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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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001-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1

近年来对环境污染相关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也使得这一问题再度趋热。环境污染问题影响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尤其是现阶段的雾霾天气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身体健康。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分权的过程，中央政府赋予地区政府的更多的财政自使得地方政府过分追求功绩而招商引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放松了对环境的监管。所以深入探究影响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针对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作用的研究较多，如，国外学者Beeker和Lindsay研究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是造成环境恶化的原因[1]。Wilson[2]和Raushcer[3]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竞争中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与收入增加，可能会采取降低税负或放松环境监管与治理的行为。Chirinko和Wilson研究认为地方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污染会采取“骑跷跷板”策略（不同的污染治理策略）[4]。国内学者崔亚飞和刘小川利用中国1998-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在税收竞争中对废水和固体废物进行了严格的治理，对二氧化硫排放反而放松了监管与治理[5]。刘洁和李文利用中国2000-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负降低促进了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及工业废弃物等环境污染排放量的增加，而地方政府实施宽松的环境政策改善了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环境问题，却增加了工业废水排放量[6]。张宏翔等利用中国2005-2012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竞争倾向于加剧废气和废水的排放，倾向于改善固体废物的环境问题[7]。

关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统计方法的不同都使得研究结论呈现多元化。一方面学者研究发现提高分权程度会使得环境污染加剧，如，Sigman利用全球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水污染具有正向影响[8]。张克中等利用中国1998-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碳排放）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9]。俞雅乖利用中国2001-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正向影响[10]。另一方面少数学者认为分权程度的提高不会加剧环境污染，反而改善环境，如，Millimet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负向影响[11]。薛刚和潘孝珍利用中国1998-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分权对污染排放规模具有负向影响，财政收入分权对污染排放规模的影响不一[12]。谭志雄和张阳阳利用中国1994-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污染排放具有负向影响[13]。

本文创新地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税收竞争、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探究影响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与已有文献不同的是：首先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构建出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作用于环境质量的理论框架；其次同时关注税收竞争、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然后将收入分权作为一种通道考虑，研究分权通道下，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最后将总体划分为东、中、西部①三个地区，研究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贺俊等：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中国环境污染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2理论模型

本文在Davoodi和Zou[14]模型的基础上，将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质量分别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构造出财政分权、税收竞争作用于环境质量的理论框架。

2.1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由四部分要素构成，分别为物质资本存量k、中央政府政府财政支出f、地方政府财政支出s以及环境污染强度z。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则产出水平y为：

y=f（k，f，s，z）=Akαfβsγz（1）

其中，A表示技术进步率；α+β+γ=1，z∈[0，1]。

2.2消费者行为

设u为折现总效用，u（ct，et）为福利的瞬时效用函数，ct表示t期代表性家庭的人均消费。ρ表示时间偏好率。e表示环境质量。消费者在自身的和政府给定的预算约束以及环境约束下选择它的消费路径来使得贴现效应极大化，则最大化效用函数为：

Ω=∫∞0e-ρtu（ct，et）dt（2）

其中，u（c，e）=c1-σ11-σ-（-e）1+ω-111+ω，σ表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ω表示环境意识参数。

代表性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就是税后收入都用来消费和积累，即：

k・=（1-τ）y-c-（δ+n）k（3）

其中，τ表示税率，δ表示资本折旧率，n表示人口增长率。

根据Aghion和Howitt[15]的研究，环境质量e用实际环境质量与上限值之差来表示，则环境质量变化的动态方程为：

e・=-yzψ-θe（4）

其中，θ表示可能的最大再生速度，ψ表示污染程度指数。

2.3政府行为

政府达到收支平衡，预算约束为：

g=τy=τAkαfβsγz（5）

其中，g表示财政总支出，g=f+s。

2.4竞争性均衡求解

考虑以上因素，建立在人均消费水平c上的代表性消费者的决策问题是一个动态最优化问题，则最优化增长问题为：

max∫+∞0u（ct，et）e-ρtdt

k・=（1-τ）y-c-（δ+n）k

e・=-yzψ-θe（6）

对式（6）构造Hamilton泛函：

H=u（c，e）+λ[（1-τ）y-c-（δ+n）k]+μ（-yzψ-θe）（7）

在式（7）中，λ和μ表示Hamilton乘子。由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得：

H1c=0，H1z=0，H1k=ρλ-λ・（8）

综合以上式（1）、（5）以及（8），最终可求得在均衡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为：

