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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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大力推崇东亚经济的“神话”时，美国的克鲁格曼教授于1994 年底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东亚“奇迹”的神话》，这篇篇幅不是很长的文章，颠覆了当时许多人对于东亚经济的看法。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不断扩大“有形资本”，如固定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而不是像西方老牌发达国家一样是靠“无形资本”—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如此一来，投入过多导致的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出现边际收益递减，而不能带来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只是“纸老虎”，是不可持续的。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看法。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东亚的中国，在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经济高速的增长，那么，它的增长模式是要素积累呢，还是技术进步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不是可持续的呢？

1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

哈罗德.多马提出：g=s/v，其中g代表产出增长率，v为资本产出比，因为这里v为常数，所以这里的资本产出比也即增量的资本产出比。这个方程式表示：厂房和设备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个人与公司的储蓄，则使投资成为可能，这代表的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早期增长理论；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在哈罗德-多马的基础上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资本收益存在递减，技术进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后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了技术的内生性。索洛还率先提出一个建立在实际数据基础上的会计分析框架，企图解决经济增长有多大部分可以归因于资本存量、劳动力的增长以及总体效率的变化，这种做法也即增长的源泉分析，推导后的方程为：gY=a+WK*gk+WL*gL

上式中，gY，gk， gL分别为，Y、K、L的增长率，WK， WL用于衡量资本，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样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a相对应的值。这个公式可以推算要素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如果一国强调增加投入，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这种靠投入驱动的增长类似于一种“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片面追求产值和产量，不注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不注意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不注意保护环境， 因而也被称为数量型、速度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而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类似于一种“集约型”的增长，即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主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它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劳动力素质的改善， 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提高综合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被称为质量型、效益型、内涵型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比，伴随着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2要素积累是主要贡献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几乎达10%，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同期的增长水平。而Young 在对我国的官方统计数字做了详尽的调整和修正后，在测算了我国1978- 1998 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要素生产率后，他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实物投资的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农村经济改革)；Chow和Lin的研究也认为，在1978-1998年间我国GDP增长中，物质资本、劳动力和TFP的贡献率分别为62%，10%，和28%左右。世界银行得出的结果也是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达到将近2/3。这说明，虽然教育普及程度的改善，劳动力从农业向外的转移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所贡献，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并不快。从一系列数据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要素积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这种增长方式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①无效的资本积累。我国改革后，虽然在消除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影响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是存在很大的不足。

由于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依然存在，基础产业供应不足，能源、原材料、运输服务的供给缺乏市场价格这种筛选机制，有没有竞争力并不是企业能否取得这些资源与服务的条件，由此形成了基础条件与运行不佳的高速度，造成了投资过热，这种粗放型的靠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并没有伴随着效益的提高，实际上是以对效率的损害为代价的。

②“流汗而非灵感”的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并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上下游延伸。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许多地方政府看重的还是短期效益，由于高技术产业很难在短期内有回报，投入不能立即收回，所以他们宁愿依靠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取胜，而不愿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技术开发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大进展。

所以，由于出口企业产品附加值和盈利率过低，我国许多出口加工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这种出口战略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据江苏省外贸厅统计，单江苏省今年1月至九月的贸易摩擦案件就达31起。

3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集约程度还是不高，但是快速增长的中国，资本积累在GNP的比例减小，劳动力人数也开始减少，而GNP的增长率从1979年以前的4.5%增至9%，由此数据可知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存有较快的全要素增长率。实际上，在1973-1994年间，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平均要素生产率增长全部为负值。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中国大陆地位明显。因此，即使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中国增长的主要推动者，但它确实为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最显著的一个部门是农业。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例虽然不高（通常低于10%），但从1978到1984，农业部门年增长率达到7.3%。这一期间地方农产品市场开放，实行自由贸易，以比国家收购价格更高的市场价格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同时集体化生产体制解体，到1983年新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制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农民从市场得到了生产动机，能自由地采取相应的措施。由集体耕作到的改革，以及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大量生产潜能，导致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在数年内的快速上升。②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国家通过对微观经营机制进行改革，放松了管理机制，为非国有企业，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和城乡私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这些企业得不到政府提供的优惠，职工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必须在市场的竞争中维持生存与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这些企业产生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而职工报酬与他做出的实际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也极大地激励着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企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③FDI对技术进步的贡献。FDI不仅为我国带来先进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还具有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由于FDI的进入，导致我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以间接的方式获得技术。技术外溢是通过示范和竞争及人才流动过程实现的。外企会为潜在的供应商提供生产设备，向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以提高供应产品的质量，在质量管理和组织方面给予培训帮助，在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时给予技术和信息支持等，随着外企与本地企业建立起越来越多的联系，技术扩散会越来越普遍。技术转移、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促进了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4怎样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依靠的主要是要素的积累，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因此，要实现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对旧式增长方式中潜在的问题予以改进，同时努力提高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份额，逐渐地使我国走上依靠“灵感”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增长道路。

①确保国民经济适度稳定的增长。适度增长是可持续的，是动态有效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对速度要求过高，往往导致经济不稳定。在改革中的急于求成，会使得高速增长没有伴随着效率的提高，形成“活—乱”循环，经济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相互制约。②健全适合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要使得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都力争技术进步，这些不能依靠政府的指令，也不是靠政府的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让每个企业根据价格信号来选取最适当的技术，改革后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国有企业因为负有一定的政策性任务，改革还未完全奏效，其生存尤其是发展要靠制度的改进，此时，政府要灵活地进行调控。③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学校改革。仅仅增加资金投入是不够的，目前我国的教育机制存在问题，学生无法好好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死读书，读死书”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要对现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为广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使他们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三联书店，2008.

[2]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3]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

[4]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Affairs，1994，(11).

