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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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联系

通常分析中，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似乎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两者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但实际上两者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经济增长方式”通常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衡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国民收入（NI）等。经济增长方式实质是指依赖什么要素，凭借什么手段并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振兴。现代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增长的方式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和集约型经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包含结构（经济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收入分配、经济效益、城市化程度、环境保护、工业化水平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强调经济增长，同时要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生产技术，完善社会组织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它的内涵不仅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德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而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转变：一是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二是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并举转变。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大相径庭，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思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应该突出经济领域中的“数量”变化，更应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其鲜明特征是：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可持续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

2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别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虽不能视为同一概念，但是经济发展显然包含了经济增长，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疑也要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总结起来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于：第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经济发展的方式，但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方式侧重于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质量的提高，二者共同构成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总量与结构的统一。第二，经济发展方式包含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也讲求经济质量增长，追求集约型、效益型增长就是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三，二者相互促进，又快、又好、又省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又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持续，更有效。总而言之，经济增长只是手段，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所以经济发展才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经济发展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就无所谓经济发展。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增长与高发展，同时取得了举世瞩目和令国人振奋的光辉成就。但高速增长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各种问题，并且这次些问题十分明显和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当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举出桑，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次提出的目标更强调人均理念。从总量翻两番变为人均翻两番，既考虑了人口增长的因素，是一个更高标准的小康；又增加了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要求，这比实现小康难度更大。所以，十七大报告更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同时也是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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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是金融发展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Schumpter（1911）以及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将能加速技术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韩廷春（2001）利用全国的数据并使用了较为复杂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冉光和等（2006）认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无明显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周好文，钟永红（2004）认为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在各地区间的因果关系不一致，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中介机构为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应该扩大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本文依据东中西三大区域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利用1995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的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中西部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信贷数量的扩张，而东部经济增长依赖于金融效率的提升。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三区域比较的经验分析

1、时间和数据的选取

在时间方面，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规范，尤其是西部大部分省份90年代初期证券方面数据薄弱，故本文选择1995作为起始时间，本文终止时间采用为2007年。另外，本文在回归分析时将采用取自然对数的方法平滑指数，1995-2007这个时间区间充分考虑到数据的完善程度和可信程度，本文采用各省区（自治区、直辖市）的年末统计数据。对于银行等中介机构，本文选取贷款类指标。对于证券市场，本文选取各区上市公司总市值，不但因为这个指标相对于上市公司数量能够有价格和数量的优势，而且相对于上市公司总股本能够动态体现上市公司市场影响能力的变化情况。对于保险市场，由于在2002年之前保险行业统计数据不考虑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因此本文为了数据的稳定行，统一采用《金融年鉴》上一贯沿用的保险费收入作为保险行业的衡量标志。

2、相关性分析

本文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对数多元回归对东部、中部和西部金融的三大行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同时对东部、中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系数检验（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看出，我国总GDP增长跟总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保费收入、股票市场总市值呈正相关，尤其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保费收入相关程度非常高，分别达到0.954和0.945的程度，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保费收入相关程度也非常高，达到0.964，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金融行业的市场业务相关性。而股票市场跟其他变量的相关程度相对较低，这跟我国证券市场是在20世纪末期建立并逐渐完善的有关。但是股票市场跟其他变量的相关程度在绝对程度上也较高，说明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是健全有效的。

3、实证检验结果及解释

对各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结果显示，1nF_loanit，1nF_feeit，1nF_mvit系数在不采用虚拟变量的时候分别是0.519，0.306，-0.023（模型1（EGLS，PSUV）），结果显著。说明在全国总体来看，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增长贡献程度最大，其次是保费，而股票市场的指标是呈现负相关的，也就是说，股票总市值越高，对GDP增长是有拖累的。在模型2（OLS）中，采取的是东部的金融行业对全国GDP的影响分析，1nF_loanit?鄢D1，1nF_feeit?鄢D1，1nF_mvit?鄢D1三个指标的系数分别是0.136，-0.051和-0.150，可以看出，东部除了金融机构贷款对全国GDP增长的影响是正的以外，其余两个指标都是负相关性，但是1nF_feeit?鄢D1指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保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不大有关。在模型2和模型3中采用地区三大金融行业对全国GDP的影响分析，因此对三个金融行业数据分别乘以各自的虚拟变量。在模型3（OLS）中，1nF_loanit?鄢D2，1nF_feeit?鄢D2，1nF_mvit?鄢D2三个指标的系数分别是-0.154，-0.007，0.026，但是结果都不是非常显著。由于在前两个模型中，区域保费收入对全国GDP的估计都不显著，所以，模型4（OLS）中，扣除区域保费收入变量，仅仅对区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股票市场总市值这两者与全国GDP增长情况进行估计，1nF_loanit?鄢D1，1nF_loanit?鄢D2，1nF_mvit?鄢D1，1nF_mvit?鄢D2系数分别是-0.059，-0.193，0.036，0.039，并且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这个结果跟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首先，一方面，在东、中、西部差异上，在金融机构在贷款使用效率上，西部仍然存在一定改进空间；另一方面，东部的金融机构贷款系数大于中部大于西部，从实证上验证了东部资金利用对GDP增长的效用是三个区域内最优的。中国东、中、西部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领先于中西部，其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中西部，市场机制在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中已发挥明显作用，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 而西部由于在改革的进程中落后于东部，市场机制的建设还很不完善，投融资制度也不健全，贷款的使用效率较低。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非常关注西部的发展，投入增多，但这些投入多数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而对生产性领域投入依然较少。西部的这种投资结构也决定了金融对经济作用速度较慢。

其次，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尤其是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准入门槛较高，因此国内企业上市比例不高，因而，股票市场很大程度上不作为企业首选的融资渠道。此外，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国民对投资选择比较局限，股票市场虽然逐渐由市场主导，但跟政府相关政策（例如2007年5.30印花税的调整）、投机热度有关系，这就使得股票的总市值不能很好地反应GDP增长情况，甚至存在过度、或者不足反应企业实际价值。

三、有关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这一分析工具从区域的层面研究了金融发展，尤其是三大金融支柱行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影响。结果使我们得出的启示：首先，要注重区域间平衡发展。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和金融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当前，推进既有区域针对性、又能保持区域间协调的金融区域化发展战略显得尤其必要。制定金融政策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家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地区的层面上，否则容易使得东西部差距拉大。其次，要注重提高金融行业之间的平衡发展，由于我国各金融行业在资金使用效率上的差异，当前，加快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促使各个金融行业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借鉴国际优秀经验，不断推陈出新，使我国各个金融行业走上和谐、共同发展的道路。最后，金融效率提升比金融规模扩张更加有助于经济成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东中部区市金融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个能很好适应经济需要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Shaw、Edward：Financial Deep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2]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0．

[3] 冉光和、李敬、熊德平、温涛：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2）.

