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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奢侈品行业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奢侈品尤其是服装业像是巴黎,米兰时装周很多都打出“奢华到不可收拾”的品牌定位!他们大多使用皮草或者珍珠,钻石等很奢侈的东西装饰衣服,饰品。以及在高端的汽车制造业,私人飞机厂商和私人银行都有较稳定的销售业绩。在此次金融危机冲击过后,很多媒体对这些人们很熟知的奢侈品牌也是争相报道,非常关注。米兰、巴黎时装周上,那些之前奢华或前卫到不可收拾地步的服装已经很难觅见踪影,代之的是更趋保守和经典的服装、配饰设计和颜色运用,因为这样的服装能够经受住潮流的冲击。在此危机的非常时期,豪华游艇、私人飞机等奢侈品行业也未能例外。英国《金融时报》对此撰文,高端奢侈品市场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有迹象表明富豪们正在减少这方面的消费,而不再是“只买最贵的”了。最近,英国高级定制时装生产商哈迪·埃米斯濒临破产,这让奢侈品行业也开始明白“高处不胜寒”的道理。
据统计,亚洲金融危机时期,80 %的消费者减少了他们在休闲、购买衣服和请客的花费。在泰国,58 %的泰国人不再购买时装,45 %和46 %的人不再购买whisky 和杂志。除了有形的奢侈品的消费数量下降以外,消费者还会减少在诸如旅游、休闲等无形服务的花费。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某些奢侈品消费可能并不是消失,而是转移到次等的奢侈品上。比如,经济危机时期,奔驰、宝马这些豪华车的销量会遭到严重冲击,而那些二线的产品比如现代、丰田等的销量反而会上升。或者,人们会从一些别的奢侈品中去寻找安慰,比如高档香烟和啤酒等。所以对于各大奢侈品商来说,寻找新的营销策略或者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是最有效的方法,于是大多奢侈品商都将矛头指向了中国,这块新兴的市场!
奢侈品在中国的销售情况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奢侈品市场可以分为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其中,成熟市场主要包括法国、意大利、其它欧洲国家、美国等,共同特点是都是历史悠久的奢侈品牌原产地,引导成熟市场消费的享受主义,讲究娱乐消费,追求小众感觉和满足品味『生炫耀。新兴市场如中国、俄罗斯等,消费者追求最新系列或产品,指导新兴市场消费的思潮是新奢侈主义,主要消费群体是新富阶级,追求认同度和功利性炫耀。”(--摘自《当代经济》)
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奢侈品还是很受追捧的。很多现代白领甚至几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个国际大牌的手袋,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愿意去追寻这种地位象征,品味象征的代表。甚至愿意掏腰包去购买!
中国是奢侈品牌避风港湾,高端奢侈品的销路依然在走高
很难想象,在金融海啸席卷欧洲后,奢侈品的生意却更加红火。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公布了中国内地近期营业状况:10月份第一周的收入竟然比上一周增长12%,而此后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据统计,法国奢侈品集团PPR第二季度增长4.5%,较去年同期的44.7亿欧元上升到49.7亿欧元,其中奢侈品业务增长8.8%,Puma增长6.3%。其中,Gucci的销售额上升3.8%,达到5.05亿欧元,而在今年第一季度曾经下降3.3%。整个奢侈品业务的增长主要来自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市场,其中,中东上升60%,中国就上升83%居全球之最;而欧洲和美国的增长分别为14%和10%。Bottega Veneta继续表现强劲,上升13.6%,达到9100万欧元,其中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市场增长56%。Yves Saint Laurent增长25.4%,达到5700万欧元。Balenciaga、Boucheron、Stella McCartney和Alexander McQueen等品牌总共上升23.9%,达到1.08亿欧元。到了第三季度则只维持了1.7%的缓慢增长。(--摘自《网易新闻》)
但是,中国成为躲避强大金融风暴的港湾,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并不都是益处。很多奢侈品在中国也争相改变销售策略,广告,更是必不可少的宣传方式!而很多奢侈品在传播过程中,手法也是多种多样。例如:让消费者直接体验以往生活中接触不到的奢侈品牌,奢侈品牌经常通过偶像、明星来激发消费者,增加他们的身体体验。这也就是广告体验!通过信息的传递与互动,可以改变一些我国的现有的奢侈品市场中不好的影响,中国的新富群体需要接受教育,需要有价值的关怀。
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虽然免受了金融风暴的侵害或者说是严重打击,可是中国的经济已经现在年轻人对于奢侈品持有的态度都是岌岌可危的。中国在奢侈品市场上不仅要注重消费,而且要注重生产,特别是蕴涵有中国文化的奢侈品。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奢侈品市场上更多的是表现为奢侈品的进口国、消费国;而不是出口国、生产国。
所以,我们应致力于改善这种被动的销售局面,改“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对此,中国要由注重奢侈品的消费转向注重奢侈品的生产。当然,奢侈品的生产要求有历史文化的沉淀,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而成的。如大多数国际知名奢侈品牌都是植根于欧美文化土壤。对于中国这种历史沉淀相当深厚的国家来说,我们才拥有真正的奢侈品!
