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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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然灾害具有频繁性和不确定性，

第三，自然灾害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不重复性。

第四，自然灾害具有联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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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黔接壤地区包括四川省西南部的攀西地区（攀枝花市和凉山州）和川南地区（宜宾市、泸州市和乐山市的马边县），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市、昆明市的东川区、禄劝县和曲靖市的会泽县、宣威市、富源县,楚雄州的永仁县、元谋县、武定县，丽江市的华坪县）和贵州省西北部（六盘水市、毕节地区和遵义地区的赤水市、习水县、仁怀市），共75个县（区、市），面积19.36万km2，总人口3840.31万人，GDP总量3793.90亿元。川滇黔接壤地区地处大西南的中心区位，成昆、贵昆铁路和长江—金沙江水道在此交汇，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联合开发的核心区和纽带。由于受自然条件、区位和历史因素等影响，该区发展仍十分落后，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3.52%，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平均水平的83.00%。同时，该区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地震，山洪、泥石流、崩塌滑坡灾害分布广且发生频率高，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川滇黔接壤地区是中国西部众多老、少、边、穷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中国8个特困连片区扶贫开发区之一（乌蒙山区），研究其自然灾害综合特征，对于开发扶贫和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2研究区自然灾害特征

川滇黔接壤地区是中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区内地震灾害、泥石流灾害、滑坡灾害、洪涝灾害、干旱灾害、冰雹灾害、低温冷害等广泛发育。作者于2010年、2011年两对该区域进行了系统考察，并与当地主管部门进行座谈，获得了该区域详实的自然灾害资料，为研究区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奠定了基础。

1.2.1地震灾害川滇黔接壤地区地处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碰撞带东缘附近，地壳抬升幅度大，活动断裂带密集，破坏性地震频繁。历史上，该区域共发生震级7级以上地震11次，震级5级以上地震非常活跃。其中以康滇地轴东缘中南部安宁河深大断裂与甘洛—小江深大断裂附近地震灾害最为严重，地震烈度在Ⅷ度以上，冕宁—西昌—普格和巧家—东川—寻甸一线地震烈度超过Ⅸ度，成为中国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2.2滑坡、泥石流灾害川滇黔接壤地区地震活动频繁，不稳定岩土体广泛分布，脆弱的地质环境为滑坡、泥石流灾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该地区降雨集中分布，局地暴雨和区域性大雨时有发生，高强度降雨过程是激发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主要自然因素。加之区内人口密度大，陡坡垦殖、矿产开发和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对地形强烈扰动，造成天然植被减少，植被的水土保持能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了滑坡、泥石流的灾害活动。据统计，川滇黔接壤地区共有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1.22万个，受地质灾害威胁的总人数高达100.37万人。其中，区内的小江流域号称“世界泥石流博物馆”，在138km2河流长度内分布着140条泥石流沟，蒋家沟泥石流平均每年爆发10次左右，最高达28次，堪称世界之最。

1.2.3洪涝灾害川滇黔接壤地区山高谷深，地势陡峻，受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影响，区内植被覆盖度较低，水源涵养能力弱，在局地暴雨和区域性大雨发生时，坡面迅速产流，极易发生历时短、强度大的山洪灾害。2010年7月13日，云南省巧家县小河镇发生特大山洪灾害，造成19人死亡、26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达1.8亿元。另外，区内的金沙江、岷江、沱江、赤水河、安宁河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流域性洪水，严重威胁河流两岸的城镇、厂矿和村庄。

1.2.4干旱灾害受季风气候影响，川滇黔接壤地区降水年内分配不均匀，年际变率大，春旱、夏旱、伏旱、冬旱时有发生。由于春季干燥少雨，气温较高，蒸发量大，川滇黔接壤地区春旱尤为严重。2009-2010年西南地区冬春连旱，2011年西南地区春旱，2011云贵高原伏旱和2012年云南、四川春旱，川滇黔接壤地区都是重灾区。

1.2.5冰雹灾害冰雹灾害是川滇黔接壤地区破坏性最大的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但发生频繁，而且影响范围广，损害程度十分严重。其中，黔西北和滇东北的乌蒙山区和凉山州西北部的木里、冕宁等地是冰雹灾害重灾区。以毕节地区为例，其年平均冰雹次数可达1.7次，年最多冰雹次数在7次以上。

1.2.6低温冷害在川滇黔接壤地区二半山区（1800~2500m）和高山区（＞2500m）气温变异大，经常受到低温、霜冻、冻雨等灾害，是影响当地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一种重要自然灾害。其中，黔西北和滇东北的乌蒙山区以及川南的大、小凉山地区是中国冻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年平均冻雨日数10~30d，年最多冻雨日数可达50d以上。贵州省威宁县号称“中国冻雨之乡”，年均冻雨日数达48.4d，每年12月份和次年1月、2月是冻雨的高发季节。

2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方法

2.1危险度评价方法

自然灾害危险度是一个概率概念，只能在[0,1]闭区间内取值。在实际评价操作中，这种概率很难进行估算，特别是针对自然灾害的综合评价。因此，一般从自然灾害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出发，设计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开展自然灾害危险度综合评价。本文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方法获得自然灾害危险度综合评价指数。其计算公式为：式中：I为自然灾害危险度指数；Ik为第k种灾害的危险度指数；Iki为第k种灾害的第i个评价指标的指标值；Wki为第k种灾害的第i个评价指标的权重；Wk为第k种灾害的权重；n为评价指标个数；m为灾害种类。本研究选择川滇黔接壤地区比较严重的地震、泥石流、崩塌滑坡、洪涝、干旱、冰雹和低温冷害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综合评价研究。

2.2评价指标及权重

根据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特点，共选择地震、泥石流、崩塌滑坡、洪涝、干旱、冰雹和低温冷害等7个灾种进行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针对每个灾种，考虑其孕灾环境特征，选择评价指标，如泥石流灾害就从地质、地形、气象和地表覆被特征选择岩石风化程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等9个评价指标。全部7个灾种共选择42个评价指标（表1）。使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通过构造判断矩阵、层次总排序、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计算出各因子以及各个灾种的权重（表1）。

2.3自然灾害危险度分级标准

中国学者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研究一般将评价结果分为5级或6级，表示自然灾害由弱到强的趋势。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危险度分为低度危险、轻度危险、中度危险、高度危险和极度危险5级。自然灾害危险度的分级标准一直是自然灾害综合评价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作者认为自然灾害危险度分级应以多因素综合评价结果为基础，并参照研究区自然灾害发生特点和政府、公众对自然灾害感受理解进行综合考量，藉此确定自然灾害危险度等级划分标准。通过研究区的实地调查和灾害数据分析，东川、巧家、宁南是区内自然灾害危险度非常高的3个县（区），可以划入极度危险区，这个县（区）危险度指数的平均值计为Imax；泸县、南溪、龙马潭是区内自然灾害危险度非常低的3个县（区），可以划入低度危险区，这个县（区）危险度指数的平均值计为Imin。其余县（区、市）与上述6个县（区）比较，确定危险度分级。定义分级指数P，其计算公式如下：

2.4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单元

在区域自然灾害综合评价中，一般选择自然单元和行政单元进行评价。GIS工具的大量使用使得以栅格单元进行自然灾害综合评价成为一种主流形式。本研究选择100m×100m栅格单元进行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综合评价。

3结果分析

3.1自然灾害危险度评价

据表1，首先构建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评价指标数据库。主要数据来源如下：断裂带、地层岩性数据来源于1∶50万四川省地质图、1∶250万中国地质图；地震动参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GB18306-2001）；地形数据由1∶5万数字地形图生成DEM；气象参数通过研究区内的气象数据统计获得，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冰雹和低温冷害数据来源于《中国气候资源地图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图集》；土壤侵蚀强度数据为第二次全国土壤侵蚀遥感调查的四川、云南、贵州土壤侵蚀强度图。然后将各评价指标线性归一化到0-1之间，得到评价因子，进而计算出自然灾害危险度指数。依据式（3）计算出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分级指数，并划分自然灾害危险度等级。

3.2自然灾害总体特征

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表现出“两线一区”的基本格局（图2、图3）。第一条线自滇东北至凉山州的东川—巧家—宁南—普格—喜德—冕宁一线，与安宁河深大断裂和甘洛—小江深大断裂的走向一致，这是一条以地震灾害、泥石流灾害和滑坡灾害为主的极度危险区。第二条线自会理县起始，沿金沙江一直延伸到雷波县，形成一条带状的自然灾害高危险区，这主要是由于金沙江深切河谷地貌为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创造了有利的地形条件。高强度的泥石流灾害、崩塌滑坡灾害是导致该区域自然灾害危险度高的主要原因。而乌蒙山区（毕节西部、六盘水、昭通、曲靖等地）则形成一片集中分布的自然灾害中、高危险度区域，该区域自然灾害是泥石流灾害、崩塌滑坡灾害、洪涝灾害、干旱灾害、低温冷害等多种灾害共同造成的，特别是干旱灾害、冰雹灾害和低温冷害在该区域占有重要地位。这种自然灾害“两线一区”的分布格局表现出了川滇黔接地区自然灾害发育和危害特点，同时也对整个西南地区的自然灾害分布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如2012年发生的四川宁南“62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四川凉山州锦屏“830”群发性地质灾害、“97”昭通市彝良县地震等。结合区域地质和DEM等资料可以看出，宏观地质构造和地貌形态控制了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高度危险区和极度危险区的基本格局，它不仅对地震、泥石流、崩塌、滑坡等灾害起决定作用，而且通过对气候系统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了洪涝、干旱、冰雹、低温冷害的分布格局。按式（3）给出的方法对川滇黔接壤地区75个县（区、市）的自然灾害危险度等级进行了划分（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极度危险、高度危险、中度危险、轻度危险和低度危险的县（区、市）数量分别为14个、26个、16个、6个和13个，分别占18.67%、34.67%、21.33%、8.00%和17.33%，其中极度危险和高度危险的县（区、市）就达40个，占53.33%。这说明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危险度普遍比较高，特别是“两线一区”经过的区域。结合图2可以看出，川滇黔接壤地区只有东北部的宜宾、泸州、遵义市北部、毕节市东部自然灾害危险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地势较低，以丘陵为主，地质构造比较稳定，这也进一步说明宏观地质灾害构造和地貌形态是影响川滇黔接壤地区自然灾害的主要因素。另外，在安宁河谷、盐源盆地、龙川江河谷、昭阳盆地等地势平坦地区自然灾害危险度也相对较低，从而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3.3自然灾害危害分析