[4] 崔光庆、王景武：中国区域金融差异与政府行为：理论与经验解释[J].金融研究，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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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写作论文。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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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进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应该从银行出现开始，研究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对金融进行专门研究，只是把金融作为促进交易的工具，直到二战后，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影响到部门国家经济增长的现象明显显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这个阶段典型代表是格利、E.S.肖和帕特里克。格利、E.S.肖分别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专著中提出金融发展是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发展，金融的作用的是实现资金的顺利流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资金，从而提高生产资金，提供社会经济增长。帕特里克（1966） 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提出需求追随和供给领先两个金融问题，金融发展可以是被动的和相对滞后的，也可以是主动和相对先行的。奠定金融理论发展理论基础的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创造性的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采用8个指标来度量金融规模和结构，对35个国家98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

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可以以麦金农和E.S.肖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中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即“麦金农—肖模型”。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落后，金融二元结构存在，金融管制严重，导致信贷资金得不到有效配置、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资金，抑制了经济增长。肖认为健全的金融发展和良好的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互相促进作用，使金融资源得到进一步的优化配置。

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提出后，引起了理论界的研究热潮，促进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七八十年代，从投资数量、质量等方面对金融抑制和深化论进行深入研究，认为由于受到利率和收益影响，导致资金无法顺畅流向投资领域，无法有效配置，所以必须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后进入了第二阶段，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功能和作用，规范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解释，得出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内生化的机制作用，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和金融内生增长论，深化了金融发展理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国民产量或潜在实际GNP的扩展。（萨缪尔森，1992）经济增长既可以是国民收入的总产量，也可以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有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代表性的有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他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两种途径是劳动数量和劳动效率。

之后不断有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和储蓄率成正向关系，和资本与产出比成反比关系，资本是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但该模型基于储蓄率和资本与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存在缺陷，麦金农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储蓄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之后经济学家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模型为代表，他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各自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同时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金融的作用仍然没有提及。20世纪80年代后围绕索洛模型缺陷，经济学家开始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等因素研究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以卢卡斯和多马为代表，卢卡斯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封闭性，同时认为技术进步至少部分是是内生的，多马提出了以规模报酬在外部性和生产中是递增的，而在新知识创新中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为假设前提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但是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只是促进交易的工具，对生产和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计量统计中的相关性仅仅是金融对经济的反映和体现而已。经济学家托宾和熊彼特从货币功能角度认为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和流通功能影响社会储蓄增加资本，满足了企业信贷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人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原因是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要求相对应和匹配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发展。麦金龙则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社会投资，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客观上要求与之对应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凯恩斯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等行为导致了金融风险的产生，有可能影响实体经济领域导致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国内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结论与国外研究也大体相同。当然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全球和国家级别的层面，基于省内级别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大家关注的都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论证.而较少关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即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所以其作用机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分析内在作用机制。即研究金融功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增长又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

金融机构可以以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优势帮助金融交易双方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金融市场帮助资金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和单位，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正是由于金融系统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特点，金融市场的机构和制度可以以其专业化和严格的审查帮助储户分散和降低风险，增加储蓄，同时帮助投资者提供长期流动性使企业获得资金，高效促进社会资金流向投资领域促进经济增长。为了降低交易和信息费用，金融市场会在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上下工夫，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交易工具创新，使金融交易更加高效，加速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参与，金融制度加强了对公司的监督和监管，避免了委托风险和道德风险，改善公司治理，促进资本更快积累和长期增长，最终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据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资本的投资效率、储蓄率以及制度安排，金融系统通过上述资源配置、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储蓄、创新交易手段和改善公司治理等功能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了社会分工，金融便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经济不发达阶段，社会分工水平不高，阻碍了金融的发展。经济增长促使社会分工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财富增加，商品价格下降，增加居民储蓄，同时，专业化水平提高增加了商品交易数量、交易种类和交易方式，要求相应的金融服务。经济增长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要求相对应的金融发展。（作者单位：1. 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 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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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经济增长过程中高投入低效率的问题却不容忽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战略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展开，特别是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资本交易管制的逐步放松，“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大涨大落”等金融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也更加明显。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则更是凸显了国际化背景下金融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我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是否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我国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二是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开放水平的不同是否能够解释金融发展效应的地区差异？所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对此，我们首先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和永续存盘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我们继而深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并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我们在开放的视角下，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2）。Schumpeter（1912）强调金融中介的资金动员职能，认为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的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继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后经过Gurley和Shaw（1955）对Schumpeter思想的发展、Patrick（1966）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研究以及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论的提出，金融发展理论渐成雏形。而在实证研究方面，结构主义代表人物Goldsmith（1969）则首先应用跨国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以及计量工具的迅速发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在理论研究方面，新古典理论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的假定被逐渐放松，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渠道被加以细致分析。这其中包括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对金融发展风险识别功能的研究，以及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对金融发展配置资源，促进产品和服务交换职能的考察等等。而在实证研究方面，Levine（1997）在样本选取、控制变量选择、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分析方法等几个方面拓展了Goldsmith（1969）的研究，并为以后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范式。伴随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进一步争论（Bell和Rousseau，2001；Calderon和Liu，2003；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采用产业及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大量出现。（Rajan和Zingales，1998；Wurgler，2000；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等）。

虽然总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层出不穷，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具体渠道的分析却仍然较少。Beck等（2000）使用1960～1995年7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截面回归和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率进步和私人储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良好的银行部门有利于动员储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而Rioja和Valev（2004）则在Beck（2000）研究的基础上，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差异。Rioja和Valev（2004）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生产率提高实现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在资本积聚方面的作用则更为明显。

伴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中介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大量涌现。这其中包括曹尔阶（1992）、尚明、吴晓灵和罗兰波（1992）对信用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的研究；卢峰和姚洋（2004）、张军（2005）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等。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在整体层面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丰富，但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一步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以及我国金融发展地区效应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仍然相对较少。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展开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生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与融资方式必然会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形有所差异。因此，在开放背景下，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二、方法和数据

（一）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符号均能在经济学意义上加以解释，说明我们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重点考察金融发展对各经济增长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

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在总体上有利的推动了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比较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变量系数的大小，发现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差异较大，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小。

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发现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促进了各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还对人均资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在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形成的相对贡献有所差异而已。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方式都有所差异。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我们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从开放的视角下，对我国不同地区间，金融发展效应存在差异的原因加以解释。使用的模型见式（5）。

从表2可以看出，当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开放变量的交叉项，将视角由封闭转向开放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又有所差异。注意到在以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形成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的符号显著为正，而经济开放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交叉项的符号显著为负，这说明虽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和资本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却有所降低。而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及其交叉项的符号都显著为正，则说明随着对外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逐渐增大。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一特征是与当前我国的发展水平及制度安排相对应的。这一点，在金融开放时，更容易理解。随着各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多，地区经济发展中，生产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有所降低，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依赖也就相应减少，反映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便是资本形成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减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蕴含着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贸易部门相对于非贸易部门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地区，银行部门会有更大的机会将贷款投放给那些制度完善、生产率较高的生产企业，金融发展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四、结论