gc=c・1c=11σ（1-τ）ατ1-α1αA11αf1gβ1αs1gγ1αz11αψ1ψ+1-δ-n-ρ

（9）

由式（4）可得：

e・1e=-yzψ1e-θ（10）

在均衡平衡路径上有c・1c=e・1e，由式（9）和（10）可得：

e=-στ1-α1αA11αf1gβ1αs1gγ1αzψ+11αk1（1-τ）ατ1-α1αA11αf1gβ1αs1gγ1αz11αψ1ψ+1-δ-n-ρ-θσ

）

由式（11）可知，本文已构建出宏观税率τ、财政分权s/g作用于环境质量的理论框架。

2.5主要结论

对式（11）求关于s/g的偏导数，发现e/（s/g）

对式（11）求关于τ的偏导数，发现e/τ

在上述两个结论成立的条件下，本文给出命题1：透过收入分权通道，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被加强。

为了验证理论结论在实际经济中的适应性，并验证命题1的正确性，本文将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探讨税收竞争、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

3经验研究

3.1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理论结论的正确性，本文以环境污染综合指标为因变量，以税收竞争强度和收入分权为自变量。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

envit=α0+α1taxcompeit+α2fdit+∑51k=1βkxkit+εit（12）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不仅研究税收竞争、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还深入探究通过收入分权通道，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否改变。因此，本文引入税收竞争与收入分权的交叉项，研究分权通道是否会改变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调整后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下标i代表省份，t代表时间，α0，α1，α2，βk为模型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

3.2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的面板数据包括除自治区以外的30个省市2003年至2012年的环境污染指标、税收竞争指标、收入分权指标、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贸易开放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环境规制的历史数据（因为的部分指标难以获得原始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国家数据库和中宏数据库公布的年度数据。

核心变量：环境污染综合指标（env），沿用谭志雄和张阳阳[13]构建的环境污染排放综合指数，具体为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基本数据，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收入分权指标（fd），采用贺俊和吴照[16]对其的测算方法，用各省人均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与（人均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人均预算内中央本级财政收入）之比表示；税收竞争强度指标（taxcompe），现阶段我国各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策略主要体现为税率竞争，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税收优惠来降低地区的实际税负，从而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而准确衡量各地区税收优惠的关键在于测算资本有效税率。因此沿用王佳杰等[17]衡量税收竞争强度的方法，具体为全国的资本有效税率与地方的资本有效税率之差衡量各个地区的税收优惠程度，其中资本收入有效税率=资本征税/资本收入，资本收入=资本征税+营业盈余。

xit表示影响环境污染的一些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贸易开放水平（open）：用各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urban）：用各省城镇就业人数与全部就业人数之比表示；环境规制（rug）：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GDP之比表示；市场化水平（market），用各省当年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经济增长率（grpcgdp）：用各省当年和其后3年的人均实际GDP 增长率的平均值表示。

3.3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用ADF检验来确定核心变量的平稳性。观察ADF统计值所对应的P值，以此判断变量是否平稳。判断标准为：当P

结果

Test

resultsD（env）1-18481 81（0，0，0）10000 01平稳D（fd）1-17134 21（0，0，0）10000 01平稳D（taxcompe）1-15897 71（0，0，1）10000 01平稳注：检验形式中的c和t表示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滞后期 k 的选择标准是以AIC和SC值最小为准则。

