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展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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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从供给端分析，过去十年里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廉价生产要素已经不在。劳动力二元供给走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价格大幅上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之前的储蓄补贴贷款的格局也将无法继续，资本价格将会上升。土地价格以及对于环境成本的考量，未来的土地获取也将更加市场化。支持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本、土地三个主要生产要素的价格已经明显上升。若非出现重大持续的技术升级，未来中国潜在增长率下移已成定局。

根据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我们预计未来中枢增长率会下降1%-2%，在8%左右。短期来看，我们认为经济仍处在下行周期的末端。当前经济处于“宏观强，微观弱”的格局。国外需求上，美国日本经济缓慢复苏，欧洲欧债危机持续发酵，主要出口国家经济不振将使得出口进入低增长期。国内需求上，消费较为稳定，消费取资成为经济主导仍需时日。国企和政府部门通过投资加杠杆对冲私人部门的去杠杆，短期来使得总体投资环比企稳，但是长期能否持续令人生疑。同时由于国内投资回报率的持续下降，长期资金开始流出，市场对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开始减弱，对应外汇占款减少，央行通过逆回购维持货币宽松，但是受限于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很难进一步大幅宽松支持经济。此外，在私人部门普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宽松很难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快速回升，结果可能还是流入政府部门基建项目和其他资本市场。我们认为经济已经过了二阶拐点，下行速度放缓，预计最快明年二季度见底，但之后将经历痛苦漫长的调整过程。此间将伴随着去产能和投资的下降以及在通缩阴影下持续较低的通胀。综合经济长期增长中枢下移和短期处于波谷的经济形势，我们对明年的经济增长判断相对悲观，预测明年GDP增速在7.6%左右。

货币信贷：“宽货币，紧信贷”

进入2012 年以来，为了对冲外汇占款的下滑对货币供应的紧缩效应，央行通过降准和持续的逆回购保持货币供应的总体宽松，基础货币仍保持了一定的增速。我们判断随着国内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长期资金流出会导致明年外汇占款进一步下降，央行会延续今年的操作风格，保持总体货币宽松。预计逆回购将成为日常应对的主要工具，但是降准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作为对冲大的流动性波动的辅助措施。事实上，通胀下行为货币政策的宽松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但是基于我们对于人民币对外贬值，对内升值的判断，大规模的货币释放会被加速的资本流出抵销，因此我们认为明年通过大量注入流动性刺激经济可能是小概率事件。

宽松货币保证了银行的放贷能力。由于政治周期，预计政府明年会进一步大量投放资源到基础设施建设，信贷也将优先满足政府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私人部门的信贷需求和一部分地方政府融资需求可能将有大幅扩张的表外贷款来满足，10月份社会融资结构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表外贷款利率要高于银行利率，加之对于当前私人部门去杠杆的总体判断，预期明年私人部门的信贷不会有明显改观。整体仍然维持“宽货币，紧信贷”的格局。预计2013 年M2 增速13.2%，低于今年14%增速的预期。人民币贷款增速13%，也低于今年15.1%的预期。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和今年大体一致，一年期贷款利率预期将上升到6.5%。

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

基建仍是需求主要来源

我们对于2013 年的基本判断仍然是政府投资引导国内需求。平滑经济周期的需要以及政治周期的影响，明年“稳增长”力度将会超过今年，也将是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动力。从行业上说，水利、城镇基础设施、能源和环境、保障房都将成为政府资金主要的投向。基础建设投资将拉动相关上游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但是私人部门处于信贷受限和去杠杆的过程，固定资产投资预期仍然保持疲软。房地产销售数据最近持续回暖，预计未来几个季度房地产投资也将趋稳。但是我们预计随着私人部门去杠杆，将会引发投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对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的回升产生压力，我们判断明年房地产投资无法重新成为拉动总体投资的引擎。预计明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19%。

工业增加值中轻工业主要受出口影响，重工业受到建设支出影响。明年基础建设投资的大幅扩张将拉动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的进一步上升。而出口疲软将导致轻工业增速放缓。明年将可观察到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增速差进一步扩大。指标显示国内经济可能已经处于去库存的尾部，新一轮补库存周期将会使得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今年。预计2013 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9.8%，略高于2012年9.5%的预期。

消费和零售增速放缓

我们对于明年经济增长的判断是触底企稳，GDP 增速放缓会影响私人部门收入增长进而影响消费的进一步上升。同时随着私人部门去杠杆以及投资下滑，预期失业率将会有较大的攀升以及通缩风险的出现，进一步向下修正我们对于消费增速的判断。政府部门增加养老金和社保支出会部分对冲私人部门的消费下滑，但是我们对于明年整体消费增速仍不乐观，预计明年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12%，低于今年14%的预期。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