使用川滇黔接壤地区75个县（区、市）2008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极度危险、高度危险、中度危险、轻度危险和低度危险的县（区、市）的总人口、GDP总量等指标（表4）。表4显示川滇黔接壤地区高度危险和极度危险区的国土面积达11.83万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1.09%；总人口数量达1933.15万人，占研究区总人口的50.34%；GDP总量达3793.90亿元，占研究区GDP总量的51.42%。由此可见，川滇黔接壤地区各种自然灾害相互叠加，形成了集中连片的自然灾害高危险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威胁巨大。以位于东川、会泽间的小江流域为例，仅泥石流沟就多达140条，泥石流沟流域面积1878.58km2，占小江流域总面积的61.73%。严重的泥石流灾害经常堵塞小江，仅蒋家沟自1919-1968年50年间堵江10d以上就多达7次，最长达6个月。再以乌蒙山区腹地的威宁县例，这里号称“中国冻雨之乡”。《威宁县志》记载：“黔为漏天，乌撒尤漏”，“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这是对黔西北地区冻雨灾害最生动的描述。表4还显示出随着危险度升高，人口密度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呈现出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揭示：第一是自然灾害危险度越高，生态环境越脆弱，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越匮乏，在漫长的迁徙、繁衍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如东川大桥河泥石流沟原有良田5040亩，5个村落135户农舍，经历几次大规模泥石流后变成荒坝沙滩；第二是川滇黔接壤地区多数县属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该地区的开发扶贫力度，但是由于频发发生的自然灾害，造成返贫率很高，如凉山州高山区（海拔＞2500m范围，多数属于高度危险以上等级）贫困发生率达到96%，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该地带脱贫人口稳定情况很差，每年返贫率高达20%以上。扶贫—返贫恶性循环造成该地区贫困深度大，农民稳定增收十分困难。当然，人口密度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下降的原因不能全部归咎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但自然灾害起着重要的作用。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人均GDP受自然灾害影响则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高度危险和极度危险区内有若干县（区、市）矿产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开发为当地GDP贡献巨大。人均GDP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对比结果也显示出川滇黔接壤地区的广大农村地区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加敏感。因此，在制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扶贫开发规划时，特别是在推进乌蒙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山区开发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自然灾害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影响，加大自然灾害监测预报和防灾减灾力度，促进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综合上述分析认为，自然灾害对川滇黔接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单从高度危险和极度危险区内的国土总面积、总人口和GDP总量来看，自然灾害已经成为该区域资源环境安全、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育和重大工程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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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海啸等世界范围内重大自然灾害日益频发，对当地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影响巨大，同时也重创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部门，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2011年自然灾害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800亿美元，其中因灾导致的国际投资损失超过2300亿美元。因此，如何有效防范灾害风险已成为国际投资环境风险评估中的重要内容。

一、国际投资灾害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

灾害经济影响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加大了国际投资风险评估的难度，但是，如果按照灾害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两方面进行了充分调研，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通过进行综合评估将灾害风险控制在有效范围之内。首先，需要确定投资国所处的自然地理、资源禀赋方面的条件特征，大致确定可能发生的灾害种类、发生频率与周期；其次，根据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类型、技术特征，评估灾害损失分布范围。最后，将灾害的自然特征、地理分布、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影响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评定未来若干年内灾害对所在国家投资产业、环境的影响程度和范围，采取有效的金融、技术、政策应对性措施，从而大大降低灾害发生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二、影响国际投资的主要灾害类型

国际投资必须综合考虑所在国的具体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此确定可能面临的灾害种类。综合来看，按照致灾因子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世界范围内的灾害现象划分为自然灾害、人为灾害。自然灾害与地球及其各圈层运动变化规律存在着必然联系，即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相互对应不同类型的灾害现象，主要包括地质灾害、生物灾害、气候灾害、水文灾害、海洋灾害等。人为灾害是指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由于人类社会活动引起的自然变异所造成的灾害，主要包括：破坏水土生态环境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盐渍化等；过量开发水资源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地面沉降、塌陷、地裂缝、海水入侵等；因物理、化学、生物污染环境引起的灾害，如赤潮、酸雨、大气污染等；采矿引发的自然灾害，例如岩浆、突水、瓦斯爆炸等；工程与生产活动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滑坡、塌方、水库诱发地震等；人类过失行为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森林大火等。

三、灾害风险防范评估的主要因素

在国际投资环境分析中，灾害经济影响具有不确定、不可控、动态变化的特征，因此，灾害风险评估必须结合具体灾害的类型、地点、时间、物理化学特征以及发生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

（一）灾害类型

按照气候地质条件与水文方面的特征，我们将灾害区分为气候水文性灾害与地理性灾害。前者指洪涝、干旱、飓风与风暴潮等灾害现象，后者指地震、泥石流等地质构造类灾害现象。

一般来说，气候性灾害对经济的影响范围要大于地理性灾害。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农业部门遭受洪涝、干旱等气候性灾害影响的可能性最大，对于那些以传统农业作为支柱产业的中小国家来说，气候性灾害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往往造成全面深重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地理面积狭小的岛屿型国家或地区来说，飓风、热带风暴等灾害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过量降水与降水稀少导致的洪涝、干旱都会对农业生产形成不良影响。干旱持续时间长，分布地区广，对农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影响是广泛的，有时若干个国家同时遭受干旱的影响，如非洲撒哈拉地区曾出现过连续几年的持续性干旱，东南部非洲地区的干季和湿季持续时间有时能达到10年以上。台风（飓风）等热带风暴性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区域性的，但是对于斐济、多米尼加这些岛屿型国家的影响则是毁灭性。这些周期或半周期性气候性灾害不但对农业造成直接危害，而且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毁坏，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相对于洪涝、干旱等气候性灾害，地震性灾害的影响面积较小，但是，它们对有形物质财产、社会基础设施、工农业生产设备等破坏性较大，且发生不确定，较短时间内自然变异力量集中爆发，产生极强的破坏力，特别是对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大城市。

另外，不同灾害类型所具有的风险发生形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台风、飓风等气候性灾害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和周期性，这将使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适应性。同时其具有的持续性、周期性特征，也有利于人们掌握灾害发生周期、风险分布状况，将这些因素作为大规模商业性投资决策风险的评估因素。相比之下，从公共性和私人性投资决策角度，地理性灾害发生规律则不易掌握，特别是一些极端性地理性灾害事件发生不确定性更高，不利于积累灾害影响的历史资料，因而地理性灾害较之气候性灾害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也最大。

（二）自然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

灾害现象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与时间性，一些特定类型的自然灾害只发生在特定地理位置、地形、气候与水文条件之下。例如，台风（飓风）等热带风暴生成的前提是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定海洋低压气旋以及大洋环流，这些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只存在于东亚太平洋沿海地区和北美洲南部大西洋地带。同样，日本多地震、火山灾害是和日本列岛位于太平洋板块与亚欧板块交接地带的环太平洋地震带有关。因此，灾害类型、自然特征与灾害发生地区的生态环境、地理特征密切相关，多样的生态环境与复杂的地理特征影响到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在通常意义上，生态系统中凡处于两种以上的物质体系、能量体系、结构体系和功能体系之间所形成的界面以及围绕该界面向外延伸的过渡地带或边缘地带统称为生态环境脆弱带。在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下，某一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状况往往决定着区域内人口密度、产业类型与分布、生产技术等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这也是我们评估国际投资风险的重要内容。人口越密集，工业越发达，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就越高，而且各种人为性灾害发生更为频繁，因此，国际投资必须综合考虑投资项目的产业类型、资源储备、技术特征、空间布局，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不必要的灾害性损失。

（三）社会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构成情况、工业部门构成以及区域经济分工、地区工业布局。

经济结构作为影响灾害影响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体现在产业关联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农业生产部门对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影响可能性大，因此，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经济结构易受气候性灾害影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部门，这又可能要影响到农业关联部门，如食品、服装等行业。在区域经济联系方面，根据刘易斯模型传统经济在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距，地区之间经济协作性、互动性不强，所以农业部门或农村地区遭受到自然灾害影响，但也仅限于对某一产业的影响，通过产业之间与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渠道扩散灾害经济影响的可能性低，表现为一个由强到弱逐渐扩散、递减的影响传播过程。相反，对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其分工专业程度高，地区经济布局合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灾害不但对农业等基础性产业部门产生影响，还能扩散波及到制造加工业、金融、运输、通讯等产业部门，通过产业部门之间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而扩散传播起来，各产业、地区经济影响系数越高，影响波及效果越明显，则灾害经济易损性程度就趋高。例如，2003年，横扫美国南部地区的“阿卡里娜”飓风灾害对当地社会经济的最大影响不在于物质财富损失，而是间接导致的国内汽油价格的上涨，影响到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石油期货甚至联邦基准利率，从而引起美国国内不同部门与地区之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在1400多亿美元的全部经济损失中间接损失就达到860多亿美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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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杜玉平. 跨国信贷业务中的国家风险评估[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4）

⑤徐丽娜，王新新．浅谈跨国并购中的国家风险评价[J]. 上海会计，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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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算标准下的自然灾害风险可保性分析

2.1精算标准下的可保风险

在保险经济学文献中，对风险的可保性有大量的研究。对于一般风险而言，传统的可保风险理论主要是从精算或者数理统计的角度分析的。保险经济学大师卡尔H.博尔奇（KarlH.Borch）于1974年提出判断风险的可保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1）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2）风险潜在损失是否过大。（3）损失概率与大小的模糊性（ambiguity）。斯科特E.哈林顿（ScottE.Harrington）和格雷戈里R.涅豪斯（GregoryR.Niehaus）提出影响风险可保性的成本因素主要有三方面：（1）保费附加成本，反映了保险公司的管理成本和资本成本。（2）逆向选择。（3）道德风险。休斯顿于1964年提出可保风险须满足以下六个条件：（1）有大量同质的风险单位存在，这是大数法则应用的前提条件。（2）风险必须是纯粹性风险。（3）风险必须是偶然的、随机的，即风险损失是不确定的。（4）风险单位是相互独立的，即保险标的不能同时遭受损失，风险的发生不能是相关的。即不存在承保人责任积累问题，以满足“大数法则”的统计假设。（5）保险费应是被保险人在经济上能承受的。（6）风险的模糊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以控制在一定程度内。瑞士再保险公司在巴鲁克柏林（BaruchBerliner）的基础上，分别从保险统计与精算、市场状况以及社会因素三个方面提出了可保风险标准，见表1。

2.2精算标准下的自然灾害风险可保性分析

显而易见，对于“风险/不可确定性、损失事件、最大损失、平均损失、损失频率、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标准，自然灾害风险均不满足。（1）自然灾害风险的突发性不满足风险的可测性标准。自然灾害的发生在时间上和地点上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统计上难以做出有效的判断，因此存在模糊性。罗宾M.霍加斯（RobinM.Hogarth）和霍华德昆路德（HowardKunreuther）通过问卷式调查，研究了保险精算师在针对模糊概率与非模糊概率时做出的不同决策，结果表明，当风险是模糊的时候，精算师制定的保费远远高于非模糊的风险，则计算出保费可能高于精算公平时的价格。（2）风险个体的高度相关性不满足损失事件相互独立性标准，地震、洪水、风暴潮等会影响十分广大的地区，可能使几个省（市）、数亿人同时受到不利影响。（3）从最大损失和平均损失的角度来看，世界每年平均自然灾害损失达数百亿元，自然灾害风险产生的损失是全球保险业难以承受的。损失的严重性不满足的最大损失是可负担以及平均损失适中的标准。（4）自然灾害风险的损失频率较低，也不符合频率较高的标准。（5）从保险统计精算的逆选择因素考虑，在私人保险市场中，自然灾害风险的保险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可以预料，处于高风险地区的人们更倾向于购买保险，而低风险地区的人们不愿意购买，使得保费按照高风险地区的风险制定，又进一步将低风险地区的人们赶出自然灾害保险市场。同时，道德风险会对自然灾害保险产生不利影响。当投保人购买了保险后，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激励进行风险防范，而因为自然灾害损失发生后很难确认并且损失数额有可能被夸大。