35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环境污染

由于模型2和4使用的是面板数据，需要先对实证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回归检验采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表2所示的模型2和4中Prob（H）均小于1%，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式（12）和（13）。模型1和3的估计结果中的二阶序列Arellanobond对应的p值均大于10%，拒绝二阶序列相关假设，因此说明回归不存在高阶序列相关性。回归结果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10%情况下，除模型2中的市场化水平系数外，其他系数均能够通过系数显著性检验，此时F统计量对应的P值均小于显著水平为10%，说明回归模型也是显著的。模型2和4是基于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与模型1和3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显示各经济变量回归系数符号一致，系数稍有差异。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估计结果，无论是模型1、2还是3和4，反映税收竞争强度的税收优惠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在通过各类税收优惠降低实际税负来招商引资，放松了环境监管，从而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收入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的自利性越强（李鼎和赵文哲[18]），地方政府为了

更多的财政收入而偏向于“GDP至上”的项目，挤压了政府对环保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忽视了环境治理，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收入分权与税收竞争的交叉项对环境污染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税收竞争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执行降低实际税负的优惠政策，以至于对环境放松了监管，加之收入分权高的地区，财政收入自主度高，地方政府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选择能给自己带来高收益的项目，所以说收入分权强化了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正向作用，换句话说透过收入分权通道，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被加强。这一结果佐证了命题1的正确性。

继续观察控制变量可知：贸易开放水平ope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原因可能是贸易开放度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技术水平和要素生产率，从而影响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最终降低了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城镇化水平urba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原因可能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能源消费过快、机动车数量增加过快和使用频率过高、城市建设步伐过快，在这些过程中均产生环境污染物。环境规制ru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的严厉使得本辖区企业的排污成本加大，促使他们使用先进的技术和清洁能源，从而降低了环境污染。市场化水平market的回归系数为正，原因可能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能源资源的消耗量过大，从而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压力。经济增长率grpc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

36区域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地区虚拟变量（DumE、DumM、DumW）来探究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别用虚拟变量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省份赋值1，对其他省份赋值0，这样，东、中、西部省份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差异虚拟变量向量为（1，0，0）、（0，1，0）、（0，0，1）。具体的计量模型为：

表3所示的模型5、6和7中Prob（Hausman）均小于1%，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式（14）。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估计结果，无论是包含所有控制变量还是剔除部分控制变量，东部地区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表现为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是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实力相对有限，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来提振本地区的经济，这样可能会降低环境保护的门槛，放松环境监管，从而会加剧环境恶化。而东部地区也会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实际税负来招商引资，使得本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但是一方面东部地区本身具有优越的经济实力，有足够的财力支持环境污染的治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富裕地区居民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迫使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去治理环境污染，所以说东部地区税收竞争不会加剧环境的污染，反而有益于环境的改善。

4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推导出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作用于环境污染的理论框架，理论分析收入分权、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的联系。然后，为了验证理论结论在实际经济中的适应性，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表现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表现显著的正向影响；税收竞争通过收入分权通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被加强；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税收竞争有益于环境的改善，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却加剧了环境污染。

根据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财税手段与行政手段并行。利用财税手段引导企业治理污染的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应予以行政上的制度规范。第二，完善我国的分权体制。从收入分权与环境污染的正向关系来看，未来应适当合理的分权，不断的调整和优化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使其能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第三，中、西部地区要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控制。中央政府应引导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将政府支出偏向于环保支出，从而改善环境污染问题。中、西部地区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提振本辖区的经济，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对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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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江苏1990－2010年江苏出口总额（其中包括2000－2010年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等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借助Eviews6软件，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江苏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贸易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

1.2指标选择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三废”即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气排放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3个指标度量环境污染程度。出口总额作为出口贸易指标，并且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选取初级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作为指标分析产品贸易结构对环境的影响。

