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在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大力推崇东亚经济的“神话”时，美国的克鲁格曼教授于1994 年底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东亚“奇迹”的神话》，这篇篇幅不是很长的文章，颠覆了当时许多人对于东亚经济的看法。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不断扩大“有形资本”，如固定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而不是像西方老牌发达国家一样是靠“无形资本”—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如此一来，投入过多导致的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出现边际收益递减，而不能带来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只是“纸老虎”，是不可持续的。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看法。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东亚的中国，在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经济高速的增长，那么，它的增长模式是要素积累呢，还是技术进步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不是可持续的呢？

1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

哈罗德.多马提出：g=s/v，其中g代表产出增长率，v为资本产出比，因为这里v为常数，所以这里的资本产出比也即增量的资本产出比。这个方程式表示：厂房和设备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个人与公司的储蓄，则使投资成为可能，这代表的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早期增长理论；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在哈罗德-多马的基础上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资本收益存在递减，技术进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后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了技术的内生性。索洛还率先提出一个建立在实际数据基础上的会计分析框架，企图解决经济增长有多大部分可以归因于资本存量、劳动力的增长以及总体效率的变化，这种做法也即增长的源泉分析，推导后的方程为：gY=a+WK*gk+WL*gL

上式中，gY，gk， gL分别为，Y、K、L的增长率，WK， WL用于衡量资本，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样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a相对应的值。这个公式可以推算要素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如果一国强调增加投入，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这种靠投入驱动的增长类似于一种“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片面追求产值和产量，不注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不注意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不注意保护环境， 因而也被称为数量型、速度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而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类似于一种“集约型”的增长，即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主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它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劳动力素质的改善， 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提高综合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被称为质量型、效益型、内涵型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比，伴随着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2要素积累是主要贡献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几乎达10%，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同期的增长水平。而Young 在对我国的官方统计数字做了详尽的调整和修正后，在测算了我国1978- 1998 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要素生产率后，他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实物投资的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农村经济改革)；Chow和Lin的研究也认为，在1978-1998年间我国GDP增长中，物质资本、劳动力和TFP的贡献率分别为62%，10%，和28%左右。世界银行得出的结果也是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达到将近2/3。这说明，虽然教育普及程度的改善，劳动力从农业向外的转移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所贡献，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并不快。从一系列数据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要素积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这种增长方式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①无效的资本积累。我国改革后，虽然在消除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影响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是存在很大的不足。

由于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依然存在，基础产业供应不足，能源、原材料、运输服务的供给缺乏市场价格这种筛选机制，有没有竞争力并不是企业能否取得这些资源与服务的条件，由此形成了基础条件与运行不佳的高速度，造成了投资过热，这种粗放型的靠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并没有伴随着效益的提高，实际上是以对效率的损害为代价的。

②“流汗而非灵感”的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并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上下游延伸。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许多地方政府看重的还是短期效益，由于高技术产业很难在短期内有回报，投入不能立即收回，所以他们宁愿依靠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取胜，而不愿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技术开发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大进展。

所以，由于出口企业产品附加值和盈利率过低，我国许多出口加工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这种出口战略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据江苏省外贸厅统计，单江苏省今年1月至九月的贸易摩擦案件就达31起。

