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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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集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计算机技术、经济学为一体的新型专业。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的经济类学科，它是研究价值的产生、流通、分配、消费规律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即客观规律。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每个发展阶段所对应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运行、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作为我们信管专业的主要学科，学好经济学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建立一个良好的模型，更直观的运用。

2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2.1 古代经济学

最早的经济学起源与古希腊，那个时候奴隶制庄园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商品交换。随着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一些学者对经济学提出研究。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发展是以一定的客观社会经济实践为基础的，又用来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当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起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实际上不可能真正成为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和学说直接先导的。只有反映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才能充当这一角色。

2.2 近代经济学

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有过一个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时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学说的主要是围绕如何发财致富问题展开的，指注重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对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保护和干预。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以劳动价值为主的一系列经济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存在着某种片面性。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的需求方面没有充分重视，在分析方法上也不够全面。此外，劳动价值论更倾向于工人而不利于资本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之后，又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时期。

2.3 现代经济学

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叫做新古典经济学。它“边际革命”为起点。这是指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瑞士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三个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相同理论体系和观点发表的重要著作开始，直至英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的发表，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成。

新古典经济学是将劳动价值论为主体的价值理论改变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引进了数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把强调供给和生产转变为强调需求和消费。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些经济理论被看作宏观经济学的直接理论前驱，为后来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 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现状与问题

信管专业作为一个新兴专业，许多学校对本专业的定位不明确。经济学作为本专业的主要学科之一，各个学校对经济学的课程安排等不明确。学生对于经济学的学习也是不太一样。

具体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3.1 课程设置不合理

现在学校总是把实践挂在嘴边，可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多少呢。学校开设的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学时根本不够。老是只能勉强的把课讲完。根本没有任何实践去带领学生真正去实践。一些学校只开设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对学习西方经济学之前的一些基础性的学科完全没有涉及。学生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经济学，这样很多概念、模型就无法形成完整的体系。不利于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

3.2 教师配置不合理

现阶段，许多教授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全完不了解计算机的知识，导致计算机技术与经济学完全无法融合。经济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没有用武之地。

3.3 学生对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

许多信管专业的学生认为我们是学习信息管理的，只要掌握与计算机相关的知识就可以了。西方经济学时金融、财务的专业才要学习的东西。我们学了这些完全没有用。随便学习一下，考试过了就可以了，不用掌握系统的知识。

4 解决问题的措施

4.1 合理的设置课程

学校首先应该要重视经济学，不仅仅当成是一门课来设置。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合理的安排时间的配置，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学习经济学的重要性。

4.2 最优的教师资源

注重经济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有机结合，使同学们能够把所学到的不同的知识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好的运用于学习和以后的工作。注重课堂教学的效率，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和方法，和学生建立起交流的平台。让学生能够在自然的状态下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而不是被动的通过考试区实现。

4.3 正视西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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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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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1宏观经济思想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为现实中出现或存在的经济事件和经济问题提供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问题导向”的。

综观整个%"世纪，我们不难发现，当经济活动中出现某种新的经济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们首先直接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进行解释；当这种理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或现实向经济学家们提出挑战并现行的理论时，就会激发新的经济理论产生或旧的理论被修改，由此引起宏观经济学中的“旧派”与“新派”的争论。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解决不同经济学流派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但是，“旧”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经济问题，于是又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西方经济学就是沿着“经济问题———经济理论———新的经济问题———新的经济理论？？”这种轨迹在发展演进着，而每一个经济学流派的主导理论的形成过程都有一个“三部曲”：经济问题———经济政策或政策思路———经济理论。

现代宏观经济学之所以产生于%"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因为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年代英国的长期慢性萧条和’"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处处碰壁，而这两个大的经济事件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的思想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较好地解释当时的经济现象，并被发达国家政府运用得得心应手。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在发达国家诱发了高通货膨胀，随后又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面对这些新的经济病症显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一些“推陈出新”，但是，世纪的经济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的经济，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了政府的垂青，它的代表人物又成为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如斯蒂格里茨和耶伦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

2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心由英国转移到美国。

20世纪的宏观经济学产生于英国，产生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

可以说，20世纪前半期，英国是宏观经济学的“思想库”和研究中心。在！"世纪前半叶，英国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及其学说，如希克斯、罗宾逊夫人、庇古、米德、哈罗德、卡恩、罗宾斯、斯拉法、斯通等。当时的美国经济学家大多只是凯恩斯思想的学习者和追随者。EFGH年，加尔布雷思在回忆“凯恩斯思想如何来到美国”时说：

凯恩斯《通论》于EFJG年！月在英国出版，几个星期后在美国出版。《通论》“在英国剑桥吹响的号角能够在美国麻省剑桥很清晰地听到。哈佛大学是凯恩斯思想传到美国的主要通道”。当时在美国、尤其是在麻省剑桥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白天仍然在教旧经济学（指古典经济学———引者注）。但是到晚上，并且从EFJG年开始的几乎每个晚上，差不多每个人都在讨论凯恩斯学说”。［E］（AFJ）那时候的不少美国经济学家是由于解释和运用凯恩斯《通论》的理论而成名的，如萨缪尔森、汉森、哈里斯等。

从！"世纪H"年代开始，宏观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纪下半期，从著名经济学家群体规模、经济学流派的数量、经济学说的影响力等指标来看，美国都超过了英国。自EFGF年开始至今，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发了JK届，共有HE位经济学家获得这个大奖，其中美国获奖者JK位，英国只有L位。

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在世的经济学家，不颁给已故的经济学家；并且从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问世到获奖一般要间隔E"年以上，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对！"世纪下半期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颁奖。

!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是由于经济发展和繁荣中心的转移。自EF世纪头E"年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日不落帝国”的衰落，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一直在英国。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一直是英国。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2+,M1>,9-//）、威廉·杰文斯（N-//-18+,12/&;#&O$2%）、阿弗里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影响和地位是！"世纪H"年代以前的美国经济学家无法望其项背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心移到了美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了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就随之移到了美国。这是因为经济发展领先，经济问题的出现和研究手段也必然领先，由“问题导向”的经济学和研究方法也自然领先。经济制度和经济环境是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发达的经济学只能产生于发达的经济，落后的经济不可能产生出先进的经济学。

3向古典传统复归。

在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舞台上，宏观经济学流派的出现就像演唱会开始之前主持人介绍众多明星一样，看得人眼花缭乱。有些流派在经济学舞台上停留的时间较长，有些流派则是匆匆过客，如！"年代早期出现的供给学派。这些流派既有理论上的分歧，也有政策上的分歧，还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的分歧。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宏观经济学各个流派的争论和分歧，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争论的焦点不外乎这样几个问题：

（1）经济能否自行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或各类市场能否自动出清？

（2）价格、工资和利率是否是弹性的？

（3）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否是中性的？

古典二分法是否有效？

（4）经济活动是否应当实行自由放任？

（5）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关注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短期经济波动问题）吗？

古典经济学的宏观体系对上述’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凯恩斯革命”对这’个问题给出的是全盘否定的回答。但是自$"世纪（"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逐步得到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进一步把古典传统发扬光大。$"世纪！"年代以来的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纪上半期凯恩斯主义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争论的重演。）"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程度大大超过对经济周期问题的关注程度。

20世纪下半期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这种发展趋势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复古”。因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使得这种复归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复归，是一种理论层次提升的复归。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不少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承认，由于存在部分信息而不是完全信息，经济当事人可能会误解价格信号———把价格总水平的变化误解为他所在的市场的相对价格变化，从而做出错误的反应和决策，这就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市场非完全出清。

值得注意的是，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在$"世纪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考虑到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和基本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向古典经济学回归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引起西方宏观经济学向古典传统复归：（#）西方发达国家$"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带来大量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通货膨胀等后果，尤其是公共经济的扩张以及与私人经济争夺市场，引起私人所有者日益不满，宏观经济学的“古典化”就是对这种现实的一种反应。（$）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遭受了*"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和！"年代的滞胀，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纪下半期的发展总体上是良好的，尤其是没有再出现%"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以美国经济为例。如果按照#））$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美国的实际亿美元。