1.3数据采集

本文所选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江苏省环境状况公报等。具体如表1、表2所示。

1.4单位根检验

在分别检验江苏省出口总额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指标的协整关系之前，需要检查各变量的平稳性，否则可能出现伪回归错误。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序列平稳性。结果由表3可以看出，在水平序列下，各变量除Y3外其他指标都是不平稳的，在进行一阶差分以后，各变量都趋于平稳。

1.5协整检验

在进行时间系列分析时，传统上要求所用的时间系列必须是平稳的，即没有随机趋势或确定趋势，否则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但是，在现实经济中的时间系列通常是非平稳的，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差分把它变平稳，但这样会让我们失去总量的长期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又是必要的，所以用协整来解决此问题。本文试对各个变量进行检验，并加以判定他们之间是否有长期的稳定关系，即他们之间是否是协整的。利用Eviews6软件，分析结果表4。

从表4中，很容易发现工业废气排放与出口总额、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与出口总额二者的直线的拟合优度都很好，达到了90％以上，甚至于达到97％，说明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有直接影响，且由于系数值都为正数，表明出口额的增长加剧了环境污染。然而，出口贸易的增长对工业废水的影响不明显，虽然回归分析的P值通过检验，但是拟合程度只有23％左右，无法直接解释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尤其是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由于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特别是对工业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江苏省出口贸易结构是否会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由于无法直接证明出口贸易会对工业废水排放量产生影响，所以本文暂不考虑产品贸易结构对工业废水产生的影响）。本文选取2000－2009年江苏省出口贸易相关数据，包括初级产品出口额X1，工业制成品出口额X2，工业废气排放量Y1，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Y2，继续分析贸易结构与环境污染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方法与之前相同，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再协整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的拟合程度非常高，但P值过高，也就是系数的斜率没有一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X1、X2斜率至少有一个不为0，即存在多重共线性。所以，针对多重共线性，对原始序列做一阶差分，重现进行检验，结果如表6。

从表中可以看出，一阶差分以后的初级产品出口额及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与环境污染存在相关关系，一阶差分后，初级产品与环境污染存在负相关关系，工业制成品与环境污染存在正相关关系。可以认为贸易结构中，相较于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加更能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

1.6格兰杰因果

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是分析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协整分析的结果反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需要进一步验证。考虑到经济中通常出现的时滞效应，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时，本文将对滞后各期的X与Y1、Y2之间关系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列入表7内。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二期的情况下，拒绝X不是Y1的Granger原因，即X是Y1的格兰杰原因。其余情况下，均接受原假设。这就说明，江苏出口总额的变化是导致是工业废气排放量变化的原因，而出口总额变化不会导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及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变化，究其原因，笔者猜测可能与所选分析数据较少，导致无法得出结论有关。

