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发展案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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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不断走向深入，农业和农村发展已进入一个面向市场、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注重效益，向生产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新时期。随着农机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各类农业机械保有量大大增加，农机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几率也呈现上升的趋势，农机事故蓄发的态势仍然没有改变，农机安全生产形式依然严峻。安全生产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农机安全监理正面临着新的形式。如何适应新形式，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是农机安全监理部门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农机安全监理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农机监理作为安全生产的执法机构，依照国家和地方农机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对农业机械及其操作使用者进行严格、科学的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纠正违章，杜绝事故，使农机生产安全有序进行，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其次，农机监理在对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的管理中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学习培训，使机手有了一技之长，成为村里先进科学技术推广应用的带头人和示范者，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起到了积极作用；再次，农机监理人员与机手有良好的相处关系，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农机监理人员在机手的心目中既是执法者，又是朋友，还是农机生产的参谋，顾问，机手有了困难愿找农机监理帮助解决，从而使他们得以发展生产，加快了致富步伐；最后，农机监理在监督，管理和协调农机田间作业，运输作业，跨区作业工作中，在提高农机作业水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安全生产，协调供需，化解纠纷等方面，起到其它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农民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监理手段和监理装备落后，困扰着农机监理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装备建设是强化行政执法工作的基础，按照国家 《农机监理技术装备配备标准》 的要求，农机监理部门应配备必要的交通、通讯、检测、事故勘察仪器以及办公自动化设备。在检测关上没有配置音像检测设备，检验人员还没有摆脱传统的靠肉眼凭经验的做法，在农机事故勘察设备上还得不到很好的完善，监理装备的不足和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机监理规范化建设和农机工作效率的提高。

2.体制不健全。农机监理是国家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农业机械安全的公共行政管理职能，是向农村提供农业机械公共安全服务责任的机关。按照《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规定，农机监理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农机监理员也应是国家公务员。但目前大部分都属事业单位和事业人员。

3.农机手尽义务多，享受的权利少。各农机监理部门收费都有法律依据，并有明确的收费标准，但农机手只有缴费的义务，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权利，农机监理部门在处理监理与服务的关系问题上还未能及时跟上农机化工作的发展节拍。

4.基础薄弱。一方面，一些农机手安全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违法载人、无牌行驶、脱离年检等违法行为现象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对农业机械的设计制造、生产、销售、维修、使用和报废回收的各个环节监管不到位，机具状态差，潜藏着严重的农机事故隐患。

三、抓好新形式下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对策

1.改善监理手段，加强监理装备建设。改善监理手段，加强监理装备建设是 提高农机执法服务水平，保证农机安全监 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必备条件。建议加大投资，县委、县政府应给予大力支持，追加 财政专项补助资金，应有计划地配备安全技术检测、农机事故勘察处理、牌证网络化管理等技术装备，改变安全检测无设备局面，逐步形成“基地健全、设施齐备、手段科学、执法规范、保障有力”的农机安全监管体系。

2.理顺机制。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建议对农机监理机构重新进行设置，将现有的农机监理机构纳入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经费全额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其收费全部上缴国库，切断自身利益与业务工作的“脐带”，确保其履行肩负的职能和职责，促进执法的公平、公正；在业务与行政管理上实行垂直领导，切实改变目前有岗无人、有人不办事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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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了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解决了接近14亿人口吃饭穿衣的问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水涨船高，农业、农村、农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空心化严重、农业生产水平不断下降、农民增收困难等诸多问题日益显现，为“三农”事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农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涉农工作的突破口。

一、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不完善

1、水利设施破旧。长期以来，在中国农村，很多的水利实施成为摆设，有的还得到人为的破坏而未能给及时的修缮，导致水利设施的抗旱、排涝等功能逐步丢失，大量的塘坝、小型水库等水利实施投入不足，农业生产基本上靠“天”吃饭。

2、基本农田遭到破坏。农田是农民口粮保障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中国乡镇一级的政府大肆搞工业园，发展工业获取财政税收，为了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土地，不得不将手伸到基本农田，将基本农田直接或变相的变更为工业用地，导致农业生产用地越来越少，农业生产产出不断降低，“十八亿亩农田”岌岌可危，红线已经被超越。

3、农业生产配套措施严重不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越来越不被重视，农业生产所需的道路、供电、水利、信息化建设等配套措施严重不足，农业生产基础十分脆弱。

（二）农村集体经济基础脆弱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确保“三农”事业稳健发展的基础，是文化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但长期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十分脆弱，抗市场风险能力低下，经不住市场风雨的考验，很多的农村集体经济融资困难、经营不善，面临关门歇业，甚至有的背上沉重的债务抱负，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拦路石”。从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轨迹看，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撑不过五年，鲜有华西村、南山村这样成功的案例。

（三）农村土地政策不合理

农村社会空心化的问题日益严重，很多的农村青壮年都外出进城务工，农村人口逐步被转移到城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大多数是妇老病弱，大量的农田被限制，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土地流转制度，但这项制度仍然不成熟，不科学，不完善。在农村，很多的村民宁愿落荒，也不愿意将自己家的土地流转出去，因为流转土地的政策不透明，产权不清晰，收益分配不明确。

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加大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投入

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双翼，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让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得以迅速提升。因此，我国的各级乡镇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主动承担起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和义务，重点做好农村道路、农村通信、农村信息化建设、农村供电、农村水利设施的投入，不断改善农村经济发展条件，将每一分财政资金都花到“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这个刀刃上，为农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提供政策上的、资金上的支持。

（二）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力

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力，是确保农民增收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新农村建设、在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因此农村基层管理者赢想尽一切办法来搞活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力，从而更有力的推动农村经济不断发展：

1、采取多元化模式。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鼓励有实力的农民开展合作社模式的集体经济发展，采取多元化发展模式，比如建立特色种植合作社、特色养殖合作社、工艺品加工合作社等，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百花齐放”，增强市场抗风性的能力。

2、采取规模化发展模式。规模化发展能够彰显规模效益，从而带来一个上下游和终端消费完成产业链的形成，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基层乡镇政府要大力培育农村集体经济龙头企业，依靠龙头企业来吸引更多的投资，使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逐步走上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不断壮大农村经济发展的实力。

3、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作为乡镇政府，要积极主动的加强与农村信用社、农行、农业发展银行、村镇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的协调沟通交流，提供政策支持，为农村集体经济提供更多的融资贷款，确保农村集体经济“供血充足”。

（三）提高农业生产力

农业生产是农村经济的基础和“秤砣”，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鉴于农村农业生产基础薄弱，人才匮乏的问题，我们要加强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加大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力度，定期组织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让农村留守人员掌握一技之长，提高他们的农业生产能力，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强农业生产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提高农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三、结语

总之，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质量不高，速度不快，模式单一，形式粗放，体量不大，还存在着空间狭小、资金和政策短缺、劳动力素质不高、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工作，将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到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上，大力支持、扶持农村经济发展，让农村经济发展突破瓶颈，跨越式、稳健发展。

作者简介：郝琛玮（1987-），女，汉族，湖南衡阳，研究生在读，湖南省衡阳衡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金融行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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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加快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发展途径，是社会主义阶段性发展的必要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所以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新农村建设的不容忽视的发展内容。农村建房规划是实现农村经济“走出去”的第一步，是农村生活富裕的重要表现。然而，当前很多农村地区的建房规划管理并不成熟，农村建房布局散乱、随意使用生产用地等问题，使当地相关的建房管理事业单位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因此，梳理农村建房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思考如何加强农村建房管理规划，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纳入农村建房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中。

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同步

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容小觑，近年来，随着农村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也更上一层楼，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但是，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弊端日益明显，环境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原则在农村经济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建房建设过程中任意开垦山地，摧毁树木；工业发展带来大量化工垃圾，农村的河流、植被受到污染和侵蚀；生活垃圾随意丢弃，不仅影响农村风貌，而且加重农村环境污染。农村生态保护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同步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健康的环境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才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写照。

（二）缺乏特色发展项目和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

特色产业是一个区域的“发展骨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落后最大的原因在于缺乏特色发展项目和科学的发展规划。不同地区的农村拥有不同的资源和发展优势，抓住资源优势就是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找到特色发展道路。通过分析很多践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典型农村发展案例，不难发现，这些发展良好的农村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开发当地资源，发展特色经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完善，只有拥有健全的基础设施覆盖网，才能吸引外界资源，保证资源“进得来，留得住”。

（三）农村与城市间的信息交流不畅，经济发展受阻

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不能故步自封，埋头搞发展是没有前景的，要加强农村与城市间的信息沟通，摆脱信息落后的现状。当前，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基础设施不全，水电供应不足，交通、通信不畅，商贸、教育停滞等现象，严重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农村发展不能“走出去”，就无法“引进来”，信息交流不畅是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的根源。

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建房的现状分析

（一）农村建房缺乏合理规划，布局散乱无序

农村建房零星分散、杂乱无序，缺乏合理规划是农村建房管理正在面对的挑战之一。新农村建设政策为农村建房提供了资金和政策帮助，农民建房的积极情绪一度高涨。但是目前农民建房依然保持传统方式，建房没有统一规划或者集中建设，有的将原来的旧房屋拆毁，在原址上重建；有的在自家自留地或者与相邻住户交换承包地进行选新址建房，很多人会在交通便利的公路两侧建房。由于农村土地政策和地缘环境制约，大多数村民祖祖辈辈都留在本土，为了抢占便利的条件，进行“见缝插针”式布局建房。村民们建房面积、朝向、规格各异，导致即使集中在一个地方建房，也会出现参差不齐、散乱无序的布局状态。而且村民法制意识淡薄，建房过程中很多人并未严格按照审批计划建房，在房屋周围随意开辟占用审批面积之外的土地，用以建设建盖晒谷场、猪舍、牛棚和厕所等生产、生活辅助设施，“广厦千间，夜眠八尺”，土地严重浪费。很多村民为了个人利益，随意挤占道路、河道及公共用地建房，严重影响农村诸如水电、交通通信、商贸贸易、消防排污、文化教育等公共设施建设。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原则完全相悖。

（二）建房审批管理不严，施工无监管

审批环节管理薄弱，实际施工过程中监管不足是农村建房管理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之一。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严格来说应该是村民先向相关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请，管理部门根据历史资料和当地实际考察后予以审批，之后才能正式施工。但是村民建房多数会占用耕地，审批过程比较复杂，经历时间较长，很多村民为了图方便，会“先斩后奏，不批先建”，情愿接受事后处罚。村民“先建后批”的建房行为给建房管理部门造成困扰，且很多村民所选用的建房地并不利于新农村建房规划的实施，逐渐引发建房布局混乱、规范用地难以保证的困境。村民轻易忽视建房审批环节，随意占用土地，也说明当前审批管理环节薄弱，缺乏严明的法制性保证，对违规建房行为的惩处不力，未能给村民建房带来约束和管制效力。农村建房管理部门除了审批环节薄弱之外，对村民房屋建设的施工监督工作也不到位。农村建房基本上是自己投资投工，通过亲戚邻里帮忙，请当地有实践经验的师傅提供技术指导，整个建房过程较为随意。没有图纸规划或者专业技术指导，大多数的建房成果都来源于经验之谈，在安全和质量方面难以保证，建房施工过程中出现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的案例时有发生，这也说明相关农村建房管理单位在村民建房方面依然需要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