20世纪后半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大大高于前半期！。这种不错的经济表现重新唤起了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苏联、东欧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的解体和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有效”的基本信念。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版（#））！年）中认为，$"世纪是“市场的胜利”的世纪，因而他为他的《经济学》第！"版确定的主旋律是“市场再发现”。“世界各国正在重新发现市场这种资源配置工具的巨大功能。最令人瞩目的例子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中国计划体制的改革。一国又一国开始抛弃指令计划而转向市场。？？在市场经济国度，市场机制同样也得以重新发现。许多国家对产业放松管制，或将以往划归公共部门的产业私有化。其结果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因为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提高而价格下降了。各国还将市场原则应用于新兴领域，如污染许可证交易，无线电频道拍卖，等等。新晨

4出现了融合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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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经济学研究是一门系统学问的研究，其源自于《国富论》中，且在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后形成了众多派别。纵观经济学发展历史，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衍生与新古典经济学始终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针对此现象，当代经济学专家开始对其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与了解。以下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比较的详细阐述，望其能为相关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并由此带动新兴古典经济学考察的不断深入。

一、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差异

（一）二者研究核心不同

从大量的研究数据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差异，而研究核心的不同即为二者间差异的主要体现。经过经济学者的大量研究可以看出，在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转化的过程中其研究核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将资源配置问题化为了自身研究重点。而导致研究核心发生转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马歇尔专家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数学工具较为匮乏等问题，最终导致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将重点转移到了资源配置层面。然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的选择存在着异议，进而致使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中的限制，并借助现代化研究工具展开了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重点研究[1]。

（二）二者分析框架不同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的分析框架也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即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由于其自身研究重点定位的不准确导致其分析框架的设置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因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在设定分析框架过程中强调了对于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绝对两分限制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中利用了供求边际分析方法对资源配置等问题展开了详细阐述，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无法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剖析。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是利用生产函数来对厂商的生产情况进行描绘的，因而其对专业化经济概念来说无丝毫作用。在此背景下，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会摒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符合自身研究特征的新型经济分析框架，且通过经济化概念的形式体现厂商生产状况。

（三）二者的基本分析工具不同

分析工具的选择是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差异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将最优决策中的某个变量设定为最大值或最小值的边际分析。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采用了超边际分析形式，即通过对文定理的分析排除不可能的数据解释，然后对剩下的角点解展开局部最优值求解处理，最终达到分析目的。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

（一）二者都是四层次分析法

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四层次分析法。四层次分析法中的第一层次即表示经济学家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通常通过数学函数来描述决策前的经济环境，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等。第二层次的决策结果取决于个人，此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环境存在着随时变动的特性，因而利用环境变化来描述人的自利行为必然会受到人为因素的限制。第三层次是由个人行为和人与人间相互作用两个部分构成的，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常常处于静态分析状态。此外，若在对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结合时间因素对研究的影响，那么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及第三层次均会呈现出动态决策结果。第四层析的分析是对前面分析结果的一种诠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四层次分析法继承的同时，亦对其分析法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与说明[2]。

（二）分析工具是一脉相承的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一脉相承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应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即超边际分析工具分析的结果要更为集中且精确。此外，超边际分析应用了现代化的数理模型及工具，简化了分析过程，同时深化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第二，超边际分析内容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工具中分析的核心与关键，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重点研究问题，即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展开了有效解决。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处在发展中阶段，因而在此背景下对其展开细致的评价具有一定深远意义。即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兴起的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也由此迎来了新的挑战，并为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拓宽了其分析范围，致使其在此基础上必须通过整合自身核心理论达到最佳的分析状态。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对超边际分析工具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且强化了相关专家学者对分析工具的研究，最终由此提高了分析工具的应用水平。另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在我国经济改革中起到了引导作用，且调动了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3]。

结论：综上可知，古典经济学在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后实现了不同派别的分化，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作为发展中的经济思想，其在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与分析工具的基础上，也继承了其四层次分析法，且对其分析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相应补充，最终达到了精准分析的目的。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分析工具的分析内容，且通过对分析工具的优化解决了分工与专业化等相关问题。（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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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四、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篇6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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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21―08

时间在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元问题。时间本身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时间观念的改变，日益改变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它几乎成为牵动经济学快速发展的引线，以至于马歇尔视时间为“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1]2。经济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时间观念更新的果实。

一、时间概念的演化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会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在西方哲学史中时间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循环时间观、线性时间观、近代物理学时间观以及现代时间观。

循环时间观源于古希腊人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动所引起的昼夜、季节变化的感性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家把具体的周期现象当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运动的“周期”变化。这种循环时间是可逆

线性时间观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终审判的存在赋予了时间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稣之死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饱含预言实现可能性的未来，历史从一个预言间隔走向另一个，直至最终审判的到来。这种单向时间的未来是开放的，能动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稣复活从而也是充满希望的。基督徒将他的一生置于对上帝日益增长的爱中，为了建造上帝在尘世的社区，为了灵魂的得救，个人必须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劳动被视为个人最大的快乐以及与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基督教时间是一种必须得到有效利用但没有任何质变的时间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学的相对发达，特别是牛顿定律的发现促生了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及其追随者的时间理论。对于牛顿来说，时间只是运动的一个外在参数，它同物质及其运动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一种脱离了物质运动的独立存在的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牛顿的时间还是一种“可逆的对称时间”，“未来”同“过去”没有区别，对时间只有量的规定，完全没有质的区别，没有对时间的方向的规定。时间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标志着世界的进化，也不标志着世界的退化，只是标志着运动和变化的量的大小。

循环时间和经典物理学的牛顿时间都是一种可逆的、无始无终的客观时间。后现代主义大师罗蒂曾川“视觉时间”来对之进行批判，这种时间观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将视觉作为认识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从而将时间空间化、进而客观化。牛顿时间由于其坚实的自然科学幕础成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时间理论，并对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的新占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的线性时间尽管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强调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这种线性时间的现在和过去仅仅是相互外在、互为区别的不同时刻，而不是创造的源泉，从而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强调时间的创造与生成的现代时间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时间理论的演变中，最富有革新意义的是现代时间理论的诞生。首先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破了牛顿力学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时间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空间所发生的事件(钟表)来标识时间，钟表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所标识的时间不同，这同牛顿经典力学的时间观相悖。著名的“双生子佯谬”则进―步暴露了包括相对论时间在内的测绘时间的缺陷：由于外在测量标准的不同，使处于不同参照系的人的生命节奏也随之改变，这是不町思议的。以普里高津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非平衡态热力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时间的不可逆性，统计物理学的创始人玻尔兹曼则用几率的方法从分子运动推导出一个不可逆的演化方程，为现代创生性思维时间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柏格森、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现代始源性时间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从柏格森到胡塞尔再到海德格尔，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成了具有属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不断生成、创造和超越的过程，柏格森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以之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他认为牛物的进化是创造的进化，进化的动力是生命冲动。时间与绵延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绵延是人的生命的绵延，时间也是人的意识的时间。其中，时间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种状态都预示未来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时间里每一刻都意味着创造、意味着新质的创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论的时间源始性问题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共同的核心问题之一。胡塞尔继续着柏格森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研究，从“现象学还原”来追寻时间的起源，考虑时间的“原始构成”。胡塞尔认为存在两种把握时间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空间中的运动来把握时间，即客观时间；另一种则是从人的意识现象中来把握时间即“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3]72，这种关于经历的纯粹时间、即“显现的时间”或“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时间，海德格尔同胡塞尔一样试图寻找时间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尔那样从意识现象中寻找，而是转向“此在的生存过程”。海德格尔将时间视为“此在”对存在的一切领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静态的具有规定性的现成存在物，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变、展现、生成中的。作为人的“此在”的生存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超越自己的创造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本质。源始的本真的时间是不断绽出、涌现、不断出离自身，富于创造和生成的绵延过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时间性、有限性，从而它有”曾在”、“现在”和“将在”的区分。

近代牛顿时间的主导地位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范式影响巨大；时间观念的现代变革即始源性时间观念的诞生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思想中时有体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哲学“时间之思”的演变在经济理论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牛顿时间观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始于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这个时期发达的力学背景使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经典力学的研究法则和思维范式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来。经典物理学视野中的中顿时间就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的时间观，并深刻影响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成为其理论发展最基本的支点之一。