2.3采用数量方法，通过对自然灾害风险成本的测算分析自然灾害风险是否可保

假设：H为自然灾害灾害强度因子、F为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V为被保险财产的脆弱性因子、IV为被保险财产价值、EPL为预计的期望损失、D为财产的损坏比例。显然，D=H×V，而EPL=D×IV。于是，保险公司的年平均损失：EL=F×EPL=F×H×V×IV。EL就是保险公司经营自然灾害风险的纯保费P，而保险公司的总保费PT还需要考虑经营费用Exp、股东回报P股东和再保险成本R，以及不确定性附加U（损失不可能每年按平均值发生，保险公司需要应对坏的年份）。因此，PT=P+Exp+U+R+P股东。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险公司是否可以经营自然灾害风险，在于是否能够预测自然灾害的发生概率、损失强度，以及再保险成本R和不确定性附加U的大小，当R和U很大时，PT可能很大，自然灾害保险可能没有有效需求。U的大小与保险公司对洪灾的了解有关，模糊性越大，保险公司对洪灾造成的损失越难估计，其不确定性附加就会越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传统精算理论上分析，自然灾害风险不符合可保风险标准。

3市场-社会效用标准下的自然灾害风险——可保性的拓展

历史上存在许多曾经被认为无法保险的风险在后来也找到了解决的方法。①在卡尔H.博尔奇所举的关于早期的商业通讯卫星及喷气飞机开航的承保例子中，可以看出在保险实务中，人们对那些没有经验记录来估算损失，而且一旦出险损失巨大的标的也能很好的承保。另一方面，古老的海上保险同样没有任何历史损失数据，却同样早就存在，并于17世纪后在英国伦敦得到了稳定发展。他认为只要双方签订了一份保险合约，那么合同中的风险就可以定义为可保风险。国际上绝大多数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范围都包含自然灾害风险或通过批单形式加保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可保风险理论无法解释。可见，精算理论基础上的可保风险是从技术层面上规定理想状态下的可保风险标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缺乏损失记录，损失严重，严重的逆向选择等只是自然灾害保险在市场上难以运作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

3.1市场角度下的可保风险

雅菲和拉塞尔指出自然灾害风险要求保险公司要保持大量的流动资本，而制度因素（会计准则、税收等）却制约了自然灾害保险的发展。保险公司不仅要解决时间风险，还要解决平滑的保费收入和不稳定的自然灾害保险支出的匹配问题。现代自然灾害保险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取得额外的资本以对自然灾害风险上层损失支出进行融资。因此，自然灾害风险的可保性问题不是保险问题而是一个资本问题。以Arrow-Borch经典风险模型为基础的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下，保险市场的竞争将促使风险的帕累托有效率分配，同时所有可分散的风险通过互利的风险分散安排可以消除风险。风险将会集中到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并且经济中的残余系统风险会被在风险管理方面有比较优势的保险人或投资者承担，也即所有的风险都是可保的。由此可见，风险的可保与否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其数理特征或精算假设，关键在于风险转移机制和市场结构的安排是否能够实现风险转移和优化分配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即风险的可保性可定义为：凡是符合法律法规的，与风险转移相关的保险方案如价格，为保险双方所接受，保险交易发生并成功实现风险由被保险人转移至保险人，并使各方从风险转移中获得效用改进，那么该风险就是可保的。

3.2社会效用角度下的可保风险

社会效用所指向的范畴十分广泛，包括法律、道德、公共政策等。例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只有当一项风险事件本身是合法的风险且法律上也允许转移的时候，才被视为可保风险，风险转移必须要遵循监管的框架。可保风险的社会效用标准多数情况下是由政府通过公共选择机制来做出的，它能够以多种方式实施。我们将实施的基本类型分为禁止、提倡和参与。其中，参与依据程度的不同又可以分为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政府可以对违反公共利益的特定风险的保险加以禁止，如对惩罚性罚款的保险；可以对符合公共利益的特定风险的保险大加提倡，如机动车辆第三者强制责任险；也可以通过与商业保险公司的合作间接地参与到某些特定风险的保险运作之中，如某些国家的自然灾害保险；甚至可以通过组建机构直接地参与到某些特定风险的保险运作之中，如政策性保险、社会保险。从自然灾害风险本身的性质来看，具有准公共物品特征，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地干预自然灾害保险市场。比如，美国很早就发起并建立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其加利福利亚、佛罗里达等各州也都建立起州政府支持下的地震或飓风自然灾害保险计划。在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构建起政府与私人保险市场相结合的自然灾害管理体系。因此，可保风险的社会效用标准具有强约束力，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同精算标准相冲突，也以其为准。

3.3市场-社会效用角度下的自然灾害风险可保性——“可保风险”的拓展

显而易见，自然灾害风险不符合精算标准下的可保风险标准，本应被排除在可保风险范围之外。但是由于自然灾害问题的特殊性，现实中政府对于自然灾害问题公共选择的结果是通过私营-公共的合作关系或多或少地参与管理，按照上述标准，也就是说，政府的干预扩展了可保风险的边界，自然灾害风险是社会效用意义上的可保风险，在政府的参与下，其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结果是，最终成为“保险供求双方可以为之达成交易的风险”，即可保风险。

4自然灾害风险的损失分散机制

在保证与风险转移相关的保险方案如价格，为保险双方所接受的前提下，拓展可保风险边界，开发出一系列拓展可保界限的工具与技术，建立整体性的自然灾害损失分散机制（见图3），对自然灾害保险经营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通过居民、自然灾害保险市场、再保险市场、资本市场以及政府作为自然灾害保险风险损失分散主体，构建自然灾害风险的整体性分散机制[8]。

4.1直接保险——居民和保险公司损失分散

对于自然灾害发生概率较高，损失额度较低的风险可以采取直接保险，并设置合理的免赔额、共保比例、赔偿限额等，规定居民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损失份额。（1）免赔额和赔偿限额。免赔额的设置应该与保险条款相配合，既要避免大量的小额赔款，降低赔付成本，又要让居民有能力承担，同时又要充分反映出不同地区的自然灾害风险的不同。赔偿限额使得居民承担了限额以上的损失。在新西兰、日本、土耳其的地震保险计划中，都设置了限额。设置限额的作用是：降低自然灾害保险系统所承担的总风险；保证了社会公平和自然灾害保险基金使用的有效性。（2）级差费率和浮动费率。通过设置保单条件，如除外责任和保障范围、级差费率和浮动费率制等，激励投保人采取积极的风险减轻措施（riskmitigationmeasures,RMMs），这在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在此基础使保险与RMMs相结合，开展自然灾害保险，自然灾害风险才能成为可保风险，才能发挥出最大作用。（3）保险损失补偿。保险公司依据自然灾害保险基金的资本实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对保险条款项下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补偿份额。

4.2共同保险——保险市场损失分散

共同保险是指数名保险人对于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同一保险期间，与同一要保人共同缔结同一保险契约。显而易见，共同保险可以免除由个别保险人自行独立承担巨额经济损失而分由多数保险人共同承担，以此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使自然灾害保险的经营更趋于稳健，同时更可扩大业务的承保空间。同时，所有参加共同保险的保险人均将自己所签单业务纳入共保体制，然后再依各共保人承受比例分予各共保人承担，这种先汇集所有保险人的不同业务加以集中处理方式，即是风险管理理论所谓的“风险组合（combination）”或“风险融合（pooling）”，它除有助于风险单位数量增加外，还可达到平均危险的目的。最后，由于保险经营采取共保方式，保险人可事先约定特定承受比例以限制本身承担的责任，使承保业务品质能确保于某一平均水平。此外，由于保险人对共保业务仅承受某一成数，危险单位数量自将随共保成数约定而自动切割呈倍数增加，如此自可增加危险单位数量。由此可知，共同保险有助于自然灾害损失在保险市场上的风险分散。

4.3再保险——再保险市场的损失承担

自然灾害再保险是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有效机制。自然灾害再保险有利于保险市场形成业务联合抵抗风险、分散风险，从而较好地满足大数法则的要求。由于自然灾害再保险业务的建立，自然灾害再保险原保险人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不仅形成了联合的巨额保险基金，增强了整个保险业应付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而且形成了全社会风险分散的网络，使风险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得以分散。（1）对巨大风险有效分散。当保险人承保的某项业务保额巨大，而标的又极少、风险非常集中时，保险人可将超过一定标准的责任分保出去，以确保业务的财务稳定性。接受业务的一方，可视自身情况将业务全部留下，或留下一合适标准的责任额后，将超过部分转分保出去。这样，一个固有的巨大风险，就通过分保、转分保，一次一次地被平均化，使风险在众多的保险人之间分散。损失发时，庞大的再保险网络可迅速履行巨额赔款。再保险这种对固有巨大风险的平均分散功能，是直接保险所不具备的。（2）对特定区域内的自然灾害风险有效分散。与固有巨大风险责任不同，有些风险责任是因积累而增大的，其特点是标的数量大，而单个标的的保险金额并不很大。这种积累的风险责任是由于大量同性质的标的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可能由同一事故引起大面积标的发生损失，造成风险责任累积增大。例如农作物保险，可能因洪水、风暴、冰雹等突发性自然灾害的袭击，致使某一领域内投保的财产全部受损。对于这类积累的风险责任，通过再保险，可以将特定区域的风险向区域外分散，扩大风险分散面，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显然，这种从地域空间角度来分散风险的功能是直接保险难以具备的。（3）对某一时点的自然灾害风险有效分散。对于单个保险人来说，即使长期经营的财政稳定性是良好的，但就某一单位时间来说，所承担的洪灾风险责任却显得过于集中，在某一时点发生的洪灾损失可能会抵消多年的盈利，造成财务的不稳定。在此情况下，通过再保险，保险人就能将其所承担的某一时点的自然灾害风险，从纵向（即时间方面）及横向（即标的数量方面）两个方面进行双重分散。（4）通过相互分保，扩大风险分散面。相互分保是扩大风险分散面的最好方式。相互分保的特点是：保险人既将过分巨大的风险责任转移一部分出去，同时又吸收他人的风险分入，这样，使该保险人所承担的总的保险责任数额变化不大，却实现了风险单位的大量化及风险责任的平均化，因而实现了风险的最佳分散，财务稳定性得到很大的提高。

4.4自然灾害保险证券化——资本市场损失分散

由于巨大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以及所造成的损失皆连续不断地增加，导致保险业与再保险业者因为资本不足而面临严重的破产威胁。由此引发了一场传统再保险经营理念的变革，资本市场出现了一种新型金融工具——自然灾害保险证券化（securityofinsurancerisk）——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alternativeriskstransfer,ART），使得自然灾害风险在资金雄厚的资本市场上分散。如同再保险为一般保险公司提供额外的承保能力来源一样，资本需求降低了，自然灾害保险证券化是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结合的产物，它使得自然灾害风险的承保变得更为容易，并且保险的价格更加容易接受。它的主体思路是通过发行基于自然灾害保险的证券，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代替传统风险承担者如再保险公司，将自然灾害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是保险公司负债证券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仅使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承保的自然灾害风险在整个金融市场得到分散，承保能力大幅提高，而且可以为投资人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和机会，也促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其产品主要有：自然灾害债券（catastrophebonds）、自然灾害期权（catastrophefutures）、自然灾害期权（catastropheoptions）、自然灾害互换（catastropheswaps）、或有资本票据（contingentsurplusnotes）等。