还有,对于价值观念上,要引导人们注重对社会的责任和价值关怀。有调查显示,中国45%的财富掌握在10%的富人手中,而对于奢侈品的购买,又不仅仅限制于这些富人。所以,改变我国国人的现有消费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15-04
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
目前国际金融中心(IFC)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具有全球主导地位和统治力的IFC,即伦敦和纽约。伦敦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是全球最高的,其外国股票交易、国际债券一级市场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航空和海运保险净收入以及跨境银行借贷额均居世界第一位。而纽约金融衍生产品的场内交易额则位居全球首位,美国也拥有世界最大的企业债市场。与伦敦外资外用型金融中心模式不同的是,纽约IFC地位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依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内经济相联系。
除了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IFC之外,世界各地还有一些区域性IFC,如欧洲的法兰克福、苏黎世、卢森堡,亚洲的新加坡、东京、香港,北美的洛杉矶、多伦多等。这些区域性IFC的业务率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10%,国际化程度与全球主导性IFC相比有一定差距。如香港、新加坡的国际债券发行有限,证券市场的外国公司不多,到2003年2月底,香港证券市场外国公司数量仅为9家,新加坡为63家。
还有一种纯粹为国际金融活动提供记账服务的IFC,这类IFC一般不发生实际的金融活动,具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和税收优惠,对各种资产和收入几乎不征税或征很少的税,只要交纳少数管理费即可开业,没有金融管制,各类金融机构多是“空壳机构”。目前这类IFC主要包括巴哈马、百慕大、开曼、巴巴多斯、安圭拉、维尔京群岛、安的列斯群岛、波多黎各等。
从IFC的发展趋势与运营效率看,不同模式与规模的IFC存在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上。有的IFC得到了稳妥的发展(如伦敦),有的却正在衰落(如东京)。有的在由区域性IFC向全球性IFC转变中遇到各种问题(如新加坡)。综合考察各个IFC的目标选择和演化模式,笔枵认为上海IFC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依托、从制发设计上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
首先,中国庞大且迅速成长的经济体系为上海IFC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一个城市是否具有IFC的潜力并保持其竞争力,与母国金融市场需求的规模和质量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等IFC的发展就是例证。威尼斯、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等城市都曾经是地方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到十九世纪末,伴随着英国经济以及国际贸易的鼎盛,伦敦成为世界性金融中心。五十年后,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纽约送上了世界级IFC的宝座。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腾飞造就了东京金融中心,东京IFC地位也因为日本经济的起落而消涨。无可置疑,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民间财富迅速积累。至2005年年底,中国GDP总量已列全球第四,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并将在10年后赶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陆资本市场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为上海成为未来IFC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托。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融资占国内总融资的比例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融资结构的改善,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还将进一步壮大。当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资本市场更加开放,国际金融机构和资金可以更便捷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上海的国际地位将迅速攀升,上海成为IFC是有潜力的。
其次,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强国战略决定了上海需要建设成为主要服务于国内经济的IFC。中国是经济大国,却并不是经济强国。究其原因,金融发展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就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金融市场化改革(如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相对滞后,以及国内金融中介的低效率和发展不平衡,国内社会资源的配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扭曲。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资有效率的企业组织依赖型较大。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增强,另一方面导致国内发展的不平衡加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就必须实施经济和金融平衡发展的战略,以金融发展解决经济增长中的深层次矛盾,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品质,促进社会进步。并且在当今国际竞争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不再局限于基于制造和成本定价体系的实体经济,以资本和金融定价体系为特征的虚拟经济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的要害中枢。金融业既是一个大型经济体系的命脉所在,又是不同权利主体竞相逐利的基本场所。因此上海建设IFC的主要目标就是促进国内金融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快速发展,确立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或定价权,促进我国金融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实现。上述目标也决定了上海建设IFC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中国经济内在发展的要求。上海建设IFC一定是建立在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之上,更多立足于为本国经济服务的IFC,这既是中国大国地位和强国战略的内在规定性,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相比较而言,上世纪60年展起来的离岸IFC都是小国、岛国和经济规模已不足以支撑有竞争力的在岸IFC的国家的选择。离岸IFC的发展固然能够为小经济体的东道国带来就业、税收、投资便利、人才培训和GDP贡献,但对大国经济发展则很少能有拉动作用。因此,上海IFC建设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和“做大做强”我国金融业的需要,更是巩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需要。
再次,政府的推动将有助于实现上海IFC的宏伟战略。在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放松管制,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二是以优惠政策促进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三是提供有效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在IFC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政府的作用显而易见。伦敦在一战前能够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稳固的基石就是英国政府实行平衡财政预算和金本位制度,使英镑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货币。一战后,美联储积极扶持纽约发展成为IFC与伦敦竞争。二战后英格兰银行在促进伦敦欧洲货币市场发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和壮大又直接促进伦敦重新崛起为全球IFC。国际经验表明,IFC的形成无一不是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共同推
进的结果。其中世界级IFC的形成,市场力量发挥了主导作用,区域性IFC的形成,政府的政策推动又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上海IFC的建设,必须坚持国家支持和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市场推动和政策推动相结合。
二、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选择
在上海建设IFC的目标定位明确后,还必须认识到各种约束和限制条件(如法律制度、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上海IFC建设的影响。受制于各种约束条件,上海IFC建设具有路径依赖和渐进性的特征,也必然遵循着国内金融中心一区域(亚洲)IFC-全球IFC这一发展路径。
(一)巩固上海国内金融中心地位
上海已经建成中国的国内金融中心,有三个重要标志。第一,国家一直把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开放的试点,支持上海在金融发展上先行先试。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政策,上海也始终把金融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05年8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正式成立,更标志着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中心的决心未变,信心不减。第二,全国的货币、证券、黄金、金融期货、外汇五大金融交易市场全都落户在上海,上海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国家级金融市场体系,并成为全国资金市场、资本市场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中心。第三,上海吸引了大量外资金融机构的积聚,形成了全面开放的局面。上海是中国外资金融机构积聚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2005年底,上海的外资金融机构以及中外合作的金融机构已达326家,在沪外资银行资产余额达到近4000亿元。今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完全放开后,首批成功转制的四家外资银行,都选择上海作为其法人银行的注册地。
目前,上海已经具备了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其功能还不是非常凸显。要巩固上海国内金融中心地位,上海还需要再聚金融资源,再造金融制度。首先要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着力扩大市场规模、创新交易品种、拓展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1)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做大市场规模,巩固和增强股票市场的主板地位。(2)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扩大企业债的发行规模。美国公司债券约占证券市场的60%,股票份额仅占20%,而我国企业债的融资规模仅为股票的20%,“短腿”现象十分明显,债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3)应以货币经纪公司的建立为契机,继续完善外汇市场,建立货币经纪人制度,提高市场平衡外汇供求的能力。(4)应稳步推进期货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利用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成立将上海打造成为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中心。(5)应规范产权市场的发展,支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提升服务功能,力争成为全国性的综合产权交易所之一。(6)应加快推进资金结算中心的建设,提升交易、登记及结算系统的技术水平、服务水平和风险控制水平。