古典经济学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主要包括价值理论、人性的自利假设及利益和谐沦。在占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时间是计量劳动的参数，如同牛顿运动定律中的t，劳动价值论中的时间是一个客观的、静止的、可测量的变量，随着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延长，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大。在斯密那里，购

买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对于李嘉图来说，最差劳动条件下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仅仅与生产商品的时间有关，而对于商品中由于制度变革、技术创新所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化不作探讨。因而占典劳动价值论主要以静态时间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换等与财富生产相关的主题是其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换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正效，从而能节约大量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一种静态的牛顿时间，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减少，相反，当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则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增加。斯密的生产理论看重分工与交换，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及制度、历史等与财富增加密切相关的主题都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时间与时间中的变化与积累。古典经济学发展至李嘉图，在斯密那里备受重视的有关社会财富增进的生产过程被完全忽视，财富的分配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主题。在资本、利息以及地租等与时间的流逝明显有关的问题上，牛顿时间观的主导地位使古典经济理论的相关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斯密价值理论的混乱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乱一则源于他以牛顿的静态测绘时间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他又凭直觉看到了事物随时间一维流逝所发生的变化。

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市场理论等，无不以具备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其全部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设，以均衡为基础，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超历史分析，抛弃经济过程中一切以制度为转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在时间观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超越占典经济学的视角，依然是以较为低级的牛顿时间为基础的，其源渊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视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设”、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以牛顿时间为背景的。牛顿时间观中时间具有同质性、对称性，时间是一个能包容万物的容器，时间是静止的、永恒的，时间中的一切也拥有与之相同的特质。这种时间观中的经济人是一个偏好给定、不受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拥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自我存在。这个原子式的个人拥有完全信息、完备理性、在经济活动中永远作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仅是一个有局限性的理论抽象：第一、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形态中拥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经济行为中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获得是同时间有关的。人在时间中所获得的信息是变化的，从而选择也会不同。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无法穷尽时间一样。第三、人并不具备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获得完全信息一样，人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理性。因为人在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决定着他在经济过程中的选择。维克尔斯认为人是时间的创造物，人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感知同知识量的获得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考虑个人在时间、过程中的不同时刻的经济选择，知识是积累性的，随着知识的获得，经验的增加，个人不可能回到他的从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无法想象的，时间流逝，它带来了经济行为者新的复杂认知，而行为者今天的选择与策划决定了明天的历史。他进而感叹：“经济现实，认识潜能变化的复杂性及相应的个人选择模式、偏好和决策的不稳定性都被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所忽略，新古典理论可以被认为是‘逻辑时间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顿时间观为理论基础的。均衡思想贯穿于从“斯密教条”到“萨伊定律”再到乩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许多人认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只研究“瞬时交易”，它的市场理论只研究市场的运作而对市场自身如何发展并不涉及，历时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尔多在他的《非均衡经济学》中对此有一段很经典的批评：“在一般瓦尔拉斯模型中，所有m种产品或n种产品都可以在一个市场内实现……，只存在一个所有产品都能在同一个时间出清的价格系统，没什么要费时间：所有的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出售意图和实际的出售，计划的和实际的购买及商品的消费都在同一个时刻发生。即是说，它通过将时间降为一个维度然后再将它拉长从而每下一个时刻都是上一个时刻原样的复制，而这样消解了时间。”[5]20由于相信经济过程结果会趋向均衡，因而对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对经济过程的关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被忽视了，从而也忽视了过程中的时间。预置了时间的同质性便排除了经济行为中变化、创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个自变量的变化轨迹之时，无一不以相关变量保持不变为前提，这就使有机的经济体成为独立无关的自变量的组合。而在追求用这些独立变量的数学关系来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数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的目的，使经济学日益成为一个“不可能再作任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数学水晶’，一个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没有折中方案的僵硬东西”[5]60。这种数学化做法体现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将研究的对象加以简化和分割，通过归纳或逻辑演绎或数学推理得出想要的结论，并能通过下一层次的推导和证明来验证前而的结论并依此发展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中，时间常常作为其经济模型的一个向量，如同牛顿定律中的t与-t，只要知道了初始条件，我们既能预知所有的后继状态，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状态，一切都是确定的。新占典经济学受这种决定论的影响，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假设，设定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即可确知经济过程的结果。

牛顿时间观导致了以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时间缺位的假象，时间是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任何一个交易同另一个交易没有任何不同，时间是与经济行为无关的量。关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观所造成的缺点已经引起了人们长篇累牍的批判，其中卡尔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看来，一般均衡理论在瓦尔拉斯之后一百年来的发展只是后退而非进步，因为其假设的前提只是比从前更为严格从而也更为抽象。瓦尔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经济现象的一个“典型事例”，而这个“典型事例”通常与真实的经济过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论假设价格机制引导一切经济行为使市场趋于均衡，但价格机制发生的过程与瓦尔拉斯设想完全不同。瓦尔拉斯均衡中只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类人，而在真实的市场中，商人和中间商是市场的制造者，是他们发起了价格变化来调整生产者的供给与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依靠“差价”为生，“差价”必须包括利润和存货成本以补偿未来市场价格跌落的风险。出售和购买的任何差异都会反映在存货上，这迫使商人必须同时调整其售价和买价以适应市场的动荡，价格变化的幅度取决于商人对商品价格的预期及对这种预期的坚信程度。数据证明商品价格的动荡通常十分剧烈。不幸的是，价格的动荡及与之相连的存货变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关于未来供需的

预期频繁变化时才会有价格调整，投机商人的存在更加剧了价格的运动。为了减少时刻面临的风险，他们会在高价时减少他们的存货，低价时增加货存量。商品市场的这些特点无法满足一般均衡理论的要求。首先，它们不是严格理论标准下供需均衡意义上的“市场出清”，市场中存量时时在变，即需求不是超过就是少于供给，即使最短时间内的交易也不是在统一的价格下进行，市场价格在每分钟都在变化。供给的变化通常是数量信号作用的结果而非价格信号的作用，数量的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价格变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变化。经济过程远非如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均衡过程，而是充斥着大量的失业与通胀现象的非均衡。

卡尔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击中了其理论的要害。古典、新古经济学的静态、可逆的牛顿时间使其不得不忽视经济过程中的所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素的存在，如技术革新、制度的历时演化、风险、经济行为人的心理预期与选择以及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重要性。而这些因素又是真实经济世界最基本的构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经济过程的决定因素。新占典理论所探讨的常常只是经济现象的特例。“如果我们想跳出当前的困境，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这个模型必须从一开始就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的和不可逆的过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时间，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对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或技术知识。”[5]61

三、经济学的时间革命：演化经济学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批判及突围的尝试产生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的经济流派，其中演化经济学由于其独特的时间视角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创新是它的理论硬核。最近20年来，演化的思维、方法与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趋势，这成为20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演化思想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开始自己的现代转向时，西方经济学已经对此有所知觉并作了呼应。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马歇尔及熊彼特等人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十分丰富。

马克思被现代演化经济学派追认为演化经济思想的先驱之一。《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作为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系统，当技术革新有了质的变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变迁动力源于一种技术的组织规则和现在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技术的变化导致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潜力并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68马克思是从现代时间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的，客观静态的测绘时间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人类把握时间的一种方式，但他也并没有忽视时间的一维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其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达到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统一，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统一。马克思既承认经济现象微观领域的均衡(如关于价值规律的沦述)，又看到其宏观层面的非均衡的本质，从而将人类社会的演化视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资本、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也都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对时间的深刻认识使得技术创新、制度、历史这些与历时演化不可分割的经济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心，从而也使他成为演化经济学最伟大的先驱。

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将演化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着眼于经济积累和增长的研究，强调将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依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看重历史的分析方法，从而被现代演化经济学视为先驱。