4.5财政救助——政府“最后再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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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005-03

引言

粮食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粮食生产除了受到耕地面积，农业人口，农业政策以及农业科技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学术界对粮食生产与自然灾害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颇丰，龙方等（2011）以稻谷为例研究了自然灾害对稻谷年际变化的影响，实证得出中国稻谷单产水平变化是由技术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决定的，其中，社会因素占15%～17%，技术因素占28%～35%，自然因素占48%～56%，在稻谷单产变化中自然灾害影响产量与其他灾害成灾率的关联度最大；张丽丽等（2010）通过建立中国1979—2007年粮食生产函数并结合贡献率分析得出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显著的负面影响，继而应用趋势分解法分析了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波动的负影响；马九杰等（2005）通过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等方法，着重讨论了农业自然灾害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及灾害抵御能力加强对稳定粮食安全的作用；王秀芬等（2012）利用脱钩理论，对全国粮食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90%以上的19个省（市、区）粮食生产与自然灾害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时段来看，全国粮食生产和自然灾害之间表现为扩张耦合的关系。

纵观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自然灾害与粮食生产的关系上基本达成了共识，普遍认为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存在明显的负相关，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也对其做了实证与理论方面的分析，本文将以1978—2010年的农业相关数据为基础，在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有关经济理论和计量模型，试图在这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中国自然灾害和粮食生产的现状

（一）中国自然灾害的现状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及气候现象复杂，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显著，对农业生产影响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灾害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国土面积第三大的国家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各种类型的自然灾害，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近年来中国灾害还呈现出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的趋势，对农业产生较大影响的气象灾害主要是旱、涝、风、雹、冷冻、台风。1978—2010年中国平均受灾面积达到45　626.69千公顷，旱灾受灾面积24　601.61千公顷、洪涝受灾面积11　523.76千公顷、其他自然灾害受灾面积10　023.2千公顷，成灾面积达到年平均23　576.73千公顷，其中旱灾成灾面积12　675.424千公顷、洪灾成灾面积6　341.545千公顷、其他自然灾害4　559.761千公顷。据测算，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2005年为3　450万吨，2006年为4　470万吨，2007年为5　395万吨，分别占到当年粮食产量的7.12%、8.98%、10.76%。可见，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逐年加重。据估计，过去自然灾害对农作物产量损失的影响为总产量的3%～5%，未来自然灾害对农作物产量损失的影响可能会上升到10%～15%（尹成杰，2009）。

2.干旱是对粮食产量影响最大，发生频率最高的自然灾害，成为中国农业稳产和粮食安全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农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农业是一个充分暴露在各种自然气象风险之下的特殊行业，农业活动对气象条件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从上页图1可以看出，从1978—2010年除了在1991年、1996年、1998年、2008年四个特殊年份洪涝灾害和其他自然灾害的成灾率高于旱灾成灾率外，其他年份无一例外都是旱灾处于主导地位。在这三十三年间旱灾，洪涝灾害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平均成灾率分别为53.09%、27.24%、19.68%。由于中国南北跨度大，几乎年年都会遭受到旱灾的影响，只是在程度上存在差异。由于中国农业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旱灾对中国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显著。

（二）1978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变动的现状

为了描述中国粮食产量的变动特征，本文利用Excel软件绘制出了1978—2010年中国粮食产量实际值与趋势值变化曲线图（如图2所示）。总体上，中国粮食产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1978年以来粮食产量由最低的30　477万t增长到54　647.7万t，年平均增长732.4万t，平均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其中增长年份最为显著的1981—1984年与1994—1996年粮食总产的增长幅度更是分别高达8.4%与6.8%，2003年以来的中国粮食产量改变了过去“一减两增”的局面出现了连续八年的增长，年均增幅达3.8%。与此同时中国粮食产量先后在1978年、1989年、1996年跨越了30　000万t，40　000万t和50　000万t等多个台阶，这三年分别实现粮食总产30　477万t、40　755万t、50　453.2万t。然而在上涨的同时，粮食总产量的波动特征更为明显，喻翠玲（2006）指出从1978—200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经历了7个周期，并且波动周期短，频率快，有逐步进去较长周期的趋势；胡岳岷、任春良（2007）年认为，纵观粮食生产的波动历程，不难发现粮食生产是循着“增长—波动—增长”的轨迹向前推进的，是在波动中发展的。诚然，虽然粮食产量不断增长，但是中国粮食的生产的发展并不稳定，总产的波动非常明显。农村改革伊始的1978—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从30　477万t增加到40731万t，但是在1985—1989年出现连续在40　000万t徘徊的局面，1989年的粮食产量仅是1984年的水平，1990年粮食出现小段时间的上涨后，又进入长达四年的徘徊期，1994—1996年进去粮食生产的黄金时期，年均粮食增产2　971.6万t，从1999年开始，由于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特别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粮食价格低迷导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影响，1998—2003年出现了连续六年的下跌，一直从最高的51　229万t下降到43 069.5万t，下降幅度高达18.9%，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2003年至今粮食年年增产，已经从过去的43 096万t上涨到最高的54 647万t。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粮食产量呈现出波浪式增长的趋势。

二、自然灾害对中国粮食生产变动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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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生之前阶段的旅游业管理

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突发性，管理者无法对其具体情况进行预测，只能通过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制定行业规范，成立专门管理组织等方式来积极预防。主要措施主要包括，一是遵守法律法规，制定行业规范。二是成立自然灾害管理小组。三是制定危机管理计划。四是培训从业人员。

2.自然灾害中间阶段的旅游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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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640/ki.37-1222/t.2017.02.220

1 自然灾害不确定性评估

对于自然灾害不确定性的分析和处理很多学者开展了此方面的研究。Karimi等[1]探讨了不精确概率特别是模糊概率对于评估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的影响。左其亭等[2]基于模糊概率和风险分析计算方法，从定量的角度对带有模糊性的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应用于洪水风险分析实践中。魏一鸣等[3]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了洪水危险性、承灾体易损性以及洪水灾害灾情评估等核心内容，构建了洪水灾害风险分析的理论框架。黄崇福[4]提出了一种计算机仿真方法，用来检验计算模糊风险的模型是否可靠。任鲁川[5]归纳了灾害风险分析的内容及灾害风险分析的数学模型，将风险辨识、风险估算和风险评价作为风险分析的三个重要环节。刘德辅等[6]运用灰色理论、随机模拟等方法进行了洪水、风暴潮、巨浪等环境因素的计算，并进行了灾害经济损失的风险分析。程昌秀等[7]提出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洪灾风险区划指标模型，并以降雨、地形和区域社会经济易损性为主要指标，得出辽河流域洪灾风险综合区划。陈报章等[8]对灾害风险度和灾害损失度的相对等级进行了划分，提出了单一灾种和复合灾种灾害风险损失度相对等级的划分方案和划分方法。

2 自然灾害态势评估

根据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定义，自然灾害属于非常规突发事件，即前兆不充分、具有复杂性和严重的后果，应用常规管理处置模型具有很大的困难的事件。灾害评估是指损害和影响评估，根据应急原则，非常规处置可分为预处置、中期处置和后处置三个部分。各部分的目标能被定位为突发事件发生时快速的灾害评估及应急预案启动，连续的灾害评估的应急管理过程，当突发事件趋向正常时的综合损失评估。整个灾害评估过程存在动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的信息特征和灾害评估目标要求不同的评估方法；另一方面，灾害评估过程需要不断被更新。

（1）预处理过程的快速灾害评估方法：此时的评估又称为紧急事态快速评估，指自然灾害发生后，确定最初拯救生命和维持生命的需求，及确定逼近危险的全部直接相关行动。这时的信息特征是模糊的、缺失的或者冗余的，具体涉及到救生需要、重要基础设施的状况、人员转移的数量及连带事件信息等。快速的灾害评估是估计人员伤亡、财产、经济和其他损失，确定事件的类型和程度并配置相应的计划，从而采取适当的应急行动、分配有限的资源及请求快速而准确的援助。应用的主要方法包括统计分析、3S及模糊数学等。其中，统计分析是快速灾害评估的重要方法。当然，经验评估方法和相关性评估也是可利用的。此外，遥感（RS）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及全球定位系统（GPS）也是预处理中有效的方法，可补充数据的不足，并具有对信息实时记录及分析后期的突发事件的功能。

（2）中期处理阶段的态势评估方法：伴随着时间的发展，灾害信息是冗余的、大量的、多样的、半定量的和定量的，并有多个不同的来源，评估需要不断的被动态性的修改。这时的灾害评估的处理过程是一种态势评估过程，“状态”指的是突发事件当前的状态，“态势”指的是基于未来的当前状态的发展趋向。该灾害评估阶段一方面是连续的、及时的评估当前的状态；另一方面，这个阶段的评估是获得和评估影响将来趋向的大多数关键信息，目标是采取适合的减灾措施并将态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态势评估分为评估当前的状态和将来的状态，如贝叶斯理论、相关度理论、博弈论、改进的FAHP方法、搜索算法、专家系统和机器学习方法等都能被用在当前的状态评估中。将来的状态评估，主要集中在情景分析，即假定某种现象或某种趋势将持续到未来的前提下，对预测对象可能出现的情况或引起的后果作出预测的方法。通常用来对预测对象的未来发展作出种种设想或预计，是一种直观的定性预测方法。这种方法更适合动态性、复杂性的灾害特征，更有利于理解突发事件管理的“情景-响应”模式。

（3）后置处理的灾害整合评估方法：即综合损失评估方法，包括直接损害和经济损失评估、间接经济损失评估、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及心理影响评估几个部分。其中，心理影响包括受害者和参与灾害应对人们产生的心理疾患，一般只能通过对其影响面和程度作估计分析，很难准确评估。

参考文献：

[1]Karimi I，Huellermeier E，Meskouris K.A fuzzy-probabilistic earthquake risk assessment system[J].Soft Computing，2007， 11（03）：229-238.

[2]左其亭，吴泽宁.模糊风险计算模型及其应用研究[J].郑州工业大学学报，2001，22（03）.

[3]魏一鸣，范英，金菊良.洪水灾害灾害风险分析的系统理论[J]. 管理科学学报，2001，4（02）.

[4]黄崇福.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检验自然灾害模糊风险模型[J].自然灾害学报，2002，10（01）.

[5]任鲁川.区域自然灾害风险分析研究进展[J].地球科学进展， 1999，14（03）：243-245.