[5]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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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008-04

一、基本内涵认知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的理论观点，用以提醒其成员国注意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失衡问题，倡导经济将建立在更自由、更开放、更公平的基础之上。之后许多研究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也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主要从过程、结果维度、收入与非收入维度、收入增长是否有必要、包容性增长测度的难易程度以及创新等几方面展开[1]。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是国际组织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逐渐完善的概念，总体而言，包容性增长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2]。具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针对有可能或者已经存在的发展失衡、分配不公、社会差距持续扩大、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很好地保护等有违可持续发展宗旨的各种情形，通过各种手段来矫正失衡，使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和谐发展。本质上讲包容性增长是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增长相对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强调经济增长与其他方面增长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机会、分享发展成果的理念[3]。也就是说，从一个国家的国内来看，包容性增长应该是和谐、可持续的增长，在增长的同时，保障财富分配公平，不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所有人都从增长中获益。就国际宏观方面而言，包容性增长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应当以不损害或抑制另一国增长、不给对方带来危害为前提，实现国家间协调、和谐增长，在共赢多赢中实现共同发展。当然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主要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而各国之间包容性增长，更多的是指贫困国家在全球区域性增长过程中能够受益更多。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理论研究

1.问题的缘起。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威胁，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造成贫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许多亚洲国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得穷人数量由1990年的9.45亿缩减到2005年的6.04亿，导致贫困率显著下降，但同时出现只有小部分人获益于经济增长的情形。弱势群体、尤其是少数民族，在偏远农村的人们和妇女并没有按比例受益于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越来越被边缘化[1]。很显然经济的高发展造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如果任其蔓延和发展，会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的隐患。因此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是人们对于贫困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4]。

2.研究内容与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可以不断地产生，技术就可以不断地进步，经济就可以持续不断的增长[5]。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以追求GDP为目标。但是二战之后，在一些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使得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所构成的矛盾已成为当时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于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一种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互融合的协调发展方式，由此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过渡。在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学术界从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转向了研究经济增长的后果和质量，形成了包容性增长理论[5]。

早在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就提出“要对地区和谐增长作出贡献”，这被视为包容性增长思想的萌芽。对于“包容性增长”概念的界定，在早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在近十几年存在一些类似的或不同的表述形式，如：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不平等减少的增长、相对益贫式增长、共享式增长等等。2006年为研究亚洲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战略，亚行组建了由经济学家、企业高管组成的专家小组，该小组于2007年撰写了调查研究报告，提出亚行关注的重点应从应对严重的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的建议[1]。这次的报告提出包容性增长关注于快速创造经济机会并且使它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广大群众，也是目前公认的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经济学概念。

篇3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二、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篇4

一、引言

经济增长在经济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劳动力、生产资料、社会结构、自然资源以及技术进步。众所周知，资源作为经济增长中的投入要素，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Ayres和Kneese（1996）指出，应该关注经济增长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资源限制因素。由于资源的限制，经济增长速度比没有资源限制情况下的增长速度降低的程度，可以定义为经济增长的阻力（growth drag）。虽然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了由于资源丰富反而导致经济增长落后的现象，国内外学者称其为“资源诅咒”，有关此方面文献很多（赵奉军，2006；程志强，2008），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短缺日渐凸显，已经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束缚作用；并且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阻力也不尽相同。因而非常有必要研究在资源约束下经济增长问题即资源增长阻力。本文拟从资源“增长阻力”的研究对象、研究模型、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系统总结，有利于进一步厘清研究思路和方向。

二、增长阻力概念

资源是指经济活动中土地、能源和矿产等可开采的自然资源以及特定地区的包含特定环境容量或管制标准的可用要素。对于资源约束导致的增长阻力，国外学者作了较多的研究。Dasgupta Heal（1974）指出，考虑到不可再生资源的“增长尾效”，稳态的经济增长路径仅存在于不可再生资源在生产中不重要的情况。Nordhaus在1992年首次提出了“growth drag”的概念，他认为“growth drag”是指有资源限制下的经济增长与无资源限制下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Noel（1995）分析了能源不足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Romer在1996年再次提及“growth drag”概念。Bruvoll在1999年提出了“environmental drag”的概念。关于“growth drag”的中文翻译，国内学者的译法不尽相同。现将国内外学者对“growth drag”概念内涵的对比情况列示在表1中。

从表1中可以看出，王根蓓（2001）、王学渊（2008）、霍艳丽等（2010）、刘耀彬等（2010）、李文杰等（2010）、谭鑫等（2011）的“增长阻力”概念内涵，薛俊波（2004）、庞丽（2006）、崔云（2007）、雷鸣（2007）、葛扬等（2010）、王家庭（2010）等、沈坤荣等（2010）“增长尾效”的概念内涵，余江（2006）的“增长阻碍”的概念内涵，杨杨（2008）的“增长阻尼”的概念内涵其实与Romer（2001）的“growth drag”保持了一致，均是指无资源限制情形中的经济增长与资源限制情形中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额。谢书玲等（2005）、刘耀彬等（2007）与Romer（2001）的原始定义有一定差异。他们认为“growth drag”是指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上一阶段对资源的消耗必然引起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要素持续投入，这个现象叫“增长尾效”。

对于“growth drag”如何翻译更为贴切呢？笔者认为阻力是指拖累、绊脚石、摩擦力的意思，较符合原义。而“尾效”一般是指一种滞后的效果或在当前没有发挥完的作用，其在后面的阶段还会继续产生效果，“尾效”一词不适合用来描述经济发展中资源和土地制约；而“阻碍”有人为的障碍的含义在里面，用来指资源约束经济增长不甚恰当；“阻尼”一词过于深奥，较难理解。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将“growth drag”译为“增长阻力”较符合中国理念。

三、增长阻力测度研究

1、测度模型

在研究模型的构建方面，基本的生产函数是Romer在2001年构建的一个包括自然资源和土地的C-D生产函数模型，具体形式为：

Y（t）= K（t）？琢R（t）βT（t）γ[A（t）L（t）]（1-α-β-γ） ？琢>0，？茁>0，？酌>0，？琢+？茁+？酌

式（1）中：t为时间；Y（t）为产出；K（t）为资本投入；R（t）为自然资源投入；T（t）为土地投入；L（t）为劳动投入；A（t）为知识或者劳动的有效性；？琢为资本的产出弹性；？茁为资源的产出弹性；？酌为土地的产出弹性。

随后绝大部分学者在索洛的增长模型以及Romer的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或简化，如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杨杨等（2007）、刘耀彬等（2007）、崔云（2007）、雷鸣等（2007）、王学渊（2008）、霍凌汉等（2009）、刘耀彬等（2010）、霍艳丽等（2010）、李文杰等（2010）、葛扬等（2010）、王家庭（2010）、谭鑫等（2011a，2011b）。也有部分学者采用CGE函数模型，如Bruvoll和Glomsroda等（1999）。最近有一批学者开始采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如杨杨（2008）认为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C-D生产函数的模型框架，为了克服C-D生产函数替代弹性为1、忽略技术进步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缺陷，他们选择改进的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度量土地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他们构建的CES模型为：

