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与行政诉讼法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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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方法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中的价值

方法，古代指量度方形的法则，《墨子·天志中》提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现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教学方本文由收集整理法是指为了实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既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又包括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学习方法，是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在教学活动中的融合以及有机统一，是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行为体系。根据建构主义理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建构主义是提倡教师指导下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也就是说，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论，老师在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灌输者，而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帮助者，学生才是主动的建构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接受者。按照高等教育学的普遍解释，教学方法是“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如何对学生施加影响，怎样把列举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并培养学少分析能力、发展能力，形成一定道德品质和素养的具体的手段。”[1]因此，对法学本科教育而言，科学的教学方法的运用，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意义特别重大。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是高校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程中唯一一门集实体法与程序法于一体的专业课程，且其教学内容、相关概念、涉及的法律规范都非常的多，且不存在一部统一的法典，因此，相对于其他基础课程而言，其教与学的难度均比较大。在国外法学院教学中，这种教学的困难也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有教授认为，“行政法始终是被认为是最为烦闷的课程，而学生也是对这门课程的目的是最为缺乏头绪的”。[2]这些由学科本身的因素导致的困难都是非常难以克服的。因此，经验丰富的教师一般都寄希望于寻求良好的教学方法来破解其中教与学的困境。正确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使教师达到特定的教学目标或完成预定的教学任务，而且可以促使学生有效地进行学习并且能够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

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方法实施现状

（一）对于实践教学的关注仍然不够

虽然各个学校在教学计划中都安排了一定比例的实践教学，但是，这种重视程度只停留在表面，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比重严重失调。比如，根据笔者所在校的法学本科培养方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课时只有51课时，而实践教学也仅仅6课时，有些实践环节如果认真做，是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心血的，但给老师的课时量却很少，严重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从教师的实际工作来说，对实践教学的关注也是不够的，没有认真研究不同实践环节对学生能力培养的不同作用，经常流于形式；从学生来说，参与实践教学的热情不高，很多实践环节都没有认真去做，最后交一份报告了事。

（二）教学方法单一，使用随意，教学效果不佳

就目前教学实践而言，教师并没有按照教学内容的需要而选择，整合各种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单一，要么只用“讲授法”一堂课从头讲到尾；要么从头问到尾；要么一律采取讨论式教学，追求课堂气氛的热烈。单一的教学方式的使用，使得课堂缺乏一种凝聚力，不仅不能使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反而费时费力甚至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另外，在教学当中，很多老师在使用教学方法的时候很随意，并没有考虑到主题或者教学目标的实现，仅仅只是为了体现多种教学方法的使用，这样表现出来的教学方法的选择可能并不适合这个主题或者就是一个形式，根本无法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学生主体地位不突出

美国著名教育家大卫·爱尔坎德（david elkind）教授曾通过大量的教改实践提出：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允许学生各抒己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习成为学生的内在需要。传统的被动的填鸭式教学方式脱离了学生生活实际，已不能满足现实的法学教学的要求。由于种种原团，当今法学教学仍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仍然是课堂的主宰者，学生的主体地位被忽视，没有积极参与到教学当中，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发挥。

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方法改革的思路

（一）坚持的原则

第一，教学方式多元化原则。应该摈弃过去那种单一的教学方法，应该说不论是哪一种教学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就比如讲授法，有利于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的阐述法律概念、法律规则，让学生能够收获系统的知识，但是其屡遭诟病。其实质问题不在于这种方法自身，而是具体的操作运用是否恰当。

第二，从实际出发原则。这个实际一方面是指任何新的教学方法的引进和使用都不能脱离实际，要做好新的教学方法与传统的教学方法之间的衔接，而不是将其“一棍子打死”。另一方面教学方法的改革应当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环节的设置等方面，使之为其服务。

（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方法的具体使用

第一，讲授式教学法。作为传统教学方法，讲授式教学方法主要以概念的讲解、理论的灌输和法律条文的阐释为主，虽然这种填鸭式教学方法有一定的弊端，但在法学本科教育中，需要通过讲授使学生掌握一个完整的法律知识体系。为了克服其弊端，需要在授课过程中按照教学目的的需要结合其他的教学方法，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丰富课堂教学，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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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257-02

一、高校行政法教学的重要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统一。”报告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重要理念，在“以人为本”的同时，更加坚定地推进法治进程。高校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作为我国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是祖国未来的希望。这个群体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甚至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文化深受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现代高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使高校法治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的法治精神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高校法治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可以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逐步消除封建人治思想，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行政法与刑法、民法一样，是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三大基本法律部门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行政法不但可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监督行政主体，而且也能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笔者多年从事行政管理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教学工作，从实践来看，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思维比较活跃，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对新知识的领悟较快。从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状况来看，行政管理专业由于知识面宽泛，使得他们在就业过程中，有着更加广阔的选择方向。学生毕业后可在党政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从事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及科研管理等工作。学生毕业后无论是当公务员还是成为企业白领，行政法的理论和知识都是在他们的工作领域中不可欠缺的。因此，《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提高和运用法学基础理论和行政法律实务的水平。

二、行政管理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存在的困难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同时也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课程。它的课程教学与法学专业相同课程的教学相比还是存在着许多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会出现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内容复杂