[6]刘德辅，逯义军，李奉利，荆昆.基于不确定性理论的风险分析法及其在防波堤设计中的应用[C].第十二届中国海岸工程学术研讨会.昆明：中国海洋工程学会，2005：37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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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全世界各种自然灾害频繁，以2007年为例：英国夏季出现20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和60年一遇的洪水；南亚夏季高温达51.6℃，意大利和美国西海岸都出现45℃以上的高温；在海湾地区，历年极少见到的强热带风暴“古努”6月在卡塔尔登陆;11月超强热带风暴“锡德”孟加拉登陆，造成3400余人死亡。在中国：2月28日在新疆，从乌鲁木齐开往阿克苏的旅客列车被14级大风（风速41.8m/s）吹翻；在淮河流域6月下旬到7月底连续降雨，出现了自1954年以来的最大洪水；重庆沙坪坝区7月17日24小时降雨266.6mm；济南，7月18日降雨151mm；福州夏季有32天的气温超过35℃；上海气温35℃以上的连续多日；都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罕见。在部分地区高温持续的同时，江南和华南大部分地区干旱，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夏季出现严重干旱。另外龙卷风和雷暴等特殊天气事件多发，造成多起人员死亡，2007年，因雷击死亡人数已经达676人。

根据紧急灾难数据库记载，2008年全世界发生321次自然灾害（其中80%~90%与气候恶化有关），死亡23.6万人，受灾人口达21.1亿，经济损失1800亿美元，是2000~2007年年均值的2倍。其中1月10日~2月2日，中国南方地区出现四次大面积低温雨雪冰冻过程，受其影响有19个省、市、区受灾。此期间全国累计23万公里公路被迫封闭，8.2万公里公路损毁；湖南郴州的输电塔倒塌，压倒京广铁路的输电线，使京广线和沪昆铁路部分区段停运，受灾期间正值2008年春节前后，部分省市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全国13个省、市、区的2.7万条输电线路断线，严重影响当地的社会生活，成为2008年年初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事件。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随着地面和海洋上空气温升高，大气环流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加，极端性天气事件发生的次数和强度都会增加。

2．中国大陆地震活动宁静期即将结束，下一轮地震活跃期即将开始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板块的东南部，在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板块的交汇处，受喜马拉雅地震带和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影响，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震源浅、地震活跃区分布广泛，是世界上遭受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所有省（市、区）都发生过5级以上地震；。按中国地震烈度表的统计，基本烈度为7度以上区域面积为312万km2，占国土面积的32.5%，全国299个大中城市中有136个城市（其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一半）的地震基本烈度为7度以上；人口在50万以上的61个大城市中有33个（其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54.1%）的地震基本烈度在7度以上。

中国从1900年到1994年共发生过1921次5级以上以上地震，平均每年18~20次。20世纪全世界共发生过7级及7级以上地震约1500次，约有1/10发生在中国境内；全世界陆地地震约有33%发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中国发生的地震释放的能量约占全世界的35%。20世纪，全世界发生过震级≧8.5级的陆地地震3次，其中两次发生在中国（1920.12.16.宁夏海原，8.6级；1950.08.15.察隅，8.5级）。

根据对历史上发生地震的统计，中国的地震活动有活动相对强烈的活跃期（持续时间11~25年，此期间发生7级或7级以上地震的频度为1.25~2次/年）和宁静期（持续时间11~22年，此期间发生7级或7级以上地震的的频度为0.36~0.8次/年），每个活跃期都有强震活动相对活跃的区域。中国上一个活跃期是1988年~1999年，这12年内共发生7级和7级以上地震16次，主要活跃区域是台湾、云南和新疆的地震带。

从2000年开始中国进入地震宁静期，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发生过8级地震1次（2001.11.14.昆仑山口，8.1级），7级以上地震4次（其中3次在台湾及其附近海域）。从2003年~2007年，中国大陆已经连续5年没有发生7级及7级以上地震。按历史资料推断，从2000年开始的宁静期将在近期结束，2008年3月21日在新疆于田发生的7.3级地震及5月12日在四川汶川发生的8.0级地震标志中国重新进入地震活跃期。

由于地震是所有自然灾害中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1950年以来，中国死于地震灾害的人数超过35万，其中唐山地震（1976.07.28.河北唐山，7.8级）死亡近24万人，是20世纪地震灾害死亡人数最多的灾难。同时地震也是社会恐怖心理最严重的灾害。随地震活跃期临近，必须有得当的应对措施。

3．中国历来是自然灾害频繁、灾害损失严重的国家

20世纪以来，全世界每年所发生的自然灾害都会使上万人丧生，而严重的自然灾害甚至可在短时间内夺去几十万人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发生的、一次死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自然灾害约50次，而且每次受严重灾害影响的人数达万人以上。每年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200亿~1000亿美元。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的种类多而且频繁，灾害对公众和社会的危害强烈。严重的自然灾害不仅给公众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生产力的破坏，也是产生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

20世纪全世界发生过四次死亡人数在10万以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其中两次发生在中国。20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有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发生。

根据民政部和国家气象中心的统计，中国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占所有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的71%，以下依次为：地震灾害，占8%；海洋灾害，占7%；农林和畜牧业的生物灾害，占6%；其他灾害（太阳活动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等），占8%。1990年~2004年，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台湾、香港、澳门未统计在内），往往一次台风就刮掉当年GDP的1%~3%。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的8级地震死亡6.9万人，经济损失8451亿元，约占2008年GDP的2.8%。

自然灾害最直接的后果是农作物减产、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公众财产和设施受损（房屋、厂房和店铺的损坏和倒塌等）等经济损失。也会由于发生次生的灾害（如地震后的火灾，洪水后的瘟疫，干旱引发的森林火灾等）。由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自然灾害还影响到交通运输、水和电力的供应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9世纪50年代，中国每年因为自然灾害的损失平均为476亿元，90年代则增加到1000亿元以上；1998年由于长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的洪水，全年经济2978亿元；自然灾害总体偏轻的1999年，经济损失800亿员。进入21世纪后，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总体呈上升的趋势：2004年为1566亿元，2006年为1528亿元。2008年1月中旬~2月中旬中国南方的雨雪冰冻灾害就造成107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111亿元。

中国既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同时也是自然灾害记录最完整的国家。从公元前18世纪以来，几乎无年不灾，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以来，有记录的水灾约1600次；从公元前16世纪的夏桀五十二年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BC）的3363年间共有3322次地震记录。在近四千年有文献记录的灾害中，水灾、旱灾和地震是发生频度最高，危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的历史记录为灾害研究提供了条件。

4．中国的普通群众甚至地方官员对自然灾害的知识普遍匮乏

中国的灾害预防教育还相当落后，公众对自然灾害的知识相当匮乏。普遍的问题是各类学校里很少有关于预防自然灾害的系统教育，公众普遍缺乏有关自然灾害防御和灾害救助的知识。特别是，中国农村人口比例大，居住分散，交通和通讯落后，居民知识水平有限，预防和抗御自然灾害的知识极为匮乏。即使是在城市，居民社区的预防和抗御灾害的教育往往流于形式，仅限于散发宣传材料，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教育，更没有像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那样每年定期进行抗御热带风暴的演习和像日本那样定期的应对地震灾害的教育和演习。特别要提到的是，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媒体对自然灾害这样影响公众生命安全的重要事件，在日常的关注程度上，在宣传的广泛和深入程度上，在宣传的技术上都十分不够。在严重灾害发生时，及时、充分向公众公告有关信息做得非常不够，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在某些时段，有关地震的谣言，有关SARS疫病的传闻则不胫而走。在灾害发生后媒体宣传介绍各种简单适用的抗御灾害的知识（例如，如何抗御低温、预防长期旅途中的精神障碍、在拥堵的公路上的司机和人群如何自救等）则非常不够。

由于公众抗御灾害的知识匮乏，使灾害发生时相当多的公众无所措，例如2007年5月23日，重庆开县某乡村小学在雷击事故中死亡7人，受伤44人。究其原因，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防灾知识匮乏，教室没有避雷设施。还有人在雷击发生时躲避位置不当（在大树下）。再例如，每年钱塘江中秋节后观潮，不顾安全规定，超越警戒线而被潮水冲走的事件几乎年年发生。

而政府官员由于在自然灾害面前缺乏正确的应对措施则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例如2005年10月2日，当年第19号台风“龙王”在福建登陆，福州连续7日大雨，而地方政府决策者没有及时腾空水库，山洪泻下时，致使155人死亡，经济损失155亿元。2007年，有部分人认为，长江流域将出现类似1998年的全流域大洪水，又由于6月汛期开始时的几场大雨误导，于是匆忙放空了水库的存水，其结果是连续数十天干旱，由于水库的“保命水”已被放空，致使人畜饮水都发生困难。

5．自然灾害的教育应该被列在重要位置

鉴于20世纪后期，全世界自然灾害频繁，给人类带来灾难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每年死亡万人以上，经济损失250~1000亿美元)1984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普雷斯提出，由联合国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目的是减轻自然灾害对人类危害的、为期10年的活动。1987年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从1900年到1999年在全世界开展“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

（InternationalDecadeforNaturalDissasterReduction，缩写为IDNDR，中文简称“国际减灾十年”）。在该活动中，教育计划列为重要内容，除了对公众的减灾知识普及和教育外，特别提出:针对减轻自然灾害设置专门的大学课程。1999年在“国际减灾十年”结束后，联合国第54届大会通过决议，决定从2000年起，将减灾作为长期的、战略的行动持续开展下去，并规定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三，作为“国际减灾日”，每年的减灾日都有特定的主题，2006年的主题是：减灾始于学校，2007年的主题是：防灾，教育和青年。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国际减灾十年”不仅关注自然灾害发生的机理研究和抗御对策等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相关的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还特别注重“探讨不同文化基础对自然灾害的反应”，以及“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可以接受的灾害的危险性水平和选择减灾的对策”（例如，由于传统的习惯和文化背景，某些人群不愿意甚至拒绝从容易发生灾害的地区迁出）这显然是重视对自然灾害认识和抗御的人文科学背景。

二、国内外有关自然灾害的教育和知识普及情况及建议

据悉：几年前，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大学先后开设了有关自然灾害的公共课程，选修该门课程的人数随开设年数增加很快，从初期的二十几人，到近期，选修该课程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人。

在中国，2004年陈颙院士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了《新闻中的自然灾害》（NaturalDisasterontheNews）；2005年该课程名称为《自然灾害中的物理学》，力图从能量变化的角度说明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机理和特征。同期，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培军教授也在讲授类似课程。近日媒体报道，北京大学环境工程学院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宣教中心联合开设《气候变化》课程，并对其他大学开放。应该说，这都是新的开始。

国外相应课程有印刷版和电子版的教材，但是自然灾害的史料和实例则几乎全部是西方国家的案例，而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东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例很少。为此，陈颙院士和史培军教授编写了《自然灾害》一书，是一本图文并茂，内容生动的，一改以往中国高等学校教材在形式上“生、冷、硬、涩”的面貌，做到了编著者希望的“知识性和实用性并重”。而且视野开阔，思路灵活，因而比一般的教科书更能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为此，应该延续陈顒等人的思路，编辑出版一本在对自然灾害的认识上，更为广泛；在内容扩展上则更兼顾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实例及图片选择上，更结合中国和现代的教学参考书。

应该明确，更进一步的普及有关自然灾害和危机应对的知识，是学校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且应该明确：减灾始于学校，使公众，特别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有比较深入的关于自然灾害和应对灾害的必要知识，使大学生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既有成就感，又有危机感，特别是培养大学生有超越职业训练以外的想像能力。