Y=A[？茁（Ak-？籽1+（1-？琢）T-？籽1）？籽/？籽1+

（1-？茁）L-ρ]-m/ρ （2）

各位学者构建的增长阻力模型汇总在表2中。

2、测度假设

各位学者的研究假设及相应的表达式列示在表3中。

（1）土地资源。Nordhans（1992）、Romer（2001）、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刘耀彬等（2007）、崔云（2007）、雷鸣等（2007）、李文杰等（2010）、王家庭（2010）、刘耀彬等（2010）、葛扬等（2010）、万永坤等（2012）对土地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资源数量固定”，在土地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土地面积保持不变”。霍艳丽等（2010）对土地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资源数量固定”，在土地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以一定速度增长”。杨杨等（2007，2008）、霍凌汉等（2009）对土地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在土地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土地面积保持不变”。万永坤等（2012）假定特定地区土地总面积保持不变，但区内未利用土地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

（2）水资源。谢书玲（2005）、庞丽（2006）、雷鸣等（2007）、刘耀彬等（2007，2010）对水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总量固定不变”，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水资源量保持不变”。杨杨等（2007）、霍凌汉等（2009）对水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以一定的增长率增加”，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水资源保持不变”。王学渊（2008）认为水资源受到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以一定的增长速度上升”，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农业用水随着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而同比例变化”。霍艳丽等（2010）对水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数量固定”，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以一定速度增长”。万永坤等（2012）认为水资源作为一种资源禀赋，主要依靠自然循环，在考虑全球气候变化的条件下，特定地区的水资源数量会出现变化，即长期内总的水资源数量会改变，从而制约着经济增长。

（3）能源。庞丽（2006）、刘耀彬等（2007）对能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保持固定”，在能源不受约束情形时的假设是“人均能源保持不变”。雷鸣等（2007）、霍凌汉等（2009）、沈荣坤等（2010）、谭鑫等（2011a，2011b）对能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以不变的速率在下降”。在能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能源保持不变”。霍艳丽等（2010）对能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以不变的速率下降”，在能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以一定速度增长”。

（4）其他。Nordhans（1992）、Romer（2001）、余江（2006）对“自然资源存在约束”做出了“自然资源均匀下降”的假设，在自然资源不受到约束下做出了“人均资源保持不变”的假设。

3、测度公式

在增长阻力计算上，尽管大多数学者基于索洛增长模型基础来考察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程度，但是他们推导出的资源“增长阻力”测度却并不相同，如：谢书玲（2005）的Drag=？茁n/（1-？琢）；薛俊波（2004）的Drag=γn/（1-？琢）；余江（2006）的Drag=？茁b/（1-α）；庞丽（2006）的Drag=（？茁+γ+？兹）/（1-？琢）；崔云（2007）的Drag=？茁n/（1-？琢）；杨杨（2008）的Drag=？茁m（1-a）（n-d）/（1-？琢？茁m）；霍艳丽（2010）的Drag=[？茁（n-a）+？酌（n-b）+？兹（n-c）]/（1-？琢）。这不仅仅是因为各经济模型中的要素有所区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前提假设存在很大差异。各位学者的测度公式列示在表3中。

4、测度方法

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几乎所有学者都是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来求增长阻力，在回归时绝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是最小二乘法，如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雷鸣（2007）；少部分学者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如王学渊（2008）；还有少部分学者采用岭回归方法如杨杨（2008），详见表4。在回归分析时，可能存在数据非平稳性以及自相关问题，因此在回归分析前，应做数据平稳性和协整检验，以及消除自相关。在目前的文献中，只有一部分学者阐述了这一数据处理过程，如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崔云（2007）、杨杨（2008）、沈荣坤等（2010）、霍凌汉（2009）、霍艳丽等（2010）、万永坤等（2012）。

5、测度结果

每个研究学者通过采用测度模型，在做出相应的假设基础上，得出增长阻力公式，然后通过计量分析，得出增长阻力系数结果。计算出来的增长阻力效应结果不尽相同，有些还差别较大，这其中固然有因地区和时间差异造成的，但更有因采用的生产函数和假设的不同造成的。各位学者测度结果见表4。

四、文献评述与研究展望

从增长阻力概念、测度模型、测度假设、测度公式、数据处理方法及测度结果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1、在研究对象方面

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的学者仅考虑了单个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力，也有学者将多种自然资源要素纳入考虑。从理论上来说，同时考虑几种主要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力效应的准确性可能要高些。那么什么时候应该只考虑单一资源，什么时候应将多种自然资源要素全部纳入考虑？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2、在基础模型构建方面

在基础模型构建方面，绝大部分学者是基于C-D生产函数，也有部分学者采用CGE函数模型，最近还有学者采用的是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C-D函数比较容易计算，但该函数考虑的因素与实际经济增长不尽相符，而且C-D函数的缺陷是替代弹性不可变，这也与实际不符。而增长阻力测算结果的大小却取决于生产函数模型的选择，生产函数有很多，如线性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VES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需要针对不同情况选择恰当的生产函数模型来科学地度量增长阻力。

3、在研究假设方面

在研究假设上也不尽相同，有些学者对资源存在约束时做出“资源数量固定”的假设，有些学者做出“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的假设。在资源不存在约束时，有些学者做出“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的假设，有些做出“人均资源保持不变”的假设。这些假设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不尽合理，应考虑资源的特点，尤其是其发展状况，对过去的模型前提假设进行必要的修正。

4、在数据收集整理方面

在数据收集整理方面，一是要收集尽可能长的时间序列，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误差相对来说要小些。另外在计算资源总量时，应选择恰当。如薛俊波（2004）、谢书玲（2005）在分析资源限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时，使用耕地、林业用地和可利用的草地面积三者之和来代表土地资源总量。但是考虑到土地资源不应该仅包括第一产业用地，对经济总量有巨大贡献的二、三产业用地也应该考虑进来，即应该将建设用地纳入模型中进行计算。这也是薛俊波（2004）、谢书玲（2005）计算出来的土地资源增长阻力远高于杨杨（2007），刘耀彬、陈斐（2007）计算出来的增长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刘耀彬、陈斐（2007）在计算中考虑能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故他们计算出来的土地资源的增长阻力最小。对于水资源，谢书玲（2005）、杨杨（2007）采用的数据均是水资源总量，笔者认为这有失妥当，因为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应该是水资源利用量，就像计算土地资源投入并未包括未利用土地一样，因此在计算水资源投入时也不应该将未利用水资源量计算在内。