（三）建房用地紧张，违规建房现象严重

当前农村建房用地紧张，村民违规建房现象突出，是农村建房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建房用地紧张，在地势地貌特殊的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新农村建设为农村建房提供了政策和经济扶持，村民建房欲望迫切，但是在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农村，地形崎岖，开发难度大，村民建房代价高，也有很多村民没有合适的建房地址，交通干道两侧地价高或者已被原址所在的村民占用；想将原址住房拆毁重建，奈何基础设施条件不便，建房意义不大。另一方面，在地质灾害频发的农村地区，建房用地更加紧张。地质灾害给村民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无力建房，即使有能力建房，选址和灾害预防也是大难题。违规建房现象在经济条件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尤为严重，越是发展落后的地区，村民的集体意识和法律意识越薄弱。近年来，农村宅基地和农村建房的管理力度逐渐加大，但是实际管理过程中依然存在巨大的空间。村民多数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便利程度随意选址建房，未批先建、少批多占、一户多宅、擅自加层等违法现象并未得到有效处理。而村干部等基层管理班子发现村民违规建房的行为碍于情面多数会模糊处理，并未及时上报或者执行处罚，严重阻碍农村建房规范管理。

四、基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建房管理要点

（一）加强新农村建房政策宣传，制定科学合理的建房规划

加强新农村建房政策宣传，制定科学合理的建房规划是坚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背景下农村建房管理的关键环节之一。乡镇建房管理单位应该积极做好新农村建房政策宣传工作，组织村干部学习新农村建设政策和农村建房规范制度，由村干部向村民普及宣传建房政策；定期安排管理人员下乡宣传，与村民实际交流，检查学习成果，提高村民自身的法律意识、房屋安全意识。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建房规划，可以聘请专业团队对当地适合建房的宅基地、空闲地、自留地进行统一设计和布局，对房屋的规格、朝向等作出统一的标准和安排，帮助村民节约劳动力和资金、材料成本。将农村经济发展纳入建房规划当中，根据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科学规划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和规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村民提供更多建房选址选择机会。

（二）强化日常管理监督，严格村民建房审批流程

加强日常施工管理监督，严格村民建房审批流程是强化农村建房管理的一项有效措施。强化农村建房的施工监管工作，当地政府建房管理单位可以向村民提供详细标准化的建房图纸，安排专业建筑施工人员为村民提供建房技术指导，帮助村民科学安全建房。建房期间定期安排工作人员检查建房的进度，为村民提供高空作业的安全防护指导，减少安全隐患。建房监管单位和科室要制定严格明确的建房审批制度，严明单位和科室内部的纪律，对于审批过程中执法不严、态度不端正的工作人员进行严格处罚，提高管理单位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纪律性。增强建房制度的法律性和权威性，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按照制度进行审批，对村民“未批先建”行为进行批评和处罚，加大处罚力度。例如适当提升超出审批建房面积之外土地占用的罚款金额，并通过全村通报批评警告，增加精神和物质双重处罚压力，以正视听。认真落实审批后村民建房跟进工作，按照“一宅一户”的建房规定，监督村民及时归还旧宅基地，严守制度的红线，不违规操作、不越权操作。

（三）政府部门联动协调，健全农村建房管理机制

政府各部门联动协调，健全农村建房管理机制是加强农村建房管理规划的重要措施。政府部门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力物力投入，为偏远地区的农村提供便利的建房条件，减低村民建房成本和建房难度。加快农村城镇化进度，建设乡镇小区，鼓励村民农村购房，解决村民“有钱无地建房”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建房的难题。加强当地信用社、银行和国土管理等相关单位的联系，优化、简化村民购房手续办理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健全农村建房管理机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可操作性强、规范严明的农村建房管理办法，保证建房管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完善关于农村危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房屋倒塌或其他建房困难情况的建房管理办法，落实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原则。建立县、乡、村、组四级监管信息网，明确各层级的监管责任，采用由村规民约的村民自主管理到乡镇责任监督到县级管理问责的层层递进式管理模式，营造上下联动、纵横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五、结语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久推动力，而规范农村建房管理是新农村建设迈出的第一步，解决农村建房现存的问题是农村建房管理规范化的要务。因此，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村民法制意识，完善建房管理制度，强化日常监管，是实现基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建房管理规范化的有效举措。

参考文献：

[1]胡勇明.美丽新村农宅建设管理的几点思考[J].四川建筑,2015,35(03):286-288.

[2]谢晓芹.浅谈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环境问题及对策[J].法制博览,2017（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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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6-0088-02

一、引言

现代经济增涨的本质是产业化，即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1]。农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推进工业化的有力支持[2]。因此要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必须巩固农业经济的基础性作用。

二、制约农业发展的基本因素

1.科技因素：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快慢，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科技进步和科技向生产力转化的率的高低，因为农业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可以改善生产要素之间的配合效应，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2.资本因素：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本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两类：现代农业要求以现代科技发展农业武装农民，大量农业科技需要农民来掌握运用，这就给农民本身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由于农业自身收益偏低特点，自身资本积累能力较差，决定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外界资本援助。

3.市场因素：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农产品市场缺乏有效统一的组织，从而导致农业生产难以和市场进行有效地对接，导致农民自身利益受损。

4.社会保障因素：由于城乡发展差异较大，农产品的产品附加值小，农业生产收益偏低，农民基本权益得不到根本保障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土地权益，近年来在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频繁出现侵害农民权益的案例，严重地阻碍了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建立。土地是农民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部分，一旦失去了土地，农民的医疗，养老，就业，基本生活等问题又应该如何得到保障是未来发展现代农业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三、措施和建议

1.积极促进城乡市场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首先要建立和谐统一的城乡市场，必须着眼于全国统一市场，调整农业区域不接，积极促进农业的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延长农业生产链，增加农民收入。其次要不断加强农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体系，市场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构建完善统一和谐的城乡市场体系。

2.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城乡市场的协调完善是一个长久而缓慢的过程，并且由于市场调节本身的局限性，在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必须认识到政府调节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引导作用，纠正市场失灵现象，力求实现在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积极配合下不断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制定好发展规划，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引导社会投资，制定并落实强农惠农政策。

3.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关于农村金融的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增长关系，很多学者都从理论或实践上给出了回答：严太华和曹小春以Pagano模型为基础，对四川1989~2008年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四川农村金融相关率、资本边际产出率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胡元聪和杨秀清指出农村金融存在较强的正外部效应[5]。因此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必要加强。

4.增大农业科技投入，鼓励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推进农业高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化发展。

要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务必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发展现代农业，建立强大的农业科研队伍，创建科技创新基金，以支持农业科技基础性创新性研究，推进高科技农业的应用与产业化发展。要在继续深化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以企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各种专业化组织为主的多元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5.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注重高素质人才培养。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势必会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如何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是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在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上，不仅要注意协调城乡经济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还要注意积极推进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建设，积极引导剩余劳动力回流，并且加强农村农业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增加农产品加工生产基地，增加农村就业岗位，形成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双向选择的良性循环，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就业压力大和农村留守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还要注意高素质农业人才的培养，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战略储备人才。

[1]权哲男.浅析延边州解决“三农”问题的现状及对策[J].农业经济，2010（5）.

[2]张红洁.衡阳市农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农业经济，2010（5）.

[3]严太华,曹小春.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四川为例[J].经济问题，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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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保险在农村中的发展能够帮助农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很多问题。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数据表明，农村中人口老龄化的情况要严重的高于城镇的情况，已经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商业保险的发展，能够有效的解决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减轻人口老龄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负担，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商业保险的发展，能够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农民因为意外伤害和疾病等因素而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减少了农村居民因病返贫的现象产生，让农村社会更加稳定，还有一些自然灾害而引起的问题，如子女教育问题等等。商业保险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少部分的资金投入，同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四)商业保险资金投资功能的发挥，支持了农村的一些基础建设，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让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的增收增加和拓宽了渠道。同时在农村中，商业保险的发展还减轻了政府的压力和费用，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养老基金亏空等问题。

二、商业保险在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问题

(一)农村居民保险知识贫乏，导致商业保险发展缓慢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他们有着对保险的需求，但是因为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农村居民虽然听说过保险，但是真正对保险的了解可谓少之又少，并没有把保险当做是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因此他们的投保率及底。

(二)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本质是利益的最大化的追求

商业保险工作是一个企业，而企业是属于盈利性的组织，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是利益最大化的创造和追求。而农业商业保险中，因为自然灾害和一些设施的简陋等等造成了商业保险的高赔付，这就和商业保险的目标相悖。再加上农村保险跨越的地域面积大。单笔保费低、业务分散等等，导致了商业保险公司服务成本的增加。

(三)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不足

农村所需要的保险产品一般是那种缴费低、覆盖广、缴费灵活以及保障高的保险产品。而商业保险公司目前所经营的保险产品中，对于这类保险产品还比较缺乏。再加上农村居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对于保险金的支付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虽然国家近五年来对农村的农业发展和农民个人通过保险财政补贴方式，鼓励和支持农民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经营风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民个人利益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但由于农民对保险认识的局限性，就导致了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较窄，规模不大，风险集中，商业保险不能在其中直接获取经济利益。

三、增强商业保险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

(一)加强商业保险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农村居民的投保意识增强

商业保险能够有效的服务“三农问题”，促进新农村的建设。能够得到农村中，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商业保险要利用好乡、镇政府部门，积极的做好农村保险知识的宣传工作，加深农村居民对于保险的认识，比如可以在乡镇的街道上、各村的村委办公点以及各个村落的重要路口等进行农村保险宣传专栏的设置，宣传当前的保险基础知识、保险法规以及承保和理赔中的重要事项等等。还可以通过乡镇的相关干部进行集中的保险知识以及典型案例的宣传，增加农村居民的投保意识。同时还要结合当地的教育机构进行保险知识的宣传，特别是农村的中小学，让他们从小就能够得到保险知识的普及。

(二)处理好三种关系，确保农村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

一是要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保险公司要把效益放在首位，但同时要服从、服务于国家，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到社会的利益，在为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得到生存，求得发展。二是保险公司要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虽然从目前来看，农村保险的见效慢、成本高以及费用大。但从长远的利益来讲，农村保险业务才刚刚开放，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三是保险公司要处理好企业本身和国家大局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家正在进行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农村急需的医疗、养老以及意外保险保障等，为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三)把商业保险资金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中，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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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的影响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方面，中国政府大力减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一系列国家宏观金融定向调控政策也在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工商资本、民间资本正不断涌向农村，这无疑为新常态下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在这一关键时期，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基础的农村经济能否把握机遇，维护国民经济整体的正常有序运行，针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审计监督将会变得愈加重要。村居政府是政府部门的基层单位，农村领导干部直接与广大人民群众接触，只有农村领导干部严格自律，才能维护我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只有一切从广大村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以农村经济发展为重，才能把握机遇，实现新常态下农村经济发展的顺利转型。基于国家政策重大利好和财政、工商业资金的大量投入的良好契机，农村领导干部能否严格落实“三严三实”的规定，严格落实国家政策，将巨额资金用在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刀刃上，这是至关重要的。新常态下的农村建设新发展，不仅仅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更是构建人民满意的基层政府的新目标。有效的村居经济责任审计是监督基层政府部门廉洁高效的有力保障，是达成新常态下新目标的坚强后盾。