我们认为人民币需要通过实际汇率的贬值实现平衡。国内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将促使资本流出，投资和贸易都在减少，这是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贬值的基本面因素。最近的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数据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都表明长期资金对中国的兴趣正在减弱，资本正在流出，侧面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长期内我们预期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是通过内部通缩，外部贬值来实现，但是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仍然受到国外宽松政策的影响和市场预期的转变出现一定的震荡，我们预计2013 年人民币对美元会落在6.3-6.45区间。

通胀处于低位，通缩阴影挥之不去

我们对物价走势判断的逻辑是，为实现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在维持名义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市场利率，加快私人部门去杠杆，引起投资下降和失业上升，最终传导到CPI价格。预期明年通胀会进一步回落到1%左右，同时伴随着通缩风险。

在工业品层面，中国的可贸易品基本由国际定价，相对独立于国内的经济和货币政策。CRB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7月初开始反弹，从两者的联动性关系来看，PPI 的反弹存在一定的滞后，10月国内PPI 数据出现环比回升，未来可能会进一步企稳回升。但是国际整体需求仍未见明显复苏，大宗商品价格能否延续反弹势头进而带动PPI 的回暖仍需进一步观察，我们对于2013年PPI 的估计为-0.3%，相比今年的价格水平变化不会太大。

出口步入低增长时期

篇2

（一）“旧蜜月”

所谓“旧蜜月”，是指依照过去的经验来判断，2014年中国经济似乎至少有两大希望：一是改革，二是美国复苏。

从改革来讲，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市场所关切的所有关键问题的改革蓝图。依照过去的“甜蜜”经验，“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能够迅速落实到位，无疑会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力。但是，全面的改革需要时间，无法做到一步到位，其作用更加类似于需要持续服用方能慢慢见效的“培本固原药”，短期内已无法重现如1992年“春天的故事”中那种经济增长火山般喷发的场景。

从美国复苏来看，2013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速经季度调整后环比折年率达到4.1%，进入2000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区间；从时间序列来观察，2013年是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各季度增速持续回升的一年。从分项来看，私人投资和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力，并且拉动力持续加大，增长显示出较强的可持续性。同样，依照过去的经验：美国经济，特别是消费的增加，似乎预示着2014年中国出口可能迎来曙光（见图1）。但这种基于2000-2010年间的“甜蜜”记忆，对于现在来说并不可靠。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的情况下，美国进口的增加并不会自动让中国出口多分一杯羹，在本轮危机后，中国出口与美国消费的关系已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实际上这种情形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同样高估的1997至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曾出现过。这两段时期所出现的美国消费需求与中国出口之间的缺口，主要是由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使得中国出口产品相对竞争对手偏贵，由此丢失了订单。

（二）“新伤痛”

在目前的“双高”（高利率、高汇率）和2014年稳健货币政策导向下（其中隐含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是2014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会贬值），预计明年的“三驾马车”很难上行。

首先，消费缺乏动力。从社会消费品名义增速来看，1994年以来走出了一个“反转N”型轨迹：1994-1998年下行，1999-2008年上行，2009年到2013年下行；即使剔除影响较大的零售物价因素后，这种大趋势仍然没有改变。而从目前看来，甚至看不到能够拉抬明年消费的力量：房地产限购可能影响装修、家具、家电等；蔓延全国的雾霾意味着采取汽车限牌、限行的城市会增加，从而影响汽车消费；“八项规定”仍会继续执行等等。这就意味着，如果明年零售物价不显著上行，消费若能维稳已属不易；而从M1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关系来看（见图1），很可能明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还会有所下行。

图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与M1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CEIC，兴业银行

（编者注：图例分别改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M1同比增速（领先1年）”）ytd改为ytd（年初以来变动幅度）

其次，投资缺乏有效支撑。在目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最大的三项是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而这三项投资在明年都缺乏能够维持现状的有效支撑。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对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化相当敏感，而2013年下半年以来市场利率的持续上升，将压制明年社会融资的增速。从与社会融资相适应的情况来看，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商品房销售（一般领先房地产投资两个季度）都还显著偏高，这意味着这两类投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对于制造业投资来说，2013年的出口状况对于明年制造业投资有相当大的影响，2013年出口疲弱，无法为明年制造业投资提供支撑。

最后，出口难以复苏。出口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量，即给定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不变，海外经济复苏会使中国自然分享到出口增长的好处；二是价，即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若中国出口产品比竞争对手贵，即便其他经济体需求增加，中国也难以1：1地分享到出口增长的好处，未来我国出口仍将面临下行压力。

通货膨胀：政策周期换档

（一）PPI：难出通缩

我国PPI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综合指数（CRB）同比变化保持着较好的一致性。CRB的变化与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之间关系密切，而与全球发达经济体增速的关系并不紧密。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2014年将是全球发达经济体加速发展的一年，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估计与2013年大致持平。这就意味着，明年CRB不仅缺乏明确的上涨动力，反倒还可能因为美元反弹而承受压力，这种判断也与近30年来CRB的周期变化规律不谋而合。