行政法本身的特点在于：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行政法规范数量多，内容广泛；行政法规范明显的易变性；行政法渊源的复杂性。法学专业的行政法教学内容除了覆盖整个行政法的基本概念、原理，还会涉及与法理学、法制史、宪法、民法、商法的关系以及区别等等。而行政管理专业的同学并不具有法学专业同学的知识结构，因此有些同学较难深入透彻地理解行政法的相关知识和来龙去脉。专业教师虽对教材的基本思想、基本理念、结构、重点、难点、逻辑等挖空心思，但有些行政管理专业的同学并不领情，他们认为没必要对行政法掌握的那么深。有些教师把行政法律知识分解成一个个知识点，让学生记忆，然后再找一些案例样板去培养所谓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运用这种方法进行行政法教学，培养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法律意识将无从谈起。

（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实践教学难

行政管理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基本上也和法学专业的教学一样，主要采取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教学方法即通过书面语言或者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并不像法学专业那么多的实践教学机会。例如法学专业的学生经常有法学实践的机会，他们有很多机会到法院行政庭去观摩、旁听行政诉讼案件。通过行政法教学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认识向高一层次发展，把技能转变为技巧。某些有条件的高校与当地法院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法学专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到法院行政庭实习进行案卷整理等工作。他们有机会参与整个行政审判的过程，但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这样造成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对行政法知识缺乏现实理解和感受，对行政法教学更容易产生隔膜感。

（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对象认知差异大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学习行政法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学习行政法基础知识，了解行政法学的基本观点，掌握行政法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因此它并不能像法学专业的学生那样旨在学习系统的行政法学专业知识，培育法律职业技能，成为专业法律素质的人才和创新型法律人才。因此很多行政管理学专业的学生并不像法学专业同学那样认真对待《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学习，学习过程中也不愿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心钻研，也有学生认为学习行政法与本专业的就业方向没有多大关联。教学培养目标的定位不清使得行政管理专业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面临两难—既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学专业的行政法教学，又不能趋同一般行政管理课程的教学。

三、加强高校行政管理专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教学的建议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既要体现理论性，又要突出实践性。所以，根据笔者几年的教学实践与经验，要上好这门课程，行政法任课教师要通过与时俱进地思维方式，充分运用学校现有的教育教学资源，大胆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加大创新教学方法的使用力度。

（一）在传授行政法知识的同时应注重培养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法律信仰

西方法学大师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大学生只有从内心真正信仰法律，才能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自觉地外化为守法、用法和护法行为。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的过程中，要紧紧抓住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特点，行政法教学内容不必面面俱到，但要把教学重点放在最能体现依法行政理念、最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法治信仰的部分。那么如何培养大学生这种对法律的“信仰”，笔者认为，关键是必须要让学生认识到法律的优秀品质及法律所包含的价值。“当蕴涵着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在学生身上形成时，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以法律为信仰的法律职业群体就形成了”[1]。因此，作为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一部分的行政法教学，应当以培养学生对法律的“信仰”为最高目标，使大学生在学习将来职业生活中自觉地严格恪守行政法律法规，做到个体的行为与法律规范的要求融为一体。

（二）行政法教学要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1.做好备课工作

教师应该博览群书，从各种书籍、报刊中吸取与行政法教学相关的精华内容，及时了解行政法学的新知识、新情况，还应时刻关注现实社会行政法制的变化与要求，使教学与社会息息相通。

2.针对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特点，注重课堂教学效果

教学应以愉快式教学为主，不搞满堂灌，注重讲练结合。教师在教学中注意抓住重点，突破难点。例如，笔者在讲解行政法的概念时，先从现实生活中的行政法案例和行政管理专业同学熟悉的行政概念导入，再层层推进论述行政机关、行政主体、行政法等基本概念。在讲授行政法理论时，引入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比较熟悉的公共选择、公共治理等理论辅助理解，启发学生思考、讨论，取到了很好地教学效果。

3.案例教学法的运用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注意举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身边案例。例如，讲到行政主体，笔者列举桂林发生的某大学生状告大学案和某村村民因土地征收款分配纠纷诉村委会案，就学生们身边发生的案例引发大家思考与讨论，大学和村委会在本案中到底是不是行政主体。案例教学方法的正确运用，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积极性。

（三）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问题导向式教学基础理论之一的建构主义(也称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不仅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更主要是受学习者本身的认知方式、学习动机、情感、价值观等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却往往被传统教学观忽略，进而提出“以学习者为中心”[2]的理论，笔者认为，根据此理论，在行政法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真实案例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及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视、听、触觉中培养他们思维方式，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极大地活跃课堂气氛，相应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注意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在保留教师讲解主要内容的同时，加大学生讨论、发言的比重，尽量使学生参与到教学环节之中，变被动听讲为主动思索。例如笔者采取了组织模拟行政法庭的做法，在课前发放案例材料，分配不同学生担任原告、被告、法官等角色。课堂上让学生就不同的立场展开辩论，教师再进行总结与点评。