篇3

一、引言

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学术界对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环境后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都是消极的，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将直接导致环境恶化。Copeland & Taylor（1994）的理论分析表明：自由贸易减轻了高收入国家的环境污染然而同时增加了低收入国家的环境污染。Chichilnisky（1994）研究了当一国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时，自由贸易对自然资源开采的影响，其结论是国际市场传递扩大了全球性公共资源的外部性，原本用于防止资源过度使用而设立的税收政策很有可能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反而加剧资源的过度开采。Barrett（1994）认为，当环境政策的边际损害很低时，生态倾销会由于某些策略性战略而出现。Dua & Esty （ 1997）以及 Esty & Geradin（ 1997）都指出， 作为贸易自由化的结果， 各国会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 出现所谓“ 向底线赛跑”，甚至出现阻挠环境立法等漠视环境管制的现象。与此同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贸易自由化尽管在短期内的环境效应是消极的，但是在长期自由贸易将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Bhagwati（1993）以及Grossman & Krueger（1995）的研究，他们把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分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以及规模效应，他们认为，当收入达到某一水平时，技术效应和构成效应的加总将超过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得的发展将改善环境质量。Lopez（1994）也得到了基本类似的结果。经验研究方面，Joseph C. H. Chai（2002）考察了中国自1979年之后20年伴随贸易开放程度与制造业“三废”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考察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巨大的负向作用完全抵消了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正向作用，从而导致中国制造业整体污染排放增加。Qureshi（2004）对巴基斯坦的工业水污染恶化的问题研究中也证实了贸易开放加剧了环境污染。Maniagi（2004）使用63 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证明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然而，Lucas 、Wheeler和Hettige（1992）采用了1960 年至1988 年间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内的80个国家的37个制造部门污染排放的面板数据，发现在贸易自由化的初级阶段，毒性密度指标起初明显上升，但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这一指标呈下降趋势，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整体环境的改善。Anderson（1992）通过对世界食品和煤碳行业的研究发现，煤碳和食品贸易的自由化减少了这些产品带来的全球污染。 Dean（2002）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1987～1995 年各省份水污染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 贸易自由化对环境质量的破坏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这两种效应在符号上是相反的，模拟结果表明贸易对环境正的技术效应抵消了负的结构效应，最终对环境净效应是正的，贸易开放有益于环境的改善。综合以上文献，不难发现，关于自由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而且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大都较早，鲜有研究国际背景下综合环境损害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因此，本文将试图通过聚类因子分析方法试图解决综合环境损害指标的选取和构建，并通过大量相关性和多元回归分析，尽可能地勾勒出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损害影响的概貌。本文第二部分以经典的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基础，借鉴McConnell（1996）模型，在对其进行简化的同时，加入贸易额为效用函数的一个变量，在分析收入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的同时加入了贸易与环境损害关系的分析；在第三部分，运用聚类因子分析方法建立综合环境损害指标，在理论研究基础上通过大量实证分析，重点贸易增长对环境损害的影响程度、路径及现状；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理论模型

为简化分析，我们主要考虑两个要素：消费者对环境服务的需求和消费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这样，人均收入，贸易自由化 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两个命题。与第一个要素相联系的命题是：环境所提供的服务，即环境舒适性，是一种奢侈品，也就是说，对环境舒适性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随着人均收入及人均贸易额的增长，用收入换取环境舒适的意愿水平就会随之上升。而对于后者也有一个相应的命题：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自由贸易的发展，消费对污染的负效应递减。直观地，因为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会发生变迁，从而生产和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变化。

这样，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污染水平随贸易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到这里，我们惊讶的发现，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似乎与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结论不谋而合，而且我们还得出一个结论：贸易增长和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同样满足库兹涅茨曲线。

三、实证检验

（一）相关概念界定和数据说明

1、代表性国家的选取标准。为了使选取的二十一个代表性国家能够反应全球贸易和环境损害关系的基本情况，本文以联合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为标准 ，选取了十一个发达国家，十个发展中国家。在选取的的过程中，主要考虑：世界影响、地理位置、国家概况等三个方面的因素。2.贸易指标和环境损害单项指标的选取 。本文主要研究有可能导致本国环境损害的的那部分贸易增长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具体的关系，所以出口额无疑是和本国环境损害关系最为紧密的贸易指标。3.环境损害综合评价指标的建立。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环境和贸易的现状以及环境和贸易之间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不同学者研究环境损害与经济、贸易之间的关系时使用的污染指标也不尽相同。建立一个综合的、相对全面的环境损害评价指标似乎就变得尤为重要，并且，这个综合指标应考虑多个方面的污染，兼顾各个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计量结果表明，各个国家构成W的因子至少都包含了所有污染指标90%以上的信息量，这种包含比重是可以用少数的因子来衡量整个的环境水平的。KMO-Measure值都大于0.5，说明所有国家的环境污染指标数据都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