3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集约程度还是不高，但是快速增长的中国，资本积累在GNP的比例减小，劳动力人数也开始减少，而GNP的增长率从1979年以前的4.5%增至9%，由此数据可知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存有较快的全要素增长率。实际上，在1973-1994年间，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平均要素生产率增长全部为负值。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中国大陆地位明显。因此，即使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中国增长的主要推动者，但它确实为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最显著的一个部门是农业。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例虽然不高（通常低于10%），但从1978到1984，农业部门年增长率达到7.3%。这一期间地方农产品市场开放，实行自由贸易，以比国家收购价格更高的市场价格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同时集体化生产体制解体，到1983年新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制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农民从市场得到了生产动机，能自由地采取相应的措施。由集体耕作到的改革，以及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大量生产潜能，导致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在数年内的快速上升。②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国家通过对微观经营机制进行改革，放松了管理机制，为非国有企业，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和城乡私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这些企业得不到政府提供的优惠，职工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必须在市场的竞争中维持生存与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这些企业产生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而职工报酬与他做出的实际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也极大地激励着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企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③FDI对技术进步的贡献。FDI不仅为我国带来先进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还具有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由于FDI的进入，导致我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以间接的方式获得技术。技术外溢是通过示范和竞争及人才流动过程实现的。外企会为潜在的供应商提供生产设备，向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以提高供应产品的质量，在质量管理和组织方面给予培训帮助，在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时给予技术和信息支持等，随着外企与本地企业建立起越来越多的联系，技术扩散会越来越普遍。技术转移、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促进了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4怎样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依靠的主要是要素的积累，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因此，要实现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对旧式增长方式中潜在的问题予以改进，同时努力提高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份额，逐渐地使我国走上依靠“灵感”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增长道路。

①确保国民经济适度稳定的增长。适度增长是可持续的，是动态有效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对速度要求过高，往往导致经济不稳定。在改革中的急于求成，会使得高速增长没有伴随着效率的提高，形成“活—乱”循环，经济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相互制约。②健全适合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要使得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都力争技术进步，这些不能依靠政府的指令，也不是靠政府的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让每个企业根据价格信号来选取最适当的技术，改革后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国有企业因为负有一定的政策性任务，改革还未完全奏效，其生存尤其是发展要靠制度的改进，此时，政府要灵活地进行调控。③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学校改革。仅仅增加资金投入是不够的，目前我国的教育机制存在问题，学生无法好好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死读书，读死书”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要对现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为广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使他们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三联书店，2008.

[2]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3]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

[4]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Affairs，1994，(11).

[5]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篇2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008-04

一、基本内涵认知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的理论观点，用以提醒其成员国注意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失衡问题，倡导经济将建立在更自由、更开放、更公平的基础之上。之后许多研究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也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主要从过程、结果维度、收入与非收入维度、收入增长是否有必要、包容性增长测度的难易程度以及创新等几方面展开[1]。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是国际组织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逐渐完善的概念，总体而言，包容性增长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2]。具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针对有可能或者已经存在的发展失衡、分配不公、社会差距持续扩大、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很好地保护等有违可持续发展宗旨的各种情形，通过各种手段来矫正失衡，使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和谐发展。本质上讲包容性增长是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增长相对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强调经济增长与其他方面增长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机会、分享发展成果的理念[3]。也就是说，从一个国家的国内来看，包容性增长应该是和谐、可持续的增长，在增长的同时，保障财富分配公平，不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所有人都从增长中获益。就国际宏观方面而言，包容性增长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应当以不损害或抑制另一国增长、不给对方带来危害为前提，实现国家间协调、和谐增长，在共赢多赢中实现共同发展。当然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主要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而各国之间包容性增长，更多的是指贫困国家在全球区域性增长过程中能够受益更多。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理论研究

1.问题的缘起。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威胁，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造成贫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许多亚洲国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得穷人数量由1990年的9.45亿缩减到2005年的6.04亿，导致贫困率显著下降，但同时出现只有小部分人获益于经济增长的情形。弱势群体、尤其是少数民族，在偏远农村的人们和妇女并没有按比例受益于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越来越被边缘化[1]。很显然经济的高发展造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如果任其蔓延和发展，会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的隐患。因此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是人们对于贫困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4]。

2.研究内容与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可以不断地产生，技术就可以不断地进步，经济就可以持续不断的增长[5]。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以追求GDP为目标。但是二战之后，在一些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使得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所构成的矛盾已成为当时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于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一种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互融合的协调发展方式，由此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过渡。在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学术界从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转向了研究经济增长的后果和质量，形成了包容性增长理论[5]。