综上，对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上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差异较大。金融发展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西部地区最小。从具体渠道来看，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较为明显。

第二，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增长方式的影响同封闭条件相比也有显著不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资产和私人部门信贷数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对信贷市场干预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为显著。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更为有利的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

第三，为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尽快调整当前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变。而这其中，金融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开放条件下，金融发展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在积极完善各地的制度环境和改善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继续坚持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在继续推动贸易开放逐步深化的同时，应谨慎有序的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以及通过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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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都有了质的飞跃。农业作为我国第一产业，有必要立足于当前金融发展形势，改变农村金融现状，更快更好地推进相关农业经济的建设工程。

1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

1.1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以及发展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金融主要推行的政策是传统的农村信贷补贴政策。其主要以政府干预为主要方式，主张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补贴的理论。还有1种理论就是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它完全否定了农村信贷补贴这种手段，认为只有采取金融市场的方式才能够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为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的环境形势，不完全竞争理论应运而生，这种理论认为政府不起主导作用，而是通过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来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其反对政府进行市场利率定价，支持政府采取相关政策辅助协调来保证其他银行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低息融资。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主要经过了4个时期。1979—1993年，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建立新的农村金融机构，1993—1996年这段时间，其方向主要是完善服务性的农村金融体系，而1997—2005年这段时间，则强调了对农村金融风险进行预测和控制，提出要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能力，2006年—现在，实行的是农村金融改革，提出创新金融机构来适应新环境的变化。

1.2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村金融改革关键期，虽然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农村的金融机构规模小、数量少、金融机制不健全、发展速度慢等问题。在现代化发展大环境下，流入第2和第3产业的贷款越来越多，而在农业方面的贷款额度都比较小，农业经济发展在基础上就没有其他产业牢固。目前，我国也正创立新型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农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这些都能够称得上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典范。

2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分析

提到农村金融的发展，可能大家第1个都会想到农业贷款，但金融机构进行的农业贷款对农业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作用不大。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2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主要体现在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影响农业经济增长机制。虽然储蓄率的上升下降是极不稳定的，但不能够否认金融发展可以给储蓄率带来不小的影响，金融的发展可以很大程度上分散金融风险。有效地开发农村金融资源，可以促进农村储蓄率的提升，也给农业经济增长带来影响。农业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多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金融储蓄向金融投资的转化率高低。目前有部分金融资源是不能够转换为投资的，他们多数都以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形式流入了金融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从分散的储蓄户那里吸收储蓄时带来交易成本，而金融机构为了能够让储蓄户放弃积蓄控制时会付出的信息成本。不能否定这种机构的存在，但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一定要让手续费用或者佣金费用得到降低，才能够极大地提高金融运作效率，让农村金融市场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农村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够改善农村金融规模以及结构，但农村的经济发展的确能够提高农村金融转化率。

3搞好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建议

要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就要合理化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立足于新媒体时代，合理应用网络化建设，把握农业经济实际状况和农业需要，从技术上确保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也要加强内部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提高其管理水平和金融管理手段，进一步提升整个金融机构的效率。肯定以及重视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积极引导其与国有金融资源进行合作，促进经济结构和金融机构的合理化。继续合理建设与运营操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推动全面农村金融机构与经济结构建设。加快改革和创新的脚步，构建科学化干预政策和现代化金融体系。顺应形势发展，政府应该减弱其控制力，促进非正式金融资本融入到整个金融市场领域，以活化金融资本为主要目的进行适当性干预，实现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构建。面对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现象，应该要完善农村金融机制，促进国有和民有资本的融合，保证其推动农业经济增长。

4结束语

要正确的认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对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予以高度的扶持，这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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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金融资源的数量及其配置效率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是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空间上的具体化。实践证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愈高，越需要强大的金融做基础，金融的作用就愈强。区域金融活动的主要作用在于分配资金，其运作机制就是金融活动影响储蓄和投资，储蓄和投资影响资金流量结构，再影响生产要素的区域分配结构，最终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如果是区域金融体系较完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则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必然起到促进作用，进而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达到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因此，区域金融理论不是区域与金融的简单叠加，而是将区域与金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其产生、发展、运动的规律，探讨的核心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在地域上的表现，或者说是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间互生共长关系的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一、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资本的形成。一个区域若没有足够、持续的资本供给，既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能促使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区域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资本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储蓄的规模和资本产出效率决定的。区域金融发展之所以能够增加储蓄规模，原因在于实际利率水平、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金融资产的多样化程度以及金融部门的效率和融资机制会影响到储蓄率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金融系统越发达、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金融服务越便利周到，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就越强，一些非生产性的或暂时闲置不用的资金就可以被吸引到生产性用途上来，储蓄率就会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同时金融发展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降低了信息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到了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进而提高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在实际中，金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融资方式能将区域内、外企业和居民的盈余资金通过储蓄间接转化为投资或直接转化为投资而形成资本，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

2、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资源配置。金融对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资本市场中，企业资产可通过证券化形式，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借助使用权的转让，引导企业资源从一个行业或企业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行业和企业，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二是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增量资金来源。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增量资金投入，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为主的资本市场，作为一种直接融资机制，可以根据资金的趋利性，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更多的投入到优势产业、新兴产业。三是拓宽产业结构存量调整空间。增量投入往往会受到资金来源的约束，而改变现有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分布，能迅速实现存量结构调整。不同企业间的资产重组是存量调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操作方式，借助资本市场的虚拟化资产具有较高流动性的特点，可使资金向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间的流动与组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资产存量调整所需的资金，可加快存量调整的步伐，拓展调整空间。总之，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并通过它实现资金配置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

3、区域金融发展具有引致其它资源要素流动和聚集的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运行中是联系其它部门的纽带，它通过资金这种特殊资源的流动，起着引导和配置其它资源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流动，从而获得本地区稀缺的资源。例如，由于物随钱走，伴随着资金在区域内的流动，相应就会带来技术、信息等要素。同样劳动力资源要素的流动也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哪里有资金有项目，劳动力就往那儿流动。

4、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合作。首先，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分工。区域分工是由于各地区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和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而引起的产业活动在区域上的差异。金融通过区域性的信贷、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及引进外资等手段，合理支持地区性优势产业的发展，并使各地区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部门，从而促进了区域分工的形成。其次，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合理的区域分工是有效的区域合作的基础，没有区域的分工，就没有区域经济的协作，也就更没有区域间的开放。区域经济的协作要以统一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作为基本前提。一个按照经济区设立的中央银行分支行体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府行为对金融系统的直接干预，这样就提高了区域经济有效协作的可能性。随着区域性、全国性的资本市场的形成，资本市场本身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促使区域性主导产业带动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作。再次，科学的区域性金融投向能够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区域间“梯度”差异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它是产业生命周期在空间上的一定程度的自然表现形式，但“梯度”的差异不能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顺序的人为的出发点。落后地区可以在区域性金融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口支援等制度，缩小区域间的差距。