（二）CPI：压力不大

对于明年CPI的判断，首先要适应新的政策周期。我国CPI环比变化一般领先CPI同比变化6个月（主要是统计技术决定的）。因此，前瞻性地分析CPI同比变化，重点是应该分析CPI环比变化。市场主流依然沉浸在我国CPI的运行大致以40个月左右为一个周期的认识中，这主要是根据过去10年的经验得出的，而这恰是上一届政府执政的10年。的确，图2的虚线框部分显示，2003-2013年间CPI显示出一个完美的“M”型，即两个CPI升降的小周期。但如果观察1995年以来的CPI环比数据，就会发现这种规律其实并不总是有效：在1995-2002年的7年间则是一个“V”型。这显示出中国的CPI存在明显的政治周期，而目前正处于新一届政府的换挡期。这意味着，对于未来CPI走势的判断，需要从过去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逐步适应新周期。

图2 CPI环比趋势变化

（编者注：Yoy改为同比）

资料来源：CEIC，兴业银行

宏观政策：中性偏紧

（一）中性

从设定主要政策的预期目标来看，预计仍与2013年基本一致，以体现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具体来说，预计新增信贷10万亿元，新增社会融资总量19万亿元，M2增速为13%，年度预算赤字2.1%。

（二）偏紧

偏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量稳速紧”。由于上述稳定性更多体现在“量”上而不是“速”上，比如信贷比上年增加1万亿元，社会融资比上年增加1.5至2.0万亿元，都与2013年的状况基本相当，但由此计算得到的信贷增速、社会融资增速却是微幅下降的。二是监管政策的变化。2014年可能出现的政策变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方面：一是对地方政府融资管控政策的调整；二是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调整；三是对银行同业资产监管政策的调整。其中任何一项调整，都只会使宏观经济政策更“紧”，而不是放“松”。

从货币政策来看，在常规方面，预计货币市场利率波动增加仍会是明年货币市场的特征；随着美联储的退出，我国央行也可能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改革方面，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NCD）的常态化发行和进一步向居民和企业扩张、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预计会成为明年利率市场化的主要内容；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波动幅度、加大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日间波动幅度，可能成为明年完善汇率机制的内容，但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篇3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02-0059-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02.14

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2014年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全年GDP增长率在为7.4%，略低于7.5%的经济增长目标，延续了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下滑趋势。一是经济增速连续跌破下限。进入2014年，我国第2季度GDP增速跌至7.4%，第3、4季度则继续下滑至7.3%，基本打破了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区间，全年经济增速创24年新低。二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尽显疲态。2014年2月，我国出口出现了-18%下滑，之后继续维持低位震荡，全年进出口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30%已经回落到15.7%，其中，扣除土地购置款的房地产投资2014年11月以来已经进入负增长;消费虽然取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但消费需求也保持着一个逐年下滑的态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回落到10.9%。三是物价水平持续走低。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其中2014年9月CPI跌破2%，连续4个月运行在2%的下方，11月和12月分别为1.4%、1.5%，创下近年来的新低。四是经济发展预期有所恶化。2014年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51.7%的高位回落到12月的50.1%，已经靠近经济强弱的分界点50%。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指数从3月就一路下滑，从3月的62.7跌至12月的48.7。在2014年宏观经济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同时表现出一些可喜的变化。一是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拉动力增强;投资结构改善，民间投资开始发力。二是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中低速增长、高就业”格局初现。三是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正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2015年是新常态统领中国经济工作的关键年份，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切换。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力量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新的常态的经济驱动力还没有强大起来，再加上美元升值、全球贸易政策变动等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增强[1]，总体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

一、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风险

（一）发展速度换档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镇化红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78―2007年均增长率高达9.8%，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瞬间急速下滑，从2007年14.2%的高峰滑落至2013年的7.7%和2014年年均经济增速的7.4%，2008―2014年比1978―2007年低一个百分点。顺应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做出了“增长速度换档期”的判断。增长速度换档切换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反应，但是在切换的过程中也存在换档的风险，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容易陷入停滞，近期我国增长速度连续跌破7.5%的下限，出现继续探底的趋势，预计201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滑，突破7.5%～8%的区间波动，这一风险值得警惕。

（二）发展动力置换的风险

从旧的发展方式向新常态过渡，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但转换过程如果发生动力断档，那将会给经济造成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当前依靠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在弱化，新的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还没有培育起来;依赖投资、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新的以消费为主的推动力还在上升;旧的支柱产业在衰退，新的战略性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其主导性、牵引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旧的经济增长点在多年发挥作用后在削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小荷才露尖尖角。发展动力一旦青黄不接，经济可能出现失速风险。