5、在数据处理分析方面

在数据处理分析方面，应考虑恰当的数据处理方法。目前各个学者的数据处理方法不尽相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绝大部分学者采用的都是最小二乘法（OLS），少部分学者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还有少部分学者采用岭回归方法。OLS虽然简单，但效果不一定好。在回归分析时，可能存在数据非平稳性以及数据自相关问题，在回归分析前，应做数据平稳性和协整检验，以及消除自相关。目前，很多学者在论文写作中并未体现这点。今后在参数估计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借鉴更前沿的计量经济研究方法，以便科学地度量资源约束对经济的增长阻力。

（注：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水资源对浙江经济发展的阻力效应研究》（13XKGJ015YB）；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技术及耦合机制研究》（13YJA7901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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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雷鸣、杨昌明、丹：我国经济增长中能源尾效约束的计量分析[J].能源技术与管理，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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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根据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当经济不景气时，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或者说当前的国民经济总产出低于所谓的潜在产出水平时，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增加总需求来提高国民总产出和就业水平。反过来当经济过热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会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此时政府可以采取紧缩的政策来降低消费、投资或出口需求，从而降低通货膨胀。但即使在凯恩斯理论里，消费也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经济不景气时，不管是刺激消费、投资还是出口都会有相似的效果。事实上，在经济周期里，投资的波动通常要大于消费的波动。所以，经济萧条时刺激投资可能比刺激消费还要见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中，不是通过提高消费、投资或者净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率（毕竟这三者的比率不可能同时提高）而是通过提高总需求的水平来刺激经济的，理论上，可以同时提高消费、投资及净出口这三者的水平。

与短期宏观经济的波动问题不同，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是一个需求问题，而是一个供给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问题。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的提高，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的量的指标，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标，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生产率的增长。虽然学术界对于资本积累与生产率哪一个对现实的经济增长贡献更大有争论，但都同意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由这两个引擎来拉动的。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是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人均产出从而向发达国家靠拢的一个主要推动力，而人均产出的持续增加才是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发达一定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不肯消费（消费谁不会啊？），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占有率低，技术水平落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资本积累，需要大量的投资。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消费掉了，没有了储蓄和投资，生产能力怎么扩大，经济怎么能增长？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根据现代增长理论，三驾马车论中只有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净出口和消费都不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应有之理，何错之有？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到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10%，在现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所必需的。

“三驾马车论”的信奉者认为（或者担心）中国投资过度导致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当然某些产业或者产品的产能过剩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存在结构性问题。过去20年里，我们几乎年年都听说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恰恰在这20年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他们还认为（或者担心）中国的投资效率很低，投资回报率下降。关于投资回报率定量的研究并不多，但是数年前清华和北大的两组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中国宏观层面的投资回报率有明显的下降。

还有人用增量资本产出率（即ICOR，等于投资率与GDP增长率之比）的概念来证明中国投资效率在下降。理由是中国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比20年前高，但增长速度并没有更快。事实是，中国在2001-2010十年间的平均ICOR（平均投资率除以平均增长率）是4.06，与1981-1990年间3.86平均ICOR只是略有上升，而这种上升其实是非常正常的。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一般也会上升。事实上，发达国家的ICOR要远远高于中国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十年间的ICOR分别是6.32和12.62。所以，不能简单地用ICOR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投资效率。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指标的话，那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就位于世界的最前列。

现代增长理论表明，投资的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消费的增长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即使根据国家统计局可能被低估了的消费数据，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的二十年间消费的年增长率也达到8.6%（这是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复合增长率）。确实，同期GDP的年增长率是10.4%，快于消费的增长，但消费每年超过8%的增长速度也已经举世无双了，同期世界经济整体的消费的年增长率都不到3%。说起来也许有点像悖论，但中国相对较低的消费率（也意味着相对较高的储蓄率）恰恰是中国消费水平的增长远远快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三驾马车的理论，中国过去这些年高速的GDP增长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那么，按照这个理论，每年8.6%的消费的高速增长又是靠什么拉动的呢？靠消费拉动显然说不通。如果说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那无异于说两驾马车拉动了第三驾马车，也说不通。即使“投资和出口拉动了消费的增长”这句话说得通，那么消费乏力又从何说起呢？“三驾马车论”之荒谬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从现代增长理论的角度可以得到比较好地解释。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找出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有多大。学者们虽然在中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快慢问题上有争论，但大多数研究者都发现资本积累（也即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同时大多数也发现中国的生产率每年也有显著的增长。中国由于储蓄率高，因此投资率也高，资本积累快，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追赶”效应。因为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很落后，但正因为落后，我们的技术进步的速度在缺乏“自主创新”的情况下照样可以比较快。（事实上，当一个国家需要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技术进步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处于科学技术的前沿，进步的速度也就不可能很快了。）另外，由于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开放，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不断改善，这是生产率提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篇6

作者简介：曾传晖（1972-），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资源型经济与稀土资源开发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2-0082-05

对资源型经济而言，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理论界总存在着一个“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性问题。短期来看，天赋的资源毋庸置疑是资源丰裕地区的“红利”。但就世界范围的资源型经济而言，大量的资源型经济体却先后陷入内外交困的“资源陷阱”，出现类似“荷兰病”的经济现象，即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关系。在国外“荷兰病”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1993年，奥蒂(Auty)首次使用“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来解释这种现象，从而掀起了资源型经济的研究热潮。

一、资源与经济关系的认识演进

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的最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怎样促进经济增长，什么因素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即寻找增长的源泉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而对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最广泛的研究方法是全要素生产率法。那么什么是生产要素？哪些资源能成为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如何形成？生产要素的国别分布差异如何形成？在解释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时，理论的切入点在于通过生产要素概念的衍生和延伸，引入资源。

资源与生产要素两个概念并不能等同。资源在经济学指对人有用或具有直接、间接经济价值的自然存在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价值恰恰是以资源成为生产要素为前提。资源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源概念包括自然资源或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狭义上的资源则指自然资源，尤其是自然界的集中型资源，比如煤矿、金矿、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一切生产要素来源和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是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现代工业化发展史的轨迹说明，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现实中也往往更为富足。为此，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传统的理论认识以及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发展历程都认可：自然资源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具有重要且关键的作用，即经济发展会受益于资源禀赋，这是资源正效应即资源红利的初始表现。