（二）贸易增长与环境损害的相关性分析

借助之前构建的环境损害综合评价指标，本文通过灰色关联分析研究代表性国家贸易增长与环境损害的相关关系。 贸易指标数据来源于WTO公开数据库，使用的污染指标数据是经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公开数据计算而得。使用灰色系统理论建模软件（GTM）来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的计算。最后的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相对关联度在0.5以上的序列数据一般认为表现出比较显著的趋同性，通过对表4-2的观察可以明显的发现，所有二十一个代表性国家贸易和环境损害之间的相对关联度都在0.5以上，除了丹麦和越南分别为0.5351和0.5705以外，别的国家贸易和环境污染的关联度都在0.6以上，超过0.8的有十三个国家。由此可以判断，代表性国家的贸易和环境损害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中国0.60，挪威0.78，冰岛0.87，加拿大0.95，英国0.85，法国0.77，德国0.88，葡萄牙0.83，日本0.80，丹麦0.54，巴西0.96，阿根廷0.97，美国0.87，澳大利亚0.91，土耳其0.75，越南0.76，南非0.75，巴基斯坦0.98，印尼0.90，印度0.71，俄罗斯0.92）

（三）代表性国家贸易、收入与环境损害关联路径实证检验

下面我们通过代表性国家的数据来对这一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希望通过分析，在验证贸易，收入与环境损害具体关联路径性态的同时，能够描述目前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与环境损害关系现状，通过代表性国家当前在长期EKC曲线上的位置来估计未来环境和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

实证结果与比较。观察图1，有九个国家人均GDP和出口贸易额与环境损害评价指标拟合的回归方程的形态是一致的。短期来看，所有的回归方程中有十五个为线性形态，十三个为N型形态，有十一个为倒U型形态，有两个为U型形态，一个回归方程无法拟合。长期来看，有十二个国家目前经济、贸易和环境污染的状况处在长期曲线的左端，四个国家当前经济、贸易和环境污染的状况处在长期曲线的顶端，有五个国家处在长期倒U型曲线的右端。分析图1，不难发现，代表性国家中环境污染现状趋于好转的基本都为经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状况仍在加剧的多为发展中国家。通过代表性国家经济、贸易与环境现状在曲线上的位置可以判断，处于顶端或者右侧的九个国家中有八个为经济发达国家，处在左侧的十二个国家中，只有三个为经济发达国家，其余都是发展中国家。此外，通过观察曲线的形状可以发现，几乎所有（英国除外）环境损害有所改善的国家，收入、贸易对环境的影响路径都是一个先导致环境恶化之后到达顶端，然后使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的路径。

四、结论

本文以经典的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基础，在对McConnell（1996）模型行简化的同时，加入贸易额为效用函数的一个变量，在分析收入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的同时加入了贸易与环境损害关系的分析。而后运用聚类因子分析方法建立综合环境损害指标，在理论研究基础上通过大量实证分析，研究贸易对环境损害的影响程度、路径及现状，实证结果在很好地支撑理论结论的同时基本勾勒出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损害影响的概貌。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通过理论分析，我们认为，污染水平随收入水平以及贸易额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这一理论结论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结论相符。通过对代表性国家贸易增长和环境损害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我们发现21个代表性国家中有19个国家的灰色关联度在0.6以上，代表性国家自由贸易对环境损害的影响关联程度非常高。通过具体影响路径的实证检验，我们认为“恶化-顶端-改善”的倒U型路径成为贸易增长对环境损害影响的主要路径，这一实证结论很好的支撑了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从影响现状上看，代表性国家中环境污染现状趋于好转的基本都为经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状况仍在加剧的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实证结果充分证明了理论分析中环境污染水平以贸易额或者人均收入特定值为拐点的正确性。

参考文献：

[1]Copeland， B. R. and Taylor， M. S.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No. 3， 1994， pp.755-787

篇4

一、引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迅猛，主要通过投资、进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来拉动，这种模式达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后来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产业集聚。而集聚的形成一般是通过外部规模经济、技术溢出等优势，在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自主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拉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面临动力疲弱、生态“雾霾”环境、自然资源超出人们承受能力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弊端，如环境污染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2013年以来，“雾霾”这个词语占据了人们的视野，不仅成为人们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也成为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现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重要推动器，但同时也是造成污染的根源。