5、区域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无论是社会生产力体系中诸要素面貌的重大改变，还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抑或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和产品竞争力的迅速增强，均离不开科技进步的巨大作用。调查表明，科技投入缺乏是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障碍。金融发展过程客观上推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进程，从而一方面为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强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帮助科技成果迅速传播、普及，加速向现实生力的转化。

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的作用

1、区域的经济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及其效率。在现代货币信用经济条件下，基本经济状况决定和支配着金融资源的供求及其平衡。国民经济运行对金融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扩大，而经济规模的扩大不但会引起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规模的相应增长，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金融产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会改善金融交易者包括金融资源供给者和金融资源需求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满意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时，区域金融效率还要受到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可以引起金融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融资结构，影响金融效率，而且还可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引起金融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金融效率。

2、区域金融创新环境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资源分配规模不断扩大、金融需求不断多样化和金融效率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是金融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金融创新的程度客观上取决于金融创新环境，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环境作为区域创新环境体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3、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影响到金融资源的跨区流动。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安排，很明显，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才能随着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独立生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并在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引导作用。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造成金融资源的供求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如果是过度的区域差异，必然大大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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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59.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study bases on 2005～2012 panel data of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area. Through unit root test and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 there exists a confirmed long-term cointegrat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Hausman test rejects the null hypothesis， fixed effect model is more efficient than random effect model. The regression conclusions show the scale of logistics industry， logistics supply and logistics demand all have plus correlation ships with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differ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logistics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panel cointegration

现代物流业是包含了运输业、仓储业和信息业等的复合型服务产业，它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学者们普遍认为物流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物流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带动物流业的发展。现代物流是经济发展中一股重要力量，而经济增长越迅速，对物流的需求越高，经济对物流的依赖度就越大，物流在经济增长中就愈显重要，经济对物流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三省一市2012年的GDP总和为126 117.32亿元，占全国GDP的24.4%。本文通过研究分析长三角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 相关文献回顾

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赵立波（2012）研究物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结果，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会拉动物流业发展，另一方面，物流业发展能促进商品快速流通，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发现经济增长对物流发展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而贾海成（2012）对比研究上海市和天津市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上海物流业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天津市的经济增长是物流业投资的格兰杰单向原因，结论表明不同的地区发展策略也对两者的相互作用有一定的影响，不同的发展策略使得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处的主导地位也是不同的。

除了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两者的相互影响以外，学者们也用其他不同的方法研究两者间的关系。冯云（2008）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研究物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物流业与其他部门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依存关系，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物流业的依赖程度最高。朱文涛（2011）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江苏物流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物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相当高。邵杨（2010）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物流供给规模和需求规模都能促进全国和各区域的经济增长。李国刚、曹昱亮（2012）利用中国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电信业务、移动公司电话业务和网络业务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大地促进作用。

总结前人的研究，本文采用2005～2012年的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分析长三角城市群中物流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 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尽管物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国内依然没有完整的统计体系，实证分析只能从统计年鉴中选取反映物流业现状的指标，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本文采用以下指标来衡量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水平：

（1）物流供给指标

物流供给指标指一个地区的基建设施、信息系统和企业服务能力。基建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机场等各种运输方式。信息系统指信息网络基础传输平台，信息平台越完善，供给的技术水平越高。企业服务能力包括物流企业的数量、经营规模和对客户需求的满足程度。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本文用公路、铁路和水运航道的里程数加总来衡量地区的物流供给能力。

（2）物流需求指标

物流需求指标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生产环节对物流的需求，社会对物流的需求可以通过各种物流量反映出来，反映物流运输量的主要指标有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但是货运量可能出现对一批次货物重复计数，夸大社会对物流的需求。因而本文采用货运周转量表示经济的物流需求量。

（3）物流产业规模指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标准局对国民经济的行业分类，物流业属于第三产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本文采用上述行业的增加值来反映市场规模，考虑到价格水平对物流产值的影响，以2000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影响（平减指数数据来源于http：///）。

（4）区域经济发展指标

采用各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同样存在着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如果考虑价格水平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会变得较为复杂，因此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用GDP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影响，采用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来反应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研究对象是长三角经济圈城市的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由于行政区域划分调整、年鉴资料缺失等原因，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长三角经济圈内20个城市，包括上海，江苏9个城市：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泰州、扬州、盐城，浙江6个城市：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安徽4个城市：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样本区间为2005～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城市的统计年鉴，部分年份年鉴缺少的公路、铁路和航道信息由《江苏交通年鉴》、《浙江交通年鉴》及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资料补充。

建立如下模型，变量取对数可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并且不改变时间序列变量的性质和关系：

lnGDP■=lnLIV■+lnLTR■+lnLNRET■+α■+μ■

下标i代表i城市，t代表时间维度。LIV表示物流业产值（logistic industry value），LTR表示物流业的供给（logistic total road），RTF表示物流业的需求（rotation volume of freight transport），α是地区差异带来的个体效应，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地理、历史和气候环境，μ是随个体和时间改变的扰动项。

3 实证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在对物流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之前，先要对面板进行平稳性检验，非平稳的面板数据在回归分析时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伪回归。本文采用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对物流和GDP等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各变量的水平值均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一阶差分值皆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通过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可以确定lnrGDP，lnrLIV，lnLTR和lnRFT为一阶单整I1变量。

3.2 面板协整检验

由于变量为一阶单整变量，也就是说本文采用的变量是非平稳变量，在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非平稳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两种面板协整的方法进行检验，分别是Pedroni方法和Kao方法，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

由表3可知，lnrGDP、lnrLIV、lnLTR和lnRFT除了在pedroni中的panel v-stat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其余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4的Kao检验的结果也显示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可以判断区域生产总值和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行回归分析，不存在伪回归。

3.3 回归分析

通过面板协整检验，发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存在协整关系，进而进行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发现prob>chi2

=0.0000，拒绝“H0：截距项与所有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认为模型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3.4 结果分析

协整检验显示地区生产总值、物流产业增加值、物流供给和物流需求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方程回归结果中R2值分别为0.9159、0.9606、0.9331，由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

（1）体现长三角经济区的物流产业规模的产业增加值、表示物流供给规模的运输路线总长和表示社会的物流需求的货物周转量，估计系数的符号都为正，表明区域GDP和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从面板估计结果来看，整个长三角经济圈城市的物流供给规模系数为0.11和需求规模系数为0.24，物流供给规模和物流需求规模都能对地区经济产生正向的影响，但是物流需求规模的增长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影响更大一些。

（2）江苏组别中9个城市都在长江沿岸，地处黄金水道，回归结果显示三个解释变量和区域GDP也都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其中物流供给规模系数是0.57，是三个面板估计结果中最大的系数，可能和地区政府大力推动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政策有关，苏南地区的发展模式是政府干预模式。但是物流需求规模系数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3）浙江组别中6个城市都在浙北，受到上海2小时经济圈的直接辐射，回归结果显示，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值，物流供给系数是0.045和物流需求系数是0.34，且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物流需求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更大一些，和江苏省城市相反，浙江的经济模式是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以家庭工业为起点，政府并不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民营经济的活力促进了对物流的需求，也拉动了经济增长。