应该使每个学生明白地球和太阳系的一般知识，并在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时，对自然灾害的定义，分类，人类对自然灾害认识的历史等进行说明和讨论；对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环境灾害的形成机理，危害特征，空间和时间分布和重要案例给于介绍；并介绍自然灾害的预测预报及灾害救援的一般知识。

三、对自然灾害认识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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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会给人们带来生命、财产损失，自然灾害是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一类，也常给人们带来种种危害。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工作，以尽可能避免其发生、减少其带来的危害。

一、自然灾害的概念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的依据，突发事件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根据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

自然灾害是由于自然现象的异常变化作用于人类社会，从而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秩序混乱，影响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事件。以自然灾害发生的主导因素（地理属性）为依据，可把自然灾害分为四大类：气象气候灾害、地质地貌灾害、水文海洋灾害、生物灾害。此外，宇宙空间和太阳系的一些天体的特殊运动现象也会对地球和人类社会构成不同程度危害，这就是天文灾害（星灾）。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其形成原因和特点又各不相同，给人们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在范围、程度上也不相同，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应对。

自然灾害作为突发公共事件的一类，常常会给人们带来生命和财产损失，应当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以尽可能降低其造成的危害。

二、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意义

自然灾害除了具有一般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公共性、危害性等特点外，还具有其不同于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的一些特性。在形成原因、影响范围、时间、传播形式等多方面，自然灾害区别于其他突发公共事件，在应对时要充分考虑这些特性，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和救助手段。

自然灾害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一类，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应当遵循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原则。所谓应急管理，就是通过一系列有效管理行为来预防和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以使公共组织及其成员摆脱危机状态的行为过程。应急管理是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而在事前进行的有效预防和事中处置以及事后恢复，尽可能避免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和减少其带来的损失。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也可以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管理这三部分。在自然灾害发生前，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尽可能预防和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一旦自然灾害发生了，则应当立刻采取相应的措施，按照预案并结合实际情况尽快防止灾害的扩大和发展，同时展开救援工作。当自然灾害结束之后则应当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尽快恢复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应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预警、监测，做好自然灾害的预测工作，在获得其征兆时就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可能地避免自然灾害的危害。但是，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自然条件下，还有很多自然灾害是不能事前预测、监测到的，无法避免其发生。对于已经发生的自然灾害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去应对，控制灾害的扩大，阻止其进一步的发展，尽可能地减少其危害程度。因此，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对于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和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是至关重要的。

三、加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

为了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尽可能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和减少其带来的损失，加强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提高防灾、减灾意识

要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应当进一步提高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增强防灾、减灾的意识。平时应进行关于应对自然灾害知识的宣传教育并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以提高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

应当加强科普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开展防灾、减灾的宣传、普及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减灾意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开展和做好“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群策群力,防治结合”的防灾、减灾工作。自然灾害在目前虽然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应当树立防灾意识，尽量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一旦发生，则积极应对。可以通过培训提高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增强人们对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认识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及水平。

2.加强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建设

应急预案又称应急计划，是针对可能的重大事故（件）或灾害，为保证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与救援行动、降低事故损失而预先制定的有关计划或方案。

自然灾害应急预案是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于自然灾害应急管理而言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于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危害性等特点，在平时加强对自然灾害的监测非常重要，但是在当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下，对于某些自然灾害还是无法准确地进行预测，不能避免其发生，那么就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如果自然灾害一旦发生，有关部门则可以根据预案并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自然灾害进行处置。因此，应当加强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建设，以提高自然灾害应急管理能力。

3.做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准备工作

自然灾害一旦发生，要进行应急管理，在短时间内可能就需要大量的人员、救灾物资和资金，在灾害发生前就需要进行储备，否则在短时间内难以满足救灾工作的需要。因此为了做好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就必须在平时做好准备，包括人员、物资和资金等几方面的储备工作。

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其应急抢险离不开救灾人员，应对突发事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自然灾害的应对不仅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员来应急抢险，也需要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的参与。比如为应对洪涝灾害除了救灾专业人员外还需要医护人员，对受灾人员进行救护和防治灾后疫情等。因此，在平时就要作好人力资源准备，积极应对自然灾害。

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准备工作中，要进行物资储备。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制度明确要求中央和地方以及经常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都要储备一定的救灾物资，以应对突发自然灾害。

为应对自然灾害，在资金方面要在平时就作好准备工作，当自然灾害一旦发生，救灾资金在短时间内就必须筹措到，以保障资金的供给。因此，平时在资金方面要作好储备工作，确保救灾资金的来源，以保障救灾资金的及时到位。

4.完善自然灾应急管理机制建设

自然灾害的发生通常有一定的征兆，这种征兆可能会被人们通过科学的监测手段获得，采取措施，避免灾害的发生。对于已经发生的自然灾害，则应当尽早采取措施进行应对，控制灾害，防止灾害的进一步扩大、蔓延，以尽可能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因此，一旦自然灾害发生了，就应当对自然灾害进行积极迅速的应急处置。

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应急机制由预防和准备子机制、管理和反应子机制及恢复和重建子机制三部分有机构成。在自然灾害尚未发生时要采取措施，尽量避免灾害的发生；对于已经发生的灾害尽早发现，及早应对。对于自然灾害科学研究工作应当继续加强，作好自然灾害的监测和预报，进一步完善预警机制，尽可能准确预测自然灾害的发生征兆，采取措施避免其发生。目前，人们还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自然灾害，避免其发生，也不能够完全控制已经发生的自然灾害。因而，应当进一步完善自然灾害快速反应机制，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在短时间内立刻采取积极的应急处置措施，科学合理应对自然灾害，尽可能减少其造成损失。另外，灾后重建工作也是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的重要部分，自然灾害发生后应当积极进行恢复和重建。当自然灾害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之后，应当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其带来的损失，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自然灾害的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尽量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和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并加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总之，应当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作好防灾、减灾工作，尽可能地减少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损失。当然对于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还需要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和配合，比如需要法律的支持，平时应加强科学的减灾工程，从源头上控制自然灾害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秦伟:加强应急管理提高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J].时代经贸,2006,4(9):50

[2]国家突法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3]李利:什么是自然灾害[J].中国减灾,2001(3):30.

[4]自然灾害有几种形式？[J].防灾博览 2002（1）：30

[5]王郅强麻宝斌: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探讨[J].长白学刊，2004（2）：38

[6]盛海洋:我国自然灾害特征及其减灾对策[J].水土保持研究，2003，10（4）: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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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灾害给人类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如何通过灾害防治教育减少灾害的损失，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学校作为育人的专门场所，其在灾害教育中的作用备受关注。因此，中学地理课程担负着灾害防治教育的重任。初中地理灾害防治教育在提高学生灾害意识，增长灾害知识，培养防灾能力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初中地理教材中有较为丰富的灾害教育内容，灵活运用这些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灾害教育，有利于学生树立忧患意识、环保意识、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学生的生活能力。

一、培养学生防灾能力的重要性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地形多样且山地居多，气象、地质、地震、洪涝、海洋等自然灾害都十分严重，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十分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中国自然灾害种类多，除现代火山灾害之外，全球多种自然灾害都有发生，分布广，全国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发生频率高，1998年发生了长江流域特大洪涝，2006年重庆和四川发生特大干旱、2007年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1]。自然灾害损失的不断增加，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因素。如何控制和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是我国及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我国政府为防灾减灾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活动，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但减灾目标的实现，减灾任务的落实、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救助技能的普及与推广，都离不开教育。因此，在地理教育中培养学生的防灾减灾技能，是地理教育向应用学科发展的组成，是贯彻学习公民必备的地理的重要体现[2]。此外，课程标准中关于《自然灾害与防治》选修课的内容标准，也规定学生应该对其达到相关知识、技能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素养。

二、学生防灾能力的培养

（一）学习灾害地理知识。利用地理教学手段，引导学生高效率的学习灾害地理知识，引导学生从对灾害的表面印象深入到对灾害概念、分布规律、发生机制等深层知识的掌握。例如：利用地图法，结合地图讲授，有利于学生自我分析，掌握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训练他们的读图能力和地图思维。讲我国的气候类型时，当学生学习了我国的主要气候类型之后，可以带领学生分析这种气候类型的特点，结合地图找到其在我国的分布区，从而可以找到我国的季风分布区也是我国频发水旱灾害的主要分布区。分析完毕，可以结合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灾害这一实例进行分析，带领学生讨论分析可以得出，长江流域正好处于季风气候分布区，因此该地区容易发生洪灾，因此预防洪灾是这一地区的防灾重点。对于长江上游河道的整治，可以提高抗洪能力，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因此，利用发现法，可以训练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并激发他们学习灾害地理的兴趣。最后，利用板书笔记法加强学生对灾害地理规律性知识的记忆。

（二）学习灾害地理知识，掌握技能、熏陶学生的情感态度。鼓励学生多看、多想，多动手，从而促进学生对灾害的认识和理解。在学习地震灾害时，可以先利用演示法，放一段地震发生时的视频资料，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带领学生到地震模拟实验室，感受一下地震发生时的场景。让学生直观感知该种灾害的发生、发展特点，然后利用发现法，鼓励学生自己动脑筋，思考在这种灾害来临时，人类该如何躲避，从中学习到防灾技能。最后，让学生写出自己遇到这些灾害时的逃生方案，并以作业的方式呈现。

（三）帮助学生掌握灾害自救技能。在灾害地理教学中，利用课本、地图结合的讲解法可以训练学生的记忆能力；利用多媒体、图片资料可以促进学生的现象能力，并能促进学生自我认识程度的提高；利用小组合作法，可以培养学生与他人相处的交际能力等。学会冷静应对自然灾害事件，提高在自然灾害事件中自我保护和求助及逃生的技能[3]。

（四）熏陶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贴切、自然、巧妙、潜移默化的灾害教育，对于学生树立正确的资源观、人口观，环境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建立全球的观念，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灾害知识的兴趣，由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这样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内在的、积极的、长期的、稳定的，它对于掌握知识、技能以及发展智力，能起积极地促进作用。从而了解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为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做贡献[4]。

通过搞好灾害防治教育，提高学生的生存能力，培养具有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的未来建设者。

三、存在问题

（一）防灾意识低。以本人所在城市为例，乌鲁木齐很多学校防灾意识薄弱，对于学生的灾害知识的传播比较缺乏，但随着重大灾害的频发，各个学校也逐步引起重视，不断加强中学生的防灾知识的普及。

（二）防灾技能有待提高。学生对防灾技能的掌握水平还比较低，具有逃生意识，但受到生理年龄和心理素质的限制，很多学生无法确认自己在灾害来临的表现，有具体的防灾技能训练，但训练形式比较单一，学生缺乏对突发事件处理方式的锻炼。

（三）学习态度不够认真，重视程度不够高。学校虽然已经将消防演习和地震演习常态化，但对于学生来说认知不够充分，总认为只是演习，又不是真正灾害来临，所以反应比较慢，个别学生态度不够认真，三三两两，手拉着手，有说有笑，严重影响了演习效果。

（四）有关灾害的基础知识了解不足。很多学生对各种灾害一知半解，获取的知识也是支离破碎的，缺乏全面性；有些是因为没有专门开展知识讲座，老师在传播灾害知识时也是通过各章节渗透的，缺乏系统性；对于学生认为考试考灾害方面的知识少，同时还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所在的区域不会发生以上灾害，重视程度不够。