（四）科学安排学生进行专题行政法实践

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如果想使学生发生兴趣,我们就应用心使方法合口味,务使一切事物,无论如何正经,都可以亲切地、诱人地放到他们跟前”[3]，这充分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由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是一门应用型较强的课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领域的许多理论与制度和实际联系紧密，因此笔者布置学生深入到法律实务部门进行专题社会实践。例如，讲到《行政许可》内容，笔者就让学生到进行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如公安、工商、海关、民政、税务等机关的办事大厅进行专题社会实践，使学生加深对行政许可相关问题的认识，了解相关行政法理论问题在实践中的表现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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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行政实体法律文件中载有行政诉讼法的规范,行政诉讼法律文件中载有行政实体的规范,这是法的渊源问题,并非是法律部门之间、法律部门与其子部门的划分标准。行政诉讼法的渊源是指行政诉讼法的表现形式,我国《行政诉讼法》即行政诉讼法典,属狭义的行政诉讼法,是行政诉讼法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或表现形式,除此之外,行政诉讼的渊源(广义的行政诉讼法)还包括宪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律、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有关行政诉讼的规范以及有关行政诉讼的有权法律解释。同理,行政法律规范也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之中,行政法的渊源包括宪法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法律解释,条约与协定。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同的法律部门就不仅仅只有一部法律或一部法典,还包括那些散见于其他法律中的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因此,……法律部门……是以一部法律或法典为轴心,包括其他法律中的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在内组合而成。”由此可见,行政实体法律文件中载有行政诉讼规范或行政诉讼中载有行政实体法的内容,不是行政诉讼法成为行政法分支部门的理由,这在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体现,法学界公认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并非是民法、刑法的分支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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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认识行政诉讼法的地位，是事关行政诉讼法学发展和行政诉讼法制建设的重要问题。对行政诉讼法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学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虽然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指出：“行政诉讼法学是一门独立于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的法学学科，从而属于三大诉讼法之一。”但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的组成部分。本文就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地位的根据及意义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地位的理论根据

某一法律是否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要看其是否符合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按照我国法理学界公认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行政诉讼法能否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核心的问题在于其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从行政诉讼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来分析，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地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理论根据：

(一)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行政诉讼关系不同于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关系。

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张“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组成部分”的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是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完全同于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行政法是调整行政管理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关系、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法律部门，行政诉讼法是调整行政管理相对人因不服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行政诉讼关系，维护和监督行政权是对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法律的正确执行的保障。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行政诉讼关系与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关系是不同的社会关系，要由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行政诉讼关系是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产生的人民法院与行政诉讼参与人之间的行政诉讼权利义务关系，行政关系则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基于行政管理而形成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诉讼关系和行政关系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成的根据不同。行政诉讼关系是基于诉权和审判权而形成的。没有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就不会有行政诉讼关系的产生，行政诉权是行政诉讼关系形成的前提，并且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法院的审判权，是行政诉讼关系的重心所在，因为行政诉讼的主要任务在于法院行使审判权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关系是行政主体因行使行政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行政权是行政关系的核心，也是行政关系形成的根据。二是主体的范围不同。行政诉讼关系主体的范围除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以外，其他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并且人民法院、诉讼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也是行政诉讼关系的主体。行政关系的主体仅包括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三是主体的地位不同。在行政诉讼关系中，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条明确将“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作为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因而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与原告之间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行政关系中，行政主体居于主导地位，拥有凌驾于行政相对人之上的优越权力，如处罚权、决定权、裁决权等，因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地位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此外，“维护和监督行政权是对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法律的正确执行的保障”不能成为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一部分的理由。一是因为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的功能，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行政权的行使并不能认为是行政诉讼的目的；二是因为行政诉讼法虽然对行政法的正确执行具有保障作用，但这只是不同部门法作用的不同，就像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对刑法、民法的正确执行具有保障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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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争论

行政诉讼立法目的一直是我国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对此，近年来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唯一目的说和一元主导下的三重目的说。

持唯一目的说的学者认为，“只有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才是行政诉讼的真实追求，只有以此为目的进行相关的诉讼制度设计才能真正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法侵害后能够得到应有的法律救济。”结合我国的法治实践来看，老百姓“不信讼”，大量的行政纠纷都靠上访解决，这代表我国的老百姓并非没有权利意识，“权利意识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人不愿意行使权利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权利意识淡薄、丧失，而是国家围绕权利所建立的行政诉讼制度不能吸引人们去行使保护权利的请求权。”而监督行政、解决行政纠纷都是为了实现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免有些欠缺，这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论述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很难体现出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特殊性。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似乎仍没有摆脱传统的法制观念，维持统治秩序的因素还体现在行政诉讼制度之中，因此主张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的唯一目的难免有些绝对。

其实，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更多的集中在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三者之上或三者关系的处理上。这一类的学说都主张三重目的并存，但三重目的中有一主要的目的。比如马怀德教授认为，“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和根本目的正是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解决行政争议和监督行政机关只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首要目的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凌驾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之上。”马教授认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是的要求，行政诉讼也正是为了保护行政相对人免受行政主体的不法侵害而产生，“民告官”的行政诉讼给行政相对人提供了与行政主体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进而使相对人可通过行政诉讼途径免受违法行政行为的约束，但他并不否认行政诉讼解决争议的功能以及客观上起到监督行政的作用；邓刚宏副教授提出，“我国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是具有层次性的，监督行政是行政诉讼的首要立法目的，因为即使一个国家没有设立行政诉讼制度，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得以保护”，他认为监督行政就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构成了行政诉讼目的的逻辑起点，“没有监督行政立法目的的实现就谈不上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而应松年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当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解决行政争议，在解决争议中起到保护公民的权利、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以上的这些观点都是学者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的认识，之所以会存在争议，与对行政诉讼的构造之定位不同有很大关系。

二、行政诉讼构造――立法目的异同的分析路径

行政诉讼的构造之定位不同会显现出行政诉讼不同的立法宗旨，进而表现在法律制度的安排上，“主观诉讼或客观诉讼的定位决定了一国行政诉讼的基本构造”。因此，可以沿着行政诉讼构造之不同定位，对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进行具体分析。