（三）发展体制转轨的风险

不可否认，过去多年来，在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推动经济增长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这套体制的缺陷，开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过度依赖高投资和进出口的问题更加突出，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方式。但在经济“新常态”要求下，发展驱动力要从投资、出口转移到创新上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经济体制转型势在必行。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程度差异较大，从而加剧了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波动程度，这种体制转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波动很可能使经济发展出现断层，从而影响发展速度，而2015年恰恰是这样一个关键时点。

二、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六大挑战

（一）宏观调控效用递减

2014年我国面对经济持续下滑，通过微刺激来稳定经济增长，避免了大水漫灌，但连续刺激也出现了边际刺激效应递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统计，近几年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2003年到2007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73个百分点;2008到2014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47个百分点。基于投资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计算社会融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2002年1元社会融资贡献的资本形成为2.27元，2008年下降到1.98年， 2014年进一步下降为1.68元。这意味着通过增加社会融资来扩大投资的边际成本在增加，随着增量资产产出率的上升，等量投资的GDP贡献率在下降，这些都增加了2015年经济刺激的难度。

（二）金融“融而不通”带来的融资约束

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血脉如果不通，实体经济也很难有好的表现。近年来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融而不通、结构异化、脱实入虚、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等现象，对2015年经济发展不利，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金融总量增速下滑。货币增速连续下滑，2014年M2同比增长12.2%，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年初13%的目标。M1的增长速度更低，2014年仅增长3.2%。M2和M1增速之差已经扩大到9个百分点，意味着货币流动性下降，表明人们消费信心降低，投资信心趋弱。贷款同比增速是2005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上年下降4.8%。货币发挥作用具有时滞，2014年连续出现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低增长将会制约2015年的经济发展。

2.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从M2与GDP之比来测算，2002-2008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保持在0.61-0.67的水平，2009年以来则连续下降，2014年已经下降到0.52，这意味着同样的GDP需要更多的货币来实现。

3.融资成本高居不下。据统计，2014年我国贷款基准利率为6%，在11月22日贷款基准利率才下调至5.6%，远远高于美国的3.25%、欧元区的2.43%、日本的1.246%和英国的0.5%，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根据调研，现在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平均在15%左右，甚至20%。

4.货币金融资源配置出现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金融与工业经济的背离，中小企业融资难与大企业融资便利，国有企业融资便利与非国有企业融资难。我们一直在鼓励金融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与创新型企业配置，但目前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却更多向大型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领域配置。2014年上半年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债券市场上，国有企业和城投平台发行债券合计占比高达87.63%，而民营企业仅占5.47%。金融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将对2015年的经济发展形成较强的融资约束。

（三）房地产行业新常态化后的低增长

房地产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由于受刚性收入约束和库存销售双重压力，房地产投资很难出现20%以上的高增长，受市场力量的自身调节，未来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进入低速增长区间，行业竞争倒逼市场出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市场力量主导的自我调整。截至2014年11月，商品住宅施工面积50.49亿，商品住宅待售面积5.72亿平米，两者合计56.21亿平米，而过去5年年均商品房销售面积9.8亿平米，即使未来没有新开工建设，消化这56亿平米的供应就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随着保障房建设加快，住房登记制度实施、房产税等将挤出部分存量房，这都增加了潜在供应。从需求面看，我国人口拐点正在出现，20～49岁的购房人口总量在2015年将达到高峰，随后进入下降通道，城镇化速度也有所减缓，2014年城镇化率已经放缓到1.04%，国内民众对房产的投资性需求在2015年将减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地产的投资意愿也有所下降。2001―2013年13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其中住宅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9%。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1-11月同比增长11.9%）、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以及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等指标全面回落，预计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还将回落，房地产投资将从超高速增长逐步降落到中低速增长区间，房地产行业逐步回到理性、常态、均衡的状态，适度、中低速、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新常态。

（四）全球价格下行将给经济增加通缩风险

从国际上看，现在主要经济体基本处于低通胀环境，有些经济体正在滑向通缩。美国2014年12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月率创下3年来最大跌幅，欧元区PPI已经从2013年7月持续17个月负增长，11月CPI下滑至0.3%。在原油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欧元区通胀仍然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日本的物价虽然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走出通缩，但目前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通胀水平， 2014年11月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2.7%，但如果扣除4月份上调消费税的影响，其CPI仅有0.7%。全球低通胀环境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到中国的价格水平。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来看，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连带铜、铝、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于大宗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讲，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使得中上游部门的通缩愈演愈烈，2014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1.9%，12月份同比下降3.3%，价格下跌将传导到下游消费品领域。展望2015年，有几个因素会对价格走势形成负面影响，增加通缩风险。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输入性通缩风险，2014年下半年以来石油价格暴跌将通过中上游部门向下游部门传导，这种传导效应将在2015年上半年出现;二是PPI连续负增长传导到消费品价格领域导致CPI继续走低;三是在美元升值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价格稳定导致人民币贸易指数持续上升，货币升值带来输入性价格下跌风险。在我国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通缩将使债务人处于一个更加艰难的环境，2015年要防止生产和价格、通缩和债务的恶性循环。