二、新常态下村居经济责任审计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经济责任的认定困难

从农村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及职责分配来看，村主任既负责村居的财政收支，也是村中大小事务的财务负责人。新常态下，投资于农村建设的财政资金将会大幅增加，而村主任的这种双重身份，体现出村居政府组织内部控制制度的缺失，内部控制制度的缺陷势必导致个人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及复杂性增大，从而最终影响到对经济责任的认定存在困难。从审计的内容上来看，我国村居政府机构多采用多层财务管理模式，即村居政府机构的收支既在本级列支外，还会在上级财政机关或部门列报。这样一来，如何界定经济责任的范围就存在诸多难点。

2、审计主体的权利范围模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从“审计法”的相关规定中可以看出，这其中并没有明确关于村居经济责任审计主体的规定。当前，我国村居的审计工作多由农管站负责，虽有审计权限，但村中事务多由村居领导直接负责，迫于上级压力，使得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独立性备受质疑。与此同时，农管站中审计力量薄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然而，如果由上级审计机关直接负责村居经济责任审计，却又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很难具有说服力。

3、专业审计人员匮乏

由于村居审计部门没有审计机关的直接编制，存在着招不到专业的审计人员的问题，致使村居审计部门审计力量薄弱，职业化程度较低。与此同时，在历届领导干部更替的特殊时期，审计任务量大与专业的审计人员匮乏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这都会直接影响到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的质量，从而最终影响新常态下农村经济的顺利转型。

4、审计内容单一

新常态下，在国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号召下，农村各项经济指标都呈现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然而，在良好的财务指标的背后并不一定意味着村民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也并不意味着村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和谐度的提升。我国村居经济责任审计仅仅以财务信息为主去衡量农村的发展状况显然不够全面。

5、国家政策的落实审计困难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将出台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农村也将越来越多的接收到上级拨付的重要专项资金。在目标管理下，上级指示是村居领导干部贯彻经济方针的依据。然而，在国家经济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可能存在下列问题：首先，国家的经济方针属于宏观层次的目标任务，并不一定适合每个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村居领导干部如何理解上级指示，以及采用何种方法贯彻实施都各有不同。最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加之存在的农村资金监管上的漏洞，可能导致重大专项资金的流失。因此，在审计工作中，如何正确看待村居领导干部在制度化的指示下开展因地适宜的工作以及工作成果，如何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影响，是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的一个难题。

6、审计标准模糊

经济责任审计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审计类型，而村居经济责任审计又是近几年刚刚起步，地区之间审计经验的交流较少。与此同时，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缺乏明确、系统的评价标准，在开展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的过程中，审计人员只能利用职业判断对村居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主观评价。因此，当前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经验匮乏，审计标准模糊是审计人员面临的问题。

7、审计结果运用不到位

在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的后期，归纳提炼审计意见时，由于缺乏明确的评价标准，得出的审计结论多是笼统地对经济责任的定性。而缺乏定量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就会导致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很难与村居干部的升迁及绩效考核挂钩。与此同时，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不透明性意味着广大村民无法对村居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这都违背了村居经济责任的基本动因。由此可以看出，针对现有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利用还不到位。

三、新常态下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路径

1、转变审计观念，拓展审计内容

村居干部多是实干家，在对待当地的经济发展问题存在较大的知识短缺。村居经济责任审计固然是以干部任期内的经济责任为对象，但是村居经济责任审计不是“猫抓老鼠”的游戏，如果审计人员站在了村居干部工作的对立面，无疑会相悖于审计服务经济发展的本质。因此，在审计的实际工作中，审计人员要转变审计观念，因地适宜的开展审计工作，增加审计过程中与村居干部及村民之间的沟通。在村居财务状况的基础上，还要对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状况进行考察，促使审计人员与村居干部间形成良性互动，促使审计活动与村中事务相互契合。新常态下，经济责任审计不应仅仅关注财务信息的审计，更应该关注村居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审计。

2、从宏观层面调整村居审计组织的结构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在农村资金收支增长，建设项目增加的背景下，村居经济责任审计势必呈现常态化的发展趋势。如若审计权限依旧模棱两可，必然影响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的效果，最终影响国家大力发展农村建设政策的落实。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作为主管农村工作、农业经济的议事协调机构，如若在其中专门增设审计部门，从宏观上创立适合村居审计的体系结构，明确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主体及审计范围，就会消除当前村居经济责任审计权限模糊的尴尬局面，同时亦确保了审计的独立性。

3、及时反馈审计成果，配合部门工作整改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农村建设发展速度加快，这其中必然会暴露出种种问题。审计的本质在于监督，监督不仅仅要查出问题，更要找出问题背后的原因，并促进相关部门对问题的整改。为使审计结果披露出的相关问题能够落实整改，审计结果必须做到细化和量化。细化的审计结果要做到责任划分恰当，明确到具体部门及经办人员，从而实现多部门的协同整改。而量化的审计结果就是要将审计结果的严重程度进行划分，将审计评价结果计入个人人事工作档案中，以便将审计结果充分与村居领导干部的个人业绩、升迁相挂钩，作为今后人事调动的参考，这也是审计整改的一个重要部分。

4、完善审计评价体系

完善的审计评价体系应是对审计对象的经济责任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综合的评价。定性评价结果是基础，定量评价结果是在参考一揽子定性评价结论上的具体量化。新常态下，村居经济责任审计不再仅关注财务信息。因此，依据对审计结果的评价内容不同，可将其定性为财务责任，法纪责任，管理责任，社会责任，个人经济责任五部分。依据每一部分重要性的不同，再分别赋予对应权重。同时，把每一部分内容细化分解成不同的评价指标。

5、增加村居经济责任审计经验交流

县级审计机关内部也要建立村居经济责任审计数据库，定期召开审计内部工作交流会议，相互交流优秀的村居经济责任审计案例。将优秀的审计方法、审计评价标准计入数据库，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经济责任评价体系，并制定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相关村居经济责任审计法律法规。

作者:徐博雅 单位:南京审计大学

参考文献：

[1]白日玲.基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地位与作用[J].审计研究,2008,(3).

[2]陈广升,王乃秋.经济责任审计应用于基层央行离任审计工作的实现路径探讨[J].风险防范,2011,(10).

[3]罗艳芬.乡镇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研究[D].西南大学学位论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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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A

一、贴近农村实际，确定培训内容

党的支农惠农政策涉及千家万户，从种粮补贴、化肥农药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养殖补贴、林业补贴到家电下乡、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但归结起来是一项民心工程，是我们党和国家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促进农村稳定的重大举措，是舒民心、顺民意的大事好事。宝丰县财政局通过学习有关文件，认识到民心工程要从民心做起，在支农资金拨付和发放过程中，怎样才能把好事做好，把党和国家的温暖不折不扣的送到农民手中，这就需要做好对农民的政策宣传工作，搞好支农惠农政策的宣传，只靠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宣传还远远不够，这就需要对农村会计和惠农补贴发放人员的培训，并通过他们广泛宣传到农民群众中去。在落实支农政策的过程中，农民群众急需理解和明白那些支农政策内容，是我们搞好支农政策培训应该确定的内容，为此，县财政局组织教育培训中心、会计股、农业股、社保股、商业股等有关人员深入乡村、农户了解、掌握农民对支农政策和惠农补贴工作中的问题，根据农民的需要确定我们要培训的重点内容。

根据深入基层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在支农惠农政策培训中确定以下内容：一是培训有关支农资金的拨付途径、适用范围以及有关补贴的核定和补贴方法，使农民群众明白资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应该用到哪里，群众应该得到多少补贴；二是培训在资金发放过程中怎样做到阳光作业，明确补贴标准，实行张榜公布，防止暗箱操作，要求学员在支农资金实际运作过程中，运用正确规范的方法发放和使用支农资金，赢得农民的支持；三是培训学习农村会计对支农惠农政策的理解和掌握及支农资金的会计处理业务，使农村会计在支农资金发放和运作过程中正确核算，规范管理，做好会计监督，做到会计管理核算正确无误；四是培训学习廉政建设知识和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内容，提高农村会计人员领会、理解国家支农政策的水平和能力，增强廉政意识、工作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念；五是学习培训涉农工作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农村会计人员依法依纪办事的从政理念；六是聘请县检察部门的专业人员讲农村经济犯罪案例，讲司法部门在农村工作中为农民申张正义，为农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也警示农村干部和财务人员加强律己意识，保证支农政策和支农资金顺利落实；七是印制支农政策小册子，印制明白卡，让农民明白按照党的惠农政策如何得到补贴，能够得到那些补贴，应该得到多少补贴，让农民心中清楚明白，让农民心中有数；八是聘请农村信用社的有关人员讲惠农政策补贴资金支取，有关金融机构不得揽蓄、不得挤占，实行惠农补贴一卡通，方便农民随时支取，确保农民及时受益。

二、精心组织，认真搞好培训

为搞好支农政策培训，财政局要求各乡镇由财政所长带队，每个行政村由一名村干部和一名村会计参加培训，县财政局指派一名副局长负责培训纪律，上课前点名，下课后清点人数。培训组织方在学员入驻前，提前把每个学员的住宿房间、就餐座位、教室座位编制成册发给每个学员，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使参加培训的全县318个行政村近329名学员的学习生活井然有序。使学员生活、学习更省心、更便捷，为学员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为使培训达到好的效果，培训地点设在城区外的云海大酒店，一是远离城区嘈杂，环境好，清静，使学员能静心学习；二是酒店交通便利，方便学员往返，局领导从各方面为学员提供方便，为搞好培训打下了良好条件。

这次培训精心组织，运作缜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结起有以下几特点：

一是领导重视。培训期间，县纪委、县检察院领导亲自到场指导，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亚民同志对学习资料内容的确定、师资的选聘、培训事项的安排都作了周密的部署。并在开班仪式上作了重要讲话。领导的重视为搞好此次培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二是培训全部实行免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确保惠农支农培训收到好的效果，县财政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征得领导同意筹集15万元资金对培训中的住宿费、生活费、资料费等实行全面免费培训。为学员提供了生活、学习

上的极大方便，给培训工作打下了基础。三是培训内容贴近财务工作和支农资金管理实际，县财政局抽出业务骨干结合国家支农政策和农村财务工作实际，收集有关文件，编制成册，供学员培训使用。学员通过培训能够向农民群众讲解农民急需知道的支农政策内容，宣传党的支农惠农政策，为农民群众在惠农政策方面解疑释怀，培训的内容是学员急需掌握的内容，也是群众需要了解的内容，更贴近工作实际，学员更乐于接受和学习。四是培训内容增加涉农法律和农村经济犯罪案例，增强了农村财务人员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为农村经济运行构筑了防火墙，起到了为农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学员对增加涉农法律法规学习感到很及时，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学习涉农法规和案例，不但能警示自己，同时也起到保护农民利益和保护干部的作用。教师水平的高低在整个培训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培训师资的选聘上更是优中选优，聘请工作在一线的、对农村情况清楚明了，对政策研究透彻、讲课又通俗易懂、能为农民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老师来授课。还外聘了检察院、新农合的专家。五是培训当中课堂纪律非常好，老师讲的到位，学员学的认真，学员虽然来自乡村，95%以上是男同志，但课堂从无吸烟、说话等不良现象，保证了学习效果；六是培训收效好，培训结束时组织学员对所学内容进行了考试，学员考试成绩90分以上的占95%以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社会反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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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温州市；农村农业经济；农业社会资源；资源评价