（五）获取信息多为图片、视频、缺乏体验。学生获取有关灾害的知识多为讲座、报纸、电视、网络和视频资料，虽然图片信息和视频资料很直观，但缺乏真实感受性，如在地震灾害中会出现纵波和横波，由于比较抽象，所以学生在理解上存在不足[5]。

四、建议

（一）重视灾害教育，提升抗灾能力。结合书本知识，在知识传授过程中，传授有关各种灾害的形成原因，结合各种灾害自身特点，有效抗灾，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学以致用，将所学知识转化成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能，教师应意识到灾害教育是生存教育、安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学地理灾害教育是生命安全教育的重要阶段，教师应意识到培养学生的防灾技能也是地理教师的重要责任。

（二）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情况开展灾害教育。我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多山的地貌特征以及强烈的地壳运动，受不稳定的季风环流的影响等，使得我国自然灾害类型多样，发生的频率高、强度大，且自然灾害地域分异特征明显。应结合当地的地域特征，有效地开展灾害教育。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我国的西北部，临近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该地区多地震灾害，因此对于该地区应加强地震灾害教育，学校应开办地震墙报、宣传地震知识，开展地震知识讲座、进行地震演习，这样对于我们这样的多地震地区可以起到有效的防灾减灾作用。

（三）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全面开展灾害教育。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专题讲座、学生课外活动等多种方式开展灾害教育，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与课外相结合，老师讲解与学生动手相结合，从而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校灾害地理教学。

（四）加强防灾演练教学活动。防灾演练教学活动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灾害教育方式，学校与社会、家长联合，开展防灾演练，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式活动，增强自身防灾技能，提高灾害教育学习效果。日本在每年的9月1日的国家防灾日，举行全国防灾大演练活动。我国在汶川地震后，也有专家建议将每年的5月12日定为我国的全民防灾日。学校防灾演习包括课堂的防灾演习和课余的防灾演习。演习可以长期开展，从而锻炼学生的身心和活动能力，形成自我的防灾技能。尤其是地震灾害，由于其爆发突然，很那预知，是比较适合用这样形式开展教育的。

（五）建设学校灾害地理课程资源库。收集灾害地理教科书、灾害地理教学用图，灾害地理教学模型和标本，灾害地理图书资料、开展灾害地理学习兴趣小组等。让学生学会利用资源学习知识，从而运用知识减灾防灾。

参考文献

[1]陈霞、朱晓华.试论灾害教育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J].灾害学

[2]《中国的减灾行动》2009年5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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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严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形成威胁。在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地区，物资储备较少，此问题降低了应急物流的赈灾效率。应急物资发挥的作用很大，可有效减少人员伤亡。我国应借鉴先进理念，加强对应急物流的研究，为应急物流体系的完善作出贡献。

一、应急物流概述

应急物流指的是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紧急事件发生时，提供应急物资，争取最大时间效益，将灾害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的特殊物流活动。此种物流与一般物流有相同点，均由流体、载体、流量和流速等要素共同组成。

二、自然灾害应急物流管理运作体系的基本内涵

1.概念和特征

自然灾害应急物流管理体系指的是，为确保自然灾害的物资需求得到满足，追求最大时间效益，组织系统、管理体制与机制、资源保障系统以及政策法规等要素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共同组成的一种特殊物流管理体系。

应急物流管理运作体系的具有如下特征：统一指挥、分工明确；管理机制可在自然灾害发生后作出快速反应，各要素彼此协作；是现代化的应急信息系统；要有物资、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支持；相关应急管理规定要达到完善地步。

2.构成

主要由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共同构成，具体包括政府部门、非政府公共组织、企业、各大媒体等。

3.与其他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物流管理体系的比较

其与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进行对比：自然灾害属于公共事件的一个特例。应急管理系统中的保障系统主要由物资、技术、资金、人力等方面组成。因此，应急物流管理体系包含于应急管理体系当中，属于其子体系。其与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物流管理体系对比：两者在组织体系、管理机制等方面相一致，构建、信息体系和法律规定等方面的差别也相对较小，部分应急物资相同。

三、自然灾害应急物流管理运作体系模式

1.指挥协调模式

在我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后，由中央统一指挥赈灾工作，各地政府仅负责管理当地的救灾工作。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减灾办）等机构全权指挥自然灾害的救助事宜。除此之外，民政部也组建了国家减灾中心。我国形成上至民政部，下至县级民政局的救灾指挥体系。各种类型的赈灾工作，依旧由职权单位负责，比如水利部、海洋部等。为了处理一些影响范围较大的自然灾害，国务院专设了一些特殊救灾管理领导小组，比如抗震领导小组等。各地方也创建了一些应急中心。

2.分级响应模式

在自然灾害出现后，减灾办等领导组织统一分析灾害预报信息，将通报下达给有关单位和地方。依据灾害具体情况，各级行政单位启动应急预案。自然灾害各个环节均由相应部门负责，这些部门会与临时指挥机构共同合作，创建起统一的管理组织，让应急物流发挥作用。临时指挥机构会调动各单位部门的工作人员协调、分配资源，然后直接调配给物流企业和救灾志愿者，随后开展保存和运输等工作。

3.资源保障模式

人力资源是救灾的重要力量，、武警部队等组成救灾抢险主力。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中央可就近调动部队，参与到救灾行动之中。公路系统、铁路系统等工作人员组成的团体也发挥重大作用。此外，物流企业和志愿者共同组成的社会群众也是此方面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民间救灾组织的发展较为薄弱。物质资源是救灾的重要倚仗，需处理好采购、调拨、储备等环节。交通部门要保持海、陆、空等各方面的交通渠道畅通，对救灾提供交通支持，让物资和救灾人员可以顺利到达现场。我国并未建立起专门的救灾拨款专项机制。但在灾难发生后，财政部门会以资金调拨、减税等方式支持抗灾工作。比如，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财政部立刻采取应对措施，以最快速度调拨资金保障灾区居民的正常生活。

4.调度运作模式

应急物资调度体系在救灾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自然灾害出现后，应急物流调度中心命令，指挥物资供应部门、运输保障部门、物资管理部门等，协调指挥救灾工作。物资的供应由专门的供应部门负责，其运输工作则需得到交通部门的支持，物资管理和运输部门负责配送环节，物资管理部门专门处理物资发放，物资回收则需要在运输部门的支持下实现。调度中心调动各部门参与到救灾中，各部门将发生的情况反映给调度中心，实现两个层面的有效沟通。

四、我国自然灾害应急物流管理运作体系的缺陷

1.缺乏专门明确的应急物流预案

通常情况下，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我国会成立暂时性的指挥组织，依据灾情制定紧急救援方案，集中各部门大量工作人员，在较为匆忙的情况下开始救援物资的采购、运送等工作。此种情况可能造成资金浪费，让应急救援工作失去合理性。2006年颁布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11年经过修订后，是目前应急预案当中规定应急物流有关内容最为详细的一部。明确规定了应急物资的准备，也涉及灾区物资的保存等内容，其余预案与应急物流的关联相对较少。

2.缺乏有序的应急物流组织系统

过度重视临时救援组织，忽略常设机构发挥的作用。我国还未全面建设物流应急机构，专业的物流管理工作人员也处于缺乏状态，而且应急管理机制的制定也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如果灾害突发，各个部门单独行动，彼此缺乏沟通、协调，救援效率较低，应急物流的动向、流程等显得杂乱无章，此种问题在一些重大灾害中暴露出来。比如，在某次重大地震当中，志愿者自备粮食和饮用水，但在救援过程中缺乏组织秩序，盲目行动，导致其在行动中难以发挥救灾作用，最终反而成为需要救助的对象。不仅如此，这些志愿者驾车者较多，造成现场原本就缺乏的能源更为紧张，阻碍了专业人员的救援步伐。此外，自然灾害发生之后，应急物流组织机构在动态管理上表现出很大不足。

3.缺乏常规协同的应急物流的物资保障机制

在赈灾物资分配的过程中，分发渠道过多、指挥组织较为复杂、配送效率低等问题对物流管理造成负面影响，管理更加困难，需要面对更多风险，其调配秩序比较混乱。利用效益背反原则进行分析可知，此种状况会导致应急物流成本加大，应急物流的调配效率较低，需要根据灾害具体情况再次规划。

4.应急物流的信息管理水平较低

在我国，应急物流管理的信息化水平较低，信息网络并未实现全面覆盖。在应急物流管理信息平台建设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应急物流子系统的重要性，仅在平台中创建了信息模块。无法获得全面、准确的应急物流信息，干扰灾情救援判断，决策不能顺利发挥作用。

五、自然灾害下应急物流管理运作体系的完善措施

1.进一步完善应急物流预案体系

制定出合理健全的应急物流预案，能确保赈灾行动高效开展。在确定预案内容时，要坚持科学、合理原则，确保内容有可行性。要对以往发生过的重大自然灾害事件进行分析，还要研究其他国家在处理此类事件时采取的方法，总结经验后指导预案内容的编制。而且应急预案也要根据灾害的具体情况设定等级，区分灾难是否严重。也要区分各国、不同地域环境的差别，确定不同的物流方法，分出层级后制定相应的预案，避免应急物流存在无序性。

2.搭建依托政府公共信息平台的应急物流管理运作体系

在政府公共信息平台的支持下，创建起应急物流管理运作体系，负责收集应急物流供需信息，精准确定物流需求。与社会物流信息平台合作，以最有效的方式处理资源整合问题。参与应急物流的主体较多，可利用这些主体的信息资源形成信息网络，比如物资生产者、物流企业等，尽量防止发生物资和运输失衡的情况。各个层面的应急物流指挥组织要提供准确的决策信息，促使运输、保存等工作发挥应有效能。

3.大力整合应急物流资源

确定好应急物资的供应方案，可实现应急物资的市场化，开展动态储备。在开展物资储备时，可学习国外的方式，以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合理安排人力资源，促使专业人员、救援部队形成默契配合，保证各自的优势可以得到发挥。在交通网络布局中，如果一条供应线中断，确保可以依靠其他方式继续供应。利用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等建立起覆盖各层面的信息网络，依靠信息网络保持沟通，让参与救援的各个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组成高效率的保障体系，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4.建立高效健全的应急物流机制

应急物流想要在自然灾害救援中顺利发挥作用，就要建立起科学的管理机制，主要有调度机制、补偿机制等。要从机制创建上保证应急物流工作的效率可得到提升，创建指挥中心。政府要重视此项工作，利用行政职能，制定支持政策，确保其运作顺利。此外，还要在自然灾害发生时积极记录各种信息，最终形成专项报告，然后成立专门的应急物流机制研讨小组，结合工作经验共同讨论机制的建立问题。通过谨慎研究后，创建出符合实际要求的应急物流机制。

5.构建应急物流风险预警管理体系

应急物流在发挥作用时，由于重大自然灾害较为严重、复杂，灾情的具体发展难以预料，加上应急物流管理在实施时会存在各种失误、疏忽，导致应急物流工作在开展时面临较大风险。因此，在制定应急物流行动方案时，要认真严肃，尽可能规避各种风险诱因。要明确应急物流并非是运输、保存、调配等环节的机械配合，而是有规定流程限定的有机整体。灾害发生之后时间比较紧急，应急物流工作涉及的主体较多，工作内容复杂，在制定方案时要注意方案是否合理。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实施严密监控，让预警系统可以及时全面反映各种信息。选择多种预警方法，共同在实践当中互相辅助，增强预测和预警的准确程度。利用循环预警的方式，提升预警系统的信息处理能力。

六、总结

建立起高效的重大自然灾害应急物流管理体系，对灾害救援行动具有积极意义。要拓宽应急物流物资的来源渠道，从社会各层面筹措物资，保证灾区物资充足。物流应急预案存在不足，要创建完整的应急预案，减少应急物流的运作风险。

参考文献：

[1]汪晔.基于ANP的安徽省自然灾害应急物流体系运行能力评价研究[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4，11（1）：51-54.