早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之初，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机械性和牛顿时间视域的局限性就已为当时一些杰山经济学家如凡勃伦、马歇尔、熊彼特所发觉并试图在生物学中寻找经济思想的源泉。凡勃伦同马歇尔一样认为理想的经济学隐喻应该是生物学而非机械力学，基于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断言，在关于演化的经济理论中，将没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雁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沦分支。他强调经济过程的非均衡性及质变的作用，变化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企业家和技术创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马歇尔将经济学与大自然、生物学及演化作了许多富有趣味的联系，如将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喻为“林中树”，这一类比经过后人的发展对企业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歇尔尽力将一维的、不可逆的时间纳入他的需求与供给分析中。马歇尔强调“时间会带来困难，也会带来变化，有了变化就有了发展与进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识到经济生物学发展的巨大困难，马歇尔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以生物学为经济学隐喻的没想。以门格尔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试图将生物进化的观点引入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秩序自发演化的观点。

可见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那里，经济生物学比经济力学概念更为复杂，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然而，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进一步“亲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来愈受排斥，最终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歇尔、凡勃伦等倡导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法，继续它的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经济思想的这种淡化缘于20世纪2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失败。20世纪5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卷起了经济学数学化的狂潮，新古典经济学藉此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却不得不步入门己的极限，被延误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势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视。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重新发现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纳尔逊与温特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再生。演化经济学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西方学派、熊彼特主义、管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等观点从而使其成为具备独特视角的经济理论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高歌猛进。

现代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维的经济思想，以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完成了经济学时间观念的革新。这种时间观念的革新表现在其对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怀疑，对制度与历史的重视，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发生过程的极端关注，以及对创造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对经济过程影响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历史主义整体论的方法而非个体主义方法，以动态演化分析法取代静态均衡分析，用创生性的、演化的思维取代近代经济学的基础主义思维：

1．作为理论硬核的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以现代时间观为基础，在现代时间观中，时间不再是传统

的可计量、空间化、同质的，而是一维的、不同质、不可测的、流变的。时间有过去、现在与将来，它们都感融于人的心灵，具有属人本性。人的创造、超越本性赋予具有属人本性的时间创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经济学从这种流变时间的视界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那么变化及变化中的创新就成为研究的主题，并采用动态演化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

2．多样性思维。在思维方法上，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本身就是基础性实在，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它更注重由无数个体努力带来的由小的和递增变化组成的恒稳的‘细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状况的发明。”[8]108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一些小试验会逐渐汇聚成大河，而这些小的试验最终被选择为成功的实验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3．有限理性、搜寻利润、有限信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利润最大化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被演化经济学的下述一系列理论所代替：“有限理性”、“企业搜寻利润行为”和“信息连续、分散”理论所代替。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企业的搜寻信息与追求最优决策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复试错过程。企业在试错的过程中选择，由于经济者过去的经验，选择将不会相同，而不相同选择的积累，构成企业的演化过程。在这个历史模型中，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唯一的。

4．经济过程非均衡。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的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系统的常态，非均衡状态有向均衡状态逼近的趋势，但可能长时间达不到均衡。凡勃伦认为，演化经济学府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9]404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经济行为人在决策与选择的过程中不可能确切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是人们所拥有的大量的默会知识左右着人们的决策，而这些默会的甚至处于无意识的知识是不可测的。经济过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许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对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因而经济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5．重视制度演化。在演化经济学的视界里，制度分析被认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和时间是经济过程中直接影响着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义特殊。演化经济学将制度的演化视为一个由本能、习惯、习俗变化和技术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学习和选扦的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基于干中学基础上的试错过程，其中选择性模仿至关重要。技术创新、学习与选择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是制度演化的纵轴，时间中的制度演化是一个历史的、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程，正如历史不能重来一样，在这里，时间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观、时间观构成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哲学基础。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变迁中“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6]，即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一旦选定，便会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沿着原有的轨迹运行下去。路径依赖理论本身便暗含了时间的特殊性和一维性以及地点的特殊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经济学将制度从近代哲学的“目的论”和“预定论”中赦免出来，“经济过程的路线不再被假定为是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中被预告预先确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设计出来的。”[10]3，将制度视为一个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创造性，“制度最好被认为是无数互动的个体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10]3。“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实质性不确定性，即由信息问题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确定性，即由知识引起的，创新者所具有的默会的知识。”[11]167

演化经济学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还原论的简化法，抛弃新古典的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价格理论，试图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石上运用系统的、演化的、整体的观点建立动态经济演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受到强调的是借用进化论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即创新－选择机制和有限理性假说。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由于它对时间、历史、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微观个体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及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的重视而更加符合经济现实。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带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其繁荣意味着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开始。

参考文献：

[1](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法)昂利・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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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ouglass Vickers，Economics and the Antagonism of Timc[C]．The Univcrsity of Michican Press 1994．

[5]Kaldor，Nicholas．Economics Withoul Equilibrium[M]．University College Cardiff Press 1985。

[6](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Laurent，J．，and Nightingale J．(eds．)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C]．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1．

[8]Viktor Vanbery．Innovation，Cultural Evolution，and Economic Growth Process and Change．from Approaches 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C]．Ulrich Witt．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Ann Arbor 1992．

篇8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其表现是：一方面，原有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众多新学派、新学说的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学视界内产生了很多新经济学分支，这些新学说或新分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在未来的可能进展。本文试图对此领域的进展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综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复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两个新的学派：一个是试图以现代数学工具——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复兴古典经济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思想的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另一个是试图用高级数学工具重新解读古典区位和空间理论而与正统经济学相容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一)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还是从更早的经济学传统来看，它们均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支点。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一股试图用现代分析方法复兴古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思想的思潮。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理论以及交易成本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以杨小凯 (x.Yang)、黄有光(Yew-KwangNg)、博兰(Borland)、贝克尔(Berker)和罗森(Rosen)等为主，超边际分析则是其基本分析工具。他们认为，所谓边际分析就是决策中有关某变量取值“多”与“少”的问题，而不是“做”与“不做”的决策。他们宣称，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社会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缺陷便可克服，现代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在一个统一框架内合乎逻辑地被加以组织，许多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专业化和交易效率提高来进行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主要有以下特点：(1)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消费者决策与厂商决策是互相分离的;(2)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而专业化生产不同于新古典模型中的规模生产，专业化生产与每个人生产活动范围大小有关，而与厂商规模大小无关，这样，所有个人专业化生产合起来就表现为社会分工和网络效果;(3)每个人面临的总收益和总成本将决定整个社会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谓的超边际分析并没有抛弃边际分析，而是兼容了边际分析，并依旧强调一般均衡、经济人自利、成本一收益分析等。其缺点在于很多理论假设还不成熟，一些重要假定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和实践检验。

 

(二)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前身是所谓“经济地理学”。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经济地理学可能是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循环累积关系、当地外部经济和地租以及土地利用五大传统的某种综合。事实上，从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演进来看，其直接源头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农业区位理论以城市作为一个假定来研究其周围农业土地利用模式，这种处理方法暂时回避了“城市如何产生”的问题，从而使它能够在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的经济学框架内研究城市周围的土地利用问题。但随着城市和空间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这种解释法无助于理解城市区位产生的内在机制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从而使后来的经济地理学走进了其研究的尽头。

 

令人欣慰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20世纪 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这些发展客观上均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福吉塔(M.Fujita)、西赛(J.F.Thisse)、维纳保斯 (A.Venables)等。他们主要解释了经济活动中区位或空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为什么在有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为此他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不可分性(indivisib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ens)和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固定投入之后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报酬，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优点在于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空间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解决。其缺点在于该理论研究过分依赖数学模型，经验应用尚不丰富，许多模型结论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如果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学派进行一个横向比较便会发现，在两者的产生背景、所运用的模型、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释结果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共同性。(1)两者均产生于20世纪80-90年代，而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进展均构成其理论基础;(2)两者均试图在现代的躯体上恢复古典经济学的思想;(3)两者模型的基础均是1977年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4)两者模型的结果均产生多重均衡。这些共同性意味着，经济学家均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并且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二、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

 

对人类行为、心理的重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甚至之前就已存在。但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缺陷，近年遭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就是这一批评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行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重视

 