4 结束语

根据对长三角经济圈经济增长和物流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各地区的物流市场规模、供给规模、需求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回归结果显示物流市场规模、供给规模和需求规模都和经济增长正相关，能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证实了物流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中扩大市场规模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能力较强，而供给规模和需求规模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但是通过江苏省沿江城市组别和浙北城市组别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城市区域所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物流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还应和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本文的不足之处，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只能从物流业的基建设施即公路、铁路和水路航道对物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而现代物流业不只是一个担负物资流转的社会经济角色，“现代”物流包括运输、储存、加工、包装、装卸、配送和信息处理等活动。在经济全球化和电子商务的双重推动下，物流业正在从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迅速转型。现代物流通过信息将各项物流功能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对信息的实时把握，控制物流系统按照预定的目标运行。信息技术在物流业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大数据时代只有对信息充分的掌握和运用，才能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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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贾海成. 物流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关联分析――以天津和上海为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3）：44-49.

[3] 冯云. 物流业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08（5）：14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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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日趋增大，稳增长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和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在稳增长和促增长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一直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比如Caporal G M（2015）、周天芸等（2014）、陈伟（2015）等都证实金融能积极促进经济增长。但多数研究都重在关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较少涉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性研究。在经济新常态下，一方面金融发展能积极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反过来，经济增长将对金融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必然与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密切相关，两者的耦合协调性也将会对该区域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性进行分析和研究，有助于该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持续健康提升。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明显，因此从地区层面来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更有现实意义。由此，本文选择舟山市作为研究对象。

舟山市作为海港城市，是我国南北海运大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的“T”形交汇要冲，我国境内的7条国际海运航线中，6条经过舟山，堪称要塞，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进入21世纪来，舟山市积极优化经济发展布局，优先发展港口经济、海洋经济，金融、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十三五”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后，随着国家战略高度意义上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的推进，使得舟山市的经济、金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金融总量上来看，到2015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为3152.64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了2801.64亿，金融对舟山港口经济和海洋经济的支持能力在不断增加。那么现阶段，舟山市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已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呢？它们之间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耦合协调关系呢？本文将运用舟山市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2002～2015年指标数据，对舟山市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验证，寻求答案。

二、模型、指标和数据来源

要对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考察，首先明确研究方法，利用物理学上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进行计量;其次选定指标，确定衡量金融发展系统和经济增长系统的关键指标;最后收集指标数据。

（一）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本研究为深入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间的耦合关系以及反映两个系统的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造了能较为全面反映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协调效应的耦合评价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1）

式（1）中，C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U1、U2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用于表示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此耦合度模型可以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耦合的程度，但无法判断耦合是否为良性，即当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较低时，仍然能够得到较高的耦合度，这样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况就不相符合。为避免这一不足，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客观地反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水平，模型表达式如下：

（2）

式（2）中，D为耦合协调度，取值为[0，1]，D值越大表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越高，D值越小则表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越低;T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α、β为待定系数。在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本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因此α、β均取值为0.5。

（二）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对于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划分，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标准。关于耦合度C，根据蒋天颖等（2014）研究：0<C≤0.3为低水平耦合，0.3<C≤0.5为阶段，0.5<C≤0.8为磨合阶段，0.8<C≤1高水平耦合阶段。而关于耦合协调度D，借鉴、丁正山等（2015）的研究，结合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的实际特征，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区间，每个区间代表一个协调等级，每个协调等级对应一类协调状态，形成连续的等级阶梯，从而更为直观地反映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发展程度。具体见表1。

表1 耦合协调等级划分标准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很多，但最常用的指标是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相关比率有多种计量方法，本研究用舟山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率来计量金融相关比率。因为这个指标既包括存款又包括贷款，在衡量金融资产与GDP比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国民储蓄率，而储蓄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市场化、金融深化及货币化的程度。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用GDP增长速度来表示。上述指标数据均来源于舟山市2002～201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耦合协调性研究

（一）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现状

由图1、图2可知，2002年～2015年，舟山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分两个阶段：2002～2009年金融相关比率总体上处于上升阶段，2010～2015年处于略微下降态势。经济增长水平在2002～2015年虽有几次反复但总体处于下降态势。由此可见，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金融、经济发展的影响持续存在，在全国处于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大环境下，舟山市也不例外，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发展放慢。

图1 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相关比率

图2 2002～2015年舟山市GDP增长速度

（二）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性

运用式（1）可获得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见图3）。由图3可知，这14年来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始终没有超过0.3，整体上一直处于低水平耦合状态，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近几年耦合度处于降低状态。

图3 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

为了进一步探究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状况，进一步运用式（2），计算获取其2002～2015年的协调度，见表2。有表2可知，舟山市除了2013年外，其他各个年份里金融发展系统与经济增长系统的协调度较为平稳，整体上处在0.5～0.6这样一个平稳的勉强协调发展阶段。

表2 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舟山市2002～2015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了计算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舟山市近年来处于金融发展放缓，经济增长放慢状态。

第二，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还处于相对较弱的水平。该时期，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一直徘徊在0.1至0.25的低水平耦合阶段，协调度始终没有突破0.6而一直处于勉强协调耦合阶段，距离良性耦合协调发展仍存在一定差距。

舟山市作为长三角经济圈中的枢纽港口城市，正在大力打造港口经济圈。从目前舟山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发展来看，两者契合度不高，说明舟山市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由此，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金融发展，创新金融服务，为港口经济圈构建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和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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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识码：A

理论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问题上争论激烈。在二者关系问题上，“供给领先”论和“需求跟随”论针锋相对，前者认为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后者坚持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还有观点认为二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不同的阶段和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不同。在作用机制问题上，假定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功能观坚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通过发挥特有的功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结构观则认为金融结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金融发展是一国（或地区）金融深化的过程与达到的水平 (周立、王子明，2002)，它包括金融结构和金融增长。金融结构是金融发展的质；而金融增长是金融发展的量，主要是金融功能的提升。二者与经济的因果关系随条件变化而变化。本文基于比较功能观和结构观探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文献简要回顾

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注可以追溯到Bagehot (1873)和Schumpeter(1912)。Hicks(1969)认为金融系统在工业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Schumpeter(1912)主张功能完善的银行能够通过发现和支持具有较大成功概率创新项目而刺激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Mackinnon（1973)继承了Schumpeter的观点，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理论：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抑制”，金融抑制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并且批评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政策，认为应该由市场形成较高的实际利率以消除金融抑制的作用。肖（1993）进一步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完善金融市场机制以提高货币化程度，利用金融市场和银行的资源配置作用拉动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突破了Mackinnon和肖的框架，将金融因素看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研究金融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谈儒勇，1999）。Patrick(1966)最早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包括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供给主导(supply―leading)和需求跟随(demand―following)。但开创性研究始于Goldsmith（1969），他认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运用35个国家103年(1860-1963)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金融系统规模与金融服务供给和服务质量正相关的假定下，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超过平均速度)发展。Gupta和Levine等人 (Gupta，1984；Levine，1992；King & Levine，1993；Levine，1997)的研究表明，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快、资本积累速度高、经济效率提高也快，而且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指标；反之，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金融系统通常也比较发达。他们的研究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其后出现的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金融系统作用的认识。