其次,要支持金融产品创新,把上海建成我国金融产品的创新中心。上海金融创新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市场需要、跨国公司发展需要。应积极开发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重点是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融资票据、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等。应稳步开发股指期货类、利率类、汇率类金融衍生产品。应初步推出新的商品期货,为大宗商品生产者和需求者提供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功能。
再次,应继续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把上海作为外资金融机构率先开展业务的试验区。上海在继续吸引外资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机构和跨国公司总部积聚上海的同时,应鼓励在沪外资金融机构拓展新业务,并支持其跨地区开展业务。可率先扩展至长三角地区,并进一步延伸到全国。不仅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发挥其在高端市场的现代金融服务优势,而且还要逐步取消不合时宜的外汇管制措施,鼓励外资银行发展跨国金融业务。
(二)力争尽快将上海建成区域(亚洲)IFC
目前在亚洲IFC的争夺中,东京、新加坡、香港、上海、孟买等都是有实力的竞争者。这样一个区域化的竞争格局中,上海应联手香港,共同竞争亚洲IFC,并增强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
建设区域IFC,沪港各有优势,又各有不足,二者并非只是竞争关系,更需要互补。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的IFC,拥有独立的货币体系,市场规模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均超过上海。但也正是由于港币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香立的货币体系,决定了香港不具备成为人民币金融中心的条件。而对上海来说,人民币自由兑换尚需时日,这一限制,始终是上海建设IFC的一道不容忽视的障碍。
因此,合作无疑将是上海建设IFC过程中的必备策略。在人民币真正实现自由兑换前,上海应与香港密切合作,共同竞争亚洲IFC。期间上海IFC建设的目标定位应当是人民币金融中心,香港特区则将是祖国大陆的离岸金融中心,战略重点是提升两大城市在亚洲地区的竞争力。
香港作为祖国大陆的离岸金融中心,其发展的重点应是与新加坡等城市竞争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份额。从以往的历史经验看,香港特区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一直领先于东京和新加坡。香港与新加坡相比的重要优势在于其内地广大的腹地,使其能够发挥祖国大陆与世界各地经济的转运港功能和金融往来。尽管近年来香港由于商务成本过高,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新加坡,但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整体地位和基础仍然强于新加坡,且能够得到祖国大陆的继续支持。
上海在建设区域IFC的过程中,对外需要与香港等城市展开更密切、更深入的合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无论在监管方式方面,还是在产品创新、公司治理方面,都值得上海更深入地学习。上海还可出台更新一些政策吸引香港金融人才来沪。人才的缺乏一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瓶颈。而香港已经形成一个金融人才的蓄水池。目前在上海众多外资金融机构中,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都来自香港。上海还需要制定优惠政策,创造环境吸引香港更多的专业人才。上海在与香港开展金融合作过程中,还应鼓励两地金融机构之间互设机构,设立双总部甚至多总部制。在首批落户上海的9家外资银行法人银行中,有3家来自香港,占到三分之一。同时,中国平安等一些内地领军企业,在上海和香港分别设立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其人民币和外币资产。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大型金融机构向“多中心”架构发展成为可能,这将大大提升上海金融机构的能级和层次。
上海建设区域IFC,对内也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在金融监管方面,中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上海又不是监管机构的所在地,因此上海既要面临来自总部的纵向性监管,又要面临跨行业的横向性监管,这种纵横交错的监管格局,将极大地影响监管效率和金融创新。上海可参照其他IFC模式,试行金融统一监管。具体做法是设立上海金融监管局,并赋予其相对独立的金融立法和司法权。这样监管当局就能够根据上海建设IFC的特殊要求与环境,制定地方性的金融法规和监管规则,执行或落实中央金融监管任务,协调国
家金融监管一般要求与上海特殊监管要求之间的关系,以适应IFC发展的内在要求。该监管模式将率先与国际监管模式接轨,重在增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国际标准的实行。综合的或统一的上海金融监管局可下设银行、保险和证券部门,以进行日常的监管工作。
其次,上海应积极推进以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和利率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健全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和相关市场制度,加快社会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审计制度的建设。
(三)渐进实现上海全球IFC的目标
2005年11月,伦敦市政当局(Corporation ofLondon,2005)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IFC建设方面,“亚洲的未来在中国,上海在未来的10-15年内将成为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中心。进出中国的资本规模的急剧增加将为此提供保证”。这意味着上海有可能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具有全球统治力的IFC。上海发展成为全球IFC的前景是光明的,这一点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上海要实现全球IFC的目标,还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上海距离真正建成全球IFC的目标任重道远,需要渐进实现。从国际视角看,对照国际上通行的IFC指标体系,依据国际金融发展的最新动态和趋势判断,上海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上海金融市场的法律环境应达到基本完善,包括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执法的有效性,以及金融市场的公平有序。
第二,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和制度应达到与国际基本接轨。除极少数市场的运行规则与制度外,绝大部分上海金融市场的规则和制度要与国际完全接轨。
第三,上海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国际化水平应达到国际中高水平以上。上海金融市场从中介经营机构到投资者、融资者的对外开放程度都要不断扩大,资本流动的自由度要显著增强。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可兑换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汇率制度的弹性逐步加大。
第四,上海金融市场的品种与创新应至少达到国际中等水平。上海金融市场要形成基本完整的品种布局,做到各大类品种基本完整、小品种较为丰富。同时,金融产品创新活力(包括模仿类创新和自主类创新)达到国际中等水平。
第五,金融专业人才的聚集,尤其是高层次金融专业人才的数量、质量和规模应达到国际中高水平。上海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金融从业人员,但缺乏比较高级的、会做产品、会进行风险控制的人员。从质量水平来讲,上海缺乏通晓国际惯例、娴熟运用金融工具、精通国际语言的高层次的金融从业人员。
1金融危机对河南省中小型内销服装企业影响 的历程
1.1第一阶段(2008年下半年):初步影响期
1.1.1划分依据
在对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开始影响时间进行调研时,在 100 个样本中,选择2008年8月、9月、10月、11月和12月的企业分别占 20%、10%、10%、30% 和 30%。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对中小型服装企业的影响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波及河南省。
1.1.2初步影响期特点
(1)金融危机刚刚波及河南省;
(2)调研中发现:金融危机在该阶段对中小型内销服装企业的主要影响表现和该影响项目在调研样本中所占比例见表 1。
由此可见,该阶段以库存积压量开始增加为代表 形式。
1.2第二阶段(2008年11月至2009年上半年):影响
深入期
1.2.1划分依据
在对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明显加深的时间进行调研时,在 100 个样本中,选择2008年11月、12月,2009年1月、 3月和4月的企业均为 20%。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对河南省服装企业深入影响期为2008年11月到2009年上半年。
1.2.2影响深入期的特点
(1)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加大,部分企业受到较大冲击;
(2)调研中发现:金融危机在该阶段对中小型内销服装企业的主要影响表现和该影响项目在调研样本中所占比例见表 2。
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对河南内销服装企业影响深入期以市场需求持续低迷、订单不足为最主要表现形式。服装市场中订单包括生产订单和库存订单两种。对内销服装企业而言,由于内销市场中国际大牌的打压、国内大型服装外贸企业转型内销,使得内销市场竞争更加白热化。价格战使得原有的价格空间一再压缩,甚至使得一些中小型企业亏损经营。市场中顾客的可选择性太多,加上金融危机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使得众多顾客少消费或不消费,市场需求低迷日趋显现。因此,无论是生产订单还是库存订单都随之不断 减少。
1.3第三阶段(2009年下半年):影响最深时期
1.3.1划分依据
在对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最深入时期进行调研时,在 100 个样本中,选择2008年12月、2009年1月和2月分别为 8%、6% 和 6%,而选择2009年10月、12月,2010年1月、4月的企业均为 20%。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对河南省服装企业深入影响期主要在2009年下半年。
1.3.2影响最深入时期的特点
(1)金融危机的影响持续加大;
(2)危机已触底,企业各项指标达到最低;
(3)调研中发现:金融危机在该阶段对中小型内销服装企业的主要影响表现和该影响项目在调研样本中所占比例见表 3。
由此可见,该阶段以市场需求已到最低,订单极度不足为主要表现形式。服装在市场中甚至出现商品滞销,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停产、半停产、企业亏损、资金链断裂、濒临倒闭困境。而大量外出打工者返乡在本阶段也是最多的。
1.4第四阶段(2010年上半年):影响回暖期
1.4.1划分依据
在对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开始减退的时间进行调研时,在 100 个样本中,选择2009年8月、9月分别占 15%、10%;而选择2010年上半年的占 75%。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对河南省服装企业影响回暖期为2010年上半年。
1.4.2影响回暖期的特点
(1)经济停止下滑,但复苏尚未开始;
(2)前景明朗:抵御危机的各种扶持政策还在,投资成本低;
(3)新的机遇与新的挑战并存;
(4)调研中发现:金融危机在该阶段对中小型内销服装企业的主要影响表现和该影响项目在调研样本中所占比例见表 4。
由此可见,该阶段主要表现形式为“市场需求回升,订单逐渐恢复”,其次是由于订单量逐渐恢复而使得工人开始恢复上工。在该阶段,不少企业表示,可以逐渐接到一些“一手订单”,这样企业的利润空间逐渐出现或加大。
2结语
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其次,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一般表现为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最后,金融危机的往往表现出如下特点: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造成经济危机;影响深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
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经济社会危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爆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基本观点来对此次金融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
一、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内涵
