国际银行贷款期限转换的讨论会中首次提到“宏观审慎”一词。此后宏观审慎概念逐步得到重视并开始大规模使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整个金融体系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对宏观审慎概念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宏观审慎管理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管理同属于审慎管理。在管理目标上,宏观审慎主要专注于维护市场公正和金融体系稳定,微观审慎主要专注于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对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性缺乏整体上的掌控;在风险模式上,宏观审慎认为系统风险内生,金融机构的集体行动形成潜在的风险因素,进而形成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双向反作用,微观审慎认为风险外生,单个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不存在根本影响;在管理模式上,宏观审慎强调自上而下管理,微观审慎强调自下而上管理。
虽然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在管理目标、风险模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区别,但并不意外这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着根本上的对立。相反,宏观审慎建立在微观审慎基础上,作为风险管理的两种理念共同致力于金融体系安全,维护市场公正,促进实体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由于各种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市场较强的同质性、金融机构顺周期性的扩张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微观审慎难以单独管理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必要性才表现的较为突出。
四、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主要内容
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包括其政策框架、内容框架、组织框架、立法框架等几个方面。
(一)政策框架。宏观审慎管理包括宏观审慎分析和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分析是指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检测,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可以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宏观审慎监管是指监管当局为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或减少经济波动给金融该体系带来的损失,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金融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以此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市场公正和效率。
(二)内容框架。宏观审慎管理涵盖了系统性风险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赋予了系统性风险来源的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因此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也应该涵盖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时间维度上,宏观审慎分析应建立早期预警模型、优化预警指标、强调宏观压力测试,集中关注金融机构顺周期活动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强调延长风险评估的时间跨度,实现对系统性风险变化衡量的期限覆盖;宏观审慎监管核心在于校准审慎工具使各项预留缓冲在经济上行时期得到积累而在经济下行时期可以动用,起到实现“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作用,主要工具有:逆周期资本缓冲、前瞻性拨备制度、对流动性和期限错配的监管、杠杆率限制等。
空间维度上,宏观审慎分析应加强系统关联度的测量和系统重要性的衡量,将有系统关联和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纳入系统性风险评估,减少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同质性导致的市场失衡和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导致的道德风险,灵活地对金融创新和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做出反应;宏观审慎监管核心在于根据系统重要性校准审慎性监管工具为金融机构内部化溢出成本提供额外激励,主要工具有:对影响系统关联的重要性工具监管、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解决外部性的税收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等。
(三)组织框架。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是有效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外在载体,旨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理应由国家宏观调控部门来主导完成。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对于其他宏观调控部门,中央银行具有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不可比拟的内在条件:第一,宏观审慎管理是对系统性风险防范方式的创新,中央银行具有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传统功能及最后贷款人职责;第二,中央银行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这与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相一致;第三,中央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不仅是一国金融体系的运行中枢,也是系统性风险扩散的重要渠道,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途径,中央银行理应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第四,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在社会融资总量、经济金融顺周期程度和系统性风险累积情况等信息基础之上,中央银行具有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信息优势。