（五）就业出现阶段性萎缩

充分就业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下限联系起来，提出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持续下滑，但是就业展现出很好的态势，从2009―2014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000万人以上，但有数据表明就业市场上的岗位需求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2012年以来，各年度第三季度的招聘人数在持续下降，2012年为461万，2013年448万，2014年为420万。2014年度相对招聘指数（报告期需求人数/往年同期需求人数的平均值×100）为101，处于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特别是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说明当前人力资源市场用工需求增长趋势在减弱。由于制造业升级和工业4.0等的冲击，未来制造业可能会转移出大量的就业人口，这部分人口可能会对我国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意味着2015年我国将从原来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吸纳第一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转变为第三产业单独吸纳第一、第二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压力之大值得关注。

（六）企业“三座大山”的压力持续发酵

当前国内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的三重压力。首先，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当前经济面对的突出矛盾。发改委披露2013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随着经济增速逐阶下滑，产能利用率预计也会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针对当前需求，2014年我们有20%以上的产能过剩。其次，成本过高则在近几年一直威胁企业的利润。2014年1-10月，规模以上企业成本从年初85.18/百元增加到86.02/百元，这将意味着大多数企业认为未来6个月的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会上升。产能过剩导致企业价格竞争，收入减少;成本过高导致企业支出增加;一增一减之间企业利润减少，盈利能力下降，投资收益率也随之下降。第三，债务过重也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债务过重一方面表现在企业负债水平高，企业债务规模迅速扩大，杠杆率就会快速上升，据统计2012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 2013年进一步增至109.6%，这一数值远高于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经济增速下滑，导致2012―2014年企业的杠杆率再度上升[2]。债务过重另一方面表现为债务成本高，从我们调研中发现，由于过高的融资成本，国内有很多民营企业陷入了债务黑洞和债务链条，形成了新时期的三角债。

三、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

面临宏观经济的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我们对2015年的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2015年稳增长的压力将更大。同时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央提出要“再接再厉、趁热打铁、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面临考验[3]。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我们认为2015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实现稳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其政策要点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短期内通过稳增长为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打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长期内围绕促进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激发企业活力。

（一）服务改革这一主题稳定经济增长

当前不仅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更要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稳增长要致力于为重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前经济增长跌破底线的风险越来越大，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防止经济跌破底线和陷入通缩。

1.实施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近些年，我国一直秉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每年在稳健的总基调下有所差异。我们建议2015年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采用更加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除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的流动性。总理在达沃斯表示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不会大水漫灌，建议央行适当增加反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常规的货币政策仍然有空间的情况下，注重预调、微调，更好的实行定向调控。

2.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一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激发企业活力。营业税改增值税自2013年在全国推广以来，2014年铁路运输、邮政电信业纳入， 2015年，营改增将改革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在企业困难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适时启动结构性减税，增加企业利润，帮助企业渡过困难时期。二是扩大公共支出，初步构建福利社会基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通过减少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盈余，每增加1%的财政支出，并平均用于教育、健康和养老，将使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1.2%。2015年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加大对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方向的政府性投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出，织好社会政策的托底网。将以公共支出的适度增加促进引导合理消费的制度建设。三是创新投融资方式，积极推进公私合营（PPP）平台。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9年，欧盟近1400个项目是通过PPP实现的，价值2600亿欧元。2015年我国新预算法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套上预算监管的“紧箍咒”，未来地方财政资金能够用于基础设施的部分不会有太大的增加，依据PPP模式，以政府出资和公共资源为依托，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鼓励更多的公私合作平台项目，使民间资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市场原则下互利合作，不仅可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以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社会凝聚力。四是适度利用地方债，有序化解债务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总体可控，但大多数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脱离中央和同级人大监督，局部存风险隐患。新预算法第35条和第94条，从举债主体、用途、规模、方式、监督制约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多方面做了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怎么借、怎么管、怎么还等问题。如何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是2015年财税改革的重点，要进一步健全债务扎口管理机制，严控新增债务。继续扩大自发自还试点省份范围，启动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定价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市场化约束，维护投资者权益和市场信心。

（二）围绕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2015年应尽快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各项改革，推进更好发挥各类企业积极性的改革，推进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各项经济增长要素相关的改革，使各项要素、各个主体能够释放新的活力来推动我国在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仍能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1.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降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按照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抓住现在低通胀的时机，尽快推进水、电、气、油等价格改革，把凡是能由市场定价的都交给市场;强化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消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各项地方规定，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

2.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当前对地方财政的改革将使地方政府渐次退出经济建设领域，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主力军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培育一个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结构合理的企业体系。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制定中央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分类施策，提高企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

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更好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改革，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利率市场化创造良好条件;推进金融机构改革，适当增加金融机构主体，促进金融机构间的有效竞争，以竞争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创新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鼓励企业更多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要在金融领域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要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加强对金融服务薄弱领域的金融覆盖，发展普惠金融。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为中国资本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创造条件，为此要提升对外投资便利性，建立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体系。