二、金融功能与经济增长

Merton和Bodie首先提出金融功能观。金融体系具有便利清算和支付、聚集和分配资源以及分散风险三大核心功能，并且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加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区域的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要小于金融机构的变化；金融功能高于组织机构，比金融组织机构更加重要，只有机构不断创新和竞争才能最终使金融具有更强的功能和更高的效率。从金融功能来看，金融发展至少可能带来三种收益：其一，金融市场供需双方参与者增加或交易机会增加，相互竞争导致银行的存贷利差下降和证券经纪人或交易商的佣金、手续费的降低，被金融体系耗散的资源减少，转化成本的下降导致储蓄者或投资者的收益增加和生产商的融资成本下降，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拉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其二，金融发展意味金融体系发挥功能效率提高，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强，准确地评估投资项目和引导资金投入高效率的生产部门，更加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激励更多的投资流向高风险、高生产率、高投入的高科技项目，由于风险投资组合技术的完善，投资者能够在较低的组合风险下通过风险投资促进创新活动，所有这些都能够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其三，伴随金融发展产生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降低了投资风险并提高资产流动性和收益率，极大满足投资者流动性需求，可以刺激居民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Pagano, 1993）。

（一）增强流动性与降低风险

流动性是指经济人能够按照满意的价格将资产转化为购买力的难易程度和转换速度。18世纪英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由于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投资，如果没有这种流动性的转变，工业技术创新就不可能实现，工业革命也不可能爆发（Hicks，1969）。对储蓄者而言，金融机构改变经济人的储蓄结构，提高低流动性、高效率资产的比重。对生产者而言，生产周期中的不确定性可能要求其保持较高的流动资金比例，而金融机构却可以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从而降低流动资金占用、提高资金生产能力（Bencivenga & Smith，1991）。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储蓄工具和消费信贷，拓宽了消费者在未来和现在商品的选择集，提高社会福利（Dutta & Kapur，1997）。股票市场通过促进交易减少了流动性风险(Levine，1997)，金融中介机构也可以增加流动性（Bencivenga & Smith，1991）。较高流动性会增加投资回报和减少不确定性。但当流动性增加时，储蓄率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不确定性 (Jappeli & Pagano，1994)。

（二）降低投融资成本

金融体系除了通过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以便投资者发现最佳的投资机会以外，还能够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发现最有前景的公司和经理，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经济较快增长。

投资者对公司、经理和市场条件进行评价是非常困难和耗费时间的。个人储蓄者一般不会有足够的时间、能力或手段来收集、处理关于企业、经理和经济状态的大量信息，也不愿意依靠少量的或不可靠的信息来进行投资活动（Carosso，1970）。从个人投资者、银行和企业家之间构成双重委托关系的角度，银行从个人投资者获得资金再投资于企业家所选的项目。银行对投资者提供的是“监督”服务，即由银行挑选借款人、监控借款人的活动、执行贷款契约。银行对投资者提供的服务比投资者自己进行投资的成本低，信息获取与处理成本的节约可以使投资者廉价地获取更多的关于投资机会的信息，并因此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动员许多分散的个人储蓄，再由它们把这些集中起来的资源借给项目所有者。金融机构因此成为“监督者代表”（代表分散的债权人），这有利于节省重复的监督成本（Diamond，1984）。Levine（1997）认为由于交易成本产生了市场摩擦，金融中介的作用在于消除这些摩擦，起到融通储蓄优化资本配置等作用。金融发展降低了信息与交易费用，提高了储蓄――投资的转化比率及投资的生产效率，进而影响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速度。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风险管理、储蓄聚集、资本配置、公司治理与监督以及商品和服务交易等方面，而最终都是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这两条途径来实现的。在有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的经济体系中，金融体系所起到的作用不断得到增强。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以及畅通无阻的传导机制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推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三）监督经理与实行公司治理

公司经理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公司所有者能够以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制定制度以期约束经理行为。因而股票市场越完善，就越能够有助于改进公司治理（Stein，1988）。而那些不能每天都对公司进行监管的“外部”信用提供者（银行、股票和债券持有者）也追求利益最大化，借助金融体系制定同样能够制定契约约束公司内部人员（所有者和经理）。在金融中介机构与公司建立起长期关系之后，还会进一步降低监督成本。信息不对称性的减少反过来可以部分消除投资机会发现障碍，更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那些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会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来促进资本加速积累和经济增长(Bencivenga & Smith，1991)。但如果缺乏强化外部公司治理的金融契约，这将增大“外部人”的投资风险，阻碍从分散储户手中吸纳资金的动员机制正常运行，因此也会阻碍资金流向高收益项目（Stiglitz & Weiss，1981和1983）。金融体系还可以通过对公司的外部监管，促使所有权得到有效的分散。金融中介具有外部融资监管的比较优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Diamond，1984)。

（四）动员储蓄

金融体系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动员储蓄，把资本从分散的储蓄者手中集中起来进行投资。在动员储蓄的过程中，金融体系必然要创造出小额投资工具，这为分散化的资产组合投向有规模效应的企业提供了机会，增加了资产的流动性。个人或单个家庭的资产不足以建立大型现代企业，但通过储蓄的形式，金融机构可以吸纳与集中分散在各个家庭的金融资产，形成充足的资金以资助大型企业的建立和发展。通过使风险分散化、增强流动性和使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动员储蓄可以改进资源配置的规模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Sirr & Tufano ，1995）。然而，吸纳与动员极度分散在储蓄者手中的资金是耗费成本的。为解决从大量的个人手中动员储蓄资金的交易与信息成本问题，金融机构创造出许多金融制度安排来缓和这些摩擦，促进资金的集中。金融体系除了可以更加有效地动员用于资本积累的储蓄资金以外，还可以改善资源的配置状况，推动技术创新。通过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最有效率的项目投资，金融中介机构在推动企业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Bagehot，1873)。

三、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金融结构是指市场主导型融资与银行主导型融资的比例关系和作用机制构成。主流的观点认为，证券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风险交易工具和增强流动性；而金融中介的功能主要是消除信息成本和增强公司治理。正因为存在金融功能的差异，金融结构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各自发挥不同的优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各有侧重，从而一般性地寻求哪一种金融结构更适合经济增长变得没有意义。韩廷春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分为两派，即金融结构论（Financial Structuralism）与金融压抑论（Financial Repressionism）；其金融结构论的核心观点是，金融变量的数量及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韩廷春，2001，2002)。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共同解释了未来的经济增长，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情条件下，才可能存在较为适合经济发展的金融结构（张晓晶，2001）。林毅夫等人进一步指出，只有当金融结构与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融资结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林毅夫等，2003）。