“对于行政诉讼而言，除了与民事诉讼相同的纠纷解决功能外，还具有救济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客观公法秩序的特殊功能。前者具有主观性，后者具有客观性。这种主观性与客观性决定了行政诉讼的基本构造，行政诉讼应根据其是主观诉讼抑或客观诉讼的定位设计相对应的具体规则。”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区分标准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告资格、受案范围、诉讼标的和诉判关系。主观诉讼程序构造具有以下特点：原告资格限于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至少是“利害关系人”，旨在保护公民的权利；受案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与救济公民公权利有关的诉讼案件，内部行政行为、公益诉讼等案件不能纳入受案范围；诉讼标的指向行政相对人的某项权利；诉判关系方面，“判决是对诉讼请求的回应，法院的裁判只能在当事人诉求的范围内，判决的拘束力也只局限于诉讼当事人之间。”而单纯的客观诉讼程序构造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以维护客观法律秩序为目标的客观诉讼原告资格比较宽松，不以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为必要条件，行政诉讼程序的启动旨在监督行政；客观诉讼的受案范围也比较宽松，甚至公益诉讼、内部行政行为都可能被考虑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客观诉讼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作为诉讼标的，诉讼活动主要围绕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行政诉判关系方面，客观诉讼的判决不以诉讼请求为限，其效力也与主观诉讼的判决不同，其判决“具有溯及力与对世的效力，及于所有与行为相关的主体。”

目前，在大多数国家的诉讼构造中，单一的主观诉讼或客观诉讼几乎是不存在的。

三、新《行政诉讼法》之立法目的

行政诉讼立法目的在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新《行政诉讼法》一锤定音，实质上采纳了综合目的说。新《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与原条文相比，其中主要的变化就是增加一句“解决行政争议”，删掉“维护”。对于删掉“维护”一词，早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正如马怀德教授所言，“伴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和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不能也不宜将维护行政权力作为行政诉讼目的，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 “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享有实现自己意志的全部特权，行政机关依靠自身的力量即可以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管理，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因此，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也就无从谈起。”由于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和执行力，因此司法机关就谈不上要“维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于增加一句“解决行政争议”，因为诉讼法的基本功能在于定纷止争，所以理论界对此也没有太大争议，只是到底“解决行政争议”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还有待商榷。从我国的法治实践和当下的国情来看，我国的行政诉讼采取的是主客观诉讼相结合的诉讼构造，因此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立法目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要兼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保护以及客观法秩序的维护。

行政诉讼法多重目的并存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如何对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三者进行排序是颇有争议的一件事情。本人通过学习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从实然的角度分析，比较赞同马怀德教授的观点，即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首先，如果解决纠纷成为了行政诉讼的首要立法目的，这就意味着实践中大量的行政纠纷可以通过调解解决，并且行政诉讼活动的中心则不再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乃在于纠纷的解决，而这在我国当下的法治实践中是不可行的。虽然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将“解决行政争议”写入第一条，第六十条也增加了部分可以调解的行政案件，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仍然是原则性规定。因此，不应该将解决纠纷定位为行政诉讼的首要立法目的。其次，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对诉讼制度高层次的要求，不符合我国当前的法治实践，“行政诉讼若要实现对行政机关全面监督的功能所需要的权力却不是我国法院所具有的”。司法机关不能完全独立的事实决定了在《行政诉讼法》中的制度设计很难付诸实践。并且“规范审查之诉”以及“公益诉讼”在我国当下的法治实践中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本人坚持认为，权利救济是我国当下行政诉讼制度的首要目的。从上文对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介绍，结合新《行政诉讼法》的条文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此结论。新《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规定也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受案范围也仅限于救济公民权利有关的行政案件，判决当然也不具有对世性，这些均符合主观诉讼的构造特点。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当今的世界各国中，单一的诉讼构造是不存在的，我国也同样表现出诉讼构造的混合特点，就诉讼标的来说，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原则，“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不是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权益保护为核心安排的，相反是围绕具体行政行为建立的。”维护客观法秩序毕竟是行政诉讼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行政诉讼从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说，存在于制度中的行政诉讼功能核心在于保障公民权利，监督行政和解决纠纷只是行政诉讼功能的一部分，三者都服务于我国当下的法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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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在拆迁等行政纠纷中建立预防性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类型化初探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研究 军事行政诉讼制度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送达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若干疑难问题 两岸考试法制相关之行政诉讼诸问题初探 行政诉讼和解 预防性行政协调的法治建构 中国古代行政诉讼初探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多元化初探 行政诉讼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环境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完善问题探讨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问题研究 律师公益行政诉讼的问题 浅析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问题 行政诉讼执行难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20年 论税收行政诉讼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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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5. 3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

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必须遵循两个规则：一是被告必须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即谁行为，谁被告；二是被告必须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只有行政机关、被授权的组织和被委托的行政机关才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与非行政机关共同签署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以做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非行政机关不能当被告。

二、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不足

（一）忽略了行政诉讼自身的价值。

诉讼法既有工具性价值，还有其自身的价值，即目的性价值，正当法律程序或者程序正义成为诉讼法自身重要价值。一般而言，诉讼法的内在价值包括程序自由、程序公正和效益价值。通过“程序的正当化”，以程序来吸收当事人的不满是诉讼程序的价值所在。然而行政行为的实施方和被实施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要实现诉讼的内在价值，就应当在程序上给予弱者更多的保护，适当减轻弱者的举证责任。但是，现行规则简单将行政诉讼的被告限定于行政主体，明显是站在程序工具论的立场上，从方便诉讼的角度出发，缩小了行政诉讼被告范围，忽略了对于应当列入行政诉讼的部分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难以保护受到非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损害的受害者的权益。