系统性风险的研究(Masson,1999等)起源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又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前者对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传染性和金融脆弱性(Dungey et al.,2007等)。Rampini(1999)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银行违约的相关性。系统性风险可从狭义和广义理解。狭义的核心在于传染性,广义在狭义的基础上还包括了同时逆向、广泛地影响许多金融机构或市场的系统冲击(system shocks)。广义系统性风险并不强调导致金融系统性整体功能丧失的原因,而狭义系统性风险则突出强调了整个金融系统中的个别或几个金融机构的失败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对整个金融系统功能的影响(包全勇,2005)。
2008年金融危机后,FSB,IMF&BIS(2009)把系统性风险定义为金融系统的整体或部分减值而产生的、可能给实体经济造成潜在负面经济后果的金融行业崩溃的风险。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对系统性风险的界定主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系统性风险是对整个系统功能的影响,而不是单个机构,它会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以及宏观经济的稳定。第二,系统性风险使不相关的第三方也卷入其中,并付出一定的代价。第三,系统性风险具有较为明显的传染性和放大效应,个别风险如果不加防范最终可能升级为系统性风险,破坏金融稳定,引发金融危机。
二、金融稳定的内涵
金融稳定是金融市场所呈现的一种平和的状态。大多数作者发现定义金融不稳定比定义金融稳定方便的多(刘郁葱,2011),理解了金融不稳定就可以从反面来理解金融稳定。金融不稳定假说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an)提出的,而明斯基则做了系统阐述,他认为金融不稳定使得金融机构经历周期性的危机和破产倾向。吴念鲁等(2005)认为金融稳定包括币值、资金借贷信用关系和秩序、资产价格、汇率等的稳定及金融体系内部各系统协调等内容。
三、金融危机的内涵
(一)金融危机的内涵。学者们(徐璐,2007;吴念鲁,2005;石俊志,2001;霍再强,2004等)对金融危机引用较多的定义包括以下三种观点:
1.《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金融危机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这一定义强调了金融危机是金融状况有突发的、迅速的恶化。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金融危机的界定。金融危机是对金融市场的严重破坏,其损害了市场有效功能的发挥,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3. 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1998)认为,金融危机是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使金融市场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不能将资金输送给拥有最佳投资机会的资金需求者的一种状态。
我们认为,即金融危机是泡沫经济超出系统承受能力,也就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达到极值时,金融稳定状态被打破的一种状态。
四、金融系统性风险、金融稳定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
金融稳定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保障,而金融风险(主要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却是破坏金融稳定的潜在威胁,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学术界的研究也较为丰富。
(一)金融稳定与金融危机
两者描述的都是金融系统呈现的一种状态。关于金融稳定,前文在介绍其内涵时也指出了金融不稳定的学说,金融不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对立面,在理解金融稳定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时也可从金融不稳定状态说起。金融不稳定与金融危机属于金融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不稳定属于前期阶段,如果在前期进行较好较及时的金融监管,使金融不稳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金融危机在较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吴念鲁等,2005)。但是如果忽视对金融不稳定的监管或者防范不及时,金融不稳定积累到一定程度,金融危机就爆发了,而其中关键性的变量就是系统性风险。
(二)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
张晓初(2010)认为,系统性风险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表现为一个连续变量,而金融危机就是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到达一定程度超过临界值的爆发状态。
那么系统性风险转为金融危机到底经过了怎样发酵、升级的过程呢?张晓朴(2010)给出了系统性风险典型的演进过程,初期经济主体对盈利预期乐观,偏好风险,加大投资,风险扩大,债务压力加大,系统性风险也不断升级。不断升级的系统性风险在扩散过程中使得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的价值大大缩水,正常的融资渠道也受阻,再加上紧盯市价的交易规则,就会形成价格下跌、市值缩水、抛售、价格再跌的恶性循环,投资者心理恐慌更加剧和扩散了这种循环,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关于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温博慧、柳欣(2009)等发现对金融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的各种解释可被统一归结为资产价格波动。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融风险积累是转化为金融危机的前提,而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其中突发事件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促使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危机。
(三)三者内在机理
金融系统在起初处在一种比较均衡的状态,主要表现是货币供求金衡、资金借贷关系均衡、资本市场关系均衡、国际收支均衡(石俊志,2001),从而使得整个金融体系处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由于金融风险的存在,尤其是不可分散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藏在金融体系内部,不断累积,形成泡沫经济,金融体系出现不稳定。这时的主要表现是,资产价格出现波动、资金流动性吃紧、债务压力加大、投资者出现信心危机。系统性风险膨胀到极限,这时某一突发事件如金融机构倒闭、货币政策改变等都会产生连锁反应,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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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危机及其传导渠道分析
(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进程及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由于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国际贸易交流变得更顺畅,再加上外商投资热情的高涨等因素,他们出口大幅提升,由此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1990—1996年间,马来西亚的年出口额增长均达到了18%,泰国为16%。出口的商品也由传统的原料商品转向高技术产品,如汽车、半导体等。这些高速增长为后来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种子。投资爆发、产能过剩、债务危机皆成为危机最终爆发的主要原因。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初始阶段表现为货币危机,各国的汇率制度在这次危机中首先被打破。由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带动了进口快速增长,进口的大幅扩张也逐渐使得泰国的经常项目出现赤字情况,赤字规模达到了GDP的8.1%。此时国际投机机构看到了时机已成熟,便纷纷大举进入泰铢市场大量抛售泰铢。为维持固定的汇率制度,泰国央行不断地动用美元储备进行对冲。由于外汇储备有限,终于在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已经实施13年的固定汇率制度,泰国的货币危机由此全面爆发。由于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普遍与泰国相似,当泰铢出现大幅贬值时,其他东南亚国家纷纷出现货币危机。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过相继放弃了对本国货币的干预,其货币纷纷出现大幅贬值,由此,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随后地处东亚北部的中国台湾和韩国的货币受到严重攻击,中国台湾在1997年10月份宣布不再将新台币汇率固定,韩国随后在11月份放弃了对韩元的管制,并同时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救助。中国香港也受到这次危机的波及,当东南亚的国家的货币制度被打垮后,国际资本炒家纷纷盯住了港元,开始对其大肆进攻,港元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由于备有充足的外汇以及香港政府采取的果断措施,港元承受了打击,维持了有效汇率制度。但是影响并没有减轻迹象,东南亚国家的这次金融危机迅速传播到全球市场,日元股市大幅下跌,数家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日元兑美元汇率也持续走低;金融危机很快在1998年传到俄罗斯,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后来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也给欧美市场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东南亚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最明显的表现是各国经济水平出现严重的下滑。在亚洲各个国家(地区)中尤其以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受到影响最大(见表1)。除了对以上经济体宏观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之外,金融危机还严重破坏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各国的股市表现纷纷受挫,尤以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受影响最大。
(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进程及影响
21世纪初期,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从2001年到2005年,美联储开启连续降息的步伐。而2000年左右互联网泡沫破灭,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成为这一“低息”时代来临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迎来了长达近10年的繁荣,甚而提出“0首付”的概念。然而繁荣也蕴含了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有学者指责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用一个泡沫(互联网泡沫)替代了另外一个泡沫(房地产泡沫),从而诱发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狂潮。无论这次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在何处,显而易见的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成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对于深层次的原因不同学者表达了不一致的观点,主要包括对风险的错误定价,新的金融结构使得各种衍生产品不断增长和扩张而带来巨大风险,经济的全球化、经理人的过渡贪婪,信用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而在泡沫破灭之时,也正是信用机构进一步将全球经济推向深渊。金融市场创新的放开使得在过去的10年出现了形式多样的证券化,各种衍生品种类不断增加,如各种债务抵押债券工具和担保抵押贷款等。这种创新最开始是在美国,但很快扩展到了欧洲和海外。其主要手段是银行将住宅抵押贷款通过证券化打包然后分发给其他非金融机构,因此住宅抵押贷款就脱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非中介化。各大银行也与SIVs(结构性投资工具)建立密切联系,虽然很大程度上各大银行并不直接拥有SIVs,但却是其最主要的支持者。