金融结构只有适应市场需求，才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同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功能方面存在不同的比较优势，金融体系是否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适应效率（孙伍琴，2004）。在经济快速增长初期，大量资本需求与私人储蓄转化有限性的矛盾必须由银行通过货币创造（货币乘数原理）来解决，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厌恶风险的居民将银行储蓄作为保值增值的金融工具，而且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导致市场参与各方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很高，因此，该阶段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显著。然而，银行与企业长期业务往来却使其具有发挥储蓄向投资转换的信息优势，所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适应并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各类金融市场逐渐成熟，经济也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收入水平的提高使资金供给充沛，投资者厌恶风险的程度降低、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有向高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需求；单个银行无法满足大型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巨额资金需求以及信息处理能力要求，而银团贷款程序繁杂、时间长、成本高，企业必须借助大容量、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灵活安排筹融资；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规避金融管制、组合资产化解风险亦需要金融市场，单一的融资结构无法满足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需要，日本开放和发展本国金融市场的目的正在于拉动经济发展，而美国80%的融资方式仍为间接融资，两种金融结构各有利弊，充分发挥二者的相对优势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四、结论及启示

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上存在两类不同的观点。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功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金融体系通过增强流动性、降低风险、监督经理与实行公司治理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和资源向“好项目”集中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体系功能发挥的程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功能观无法解释为何金融体系功能相似的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异，也不能说明为何功能相同的金融市场在不同的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

金融结构观指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金融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存在差异。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共同解释了未来的经济增长，但金融体系提供的金融功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金融体系是否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适应效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国情条件下，只有适合经济发展的金融结构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关于适应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究竟是什么，金融结构观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与以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孰优孰劣，哪种金融结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至今仍然存在争论。

金融功能观与结构观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其研究成果对中国金融改革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目前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资本市场对经济的贡献有限，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在推进银行体系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动态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适应力，充分发挥金融体系中各类市场功能的相对优势，提高投融资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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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omparison of Financial

Function Paradigm and Structure Paradigm

CAO Yong-qin

（Institute of National Economy，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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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湖北省抓住国家正式提出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发展机遇适时地提出“建设中部金融中心”的目标。截至2012年，武汉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合计为1.31万亿人民币，各项贷款合计为1.16万亿人民币，存贷款规模位居中部城市第一。本文在对武汉市经济增长现状的数据分析之上，重点关注1995年至2012年以来武汉市金融领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期找到符合武汉市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为武汉市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造中部金融中心提供金融体制改革的建议。

二、武汉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方法和指标选取

本文所选数据为1995～2012年武汉市相关经济发展数据，属于时间序列数据范畴，数据处理方法为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经济指标选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RGDP）和产业优化度（IO）。金融指标选取金融机构效率（FIE）、金融相关比率（FIR）、固定资产投资指数（IFAI）和保险深度。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次实证所有原始数据取自《武汉统计年鉴》（1996～2013），采选数据有历年GDP、CPI、固定资产投资额、各种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保费收入、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数据处理工具为Eviews6.0统计软件。经过处理后使用的实证数据如下：

表1 武汉市1995～201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

（三）实证检验过程

1.单位根检验。为避免直接应用时间序列数据造成伪回归现象，应先对该序列的平稳性作出判断，本文采用ADF检验来进行六个指标平稳性检验。

表2 变量的ADF检验结果

从单位根结果显示来看，RGDP、IO、FIR、FIE、IFAI和ID变量水平序列不是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DRGDP、DIO、DFIR、DFIE、DIFAI和DID都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它们的一阶差分时间序列是平稳的。

2.协整检验。由六个指标之间存在一阶差分平稳的现象，可以推测金融发展指标和经济发展指标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分析和检验武汉金融和经济数据的长期关系。

RGDP与金融发展指标的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所示：

表3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最大特征值检验）

注：Max-eigenvalue test indicates 3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denotes rejection of the hypothesis at the 0.05 level; **MacKinnon-Haug-Michelis （1999） p-values.

由上面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之下，RGDP和FIR、FIE、IFAI、ID之间存在四个协整向量，说明各个时间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通过协整回归，得到协整关系的方程：

RGDP=0.5212ID+4.5593IFAI-1.5052FIE-0.4413FIR

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GDP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保险业的发展具有显著正相关性，而与金融相关比和金融机构效率呈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IO与金融发展指标的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所示：

表4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最大特征值检验）

注：Max-eigenvalue test indicates 3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 denotes rejection of the hypothesis at the 0.05 level; **MacKinnon-Haug-Michelis （1999） p-values.

由上面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之下，IO和FIR、FIE、IFAI、ID之间存在四个协整向量，说明各个时间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通过协整回归，得到协整关系的方程：

IS=-5.0542ID-0.0352FAI+0.1957FIR+0.5708FIR

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产业优化度与保费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呈现负相关性，与金融相关比、金融机构效率呈现正相关关系。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如果VAR模型中某些变量之间是协积的，则需要建立一个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用VEC模型表示具有协整关系的VAR模型，能够同时反映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关系，避免直接对非均衡时间序列数据回归可能造成的“伪回归”现象，其系数具有良好的经济解释。

表5 RGDP误差修正模型 表6 IO误差修正模型

从上面两表可看出误差修正项在调节数据失衡的速度和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度。从结果看，RGDP增加率自身方程ECM系数为0.7769，说明实际GDP增长率的实际值与均衡值有77.69%可以得到清除，调整力度是非常显著地。同时，IO自身方程ECM系数为0.3454，说明产业优化度的实际值与均衡值有34.54%差距可以得到修正，调整也较为显著。

4.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只能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不能指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检验各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各指标间的因果方向。

表7 RGDP与金融发展指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部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武汉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各指标间都是一阶差分单整的，实际GDP增长率和产业优化度同金融发展各指标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得到相应协整回归方程。从保险深度方面来看，保险业对经济增长总量上是正相关的，但在经济结构方面是负相关。这方面原因是武汉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制约了保险业的发展，使得保险业在发展的方向和结构上出现问题。从金融机构效率方面来看，FIE对经济增长总量上呈负相关，在经济结构方面是正相关。武汉市近十几年存款总额不断攀升，使其与贷款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加，出现了FIE下降或者停滞的现象，使相对关系上出现负相关。从金融相关比看，FIR与经济增长总量是负相关的，与经济结构方面是正相关的。武汉地处中部地区，金融活跃程度远远不如沿海，重大工程项目是通过政府投资而非通过金融体系进行融资获得，金融业自身发展反而不如经济总量发展迅速。从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来看，其与经济总量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但从经济结构来看呈现出负相关。投资在武汉经济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而通过金融机构融通资金并没有在投资中占据主要地位，因而并没有对经济的转型做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上述检验可看出，在最优滞后期为4阶时，金融发展各指标同经济增长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一致。RGDP是IFAI在5%置信水平区间下的格兰杰原因。ID是RGDP在5%置信水平区间下的格兰杰原因。IFAI是FIE在5%置信水平区间下的格兰杰原因。IFAI是IO在5%置信水平区间下的格兰杰原因。FIR是ID在5%置信水平区间下的格兰杰原因。