一、研究背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农村的繁荣和稳定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经过“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快速发展，温州的农业发展已由资源制约型转变为资源和市场双重制约，温州出现了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新情况，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反映。同时，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温州还存在着资源不合理利用进而导致的资源破坏、水土流失等现象，农业资源承受的压力日益加大。因此，要保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充分了解新形势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以便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之策。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从温州的实际出发，构建一个全面、合理地农业社会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准确了解和把握在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实际进程中的各方面情况，明确现实工作的重点、难点及努力方向，从而为制定有关决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实现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为目标，从政策资源、物资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资本资源等5个方面构建农村社会资源评价体系。

二、农业社会资源评价体系的构建

农业资源评价系统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生态和农业发展等多个方面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20 世纪20～30 年代，鉴于农业生产资源的约束，我国大多数研究都侧重于对气温、光照、降水、土地和生物等农业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分类、评价和区划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农业社会资源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如徐保根等（2001）指出要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必须要从技术装备、公众素质、专业人才、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与体制与政策等方面考虑。因此，为了科学评价温州市农业社会资源发展情况，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建立了温州市农业社会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政策资源、资本资源、物资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等5 大类评价指标9个具体指标，如图1。

三、温州市农业社会资源现状分析

结合上述评价指标的构成，采用专家评价法确定指标权重，下文将针对温州市农业社会资源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政策资源

“十二五”以来，温州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如制定了《温州市现代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温州市农业功能区总体规划（2010～2020）》、《关于建立温州市垦造耕地地力提升基金的通知》、《关于实施促进农民收入持续普遍较快增长十大行动的意见》、《温州市设施农用地管理实施细则》等，加大农业扶持力度，促进农业设施准备提升，为助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二）资本资源

农业投入力度加大，增强了农业发展后劲。2013年全市农林水事务支出54.09亿元，比2010年增长85.62%，市本级财政支农支出年初预算安排1.89 亿元，实际完成110.64%。此外，省市级还安排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4.29亿元。同时，市财政积极拓宽支农资金的投入渠道，通过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于农业生产，从而形成了多渠道的农业资金投入体系。“十二五”以来，推动了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产品标准化。据统计，全市有157家农业龙头企业、254家专业合作社、60 个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主体参与农业“两区”建设，辐射带动面积71.37 万亩，带动周边农户增加年收益8.3 亿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被认定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223 个、绿色食品65 个、有机食品80个，农产品抽检合格率名列全省前茅；获省知名商标84 件、著名商标51 件、驰名商标2 件，市名牌产品（农产品）21 个，涵盖了我市十大农业主导产业。此外，全市已建成市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251 个、面积51.89万亩，年产值60余亿元，比实施前增收20%以上。

（三）物资资源

农业装备水平提高，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进程。2013年，全市拥有农机总动力222.73 万千瓦，农业机械总值达17.80 亿元。拥有耕作机械16843 台，种植机械1256台，排灌机械52553 台，植保机械14677 台，联合收割机2078 台，冷藏保鲜设备196 套，设施农业设备3283 万平方米。全市农机经营总收入15.88 亿元，总利润8.16亿元。“十二五”以来，温州先后完成了瓯江、飞云江、鳌江、楠溪江及清江洪水预警报系统，受益面积为8180.56平方公里，受益人口338.145 万人，大大提高了全市防洪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截止2014 年6月底统计，全市粮食生产功能区新建和修复排灌渠道1242.0 公里，机耕路798.43 公里，泵站518 座，农机下田坡5030 处，新置大小农机具2352 台套；现代农业园区已累计建成大棚2.99 万亩、喷滴灌设施6.25 万亩、蓄水池12.73 万立方、农机化设备3999 台套、畜禽栏舍24.45 万平方米、高标准鱼塘0.46 万亩、园区道路693.49 米、生产配套用房5.65 万平方米、保鲜冷库9.02万立方米。

（四）人力资源

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13 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6194 元，比2010 年末增加了4778 元，年均实际增长13.95%。农业从业人员达到92.03 万人，实现总产值187.87 亿元，比2010 期末增长154.12％，年均增长7.3％。县（市、区）和市级功能区“低保”标准提高到5000 元以上，低收入农户人均教育、医疗消费实际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与当地农村居民平均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全面覆盖，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实现普遍就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全市行政村基本实现通电、通广播电视，100%的行政村通公路，99.9%的行政村通电话，98.6%的行政村用上了安全卫生饮用水。“十二五”以来，温州进一步加大了农村人才培训工作力度，每年优化组建市、县产业技术创新与推广服务团队10个，新增培育农业科技示范户4800 户，组织现代农业领军人才生源20 名，新增农业教育培训法人化单位5 个，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继续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累计培训人数超过21 万人次，造就了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

（五）智力资源

科教兴农蓬勃发展，提高了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全市已拥有地市级以上农业科研机构3 个，农技推广机构300 个，农技研究推广人员0.31 万人，农民技术协会325个，民间农业科研机构50多家。已初步形成了市、县、乡三级农业教育和农民技术培训网络。我市全面实施“绿色证书”工程，全市有4.3 多万人参加了“绿色证书”培训，其中3.8 万人取得“绿色证书”，100 人获得农民技术职称。“十二五”以来，11 个县（市、区）、108 个乡镇先后成立了农科教结合组织机构，分别占县、乡的100％、100％。市、县、乡三级农技推广机构进一步健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取得明显成效，共实施农科教结合项目30 项。当前，温州正在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的大中型畜禽养殖厂能源环境工程模式和“猪沼果”等能源生态模式。如永嘉的“稻田养鱼”的种植模式，既能保证一定的粮食产量，又能使淡水养鱼取得经济效益，真正做到了有粮又有钱，深受农民欢迎。实施“沃土工程”，以示范推广秸杆腐化技术为重点，扩大发展经济绿肥，扶持商品化有机肥的生产。同时，推广以平衡施肥为中心的“精准施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形态结构而设计的农业立体种植、养殖技术；培育和采用抗病、抗虫的农作物、畜禽品种技术；利用昆虫天敌等生物防治病虫害的农业生态系统技术等。

四、小结与展望

本文针对温州市农村社会资源特点构建了农业社会资源评价指标体系，从目标层、评价指标和具体指标3个层次选取富有代表性的9 项指标，客观地反映了农业社会资源的情况。温州事农业农村的建设正处于提速提效中，而农村社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要与实际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才能有效发挥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促进和引导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农村社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

第一，随着温州市农业“两区”建设水平的提高，相应的评价指标也应该与时俱进、定期更新，促进和引导温州市农业农村发展提速提效。

第二，本文评价的侧重点在农村社会资源。但是，农业资源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从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分析农业资源现状。今后要充分借鉴其他地区最新研究成果，将农业自然资源与农业社会资源统一纳入农业资源系统进行整体评价，为农业资源利用研究提供新的尝试方向。

第三，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的短缺将会更加突出。由此，农业稳定发展还需要考虑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及保护、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合理布局。今后应搞好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布局研究，加强农业资源更新调查和动态监测，加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加快农业资源管理法制化建设，为农业和农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服务，为农业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服务，为实现农业“十三五”计划目标服务，更对推进温州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奠定坚实基础。

项目来源：

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14jd16）。

参考文献：

[1]贾蕊，梁银河，朱新民等.山西省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对策研究.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7(4)，112-115.

[2]刘爱民，封志明.农业资源利用模式间的转换及案例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1998，13(3):193-197.

[3]徐保根，雷锦霞，李艾兰.农业资源利用方式评估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以山西省耕地利用方式评估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52）：114-117.

[4]徐勇.农业资源高效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初步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01，20(3)，24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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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经济现状及风险投资参与状况

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742.8元，年均增长9.5%；中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64.8元，年均增长10.6%；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85.6元，年均增长10.5%。在看到农村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不可忽略这样一组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566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24320元，依据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为0.45，得出年人均纯收入约为10944元。这一数据是东部地区农民纯收入的1.6倍，中部地区的2.3倍，西部地区的3倍。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市，2008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4倍，分别为26690元和11400元。

上述数据表明，虽然长期以来国家给予农村经济发展以大力支持，但由于受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农村经济依然相对落后，发展农村经济依然需要长期的努力。

风险投资在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到2008年，中国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资本总额已达1455.7亿元。如果能够将风险投资的部分资金引入农村经济体系，必定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事实上，风险投资机构已经关注到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商机，也在相关的农业企业中投入了一些资金。根据china venture旗下数据库产品cv source统计，截至2010年4月12日，农林牧渔行业共发生投资案例87起，涉及投资金额 10.59亿美元，但平均到每年的投资额占风险投资总投资额的比重较低，且投资总额极不稳定。

二、风险投资对农村农业投入过少的原因分析

（一）农村地区居民创业意识不强

从目前的农村现实来看，农村居民整体创业意识不强、创业率低。大多数农村居民过着靠手艺吃饭的生活，青壮劳力大多外出务工，一年中难得回来几天，加上长期受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易满足现状，很难产生回乡创业的思想。另外，外出务工所获得的收入大多用于建房、子女教育及生活开支，使得即使有创业想法也缺乏必要的创业资金。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使得农村居民创业时有很多后顾之忧，抵御风险的能力极低，在一些创业想法面前畏缩不前。

思想意识的局限与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农村潜在创业主体无法产生创业理想，因而风险投资寻找不到创业项目，从而限制了风险资金进入农村农业经济体系。

（二）农村地区创业成长性较差

较低的创业率，并不意味着在农村地区就没有创业。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创业也有过几次，其中也不乏成功的案例。

但在新的时期，上世纪80、90年代的创业路线显然是行不通的。从目前农村创业现实来看，大多仍然延续了过去的创业模式，依靠技能或有限的资本开家小店小厂，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好的最多解决一家的发家致富，很难获得太大的成长；或者照搬先进地区容易模仿的创业模式，成长空间也不大。

由于受到受教育水平等限制，这些类型的创业一般没有高科技作支撑，也很少有富有成长空间的独特创新包含其中，创业时也没有系统的发展规划，很难获得风险投资的青睐。

（三）缺乏信息交流平台

在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地区，对外信息交流很困难。报纸送不进来，信件寄不出去，现代网络设施铺设不到或使用率极低，有的地区甚至手机信号都没有。这使得这一地区的创业者很难与外界的风险投资机构联系，推销自己的创业项目，有的甚至都不知道风险投资的存在。风险投资机构也没有一个获得农村创业项目信息的有效平台进一步筛选，投资更是无法开展。

三、增强风险投资对农业农村投资力度的措施

软环境是指物质条件以外的外部条件和因素的总和，如政策、文化、制度、法律、思想观念以及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态度等。在基础设施及条件日益趋同的今天，软环境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远大。要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资金进入农村，软环境方面的建设显得越来越重要。