1.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存在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们的效用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但行为经济学近年的发现表明，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其个人的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个人与他人的比较，而并不一定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和消费的总水平。这意味着经济学在进行效用分析的时候，应该将人们的习惯性消费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纳入效用函数。又如，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依据一个固定的贴现率对不同时期的储蓄进行贴现。但行为经济学发现，人们对现时效用和福利的关注往往要强于对未来效用和福利的关注，这意味着人们的偏好在时间上是不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新认识大大加深了经济学家对人类偏好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2.人们进行决策时遵循前景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进行决策遵循的是所谓前景理论，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谓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utility)。

 

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意味着人们在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独立于另一种概率状态下的偏好水平，而前景理论并不这样认为。首先，行为人主观上的决策权重会影响最终的决策。其次，行为人心理上的参照点以及财富水平相对于此参照点的变化也会影响其最终决策。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原先的期望效用理论将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再次，在这些有关偏好的新认识下，人们主观上的判断将会与“理性”决策之间存在很大背离。比如，在信息模糊和不完全情况下，人们头脑中原先保留的偏见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使这种偏见愈演愈烈。这意味着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典型特征的过多影响，从而使最终的判断与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判断出现偏差。

 

(二)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

 

实验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心理的重视则与行为经济学不同。就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特点而言，它更重视对金钱刺激在决策中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它也更加关注实验设计的重复性;就研究的领域来看，实验经济学更加关注市场结局，而行为经济学更加关注个人行为。比如，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奠基者V.史密斯就先后进行过多次有关价格机制的实验。获得的结果与市场运作的结果基本相似，这表明通过实验可获得对市场机制的正确认识。此后，实验经济学家还针对拍卖市场运作机制、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放松管制、私有化、公共物品提供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

 

就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意义来看，正如史密斯所表明的那样，它可以检验或区分不同的理论，探讨理论失灵的原因，为构建理论提供实验基础，比较不同的制度环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评价理论的政策含义，为制度设计提供检验场所等。实验经济学带给经济学的启示是：制度具有重要性，市场相互作用中人们具有不自觉的最优化行为，决策的信息并不是越多越好，人们的行为具有公平性偏好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Smith)和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Kah— neman)，这似乎是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很好评价：(1)它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认识程度大大加深，对经济行为背后根源的洞察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2)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原理建立在较弱的心理学和实验基础之上，在以心理学和实验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新认识下，传统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和命题面临着被改写的命运。比如，“经济人”假设是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最根本的假设之一，传统经济学常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者。但是，行为经济学的有关发现证实，经济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利益的驱使以外，还常常受到自己“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影响旧。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传统经济学中很多有关人类行为的假设需要进行某种修正，而这种修正正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目前从事的事业。

 

三、经济学工具的革命：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被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博弈论对理性经济人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研究比传统经济学更为深入

 

它认为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个人的选择，更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因而，个人的最优选择不仅是自己选择的函数，也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显然，这不仅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而且也使经济研究变得更加精致和科学。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博弈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使然。

 

(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工具主义色彩还可以通过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假设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新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1)市场是充分竞争的，(2)局中人之间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假设均难以满足：(1)市场局中人的人数常常是有限的，市场也是不完全竞争的，于是市场局中人之间往往是直接的相互影响;(2)现实中市场局中人之间的信息往往并不充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要进行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满足“激励相容”和“自选择”条件，而这一扩展恰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可见，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而博弈论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这使得融入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真正成为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了。

 

(三)博弈论及其应用研究的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可称为经济学工具的革命，还体现为博弈论的数学特征

 

1944年冯·诺依曼(V.Neumann)和摩根斯坦(0.Mor-genstem)合作完成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所讲的博弈论，实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与经济学并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后来才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20世纪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生产日益集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和寡头势力不断增强、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和对抗不断强化，这使得各国政府出于一定目的开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得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约更进一步强化。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依赖和制约的博弈论符合了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1982年，斯蒂格勒因他对经济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与信息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位博弈论大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6年，米尔利斯(J.Mirrlees)和维克里 (w.Vickery)因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的突出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信息经济学领域再次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件表明：(1)博弈论作为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已经取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2)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在引入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结果。另外，将博弈论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使制度经济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使其在融入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还有，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四、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和组织的研究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认识

 

1.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在考虑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交换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它依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范式，采取了一些与之兼容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它的缺陷，因而客观上推动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赋予它新生命力。

 

2.新制度经济学重新评估了市场、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作用。认为市场和组织都存在运行成本，正是在市场成本的边界上出现了节约交易费用的组织。市场和价格并不是惟一的配置资源手段，国家干预和制度安排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与作用、组织和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交易费用的节约等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

 

3.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可应用到许多领域。比如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等，从而使传统经济学的现实性大为增强。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带给人们的不仅有理论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它还给予世界以更多的现实关怀㈣。

 

(二)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对制度和体制演变规律的新洞见

 

演化经济学在当代的杰出代表是理查德.R.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和悉尼.G.温特(sidney.G.Winter)两人。他们认为，企业之间也存在自然选择，盈利的企业会不断增长，而衰败的企业会不断萎缩，最终会出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经济主体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并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人并不一定完全理性，而可能是有限理性;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演化经济学加深了经济学家对制度和体制变迁的认识，这可从其分析框架看出：(1)其研究对象是随着实践而变化的某一变量或者某一系统，该变量或系统表现为一个动态过程;(2)这些变量和系统的变化具有一定随机性和扰动性，又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3)演化的关键在于其系统的筛选机制和过程。一个演化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依赖于对该筛选过程的把握。、通过系统的筛选机制生存下来的特征具有一定惯性，因而很多变化量在较长时间内有着一个非常清楚的演化轨迹。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是解释经济变迁，它把经济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呈开放状态，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影响系统演化的基本因素包括：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易变性以及系统的选择机制(这个选择机制受到内部压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借鉴了生物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们解决经济系统存在的重要难题，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组织行为、经济系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演化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怀再次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很多思想，这对于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的形成、制度结构、制度对经济系统的作用等都均具有重要意义。2.演化经济学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演进过程，其中偶然事件、历史进程等扮演了很大作用;同时，演进过程也可能带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因而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规律性也可能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混沌或者无序状态。这为人们认识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及其复杂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3.演化经济学考虑了经济发展中的非线性、报酬递增等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现实主义特征，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

 

篇9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1-0023-09

一、引言

演化经济学是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思潮，它们强烈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公理化演绎、理性选择等研究范式，强调要以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框架来替代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界取得支配地位，首先是这种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假定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十分相符；其次在于它形式上的相对精致，尤其是数学方法在新古典分析中的广泛应用。这种形式上的精致对理论工作者来说极具诱惑力；再次，按照演化经济学者的解释，“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效应，其原理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怎样成为主流，解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学科的式微。我们可以在经济思想史中发现式微的线索，它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30、4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而非与之竞争的制度经济学或其他相关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支配范式。”

对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催生经济学演化方法发展的直接原因。很显然，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经济学应该是演进的，而不是新古典所认为的物理学机械意义上的。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然而，尽管演化经济学以反新古典的姿态出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在理论内核上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抑或两者互补?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历史观有何异同?本文试图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概念的简单梳理，来解答以上的理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现代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演化观的比较分析，来凸显各自的理论洞见与局限，从而揭示演化经济学兴起对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构筑

现代演化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和反叛，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只有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与相互对立中才能得到较好的揭示。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物理学中的机械力学为隐喻，以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和市场的完全信息假设为理论前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和市场均衡分析作为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将时间和历史作为既定因素来分析经济过程。皮奇(J.Peach)曾认为，新古典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演化经济学从理论假定前提和方法论等多维度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了全面批判。

演化经济学首先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行为主体的“同质性”假设，认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体行为由于受本能、心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因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差异反映在各经济行为主体的思想、智力和情感上，即反映在心智上。正是这种心智上的差异，引发了各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形成经济主体行为的复杂性。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是经济过程中的一种自主因素，这种自主因素与导致心智过程的知识结构和变化着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互作用”，因此心智重要就意味着学习和知识的重要。“知识的可能状态是导致世界可能发生变化的关键性力量，是产生创造性的源泉。”部分演化经济学家还认为这种知识的可能状态，说明知识并非是完全真实的，而错误是非偶然的。这种立场被称为“激进可错论”。从这种演化观得出的结论是，谬见是新知识唯一可能的来源。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预先确切地知道决策的后果，因而也不能做出最优选择。人们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是一种试错过程，选择的目标并不是新古典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满意”即可。演化经济学用“抱负水平”来表示“满意的期望值”，并认为由于人们的心智状态和历史经验不同，人们的抱负水平往往也不相同。