4.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多重角色，既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又是工商业发展落地的载体，还是部分人群的资产，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要按照土地不同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分类设计。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建立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土地使用权，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降低经济发展中的土地成本。探索试点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增加农民财产。

5.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的主体是人才，要完善职务发明、技术入股等相关规定，让创新人才在创新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创新的主力军是企业，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使企业创新得到最大化利益;完善财税、金融、贸易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创新。其次是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创新真正面对市场，面对经济发展主战场。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能放则放，能推向市场的就推向市场。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来形成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公开透明的技术交易市场，让技术走向市场，同时也让市场来引导技术创新。

（三）抓住企业这一关键激发其发展动力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当前国内大量企业因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而喘不过气来，很多企业既没有生产动力，更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帮助企业消减三座大山的压力，激发企业活力乃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甚至为未来保存增长活力的当务之急。

1.打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消化企业产能。过剩产能的消化一方面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市场需求的扩大来消化。从市场需求看，一方面可加大力度开发国际市场需求，就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链而言，目前仅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缺口就达到8万亿美元，通过建立可行的融资方案，这些潜在需求可以转化为现实需求，从而为我国相关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深挖国内市场潜能，减少区域市场壁垒，通过打造无障碍的统一国内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

2.依法推进企业破产清算，消融企业债务链条。根据我们在地方的调研，很多债务链的形成并扩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破产的企业没有破产，导致其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存在拖垮了债务企业，也拖垮了债权企业，不如迅速破产清算掉，这样债务企业的企业家也能轻装上阵，重新出发，而债权企业也能够拿回部分债权资金，结算自己的债务。

3.以“少取”、“减负”激发企业活力。在此关头，我们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起责任，从现实来看，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基本思路是 “多予少取”。多予，意指给资金、给项目、给行业准入、给补贴;少取则是实施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负担。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中央提出“新常态”的判断后，我国将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预计2015年我国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时，将进一步淡化经济增长速度，换之以弹性目标和发展区间进行管理，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调控手段予以应对。面对经济增速下滑，中央将坚持不进行大规模刺激，而是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予以应对。这种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率，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从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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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平稳增长，投资反弹压力加大

2007年1-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9％，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各月份增速也比较平稳，但仍然处于高位。从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速接近40％，明显高于第二、第三产业；从区域看，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投资结构在进一步改善。

但是，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从5月份的6.1％上升到10月份的26.5％，逐月提高。由于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先行指标，它的增长必将推高后续的投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压力加大。央行的调查也显示，第3季度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景气指数达到10年来的最高，显示出企业内在投资冲动仍然较强。

(二)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消费需求保持旺盛

我国国内消费增速从2004年开始不断提高，2006年3月份后进入加速增长阶段。2007年1-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6.1％，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名义增长率。

2007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全年GDP增长率将达到1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认为，2007年我国可望超过美国，首次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党的十七大对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措施做了全面部署，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较大。2008年中国经济走势与政策取向如何，全球瞩目。

消费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城乡居民收入和就业的增长。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2％，增幅高于上年同期3.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4.8％，高于上年同期3.4个百分点。截至9月末，全国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920万人，已完成全年900万人的目标。同时，近两年来，各级政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大增加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提高了居民的消费倾向。也推动了消费的增长。

(三)国际收支顺差继续扩大，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

2003年以后，我国进出口顺差逐年大幅增加，外商直接投资也是持续增长，国际收支顺差逐年扩大。2007年1-10月份，全国进出口顺差达到2123.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9％，超过2006年全年1775亿美元的顺差总额；全国实际利用外资539.95亿美元，同比增长11.15％，比去年同期加快11.16个百分点。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更加严重。

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扩大，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大量增加以及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9月末，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4336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不仅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操作，也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2007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明显加快。目前，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已跌破7.42，较年初的7.80已升值近5％，而且基本呈单向升值走势，没有实现双向波动。这种单向升值走势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热钱流入，国际收支顺差继续扩大，反过来又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形成不良循环。这种循环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消费价格出现结构性上涨，通货膨胀压力较大

2007年2月份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呈现出较快上涨态势。10月份当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6.5％，1-10月份累计上涨了4.4％，预计全年涨幅将达到4.5％。但在居民消费价格中，非食品价格涨幅基本保持在1％左右，比较稳定；食品价格涨幅则持续提高，由2月份的6％提高到10月份的17.6％。由于食品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权重较大(约占1／3)，食品价格的上涨直接推高了消费价格。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6.5％的涨幅中，食品的贡献超过5个百分点。可以说，目前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上涨导致。

但是，由于国内货币供给增长较快。居民消费持续旺盛，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仍然很大。从前10月份的数据来看，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居住类价格涨幅都有所扩大，居民消费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五)资金流动性过剩严重，资产价格上涨过快