（一）提高创业意识

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以及几千年封建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据一定的地位，相关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官本位思想浓厚,甚至存在 凭手艺做工养家糊口的心态。

体现在创业方面，主要表现为，无法发现创业机会、把握不住创业机会，创业时困难重重、成功率低，创业规模层次低等。从而造成经济规模上不去，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乃至停滞，一定区域内投资项目偏少，无法吸引风险投资关注。思想上的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从政策导向上看必须尽一切可能解决思想上的落后问题。

1.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受教育程度低是农村居民的一个显着特征。要改变农村居民思想落后的状况，必须强化基础教育，加大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提高农村适龄人口的入学率，降低失学率。不仅要推进免费的义务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建议延长至12年），还要从失学的原因入手，建立普惠制的入学奖励制度和特惠制的优学奖励制度，促使更多的农民子弟能够享受教育福利。并且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增加创业教育的环节，提高农村居民的创业意识与能力。

2.加大网络建设，降低使用成本。这里所说的网络包括交通网络、电视网络、电信宽带网络等。这些网络的建设与使用方便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与外界的接触，从而改变传统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激发新的人生追求与理想，进而逐渐改变整个农村的精神面貌，塑造创业精神。同时，这些网络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包含创业致富的信息，可以为农村创业，提供项目、创意参考。

（二）降低创业阻力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创业活动都受到了高度的关注，政策上也给了很多的支持，但在农村农业方面的创业需要更多的支持。

1.土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1999年1月1日生效，2004年又进行修改。我国在土地使用上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县及以下行政单位没有土地使用指标。这一规定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在此不做讨论，但给农村创业的土地使用问题带来了难题。应该在农民创业活跃的区域设置农民创业园区，以满足农村创业的土地需要。当然，在园区土地使用上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

2.企业组织形式。农村创业者在资金上、风险承担能力上都是脆弱的。为保障农民的创业积极性，保障创业失败后农民的正常生活，需要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进行适当的创新。如有限合伙制，一般情况下其合伙人可分为两类，一类合伙人作为真正的投资者，投入绝大部分资金，但一般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并且只以其投资的金额承担有限责任，称为有限合伙人；另一类合伙人作为真正的管理者，只投入极少部分资金，但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并要承担无限责任，称为普通合伙人，亦称一般合伙人或无限合伙人。就风险投资而言，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是有限合伙人，而创业企业家是无限合伙人。为促进农村农业的创业行为，在法律上可允许农民创业家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创业，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另外，在合作制股东限制上，在有限责任公司最低资本额的限制等方面都可做适当的调整，以促进农村创业，并吸引风险投资的加入。

（三）建立农村地区科技服务体系，提高创业项目技术含量

调查显示，进入21世纪以后，农民回乡创业步伐明显加快，回乡创业农民占外出农民的3.68%。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创业项目集中在传统的农业或养殖业项目上，这些项目收益不高，发展潜力不大，只能保障创业者自身的生活。因此，这些项目很难获得风险投资的关注。

要想吸引风险投资对农村创业项目的关注，必须提高农村创业项目的科技含量，提高创业项目盈利水平。建立新型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组织，扶持盈利性农业科技推广企业的建立与发展，构筑一套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以无偿服务为先导，以有偿服务为补充，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四）新建农村地区融资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融资难在我国是一个长期问题，农村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度更大。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在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金融环境。但对不断繁荣的农村创业而言，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创业初期的资金需求。数据显示，自2007年之后，投资于早期项目的风险投资机构越来越少，更多的投资机构选择了扩大基金规模，进入中后期投资领域。

因此，为支撑农村农业的创业行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重构农村信用体系，强化小额信贷机制和建立农村居民征信系统，构建新型农村信用担保机制。二是构建农村风险投资体系，建立政策性保障性风险投资机构，服务于传统型农村创业；建立风险投资引导机制，引导风险投资进入农业农村领域；推动微型风险投资基金模式，适应农村创业资金需求特征。

（五）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数据显示，2004-2008年，“政府部门推荐”一直是风险投资机构获得项目信息最主要的来源。但农村相关行政机构在创业项目的推介上显然做得不够。同时，在广大的农村创业者中，对风险投资也是知之甚少。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必须构建一个多层次的信息交流平台，为风险投资机构和农村创业者牵线搭桥。

搭建风险投资机构与农村创业项目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解决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吸引风险投资对农村农业项目关注，是信息交流平台的首要功能。辅导农村创业者提高创业水平及管理水平，帮助创业者完成高质量创业计划书，是该平台的另一重要功能。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 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9-2010）[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2009．

篇10

一、农村经济现状及风险投资参与状况

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742.8元，年均增长9.5%；中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64.8元，年均增长10.6%；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85.6元，年均增长10.5%。在看到农村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不可忽略这样一组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566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24320元，依据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为0.45，得出年人均纯收入约为10944元。这一数据是东部地区农民纯收入的1.6倍，中部地区的2.3倍，西部地区的3倍。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市，2008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4倍，分别为26690元和11400元。

上述数据表明，虽然长期以来国家给予农村经济发展以大力支持，但由于受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农村经济依然相对落后，发展农村经济依然需要长期的努力。

风险投资在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到2008年，中国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资本总额已达1455.7亿元。如果能够将风险投资的部分资金引入农村经济体系，必定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事实上，风险投资机构已经关注到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商机，也在相关的农业企业中投入了一些资金。根据China Venture旗下数据库产品CV Source统计，截至2010年4月12日，农林牧渔行业共发生投资案例87起，涉及投资金额 10.59亿美元，但平均到每年的投资额占风险投资总投资额的比重较低，且投资总额极不稳定。

二、风险投资对农村农业投入过少的原因分析

（一）农村地区居民创业意识不强

从目前的农村现实来看，农村居民整体创业意识不强、创业率低。大多数农村居民过着靠手艺吃饭的生活，青壮劳力大多外出务工，一年中难得回来几天，加上长期受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易满足现状，很难产生回乡创业的思想。另外，外出务工所获得的收入大多用于建房、子女教育及生活开支，使得即使有创业想法也缺乏必要的创业资金。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使得农村居民创业时有很多后顾之忧，抵御风险的能力极低，在一些创业想法面前畏缩不前。

思想意识的局限与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农村潜在创业主体无法产生创业理想，因而风险投资寻找不到创业项目，从而限制了风险资金进入农村农业经济体系。

（二）农村地区创业成长性较差

较低的创业率，并不意味着在农村地区就没有创业。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创业也有过几次，其中也不乏成功的案例。

但在新的时期，上世纪80、90年代的创业路线显然是行不通的。从目前农村创业现实来看，大多仍然延续了过去的创业模式，依靠技能或有限的资本开家小店小厂，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好的最多解决一家的发家致富，很难获得太大的成长；或者照搬先进地区容易模仿的创业模式，成长空间也不大。

由于受到受教育水平等限制，这些类型的创业一般没有高科技作支撑，也很少有富有成长空间的独特创新包含其中，创业时也没有系统的发展规划，很难获得风险投资的青睐。

（三）缺乏信息交流平台

在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地区，对外信息交流很困难。报纸送不进来，信件寄不出去，现代网络设施铺设不到或使用率极低，有的地区甚至手机信号都没有。这使得这一地区的创业者很难与外界的风险投资机构联系，推销自己的创业项目，有的甚至都不知道风险投资的存在。风险投资机构也没有一个获得农村创业项目信息的有效平台进一步筛选，投资更是无法开展。

三、增强风险投资对农业农村投资力度的措施

软环境是指物质条件以外的外部条件和因素的总和，如政策、文化、制度、法律、思想观念以及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态度等。在基础设施及条件日益趋同的今天，软环境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远大。要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资金进入农村，软环境方面的建设显得越来越重要。

（一）提高创业意识

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以及几千年封建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据一定的地位，相关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官本位思想浓厚，甚至存在 凭手艺做工养家糊口的心态。

体现在创业方面，主要表现为，无法发现创业机会、把握不住创业机会，创业时困难重重、成功率低，创业规模层次低等。从而造成经济规模上不去，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乃至停滞，一定区域内投资项目偏少，无法吸引风险投资关注。思想上的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从政策导向上看必须尽一切可能解决思想上的落后问题。

1.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受教育程度低是农村居民的一个显著特征。要改变农村居民思想落后的状况，必须强化基础教育，加大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提高农村适龄人口的入学率，降低失学率。不仅要推进免费的义务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建议延长至12年），还要从失学的原因入手，建立普惠制的入学奖励制度和特惠制的优学奖励制度，促使更多的农民子弟能够享受教育福利。并且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增加创业教育的环节，提高农村居民的创业意识与能力。

2.加大网络建设，降低使用成本。这里所说的网络包括交通网络、电视网络、电信宽带网络等。这些网络的建设与使用方便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与外界的接触，从而改变传统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激发新的人生追求与理想，进而逐渐改变整个农村的精神面貌，塑造创业精神。同时，这些网络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包含创业致富的信息，可以为农村创业，提供项目、创意参考。

（二）降低创业阻力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创业活动都受到了高度的关注，政策上也给了很多的支持，但在农村农业方面的创业需要更多的支持。

1.土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1999年1月1日生效，2004年又进行修改。我国在土地使用上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县及以下行政单位没有土地使用指标。这一规定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在此不做讨论，但给农村创业的土地使用问题带来了难题。应该在农民创业活跃的区域设置农民创业园区，以满足农村创业的土地需要。当然，在园区土地使用上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

2.企业组织形式。农村创业者在资金上、风险承担能力上都是脆弱的。为保障农民的创业积极性，保障创业失败后农民的正常生活，需要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进行适当的创新。如有限合伙制，一般情况下其合伙人可分为两类，一类合伙人作为真正的投资者，投入绝大部分资金，但一般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并且只以其投资的金额承担有限责任，称为有限合伙人；另一类合伙人作为真正的管理者，只投入极少部分资金，但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并要承担无限责任，称为普通合伙人，亦称一般合伙人或无限合伙人。就风险投资而言，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是有限合伙人，而创业企业家是无限合伙人。为促进农村农业的创业行为，在法律上可允许农民创业家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创业，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另外，在合作制股东限制上，在有限责任公司最低资本额的限制等方面都可做适当的调整，以促进农村创业，并吸引风险投资的加入。

（三）建立农村地区科技服务体系，提高创业项目技术含量

调查显示，进入21世纪以后，农民回乡创业步伐明显加快，回乡创业农民占外出农民的3.68%。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创业项目集中在传统的农业或养殖业项目上，这些项目收益不高，发展潜力不大，只能保障创业者自身的生活。因此，这些项目很难获得风险投资的关注。

要想吸引风险投资对农村创业项目的关注，必须提高农村创业项目的科技含量，提高创业项目盈利水平。建立新型公益性农业科技推广组织，扶持盈利性农业科技推广企业的建立与发展，构筑一套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以无偿服务为先导，以有偿服务为补充，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四）新建农村地区融资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融资难在我国是一个长期问题，农村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度更大。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在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金融环境。但对不断繁荣的农村创业而言，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创业初期的资金需求。数据显示，自2007年之后，投资于早期项目的风险投资机构越来越少，更多的投资机构选择了扩大基金规模，进入中后期投资领域。