(四)立法框架。虽然中央银行具有承担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先天基础,但现实中,一国若干经济部门会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工作产生盘根错节的桎梏影响(在金融分业监管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需要从立法角度为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提供法律保障,树立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绝对权威,其他任何部门均需配合或服从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操作,确保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的实现,这与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需要强调的是,宏观审慎管理并不意味着可以充分消除系统性风险、完全规避金融危机,但至少可以减少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最大程度缩短金融危机的爆发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也并不意味着替代或包含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而是与之一起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创新管理方式;从立法层面赋予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并不意外着中央银行凌驾于其他部门而不受制衡,恰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只可能是相对独立性,这也是下文将要论述的重点。
五、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
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讨论较多,但对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却鲜有论述或论述不深。世界上大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均是政府的内阁成员,独立只能是性对独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的独立,就连向来以保持高度独立性自称的美联储也概莫能外。
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在于:理论上,在信用体系下,纸币和国债(特别是我国的央票)都是政府负债,离开了政府的信用支撑,根本不可能流通,中央银行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实务上,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可以促进其稳重行事争取更大的公众支持,防止金融机构为逃避责任而将系统性风险完全归咎于中央银行;政治上,为防止政党(政治)选举干预经济决策、人为制造系统性风险,中央银行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财政上,中央银行具有支付结算系统和公开市场业务,各项业务收入为其保持相对独立性提供了一定的财政预算条件。
总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制衡机制是对立统一关系,独立性建立在完善的制衡机制基础上,制衡机制为确保中央银行独立性而设。本文旨在论述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央银行承担此项职能的现实可行性及为确保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有效实施而赋予其相对对立性的必要性,至于如何建立中央银行的完善制衡机制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笔者会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对这一课题继续跟踪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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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制造业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同时,在里根及其后续继任者的极力推动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西方国家迅速推行。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Gramm-Leach-Bliley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上世纪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一度迅速转化为Nasdaq网络泡沫的推动力量,网络概念股均被爆炒至上百甚至数百美元的离奇价格。2002年Nasdaq网络泡沫破灭,正式宣告美国虚拟经济进入了危机动荡期。美国原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飞跃,但由于美国本土缺少实体制造经济,所以信息科学技术并没有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而成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
网络泡沫破灭以后,总计将近10万亿美元的资本从Nasdaq股票市场夺路而逃,同时“9・11”后美联储大幅降息至二战以后最低水平1%,并维持这一利率长达1年之久,造成了超级低廉的信贷成本。逃离的网络资本利用廉价信贷,在金融杠杆作用下不断投机,随即制造了厉地产泡沫。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根据美国财政部对美国次贷担保债务凭证(CDO)市场的统计:2005年CDO市场总值为1510亿美元,2006年为3100亿美元,2007年仅第一季度就达20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华尔街的精英们甚至发明出了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新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以致面对次级贷引发的金融危机,连小布什总统都自嘲华尔街喝醉了,老是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
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宣告了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破产。美国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国内投行的证券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一旦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第二,由于各国金融的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了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最终将导致市场危机,金融自由化必须慎之又慎。因此对内我们要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对外更要控制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设置适当的“防火墙”,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企业;渡过难关