衡量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指标是银行的存贷差。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与贷款差额在1995年一季度以后持续扩大，存贷差占存款余额的比例也持续攀升，从1994年7月份的0.2％提升到2005年10月份的32.08％，此后一直维持在32％以上的高水平，2007年9月为32.4％。这说明，我国经济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确实比较严重。

当前流动性过剩造成的一个突出后果就是资产价格上涨过快。主要股指“沪市综合指数”包经从年初的2728点上升到11月中旬的5200多点，上涨了近一倍，而且一度曾达到6200点。目前A股的加权平均动态市盈率已超过30倍.远高于15-20倍的国际平均水平，股市估值水平偏高。同时，全国住房价格2007年以来也加快上涨。10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5％，涨幅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1个百分点。而且，股市和房市还出现相互推动、交替跃升的局面。

可以说，2007年我国经济是“快”上有余，“好”上不足。

二、2008年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

2008年，北京将召开奥运会，各级政府换届工作也将基本结束，来自市场和政府的经济发展动力都比较强劲。同时，美国次级债危机、国际油价高涨等因素也使得世界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增加。我国经济过热和趋冷的风险并存。

(一)经济过热的风险

2007年年中以后，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逐月提高，从6月份的6.4％上升到10月份的26.5％。由于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先行指标，它的增长必将推高后续的投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压力加大。央行的调查显示，第3季度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景气指数达到10年来的最高，显示出企业内在投资冲动仍然较强。

2006-2007年是政府的集中换届时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仍十分强烈。近两年居民消费能力、消费倾向都有较大提高，消费

结构升级加快，这一趋势仍将延续到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对奥运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等因素将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增长。2008年投资和消费可能继续高速增长，并有全面过热的风险。

(二)价格上涨的风险

一是需求拉动。投资和消费增长可能继续高速增长，资金流动性过剩仍然严重，供求总量关系可能失衡，增加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产品供需关系仍将紧张，食品价格还将在高位运行。

二是成本推动。根据“十七大”精神，2008年节能减排、遏制“两高”行业快速增长，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等工作将会有实质性进展，资源和要素涨价压力可能传导至广大下游行业，使社会面临持续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三是国际因素。需求旺盛、剩余产能不足、库存下降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因素将继续影响全球原油市场，粮食市场供应仍将十分紧张，国际油价、粮价仍将处于高位，全球通货膨胀水平可能普遍上升，并通过进口渠道推高国内价格水平。

四是预期因素。如果5％以上的通胀率持续到2008年上半年，通胀预期就可能深入人心，从而导致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的螺旋式上升。

五是翘尾因素。由于2007年很多月份CPI环比都是正增长，2008年的翘尾因素将会较大。初步预计，光是翘尾因素，2008年一季度的CPI涨幅就会超过3％。

(三)股市剧烈波动的风险

支撑2007年股市过快上涨的直接因素是资金，但基础因素是企业利润增长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正是这两个因素可能会导致2008年我国股市出现剧烈波动。

企业利润增速已逐渐回落，2008年继续高速增长的不确定很大。去年第一季度，上市公司利润增长率为97.6％，二季度为72.1％，三季度为46.39％，逐季回落。上市公司今年仍将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但出现超预期增长的压力很大。首先，美国、欧洲经济出现下滑，将直接影响到很多企业的盈利增长；其次，越来越高的同期基数也会抑制七市公司业绩同比增长的数值。而且。目前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1/3来自以股票投资为主的投资收益，一旦股价下跌，将导致公司利润缩水，引发更大规模的下跌行情，形成恶性循环，酿成灾难性后果。

现在市场上普遍预期，在奥运会之前，中国的牛市不会改变，因为有中国政府在为股市背书。这种信心支撑了当前的股市发展，但同时也为奥运后的股市走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如果大多数人都无法预计奥运会后的股市走势，就会选择在奥运前某个时机将股票卖掉，结果可能导致股市剧烈波动。

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泰国、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经历过资金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市暴涨以及后来的暴跌，教训惨痛。因此，2008年对于股市剧烈波动问题需要高度关注，严密防范。

(四)国际经济风险

除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等因素外，2007年3月份开始的美国次级债危机，进一步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首先，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可能减弱。次级债危机直接冲击了美国的房地产业，南此带来的财富损失将压缩其国内消费需求，进而引起美国经济增长放慢。受其影响，欧盟、日本经济也可能减速。

其次，随美元贬值，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也在增加，从而可能出现已经多年没有过的“滞胀”。是刺激经济增长，还是稳定币值，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尚难确定。 再次，次级债危机影响的范围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次级债危机可能会从信用等级较低的金融产品向信用等级较高的金融产品蔓延，使信贷危机继续在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机构间扩散。放大金融市场的震荡，并有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实体经济下滑。