事后发现,SIVs也最终成为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这些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管套利所导致。商业银行持有或有负债从而成为整个资本市场的最后贷款人,而当这种最后贷款人遇到问题时,与其直接联系的其他金融机构必然受到影响。如当时的贝尔斯登对冲基金在陷入麻烦之后曾一度牵连到巴黎国民银行等。正是这种衍生品的不断创新以及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过度贪婪使得次贷危机最终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最早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8年9月,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而被政府接管,与此同时雷曼兄弟破产。2008年9月21日华尔街投资银行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而消失。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经济上的发展和便利时,也必然有其短处。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全球性金融危机从华尔街蔓延到了全世界。美国华尔街的投行应声破产倒闭的同时,也牵一发而动全身感染到全球经济体。在2008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全球产出和贸易迎来了暴跌。此次危机影响至深,使得各国政府相应的救市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馈效果。由于出口需求的下降,更低的商品价格和更严格的外部融资约束,2009年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经历漫长的恢复期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终于在近年出现一定好转,而新兴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却不容乐观,甚至有学者提出后危机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则在新兴经济市场。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行业的传导渠道分析
相当多的文献论述了金融危机通过贸易的机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影响。如裴平(2009)和金碚(2011)等均认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工业始终处于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工业当中制造业占比最大,而我国制造业外向度高,受国际市场价格和需求变化的影响大。经戴觅和茅锐(2015)测算发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从2005—2007年的18.8%降至2008—2012年的-6.2%,因而国内行业的发展焦点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就贸易这一机制,本文选择了资产价格渠道和财富收入渠道。金融机制方面,陈波(2013)认为得益于本国货币政策的支持,发源于外部的金融危机并不会造成本国金融机构流动性紧缩风险,反而是危机发生国(如美国)的金融机构由于资产负债恶化从而导致信贷紧缩撤出海外资本。综合第二部分论述中国行业的外资利用实际情况,本文选取金融机制中的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另外本文不考虑预期传导机制。1.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各国的投资机构或跨国公司纷纷将目光锁定中国市场,他们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中国经济建设中,各个行业也因充足的资金而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力。然而一旦金融危机爆发,这些跨国机构会迅速意识到投资国经济景气的不明朗,便纷纷撤资。这种撤资行为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被投资国是金融危机直接受害国,则外商投资者因其糟糕的国内经济形势撤出大量的资金;如果被投资国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较轻时,由于会考虑到经济的传染效应,为安全起见这些机构也会撤出先前的资金。图3描述的是中国在1996—2012年的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直到1998年中国的实际外资利用还是增长的,但增幅减缓。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实际外资利用在1998年出现了负的增长。随后的近10年中,一直处于波动的情形中。由于2007年爆发了次贷危机并迅速演化成后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实际外资利用额在2009年出现较大的跌幅,并在随后的两年里出现震荡变化。从图中很明显地看到实际外资利用对于金融危机有时滞效应,并且中国难逃这两次危机的影响。2.价格渠道价格是另外一个影响进出口的因素,这里的价格包括汇率和出口商品的价格。汇率能够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水平,具体而言如果一国货币出现贬值则会使得本国的商品以外币表现的价格竞相下降,和外国商品相比该国的商品更便宜,这会刺激该国的出口。在亚洲金融爆发时期,各东南亚国家纷纷放弃固定的汇率制度,导致各国货币普遍出现贬值,中国因此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宣称人民币不贬值,这必然会影响到出口量。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迅速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将大量的货币投入市场,此时中国由于前几年出现高的通胀,中国央行一直保持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两种因素加速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量的外贸企业在那个时候出现倒闭。出口商品的价格显然也是影响一个国家出口的重要因素。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危机受害国将自己的货币贬值会导致出口商品出现普遍下跌的可能,而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和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从而加剧了中国外贸企业的竞争压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期,由于美元的贬值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这虽降低了国内出口商的生产成本,但同时也降低出口利润,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危机给出口商品带来的复杂性增加。3.财富收入渠道影响贸易的第三个因素是财富收入,也即国外需求渠道。收入是决定消费的重要因素,当居民收入增长时必然会拿出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危机爆发后,受影响的国家经济活动出现下滑,价格下降,居民的财富收入开始减少,这导致了对商品的需求量的减少,由此波及与该国密切联系的贸易国的出口。欧盟、美国、东盟、韩国等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贸易伙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造成重大破坏,民众的收入普遍下滑,经济萎缩,对外需求也出现大幅下滑。图4描述的是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的居民收入情况。从图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两次危机给各国带来的影响。1997年之前各国居民收入均表现平稳增长,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表现强劲,收入增长均在5%以上。但当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居民收入便开始出现负增长,尤其在1998年最为严重,而在这些国家中又以印尼受影响最大,美国和德国则受影响的程度不明显。很多国家居民收入从1999年后逐渐恢复增长。在2007年之前,各国居民收入处于一个稳定的增长期,但随后的次贷危机拖累各国居民收入,美国首先从2007年开始就出现居民收入下滑迹象,各国在2009年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最严重,在2010年以后慢慢复苏。在图4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从居民收入这个角度,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广度要大于亚洲金融危机,但影响的深度却没有亚洲危机的大。
三、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行业影响的比较分析
(一)亚洲金融危机对行业的影响
图5描述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主要行业增加值实际增速。①从行业增加值这个角度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行业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而言,制造业和金融业受到影响最为明显;而住宿餐饮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影响程度不深且都能较快地从危机中恢复出来;批发零售业在危机时期一直保持平稳增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明显;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在整个危机表现出了较快的增速;农林牧渔业由于影响其因素较多,此次受到危机影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行业的影响
图6描述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主要行业增加值实际增速。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行业带来的影响不管是在程度上还是范围上都比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要大。具体来说,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金融业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都较为明显,其中尤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最为严重。住宿餐饮业也受到影响,但程度较轻。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由于影响因素复杂,因而这次危机带来的影响不确定。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导机制 实体工业路径研究 对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0)06-063-03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国际大环境下,2007年下半年逐渐显现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变得日益严峻。同样,北京实体工业经济面临着外部市场持续低迷、内部市场需求不振、企业产能利用不足、流动资金趋紧、利润下滑加剧、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减少等压力和困难,工业下行态势自2008年年中开始显现。
鉴于此,本文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上,通过路径研究以及统计建模分析,梳理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影响,探究危机中北京实体工业的生产运行特点,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支持。
一、金融危机传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姚国庆(2003)在《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一个综合解释》一文中指出: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李小牧(2001)在《论金融危机的传导性问题》一文中认为:金融危机的传导可以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非常庞杂,其系统研究始于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之后。目前,被广泛认可的主要传导途径包括,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国内对金融危机传导的研究始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基础、传导路径以及影响程度等方面。
总的来看,国内外关于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已达到初步共识的是:传导机制是一个动态的逐步扩散的过程,通过贸易、金融和心理预期共同作用于实体经济。但也应该看到,之前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理论层面,对于如何客观、科学地描述及判定这一动态深化过程所做的研究还较少,特别是结合北京这种大都市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