由于《行政诉讼法》对被告认定规则设计的不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已变的复杂不堪，“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概念不规范使得司法实务界对其理解有异，原告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享受不到行政诉讼中对于弱者的特殊保护，显然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三）参加诉讼的组织与作出行为的组织不同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

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是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论是依职权还是依申请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执法人员在行为作出前，必须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才能依据有关法律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在经行政机关授权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到法院，被告是依照法律规定授权的行政机关。为了出庭参加诉讼，授权行政机关会要求被授权机构或者组织向其作出汇报，必要的话还要进行调查，相当于行政机关又重新作出一个行政行为，由此可能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和诉讼的延迟。

三、对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改革设想

（一）提高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重要性的认识。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指法院受理行政争议案件的界限，它标志着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制约的程度。在行政诉讼制度中应当明确行政诉讼范围的重要性。一方面受案范围体现了分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立；另一方面体现了制衡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所以，确定行政诉讼主体范围，尤其是确认行政诉讼被告范围，对于加强行政权的监督，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显得尤为重要。

（二）通过立法修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

在对诉讼主体资格确认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应积极呼吁立法机构及时对《行政诉讼法》进行相应修改，以基本法律的形式确认 “谁行为，谁被告”的确认规则，以行政行为为标准确认被告，扩大对行政行为受害人的保护范围，同时也扩大对非行政主体实施行政权的监督范围。这样一来，除了行政主体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外，未经授权的行政机关的内部组织、行政行为的具体实施人、法律法规未授权的组织等，只要实施了具有公权利性质的行为行政行为，都应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被告要承担法律责任。上述被告中除了行政主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且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外，其它被告因自身能力过小均不能或无法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要实现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的价值理念，就必须建立配套的制度来弥补其不足。

总之，行政诉讼被告不应仅限于行政主体。行政诉讼的被告应由实施的行政行为的性质来决定，有行为必有责任，谁行为谁负责，只要某个法律上的主体没被法律禁止行使某项行政职权，且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是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则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而不必追求实体法诉讼法上的法律责任，这样就能够更好的保护行政诉权。

（作者：田爽，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11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杨晓琳，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11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应松年.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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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主要由行政行为法、行政组织法、行政监督法、行政诉讼法等构成。而行政行为法无疑是行政法的核心分支。首先，来探讨行政行为法的空间要素。

一、行政行为法的空间要素

（一）行政行为的主体的空间要素

行政主体的空间要素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行政主体必须是合法主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合法是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主体要件。主体合法是指实施行政行为的组织必须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例如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的职能部门部、委、厅、局，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第二个要素就是必须要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活动。在实际的行政活动中，由于行政机关、行政组织是非常庞大复杂的组织系统，到底谁具有主体资格，要看谁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为。第三，行政行为应当符合行政主体的权限范围。权限合法是指行政主体必须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行为，这是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权限方面的要件。要确认某个组织是否享有行政主体资格，主要在于看它是否具有行政职权。

（二）行政行为内容的空间要素

行政行为内容的空间要素即行政行为内容应当合法、适当。行政行为的内容合法是指行为所涉及到的权利、义务以及对这些权利、义务的影响或处理，均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所谓行政行为内容适当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要明确、适当，而且应当公正、合理。这类事例在一些行政处罚决定书写的档案中，经常可以看到，在监督记录中描述的所谓违法事实，从法律、法规中找不到相应违法条款，在法规中也没有。实际上就是没有违法的法律依据。就是俗语说的：“犯了哪条法不知道。”监督员只管记录事实，不知道这事实是违反法律中或法规中的哪一条。就随便牵强附会的安了一条，结果一审查，是错误的适用法律，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

（三）行政行为程序的空间要素

行政行为程序的空间要素即行政行为应遵循正当的行政程序。所谓程序是指行政行为的实施所要经过的步骤、方式、顺序以及时限。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不得违反法定程序，任意作出某种行为。如行政主体在执法监督过程中，没有按法定程序执法监督。如食品卫生监督员判定某食品经营单位商品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要求，予以没收或销毁的行政处罚，但是，监督员在采样时没有按法定的随机抽样原则进行，只是从大宗商品中选择几个变质的样品作的检验，不能代表大宗商品质量。对方对没收或销毁的行政处罚不服，就提讼，经人民法院审查，监督员采样违反法定程序，其行政行为是违法的。

二、行政诉讼法的空间要素仲裁庭与仲裁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

（一）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空间要素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即其应在行政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并承担一定义务。诉讼主体的构成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构成有行政机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等。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空间要素由于行政诉讼中各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所起作用是不同，从而使其空间要素也有差异。也由于其权利义务不同，他们的诉讼地位就不同。当事人以及与当事人地位相同的人，如第三人、共同诉讼人和诉讼人，他们的诉讼行为对行政诉讼程序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会产生决定性影响，显然他们在诉讼中处于重要的地位，这些人被称为诉讼主体；而另一些诉讼参与人由于同行政案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们参加诉讼仅仅是协助人民法院查明案情。他们虽然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但他们的诉讼行为不会对行政诉讼的发生、变更和消灭产生直接影响，这些人被称为其他诉讼参与人。