因此，为支撑农村农业的创业行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重构农村信用体系，强化小额信贷机制和建立农村居民征信系统，构建新型农村信用担保机制。二是构建农村风险投资体系，建立政策性保障性风险投资机构，服务于传统型农村创业；建立风险投资引导机制，引导风险投资进入农业农村领域；推动微型风险投资基金模式，适应农村创业资金需求特征。

（五）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数据显示，2004-2008年，“政府部门推荐”一直是风险投资机构获得项目信息最主要的来源。但农村相关行政机构在创业项目的推介上显然做得不够。同时，在广大的农村创业者中，对风险投资也是知之甚少。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必须构建一个多层次的信息交流平台，为风险投资机构和农村创业者牵线搭桥。

搭建风险投资机构与农村创业项目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解决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吸引风险投资对农村农业项目关注，是信息交流平台的首要功能。辅导农村创业者提高创业水平及管理水平，帮助创业者完成高质量创业计划书，是该平台的另一重要功能。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 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9-2010）[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200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2009．

篇1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4)-0040-09

一、引　言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作用已得到大量理论、特别是实证研究的支持。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多聚焦于从不同金融结构间的差异入手,来探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两种主要类型金融体系对经济体的不同作用机制。然而,此类研究多从跨国层面、转轨国家宏观层面视角来研究不同金融结构的作用机制,而针对那些存在显著“二元经济”分割现象的转轨经济体内部,特别是针对处于弱势地位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中金融体系结构及其动态演化规律的研究,涉及得相当少。事实上,在存在“二元经济”分割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区域经济中,厘清差异化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相关作用以及金融体系内在的动态演化规律,对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更为现实的紧迫需求。

众多发达、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及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表明,以小企业为核心的民营经济部门对一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乃至农村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建构都起着相当重要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且在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起飞的核心要素―――企业家精神创造、示范、扩散和组织、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Kayanula and Quartey 2000,;Mead and Liedholm 1998,; Schreiner 2002)[1]。小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必须依赖于有效的金融体系。这种有效的金融体系在农村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多样化的,既可以是依赖以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也可以是非正式金融起相当作用的金融体系,甚至是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分工协作的竞争性金融体系。一种金融结构与制度安排是否适当,归根结底要以其是否能有效服务于该社会的客观金融需求为评判标准。在我国以区域经济为发展模式的工业化进程中,各农村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在同一地区内,各乡各镇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发展方式都有较大差异。农村区域金融生态的成长水平并不取决于该地区金融机构的人为简单扩张或收缩,而取决于当地金融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本形成水平,或者换言之,取决于该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从国内现有文献来看,多数研究仅仅从农村经济中经营传统农业生产农户的金融需求角度来解析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信贷约束、金融制度安排和设计等一系列问题,而忽略了从决定农村金融市场中现代商业性质金融体系能否有效运行的中小微型工商体系视角来进行分析的思路。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以银行中介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中,究竟是以大银行为主,还是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是以集中垄断型的银行结构为主,还是以竞争分散型的银行结构为主,厘清这些冲突对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制度设计具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实质上,从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主体来看,只有农村经济中出现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工业企业后,现代商业性质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才能得以健康地生存、发展和演化。这就是农村金融体系建构的关键性因素。单纯的农户性质的金融需求是不能孕育出现代商业性质的金融体系。基于这些事实,本文拟从农村经济中企业体系的金融需求特征入手,从工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角度入手,通过对中国地区农村金融生态和金融体系发展的差异性解析,利用解剖“麻雀”式案例研究方法来探寻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微观层面交易主体和金融机构的行为选择交互影响因素和机理,进而为我国日显紧迫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建构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解答。

二、交易主体、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适应性互动

金融发展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金融体系结构的差异,对于中介主导性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性金融体系究竟哪种金融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特性(Allen and Gale)[2]。以银行体系为主的中介主导性金融体系在信息收集、风险监管、企业外部治理机制替代方面具有优势;市场主导性金融体系在风险分散、创新企业成长、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方面具有较强优势。

一个重要且易被忽略的事实是,高风险、高创新、技术创新路径不确定性高和产品需求不确定性高的经济体系适宜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功能发挥,而以传统轻加工型制造业为主体、技术创新路径不确定性低的经济体系适合于中介主导性金融体系。由此,根据经济体发展水平和发展特征的现实情形来确定适合金融体系的组织和制度安排是极为关键的问题。与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为核心的金融市场相比,在一个不具备信息有效生产、披露、利用的经济体中,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机构的金融体系在交易成本与资源配置效率上具有相对优势(林毅夫)[3]。换言之,可以这样认为,在一个现代金融制度还没有完全构建起来的经济体中,由于缺乏信息生产的专门分工,导致信息交易的成本极高,即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形更为严重,此时,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机构能够利用与企业长期交易所培育起来的互动关系来有效识别企业借款项目与经营情况的风险信息(Guzman)[4]。银行通过与企业建立的长期信任合作关系,存在投入资金和精力去收集所贷款企业风险信息的激励,并把这部分投资费用分摊到一个更长时期内,从而降低每笔贷款的平均信息成本。这实质上就解答了为什么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现发展阶段的改革取向只能是以建立地方性专业化商业银行为取向的深层制度因素,而不能是不切实际的金融市场跨越。而且,这种长期关系所带来的“锁定效应”可能会给银行对企业信息的掌控产生垄断,进而造成银行对企业榨取“准租金”。所以,经营良好的大规模企业并不会仅仅依赖金融中介机构融资。这种情形所造成的现实结果就是农村金融体系所面临的客户只能“锁定”于中小微型企业工商业及小农农户。

以上分析实质上也就揭示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现阶段所面临的整体交易主体类型及其风险特征。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交易主

体容易“锁定”于农村地域中小微型企业及小工商户,因此,农村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系统风险特征远远大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金融体系,这就决定了农村正式金融体系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与单一性。这种情形在发展中转型国家尤显特出。农村正式金融体系发展的这种内在滞后型与单一性从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其必然不能满足具有需求多种层次性的农村金融,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农村信贷市场中“信贷配给”广泛存在的必然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会产生一种两难冲突:源于高系统风险的农村金融体系供给不足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需求力度之间的两难矛盾。何以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市场的内在交易力量进化出两种解决思路。一种是收益风险对称机制。高风险对应高收益,农村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提高贷款的收益指标―――利率来弥补其较高的风险。由此显见,农村金融市场有着利率自由浮动与自由定价的内在需要。

然而,如果一国或地区的农村金融政策是限制利率的浮动区间,特别是规定贷款利率的上限,最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农村正式金融体系发展的严重阻碍与效率不足。理论研究表明,即使是利率可自由定价的信贷市场中,银行作为金融中介也不可能满足所有有效金融需求。Stiglitz andWeiss[5]的经典研究证明:在一个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信贷市场内,单纯的利率机制并不能满足信贷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的“出清”,也就是说,即使某些借款者所提出的利率无限大,也不能从银行机构中获取贷款,根源在于这些借款者的风险类别与银行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可匹配性。这就是著名的“均衡信贷配给”理论。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这种“信贷配给”现象典型存在于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因此,这就需要另一种解决思路的出现。抵押担保机制作为一种最重要的非利率手段就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控制风险、减轻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美国约80%的小企业贷款是通过抵押担保形式获取的(Glassman, 1982),近70%的工商业贷款使用了担保(Berger and Udell )[6]。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也明文规定所有银行贷款都必须以抵押或担保的形式发放。担保抵押与贷款利率、规模、期限的组合形成了债务合约结构。银行通过这些合约要素条款对借款人进行筛选与甄别,来进行风险与收益的配置。作为最重要的非利率因素,担保抵押与其他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有效手段。从理论角度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企业中担保抵押的存在与否影响了相应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这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尤显重要。Bester[7]的研究表明,银行可将担保和利率按相反的方向来设计信贷合约组合,低风险的借贷人选择低利率、高担保合约,而高风险的借款人选择高利率、低担保合约,从而使银行根据借款人的风险类型对其分离和筛选。但是,担保抵押所蕴含的这种有效分离与筛选机制仅仅在充分竞争的信贷市场中有效,而在卖方垄断的信贷市场中却可能发生“失灵”现象(Besanko and Thakor)[8]。在信贷市场是充分竞争条件下,由于利率必须补偿成本,高风险的借款人必须支付比低风险的借款人更高的利率。如果其伪装成低风险的借款人选择低利率、高担保的合约,其在竞争市场中由于自身可抵押担保品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担保抵押,从而被阻止选择低风险合约,因此,担保抵押机制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发挥其筛选甄别机制作用。相反,在卖方垄断信贷市场条件下,银行由于其垄断地位存在向有较高还款能力(低风险)借款人索取更高利率的动力,因为低风险借款人的创利能力要高于高风险借款人,这样可能的结果是低风险借款人所面临合约中的利率要求要高于高风险借款人所面临合约中的利率要求,迫使低风险借款人去选择高风险借款人的合约,因为低风险借款人首要关注的是利率的高低,而不是合约中担保品要求的多少。因此,担保抵押机制在卖方垄断信贷市场中就可能不是一个有用的筛选工具。Bes-ter(1987)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借款人可担保财富的普遍不足同样会导致筛选机制的失灵。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中的交易主体主要为中小微型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为主体的中小微型企业中可供高质量的抵押担保物品严重不足,国有银行(主要为农业银行或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信贷市场中占据绝对卖方垄断地位,而且存在利率管制以及以商业银行法律条文规制下的强制信贷担保抵押要求。由此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正式金融体系发展的严重阻滞与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撑的严重不足及农村金融体系中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的现实分割。

三、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匹配性的一般逻辑

按照林毅夫[9]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从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互动关系来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特定阶段,一个经济体金融结构的优劣取决于:金融结构中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特性和按要素比较禀赋结构的特性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结构中企业资金规模,以及生产技术创新程度和产品市场中不确定性等特性的匹配程度,“当三者的特性相互匹配,能够使金融体系所动员起来的资金实现最优配置,进而使金融体系能够最大地动员资金,这样的金融结构就是最利于经济发展的最优金融结构”。进一步分析,金融体系的微观结构安排也必须是与实体经济体的发展状况和内在风险特征相匹配的。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需要一个多层次、金融安排并存的灵活农村金融制度设计。其中,既应该有直接金融也应该有间接金融体系,既有正式金融组织也应该有非正式金融组织,既要有适合落后地区的政策性金融与扶助式金融,也要有适合发达地区完全商业性质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

Berger和Udell[10]这对研究组合首次从小企业信贷的可获得性、关系性贷款与银行规模和内部组织结构的相关关联关系入手来研究银行金融中介的行为选择与效率问题。其研究思路首先从银企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展开,认为存在小企业主银行客户经理(信贷员)银行高层管理层银行股东银行债权人与监管机构的多层委托逻辑链条,同时技术创新,信息基础设施,法制、法规环境及商业环境,市场结构四维外部因素制约着每层委托关系的执行效率。银行的规模与组织结构的差异影响着信息在这些委托逻辑链条中的传递成本。大规模、多部门科层制银行由于规模经济的需要和复杂的组织结构而导致委托链条过长,使其擅长于处理基于易于观察、鉴别、传输的“硬数据”(公开的财务报表或资信记录)“交易驱动型”的大企业贷款业务,这就天然地产生了银行对小企业融的资歧视现象;而且,大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时,单位资金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既包括资信和项目事前审查成本,也包括事后监督、控制、再谈判成本,这就严重削弱了大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动机。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从大银行融入频率高的