理论界对资源作用的系统认识最早要追溯到威廉·配第、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在所有自然资源中第一个被给予肯定的自然资源是作为“万物之母”的土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价值分析中，肯定了土地资源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分析了土地资源有限性及拥有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后来的李嘉图在强调土地资源对经济的影响关系时都主要是基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所导致的资源产出递减趋势。边际革命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方向，仅仅关注不同用途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而资源在经济中作用的研究，则逐渐淡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而成为“生产力”研究范畴。与新古典一脉相承的当代主流经济学派则在忽视资源作用的路上渐行渐远。

尽管，资源的作用都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肯定，但自然资源却一直未能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为此，无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仅限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尽管，现实中资源对一国尤其是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分析和研究中资源和环境都未能构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约束条件。资源往往被主流经济学家假设为定值或无约束量，这种研究方法实则是将资源置于经济增长研究以外。从而，类似于古典经济学对自然资源的讨论基本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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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济增长表现为在不断增长的人口环境下，为人们不断提供人均商品和劳务能力的不断提高，投资的定义指的是物质的资本的基本投资，包括人力和资本的双重投资。由于投资对于社会的整体社会投资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国家的投资行为与国家的经济增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本文在研究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战略研究的基础上，旨在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经济增长的概念有不同的解释，最后对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战略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1. 投资与经济增长概念的界定

1.1投资

资本指的是物质资本，投资的定义指的是物质的资本的基本投资，包括人力和资本的双重投资。由于投资对于社会的整体社会投资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正确理解了投资的涵义与投资结构，才能实现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对于投资对经济增长做出的相关贡献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联系。

1.2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涵义是国家的经济能力给居民提供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上升的因素，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建立在以先进技术为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所相应调整的相关基础之上。经济增长表现为在不断增长的人口环境下，为人们不断提供人均商品和劳务能力的不断提高。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在社会的经济活动成功的增长与国民产出的相关提高，可以用GDP、GNP等总量指标及相应的人均量指标（如发展速度、增长速度等）来予以衡量，国家的投资行为与国家的经济增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投资与经济增长在时间上有着显著的区别，投资对于经济的供给有着需求效应，而投资的供给效应属于长期分析，主要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进行，目的是分析积累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在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于投资的效应需要有着中短期的分析，对于在宏观经济在经济的调节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投资状况不仅要寻求经济波动的研究寻求投资调节经济的发展。

2. 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中国投资与经济的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有着良好的推动或者促进的作用，固定资产的投资具有双重性质，能够对生产形成需求，促进生产的需要，又能提高生产能力，这样一来，投资效果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投资对经济的增长也具备需求效应和供求效应。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投资的增长与需求量是投资过程中产生并互相影响，投资的供给效应是在形成固定资产交付使用或投入生产并与流动资金相结合之后才能显现。

2.1投资的需求效应

投资的需求效应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对于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投资需求，由于消费需求对于一定时期内的投资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影响投资的稳定性，因此，消费需求和出口构成的社会上有了总体上的需求。出口需求有着不确定因素，只有在社会需求量不足的时候，经济增长较为缓慢，通过提升投资需求来扩大总需求才能实现刺激经济增长。

2.2投资的供给效应

众所周知，投资的供给效应指的是投资在社会上的新要素，从而形成新的资本，来满足社会上的生产资料的供给。为了保持社会资本存量不变，需要有相应的投资形成的资本加以弥补，投资对于社会的整体社会投资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国家的投资行为与国家的经济增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本文在研究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战略研究的基础上投资是实现社会资本增量的重要途径。自然条件的好坏、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经营组织方法的改进、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国家政局的稳定、政策的正确、国际环境的制约等能够对于经济投资的供给效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中国的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

投资结构是宏观投资经济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安排投资总量时，必须首先确定投资的使用方向、投资资金的流向和分布比例关系，从而形成了投资的结构。研究和优化投资结构，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3.1投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投资的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先导，在产业结构的形成及调整中起着主导乃至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基础瓶颈的影响，国民经济就出现一次周期波动而使经济增速回落。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部门与加工工业间的失衡状况是明显的，产业结构造成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低效。因此，就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快基础部门投资的发展，促进基础结构协调是投资结构优化的标准之一。

3.2政府地位的变化及对投资结构变化的影响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投资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只有计划建议和执行权，而从财政体制上看总体上也以统收统支为基本特征。因此传统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并不具有独立利益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地位。同时地方政府不仅是投资主体同时还是本地区投资管理者，能通过立项审批、影响银行贷款和企业筹资等渠道对企业投资方向选择产生影响，由此对产业投资中基础结构变化和失衡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4. 对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战略采取的对策

中国投资与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需要投资的带动才有得到有效的实现。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政府和企业总是习惯于把启动经济的希望寄托于一轮又一轮的投资上，这种低效率的投资正是导致经济剧烈波动的直接原因。因此，在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投资效率，调整投资结构，使经济增长在投资的带动下保持快速、稳定、持续的发展。确保适度的投资规模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在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于投资的效应需要有着中短期的分析，对于在宏观经济在经济的调节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投资状况不仅要寻求经济波动的研究寻求投资调节经济的发展。

3.1调整投资结构

投资结构在现实生活中科院分为增量投资和存量投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指的是新增国民收入中使用在生产建设的相关投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对原有资产的相关有效的投资。增长投资结构的相关调整主要表吸纳在新增投资基础上，这样一来，也能够有效改变结构中的相关有效调整，生产能力只有在达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的要求下，也显得较为合理。中国现有企业的存量投资处于短缺和过剩并存的状态，即明显的表现为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中低技术产业则畸形扩张，经济效益很不理想。因此，投资与经济增长在时间上有着显著的区别，投资对于经济的供给有着需求效应，而投资的供给效应属于长期分析，主要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进行，目的是分析积累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内投资规模在得到有效的扩大的时候，注重资产的投资存量和投资效率。发挥规模效益，调整存量投资结构。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依靠增量投资影响不同产业的投资比重，并在此基础上使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发展。