（二）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客体的空间要素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对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空间要素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的把握，是要区分行政诉讼的空间要素和行政复议的空间要素。如有一些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这些排除事项包括：国家行为案件，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等。行政复议的排除事项包括：内部行政行为；对民事争议的处理，这里仅指调解与仲裁两种争议解决方式，对于裁决，可以诉讼也可以复议，例外是专利行政裁决不得申请复议，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以及行政指导等其他非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空间要素存在紧密的联系：如复议诉讼自由选择，即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对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提起行政复议。第二种是复议前置，包括在治安处罚、纳税争议和侵犯自然资源权利的行政行为中，当事人必须先经复议，对复议不服，才能提起行政诉讼。第三种是情况是复议诉讼自由选择，但复议终局。包括两种情况：出入境处罚与国务院的裁决。

（三）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内容的空间要素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行政诉讼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其空间要素存在于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设定权利和义务。设定权利指行政行为的内容是赋予行政相对人某种新的法律上的权利和权能。第二，变更权利和义务。这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是改变相对人原有的权利和义务或使相对人原有的权利和义务发生变化。第三，消灭权利和义务。消灭权利指行政行为的内容是行政主体依法消灭相对人已有的某种权利和权能。如商标专用权、专利权之撤销。

参考文献：

[1]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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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学原理、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法学导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组织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比较公共行政学、行政领导学、政策科学、公务员制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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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政不作为诉权范畴理论滞后的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是在我国行政诉讼萌芽阶段进行的。在开始时期,我国的行政法只能称之为行政法制而不能称之为行政法治。行政法治的概念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还只是一个带有萌芽色彩的概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行政法治核心概念的“依法行政”第一次在我国出现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而作为行政法治的相关概念,如自然公正、正当程序、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公务员法治等等在当时我国的政府文件中还不曾出现。此点表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建立时就面临着理论准备上的不足,这在后来《行政诉讼法》实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行政诉讼中不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制度、行政诉讼不调解的原则、行政诉讼仅审查合法性的原则、行政诉讼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制度等等就没有一个充分的理论支撑。在所有不能支撑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中,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显得更为突出。换句话说,学者们寻找不到一个非常恰当的理论对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法》确定的受案范围作出合理解释,一些学者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只能说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相比,我国行政诉讼理论中有关原告诉权的理论更加滞后,更加不成熟。甚至在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在大胆探讨《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若干走向时,也没有人从诉权的角度研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和行政诉讼的其它相关问题。行政不作为诉权范畴的理论同样非常滞后,这个滞后对于行政法中的行政不作为理论,对于《行政诉讼法》中不作为诉讼司法审查的理论和制度都造成了巨大影响,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在我们分析行政不作为诉权范畴时应当分析此方面理论滞后的具体表现。笔者试从下列方面予以分析。

    (一)不作为诉讼与作为诉讼关系的理论滞后

    我国学界关于作为的行政诉讼与不作为的行政诉讼的研究都以《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规定为基础,[1]即以该条列举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8种情形确定作为的行政诉讼与不作为的行政诉讼的内容及其界限。依该条文的内容,学者们一般将不作为的行政诉讼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在行政许可中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请求不予答复或者拒绝颁发许可证的行政不作为诉讼;二是认为行政主体没有依法向行政相对人发放抚恤金的行政不作为诉讼;三是申请行政主体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主体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上列三种不作为诉讼的状态与《行政诉讼法》列举的诸如行政强制、行政处罚以及其它侵权的作为诉讼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它们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即行政不作为诉讼与行政作为诉讼质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我们并没有一个理论上的阐释,或者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将二者的基本状态区别开来。事实上,《行政诉讼法》列举的行政主体在行政许可中的拒绝颁发许可证和不予答复、在行政救助中的拒绝发放抚恤金、在权益保护中的拒绝履行和不予答复都不具有典型的不作为性,即其与作为的诉讼并没有质的区别。因为二者都必须以行政相对人的特定性与行政主体的特定性为前提条件,而这两个特定性在作为行政诉讼中亦是必备条件。因而在笔者看来,不作为诉讼的最大特点是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诉讼过程中关系启动的不特定性,即行政相对人之所以有不作为的诉权其原因在于其对行政主体有着主观上的正当预期,当这种正当预期让他失望时他就产生了诉权。如果不是这样,作为的行政诉讼与不作为的行政诉讼就没有质的区别。至少可以说,我国学界关于不作为的行政诉讼与作为的行政诉讼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理顺,这是不作为的诉权范畴的第一个理论滞后。

    (二)不作为诉权性制质的理论滞后

    行政诉讼中的诉权在西方一些行政诉讼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制度问题和理论问题。 [2]诸多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并不在法律条文中列举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是通过确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享有诉权范畴的方式确定受案范围。这些国家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由其在公权与私权传统理论的支配下而为之的。即是说,在一些法治发达国家,其行政诉讼制度的价值定位在于对私权的救济,而不是对公权行使的维护。既然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救济私权,那么,诉讼的受案范围就决定于私权的状况而不决定于公权的状况。诉讼作为行政相对人享有的个体权利是私权的基本内容,因此,通过确定诉权而解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就成了这些国家行政诉讼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最终结果有利于司法审查机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合理处理与原告的关系。由于我国行政诉讼的价值是双向的,即既救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又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因此,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理论没有从诉权的角度解决受案范围问题,这便使我国行政诉讼诉权的一系列理论都相对滞后,尤其行政不作为诉权的性质基本上无人揭示。在行政作为的诉讼中,行政相对人的诉权是以行政主体的处罚权、强制权以及其它处置权为前提的,正是行政主体的这些处置权导致了行政相对人诉权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相对人诉权就具有平衡和抗拒行政处置权的属性。那么,不作为诉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巨大的理论空白。行政作为诉权性质即便已经解决,其也不足以解决不作为诉讼的诉权性质问题,因为不作为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起动诉讼程序并不象作为诉讼中那样主动,并不象作为诉讼中起动过程那样具有针对性和具体性。