早在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就提出“要对地区和谐增长作出贡献”，这被视为包容性增长思想的萌芽。对于“包容性增长”概念的界定，在早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在近十几年存在一些类似的或不同的表述形式，如：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不平等减少的增长、相对益贫式增长、共享式增长等等。2006年为研究亚洲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战略，亚行组建了由经济学家、企业高管组成的专家小组，该小组于2007年撰写了调查研究报告，提出亚行关注的重点应从应对严重的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的建议[1]。这次的报告提出包容性增长关注于快速创造经济机会并且使它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广大群众，也是目前公认的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经济学概念。

篇3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二、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篇4

一、引言

经济增长在经济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劳动力、生产资料、社会结构、自然资源以及技术进步。众所周知，资源作为经济增长中的投入要素，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Ayres和Kneese（1996）指出，应该关注经济增长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资源限制因素。由于资源的限制，经济增长速度比没有资源限制情况下的增长速度降低的程度，可以定义为经济增长的阻力（growth drag）。虽然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了由于资源丰富反而导致经济增长落后的现象，国内外学者称其为“资源诅咒”，有关此方面文献很多（赵奉军，2006；程志强，2008），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短缺日渐凸显，已经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严重束缚作用；并且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阻力也不尽相同。因而非常有必要研究在资源约束下经济增长问题即资源增长阻力。本文拟从资源“增长阻力”的研究对象、研究模型、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系统总结，有利于进一步厘清研究思路和方向。

二、增长阻力概念

资源是指经济活动中土地、能源和矿产等可开采的自然资源以及特定地区的包含特定环境容量或管制标准的可用要素。对于资源约束导致的增长阻力，国外学者作了较多的研究。Dasgupta Heal（1974）指出，考虑到不可再生资源的“增长尾效”，稳态的经济增长路径仅存在于不可再生资源在生产中不重要的情况。Nordhaus在1992年首次提出了“growth drag”的概念，他认为“growth drag”是指有资源限制下的经济增长与无资源限制下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Noel（1995）分析了能源不足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Romer在1996年再次提及“growth drag”概念。Bruvoll在1999年提出了“environmental drag”的概念。关于“growth drag”的中文翻译，国内学者的译法不尽相同。现将国内外学者对“growth drag”概念内涵的对比情况列示在表1中。

从表1中可以看出，王根蓓（2001）、王学渊（2008）、霍艳丽等（2010）、刘耀彬等（2010）、李文杰等（2010）、谭鑫等（2011）的“增长阻力”概念内涵，薛俊波（2004）、庞丽（2006）、崔云（2007）、雷鸣（2007）、葛扬等（2010）、王家庭（2010）等、沈坤荣等（2010）“增长尾效”的概念内涵，余江（2006）的“增长阻碍”的概念内涵，杨杨（2008）的“增长阻尼”的概念内涵其实与Romer（2001）的“growth drag”保持了一致，均是指无资源限制情形中的经济增长与资源限制情形中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差额。谢书玲等（2005）、刘耀彬等（2007）与Romer（2001）的原始定义有一定差异。他们认为“growth drag”是指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上一阶段对资源的消耗必然引起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要素持续投入，这个现象叫“增长尾效”。

对于“growth drag”如何翻译更为贴切呢？笔者认为阻力是指拖累、绊脚石、摩擦力的意思，较符合原义。而“尾效”一般是指一种滞后的效果或在当前没有发挥完的作用，其在后面的阶段还会继续产生效果，“尾效”一词不适合用来描述经济发展中资源和土地制约；而“阻碍”有人为的障碍的含义在里面，用来指资源约束经济增长不甚恰当；“阻尼”一词过于深奥，较难理解。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将“growth drag”译为“增长阻力”较符合中国理念。