“满意”在演化经济学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威特(1978)运用“满意”假设来解释经济体创新的动机和能力，认为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对现状的不满意是人们搜寻新的未知选择的推动力量。人们一般有搜寻“新奇”体验的倾向，它以一种可能较低但持续的基本速度进行。在一种社会或组织层面上，在一个方向或其他方向上的选择性增强引导着创新，并有可能培育或阻碍个体的新奇创造。

演化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的不确定性，认为由于未知新奇的不断出现，现实世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现的时间和大部分特征。在演化经济学中，不确定性即意味着世界结构的变迁和世界新奇的突现，“不确定性是与想象和新潜能的创造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创造，

“经济行为者能够预期到利润和经济境遇的改善。”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解释个体行为的变化要取决于推测人们如何获得新奇。任何新观念都是在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中突现出来，对它的评价也是以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为基础主观上做出的，它们在人与人之间是极为不同的”，由此他们得出，

“个体行为的创新性变化和种类都难以用个人主义术语来解释”，而只能从个体群层面上来进行观察。梅卡特夫(Metcalfe，1989)认为“经济演化的某些方面可以解释为与一群不同的个体相关，而不是与某个个体群中的单一个体相关。”“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理论中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与自然选择理论相关的演化经济学文献中，“个体群思维”更有着直接意义。“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学中可理解为，个体群成员的共时性个体决策表现为行为的相对频率在个体群中产生作用的过程。在任一时点上，这个过程都潜在地与新奇的内生创造交互作用，这种作用倾向增加事象的多样性。

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演化经济学强调历史的重要并不是着重于历史分析，从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着重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重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纳尔逊和温特(1982)曾指出，经济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这种马尔科夫过程所体现的就是路径依赖现象。不可逆或路径依赖反映了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信念：演化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历史至关重要，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

综上所述，从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对立中可以看到，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大量行为主义的思想，充分考虑了人的本能、社会习俗和制度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提出了“不确定性”、“多样性”、“历史重要”等几个理论假设，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简化的”、“确定性”的世界观而言，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更具合理性。在演化理论中，不确定性是世界结构变迁的前提；多样性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历史重要”假设则突出了时间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意义。“时间不可进性”概念的引入，更凸显了演化分析与静态均衡分析之间的重要区别。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对新古典方法论上个人主义和牛顿力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持否定态度，可以说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共识。经济学特别强调经济分析的抽象方法，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点与演化经济学观点基本一致。许多西方学者将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同视为演化方式，认为马克思是经济演化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马克思是演化学者。霍奇逊曾将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概括为三个特征，即接受新事象、反还原论和采纳生物隐喻，认为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或至少满足这三者的前两者，才能够得上演化经济学标准，而马克思经济学就违背了这个标准。

所谓的新事象，是指经济演化过程中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强调新事象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威特(ulrich Witt，1992)认为，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恰当概念而言，把握新事象的关键作用、新事象的突现和扩散是必不可少的。福斯(Nicolai Foss，1994)力主从是否接纳新事象的本体论上将演化思想和新古典思想区分开来。他认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威特等人所发展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存结构的转变、新事象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演化经济理论立足于一个开放的宇宙，从而允许新事象的出现；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压制了新事象。

还原论一般可理解为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在一个水平(或一个单位)上得到解释。根据这种观点，除了基本的元素层面，再没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没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现的特征。在霍奇逊看来，所谓的“还原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含义大致相同。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论则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一切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他们的个性、目标和信念――得到解释”。与此相关联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不懈地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与此相反，演化经济学家则认为，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现突现的特性，每一个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归约，或不能在另一个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释。

使用生物学隐喻的动机在于取代支配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演化经济论者认为，经济系统在性质上更接近生物系统而非机械系统，对经济作生物学的隐喻更为恰当。20世纪初，已经有了像凡勃伦和马歇尔那样使用“生物学”隐喻的理论家。虽然在他们的逻辑结构体系中已包含有生物学进化论观点，但是在阐释他们的经济学观点时并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末的理论家，既运用了因发现基因而得以发展的生物学进化论，也使用了“种群动态学”、“遗传人工算法”和“人工生命”等等生物学理论上的一些分析工具。

当然，也有一些演化论者并不十分赞同在经济分析中生物学隐喻的使用。例如威特(1992)就对生物学的隐喻持批评态度。甚至实际使用隐喻的人们也拒绝使用生物学隐喻，，因为对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隐蔽的。因此有论者指出，经济学中的隐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潜在的，因而许多演化论者对此不做特别的强调。霍奇逊就将演化经济学称之为NEAR经济学，即“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ovelty embracing anti-reductiorrism)”的经济学。

霍奇逊根据以上三个标准，断言马克思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理论仅符合三个标准中的一条即反还原主义，而违反了另两条，即不接纳新事象和没有采用生物学隐喻。而这三者围绕新事象如何产生、如何被选择，构成了演化经济学判定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愿将经济学列入演化阵容的，在西方学界不乏其人。威特在考察近期演化思想多样化来源时，就将马克思拒之演化门外。

当然，西方学界还是有众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对当代演化分析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杜格和谢尔曼(W.H.Dugger和H.J.Sherman)认为，19世纪第一位提出进化理论重要性的社会科学家是卡尔・马克思。纳尔逊和温特(1982)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许多观点与现代演化论思想是一致的。目它们都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界定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将马克思与凡勃伦、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一同视为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西方学术界目前已经发展出了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学派，以柯兹纳和拉什曼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门施、弗里曼、戴维斯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以阿加利塔和利普西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等四大演化经济学理论分支。其中法国调节学派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法国调节学派的特点是，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采用了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而每一种积累体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着积累过程。调节学派对经济理论文献的贡献是，试图把制度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演化分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历史的特定制度条件与总需求发生机制结合起来，内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演化经济学的这四大流派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分歧，从发展态势看，它们之间有相互融合的倾向。

四、现代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演化观的分野

现代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由于观点和方法论上的相近，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曾伯格在《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一书中提及，罗斯托在晚年时曾对经济学做过这样的总结：“尽管要冒极大的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但还是可以说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分为两派，新牛顿学派和生物学派。”根良教授认为，前者即是以静态的、原子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哲学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后者即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研究传统，包括制度主义学派、学派、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等，并将后者称之为达尔文主义学派。

作为同一研究传统的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在

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哲学上赞同实在论；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联结。但现代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在制度演进观上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

演化经济学家一般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贾根良教授曾在《理解演化经济学》一文中将演化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路径概括为“遗传”、“变异”和“选择”等三种机制。所谓的“遗传”是指制度、习惯、惯例等因素通过企业等各种组织结构相互模仿而传递，这里的制度、惯例等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演化的“基因”，各种组织结构则为承载这些“基因”的载体。

“变异”则是指新奇即新事象的创造过程，它是制度演化的核心。

“演化经济学正是研究经济系统中新奇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所进行研究的科学。”而新奇来源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大脑活动持续地对已知的认知要素的重组”，形成了各种新的认知结构，即创造了新奇。这种重组过程越深入，新产生的认知结构就越复杂，因此新奇的创造是不可预测的。

威特(1978)认为，新奇的产生在于“相对可变抱负水平而言，对现状的不满意”和“对新认知激励的偏爱”。前者意味着，对新奇的搜寻通常要由挑战或危机来触发；后者意味着，在环境不提供激励的地方，人们可能通过发明或尝试新事物而创造他们的动机。这两种动机是互补的，而且可以相互整合。就人类行为而言，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而这种新奇意念可能被传播，也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这种新奇被接受而产生行动，这种行动就被称之为创新。而创新在各演化经济学分支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从安德森(Andersen，1994)、梅卡特夫(Metcalfe，1989)、纳尔逊和温特(1982)等的观点来看，在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和创新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推动了演化的进程。