    (三)行政不作为理论与行政诉权理论脱节的理论滞后

    行政不作为理论在行政法学理论中处于何种地位,学界同样没有一个明确的论点。但从我国关于行政不作为研究的状况看,学者们基本上是在行政行为理论中研究行政不作为的问题,诸多学者将不作为视为行政行为的一种不当形式。当然,行政不作为理论应当成为行政法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理论,甚至可以独立于行政诉讼。然而,行政不作为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并不是说这个理论与行政法中的其他理论关联性不强,恰恰相反,行政不作为理论与不当行政行为校正的理论、与行政救济制度的理论,尤其与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关系非常密切,以致于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理论去研究行政不作为理论就会失去研究的某种层面上的意义。我国学界对行政不作为理论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理论的关系给予了一定的注意,行政不作为违法、行政不作为诉讼等问题有学者已经作过专门研究。但是,有关行政不作为理论与行政诉权的关系却没有专门研究。这是我国行政不作为诉权理论滞后的又一表现。此一理论滞后使我们无法将不作为理论与行政诉权统一起来,无法澄清不作为诉权的逻辑前提,无法在行政不作为研究中得出后续的结论。行政不作为必然会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行政相对人在不作为的影响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在多大范围内产生诉权,这些问题对于不作为诉讼乃至于不作为行政救济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行政不作为诉权范畴的法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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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诉讼审判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公权不可处分"明确禁止对行政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但调解毕竟是中国的一项优良传统，加上行政诉讼本身脱胎与民事诉讼，有些案件兼有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性质和特点，使得行政案件的承办人员在不知不觉中运用协调解决问题，总是尽力地做调解工作.虽然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数量在不断增加，但与其同时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率也在不断上升.在这些撤诉的案件中，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或做出原告要求的行为，原告认为目的达到，申请人民法院撤诉，然后人民法院准许撤诉，从而诉讼就此了解.或在人民法院的默认乃至协调下解决，而使原告撤诉，从而获得法院的准许.行政诉讼案件越来越多的通过协调或用调解的方式来结案，使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率不断上升.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行政讼诉法》施行至今，据有关资料显示，几乎没有哪个人民法院审查撤诉申请后，作出过不准撤诉的裁定①.在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案件结案的方式中，原告撤诉的比例从27%上升到51%②.从一些行政法官的报告中，我国个别地区的撤诉率竟然高达81.7%③.那么，为什么在行政诉讼调解的问题上，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呢 行政诉讼以撤诉的方式结案为何如此高呢 显然高比例撤诉的背后是人民法院做了大量的动员息讼工作和协调工作.人民法院对撤诉进行审查的规定名存实亡.法律对有关撤诉的规定起不了什么作用: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诉讼中的调解游离于制度之外不受法律的规制，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往往在各项利益的权衡下作出撤诉的裁定.于是人民法院只有变相调解，进行庭外和解常被称为协商，庭外工作等;人民法院与原告，被告"合谋"用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了大量的行政诉讼，在撤诉的案件中，人民法院的随意性很大，这实际上采取了逃避司法审查，进行庭外和解的方法是有悖于法律精神的.有人认为这种人为高比例的撤诉率已给行政审判的正常开展带来了危害:表现在(1)严重影响了行政诉讼所追求的社会效果(2)法官的公信度下降(3)法院的威信降低(4)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5)影响法官素质的提高④.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明文否定了调解，但事实上阻止不了当事人庭外和解以及实践中高比例的撤诉率，大量的撤诉率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原因

行政诉讼法中的调解是指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过双方协商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解决途径⑤.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具有深刻的法律基础.

(一)发展的行政诉讼实务为行政诉讼调解奠定了基础

从行政诉讼审判实践看，调解其实大量存在，基表现形式为和解既通过和解，行政机关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接受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然后人民法院准许撤诉进而案了事了，实践中这样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从客观上讲，行政诉讼适用调解虽有悖于立法规定，但在许多情况下，却取行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既然可用调解的方法促成原告和被告双方和解不违反，那么，讳言调解以及将调解结案的方式排斥于行政诉讼法大门之外，是不科学的.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其初衷主要是防止被告即行政机关利用其特殊的地位而迫使原告放弃其合理的请求.但是，诚如有学者言:事实上，允许调解未必损害原告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允许调解也不见得能能够保护原告利益和公共利益⑥.在实践中，我国大部分的行政诉讼案件是通过以撤诉的方式结案的，相当多的案件是通过原，被告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而结案，或者人民法院协调后被告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然后原告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并得到人民法院的准许撤诉.倘若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那么撤诉率将会自然下降，人民法院可用"行政调解书"的方式或用其他的调解方式来结案，其诉讼功能就会显示出来.据此，一些司法工作实务者认为，由于上面的原因导致原告撤诉，实际上就是在行政诉讼中实施了调解⑦.也有一些学者以为当前由于前述原因导致的高撤诉率已使行政诉讼适用调解成为必然⑧. 转贴于

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展望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调解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应适时把调解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加以确定，以避免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端，调解能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适用，相信也可以适用于我国行政诉讼当中，并会运用的很好.