三、增长阻力测度研究

1、测度模型

在研究模型的构建方面，基本的生产函数是Romer在2001年构建的一个包括自然资源和土地的C-D生产函数模型，具体形式为：

Y（t）= K（t）？琢R（t）βT（t）γ[A（t）L（t）]（1-α-β-γ） ？琢>0，？茁>0，？酌>0，？琢+？茁+？酌

式（1）中：t为时间；Y（t）为产出；K（t）为资本投入；R（t）为自然资源投入；T（t）为土地投入；L（t）为劳动投入；A（t）为知识或者劳动的有效性；？琢为资本的产出弹性；？茁为资源的产出弹性；？酌为土地的产出弹性。

随后绝大部分学者在索洛的增长模型以及Romer的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或简化，如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杨杨等（2007）、刘耀彬等（2007）、崔云（2007）、雷鸣等（2007）、王学渊（2008）、霍凌汉等（2009）、刘耀彬等（2010）、霍艳丽等（2010）、李文杰等（2010）、葛扬等（2010）、王家庭（2010）、谭鑫等（2011a，2011b）。也有部分学者采用CGE函数模型，如Bruvoll和Glomsroda等（1999）。最近有一批学者开始采用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如杨杨（2008）认为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C-D生产函数的模型框架，为了克服C-D生产函数替代弹性为1、忽略技术进步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缺陷，他们选择改进的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度量土地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他们构建的CES模型为：

Y=A[？茁（Ak-？籽1+（1-？琢）T-？籽1）？籽/？籽1+

（1-？茁）L-ρ]-m/ρ （2）

各位学者构建的增长阻力模型汇总在表2中。

2、测度假设

各位学者的研究假设及相应的表达式列示在表3中。

（1）土地资源。Nordhans（1992）、Romer（2001）、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刘耀彬等（2007）、崔云（2007）、雷鸣等（2007）、李文杰等（2010）、王家庭（2010）、刘耀彬等（2010）、葛扬等（2010）、万永坤等（2012）对土地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资源数量固定”，在土地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土地面积保持不变”。霍艳丽等（2010）对土地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资源数量固定”，在土地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以一定速度增长”。杨杨等（2007，2008）、霍凌汉等（2009）对土地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土地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在土地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土地面积保持不变”。万永坤等（2012）假定特定地区土地总面积保持不变，但区内未利用土地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

（2）水资源。谢书玲（2005）、庞丽（2006）、雷鸣等（2007）、刘耀彬等（2007，2010）对水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总量固定不变”，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水资源量保持不变”。杨杨等（2007）、霍凌汉等（2009）对水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以一定的增长率增加”，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水资源保持不变”。王学渊（2008）认为水资源受到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以一定的增长速度上升”，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农业用水随着农作物播种面积变化而同比例变化”。霍艳丽等（2010）对水资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数量固定”，在水资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水资源以一定速度增长”。万永坤等（2012）认为水资源作为一种资源禀赋，主要依靠自然循环，在考虑全球气候变化的条件下，特定地区的水资源数量会出现变化，即长期内总的水资源数量会改变，从而制约着经济增长。

（3）能源。庞丽（2006）、刘耀彬等（2007）对能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保持固定”，在能源不受约束情形时的假设是“人均能源保持不变”。雷鸣等（2007）、霍凌汉等（2009）、沈荣坤等（2010）、谭鑫等（2011a，2011b）对能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以不变的速率在下降”。在能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人均能源保持不变”。霍艳丽等（2010）对能源存在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以不变的速率下降”，在能源不受约束时的假设是“能源以一定速度增长”。

（4）其他。Nordhans（1992）、Romer（2001）、余江（2006）对“自然资源存在约束”做出了“自然资源均匀下降”的假设，在自然资源不受到约束下做出了“人均资源保持不变”的假设。