“变异”机制说明的是新奇如何产生的问题，而“选择”机制要说明的是，新奇或创新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的问题。演化经济学认为这种机制只能从“个体群”概念上来进行理解。就新奇的传播而言，演化经济学认为，个体群之间存在着两种交互作用：“频率―依赖效应”和“选择一占据效应”。前者揭示个体行为的选择规律，认为“个体某种行动选择依赖于这种行为已经在个体群中出现的频率。”就后者而言，一般认为，“竞争过程在新奇或创新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在持续地为消除变异和减少个体群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而制造压力”，重要的是，“它会以某种方式强制进行”。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效应”。而“占据效应”指的是，单个变异的存续对与之竞争的其他变异具有依赖性。

演化经济学正是以心智的创造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以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即以“遗传”―“变异”―“选择”机制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的演化观主要体现在历史唯物观中。历史唯物主义是者的历史演进观的共识，它将社会变迁的动因归结为经济原因，在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特别强调了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

马克思通过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交互作用，来揭示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并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特定的生产关系只是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力发展到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程度时，生产关系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决定并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从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过程，即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的演进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进化中的重要作用，将阶级冲突视为历史的发动机，认为阶级关系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在这整个分析框架中处处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交互作用机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核心，也是者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出发点。从这两种演化机制中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演化观的根本区别。尽管经济学与现代演化经济学这两者都坚持以历史和演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的意义。但在坚持历史重要的前提下，前者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后者则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创造性的个人“心智”。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两者哲学观的区别，前者贯彻的是唯物主义，后者渗透的是唯心主义。从制度变迁的方向看，前者认为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将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后者则强调演化是无目的、无方向的和多样的。

霍奇逊等演化论者也意识到这两者演进观的差异，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演化预设了历史演化的方向”，与“演化主义”的无目的、无方向和多样性原则相背离，并从而论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进程设想是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学界有学者还由此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视为“技术还原论”或“经济还原论”，并进而认定马克思理论就“反还原论”的演化标准也是不满足的。当然，有不少研究者为此进行过多方辩解，试图寻找各种证据来说明经济学符合演化标准。这些证据是否充分姑且不论，事实上，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能否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学能否冠以“演化”头衔，丝毫不影响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经济学如没有“演化”头衔，也不会失去它的理论光辉。霍奇逊的这些演化标准恰恰从侧面印证，演化论者决不是者。

五、演化思潮复兴对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自二战以来，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在与各经济学流派斗争中胜出，并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主要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贯彻的价值理念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致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数学形式主义日益偏离现实的追求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愈趋明显地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缺陷。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始发于长期倡导并践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而其他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成为此次危机的重灾区，这愈加凸显了新古典范式的现实局限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研究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的经

济学研究视角。演化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它的理论假设前提因而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合理性，由此衍生的相关理论也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思想提出，也就不断有旧的理论被和替代。演化思想和方法的提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演化经济学在最近30年中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新古典经济学在遭受到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下，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某些理论在基本框架内也做了些许边际上的调整，吸收和融合了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内容。

经济学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演化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无疑有着积极意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之所以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方法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经济学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也必将在积极总结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新经验、探索经济关系变化新情况、吸收和借鉴当代文明的新成就中创新和发展。事实正是如此，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发展都是在与非经济学的竞争和融合中得出，如“调节理论关于需求带动生产率进步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后凯恩斯增长理论，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经济剩余创造和榨取的论断借助了斯拉法经济学和效率工资理论，灵活生产理论关于积累体系空间的论断有赖于新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如此种种显示，吸收和借鉴非经济学的积极成分对经济学创新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认为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它们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历史―社会”结构联结，等等。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存在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可能性。盂捷教授曾指出，演化经济学在经济演化中的协调和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两个问题上的研究，可以为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启发和支持。杨虎涛教授认为，“在制度分析上，马克思非常强调制度的功能、起源和结构性变迁，而演化经济学则对制度的构成、分类和知识属性等问题非常重视。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经济学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Jeames Peach，2003)。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强了。各种异端经济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排斥和打压，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在中国这个有着长期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国家里，经济学也正在“被边缘化”。这里既有西方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的“挤压”作用，也有经济学自身阵容的“收缩”和经济学在中国高校教学中呈现的教条化趋向等方面的原因。

演化经济学在西方学界的兴起和趋热，令许多中国研究者为之振奋，近年中国学术界演化经济学研究也蔚然成风。不少学者对演化经济学备加推崇，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将引领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还有学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给经济学带来创造性转化的机遇，认为未来的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某种创造性的综合，并试图多方论证马克思也是演化论者。有个别的演化论研究者对经济学持怀疑态度，认为经济学也不过是落后的牛顿主义，经济学只有与演化经济学结合才能获得新生。

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自然是离不开向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经济学科学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但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必须坚持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动摇。

篇10

李斯特（List，F.1789-1846）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保护贸易论倡导者，其经济思想直接影响了德国的统一和崛起。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对李斯特经济思想的研究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从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中的保护贸易的思想，可以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处理开放和保护国内市场的关系起到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来源

李斯特经济思想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德国当时的经济状况

英国古典经济学在李斯特生活的时代达到顶峰，在欧洲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德国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当作是唯一的真理，深信自由贸易是使德国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状态的最优选择。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却是：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的大量工业品开始向欧洲倾销。德国实际上处于内部分割的状态。由于缺乏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内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无法实行统一的御外关税。李斯特“从自己祖国的实际需要，特别是1815年后德意志工场手工业的艰难处境出发”，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教导人们“对某一特定国家来说，在特定的世界形势下，如何通过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来获得幸福和文明”。他指责斯密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利益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完全没有顾及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他主张建立一种国民经济学，即“民族的立场出发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

（二）美国的贸易保护的理论和实践

李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观点。美国经济生活的实际加强了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李斯特流亡美国其间正值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日益升级之时，他不但亲眼看到了美国新兴工业在保护政策庇佑下的蓬勃发展，而且亲身参与了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实行保护关税制度的笔战。1827年，李斯特以致美国一个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的十二封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反对亚当·斯密地自由贸易信条。

（三）重商主义理论

重商主义晚期正是欧洲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时期，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业，抵抗外国的竞争，普遍实行高额进口税率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对工业原料则不加限制，甚至以优惠税率鼓励输人。同时对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的厂商发放奖金或者补助金，以鼓励商品的扩大再生产和输出。这些措施都体现在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思想中了，但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补充和改进。

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内容

（一）国民经济学说

李斯特把经济学划分为“私人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而且又把后者分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或者“万民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种“国民经济学”，即教导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以及研究如何使某一国家在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明和力量的科学。它的任务是正确了解各国当前的利益和特有环境，指导他们摆脱落后状态。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以及它所处的国际形势，通过适当的保护制度，使国家成长为一个工业强国，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条件。国民经济学不脱离具体的国情抽象地谈论和教条地坚持某个原则，如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是随着国家不同发展程度和时期而变化的。

（二）贸易保护学说

李斯特认为只有两个国家在工业发展阶段上大致处于相等的水平时，才能从自由贸易中双赢。否则，自由贸易只对先进国家有利，落后国家必须采取保护关税政策才能发展“幼稚”的民族工业。如果国家在新兴工业创建初期不予以保护，脆弱的幼稚工业在强大的外国竞争压力下必然夭折，本国的民族工业将无法建立起来。李斯特主张贸易保护，但并不是反对任何的自由贸易，他认为保护政策是受本国具体情况决定的历史性政策，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保护和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

李斯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农业、工业、社会、政治和内政上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仍然以农产品与原料向国外交换工业品，那么它在这些方面发展程度越高，得到的利益将会越少。在比它先进的工业国对它的优势竞争中，它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而这类国家已经具备了一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必要条件和手段，可以把自己建成工业国家，从而在文化、物质、繁荣和政治力量各方面达到高度发展，只是由于还存在着一个比它们先进的工业国家的竞争力量，使它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碍。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应当采取保护政策，这样有利于建立并发展本国工业，从而最终实现工业化。李斯特强调对工业的保护力度不应该一样，应当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即生产最重要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和对国家独立自主有着重大意义的部门。其它的部门可以适当让其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提高其竞争力。