二、金融危机传导至北京实体工业经济的路径研究
本次金融危机在国际层面的传导过程是由于美国金融业发展存在货币流动性缺乏、金融衍生产品风险加剧以及金融监管不利等问题,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最终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全球,演变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见图1所示的路径分析,除受到经济周期下行因素的影响之外,北京市实体工业正经受着从实体贸易渠道、金融投资渠道以及心理预期渠道的共同影响,并最终通过实体工业在出口、内销、投资、价格、信心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表现出来。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实体工业影响的特点及过程的判定
(一)研究思路
为了更好地描述和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在实体经济中的延伸过程,本文首先通过分析危机对主要行业造成影响的程度,探究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特点;之后进一步深化,描述三大传导机制所表现出来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聚类分析揭示危机影响的行业特点
为了量化分析行业特点,选择了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主要行业进行分类。
鉴于北京工业体系的特点:采掘业所占比重较低且多为总部经济_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不仅受总部经济影响,而且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包括保障奥运需求),在金融危机期间生产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因此本文综合分析2007年1月至2009年6月以来北京10大制造行业月度增加值的标准化数据(进行了季节因素调整),应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离差平方和法以及皮尔逊测度方法进行R型聚类分析,结果见下表:
综合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根据主要行业的自身情况,将其分成4类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共同特点:
第一类:电子和黑色行业,特点:受危机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最深。主要原因在于北京电子和黑色行业对外依存度较高,共同表现为,受国外市场需求低迷影响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程度较深。
第二类:交通和医药行业,特点:受政策扶持影响,在危机中保持了生产的平稳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受燃油税、汽车购置税改革、汽车下乡、黄标车置换等一系列政策的鼓励,北京市汽车市场虽有小幅波动,但依然活跃。而医药市场在促进民生等政策影响下需求稳定。
第三类:化学及石油行业,特点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在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启动后,2008年国内成品油价格在小幅震荡中,渐渐与国际油价走势趋同。在2009年前半年历经了三次上调和两次下调之后,成品油价格小幅上升。
第四类:专用、通用、电气和仪器仪表等装备制造行业,存在产品价值含量高、生产周期长以及危机影响滞后的特点。
(三)对应分析探究传导因素与行业发展的密切关系
1 方法的选择及改进
为描述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所表现的传导因素与各行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一步验证上述聚类分析的结果,拟选用对应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而相比较因子分析和典型相关分析,对应分析重在考察类别间差异的特点,结果直观、简单,生成的对应分析图易于理解。
而传统的对应分析方法侧重研究分类变量之间的联系,其基本原理是假设行、列变量间无关联,将原始的频数阵进行标准化,再测度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并绘制相应的散点图。本研究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对传统对应分析的改进,即使用欧氏距离来表示数据偏离无关联假设的程度,同时选择了消除各指标均数和量纲的标准化方法,使对应分析可应用于连续性资料的分析。
2 指标及时间段的选择
本文在第二部分路径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工业出货值”、“工业内销产值”、“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五个指标,作为贸易传导、金融传导以及净传导所表现的传导因素。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4-0043-02
金融的现代经济核心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但为其正效应所证明,其负效应――金融危机的破坏力也从反面提供了支持。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中,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金融机构倒闭数等最为重要。金融危机能够引起货币贬值,带来经济萧条,促成普遍的悲观经济预期?熏其中的任何一个指标的变化都足以中断正常的经济发展或促成经济的倒退。无论何种类型的金融危机,都拥有一个对经济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即国际传染。所以,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为范围更大的金融危机。而且,随着传染的扩展金融危机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往往从单纯的货币危机演化为经济危机,甚至影响政局的稳定,导致政治危机。从早期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危机,到近期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拉美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直至目前刚刚走出低谷的美国金融危机,无不如此。
引发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一些普遍因素主要有:贸易联系、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而且,随着金融的演进,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原因日趋复杂多样。尽管人们从实践中总结了很多有关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经验,也相应采取了亡羊补牢式的防范措施,但是,金融危机国际传染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频繁,破坏力也有增无减。因而,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路径并由此引申出防范对策,显得尤为紧迫。
一、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路径
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和理论研究的抽象性,使得人们对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分析存在多维视角。比如,从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发,把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归结为波及传染和净传染。前者是指危机国家恶化了另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涉外变量,如贸易净额赤字、外汇储备下降等,从而破坏了其原有的内外均衡,导致另一个国家经济出现危机;后者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诱发了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但却不能用宏观经济基础变量来解释。再如,从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出发,将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归为接触传染和相似传染。前者指通过直接的经济金融联系实现的传染;后者是指通过投机者行为实现的传染。源发国的危机迫使投机者纷纷调整自身的行为,包括重新评价相似国家的经济基础及政府的政策,调整资产结构自救,发动货币攻击获利等,从而使得另一国染上危机。借鉴以往的各种理论分析,结合历次金融危机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一般路径:实体经济路径和金融路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二位一体的开放经济。服从于分工的需要,市场经济衍生出金融这一范畴,它与实体经济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同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经济,这在国家层面上表现为经济的国际化,而在全球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重要,甚至在某一时期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更是如此。经济的国际化并不排斥贸易保护主义,而经济的全球化则以自由贸易为根基,虽然其未必促进国别经济的国际化,但是它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联系趋于紧密。正因为如此,发端于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会通过实体经济路径和金融路径传染到其他国家,从而形成范围更为广泛的金融经济危机。
(一)实体经济路径
实体经济传染是指通过实体经济关联而达成的危机在国家间的传导和扩散。其具体形式有:
1.贸易伙伴型传染。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恶化了另一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国家的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基础运行状况,从而令其陷入金融危机,这被称之为贸易伙伴型传染。贸易伙伴型传染有两个传导路径:其一是直接的进出口贸易传染;其二是间接价格冲击传染。前者是指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往往表现为本国货币大幅贬值,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加,从而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不但缺乏用于国际支付的手段,而且会成为投机者货币攻击的对象,最终成为危机国际传染的受害者。后者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同时促使贸易伙伴国居民进行货币替换,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而要求兑换外币的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诱发货币危机,进而形成金融经济危机。
2.竞争对手型传染。如果危机发生国和非危机发生国的出口市场相同,互为竞争对手,则会发生竞争对手型传染。即:货币危机使危机发生国的货币大幅贬值,由此降低了其竞争对手国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导致其宏观经济恶化。另外,因为竞争对手国可能采取竞争性贬值行动,从而诱发投机者对该国货币发起攻击。在通常情况下,一国与危机发生国的贸易联系越紧密,危机传染的概率就越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互补性的贸易结构,所以,其产品销售市场多为发达国家。众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出口竞争于同一发达国家的市场,而相互间贸易往来不是很多。故贸易伙伴型传染的影响力度有限,竞争对手型传染成为危机传染相对主要的渠道。
(二)金融路径
金融路径传染是指一个国家因宏观经济波动导致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进而导致另一个与其有着密切金融联系国家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从而导致该国爆发危机。或者虽然另一个国家与其没有密切联系,但基于预期而导致该国爆发危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日益呈现金融化的趋势。经济的金融化使得金融的核心地位日益显现,对与之相对的实体经济的渗透作用与日俱增。与此同时,金融对外影响也越来越强。国与国之间的金融联系较之实体经济联系更为便利和紧密,这一点集中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一体化,从而在金融危机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刚刚走出阴影的美国金融危机在这方面体现的最为充分。金融路径的具体传染渠道有:
1.金融机构渠道。金融机构不但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和内部关联性,而且是各国金融联系的重要纽带。当某金融机构在危机国利益受损后,为了达到资本充足率和保证金要求,或出于调整资产负债的需要,金融中介机构往往大幅收回给其他国家的贷款,并且没有能力给其他国家提供新的贷款。如果该国缺乏足够的国际储备,金融管理水平不高,就很难应付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造成的冲击,结果陷入了危机。
2.资本市场渠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传染还可通过资本市场渠道进行传染。因为当今资本市场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市场,极易发生波动。当机构投资者在一个市场上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往往会在其他市场上出售证券获取现金以便补充流动性;即使不遭受损失,也会基于风险和预期心理重新进行证券投资组合,以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这个组合会随着风险与预期的变化而相应调整。所以,一个市场的资产收益在一些投机者的冲击下发生变化,会导致其他市场证券组合的改变,从而把危机传染到该证券市场所在国。尤其重要的是,预期效应使得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可能会传染。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投资者对另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与预期,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作用下而产生“羊群效应”,进而导致投机者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冲击,最终染上金融危机。
二、防范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对策
上世纪90年代爆发的一系列波及多国、影响巨大的金融危机,引起许多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新近走出阴影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凸显出有效防范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急迫性。虽然引发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因素众多,但是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染都要通过具体的路径进行。因此以路径为基础的政策措施对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有效防范是关键性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
1.建立预警信息系统。即预先测知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从而提前采取措施进行应对。一个国家应当建立一套关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预警指标体系。预警指标系统包括一系列易受溢出影响和传染影响的预警指标,这些指标可以被用来对本国可能遭受的传染进行预警。这些变量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的表现与正常或平稳时期更显著地存在着系统性差异,从而能够通过密切观察这些变量使一国政府预先感知传染的可能性和方向,进而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遭受危机传染或减轻传染的影响。
2.增强实体经济与金融的抵抗力。改善实体经济自身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建立内外均衡协调的国民经济生产、流通体系,增强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可替代性,为抵御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提供基础条件,这也是一个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强化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与控制能力方面的监管,优化银行组织结构。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运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增加市场透明度,加强对市场参与者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监管,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以保证市场的安全性和增强投资者信心。适时增加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并保持适当的金融市场开放度和集中度。
3.完善关键性防火墙制度。最为核心的是要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缺乏灵活性的汇率制度易于受到攻击,并且往往对危机产生加速作用。所以,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经济形势确立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以及其他介于二者中间的汇率制度,只要是适合本国需要的就要采用。合理开放本国资本市场也是不可缺少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都表明:超越发展阶段的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目的。特别是对于各种制度还很欠缺的发展中国家,过早全面开放会适得其反,极易遭受外部金融危机的传染。因此,必须合理确定开放次序、进度和程度,预先考虑设立危机应急系统。
4.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金融愈发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发展,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累积了大量的风险,国际货币体系波动频繁。每次金融危机都要发生的国际传染,事实上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如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危机冲击下而形成的一个过渡体。不但使美元失去了制约,而且滋生出巨大的汇率波动风险。因此,必须加强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双边或多边协调与合作,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发挥国际性金融组织在信息披露和政策协调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地区性经济金融合作,加强对投机性资本流动和衍生金融产品开发及交易的管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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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依靠金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金融危机问题时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发生目前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货币汇率的紊乱,银行信贷危机等等,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或者是减轻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是各国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通过健全完善的金融制度和加强金融监管来实现。
二、关于金融危机的概述
金融危机主要是指在金融领域出现的混乱,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在银行行业出现挤兑潮、银行倒闭,在资本市场出现资产价格严重损失、金融市场混乱,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率飙升,或者是出现了汇率崩盘等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金融行业领域出现流动性紧缺、银行挤兑和股市恐慌等问题。金融危机主要有以下几项特征: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金融危机按照爆发时间的统计来说,都有长周期和短周期,特别是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几乎隔几年时间都会出现金融危机,比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通货膨胀、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7年的次贷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具有较强的破坏性,会直接造成国内生产总值的缩水,股票市值缩水,直接引发失业率问题。此外,金融危机还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传染性,在其他地方发生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很容易在较短时间内传导至其他国家,造成其他国家发生金融危机问题。金融危机的表现有多种形式,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银行危机、信贷危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信贷危机往往是金融危C发生的源头性危机,也是金融危机未来可能爆发的最主要形式,货币危机主要是表现为货币的对内对外贬值,影响国际贸易。
三、关于金融监管的概述
目前来说,各国防范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积极干预和监管金融体系来实现。对于实现经济的稳健发展来说,金融监管是非常必要的。首先,金融属于公共产品,如果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则能够依靠市场解决金融资源配置问题,但金融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金融产品势必会出现供给不足和需求过剩的矛盾,为确保金融行业的稳定,必须进一步加强监管,对金融市场进行约束。其次,金融产品交易双方往往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比如保险市场、贷款市场、房地产市场,都存在着各种高风险项目,这些高风险项目彼此关联,很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防范这些问题,离不开金融监管。
四、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分析
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成果显著,但同时金融风险问题也是不断累积,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形势,面临的金融风险隐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银行风险,近年来,我国信贷规模扩张速度惊人,资产的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资产质量的下降,不良贷款额以及不良贷款率等指标不断攀升,银行系统的脆弱性正逐步显现。
2.房地产风险,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泡沫问题,一旦房地产风险问题累积,而且得不到有效控制的话,很容易发生金融危机问题。
3.债务风险问题,主要是目前信贷膨胀形势下的杠杆率提高的问题,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类企业、居民家庭等,债务额以及杠杆率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再加上我国目前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更是加剧了信贷风险发生的问题。
4.汇率风险,近年来,我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定程度上出现下跌,市场上对于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仍有担忧,如果汇率问题的不到很好的控制,在金融和资本账户之间的逆差处理不好,则容易产生汇率风险问题。
五、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危机的对策
一方面,应该准确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金融危机问题的发生,从根源上来说是市场失灵导致的。政府金融监管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充分的发挥作用,应该准确的进行自身定位,主要是引导、改进作用,在尊重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基础上,全面的做好经济调节、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等职能,特别是在货币政策、金融机制、证券管理等方面,有效发挥作用,防范金融领域的泡沫风险。