小额资金时,大银行由于其规模大,必须采取多级的分支行委托机制,造成审批手续繁杂,周期过长,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特征所内含的资金需求规模小,频率高、周期短、流动资金为主、且要求服务快捷方便等融资需求特征不相匹配,因此也就严重削弱了中小企业向大银行借款的动机。相比而言,小型地方性专业银行由于组织机构设置简单,能够通过减少“软信息”传递所需的委托层次,减少管理层对客户经理的干涉,通过银行业务流程中的相关信息和小企业主与客户经理建立长期信任合作关系获取的有效信息,来监管贷款实施中的风险,以达到降低或缓解小企业中严重信息不对称的目的。由此给我们提供了思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着眼点应放在地方性小型专业银行的作用上去,同时作为客户和银行放贷决策者之间的信息连接者―――客户经理在地方性小型专业银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应得到足够全面地认识。事实上,我国很多农村基层银行机构对信贷员的监管、激励机制的普遍严重缺位,加剧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迫使银行贷款行为更多地依靠可抵押担保要求。

从市场竞争本身的功能来看,一般地研究认为,垄断的、银行集中度高的金融体系通常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相反,充分竞争、银行集中度低的金融结构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长(DewatripontandMaskin, 1995; Guzman et al)[11]。然而,从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并非充分竞争、分散型的银行结构始终如一的有利于信贷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有利于经济增长(Cetorelli and Gambera)[12]。特别是对处于资源有限的“二元”农村经济起飞阶段,竞争分散型银行结构体系可能反而不利于资源配置的实施,从而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正如我们以上分析的结果表明,针对农村金融市场中地方性中小银行的有效贷款方式来说,基于“软”信息的关系型借贷可以缓解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从而缓解相对大企业的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现象。一方面,处于垄断地位的银行可以通过主动选择利率水平和抵押担保要求组合,通过和借款者的长期交易关系,达到对不同类型借款者进行有效的甄别和筛选,降低了信贷市场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另一方面,适度垄断的银行结构能有效地减少银行业的过度竞争,有利于成长阶段中小银行的生存、发展,减少金融不稳定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经济的起飞阶段,只有当农村经济中出现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工业企业后,适应现代商业性质的金融资源基础和金融生态才能形成,现代商业性质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才能健康的生存、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单纯的小农性质的金融需求是不能孕育出现代商业性质的金融体系。Carlin和Mayer[13]的研究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选择和建构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他们发现,在OCED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银行集中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就越快,当这些国家进入技术创新发展阶段后,银行集中度却和经济增长转变为负相关关系:银行集中度越低的国家R&D支出份额越高,依赖外部融资的高技术、高创新部门增长的也越快。这就给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启发:对于经济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农村区域经济体应该实施垄断性银行结构体系;而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初级完成阶段、转向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创新型阶段的农村区域经济体应实施适度竞争性银行结构体系;在农村经济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后,非正式金融逐步被正式金融所替代,现代多元化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体系就应该成为主导力量。农村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特性见表1。

四、微观层面金融结构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匹配性:来自江苏农村地区的案例调查

为了验证我国现实农村地区中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差异、不同特易主体的金融需求(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对金融结构和金融生态体系变迁和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我们采用微观层面的具体案例调查分析方法来进行对比研究,从作为供给者的金融机构和作为需求者中小企业双方的微观需求特征两方面入手来剖析金融结构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内在机理。

考虑案例研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且具有“解剖麻雀”之功效,我们选择两个自然禀赋相同、初始发展条件相似、地理位置较接近,但是近年来各方面发展状况具有显著差异的乡镇来作为本文研究样本。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形式来获取第一手实证材料。

(一)对两地区金融生态体系的比较分析

从实践来看,戴南地区和戴窑地区金融结构体系已经出现相当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正如我们理论分析所述,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内生推动。具体情形见表2、表3。

2005年工业产值达180亿元,占全国不锈钢产品销量1/6的戴南不锈钢制品产业集群的形成,归功于根植关系型社会资本网络的专业化销售商网络和销售市场的核心作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某个个人“偶然”发现了不锈钢产品的市场贸易机会,通过“亲帮亲、邻带邻”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散布全国各地的专营不锈钢产品的专业销售商。资本积累、销售渠道的掌控和先入利润的存在激发了贸易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移,由产业集群初以低级原材料、简单技术产品为主,发展到如今40多个产品系列,1万多产品, 2000多家企业,产业链延伸充分,专业化分工细化,大企业为核心,小企业紧密协作,具有初步自我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能力全国第一的不锈钢制品生产网络体系。正是以小企业和专业销售商为主工商业体系的兴起,一方面为竞争性多层次银行体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和金融资源;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内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处于不同发展生命周期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成长特性,不但其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战略目标函数存在差异,相应的,经营管理能力、财务平衡状况、风险特征、资本结构选择行为、创新技术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调整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所决定的差异化风险和收益特征也就内在决定了直接和间接金融分化、大规模多元化银行和地方性专业化中小银行分化、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分化。与戴南地区不同的是, 50公里之隔戴窑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体系却呈现完全不同情形。正式金融体系处于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的单一垄断性银行结构,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很大程度上是农村金融资源的“抽水机”,非正式金融体系多发生基于互质的友情借贷和民间高利贷形式,而且在出现几起携款逃债事件后,民间信用体系受到根本性地打击,非正式金融出现萎缩和担保抵押要求倾向。仅从这一点可看出,非正式金融有着信用实施和监管的天然弱质性,经济发展的必然内在要求正式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戴窑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农业生产、水产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苏北最大的米加工产业集群)三分天下的格局, 2005年工

业产值1. 9亿。但总体上来看,与农业相关的生产经营风险特征决定了该地区交易主体的金融需求内在风险特征,由此决定了该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相对于工业发达的戴南地区的金融生态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进而决定了该地区的金融结构体系根本不同于戴南地区的金融结构体系。

(二)为了更深入从农村金融市场中交易主体微观层面来寻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金融多样化、多层次化需求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关键性影响,在江苏发改委和当地行业协会协助下,我们设计且发放了针对企业的问卷调查,其中戴南镇发放了100份,戴窑镇发放50份,收回率100%。基本结果见表4。

综合WTO对微观金融服务的界定,在主要考虑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现实具体情形,我们从产品、质量、数量、期限、价格等五个方面的主要要素上来作为考察信贷市场交易主体―――中小企业体系的需求动机及需求结构差异,转而剖析出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的现实金融需求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匹配性和有效性,进而揭示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处于不同产业升级特性不同规模交易主体的金融需求,不同产业结构差异对农村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生态体系变迁和演进的内在机理。一般来说,需求要素敏感度越高,越有可能成为不同区域企业体系的核心影响因素,一旦某些需求要素形成区域企业体系的需求核心,它并决定了区域整体交易主体金融需求的基本特征,同时就成为农村不同区域金融结构体系制度安排、机制设计、演化路径的内在决定因素。

从我们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戴窑地区现阶段对银行机构最敏感、最受到重视的四个问题依次是可担保、抵押要求(100% ),手续繁杂、周期长(94% ),数量和期限限制(92% ),社会关系(90% );戴南地区企业体系现阶段对银行机构最敏感、最受到重视的四个问题依次是数量和期限限制(96% ),手续繁杂、周期长(94% ),资信要求(资信评估等级、经审计的财务报表)(92% ),可担保抵押要求(92% )。从这两个经济发展水平截然不同、产业升级需求、企业技术创新要求完全处于不同阶段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主体核心需求要素对比来看,既存在相似点,也存在差异点。(1)贷款数量和期限限制,手续繁杂、周期长,可担保、抵押要求是两地区共同最敏感、最不满意的三个要素。这深刻反映了国有银行为主的农村银行机构内部组织结构、治理结构、信息处理机制与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而且,这三个要素在两个地区的重要性排序有所差异,又反映了这些要素对于两地区的阻碍效应存在显著差别。戴窑地区处于垄断地位的农村信用社规定所有企业、个人借款都必须至少两个以上的担保人,而且除了具有商业性质店面房外的其他任何资产不可作为抵押物,因此可担保抵押要求是该地区最不满意的金融要素。过分强调金融机构贷款可抵押担保要求表面上来看是强调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安全性,实质上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征信体系与信用制度缺失以及金融抑制政策对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扭曲效应,更深层次地反映出大多数农村基层金融机构中根本不重视通过建立与小企业的长期交易关系来获取小企业经营状况的“软信息”,以此来缓解小企业信贷配给产生的根源―――信息严重不对称问题,相反却过分依赖于严格的可担保、抵押要求来逃避其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和监管信息的自身职责。由上述分析可知,对于起飞阶段的经济体中垄断性质的银行体系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然而,金融中介体系中的强制性担保抵押要求却会降低金融市场的配置效率。正负效应相抵,可见,在戴窑这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农村区域所实施的严格可抵押担保要求,事实上是破坏农村金融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低交易成本的信息获取通道是现代银行组织结构设置、治理机制设计和激励、监管手段配置的核心目的,根据小企业信息特征,贴近市场、机构设置简单、委托链条短、而且擅长于利用“软”信息来降低交易成本的专业化地方性中小银行、社区银行及各种中介机构(如动产质押中介公司),是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取向。僵化的农村银行机构内部组织结构、管理和监管制度外在体现在繁杂的贷款审批手续、过长的审批周期以及严格的数量限制和期限要求,与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主体的需求特征和要求严重背离,是形成我国农村地区农户、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信贷约束的根本原因。

从戴南地区的情形来看,由于经济发展的内生推动,可担保、抵押要求出现了多样化、多形式、灵活化趋势。这种趋势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推动可担保抵押品要求转向小企业的动产、应收账款、各种票据的抵押质押,甚至企业主个人财产。而且,银行机构不能再仅仅依赖与小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所产生的“软信息”来作为甄别、筛选信息的有效通道,开始重视企业所提供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资信评估报告所内涵的“硬信息”,通过对企业“硬信息”的掌控和各种技术分析手段来作为放贷的依据。此时,现代纯粹商业性质金融体系的运作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客户群落,多层化、适度竞争的金融体系就有了生存、发展的产业基础,而且为金融中介主导的金融体系向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并存的金融生态群落的过度提供了内在动力机制。戴南地区现阶段的产业集群正处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初始阶段,预计2008年产值达650元,其中技术创新、研发投入据测算累计就达150亿元,一大批高技术含量、高风险、持续高投入的项目急需上马。从银行体系本身的风险识别与处理功能来看,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与银行机构的内在能力并不匹配,这就为私募基金、风险基金、天使基金等多样化金融组织的出现提供了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银行中介机构为主的单一金融体系并不再完全适应此阶段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要求,建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适度分工、多样化多层次金融组织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就成为金融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现实取向。