（三）生产力学说

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作为个人或者社会生产力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力，而是“国家生产力”，它是由一国的科一学技术、国民个人素养、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制度、自然资源及现有的物质生产条件等因素综合构成的。李斯特认为生产力比财富重要得多：“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再与占有了多少条鱼，而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李斯特用十分简洁的隐喻对比了交换价值与生产力，不仅用生产力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作为财富的交换价值，而且使生产力概念上升到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地位。

三、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影响

（一）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奠定基础

李斯特认为个人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正如国家离不开个人一样，个人也离不开国家的力量。如果没有诸如国家的独立、安全、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个人力量的充分发挥的外部环境，也不会有国家的工商业的繁荣。同时，由于存在着私人力量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国防、治安以及其它公共品的提供，只有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国家的作用是决不能忽视的。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实际上也肯定了国家干预的重要作用。虽然他的保护主义只是当时德国实现工业化的权宜之计，最终的目的是抛掉保护主义这根拐杖，实现自由贸易。但是，在市场的力量不足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时，或者说市场失灵时，他主张的还是国家干预。更何况，李斯特定义的生产力里还包括制度的因素，这更离不开国家的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奠定了基础。

（二）历史分析方法使李斯特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这种方法非常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据此来考察和检验经济学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论与历史经验，演绎与归纳，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说史的结合。他考察了英国成长为工业化强国的历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英国的强大与贸易保护的作用分不开。他还将经济按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分为五个阶段，并指出在相应阶段应该采取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历史性策略。这些成为李斯特采用的历史分析方法的鲜明例证。这与“李嘉图恶习”直接相对，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三）给制度学派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学说史上，他最先把国家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看待的，强调在其它各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政治修明、道德品质良好的国家和一个缺少开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国家，其生产力水平是截然不同的。这无疑为制度学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四）是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

他是第一个站在弱势民族的立场上展开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的经济学家，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他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若干在当今仍然极具价值的途径。比如主张关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后国家争取工业进步，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利益，具有进步性，因而成为后来发展经济学的来源之一。

（五）生产力概念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视野。

李斯特第一次真正把生产力概念引人经济学，并且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他认为在长期内提高生产力比短期内的财富的增长重要得多，为了提高生产力而放弃短期的物质利益也是值得的。他用动态的生产力概念置换了静态的财富，把动态分析引人到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之中。他的生产力理论包含了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短期与长期的收益的区分的思想，从而大大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视野。

李斯特的思想不仅影响力德国崛起，也影响了日本的崛起。深入研究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应该会对我国的崛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张乐.从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看李斯特的经济思想[J].经济研究导刊，2009（22）.

篇11

二、对数理经济学的不同理解

如今人们对数理经济学的理解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数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学中的数学问题，其研究方法不同于纯数学的方法(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而是可以通过查询文献，了解数理经济学中所提出的数学问题，然后对它们进行解决。这种观点可称之为经济学中的数学问题研究，根本算不上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所以说这种理解不可能是数理经济学的合理解释。第二种观点认为：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并不是经济学新分支，它只是采用更多数学工具来描述的微观、宏观、国贸、福利经济学等经济领域问题的。这种观点是将数学作为工具，使用于经济研究领域，也不能算做是独立的科学研究，所以说这也不是对数理经济学的合理解释。第三种观点认为：由于经济系统的大规模与复杂性，任何定量计算的结果都不可能是十分准确的，采用较为艰深的数学工具，在最宽条件下来“定性”描述经济系统的行为，则可能更准确地描述经济运行规律。人们常称之为侧重于理论的数理经济学，例如由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等人创立的理论一般均衡分析等。第四种观点认为：数理经济学要给出具体的即使是不十分准确的计算结果，其主要内容为一般均衡分析或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分析。例如在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斯卡夫、冯•纽曼、列昂惕夫等人创建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分析，目前已常见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资源市场、及国际贸易的开放等各类经济系统的分析报告之中，并形成了很多精典的数理分析模型。第五种观点认为：数理经济学就是经济控制论，只是将规划解的存在性与求解方法等问题的研究作为数理经济学的核心，而经济控制论侧重于讨论稳定性、能控性、合理性、一定时空内到达合理位置的能达性等。数理经济学试图以经济系统的确定性关系、随机性关系、经验性关系等方程来描述经济现实，建立看包括决策系统、对策系统、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灰色参数系统、集中参数系统、分布参数系统、精确系统、模糊系统等等各类经济分析系统模型。上述各种认识各有不同的侧重点，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数理经济学。他们的多数人只是将其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独立的进行数理逻辑的分析。很少将其视为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的历史阶段，或是经济学的成熟标志。这种不从历史必然选择的视角，来观察经济学的演变规律的做法，不仅是保守思想的体现，更说明其对经济学掌握程度。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观察经济学的发展，自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甚至包括新兴古典经济学都可以看作是数理经济为主流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是近代经济研究的主要成果。

三、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意义

总结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语言逻辑的局部观察，到数理逻辑的系统研究，不但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也是科学研究进步的必需。数理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发展的必然阶段，其在经济研究中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分析的前提假设使用数学语言描述能准确无误，可以减少后续的无用争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发生各种争论和意见分歧，究其产生的根源多是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基本假设前提上产生的差异造成的。其次，数学语言是各类语言中逻辑最为严谨的科学，所以使用数理逻辑进行的推理将最为严准，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第三，数理推理过程，可以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到的结论。第四，数理分析有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开拓。第五，可以在理论基础上得出精确的结论，减少经验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

篇12

一

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尽收囊中，从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学主流学派。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扬弃了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概念，而用专业化经济来表征生产条件。第二，它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则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然两分。第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初次接触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恐怕难以理解这种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经济学的含义，从而也就难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让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简单，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空泛地讨论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现在，我们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克鲁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济塔－克鲁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这些缺陷。

大家公认，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的理论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们的模型改变了过去增长模型中关于规模报酬递减或总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使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规模经济在197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却面临如下困境。第一，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等现象“当且仅当”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才能发生的预见与现实不符。在他们看来，厂商规模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厂商规模决不可能变小，因为这意味着规模不经济。但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证据（参见张永生，2000：《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却显示，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无疑，递增报酬现象是经济增长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情节，但正如阿伦·杨格在他著名论文（1928）中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第二，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企业制度本身的经济含义则不能被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有趣的“新发展现象”，如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合约出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特许连锁经营、贴牌（OEM）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他们的框架无法将企业制度内生，如果要内生企业制度，则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会随之改变；而如果没有先天就存在的企业，他们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会发生。第三，交易费用在他们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经济学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释力有了质的提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变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从而走出上述困境？琼斯、达斯格普特等人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参见C.Jones，1995a，b，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许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他们在发现否定R&D等新内生增长模型的经验证据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内进行改进的方案。琼斯（C.Jones ，1995)，杨（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议了几种方法来避免R&D模型中的第V类（研究与开发投入）规模效应。但是，琼斯自己也承认，“这种改进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又产生了人口（第I类）规模效应”。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规模效应，则内生增长就不会再出现。这些经验研究表明，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机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递增报酬归于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如果仔细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杨格1928年发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上的“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发表的“市场容量限制分工”等经典文献，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斯密－杨格定理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定理。经济增长中的递增报酬并非来源于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是一个比规模经济恰当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进行改进，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规模经济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们的直观，而且符合人们力图改造世界的决心，以致于误导了很多经济学家。如果用专业化经济替代规模经济，我们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规模经济概念来产生递增报酬。

可见，以斯密分工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思想更能解释我们周围的经济现实。但是，仅有分工理论还不够，斯密的分工理论中没有企业理论。如果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之中，那如何才能演进到一个以企业制度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呢？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科斯就出现了。他说，分工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分工；对风险的厌恶也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保险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省交易费用。张五常（1983）则进一步指出，企业的出现是因为劳动力交易费用低于产品交易费用的结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中却没有直接的经济增长含义。而贯通斯密、杨格、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理论的，则正是杨小凯等人。他们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同时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从而彻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上述缺陷。他们的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这样，一个新的理论通途就开辟出来了。

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对经济学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同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各分支学说的左修右补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学真可谓气薄云天。在它看来，经济学只需要一个框架。在新兴古典框架下，当代向新古典经济学挑战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等，将汇聚成一条汹涌澎湃的主流经济学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