[2]王霞，朱杉杉.自然灾害下如何发挥应急物流系统的作用――对余姚水灾的反思[J].经营与管理，2014，25（3）：21-22.

篇12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1 — 0080 — 03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有针对性的减贫政策，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根据2011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显示，近十年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然而，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成为影响减贫成效的关键环节。贵州省黄平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北部，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扶贫重点县之一，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落后、能力素质低下等诸多致贫因素相互作用，黄平县的扶贫开发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一、 黄平县贫困现状

（一） 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

黄平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1年末总人口为39.0万人，其中乡村人口为35.6万人。相关资料显示，2011年黄平县农村贫困人口为15.74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为44.2%。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4万农村居民家庭所作的抽样调查显示，按照最新扶贫标准线2300元为标准，全国农村扶贫对象有1.22亿人，占全部农村户籍人口的比重为12.7%。民族八省区农村扶贫对象为3917万人，占八省区农村户籍人口的比重为26.5%，占全国农村扶贫对象的32%。可见，黄平县贫困发生率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5倍，是民族八省的1.6倍。

（二） 致贫因素多，贫困程度深

黄平处在黔中丘原向黔东丘陵的过渡地带上，云贵高原的地质构造形成这里山、丘陵、河流、溶洞、峡谷、坝子等地形地貌，自然灾害主要有干旱、冰雹、滑坡、洪涝、泥石流等，这些自然灾害对黄平县农业影响比较显著。例如，黄平县2011年受旱灾影响严重，全年粮食总产量72213吨，比上年减少28.81%。而根据相关资料显示，黄平县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91亩。人均耕地面积少，自然灾害频发，加之当地农户文化素质低下及疾病原因，共同导致了黄平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

（三） 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且少数民族人口及女性与老年人所占比重大

黄平县2011年末总人口为39.0万人，其中乡村人口占到了91.2%，其中有44.2%的乡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黄平县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12月份全国县以上农村低保情况》数据显示，黄平县2012年12月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77615人，其中，女性为23349人，占总低保人数的30%；老年人为22381人，占总低保人数的28.9%；未成年人及残疾人分别为5128人和2036人，占总低保人数的6.6%和2.6%。根据问卷分析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300多对象中，少数民族有232人，占被调查对象的65%。可见，黄平县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及女性、老年人所占比重大。

二、黄平县贫困农户致贫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调研地情况说明

黄平县属于国家扶贫重点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北部，地处黔中丘原向黔东低山丘陵过渡地带，有苗族、汉族、革家、木佬、西家、侗族以及其他民族。属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10年）》所划分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的滇黔桂石漠化区范围内。2011年黄平县人均GDP及人均财政收入均低于贵州省民族贫困县的平均水平，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本次对黄平县共16个村进行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57份。

（二）研究假说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结合对少数民族贫困农户的调查，本研究基于多维视角，将影响农户贫困的因素归纳为三类：环境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和相关政策特征，由此提出三大研究假说。

1、环境特征对贫困形成有影响

环境特征对农户贫困的影响主要包括农户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比如农户所在乡村的地理位置、自然灾害、资源状况等。一般而言，居住在山区的农户贫困发生率相对要更高一些，平原和丘陵相对较低。自然灾害也总是与贫困相伴，据研究表明，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是在西南地区贵州省黄平县调查所得的数据，被调查地相对集中，地形这一因素可比性不大，故只采用是否遭受自然灾害这一项进行分析。

2、农户家庭特征对贫困生成有影响

农户的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总人口、受教育的程度、是否有老年人需要赡养、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等。在外部环境约束既定的情况下，家庭特征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影响（杨国涛，2010）。一般认为，教育与农村贫困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能降低其陷入贫困的概率（刘修岩，2007）。而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与个人贫困发生概率呈负相关关系（王国祥，2007）。因此，本研究假定农户家庭规模、健康状况对农户贫困有正向影响，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有负向影响。

3、政策对贫困生成有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政策是影响我国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制度、扶贫政策中政策的落实和执行的情况都将影响农户的贫困状况。调查中也发现，地方政府在落实扶贫或社会保障相关政策时出现疏漏、偏差，对农户的贫困状况也是有影响的。因此，本研究假设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越低。

（三）模型描述

本研究将被调查农户是否贫困作为因变量，由于其属于二分类变量，且变量以离散型数据为主，所以概率模型是最理想的估计方法。本研究采用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户陷入贫困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是研究定性变量与它们的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有效分析工具。模型的因变量只有两种选择，事件发生与否分别用0和1来表示，1表示事件发生，0表示事件未发生。由此建立一个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陷入贫困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确定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

利用文章上诉因素作为自变量，构建关于农户贫困的计量经济模型表达式如下：

Y=F（X1，X2，X3，………X7）

表达式中，Y表示农户的贫困情况，取值为0和1.当Y取值为0时，代表农户人均收入大于2300元，处于不贫困状态；当Y取值为1时，代表农户人均收入小于2300元，处于贫困状态。

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的数学模型如下所示：

1n（■）=？琢+■？茁ixi+？着

Pi表示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解释变量Xi表示影响农户贫困的各类因素，系数？茁i表示解释变量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程度，正的系数表示该解释变量对农户贫困具有正向影响，并且系数越大表示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越大。

（四） 模型变量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模型变量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两类。其中，因变量为农户家庭贫困（y）：当y=0时，表示不贫困；当y=1时，表示处于贫困状态；自变量分为三小类：环境特征变量（是否遭受自然灾害）、家庭特征变量（家庭规模、家庭老人数量、教育程度、患慢性病或重大疾病）、政策变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并预期是否遭受自然灾害、家庭规模、家庭老人数量、患慢性病或重大疾病这几类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正向影响；教育程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三项对因变量起负向影响。

（五）模型运算结果

本文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采用向前条件法（Forward： conditional），根据Score检验与条件参数估计逐步选择模型中显著的自变量，共经历了5个步骤，本文仅给出影响农户贫困的最终模型的估计结果，并将最终模型的估计结果作为本计量研究分析的主要依据。

（六）模型结果分析

1、环境特征变量

自然灾害变量的显著性为0.004，自然灾害对农户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665，从作用方向上来看，自然灾害与农户贫困呈正相关，与预期假设一致。这表明自然灾害的发生会对导致农户贫困。自然灾害破坏性大，将会直接导致经济损失和人员的伤亡，使得农户多年的积累在短时间内被破坏掉，从而造成农户容易陷入贫困。

2、家庭特征变量

（1）家庭需要供养的老人数量通过检验，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需要赡养的老人越多，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由于本调查小组于2012年7月赴贵州黄平县开展调查时，被调查地区处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初期阶段，刚开始展开相关工作，农户还未受益，养老费用全部靠家庭支出，所以给家庭经济带来一定的负担。因此，数据分析显示，家庭老人人口越多，家庭越贫困。在当地开始发放养老金之后，可能此变量的显著性将会下降。

（2）受教育程度这一因素的显著性为0.001，受教育程度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816，从作用方向来看，受教育程度与农户贫困呈负相关关系，与预期假设一致。这表明受教育程度对贫困具有负向影响，提高教育水平有利于降低贫困的发生率。

（3）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患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通过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对农户家庭收入可能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家庭主劳动力患病，将直接影响家庭的收入获取；第二，由于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不佳，特别是患有重大疾病是，患病成员不仅不能够劳作以获得收入，而且还要支付大量的医药费，同样给家庭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因此，这一因素表现出对贫困极显著的正向影响。

3、国家政策变量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因素对农户贫困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该项措施主要是针对各类群体，而不是只针对贫困农户所提出的保障项目，共济性较低；加之在调查过程中，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表示，由于在医院买药不能用新农合报销，而只有住院治疗才能够报销，因此，当他们生病时一般都去小诊所或者苗医那里抓药吃，除非重大疾病才用到新农合，还有人表示从没使用过新农合去报销，也不清楚相关政策。因此也导致了这项政策对农户贫困影响的不显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这一因素对农户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本调查小组于2012年7月赴贵州黄平县开展调查时，被调查地区处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初期阶段，刚开始展开相关工作，农户还未受益，因此而不显著。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借助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对黄平县357户农户家庭贫困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人力资本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影响；自然灾害会显著影响农户贫困，并且影响为正向；政策制度因素对农户贫困概率的降低影响暂时不显著。

人力资本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影响。教育水平对农户贫困具有负向影响，与预期基本一致。说明教育水平对贫困率的降低具有重要作用。而健康状况和家庭需要赡养的老人数量与农户贫困相关，家庭成员患有疾病以及家庭需要赡养的老人越多，家庭就越容易陷入贫困。因此，人力资本因素仍然是制约农户脱贫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自然灾害会显著影响农户贫困，并且影响为正向。说明在该地区多发的自然灾害是导致农户贫困的原因之一；政策制度因素对农户贫困概率的降低影响不显著。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项，说明该项政策对贫困群体而言，针对性不强，且实施过程中有疏漏，使得受众并未完全了解相关政策；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一项主要是受本调查数据的局限与影响，不具有代表性，因此不予参考。

（二）政策建议

1、加大教育培训的投入，提高农户的能力素质水平，促进劳动力转移

在提高基础教育水平的同时，还要加强农户的职业技术培训。政府应组织更多具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在了解农户需求的基础上，加大培训力度，充分调动农户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注重培训的质量，以防培训工作流于形式。在加大培训力度的基础上，政府应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开拓就业渠道，为农户进行非农转移排除障碍。

2、提高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重视其生活条件的改善

加大诸如环境保护、劳动力转移、教育扶持等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类项目的投入力度。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以及水土流失、山区综合开发等的建设要加强，以确保当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加大对贫困地区道路、通讯、水利、电力等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贫困地区生活设施、防灾减灾设施的建设，以解决困难户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通过加大教育培训投入的力度，鼓励农户进行非农转移，发展非农产业，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增加非农就业的机会，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

3、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农村推行的社会保障相关制度主要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制度的实施力度仍然不够，对贫困人口的针对性差，对贫困人口覆盖面较窄。并且越温人口因为受自然灾害和遭受疾病的影响，容易重新陷入贫困，返贫率高。因此，将全体贫困农户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范围之内，建立更具针对此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卫生医疗设施的投入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贫困状况的改善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2〕郭建宇，吴国宝.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选择的多维贫困测量〔J〕.中国农村经济，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