3、测度公式

在增长阻力计算上，尽管大多数学者基于索洛增长模型基础来考察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程度，但是他们推导出的资源“增长阻力”测度却并不相同，如：谢书玲（2005）的Drag=？茁n/（1-？琢）；薛俊波（2004）的Drag=γn/（1-？琢）；余江（2006）的Drag=？茁b/（1-α）；庞丽（2006）的Drag=（？茁+γ+？兹）/（1-？琢）；崔云（2007）的Drag=？茁n/（1-？琢）；杨杨（2008）的Drag=？茁m（1-a）（n-d）/（1-？琢？茁m）；霍艳丽（2010）的Drag=[？茁（n-a）+？酌（n-b）+？兹（n-c）]/（1-？琢）。这不仅仅是因为各经济模型中的要素有所区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前提假设存在很大差异。各位学者的测度公式列示在表3中。

4、测度方法

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几乎所有学者都是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来求增长阻力，在回归时绝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是最小二乘法，如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庞丽（2006）、雷鸣（2007）；少部分学者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如王学渊（2008）；还有少部分学者采用岭回归方法如杨杨（2008），详见表4。在回归分析时，可能存在数据非平稳性以及自相关问题，因此在回归分析前，应做数据平稳性和协整检验，以及消除自相关。在目前的文献中，只有一部分学者阐述了这一数据处理过程，如薛俊波等（2004）、谢书玲等（2005）、崔云（2007）、杨杨（2008）、沈荣坤等（2010）、霍凌汉（2009）、霍艳丽等（2010）、万永坤等（2012）。

5、测度结果

每个研究学者通过采用测度模型，在做出相应的假设基础上，得出增长阻力公式，然后通过计量分析，得出增长阻力系数结果。计算出来的增长阻力效应结果不尽相同，有些还差别较大，这其中固然有因地区和时间差异造成的，但更有因采用的生产函数和假设的不同造成的。各位学者测度结果见表4。

四、文献评述与研究展望

从增长阻力概念、测度模型、测度假设、测度公式、数据处理方法及测度结果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1、在研究对象方面

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的学者仅考虑了单个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力，也有学者将多种自然资源要素纳入考虑。从理论上来说，同时考虑几种主要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力效应的准确性可能要高些。那么什么时候应该只考虑单一资源，什么时候应将多种自然资源要素全部纳入考虑？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2、在基础模型构建方面

在基础模型构建方面，绝大部分学者是基于C-D生产函数，也有部分学者采用CGE函数模型，最近还有学者采用的是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C-D函数比较容易计算，但该函数考虑的因素与实际经济增长不尽相符，而且C-D函数的缺陷是替代弹性不可变，这也与实际不符。而增长阻力测算结果的大小却取决于生产函数模型的选择，生产函数有很多，如线性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VES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需要针对不同情况选择恰当的生产函数模型来科学地度量增长阻力。

3、在研究假设方面

在研究假设上也不尽相同，有些学者对资源存在约束时做出“资源数量固定”的假设，有些学者做出“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的假设。在资源不存在约束时，有些学者做出“资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长”的假设，有些做出“人均资源保持不变”的假设。这些假设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不尽合理，应考虑资源的特点，尤其是其发展状况，对过去的模型前提假设进行必要的修正。

4、在数据收集整理方面

在数据收集整理方面，一是要收集尽可能长的时间序列，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误差相对来说要小些。另外在计算资源总量时，应选择恰当。如薛俊波（2004）、谢书玲（2005）在分析资源限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时，使用耕地、林业用地和可利用的草地面积三者之和来代表土地资源总量。但是考虑到土地资源不应该仅包括第一产业用地，对经济总量有巨大贡献的二、三产业用地也应该考虑进来，即应该将建设用地纳入模型中进行计算。这也是薛俊波（2004）、谢书玲（2005）计算出来的土地资源增长阻力远高于杨杨（2007），刘耀彬、陈斐（2007）计算出来的增长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刘耀彬、陈斐（2007）在计算中考虑能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故他们计算出来的土地资源的增长阻力最小。对于水资源，谢书玲（2005）、杨杨（2007）采用的数据均是水资源总量，笔者认为这有失妥当，因为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应该是水资源利用量，就像计算土地资源投入并未包括未利用土地一样，因此在计算水资源投入时也不应该将未利用水资源量计算在内。