三、对武汉市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建议

壮大金融主体，提高金融行业运营质量。稳定武汉市货币信贷总量的稳定合理增长，为企业融资创造优良的货币环境;鼓励民间资本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继续支持民间金融街的发展，在加强监管的大前提下，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提高保险业经营质量，积极发挥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严格规范非金融保险产品，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同时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提高保险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促进金融市场发展;提高商业银行经营质量。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缩短企业融资链条，减少企业高息“过桥”融资，提高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标准的质量，引导商业银行盲目扩大资产规模的经营理念;发挥资本股权市场的作用，支持引导武汉当地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募集发展资金。

参考文献

篇12

本文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为1993---2006年有关中国环渤海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年度数据。我们之所以选取1993年为起点是因为我国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统计口径在1992年前后发生变化，1992年以前（包括1992年）数字为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统计口径，1993年以后（包括1993年）统计范围为《银行概览》统计口径，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使得1993年以后的M2与1992年以前的M2不可比。

另外，我们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来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以检验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是否适用于我国环渤海地区。或更准确的讲，本部分旨在检验在我国环渤海地区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1.问题的提出

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体在调动储蓄、评估项目、管理风险、监督管理者和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有助于经济增长，亦及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我们的问题是，这一观点是否适用于我国环渤海地区？如果有的话，则表明不能否定这一观点在我国环渤海地区的适用性。

2.变量的选取和数据的来源

我们从环渤海地区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省市作为组成环渤海地区的重要元素，即五省两市——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山东省，北京市，天津市。因此，在本部分环渤海地区的数据就等于以上五省两市的单独数据的加总。

为了验证我国环渤海地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一些反映金融中介发达程度的指标。第一个金融中介指标是传统的金融深度指标（DEPTH），它反映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等于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与当年GDP的比率。全部金融中介体的流动负债实际上就是M3，但由于我国缺乏M3的统计数据我们用M2替代。要指出的是，M2是某一时点值（期末余额），而GDP是某个时期的累计值，所以为了减轻物价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仿照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 1993a， p720，footnote3）的做法，对上年度末和本年度末的M2求算术平均，再除以本年度的名义GDP，从而得到本年度的DEPTH。1993年以后的年度GDP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M2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7年）。第二个金融中介指标是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年GDP的比率（TRADE）。年度进出口贸易总额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7年）。

除了以上金融中介指标，还必须建立经济增长指标。为此，需要计算每年的GDP环比增长率。为了使各年的GDP具有可比性，首先需要计算各年的实际GDP。我们先算出各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用名义GDP除以当年RPI就得到实际GDP。为了使各年的GDP具有可比性，还需要消除季节因素的影响。我们使用年度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GY）作为年度增长指标。各年的RPI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需要指出的是，在DEPTH中，我们未做季节调整这是因为DEPTH是个比值，季节因素同时对分子和分母施加影响，两者相除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影响。

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还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为了检验金融中介和金融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有必要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事先只选取一个变量，那就是年度通货膨胀率（π），他在数值上等于[（本年RPI-上年RPI）/上年RPI]*100%。

3.回归的结果及其分析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环渤海地区的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线性回归结果如表1.1：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序列π还是其滞后序列π（-1）都不显著的进入增长的回归模型中，所以我们在下表中未列出他们。这似乎有悖于常论。本年的通货膨胀率和上年的通货膨胀率竟然对本年的实际增长率基本无影响，尽管这一结果似乎证实了货币是超中性的（super neutral）——经济体系中货币增长速度的变动或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仅仅影响名义变量，而对实际变量无影响（Blanchard and Fischer，1989，p162；p207，note8）。对这一结果的合理解释是我们没有对π作季节调整，而对GDP环比增长率做了季节调整。

被解释变量为GY——季节调整后的年度GDP环比增长率，1993年到2006年。

观测值个数=14

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

c：常数项。

DEPTH：金融深度指标，等于每年的平均M2除以年度GDP。

TRADE：每年的进出口总额除以年度GDP。

π：年度通货膨胀率，等于[（本年RPI-上年RPI）/上年RPI]*10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环渤海地区的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来说，金融深度指标DEPTH或其滞后变量DEPTH（-1）显著的进入回归模型中，说明在本年的或上年的DEPTH和季节调整后的年度GDP环比增长率GY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当年GDP的比率TRADE指标或其滞后变量TRADE（-1）的t-检验值低于DEPTH或DEPTH（-1）的t-检验值，但一旦TRADE和DEPTH同时进入回归模型中，两者的t-检验值都得到显著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DEPTH单独进入回归模型中，还是DEPTH和TRADE联合进入回归模型中，DEPTH的估计系数都为负。这表明在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似乎与我们的预期不符。但若做深入分析，这种结果又不难得到解释。金融深度DEPTH和经济增长率GY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乃是货币当局逆周期操作的结果。货币当局之所以逆周期操作，是为了通过货币政策来慰平经济的波动。在经济处于高涨期（经济增长率较高时），货币当局通常减少货币供应量M2，加之此时GDP较高，所以金融深度M2/GDP较低。而在经济处于衰退期（经济增长率较低或为负时），货币当局通常增加货币供应量M2，加之此时GDP较低，所以金融深度M2/GDP较高。

而滞后变量DEPTH（-1）和经济增长率GY之间的正相关性可以从货币政策的时滞得到解释。由于货币政策通常存在时滞，货币当局在某时期实行的旨在推动经济增长（或防止经济过热）的扩张性（或紧缩性）货币政策，在当年并不会收到效果，而是到了下一年才见成效，从而在对GY的回归模型中，DEPTH（-1）的系数为正。

4.结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我国环渤海地区金融中介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环渤海地区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可能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金融中介体的发展不能滞后于经济增长。

上述含义的政策含义很明显。既然在现阶段环渤海地区的金融中介体的发展不能滞后于经济增长，那么环渤海地区金融中介发展的重心应该是大力促进金融中介体的发展。

我认为，导致环渤海地区金融体系诸多弊端的主要原因不是金融中介体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是金融中介体的效率低下，表现在中介体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严重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需要。在传统体制下，金融受到抑制，政府过多的介入金融中介体的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中介体实际上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举例来说，我国银行业的垄断程度偏高，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即便是在股份制改造以后）在存款货币银行中的比重偏高。因此，政府应出台措施以鼓励各类金融中介体的相互竞争以及每类金融中介体的内部竞争，从而促使他们发展。同时，金融中介体之间的最低限度竞争也是对外金融开放的先决条件，因为当效率较高的外资金融中介体进入后，会挤垮掉一大批效率不高的国内金融中介体，进而造成金融动荡和社会不稳定，所以，在现阶段应大力促进各类金融中介体的相互竞争以及每类金融中介体的内部竞争，以促进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