1前言
我以为今年下半年美国“突然”爆发的金融风暴,其实由来已久(06年春季美房市售价止涨转跌即已现先兆),其本质就是远远超出银行承受能力的信贷投资和消费的失败导致大规模的金融资金链的断裂。两年前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终于升级为金融风暴,甚至有说法称之为金融海啸,华尔街金融风暴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步伐已然放慢,美国此次的金融风暴只会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金融风暴引起美国股指暴跌。郭田勇说:“我们讲输入型通货膨胀,其实经济衰退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输入性,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它对各个国家的商品、投资等方面的需求量都会非常大,所以美国经济一旦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全球或者许多主要国家的经济出现下滑或者经济出现衰退。”
金融危机对所有的企业都是一个坎儿。面临困难的时候,很多企业都想到要提升工作效率,采用更为精准、先进的营销手段,互联网和搜索引擎就让这一目标成为可见的现实。从另外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它让中国的企业被迫改变粗放型经营方式,向产业链的高端转移和发展,对中国的产业链也是一次升级“良机”。如何使中国企业度过难关,笔者借此浅谈分析。
2互联网改变现状
网络改变了生活,是由于它让人们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找到可求。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把他们的企业,甚至个人的信息放在网上,如果在网上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找到,外界就便捷地了解了这家企业。新华社在播发的新闻中透露,百度已经在全国启动为50万家客户免费建设网站、优化网站内容的服务,帮助他们利用互联网更好地与市场衔接。
企业的产品可以借助互联网卖出去,这是电子商务近几年发展带给很多企业的启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这一意义无疑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百度为50万家企业优化网站,帮助他们更好的利用互联网,这50万家中小企业对于稳定中国经济市场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现在还未可知,但是如果更多的企业能加入这一行列,那么无疑将产生积极影响。互联网和搜索引擎让企业更为容易的突破地域、资金等各方面的限制,将自己的产品推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从互联网搜索上寻找商机,在金融危机中也成为企业拓展商务的有效途径。
3分析自己的产品地位和细分市场
严峻的市场同样也传递了另一个令人欣慰的信息,那就是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表现出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他们在不利的市场环境下仍然保持了上扬的发展态势。从消费的角度来讲,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并在去年首超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根据去年的国家统计公报,过去5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分别是9.1%、13.3%、12.9%、13.7%和16.8%,从今年前8个月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仍将处于快速增长当中。确定目前情况下的盈利和持平模式,产品组合,确定目标。
3.1制定细分市场销售策略,重点围绕两个字“抢”“找”。
企业的营销部门发挥营销团队和经销渠道的力量,首先落实一个“抢”字。利用一切可能的促销手段,在细分市场里的工作做足。巡展、寻访要体现一个“找”字。活动和感知再加上实惠是有效的手段。守在店里,不如走走。做竞争对手的渠道工作。社区展示活动等,就看你的细分和你的策划了。基于规模制定品牌战略大量中小企业决策者认为,自己的企业规模不够大,不需要做品牌。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企业规模的大小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3.2虚实结合,开辟新型营销渠道。
现在就是发挥自己的时候,做竞争对手的渠道工作。基于规模制定品牌战略大量中小企业决策者认为,自己的企业规模不够大,不需要做品牌。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企业规模的大小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比如,对于一般的乡村来说,销售额在1000万元的企业就是大企业了,但是相对于整个世界来说,1000万元的企业只能算是一个小企业。也就是说,企业的规模需要结合具体的地理环境及行业环境等来评判。一言概之,就是做品牌必须根据企业的综合实力,切不可不顾实际地采取拔苗助长似的品牌策略。
3.3加大概念营销的突破。
不可小视家庭学生成员的决定性,推出适合学生的概念配置:色彩、E时代、路途学习机(可在路途象听收音一样的储存播放系统)等。简单的调整一下营销队伍,短暂提升销售激情,特别是利用试工的名义招部分新人,充实到前段销售队伍中去,做经销商的驻点促销员等。
4转变观念,践行“一分钱做品牌”
一些企业之所以很难度过这次危机,关键还是规模小。不少企业以前都是滚动发展,基本上都是孤军奋战,缺乏金融界的支持。对于一向“谁都希望当老大”的中小企业来说,要度过这次难关,关键是要善于扩大自己的规模,注重产权合并。过去有些企业本身就可能需要上台阶,也需要转变增长方式。现在这个时候中小企业向高端转型“可能恰恰是一个机会”。因为高端企业这时候也很难受,这个时候往高端走,比市场好的时候向高端走要容易,成本相对来说较低。其实,“一分钱做品牌”的核心观点是:只要找到适合的品牌策略,中小企业能够以超低成本来塑造强势品牌,甚至不需额外花钱也可以逐步塑造品牌,就像依靠网络迅速走红的名人。永不言弃,持之以恒做品牌塑造一个强势品牌要比引进一台先进设备困难得多,它需要时间,需要持之以恒,但企业决策者首先必须深谋远虑。只有这样,企业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掌控市场主动权,推动企业的发展,逐步成就一个卓越品牌。事实上,任何一家大企业的成长壮大无不与其品牌建设有着紧密的关系。
总之,中国企业目前应该加大本土市场的推广力度也可能遭遇购买力不足的难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降低,对价格的敏感度增高。尽管如此,还是要紧抓本土市场,随着产品质量上升,企业创新能力应当增强,本土市场还是很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