注释:

①:何海波著:"行政诉讼撤诉的思考"，《中外法学》， 2001年第2期.

②:参见杨海坤，朱忠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步履艰难的原因探析》，裁于《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③:孙林生，刑淑艳:"行政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为什么居高不下-----对365件撤诉行政案件的调查分析"，《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④:参见罗应鹏《对行政诉讼中法官息讼行为的重新认识及评判》，裁于《人民司法》，2000年第11期.

⑤:胡著:《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⑥:参见《完善行政诉讼法专家谈》，裁于《法律日报》2005年3月29日. 方世荣著:《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⑦:王振清主编，吉罗洪副主编:《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322页.

⑧:申涛:《关于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探讨》，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6日.

⑨:王振清著:《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问题，思考，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第323页.

参考文献

徐静琳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牧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总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胡锦光著:《行政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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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诉讼审判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公权不可处分"明确禁止对行政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但调解毕竟是中国的一项优良传统,加上行政诉讼本身脱胎与民事诉讼,有些案件兼有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性质和特点,使得行政案件的承办人员在不知不觉中运用协调解决问题,总是尽力地做调解工作.虽然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数量在不断增加,但与其同时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率也在不断上升.在这些撤诉的案件中,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或做出原告要求的行为,原告认为目的达到,申请人民法院撤诉,然后人民法院准许撤诉,从而诉讼就此了解.或在人民法院的默认乃至协调下解决,而使原告撤诉,从而获得法院的准许.行政诉讼案件越来越多的通过协调或用调解的方式来结案,使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率不断上升.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行政讼诉法》施行至今,据有关资料显示,几乎没有哪个人民法院审查撤诉申请后,作出过不准撤诉的裁定①.在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案件结案的方式中,原告撤诉的比例从27%上升到51%②.从一些行政法官的报告中,我国个别地区的撤诉率竟然高达81.7%③.那么,为什么在行政诉讼调解的问题上,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呢行政诉讼以撤诉的方式结案为何如此高呢显然高比例撤诉的背后是人民法院做了大量的动员息讼工作和协调工作.人民法院对撤诉进行审查的规定名存实亡.法律对有关撤诉的规定起不了什么作用: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上的依据,诉讼中的调解游离于制度之外不受法律的规制,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往往在各项利益的权衡下作出撤诉的裁定.于是人民法院只有变相调解,进行庭外和解常被称为协商,庭外工作等;人民法院与原告,被告"合谋"用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了大量的行政诉讼,在撤诉的案件中,人民法院的随意性很大,这实际上采取了逃避司法审查,进行庭外和解的方法是有悖于法律精神的.有人认为这种人为高比例的撤诉率已给行政审判的正常开展带来了危害:表现在(1)严重影响了行政诉讼所追求的社会效果(2)法官的公信度下降(3)法院的威信降低(4)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5)影响法官素质的提高④.我国行政诉讼法虽然明文否定了调解,但事实上阻止不了当事人庭外和解以及实践中高比例的撤诉率,大量的撤诉率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原因

行政诉讼法中的调解是指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基于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过双方协商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解决途径⑤.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具有深刻的法律基础.

(一)发展的行政诉讼实务为行政诉讼调解奠定了基础

从行政诉讼审判实践看,调解其实大量存在,基表现形式为和解既通过和解,行政机关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接受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然后人民法院准许撤诉进而案了事了,实践中这样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从客观上讲,行政诉讼适用调解虽有悖于立法规定,但在许多情况下,却取行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既然可用调解的方法促成原告和被告双方和解不违反,那么,讳言调解以及将调解结案的方式排斥于行政诉讼法大门之外,是不科学的.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其初衷主要是防止被告即行政机关利用其特殊的地位而迫使原告放弃其合理的请求.但是,诚如有学者言:事实上,允许调解未必损害原告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允许调解也不见得能能够保护原告利益和公共利益⑥.在实践中,我国大部分的行政诉讼案件是通过以撤诉的方式结案的,相当多的案件是通过原,被告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而结案,或者人民法院协调后被告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然后原告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并得到人民法院的准许撤诉.倘若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那么撤诉率将会自然下降,人民法院可用"行政调解书"的方式或用其他的调解方式来结案,其诉讼功能就会显示出来.据此,一些司法工作实务者认为,由于上面的原因导致原告撤诉,实际上就是在行政诉讼中实施了调解⑦.也有一些学者以为当前由于前述原因导致的高撤诉率已使行政诉讼适用调解成为必然⑧.

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展望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调解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应适时把调解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加以确定,以避免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端,调解能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适用,相信也可以适用于我国行政诉讼当中,并会运用的很好.

注释:

①:何海波著:"行政诉讼撤诉的思考",《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

②:参见杨海坤,朱忠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步履艰难的原因探析》,裁于《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③:孙林生,刑淑艳:"行政诉讼以撤诉方式结案为什么居高不下-----对365件撤诉行政案件的调查分析",《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④:参见罗应鹏《对行政诉讼中法官息讼行为的重新认识及评判》,裁于《人民司法》,2000年第11期.

⑤:胡著:《权利与权力的博弈》,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⑥:参见《完善行政诉讼法专家谈》,裁于《法律日报》2005年3月29日.方世荣著:《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⑦:王振清主编,吉罗洪副主编:《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322页.

⑧:申涛:《关于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探讨》,武汉大学研究生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6日.

⑨:王振清著:《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问题,思考,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第323页.

参考文献:

徐静琳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牧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总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