另一方面,应该解决好金融监管方面的空白和缺位问题。在金融监管的实施方面,应该根据金融领域创新发展的实际情况,创新金融监管制度,对一些创新性的金融活动或交易行为的经济实质进行界定,尤其是对针对众筹、第三方支付、P2P网络贷款平台等新兴金融业态等互联网金融制定系统完善的监管意见,提高监管灵敏度和判断的准确性。在监管实施过程中,还应该突出重点,将金融监管的视角放在尽快消除纠纷、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金融领域的稳健上,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六、结语
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金融风险也处于不断积累的过程,特别是银行领域、房地产领域、债务领域、汇率领域等方面面临的风险都是较高的,在这方面迫切应该加强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强化金融监管,减少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实现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影响及历史经验教训
从2007年开始,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信贷危机。2007年2月,美国第二大次贷机构“新世纪”公司宣布2006年第四季度业绩将出现亏损,并在同年4月宣布破产,美国次贷危机随之付出水面。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次贷风险全面暴露,大量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濒临破产,对冲基金被迫清盘,投资银行宣布亏损和倒闭,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也遭受了重大损失。目前,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
从此次危机发生的原因来看,虽然美国次贷危机直接源于资本市场创新过度、信用过滥导致的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但与金融机构不负责任的放贷政策和金融监管缺位也有直接关系。从此次危机造成的影响来看,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其影响远远超出预期。
危机正在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市场蔓延,通过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信心扩散等传导机制,迅速扩散到新兴国家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一些国家新美元升值、资本外逃、出廓产品价格下跌,贸易条件恶化,经济面临大幅下滑风险。
由于危机重挫了发展的信心和有效需求,全球贸易流动性危机已经出现。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多次重大金融危机,如1929年美国大萧条、20世纪90年代的北欧银行危机、1990年日本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尽管成因不同,结果各异,但是我们仍能通过比较,发现其中带有共性的特点与经验教训:资金使用成本过于低廉、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和开放的步伐,是导致投资过度,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膨胀的主要原因。尽管当前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衍生性金融产品而显得更为复杂,但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共同的,那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社会动荡,人心涣散,秩序混乱,人们对政府信任度下降,政权更迭频繁,严重破坏和偏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轨迹道。
历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大启示就是:国家安全并非简单地表现为国防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的关键在于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必须建立一套更为全面、安全、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和风险管理体系。另外,由政府驻缅主导并介入危机应对是目前市场的普遍共识。当政府处理的态度越明确,或是应变速度越快时,越能缩小市场震荡的阵痛期,社会成本的负担也会愈小。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及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受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增多,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局面的压力也相应明显增大。
(一)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已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日益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是出口形势相当严峻;二是消费快速增长难度加大;三是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四是一些重要经济运行指标明显回落。
(二)经济形势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突出,维护和谐稳定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
由于部分沿海企业关停、倒闭程序不规范,监管措施不到位,导致工人工资和劳工权益无法获得保障,各地出现多起由此引发的社会群体性治安事件。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可能继续恶化,对我国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扩大,经济形势变化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将逐步显现。随着经济困难的加大,各种社会矛盾凸现的可能性也将增大,同时,境内外敌对势力加紧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炒作热点敏感问题,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本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首都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工业生产、外贸出口增幅下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经济增速回落。由于首都经济服务主导性和总部经济的特征,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首都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
(四)本市由经济引发的社会问题开始增多。
1.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引发的失业人员无序流动和管理问题需要高度关注。随着危机的发展变化,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将会逐步从沿海地区向本市传导,占本市企业总量95%以上的中小企业将面临裁员的压力,此外,对农民工的需求可能减少,容易造成农民工大量返乡和无序流动,由此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2.股市、房市波动较大导致的社会恐慌情绪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心理预期的变化影响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正常秩序,导致公众对金融危机的恐惧不断放大,并在下跌的股市、房市中不断得到印证,这种恐慌可能迅速地传播和扩赛,成为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源。
3.不断上升的劳资纠纷及其引发的社会安全时间有所抬头值得重视,近期,因劳资纠纷导致的劳工聚集和威胁跳楼、跳塔事件频发,特别是在外来劳工使用较多的建筑、安装等行业表现更为明显,如果处置不当,容易损害政府形象,很可能引发新的不稳定。
4.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可能导致安全生产形势高度紧张。为落实中央扩大内需的政策,本市加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地铁建设加上大规模政策性保障住房、水电气热等城市重点项目建设,今后几年的开工和在建项目将会大幅增加,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三、金融危机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启示
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运行中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因素,我们应灭且跟踪和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深入研判本市可能遇到的新情况和新困难,抓紧研究提出进一步提高应对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强化对经济运行的风险监测和控制,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导,全面加强金融危机应对工作的统筹与领导力度。
(二)建立经济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强化应急预案和指挥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1.加强经济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统筹协调力度。我们应吸取美国政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各自为战,贻误战机的教训,未雨绸缪,建立起一个更为有效的金融危机应急管理机制,以便能够将全市的经济危机管理和应对纳入一个有序、规范、条例的轨道中。
2.加强金融危机的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推进危机应对工作的制度化。进一步制度或完善相关配套金融监管相关的法律制度,提高加强金融风险监管和金融危机应对工作的法制化水平。
(三)建立经济运行的风险管理和综合评估体系,进一步加强对经济运行的风险监测预警工作。金融危机通常都有先兆,具体表现在一些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上,我们可以充分完善和利用奥运风险评估与控制的方法与成果,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
(四)坚持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并重的原则,做好金融危机期间的社会安全稳定工作。一是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加大对金融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二是加强对劳资纠纷监管,做好因企业破产欠薪引发的应急准备工作。三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引导合理有序流动,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五)进一步加大改善民生的投资力度,消除金融危机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确保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也是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重要举措。
(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调动各方面参与首都建设的积极性,增强公众战胜当前经济困难的信心。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本质是金融市场的一场信用危机。因此,重振民众、企业的信心,防止恐慌心理加剧,是摆脱金融困境的关键所在。同志指出:面对这一全球性的挑战,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坚定信心、携手努力,我们才能共同渡过难关。
对此,我们要加强正面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形成应对危机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进一步加大对金融危机、改善民生和解决群众“三最”问题等方面所作工作的宣传力度,真正的化外患危机为内强之机,化短期之危为长期之机,化传统发展方式之危为现展模式之机,为建设更加繁荣、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宜居的首善之区营造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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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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