2008年到2009年，是我国本轮投资周期所形成的产能大量释放阶段。产品供给将大量增加，如果发生因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的外需紧缩，产能过剩问题将集中爆发，我国经济增长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三、2008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根据中央有关精神，2008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以“控制总量、稳定物价、调整结构、促进平衡”为主线，继续深化财税、金融、国有企业、资源价格、行政管理等领域的改革，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并配合土地政策、节能减排政策及必要的行政手段，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同时。防止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政策措施将包括：

(一)继续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适度稳定消费需求，防止经济全面过热

继续采取“两道闸门”、“一个门槛”等手段严控新开工项目，特别是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新开工项目。引导商业银行控制规模、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信贷收缩力度。适度稳定住房、汽车需求，合理引导消费结构升级。努力提高农村、欠发达地区和城市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促进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消费。

(二)加强价格调节和监管，着力稳定物价水平

在稳定总需求，保持总供求基本平衡的同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适度控制非食用粮食需求，做好粮、油、肉、蛋、奶等主要食品的供应和价格稳定工作。加强价格管理，严肃查处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对扭曲比较严重的资源性产品价格进行适度调价。适度提高消费价格涨幅目标。为资源性产品价格调整和改革预留空间。建立对困难群体补贴的长效机制。

(三)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积极应对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

从稳定需求、特别是股市和房市需求的角度出发，适当下调货币供应量年度增长率目标，合理控制信贷规模。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利率的调控作用。适度增加市场干预，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加强汇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调控工具的配合。发挥信贷政策和窗口指导的作用，加大对农村金融、助学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的支持力度，限制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信贷投放。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防范游资的大规模进入和突然撤离。

(四)加快推进公共财政建设，进一步完善财税制度

抓住财政持续增收的大好时机，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人，积极支持“三农”、自主创新、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再就业、公共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各项事业发展，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改善民生。完善地方税体系，提升财产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改革资源税，试点环境税，适时推出燃油税，扩展排污费征收范围，探索建立排污权交易体系和节能配额交易，促进节能减排。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范围，继续进行出口退税的结构性调整。

(五)保持房市和股市的稳定发展，防止剧烈波动

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的风险管理，通过提高房贷首付比例，实行差别贷款利率等措施，稳定信贷资金投向房地产领域的规模，稳定买房需求。加快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进一步缓解

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问题。在试点基础上，加快推出物业税。加大对房地产企业囤积土地、囤积房源的清查力度，积极增加住房供给。鼓励优质大企业到A股上市，通过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来进行结构调整。积极推动包括创业板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以及对股民的风险教育。

(六)采取综合措施，积极调整国际收支失衡

继续控制高耗能产品出口，进一步增加高技术设备、重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进一步降低加工贸易出口退税率，使鼓励出口的政策与鼓励产业升级的政策相一致。把对外资的普遍优惠转变为差异优惠，鼓励外资投向农业、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环保和服务业等产业，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鼓励企业走出去。鼓励对外股权投资和金融投资。增加资本流出与资本项下的外汇流出，发挥资本项目调控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

(七)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加快资源和要素定价机制改革

继续把节能减排作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抓出更大成效。全面落实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三体系，加快制定出台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配套政策。加强对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督促检查，加大环保监控和执法力度。资源和要素定价机制改革将会加速，以充分发挥资源和要素价格在促进节能减排和抑制投资过快增长方面的“自动刹车”作用。更加重视资源要素定价机制改革与汇率制度改革的协调，发挥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对人民币升值的替代作用，减轻人民币名义升值的压力。

(八)增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加强社会性管制

完善安全、环保、质量、劳动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使生产者和执法者都有据可循；建立以社会性管制为核心内容的项目核准制，以安全、环保、质量、劳动保护等作为项目立项核准的主要依据。在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等领域建立统一有效的行政监管体系，遏制生产者的违规行为，使社会成本能充分内部化。大力增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

四、2008年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外需走势

尽管2008年世界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增加，但由于美国、欧洲各国已高度重视次级债危机，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独立性增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可能性较大，但出现持续萧条的可能性较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08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8％，比2007年下降0.4个百分点，仍处于较快增长区间。同时，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也有利于油价、粮价稳定。

世界经济增速放慢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增长，制约我国出口增长；下调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调控出口过快增长的政策效果会继续显现。同时，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逐步加快以及国内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逐步提高，将影响到出口的增长。预计2008年出口增长幅度将稳中回落，增长率为20％左右。

(二)内需走势

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压力较大，但国家从严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各项政策，将抑制投资的明显反弹。同时，企业利润增长放缓，也有利于防止投资过快增长。因此，2008年投资增速仍有可能保持稳定，预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5％左右。

2008年，就业、城乡居民收入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产品供给的大幅增加，将大大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但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将通过消费信贷紧缩等渠道对消费产生一定影响。因此，2008年消费增速也将保持稳定，预计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左右。

(三)总供求关系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