5、在数据处理分析方面

在数据处理分析方面，应考虑恰当的数据处理方法。目前各个学者的数据处理方法不尽相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绝大部分学者采用的都是最小二乘法（OLS），少部分学者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还有少部分学者采用岭回归方法。OLS虽然简单，但效果不一定好。在回归分析时，可能存在数据非平稳性以及数据自相关问题，在回归分析前，应做数据平稳性和协整检验，以及消除自相关。目前，很多学者在论文写作中并未体现这点。今后在参数估计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借鉴更前沿的计量经济研究方法，以便科学地度量资源约束对经济的增长阻力。

（注：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水资源对浙江经济发展的阻力效应研究》（13XKGJ015YB）；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技术及耦合机制研究》（13YJA790116）。）

【参考文献】

[1] 赵奉军：关于“资源诅咒”的文献综述[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6，16（1）.

[2] 程志强：资源诅咒假说：一个文献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8，3（3）.

[3] 罗浩：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资源瓶颈及其解决途径[J].经济研究，2007（6）.

[4] Dasgupta P.S.，Heal G. M. The Optimal Depletion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y，1974，41（1）.

[5] Nordhuas，W.D.Lethal Model 2：The Limits to Growth Revisited[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2，1（2）.

[6] Noel D. A. Reconsideration of Effect of Energy Scarcity on Economic Growth[J].Energy，1995，20（1）.

[7] David Romer. Advanced Macroeconomics[M].New York：Published by McGraw-Hill/Irwin，1996.

[8] Bruvoll，A.，Glomstrd，S.，and Vennemo，H.Enviromentaldrag：evidence from Norway[J].Ecological Economies，1999，30（2）.

[9] 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2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10] 王学渊、韩洪云：水资源对中国农业的“增长阻力”分析[J].水利经济，2008（5）.

[11] 杨杨、吴次芳、罗罡辉等：中国水土资源对经济的“增长阻力”研究[J].经济地理，2007（4）.

[12] 霍凌汉、闰庆悦：中国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增长阻力”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5）.

[13] 霍艳丽、陈长亮：自然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阻力的计量分析[J].商业时代，2010（18）.

[14] 刘耀彬、王桂新：城市化进程中的水土资源“增长阻力”分析――以江西省为例[J].生态经济，2010（10）.

[15] 李文杰、张文秀、司秀林：四川省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源的“阻力”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0（4）.

[16] 谭鑫、赵鑫铖：能源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阻力的对比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1（1）.

[17] 谭鑫、赵鑫铖：能源对中国省份经济的增长阻力分析[J].学术探索，2011（6）.

[18] 万永坤、董锁成、王隽妮、毛琦梁、刘佳骏：北京市水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尼效应研究[J].资源科学，2012，34（3）.

[19] 薛俊波、王铮、朱建武、吴兵：中国经济增长的“尾效”分析[J].财经研究，2004，30（9）.

[20] 庞丽：经济增长中能源政策的计算分析[D].华东师范大学，2006.

[21] 崔云：中国经济增长中土地资源的“尾效”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11）.

[22] 雷鸣、杨昌明、丹：我国经济增长中能源尾效约束的计量分析[J].能源技术与管理，2007（5）.

[23] 葛扬、何婷婷：长三角经济发展中土地资源的增长阻力分析[J].学海，2010（4）.

[24] 王家庭：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土地资源尾效研究[J].经济地理，2010（12）.

[25] 沈坤荣、李影：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尾效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0（2）.

[26] 谢书玲、王铮、薛俊波：中国经济发展中水土资源的“增长尾效”分析[J].管理世界，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