(2)相对于现代商业金融而言,根植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村社会既没有为现代商业金融提供必要的信用基础,也缺乏相应的工业和产业基础。小农经济所蕴含的简单循环再生产和农业生产天然的高度不确定性无法覆盖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风险匹配,因此,以平滑生产波动,连接分散的资金剩余者和集中的资本需求者,有效地参与剩余分配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性金融,显然就难以适应萌生与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内核的金融需求服务(张杰[14])。这种根植于“圈层”社会结构和有限金融资源的金融服务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型信任和声誉机制所形成的熟人担保机制,这种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熟人担保机制就成为小农经济社会中金融体系的最有效的担保抵押机制。这就是对依然小农经济和农业相关产业为主戴窑地区的调查报告中,社会关系要素成为最敏感、最受重视的区域金融生态要素之一的内在原因。

(3)从这两地区的调查结果来看,民间金融与

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互补或相互替代关系。民间金融包含无组织、基于友情互质借贷和有组织、带有商业性质借贷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基本形式在农村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交易主体的不同金融需求要素特征下,有着不同的作用范围和规制渠道。在农村经济发展初期,小农经济特有的“圈层结构”所形成的路径依赖状态还没有解体,这种特殊的社会信任结构阻碍了普遍意义上的信任体系建立,因而中国农村社会既有着小范围内高度的信任和秩序,又有着大范围内的极端不信任和无序,形成了强烈反差的二元信用体系(张杰)[15]。这种金融生态环境实质上就决定了农村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状态,同时也深深影响了起飞阶段农村正式金融体系的内在机制和可能的治理、组织和制度设计安排。一方面,按照熟人社会所能最大的辐射地理圈层范围―――乡镇为单元,潜意识地以“一乡一信用社”模式来设置正式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依赖于熟人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所提供的担保机制来作为控制对金融交易主体―――农户、个体工商户、小微型企业借款风险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农村经济的工业化起飞冲击下,这种“圈层结构”所蕴含的关系型信任机制极易受到了挑战。某个利用熟人社会“圈层结构”融资的商人或企业家破产偶然事件(而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小农社会中,这是必然事件),会严重损坏嵌入在关系型信任网络中的融资通道。我们对戴窑地区的实地调查证实了这一点。正是2003年发生的两起借款人携款逃跑事件,极大削弱了民间金融体系的运作,民间借贷数量严重收缩,迫使民间借贷也倾向于担保和抵押要求。由此可见,非正式金融作用机制天然的脆弱性和局限性限制了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正式金融对非正式金融体系的替代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相比而言,工业发达戴南地区的民间金融却呈现组织化、公司化、层次化、规制化的良性发展局面。戴南地区组织化民间金融的兴起,一方面是其经济发展工业化趋势及其金融交易需求主体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与当地所实施的潜在宽松金融自由化政策不无关系。由此可见,非正式金融在农村的兴起并不是简单的金融压抑就可以控制,其存在和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

五、结　论

金融生态是金融制度、金融结构、金融体系转化和演进的决定因素。金融机构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与其生存的外部环境、内在管理、监督、执行机制及金融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着密切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通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动态螺旋上升的内在平衡。金融生态的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生态结构以及经济体中交易主体的金融需求特性和风险特征所最终所决定的,这些因素同时也就内在地决定了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演进路径和制度安排。

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我们对江苏两个典型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和“解剖麻雀”式的案例比较分析,证实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动态发展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由农村金融市场中各交易主体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由传统小农经济的“理性小农”向现代工业的企业家“理性经济人”转变,由此引致了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与制度的发展,非正式金融逐步由正式金融所替代。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已体现了这一趋势。然而,我国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不同于一般发达国家经验,呈现典型的微观地区和发展阶段差异化特征,由此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制度、组织机构设计和安排的出发点必然是差异化和灵活性并存。政府在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和供给中,必须从我国农村的这个发展现实状况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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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一、引言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业人口比重大，“三农”问题突出。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农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农村金融的供给及其功能发挥决定着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农村金融体系变革滞后，金融抑制问题突出，农村信贷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羁绊。因此，如何根据农村金融需求的新特点解决农村信贷供给不足，从而彻底打破农村金融困境，就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农村金融需求分析

(一)现阶段农村金融需求特征

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金融抑制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因此，站在农户角度来审视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在一个连续的视角下来看巾国农户的金融需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户，可能面临不同性质的资本约束。具体而言农村金融需求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生产性贷款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周期性，涉农的资金需求大部分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借贷资金用途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交易成本较高，缺少传统意义上的抵押品；(2)农户的融资偏好更加倾向于正规金融贷款，但由于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程度不同，不同地区农户的实际融资顺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借款的便利程度是影响农户融资偏好的主要因素；(3)农户对贷款利率的变动并不敏感，但对高利率的承受能力明显较低；(4)农户借贷的契约化程度较低，关系借贷主要依靠社会性约束(尽管正式的市场契约机制尚不完善，但到目前为止，建立在乡土网络基础上的社会约束依然能较好地执行监督和保障功能)，但随着经挤的发展，采用市场化契约来缔结金融合约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农户所采用。(5)信贷资金的次数增多，资金额普遍增大。(6)还款来源受到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约束。

总之，分散性、小规模、高风险、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意味着金融经营成本的增加；贫穷、传统、保守，决定了农民在金融资源获取上的弱势；信贷资金供给不足无法满足需求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现阶段农村金融需求的新变化

(1)消费信贷需求愿望强烈。目前，许多农民为改善生活条件，对于小型农机具的消费欲望强烈。原因在于农民需要这些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但是部分农民表示由于现在下乡农机具价格走势偏高，依靠自身储蓄仍无法购买。因此，国家应当出台与其相关的消费信贷措施，设计新的信贷产品给予农民优惠，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为拉动农村经济的增长创造条件。

(2)农户生产扩大贷款需求增加。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农村规模化、集中化经营土地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农村种植大户的不断增加带来生产经营信贷需求的压力上升。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做好小额信贷款又要发挥农业资金杠杆作用，支持农村新模式的发展。满足农村的信贷资金需求，台理引导农村经济又稳又快的发展。

(3)专业合作社信贷需求突出。目前，专业合作社数量快速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农村一种新的经济形势。实践证明，专业合作社是解决农村金融需求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业、振兴农业经济的基础。加强和改进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支持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产品特色优势明显、组织运行顺畅、经济实力较强、服务功能完备、信用状况良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联保贷款等方式。对信用评价低的专业合作社实施限制信贷投放的方式，督促其改正不良行为，消除失信带来的不良后果，重新积累信用以便能早日获得农信社的支持，使专业合作社快速蓬勃发展。

(4)加大农民工创业贷款。金融危机导致大量的农民工非自愿失业，如何引导农民工重新上岗和创业，维持社会稳定是现在当地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落实小额担保贷款任务，实行目标考核管理，充分发挥小额担保贷款促进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作用。建立和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资信评级，对回乡农民工创办的符合农业产业化贴息条件的企业，优先给予贴息，并适当降低贴息审批条件。采取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为回乡创业企业“量身定做”的特色金融服务，满足农民工创业资金多样化的要求。

(5)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需求较强。当前，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总体表现为建设的力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基础设施规模小、水平低、配套陈旧问题明显。为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政府和农民纷纷参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但由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大、收益率低、回报期长的特性，除农户集资外，还需要农村金融部门大力的信贷支持。

三、无效金融需求分析

当前正规金融机构所使用的通用信贷技术，以传统农区为代表的大量的普通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金融需求，因为无法满足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而被拒之门外——这些农户显性资本的缺乏和原始积累的缓慢发展，由于与“现代信贷技术”的格格不入而无法转化为“有效的”金融需求以及相应的金融供给。

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农户的金融需求之所以被视为“无效需求”，原因不在于需求的真实性，而在于需求的“难以缔约性”——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作为供给方的金融机构的判断标准。换言之，如果单纯从“现代信贷技术”所通常使用的判断标准来看，无抵押和无担保的农户的信贷需求确实应被视为“无效的”金融需求；但是，无抵押和无担保的农户据调是存在大量具备现实还款能力的农户，只不过按照所谓的“现代信贷技术”来判断是“无效的”金融需求。根据对四川南充“美信服务公司”的调研表明，通过开发适用于低端市场(包括农户、作坊主、小商贩、等)的小额信贷技术和金融服务方法，大量被正规金融机构所视为“无效金融需求”的所谓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者不仅具备还款能力和可持续性，而且违约率极低。根据四川南充美信服务公司的客户资料分析，这些客户大都属于无抵押、无担保、无信用记录的“三无”群体，有的与当地的正规金融机构网点(如邮储银行、农业银行)仅一墙之隔，但却得不到这些金融机构的贷款，而当他们获得了“美信”的贷款后，其潜在的金融需求和良好的还款信用立即获得了释放。

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了解到：

(1)简单地将无抵押、无担保等显性资本水平作为判断无法形成还款能力和有效金融需求的观点是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供给无法有效延伸至农户低端市场的重要原因；

(2)建立在抵押、担保和现金流等分析基础上的所谓“现代信贷技术”并不适用于低端农户市场，低端农贷市场的信贷供给和金融服务需要开发专门的信贷技术和服务方法；

(3)在金融供给端的竞争依然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习惯于采用传统信贷技术发放贷款的正规金融机构已经形成某种“创新惰性”，缺乏开发专门服务于低端市场的金融技术的动力和积极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应该看到：农村的金融需求，已经表现为传统意义需求基础上的升级成分；新的特征以及新的需求变化要我们适时的加以解决这些新生问题，才有可能增加农户贷款的可获得性，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而判断农户的信贷需求是否是有效需求，金融机构需要走出传统信贷标准的桎梏，针对低端信贷市场的特征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使得那些潜在的有效需求得到更好的识别和满足。根据多次调研表明，潜在的大部分农户信贷需求是真实有效的。这说明当前对于“潜在的占多数的农户信贷需求是无效的”这一论断是片面的，它忽略了很大一部分潜在的有效需求。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的金融机构能否具备识别这些潜在有效需求的能力和技术。

四、应对的策略

(一)扩展农户的金融需求角度

农村金融改革应该以农户的利益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农户的金融需求，农户的政策意愿。在此基础上政府实地考究，从当地农户的最迫切需求出发进行改革。从根本来讲，应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户文化水平，培养农户自发利用正规金融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具体措施包括：(1)根据其特征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农民向理性小农转变，提高其获信能力，保障其可贷资金的获得。(2)转变农民的理念，培训农民技能，提高农民素质，使农户潜在的有效金融需求得到进一步释放。

(二)增加农村金融供给角度

首先，激励农村正规机构加大对农村金融需求资金的投放力度。具体包括：(1)继续完善农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调整其信贷结构。采取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激励手段加大农业银行的支农力度，提高对农村市场有效金融需求的服务水平。(2)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明晰产权关系，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强化约束机制，增强其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实力。对于在支农方面成绩突出的信用社，政府予以相应的奖励。其次，加大支农信贷政策的宣传力度，发展小额农村信贷，政府提供资金和服务建立支农小额信贷为中心的农村资金融通市场。从而为解决所谓的农户“无效金融需求”获得贷款来源创造条件。最后，引导民间金融，调整农村金融的市场准人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推动农

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涉农第三产业，实现支农资金的效用最大化，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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