3.2转变投资方式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竞争力也日趋激烈，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方式的转变对于投资方式的转变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与作用，由于在中国，我国的经济增长的方式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这种经济方式属于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特征。经济社会与投资转变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投资技术含量，这样一来，中国在投资上应该增加企业的技术上有所改变，也可以增加高新技术的投资比例，争取以较少的投资增量带动更多存量资本的改制和重组；只有这样，我国能够有效控制国家规模大、周期长和见效慢的项目，以求进一步提高和固定国家的资产的交付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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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长革.经济增长与政府公共投资分析[J].经济科学，2014（06）：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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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相关研究

前苏联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业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效率提高实现增长的“集约增长”。科尔奈则在其专著《社会主义制度》中把这两个概念与西方学者使用的“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两个概念相比较指出“这种区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专门术语，在西方作者中广为流行，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者却愿意采用另一术语，即‘粗放（外延）方式’和‘集约（内涵）方式’来加以表述。这两对术语语义上是相同的，要素增加等与外延（粗放），要素生产率提高则与内涵（集约）相当”。这一分类方法在国内学术界也被广泛接受。国内众多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有关问题和概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如刘国光等指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稳步提高”。赵爱明等人则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将原有的和现存的忽视质量和效益、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转变到高质量、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洪银兴等人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出发研究，认为“我国所要推进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既包括索罗等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也包括新增长理论所突出的知识创新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果的理论分析框架

所谓效果，是指动机指导下的行动所产生的客观后果。在日常用语中，效果往往被简单理解为预期目的的实现。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我国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预期目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

第一，在经济效益增长方面的效果。经济效益即资金占用、成本支出与有用生产成果之间的比较，即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更多经营成果。经济效益是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的优劣本质上就是经济效益的优劣，经济增长的质量高低就集中体现在经济效益水平的高低上。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一个经济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是使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由此可见，经济效益的提升也是一个社会整体经济追求的目标。

第二，在生产要素经济效率提升方面的效果。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效率问题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合理使用问题。西方经济学中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指出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从单个生产要素的投入总存在一个使其投入带来的产出最高的点，即单个生产要素效率最高的点；二是从多种要素的同时投入总存在一点能够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最佳，在这个点上，该种生产要素组合带来的产出最高，即综合要素生产率最高。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把要素效率的提升作为经济增长或增长方式转变所追求的目标。

第三，在科技进步方面的效果。丹尼森认为“知识进步——即技术、管理及其应用，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因素”，这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等所提出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中最有意义、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的观点相一致。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更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把知识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体现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的提高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普遍共识，而我国经济增长还是投入型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不高，不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新经济时代的发展。

第四，在产业结构转变方面的效果。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库兹涅茨的相关研究表明：经济总量增长和部门变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总量的高速增长能够导致结构的快速变化，主要是因为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直接拉动生产结构的转化，而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与经济总量的变化直接联系的，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部门（即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工业部门（即第二次产业）和服务部门（第三次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则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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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着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着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着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xl——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x5——投资效益系数;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l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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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罗默（1986）的著作以来，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步入了它的第二次繁荣阶段。现在增长理论的研究仍然十分活跃，不断取得突破，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相互结合。理论研究的突破，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而实证研究在技术方法上的不断发展和改进，为发现新的增长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两者相互结合的结果是：一方面促使增长理论研究不断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利用更新的实证技术方法建立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的实证模型，直接指导人们的经济实践，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根据一定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应该做出适合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选择，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开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就一直受到关注，而拉姆齐（1928）的经典论文则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在此基础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1956年索洛―斯旺模型的提出之后，经历了它的第一次繁荣，人们把这一时期的增长理论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不仅对经济增长给出了一定的解释，更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但是，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缺乏经验联系的缘故，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已变得死气沉沉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的著作为开端，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又经历了第二次繁荣，使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革命性的发展，相关成果被称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注重研究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特别是在对技术进步和扩散等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为人们认识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观念。

1.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特别是索洛―斯旺模型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点，其后的研究包括现在非常活跃的新增长理论，都以它作为分析问题的起点。该理论提出的收敛性的概念，也一直是新增长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所以，要说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必须先对索洛―斯旺模型有一个了解。

索洛―斯旺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其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它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各种投入报酬递减，以及投入之间存在正的且平滑的替代弹性。该模型的突出贡献，一是提出了经济稳态这一关键概念，指出储蓄率对经济的稳态增长率没有影响，各种经济体的平衡增长路径是平行的；二是以稳态增长的概念为基础，预测了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的假设下，索洛―斯旺模型首先预测了绝对收敛性，即相对于富裕经济，贫穷经济倾向于有更高的增长速度。在其随后的发展中，该模型又给出了所谓条件收敛的预测，即各经济体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对于各自的长期或稳态水平越低，增长率越快。收敛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是因为在索洛―斯旺模型中，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的稳态水平依赖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以及生产函数的位置，而经济将收敛于各自不同的稳态。在近些年来的实证分析中，经济的条件收敛性已被越来越多的用作一个经验假说。实证分析表明，索洛―斯旺模型所指出的资本积累率（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和条件收敛机制，对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确实有着相当大的解释能力。可以说，索洛―斯旺模型为人们洞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但是，该模型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是，长期人均增长率完全被模型外的因素――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所决定。

2.新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如何将长期人均增长率内生化便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下一个课题。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在这方面首先取得了突破。他们在阿罗（1962）、谢辛斯基（1967）和宇泽（1965）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干中学的模型。在干中学模型中，观念是生产或投资的副产品，使得投资的边际报酬不一定递减，从而经济可能长期增长。将长期经济增长真正内生化的是技术变迁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种活动以获得某种事后垄断力量为激励。这样，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新观念、新发明耗竭的趋势，增长率在长期中就可得以保持。由于R&D活动的一些外部性、知识技术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何促进R&D活动，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便依赖于政府的行动，如税收、法律的维护和基础设施的提供等。这使得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理论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正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分析相一致，实证分析也告诉人们条件收敛是一个事实，于是新增长理论又提出了预测条件收敛的技术扩散模型。该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因为对发明的模仿和使用比创新来的便宜，相比经济发达的领先国，经济落后的跟随国会具有更快的技术进步率。也就是说，技术扩散模型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条件收敛的经验含义进行了引申，在此基础上预测了条件收敛。技术扩散模型还指出跟随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将促进技术扩散速度，从而加快经济的收敛速度。这为发展中国家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加快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分析。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另一个关键外生变量是人口增长率。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每个工人的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因而趋于减少对于某给定的人均产出的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长率。所以通过人口增长率内生化，也可以实现长期增长率的内生化。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和迁移模型解决了这个问题。