二、产业集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内在联系

最早Marshal（1920）系统研究了空间集聚，从金钱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解释了区位集聚，原因有个：专业化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劳动池效应及技术溢出、知识扩散。从此Marshal外部性的概念成为研究空间集聚的核心。在此期间，对于集聚的研究有过中断，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对于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从理论上分析，Krugman（1991）、Puga&Venables（1996）等经济学家认为，企业会选择市场潜力较大的区域进行生产，市场潜力扩大引起的前后相关联效应促进企业收益递增，进而在此区域产生集聚，从而形成“中心-”结构。Ottaviano&Martin（2001）在Krugman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上，加入内生增长理论以研究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得出与Baldwin&Forslid（2000）类似的结论，证明了区域经济集聚会降低企业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反过来刺激其他产业向该地区集聚，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空间集聚。Fujita&Thisse（2002）假定非熟练劳动力且不可自由流动、熟练劳动力且可自由流动两种前提下，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得出了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结论。

随着理论研究的继续深入，国内外学者对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实证研究方面也作出了相当广泛的研究。在现有的文献中，发现关于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复杂，学术界目前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分歧，大部分研究结果认为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Crozet & Koenig（2007）利用欧盟1980～2000年的地区数据研究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空间集聚促进经济增长且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越不均衡的地区增长越快。刘立云（2011）使用ISM模型和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中西部文化产业集聚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文化产业集聚对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一部分研究与上述观点不一致。此外，有些学者认为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Brulhart&Sbergami（2009）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跨国实证研究，分析结果得出与Williamson（1965）结论一致，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集聚对GDP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达到某一水平之后，集聚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影响。徐盈之等（2011）基于Barro增长模型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利用中国30个地区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Williamsonhypothesi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没有达到门槛值以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超出门槛值后，集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即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显著存在。

Nagesha（2007）认为，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在于集聚醋精经济增长及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环境污染这种负效应。对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学者也是非常关注，最著名的是Copeland&Taylor（1994）提出的“污染避难所”假说。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实行严格的环境政策会导致国内企业成本增加，从理性人角度出发设定企业都已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些企业将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投资决策，会使得企业将产业转移到环境标准减低的国家。学术界从环境角度研究主要从外商直接投资入手，Dua（1997）认为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各国为了吸引FDI会降低自己的环境标准以提高该国的经济增长，但结果会出现“向底线赛跑”的现象。

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本质是产业集聚的外部性问题，只是从环境角度出发。Esty&Geradin（1997）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降低环境保护标准或放松环保规制以吸引外资，导致了国际环境条件的两极分化，得出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的结论。Matthew（2010）等采用日本的数据，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特别是当贸易发生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时，实证结果更显著。朱英明等（2012），实证检验资源短缺和环境损害是否对工业集聚形成产生阻碍，结果发现水土资源短缺对工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水环境污染对工业集聚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张可等（2014）认为，经济集聚和环境污染相互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间的发展和环境质量存在交叉影响，具有双向影响的特征。近年来，集聚提高环境质量的外部性逐渐获得学者的关注。沈能等（2013）认为，产业集聚有效促进了产业内企业间的环保节能知识的溢出和共享，降低了低碳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减少了单个企业的治污成本，从而改善了碳生产率。因此，产业集聚可以作为控制污染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

三、结论

基于以上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现有文献大多数是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很少从理论层面或影响机理角度分析。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但超过某一水平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小，甚至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原因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基础设施比较匮乏，资本市场进入受限，生产在空间集聚能够促进效率显著提升。但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规模逐渐扩大，拥挤外部性会导致空间上的集聚出现分散的经济地理结构。可见，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难用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表示，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产业集聚在什么程度上会对环境造成损害？环境污染在经济增长中是否发挥了关键作用？这都是以后值得研究的方向。

（作者单位为重庆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