总之，在解释了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决定后，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使我们能够对经济增长给出更加合理的解释，特别是解释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决定。

3.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的关系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不应将它看作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替代物，而应视其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补充。内生增长模型明确了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的可能原因，但是并未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重要因素。这方面的工作仍然是古典增长模型的任务。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是关键的索洛模型，则指出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储蓄等对于生活水平也具有重要影响。只有结合这两个理论，人们才能对经济增长的两个中心问题:生活水平随时间的增长和世界各地生活水平的差异有一个较全面的解释。

三、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选择探讨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做出以下发展选择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1.坚持改革。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一个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很多，但是，经济制度落后是其中原因之一，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等，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

2.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首先，应该调整农业与工业结构，我国目前农业从业人数与总从业人数的比重要比美国高出18倍，这对经济增长很不利；其次，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东部个别发达地区比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出6倍以上，调整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势在必行；最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还应该以资金、技术密集型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

3.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发展中国家完成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人均进出口总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异，存在巨大发展空间，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发展空间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4.增加R&D的投入。美国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我国高出3.7倍。经济的增长离不开科技水平的提高,科技水平的提高与R&D的支出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不增加R&D的投入，我国要在未来成为世界经济领先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5.提高职业教育水平。美国的大学生人数占25和25岁以上人口数的比重要比我国高出17倍，这说明我国人力资本资源是比较匮乏的，我国的职业教育水平急需提高。

6.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无论是从市场的规模，还是从市场的效率来看，我国的各种市场都不完善。要完善市场，首先要完善市场规则；其次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督机制；第三是提高市场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急需完善债券和股票市场。

7.治理环境污染。我国在经过前一段时间对环境污染的大力整治之后，目前的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必须长期进行。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物质资本、人才资本、市场、经济制度、产业结构等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是整个经济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相互结合，是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实证研究在技术方法上的不断发展和改进，为发现新的增长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根据国情，我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展选择是：坚持改革，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增加R&D的投入，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治理环境污染等，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周爱民:高级宏观经济学[M].经济出版社,2001

篇11

自古以来，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教育投入直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革新，最终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问题，不仅仅是单纯地探讨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而是从教育投入的溢出效应角度来研究其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教育支出的溢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同时能够进一步细化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为教育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研究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既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又更加明确地反映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因此，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国外研究观点

Nordtveit（2009）[1]认为教育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尽管中等发展中国家采用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教育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Jung and Thorbecke（2003）[2]发现教育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采取有效措施可以改善教育输出，使教育支出与劳动力需求结构模式更加匹配。Holod and Reed（2004）[3]探讨了知识溢出效应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尽管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加深了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但是一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致性使得国民经济发展得到进一步地提高。

2.国内研究观点

王超和罗然然（2004）[4]考察了我国各地区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与GDP 之间的关系，发现教育投入在各地区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德劲（2005）[5]发现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有显著正效应，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王延军（2007）[6]考察了我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发现我国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0.376个百分点，而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则可以促进教育支出增长0.694个百分点。金英姬等（2009）[7]以黑龙江为例，定量考察了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教育部门投入每增长1%，教育的外溢作用所带来的经济产出的增长为2.58%。

二、基于溢出效应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

1.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美国沃尔什于1935年发表的《人力资本观》文中首先提出的，到20世纪中期和60年代初期人力资本逐渐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并对西方教育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关注。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人力资本是最具有生产力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教育可以产生“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能直接或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随后，在舒尔茨的研究基础上，贝克尔、丹尼森等进一步完善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通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2.教育溢出理论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应的基本理论，主要以20世纪60年代的卢卡斯、罗默为代表，他们用外部性解释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而为研究教育溢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最早提出的溢出（Spillover）概念是指物质如液体和气体等有形物质从容器中无意中被泄露出或者被浪费掉。经济学家将此概念拓展，Marshall（1890）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将溢出概念等同于外部性，他认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对任何稀有资源的消耗都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比例，造成经济市场活动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外部不经济。无论是教育支出作为一种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还是教育部门通过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的流动对非教育部门产生影响，这两种影响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表现出，教育投资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对社会具有正外部性，即每一单位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引起产出的提高，同时还会引起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说明各地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才能提高地区对教育溢出的吸收能力，并且只有将各地区人力资本转化为真正的劳动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最终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这阶段的理论经历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和斯旺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罗默为主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等，他们主要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两大缺陷。罗默通过考察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建立起了新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克服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生产过程中新投入品的不断引入。因此，人力资本的规模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力量。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政府可通过补贴的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完全竞争的市场所带来的增长不是最理想的，垄断竞争是必要的。

三、溢出效益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各项经济指标都有较大幅度地增长，尤其是我国教育支出增长趋势明显，其增长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这表明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更能反映全社会对教育事业的关注。通过前面两章的理论分析，我们已经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溢出效应下我国教育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我国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水平都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这说明教育支出越好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快；教育支出越差的地区，经济发展越慢。

2.教育支出、劳动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第一，教育支出和经济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会带动教育支出规模的扩大；第二，经济增长会影响教育支出的溢出；第三，劳动力就业情况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教育支出规模以及教育的溢出情况产生影响。

四、结论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用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实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稳步增长。与此同时，由于教育支出的外部性使得教育投入产生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而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又会产生新的教育支出的溢出，即随着人口的流动性，教育支出的社会收益流入其他地方，使其他地方获益，从而提高此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教育的溢出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体素质远远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体素质要高，他们在工作中不仅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创造高素质的文明和生活习惯，这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形和间接的，但却是巨大的。因此，政府部门应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合理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确保教育支出的合理和稳定增长。同时，各地区通过高校为核心的知识创新区，以科教、人文、生态资源的集聚与共享为依托，以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为导向，充分发挥教育的溢出效应，推动知识经济密集区和产学研联盟建设，全面促进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升级。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9，29（2）：157-165

.

.Economics Letters， 2004，85（1）： 35-42.

[4] 王超， 罗然然. 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7）：76-78.

[5] 王德劲.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9）： 62-66.

篇12

一、FDI吸收能力的概念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试图吸引更多的FDI，从而带来经济的增长。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引进FDI时，东道国更需要具有基本的吸收FDI的能力。

FDI吸收能力概念的界定。Cohen和Levinthal(1990)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他们定义一个企业的“吸收能力”就是企业有基本的能力去认识、学习和利用相关外来技术并实现商业化生产的过程。Dahlman和Nelson(1995)将“吸收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能够有意义地利用或整合进它的经济中去的FDI最大量”，他已经将这个定义从微观领域(企业)扩展到了国家的宏观领域。Daniel Kirchert(2001)把吸收能力引入到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他提出了“地区吸收能力”的概念，认为外来知识和技术(尤其是FDI)的吸收能力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不发达地区必须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的投资，提高自己的吸收能力。

二、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形成机制

1、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正负性是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形成机制之一

FDI技术溢出效应是指FDI对东道国相关产业或企业的产品开发技术、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营销技术等方面产生的影响。Marin(2006)等通过对阿根廷工业企业1992-1996年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技术和资本对东道国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工业部门总体上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益。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FDI溢出效应为正，西部地区还没有跨过促使外资产生积极效应的发展门槛，不能吸收FDI带来的先进技术。Tian(2007)对中国1996-1999年间11324家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行业内技术技术溢出为负的实证结果。

研究表明，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存在正的溢出，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对东道国的溢出效益研究却得不出相同的结论。于是，学者们开始从东道国自身对FDI利益的吸收能力来解释技术溢出效应。

2、内生增长理论是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形成机制之一

内生增长理论是把FDI利益转化为自身利益的理论依据，是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形成机制之一。以Romer、Lucas(1989)等人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强调了革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Borensztein和Lee(1998)在内生理论的基础上，对69个发展中国家吸收发达国家FDI的情况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东道国有足够的吸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东道国内部投资。叶莉、郭继鸣(2004)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从内生技术层面来探讨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FDI带来的技术性后发利益的获取是驱使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FDI吸收能力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如何加强FDI吸收能力，把FDI带来的技术、人力资本等吸收并转化为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并加以创新，已经是众多学者积极研究的方向。

三、FDI吸收能力决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概况

1、社会资源因素

社会资源因素包括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体制。社会资源因素决定的FDI吸收能力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因素。

基于对外开放的FDI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Helhwell(1992)指出，对外开放使东道国拥有更多的外界技术学习机会与吸收能力，同时，东道国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力量，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即对外开放规模与FDI溢出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Olfsdotter(1998)的回归结果发现FDI与人力资源、对外开放度的交叉相乘项的回归系数为负，即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起到副作用。黄静(2006)从吸收能力角度人手，全面考虑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因素，系统地分析了对外开放度对FDI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得出对外开放度对FDI技术外溢有正面影响的结论。

基于人力资本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Borensztein(1998)首次对人力资本和FDI吸收能力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只有当人力资本越过最低的门槛来吸收FDI所带来的利益时，FDI才能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BinXu(2000)通过对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不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FDI吸收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明显，而不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去吸收FDI技术溢出，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刘厚正、刘正良(2006)通过实证发现，高层次人才资源是中国经济吸收FDI利益的主要因素，中国存在吸收FDI利益的最低人力资本门槛，只有跨越这个门槛的地区才有吸收FDI的能力。

基于基础设施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Abramowtz(1986)在分析国际间生产率水平时指出，一个国家要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穆建军(2007)认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水电能源供给不足，自然条件恶劣，导致西部利用外资规模小、层次低、效益差，影响了其FDI吸收能力。徐全勇(2007)利用邮电业务量为基础设施的指标进行实证，发现FDI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投资，与它在全球分工中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密切相关，并以此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

基于体制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Matar(2005)应用了体制的指标分析了阿拉伯世界的FDI吸收能力，阿拉伯国家从FDI中获得了高水平的监管质量。Ozawa(1992)认为如果东道国市场体制不完善，行业存在较为严重的垄断现象，则外资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将加剧垄断，不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孙俊(2002)发现，地区政策对外商鼓励还是限制，政策优惠的程度如何是决定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给予外商相对多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国资本。

人们对东道国FDI吸收能力的初探就是从人力资本开始的。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有助于吸引FDI的流入，会增强示范一模仿效应，影响FDI吸收能力。此外，一个国家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交通便利，信息通畅，并拥有完善的体制，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制度，才能够吸引外资，并通过竞争效应促使

本国企业提高竞争力。

2、经济资源因素

经济资源因素包括企业、金融市场、技术和R＆D和集聚能力。经济资源因素决定的FDI吸收能力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因素。

基于企业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有的学者在研究FDI溢出时，发现无技术转移，例如Blomstrom和Sjoholm研究印尼的制造业技术。也有的学者，例如Aitken和Harrison关于委内瑞拉的研究得出确实产生了溢出效应。对于学者们截然不同的结论，Kokko(1994)通过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发现这种情况和当地企业的学习能力有关，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压力使得国内企业不得不提高生产质量，同时又由于先进人才和科技的引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杜兰英和周静(200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对东道国企业产生影响，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制约FDI技术溢出的因素之一。

基于金融市场的I=DI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Matar(2005)在阿拉伯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健全的金融体系没有FDI吸收能力，从而不能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益。赵燕(2004)定性地研究了发展金融市场与FDI吸收能力的关系，认为金融市场是成就大型并购不可缺少的前提。胡立法(2005)运用协整分析法分析了国内金融市场与FDI相互作用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得出结论，国内金融市场在FDI和中国经济增长中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基于R&D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Ki-noshita(2000)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研发能力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而且这个效果远远大于其不利用任何FDI技术的自我创新能力所带来的益处。吴晓波等(2005)通过研发投入来分析江、浙、沪三地企业的技术差距和吸收能力，得出吸收能力越强，则技术追赶越快的结论。黄凌云等(2007)采用1970-2003年22个不同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得出，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对FDI技术溢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当其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FDI的溢出效应则开始减弱，即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间存在倒“U”型关系。

基于产业集聚的I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Barrel&Pain(1999)认为FDI产业集聚意味着可以共享企业重要资源，节省信息搜寻成本，分摊外部成本，减少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集聚效应的存在与大小，构成了影响地区FDI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丛丽(2008)认为产业集聚程度与FDI技术溢出效率正相关，也将对吸收能力产生正向影响，集聚效应吸收能力对FDI技术外溢向自主创新转变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范剑勇(2004)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我国东西部差距时，认为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的状况使得外资会选择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它们投资的首选，而很少选择西部地区城市，进而推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